胡耀邦支持實行夏時制 ，6年後為何被叫停？

　　1986年5月4日中國開始實行夏時制：夏天，把時針向前撥快1小時，冬天向後撥慢1小時。但科學理性偏遭遇了傳統習俗。夏時制固然可以節約能源，但卻不符合國人的生活習慣實施的幾年過程中，反對的聲音不斷。

　　198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是否應實行夏時制的問題。

　　一兩天前，時任清華大學實驗電廠總工程師謝行健接到了國務院秘書長助理兼秘書局局長安成信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列席這次會議。

　　謝行健進去時，會議室橢圓形的桌旁，已有30多人圍坐。他記得，其中有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余秋里、田紀雲（當時兼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當時兼任國務院副總理）、陳丕顯、郝建秀、王兆國，國務委員陳慕華等人。

　　謝行健和竇莘元坐在外圈，邊上是時任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以及幾個做會議記錄的人。喝茶要交一毛錢，白開水不用。謝行健這次不知道，以後再來，就主動交茶水錢了。

　　他手上握著準備好的發言稿，等待著會議的開始，也等待著決定夏時制是否在中國施行的歷史時刻。

　　初提夏時制

　　1983年春節前，成立於1979年、北京市科協所屬的北京能源學會，召開了以「能源與環境」為主題的年會。作為全國首個能源方面的學會，北京能源學會集中了中央各部委和北京市的能源專家200餘人，理事長是能源界最有影響的趙宗燠院士。

　　學會常務理事謝行健找到副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技術經濟研究所負責人徐壽波，希望一起提出在中國實施「經濟時」（即夏時制）的建議。

　　從改革開放之初，謝行健就注意到了節能的問題。當時，北京乃至全國都經常停電，每周「停三保四」，對經濟和民生影響極大。他查閱資料，發現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實行了夏時制，甚至中國在解放前也短暫實行過三年，節電效果非常明顯。

　　他調取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年曆，研究了各地夏季的日出時間，認為將時鐘撥快一個小時完全可行。他做了一個粗略的估算，如果每年實施夏時制6個月，可節約21.3億度電，按照當年照明電價每度0.14元來計算的話，可節約人民幣3億元左右。這些節約的電量如果全部用於工業生產，每度電平均工業產值按 2.54元來計算，工業產值將提高50億元以上。

　　這幾個數字立刻吸引了年會上的學者們。大家一致認為，應進一步調查研究，並向國家提出建議。

　　進一步研究的過程中，謝行健得知交通部公路科學研究所有一名專家叫竇莘元，自建國后一直在關注夏時制的問題，便登門拜訪了他。對方告訴他，其實政府部門 1981年就召開過有關夏時制的會議。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親自批示，要求向專家徵求意見，看夏時制是否可行。結果多數人不贊成，此事被擱下。

　　但謝行健認為，現在情況不同了。

　　1982年9月召開的十二大，確定了20世紀末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目標。1983年元月，國務院召開全國節能工作會議，明確「翻兩番」所需要的能源，一半要靠開源，一半要靠節能。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夏時制的意義不可同日而語，也許此時再提，中央的態度會有所不同。

　　調研和建言

　　經人介紹，謝行健和徐壽波去拜訪了著名社會學家、中央民族學院教授費孝通。費孝通對各國實施夏時制的情況十分了解，完全支持在中國實施夏時制。

　　1983年3月份開始，謝行健以北京能源學會的名義，陸續寫了幾十封信，寄給國家相關部委和龍頭企業。信中稱，該學會建議實施夏時制，想徵求各方意見。信后還附上他本人、竇莘元和中國科技情報所研究員貢光禹的三篇論文。

　　一兩個月後，幾十封回信陸續寄到了學會，匯總到謝行健的案頭。他至今保存著其中的10封——7封基本持肯定意見，3封持反對意見。

　　來自外交部、財政部、地震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和燕山石油化學總公司的信件，表示完全贊同。外交部提出，西歐的國家早就開始實施了；財政部認為，這個想法可以作為將來經濟改革的參考。

　　北京通信學會和交通部所代表的兩個受影響較大的行業，也表示會全力配合。通信學會表示，國際上按照時區來對接通信，實施夏時制並無影響。交通部表示，進行調整「並不困難」，同時還建議，可以取消午休制度，促使人們晚上提前一個小時休息。

　　鐵道部、廣播電視部和民航部門則提出了不同意見。

　　鐵道部調查后認為，每年變更兩次時間，意味著列車時刻表也將做兩次大規模的改動，工作量很大，且會造成不便。他們建議，不如改為在全國調整作息時間。

　　廣播電視部擔心，每年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的節目表調整兩次，會影響播出安全。比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每小時都會播報北京時間，實施夏時制之後，會遇到困難。

　　民航總局的信封中裝有兩封回信，一封來自民航總局，認為總的來看沒有大的問題；另一封則來自民航北京管理局節能辦公室，明確表示了反對。北京管理局認為，如果變更為夏時制，日出和日落時間都需要進行換算，對於一些沒有經驗的機長會有影響；機場開燈時間也會受到影響。另外，機場在遠郊，如果實施夏令時，職工起床時間會更早，休息時間得不到保障，等等。

　　這一年7月，能源學會再次開會，就收到的這些反饋意見進行討論。竇莘元和謝行健都認為，既然歐美髮達國家已實施了這麼多年，說明此事有可行性，只要準備充分，這些問題都可以解決。而如果按照鐵道部所說，採取調整全民作息時間的替代方式，則難以強制性實施。會上，大家達成共識，應該撰寫一份調查報告，寄給中央。

　　7月15日，由謝行健起草的《關於建議在我國使用「經濟時」的報告》，以北京能源學會的名義，以平信的形式寄至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國家經委、計委、科委等相關機構和北京市政府。報告后同樣附上了那三篇論文，以及北京能源學會的《關於建議使用「經濟時」情況調查》。

　　根據《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一篇報道，這年10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將能源學會的建議批給了國家經委，經委邀請了相關部門和人員先後兩次會談，但因專家疑慮很多，此事被擱置起來。

　　1984年10月，時任國務院總理再次批示：「夏季和冬季還可採取兩個時間。許多國家已這樣辦了。可座談一下，如可行，明年開始實行。」

　　列席中央決策會議

　　1985年末，一位「通天」人物、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幹事馬賓看到了這份報告。

　　這位曾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的老紅軍，看到與自己的工作相關的課題，十分感興趣。他來到清華大學，四處打聽，找到了謝行健的家，一直等到他下班回來。謝行健很感動，詳細向馬賓介紹了情況。馬賓聽完后表示，此事意義非常重大。

　　這次會見后，馬賓致信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建議實行夏令時。國務院總理作了第三次批示：「這項建議值得重視，為什麼多次議過而不能實行？只遷就習慣恐怕站不住腳。如有充分理由，也應向建議者說明。」

　　這時，正是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辦公廳約請了上海、甘肅、黑龍江、廣東和河南等地的負責人徵詢意見。這一次，基本達成了共識。

　　1986年4月，在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實行夏時制問題的報告》上，國務院總理第四次批示：「我是同意的，習慣不是什麼困難。民航、鐵路也會有辦法解決。」

　　於是，便有了本文開頭提到的4月7日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聯席會議。

　　9點半左右，會議開始，由胡耀邦主持。他直接切入主題，讓國務院秘書長陳俊生就夏時制一事作彙報。陳俊生簡要介紹了夏時制在全球的實施情況，以及在中國實施的可行性。

　　聽完后，胡耀邦首先表態：「凡是科學的，我都贊成。總理同意的，我也同意。」他還說，這是一個好事，可以快點開展。

　　李鵬則提出，實施時應該謹慎，尤其是鐵路、民航等交通運輸部門，要避免造成交通事故，確保安全。

　　大家紛紛發言，都表示贊成。

　　胡耀邦總結道，此事既然有利於身心健康，也有利於節約能源，中國有必要實行。只怕繼續討論，再過幾年也難以取得一致意見，通過實踐才能消除顧慮。他建議，全國人大應對此立法，保證夏時制的完善與實施。他還提出，中央決定的事，中央一定要帶頭實行，不能時間提前一小時，上班拖后一小時，流於形式。

　　謝行健原以為，會上會有一番口舌，沒想到如此順利。他只簡單回答了與會者的一兩個問題，事先準備的稿子基本沒用上。

　　最後，胡耀邦提議，既然大家一致同意，可在5月的第一個星期天實施。

　　隨後，這項議題結束，進入第二項議題，討論當年五一勞動節的放假安排和宣傳口號。

　　散會時已近中午，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留住了正散去的與會者，請大家一起在勤政殿的餐廳吃個便飯。餐費為每人八毛錢，但王兆國特意囑咐說：「謝老師，你不用交錢，中辦替你交。」

　　參會人員基本都留下來吃了飯，胡耀邦、胡啟立、李鵬等領導人都隨意而坐，幾人一桌。王兆國陪著謝行健坐一桌。午餐很簡單，主食就是包子、麵條等，還有幾樣簡單的青菜。

　　飯後，謝行健告辭離去。王兆國幫他穿上大衣，送他到汽車旁。「他非常客氣，對知識分子很尊重。」

　　4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出了實施夏時制的通知。不過，這一通知當天並沒有見報。

　　媒體首先進行了一番預熱。當天的《人民日報》頭版報道，北京能源學會的專家建議，我國從4月到9月實施夏時制。各大媒體都做了轉載。接下來的幾天，媒體紛紛跟進報道群眾的反響。費孝通、徐壽波、謝行健和竇莘元都參加了中央電視台宣傳片的拍攝，談了實施夏時制的好處，講解了相關知識。

　　「可將夏時制延長到6個月」

　　5月4日這一天是星期天，也是青年節。

　　凌晨兩點整，在西單的電報大樓，工作人員將頂樓報時鐘的錶針撥向了三點。同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傳出了報時：「北京時間，三點整。」

　　這是中國實施夏時制的第一個清晨，億萬中國人都把鐘錶向前撥了一個小時。「隨著改革開放前進的步伐，中國的時鐘加快了運轉」，這樣的用語在媒體上隨處可見。

　　9月14日，是9月的第二個星期日。凌晨兩點，時針回撥一小時，夏時制結束。

　　各地實施夏時制的情況被反饋回來。好消息是，全國的運輸系統沒有因為夏時制的推行而發生重大事故。壞消息是，水電部的數據顯示，當年西南的成都、昆明、南寧、柳州和西北的烏魯木齊等城市，基本沒有達到節電效果。這是因為，西部本來就跟北京時差較大，夏時制實行后，還要提前一小時起床，早上需要開燈。

　　其他問題包括，南方城市三班倒的早班職工反映，夏季天熱睡得晚，早晨上班還要提前一個小時，影響休息。有的地方對夏時制的認識不清，鐘錶往前撥了，上班時間卻推遲了一個小時，等於沒有實施夏時制。還有的地方，各單位自行其是，同一個家庭的成員作息不同，互相干擾。

　　謝行艦竇莘元等專家再次被召進中南海，跟各部門一起研究對策。

　　竇莘元提出，西部地區可根據當地日出時間，調整上班時間，以收到最好的節電效果。至於三班倒的早班，可以由工廠內部做調整，將各班上班時間延後即可解決。

　　相比這些問題，當年節約的能源才是最重要的。據國家有關部門統計，1986年實行夏時制的133天，節約照明高峰用電6.27億度。這一成果，雖低於最初的預期，但也很可觀了，且仍有增加的空間。

　　1989年2月，在夏時制實施三年後，徐壽波執筆寫出了《我國實行夏時制問題的研究》的結題報告。

　　報告稱，實施夏時制以來，至1989年，中國已經節約用電共計30億度。到2000年，預計經濟效益將累計達到534至713億元。

　　鑒於中國的夏時制效益尚有潛力可挖，報告建議，將實行夏時制的時間延長至6個月，從每年3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到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

　　徐壽波說，當時他們曾邀請時任國務院能源基地規劃辦公室副主任李智盛牽頭為此項研究成果做鑒定。李智盛認為，這個報告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表示將在報告鑒定會上提出建議，授予這項研究國家科技進步獎。

　　但鑒定會因當年的八九風波而中止，國家科技進步獎自然也無緣了。雖然早已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如今是北京交通大學的「鎮校之寶」之一，但82歲的徐壽波至今感到遺憾。

　　夏時制的叫停

　　夏時制實施的幾年過程中，反對的聲音不斷。

　　廣東省代表每年上全國兩會時，都會提出取消夏時制的提案和議案。「廣東當時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夜生活已經很發達了。如果提前一個小時睡覺，他們的作息不適應，也影響當地的經濟。」徐壽波說。

　　對兩會代表的意見，相關部門必須給予答覆，但夏時制的實施沒有專門的國家部委牽頭，此類意見只能交由國務院辦公廳處理，而國務院辦公廳只能年年請竇莘元、謝行健等人加以答覆。

　　「國務院辦公廳的工作非常多，不可能專門處理夏時制的問題，難免有疏於應對的時候。」徐壽波說。他認為，夏時制最後的停止，跟此事沒有專門部門負責不無關係。

　　而在學界內部，夏時制也引來了很多反對的聲音。

　　1990年，中國地理學會年會在上海舉行。來自江西撫州師範學院的地理教師甘本根提出，夏時制是一種更適合中高緯度地區、低緯度地區效果並不明顯的時間制度。在中國，經濟發達地區大多集中在低緯度的南方；中高緯度地區面積雖大，但多為草原、荒漠和農田，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不管什麼夏時制，就算農民願意實行夏時制，牲畜也有自己的生物鐘。這一意見在地理學會上引起了共鳴。

　　在大家的鼓動下，甘本根於1991年9月將發表后的發言稿以挂號信寄往國務院辦公廳，未收到回復。

　　但就在第二年3月6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通知：

　　我國自1986年起實行夏時制以來，在一些地區收到了節約照明用電的效果。但是，由於我國南北溫差大，東西時差大，全國又統一執行北京時間，因此，實行夏時制在西北、西南及長江流域以南地區收不到節電效果。而且，實行夏時制也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和鐵路運輸等行業的工作帶來許多不便。根據這種情況，國務院決定，從1992起暫停實行夏時制。各地區可以根據季節的變化，合理調整作息時間，以達到充分利用日光、節約照明用電的目的。

　　消息出現得很突然，能源學會在3月才得到風聲。徐壽波特地起草了一個報告上呈國務院，希望夏時制能繼續實行，但沒有收到效果。

　　夏時制就此戛然而止。

　　1998年，朱鎔基就任新一屆國務院總理。徐壽波之前在工作中與朱鎔基比較熟識，他給朱寫了一封信，希望國家能考慮再次實施夏時制，但沒有收到迴音。

　　再次被否決

　　進入新世紀，中國的能源供應日益緊張。2005年夏，北京發布「重度緊缺」的電力供需橙色指數，多個大城市用電緊張。7月，國務院就建設節約型社會發布通知，強調節約能源。

　　2006年，國家發改委研究員劉學義和時任中國能源研究會秘書長鮑雲樵意識到，這或許是一個重提夏時制的機會。他們和另外幾位專家一起，在中國科協的「科技工作者建議」上發表了《建議我國儘快恢復實施夏時制》的文章。

　　劉學義還找到謝行健，希望他作為前輩給一些建議。謝行健非常支持，還給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寫了一封信，希望他能推動此事。

　　這封信果然起到了作用。王兆國要求國家發改委研究此事，發改委綜合辦公室找到了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姜克雋，要求他帶團隊落實此事。

　　姜克雋告訴記者，他們諮詢了多位老科學家，並走訪了全國各地。和多年前一樣，西部的反對意見仍然很大，反對的理由也相同。

　　更重要的是，實施夏時制，除了要承擔調整所帶來的額外工作量和直接成本（如印刷包括列車時刻表在內的各種告示），對民航、鐵路、信息服務、商業以及居民的生活和健康都會造成較大影響。而據他的團隊測算，隨著高效節能照明和廣告照明設備的全面普及，一年能省下來的電力大約只是一個火電廠的發電量，這樣的節能量可以通過較低成本的方式來實現。

　　調查結果上報發改委，恢復夏時制的動議被正式否決，並決定不再討論此事。

　　鮑雲樵在電話中告訴記者，他自己的看法現在已有所改變。一刀切的夏時制可能並不再適合中國，錯時上下班不失為一種解決辦法。

　　謝行健和徐壽波卻堅信，實行夏時制對國家節能依然有巨大的好處。

　　實施夏時制的那6年，謝行健多次參加中央會議，最大的感受是，其實節能效果不錯，各部門反響也不錯。在如今節能減排的大環境下，重新探討這個問題是有必要的。畢竟，實行夏時制，是當今世界的主流。

　　「如果哪一天，國家找到我，說希望能再研究夏時制，所有的資料，我都有。」謝行健毫不費力地從清華家中找出了三個裝得滿滿當當的檔案袋，他希望有一日，這些東西還能再用上。（轉）

夏令時有何好處？利用日光，按標準時間提早或延遲一小時不就成了！搞事！吃飽撐了！

個人以為，弊大於利。當年實施夏令時的後幾年，一些地方單位基本自己出台了政策，就是將夏令時改變的時間，以更改作息時間的方式改了回去。如此一來，除了時間更替時帶來的混亂以外，什麼都不變。現在中國是一個高速運轉的大工廠，時間同步非常重要，更不能實施夏時制，節省的能源抵不上時間混亂帶來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