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之來中國：幸，或不幸？

2011-07-31 13:28 來源：溫州晚報

作者：瞿煒


  2011年3月，我臨時租住在京東燕郊一座號稱夏威夷的公寓樓里百無聊賴，而租住在我樓上的那人則每天與他豢養的狼狗在房間里來回狂奔，又不時地將水灑得滿城風雨一般，真的猶如在鬼哭狼嚎的荒郊野外。而即使被如此煩擾，我卻一心只讀聖賢書一般，將《利瑪竇中國札記》靜靜地讀完，一看日期，剛好是4月4日，而明天，正是利瑪竇在北京去世四百年後的第一個清明節。

  利瑪竇（Padre Matteo Ricci）於1610年5月11日在北京去世，由於沒有合適的墓地，直到一年後萬曆皇帝欽賜，才下葬於北京阜成門外二里溝。那裡以前曾經是一座鄉間別墅，屬於皇宮中一個地位很高的楊姓太監，他因為犯有某項罪行而被判處死刑。按明朝慣例，當宦官入獄時，他的產業就歸最先佔有它的人。為了挽救自己的別業不被占奪，楊太監在入獄前就把它改為寺院，起了一個動聽的名字：仁恩寺。但他的計劃反而成了他失去它的原因，因為私人不許擁有寺院，而歸禮部掌管，最終成為公共產業而被皇帝賜給了以利瑪竇為首的天主教會，並作為利瑪竇及其他在華傳教士的墓地。

  這座墓園如今坐落在北京市委黨校內，園內松柏參天，四周岑寂。與利瑪竇墓並列一起的還有兩座各居左右，分別是湯若望與南懷仁，他們是在利瑪竇去世後來到中國的著名傳教士。

  2011年4月5日清明節，我帶著長子冬兒，從燕郊打車去北京車公庄大街6號北京市委黨校，拜謁利瑪竇之墓。這天下午，陽光和煦，桃花盛開。而為我們開車的計程車司機，當他聽聞我們去黨校竟是為掃墓，驚詫而又深表同情地瞪大了眼睛，以為我的語無倫次要麼是有意譏諷，要麼便是痴人說夢。

  是的，這北京市委黨校的所在，正是當年那個下獄的楊太監的別業，而又是後來成為外國傳教士安息的墓園，一處寧靜的、充滿了悲傷與懷念的聖地。那是自利瑪竇在此下葬后四百年間發展而成，由於有皇帝的欽賜而一直受到庇佑。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墓地徹底被毀，劃歸北京市委黨校。1984年，曾被埋在地下「永世不得翻身」的利瑪竇墓碑才得以重樹。如今的校園內還留有一座建於舊世紀的天主教神學院大樓，斑駁的牆體外老藤纏繞，主樓的屋檐下寫著「1910」字樣，我不知道這是指該樓建造的年代，還是為了紀念利瑪竇去世三百周年而在那時鐫刻上去的。冬兒對這幢如今已成為教職工宿舍的老房子竟興趣濃厚，接連拍了好幾張照片，覺得這充滿了歲月滄桑的建築可以入畫，可以成為他將來作畫的素材。哦，他原來是為著藝術的構想而快樂——但這已足夠了，對於這滿懷激情的未來畫家、才十五歲的青春少年來說，沉重的歷史只是輕飄飄的一張發黃的紙，卻是他不能承受的。

  利瑪竇的故鄉馬切拉塔（Macerata）位於亞得里亞海濱的亞平寧山脈，是義大利中部教皇邦安科納省一座美麗而寂靜的中世紀石頭城，整座小城在和煦的陽光下到處呈現出耀眼的金黃色。

  公元1552年10月6日（明朝嘉靖三十一年），馬切拉塔城一片寧靜。「藥房先生」利奇家誕下一子，取名Padre Matteo Ricci，三十年後當他成長為一個耶穌會傳教士而到達中國后，他給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利瑪竇。從此這個名字不僅被載入中國的史冊，也成為這個家族在歷史上最著名的人物。

  對於中世紀的歐洲，利瑪竇發回羅馬教廷的有關中國的報導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價值。除了多封發自中國的信札，利瑪竇在他的晚年便開始將自己在中國的傳教經歷記錄下來，這便是為人們所熟知的《利瑪竇中國札記》。這份文獻在他去世后被隨後到中國傳教的年輕的耶穌會士金尼閣收藏，並於1614年由他從澳門攜回羅馬。在漫長而寂寞的海上旅途中，金尼閣將其從義大利文譯成拉丁文，並在利瑪竇某些未能詳盡的地方加入了自己的詮釋，增添了他本人在中國的一些見聞，以及利瑪竇本人的事迹及其在中國死後的哀榮。這份珍貴的文獻於1615年在德國奧格斯堡出版后，在歐洲不脛而走，廣為流傳。他的義大利原文手稿則被保存在梵蒂岡的檔案中，直到二十世紀初才被重新發現並得以整理出版。但無論是對於歷史學家們，還是對於普通讀者來說，這本拉丁文譯本似乎更有價值，首先是因為比利時人金尼閣對拉丁文的精通，他的譯本在文采上要遠勝過利瑪竇的義大利原文手稿；再則，金尼閣作為歷史的見證人，儘管他在某些地方進行了篡改、修飾與增刪，但他的親歷同樣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與價值。利瑪竇在中國生活工作了三十餘年，將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學習並熟練掌握漢語及寫作，以及困難重重的傳教事業，正如他自己所言，於義大利文的寫作上，反而變得生疏了許多。

  《利瑪竇中國札記》有多種中文譯本，我讀到的這本《利瑪竇中國札記》是中華書局1983年版，系「中外關係史名著譯叢」之一，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審校。這部書一印再印，2010年還出了精裝本。

  在我看來，《利瑪竇中國札記》一書中的第一卷最有意思。作者在這裡試圖全面概述當時的中國狀況，有關中國的名稱、土地物產、政治制度、科學技術、風俗習慣等，都有非常具體而細緻的描寫。歐洲人大約是第一次從利瑪竇的書里知道茶與漆：「有一種灌木，它的葉子可以煎成中國人、日本人和他們的鄰人叫做茶的著名飲料。」「這種飲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飲，並且總是趁熱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帶苦澀，但經常飲用卻被認為是有益健康的。」關於油漆，利瑪竇寫道：「塗上這種塗料的木頭可以有深淺不同的顏色，光澤如鏡，華彩悅目，並且摸上去非常光滑。」「正是這種塗料，使得中國和日本的房屋外觀富麗動人。」利瑪竇說：「中國人是最勤勞的人民。」「中國的莊稼一年兩收，有時一年三收，這不僅因為土地肥沃，氣候溫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於人民勤勞的緣故。」利瑪竇還介紹了中國人的「五大美德」，即「仁義禮智信」。利瑪竇說：「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對於他們來說，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文有禮的基礎。」他還介紹了中國人怎樣地孝敬長輩、尊敬師友：「如果要看一看孝道的表現，那麼下述的情況一定可以見證世界上沒有別的民族可以和中國人相比。孩子們在長輩面前必須側坐，椅子要靠後；學生在老師面前也是如此……即使非常窮的人也要努力工作來供養父母直到送終。」「中國人比我們更尊敬老師，一個人受教哪怕只有一天，他也會終生都稱他為老師。」

  利瑪竇在中國將近三十年，在他付出了巨大而艱辛的努力后，他不僅非常熟練地掌握了漢語，還編撰了許多中文著作，如： 《二十五言》一卷；《天主實義》二卷；《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交友論》一卷等，並對中國古代文化進行過系統的鑽研，把孔子及儒家學說介紹給歐洲，在歐洲的學界、尤其是對歐洲啟蒙運動時期的思想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伏爾泰就曾因此而推崇中國傳統哲學，並說：「世界的歷史始於中國。」

  而對於中國來說，利瑪竇帶來的有關西方的信息與科學技術，更是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對當時的中國學界更是產生了巨大的震動——這種來自心靈的震動並非因為他的有關基督教的「實義」，更不能與清朝末年救亡圖存一般為西方學術所震動相提並論。當時的中國學界完全是在平等的心態下，既沒有對西方學術一律視為蠻夷的妄自尊大，更沒有以中國傳統為愚昧落後的無比自卑。但利瑪竇帶來的《坤輿萬國全圖》，使兩百多年沒有與世界溝通的明朝中國大開眼界。

  他還在徐光啟的幫助與合作下，共同翻譯了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前五卷，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辭彙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至今。

  《明史·卷二十五·志第一》也記載說：「明神宗時，西洋人利瑪竇等入中國，精於天文、歷算之學，發微闡奧，運算制器，前此未嘗有也。」從史書的記載來看，中國人對利瑪竇的到來，更多的關注在於他所帶來的西方先進的近代科學技術：天文、曆法、數學，乃至望遠鏡、自鳴鐘、三菱鏡等。利瑪竇藉以敲開中國之門的禮物，正是他所攜來的上述科技與物產。他教會了中國人如何使用與製造鐘錶，被奉為鐘錶製造的祖神而受到膜拜，這大約是他始料不及的。與他交往密切的中國上層人士，或皈依他的教義的中國優秀學者，大都是出於對他的來自西方學識的敬佩，無論是徐光啟、李之藻、李天經、馮應京等人物，完全是出於對未知世界的渴慕，尤其是西方有關天文曆法方面的精確計算，甚至葡萄牙的火炮技術，使他們對近代科學思想產生了交流的渴望。可以假設，倘若當時中國不是正處於晚明之季而是在一個開明的盛世，或哪怕是在明代初年，這種充滿人文主義的交流或將給中國帶來怎樣的思想革新？給中國的歷史文化進程帶來怎樣的影響？給中國社會制度帶來怎樣的變革思想？這種假設也是可以成立的，因為在利瑪竇時代的西方，正是地理大發現，文藝大復興，文化大交流的時代。但是，利瑪竇的到來，他帶來的一切科學成果，在中國僅僅是曇花一現。明朝中國在萬曆皇帝的統治下，已經呈現出不可救藥的衰敗，這位皇帝不僅四十年不理朝政，更是利用太監來干預政府，即便是正常的稅收，而一經太監之手就變成了劫掠與訛詐，正如利瑪竇在他的書里反覆描述的，太監們就像來自地獄的惡魔一般，黑壓壓地從皇宮裡「飛」出來，到處橫徵暴斂，無惡不作。而這種皇帝與政府通過太監進行權力鬥爭的現象，在明代尤其激烈。可以說，明代自始至終就在這樣一種政治循環中，給中國社會埋下了禍根。我始終認為，明代從沒有出現過一個可以稱之為合格的皇帝，他們要麼是手裡沾滿鮮血的殺戮者、暴君，要麼是心理變態的懦夫、弱不禁風的短命鬼，如果要說得「惡毒」或「卑劣」一點，起自社會最底層的流氓乞丐、並以殺戮與陰謀貫穿始終的朱元璋所帶來的「皇室血統」，從一開始便使中國走上了萬劫不復的歧途。正如利瑪竇在他的《中國札記》中所描述的，那位中國的皇帝——利瑪竇所寄望於他能夠實現天主教義的傳播，正如與其同時代的法國國王之皈依——完全不像是生活在自己所統治的國度，反而像生活在敵人的重重包圍之中，對自己的人民充滿了恐懼，彷彿他一走出那深居簡出的紫禁城，便會被「愛戴」他的人民撕成碎片。

  而隨後不久，明朝便在風雨飄搖中滅亡，滿清游牧者的鐵蹄對古老的文明以及它朝著近代科學賓士的道路，除了羨慕與仇恨，便只有恐懼與疑慮，而極盡踐踏與羞辱為能事。此時南明的皇後向耶穌會士表示皈依，希望羅馬教廷能夠出手相救，也只是渺茫。儘管梵蒂岡至今保留著那封珍貴的信函，而歷史早已翻開新的一頁。但新的一頁，卻並不一定代表新生，而是更黑暗的深淵——在我看來，滿清皇朝在思想禁錮方面比明朝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個無比落後的皇朝在思想上的統治除了殘忍與冥頑，沒有任何值得讚揚的地方，揚州十日的屠戮，使其對古老文明的報復達到極致，屍橫遍野，血雨腥風。耶穌會士在滿清朝廷，或被榮耀地聘請為「欽天監」，或被召為宮廷畫師，他們帶來的有限的科學技術，亦成為康熙之流手中的玩物，這個據說「好學」的野蠻天子整天研究數學，而他的孫子乾隆則成為「天才」的詩人，那些天文與數學，從沒有走出宮廷造福社會，而在西方，各國皇家科學院的院士們正在為建立古典體系（牛頓體系）而努力，從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神本主義走向人本主義。

  對利瑪竇，由於他提出的融入中國社會生活、提倡在中國的傳教士儒冠儒服的政策而在當時的羅馬教廷引來爭議與不滿。他在思想理論上聯合儒家反對佛道，企圖將天主教思想直接與《論語》原典掛上鉤，通過學術手段爭取中國士大夫的支持，可以說他的政策是有效的，直到十九世紀末第三次來華傳教的教士們如著名的李提摩太仍沿用他的故轍（第一次為唐朝時期聶斯托理教派的敘利亞高僧阿羅本來華傳教，利瑪竇時期為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至1949年為第三次）。但由於羅馬教廷官方一度否定了他的政策，認為這是喪失原則立場的投降政策，而愚蠢地導致中國滿清朝廷與之決裂，從而導致這次傳教以徹底失敗而結束。

  因此，雖然利瑪竇本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與犧牲，並最終葬身異國他鄉，對於他所獻身的宗教事業，無論如何評價，哪怕將他稱為偉大的聖徒，都不為過。但直到二十世紀初，他的傳教才得到高度評價。

  因此在我看來，利瑪竇之來中國，卻是在錯誤的時機出現的一個錯誤的人選，幸或不幸，也只能任由歷史評說。

  所謂「錯誤的時機」，正如我在上述中所謂的「即將滅亡的明末之季與隨後而來的落後愚昧的清朝」。而所謂「錯誤的人選」，卻並非利瑪竇本人的錯誤，而更多地應歸咎於他所代表的社會勢力，這卻不以他個人的才能和意志為轉移的。眾所周知，天主教耶穌會由羅耀拉的依納爵（Ignatius de Loyola，1491～1558）於1535年8月15日創立，代表了反宗教改革的勢力，努力維護羅馬教皇的權威，其成員必須絕對服從教會。羅耀拉的依納爵曾說：「假如教會這樣定義的話，我就相信白的是黑的。」利瑪竇以科學的手段來完成傳教的目的，他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僅譯了前五章，這對於利瑪竇來說已經足夠，儘管徐氏渴望繼續，但利氏既無時間也不願意將時間精力花費其上，因為他有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傳教。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從第二卷開始到第五卷，主要記述了傳教士們，主要是利瑪竇本人在中國的傳教經歷，並多次宣揚迷信與神跡，比起同時代的中西哲人如笛卡爾之強調上帝也要服從自然的鐵的規律或徐光啟之力圖追求自然哲學中的數學原理，其間顯然有著天壤之別，正如何兆武先生所指出的：「他的中文論著《天主實義》《辨學遺牘》和《畸人十篇》，談不上任何真正具有科學或思想價值的成分，或真正具有近代意義的東西，因而在思想理論上可以說是沒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可言。」

  何兆武先生與譯者之一何高濟先生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譯者序言》中寫道：

  十七世紀不僅西方的科學和思想已正式步入近代，中國歷史的主要課題也同樣在於完成這一由中世紀向著近代的轉化，而耶穌會傳教士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卻從根本上不可能有助於這一歷史使命的完成。耶穌會士在歷史上確實以博學著稱，然而他們的學識是為宗教反改革而服務的，是為反對近代思想與近代科學而服務的；他們雖也以邏輯思維著稱，但他們的邏輯卻是為中世紀神學服務的《名理探》，乃至耶穌會的決疑論（Casuisty），是與近代培根、笛卡爾的方法論乃至王港（Port Royal）的近代邏輯學唱反調的。

  利瑪竇的漢白玉墓碑上刻有「耶穌會士利公之墓」，碑額雕龍花紋的中心，鐫有十字徽記，右邊的碑文是：「利先生瑪竇，號西泰，大西洋義大利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左側是內容大體相同的拉丁文。石碑後面是灰身黑頂圓拱式的長方形磚砌墳墓，不大的墓園被矮牆所圍，前有石牌坊大門。這個在萬曆年間由一個犯罪的「惡魔般的太監」的別業而成為基督教傳教士聖潔的墓地，冥冥中似乎有著天意的安排，彷彿滿懷了救贖的別樣的意味。

  站在利瑪竇的墓碑前，我與我的長子冬兒合影留念，作為對這位「航海九萬里」不畏艱辛遠道而來的古代修士的緬懷與敬意，我只祈願國人能夠心懷人本主義的理想，以智慧、獨立、自由與博愛的精神，去面對我們的過去與未來，而不再將那逝者的墓碑砸壞埋入地下，以殘忍、無知、冥頑與專製為自豪，而將我們偉大的故國文明拖入黑暗的世界。願生者永懷悲憫，願逝者永獲安息。

  此時此刻，我不由地想起美國漢學家史景遷在他的長篇傳記《利瑪竇的記憶之宮》中最後一章的第一句話：「利瑪竇腳穿繡花鞋，佇立在『記憶之宮』的門口。」

也幸，也不幸。

kickbird 發表於 2012-4-10 10:42
也幸，也不幸。

就是作者能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