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818民國那些大文人

婚戀
　　
　　 梁漱溟一直傾慕佛家出世思想，長年吃齋茹素，年近三十仍不娶妻。梁父屢屢催逼，梁漱溟一口拒絕毫無商量餘地。
　　
　　 1918年11月9日，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在一個清新寧靜的早晨穿戴整齊、帶著對世道的無奈跳進了北京的凈業湖（即今積水潭）。父親的自殺，極大地刺激了決心從佛以求避世的梁漱溟。加上曾路過湖南時看到軍閥燒殺擄掠、荼毒生靈的悲慘現狀，梁漱溟在北京發出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慷慨之嘆，並於1921年5月，宣布要獻身於儒學，走進世俗的生活里。於是便有了梁漱溟的第一次婚姻。不過，梁漱溟認為，對他來說，尋求婚姻之樂乃是出於一種嚴格的道德責任。梁漱溟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他之娶妻實出於好德而非好色。
　　
　　 有一次梁漱溟與朋友伍伯庸談及此事，伍伯庸問他的擇妻條件，梁漱溟說：「在年齡上、容貌上、家世上全不計較，但願得一寬和仁厚之人。不過，單是寬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難與我為偶；所以寬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資大略近乎這樣的，就是不識字亦沒關係。」
　　
　　 伍伯庸不禁面露喜色：「當真能夠這樣，那我現在就可以給你介紹一個可意的。」原來伍伯庸夫人的妹妹黃靖賢年屆二十八歲，尚未婚配，梁漱溟要求先見一面，伍伯庸說黃家守舊，得設法進行。在那次決定性的會面上，黃靖賢小組的衣著非常不合時樣，氣度又像個男人，同姐姐伍夫人站在一起，反而顯得要比姐姐大。梁漱溟說：「凡女子可以引動男子之點，在她可說全沒有。」
　　
　　 但是，婚還是馬上訂下來了。如此容易的訂婚，梁家都感到十分詫異。當然，依梁漱溟的修養，對待如此大事斷不至於沒有一番考慮。他後來在《悼亡室黃靖賢夫人》一文中直白：「在我實經過了一番考慮。我第一想：我大概不會從交遊女朋友中自己擇婚的，勢必靠旁人為留意；旁人熱心幫助我的，自親兄妹以至遠近長輩親戚亦很多，但究不如相知的師友其眼光可以與我相合。我反問自己，如果當真著重那些性情秉賦的條件，就必須信託師友；而朋友中伍伯庸所說的話，尤值得考量。第二我想：伍伯庸的話，在他自己是絕對真實的，我可以相信。他的觀察力假令再有關數以上的可靠，那麼，這女子便亦很有可取了……」
　　
　　 訂婚當年，兩人便成親了。由於文化差異，梁漱溟、黃靖賢兩人感情平淡，少精神上交流。梁漱溟說她，雖沒有讀過書，但識得字。梁、黃二人婚後起先幾年磨合欠順，越往後越生出愛意來，屬於那種典型的「先結婚後戀愛」。因為梁漱溟在得二子后，還想要個女兒，因此黃靖賢在兩度小產後再次妊娠，最後死於「前置胎盤」的難產，梁漱溟痛苦不已。
　　
　　 梁漱溟說起黃靖賢時說：「我好讀書，用思想，而她讀書太少，不會用思想，許多話都不會談，兩個人在意識上每每不接頭。因此，在婚後十年內，彼此感情都不算頂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互相磨合的加深，有了認同與了解后，梁漱溟開始認識到自己妻子的優點，「靖賢的為人，在我心目中所認識的，似乎可用『剛爽』兩個字來說她。」不僅看到自己妻子身上正直、忠信的性格品質，而且從妻子默默為自己操勞家務的奉獻精神，更感受到了那份夫妻情分。「婚後１４年間，使我藉以了解人生，體會人生。並從她的勤儉，得以過著極簡易的生活，俾我在社會上能進退自如，不用討錢養家，而專心干我的社會運動。」尤其在黃氏去世前４年間，夫妻間感情彌篤。梁漱溟在《悼亡室黃靖賢夫人》中是這樣充滿深情厚意回憶這段生活的：「我自得靖賢，又生了兩個孩子，所謂人倫室家之樂，家人父子之親，頗認識這味道。」對於妻子的去世，梁漱溟感到非常哀痛：「現在靖賢一死，家像是破了，驟失所親愛相依的人，嗚呼?我怎能不痛呀?我怎能不痛呀?」為了哀悼亡妻，梁漱溟還寫了一首詩，以示紀念。
　　 我和她結婚十多年，
　　　　我不認識她，她也不認識我。
　　　　正因為我不認識她，她也不認識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時間思索，
　　　　多一些時間工作。
　　　　現在她死了，死了也好；
　　　　處在這樣的國家，
　　　　這樣的社會，
　　　　她死了使我可以更多一些時間思索，
　　　　更多一些時間工作。
　　
　　 妻子去世后，梁漱溟決定，以後不再續娶。「我此後決不續娶，不在紀念她的恩義，表見我的忠貞，而在不應該糟踏她留給我的這個機會。」
　　
　　 「中年喪偶大不幸。」晚年梁漱溟對美國的學者艾愷談起他的原配夫人去世時說，她人很好，她的去世，是很傷心的一件事。

梁漱溟中年喪偶，以後有人給他介紹太太，遭到他的拒絕，他矢志不娶。連他自己也沒有料到，到了1943年他會續弦。1943年，梁漱溟從日軍侵佔的香港避難桂林，由曾作忠夫婦為介，與一老小姐結婚。這一年，梁漱溟50歲。桂林滿城風傳梁正留鬍子，他愛上了老處女陳淑芬，以便能在愛人面前更有男子漢的氣概，鬍子即便不能增添男人味，也能給哲學家增添風采。很有意思的是，陳淑芬女士當時已經47歲，但月老牽線時，隱瞞了陳女士的真實年齡，說是40歲。梁愛上陳，成為抗戰期間轟動廣西的新聞。於是在1944年，梁漱溟有了第二次婚姻。在婚禮上樑又颳了鬍子，梁說：「一個老新郎在婚禮之前總是要刮刮鬍子的。」梁的朋友們對梁再婚表示祝賀，說梁「為我們這些中年夥伴們贏得了榮譽。」
　　
　　 1944年1月23日，梁漱溟與陳淑芬女士在桂林友人家中舉行了傳統的婚禮，梁、陳的婚禮場面頗大，桂林各界名流歡聚一堂，據說梁漱溟的禮金就收了5萬多元。夫婦兩人的年齡合計起來，大約正當百歲。有人以「百年好合」祝賀，好像有嘲笑的意味。陳小姐是北大畢業，新娘的一位北大的同學送給他們一副結婚的賀聯，上聯的最後六個字是「師傅改稱姐夫」，下聯的最後六個字是「同學變為師娘」。陳小姐是師範大學畢業，一直在中學和師範學校教書。
　　
　　 梁漱溟首先在慶祝儀式上發言：「婚姻是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們要請教有著豐富生活經驗、年高望重的龍積之先生。」於是，龍積之老先生捋著花白的鬍子就婚姻的意義引經據典地做了一番高論。梁漱溟的舊友李濟深先生也作了道賀式的講話。來賓中的作家白鵬飛的講話聲音宏亮又不乏幽默。他說：「梁先生原籍桂林，……抗戰開始後方歸故里。但他在桂林並無家室，既無家室，何言回家。那麼最好就是著手建立家庭。敞開的心扉自然容易被人佔據。陳女士出閣甚晚，因為她一直要嫁給一位哲學家……於是，她就乘虛而入了。」話一說完，大家就大笑起來。
　　
　　 在來賓們的要求下，梁漱溟興緻勃勃地講起了他們的戀愛經過。「現在，我聽說談戀愛要花很多錢，下館子，看電影，看戲等等。但我卻沒有花過一分錢。我是羞於談及此事，但的確連出去散步也沒有過。我也曾給她寫過信，約她在天氣好時一起去經山村的河邊散步。但那天卻恰逢陰天小雨。她是否會應約前來呢？我猶豫了一會兒，拿把傘就出門了。如我所料，在半路上遇見了她。因為還在下雨，我們仍然無法去散步。於是我們終於只是在路邊的小亭子里坐了一會兒」戀愛的故事講得細緻動人，惹來賓朋一陣熱烈的掌聲和笑聲。講完了戀愛故事，梁漱溟還破天荒地唱了一段京劇《落馬湖》的竇爾頓：「黃天霸，好大膽，他焉敢單人獨騎來探山……」
　　
　　 有文章說，續弦婚禮上，熱鬧非凡，儀式一時無法結束，可是讓大家掃興又不好，於是梁漱溟站起來說，自己喜歡聽京劇《盜御馬》，他借劇中人台詞，起身說「告辭了」——（拖長聲），藉機揚長而去，眾人隨之退場。
　　
　　
　　 陳淑芬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畢業生，比梁漱溟小6歲，性情溫和，修養到家，她不僅使梁漱溟擁有安樂的後院，還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濃厚的暖色調，有了輕鬆愉快的一面。梁漱溟自與陳淑芬女士結婚後，一改過去嚴肅顯得有點古板的性格，從此竟然也談笑風生，幽默了許多。但也有說陳小姐，個性強烈，脾氣暴躁，成為梁漱溟的太太后，有時在公眾場合不大講禮儀，令梁漱溟尷尬。兩人一直在不甚和諧中過日子。1966年「暴風驟雨」降臨，梁漱溟說，她因個性太強，被紅衛兵打，打得很厲害。於是梁漱溟晚年將兩任太太進行比較，更懷念髮妻，耄耋之年寫《紀念先妻黃靖賢》，認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筆者認為，陳女士性格暴躁應當是正確的說法。梁漱溟在某晚輩的婚禮上致辭，大意是夫婦應當相敬如賓云云，他便拿自己來做例證，手指著太太說：「像我結婚的時候，我對她是非常恭敬，她對我也十分謙和。我有時因預備講課，深夜不睡，她也陪著我。如替我沏茶，我總說謝謝，她也必會客氣一下。因為敬是相對的，平衡的……」這時她的太太高聲打斷了她：「什麼話！瞎扯亂說！不管什麼到你嘴裡都變成哲學了！……」梁十分窘迫，只好打住歸座了。
　　陳淑芬女士晚年患歇斯底里症，於1979年去世。
　　
　　 梁漱溟的弟子胡應漢結婚，梁書條幅贈之：「男女居室，西人言愛，中國主敬，敬則愛斯久矣。」這可看作梁漱溟的婚姻觀。「敬」是中國傳統禮儀和文化的概念，「敬」里有夫妻平等、舉案齊眉、相濡以沫的內涵吧。

歸去
　　
　　 梁漱溟於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兒孫晝夜輪流伺候左右。5月他還接受一台灣記者的採訪，只說：「注意中國傳統文化，順應時代潮流。」此可視為他的遺言。5月11日他把長子培寬呼至床側，示意有話要說。培寬備好紙筆。他說：「人的壽命有限度。大夫說醫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經完了，壽數就這樣了。有時候吃點葯，吃點合口味的東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長壽命。」培寬問他還有什麼要交待的，他只坦然地說：「火化。」
　　
　　 梁漱溟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醫院告別大廳，靈堂入口大門上懸掛的是梁培寬次子梁欽寧擬就的輓聯：百年滄桑救國救民；千秋功罪後人評說。橫批是：中國的脊樑。梁欽寧張貼時，工作人員阻止，但他執意堅持。

緬懷
　　
　　 1988年6月，梁漱溟去世，馮友蘭親撰一文《以發揚儒學為己任，為同情農夫而執言——悼念梁漱溟先生》，在《群言》雜誌1988年第9期發表。在文中，馮先生為梁所撰的輓聯更是充滿了對一代大儒梁漱溟的欽敬之情：
　　 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啟功挽梁漱溟：「紹先德不朽芳徽，初無意，作之君作之師，甘心自附獨行傳；愍眾生多般苦諦，任有時，呼為牛呼為馬，辣手唯留兼愛篇。」
　　
　　 馬歇爾、司徒雷登見梁漱溟形(光頭)與神(勞形，為國事奔走)，稱他為「中國的甘地」。
　　
　　 趙朴初說梁漱溟：「觀之儼然，即之也溫」。
　　
　　 梁漱溟去世，《人民日報》刊發文章的標題是《一代宗師誨人不倦，一生磊落寧折不彎》。

十二、熊十力
　　
　　 人謂我孤冷。吾以為人不孤冷到極度，不堪與世和諧。——摘自熊十力《十力語要》
　　
　　 熊十力先生的狂狷比黃侃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熊先生比之黃侃，卻少了那一份輕狂之氣。熊先生暴烈不羈，好罵人打人，我的一位朋友在看熊十力先生的事迹時戲言熊十力的「十力」意為「十足蠻力」。下面就來說說這位暴烈易怒愛打人的熊先生。

狂狷
　　
　　 少時，熊十力口出「狂言」道：「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令其父兄詫異不已。
　　
　　 熊十力原名熊繼智，十力本是佛家術語，專指如來佛祖的十種智力，他以十力為號行於世，可見其狷狂之盛。
　　
　　 熊十力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黃岡熊十力造」，頗引起一些議論，因為在印度只有被尊為菩薩的人才可以用這說法，據傳他也曾經自稱「熊十力菩薩」。
　　
　　 熊十力曾言：「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
　　
　　 1911年，武昌起義后，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參謀。當年12月，熊十力與吳昆、劉子通、李四光聚會武昌雄楚樓，慶祝光復，史稱「黃岡四傑」。聚會期間，李四光曾書「雄視三楚」，熊十力則書：「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訪他，談起馮友蘭、胡適和金岳霖，熊十力對三人都不放在眼裡，他說胡適的科學知識不如「老夫」，馮友蘭不識字，金岳霖所講是戲論。聽罷此語，即使對熊十力盛氣凌人已有所聞的殷海光也深感意外。
　　
　　 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徐復觀和熊十力先生談天，熊先生說章氏除了文章寫得好，及懂一點小學外，並無學問。徐復觀還聽說熊先生在杭州時看到章氏談佛學的文章，批上「爾放狗屁」四個大字。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出版，這標誌著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系的誕生。但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其是熊十力曾就讀的南京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熊的老師歐陽竟無閱后痛言：「滅棄聖言，唯子真為尤」，隨後令弟子劉衡如著《破新唯識論》對熊氏其書進行系統破斥，指責他「於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並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家之義，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熊十力見后自不甘沉默，立即應戰。他對北大校方說：「我要寫書，不講課了！」於是辭職，並迅速著成《破〈破新唯識論〉》一書，對劉氏之斥逐一破解。此時距《新唯識論》出版僅5個月。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發展。歐陽竟無是熊十力的老師，但熊堅持說：「吾愛吾師，尤愛真理！」從此，他們師徒交惡，至死未解。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浮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
　　
　　 熊十力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飯，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塊肉，熊十力卻立刻夾到自己碗中，說：「我身上負有傳道的責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於是坦然吃下。
　　
　　 有人拿自己的文章給熊十力看，他說：你拿書給我看幹什麼？你應該看我的書，就是不看我的，也應看聖賢的書，你的狗屁東西算什麼作品呢？
　　
　　 熊十力與張難先私交甚篤。張任湖北財政廳廳長時，很多人來求熊，希望能通過熊弄一個一官半職。熊不勝其煩，一日在報上刊登啟事一則，以絕他人請託之望。內容為：「無聊之友朋，以仆與難先交誼，紛訴介紹，其實折節求官，何如立志讀書；須知難先未做官時，固以賣菜為生活者，其樂較做官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與廳長通音訊，廳長何物？以余視之，不過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
　　
　　 1949年以後，熊十力脾性依舊，堅持不肯改造自己，數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建立哲學研究所，允許舊學傳播。
　　
　　 中國哲學會請他作委員，他提出兩個條件：不開會，不改造思想。他對自己的學生說：「我是不能去開會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說：「馬一浮寫信給我，說他自己是『確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說我也是『確乎其不可拔』！他以為我到北京，就『盡棄其所學』了！」
　　
　　 1956年，政協召開關於知識分子的會議，熊先生原不在邀請之列，熊的學生楊玉清在一次小組討論會上說：「過去曾有人說：『可惜今天稱得上士的人，只有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來了，只有熊先生還在上海。」政協馬上聯繫上海方面，請熊先生為特邀代表。陳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時熊正在洗澡，他說：「我是不能坐飛機的。」於是坐當日火車前往。在這次會上，他被增選為第二屆政協委員，並連續當選為第三、四屆政協委員。但他只是政協的「三到」委員：開幕到、閉幕道、照相到。其餘時間，均不到會，而是呆在賓館里與友朋聚談。某次，一位大人物突然蒞臨，全場起立相迎，唯熊十力我自巋然不動！熊十力怕坐飛機，說是怕把飛機給坐壞了，但坐火車又忍受不了車廂里的暖氣，因此每次北上開會，均把車窗打開，風呼呼的往裡灌，一車廂的人均消受不了。服務員向陳毅反映，說熊十力是個怪老頭，不好伺候。陳哈哈一笑，說：「咱們國家有幾個熊十力？不就一個嗎？想法子照顧一下嘛！讓他自己住一個包廂好不好？」

風度
　　
　　 哲學家牟宗三記敘他與老師熊十力的初見。那是1932年冬，熊十力「鬍鬚飄飄，面帶病容，頭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風瑟肅中，剛解完小手走進來」。言談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餘都是混扯。」 再看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銳，前額飽滿，口方大，顴骨端正，笑聲震屋宇，直從丹田發」。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在杭州，熊十力得識另一位大儒馬一浮。熊十力很想結識這位大隱，便請時任浙江省立圖書館館長的單不庵引見，單支吾似有難處，他是怕馬大隱不給面子。熊乾脆誰也不用，自己把《新唯識論》的稿本包好寄給馬一浮，並說明結交之意。一個多月過去了，仍無音信。忽一日，院里來了一位長者，須髯飄飄，氣度非凡，自報家門，原來是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來就問馬：信寫了這麼長時間，怎麼就一直沒個迴音？馬說，若單寄信來，自是早有回復，可是你連大作都寄來了，無論如何也要好好拜讀過才能說話。兩位大師惺惺相惜，一見便成莫逆，此後如高僧論道，時常往還，確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他在其《新論》（文言文本）「緒言」中說：「自來湖上，時與友人紹興馬一浮商榷疑義，《明心章》多有資助雲。」馬一浮也對《新唯識論》推崇備至，並為其制雅序曰：「自吾所遇，世之談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謂深知於化，長於語變者矣！」
　　
　　 在北碚期間，舊雨新知時來相看，使熊十力稍感欣慰。有一次陳銘樞請熊十力吃飯，背山臨江，一派好風景。陳卻背對江面，熊大不解，問陳：「你怎麼不看風景？」陳說：「你就是很好的風景！」熊十力立刻重複了一遍：「我就是風景。」於是兩人哈哈大笑起來。
　　

不羈
　　
　　 熊十力夏天總光著上身，即使年青女弟子來訪也一樣。
　　
　　 一次，王元化來訪，熊十力恰在沐浴，於是招呼王進門，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與王談話，一派魏晉風度。
　　
　　 熊十力的信札、著作，常寫在已用過的紙背上，字跡潦草不堪。
　　
　　 初入北大，熊十力即把通行的課堂教學改為舊式師生交流。每講到精彩處，他常意興陡發，情不自禁地隨手在聽者頭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後哈哈大笑。因為拍得太重，久之，學生聽熊先生講課，都不敢坐第一排。有人躲到最後一排，他就從最後一排拍起。
　　
　　 熊十力在論學時往往意氣風發，情不自禁，談到高興處，往往情不自禁，隨手在聽講者的頭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後哈哈大笑，聲震堂宇。有一次他與張東蓀論學，談得興起，一掌拍在張的肩上，張逡巡後退。
　　

暴烈
　　
　　 殷海光文金岳霖對熊十力的看法，金岳霖說：「據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國研究佛學最深刻的一個人。」殷說：「先生好打人。我親眼看見他在梁漱溟背後打三拳，還罵他是一個笨蛋。」對此，金岳霖說：「呃！人總是有情緒的動物。是人，就難免打人罵人的。」原來，梁漱溟因為學問方面的事，與熊十力發生了爭論，爭完之後，熊十力乘梁漱溟轉身之際，跟上去就打了梁三拳，口頭還罵他是個「笨蛋」。梁漱溟了解熊十力的個性，沒有理會就走開了。
　　
　　 熊十力經常和其他學者爭吵，他跟馬一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廢名（馮文炳，文學家）很佩服熊十力，常跟熊談儒道異同等事，等到他著手讀佛書以後，確經常與熊的意見不和。兩人一當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當爭論起學術問題來，經常是各不相讓，始則面紅耳赤。一次，二人又爭吵不休，廢名說，我代表佛，你反對我就是反對佛。熊十力說，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對佛！爭來爭去，到最後沒有了聲音，原來雙方扭成一團、拳腳相加，最後是不歡而散。然過一二日再聚時，則又談笑風生，和好如初。
　　
　　 周作人在《懷廢名》中記錄過此事：「有餘君與熊翁（指熊十力）同住在二道橋，曾告訴我說，一日廢名與熊翁論僧肇，大聲爭論，忽而靜止，則二人已扭打在一處，旋見廢名氣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見廢名又來，與熊翁在討論別的問題矣。」
　　
　　 關於熊十力與廢名的打鬥，演繹出了幾個版本：一說來自湯一介的《真人廢名》：「他們的每次辯論都是聲音越辯越高，前院的人員都可以聽到，有時候甚至動手動腳。這日兩人均穿單衣褲，又大辯起來，聲音也是越來越大，可忽然萬籟俱靜，一點聲音都沒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後院看。一看，原來熊馮二人互相卡住對方的脖子，都發不出聲音了。」還有說兩人在桌子底下扭打在一起的，也有說打架時熊十力正「坐在馬桶上」的。還有人說，熊十力打不過廢名，被打出門外，「邊逃邊罵」。
　　
　　 李耀先去拜見老師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氣吃了九個湯圓，碗里還剩一個，他怕不禮貌，勉為其難又吃了半個，實在吃不下去了。正在為難之際，只聽熊十力在桌上猛擊一掌，怒喝道：「你連這點東西都消化不了，還談得上做學問，圖功事？」猶如當頭棒喝，李頓時汗流浹背、豁然開朗，肚量為之一寬，最後半個湯圓很容易就吃下去了。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學生很是張狂，學校聘教師，學生要參與並提意見，如果學生不答應的話，就要重新考慮，因此沒有教授敢在課堂上訓學生。學生上課不來，隨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飯。可是熊十力不吃這一套，張口便訓，急了甚至還動手打。說來也怪，狂妄的北大學生還真就不敢將熊轟出去。
　　
　　 有一次陳銘樞去杭州看望熊十力，當時「一二八」日軍侵略事件即將爆發，風雨如晦。兩人一見，熊劈面就打陳銘樞，罵陳不在上海準備抵抗，居然跑到杭州遊山玩水來了。
　　
　　 據李淵庭回憶，1945年，他到老師的房間，「看見他正在寫的書稿中引王船山的話，不符合人家原意，有點生拉硬套，我告訴他再看看人家講這句話的上下文，並把我的理解講出來，他就火了！」熊十力大罵淵庭為「王八蛋」。李淵庭無奈，離開了老師的書房回到自己家中，結果熊十力又追進來。李淵庭進門走了幾步站住，一轉身正面對著熊十力，熊十力接著罵他：「王八蛋！難道是我錯了？」李淵庭說：「我只是請先生再仔細看看您引的那段話的上下文，您就會明白的，您講的不符合原意！」李的話音未落，熊十力舉拳打向李淵庭的左肩，李不躲避，說：「您打我我也是這麼說。」 熊十力氣憤地走了，李淵庭的3個孩子被嚇得哇哇大哭。但是第二天一大早，熊十力又來到李家，笑著對自己的弟子說：「淵庭，你對了，我錯了！我晚上拿出書來仔細看了上下文，是你說的那意思。哈哈，冤枉你了！」他摸著三個孩子的頭說：「熊爺爺嚇著你們了！」說完，就轉身笑著離開了。
　　

暴躁
　　
　　 熊十力和陳銘樞是在南京學佛時結識的好友。后陳銘樞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其時熊正貧病交困。陳請熊去廣州，熊不去；陳送錢，熊不收。陳實在要送，熊說，我每月生活費大洋30元，陳按月寄30元表示支助，熊受之。有一次陳的會計忘了寄錢，熊立刻寫了封信，上面寫了100來個「王八蛋」。陳看了信，馬上補寄錢過去。
　　
　　 有一次熊在某人家裡見到錢穆著《先秦諸子系年》，看得心頭火起，不禁在書上打叉子，還不解氣，乾脆扔在地上邊踏邊罵。
　　
　　 熊十力跟另一大儒馮友蘭也有過節。某次，馮氏攜其《中國哲學史》來訪，兩人多有爭論，馮欲合璧中西，而熊以西哲為膚淺，如唯心唯物之論實無精彩。話不投機，難免臉紅脖子粗。
　　
　　 熊十力他從來不管是誰，將軍也好，高官也罷，想教訓就教訓，一點面子不留。徐復觀當年官拜少將，身在蔣介石的侍從室，紅得發紫。1943年，徐復觀初次拜見熊十力，請教應讀何書。熊教他讀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徐說那書早年已經讀過了。熊十力不高興地說，你並沒有讀懂，應該再讀。不久后，徐再見熊十力，說已經讀完。熊問有什麼心得？徐便接二連三地說出許多不太滿意處。熊十力未聽完便斥罵道：「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它的好處，再批評它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比如《讀通鑒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經此一罵，徐復觀立起來了。
　　
　　 牟宗三曾跟自己的弟子講起老師熊十力的事情，說：「侍師亦不簡單，既要有誠意，又不能太矜持。當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時沒有一個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氣那麼大，許多學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親近他……其實，我並不聰明伶俐，也不會討巧……」

氣節
　　
　　 1917至1918年間，熊十力曾參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護法運動。他目睹鼎革以還，世風日下，「黨人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軍閥官僚貪鄙、淫侈、殘忍、猜妒、詐騙、卑屈、苟且、偽善，黨禍至烈，士習偷靡，民生凋敝，人道滅絕，痛惜「黨人絕無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嘆「由這樣一群無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麼地方去呢？」熊氏「以為禍亂起於眾昏無知，欲專力於學術，導人群以正見」，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棄政向學，研讀儒佛，以探討人生的本質、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他曾自謂：「決志學術一途，時年已三十五矣，此為餘一生之大轉變，直是再生時期。」
　　
　　 熊十力的一個愛好是罵蔣介石，徐復觀做蔣介石待從室官員，給他一百萬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罵走；一次，郭沫若看望他時，給他帶一隻老母雞，一起痛罵蔣介石，讓他快活異常。
　　
　　 對於熊十力的學識，蔣介石是十分賞識的。20世紀40年代，已在蔣介石侍從室任職的徐復觀受蔣介石的委託，前去看望熊十力，並給他帶去了一張一百萬元的支票。目睹了整個過程的閻秉華回憶，熊十力大聲吼著對徐復觀說：「你給我快走！蔣介石是狗子，是王八蛋！我怎麼能用他的錢！你快拿著走！」 聲音之大，自後山一直傳到院里。
　　
　　 徐復觀曾將老師剛出版的《讀經示要》送了一部給蔣介石，蔣遂令何應欽撥款二百萬給熊十力。熊十力依然堅辭不受，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趨老邁，身體很差，「此等衰象，確甚險也」，不適宜再出來開辦研究所，並說「當局如為國家培元氣，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此後熊寫信給弟子徐復觀，大訓了一通：「復觀以師事我，愛敬之意如此其厚，豈願吾早無耶。」意思是自己還想多活幾年，不想再搞什麼研究所。其實熊氏欲辦哲學研究所的意願由來已久。後來，南開中學時的老同事孫穎川邀請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設在其黃海化學工業社的哲學研究部。而這一次，熊竟欣然前往了。
　　
　　 蔣介石取得國民黨軍政大權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時移世易，他作為革命的參與者，內心的痛苦和絕望是一般黨員難以理解的：他大罵蔣介石，並把有蔣介石字樣的報紙撕下來，塞到褲襠里。
　　
　　 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書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漢口王孟蓀先生家中。此時蔣介石正欲乘船還都南京，途經武漢，得知熊十力在漢口，便差人去請，想當面談談，看老夫子能為黨國幫些什麼忙。熊大師一聽頓時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麼東西！」不去。蔣先生想來耳聞熊氏脾氣，也不生氣，讓陶希聖打電話給湖北省主席萬耀煌，讓其贈資百萬給熊十力，以助其辦哲學研究所。然而熊並不領情，說：「我熊某對抗戰無寸功，愧不敢當。」
　　
　　 1937年，日寇侵入華北，熊十力化裝成商人，坐煤車逃離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盡濕，倉皇狼狽之狀難以言表。輾轉返回黃岡后，有鄉里青年問起國事，熊不禁大哭失聲，大罵國民政府不抵抗，並讓青年們去找共產黨，拿起槍打日本。
　　
　　 1938年，熊十力居重慶璧山，常對學生講授民族歷史，並以節氣相勉勵，說：「日本人決不能忘我國家，決不能忘我民族，決不能忘我文化。」
　　
　　 1949年5月16日，他聽到路透社的電訊：中國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已佔領軍事重地武漢。熊十力極為興奮，大書三個字：解放了！
　　
　　 在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聯名發來的電報，電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國是。熊十力在給董、郭的回函中說，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義相加，而聽吾回北大，課本、鐘點、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時北還，一切照舊例，否則不欲北行。」
　　
　　 「文革」開始，熊十力不掛領袖像，只設孔子、王陽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時，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談吐不再瀟灑自如，情緒也不再熱烈激昂，而是「常獨坐桌邊，面前放一疊白紙，手中握支禿筆，良久呆坐」。

真摯
　　
　　 熊十力在致友人的信中說：「力所以說話便好罵人，全是悲心行乎不容己，……然力亦只是口頭便及之，卻絕不於文字上批評時賢，此正不敢不自重之意，賢者察之。」正因為熊氏待人出自本心，心無城府，雖門風陡峻、口無遮攔，也頗有些青年才俊前來相隨。除了「常往晤熊先生」的牟宗三外，羅常培、鄭天挺等也向熊十力執弟子禮。羅當時已是教授、系主任，卻對狂傲不知收束的熊講師畢恭畢敬。熊喜歡吃雞，學生們來看他時，知道老師癖好，身後總夾只雞來。熊也從不跟學生客氣，有一段時間，他乾脆搬去與學生住在了一起。人說梁先生多是學生住老師家，熊則多是老師住學生家，信哉斯言。
　　
　　 1928年，湯用彤等邀熊十力到南京中央大學作演講。熊氏素來不喜演講，他曾發誓說「不為名流，不為報章雜誌寫文字，不應講演之約」，「素未與稠人演說，故拙於口才」。然而此次乃老友相約，拙於口才的熊氏只好做一次「稠人間的演說」。此一番講學，卻吸引住了另一位俊儒——唐君毅，唐先生正是此時得列熊氏門牆。
　　
　　 熊十力曾寄語弟子唐君毅說：「又告君毅，評唯物文，故不可多作。而方正學、玉洙、鄭所南、船山、亭林、晚村諸先賢民族思想之意，卻切要。此一精神樹不起，則一切無可談也。名士習氣不破除，民族思想也培不起。名士無真心肝，無真實力量，有何同類之愛，希獨立之望乎？此等話說來，必人人皆曰早知之，其實確不知。陶詩有曰：擺落悠悠談。此語至深哉！今人搖筆弄舌，知見多極，實皆悠悠談耳。今各上庠名流，有族類淪亡之感否？」此教導唐君毅一直留在身邊，引為座右，到香港后，便放在自己辦公桌玻璃板下，時時自省。
　　
　　 熊十力誡張中行語：每日於百忙中，須取古今大著讀之。至少數頁，毋間斷。尋玩義理，須向多方體究，更須鑽入深處，勿以浮泛知解為實悟也。

治學
　　
　　 熊十力10歲時，父親講授《三字經》，他一天就背熟了。熊能背誦很多書，他著書立說，案上僅文房四寶，而沒有一本參考書。
　　
　　 熊十力自幼家貧，只讀過半年私塾，全靠勤奮苦讀，終成一代大師。
　　
　　 熊十力最初的人生理想，並不是學術，而是革命。辛亥革命失敗后，熊十力又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運動，但是，護法運動也失敗了，這讓熊十力備受打擊，他眼看著「黨人競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心灰意冷。於是，他下決心走出政治，以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專註於學術。是年，熊十力35歲。
　　
　　 1919年前後，熊十力到天津南開中學當國文老師，因一場筆墨官司結識了梁漱溟。梁漱溟在梁啟超主編的《庸言》雜誌刊出熊先生寫的札記內有指斥佛家的話。梁漱溟說：「佛家談空，使人流蕩失守……並指名說：此土凡夫熊升恆（熊十力）……愚昧無知云云。」熊十力看到這篇文章后，從南開中學給他寄來了一張明信片，上面寫著：「你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的《究元決疑論》一文，我見到了，其中罵我的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不久，熊十力來到北京，由此結交了梁漱溟，成為好友。
　　
　　 梁漱溟勸熊十力研究佛學，並介紹他到南京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大師那裡去學習佛學。熊十力到南京內學院報道時，「身上穿的衣服破舊，背著一個小鋪蓋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磣像，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3年。」作為內學院里數一數二的大齡青年，熊十力大概也是數一數二的貧窮。在內學院艱苦的3年，熊十力接受了嚴格的哲學思維的訓練。第三年，學院舉辦了一場有關佛學的論文比賽，這位平時不被人重視的寒酸青年卻一鳴驚人，寫出了當時被評為最好的論文。
　　
　　 1922年，由梁漱溟推薦，熊十力到北大任教。熊十力喜歡在自己家裡給學生上課，並曾在哲學系辦公室門口貼了一封信，寫道：「師生蟻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他改而採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的書院式方法教學，許多學生上門問學比去上課還多，被人稱為不上課的名教授，弟子亦滿天下。
　　
　　 出身世家的熊夫人傅既光曾說，他們婚後度蜜月，熊先生利用蜜月讀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見熊先生讀書一頁一頁翻得很快，懷疑他是否看清了內容，就考驗他，選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夫人只講頭兒，讓熊先生講出其事。結果，熊先生不但講述其事，而且說出此事在第幾卷。
　　
　　 入川以來，熊十力顛沛流離，生活尤為拮据。從復性書院返回璧山後，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憶說：「吾即由重慶往拜。薄暮始達。至則見師母補綴衣裳，並告以先生在屋裡，余即趨入，時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燈如豆，狀至凄涼，問安畢，相對而泣。並告人情之險。」雖家貧國難，他卻自甘寂寞，樂以忘憂，勉力著述講學。1942年，《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中卷改寫完成，由老友居正募集經費，以勉仁書院名義出版。他自述說：「余孤羈窮鄉破寺中，老來顛沛，加復貧困，乃強自援筆，續《功能章》上下……」此時，他依然堅持每日清晨四點即起床，讀書寫作，中午亦只閉目坐上片刻。寫起來只需一紙一筆，最窮困時，用禿筆寫，以碗為硯，一盛墨汁，一盛朱紅。因長期流離失所，身邊並無藏書，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沒有藏書的學者。
　　
　　 50年代，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轄的中國科學院來，熊拒絕了，他說 「老朽與洋麵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北按老規矩去上課。此時的北大哲學系似乎「頗無相納之意」，但熊還是要回去，表示「願回此挂名養老其間，與義無悖」。熊先生的工資定為每月800斤小米，是當時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解放后，熊十力建議設立中國哲學研究所，培養國學人才；恢復南京內學院，由歐陽弟子呂秋逸主持；恢復杭州智林圖書館，由馬一浮主持；恢復勉仁學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屢次上書毛澤東和中央政府，毛澤東回復說：「十力先生，長函誦悉，謹致謝意。」熊的幾項建議均無下落，只有南京內學院，多年之後在周恩來的過問下才恢復起來，改稱南京佛學院。
　　
　　 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將全副的心力用於著述。他每日凌晨一兩點鐘即起，拖著病體堅持寫作。《明心篇》之後，是他「衰年定論」的《乾坤衍》。此書20餘萬字，剛寫兩三萬字，便「百病皆作」，熊十力拚了老命，終至完成。他將此書贈上海圖書館一部，附言說：「附贈《乾坤衍》一部，實不得已自費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書，決不自覆其說。白沙子有句『君子恆處睽』，即我書之心也。」
　　

孤冷
　　
　　 熊十力好靜。20世紀30年代，他所住的沙灘銀閘路西一個小院子，門總是關著，為免閑人打攪，門上貼著一張大白紙，上面寫著：「近來常常有人來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確是在此院住，現在確是不在此院住。我確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處住，請不要再敲門。」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
　　
　　 據徐復觀回憶，熊十力喜歡獨處，他曾告誡徐復觀，要想做學問，生活上要和妻子隔開，「你和太太、孩子這樣親密，怎能認真讀點書？……吾少弱病……平生強遠婦人，此全神第一著也」。熊十力說這番話的時候，與夫人就沒住在一起，「師母住在相隔約300公尺的地方」。五十年代初，熊十力住在銀錠橋，住在上海的夫人想到北京來住一段日子，熊十力卻怎麼也不肯答應。
　　
　　 1954年，熊十力終於無法忍受北方的嚴寒與孤單，遂於是年底移居上海，住在兒子身邊。兒子熊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這使一生清靜慣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適應，只得另覓住所。當時陳毅元帥在上海做市長，熊十力為房屋之事寫信向陳毅求助，陳馬上回信並著人解決，信中說：「先生要求並不高，當照辦，請與市府來人面商。無論從事著述或作個人修養，政府均應予照顧和協助。……至學術見解不能盡同，亦不必強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顧慮。」

逸聞
　　
　　 熊十力生於1885年，他自己也只知生年而不知準確的生日，後來弟子們要給他做壽，便姑且定為正月初四，那是為了既佔一春之先而又避開三天大年的緣故。
　　
　　 熊十力的弟子徐復觀這樣描述：「熊老師年輕時窮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館，沒有褲子換，只有一條褲子，夜晚洗了就掛在菩薩頭上，晾乾接著穿。在內學院時，也是長年只有一條褲子，有時沒得換，就光著腿，外面套一件長衫，因此人送綽號『空空道人』。」
　　
　　 熊十力愛吃肉，吃素的梁漱溟先生無可奈何地說：「熊先生一頓能吃一隻雞！」朋友弟子來看他，一般要給他買雞買肉才好。
　　
　　 1926年到1927年間，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幾間平房，和熊十力以及十幾個青年學生同住一起。當時梁、熊兩人都沒有固定收入，靠發表文章、出版書的稿費維持十幾個人的簡單生活，大家基本上都跟梁一起吃素，可是熊十力愛吃肉，學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十力問薄：「給我買了多少肉？」「半斤。」 當時是16兩一斤，熊十力一聽是半斤，罵薄：「王八蛋！給我買那麼點兒！」過了兩三天，熊十力又問：「今天給我買了多少肉？」「今天買了八兩。」熊十力一聽高興得哈哈大笑說：「這還差不多！」此事在學生中間傳為笑話。
　　
　　 1934年，熊十力住在徐復觀家中。徐家有小女均琴，剛3歲，頗逗人喜愛。熊十力問她：「你喜歡不喜歡我住在你家？」「不喜歡。」「為什麼？」「你把我家的好東西都吃掉了。」熊十力大笑，用鬍子刺她的鼻孔說，這個小女一定有出息。
　　
　　 熊十力好吃鱉，喜靜，曾應上海復旦大學之聘，提出要求是指接觸教授，不接觸學生，每飯須備一鱉。
　　
　　 熊十力的性格頗似稽康，對於來訪的達官貴人，從不回訪。在重慶市，郭沫若常常帶著桂圓和雞鴨去看望他，郭曾書一箋云：「願吾父子，永恆健康，愛國講學，領袖群倫。」
　　
　　 熊十力似乎懼內，說起夫人時，他便低沉著聲音指指遠處的老伴說：「這個老婦人呀！」
　　
　　 熊十力與董必武是湖北老鄉，也是辛亥老同志，年紀相仿，相處融洽。解放后，熊十力有事必找他，董便跟他開玩笑說：「我簡直成了你熊十力一個人的副主席了！」熊也不介意，一笑了之，有事照找不誤。

識見
　　
　　 熊十力說：知識之敗，慕虛名而不務潛修也；品節之敗，募虛榮而不甘枯淡也。
　　
　　 熊十力1901年投身革命，與宋教仁、黃興、胡瑛等人多有來往。曾有黨人認為武漢不適合發動革命，他駁斥道：「武昌者長江之上游，南北之樞紐，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張彪等庸才為官帥，若能暗中策反軍隊，不數年大事可成。」此說後來果被驗證了。
　　
　　 1949年4月10日，徐復觀即將南走之季，接到老師熊十力的加急長書。老師在信中極力勸阻他不要去台灣，在這封長信里，熊十力語重心長地向自己的愛徒講述不能去台灣的理由，條分縷析地把為何不能去台灣的種種原因剖析得淋漓盡致，比如國軍已是全無鬥志，美國人的援助絕對是靠不住的，國民黨小朝廷仍舊不思進取……作為老師的熊十力是盡自己最大努力，一片苦心的將台灣保不住的各種理由一一羅列，規勸學生別走上他老人家認為是不歸的歧路。
　　
　　 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黨內老友的邀請，如約北上。甫一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便專程到車站迎接。如此規格，讓老書生甚感興奮。他與人談起一路觀感，順口冒出「林彪心術不正，怕不得善終」，此語一出，嚇人一跳，趕緊勸他不要再亂講。
　　
　　 中國共產黨建政初期，統戰工作者問道於熊，熊說：「存在的問題就是學習蘇聯，事蘇聯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對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優秀傳統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數典忘祖！」他堅持不肯「改造」自己，數次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建立哲學研究所，允許舊學傳播。
　　
　　 1966年夏，當熊十力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時，傷感至極。、他不斷地給中央領導人寫信，硬讓家人寄出去，還經常寫很多小紙條，甚至在褲子上，襪子上都寫著對「文革」的抗議。他常常穿著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長衫，扣子全無，腰間胡亂地扎一根麻繩，獨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園裡，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
　　
　　 熊十力：「中國學人有一致不良的習慣，對於學術，根本沒有抉擇一己所願學的東西。因之，於其所學，無有甘受世間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顧天不顧地而埋頭苦幹的精神於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學術有所創辟，此比孟子所謂緣木求魚及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殆尤難之又難。吾國學人，總好追逐風氣，一時之所尚，則群起而趨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無一剎那，風氣或變，而逐臭者復如故。此等逐臭之習，有兩大病。一，各人無牢固與永久不改之業，遇事無從深入，徒養成浮動性。二，大家共趨於世所矜尚之一途，則其餘千途萬途，一切廢棄，無人過問。此兩大病，都是中國學人死症……」
　　
　　 熊十力在無限孤獨的暮年哀嘆：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後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學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於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游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命運
　　
　　 台灣學者林繼平《我的治學心路歷程》中記述，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熊十力秘密乘火車來到廣州，準備轉去香港或台灣，毛澤東得知消息后，立即電告四野林彪司令員在廣州攔截。林彪與熊十力是湖北黃安的同鄉，尊稱他為熊老師。熊十力無可奈何，只得隨林彪回到武漢。林彪還召開歡迎大會，歡迎這位湖北耆宿榮歸故里。會後，即護送熊回到北京。
　　
　　 五十年代，陳毅去看望熊十力，他竟傷心地嚎啕大哭。陳毅問：「您老為何這麼傷心？」答道：「我的學問沒有人傳呀！」熊十力晚年居上海時，愈加難耐寂寞，曾對人說：「現在鬼都沒有上門的了。」陳毅深受震動，後來有一次在給上海高校的教師作報告時，他建議大家多向熊十力請教，「近在眼前的賢師，你們就去拜門，有人批評，就說是陳毅叫你們去的！佛學是世界哲學里的組成部分，一定要學。共產黨講辯證法，事物都要了解其正反面，不懂唯心論，又怎能精通唯物論呢？」
　　
　　 晚年，熊十力由上海市委統戰部「領導」，因此，他經常要向統戰部領導「彙報」一下自己的近況，遇有「運動」，也難免表一下態。如1957年6月，他寫信給統戰部，信中有「今天見報載，章伯鈞自認造謠反黨，真可恥可恨。」1959年2月信中有「昨年大躍進，中外歡騰。今歲更當一日千里。」但更多的是生活方面的要求，如住房問題、吃飯問題等等。1960年11月，他致信統戰部，要求吃粗麵包，「上月承惠兩次餅乾，是上好的東西，而此物吃時總不覺得飽，所以願吃粗麵包。」1960年12月，熊突然便血，便寫信給統戰部，「謹請予我一個宰好了的肥的母鴨子，看可救此症否？」並說「素承厚意憐念老人，故敢常擾。」統戰部12月5日向上級請示：「擬同意送母鴨一隻，請核。」領導批曰「同意」，於是，12月9日，熊十力得到了自己的一隻肥母鴨。
　　
　　 在生命的最後幾個年頭，熊十力哀嘆道：「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亦鮮有客至。衰年之苦，莫大於孤。五年以來，余猶積義以自富，積健以自強，不必有孤獨感也。大病以來，年日衰，病日雜，餘興盡矣。」
　　
　　 1965年夏，弟子習傅裕去看望老師熊十力時發現，熊先生明顯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如炬，談吐不再像以前那般滔滔，情緒也不再像以前那麼激昂了。他一人獨坐屋中，身穿褐色長衫，扣子全無，只用一麻繩作腰帶，狀若老僧。屋內牆上掛著三個大字書寫的君師帖，從牆頭一直貼到天花板，孔子居中，左右是兩位王先生：王船山和王陽明。
　　
　　 文革期間，熊十力被抄家、揪斗、遊街，他對「左」的一套極為反感，卻又無可奈何。他晚年為自己訂有「三戒」：不出門、不會客、不寫信，衰年求靜，聊以卒歲。在萬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聯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姜齋千載是同參。」
　　
　　 後來，由於抄家、批判等變故，熊十力精神有些錯亂，不斷給中央領導寫信，連褲襪之上，都寫著對「文革」的抗議。
　　
　　 1968年5月，84歲的熊十力，絕粒而逝。
　　
　　 熊十力先生逝世這年，身居台島的牟宗三似有感應，在這年的三月寫了一篇懷念老師的文章，他在文中深情地說：「我常瞻望北天，喃喃祝問：『夫子得無恙乎？』他住在上海，究竟能不能安居樂業呢？今已八十多歲，究竟能不能還和當年那樣自由講學、自由思考呢？我們皆不得而知……」
　　

讚譽
　　
　　 蔡元培稱熊氏乃二千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一人。
　　
　　 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將熊十力與王弼、龍樹並提，稱其學識創見乃超越於道生、玄類、窺基等古代佛學大師之上，真可謂推崇至極！
　　
　　 金岳霖說，據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國研究佛學最深刻的一個人。
　　
　　 人稱熊十力是「陸、王心學之精緻化、系統化最獨創之集大成者」。
　　
　　 梁漱溟說熊十中國唯一的「狂者」。
　　
　　 陳毅1956年在上海高校教師會上明確宣布：「熊十力是中國的國寶。」
　　
　　 徐復觀後來對比馬、熊、梁三大儒時說：「熊先生規模宏大，馬先生義理精純，梁先生踐履篤實。」
　　
　　 1953年，熊十力七十壽辰，馬一浮寫詩一首為賀，詩曰：「孤山蕭寺憶談玄，雲卧林棲各暮年。懸解終期千歲后，生朝長佔一春先。天機自發高文載，權教還依世諦傳。剎海花光應似舊，可能重泛聖湖船！」
　　
　　 馮友蘭在《懷念熊十力先生》一文中寫道：「熊先生在世時，他的哲學思想不甚為世人所了解，晚年生活尤為不快。但在50年代他還能發表幾部稿子。在他送我的書中，有一部的扉頁上寫道：『如不要時，煩交一可靠之圖書館。』由今思之，何其言之悲耶！」
　　
　　 1979年3月，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會召開。這一年，牟宗三在台灣舉行的一個紀念會上動了感情，他深情地回憶了老師的教導，說熊先生一生沒有過敷衍，沒有過無聊，他絕對的忠於道體，忠於形而上學，任何人來，熊先生都要講這一套給他聽，不管對方能不能聽，不管對方是小孩子還是黨國要員。這就是孔子所說的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他的生命全部都在這裡。
　　

十三、聞一多
　　
　　 聞一多是革命烈士，但他亦是詩人，著名的《七子之歌》就出自他的筆下。但是，聞一多並不只是革命家、詩人，他還致力於中國國學研究，著作頗豐。同時，因為有詩人浪漫氣質，他熱愛藝術，擅繪畫，篆刻，是一位藝術家。

性情
　　
　　 21歲時，聞一多曾在日記中寫下過這樣的話：「自茲鏟拔野心，降志雌伏，優遊世圃，寬厚歲時，未必不能出人頭地。」
　　
　　 在清華時，聞一多還不是一個對政治真正感興趣的人。對此，梁實秋有這樣一段敘述：「他不善演說，因為他易於激動，在情緒緊張的時候滿臉漲得通紅，反倒說不出話。學校里鬧三次趕校長的風潮，一多都是站在反抗當局的一面，但是他沒有出面做領導人。」
　　
　　 1919年12月23日，清華學生會召開成立大會，當時的校長張煜只許可成立級會一類的組織，不準成立全校性的學生會，還派校警干涉，引起學生公憤，最後學生開始罷課。聞一多當時還畫了一張漫畫諷刺校長不理校務。
　　
　　 羅隆基的朋友們勸他「多做點學問，少罵點國事」，有人批評他祗知「罵黨罵國，卻不知國家於外患內憂下的艱難」，並告訴他國民黨對他「欲罵而優則仕」的行徑，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聞一多就曾寫信給他，嚴厲地指責他是封建的「求仕進」孽根未除：「歷來干祿之階，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他對自己這位同窗可謂一言而入骨。
　　
　　 聞一多在給臧克家的信上說：「此身別無長處，既然有一顆心，有一張嘴，講話定要講個痛快!」
　　
　　 盧溝橋事變后，聞一多來到長沙臨時大學(臨大)。此時聞的顧毓琇來訪。顧時任教育部次長，邀請聞參加正在組建的戰時教育問題研究委員會工作。聞一多認為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興趣，斷然謝絕了。但妻子高孝貞非常生氣。她希望丈夫能接受這項工作，可以在漢口留下來，和她一起照顧家庭。她擔心萬一日本鬼子打來，要逃難，她一個人帶著五個孩子怎麼辦?所以她反覆懇求丈夫留下來，但聞一多就是不答應。高孝貞越想越生氣，悶著頭流眼淚，飯也不吃，話也不說，甚至聞一多啟程回長沙那天夜裡，都不起床與丈夫告別。丈夫走後，一個月也不給他寫信。聞一多途經武漢時，寫信請妻子原諒。後來又多次寫信回來，叮囑妻子和孩子們各種注意事項。但是高孝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寫，也不叫孩子寫。1938年2月15日，聞一多又寫了封長信向妻子解釋，說：「這裡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學校的教職員，不下數百人，誰不拋開妻子跟著學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沒有就漢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願做官，也實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應該勉強一個人做他不願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這封信寫給你，有用沒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轉意，我又有什麼辦法?兒女們又小，他們不懂，我有苦向誰說去?」最後說，自己就要隨學校到昆明，「如果你馬上就發信到昆明，那樣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當我已經死了，以後也永遠不必寫信來。」高孝貞這才消了氣，給丈夫回信。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後，警報迭起，形勢緊張，明知凶多吉少，而聞先生大無畏地在群眾大會上，大罵特務，慷慨淋漓，並指著這群敗類說：你們站出來!你們站出來!
　　
　　 聞一多先生滿懷悲憤，「拍案而起」，親筆撰寫《一二•一運動始末記》，疾呼：「讓未死的戰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跡繼續前進！」
　　
　　 聞一多次子聞立雕回憶父親：「父親是一位不斷追求真理的人，發現自己有了錯誤，敢於否定自己，他曾公開承認自己對魯迅有過偏見。」在聞立雕眼中，父親既是「嚴父」，又是「慈父」。有很多次，他尊稱父親為「聞一多先生」。「說他是慈父，因為他對我們五個子女都非常關心。大哥學習特別好，從高二跳級直接念了大學，父親就把一支在當時還是比較昂貴的派克鋼筆給他作為獎勵。而我比較貪玩，不愛學習。記得我9歲時，有一天，放學回家父親問我：『怎麼不做作業？』我撒謊說老師沒布置家庭作業並說：『你不相信去問老師嘛！』那時我家在小西門武成路福壽巷，而學校在鳳翥街，我知道父親肯定不會專門跑去問老師，故意說了那句話。不曾想父親一下子就生氣了，脫下腳上一隻鞋，要打我屁股，而我邊跑邊喊，父親只穿了一隻鞋，邊追邊打，母親聽到我的喊聲趕快出來勸阻了父親。」回憶起當年，聞立雕先生告訴我們，父親並不是一個愛打孩子的人，只見過他打過兩次孩子。作為父親，他要求他的子女做人必須遵守兩條原則：一是不能自私；二是不能撒謊。因為自己撒謊，父親才發了火。
　　
　　 在聯大讀書時，汪曾祺對感興趣的課捨得下氣力，加上有靈氣，因而很能出彩。但有的教授喜歡遵守紀律、刻苦治學的學生，在這類教授面前，汪就不太吃得開了。朱自清教授教宋詩，要求學生詳詳細細記筆記，還要定期考試，小考之外還有大考，爸爸有些不適應，就經常缺課。結果，畢業時中文系主任羅常培想讓朱收汪當助教，朱一口回絕，說：「汪曾祺連我的課都不上，我怎麼能要他當助教?」但是，聞一多卻很喜歡汪。那時，聞一多的政治態度已出現轉變，汪則對政治基本不聞不問，甚至對聞參與政治的做法還有些不以為然。一次，汪受一家小報之託，到聞一多家約稿。閑聊中，聞對汪頹廢的精神狀態十分不滿，痛斥了他一頓。汪也不示弱，對聞先生參與政治的做法直截了當地提出了不同意見。兩人誰也沒有說服對方。分手之後，汪意猶未盡，提筆給聞寫了一封簡訊，信里說聞對他「俯衝」了一通。聞很快寫了回信，說汪也對他「高射」了一通。當時日軍飛機常常轟炸昆明，俯衝、高射一類的軍事用語一般人也很熟悉。聞還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要來看他。當晚聞一多到汪的住處，又對他進行了一番勸導，之後才去看望弟弟聞家駟。
　　
　　 陳夢家是聞一多的學生，同樣不修邊幅，兩人相處頗為相得。而聞曾寫一短簡給陳，稱之為「夢家吾弟」，陳回稱他為「一多吾兄」，聞一多大怒，把他大訓了一頓，在這種禮節方面，聞是不肯稍予假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