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知道點

民間廣為流傳的道教八位神仙。有關八仙的名字，明代以前存在很多說法。有漢代八仙、唐代八仙、宋元八仙，所列神仙各不相同。到了明代吳元泰《八仙出處東遊記》的時候，才定為：鐵拐李、漢鍾離、張果老、何仙姑、藍采和、呂洞賓、韓湘子、曹國舅。流傳到今天，再沒有變動了。
　　在道教形成之前，漢代有「淮南八公」，此即漢代八仙。據載，淮南八公是：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後來劉安與八公一道成仙，當時人們傳說，八公和劉安臨去的時候，把盛藥物的器皿留在了屋子裡，有雞過來添了添，也得道升天了，這就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典故的出處。
　　到唐代，淮南八仙的故事仍在社會上廣為流傳，文人墨客的詩文中也都用這個典故來說神仙長生不老的故事。此後，八仙傳說起了變化：一是人稱李白、賀知章、崔宗之等八位騷人墨客為飲中八仙。二為蜀中八仙。
　　宋元之際，八仙之說再次發生變化，逐漸形成今日民間流傳的八仙。這種變化，與金元時全真道之興起有關。全真道所奉的北五祖中有鍾離權和呂洞賓，而鍾、呂二仙在八仙故事中佔有重要地位。
　　元代的八仙名目也不盡相同。直到明代才大體上定型，但也還有個別不同的說法。據道書記載及民間傳說，「八仙」情況如下：
　　鐵拐李，又稱李鐵拐。相傳名叫李凝陽，或名洪水，小字拐兒，自號「李孔目」。
　　漢鍾離，名鍾離權，全真道尊稱「正陽祖師」，奉為「北五祖」之一。鍾離權自稱「天下都散漢」，藝術形象為手拿扇子，袒露大肚，樂呵呵的胖子，以突出其散仙的風度。
　　張果老，道教稱為果老仙師，由唐代道士張果衍化而來。
　　何仙姑，記錄何仙姑的事情，有很多歧異。後來傳說中，她有時變成挎著花藍的姑娘，直到清代的戲文中還是女妝打扮。也有仍將其定為男性的，為一少年。
　　呂洞賓，五代宋初著名道士呂岩，號純陽子。全真道興起后，奉為北五祖之一。元明以來文藝作品及民間傳說的八仙故事中，多以他為中心，並將其塑造為手持寶劍，能解救人間苦難的遊俠形象。
　　韓湘子，字清夫，據說是唐吏部侍郎韓愈之侄，或外甥、侄孫。又傳說他系呂洞賓弟子，被呂度為仙人，由此名列八仙。
　　曹國舅，據說是呂洞賓的弟子。為宋曹太后之弟，殺人犯罪之後，隱藏在山林之中，精思慕道，遇到了鍾離、洞賓，被引入仙班。遂為八仙之一。
　　傳說八仙分別代表著男、女、老、幼、富、貴、貧、賤，八仙所持的檀板、扇、拐、笛、劍、葫蘆、拂塵、花藍等八物為「八寶」，代表八仙之品。文藝作品中以八仙過海、八仙獻壽最為有名。

道教把宇宙的形成過程分作幾個階段，《太上老君開天經》講得非常清楚，它說在未有天地時，那時天天無地，無陰無陽，無日無月，無日無光，無東無西，無南無北，無前無後，無園無方，百億變化，浩浩蕩蕩，無形無象，自然空玄。窮之難極，無量無邊……唯吾老君，猶處空玄寂寥之處、玄虛之中，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若言有，不見其形，若言無，萬物從而生。
　　爾後，「八表之外，漸漸始分，下成微妙以為世界，而有「洪元」，「洪元」是道教創世紀的第一大世紀。「洪元」之時，亦未有天地，空虛未分，清濁未判，玄虛寂寥之里，「洪元」一治至於萬劫。「洪元」既判，而有「混元」。
　　「混元」一治萬劫，至於「百成」。百萬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是道教創世紀的第二大世紀。這是太上老君從空虛而下，為太初之師，口吐《開天經》以教太初。這時才分別天地。清濁剖判，溟鴻蒙，置立形象。安堅南北，制正東西。開暗顯明，光格四維。……清氣上升為天，濁氣下沉為地，三綱既分，從此始有天地，猶未有日月。天欲化物，無方可變，便乃置生日月在其中，下照暗冥。這時雖創造了日和月，但還未有人。太上老君又創造了「人」。上取天精，下取地精，中間和合以成一神，名曰人也，天地既空，三分始有。生生之類，無形無象，各受一氣而生。或有朴氣而生者山石是也；動氣而生者，飛走是也；精氣而生者，人是也。萬物之中，人為最貴。「太初」一治至於萬劫，「唯有天地日月人民，都未有識名」。
　　「太初既沒」便進入了道教創世紀的第三大世紀——太始。這是太上老君下為師，「口吐《太始經》，教其太始置立天地」。「太始者萬物之始」。
　　「太始」既沒，以後便是「太素」世紀。老君下降為師，「太素以來，天生甘露，地生醴泉，人民食之，乃得長生。死不知葬埋，棄屍於遠野，名曰上古」。
　　「太素」既沒，爾後便是「混沌」世紀。「混沌」之時，始有山川，老君下為師，教示「混沌」以治天下七十二劫。「混沌」流行，成其山川，五嶽四瀆，高下尊神，乃其始起也。混沌以來，始有識名。
　　「混沌」既沒，而有「九宮」世紀。老君下降為師，「口吐《乾坤經》，結其九宮，識名天地」。天是陽，地是陰，陽者剛強，遠視難睹。在天成象，日月星辰是也；在地成形，五嶽四瀆是也；在人成生心肝五臟是也。分別名之有異，總而名之是一也，取三綱名也。
　　「九宮」沒后，進入「元皇」世紀。老君下降為師，「吐《元皇經》，教元皇治於天下」。「始有皇化道流後代，以漸成之」。「元皇」之後，次有「太上皇」；「太上皇」之後有「地皇」；「地皇」之後有「人皇」；「人皇」之後有「尊盧」……在「太連」之後，進入下古，首有「伏羲」，老君下為師，曰無化子，一名郁華子，教示「伏羲」推歸法，演陰陽，正八方，定八卦。此時民有名無姓，世上亦無五穀，「皆衣毛茹血，腥臊臭穢，男女無別，不相嫉妒，冬則穴處，夏則巢居」。「伏羲」沒后，而有「女媧」，「女媧」沒后，而有神農。「神農」之時，老君下為師，曰大成子。「作《太微經》教神農嘗百草，得五穀，與人民播植，遂食之以代禽獸之命也。」「神農」沒后而有「燧人」。「燧人」時，老君下為師，「教示燧人鑽木取火，續日之光，變生為熟，以除腥臊。」「燧人」沒后而有「祝融」，老君下為師，號廣壽子。教修三綱，齊七政。三皇修道，人皆不病，作按摩《通精經》。次有高原、高陽、高辛、侖頡、軒轅皇帝。黃帝之時，老君下為師，號力牧子。黃帝以來，始有君臣父子，尊卑以別，貴賤有殊。黃帝之後，次有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夏禹……。

道家功以道教典籍《道藏》所記述的功法為主，是道家學者和道教門徒習練的主要功法。在我國氣功各個流派當中，道家功是最有民族特色的一種，是我國氣功的優秀代表，也是惟一能和佛家功法相媲美的流派。
　　道家功把長生不老作為追求的主要目的，一般分為正一和全真兩大派別。兩大派別又分成許多小的宗派。兩大派之外還有很多的小派別，各派在功理、功法方面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不管怎樣，各派在修練功法時都是以煉養陰陽、性命雙修作為第一要義，以返樸歸真，天人合一作為最高境界，以延年益壽和長生不老作為追求的最終目的。
　　道家功以老子、莊子為祖師，《道德經》中明確提出：「虛其心，實其腹」，「專氣致柔，能歸嬰兒乎」。於是後來道教創立后，便遵照這些理論創造了胎息法。到了唐朝，司馬承幀提出了「存想」，就是上存我之神、想我之身，以達到入靜的境界。同時還要用意念導氣運行進行修鍊，這是以後「金液還丹」、「大小周天」等功法的創始階段。
　　道家功的理論體系，沒有佛教那麼嚴謹，也不像佛教那樣對氣功名詞、概念進行全面解釋。還有，道家功理方面用隱語較多，致使許多名詞的概念、含義混淆不清。從晉代之後，一些道教學家在進行理論改革時大量借鑒了佛教的功法理論，從而使道家功逐漸形成了一整套比較完善的理論體系。
　　道家功初期的功法比較簡單，除始祖老子創立並提倡的守一法之外，就是莊子創立的心齋、坐忘、踵息、吹噓呼吸和熊經鳥伸之類的仿生導引功。
　　東漢末年道教成立后，出於宗教目的吸收了許多古老的養生術和「仙術」，在總結各派氣功的基礎上創立了一些具有道教特色的功法后，道家功成熟起來，成為我國古代氣功史上的一條主要流派。
　　在功法方面，道家功有守一、吐納、導引、行氣、存神、坐忘、心齋、還精、辟穀、踵息、胎息、內丹、太極拳、八卦掌等等，其中的守一、導引、胎息、存神、內丹最有代表性。

抱朴子就是葛洪，字稚川，他是晉代的名醫，以煉丹術著稱於世，特別是在養生術方面成就最高，他在後來人眼裡幾乎就是養生術的代名詞。
　　抱朴子認為：「善養生者，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於百年。何者是邪，一曰薄名利，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財貨，四曰損滋味，五曰除倭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休養之道徒設爾。」也就是說，要除去六種對人體有害的東西，就可以頤養天年了。具體來講，就是淡泊名利，祛除聲色，不要囤積太多錢財，不要吃太多有滋有味的東西，不要嫉妒和沮喪。要實現上述目標，就需要做到「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好、少惡、少事、少機。如果無法做到，就會出現「伐人之生，甚於斤斧，損人之命，猛於豺狼」。也就是，身體會受到很大的摧殘，就像是斧頭傷人，豺狼吃人一樣。此外，還要做到「四無」，即無久坐、無久行、無久視、無久聽。
　　在飲食和起居方面，抱朴子認為，主要應該做到「不飢勿強食，不渴勿強飲。體欲常勞，勞勿過極；食慾常少，少勿至飢。冬朝勿空心，夏夜勿飽食。早起不在雞鳴前，晚起不在日出后」。也就是說，不是很飢餓的時候一定不要強迫自己吃東西，不渴的時候也不要喝東西。身體要經常勞動，但又不能過分。吃東西要盡量少，但不要少到使自己飢餓的程度。冬天的早上不要空肚子，相反，夏天的晚上不要飽食。早上不要起的太早，但也不要太晚了。
　　抱朴子還勸告人們「從心澄則真神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作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則減算，殺害於物心傷年」。這主要是為人處世方面應該注意的問題，要守護心靈的純潔，不要欺人欺己，不要與人競爭。
　　總的看來，抱朴子的養生之術就是靜心養氣，以寬容豁達的心態來面對人世萬物，這樣，自然也就能長生了。

相傳，武當山的開山祖師玄天上帝於黃帝元年降生於靜樂國，名招遙童光，為靜樂國太子，十五年時受九天玄女的點化，辭別父母上武當山修練，可是，他苦苦修鍊了好多年還是不能得道成仙。他有點灰心喪氣了，他想這麼多年的苦修還是沒有修成正果，或許修道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既然無緣享受清福，還不如回宮去當太子享受人間洪福算了，如此，他決定還是回宮當太子。
　　不料他走到半道上，卻遇見了一個老太太在井旁磨鐵杵，招遙童光驚訝地問她磨鐵杵做什麼？老太太回答道：「想磨成一根繡花針。」招遙童光覺得好笑，說：「老人家，只怕到您入土也磨不成針。我看就別費這冤枉功夫啦。」老太太還是不緊不慢地磨著鐵杵，說：「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繡花針。」招遙童光心裡猛然一亮，心想：「修仙求道不也和這鐵杵磨針的道理一樣嗎？功到自然成。」於是他決定馬上回山繼續修鍊。原來，那老太太是紫氣元君變成的，特地來點化太子。後來，紫氣元君留下了兩根水桶般粗的鐵杵，至今還放在「磨針井」大殿門口。
　　靜樂國太子招遙童光回到紫霄認真修鍊，從早到晚，靜心端坐，任憑鳥兒在頭上做窩、生蛋、孵化，一動也不動。就這樣聚精會神地修鍊了42年終於修成了正果，白日飛升；后被封為「北方真武玄天上帝」。

關於武當的傳說有很多，這裡只介紹其中兩個。上下十八盤的故事是這樣的：
　　從復真觀到紫霄宮，必須攀越層層轉折的上下十八盤。據說真武當年不願繼承王位，一心修道，孤身一人飄洋過海，抵達武當，但其母親善勝皇后不舍愛子，也一路追趕至此。當她正走上一段下坡路時，一眼看見對面山坡下的獨生子正要上坡，於是大聲呼喚，連喚十八聲，腳步也隨之向下移動十八步。太子聽到母親的呼喚，也就跟著答應了十八聲，但腳步卻向上登了十八步。上十八盤下十八盤，就因此而得名。
　　善勝皇后喊不轉兒子，又繼續追，越追越近，最終抓住了真武的衣角，拚死不放，非要他回宮不可。真武愛母親，不願讓她傷心落淚，真想跟她回去，可又覺得修鍊要緊，不願輕易改變主意。於是他拔出寶劍，朝母親拉著的衣角輕輕一劃。皇后鬆開手，那衣角便騰空飛了起來，隨風飄蕩，最後落到漢江上游，變成了「大袍山」與「小袍山」。
　　皇后還是不死心，繼續追趕，她越跑越快，又把兒子給拉住了。這時，真武舉起寶劍對著身後的大山猛地一劈，只聽見一陣震耳欲聾的響聲，大山立刻分成了兩半，中間出現了一條河流，把母子分隔在兩岸，這條河就叫「劍河」。
　　皇后見再也追不上兒子了，慟哭不止，淚如雨下，竟把地面沖了個大坑，成為「滴淚池」。
　　還有一個飛仙崖的故事。大意是這樣的：
　　真武在武當山修鍊了42年後的九月初九那一天，天上突然布滿祥雲，空中散著天花，林間仙樂繚繞，四周異香撲鼻。真武只覺心裡特別光明，眼睛特別光亮，胸中若水晶，一塵不染，身軀像流雲，隨時都可飄飛。真武知道，這是要升仙了。就在他準備騰空飛去之時，一個絕代美女來到面前，她手捧金盤、玉杯，嬌聲嬌氣地請真武用茶。真武毫不動心，覺得她輕浮，拔出劍，喝道：「你如果是良家女子，就應該自重、自愛，再敢輕舉妄動，格殺勿論。」那女子羞得滿臉通紅，自覺無地自容，便縱身跳入萬丈懸崖。真武覺得應該救人一命，也隨著她跳下去，不料被五條龍托住，又見那女子竟然站在雲頭上。原來她是紫玄君變的，是最後來試探真武的心。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大夫，大多不談世事，尚論玄理，用今天的說法，就是不務正業。嚴格來說，玄談是由魏正始年間王弼、何晏提出玄學開始的。
　　玄學的產生並非偶然；漢末黃巾之亂，中央集權瓦解，儒家經術也隨之衰落，亂世之中，老莊思想抬頭，加上曹操等人崇法術刑名，便有了玄學產生的歷史背景。魏晉玄學尋求順時應變的處世之道，在亂世中保存自己，甚至重建或再創社會秩序。魏晉時期的學者，大多從老子、莊子的學說，甚至從《周易》的理論中，尋找「玄」的道理，促成玄學流行。
　　從漢末清議到魏晉玄談，談論的內容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變化，然而談論的風氣則有增無減，清談成為士族生活的必需，人們的才智全傾注於談辯。玄談的課題主要有才性四本論、聲有無哀樂、養生論、言意之辯以及聖人有情或無情等。這些玄談的主題，經由正始到竹林七賢時期大致完成。玄談由正始經竹林、西晉到東晉，發展到最盛，特別是東晉，幾乎全為清談籠罩。
　　魏晉玄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阮籍、嵇康、王弼、向秀、郭象等。其基本特點有：以「三玄」為主要研究對象，並以《老子》、《莊子》註解《易經》；以辯證「有無」問題為中心；以探究世界本體為其基本內容，有提出「以無為本」及認為「有」是獨自存在的，不需要「無」作自己的本的思想；以解決自然與名教的關係為其哲學目的；針對漢儒支離繁瑣的解釋方法，強調在論證問題時把握義理，反對執著言、象，提出「得意忘言」、「寄言出意」的方法；以「辨名析理」為其思維形式。由是形成兩晉南北朝玄學的獨有特色。
　　魏晉玄學的發展經過四個時期：第一是曹魏正始時期。玄學家以何晏、王弼為代表，以《易》《老》為理論論據，盛倡「貴無」，鼓吹「言不盡意」，主張「名教出於自然」，為門閥士族利益服務；第二是西晉初至元康時期。玄學家以竹林名士阮籍、嵇康為代表，思想上與何王學派對立，在名教與自然的關係上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代表庶族寒門的利益；第三是晉元康時期。玄學家以裴頠為代表，提倡「崇有論」，反對「貴無論」；第四是晉永嘉時期。玄學家以向秀、郭象為代表，是玄學的綜合和完成時期。
　　歷史上各朝代對魏晉玄談的評價，向來毀譽不一。然而一般說來，玄學崇尚老莊自然，衝擊儒家名教，是它受毀的重要原因。早在兩晉時期，玄學即受著儒者的嚴厲批評，然而他們多出於維護禮法名教之立場，視玄學為異端，尤其明清之際的顧炎武批評的最為激烈。另外，還有很多人，站在揭露禮法虛偽之立場，大力為玄學做翻案文章。

竹林七賢是指三國魏晉時期的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的合稱。
　　他們常集於山陽(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稱竹林七賢。他們大都崇尚老莊之學，不拘禮法，生性放達。在政治上，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氏集團均持不合作態度，嵇康因此被殺。相反王戎、山濤等則先後投靠司馬氏，歷任高官，並成為其政權的心腹。在文章創作上，以嵇康、阮籍為代表。如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他以老莊崇尚自然為論點，說明自己不堪出仕，公開表明了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文章頗負盛名；又如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透過比興、寄託等手法，隱晦地揭露最高統治集團的惡行，諷刺虛偽的禮法之士。因此，透過七賢的文章創作可以窺略他們的志向意趣。
　　七賢都很喜歡喝酒，但是酒品不一。有人根據他們喝酒的特點進行了總結。
　　下下品是劉伶。劉伶以其善飲、豪飲而聞名於世。其酒量之大，舉世無雙，可稱為中國古代的「醉星」。「杜康造酒醉劉伶」的傳說在民間流傳極廣，但其酒品最差。劉伶經常隨身帶著一個酒壺，乘著鹿車，一邊走，一邊飲酒，一人帶著掘挖工具緊隨車后，什麼時候死了，就地埋之。劉伶曾寫下《酒德頌》一首，大意是：自己行無蹤，居無室，幕天席地，縱意所如，不管是停下來還是行走，隨時都提著酒杯飲酒，惟酒是務，焉知其餘。其他人怎麼說，自己一點都不在意。別人越要評說，自己反而更加要飲酒，喝醉了就睡，酲過來也是恍恍惚惚的，於無聲處，就是一個驚雷打下來，也聽不見，面對泰山視而不見，不知天氣冷熱，也不知世間利慾感情。
　　下品是阮籍和阮咸。據說，阮籍家附近有一小酒店，女店主頗有姿色，阮籍常去喝酒，醉了就躺在女店主身旁酣睡，雖有醉態卻從無越軌行為。「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他母親死時，他正與人下棋，棋友勸他趕緊回家，阮籍堅持下完棋，然後飲酒三斗放聲大哭，口吐鮮血，幾至昏厥。據記載，「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也就是說，他每次與宗人共飲，總是以大盆盛酒，不用酒杯，也不用舀酒具，大家圍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豬群來飲酒，不但不趕，阮咸還湊上去和豬一齊飲酒。
　　中品是山濤和向秀。據說，山濤飲酒八斗而止，多一點都不喝。一次皇帝請山濤喝酒，為了證實山濤八斗之量，讓人拿出八斗酒讓山濤喝，趁山濤不注意時讓人偷偷多加了一些酒進去，山濤喝夠八斗，再也不喝了，皇帝也連連稱奇。向秀飲酒也毫無特色，且為仕中人，故列中品。
　　上品是嵇康。《晉書》：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嵇康可謂阮籍知音。嵇康《酒會詩》中這樣說，「樂哉苑中游。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台邈高跱。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翔禽。纖綸出鱣鮪。坐中發美贊。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酤。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弦。寄心在知己」。每逢酒聚，憑一顆心三分酒奏出千古絕音。
　　至於王戎的酒品，很少有人提及。

《人物誌》是一部系統品鑒人物才性的縱橫家著作，也是一部研究魏晉學術思想的重要參考書。全書共三卷十八篇，三國魏劉邵所作，南北朝時西涼劉炳曾為之作注。
　　主要內容包括：鑒別人才的基本原則與識鑒方法、人才類型的分類、不同類型的人才利弊特點及適宜勝任的職業、八種偏材待人接物之得失、剖析爭勝與謙讓等。書中講述的識鑒人才之術、量能用人之方及對人性的剖析，對於今天的人們，仍然頗具借鑒價值。曾國藩不吝置之案頭，朝夕研磨。如果說《論語》為處世之書，《孫子兵法》為戰伐之書，《韓非子》為統治之書，那麼《人物誌》即可當之而無愧為識人之書。
　　序言部分總述劉邵寫作《人物誌》的現實動機和思想依據。首先，說明人物才性鑒定的重要性。認為「知人」是聖賢聰明智慧的顯著標志和最為可貴的品質。只有正確地認識和評價一個人的才能性情，才能正確地選拔和使用人才，從而做到「眾材得真序，而庶績之業興矣」。序中舉了堯、舜、商湯、文王等賢明君主的成功事例以說明這一旨趣。其次，表示要效法聖人，著作此書，排列人材等第。主張觀察一個人的所安所由，以知道他的真正為人。
　　聖賢所嘆美的，沒有比聰達明辨更高的了。聰達明辨之所以可貴，沒有比準確地識別人才更重要的了。如果真有識別人才的智慧之人，那麼各種人才就能按其等次得到使用，各種事功基業就能興旺發達。所以聖人標舉卦象，確立君子小人的不同；陳述「詩三百」，區別風俗雅正；制定禮樂，考察六經倡導的恭敬守恆；以及南面稱王，援引才能出眾者輔佐君主的教誨，都是為了發揮眾才之長，從而成就豐功大業。大功既成，君臣並有聲名。所以堯以他的明識俊才受到頌揚；成湯以選拔伊尹而舉世聞名；周文王以薦舉呂望而受人推崇。
　　由此而論，聖人興盛德業，怎麼能不動用他的聰明去求取人才，將國家安危託付給他所任用的使臣。因此，孔子不見用，仕途無所援引，尚且按弟子的才能列為四科，泛論眾才以辨別三等。又讚歎中庸之難得，以突出聖人的至德；崇尚道德，以勉勵好學而可以成才的人；解說六種弊病，以戒除偏才之不足；指出狂和猖的偏失，以疏導拘謹和亢奮方面的人才；嫉惡形容誠懇卻不講信用的人，以提醒人們貌似忠厚的人難以信託。又說觀察他安於什麼，從事什麼，可以知道他的為人。聖人觀察人物如此詳細，所以我斗膽依照聖人的教誨，旨在排列人才等第，希望藉此修補連綴以備遺忘，誠請學識廣博的君子載量觀覽其中深義。

何晏，三國時期魏國的玄學家，曾經與王弼等人倡導玄學。他在漢儒經學漸漸失去統治作用后。提出「援老入儒」，宣稱「天地萬物以無為本」。
　　何晏是曾經鎮壓過黃巾起義的何進的孫子，他的母親叫尹氏，曹操為司空時，娶尹氏，並收養了何晏。何晏長在宮中，受到公子一般的寵愛。年輕時，他以才秀而知名，特別喜愛老莊哲學，曾寫過《道德論》和各種文賦幾十篇。
　　何晏性格輕佻，走路總愛看著日影。所說他臉面很白，魏明帝懷疑他打粉，因此，有一次在炎熱的夏天，明帝故意給何晏熱湯餅吃，何晏吃完后，出了一身大汗，便用他那硃色的衣袖去揩抹，臉色立轉皎然。後來，人們便稱何晏為「傅粉何郎」。他言行無所顧忌，服飾又常常模仿太子，因此文帝曹丕特別憎恨他，不願叫他的名字，喜歡稱他為「假子」。後來，何晏娶金鄉公主為妻。據說金鄉公主是他的同母妹妹，因此他得以賜官爵為列侯。
　　明帝曹睿即位，頗為冗官。到正始初年，何晏因依附於曹爽，加上也有點才能，被任為散騎侍郎，其後又升為待中尚書。當時，傅嘏曾對曹爽的弟弟曹睿說：「何晏外表看似文靜，而內心十分尖刻，又好利，不務正業，我真擔心他迷惑了你們兄弟倆。那時，仁人將會遠離你們，朝廷政事也會因他而廢。」何晏悉知此事，心裡對傅嘏不滿，便利用一些小事從中作梗，使傅嘏被罷免。何晏與廷尉廬毓受到法辦，交出印綬。由於何晏善於玩弄手腕，因此深得曹爽抬舉。何晏常用鄧、丁謐等人出入曹爽之門，為曹爽出謀獻策，一起飲酒作樂。而曹爽原來同司馬懿一道受遺詔輔政，後來曹魏爭權奪利，明爭暗鬥，互相顧忌和提防，矛盾日深。何晏作為曹爽的一名得力謀士，也必然要遭到連累。
　　據載，何晏當吏部尚書的時候，他聽說管輅著爻神妙，便親自請他到家裡來，為自己佔一卦，看看將來能否提升為三公。他聽管輅談論《易經》九事，發現輅對此果然非常精通，心裡非常佩服，稱讚說：「管先生談論陰陽，真是舉世無雙啊！」接著便問：「我最近常常夢見幾十隻蒼蠅飛到鼻尖上，驅趕而不走，不知何故？」管輅對他說：「你現在官位重如山嶽，勢若雷電，但經常懷念你恩德的人少，畏懼你威勢的人多，現在青蠅又集於鼻尖，而鼻子又是天中之山，不能不考慮害盈之數、盛衰之期啊！」當時，鄧也在場聽說，他聽了管輅的話，不以為然，說：「這話不過是老生常談罷了。」管輅說：「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何晏便說：「管先生，過年我們再相見吧！」於是管輅告辭而去。
　　確實，何晏當時負有重名，又與魏有姻戚關係，心裡也時常懷著恐懼。他曾經作詩道：
　　鴻鵠比冀游，群飛戲太清。
　　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日並。
　　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
　　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悖！
　　後來，何晏終於同曹爽等人一起，被司馬懿所殺。

傅嘏，三國時期魏國哲學家。
　　傅嘏是傅介子的後代子孫。傅介子是西漢官員，昭帝時，為平樂監。因西域的龜茲、樓蘭貴族勾結匈奴，殺死漢朝使者，他奉命以賞賜為名，攜帶黃金、錦繡赴樓蘭，在晏席上刺殺樓蘭王。后封為義陽侯。
　　何晏、夏侯玄都是當時權貴的子弟、親戚，他們都想與傅嘏結交，傅嘏卻一概拒絕。傅嘏的好友荀餐，是個有清醒頭腦和有遠見的人，他為此也責怪傅嘏說：「夏侯玄是傑出人物，少負重名，卻能虛心與你交朋友，你為什麼要拒絕他呢？你們兩人如果結成朋友，就會有好結果；如果合不來，就會生出埋怨之心。兩個賢人不和睦，就會於國不利。當年藺相如深明這個道理，因而能和廉頗和好。」傅嘏說：「夏侯玄志大才疏，圖有虛名；何晏談吐貌似志向遠大，其實只見眼前利益，喜歡辯論卻沒有誠意。我看他們都是品德不好的人，遠遠避開他們還恐怕難免大禍臨身，何況還要親近他們呢？」
　　後來，事實證明傅嘏的說法是對的。

曹魏時，荀粲與他的兄弟們愛在一起討論儒家思想，但荀粲獨自對大道有特異的領悟。荀粲常常認為，子貢稱述的聖人對人性和天道的論述是無法耳聞或言傳的，因為大道乃聖人的一種心得，一種境界。據此，他指出，雖然後人珍愛《詩》、《書》、《禮》、《易》等經典，並不能識得聖人所得的大道理，因為這些經典只是聖人為達到大道而丟棄下來的廢物，並不是大道本身。
　　有人反駁他說：「《易傳》上亦說，聖人設立卦象來窮盡易的深義；並用言辭來表達易的內容，怎麼能說不可聞，不可見呢？」
　　荀粲回答說：「最精微的大道理，是難以用外物或圖象來顯示的。現在，你用圖象來表達易的深意，是不能夠表達象外的含義的。你用言辭來表達易的內容，也是不能傳遞出言辭之外的內容的。由此可見，細微的理，不僅是言外的東西，而且是意外的東西。即使言能盡意，能夠把意內的東西完全表達出來，可是那些意外的東西，言語還是不能表達的。這就是說，這些細微的道理，不僅是不可言說，而且還是不可思議的。」
　　後來，陶淵明很會表達言外之意，使人對什麼是言不盡意有了明確的理解。他的《飲酒》詩寫道：「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不是忘言，而是沒法言說。因為言則不遍而有遺漏，倒不如任其自然，不言而體會其意境。

想要了解中國古代文人的「風流」境界，還是要看魏晉時期的文人，尤其是竹林七賢的故事。在《莊子注》中，向秀與郭象對於具有超越事物差別之心，「棄彼任我」而生的人，作出了理論的解釋。這種人的品格，正是後人所說的「風流」。
　　《世說新語》記載了許多魏晉時候的清談，記載了許多著名的清談家。這些記載，生動地描繪了三、四世紀信奉「風流」思想的人物。所以自《世說》成書之後，它一直是研究「風流」的主要資料。
　　《世說》中有劉伶的一個故事。故事說：「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昆衣，諸君何為入我昆中！』」劉伶固然追求快樂，但是對於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覺，即有超越感。這種超越感是風流品格的本質的東西。
　　具有這種超越感，並以道家學說養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對於快樂具有妙賞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樂，不要求純肉感的快樂。《世說》記載了當時「名士」的許多古怪行為。他們純粹任從衝動而行，但是絲毫沒有想到肉感的快樂。比如說，晉人盛讚當時一些名人的體質美和精神美。嵇康「風姿特秀」，人比之為「松下風」，說他「若孤松」、「若玉山」。
　　阮籍、阮咸是叔侄，都是竹林七賢中的人。「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上去，便共飲之」。這又何嘗不是一種「風流」的境界。
　　中國的「風流」含義中有「情」的意味。莊子認為聖人無情。《世說》中也記載許多人而無情的故事，最著名的是謝安的故事。
　　何晏與王弼關於「情」曾經有過一些討論。王弼認為，聖人有情而無累。這句話的確切意義，王弼沒有講清楚。它的含義，後來的新儒家大為發揮了。由此可見，雖然新道家有許多人是主理派，可是也有許多人是主情派。新道家強調妙賞能力，有了這種能力，再加上前面提到的自我表現的理論，於是毫不奇怪。道家的許多人隨地排遣了他們的情感，又隨時產生了這些情感。
　　《世說》記載了王戎的一個故事，故事說：「王戎喪兒，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王戎的這番話，很好地說明了為什麼新道家有許多人是主情派。可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動情，倒不在於某種個人的得失，而在於宇宙人生的某些普遍的方面。
　　中國的「風流」一詞也有「性」的含義，尤其是在後來的用法上。可是，晉代新道家的人對於性的態度，似乎純粹是審美的，不是肉感的。例如，《世說》有一則說，阮籍喝醉之後經常躺在漂亮女人的身邊睡覺，但從來沒有其他的舉動。他們都是欣賞異性的美，而不含任何性愛。或者可以說，他們只是欣賞美，忘了性的成分。
　　這些都是晉代新道家「風流」精神的特徵。照他們的看法，「風流」來於「自然」，「自然」反對「名教」，「名教」則是儒家的古典的傳統。

阮籍字嗣宗，因做過步兵校尉，習慣稱他阮步兵。他三歲喪父，父親是「建安七子」之一，曾在曹操手下做官。他與母親相依為命，家境凄慘。年少時，他好詩書，好弦歌，與他父親一樣，喜歡音樂。
　　據史書記載，阮籍一表人才，富有個性，豪放高傲，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他反對封建禮法，行為怪異放蕩，以天地為室，以屋宇為褲，赤身裸體。別人走近他的書房，他便問道：「你怎麼走進我的褲襠里來了？」他採取這種極端的方式來蔑視和否定束縛人生自由的封建禮法。他對於拘泥於封建禮法的儒生是瞧不起的。據說，阮籍的眸子黑白分明，當志同道合者來訪時，他用青眼看人，當儒者來訪的時候，則用白眼看人。　
　　他生活在黑暗的無言論自由的時代，思想上極為苦悶，社會環境使他的性格變得怪異孤獨。他常常閉門讀書，累月不出，或者登山臨水，經日忘歸。嗜酒彈琴，寄形宇內，苦中作樂。
　　在學術思想方面，他推崇道家，為闡發老聃和莊周的哲學思想寫了著名論文。《大人先生傳》是他哲學論文的代表作。現在他留給我們的著作主要是詩文，有專門的集子。
　　阮籍也是玄學家，對《易經》、《老子》、《莊子》這幾部著作都有精深的研究，正確地加以闡發，彰揚了道家思想中的唯物主義成分，不像別的玄學家那樣只對老莊思想中的消極東西感興趣。有些玄學家在黑暗的政治面前不敢反抗，不敢揭露，要人忘記苦難，隨遇而安。與此相反，阮籍敢於反抗，縱酒佯狂，放聲大哭，這就是他的一種反抗形式。他的感情不似有些玄學家那樣麻木，真是一個偉男子，有血有肉，帶著眼淚看生活。體現他哲學思想的主要文章有：《通易論》、《通老論》、《達庄論》、《大人先生傳》。

阮籍的母親快要病死了，有人把這件事告訴阮籍。當時阮籍正在與人下棋，聽到這個消息，竟若無其事。同他下棋的人見此情景，覺得他這樣做不合禮節，因此拒絕同他繼續下棋，勸他趕快回去料理母親。但阮籍卻賴著不願離開。過了一會兒，他猛然端起酒罐，拚命喝了一二斗酒，然後大喊一聲，嘔吐幾升血，從此多日不能進食。
　　後來，他的母親去世了。這對於他來說，本是件很悲慟的事情，但他卻好像全不在乎，及母親下葬時，他特地吃了一個蒸肫，喝兩斗酒，然後與母親遺體告別，因悲慟過度，又吐血數升，全身只皮包骨頭，幾乎死去。
　　裴楷前往阮籍家弔喪，只見阮籍喝得大醉，披頭散髮盤坐在床，不哭不泣。裴楷哭號幾聲，弔唁完畢便離開了。
　　有人問裴令公：「凡是去弔喪，主人哭，客人才哭拜；阮籍不哭，你為何要哭呢？」裴楷說：「阮籍是方外之人，所以不崇尚禮制；我們是俗中人，所以用禮儀對待。」
　　人們聽罷皆嘆息，覺得雙方都有理。

阮籍的父親曾經當過魏國丞相的屬官，在社會上很有點名氣。阮籍生來容貌奇偉出眾，志氣宏放。他曾登廣武，觀察了楚漢舊戰場，嘆惜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乎！」后又登上武牢山，望京城而嘆，寫下《豪傑詩》。他本有濟世之志，但魏晉之際國事多變，名人難以保全自己，因此阮籍便任性傲世，不參與世事，特別嗜好飲酒，不喜歡當官。
　　有一年，阮籍跟隨叔父到東郡，當時任兗州刺史的王昶請他相見。結果坐了大半天，阮籍都一言不發，弄得王昶十分掃興，認為這個青年不可測度。後來，太尉蔣濟聽說阮籍很有才華，準備推舉他到自己的府內作僚屬。阮籍到了亭長辦事後亭舍，便寫給蔣濟一份報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以光清舉。」蔣濟以為阮籍說客氣話，便十分高興地派人迎接，誰知阮籍早已悄然離開。蔣濟為此非常憤怒。由於鄉親們的苦心勸導，阮籍才勉強當個小官，但沒多久，便託病回家。其後當過尚書郎，不久又借病免職。
　　曹爽輔政時，也曾經召阮籍為參軍，但阮籍以病推辭，隱居務農。過一年許，曹爽被司馬懿殺死，人們都佩服阮籍的高識遠見。宣帝和景帝時，阮籍出於無奈，只當過中郎、關內侯和徒散騎常侍等職。
　　又一回，文帝想替武帝向阮籍說婚事，結親家。阮籍知道后，便買回一大罐酒，大口大口地喝起來，醉了60天，文帝見他醉成這個樣子，只好不再提婚事。
　　還有一次，貴公子鍾會用事去探問阮籍，想窺測他的政治觀點，進而加罪給他。阮籍見了他，卻口出胡言，牛頭不答馬嘴。由於他時常喝得爛醉，因此幾度得以免罪。
　　晉文帝一向尊重阮籍，彼此常在一起談論、遊戲。文帝輔政后，阮籍對文帝說：「我平生曾游過東平，喜歡那裡的風土習俗，願當東平太守。」文帝順從了他的意願。阮籍便騎著驢一直到東平郡。到那以後，他首先拆毀郡府的屏障，使內外能互相見到，然後教化人民，使政令清寧。他在東平只待了十多天，便騎驢離開。後來，他聽說步兵廚營的人很會釀酒，有貯酒三百斛，於是要求去當步校尉，卻不務世事。

嵇康，字叔夜，生於魏文帝黃初四年（公元223年），死於魏元帝（曹奐）景元三年（公元262年），活了40歲。他在魏做過中散大夫，故稱他嵇中散。他好學不倦，無師自通，喜歡老聃和莊周的著作，不涉獵儒家經典。他有奇才絕巧，好彈琴，喜吟詩，是哲學家、音樂家和詩人。同時又是有風儀的美男子，做了沛王曹林（曹操的兒子）的孫女婿。他性情剛烈，又愛直言不諱，得罪了一些人。
　　嵇康的朋友呂安被人誣告下獄，嵇康挺身而出，為呂安辯護。這時，嵇康的仇人鍾會趁機和呂安相勾結，合謀陷害嵇康。鍾會在司馬昭面前進讒言，說嵇康言論放蕩，非儒家經典，這是帝王所不容忍的事情，必須殺掉嵇康。嵇康在獄中時，京都的三千太學生為他請願，豪紳們也設法營救，但都沒有成功。嵇康自知不合時宜，所以對死亡並不恐懼。臨刑前，他舉目望天，月色尚早，便索琴而彈。
　　嵇康一生不愛做官。在他25歲那年，即公元249年，野心家司馬懿發動政變，殺害了曹爽、何晏，抄斬八族，控制了曹魏政權。一身正義的嵇康退出政界，拒絕為司馬氏效勞。
　　他隱居鄉村，和別人一起打鐵，一起灌澆菜園，吟詩彈琴，遊樂飲酒。「托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朴，養素全真」。他和阮籍、山巨源、劉伶、阮咸、向秀、王戎結為朋友，經常聚集在鄉間竹林之中，開懷暢飲，促膝傾談。他們都是當時的名士，被稱為「竹林七賢」。
　　他不願意在司馬昭手下做官，說了七條不願做官的理由：我喜歡睡懶覺，做官以後公務繁忙，懶覺睡不成了，差役天天要催我早起；我喜歡獨自彈琴漫步，或者射鳥釣魚，觀賞野外風光，做官以後使卒隨身，行動極不自由；當了官天天坐辦公室，端端正正地坐著，腿發麻也不許搖動，我身上的虱子多，癢起來了那可沒有辦法；當官的人事情多，要逢場作戲，要到處應酬，我偏偏又不喜歡這些俗套；我不喜歡弔喪，而人情世俗對此又極為重視，我很容易被人怨恨，遭到中傷；我雖然經常警惕和責備自己的缺點毛病，但是我的本性終究不能改變；我本想抑制本心（不喜歡和俗人共事）去隨順世俗，可是違背本心又感到痛苦，即使是勉強去違背本心吧，那也很難不表露出自己的本性。以上是從個人的喜好和習慣方面來論說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
　　另外，他還說自己思想上喜歡非難統治者推薦的「聖人」，為世教（指當時提倡的儒教）所不容，這就不可以為官。更何況，自己的性格直爽，疾惡如仇，遇事便發作。嵇康處在黑暗的年代，對功名富貴看得很輕，好似過眼煙雲一樣。他反對野心家的「有為」，也反對山巨源不顧廉恥而賣身投靠的「有為」，而主張「無為」的政治和「無為」的人生。他自己決心忘掉榮華，「游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過那種「濁酒一杯，彈琴一曲」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竹林七賢中有一個琴痴，他就是嵇康嵇中散。
　　開始時，七人不滿或不服司馬集團的專制統治，相邀而游於竹林，然而卻也是各有自己的打算。表面的知音最終也掩蓋不了內心的境界和志向的差異。這裡唯獨嵇康是個徹底的革命派。有個人很是崇拜嵇康，當他做了高官之後，來看望嵇康，嵇康卻照樣在那裡打鐵，不理睬人家，末了還譏諷一句「何所聞而來，何所聞而去？」搞得人家記恨在心，結果被無端送進死牢。
　　已經投降了的昔日「知音」，曾經和他一塊在竹林吃酒划拳的山濤山巨源，受指派來勸他也屈一屈腿，他乾脆來個《與山居源絕交書》，算是和他徹底劃清界限。其中有句話說「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表明和山濤當初的交往，是一場誤會，大家一時看走了眼，這個知己，拉倒不算數。
　　七賢之中，落此下場的只有嵇康一人；而在六個「知音」中對他的遭遇表示出真正深切同情的，不過阮籍一人而已，阮籍也是個腿軟的傢伙，時勢之下也不得不屈了身，不過好歹也作過一篇追念昔日知己的文字。便是清遠如七賢，也不過如此而已！看來知音確是難覓了。
　　嵇中散也是好鼓琴的。據說有一回夜裡燭自鼓琴，有個鬼，聞音進屋來，不斷地變著怪形，惹得中散不高興了，把琴一拍，把燭吹滅了，並摔了一句「恥與魑魅爭光也」，琴只為知音而撫，大概他是嫌那鬼不夠聽琴的份兒，搞得鬼都不好意思，扭頭跑了。
　　還有一次也是夜裡操琴，聽到空中有人說話，他便呼與相見，那個人便露出原形，竟是宋景公時的寇先生。寇先生生前善琴，後為景公所殺，不料這時卻冒出來了。寇以手持其頭，和中散共論音聲，因此，教授他以《廣陵散》。中散被處以極刑，臨刑前鼓琴一曲，彈的就是這首《廣陵散》。他神情自若地彈完之後，把琴一摔，嘆了一聲「《廣陵散》於今絕矣」。琴弦斷了，曲子也和他一起入了墳墓。

在自然與名教的關係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要求拋開虛偽名教的束縛而純任自然本性。他說：「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釋私論》）就是說，如果一個人的心神虛靜，他的內心就沒有什麼要追求爭奪的；如果思想豁達，他的情感就不會受到慾望的束縛。內心無求無爭，就可以超越名教的約束而聽任自然；情感不受慾望宰制，就能夠透徹地了解事物，知道什麼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嵇康的意思是要說明人應當淡泊名利，不為名教所拘束，不受虛假的榮華富貴所引誘，而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和真情實感去生活。他自己就是這樣一個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的人。他說他自己在性格上有兩條特別為世人所不容的，一是「非湯武而薄周孔」，二是「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與山巨源絕交書》）。儘管他自知為世人所不容，但還是我行我素，不曾為了迎合名教的規範而扭曲自己的本性。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越名任心呢？嵇康認為，主要的問題是公私之分。公私的表現在於「顯情」和「匿情」。一個人雖然行的是善事，但是他行善的思想情感都不公開，卻被隱藏起來，這就叫「匿情」，這些人還是有私。有些人雖然有「矜尚」、「違道」等缺點。但是，如果他的思想感情都是公開的，都不被隱蔽，這就叫「顯情」，這些人還是有公。嵇康認為，這樣講，對於有善行的人和有缺失的人都有好處。有善行的人懂得這個道理，就可以不隱匿自己的真情實感而變得公正；有缺失的人懂得了這個道理，就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向公正發展。這樣，便可以使善人進一步為善，惡人也得到挽救和勉勵。
　　一個人在生活處事中，不隱匿自己的真情實感就叫做「值心而言」、「觸情而行」。就是說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行就怎麼行，這就是「任自然」。任自然必定是公正的，因為這是「顯情」，顯情是公。想怎麼說而不說，想怎麼行而不行，那就是不任自然，不任自然是「匿情」，一定是非的。明白了這個道理，就知道一般人所注意的是非，並不是應該注意的；一般人認為是私的，並不是私的；能夠實現這八個字，就可以「寄胸懷於八荒，望坦蕩於永日」，這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境界。
　　嵇康對名教的批判有著鮮明的現實針對性。他生活在司馬懿父子當權時期，司馬氏明明要篡奪曹魏的政權，卻聲言什麼以孝治天下，把虛偽的名教當做政治陰謀的工具。嵇康對此深惡痛絕，他在政治上拒絕與司馬氏合作，在思想上對虛偽的名教進行尖銳的抨擊，他「輕賤唐虞而笑大禹」，「非湯武而薄周孔」，實際上正是對司馬氏篡權陰謀的嘲諷。嵇康的言行妨礙了司馬氏的篡權陰謀，於是他的不拘禮教、崇尚自然，在當權者眼裡就成了「輕時傲世」和「有敗於俗」，結果司馬氏集團殘暴地將他殺害了。

這是嵇康提出的「聲無哀樂」的主張。他認為，五音、五色、五行以及天地萬物，都是客觀的存在。五音有好聽的，有不好聽的，就好比各種氣味，有好聞的，有不好聞的。無論聲音的好聽不好聽，它本來就是那個樣子，無論社會上的秩序是太平的還是混亂的，都不能叫它改變。人的主觀上的愛好與憎惡，悲哀和歡樂都不能改變它們自己的規律。
　　有些人所以聽到音樂而感到悲哀，這是因為他心裡本來就有悲哀。在音樂和聲的震動下，心裡有哀的人會覺得更加悲哀；心裡有樂的人會覺得更加快樂。嵇康進一步舉例說：「一個人是個賢人，我心裡喜歡他；另一個人是個愚人，我心裡憎惡他。賢愚的性質是屬於那兩個人的，是在外的；愛惡的情感是屬我的，是在內的。同理，音樂的好壞是屬於音樂的，是在外的；悲哀是我的感情，是屬於我的，是在內的。因此，音樂只有好壞，並無哀樂之名。」
　　音樂確實能感動人，但不能因此就以為音樂有哀樂。音樂的主要性質就是和，比如酒的性質是甘苦。有人聽了音樂覺得悲哀，有人聽了覺得喜歡，就好比有人喝醉酒就發怒，有人喝醉了就狂歡。就這一方面說，音樂是無常的，但不能因此就說音樂哀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