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818民國那些大文人

歸去
　　
　　 1936年6月7日晚飯後，章太炎遵照醫生的囑咐，在夫人湯國梨的攙扶下，繞著住宅散步，不料突然昏倒，湯國梨連忙喊人抬到卧室，並派人立即到博習醫院請主任醫師、美國人蘇邁爾診治。在醫生的搶救下，太炎先生儘管脫離了危險，但卻躺在床上起不來了。6月13日，章太炎突發高燒，體溫竟達40度。14日凌晨，從口中吐出鼻菌爛肉兩塊，病情已至彌留狀態。
　　
　　 湯國梨、李根源（民國元老、同盟會員、章太炎國學講習所的資助者）、蘇邁爾醫生圍繞在病人周圍。章太炎卧室門外的空地上，高高低低跪著國學講習會的學員，他們每人手中舉著一支點燃的香，低聲啜泣著。
　　
　　 7點45分，卧室中傳出湯國梨撕心裂肺的哭喊聲。弟子們知道太炎先生走了，於是，低低的啜泣變成號啕大哭，悲聲震天。
　　
　　 彌留之際，他斷斷續續吐出兩句遺言：「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遺言與其父如出一轍。
　　
　　 南京國民黨政府得知章太炎病逝的消息后，於7月9日發布國葬令。在北京，章門弟子馬裕藻、許壽裳、朱希祖、錢玄同、吳承仕、周作人、劉文典、沈兼士、馬宗薌、黃子通等又單獨舉行了追悼會。他們曾發過這樣一則《通啟》：「先師章太炎發生不幸於本年六月十四日卒於江蘇吳縣，先生為革命元勛，國學泰斗，一旦辭世，薄海同悲。」
　　
　　 1937年11月，蘇州淪陷，日軍闖入章家後花園內，看到後園內一座新墓，沒有墓碑，懷疑內埋財寶，一定要挖墓看個究竟。章氏留下的唯一一位老家人苦苦勸止，竟遭毒打。虧得有個日本軍佐聞訊趕來，知道這新墓是章太炎的，便喝退了日軍。過了幾天，還親自來祭奠了一番，並在墓旁立了一個木柱，上書「章太炎之墓」幾個大字。從此以後再也沒有日本兵來騷擾。
　　
　　 1955年4月3日，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懷下，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為章太炎舉行了安葬儀式。按照章太炎生前的遺願，他的靈柩遷葬於杭州西湖邊上，南屏山麓，荔枝峰下，緊鄰抗清英雄張蒼水墓。
　　
　　 生前，章太炎曾兩次為自己選擇墓地。民初被袁世凱軟禁時選擇葬在「攘夷匡夏」的明朝劉伯溫墓側。1936年國難危重的時候，章太炎選擇了死後葬於抗清英雄張蒼水墓側。太炎曾替《張蒼水集》作跋，對張蒼水推崇備至，有「余不得遭公，為執牧圉」之嘆。緊依最敬慕的英雄之墓，章太炎大概也能笑慰九泉了。

評說
　　
　　 據陳獨秀的表弟濮清泉回憶：在日本留學期間，陳獨秀和章太炎也時常過往，陳獨秀很欽佩章太炎的「樸學」，認為他是一個「國寶」，而章太炎對陳獨秀的「小學（古文字音韻學）」也十分賞識，認他為「畏友」。陳獨秀說章太炎為人非常小氣，朋友向他借錢，償還時付息，他竟受之而無愧色；是一個嗜錢如命的人。在陳獨秀眼中，晚年的章太炎是「文人無行」的典型。
　　
　　 陳獨秀認為：晚年的章太炎，後來給軍閥官僚寫墓誌、壽序一類的東西，一篇文章要五千至一萬銀圓的潤資，變得庸俗了。陳獨秀說章太炎儘管對我國文史有很深的造詣，但有他可笑的偏見，即章太炎認為甲骨文是宋朝人的偽造。由此看出章太炎對於甲骨文和新興學術的無知。
　　
　　 「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乃是章太炎首先提出建議的。
　　
　　 徐復觀：看過他（章太炎）的《國故論衡》之類，總是在懂與不懂之間表示一種莫名其妙的敬佩。一九四四年，有一次和熊十力先生談天，熊先生說章氏除了文章寫得好，及懂一點小學外，並無學問。又聽說熊先生在杭州時看到章氏談佛學的文章，批上「爾放狗屁」四個大字，引起了我對熊先生的若干反感，覺得這是熊先生的自處過高。後來買到一部《章氏叢書》，從頭到尾看了一遍，又覺得熊先生的話實在說得不錯。有一次，我和牟宗三先生談：「想不到章太炎先生對中國傳統思想的了解，是如此的幼稚。」牟先生當時也很不以我的話為然。去年暑假中，牟先生從孫克寬處借了章氏的著作去看，之後對我說：「果然太幼稚了。」……因此，以章太炎先生為一標誌，講中國文化的人，早已經講到絕路上去了。所以幾十年來，對中國文化的贊成或反對，都是在一條黑巷子中混戰。……指出章氏對中國文化之實無所知，因而他是一個極為有害的國學大師的偶像，這是完全正確而且值得提出來的。
　　
　　 袁世凱推章太炎為文聖人。
　　
　　 蔡元培說：「這時代的國學大家裡面，認真研究哲學，得到一個標準，來批評各家哲學的，是餘杭章炳麟。」
　　
　　 梁啟超評價章太炎：「其精義多乾嘉諸老所未發明，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辟其新徑，實炳麟（章太炎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學解老莊，極有理致，所著《齊物論釋》，雖間有牽合處，然確能為研究「莊子哲學」者開一新國土。蓋炳麟中歲后所得，固非清學所能限矣，其影響於近年來學術界亦至巨。」
　　
　　 魯迅評價老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
　　
　　 魯迅先生回憶章太炎師的時候，卻說：「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或說佛法，談「俱分進化」，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鬥爭，和「××」的×××鬥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
　　
　　 時人多稱讚章太炎的學問，章太炎十分不滿，自認為政治勝於學術。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謝本師》里就說，先生「自己以為政治是其專長，學問文藝只是失意時的消遣」。而魯迅給老師的定位是「有學問的革命家」，認為「先生的業跡，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以學問聞名的黃侃則不同意老師的自我定位，認為老師論政是「用其所短」。
　　
　　 歷史學家侯外廬說:「章太炎對於中國學術文化遺產的論述十分豐富。他是古經文學派最後一位大師，同時又是儒家傳統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發展變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辯證法。」
　　
　　 黃季剛在《太炎先生行述記》中說:「其授人國學也，以謂國不幸衰亡，學術不絕，民猶有所觀感，庶幾收碩果之效，有復陽之望。故勤勤懇懇，不憚其勞」。
　　
　　 劉夢溪：所以回觀整個二十世紀，如果有國學大師的話，章太炎先生獨當之無愧。
　　
　　 吳佩孚論康有為、章太炎優劣：「皆我好友也。性格相似，而成就不同。南海年高，保皇之魁率；太炎年幼，才氣縱橫，非南海以下之空閑所能容，遂激越而入革命。使其易地而處，南海可為太炎，太炎亦可為南海。而良人逝后，中國不復有文學之士。兩人弟子雖眾，乃無足承其業者。」或又問其太炎弟子魯迅如何，佩孚默然良久曰：「吾不讀民國以後書。
　　
　　 曹聚仁先生《關於章太炎先生的回憶》，「他是要做王者之師的（芥川龍之介語）」。曹先生的老師單不庵先生曾經想請他講學，但被拒絕（正是他為袁世凱所忌，馬通伯請他莫問政治，以學問成千古業的時候），「他不願意政治上的大才略局促於虎皮交椅上」。
　　
　　 章太炎死後，陳宦對人說：「從此世間無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陸建章說太炎作一篇文章，勝過十萬兵馬，這是對太炎的輕視；我認為太炎一語，足以定天下安危！」
　　
　　 辛亥革命的元老馮自由為章太炎書寫輓聯一首，對其革命功勛大加褒揚：大軍已潰八公山，憐當局責重憂深，雪恥不忘王丞相。與子昔倡亡國會，嘆此日人凋邦萃，傷心重作漢遺民。
　　
　　 昔日北洋軍閥的大將陳宦也親作輓聯，寄往蘇州，聯曰：囊括大典，整齊百家，否歲值龍蛇，千載修明君比鄭；人號三君，國推一老，抗顏承議論，世間北海亦知劉。（上聯稱讚章之學問堪與東漢末年的大儒鄭玄相媲美，下聯則認為章之錚錚鐵骨絲毫不讓三國時直言犯曹的北海太守孔融。）
　　
　　 章門眾弟子中，屬錢玄同的一幅輓聯寫得最為精彩：纘蒼水寧人太沖薑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逐客帝，光復中華，國人云亡，是誠宜勒石紀勛，鑄銅立像；萃庄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於一身，文史儒玄，殫心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卅年，期欲擁護民彝，發揚族性，昊天不弔，痛從此微言遽絕，大義莫聞。

附：章太炎的「文革經歷」：
　　
　　 「文革」10年浩劫中，章太炎的墓地也難以倖免，「造反派」們將章墓掘開，取出棺槨，撬開棺蓋，將章的遺體（尚屬完好）拖出棄之於地，不久屍體就腐臭了。後來，章的遺骸被一園林工人草草埋于山腳下。
　　
　　 1976年後，中共對章太炎作出了實事求是的評價，稱讚他是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愛國主義者。之後，又撥出專款為其修建墓地，在墓塋落成前三天將剛找到的章太炎遺骨放入甏內，封口后葬入墓地新址。
　　

十一、梁漱溟
　　
　　 梁漱溟一生不斷追求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著為什麼；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梁漱溟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6歲啟蒙讀書，但還不會穿褲子；上了四所小學，學的是ABCD；只有中學畢業文憑，卻被蔡元培請到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教印度哲學；在城市出生成長，然而長期從事鄉村建設；一生致力於研究儒家學說和中國傳統文化，是著名的新儒家學者，可是卻念念不忘佛家生活……一生不斷追求的兩個問題：一是人生問題，即人活著為什麼；二是中國問題，即中國向何處去。

性情
　　
　　 梁漱溟說：「我一生的是非曲直，當由後人評說。自己為人處世，平生力行的，就是：獨立思考，表裡如一。」
　　
　　 民國初年，梁漱溟從北京順天中學堂畢業報考北京大學，不意未取。他回家發憤說：「我今後一定要夠得上叫北大請我當教授！」
　　
　　 梁漱溟向來對金錢看的淡之又淡。20世紀40年代，梁漱溟在重慶北碚辦學，經濟困難，為維持學校費用，他把夫人的結婚戒指都變賣了。在香港辦《光明報》，他是社長，薩空了是經理，他給自己定的工資是月薪100元，給薩空了定的卻是200元。因他生活節儉，獨自在港，花銷小；而薩空了全家在港，負擔重，梁並又把自己100元工資的一半貼給了薩空了。
　　
　　 1944年梁漱溟再婚時，兒子梁培恕不願意接受後母，抄一首寫孀婦的詩「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給父親看。梁漱溟看後點點頭，就算父子交換意見了。
　　
　　 抗戰中，梁漱溟在重慶辦學，有反「政府」之論，沈醉帶特務闖進學校去查辦他。梁漱溟則正氣凜然，針鋒相對：「我這是小罵，對你們，對抗日有好處，如果你們仍不改悔，我今後還要大罵。」
　　
　　 梁漱溟作詩評論郭沫若：「淡抹濃妝務入時，兩朝恩遇鬢垂絲。曾經招對趨前席，又見謳歌和口詞。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詩。民間疾苦分明在，辜負先生筆一枝。」
　　
　　 梁漱溟始終把毛澤東當作朋友。1972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國——理性之國》手抄書稿送到中南海作為賀毛澤東的生日壽禮。94歲的梁漱溟在追憶當年那場論爭時檢點自己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理解的，沒有什麼。他們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這兒的「他們」顯然包括周恩來。
　　
　　 周恩來曾說過梁漱溟想「陞官發財」、「一貫反動」，梁漱溟並不介意。他認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會因為發生一件事情而改變對周的認識」。
　　
　　 「文革」中，他對批判者說：「給我貼大字報，自是應有之舉……責斥我駁斥我，全是理所當然。這種駁斥、責斥與其少不如多，與其輕不如重，如果平淡輕鬆，則不帶勁，那倒不好。」
　　
　　 梁漱溟對梁啟超向來敬重，然在紀念梁啟超一文中不獨表彰他的功德，還評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與熊十力交誼亦深，但在追憶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錯失。梁認為「學術天下之公器，忠於學術即吾所以忠於先生」。以為只有此舉才不負40年的交誼。
　　
　　 94歲時，有人問梁漱溟對近幾十年中所受苦難的感想，他的回答是：「行雲流水，不足掛齒。」梁漱溟說：「『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來的，很突然，思想上沒有準備。物質上受了點損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戶，全中國的千家萬戶都受到騷擾。我的女人吃了苦頭，我還好，活了下來，歷劫嘛！所有的字畫、簡牘、圖書都燒毀了。這些都是身外之物，沒有什麼。不過，思想是銷毀不了的！」

泰然
　　
　　 「無我為大，有本無窮」。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幅聯語。對於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憂」之說，因此他「樂天知命」。抗戰期間，袁鴻壽先生在桂林七星岩請他吃素席，飯後在一株小樹下聊天，恰敵機在頭上盤旋下「蛋」，袁鴻壽大驚失色，要避。「而梁漱溟則鎮定自若，聊天如常。」
　　
　　 1942年初，香港陷落，梁漱溟在敵機彈雨之中安然打坐，人問其故，他說：「我尚有大業未成，不會遽死！」
　　
　　 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北京人都逃出了戶外，梁漱溟卻安居不動。在居委會、家屬的再三勸告下，最後才有幾個晚上到寓所後門的草地上露宿。

溫和
　　
　　 上世紀20年代在北平，梁漱溟講演《人心與人生》，要收點費，聽者每人一元。這個點子是梁漱溟自己想的。他認為收一點費的目的「是真想讓人來聽，或因花過錢而注意聽，否則不免有人隨便入座並不真有興趣聽。」但他又恐怕有的學生沒錢，說沒有錢者可以寫信給他，他可送上一張聽講券。一個叫唐君毅的學生，「受到一種精神的威脅沒敢去聽」。某天晚上，唐君毅收到梁漱溟托別人帶給他的五元錢。因為梁懷疑唐是沒錢才沒去聽的。當事者唐君毅晚年回憶此事時感愧與並。
　　
　　 40年代，在重慶、桂林辦學期間，梁漱溟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納了不少窮困的學生。他明知有些師生是從事民主和學生運動的，也樂於保護。當學生被捕時，他多方奔走、呼籲，保釋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據當事人回憶，當時的勉仁國專一度成為民主運動的「保護傘」和「避難所」。
　　
　　 梁漱溟好布施，經常接濟一些難中的朋友、晚輩。解放初期他每月工資300元，只留百元左右家用，其餘都幫助了因冤假錯案而生活無助的友人。他的思維方式很獨特，送的錢不要還,但借他的錢必須要還。一位友人忘記歸還，他竟前去索債。他的觀點是「可以與，可以不與，與傷惠。」梁提醒已擺脫困境者還借款，目的是給另一些仍在困苦中的友人雪中送炭。
　　
　　 袁鴻壽寫梁漱溟：梁老之慈祥正直，樂於助人，我們是萬萬不能及的。「文革」中，我在最困難時期，每月只給生活費9元，梁老聞之，不讓我求助於我的老伴。他說：「婦女受不得刺激，你還缺多少？」我說：「我不能戒煙，每月還缺14元。」他立刻給我28元。他補充說：「我平時修養不夠，現在冤假錯案，如此之多，心中還有不平之感。」
　　
　　 晚年，苦於絡繹不絕的訪客，為健康計梁漱溟不得不親自書寫「敬告來訪賓客」的字條。上寫：「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談話請以一個半小時為限，如有未盡之意，可以改日續談，敬此陳情，唯希見諒，幸甚。」有心人從字的顏色和筆跡上判斷，那「一個半小時」的「半」字，是後來加上去的。真可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梁漱溟平易近人。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認為在理，從不厭煩。複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時無力作復，他都要在未復的函件上註明「待復」。對八方的不速之客，無論對方年長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誠相迎，客人告辭，送之門外，還鞠躬揖別。「梁漱溟國際學術討論會」開幕式上，他已91歲高齡。發言者大多坐著講話，他卻15分鐘一直站立，主持者三次請他坐下，他都謝絕了。

悲憫
　　
　　 有一次，梁漱溟在北京街頭閑走，看見一個拉人力車的白頭髮老頭，十分吃力地往前拉車，想跑卻跑不動，而坐車的人，卻拚命地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鬍子上都沾滿了血。這件事對梁漱溟產生了極大的刺激，他當時便流出淚來。因此，梁漱溟終身不坐人力車。
　　
　　 在三十年代初，梁漱溟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試驗區時，他長期在農村生活，只有過年才回家住幾天。在過年期間也絕不看戲，並且也不許他的家人去看。因為他體會了農村的種種苦楚，認為看一場戲就花去幾塊錢，實在是一種罪惡。
　　
　　 1917年梁漱溟出任北大講師的時候完成了他的巨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在這一時期顯露出入世濟人的心懷，稱「吾輩不出如蒼生何」。他把解決中國問題的重點，落實在社會改造上，他想出的辦法是「鄉治」。
　　

狷狂
　　
　　 梁漱溟耗時最長的志業，在於溝通中西文化鴻溝。梁漱溟說：「『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這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軍的炮火下逃生之後給兒子寫信說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進攻香港，躲在香港的文化人乘船撤離，天上有飛機轟炸，水上有水雷騷擾，滿船的文人學者都惴惴的，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聲如雷，睡得很香。人家問他：先生不害怕嗎？他說：怕什麼，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國怎麼辦？

愛國
　　
　　 1946年李公朴、聞一多血案發生后，作為民盟的核心人物，梁漱溟在集會上公開宣言：「特務們，你們還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裡等著它!」他發表了《民盟秘書長的談話》，並說：「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
　　
　　 1946年10月10日，梁漱溟由南京到上海去見周恩來，促其回南京繼續和談。11日夜車，梁由上海回南京，次日清晨到南京，下車一見報，看到國軍已攻下張家口的消息，不禁驚嘆地對記者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此語一時為媒體廣泛飲用，成為痛斥蔣介石背信棄義的經典話語。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擴大會議，應周恩來之請作發言。11日下午，梁漱溟作即席發言重點談農民問題，要求對農民施「仁政」。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不料，這篇發言卻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不滿，梁漱溟遭到痛斥，釀成「廷爭面折」的尷尬局面。

新儒
　　
　　 梁漱溟民國初年曾在同盟會同仁創辦的《民國報》當過編輯，做過外勤記者；他常用的筆名有壽民、瘦民等。有一次，該報總編輯孫浚明為梁寫了一幅扇面，上款題「漱溟」二字，梁看后認為孫浚明代擬的筆名很好，甚合心意。從此梁便以「漱溟」為名。
　　
　　 梁漱溟二十歲起潛心於佛學研究，幾度自殺未成，經過幾年的沉潛反思，重興追求社會理想的熱情，又逐步轉向了儒學。
　　
　　 自1918年父親梁濟沉潭自盡后，梁漱溟開始折入儒學，而且同樣欣喜萬分。他曾對兒子梁培恕說：「佛學只能讓少數人受益，可孔子的學說是對大多數人說的，他肯定人要付出努力，下一番功夫是可以過得好的。」
　　
　　 梁漱溟心中，父親「是一秉性篤實底人，而不是一個天資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處，是意趣超俗，不肯隨俗流轉，而有一腔熱腸，一身俠骨」。 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親影響，亦就這麼一路(尚俠、認真、不超脫)。」
　　
　　 梁漱溟曾這樣表述自己，「只有志業，沒有職業」。就是說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選擇自己的職業。在梁漱溟看來，由西方功利主義到佛學再到儒學這一切都只是要解決他自己思想上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
　　
　　 梁漱溟的處世原則：在人格上不輕於懷疑人家，在見識上不過於相信自己。
　　
　　 梁漱溟曾言：「朋友不終，是很大的憾事。」
　　
　　 梁漱溟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
　　
　　 梁漱溟的家訓：不謀衣食，不顧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
　　
　　 梁漱溟年輕時曾想做和尚。當少年中國學會請他做宗教問題演講時，他準備講稿不如意，不得不放下筆，隨手翻閱《明儒學案》。在東崖語錄中忽然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個字，不覺心涼，頓時頭皮冒汗，默然有省，遂由此決定放棄出家之念。
　　
　　 梁漱溟少時讀書無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學》，將人類文化分為中、西、印三大類型加以討論，為絕對獨創。蔣百里稱之為「震古爍今之著作」，胡秋原認為該著「有獨創的意義和可驚的深刻思想力」。
　　
　　 梁漱溟的學術思想自雲是：「中國儒家、西洋派哲學和醫學三者，是我思想所從畫之根柢」。
　　
　　 梁漱溟自己總結的三種人生態度：逐求、厭離、鄭重。
　　
　　 梁漱溟應邀來清華短期講學，賀麟抓住這一良機，拜訪梁漱溟幾次。梁漱溟推崇王陽明，他對賀麟說：「只有王陽明的《傳習錄》與王心齋的書可讀，別的都可不念。」
　　
　　 梁漱溟無時不在思索人生和哲學問題，以致冷落太太。梁漱溟的原配夫人黃靖賢是家庭婦女，兩人經友人介紹於1921年結婚，育有兩子——梁培寬、梁培恕。梁漱溟給其子起名，可見「最後一個儒家」的精神氣象，寬恕之道屬於儒家精神內核。
　　
　　 百萬雄師渡江后，梁漱溟看到毛澤東的新作《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大不以為然。連說：「錯了！錯了！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根本精神的，偏激與惰后都不行。唯有調和持中的中國文化必將統治世界，而真正統一中國的方法也只能是適應中國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他並引述了《孫子兵法》「窮寇勿迫」的論點，說明「追窮寇」的錯誤。
　　
　　 梁漱溟認為，「鄉治」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個新方向」。他因此辭去北大的教職，到山東、廣東、河南等地進行實驗，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被迫停止。
　　
　　 1966年，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將尚未完成的《人心與人生》手稿沒收，梁寫信給毛澤東說：「若此稿毀卻，我生於斯世何益。」他還說：「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後，不發還此書稿，即不可能敘寫，無異乎宣告我的死刑。」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該手稿得以退還。1975年，梁漱溟終於完成了這本《人心與人生》，其中有云：「宗教之真惟一存在見於古印度早熟之佛教之內，將大行其道於共產主義末期。」
　　
　　 1966年，梁漱溟被抄家、罰跪、遊街，三代祖傳的書畫、文物付諸一炬，手稿、錢物亦被抄走。最後，造反派把他關進一間小屋裡。梁漱溟既不呼天搶地，也不長吁短嘆，而是優哉游哉、自得其樂地寫書。後來他呆在家裡，每天上公園練拳、散步，無書可讀了，就認真讀報、看材料，關切著時局的發展和演變。他先後完成了《儒佛異同論》和《東方學術概觀》的撰寫。
　　
　　 梁培寬說：「在他（梁漱溟）92歲的時候，海外有報紙稱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我把報紙念給他聽。他聽完后搖了搖頭，大概是對這樣的稱呼並不贊成。」，梁漱溟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學者、哲學家、社會活動家的稱號都不太認同。
　　
　　 梁瀨溟曾對學生說：我與哲學無緣。我不懂什麼叫哲學。我就是這樣，誤打誤撞地進了哲學的門。」梁漱溟還說自己是一個問題中人，不斷在問題中生活，佛學也好，儒學也好，西方的理論也好，都是為了解決他的問題。，所以當山東孔子研究所的人給他寄來登記表，聘請他為研究所的專家時，他拒絕了，他說：「我不是專家，誰認為我是就讓誰填去。
　　
　　 梁漱溟晚年回憶說：「我曾哭過兩次，一次在曹州，系由學生不聽話所致；另一次是陳銘樞出賣了李濟深，使李被蔣介石軟禁湯山溫泉一段時間，我覺得太不應該，曾大哭一場。」
　　
　　 晚年，梁漱溟曾書一座右銘：「情貴淡，氣貴和，唯淡唯和，乃得其養，苟得其養，無物不長。」他經常勸告自己的家人和自己身邊的好友說：「一個人動不動就氣盛，發怒，勢必傷肝，火攻心。如氣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則又積鬱於內腑，兩者都傷肝勞神，有損於健康。所以說氣平情淡，自長自消，稱得上身心鍛煉的一項真正過硬功夫。」
　　
　　 梁漱溟說道：「活到老，學到老，還應當加上思考到老。」
　　
　　 1955年7月，梁漱溟開始寫《人心與人生》自序。這年初夏，梁漱溟與兒子梁培恕游北海公園，說起他即要動手寫的《人心與人生》，以平靜而深沉的聲音說，「這本書不寫出來，我的心不死！」書完成以後，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今日可死而輕快地離去」。
　　
　　 梁漱溟從來都只認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學問家，他晚年接受美國學者艾愷的訪談，特意講到了這一點：「我不夠一個學問家，為什麼？因為講中國的老學問，梁漱溟手跡得從中國的文字學入手，可中國的文字學我完全沒有用功，所以中國學問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學，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國學問也不行。從這兩方面說，我完全不夠一個學問家。我所見長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稱我是一個思想家，我倒不推辭，不謙讓。思想家與學問家不同。學問家是知道的東西多，吸收的東西多，裡邊當然也有創造，沒有創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於學問家，就是雖然他也知道許多東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識，他也沒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創造多於吸收。所以我承認我是思想家，不是學問家。」

厭離
　　
　　 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親去世了。在這一年年底梁漱溟曾多次萌生自殺的念頭。梁漱溟之所以產生自殺的念頭，主要是源於他對現實世界的黑暗的認識。梁漱溟在後來回憶他的這段經歷時說：「我漸漸曉得事實不盡如理想。對於『革命』、『政治』、『偉大人物』……皆有不過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徑，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學校遇不到的，此時卻看見了；頗引起我對人生感到厭倦和憎惡。
　　
　　 從順天中學堂畢業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去《民國報》做記者。梁漱溟看不慣民國官場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他遭遇到有生以來的第一場精神危機。煩惱愈積愈多，卻無法開解，無處宣洩，梁漱溟感到極度的精神苦悶，於是他決定自殺，尋求一了百了的解決方式，所幸室友及時察覺苗頭，才避免了一場悲劇的發生。經此變故，梁漱溟轉而信奉佛學，他決定遵照袁了凡的那兩句話——「以往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認真做去。梁漱溟啃讀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與苦相始終的，人一降生，就與缺乏相伴俱來。

佛緣
　　
　　　　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
　　
　　　　梁漱溟好思索。他自覺自己家境尚好，也聰明，父母疼愛，卻常常苦悶不樂；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飯、洗衣、干雜活，辛苦得很，卻臉上常有笑容，並不覺苦。他苦苦思索，最後悟出「人生的苦樂不在外界(環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觀。其根源在自己的慾望，滿足則樂，不滿足則苦。而這種慾望是無窮盡的。」他覺得自己對人生苦樂的探求與佛學頗為合拍，於是就拚命看佛書。以至18歲那年拒絕父母為其訂婚，19歲開始茹素，決意為僧長達9年。
　　
　　　　1916年，在其時的內閣司法部任秘書期間，梁曾經杜門研佛三年。「父親很早就開始考慮這些人生問題，後來他給我講過一些佛教故事，釋迦牟尼出家的故事讓他心有所戚。他同樣是看見別人窮苦就受不了的人，後來的信佛實際上也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梁漱溟的長子梁培寬說，梁漱溟信佛有自己的規矩，「他沒有禮佛行動，從來沒有去寺廟燒香拜佛，他是在自我修養上下功夫。」後來在抗戰時梁漱溟曾帶著學生深入前線，他寫信給兒子梁培寬稱「時人說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此行蓋踐之以。」
　　
　　　　梁漱溟對生死看的很開。曾有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他請教：「先生，人什麼時候才能得到解脫呢？」梁漱溟一字一頓問答：「佛家對生死的態度是不求生、不求死。」
　　
　　　　梁漱溟從二十多歲就吃素，堅持素食七十餘年。他平時用餐，除了雞蛋、牛奶外，其他葷腥一律不沾；但他並未出現營養不良的問題。三十歲以後，他的身體愈髮結實，體質、精力反為朋友輩所不及。建國初期，在一次公宴上，毛澤東走到梁漱溟的座席前，見他只吃素食，又不飲酒，笑著說，梁漱溟堅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長壽也。梁漱溟1988年去世，時年95歲。

思慮
　　
　　　　梁漱溟愛好和人討論，也愛好書法，但他最大的愛好卻是思考問題。
　　
　　　　梁漱溟先生常說他是問題中人，有問題就得思索，問題沒解決前，他比什麼都要痛苦，可以不吃飯，不睡覺。他曾對朋友說：我初入中學時，年紀最小。但對於宇宙人生諸問題，就無時不在心中，想到虛無處，幾夜——簡直是常常睡不著覺。那時我很憔悴，頭髮有白了的，同學們都趕著叫我小老哥。小老哥
　　
　　　　梁漱溟做鄉村工作的時候，大家一起談到各自的愛好。有人說喜歡下棋，有人說喜歡旅遊。問到他，他說，我的樂趣就是思考問題。我要有時間的話，就要思考問題。他常對別人說，你看我最閑的時候，其實是我最忙的時候。你看著我坐在那裡似乎什麼事情也沒有做，其實我的思想已經跑得很遠很遠了。梁漱溟的腦子一開動起來，就很難剎住車。因為思考問題，梁漱溟經常失眠。後來到北大教書，因為失眠，他還向學校提出過辭職。每隔一段時間，梁漱溟會躲起來安靜思考、潛心推究。

教育
　　
　　 蔡元培聘請梁漱溟任北大教師時，他只有二十四歲。過去梁漱溟多次報考北大但卻沒有考取，最後他考入了直隸公立法政專門學校，他只是一位中專畢業生。 1916年上海的《東方雜誌》上連載了梁漱溟撰寫的一篇文章《究元決疑論》，文章以近世西洋學說闡述印度佛家理論，這篇文章發表后很快便引起蔡元培的高度重視，蔡元培與當時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商議決定聘請梁漱溟來校任教，梁漱溟對此卻感到十分恐慌。他對蔡元培說：「我只不過初涉佛典，於此外的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元培當即反問道：「那麼你知道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梁漱溟不知道，蔡元培接著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你來吧!」於是年紀輕輕的梁漱溟於是便登上了這所全國最高學府的講台，報刊上也很是熱鬧了一番。
　　
　　 梁漱溟初到北大便毫不掩飾他的率直，他在開講《印度哲學》的第一天就對聽課的學生說：「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做旁的事。」講台下的學生大多是「打倒孔家店」的熱烈擁護者，這一時期同在北大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辜鴻銘就吃了學生的許多苦頭，在當時的北大，可是人才濟濟，梁漱溟在當時還是個無名人士，即使辭退他也不會有人感到新鮮，但是他卻在北大一教就是七年，他講的孔子課特別火，學生們都爭著來聽他是如何為孔子、釋迦作辯護的。
　　
　　 1924年，梁漱溟離開北大，有人問他原因，他說：「因為覺得當時的教育不對，先生對學生毫不關心。」他認為，先生應與青年人為友。所謂友，指的是幫著他們走路；所謂走路，指的是讓包括技能知識在內的一個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部生活，而領著他走人生大路，於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樸實為至要。」
　　
　　 梁漱溟長期主張教育救國，而且是從最基礎的教育入手，為此他不惜辭掉北大教職，去山東菏澤擔任中學校長。他還致力於鄉村建設，實行社會改造，在鄒平縣成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提高村民素質，發展鄉村經濟，改變鄉土中國的落後面貌。梁漱溟身邊常有一些弟子追隨，他便仿照宋明講學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眾人，或默坐，或清談，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這樣的集會稱為「朝會」。梁漱溟在朝會上的發言，後來被弟子們輯為《朝話》一書，頗似孔子的《論語》。梁漱溟的「朝話」通常是點到為止，以精警取勝，譬如這一句:「在人生的時間線上須臾不可放鬆的，就是如何對付自己。如果對於自己沒有辦法，對於一切事情也就沒有辦法。」
　　
　　 梁漱溟的兒子梁培恕認為他們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擁有了別人沒有的最大的自主權。梁培恕稱自己小學、中學、大學都沒畢業，因為每次都在中途就輟學了，有時因為搬家，有時卻是因為梁培恕自己不想去上學了。讓梁培恕奇怪的是，父親梁漱溟對他採取了任其自然的態度，後來還是別人勸說才又去上的學。
　　
　　 梁培寬在回憶父親梁漱溟時，常說：「父親對我完全是寬放的……我在父親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種精神上的壓力。他從不以端凝嚴肅的神氣對兒童或少年人……先父認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的，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從不干涉。」
　　
　　 梁漱溟從未在學習或者成績上要求過兒子們。一次梁培寬考試得59分，曾拿學校要求補考的通知給父親看。梁漱溟只看了一眼，就又還給了他。梁培寬說，父親其實並非對自己要求不嚴，而是他認為這種事情你知道了好，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負責。梁漱溟甚至把他的這種教育方法用到了自己的政治試驗上。

直言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平順天中學，班上人數不多，卻是藏龍卧虎，後來出了三位大學者：張申府、湯用彤，還有梁漱溟。梁漱溟的各門功課自學進度皆超過老師的課堂教授進度。他閱讀了大量的課外讀物，國文作文成績經常名列前茅。梁漱溟喜歡作翻案文章，從不落俗套，深得國文教員的賞識，他的作文曾得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批語。
　　
　　 梁漱溟在北大唱得最驚人的反調是在「五•四」學潮時，學生們群情激憤，同仇敵愾，梁漱溟在《國民公報》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我的意思很平常。我願意學生事件付法庭辦理，願意檢查廳提起公訴，審廳去審理判罪，學生遵判服罪。」他還指出人太多檢查不盡學生「盡可一一自首。」他的理由是，「在道理上講，打傷人是現行犯」、「縱然曹、章罪大惡極，在罪名未成立時，他仍有他的自由。」梁漱溟是基於對法制社會的嚮往才這樣說的，學生們卻不能原諒他，於是寫了許多匿名信警告他小心些。
　　
　　 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幾位教授要到歐美去考察，教職員開歡送會，有幾位演說，說的話大半都是希望幾位先生將中國文化帶到歐美去而將西洋文化帶回來。梁漱溟先生聽到幾位都有此種言論，就問大家：「你們方才對於蔡先生同別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謂將中國文化帶到西方去是帶什麼東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問，而所謂中國文化究竟何所指呢？」當時的人都沒有話回答，及至散會後，胡適先生、陶孟和先生笑著對梁漱溟先生說：「你所提出的問題很好，但是天氣很熱，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漱溟先生暗想，一般人喜歡說好聽、門面的話，如果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麼，又何必說它呢！
　　
　　 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
　　
　　 持「只發言，不行動」的梁漱溟，在1953年因為總路線問題與毛澤東發生當面爭執，他要求毛要有「雅量」。此後他成了歷次運動的「老運動員」。
　　
　　 梁漱溟說：「中國傳統中該變化的早就變了，不該變的永遠都不會改變，而這些永遠都不會改變的中國傳統將統領世界。」 他認為中國有以貢獻與世界者，不外八個字：「人生向上，倫理情誼。」而這正是世界和平的基礎。
　　
　　 梁漱溟曾自書一聯：情可無言喻，文期後世知。
　　
　　 1970年政協討論「憲草」，梁漱溟不贊成把林彪為接班人寫進憲法。
　　
　　 「批林批孔」運動中，在大家都批孔時，梁漱溟卻說：孔子生活在前2500年和后2500年之間，他本人是承前啟後的。他還說：「一是，林彪沒有路線，他是一個鬼，沒有人格，夠不上做一個人！二是劉少奇、彭德懷有路線，他們有自己為國家、民族前途設想的公開主張，他們的錯誤只是所見不同或所見不對。現擇其精彩論述整理於後。……」
　　
　　 1978年2月，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同時在北京開會，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制定新憲法。在政協會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經驗是，憲法在中國，常常是一紙空文，治理國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法統、法制、法治，種種法的觀念從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對於人治，卻是多年來所習慣的……中國由人治漸漸入於法治，現在是個轉折點，今後要逐漸依靠憲法和法制的權威，以法治國，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中國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80年，有關方面為羅隆基舉行的90誕辰座談會，其真實的含義是肯定他在歷史上的功績，以全面公開地評價其一生。幾乎所有到會的發言者，都從不同的側面回顧羅隆基在不同歷史時期為國家為民族所做的貢獻，而沒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無人提及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事。梁漱溟是最後幾位要求臨時發言者之一。他已92歲的高齡，沒有稿子，吐字清晰，講了十多分鐘。他一開頭就說，大家都在緬懷他，先頭的好幾位都談及他的貢獻，他的優點，聽下來大體都是事實。但我以為，作為老朋友，也不妨緬懷時提及他的一些短處。人無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數十年的交往接觸中，甚至覺得他的短處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一直改進不大。我說的是他常常過多地想到個人的得失，有時擴大到難以駕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當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夠右派，這暫且不說，說的是他在1957年的舉動，正是他個人弱點的一次暴露，他吃了這個虧。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慾所致，怕不至於這樣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開始后，許多人都在說他這個人一無是處的時候，我心裡卻念及他也為國家民族做過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種種好事時，我卻覺得應該提一提他的短處，他的弱點，他的不足。我以為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從此完整地看到每一個人的自我。我的話可能與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陳言於故人，為老友，也為自己，當不會有錯。
　　
　　 梁漱溟晚年和馮友蘭見面時說：「中國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漱溟在醫生問他有何要求時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論戰
　　
　　 民國七年（1918年）初，梁漱溟先生每每晚間到楊懷中先生家，常有一位高個子的湖南青年開大門，彼此相視點頭，寒暄幾句，並不互報姓名。梁漱溟進客廳自與楊懷中交談，這青年卻從不加入。梁漱溟心想，這青年準是楊懷中先生的湖南親友或同鄉，從沒有問過。後來，楊先生告訴他，這位青年是他在湖南第一師範的學生，有才有為，到北京找老師來的。經楊向蔡元培校長的推薦，給這位青年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謀到月薪僅八塊大洋的小差事，白天在北大上班兼學習，晚間回楊家住宿。楊先生曾同時告訴梁，這位青年叫什麼名字，但梁並沒有記住。這位青年就是毛澤東。當梁漱溟先生1938年初隻身赴延安，與毛澤東見面的時候，毛第一句話就說：「梁先生，我們早就見過面了，您還記不記得？民國七年（1918年），在北京大學，那時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您常來豆腐池衚衕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的大門。後來楊懷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楊家的女婿。」毛澤東驚人的記憶力，喚起了梁漱溟深藏在腦海中20年前的往事。他只是吃驚地向毛澤東頻頻點頭，連聲說：「是的。好記憶，有這事，有這事。」
　　
　　 梁漱溟至今讓人記得的是他與毛澤東的論戰。在很長的時間裡，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係十分融洽，可能也許正是不分上下的朋友關係，使梁漱溟一時忘乎所以，才惹出1953年的那段公案。
　　
　　 梁漱溟與毛澤東同歲。1918年，兩人在楊昌濟（楊開慧的父親）先生的家裡初識，當時梁漱溟是北大哲學系講師，毛澤東則在北大當圖書管理員。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里與毛澤東有過多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梁漱溟回憶說：「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
　　
　　 1938年梁漱溟到延安，與毛澤東談話8次，其中2次談了通宵。後來梁回憶說：「毛主席給我的談話，就是論持久戰的那些觀點，中國不妥協，日本必敗。……我非常佩服他，五體投地的佩服。」
　　
　　 1950年1月，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再三邀請下，梁漱溟由重慶來到北京，毛澤東請他到自己家裡做客，還專門派車接他，招待吃飯，由於梁漱溟吃素，毛澤東大聲囑咐：「我們也統統吃素，因為今天是統一戰線嘛！」當毛澤東得知他還借住在親戚家裡時，馬上派人安排，讓他住進頤和園內的一處小院里。
　　
　　 在1953年9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擴大會議上（後來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周恩來總理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在小組討論的時候，梁漱溟的發言掀起了一場巨大的風波。
　　
　　 梁漱溟說道：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
　　
　　 對於梁漱溟的發言，毛澤東很不以為然，他在講話中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以仁政的意思吧？但須知仁政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此後幾天，會議對梁漱溟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梁漱溟震驚不已。他的牛脾氣又犯了，不顧一切地要求發言，並與毛澤東激烈爭吵，直到有人在會場上大喊「梁漱溟滾下台來！」這場驚心動魄的爭吵才匆匆結束。
　　
　　 隨後，毛澤東給梁漱溟的問題定下了基調：雖「反動」，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給「出路」。
　　
　　 30年後，90歲高齡的梁漱溟談及此事，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麼。他已故世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來總理最後一次出席國慶26周年招待會。為了落實黨的政策，有一批在「文革」中受衝擊的老幹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專家被邀請出席了這次國慶招待會。國慶招待會之後，當時的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給毛主席、周總理寫了一份簡報，反映出席國慶招待會的知名學者的雀躍之情。毛主席閱后很高興，在這份簡報上批示：「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名單上的人參加招待會甚好，可惜沒有周揚、梁漱溟。」當有人向梁漱溟轉述毛的話，他聽后既嚴肅又欣慰地對筆者說：「人無完人是句至理名言，對於凡人或偉人，都同樣是適用的。」

逸事
　　
　　 梁漱溟追憶兒時趣事時說：他積蓄的一小串銅錢不見了，吵鬧不休。父親在庭前桃樹枝上發現，讓他去看。梁漱溟看時，見樹上有父親寫的小紙條：一小兒在桃樹下玩耍，偶將一小串錢掛於樹枝而忘之，到處向人尋問，吵鬧不休。次日，其父親打掃庭院，見錢懸樹上，乃指示之。小兒始自知其糊塗。
　　
　　 少年時的梁漱溟愛靜思，不喜運動，體質較弱。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6歲時還不會自己穿褲子。有一次家裡人呼他起床，他卻說：「妹妹不給我穿褲子呀。」一直是家裡人的笑談。「自幼呆笨，幾乎全部小學時期皆不如人。」但隨著年齡的增長、知識的豐富，他立志培養自己「自學、自進、自強」的精神。
　　
　　 梁漱溟20歲時在《民國報》當記者，發表文章時常用的筆名是壽民或瘦民。那時他年輕，當外勤記者，上跑總統府、國務院，下訪學校團體，政治新聞、市井民生都是筆下文章。當年袁世凱在北京舉行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他作為《民國報》記者親眼目睹。他晚年回憶說：「袁世凱與我們記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個頭，光著禿腦袋(帽子拿在手裡)，留著短須，已有幾根花白，鬍鬚周圍和兩頰都沒有修刮乾淨，一套軍服也是皺巴巴的，與大總統就職的莊重典禮很不相稱。」
　　
　　
　　 梁漱溟的一生充滿了矛盾，他曾經說過自己一生中有四件始所未料得事情：第一，最討厭哲學，結果自己卻講了哲學；第二，在學校沒讀過孔子的書，結果講了孔子的哲學；第三，未曾讀過大學，後來教了大學；第四，生於都市，長於都市，一生卻致力於鄉村工作。
　　
　　 14歲時，梁漱溟入順天中學堂，與張申府、湯用彤同學。當時他與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萬里三人最要好。相互間依年齒稱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人談到興頭上，廖福申提議以每個人的短處揀出一個字來，以此呼名以警示策勉。於是廖給大家起名：王同學懦弱，婦人氣重，取名為「懦」；姚同學擅體育，但脾氣暴躁，故起名為「暴」；他自己很勤奮，卻自謙名為「惰」；他給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覺得很中肯、很貼切。梁漱溟當時確實很「傲」，他的作文成績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點總喜歡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勝，有時亦因草率失敗。一位王姓國文先生對此很反感，批語為：「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而後來的一位范先生卻偏偏賞識，以「語不驚人死不休」褒之。
　　
　　 在順天中學堂，梁漱溟特別崇拜年級低於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於我，其精神足以籠罩我。」梁尊稱其為「郭師」，課餘常去討教，並將他的談話整理成冊，冠名「郭師語錄」。學友們諷之「梁賢人遇上郭聖人」。梁漱溟回憶說：「我一向狹隘的功利思想為之打破，對哲學始知尊重」。梁崇拜的另一個人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甄鼓勵他剪辮子，介紹他加入京津同盟會。
　　
　　 梁漱溟在北大講「印度哲學概論」、「大乘唯實論」、「東西文化及哲學」等課，有甚多的見解，很受學生們的歡迎。1923年前後，梁漱溟講「儒家思想」一課，正式註冊的僅90多人，平時聽講的多在200餘人。但梁卻不善於言辭，文字也欠流暢，每當講到某個道理時常不能即興說明，便急得用手觸壁或是用手敲頭深思。據說，梁講印度哲學和唯識論時，哲學系得彭基相、餘光偉等都不大同意梁的觀點，他們對旁人解釋去聽課的原因說：「我們是來聽聽他荒謬到什麼程度的。」梁也不以為忤。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書長任上，介紹千家駒入盟。新盟員填寫「入盟志願書」並簽名蓋章，志願書填好后，他又叫其當場焚毀。因為民盟當時還是「地下組織」。
　　
　　 梁漱溟享高壽，有不少人向其討教養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動」。他不抽煙。酒只是偶爾喝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場合。他風趣地說：「吃飯是應酬自己，喝酒是應酬人家。」

文革
　　
　　 與毛澤東爭吵之後，梁漱溟開始深居簡出，很少開口。1956年11月，在「大鳴大放」的高潮中，許多朋友認為梁漱溟應當出來說說話，出出氣，但梁漱溟沉住氣，決定旁觀一段時間，結果，在隨之而來的「反右」鬥爭中，那些朋友當中的許多人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而梁漱溟卻僥倖躲過一劫。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全國，梁漱溟也在劫難逃，他的家被抄，不得不棲身於北京鼓樓鑄鐘廠兩間小破屋中，政治上更是莫名其妙地被補戴了一頂「右派」帽子。
　　
　　 梁漱溟和美國學者艾愷教授談到文革遭遇時，他說當時「心裡有點不愉快，幾天我就過去了」。其實，文革中梁漱溟也受過苦，他的房子被佔了的時候，他只能睡在水泥地上，那已經是夏末秋初，天氣開始變涼，衣物被抄走，他只能把洗臉毛巾系在腰間，以免著涼。街道上也曾拉梁漱溟去陪斗，他也曾「坐飛機」，回來后一身汗水。有次山東來人調查一個梁漱溟認識的人，讓他揭發，梁漱溟據實回答，也說不出什麼，人家說他不老實，一個巴掌就把他的眼鏡打到了地上。
　　
　　 紅衛兵抄梁漱溟家，將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畫統統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邊冷眼旁觀。但當紅衛兵抱出兩本大部頭精裝本的《辭海》和《辭源》時，梁出來阻止了。他解釋道這兩部書是向外地的學生借的，若燒毀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毫不理睬，輕蔑地說：「不用了，我們革命的紅衛兵，有《新華字典》就足夠了。」由於精裝書不易燒毀，紅衛兵就一頁一頁撕著燒。
　　
　　 文革時，革命群眾流行畫紅太陽，街上到處是旭日、大海，前門大街上的鋪子整個就是紅彤彤的了。梁漱溟還上街買顏料，也跟著去在外面牆上畫。集體挖防空洞的時候，梁漱溟也積極參與，有一次因為遲到還很自責地將此事寫進他的日記里。
　　
　　 梁漱溟先生「文革」打油詩：十儒九丐古時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知識有。倘若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滿街走。

立場
　　
　　 1972年底，全國掀起「批林批孔運動」。梁漱溟參加政協學習組織學習近一個月，卻一言不發。於是，有人說梁漱溟與孔子有著割不斷的「階級感情」。梁漱溟終於開口了，他花了兩個半天時間，講自己對「批林批孔」的意見。他說，我只批林，不批孔。批孔是從批林引起的，我看不出林彪與孔子有什麼關係，所以我不批孔，至於批林，我認為林彪談不上有什麼政治路線，不過一心要搞政變奪權而已。
　　
　　 梁漱溟在給香港友人的信中談此事時，說：「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態度是獨立思考和表裡如一，無所畏懼，一切聽其自然。」
　　
　　 因梁漱溟只批林不批孔，政協學習組立即開始批判梁漱溟。從1974年2月到9月，先後6個月地分小組批判，然後是兩個月的批判大會。他每會必到，認真聆聽。他泰然處之，會議的間歇居然還打太極拳。到了九月底，政協開了一次總結性的批梁大會。當支持人詢問梁漱溟有何感想時，他卻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釋。梁說：「『匹夫』就是獨人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麼都可以奪掉他的，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無法奪掉！」
　　
　　 1976年，「四人幫」垮台，在「兩個凡是」籠罩的氣氛中，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一針見血地說：「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禍因是治國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此時，真理標準大討論還沒有開始，梁漱溟的話可謂先聲奪人。
　　
　　 1979年初，全國第五屆政協會議在北京召開，鄧小平當選全國政協主席，梁漱溟當選為政協常委。升了「官」的梁漱溟在這次會議上再次向「文革」開了火，時年他已85歲。當時，儘管一批老幹部在私下場合對「文革」已經開始否定，對「兩個凡是」也表示了不同意見，但公開講話否定「文革」的還沒有，梁漱溟是第一個。
　　
　　 1985年12月4日，北大為馮友蘭先生舉辦九十壽辰慶祝會。此前一天，馮家設私宴慶祝。籌辦中，馮友蘭提出邀梁漱溟先生參加，梁稱天冷不能出門。數日後，馮友蘭卻意外地收到了梁漱溟的一封簡訊，其大意是「北大舊人現惟我二人存矣，應當會晤，只因足下曾諂媚江青，故我不願來參加壽宴。如到我處來談，則當以禮相待。」馮友蘭先生卻說：「這樣直言，很難得的。」 後來，梁、馮有了一次會晤。馮友蘭的女兒宗璞回憶，這次面晤談了四個話題：佛學、青年時代、晚年生活和「諂媚江青」問題。當馮氏父女起身告辭時，梁先生突然問道：「你母親可好？」宗璞回答：「母親已於1977年10月去世。當時大家都在『四人幫』倒台的歡樂中，而我母親因父親被批判，醫療草率，心情惡劣，是在萬般牽掛中去世的。」兩位歷經滄桑的老人執手相對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