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知道點

楊朱是戰國時期的一位隱士、無神論者。其學說在當時影響很大。「天下之言，不歸楊（朱），則歸墨（翟）」。但沒有什麼著作流傳下來。
　　楊朱的鄰居走失了一隻羊，已經率領他的全家老小四處追尋，又請楊朱派他的家僮門人去幫助。楊朱奇怪地問：「嘻，這年頭失一隻羊，何須動用這麼多人去追呢？」鄰居答道：「岔路太多了。」
　　過了半天，去追羊的人都垂頭喪氣地回來了。楊朱問：「羊找到了嗎？」鄰居答道：「丟了。」楊朱又問：「為什麼會丟了呢？」鄰居回答：「這條大路有岔路，只好回來。」楊朱聽了這番話，一下子變得憂戚起來，多時不說話，整天見不到笑容。他的學生感到奇怪，問：「羊是一種不值錢的東西，又不是老師的，你為了它而不高興，這是為什麼呢？」楊朱卻默然不答。他的學生得不到答覆，也摸不著頭緒。
　　學生中有一個叫孟孫陽的，從老師那裡出來，把這件事告訴了心都子。隔了幾天，心都子和孟孫陽一同去見楊朱，問道：「從前有弟兄三人，在山東遊學，一同跟一位老師學習，學會了儒家仁義的道理，便回家了。父親問他們：『仁義的道理是怎麼回事？』老大說：『仁義使我懂得了愛護自己的身體，不必去追求名譽。』老二說：『仁義使我懂得了為自己的名譽不惜捨棄生命。』老三說：『仁義使我懂得了生命和名譽可以同時保全。』他們三人一同跟老師學習，對仁義的理解卻不同。究竟是哪個說得對，哪個說得不對呢？」楊朱說：「有一個住在河邊的人，熟悉水性，勇於游水，他擺渡撐船，賺來的錢能夠養活一百口人。因此，人們便成群結隊帶著乾糧來向他學習，可是結果被淹死的差不多有一半。他們是想來學習游泳技術的，而不是來學淹死的呀，可是結果利害相反竟是這樣。你以為誰對，誰不對呢？」心都子明白了，沒有作聲便出來了，孟孫陽責備他說：「你提出問題為什麼這樣拐彎抹角呢？老師的回答又為什麼這樣稀奇古怪呢？我簡直愈發糊塗了。」心都子解釋說：「大路上岔道太多而丟了羊，學習的人因學說太不一致可喪失了生命。學問的本源並沒有什麼不同，沒有什麼兩樣，可是它的末流卻有這樣大的差異。只有把分歧的末流回歸到本源上來，才不會有得失利害的差別，你成長在老師門下，學習老師的學問，但老師的比喻你都不能理解，真是可嘆啊！」

列子是戰國時代的道家。與老子一樣，他主張虛無，一切聽其自然。古往今來，有很多關於他的故事。
　　列子到齊國，中途就回來。伯昏瞀人為此感到奇怪，便問：「因什麼事情回來？」列子說：「我感到驚駭。」又問：「為什麼？」列子說：「我曾在十家賣漿店飲食，而有五家先送給我。」伯昏瞀人問：「這樣，那你為何驚駭？」列子答道：「心中情慾不疏解，形貌舉動便有光儀，以這種外貌鎮服人心，使人對我比老者還要尊重，而招來禍患。賣漿人只是做些飲食買賣，沒有多餘的贏利，所得的也很少，權勢也輕微，他們尚且這樣對待我，何況是萬乘的君主呢！身體勞瘁於國事而智能耗盡於政事，他要我擔任職事而求我達到成功之效，所以我感到驚駭。」伯昏瞀人說：「你真會觀察，你等著罷，人們會歸向你了！」
　　不多時伯昏瞀人去看，見列子門前鞋子都擺滿了。伯昏瞀人面北站著，豎著杖抵著下巴，站了一會兒，沒說話就走了。接待賓客的人告訴列子，列子提起鞋，赤腳走出來，到了門口，說：「先生既然來了，還不啟導我嗎？」伯昏瞀人說：「算了，我已經告訴你說，人們會歸向你，果然沒錯。不是你能使人們歸向你，而是你不能使人不歸向你，你為何這樣招人歡心而與眾不同？必定有什麼動搖了你的本性，這是無謂的事，和你在一起的又不告訴你，他們那小巧的言語，盡毒害人，不能覺悟，怎能相愛呢？智巧的人憂勞，不用智巧的人無所求，飽食而遨遊，飄然像無所系的船人，虛心而遨遊。」

據《墨子》所引周朝史書《春秋》記載：西周末年，當周宣王枉殺本來沒有罪的大臣杜伯的時候，杜伯臨死前說：「我本無罪，可我的君王卻要殺我。如果我死了無知倒也罷了，如果死了還有知覺，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讓我的君主知道（我的厲害）。」杜伯死後三年，周宣王帶領眾多諸侯在圃田打獵，隨行車輛數乘，人員數千，滿野都是。時當正午，突然，杜伯之鬼出現了，他乘著白馬拉的車，穿紅衣、戴紅帽、執紅弓、挾紅箭就奔周宣王追了過來。周宣王逃跑不及，被杜伯之鬼一箭射中心臟，打斷了脊骨，倒在弓箭袋上就死了。這一情形，在場的周宣王的隨從都看得很清楚，離得遠一些的也能聽得到，並且明白地記載在周朝史書《春秋》上。在那個時候，國君用此例來教育臣子，父親用此例來激勵兒子，強調做事要戒懼謹慎，凡是殺害沒有罪的人，都會遭到鬼神的誅殺，而且，這報應的到來還非常快的。
　　莊子儀之鬼
　　據《墨子》所引燕國史書《春秋》記載：春秋時期，當燕國國君燕簡公枉殺本來沒有罪的大臣莊子儀的時候，莊子儀臨死前說：「我本無罪，可我的國君卻要殺死我。如果我死了無知倒也罷了，如果死了還有知覺，不出三年，我一定要讓我的國君知道（我的厲害）。」莊子儀死後一年，燕國準備舉行祭祀，燕君帶領隨從前往燕之祭祀之地「祖」，時值正午，莊子儀之鬼突然出現，舉著一根硃紅色的棍棒就打了過來，簡公當即斃命於車下。這一情形，在場的燕簡公的隨從都看得很清楚，離得遠一些的也能聽得到，並且明白地記載在燕國史書《春秋》中。當時各國國君都轉相告誡，說凡是殺害沒有罪的人，都將會遭到鬼神的誅殺，而且，這報應的到來將是非常快的。
　　伍子胥之鬼
　　王充《論衡·書虛篇》轉記前人「傳書」之言曰：春秋後期，吳王夫差不聽大夫伍子胥忠言勸諫而殺伍子胥，並將伍子胥屍首投入油鍋里烹煮后，塞進馬皮口袋扔到江中。子胥鬼魂冤恨不消，驅水為濤，溺殺過江人。吳人哀憐子胥之冤，在江邊立祠紀念並供養其神位。這既為舒解寬慰子胥之鬼的恨心，又希冀他能消其洶濤以保人平安。
　　以上三例春秋時的「名鬼」的共同特點，都是大臣因君王的無道而被冤殺，並且這些冤鬼都以某種形式進行了復仇。墨子說：以古書上所記載的事實來看，鬼神的存在，難道還可以懷疑嗎？這些可以說都是否定方面的例證，從肯定方面說，同樣也是如此。后一方面的情形，最明顯的就是：古代聖王為政必祭鬼神。

黃老學派或黃老之術原來是道家的「清靜無為」的治術。西漢文帝、景帝(公元前179—公元前141年)兩代都以此治天下，並具體化為與民休息、恢復生產的政策。但黃老之術一旦同神仙家或方仙道合流，便成為一種帶有神秘氣息的半宗教或准宗教的形態了。黃老之術的核心是老莊之道；老莊哲學或稱道家學說，黃帝只是託名。黃老之術被神學化、宗教化的過程，其實也就是老莊哲學被神學化、宗教化的過程。
　　漢武帝即位后，寵信李少君、少翁等燕齊方士，大搞煉丹求仙運動。神仙家們受到鼓舞而得寸進尺，希望也像儒學讖緯化一樣，建立起一套擁有高深玄妙的神學理論體系。他們從西漢儒家尊崇堯舜、神化孔子的方式中受到啟發。神仙家認為，黃帝、老子的地位與聲望大大高於堯舜、孔子，向黃帝、老子及其學說攀親，可借其威而張己之信，借其文而揚己之教。漢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ll3年)，河東地方偶然出土一口銅鼎，於是方士們便圍住漢武帝說開了，稱這口鼎出土的時間跟當年黃帝獲鼎的時間是同日同時；如果武帝也能像黃帝一樣到泰山封禪，便能像黃帝一樣學仙升天。又說黃帝當年曾築五城十二樓來迎接神仙；又說黃帝且戰且學仙，百餘歲后得道成仙，最後騎龍上天。這是神仙家攀附黃帝。也就是從漢武帝時代起，神仙家宣揚神仙之說，便都樹起了黃帝的旗號。
　　進入東漢，神仙家又開始神化起老子來。東漢初，具有神仙方術思想的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聖母碑》，將老子與聖母並列，把老子列為創世神的尊位上；同時，老子的「道」也被直接人格化而等同於老子本人，即所謂「老子者，道也」。老子於是就成為與「道」異名同體的原初神。因為在老子《道德經》里，道既是一種恍恍惚惚、窈窈冥冥的原初渾然體，亦是一種真實可信的萬物始原。到了東漢桓帝時代(147—167年)，老子又被進一步神化，桓帝也像神仙方士道教徒們那樣將老子請上神座加以祭祀。「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後漢書·王渙傳》），「黃老道」的名稱也便正式出現了。黃老之術至此正式發展成為黃老道。
　　那麼，神仙家們為何要向老莊哲學攀親呢？這是因為老莊哲學中有「仙意」。比如老莊論道，把道說成是天地萬物的原創者，是超乎形象的宇宙最高法則；又比如，老莊宣傳以塵世為粃糠，以富貴為物累，追求清凈無為、靜觀、玄覽、含、抱一、坐忘、虛心和內心的安寧；特別是像《道德經》中的「穀神不死」、「長生久視之道」的養生論。《莊子》書中關於真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徹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的描繪，簡直就是神仙家言。所以，在那一時期，神仙家們、黃老道和早期道教徒便竭力編織和張揚忠於「修道養性」從而「致壽」的神話。並為漢代社會普遍信奉。《史記》中關於老子活了160餘歲或200餘歲最後「不知所終」的說法，正是當時對傳聞的一種真實記錄。
　　正是在上述基礎之上，東漢張道陵、張角分別創立了早期道教——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那以後的歲月中，道教放手地利用、改造老莊哲學，並最大限度地汲取中國母體文化的各種養料，成為具有獨特的也是氣勢不凡的神學系統，且集中國士大夫雅文化及民間俗文化於一體，融上層正統思想與下層異端意識為一爐的，足以同外來佛教相抗衡的大型民族宗教。

道家思想使人的精神專一無散，循之而行，動靜不露形跡，而又能使事物各得其宜。這種思想，因順陰陽節次，採取儒墨要旨，吸取名家、法家的精華，與時遷移，隨物變化，無論在淳化風俗和治理事物上，都能各當其所。要旨簡約，容易操守。事為少而見效大。
　　儒家則相反，認為人主乃天下的表率，因此人主應在前倡導，臣民在後隨從附和，如果這樣的話，就會人主勞累而臣下逸豫。在大道上，道家主張去除個人的特長或智巧，一切因任自然之道，如此則可保養精神。因為人過分勞乏，精神便會枯竭，形體也會朽壞。形體和精神都不能各得其所，想健康長壽，千秋萬歲，從來沒有為人所聞知。
　　道家無為，並不是無所作為，而是無所不為。這種處事準則實行起來比較容易，但要用言辭表述清楚卻比較困難，這種準則以虛靜無為作為根本，順應事物本身，因勢利導。由於它隨外物而變，沒有固定的模式或準則，故能窮究事物的真實面目。不先物而動，不后物而行，物來則應之，故能主宰萬物。不論有無法則，總能因時而變；不論有無限度，總能順應事物，與物一致。
　　因此說，「聖人永垂不朽，因為他隨時應變，無所固執。虛無乃大道的常經；因循是君臨萬物的大綱」。群臣皆至，君主則讓其各自負自己的職責，決不越俎代庖，如果臣下的行為與其聲聞名譽相符合，則稱為端正之士；如果臣下的行為，與其聲聞名譽不相符合，則稱為徒有虛名。虛假不實的語言不入於耳，就不會產生姦邪之事。這樣賢才與不肖之人自然如黑白一樣分別開來，這一切都在於君主對人才的任用。於是便能合於大道，混一萬物，光澤恩及天下，重新返於純樸的風俗之中。過分應用精神就會精力枯竭；過分勞擾形體就會使形體弊壞。形體與精神分離了，人就要死亡。死去者不能復生，離去的不能夠返回，因此聖人十分注意保養形神。由此來看，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依託，不先安定自己的形體和精神，硬要說「我能夠治理天下」，又怎麼可能呢？

曹參是漢高祖的同鄉。在秦朝時候，他同漢高祖和蕭何都是秦朝的小吏。後來跟著漢高祖起兵，立了功，當了齊國的丞相。他到任的時候，聽說當地有個蓋公「善治黃老言」。他派人把蓋公請來。「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曹參用「黃老術」治理齊國。他在齊國做了九年丞相，據說「齊國大治」。
　　當時中央政府的丞相蕭何死了，曹參被召到中央政府當丞相。他走的時候告訴他的繼任人說：「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后相說：「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蓋治國不在苛察，而在寬容並包。倘若對民眾吹毛求疵，務必找出姦邪之人，則人將恐懼混亂於下，更不用說治理國家了。且說曹參代替蕭何以後，什麼事情都沒有變動，一切都照蕭何的辦法，他自己只是坐在家裡喝酒。漢惠帝看見他不辦事，覺得很奇怪。曹參對惠帝說：「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參做了三年丞相，老百姓歌頌他說：「蕭何為法，齊如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
　　這就是曹參的黃老政治，這種政治其實就是實行法家的統治術的一個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治國要先定出一套規章制度，有了規章制度以後，統治者要守著它，不可輕易改變。在漢朝建立以後，蕭何定了一套規章制度。曹參認為，只要守著它，皇帝和丞相就可以使他們的臣下按著規章制度辦事，讓老百姓都照著規章制度生活，皇帝丞相就可以無為而治。曹參對惠帝說的那一段話，就是這個意思。據說，老百姓所讚頌的也是這個意思。

汲黯(死於公元前112年)濮陽人，漢武帝時推行黃老政治的一個人物。司馬遷記載：「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當汲黯任東海太守的時候，用這種辦法治理東海。據說，只用了一年多時間，東海就大治了。
　　汲黯的這種黃老政治合乎法家的一個原則。這個原則就是「上無為而下有為」。汲黯責成他的屬吏，叫他們辦事，這就是「下有為」，在叫他們辦事的時候，要給他們一定的自由。汲黯「責大指，不苛小」，說的就是這個意思。他並不親自辦事，這就是「上無為」。汲黯的身體不好，經常害病。但他能夠責成他的屬吏替他辦事，這是法家的原則。要想達到上無為而下有為的原則，「上」必須「清靜」。所謂清靜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這個「上」必須寡慾，這就是黃老之學所說的「虛一而靜」；必須「虛一而靜」才可以對下屬的成績作正確的判斷，行公正的賞罰。另一方面，這個「上」心中必須寡慾，才可以不亂出主意，不瞎指揮。汲黯批語漢武帝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內多欲」，就是說他不能寡慾，「外施仁義」，就是說他不能無為。照黃老之學看起來，「施仁義」也是有為。

中國古代也有自己的「上帝」，他是古人尊奉的至上神，又稱天。據可靠資料記載，秦代祭祀的上帝有四位，即黃帝、炎帝、青帝、白帝。漢朝開國皇帝劉邦又加上黑帝，使上帝的數目符合儒經中說的五帝。這五位上帝，原來都是上古時代的著名君主。漢武帝把儒學定為國家的指導思想之後，認為太一神是至上神，五帝僅僅是太一神的輔佐。西漢末年，王莽根據儒經《尚書》，把上帝定名為「皇天上帝太一」，並且認為五帝不是人間的君主，而是五種靈。東漢繼承王莽的祭祀禮儀，稱上帝為「皇天上帝」，去掉了「太一」的名稱。三國時代，由於國家分裂，三個國家的上帝名稱也不一樣，但根據都在儒經。晉代，國家根據儒經《周官》，將上帝定名為「昊天上帝」。
　　從東漢末年開始，關於上帝共有幾位，儒者們展開了爭論。著名儒者鄭玄認為，皇天上帝太一加上五帝。鄭玄的意見稱為「六天說」。後來的著名儒者王肅認為，上帝只有一位，五帝只是各自主管一個方面的帝，不能稱為上帝。經過長期爭論，王肅的說法獲得了勝利。
　　隨著上帝觀念的變化，五帝觀念也發生了變化。首先是不再承認天上的五帝是人間的五位君主，而把人間的五位君主稱為「五人帝」，不再作為上帝加以祭祀；後來則進一步把天上的五帝說成是主管某一方面的上帝，不得稱為「天」，只有昊天上帝才可以稱為天。
　　唐代儒者們修訂禮儀，依據毛氏對《詩經》的解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認為那浩天的元氣就是上帝的形體，而祭天的神壇建為圓形，也被認為是和天的形象有關。稱為上帝，則是因為它是世界的主宰，能夠賞善罰惡。畏懼天命，是儒者遵守的基本思想原則。

天子就是上帝之子。由於上帝也稱天，所以稱為天子。
　　一般認為，天子的稱號開始於周代。儒經《尚書》中說，上帝改變了他對自己的長子、大國商國君主的任命。因此，天子的含義，乃是天的長子或嗣子，即後世所說的太子、今日君主制國家的王儲。因此，原則上說，許多人都是上帝之子，都有做天子的資格，只要有德行。儒學把《尚書》作為自己的經，也就對《尚書》的說法堅信不移。中國歷史上想做皇帝（天子）的人人數眾多，儒經為他們提供了理論根據。
　　漢代司馬遷作《史記》，說從堯舜開始，夏代、商代、周代、秦代的君主，都是黃帝的後裔。因此，這些君主都是名副其實的、血統意義上的上帝之子，因而他們經過世代的積累德行，做了天子，是非常合理的。但是漢代開國皇帝劉邦，出身平民，他的父親都沒有名字，就更加找不到他以前的世系。所以司馬遷對於他能夠做天子非常不理解，猜想他大概是天派遣的大聖人，不然的話，不會在幾年的時間裡就取得政權，做了天子。漢代儒者為了找到劉邦的上帝血統，經歷了近200年的努力。最後，儒者賈逵在《左傳》中找到，堯的後代中有一個叫劉累的，曾經做過夏代的臣子。劉邦，就是劉累的後代。這樣，劉邦就可以通過堯，上溯到黃帝，被認為是具有上帝血統的人。劉邦之後，王莽、曹丕做皇帝，也都要把自己的血統上溯到舜，再上溯到黃帝，以證明自己做天子的合理性。
　　然而要證明自己有上帝的血統是個非常困難的事，而且越到後來，就越困難。由於上帝觀念的變化，黃帝等也不再被承認是上帝，而只承認他們是人帝，即使能夠找到黃帝的血統也失去了意義，這時候，出來了感生帝說。
　　感生帝說是漢代儒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對後世也造成了重要的影響。感生帝說的要點是，皇帝的祖先，都是感受了天上五帝之一的精氣而降生的。精氣就是靈魂，也就是說，皇帝的祖先，都是得到了某位上帝賦予的靈魂而降生的，所以他是天之子。從南北朝後期開始，國家正式把感生帝列為祭祀對象，至於五帝中哪一位是當朝皇帝的感生帝，則由儒者根據五行理論加以推算。
　　宋代張載又改進了關於天子的學說。他認為，天地降生了人，因而它是我們大家的父母。但是，皇帝是我們父母的宗子，即嗣子，大臣等都是宗子的管家。所有的人都是我們的同胞，所有的物都是我們的朋友。這樣，不需要感生帝說，天子也有了合法的地位。幾百年後，明朝在改革祭祀制度的時候，取消了五帝祭祀，也不再祭祀感生帝，因為關於天子又有了新的說法。

這是中國歷史上迫害儒者和儒學的重大事件。
　　孔子的時候，他的主張就得不到諸侯的採納。孔子以後，孟子、荀子的主張也得不到諸侯的採納。孟子描寫他當時的情形是，天下人的言論，不是贊成揚朱，就是贊成墨子。雖然有不少儒者在以各種形式為當時的政權服務，但是儒學的主張得不到諸侯的支持。秦朝統一中國后，也面臨著一個如何統治的問題，或者說用什麼思想進行統治的問題。這樣的爭論在一個突然的時機爆發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皇宮中大擺宴席，擔任博士（皇帝顧問）的儒生們向皇帝祝酒。這時，一個軍事長官周青臣頌揚道，過去秦國的土地不過千里，由於皇帝的英明，現在只要是日月能夠照到的地方，就都是我們的領土。原來的諸侯國成了郡縣，百姓人人安樂，千秋萬代，再不受戰爭之苦。從古以來，都沒有哪位皇帝有這樣偉大的功德。秦始皇聽了，非常高興。
　　這時，一位博士名淳于越的上前反駁道，我聽說商朝和周朝的統治都延續了上千年，是因為他們分封了子弟和功臣，作為中央政權的枝葉和輔佐。現在我們卻實行郡縣，子弟們都和平民差不多。假如有人要篡奪中央政權，如何互相救援。統治一個國家而不效法古人，這樣的統治就不會長久。可是周青臣卻當面阿諛奉承，這是要加重皇帝您的過錯，不是忠臣的行為。
　　秦始皇把他們的意見交給臣子們討論。丞相李斯認為，從古以來，歷代的政策都不相同，但都能把國家治好。不是他們要故意相反，而是情況發生了變化。現在皇帝創立了這麼大的功業，愚蠢的儒生們是不能理解的。淳于越講的是古代的情況，怎可作為今天的榜樣！過去諸侯們互相戰爭，都用豐厚的禮物招聘到處奔走、謀求做官的學者。現在天下統一了，百姓們應當人人把農業生產作為主要事業，士人們應當好好學習國家的法令。但這些儒生們卻要學習古代的東西，誹謗今天的政策，迷惑百姓。我認為，戰爭期間各種言論可以自由發表的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這樣會使人根據自己的學說來反對國家的統一號令，他們互相吹捧，到處發表誹謗言論，如果不加禁止，就會削弱皇帝的權威。這種情況，我認為應該嚴厲禁止。因此建議，第一，焚毀民間的《詩經》、《尚書》及學者們的專著，國家收藏的保留；第二，保留醫藥、占卜和種樹之類的書籍；第三，有願意學習法令的，向官吏學習。
　　這次焚書執行得相當嚴厲，沉重打擊了儒學在民間的傳播。
　　經過這次焚毀，儒學的書籍雖然在民間幾乎絕跡，但國家還保留著。然而秦朝末年，項羽帶兵推翻了秦朝的統治，並且焚毀了秦朝的宮殿，這一次，國家的藏書也遭到了重大損失，終使許多儒學書籍失傳。

有一次，秦穆公請伯樂推薦相馬的人才，伯樂極力推薦九方皋，說他的相馬水平不在自己之下。九方皋拜見秦穆公后，就開始奉命尋找千里馬。過了三個月，九方皋向秦穆公報告說：「千里馬已經找到了，在遙遠的沙丘地方。」秦穆公問道：「你找到的是一匹什麼樣的馬呢？」九方皋回答：「是一匹黃色的母馬。」
　　秦穆公派使者去取千里馬，使者報告說，九方皋相中的是一匹墨色的公馬。秦穆公聽了很不高興，馬上把伯樂召來，責備他說：「你推薦的九方皋根本不是相馬的高手，他連馬的顏色和公母都分不清，怎麼會找到千里馬呢？」伯樂聽了感慨地說：「真沒想到九方皋相馬達到了這樣專精的程度。他相馬的時候，已經經歷了一番去粗取精、由表及裡的觀察過程，他注意的是千里馬應該具備的那些條件，而沒有浪費自己的精力去注意馬的毛色、公母這樣無關緊要的細節。九方皋真正是相馬的天才，遠遠超過了我。」
　　秦穆公聽了伯樂的話，將信將疑，把九方皋相中的馬取回來一試，果然是天下無雙的千里馬。
　　世界上的事物豐富多樣，而每一個事件呈現在我們面前時，又依據不同條件，表現出多種形態。人類觀察世界、認識事物沒有必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所應該做的是分清主次，從紛繁複雜的現象中抓住本質。就像相馬，所謂千里馬指的是在奔跑的速度、耐力上表現突出的馬，這才是相馬者最應該關心的問題。在相馬行為中，最先引起相馬者注意的往往是馬的毛色、公母這些表面現象，但馬的毛色、公母與它是否是千里馬並沒有多大關係，這裡就有一個取捨的問題。九方皋在相馬過程中，忽視次要的因素，使自己的精力集中起來，去抓住千里馬的根本特徵。應該說，九方皋的確是相馬的高手，而且是一個善於抓住主要矛盾認識事物的高手。而秦穆公及其使者卻不懂這個道理，他們只注重外在形式，一聽到馬的毛色、公母不對，就責怪九方皋不懂相馬。

周公是西周的開國功臣，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病危時，周公曾向天祈禱，請求代替周武王去死。事後，史官將周公所寫的祈禱書裝進了金屬匣子里。周武王去世，即委託周公輔助年幼的周成王總理朝政。周公在輔助周成王執政期間，制禮作樂，開疆拓土，建立了不朽的功業。但周公的兄弟管叔、蔡叔卻對周公的行為產生懷疑，認為周公有篡奪王位的嫌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盲目附和，一時間流言四起，年幼的周成王也對周公產生了懷疑。後來，有一次天降大雨，把王室裝檔案的金屬匣子吹開，露出了以前周公所寫的請求代替周武王去死的祈禱書，周成王這才相信周公是忠臣。
　　王莽是漢元帝皇后的侄子，在當時，他的家世顯赫，叔伯、兄弟、子侄中被封為公、侯的有幾十個，大多依仗權勢，驕奢淫逸。王莽和他的那些親屬大不相同，能夠刻苦自勵，自己及家人生活十分樸素，卻廣泛交接賢良，扶危濟貧。並且，王莽的官做得越大，行事越謹慎，對待自己的家人管教得也更嚴，對待有才有德的賢良之士也越謙恭。王莽這些道德行為為他博取了極大的名聲。由於得到皇帝及士大夫們的讚賞，王莽的官階越來越高，從大司馬、安漢公一直做到「攝皇帝」，即代理皇帝，這應該說是一個臣子所能達到的空前絕後的禮遇了。但王莽還不滿足，最終還是以自己的「新朝」來取代了漢王朝，做了真皇帝。這對於漢家的帝位而言，無疑是滅頂之災。可是，當王莽謙恭下士的時候，誰會想到他後來的背逆行為呢？
　　由周公、王莽的忠誠與奸詐可以看出，人們在認識事物過程中，特別是認識人類社會複雜的事物現象時，應該全面、長期地加以考察，而不能被一時一地的假象迷惑。中國古代哲學家們對於認識的複雜性、長期性早有深刻體會，《呂氏春秋·季春紀·論人》中就提出了「八觀六驗」、「六戚四隱」等觀察各類人物的方法。

趙括的父親趙奢是趙國的名將，曾經率兵大敗秦軍，立下赫赫戰功，與當時的趙國名臣廉頗、藺相如齊名。趙括是將門之後，從小熟讀兵書戰策，十分自負，認為天下無人能及。他曾經與自己的父親趙奢談論兵事，口若懸河，把趙奢都難倒了。但趙奢認為，趙括並不真正懂得戰爭。趙括的母親問丈夫為什麼這樣說，趙奢回答說：「戰爭，是把人放到死亡之地的一件極其嚴肅的事情，而趙括卻把它看得很輕易，這種離開實際行為的空話危害太大了。趙國可千萬不要因為趙括有些死學問就用他為將，如果真出現那樣的情況，那真是大不幸的事情。」
　　公元前262年，秦國趁著趙惠文王去世，趙孝成王剛即位的機會，出兵攻打趙國。趙國派遣大將廉頗帶兵抗擊秦軍，秦、趙兩國的軍隊在長平對陣了好幾年，秦軍沒有佔到多少便宜。秦國知道廉頗不好對付，就使出了反間計，派人到趙國散布流言說：「秦軍最怕的人是大將趙奢的兒子趙括。」趙孝成王聽說后，就委任趙括為大將，取代廉頗率領趙軍抗擊秦軍。藺相如不同意這個委任，他對趙孝成王說：「大王實在不應該聽信虛名而任用趙括。趙括只會死讀他父親傳下來的兵書，雖然有些書本知識，但他沒經歷過帶兵打仗的實踐，不知道應時變化，讓他當大將抗擊秦軍，這可不行。」趙括的母親也不同意任命趙括為大將，她勸諫趙孝成王說：「趙括只知道紙上談兵，沒法跟他的父親比，也遠不如大將廉頗，讓他帶兵打仗一定會給國家帶來災難的。」但趙孝成王迷惑於趙括的學識，聽不進藺相如與趙括母親的忠告。
　　趙括上任后，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部署軍隊，改變了廉頗原來制定的那些符合實際的做法。秦軍大將白起聽說趙括為將，就派出騎兵騷擾趙軍，秦軍假裝失敗逃跑引誘趙軍追趕，趙括不知是計，中了秦軍的埋伏，趙軍被秦軍分割成兩部分，後勤補給也被掐斷，軍心大亂。被困40多天後，趙軍已無糧草，趙括親自帶兵冒險突圍，結果被秦軍射死，趙軍也全軍潰敗，幾十萬投降的趙軍俘虜被秦軍全部活埋。整個戰役，趙國喪失了約45萬精銳軍隊，也因此差點亡國。
　　趙括紙上談兵，慘敗於長平，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值得後人反省。在知行關係上，應該說，行比知更根本、更重要，行動的成功比起知識的掌握對人的要求也更高，中國古代哲學家們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我們應當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以趙括為反面教員，杜絕紙上談兵，在自己的實際工作、生活中，注重理論聯繫實際，把所學知識與社會實踐結合起來，在實踐中檢驗、發展自己的知識。

在中國的兩漢之際，也即公元紀年剛剛開始的時候，一位跨越前後漢的著名學者桓譚，有一天去拜訪他曾經做過縣令的朋友杜房。
　　杜房此時正在研讀《老子》，名氣不小的同鄉桓譚的到來使他非常高興，因為他正有問題需要討教：「老子用恬淡無為的方法養生，活了幾百歲，現在照他的辦法調養，是否也能延年益壽、長生不老呢？」（《新論》）桓譚見室中有一顆大麻燭，垂下的燭淚差不多有一尺長，遂就此取喻說：「人的精神與形體的關係，就像這火與麻燭的關係一樣，如果能適時予以照應，該麻燭是同時俱盡。人之衰老也是這樣，齒落髮白，肌肉枯乾，人的精神是不可能使它重新潤澤起來的，最終必然是氣絕而死。」
　　桓譚返家后，對他以燭火喻形神的觀點繼續進行了思考。夜裡，他酌酒自飲，燃燒的麻燭，忽見其只燃燒了一半便快要熄滅了。原來，是一側燭皮剝落，火接續不上。於是，他轉動了一下燭體，使火順燃了過去。由此他想到，人的生命有了虧損，如果善於調理扶持，也可以平安度過。這實際上也正是人的精神的作用。然而，不同意桓譚觀點的人，從不同方面對此進行了反駁。
　　一位叫劉伯師的學者，夜間與他點著燈對坐而談。其時，眼見得燈盞內油干芯枯，火馬上就要熄滅，桓譚以此告知劉伯師說，人之衰老就如同這油將盡之燈一樣，劉伯師雖然認可其比喻，但卻說：「燈燭燃盡可以添油換燭，人之衰老，是否也可以通過補充替換的辦法而獲得新生呢？」（《新論》）桓譚當然給予了否定。他強調：給燈添油或換燭不是靠燈燭自身、而是由人去完成的。而人依靠自己的形體而生，他的衰老出於自然，他怎麼可能給自己換形體呢？人的形神是相互依賴的，善於安神養生，能夠使人長壽，但到了最終乾枯的時候，也只能走向死亡。

公元前138年，西漢武帝時，張騫應朝廷招募率人出使西域，中途為匈奴人扣留，一扣十年，歷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逃出。到公元前119年，張騫帶了大量的牛羊、金帛等財物再度出使西域。作為漢帝國使臣的他不辱使命，與西域諸國結盟交好，在歷史上成為開放外交的典範。
　　張騫青史留名與漢武帝和當時的國家政策不無關係。出使西域結盟交好，本來是為了聯合大月氏等西域國以夾擊匈奴的需要，張騫對此是心領神會的，但這在客觀上卻促進了漢帝國與西域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西域自然環境不同於中原。西域的寶石、玉器之類質地上乘，和田美玉名聞遐邇、苜蓿、核桃、葡萄、胡蘿蔔等則更是中原內地所沒有的。西域自古多以畜牧為業，那裡的馬匹膘肥體壯，亦為中原所罕有。
　　張騫是有心計之人，一路上精選了許多寶石珠玉、奇木，外加精選的坐騎，千里迢迢，不辭辛苦，帶回長安。武帝見物甚是喜歡。張騫所帶回來的奇木及糧食的種子，在中原及全國許多地方得到栽種，良馬也得到繁殖。特別是這些良種逐漸與中原原有農作物、牲畜相雜交，很好地適應了中原等地的氣候、水土條件，培育出了許多新良種。張騫帶回的珠寶玉器，傳來了西域的工藝思想，影響了中原地方的美術、音樂，西域的樂器也傳到中原。另一方面，中原的絲綢、冶鐵技術也傳到西域，絲綢之路逐步開通。兩千多年來，這些西域文化交融於中原文化，澆灌出欣欣向榮的中華文化。
　　王夫之在總結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必然性時，特將張騫出使西域一事作為例證。他說，張騫為了迎合武帝的嗜好，從西域搞了許多珍奇寶馬之類。西域的文化由此傳入中原，促進了文化交流，推進了中原文化的發展進程。然而對張騫來說，這些文化的意義和影響，是他當初尋寶所始料未及的。
　　王夫之的歷史理論是深刻的，他講到人們的社會生產和慾望要求，講到社會組織結構演變，也講到農民起義對社會歷史變革的推動作用。可貴的是他還能從文化開放、融合會通的問題歸納歷史發展的趨勢。

讖緯之學是漢代儒學的內容之一。讖是預言，緯是對經而言，是對經書的註釋。由於這些註釋後來也變成了一種預言，所以讖和緯也就難以分開，統稱讖緯。
　　漢代儒學，核心理論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天人感應說把異常的自然現象說成是上帝對人行為的反應，於是判定是對誰的行為的反應，判定這種反應是批評還是表揚，這成為漢代儒者最重要的事業之一。由於各人的見解不同，甚至受現實政治和利益的干擾，對上帝意志的解釋也就往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盼望有一種明確的或比較明確的解釋，以解決他們面臨的重大問題。西漢末年，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都達到了空前嚴重的程度。要解決這些危機，需要一位聖人出來，挽救時局，帶領人民實現天下太平。人們也迫切希望，上帝能指派這樣一個人來。於是儒者們或直接預言，或者借註釋儒經假託神靈說出預言。這些預言經過整理，形成書，就是讖緯書。
　　讖緯的核心，是指出該由誰來做皇帝。當時一個叫王莽的，掌握著權力，又用自己的行為取得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擁護，於是就有人造了讖言說，上帝讓王莽做皇帝。藉助讖言，王莽果然做了皇帝。但是王莽由於政治失誤，不僅未能挽救危機，反而加重了混亂。在戰爭中，一個叫劉秀的取得了最後勝利，於是就有人根據讖緯書，說上面的許多預言，都是說該由劉秀做皇帝。東漢以後的三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皇帝們一般都要根據讖緯，證明自己做皇帝的合理性。同時，也有人利用讖緯，說自己該做皇帝，給執政者造成麻煩。於是執政者開始禁止讖緯書，隋代、唐代，對讖緯的禁止更加嚴厲。唐代以後，讖緯書基本上被禁絕了，今天只能從各種古代書籍中看到隻言片語。
　　漢代最重要的讖書是《河圖》九部、《洛書》六部，內容據說是從上古黃帝開始，歷代英明的君主所接受的上帝任命的預言。它們的緯書有30部，內容據說是歷代聖人對上帝預言的解說。其他儒經，每部經都有自己的緯書，經過整理，由國家認定的有36部，合計有81部。

白虎觀會議是東漢時期一次重要的儒學會議。
　　依據儒學的基本原則，只有天子，才有資格主持制訂禮儀制度，主持校訂經書的文字，裁決儒學中各種爭論的是非。因為天子是天所任命的君主，他的話代表著天意。
　　獨尊儒術之後，對儒經的解釋發生了不同意見。早在西漢時代，漢宣帝（公元前73—公元前49年在位）就曾經召集當時的著名儒者，在石渠閣開會，討論儒學中的種種問題，並由漢宣帝裁決爭論中的是非。由於漢宣帝喜歡《春秋穀梁傳》，所以在論爭中，《春秋穀梁傳》取得了勝利，並且由國家設立專門研究、傳授《春秋穀梁傳》的學官。
　　又過了100多年，儒學又產生了許多分歧。於是東漢章帝在白虎觀召集有關官員和著名儒者，討論有關儒學的名詞、概念的闡釋和定義，討論儒學的各種規定和制度，以及歷史和現實中提出的種種問題。儒者們可以自由地發表意見，但最後裁定的權力是皇帝。這次會議討論的結果被記錄下來，稱為《白虎通義》，意思是，在白虎觀決定的、對儒學普遍適用的解釋。
　　《白虎通義》記下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叫「天子」。《白虎通義》道：皇帝把天作為父親，把地作為母親，所以稱為天子。又問：歷代的帝王，德行有好有壞，為什麼都稱為天子？回答是：因為他們都是天所任命的。問爵位有五等，為什麼？回答是：效法五行。問也有爵位只有三等的，又是為什麼？回答是：效法三光，即日月星。這顯然是董仲舒的官制效法天意的思想。問：婦女為什麼沒有爵位？回答是：因為婦女是陰類，不和外人打交道，所以她們有「三從」的義務，即出嫁前服從父親，出嫁后服從丈夫，丈夫死後服從兒子。
　　討論完人間的官制，開始討論神靈和祭祀。比如問：什麼是五祀？回答是祭祀門、戶（窗）、井、灶和中霤（屋檐或堂屋）。問：什麼人可以祭祀？答：只有大夫以上級別的人才可以祭祀。又如神稷，問：王者為什麼有社稷？答：為天下求福報功。如此等等。
　　祭祀是禮制的主要部分，討論祭祀，也就是討論禮制問題。比如問：天子為什麼一定要在廟裡派遣大將？答：表示聽祖宗的話。
　　董仲舒提出的災異問題、陰陽五行問題、人的本性問題、自然物的性質以及婚喪的禮儀，白虎觀會議都進行了討論。這次會議的記錄，是漢代儒學的綱領性文件，也是以後儒學的綱領性文件。

賈誼出生於西漢初年，即漢高祖劉邦七年（公元前200年），死於漢文帝劉恆前元12年（公元前168年）。他是河南洛陽人，曾經兩次做過太傅。他從小好學不倦，並得到名師張蒼的指點。張蒼是荀況的學生，又是秦朝的博士，最精通《左氏春秋》。賈誼以張蒼為師自然獲益匪淺，他年紀輕輕，就能熟悉歷史、評論歷史，寫出了《過秦論》，留傳千古。
　　剛剛18歲的時候，賈誼在河南郡中就頗有名氣，因為他能背誦詩書，又能寫文章，被視為天才。河南郡守吳公發現了他，愛其才，「召置門下」，十分器重。吳公非等閑之輩，多有政績，善於安撫百姓，「治平為天下第一」，漢文帝即位以後便把他從河南調到朝廷，升任延尉（司法長官）。接著，吳公向漢文帝推薦了青年才子賈誼，文帝召賈誼為博士。這可不尋常，「賈生矯矯，弱冠登朝」。同朝的博士比較多，而賈誼最為年少（時年22歲）。可是，「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別人表達不出來的意思他能表達，別人講不出來的話他可以講出來。面對這位早熟的思想家，「諸生於是以為能」。不到一年時間，漢文帝提升他為太中大夫（高級的顧問官）。
　　賈誼任新職后，積極向文帝上書，建議發展農業生產，儲備糧食，定製度，興禮樂，使國家長治久安。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並打算要他「任公卿之位」。可是，周勃、灌嬰這一幫老臣看不起年輕的賈誼，在文帝耳邊進讒言，說他「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文帝聽信讒言，疏遠了賈誼，把賈誼調出朝廷，去做長沙王吳差的太傅。賈誼受了委屈，怏怏離開朝廷。在赴任途經湘水的時候，他想起了正道直行而遭到讒言的偉大詩人和政治家屈原，並引為同調，寫了情詞憂傷的《吊屈原賦》。到長沙后，他不以個人遭遇為懷，仍以天下為憂，繼續上書文帝，要求多方面的經濟改革。
　　四年過去了，漢文帝思念遠在長沙年僅28歲的賈誼，於是把這位被逐出朝廷的「逐臣」又請了回來，並在未央宮祭神的「宣室」召見了賈誼。文帝對有關鬼神的許多事情弄不明白，一一向賈誼請教，賈誼都能回答。談話到半夜，十分投機，文帝高興得把座位移向賈誼。文帝嘆服賈誼的學識，自愧不如，事後對人說道：「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可惜，文帝對賈誼知而不用，這次賈誼回朝廷並未封官，只是改遷為梁懷王劉揖（文帝寵愛的小兒子）的太傅。賈誼滿腹經綸，才為世出而不為世用，這是他一生的悲劇

揚雄是西漢著名哲學家、語言學家。他提出以「玄」作為宇宙萬物根源的學說，其哲學著作有《太玄》、《法言》。
　　揚雄年輕時有抱負，而且非常好學，博覽群書。他讀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他為人儉樸舒緩。由於他有點口吃，不大善於言談，他喜歡深思。清閑之時，常愛作些辭賦。
　　當時，四川的司馬相如善長辭賦，寫來博大又華麗，溫和而典雅。揚雄非常仰慕他，每次作賦，總愛有意識地摹仿他的作品。後來，揚雄又讀了屈原的作品，覺得屈原的文章比司馬相如的還要精美。可是他卻想不通，為什麼像屈原這樣才華橫溢的人，卻不為世道所容，被迫寫下《離騷》而投江自盡。每當讀到屈原的作品，他心裡都感到悲愴，常常為之黯然淚下。他開始感到：君子適時，就能施展自己的才華；不得時，即使是龍，也只能像蛇一樣。在政治腐敗的時代懷才不遇，這是命運不好呀，何必要委身於江湖呢？於是他開始著述，常常選取《離騷》的文句，反其意而用之。
　　到晚年，揚雄認為辭賦是「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便轉而研究哲學。

秦始皇統一中國，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他使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但由於他主張「以法為教，以吏為師」，所以沒有制定出一套集道德規範、法律章程和學術研究於一體的哲學體系。
　　漢武帝時，時代需要一整套的上層建築，也需要有一套廣泛的哲學體系。於是漢武帝便招賢良文學之士，親自策問治理國家的綱領性的東西。
　　在第一次命令舉「賢良」的時候，丞相衛綰奏：「所推選的賢良，其中有以申不害、韓非、蘇秦、張儀的學說為業的，他們只能擾亂國政，請將這些人罷免。」漢武帝表示同意。
　　董仲舒在第三次對策中進一步從理論上論述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說：「《春秋》講大一統，這是千古以來天經地義的事。現在做老師的各執不同的學說，普通人各有各自的見解和言論。百家各有各的要旨，互相參差抵牾。因此使統治者無法完整地統一起來。而且如果老是變更法令制度，臣下、人民將不知所守。因此，我認為，凡是不在禮樂射御書數之內，不屬於孔子的學說的言論，都杜絕其興起的根源，不要讓他們與儒家爭道。這樣，邪談怪論便會滅息，然後天下便有一致的條例準則和明晰的法令，人們便知所從了。」
　　董仲舒明確地主張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所謂一統，就是一切統一於天子朝廷的專制統治。要達此目的，首先必須統一人們的思想，而統一思想的具體辦法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的建議受到武帝的採納，從此以後，在學術和仕進上，儒家被定為一尊，統治中國達兩千年之久。獨尊儒術在最初起到了統一思想、統一輿論、穩定國家的作用，但後來卻成為封建專制的重要組成部分，禁錮了中國古代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個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