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最奇的是方舟子在《再說為什麼我認為魏於全院士的論文有假》一文之前加的這段按語：
「按：此文原題《神奇的腫瘤抑製劑『魏氏佐劑』》，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有誤。PNAS 論文中的圖
3 未列出腫瘤生長的時間（比較奇怪），所以不能與魏院士的論文做比較。原先提到的1 周時間當
指腫瘤接種的時間點。論文正文提到時間時未用介詞，又未標出腫瘤生長時間，所以誤讀。我已將
有關段落刪除，對此非常抱歉。但是對魏院士錯用文獻的批評仍然成立。」（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ohu/weiyuquan4.txt）。
也許有人會看不出這段奇文的妙處，因此亦明兄就給這位福建省1985 年語文狀元當一下義務翻譯：
「此文原稿有多處錯誤，慘不忍睹。在別人指出錯誤之後，我把文章的標題改了，內容換了，把原
稿也從網站上刪了。現用這個修改稿來頂替原稿。雖然我出了那麼多醜，但那都是魏於全誤導的，
因為他在一流英文期刊上發表文章，卻沒有使用正確的英文，結果導致我這個著名的美國博士沒有
讀懂。我對魏院士的指控仍然成立。」
一個人得無賴成啥樣，才能像方舟子呢？
實際上，方舟子的無賴並不到此而止。在篡改了《神奇的腫瘤抑製劑『魏氏佐劑』》一文之後，4 月4 日
方舟子到讀書論壇發帖子說：
「很抱歉，今天發的文章中有一處錯誤，大家去看更新的版本［。］比原先的遜色了不少，呵呵。」
（http://www.xys.org/forum/db/1/52/226.html）。
方舟子究竟為什麼「抱歉」呢？是因為自己「今天發的文章中有一處錯誤」，還是因為這個「更新的版本
比原先的遜色了不少」呢？讓我們使用簡單的邏輯來分析一下：一般來說，文章之所以要「更新」，乃是
因為它比舊版增色，而不是因為它比舊版遜色。既然方舟子認為新版比舊版遜色，他為什麼還要更新呢？
顯然是因為舊版出醜了。既然舊版有丑，新版把丑給刪了，為什麼無丑版本會比有丑版本遜色呢？這是因
為，那個丑就是方舟子攻擊魏於全的最有力之處——至少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那個「最有力的丑」被刪
去了，方舟子的「打文」自然也就沒有了力度，所以它「比原先的遜色了不少」，所以它的作者，打假斗
士、方舟教主，要向徒眾們道歉。也就是說，在方舟子的眼中，所謂「色」，就是衡量他對別人咬得兇狠
程度的標尺。
有個教徒對主子的出醜嘆息道：
「可惜了。但是我覺得現在得靜下心來想想再弄。不過就怕一停，人就說老魏贏了。」（http://www.xys.org/forum/db/1/52/236.html）。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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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教徒也跟著嘆息：
「可惜,本來是一槍斃命,現在是搔恙了.」
猜猜方鬥士怎麼回答？他分別答道：
「他還欠著兩個回合呢，怎麼叫贏了？」
「呵呵，讓大家知道他的辯解其實並不像看上去的那麼專業，也夠他吃一壺的了」。
看清楚方舟子打假的本質了嗎？孰是孰非、孰真孰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輸誰贏，誰讓誰「不像看上去
的那麼專業」，誰讓誰「吃一壺」。這才是「打」的精義。
（2）、120 人公開信事件
很可能是看到方舟子的所謂「學術打假」類似於牛二的無理取鬧，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生物系教授傅新元在
2006 年4 月下旬草擬了一封公開信，目的就是要針對方舟子打魏於全這個案子公開表態，反對私人打假，
反對民間打假，當然更是反對以假打假。可是，由於種種原因，這個公開信在經過至少七次修改之後，卻
對新語絲、方舟子、甚至魏於全都隻字不提了。最後，這封有120 名學者——絕大多數是美國大學的教授
——簽署的公開信在5 月8 日問世。全文以英文為正本，下面是簽名人推出的中文譯文：
《120 位中國科學家關於科學研究誠信的公開信》
「尊敬的：教育部部長周濟科技部部長徐冠華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
主任陳宜瑜:
「作為科技工作者，我們十分關切國內近來多起有關學術研究不端的指控事件。我們願意針對科學
研究誠信的重要問題表示如下觀點
「1. 我們反對任何形式的學術不端行為，並強烈主張一個科技工作者應當保持高標準的學術道德
規範。我們支持揭露任何形式的學術不端。與此同時，要確證學術不端的案例，我們必須遵循合法
和適當的調查程序。例如，美國公共衛生署關於學術研究不端行為的處理指南規定，對學術研究不
端行為指控的調查，起初應當是非公開的，其首先應當由所涉及機構的內部委員會調查並處理。
『無罪假定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是我們在調查學術不端的指控時必須遵守的一個重要原
則
「2. 如果爭論或指控不能夠在該研究機構內部解決，那麼，更高的主管部門和基金支持機構或專
業協會應當介入，建立外部調查委員會，直到問題得到圓滿解決。在調查期間，不論是指控者或被
指控者，都應受到合法保護，其身份應該保密。被指控者有責任和授權調查者合作，提供原始數據
和研究紀錄。一個好的解決案例將能為今後的實踐樹立先例，並幫助科技工作者培養良好傳統
「3. 在處理學術不端的指控時，為了避免可能出現的混亂結果，也為了對關於學術不端行為辯論
的當事人雙方公正，我們建議中國的研究機構主管部門建立起合適的程序和一個由學術專家組成的
權威機構來處理學術不端的真實指控。這包括建立制度，在需要時建立特別專家委員會來迅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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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指控。我們建議科技部、教育部、科學院、自然科學基金委協調建立國
家權威機構，對有關學術不端指控的調查，提供政策和機制
「4. 我們必須區別正常的學術辯論和對學術不端的指控。作為原則，我們應當在中國培養公開而
負責的學術辯論的傳統。這種公開討論或辯論必須有負責的態度。因此，在任何有關學術辯論的公
開通訊中都應當簽署實名，以表明其責任。有關學術不端的公開指控，我們也鼓勵舉報者簽署真名
以示負責，或者，為了保護舉報者，發表的機構應該代舉報人負責。我們支持公眾和任何人的言論
自由。爭論雙方均有權爭辯或答辯。對於科學問題及爭辯應當用進一步的實驗，特別是用來自不同
實驗室的進一步的實驗來解決。我們相信，建立一個對於重大事件進行實名負責公開爭論的優良傳
統，是促進中國科學研究基本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
「5. 為了防止學術不端行為的發生，我們建議中國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設立有關科學研究誠信
的必修的專門課程，教育學生和科學研究工作者有關科學誠信的道德規範和處理學術不端的適當程
序，從而為中國的學術研究創造一個健康的環境
「6. 我們理解並感謝公眾對於學術不端行為的強烈指責。很顯然，公眾有權利知道科技工作者利
用公眾基金所從事的研究活動。可是，我們應當指出，有關學術不端行為的問題，由於其過於專業
化和技術性，一般需要由一個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加以調查，判斷和決定。在缺乏適當調查的情況下，
任何企圖誤導公眾或利用新聞媒體去求得偏袒支持，或匿名進行公開人身攻擊或傳播謠言的行為都
是不可接受的，必須加以制止
「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誠信是科學進步基石。此信的署名者誠摯地希望本公開信能促進中國建立公平
的規則和權威的的機制來維繫和保護中國學術研究的道德誠信
「二零零六年，五月四日」（《眾人評「120 位中國科學家關於科學研究誠信的公開信」》，見新
語絲2006 年5 月11 日新到資料，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fuxinyuan.txt）。
如果說文科「109 名教授關於抵制學術腐敗與學術不端行為的公開信」相當於和方舟子搶生意的話，那麼
生物學界「120 位中國科學家關於科學研究誠信的公開信」就相當於不讓方舟子做生意。可想而知，方舟
子對此會有什麼反應。5 月11 日，方舟子在新語絲讀書論壇上發表了他的「簡單評幾句」：
「這『120 位中國科學家』，相當一部分已加入美國國籍，不應該再自稱『中國科學家』。其中有
一位是商學院教師（美國中田納西州立大學傑寧·瓊斯商學院管理與市場系岳勁峰），一位是風險投
資商（曼哈頓資本集團合伙人王進），一位是律師（Wei-ning Yang, Esq, Partner, Hogan & Hartson
LLP），都不是什麼科學家或信中說的『科技工作者』，這是造假。公開信的發起人傅新元是腳踏
中美兩隻船的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曾被指控濫用中國科研基金，又是偽造履歷的清華大學生物系教
師常智傑的老闆，對引進、包庇、提拔常智傑負有直接的責任（參見『立此存照·清華大學生物系履
歷事件』）。簽名者中也有幾個人本身不太乾淨。有誰會相信這種本身就有從事、支持、包庇不端
行為之嫌的人會真正『反對任何形式的學術不端行為』？我也一再呼籲中國應該建立規範的渠道處
理學 術不端行為，但是我鄙視有人以此為借口來反對對學術不端行為進行輿論監督，這實際上是希
望對學術不端行為聽之任之。在沒有規範渠道的時候，需要輿論監督， 即使有了規範渠道，也需要
輿論監督。科學研究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害怕輿論監督。」（出處同上）。
實際上，「美國中田納西州立大學傑寧·瓊斯商學院管理與市場系岳勁峰」畢業於北大地球物理系，有華盛
頓州立大學的統計學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專攻商業管理領域中的決策科學，任教后仍舊從事相關專業，
（見該校官方網頁介紹，hhttp://www.mtsu.edu/mgmtmkt/staff/manage/jyue.shtml）。「王進曾就讀於浙江大學生物學系，而後以優異的成績留學美國並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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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界有所建樹；讀完博士后，他曾去世界五百強藥廠從事工業界研究開發，又轉戰華爾街從事生物醫藥風
險投資數年」。（孟憲秋：《新葯研發盼早投》，《科技中國》2010 年8 月，http://stmag.com.cn/titlexf.asp? ... 2%C5%CE%D4%E7%CD%B6）。而那位Wei-ning
Yang 律師，出身於生物專業，當上律師之後，專攻生物領域知識產權案件，（見其任職公司官方網頁介紹：
http://www.hoganlovells.com/wei-ning-yang/）。他們三個人如果「不是什麼科學家或信中說的『科技工作者』」的話，那你方舟子就連「科技」的
邊兒都沾不上了。
更可笑的是，就在幾個月後，方舟子炮製了一個「海內外知識分子關於肖傳國訴方舟子案的公開信」，而
那些簽名的「知識分子」中，混有地產經紀、外貿經理、商人、官員、技工、律師、在校大學生，甚至還
有在押犯罪嫌疑犯——可見，這頂「造假」的帽子，扣在方舟子自己的腦袋上最合適。
很可能是覺得光給這120 人扣上「造假」的帽子還不夠嚴重，方舟子在把他的這個「簡單評幾句」搬到新
到資料上之時，又加上了這樣兩句話：
「那些害怕輿論監督，乃至反對言論自由，要求官方『制止』言論者，必定心裡有鬼。可憐這120
個『老美國』，居然連言論自由是什麼都不懂。」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fuxinyuan.txt）。
此時，方舟子這個「老美國」一定把自己三年前要求官方制止野鶴的「言論自由」這碼事兒忘得一乾二淨
了。
不過，應該承認，相對於新語絲諸人對120 人公開信的激憤狂放，方舟子的反應顯得有點兒蔫頭蔫腦。看
看新語絲教徒們的評論（鏈接同上）：
「公開信在中英文版本之間也造假」。
「這個傅教授有點不甘寂寞呀？？」
「就怕和所有手腳不幹凈卻要和新語絲叫板的主兒一樣，你可以繼續官照做，教授照當，但恐怕在
網上，在圈裡，你的底子會被揭得光光」。
「有人說傅新元是中國人權創始人。有可能嗎？連公眾的言論自由權和媒體的輿論監督權都要剝奪，
怎麼可能是人權的呢？掛羊頭賣狗肉，這人簡直太無恥了！」
「劉陽、陳列平、陳建柱、付陽新這四位是中科院『海外百人計劃』獲得者，同在生物物理研究所
感染與免疫中心工作。一年能回去幾天所里的人都很清楚。」
「傅新元拉人拉得還不夠。新語絲不是有500 宗學術腐敗案子么，傅新元怎麼才拉到120 人。」
「傅的動機是可疑的」。
「沒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你們為何如此畏懼公眾輿論呢？」
「真正的致命傷，是向賭場老闆們建議制定禁賭令和查賭制度。」
「原先真是高看了這幫人」。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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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為什麼在別人要砸他的飯碗的時候，我們的這位「鬥士」竟會如此的「理性」呢？此時，聰明的讀
者一定會聯想到，在昏教授被挖出之後，方鬥士在表面上也是這麼「理性」的。可是在暗地裡，他卻身披
「水中划」這件馬甲，頻繁作案。
果然，就在方鬥士「簡單評幾句」之後不到十個小時，「水中划」出面了。他先在新語絲讀書論壇上發了
一個「test」帖（http://www.xys.org/forum/db/1/79/125.html），大概是想看看那裡是否還有人記得他。而那個深知水中划老底的Yush，當然不肯
放過這個獻媚討好的機會，立刻跟帖說：「歡迎您老再次出山」。而在別人要求Yush「麻煩您老來篇綜述」
時，這位狗腿子卻謙遜地回答說：「『大牛』在樓上」。（http://www.xys.org/forum/db/1/79/130.html）。待到水中划真的出山了，Yush 又蹈著
小碎步，屁顛兒屁顛兒地跟在人家的屁股後面連舔三下，說：「我跟你說是位『大牛』麽。上回出山，扇
了只瘋狗幾巴掌，扇得那瘋狗到現在還覺得被騸了」。（見2006 年5 月11 日新語絲讀書論壇，http://www.xys.org/forum/db/1/79/218.html）。
也就是在Yush 的一步一跪拜、三步一磕頭的烘托之下，水中划「再次出山」了。在「test」之後大約七個
鐘頭，水中划貼出《一封牛頭不對馬嘴的公開信》一文。那麼，方舟子在這篇文章中都說了些什麼呢？其
實，我們根本就不必花氣力去讀那篇方舟子煞費苦心而寫成的彎彎繞。我們所要做的，就是看看Yush 的
「解讀」。在水中划的帖子後面，Yush 跟帖說：
「我來解讀一下您的大作：如果公開信第六條是針對新聞媒體的，則本應致信中宣部長先生［；］
如果是針對新語絲網站的，則本應致信親愛的布希總統先生［。］所以是『牛頭不對馬嘴』」。
（見2006 年5 月11 日新語絲讀書論壇，http://www.xys.org/forum/db/1/79/231.html）。

一個人有這樣的秉賦而不去當太監、不去當奴才，那簡直就是暴殄天物。反之，一個擁有這樣秉賦的人，
真的當上了太監和奴才，那才算是人盡其才、物盡其用、死得其所。而實際上，這個Yush 真的就是「三生
有幸」：天生具有當奴才的才能、內心具有當奴才的願望、最終如願以償地當上了方舟子的奴才。
【註：Yush 還指出了水中划文章中的「兩個筆誤」：「擅布謠言」、「以子之茅」。（http://www.xys.org/forum/db/1/79/219.html）。在第二天
被方舟子收入新到資料之後，這篇文章中的這兩個筆誤從文章中不翼而飛了。（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ia7/fuxinyuan11.txt）。】
確實，在那篇文章中，方舟子為了隱蔽自己的身份，故意東拉西扯，裝瘋賣傻，好像是不著邊際。但其實
質，就是說那封公開信是沖新語絲而來的。很可能是怕徒眾們理解不了其中的微言大義，方舟子親自出面
跟帖說：
「呵呵，不過那封公開信的發起的確是針對新語絲來的［。］據我了解，這封公開信出台的背景是
由於其中有些人反對新語絲網站發表司履生指控魏於全造假文章，認為這種做法給魏於全造成了麻
煩(hardship)，最後一條就是針對新語絲網站的，也是這封公開信的主要用意。這封公開信的某些
簽名者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此一點都不隱瞞。他們也許希望國內會這麼『制止』新語絲：屏蔽掉新
語絲鏡像點，禁止媒體再跟蹤報道新語絲揭出的事例。」（http://www.xys.org/forum/db/1/79/220.html）。
方舟子是怎麼「了解」到「這封公開信出台的背景」的呢？原來，早在這個公開信問世之初，5 月10 日，
就有個ID 是limitations 的人在新語絲上透露其中的內幕：
「這封公開信被改得面目全非了。有朋友給我看過此公開信的初稿，標題是《關於『魏-司』事件
的公開聲明》。本人認為傅新元反對的其實是《新語絲》這樣的公開打假，因為常智傑就吃過虧，
可卻拿什麼處里學術不端來說事。可他不會不知道，當初魏院士用100 萬元想封司教授的口時，這
樁官司就遠遠不是什麼學術討論了。他草擬了這封信后徵集簽名和反饋，大概是很多人反對專門提
魏思［司］事件，所以改來改去改成這樣了。」（http://www.xys.org/forum/db/1/78/210.html）。
從另一方面看，這封「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公開信造成的影響非常大，《自然》在5 月24 日和6 月1 日連
續兩期發表相關報道，態度明顯傾向於傅新元等120 人，這讓方舟子十分尷尬。5 月17 日，方舟子發帖子
抱怨說：
「我早說過了，起草這封信的那幾個免疫學家就是為魏事件針對新語絲、人民日報的當然後來改來
改去語氣變了不少，後來參與簽名的人未必都同意他們的想法，甚至未必很清楚該信起草的背景，
但是整個框架還在，而且他們向國外媒體散發時並不隱瞞就是沖著新語絲來的，所以我這幾天都在
應付英美記者就此事的追問，甚至連怒江的事都被翻出來做為我亂打棍子的例子。讓我不明白的是，
他們去向英美媒體告狀幹什麼？」（http://www.xys.org/forum/db/1/83/173.html）。
本來，「向英美媒體告狀」乃是方舟子最拿手的本事，當年他使用這個招術整治陳曉寧、夏建統，如今，
因果輪迴，自己遭到了報應，卻假裝糊塗，高喊「不明白」。真是，用Yush 的話說，「可笑至極」。
總之，方舟子當時最最痛恨的人，除了肖傳國，就是傅新元。難怪方舟子從一開始就要把他打成「學術腐
敗分子」，明確宣布說：「新語絲不和腐敗分子和腐敗分子的保護人建立統一戰線。」（見2006 年5 月
17 日新語絲讀書論壇，http://www.xys.org/forum/db/1/83/170.html）。不僅如此，方舟子還身披水中划這件馬甲，總共發表了七篇文章，每篇都針
對傅新元，極力要給傅新元身上塗滿政治色彩。對於中國政府，方舟子一再提及傅新元曾經是一個「反動
分子」：「傅教授因為曾經是「中國人權」，言論自由的捍衛士」，「讓人看出人權衛士的極度虛偽」，
「曾經的人權衛士，再次公然挑戰網際網路和大陸有關媒體的言論自由」。而對於那些身在海外的華人，方
舟子又極力把傅新元打成趨炎附勢之徒：「唱只山歌給黨聽，黨聽不懂能怪誰？」「外籍華人科學家正在
和大陸本土的強勢科學家或政客結成一個又一個的利益同盟,以各種合法的手段斂財」，「120 專家們對黨
和國家充滿希望，誠懇進言。」
水中划的批傅文章目錄
時間 標題
5/12/2006 《一封牛頭不對馬嘴的公開信》
5/14/2006 《唱只刪歌給誰聽：評傅新元教授的弱勢群體論》
5/24/2006 《傅新元公開信出籠的時代背景》
5/25/2006 《傅新元的公開信後果分析》
5/26/2006 《揚眉劍出鞘——讀自然雜誌有感》
5/27/2006 《從傅新元的公開信看網際網路時代專家壟斷公共話語權的黔驢技窮》
6/04/2006 《再析傅新元公開信的一些後果》
（3）、「饒毅糊塗啊！」
「120 人事件」是因為魏於全事件而起，那麼，這個「120 人事件」和饒毅「表態」罵肖傳國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饒毅是那120 個簽名人之一。這對於方舟子來說，簡直就是罪不容誅的叛徒行徑。從5 月11 日起，
僅在新語絲新到資料上，批評饒毅的言論就不絕於耳：
「饒毅，施一公糊塗呀，跟著傅新元，程京這些垃圾發籤名信」。（方舟子搜集整理：《眾人評
「120 位中國科學家關於科 學研究誠信的公開信」》，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fuxinyuan.txt）。
「看到讓我尊敬的饒毅先生也在這裡簽名，這讓我很有感觸。其實我知道，要求一線的科研工作者
抽出大量精力來反對科學腐敗不太厚道，因為我自己也贊同並履行這樣一種態度：別人作惡，我沒
辦法改變，我只做好自己的事情，自己為善，希望將來人人為善。更何況饒毅先生還曾經為科學反
腐做過幾次大動作。但我覺得，這並不是您反對新語絲輿論監督的理由。」（河馬：《對傅新元先
生觀點的看法》，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ia7/fuxinyuan37.txt）。
「我很難相信饒毅、施一公、利民等靠自己的學術實力，（從一開始）就通過正規的Tenue-Track
篩選程序成功地成為美國一流大學教授的學者們會簽名這 樣一個罔顧左右而言他的《公開信》。然
而，既然簽了名，就應負起責任。」（北帆：《建議饒毅、施一公、利民等表個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ia7/fuxinyuan49.txt）。
按照方舟子行事的「慣例」，此時，他與饒毅反目成仇幾乎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
5 月19 日的《中國青年報》發表了饒毅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國人能否建立健康的學術環境》。這篇文章
同日出現在新語絲新到資料上，題目改為《健康的學術環境需要許多人的努力——爭論勿忘共同點》。6
月1 日，它又出現在《科學時報》上，題目與新語絲版相同。那麼，這篇發表了三次的文章，到底要說什
么呢？且看它前面的大約三分之一文字：
「中國目前的學術環境沒有達到理想狀態，為海內外許多關心中國的人所憂慮。
「方舟子和新語絲網站近年獨樹一幟，對中國學術環境和其它相關的一些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印第安納大學教授、清華大學兼職教授傅新元最近發起一百多人簽署一封公開信，對如何處理中
國學術不端，發表了建議和看法。
「方舟子和傅新元在很重要的一點上，是相同的：
「他們都呼籲中國建立規範的機制來處理學術不端。
「這個共同點，不僅是我個人的理解，而且是我向他們兩人求證過，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所以，我認為，為了中國的學術環境建設，儘管方舟子和傅新元，以及與他們在這個或者那個觀
點相近的人們，在對待學術不端的處理上，有不同的意見。但是：這些差別是在根本的共同點之下
的。重申這個前提，有助於避免非學術界、或者公眾產生錯覺，以為華人學術界對如何處理學術不
端沒有共識、完全矛盾。
「對機制建立有共識，我相信也是一百多人在公開信上簽名的重要原因。沒有發表的公開信草稿，
並不是所有人的共識。公開信並沒有對任何一個具體案例表態，更沒有否定方舟子批評過的所有案
例。」（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ia7/fuxinyuan78.txt）。
其實，饒毅羅哩羅嗦的這麼一大套，不過是這麼兩個意思：第一，就是吹捧新語絲和方舟子的作用「不可
替代」，說方舟子打假是「為了中國的學術環境建設」，因此當然也是真心打假；第二，他要表白自己之
所以在公開信上簽名，是因為他只認同這封信的最後版本，不認同傅新元的初衷，因此他沒有針對新語絲、
方舟子的意思。
確實，在那120 名簽名人之中，與方舟子關係最為密切、為方舟子出力最多的人，就是這個饒毅。實際上，
這封公開信最終之所以沒有提及魏於全事件，沒有點新語絲的名，很可能是饒毅一人之功。按照新語絲那
個「自如」的說法就是：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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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公開信由於如饒毅等一些簽名者的努力，針對新語絲的矛頭變得含糊隱晦。」（自如：《傅
新元的圖窮匕現》，新語絲2006 年5 月26 日新到資料，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a7/fuxinyuan113.txt）。
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據傅新元透露說：
「我已經好久沒有寫面向公眾的文章了，用詞擇句方面是缺乏敏感。回想起來，饒毅教授有先見之
明，在第七修改稿時，他曾經把最後一句加上主語，將相對應的一句改成：『任何企圖誤導公眾、
或利用媒體去求得偏袒支持，匿名進行人身攻擊、或廣泛傳播謠言的行為都是不妥當、不可為正式
調查所接受的。』這樣的表達方式，語氣弱了些，但主語較明晰，或許會減少誤解。」（傅新元：
《致一個網友討論120 科技工作者的公開信，並回答新語絲》，新語絲2006 年5 月17 日新到資料，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ia7/fuxinyuan56.txt）。
本來，在120 人公開信中，只有最後一段的內容是針對新語絲的。而經過饒毅的努力，連傅新元這個自稱
的「笨拙而天真的教授」（見《傅新元致新語絲網友和讀者的一封公開信》，新語絲2006 年5 月12 日新
到資料，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ia7/fuxinyuan12.txt）都察覺到其結果是使「語氣弱了些」，可見饒毅真的是沒少花費力氣。
實際上，早在120 人簽署公開信、為魏於全打抱不平之前四年半，2001 年底，饒毅曾在《中國科學：顯著
的發展和嚴峻的挑戰》中，把魏於全的工作列為「中國以前在優秀雜誌發表論文的情況」之一：
「2000 年10 月，四川的華西醫學院魏於全等在《自然·醫學》發表論文，報道異種血管內皮細胞
可以誘導抑制多種腫瘤的抗腫瘤免疫反應，從而阻斷腫瘤血管生長，既能防治腫瘤發生、也能減小
已經形成的腫瘤，提示一個產生腫瘤疫苗和治療腫瘤的方法。隨時間推移，更多其它實驗室的重複
和應用情況也許是告訴我們這個工作重要性的可靠途徑。」（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guokexue_fazhan.txt）。
可是，當這項被他寫入「中國科技史」的優秀成果遭到方舟子的惡意誹謗之際，饒毅卻把自己口口聲聲大
肆宣講的professionalism拋開不顧，不僅對方舟子的惡行聽之任之，而且極力阻止他人的打抱不平，使
「針對新語絲的矛頭變得含糊隱晦」。這難道就是所謂的「無間道」？
可惜的是，饒毅的「貢獻」並沒有得到方舟子的感激；饒毅的辯白也沒有得到方舟子的諒解。實際上，方
舟子這個「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鬥士，根本就不買饒毅的賬。5 月20 日，也就是饒毅那篇和稀泥文章問
世的第二天，新語絲上發表了兩篇批駁饒毅的文章，外加八篇批傅文章：
北帆 《沒有忘記共同點，只是分歧點太重要——讀饒毅文章有感》
李晉聞 《喊捉賊的都是見義勇為者？》
habpi 《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簡評規範的學術機制》
JFF 《傅新元先生：你不認錯可以，但請不要文過飾非更不要倒打一耙》
NO 《對新語絲打假有疑慮?》
鄭老方 《傅教授，請你告訴大家》
冬路 《原諒我，實在看不懂你的邏輯——讀〈120 公開信〉有感》
Fuzzlogic 《水調歌頭：賀新元》
rdy 《傅先生，究竟誰是「弱勢」？》
李子陽 《給造假者出一個餿主意！》
21 日，新語絲上「批傅批饒運動」繼續開展。看看下面這些標題：
圓明園青蛙《從傅新元們的公開信說開去》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21
eng 《對於最近關於公開信討論的幾點看法》
liyanfeng 《做學問和做生意》
炎陽 《對饒毅先生「爭論勿忘共同點」一文的一點不同看法》
飛翔的豬 《舉報傅新元》
rdy 《傅先生，請你弄清「無罪假定」的適用條件》
22 日，情況略為好轉，批傅的文章只有三篇。可是，到了23 日，新語絲上出現了署名「胡途」的文章，
《對海外120 人的公開信和饒毅先生解讀的商榷》。更為嚴重的是，這位「胡途」一連「商榷」了三次。
那麼，胡途要跟饒毅商榷什麼呢？新語絲上有一位名叫「周華」的人，其主要任務似乎就是為饒毅喝彩和
辯護，而根據他對胡途文章的「解讀」，胡途的所謂商榷「明明是毫無根據的栽臟［贓］」、「以為只要
這樣抹一把黑，饒毅等人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周華：《對胡途先生三篇「商榷」文章的解讀》，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a7/fuxinyuan135.txt）。對於這個解讀，胡途又連發兩文予以反擊，大罵對手「連中文看懂都有些吃力或問題，沒有法制
觀念，胡扯亂批的人」。（胡途：《再答周先生（或女士）》，新語絲2006 年6 月5 日新到資料，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a7/fuxinyuan138.txt）。
由於這場辯論以胡途的破口大罵收場，因此不難看出方舟子的屁股坐在了誰家的炕頭。
那麼，饒毅到底犯了什麼方向路線錯誤呢？且看一個叫李晉聞的人是怎麼說的：

「身在海外的清華大學兼職教授傅新元最近寫了封公開信，向中國四位高官提出處理中國學術腐敗
的建議：強調由於學術腐敗涉及學術專業性，要求在打擊學術腐敗之時要遵循『無罪假定』的原則
並且限制乃至排斥公眾輿論的參與，以免損害學術腐敗嫌疑人的人權。這一獨特建議因為籲請中國
高官壓制輿論、公然反對言論自由而飽受批評。更有眾多的網友指出這公開信是針對以輿論力量反
對學術腐敗的新語絲和方舟子而來。雖然傅新元巧舌如簧地辯稱他不反對言論自由、不反對新語絲
和方舟子，但是辯解實在蒼白無力。傅新元之『人權衛士』的美好形象即將殘破之時，參與簽署公
開信的饒毅教授出來為傅新元解圍了。由於在打擊學術腐敗方面實行『無罪假定』的不合理性已經
被眾多有識之士所指出，由於公開信的建議中反對言論自由的意圖無法否認，饒毅教授饒開了這兩
個關鍵問題。」（李晉聞：《喊捉賊的都是見義勇為者？》，h新語絲2006 年5 月20 日新到資料，
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fuxinyuan86.txt）。
也就是說，在新語絲諸人的眼中，饒毅的罪過有二：第一當然是他在公開信上簽名。新語絲打假的「法理」
基礎是「有罪假定」，公開信提倡「無罪假定」，你饒毅聯署公開信豈不等於說新語絲的打假於法不合嗎？
饒毅的第二個罪過就是，在犯下第一罪過之後，饒毅又自作聰明地出面裝好人，把傅新元這個學術腐敗分
子撰寫公開信的目的說成是要反學術腐敗，並且將傅新元與偉大光榮正確的教主方舟子相提並論，還有比
這更讓人無法容忍的事情嗎？
其實，從方舟子這個角度來看，饒毅還有一個大逆不道之罪，那就是饒毅沒有在第一時間把那些海外華人
生物學家的密謀通報給他，結果使他措手不及，喪失先機。所以，不論饒毅怎麼委曲狡辯，方舟子都不會
完全徹底地原諒他——除非他立功贖罪。
確實，在「批傅批饒運動」之後，饒毅首次在新語絲上亮相，就是立功贖罪。9 月7 日，新語絲髮表了那
份臭名昭著的《對肖傳國起訴方舟子一案的意見書》。至此，饒毅總算是無罪一身輕了。
那麼，新語絲上轟轟烈烈的「批傅批饒運動」是怎麼收場的呢？原來，肖傳國在武漢控訴方舟子的案子定
於6 月21 日開庭。就在開庭之前十天，方舟子匆匆逃到美國躲避風頭。很可能是因為他忙得顧此失彼，或
者還有什麼其他原因，總之，在他出國前後，那場運動就這麼虎頭蛇尾地有始無終了。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22
有證據表明，饒毅的這份意見書是在方舟子的逼迫之下寫的。第一，在意見書出籠之前兩天，9 月5 日，
方舟子在讀書論壇發帖子尋找昏教授當年批饒的言論：「有誰保留著『昏教授』在2002 年2－3 月間關於
在美華人生物學教授的著名論述？即說他們每人每年的經費不超過10 萬美元的原帖子。」這是方舟子參與
了饒毅「表態」過程的明顯證據。第二，在意見書出籠之後的第二天，9 月8 日，何祚庥的老婆慶承瑞也
在新語絲上發表了一份意見書，《邱氏鼠藥案與武漢江漢區法院對肖傳國訴方舟子的判決——我對肖與方
官司的看法》。饒、慶這兩個人同時出面就肖、方案子公開表態，出於巧合的幾率幾乎為零。因此，這也
是方舟子請求何祚庥出面、脅迫饒毅出面為自己說話的鐵證。也就是說，沒有方舟子在背後施加的壓力，
饒毅不太可能會主動出面「表態」。
問題的關鍵是，饒毅為什麼承受不了方舟子的壓力？連中國學術界的老頑童、行將就木的何祚庥都知道自
己應該躲在幕後，讓自己的老婆跑到前台，而對方、肖衝突謹小慎微了四年多、一直端著架子不肯公開表
態的饒毅，怎麼卻連這點兒小算盤都不會打？這其中的原因就是，除了他在120 人公開信上簽名、相當於
欠下了方舟子一筆巨額高利貸之外，他還有把柄落在方舟子的手中。實際上，在新語絲諸人之中，頗有幾
人，如炎陽、JFF，對饒毅心懷不屑、心存不滿；而由於饒毅動不動就信口雌黃，一會兒貶低這個，一會兒
吹捧那個，所以在中國學術界中，他的仇人也不在少數。因此，想要利用方舟子來給饒毅「栽贓」、「抹
黑」的人，都在排隊等著呢——就等著方舟子發出「咬」的信號。從另一方面說，方舟子的手中還握有饒
毅的一個致命把柄，那就是，饒毅當年曾經參與方舟子的「搜昏」行動——這相當於敲詐勒索者的手中握
有了人質。總之，方舟子要在網上搞臭饒毅，比搞臭魏於全要容易得多。饒毅當然明白，方舟子在狗急跳
牆之際，什麼樣的事情都幹得出來。他敢不就範嗎？
那麼，饒叔發飆完全是被動的行為嗎？當然不是。饒毅對昏教授懷有仇恨，這是事實。也許有人會說，一
個堂堂的美國教授，怎麼會因為別人在網上對自己的圈錢計劃批評了幾句，就念念不忘，怨氣在四年之後
還這麼大？其實，這樣的疑問之所以產生，乃是出於對科學家的不了解。事實是，現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
究，其初衷和目的與一百年前的科學家完全不同。也就是說，現代科學家幾乎全部都是「職業科學家」，
他們從事這個職業的初衷是為了安身立命，養家糊口；其目的就是要出大名、成大家。明乎此，就應該知
道，在道德水準上，科學家與社會上普通人既沒有質上的區別，也分不出量上的高低。虹橋科教論壇的那
個「微副虛記」的這句話，道出了其中的天機：
「饒教授的意見書使人更堅信了[這]個道理：科學家也都是活生生的淫[人]！」（見2006 年9 月8
日虹橋科教論壇，http://www.rainbowplan.org/bbs/t ... select=&forum=1）。
實際上，現代的科學研究，第一要素是金錢、第二要素是金錢、第三要素還是金錢。可以這麼說，不論是
在美國還是在中國，對於科學家來說，有了金錢，就有了一切；沒有金錢，就什麼都沒有。所以說，金錢
是科學家的立身之本。也就是因為如此，科學家對金錢的慾望，比起商人來，不僅毫不遜色，而且呈有過
之而無不及的勢頭。這是因為，商人追求金錢，目的比較單純——為錢而錢。而對於科學家來說，金錢則
關乎名、關乎利。沒有金錢，請不來人，做不了研究，發不了論文，成不了名，得不到利——嚴重的，可
能連工作都難保。而沒有名利，一個科學家還算是科學家嗎？所以，要當一位科學家、尤其是成功的科學
家，不但手中必須有錢，而且還越多越好。看看虹橋科教論壇上一位有頭有臉的「寇教授」在2010 年4 月
4 日說的這句話：
「小饒的幾十億好事被老肖搞了，對不對另說，要是是俺，俺要赤膊上陣出口惡氣」。（http://www.rainbowplan.org/bbs/t ... select=&forum=1）。
看到了嗎？饒叔僅僅口頭髮飆，那還是相當文雅的。要是換上這位華人生物學Investigator，他會和昏教授
拚老命。「對不對另說」是這句話的「文眼」：對不對無關緊要，圈到錢才是硬道理！

實際上，對金錢的貪婪和追求，恰恰是那些曾經被方舟子痛打的「科學家」們至今仍要明裡暗裡力挺方舟
子的一個主要原因：方舟子雖然打了我，但他也可能打我的對手，打我的敵人。所以，對這些人來說，
「方舟子打假大旗不能倒」！（哈哈先生：《方舟子打假大旗不能倒》，新語絲2006 年6 月13 日新到資
料，http://www.xys.org/xys/ebooks/ot ... a7/fuxinyuan140.txt）。

七、饒毅的學問到底有多大？
在國人面前，饒毅不僅總是板著一張美國博士生導師的面孔，還動不動要擺出一副國際超一流科學家的
pose 來指點江山，臧否人物。對他「愛之」的那幾個大款兒，他這個「善者」自然是極力吹捧；而對於那
些「不善者」們，他則極力貶低：
「牛滿江曾是美國Temple 大學教授。研究發育生物學，學術上有一定水平，但是並不突出。在同
輩的華人發育生物學家中，上海細胞所老所長庄孝惠的水平要高於做過科學院副院長的童第周，而
童要高於牛滿江。」
「百歲老人［指貝時璋——引者注］為中國科學發展起了作用。但是，和他同輩的人，如生理的馮
德培、生化的王應睞比，其學術不很突出，可以說水平有相當差距。」（饒毅：《鄒承魯：善者愛
之，不善者惡之》）。
看他這麼大的派頭，人們不禁要問：饒毅的學問到底有多大？下面，筆者就通過兩個典型的例子來回答這
個問題。
1、鄒承魯應該得諾貝爾獎嗎？
在《鄒承魯：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一文中，饒毅是這麼證明鄒承魯應該獲得諾貝爾獎的：
「鄒承魯留學劍橋時期就開始有很好的研究。回國后，他首先是中國酶學高水平研究的奠基人。中
國的生物化學在二、三十年代由吳憲開創，五十年代后王應睞起很大的組織領導作用。曹天欽和鄒
承魯等都對發展中國的生物化學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胰島素合成過程中的工作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胰島素是兩條鏈組成的多肽，A 鏈、B 鏈中間通過二硫鍵連接起來。當時有多個合成方案。其中
一個是分別合成兩鏈后，再將它們合起來。當時不知道，分開的兩鏈，能不能合起來。
「鄒承魯、張友尚、魯子賢、許根俊、杜雨蒼負責把天然的胰島素拆開，然後看能不能合起來，所
謂拆合工作。如果天然的可以拆合，那麼人工合成的也就可以，這樣就可以走兩鏈分別合成、繼而
連接的途徑。他們拆合成功，對胰島素合成的課題來說，不僅是一步，而且就確定了總體途徑。馬
上排除了其它途徑、比如需要合成分叉鏈的途徑。當時分成三部分，除了拆合以外，鈕經義等合成
B 鏈，汪猷、邢其毅、季愛雪等合成A 鏈。三部分工作都必需，所以自然科學一等獎是授予三部分
的人。
「中國曾經有過一個單獨由鈕經義得諾貝爾獎的提議。鈕領導的小組合成B 鏈，B 鏈比A 鏈長，后
來他還幫助A 鏈合成，對合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一直是生化所的，生化所做的貢獻最多（鄒當年
也是生化所，而且大家公認的總組織者王應睞是生化所所長），所以選鈕有一定的代表意義。
「相比而言，拆合工作最具原創性。單鏈合成用的方法沒有原創性。多肽合成在五十年代已經有歐
洲人得過諾貝爾獎，胰島素單鏈合成過程，在方法上中國沒有突破，而美國人蛋白質固相合成技術
以後得獎是因為方法上創新，而且得到普遍應用。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25
「中國獨立完成了拆合工作。不過，不是最早發表。國外做同樣工作的人先發表，中國當時在大躍
進年代沒有及時發表。中國的產量和效率比國外的高。所以中國是獨立做出拆合工作的兩個研究組
之一。
「拆合不僅是對合成方法重要，而且有理論意義。拆合成功等於證明蛋白質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
諾貝爾獎後來給美國NIH 的安芬森，他用尿素變性天然核酸酶A，並能復性，來證明『蛋白質一級
結構決定高級結構』這個概念。如果當時把兩個工作結合起來得獎，也是合理的：一個工作是天然
蛋白質變性復性、一個是人工合成的雙鏈可以合起來，兩個工作相輔相成，證明同樣的概念。
「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雖然不是所有時候，但是多數時候是由一群三流科學家組成。因為它歷史
悠久，頒獎囊括了很多著名科學家，形成了它的聲望和權威。實際上，錯誤從開始到現在貫穿諾貝
爾獎歷史。就在近五、六年，錯的也不只一次。得的有錯的，不得的也有錯的。所以，不能單純以
得獎名單來說明某個學科哪個工作最重要。雖然得獎可以影響知名度，真正重要的研究，同行自然
多數能判斷。不重要的，就是得了獎，也會被同行中尊重事實的人所鄙視，雖然一般人不願公開出
來說。」
顯然，饒毅認為鄒承魯應該得諾貝爾獎，理由是：第一，胰島素拆合的工作是鄒承魯做的，至少他是主力；
第二，人工合成胰島素這個項目中，只有拆合部分最有價值：胰島素雙鏈拆合成功，證明了蛋白質的一級
結構決定高級結構，而同樣證明了這個原理的美國科學家安芬森得了諾貝爾獎，因此鄒承魯得獎「也是合
理的」。下面，筆者就針對這兩個觀點，分別討論。
（1）、胰島素的拆合工作是鄒承魯做的嗎？
這個問題的提出，看上去有些荒謬。因為鄒承魯是胰島素工程拆合小組的組長，因此，這個小組取得什麼
成就，當然首先應該歸功於他。而鄒承魯本人在介紹這個工作時，也一直以「我們」代指小組的全體成員，
頗像是當然的領導。鄒承魯生前公開回憶胰島素工程，至少有四次：第一次是《光明日報》1998 年1 月30
日發表的《對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的回憶》；第二次是《科學時報》2002 年7 月份連載的《我的科學之
路》；第三次是2002 年9 月與自然科學史學者熊衛民的對話（2004 年以《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
訪鄒承魯院士》為題發表）；第四次是2003 年夏天與中央電視台主持人的對話（2003 年7 月1 日以《鄒
承魯：一個與諾貝爾獎兩度擦肩而過的人》為題播出）。
在這四次回憶中，鄒承魯只有一次提到拆合小組其他成員的名字，這就是在1998 年的文章中說：「我有幸
能和幾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在一起工作。他們之中包括杜雨蒼、許根俊、魯子賢和張友尚等，現在他們都
是卓有成就的科學家了。」2002 年，在回答熊衛民的問題「1960 年『大兵團作戰』以後，您還做胰島素合
成嗎？」時，鄒承魯提到杜雨蒼：「我回到酶的工作上，基本上沒做胰島素了。杜雨蒼堅持在做。他遇到
什麼問題，我給他諮詢諮詢。」
總之，儘管胰島素工程一直持續到1965 年，而鄒承魯在1960 年左右就「基本上沒做胰島素了」，但統觀
鄒承魯的敘述，他都是把自己當作完成胰島素拆合工作的當然主角。看看鄒承魯在2002 年的自述：
「胰島素是由兩條肽鏈，A 和B 鏈組成的。A 和B 鏈分別含有21 和30 個氨基酸殘基。鏈間由兩對
二硫鍵聯結，除鏈間二硫鍵外，在A 鏈上還有一對鏈內二硫鍵。因此，在工作初期，曾考慮了三種
合成方案以供選擇。其中從合成角度看最為簡便易行的方案是分別合成A 鏈和B 鏈，然後通過巰基
的氧化使兩條鏈正確組合。但是還原和分離后的A 鏈和B 鏈是否能通過巰基的氧化生成正確的二硫
鍵，能否重新組合形成天然的胰島素分子還不知道，這一問題是人工全合成胰島素成功的關鍵。我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26
們開始查閱文獻時發現我們的前景並不樂觀，國外許多人都曾嘗試過把胰島素分子中的二硫鍵還原，
然後重新氧化組合，以期獲得一定產率的天然胰島素，而這些探索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甚至有人
報道對於部分還原的胰島素而言，氧化會導致活力的進一步降低。當時除了像催產素這樣只含有一
對二硫鍵的小肽以外，還沒有一個含多對二硫鍵的蛋白質能在還原后通過氧化而成功地再生。等到
使Anfinsen 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發表時，即氧化被還原的核糖核酸酶能得到活力恢復，我們也早已
由還原的胰島素A 和B 鏈重新氧化而獲得可觀的活力恢復了。但是由於美國和德國的兩個研究組也
在進行胰島素的合成，我們不願透露這個消息，以免為他們所用。加以當時正值大躍進期間，中國
科學暫時停刊，當時沒有向國外刊物投稿的先例。我們的結果只是在一年以後，英國的Nature 上出
現了一篇由胰島素A 鏈和B 鏈重新組合形成天然的胰島素分子的簡報以後，才促使我們把結果在復
刊后的首期中國科學上發表。我們得到的重組產率遠比Nature 上Dixon 等的產率為高。我們正是吸
取了前人把不穩定的巰基轉化為穩定的硫磺酸基再分離肽鏈的成功經驗，充分分析了前人使用強烈
氧化條件的失敗教訓，設計了較溫和的低溫和較強鹼性的氧化條件，而以較高產率取得從胰島素A
及B 鏈重組生成胰島素的成功，從而對胰島素合成路線的決定作出了貢獻。」（鄒承魯：《我的科
學之路》）。
2003 年7 月1 日，中央電視台國際頻道播放《鄒承魯：一個與諾貝爾獎兩度擦肩而過的人》節目，其中說
「鄒承魯在上個世紀60 年代作為主要參與者之一，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研製工作。」「1965 年，
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工作完成好，當時就在國際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但是在國內廣大公眾對此一無所知，
近年來，許多媒體重提舊事，紛紛指出這一成果，當年就差點兒獲得諾貝爾獎，而鄒承魯作為主要當事人，
更被媒體稱為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人。」對此，鄒承魯坦然承受。
可是，經查閱文獻，筆者卻發現，在當年的拆合工作中，做出最重要貢獻的人物是杜雨蒼，而不是鄒承魯。
在鄒承魯提到的那篇極為重要的論文中，作者排名順序依次是：杜雨蒼、張友尚、魯子賢、鄒承魯。也就
是說，鄒承魯排在最末。
圖18. 1961 年《中國科學》第一期上胰島素拆合論文的署名次序
是不是在當時，作者排名順序也像現在一樣，「通訊作者」一般排在末位呢？顯然不是。因為兩個月後，
鄒承魯等人發表了另一篇文章，此時，三位作者的順序是：鄒承魯、杜雨蒼、許根俊。這說明，當時論文
作者排名次序是根據貢獻的大小決定的，否則的話，鄒承魯應該還是排在最後。

圖19. 1961 年《中國科學》第三期上胰島素拆合論文的署名次序
是不是杜雨蒼領銜的論文沒有鄒承魯領銜的論文價值高呢？恰恰相反，不論是從學術價值上來看，還是從
實用價值上來說，前者都遠高於後者。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前者發表在先，更是因為後者的內容，不過是介
紹了另一種「拆」的方法。可是，用這種方法得到的雙肽，在「合」之後，活性只有前一種方法的五分之
一，因此，它基本上沒有實用價值。也就是因為如此，安芬森在提出著名的Anfinsen』s dogma 時，引用的
是杜雨蒼領銜的論文，而不是鄒承魯領銜的論文（Epstein et al., 1963）。不僅如此，拆合組的另一位重要
成員張友尚院士在2010 年發表的回憶文章中，也沒提及鄒承魯領銜的文章（Zhang, 2010）。張友尚在文中
還特別指出，在拆合工作中做出首次突破的人是杜雨蒼：
「After repeated failure, the first breakthrough came in 1959 when Du YuCang, a young research intern
bravely split all disulfide bonds to convert insulin into A and B chains and then recombined them.」（在反
復失敗之後，首次突破在1959年出現。當時，杜雨蒼，一個年輕的研究助理，勇敢地將胰島素的所
有二硫鍵都拆開，把胰島素分為A鏈和B鏈，然後又把它們重新組合到一起。）
事實是，人工合成胰島素工程始於1958 年底、1959 年初，但一直持續到1965 年才全部結束。即使是最初
的拆合工作，也不是在發表論文之後就終止了。2001 年，杜雨蒼與科學史工作者熊衛民進行了這樣的對話：
「熊：1959 年的時候是不是就已經基本完成了胰島素的拆、合工作？
「杜：還沒有完，只是說有了苗頭，離完成還差很遠呢。
「熊：那個時候是不是已經完成了天然胰島素的拆、合工作？
「杜：沒有，這項工作一直伴隨著胰島素的全合成工作，直到最後。
「熊：我看過一些材料，根據那上面的介紹，我還以為天然胰島素的拆、合工作1959 年就完成了
呢。
「杜：情況是這樣的。天然胰島素有A、B 兩條鏈，我們首先要把這兩條鏈拆開，就是說要把極多
的看不見的分子分開，然後再把它們按正確的秩序組合起來。拆開是不容易的，按正確的秩序組合
起來更不容易。A 鏈有4 個硫氫基，B 鏈有2 個硫氫基。它們之間有三類接合成硫硫鍵的方式：A 鏈
和A 鏈接，B 鏈和B 鏈，A 鏈和B 鏈接；每種接法都還可以形成多種多聚合體。按照形而上學的機
械演演算法，A、B 兩鏈重新組合成天然胰島素的幾率為無窮大分之一；就算能有辦法使A、B 鏈不自接，
只相互接，那麼也有12 種可能性，接成天然順序的平均幾率也只有1/12，也就是6~8%。1959 年的
時候，我們成功地拆開了胰島素分子的A、B 兩鏈；分開的A 鏈和B 鏈均沒有活力，把它們放到一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28
塊加以處理后我們又看見了胰島素活力的出現。這證明天然胰島素的重新組合是有可能。1959 年
10 月1 日，我代表該工作的人員在生化所大會上彙報了這個成果。
「熊：國慶獻禮？
「杜：對，國慶獻禮，國慶時要作報告。這個原始資料還找得著，當時出過一個很有名的小冊子。
到1959 年年底，也就是大兵團作戰以前，我們恢復活性的水平大概在2~3%。當時怎麼報道的我不
大清楚，有可能說的是1~5%或2~5%，也有可能說的就是2~3%，總而言之，大概就是3%這樣一個水
平。所以那個時候還談不上解決了該問題，只是說有苗頭了。
……
「熊：您曾經提到2~3%的活性，那是什麼意思？
「杜：就是說2~3%的A 鏈和B 鏈可以正確地互相配對。正確配對后所形成的胰島素分子所表現的活
性和天然的應該是一樣的。我們是怎樣判定所得產物的活性的呢？胰島素打到身體裡面會產生降血
糖反應，如果天然胰島素1 微克就能產生反應，現在用我們的要打30~50 毫克才能產生同等程度的
反應，我們就說產物的比活性為2~3%。有了恢復活力的根據后，我們的工作重點就轉到了A、B 兩
鏈的化學合成上。前面的拆、合工作也沒停止，還得繼續努力，再往上提高所恢復的活力。為什麽？
人家辛辛苦苦工作幾年才得到一點點合成肽產物，如果只有2%被利用而98%都要浪費掉，那當然會
不高興。我們在1963 年的時候，就是說又摸索了2 年多，終於找出了如何處理、如何氧化的條件，
使比活力恢復到了30~50%。這就是說有一半分子可以正確組合。這打破了胰島素不能重組的結論—
—以前人們在拆開A、B 兩鏈后一直未能恢復活力，就認為胰島素是不能重組的，這沒什麼希奇。
重要的是這還推翻了理論計算量，根據理論計算，活力最高只能恢復到6~8%，我們現在遠遠超出了
這個數字。這就需要一個假設：A、B 兩鏈好象一對戀人，它們相互間可以識別；否則它們怎麼會找
對象，怎麼可能恢復這麼高的活力呢？這一點具有比較大的生物化學重要性。」（熊衛民：《回顧
胰島素的合成——杜雨蒼研究員訪談錄》）。
前面提到，鄒承魯自己承認，在1960 年以後，他基本上就不再參與胰島素的工作了。顯然就是因為這個原
因，在胰島素合成的結題論文中，杜雨蒼排名第二，而鄒承魯卻榜上無名。
圖20. 1966 年《中國科學》第四期上胰島素全合成論文的署名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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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按照鄒承魯四十多年後的口述，他似乎是拆合工作取得進展的關鍵人物；並且，在他1960 年離開這
項工作之前，胰島素的拆合已經基本完成了：
「熊：從50 年代末開始，您還參加了胰島素合成工作。
「鄒：我是胰島素全合成工作的熱情支持者之一，並領受了胰島素A 及B 鏈拆合的任務，擔任這個
課題的組長。這個工作進展比較順利，1959 年上半年就有了結果。我想，關鍵的是，一開始我們找
的路是對的。我們分析了前人失敗的原因，改變了做法，後來就比較順利了。
「熊：前人為什麼失敗？
「鄒：他們用的是強氧化條件。後來我就想，這個過程急不得，要慢慢來。慢慢的才有時間，兩條
鏈才能配合好。強氧化條件一下子就把它們氧化並連起來了，而它們還沒配好呢，所以就沒成功。
所以我就不用氧化劑，用低溫（0-5 度）。後來發現低溫很關鍵，溫度越高，產率越低。低溫和緩
慢氧化是最重要的條件，這兩點我們一開始就抓到了，所以後面一直比較順利。
「熊：產物的活性很快就比較高了嗎？
「鄒：很快就有百分之十了。從百分之十再往上，就是慢慢來的了。
「熊：第一次成功拆合發生在什麼時間？
「鄒：具體時間我記不清了。反正在1959 年上半年就有了結果。為什麼這個時間我記得比較清楚
呢？因為當時討論過發表不發表的問題。（熊衛民：《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訪鄒承魯院
士》）。
2003 年7 月，當中央電視台主持人問鄒承魯「你是做了多少次的實驗」時，鄒承魯答道：
「好像並不是很多，因為一開始就走對了路，我們是很仔細地查閱了文獻，查閱人家做過的實驗，
人家是怎麼失敗的，我們想的失敗原因會在哪兒？因此找對了路，在我腦子裡記得好像是……經過
的實驗次數並不是很多，有些地方報告什麼600 次、800 次，我記得沒這回事，第一次成功了不是
像後來得做得那麼好，但是畢竟路是走通了，以後就是怎麼樣改進，走得更順利一點，得到的產量
更高一點罷了。」（http://www2.cas.cn/html/Dir/2003/07/02/6501.htm）。
難怪央視主持人會發出這樣的疑問：「那按您的說法，好像研究出來（人工合成胰島素）很輕鬆？」
事實是，在「走對了路」、「路是走通了」之後，腳下的路不僅相當漫長，而且也不是一馬平川。看看
1960 年4 月那場空歡喜的慶功宴：
「1960 年4 月19 日～26 日，中國科學院第三次學部會議在上海舉行。會上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北京大學化學系、復旦大學生物系三個單位先後向學部大會獻了禮，分別
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島素B 鏈，A 鏈以及B、A 二鏈。北大的代表還乘飛機把自己合成的A 鏈
帶到了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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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的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和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等領導異常興奮，不但發表了熱
情洋溢的講話，還於24 日當晚在中蘇友好大廈為全體相關人員舉行了盛大的慶功宴。只留下生化
所拆、合小組的杜雨蒼和張友尚在實驗室里進行人工胰島素A、B 鏈的全合成工作，要求他們一出
成果，馬上敲鑼打鼓去報喜。聶榮臻也和大家一道等著全合成的好消息。新華社事先寫好了報道稿
——標題為『揭開生命現象的神秘面紗我國對人工合成蛋白質已建功勛』。可直到那頓在大飢荒時
期極其難得的宴會結束，杜雨蒼和張友尚也沒能離開實驗室。」（熊衛民：《解密人工合成胰島
素》）。
再看看1965 年9 月取得勝利時刻的主角是誰：

「1965 年9 月3 日，杜雨蒼等人再次做了人工A 鏈與人工B 鏈的全合成實驗，並把產物放在冰箱里
冷凍了14 天。9 月17 日清晨，生化所、有機所、北京大學化學系三家單位的研究人員匯聚到了生
化所。這次會不會成功呢？
「當杜雨蒼從放有冰箱的那個小實驗室走出來，手中高舉著滴管，人們終於看到了自己為之奮鬥了
多年的成果——閃閃發光、晶瑩透明的全合成牛胰島素結晶！
「『那實在是一個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激動人心的時刻。』30 多年後，已八十高齡的鄒承魯先生依然
飽含激情地回憶道。」（同上）。
最後看看勝利之後誰參加了總結工作：
「杜雨蒼、鈕經義、汪猷等人接著又爭分奪秒地合成了多批人工合成產物，並對其物理、化學、生
物性質做了儘可能詳盡的檢測。在一切能獲得的檢測數據都齊備后，他們以集體的名義於1966 年3
月和4 月份分別用中、英文在《科學通報》和《中國科學》上發表了詳細的結果。在此期間，借赴
華沙參加歐洲生化學會聯合會議第三次會議的機會，龔岳亭、鄒承魯、王應睞等人向世界生化同行
宣布了中國所取得的這個成果。」（同上）。
那麼，熊衛民的記敘是否可靠呢？讓我們看看當時任中科院生化所黨支部書記的王芷涯是如何回憶的。在
回答熊衛民的問題「後來［指1961 年大兵團作戰結束之後——筆者注］，生化所做胰島素工作的還有多少
人？」時，這樣回答說：
「後來曹天欽也不參與了，等於退出來了。生化所總的人數比較少了，好像B 鏈一直是8 個人。拆
合嘛，不是全日制地做。A 鏈、B 鏈來的時候，要做全合成、半合成的工作，杜雨蒼才過來。他也
有其他的酶方面的工作，所以是兼做的。B 鏈以鈕經義為首，但他自己並不怎麼做實驗，經常和鄒
承魯一起在走廊抽煙。大概龔岳亭是真正為主的。他對A 鏈的合成也有一定的貢獻。在A 鏈合成改
路線時，丁公量徵求過他的意見」。（熊衛民：《王芷涯訪談錄》）。
在回答熊衛民的這個問題時，「您覺得理論貢獻最大的是哪一部分工作？是拆合，還是A 鏈合成，還是B
鏈合成？」王芷涯說：
「真正做拆合的功勞我覺得應該是杜雨蒼。因為都是他自己動手；而且——我現在記不得了，講不
清楚了，張友尚一定能說得很清楚——怎麼樣能夠使活力增加，用多少比例，先怎麼樣，后怎麼樣，
這些都是杜雨蒼摸索出來的。我覺得他的功勞很大。」（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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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當時任北大方面負責人的施溥濤怎麼說：
「A 鏈完成了，拿來試，跟B 鏈接合。當時成立了合作小組，北大我參加，有機所一個女的，叫張
偉君，生化所是杜雨蒼，三個人負責最後的合成工作。」（熊衛民：《北京大學的胰島素合成工作
——施溥濤研究員訪談錄》）。
總之，杜雨蒼自始至終參與了胰島素的拆合工作，並且做出了最重要的貢獻。而鄒承魯則只是在最初參與
了部分工作。因此，就算「拆合工作最具原創性」，「不僅是對合成方法重要，而且有理論意義」，應該
得諾貝爾獎，那個得獎之人也應該是杜雨蒼，而不是鄒承魯。遺憾的是，當年拆合小組的五人之中，有三
人後來成了中科院院士（鄒承魯，1981 年；許根俊，1991 年；張友尚，2001 年），而杜雨蒼卻始終名落
孫山。
而按照饒毅的排序，「鄒承魯、張友尚、魯子賢、許根俊、杜雨蒼」——在所有介紹胰島素工程的文字中，
這樣的順序是唯一的——，杜雨蒼似乎是拆合工作中最不重要的人物。這到底是無心之誤，還是別有用心
呢？
（2）、胰島素的拆合工作是否應該得諾貝爾獎？
2002 年9 月，鄒承魯在介紹胰島素拆合工作的學術價值時，這樣說：
「第一個當然就是較快、較早地為胰島素合成決定了路線，為整個合成的成功搶了時間。第二呢，
我講兩個類似的工作，可以從比較中知道它的重要性。國外的拆合工作是1960 年發表的，他們恢
復的活力只有1-2%。這個工作是在Nature 雜誌上發表的——被認為非常重要，所以才能在Nature
雜誌上發表。同一個工作，人家拆合成功，雖然產物只有1-2%的活性，已經可以到Nature 雜誌上
發表，而我們在1959 年就已得到大約10%的產率。而且我們得到結果的時間比他們也許還要早一
點。這是第一個工作。第二個類似的工作是美國人安芬森（Anfinson）做的。他還原核糖核酸酶，
然後重新氧化，得到了高的活力恢復，他後來因為這個工作而獲得了諾貝爾獎。核糖核酸酶是一條
鏈的，就一條多肽鏈,含有四對二硫鍵；我們這個是兩條多肽鏈，還原、重新氧化的問題就複雜得多
了，在本質上正確組合的幾率要小得多，從理論上說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得到了10%的活力恢
復。他那個工作正式發表於1961 年，和我們同時。假如我們得到結果馬上就拿到Nature 雜誌上發
表，那麼就會比他早——在Nature 雜誌上發表比較快，需要等的時間只有幾個月。從這兩個類比你
就知道它的重要性。」（熊衛民：《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訪鄒承魯院士》）。
這實際上就是饒毅在《鄒承魯：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中這段話的來源：
「拆合不僅是對合成方法重要，而且有理論意義。拆合成功等於證明蛋白質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
諾貝爾獎後來給美國NIH 的安芬森，他用尿素變性天然核酸酶A，並能復性，來證明『蛋白質一級
結構決定高級結構』這個概念。如果當時把兩個工作結合起來得獎，也是合理的：一個工作是天然
蛋白質變性復性、一個是人工合成的雙鏈可以合起來，兩個工作相輔相成，證明同樣的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饒毅在此混淆了一個事實：鄒承魯只是參與了天然胰島素的拆合工作，將「人工合成的雙
鏈」合起來，是杜雨蒼等人後來的工作，和鄒承魯沒有直接關係。
不過，關鍵的問題是：既然中國的胰島素拆合工作和「1960 年發表的」「國外的（胰島素）拆合工作」在
性質上是一樣的，而「國外的工作」並沒有為此得諾貝爾獎，甚至連「擦肩而過」的鼓噪都沒有，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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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工作就應該得獎？難道就因為中國的產率比較高？但這個理由也不能成立，因為按照鄒承魯的說法，
「走對了路」最重要，在此之後不過「就是怎麼樣改進，走得更順利一點，得到的產量更高一點罷了。」
因此，產率（量）高並不能成為「國外的工作」不該得獎，「國內的工作」應該得獎的理由。

I、與加拿大科學家的工作相比較
鄒承魯所說的國外的工作，是指加拿大多倫多大學G. H. Dixon 和A. C. Wardlaw 在1960 年11 月26 日出版
的《自然》雜誌上發表的文章（Dixon & Wardlaw, 1960）。在這篇文章中，他們使用了兩種方法來比較胰
島素的生物活性：直接注射小鼠，和hemidiaphragm test。他們自己承認的產率，1.8%，就是根據后一個試
驗測得的。在小鼠試驗中，1.6 微克天然胰島素能夠使72 只小鼠中的56 只發生反應；而經過拆合的胰島素
則需要100 微克才能夠達到相似的結果，72 只小鼠中的55 只發生了反應。
那麼，中國的胰島素拆合產率真的比加拿大的高嗎？首先，根據杜雨蒼在2001 年的回憶，在1959 年國慶
獻禮之時，他們得到的產率是在3%左右，而不是鄒承魯在1998 年和2002 年所說的10%。其次，在《中國
科學》1961 年的論文中，杜雨蒼等人雖然說他們的生物活性計算是根據1953 年版的《不列顛藥典》，但
他們並沒有具體說明那個5-10%的產率是如何計算出來的。而在1966 年胰島素全合成論文中，與1961 年
論文原始數據相似的數據卻被總結為產率是1.25%—2.5%（比較Du et al., 1961 的表2-5 和Kung et al., 1966
的表1）。由此可見，在加拿大人得到1.8%的產率之時，中國人的產率大約也就在同樣的水平。
實際上，仔細檢查《中國科學》1961 年論文中所提供的原始數據，我們就會發現，當時的實驗誤差相當大。
僅看對照試驗（見下表）：在表2 和表3 中，1.5 微克和0.75 微克天然胰島素分別能使兩隻小鼠中的一隻和
四隻小鼠中的兩隻產生反應，即反應率均為50%（沒有劑量反應）；但在表2 和表5 中，1.5 微克劑量的反
應率達到100%，0.75 微克劑量則分別為40%和25%（劑量反應不呈線性關係）。
杜雨蒼論文中對照胰島素生物活性試驗數據
（Du et al., 1961）
1.5 g 0.75 g
表 2 5/5 2/5
表3 1/2 2/4
表4 1/2 2/4
表5 2/2 1/4
註：表中數據，分母為試驗數，分子為陽性反應數。
稍有統計學知識的人都會明白，在樣本如此小、而結果差異又如此大的情況下，試驗結果只宜做定性的結
論，而沒有定量的意義。如要得出定量的結論，只有擴大樣本一條途徑。但實際上，他們每組試驗所使用
的小鼠數量最多不超過五隻。而按照《不列顛藥典》，每個樣品應該注射的小鼠數至少應為24 只。
簡言之，從科學的意義上講，中國和加拿大科學家在1960 年前後就胰島素拆合所得到的結果，基本上是相
同的，並沒有高低上下之分。因此說，如果鄒承魯可以因為此項工作而獲得諾貝爾獎的話，加拿大的科學
家也同樣可以。反之亦然：如果加拿大的科學家沒有資格獲獎，饒毅就需要解釋一下，他說鄒承魯「得獎
也是合理的」，到底合的是什麼「理」？
II、與安芬森的工作相比較
那麼，胰島素的拆合工作，在理論上的意義能夠和安芬森的工作相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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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安芬森的工作
安芬森（Christian Boehmer Anfinsen, Jr.）生於1916 年，27 歲時獲得哈佛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畢業后，
安芬森先是在哈佛大學、然後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NIH）工作。1972 年，他因為研究核糖核酸酶
（ribonuclease）而獲得當年諾貝爾化學獎獎金的一半，該項獎金的另外一半由美國洛克菲勒大學的兩位科
學家（Stanford Moore 和William H. Stein）分享，他們的成就是確定了核糖核酸酶的一級結構。
安芬森研究核糖核酸酶，至遲不晚於1950 年（Anfinsen, 1950）。到了1954 年，安芬森發現，核糖核酸酶
是一個單鏈蛋白質，通過四個二硫鍵摺疊成一個緊密的三維結構（Anfinsen et al., 1954）。1955 年，安芬森
發現核糖核酸酶在變性的環境下仍舊具有生物活性，因此推測這個酶的活性中心受到了二硫鍵的保護，得
以免遭破壞（Anfinsen et al., 1955）。
重大突破出現在1956-1957 年間。安芬森和他的同事發現，核糖核酸酶的活性隨著二硫鍵的還原（斷裂）
而消失；而完全失去二硫鍵的核糖核酸酶，在重新氧化形成二硫鍵之後，又出現了12-19%的活性（Sela et
al., 1957）。根據安芬森的諾貝爾講演（Anfinsen, 1973），這個發現是安芬森信條的起源。但實際上，安
芬森在當時並沒有據此提出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這個假說。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安芬森當時研究核糖核酸酶的目的，是要搞清楚酶的催化機制。而一般認為，蛋白質中的巰基是最
活躍的基團，因此也最可能是催化的關鍵部位。所以，他們一直在探索如何把核糖核酸酶中的二硫鍵全部
切開。在此之前，他們曾分別使用尿素和還原劑（如巰基乙醇）來使核糖核酸酶變性。但是，尿素只能破
壞氫鍵，不能切開二硫鍵；而由於某種原因，還原劑則只能夠切斷四個二硫鍵中的兩個。只有當尿素與還
原劑結合使用之後，四個二硫鍵才能夠全部被切斷，而核糖核酸酶也隨之完全喪失生物活性。當然，更重
要的發現是，當這個變性的蛋白質被重新氧化之後，酶的活性又有了部分的恢復。可是，安芬森當時根本
就沒有考慮到一級結構與高級結構的關係這個問題，而只是認為，這個結果說明酶的活性並不需要所有的
二硫鍵（Sela et al., 1957）。
安芬森實驗室接下來的工作重點就是提高「產率」：使變性的核糖核酸酶在氧化之後，能夠完全恢復活性。
這個目的在1959 年達到了。1960 年2 月，安芬森實驗室的Frederick H. White 摸索出了一套能夠使完全變
性的核糖核酸酶恢復99%活性的氧化條件（White, 1960）。這篇文章的投稿日期是1959 年9 月，恰恰是在
杜雨蒼「國慶獻禮」之前。可是，在這篇文章中，White 也沒有提出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這個
假說——他還是在考慮二硫鍵的組合這個問題。在文章的結尾，White 只是說：「酶活性的高度回復，這
說明，或者是由不同巰基組成的二硫鍵可以導致酶的活性，或者是天然核糖核酸酶中存在一種偏好的（二
硫鍵）組合。」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英國科學家John Kendrew 和Max Perutz 分別破解了肌紅蛋白（myoglobin ）和血紅蛋
白（hemoglobin ）的三維結構（Kendrew et al., 1958；Perutz et al., 1960）。他們的發現讓人們震驚不已：蛋
白質的三維結構看上去竟然像是一團毫無規則的亂麻。在此之前，由於蛋白質能夠形成晶體，人們一直以
為蛋白質的三維結構是規則的、有序的。因此，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馬上就應運而生：這個看上去毫無規
則、但顯然是非常穩定的結構，是由什麼決定的？而安芬森的研究，恰恰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能夠回答這
個關鍵的問題。
1961 年5 月，與杜雨蒼等人的《中國科學》論文發表的同時，White 又發表了一篇論文，他開門見山地說：
「雖然有豐富的證據證明蛋白質生物合成的模板假說，但還沒有令人信服的試驗證據來確定這個模板的作
用是僅限於形成氨基酸序列，還是包括蛋白鏈的螺旋和摺疊以產生二級和三級結構。」 而他報告的試驗結
果就是證明，回復活性的核糖核酸酶在結構上與天然核糖核酸酶完全一致（White, 1961）。至此，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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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決定其高級結構」的所有數據已經齊備， White 於是在文章的結尾說，「被還原的核
糖核酸酶偏好回復到天然狀態，說明二級和三級結構依賴於初級結構，而不是依賴於模板。」
那麼，為什麼諾貝爾獎授給了安芬森而不是White 呢？原因之一就是，White 的工作是在安芬森的實驗室完
成的，並且是安芬森實驗室研究項目的繼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早White 兩個半月之前，安芬森就已經
在一篇論文中提出了這個假說：「決定核糖核酸酶二級和三級結構的信息存在於上面提到的蛋白質成分
中。」（Anfinsen & Haber, 1961）。這篇論文與White 的論文在同期JBC 上發表，但前者的交稿日期是
1960 年8 月17 日，而White 論文交稿的日期是1960 年10 月31 日。
又過了兩年，1963 年，安芬森把這個假說推廣到其他蛋白質，正式提出所謂的「熱動力學假說」
（thermodynamic hypothesis），又稱「安芬森信條」（Anfinsen』s dogma），其內容是：在正常的生理環境
下，天然蛋白質的三維結構是整個系統中吉布斯自由能（Gibbs free energy）最低的。也就是說，蛋白質的
天然形態，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完全由原子間的相互作用力決定，亦即由氨基酸序列來決定（Epstein et
al., 1963）。
為什麼安芬森遲至1963 年才提出熱動力學假說呢？這是因為，當時的材料已經積累到足以歸納出這個假說
的程度：在1960-1963 年間，除了核糖核酸酶之外，還有七個含有二硫鍵的蛋白質被證明能夠在還原變性
之後，再重新氧化回復原狀。（見下圖）。

圖21. 安芬森據以歸納出「安芬森信條」（熱動力學假說）的八個例子
（見：Epstein et al., 1963）
在提出熱動力學假說之後，安芬森的研究並沒有終止。他根據蛋白質在體外復性需要幾個小時，而在體內
形成天然結構只需要幾分鐘這個現象，在1963 年發現了催化二硫鍵正確配對的酶，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
（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Goldberger et al., 1963），並將之純化（Goldberger et al., 1964; Fuchs et al.,
1967）。而根據胰島素對這個酶的反應，安芬森實驗室還對胰島素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下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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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鄒承魯等人的工作
鄒承魯、饒毅等人一再拿胰島素的拆合工作與安芬森的工作相類比，意思不外是說，「拆合成功等於證明
蛋白質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因此，這「兩個工作（應該）結合起來得獎」。而國內還有這樣一個說
法：胰島素的拆合工作之所以與諾貝爾獎失之交臂，不是因為工作沒有做到家，而是在論文中沒有提出
「蛋白質的高級結構由其一級結構決定」這樣的假說。如熊衛民引述「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學者」的話說：
「二硫鍵重組在科學上的價值要大一些。如果它在安芬森（C. B. Anfinsen）提出『蛋白質的一級結
構決定高級結構』之前，或者差不多的時候發表，倒是有可能競爭諾貝爾獎的。可我們的結果發表
得比他晚了不少時候，而且在探討其理論價值時還局限在胰島素的範圍之內，這就決定了它基本只
能算是安芬森觀點的一個佐證。事實上，當安芬森在1960 年初提出他的觀點之後，再做人工合成
蛋白質在科學上已經沒有太大的價值了。因為，需要追問的重大的科學問題都已經解決了。」（熊
衛民：《解密人工合成胰島素》）。
而張友尚在2010 年說得更為明白：
「1961 年，安芬森等人報告了通過空氣將被還原的核糖核酸酶氧化而重新獲得了天然的二級和三級
結構。基於這項工作，安芬森提出了蛋白質的天然結構決定於它的氨基酸序列這個原理，他因此獲
得了1972 年諾貝爾化學獎。我們的胰島素研究涉及兩條鏈的結合，因此更難於研究。重新組合的
胰島素與天然胰島素的結晶相同，無可爭議地證明了（與核糖核酸酶所證明的）相同原理。遺憾的
是，這個原理在我們1961 年發表的論文中沒有提出來。」（In 1961, Anfinsen et al. reported the
regeneration of nativ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tructures by air oxidation of reduced ribonuclease. Based on this work,
Anfinsen proposed that the native structure of a protein was determined by its amino acid sequence, for which he
received the 1972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Our study on insulin, involving the combination of 2 chains, was more
difficult than the study on ribonuclease. The identical crystalline forms of recombined insulin and native insulin
unequivocally demonstrated the same principle. Unfortunately, this principle was not proposed in our paper published
in 1961.）（Zhang, 2010）。
問題是：鄒承魯等人當時為什麼沒有提出「蛋白質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這個原理？
我們知道，鄒承魯等人之所以要搞胰島素的拆合試驗，完全是為人工合成胰島素服務。而這樣的實驗目的
決定了他們的工作性質：雖然看上去是科學研究，但其本質卻是技術工作。因此，他們不太可能會考慮到
蛋白質一級結構是否決定高級結構這樣的問題，這就像在他們之前的其他人——1957 年的安芬森，1959 年
的F. H.White，1960 年的Dixon 和Wardlaw——沒有想到這個問題一樣。
【註：在1960 年以前，蛋白質的變性和氧化復原研究，除了安芬森和Dixon 的實驗室之外，還有其他實驗
室報告了結果： 1958 年，有報告稱，含有一個二硫鍵的催產素（oxytocin）在被還原之後，完全失去生物
活性，但在氧化之後，活性得到回復（Audrain & Clauser, 1958）。1960 年4 月，美國化學學會雜誌發表的
一篇論文報告說，含有17 個二硫鍵的牛血清白蛋白（Bovine serum albumin）在變性之後某些物理特性得以
復原（Kolthoff et al., 1960）。應該說，這些結果與中國在1960 年前後從胰島素的拆合工作中所得到的結果，
在意義上大致相同。但這些作者也都沒有提出蛋白質初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的假說。】
實際上，即使鄒承魯等人在1961 年考慮到了蛋白質的高級結構與初級結構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根據他們
當時的有限數據，也根本不可能演繹出「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這樣的結論。因為杜雨蒼等人
的論文，只做了兩個試驗來證明「合」之後的胰島素與「拆」之前的胰島素在結構上相同：一個就是蛋白
酶降解指紋圖，這個結果只能證明二者的一級結構相同，以及形成的二硫鍵相同；另一個試驗就是在顯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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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下觀察二者的結晶，但他們並沒有測定結晶的點陣常數，因此這個結果很難說明什麼問題。也就是因為
如此，杜雨蒼等人在下結論時，並沒有說二者的高級結構相同。既然沒能夠證明「拆」之前和「合」之後
的胰島素的高級結構相同，又如何能夠推出「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這樣的假說呢？
那麼，是不是說，如果杜雨蒼、鄒承魯等人也把工作做得像White 那樣，就能夠推出安芬森那樣的假說了
呢？答案還是否定的。這是因為，胰島素與核糖核酸酶最重要的區別就是，前者是雙鏈（兩個分子），后
者是單鏈（一個分子）。而按照蛋白質的結構理論，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是指它的氨基酸序列；二級結構是
指分子內部的氨基酸殘基通過氫鍵而形成的結構，如螺旋或摺疊片；三級結構則是指通過其他作用力
（如疏水基團、二硫鍵）形成的分子摺疊；而四級結構則是指分子之間的相互結合。（見下圖）。
圖22. 蛋白質的四級結構
（圖片來源：[img]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rotein-structure.png[/img]）
也就是說，就研究對象而言，核糖核酸酶的變性和復性，是分子內部的二級和三級結構的變化；而胰島素
的拆、合，是分子之間的四級結構變化。從一級結構推測到二級、三級結構，有清晰的條理和線索可以追
尋；而從一級結構推測四級結構，則存在著巨大的邏輯和事實斷層——一個在當時幾乎是無法跨越的斷層。
據杜雨蒼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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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fenson 的結論是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我們在1964 年發表的文章中也沒有寫這一點。
因為我們做的是兩條鏈，兩條有一 級結構的鏈間相互誘導，相互作用，接合成了一個有高級結構的
蛋白質，是鏈間相互作用，這不能叫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實際上，我們的反應比 Aifenson 的還
要高級。我們也曾考慮下一個Aifenson 那樣的結論，但鄒先生認為這樣說有點過頭，不主張寫 。
因為一方面我們已經落到了他們後面，人家已經得獎了，你還跟著寫有什麼意思？另一方面，下那
樣的結論，我們還需要做一點高級結構方面的工作。因為我們是 兩條鏈，做的工作要比他們多。事
實上，Aifenson［Anfinsen］他們並沒有去測定高級結構，主要只是因為產物表現了天然物的生物活
性，就依照當時的共識——生物活性和空間結構高度相關——就下結論說產物的高級結構和天然的
一致。我們後來宣布完成了胰島素合成時，也只是根據化學結構和生物活性，也沒測定空間結構。」
（熊衛民：《回顧胰島素的合成——杜雨蒼研究員訪談錄》）。
如果熊衛民的記錄無誤的話，上面這段話應該說是一半正確，一半錯誤。正確的一半是，雙鏈胰島素的拆
合與單鏈核糖核酸酶的變性/復性，在性質上確實不一樣。在這一點上，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鄒承魯博士較之
二十一世紀的鄒承魯院士顯然要清醒得多。錯誤的一半是，「Anfinsen 他們」實際上是測定了高級結構的，
那就是White 單獨署名的那篇1961 年論文。
其實，就算杜雨蒼等人在1961 年的論文中，真的把工作做得盡善盡美，並且真的提出了與安芬森信條相似
的假說，他們也還是不可能獲得諾貝爾獎。這是因為，從1961 年至今半個世紀，除了鄒承魯等人之外，幾
乎沒有誰認為安芬森信條適用於胰島素。比如，鄒承魯和王志珍在1991 年就撰文抱怨說，絕大多數的生物
化學和分子生物學教科書都不承認胰島素的雙鏈含有足夠的高級結構信息（Wang & Tsou, 1991）。這又是
為什麼呢？

原來，安芬森的實驗室在發現了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之後，在1965 年用它來研究核糖核酸酶和胰島素。他
們的一個重要發現就是，這個異構酶能夠使變性的核糖核酸酶迅速復性，但對胰島素卻無能為力。根據這
個結果，以及其他旁證，他們推測，胰島素的兩條鏈來自同一條單鏈，即胰島素前體（proinsulin）（Givol
et al., 1965）。這個天才的推測在兩年後得到了證實：芝加哥大學的D. F. Steiner 和P. E. Oyer 從細胞中真的
就分離出了胰島素前體（Steiner & Oyer, 1967）。後來的研究證實，胰島素前體分為A、B、C 三個部分，
A、B 就是構成胰島素的兩條鏈，而C 則位於它們之間，長度在不同生物中略有不同（25-38 個氨基酸殘
基），在AB 鏈之間形成二硫鍵之後，C 肽被切除。（見下圖）。
圖23. 人類胰島素前體
人類胰島素前體含有86 個氨基酸殘基，在形成三個二硫鍵之後，
中間的35 個氨基酸殘基（C 肽）被剪除，形成了由A 鏈和B 鏈組成的胰島素。
（圖片來源：）
那麼，C 肽到底有什麼功能呢？一般認為，它是一個多功能的分子，功能之一就是促使A、B 鏈之間形成
正確的二硫鍵（見鄒承魯文章引用文獻1-5）。也就是說，胰島素雙鏈的一級結構中，不僅缺乏連續的結構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38
信息（一級結構的連續性十分重要，它是安芬森推測胰島素前體存在的主要依據，見：Givol et al., 1965），
而且還缺了大約三分之一的結構信息。根據這樣的結構，怎麼能推導出安芬森信條呢？
可是，鄒承魯卻固執己見，在三十年後舊事重提，根據拆開的雙鏈能夠部分重新「合」成有生物活性的胰
島素這個事實，堅決主張胰島素的雙鏈含有足夠的結構信息，並且認為C 肽對胰島素的高級結構沒有什麼
作用（Wang & Tsou, 1991）。不過，這個「鄒承魯信條」在提出之後的將近二十年間，並沒有得到主流科
學界的接受。例如，在1999 年出版的《人類分子遺傳學2》（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中，有這樣一
段話：
「胰島素前體的中間一段叫做連接肽，一般認為，這段序列的作用在於保持A 鏈和B 鏈的結構以使
其形成二硫鍵。」（The proinsulin precursor contains a central segment, the connecting peptide, which is
thought to be important in maintaining the conformation of the A and B chain segments so that they can
form disulfide bridges.）（Strachan & Read, 1999）。
在2002 年出版、被饒毅譽為「細胞生物學世界權威教科書」的《細胞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中，有這樣一段話：
「如果多肽激素胰島素的二硫鍵被裂解，它就不能自主地、有效地重新形成。胰島素的合成是通過
一個較大的前體，在蛋白質形成特定形狀之後，這個前體被蛋白酶切割。將胰島素前體的一部分剪
除會使一些信息丟失，而這些信息是胰島素在分裂成兩條鏈之後自動摺疊回正常狀態所需要的。」
（The polypeptide hormone insulin cannot spontaneously re-form efficiently if its disulfide bonds are
disrupted. It is synthesized as a larger protein （proinsulin） that is cleaved by a proteolytic enzyme after
the protein chain has folded into a specific shape. Excision of part of the proinsulin polypeptide chain
removes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needed for the protein to fold spontaneously into its normal conformation
once it has been denatured and its two polypeptide chains separated.）（Alberts et al., 2002）。
在2002 年出版的《生物化學》教科書中，有這樣一個問題：
「蛋白質二硫鍵異構酶能夠迅速地將變性的、沒有活性的核糖核酸酶轉化成有活性的酶。但是相反，
這個異構酶卻能使胰島素迅速喪失活性。這個現象在胰島素氨基酸序列和它的三維結構的關係上，
暗示了什麼？」（An enzyme that catalyzes disulfide-sulfhydryl exchange reactions, called protein
disulfide isomerase （PDI）, has been isolated. PDI rapidly converts inactive scrambled ribonuclease into
enzymatically active ribonuclease. In contrast, insulin is rapidly inactivated by PDI. What does this
important observation imply ab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of insulin and its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
標準答案：
「胰島素的天然結構在熱動力學上不是最穩定的，因為它含有兩條分開的鏈，它們通過二硫鍵結合
在一起。胰島素來自單鏈的胰島素前體，它在二硫鍵形成之後被切除，形成胰島素。」（The native
conformation of insulin is not the thermodynamically most stable form since it contains two separate chains
linked by disulfide bonds. Insulin is formed from proinsulin, a single-chain precursor, that is cleaved to
form insulin with 33 residues once the disulfide bonds have formed.）（Berg et al., 2002）
除了教科書之外，還有研究論文證明C 肽含有重要的結構信息。比如，2002 年，一篇來自北大的論文證明，
C 肽在胰島素前體的摺疊過程中，起極其重要的作用（Chen et al., 2002）。2004 年，胰島素前體的發現者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39
之一，Donald F. Steiner，在一篇綜述中，認為C 肽的生物功能之一就是「促進胰島素的組裝」（Promotes
insulin assembly）（Steiner, 2004）。
總而言之，鄒承魯在1991 年鄭重其事提出的這個「鄒承魯信條」，在2010 年還沒有被「主流科學界」所
接受。那麼，怎麼可以想象這個假說如果在1961 年提出，就能夠使鄒承魯在1972 年與安芬森分享諾貝爾
獎呢？
C、安芬森、鄒承魯研究之比較
在1972 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安芬森及其同事研究核糖核酸酶已經超過二十年，發表的相關論文至少八十
篇。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在授獎文告中說，安芬森之所以得獎，是因為「他在核糖核酸酶方面的工作，特別
是關於氨基酸序列和生物活性結構之間的聯繫這方面的工作」（「for his work on ribonuclease,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mino acid sequence and the biologically active conformation」，見諾貝
爾獎官方網站，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chemistry/laureates/1972/），而不是單指他的某一個發現或某一篇論文。其實，諾貝爾獎方面即使真的是單指
某篇論文，這篇論文也是建立在大量其他工作的基礎之上的：沒有1957 年的發現，沒有在那之後四年的連
續探索，他們根本就不可能得出1961 年的結論。而按照鄒承魯的說法，安芬森得獎是因為「他還原核糖核
酸酶，然後重新氧化，得到了高的活力恢復」，「他那個工作正式發表於1961 年」，這不能不說是有意或
無意的誤導。
實際上，絕大多數諾貝爾獎得主的共同經歷都是幾年、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刻苦鑽研，而不是靈機一動、
一蹴而就。比如，Sanger 分析胰島素中51 個氨基酸的序列，至少花了十年的時間；Holley 分析丙氨酸
tRNA 中75 個鹼基的序列，至少花了八年時間；而安芬森研究核糖核酸酶的功能和結構，則花了大約二十
年的時間。也就是說，科學研究是一個如同抽絲剝筍般的漸進過程，想要達到終點，不但要有知識和經驗
的日積月累，而且對關鍵問題的思考也有一個由模糊到清晰的認識過程。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在現代科學
研究中，沒有時間的澱積，做出重大發現的幾率微乎其微，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話。兩次諾貝爾獎得主
Sanger 在晚年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I am sometimes asked such questions as 『What was the most exciting moment of your scientific career?』
or 『What did it feel like when you discovered. . . .?』 Such questions are usually prompted by the popular
idea that scientific progress depends on sudden breakthroughs or moments of inspiration （cf Archimedes
jumping out of his bath, or Watson and Crick discovering the double helix）. For me, however, progress
does not seem to go like that, and I find it hard to remember moments of sudden exhilaration. Although
there were such moments, they were probably mo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small and gradual advances; and
these were more numerous and therefore gave more enjoyment than would have been the case if there had
been sudden big leaps forward.」（我有時被人問一些這類問題：「在您的科學生涯中，最激動人心
的時刻是什麼？」或者，「當您發現了……的時候，您是怎麼想的？」這些問題之所以能夠出現，
是一般人以為科學進步依賴於偶然的突破或靈感，如阿基米德跳出浴缸，或者華特生和克里克發現
DNA 雙螺旋結構。但是，對於我來說，科學的進步不是這樣。我幾乎不記得有什麼突然的興奮時
刻。即使有這樣的時刻，那也可能是一些微小的、逐漸的進展。而這些進展由於數量眾多，因此他
們所給予的喜悅也比那些可望不可即的突然的大躍進要大。）（Sanger, 1988）。
而胰島素的人工合成項目，本身就是一個「sudden big leaps forward」（突然的大躍進）的產物，是一個隨
機產生的科研項目；胰島素的拆合，更是一個專門為這個項目服務的技術課題。如果這樣一個研究課題，
經過幾個月的摸索試驗就可以獲得諾貝爾獎的話，那麼不僅諾貝爾獎會成為笑料，就連科學研究也變成兒
戲了。其實，如果諾貝爾獎這麼容易獲得，鄒承魯當年完全可以自己單槍匹馬地干——那個試驗根本花不
了多少錢，並且花不了多少時間。他幹嘛要等到人工合成胰島素工程的啟動之後才搞這項研究呢？

從另一方面來說，胰島素工程的基礎，是Sanger 在1955 年測定的這個蛋白質的全部氨基酸序列。因此，
胰島素是當時世界上結構最為清楚的蛋白質。而核糖核酸酶的氨基酸序列直到1960 年才大致破解（Hirs et
al., 1960），直到1963 年才全部確定（Potts et al., 1962; Smyth et al., 1963）。不僅如此，由於胰島素具有重
要的生理功能，所以它也是當時被研究得最為充分的蛋白質之一。具體到胰島素的拆合工作，前人更是積
累了很多經驗，儘管是失敗的經驗。鄒承魯後來說，「我們分析了前人失敗的原因，改變了做法，後來就
比較順利了」，這實際上就相當於承認別人為他們做了鋪路石。
也就是說，用胰島素從事拆合研究，就如同一個人在大白天拿著地圖走路；而用核糖核酸酶從事變性/復性
研究，則如同一個人在黑夜中摸索獨行。因此，從工作的難易程度上講，二者也不可同日而語。
其實，鄒承魯們不僅從前人研究胰島素拆合的失敗中得到益處，他們還從安芬森研究核糖核酸酶變性/復性
的成功中得到了幫助。比如，根據鄒承魯的敘述，他在拆合工作中的一項主要功勞就是找准了氧化的條件。
在回答熊衛民的問題「前人為什麼失敗」這個問題時，鄒承魯回答說：
「他們用的是強氧化條件。後來我就想，這個過程急不得，要慢慢來。慢慢的才有時間，兩條鏈才
能配合好。強氧化條件一下子就把它們氧化並連起來了，而它們還沒配好呢，所以就沒成功。所以
我就不用氧化劑，用低溫（0-5 度）。後來發現低溫很關鍵，溫度越高，產率越低。低溫和緩慢氧
化是最重要的條件，這兩點我們一開始就抓到了，所以後面一直比較順利。」（熊衛民：《自由之
精神，獨立之人格——訪鄒承魯院士》）。
實際上，「低溫」、「不用氧化劑」、「慢慢來」恰恰是安芬森及其同事在1957 年論文中所強調的三大要
點——他們利用空氣中的氧氣（「不用氧化劑」）在室溫（「低溫」）中氧化變性核糖核酸酶68 個小時
（「慢慢來」）（Sela et al., 1957）。很難想象曾經「很仔細地查閱了文獻」的鄒承魯會沒看到這篇發表在
Science 上的論文。就算他真的沒有看到這篇1957 年的Science 論文，他也肯定看到了White 在1960 年發
表的JBC 論文，因為這篇文章被杜雨蒼的論文引用。而White 的這篇論文，不過就是在1957 年Science 論
文的基礎之上，把氧化條件摸索得更為精細而已（White, 1960）。因此，鄒承魯的這個「後來我就想」，
並非閉門造車般的獨家心得，而是鑿壁偷光般的借鑒他人。
按照鄒承魯的說法，「核糖核酸酶是一條鏈的，就一條多肽鏈，含有四對二硫鍵；我們這個是兩條多肽鏈，
還原、重新氧化的問題就複雜得多了。」這好像是在說，被研究對象的複雜，就必然導致研究的問題也復
雜、因此研究的意義和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更大似的。這樣的邏輯類似於說，安芬森趕的是馬車，我開的是
汽車，因為汽車的構造比馬車複雜，因此說明我的駕駛技術比安芬森高超。世界上有這樣的道理嗎？
實際上，科學研究的目的是探索、發現自然界中存在的規律。而要達到這個目的，試驗模型的選擇至關重
要。換句話說就是，為了研究某個特定的問題，模型越簡單越好，而不是越複雜越有深度。這就像是從A
點到B 點，你可以選擇走直線，也可以選擇繞彎子、走曲線。Sanger 之所以能夠獲得兩項諾貝爾獎，與他
選擇的試驗模型關係極大：胰島素是最小的蛋白質之一；單鏈DNA 最適於引物延伸技術。而吳瑞在DNA
序列分析的角逐中，最後敗於Sanger，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試驗模型沒有選好（下詳）。同樣，Holley
研究RNA 序列分析技術，也是選擇長度最短的tRNA 作為試驗模型。所以說，試驗模型沒有選對，本身就
是失誤，而不應該當作失敗的借口，更不應該把它當作成功的證據。這就像一個馬拉松運動員不能做這樣
的爭辯一樣：我雖然到達終點比你晚，但因為迷路了，我跑的路程比你長，因此你的獎牌應該分給我一半。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41
也就是說，就蛋白質的結構與功能這個問題而言，胰島素根本就不適於用作試驗模型（詳見上述）。反過
來說，鄒承魯等人做胰島素的拆合，本來也不是在研究蛋白質的結構與功能這個問題。所以，他們沒有能
夠像安芬森那樣到達終點，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3）、「兩次擦肩而過」的真相
在七十年代，楊振寧曾經多次向中國政府提議（熊衛民在《解密人工合成胰島素》中說是三次，1972、
1975、1978 年；薛攀皋在《關於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成果的歷史真相》中說是兩
次，1972、1978 年），以人工合成胰島素這項成果爭取諾貝爾獎。中國政府經過反覆討論，在1979 年提
出了鈕經義作為諾貝爾獎候選人，由楊振寧等人向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提名。最終，鈕經義並沒有獲獎。
可是，就是這麼一個簡單的事實，到了二十一世紀初，竟然演變成了「鄒承魯與諾貝爾獎兩次擦肩而過」
的神話。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中國方面在討論申報名單時，曾產生了一個八人名單：生化所拆合組：
鄒承魯、杜雨蒼；生化所B 鏈組：鈕經義、龔岳亭；有機所A 鏈組：汪猷、徐傑誠；北大化學系A 鏈組：
季愛雪、邢其毅。這個八人名單後來被縮減為四人，每個小組只留了一名代表：鈕經義、鄒承魯、季愛雪、
汪猷。最後，四人名單又被縮減成一人，即鈕經義（熊衛民：《解密人工合成胰島素》）。而鄒承魯距離
諾貝爾獎的最近距離，就是曾經出現在那個從來就沒有走出過國門的四人名單之中。所謂「兩度」云云，
有人以為是指楊振寧曾兩次提議；但也有可能是因為鄒承魯曾兩次出現在討論的名單之中。
讓人感到不解的是，鄒承魯本人在生前不僅從來就沒有出面澄清自己與諾貝爾獎根本無緣這個事實，反倒
對這場喧囂有推波助瀾的嫌疑。這對於一個被尊為「學術道德衛士」、「科學界真理鬥士」、「中國科學
家的典範」、「一代宗師，科學泰斗」的人來說，難免招惹非議。2006 年底，也就是在鄒承魯逝世后不久，
有一篇署名「解華波」、題為《所謂「鄒承魯與諾貝爾獎兩度擦肩而過」之真相》的文章開始在網上流傳。
該文說：
「近年來，鄒承魯院士頻頻就此事接受媒體採訪，老人家表面上總是一副淡泊名利，謙遜隨和之態，
但看似漫不經心的對答卻始終恪守『六個絕不披露』原則——第一：絕不披露項目的總指揮和技術
總負責人都不是他鄒承魯；第二：絕不披露當年參與者眾多且分組分工之事（當然也不提自己只是
其中一個組的組長）；第三：絕不披露其他人的功勞和關鍵作用；第四：絕不披露最終完成全合成
實驗的功臣不是他鄒承魯；第五：絕不披露後來推出的唯一諾獎候選人是鈕經義而不是他鄒承魯：
第六：絕不披露包括多名參與者在內的許多科學家都不認為該項目有多大意義。
「在嚴格遵循『六不披露』原則的基礎上，鄒院士又公開向世人撒慌說當時向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
上報了4 個候選人，並暗示人數超限可能是申獎失敗之原因。談及研究過程，能夠顯示別人關鍵作
用的情節盡被鄒老『無意中』做了刪除或『模糊化』處理；所有的談話策略似乎只為達到一個目的
——給不知情的人們造成一個假相：鄒承魯才是該項目的核心人物、最大功臣，全面主持了整個研
究工作；是最終上報的諾貝爾獎候選人之一，本應獲諾貝爾獎……」（這篇文章有多個版本，此處
引文來自新語絲網站：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people/zou38.txt）。
應該說，儘管該文的某些細節或許不夠嚴密，但大體內容是不錯的。可是，方舟子這個自稱「對事實的真
相有潔癖」（見方舟子：《讓人情世故很強智和高能的羅永浩想個明白》，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log/luoyonghao2.txt）、並且要求「記者對事
實的真相要有潔癖」（見方舟子：《記者對事實的真相要有潔癖》，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blog/stemcell2d.txt）的人，此時卻暴露出了自己的
「臟癖」。2006 年12 月25 日，新語絲髮表署名「飛蠓」的文章，題目是《從劉少奇主席被誣陷說起——
評解華波〈所謂「鄒承魯與諾貝爾獎兩度擦肩而過」之真相〉》。這篇文章東拉西扯，為鄒承魯百般辯解，
並且對解華波肆意辱罵。看看下面這幾段文字：

「2006 年11 月26 日晚，某論壇率先貼出題為『所謂「鄒承魯與諾貝爾獎兩度擦肩而過」之真相』
（署名：解華波）的文章，對剛剛故去的著名生化學家鄒承魯先生進行惡毒的誹謗和中傷，……」
「這樣一個肆意歪曲事實、攻擊他人人格尊嚴的傢伙，居然還好意思給讀者大談『文革』如何如
何！」
「毫無疑問，這篇黑材料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其作者的目的。但是，正如劉少奇主席在蒙冤之時曾
經說過的『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我們完全可以說：好在事實不是任由這幫無恥之徒肆意曲解
的。」 （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people/zou38.txt）。
顯然，對方舟子來說，什麼真相、假象，什麼乾淨、骯髒，在利益面前，全都統統見TMD 鬼去吧。
也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饒毅的文章《鄒承魯：善者愛之，不善者惡之》出籠了。不言而喻，饒毅的目的
就是要把這個「兩次擦肩而過」的謊言真實化：鄒承魯即使沒有被提名，他的貢獻也比被提名的人大；鄒
承魯即使沒有得獎，他的水平也比得獎的人高。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饒毅把自己「阿歪」的伎倆盡數使出：
先是把一個完整的項目分解成合成和拆合兩個部分，然後貶一個，捧一個。看看饒毅是如何歪曲事實和邏
輯的：
「鄒承魯、張友尚、魯子賢、許根俊、杜雨蒼負責把天然的胰島素拆開……」
饒毅把杜雨蒼排在拆合小組成員的最後，根據何在？目的何在？
「單鏈合成用的方法沒有原創性。在方法上中國沒有突破」
難道科學研究的意義全部在於方法？「方法沒有原創性」、「沒有突破」就等於這項研究也沒有原創性？
不是你說的「如果當時把兩個工作結合起來得獎，也是合理的：一個工作是天然蛋白質變性復性、一個是
人工合成的雙鏈可以合起來，兩個工作相輔相成，證明同樣的概念」嗎？沒有單鏈的合成，怎麼能證明
「人工合成的雙鏈可以合起來」，又怎麼和安芬森的工作「相輔相成」？其實，生物大分子的短鏈合成與
長鏈合成並不是一回事，這一點事實，任何一個研究過分子生物學的人都應該懂得：即使是現在，利用儀
器合成核酸和蛋白質，也還有長度的限制。
「中國的產量和效率比國外的高。」
看來，把一件事情掰成兩半，是饒毅的行為特徵。請問饒大師：你所說的「產量」是指什麼？「效率」又
是指什麼？你又是根據什麼得出「中國的比國外的高」這個結論的？
「拆合成功等於證明蛋白質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
胰島素的「拆合成功」，證明的是拆合前後的生物功能相同，而生物功能相同並不等於高級結構相同——
這一點，不論是在邏輯上、還是在科學上看，都是如此。實際上，即使拆合前後胰島素的高級結構相同，
其試驗結果——最初是恢復生物功能的3%，後來是30-50%——，也不能「等於證明蛋白質一級結構決定高
級結構」。這是因為，人們要問：那其餘的50-97%沒有恢復功能的蛋白質是怎麼回事？難道它們的一級結
構不能決定高級結構？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43
「安芬森，他用尿素變性天然核酸酶A，並能復性，來證明『蛋白質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這個
概念。」
饒毅說出這樣的話，足以證明他根本就沒有讀過安芬森的相關論文，也不知道那段科學歷史。簡言之，第
一，尿素並不能「變性天然核酸酶A」；第二，安芬森「用尿素變性天然核酸酶A」，其目的也不是「來證
明『蛋白質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這個概念」。他是在得到了大部分結果之後，尤其是在肌紅蛋白、血
紅蛋白的高級結構被英國科學家發現之後，才注意到這個問題的。
「很多人以是否得獎來評價人，甚至用是否提名來評價人，對於真正懂科學的人來說，不是隔靴搔
癢、就是花邊新聞。」
請問饒博導：那些「很多人」之中，有沒有您啊？那個今天說給鄒承魯諾貝爾獎是合理的、明天說給吳瑞
諾貝爾獎是應該的人，是誰呢？那個今天預測誰能得諾貝爾獎（饒毅：《二十一項值得獲諾貝爾生理或醫
學獎的工作及科學家》），明天預言中國什麼時候能夠得諾貝爾獎（饒毅：《預計：中國30 年內將出現多
項值得獲諾貝爾獎的工作》）的人，又是誰呢？你這個自詡為「真正懂科學的人」，是在「隔靴搔癢」，
還是在搞「花邊新聞」？
「得[獎]的有錯的，不得的也有錯的。」
就算你饒毅所說的「錯」是真錯，這樣的「事實」在邏輯上能夠證明鄒承魯應該得獎嗎？其實，除非把獎
發給了偽造的、或者剽竊的研究結果，否則很難說什麼是對，什麼是錯。這是因為，不同學科、不同項目
的科學研究，其絕對價值本來就是相同的，都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頒獎不過是人
們按照自己的價值觀把研究成果的價值相對化，分成了三六九等。既然本來就是主觀的東西，哪兒來的什
么對、錯？
「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雖然不是所有時候，但是多數時候是由一群三流科學家組成。」
饒博導，讓亦明兄告訴你一個秘密：有資格說這樣話的人，絕對不會把這樣的話說出口。
「諾貝爾獎發錯的頻率，每十年不少於一次。」
諾貝爾自然科學獎有三項，每項每年一般分發給2-3 人。每十年大約有60-80 人獲獎（2000-2009 年有77
人獲獎；1990-1999 也60 人獲獎）。在這之中出現一兩個錯誤——按出現了兩個計算，錯誤率不過3%左右
——，這又能夠證明什麼呢？
「並不難想到有些科學家有能力運動到諾貝爾獎，……」
看看這個「真正懂科學的人」編造的「花邊新聞」。饒科學家：請拿出證據來！否則就是血口噴人。
「不得獎，並不表明成就低於得獎的人。胰島素是一例。中國參與做胰島素的幾位主要科學家的貢
獻，並不一定低於得了獎的美國科學家。」
「並不表明」、「並不一定」這樣的廢話，說和不說又有什麼區別呢？
其實，不論饒毅怎麼歪曲歷史真相和科學事實，鄒承魯都與諾貝爾獎「擦」不了「肩」，結不成緣。這是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44
因為，當時中國具有諾貝爾獎級別的科研成果，只有「胰島素人工全合成」一項。如果按照饒毅的理論把
這個項目拆開，則不論合成還是拆合，都不可能有被提名的機會。尤其是拆合試驗，因為早在1961 年就發
表了論文，而這篇論文在當時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加拿大科學家的Nature 論文，至今只有105 次被引
用），因此可以肯定和諾貝爾獎提名徹底無緣。可是，當胰島素的全合成的消息卻立即在西方世界造成了
轟動。Science 雜誌曾發專文予以介紹，標題就是「紅色中國全合成胰島素」（Total Synthesis of Insulin in
Red China）（McElheny, 1966）。據鄒承魯回憶，「諾貝爾獎獲得者Kendrew 爵士來中國訪問，他告訴我
們，胰島素人工合成的消息在英國電視的『黃金時間』中播出，上百萬人觀看了這條新聞。」 瑞典皇家科
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化學組主席「Tiselius 對胰島素全序列人工合成的評價很高」。（鄒承魯：《對人
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的回憶》）。
總之，胰島素工程是一項整體性的成就，人為地把它拆開，分成幾個部分，然後頤指氣使地說其中的某某
部分「最具原創性」，「有理論意義」，「得獎也是合理的」，不僅是無知的，而且也是「最不合理的」。

（4）、參考文獻
饒毅：《鄒承魯：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科學文化評論》2007 年4 月號。
薛攀皋：《關於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成果的歷史真相》，《科學 時報》2005 年9
月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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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錄：與《鄒承魯傳》作者熊衛民先生的三次對話
I、飛熊先生在《鄒承魯應該得諾貝爾獎嗎》後面的評論
三個意見或補充
1、不宜苛責古人
1959、1960 年（天然）胰島素拆合工作取得突破時，還是鄒承魯在領導拆合組（他後來之所以轉移
注意力，是因為胰島素拆合方面的主要的科學問題已經解決了）。當時杜雨蒼只是一個剛剛從大學
畢業的年輕人。在鄒承魯的指導下，由杜雨蒼動手，取得了拆合工作的第一個突破，然後他們又和

張友尚等一起取得了第二、三……N個突破。是動手的學生貢獻更大，還是設計實驗的導師貢獻更
大？大家當然可以見仁見智，但不宜聲稱導師其實沒做什麼貢獻。鄒、杜本師生情深（可見於兩人
各自談及對方的文章），且現均已作古，似不宜在他們兩人之間橫起波瀾。
2、楊振寧曾兩次向中國政府提議
據熊衛民2009 年發表的《「人工合成生命」系列研究大事記》（《從合成蛋白質到合成核酸》的附錄，
熊衛民稱它主要根據原始檔案整理而成），楊振寧僅僅兩次向中國政府提議推薦人工合成胰島素的
主要完成人為諾貝爾獎候選人，一次發生在1973 年，一次發生在1977 年。熊衛民與薛攀皋關係密
切，曾經多次合作撰文，且該書後記有對薛攀皋的致謝，想必薛攀皋不反對大事記中的這一點。
3、是「熊衛民」而非「熊為民」。
又，鄒承魯並不搞「兩個凡是」或「四項基本原則」，對於方舟子並不是無條件地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
都支持。這一點，肖傳國醫生已經闡述得很清楚。從鄒承魯選擇名列方氏「中國不良記者」名單的熊
衛民為他作傳也可見一斑。固然鄒也會有自己的缺點，但不管是批方，還是批饒，建議亦明兄都不
要附帶去苛責這位十分難得的科學家。
II、亦明答飛熊先生
飛熊先生：
感謝您的評論。想必您就是熊衛民先生了，因此順便給您道個歉，把您的名字寫錯了（使用谷歌拼音，一
次錯，次次錯）。如果您不是熊衛民先生，也請您原諒我的冒昧。
首先，我要說明的是，我認為，作學問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求真。事實把結論引導到哪裡，結論就下到
哪裡，而不宜考慮什麼今人、古人、活人、死人。本來，史學研究按照定義就是要研究古人、死人（我
「活剝」方舟子，算是他倒霉），如果不許苛責古人，那豈不等於說，歷史文章都必須是阿諛之文、片面
之辭？再說，我的文章，完全根據事實立言，如果您發現我所引資料不確，對資料進行了曲解，或者片面
選擇資料、偏聽偏信，您可以具體指出來。否則，不宜指責我「苛責古人」。實際上，我對鄒承魯先生也
並沒有「苛責」。（我本來曾打算趁便評論鄒承魯與牛滿江、張穎清等人之間的故事，但後來放棄了這個
計劃。以後是否會重拾這個課題，也未可知。）
其次，杜雨蒼、鄒承魯二人誰的貢獻大這個問題，我不僅僅是根據史料下的結論，還是根據我的個人科研
經驗。根據杜雨蒼的論文，他們「拆」的方法都是根據前人文獻，並沒有什麼創新。而根據我的考證，他
們「合」的方法，幾乎全部來自安芬森實驗室的論文，因此也沒有什麼創新。既然取得的成果完全根據他
人的方法，那麼請您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是動手的學生貢獻更大，還是設計實驗的導師貢獻更大？」
第三，杜、鄒二人到底是否「情深」，與我的結論沒有任何關係。 「橫生波瀾」的指責，未免太過。
第四，楊振寧當年向中國政府提議了幾次，都是在哪年提的議，對我的結論也沒有絲毫的影響。我不過是
把已知的兩個說法羅列出來而已，並沒有表示對它們確信不疑，也沒有表示信不信的必要。況且，按照您
提供的新資料，似乎熊、薛二人以前都搞錯了。這樣看來，爭論這個問題更是毫無意義。
第五，鄒承魯是否搞「兩個凡是」或「四項基本原則」，對我寫文章、下結論沒有任何的影響。實際上，在此
之前我也從未考慮過這個問題。我是就事論事，該「苛責」的時候，我不會給他留面子；不該「苛責」的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48
時候，我也犯不上向他掄棍子。否則的話，我的文字就會一錢不值，我現在所做的「剝殼」就相當於洗煤
球，浪費生命。假如您也從事史學研究的話，我希望您認真思考我的這幾句話。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今
人不「苛責」古人，後人就會「苛責」今人。如果誰都不「苛責」前人，還搞史學研究幹什麼？
最後，我要說明一下。我作「剝殼」系列，搞的是學術研究，分析的是一種社會現象，請不要把它當作是
為了「批」誰。那是對我的侮辱。
再次對您的評論表示感謝。
亦明
2010/4/1
III、飛熊先生的第二次留言
我讀過您以前的不少文章，多持欣賞態度，此次隨手留言，不過想為您提供一點信息和建議而已，
並非指責。若有不當之處，還望您諒解。
作為一個與鄒承魯、張友尚、杜雨蒼等有過較多交往，比較了解他們的人，我確實不太贊成您最近
這篇關於鄒承魯先生的文章——我覺得您根據較少的材料，作出了較多的推測。由您的文章得出的
鄒承魯的形象，與我所了解的頗為不同。當然，您可以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像我會堅持自己的意見
一樣。和而不同，求同存異，本該是學人間的常態。
IV、亦明再答飛熊先生，兼談方學研究
飛熊先生，謝謝您的留言！
我對鄒承魯的「指責」，不過以下幾點：
第一， 他在公開場合，從來沒有提到杜雨蒼的突出貢獻；
第二， 他在公開場合，從來沒有澄清自己從未與諾貝爾獎 「擦肩」，也不可能會「擦肩」；
第三， 他所「想」到的氧化方法，實際上是來自安芬森實驗室的論文。
我在提出這些「指責」時，都提供了證據。實際上，這些證據中，很多是世人皆知的事實。所以，你所說
的「指責」，不過就是我在陳述事實而已。除非您能夠提供證據證明，第一，鄒先生確實曾經公開地提到
杜雨蒼的貢獻；第二，鄒承魯確實曾公開地或私下地否認自己與諾貝爾獎有緣；那我就不能理解您為什麼
還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難道事實竟會如此乏力嗎？
至於「材料」的多少，一般視論證的問題而定。俗話說，證有容易證無難。證明方舟子抄襲剽竊，一個證
據足矣。證明方舟子打假是出以公心，則要將他打假的例子逐個審查。我認為我提供的證據足以證明我的
觀點。請看我在證明鄒承魯的胰島素研究不可能獲得諾貝爾獎時，花費了多少篇幅。那個論證，即使是鄒
先生還在世，我也敢把它拿給他看。
當然，我寫這個答覆，既不是要再次強調我的「指責」有理，也不是試圖勸您放棄自己的觀點。我是要探
討一下，為什麼利用大致相同的材料——我的材料很多來源於您的搜集整理，並且，您知道的材料比我要
多得多——我們卻能夠得出不同的結論。
《方舟子惡鬥肖傳國始末》 第六章 阿歪
249
您當然知道，史學是一種介於科學和 「藝術」（ 廣義的）之間的學科。在西方，有人認為它屬於
humanities，也有人認為它屬於social sciences。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呢？主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和被研究對
象不能夠完全脫離關係，主觀的東西會無可避免地摻雜到學術中去。（研究自然現象就沒有這個問題。所
以，自然科學是「硬科學」，社會科學是「軟科學」，人文藝術是「不科學」。）傅斯年當年強調「史學
就是史料學」，其本質，不過就是要讓史學更為「科學」而已。但是，傅斯年那一套至少不符合中國的史
學傳統。
既然連搞古人、死人的歷史都無法避免主觀偏見，你我搞今人的歷史，又如何避免得了呢？更何況，您還
「與鄒承魯、張友尚、杜雨蒼等有過較多交往，比較了解他們」。您說這話，顯然是把它當作了自己的資
格和資本。但在我看來，這恰恰是您的軟肋——主觀的印象（「了解」）會影響到您做出客觀的判斷。試
看您在2001 年與杜雨蒼的對話：
熊：1959 年的時候是不是就已經基本完成了胰島素的拆、合工作 ？
杜：還沒有完，只是說有了苗頭，離完成還差很遠呢。
熊：那個時候是不是已經完成了天然胰島素的拆、合工作？
杜：沒有，這項工作一直伴隨著胰島素的全合成工作，直到最後。
熊：我看過一些材料，根據那上面的介紹，我還以為天然胰島素的拆、合工作1959 年就完成了呢。

而當一年後鄒承魯接受您的採訪時，他卻一口咬定「1959 年的時候已經基本完成了胰島素的拆、合工作」，
「很快就有百分之十了。」問題是，您為什麼沒有就這個問題追究下去，看看到底誰說的是實話呢？（或
者追究了，而沒有發表出來？）這是不是一種失職呢？如果是的話（我認為如此），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呢？
顯然，我此時很像是在「苛責」您。其實不是。我是在給自己敲警鐘。我以前說過，我研究方學，極力避
免主觀的偏見。可是事實卻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我發現自己的「偏見」卻越來越強烈了。這是因為，對
這個人、這個「現象」研究得越多、越深入，我就越是不由自主地「覺得」此人是如此的可恨、可鄙。我
當然可以像有些人那樣，裝出超然、公正的樣子，在指出他的「缺點」的同時，再說一番他的「優點」或
正麵價值。但那實際上是在用表面的「偽公正」來壓抑自己的良心和良知。
那麼，如何讓自己的文章既能表達自己的主觀感情，又能夠得到讀者的信服呢？我的選擇是：採用大量的
事實，運用嚴密的邏輯。這實際上就是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方舟子之所以對別人的批評文章罵不絕口，
而對我的文章卻連哼哼都得壓低音量，並不是亦明兄本身有多麼厲害，而是因為我拿出的事實和使用的邏
輯讓他開不得口。同樣，我之所以敢對您所敬愛的鄒先生提出「苛責」，也就是因為根據我所掌握的事實，
足以得出我所下的結論。
回到篇首的問題：我所引用的材料很多來自您的搜集和整理，為什麼您的觀點會和我的截然不同呢？我想，
主要原因就是您的「與鄒承魯、張友尚、杜雨蒼等有過較多交往，比較了解他們」這個經歷在作祟。換句
話說，我與方舟子、鄒承魯以及饒毅等人沒有任何私人關係，沒有任何交往，恰恰是我的資格和本錢，而
不是相反。沒有那些「交往」和「了解」，使我只能跟著證據走，而不是跟著感覺走。
說到底，我之所以要對鄒承魯和饒毅等人提出「苛責」，是基於這個信念：史學的主要功能就是「鏡鑒」，
而鏡鑒的主要功能就是「使亂臣賊子懼，使不肖之徒懼，使心存僥倖者懼」。達不到這個目的，就是史學
的失敗，人類的文明就會走向墮落。也就是因為如此，我在剝殼之時，不給任何人，尤其是方舟子的幫凶，
留一點顏面。
「揚善」就是行善，而「隱惡」卻相當於助惡。如此而已。
祝
好！
亦明
2010/4/2
V、熊衛民先生的第三次留言
亦明先生：
我一向很少在網上發帖和留言，且近期相當忙，所以，只是在您的大作后隨手寫上兩句看法。既然
您這麼抬舉，連續撰專文答覆，那麼我不能不以《鄒承魯傳》的作者身份，就您在文中提出的疑問
（我稍作了點概括）再說幾句。也許它還可以用於回答其他一些人對鄒先生的質疑乃至質問。
一、鄒承魯先生是不是曾經公開地提到過杜雨蒼的貢獻？
我的答覆為：是。
（1）1961 年的重合成論文是鄒先生執筆寫的，他同時是杜雨蒼的導師和拆合組的組長。文章把杜
雨蒼的名字列在首位，當然體現了鄒對杜的貢獻的肯定。
（2）《從合成蛋白質到合成核酸》一書收錄了我就人工合成胰島素問題對鄒先生的訪談（經他本
人審訂過）。開篇不久，鄒先生就說，「在從一開始就參加的人中，他們兩個【指杜雨蒼和龔岳亭】
大概是比較重要的。」在介紹了自己這個組1959、1960 兩年的工作后，他告訴我和讀者，「大兵團作
戰」結束后，拆合工作「我基本上不做了。杜雨蒼堅持在做。他遇到什麼問題，我給他諮詢諮詢。」我
認為，鄒之所以不再做胰島素拆合，除了因為相關的大問題已經解決、他有更重要的研究要做之外，
還因為他很欣賞杜雨蒼，認為杜能夠勝任餘下的工作。鄒在培養人、用人方面是很肯放手的，所以
在他的酶室，人才成長很快——在1960 年代，人們就已經注意到這點，曾經出過專門的調查報告。
（3）鄒先生曾跟我多次談起杜雨蒼，讚揚他不但動手能力強，而且頭腦靈活，點子很多，等等—
—相關記錄稿在鄒先生生前也已經過他審定。順便說一下，我結識杜雨蒼先生在結識鄒先生之前。
杜先生也曾多次與我長談，在我的要求和提問下，他較為詳細地向我介紹過自己的一生。在去世前
不太久，杜先生還跟我談到鄒先生，對他欽佩之至。
二、鄒承魯先生是不是曾經公開或私下否認自己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我的答覆為：是，他至少私下否認過。
（1）所謂鄒承魯「與諾貝爾獎兩度擦肩而過」，是媒體強加給鄒先生的。我從來沒有聽鄒先生說過
類似的話，查看最早出現這一提法的電視對話節目（大概是2003 年播放的），也不能從鄒先生的
答話中引申出這樣的含義。相反，鄒先生曾明確地對我說，他堅決反對這種提法。
媒體喜歡用一些能夠吸引眼球，乃至嘩眾取寵的話語作為文章或節目的標題。就算當事人有很大的
意見，中國的媒體也很少會響應要求加以更正。不宜不分具體情況把嘩眾取寵的責任全都放到當事
人的頭上。
也許有人會說，那是鄒故意做樣子給傳記作者看的；你熊衛民是傻子，被他騙了；那更說明了鄒是
岳不群，一貫欺世盜名……如果他非得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我沒有多少辦法去說服他。因為我
所依據的，也只不過是自己的人生體驗及一個簡單的信念：作為一個身患癌症多年、已經80 歲出
頭、深知自己來日無多的老人，他犯不著對一個忘年之交說假話。
（2）關於1978 年底人工合成胰島素總評會議推舉出的諾貝爾獎候選人。現在大家都知道，最後只
推舉出一個人，那個人的名字是鈕經義。但這是薛攀皋先生2005 年9 月發表《關於向諾貝爾獎委
員會推薦我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成果的歷史真相》之後的事。此前，包括鄒承魯、鈕經義、汪猷、
季愛雪在內的當事人恐怕都不知道。據我了解，當年他們從官方獲得的只是剛才提到的這四個人的
名單。
（3）雖然鄒先生認為，胰島素A、B 鏈的拆合是他一輩子最自豪的工作，但我認為，他1962-1965
年間以及1978 年後的酶學研究成果的科學價值更大。具體根據我就不說了，可參看《鄒承魯傳》。
在這裡只介紹一點，鄒先生的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動力學、蛋白質分子必需基團修飾的定量處理研究
與A、B 鏈的拆合的「杜-鄒法」一樣，也是上國外的教科書的，但前兩項工作得到的篇幅要大得多。

三、與當事人的交往是否有害於寫出客觀的歷史？
人們常說，應當隔代修史。因為，距離太近，往往看不清楚；與此同時，權力和利益會影響當代歷
史的書寫。只有隔了較長的一段時日，歷史上的人和事對當前的人和事已經沒多少影響了，事情的
對錯也已經較為分明了，寫歷史的人才能採取一種更超脫的態度，在較少受到權力束縛的情況下，
寫出更客觀的歷史。這種說法無疑是有道理的。事實上，當代寫出且廣為流行的一些「史書」、「傳記」
確實慘不忍睹——它們不是為權力辯護，起愚民作用；就是為某某樹碑立傳，起宣傳造神作用，都
虛假得很。
儘管如此，我的學術興趣仍主要在當代史，尤其是1949 年後中國的歷史。我這樣做也有自己的理
由：（1）當代史的空白處很多，到處都是前人沒有研究過的問題；（2）治當代史，文獻資料較為
豐富；（3）還可以直接詢問歷史的當事人或見證人；（4）除了比較容易做外，更重要的是，我比
較關心中國（民眾和社會）當下的問題，那些問題可以而且需要從歷史的維度去探索。就像每一代
人都需要（貼近）自己的文學和音樂一樣，每一代人也需要自己的歷史。
儘管當代史研究有存在的必要性，有出好成果的可能性，但前述困難和陷阱也確實存在。權力的鉗
制、利益的引誘、智力的不足，都容易使研究者偏離客觀，遠離真相。在抵禦外力、外物干擾的同
時，我還想了一些辦法去增加自己的知識、提升自己的智力水準。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訪談關
鍵的歷史當事人。我從中獲益良多：他們的記憶不僅可以彌補文獻的不足，還可以與文獻資料相互
印證；不僅可以用於判斷文獻記載的真偽，去偽存真，還可從錯綜複雜的文獻記載中拎出事件的發
展脈絡，去粗取精。
當然，與當事人交往多了（我不會與那些說大話、假話，試圖騙我的人繼續交往），難免會與他們
產生感情。但這是不是一定會導致客觀性的喪失呢？我自認為尚不至此。我並不因為與某人有深交
就贊成他的一切言行，甚至歪曲事實去維護他。君子和而不同，我的心中自有一桿秤。我敢於宣稱，
我寫人物（譬如鄒承魯），並沒有感到違心之處。當然，我也未必會把自己所知道的都說了出來。
有些事情，譬如過去的一些人事糾紛，或者私人感情，甚至連當事人本人也未必能說得清楚，且與
我要探討的問題沒多大關係，我又何必去摻和呢？
很贊成你的歷史功能之說。事實上，我也寫過，並還在寫批評性的文章，不僅因此丟掉過工作機會，
甚至還差點丟掉過人身自..由。我的一個體會是，批評可以寫、應該寫，但涉及到人時，尤其是人
的心理時，一定要很謹慎。人是很複雜的，存在很多的矛盾，並不總是具備一貫性；對於一個現象
可以有很多解釋，斷定當事人的行為一定是出於某個心理，比較容易出錯。
管見僅供參考。「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與君共勉！
（熊衛民匆草2010-4-3）
又，您還提到杜雨蒼、鄒承魯對1959 年拆合工作的不同評價，問我為什麼不繼續追問鄒先生。是
這樣的。在與鄒先生談話時，我和他已有共識：即使天然胰島素A、B 鏈重組合試驗得到的成功率
較低，但只要可以重複，就解決了有無的問題，相關的大的科學問題就已經基本解決；剩下的問題，
包括如何提高天然胰島素A、B 鏈重組合的成功率，如何讓人工A、B 鏈也重組合成功，並達到較
高的產率，等等，基本屬於多少的問題，在科學上的價值要小得多。所以，1959 年的拆合工作，在
杜先生看來，是剛剛開始；在鄒承魯看來，是已經基本解決了。
VI、亦明三答飛熊（熊衛民）先生
熊衛民先生，您好！
十分感謝您在百忙之中給我寫了那麼長的答覆。為了使辯論的雙方處於平等的地位，我已經把您的文章單
獨貼出，並且把我的答覆推遲一天公開。
首先，我想說明，我在「再答」一文中要求您提出的兩個證據，「鄒先生確實曾經公開地提到杜雨蒼的貢
獻」和「鄒承魯確實曾公開地或私下地否認自己與諾貝爾獎有緣」，有兩個暗含的邏輯前提。這就是，第
一，它們是在「擦肩而過」的輿論出現之後發生的；第二，它們是鄒承魯主動做出的。我以為，這兩個限
制因素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在「擦肩」輿論出現之前，並不存在利益糾紛，因此鄒承魯不必忌諱提
到別人的貢獻。況且，從時間上說，越往前推，當事人健在的就越多，知道真相的人也越多，鄒承魯也不
可能一手遮天，掩蓋真相。其實，我在寫文章之時，就已經注意到鄒承魯對待胰島素工作的言論隨著時間
的推移而有所變化。比如，他在1998 年的《對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的回憶》中，敘述得還是比較客觀的。
這一點，我已經在我的文章中提及。可是從2002 年起，這種客觀性就逐漸消失，至中央電視台節目而達到
頂點。按照我的理解，這說明，在1998 年，「擦肩」之說還沒有出現，鄒承魯沒有必要搶功。而當「擦肩」
之說出現之後，以及隨著當事人的日漸消亡，他的想法就發生了轉變。
第二個前提存在的理由也是不言自明的：不主動澄清真相，說明沒有那個意願。而在別人問到相關問題時
才做出某種程度上的說明，這相當於「被迫交待」。如果被人問到相關問題還不做說明，那實際上就是偽
造歷史了，因此問題的性質也就不一樣了。
不過，既然我在「再答」之中沒有把這兩點前提說清楚，我對你的答文就不施加這兩個限制條件。可惜的
是，即使如此，你的答覆也還是說服不了我。恰恰相反，它使我更加堅信自己的判斷。
先討論第一個問題：「鄒承魯先生是不是曾經公開地提到過杜雨蒼的貢獻？」
您提出的第一條證據是，1961 年論文署名，「論文是鄒先生執筆寫的……文章把杜雨蒼的名字列在首位，
當然體現了鄒對杜的貢獻的肯定」。我認為，這個證據不足以得出你那樣的結論。拆合小組五人，只有鄒
承魯是留洋博士，執筆人當然只有他能夠擔任。可是，按照當時的領導體制（黨委領導），意識形態（講
究大公無私，反對爭名奪利），以及當事人全部健在的實際情況，論文署名順序，根本就不可能由執筆人
來決定。這一點，看看最後全合成論文排名情況就明白了。（注意：沒有施加第一個限制前提——時間。）
您提出的第二條證據，是您的採訪記錄。其實，我在我的文章中已經引用了那條證據，並且不止一次。那
么，我為什麼還要向你索要其他證據呢？因為那條證據根本就不足以得出你所說的那個「是」。我這麼說
的理由是：通觀你的那篇採訪稿，任何人都不難看出，鄒承魯是將他自己當作主要功臣的，而杜雨蒼最多
不過是第二位。這能叫做「鄒承魯先生曾經公開地提到過杜雨蒼的貢獻」嗎？（注意：沒有施加第二限制
前提——主動被動。）
你的第三條證據屬於私下言談，並且與胰島素工程沒有直接關係，因此構不成我所說的「公開」證據。
也就是說，你提出的三條「證據」並沒有給予你說「是」的必要理由，更不要說充足理由了。
關於第二個問題：「鄒承魯先生是不是曾經公開或私下否認自己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
您的第一證據，「鄒先生曾明確地對我說，他堅決反對這種提法」，我很抱歉，只能說這個證據是「空口
無憑」、「語焉不詳」。首先，鄒承魯「堅決反對」的「這種提法」到底是哪種提法？他的原話是什麼？
第二，他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場合說的這個話？第三，你曾在哪篇文章中、哪本書中披露過這個史實？如
果這幾個問題沒有明確的答案，則這個證據就不能成為證據——就算亦明兄勉強相信你所說是實，恐怕天
下人也不會那麼好說話。
其實，在向你提出的要求中，「或私下地」那四個字是我後來才加進去的。我為什麼要加上這四個字？因
為我懷疑他會「私下地」擺出某種姿態，特別是對他的傳記作家。而如果你把它拿出來當作證據的話，說
明你根本就沒有其他更過硬的證據。因為你應該十分清楚，這種私下的表白，在道義上到底有多大的份量。
事實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實際上，鄒承魯在生前有足夠的時間和大量的機會向世人公開澄清事實，但他卻
沒有這麼做。這到底是為什麼？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季羨林先生：他在生前曾多次推辭「國學大師」的
高帽。難道鄒承魯有什麼特殊的理由不能做出相同的事情嗎？
你的第二個證據，根本就不是證據，而是捕風捉影般的猜測。而你以「《鄒承魯傳》的作者身份」做出這
樣的舉動，未免太過諷刺。其實，新語絲的那個「飛蠓」編造的瞎話比你的猜測聽上去更為「合理」和充
實，而你們兩人的共同之處就是，都沒有提供任何真憑實據。實際上，根據你的《解密人工合成胰島素》，
當時確定諾獎提名候選人是集體討論，參加討論的有六十多人；根據薛攀皋的《關於向諾貝爾獎委員會推
薦我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成果的歷史真相》，參加討論的包括「3 個單位參加合成工作的主要研究人員和
科研管理人員30 人，以及通過協商組成的評選委員會委員 17 人，他們是童第周（主任委員）、周培源、
于光遠、嚴濟茲、華羅庚、錢三強、楊石先、黃家駟、貝時璋、張龍翔、王應睞、汪猷、馮德培、梁植權、
柳大綱、 邢其毅、過興先」。這麼多人參加了討論，而你竟然會猜測說「包括鄒承魯、鈕經義、汪猷、季
愛雪在內的當事人恐怕都不知道」——請問：你自己能相信自己說的話嗎？鄒承魯在生物學界的地位那麼
高，人脈那麼廣，什麼樣的文件他看不到？什麼樣的事情能瞞得了他？並且，這樣的事情，有什麼理由、
有什麼必要要瞞著他？說句不客氣的話，你給鄒承魯作傳記，對如此簡單的事實早就應該弄清楚，而不是
出面散布毫無根據的「恐怕」。就算你無法從鄒承魯那裡得到正面的答覆，你還有幾十條其他渠道可以找
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你卻選擇了捕風捉影。這不能不讓人問一個「為什麼」。

其實，就算我退讓一萬步，把這個「恐怕」當成「確實」，那鄒承魯不是也知道他只是四個被提名人之一
嗎？就算是被提名等於與諾獎「擦肩」，那他也不過是擦了「四分之一次」肩而已，怎麼就一下子身價爆
漲了八倍，成了「兩次擦肩而過」了？
實際上，我在文章中論證的問題是，第一，「胰島素拆合工作最應該得諾貝爾獎」這個說法來自鄒承魯，
是他一直把那項工作與安芬森的工作相提並論的。饒毅諸人不過是鸚鵡學舌而已。第二，胰島素的拆合與
核糖核酸酶的變性復性在性質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兒，從前者的結果根本得不出後者那樣的結論，因此不
論是鄒承魯還是杜雨蒼根本就與諾貝爾無緣。關於這一點，鄒承魯心裡應該完全明白。他和王志珍在1991
年正式提出胰島素的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這個假說，可是，它不僅至今沒有得到學界的承認，實際上在
「擦肩」謠言甚囂塵上的2002 年倒出現了反證，並且是來自身邊北大的反證（關於這一點，你可以與王志
珍院士核對，看我說的是不是事實）。在這種情況下，鄒承魯對「兩次擦肩而過」的說法仍舊安之若素，
泰然處之，拒不公開澄清事實，其原因到底是什麼，還用得著多說嗎？
另外，我覺得你有意把「杜雨蒼、鄒承魯對1959 年拆合工作的不同評價」這個問題淡化。其實，它恰恰是
問題的關鍵。鄒承魯在晚年一再強調中國的拆合工作比加拿大人成功早、結果好。可是，根據我的考證，
——看來你也承認——，事實並非如此。那麼，鄒承魯那麼說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按照你的說法，那是由
於對事物的認識不同造成的：「1959 年的拆合工作，在杜先生看來，是剛剛開始；在鄒承魯看來，是已經
基本解決了。」這個說法無法解釋這個事實：鄒承魯一再堅持說他們在1959 年就達到了10%的再生率。其
實，對於沒有任何偏見的人來說，鄒承魯之所以要當眾撒謊——請原諒我使用了這個辭彙——，原因很簡
單。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訴世人：第一，在他離開胰島素項目之前，拆合問題已經解決；第二，他們的結果
先進，應該得諾貝爾獎。除了這個原因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他還能有什麼其他理由來製造這樣的謊言。實
際上，你提出的第三條「證據」（根本就不是證據，因此不再討論），「胰島素A、B 鏈的拆合是他一輩子
最自豪的工作」，恰恰證明我的推論比你的解釋更合理。
也就是說，你提出的后三條「證據」，也不構成你對第二個問題說「是」的依據。
其他問題
需要說明的是，我並沒有全面否定鄒先生的意思。我的那篇文章，主要目的是揭露饒毅的淺薄及不懂裝懂。
不過，我對鄒承魯先生的某些作為確實有相當大的看法。首先，以鄒先生的學識，他不可能看不出方舟子
的淺薄；以他的閱歷，他也不可能看不破方舟子包藏的禍心。尤其是在方舟子與肖傳國的糾紛之中，鄒承
魯明明知道方舟子沒有任何證據指控肖傳國，但他還是要出面為方舟子說話，這就不能不讓人三思：這到
底是為什麼？
其次，鄒承魯打擊張穎清的手段十分惡毒；而他動不動就裁定誰誰（如牛滿江）是偽科學的做法也十分蠻
橫霸道。在這些方面，他與方舟子十分相似。我想，這與他們，包括饒毅，受過的歐美教育有關——挾洋
自重，以為自己掌握的那一套就是絕對的、唯一的真理。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們實際上就是一夥西方科學
教徒。當然，方舟子、饒毅之流還摻雜個人目的。
也就是因為認識到了這一點，我曾想專門撰文批評鄒承魯。後來，因為鄒先生與肖傳國案牽涉不深（他沒
有像何祚庥那樣派出自己的老婆寫意見書，沒有在那個募集資金小組中挂名），無法與《方舟子棒打肖傳
國始末》融為一體，我才把那個計劃暫時放下。不過，把鄒承魯捧為真理的化身，把他神聖化，既是某些
人的別有用心，也與大量的歷史事實不符。因此，他被拉下神龕是早晚的事情。

最後，簡單提一下你文章討論的第三點，「與當事人的交往是否有害於寫出客觀的歷史？」我想，你的言
行已經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你受過生物學訓練，應該能夠讀懂我寫的那篇文章。可是，在對我的文章
既提不出任何實質性問題、又拿不出任何過硬的反證的前提下，您仍舊極力為鄒承魯辯護。這就讓人萬分
難以理解。我覺得，簡單地用「與當事人的交往」來解釋這個現象已經有些說不通了。其實，我在寫那篇
文章之時，就已經知道有一本《鄒承魯傳》。但看到作者之一是他的女兒，並且那本傳記得到了方舟子的
大力推薦，我就估計它只能是一面之辭。而從你自己說的話，「我也未必會把自己所知道的都說了出來」，
就更證實了我的猜測。既然如此，這個問題還有什麼討論的必要呢？
祝
好！
亦明
2010/4/3

2、吳瑞的工作是不是「可以」獲得諾貝爾獎
2008 年2 月10 日，美國康乃爾大學生物化學教授吳瑞逝世。饒毅在八天後發表《君子愛「生」 得之有道》
一文作為紀念。他當然不會放過再次顯示自己比那些「由一群三流科學家組成」的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還
要高明的這個機會：
「吳瑞在分子生物學和植物生物學等領域有重要貢獻。他在上世紀60 和70 年代對基因工程技術發
明的貢獻尤為突出。他在DNA 序列測定方法上，有多篇論文，常常和英國科學家Fred Sanger 交替進
展。1971 年，吳瑞將引物延伸（primer extension）用於DNA 測序，成為Sanger 測序法之重要一步。
引物延伸也用於其他兩項諾貝爾獎的工作中：Kary Mullis 的PCR，和Michael Smith 的定點突變。
「吳瑞發明的聯接子（linker）和銜接子（adaptor）迄今仍然是克隆DNA 的常用工具，因此他對上世
紀70 年代重組DNA 技術的建立起了很多作用，而正是重組DNA 技術導致了生物技術產業的建立。
他主編的《重組DNA》曾風靡分子生物學和生物技術界。
「DNA 測序方法，Sanger 的貢獻最大——他發明了測序方法的幾個關鍵步驟，獲諾貝爾獎當之無愧。
Sanger 曾撰文表示，吳瑞1968 年第一個測定DNA 順序。不過當年的方法不能普遍應用、也不能測
長序列DNA。1971 年吳瑞的引物延伸，是測序的一個關鍵步驟，給獎是可以的。Sanger 在1980 年
諾貝爾獎獲獎演說中沒有提及吳瑞的工作，但是他在1988 年的《生物化學年評》長篇自傳、在
2001 年的《自然—醫學》短文中，都肯定了吳瑞的工作。」（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15910）。
問題是：饒毅真的比「一群三流科學家」高明嗎？
實際上，饒毅對吳瑞工作的評價，基本上是根據吳瑞自己的看法。1993、94 兩年，吳瑞接連撰寫了兩篇回
憶文章，對自己在DNA 序列分析研究中的貢獻極力強調。其中一篇的標題就是：「Development of the
primer-extension approach: a key role in DNA sequencing」（引物延伸方法的發展，以及它在DNA 序列分析中
的關鍵作用）。（Wu, 1994）。1998 年，有個叫曹育的人，在經過多次採訪吳瑞本人之後，寫成《著名美
籍華人分子生物學家吳瑞教授》一文，發表在《中國科技史料》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吳瑞創建用DNA 聚合酶催化引物延伸的方法進行DNA 核苷酸順序測定（能定位的引物延伸法）
成功后，引起了科學界的重視。桑格1973 年採用了這一方法，並於後來發展出聚丙烯醯胺凝膠電
泳系統對標記的DNA 的分析技術進行了改進，於1975 年建立了DNA 測序的『加減法』（其中的『減
法』主要是吳瑞的方法）；而後，又於1977 年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速度更快、更便利的『雙脫氧
法』，使該法成為當今DNA 分析的主要方法，由此獲得1980 年諾貝爾化學獎。不僅如此，引物延
伸的方法被穆利斯（K. Mullis）採用后，於1985 年建立了當今分子生物學中最有用的一項技術——
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技術（一種體外擴增特異DNA 片段的技術），使用該技術可以在短時間
內在試管中獲得數百萬個特異DNA 序列的拷貝。該技術在1987—1992 年間被許多研究者的努力而
改進並完善，如今已在分子克隆、遺傳病的基因診斷、法醫學、考古學等方面得到廣泛的應用，為
此，穆利斯獲得了1994 年諾貝爾獎；被史密斯（M. Smith）採用后，建立了一種具有位點專一性的
定點誘變法（1977 年），該法包括使用引物作為非完全配對鹼基以產生出一種位點專一性的突變體，
從而使得基因編碼的蛋白質在結構和功能上發生改變。該方法對於蛋白質工程具有重要意義，史密
斯為此也獲得了1994 年的諾貝爾獎。因此，一些科學家稱吳瑞教授為『諾貝爾級科學家』。」
這段話顯然得到了吳瑞的認可。2002 年，吳瑞在《中國旅美生化和分子生物學家的貢獻》中這樣評價自己
的科學貢獻：
「貢獻：建立了第一個依據位點特異引物延長來分析DNA 順序的方法（J. Mol. Biol. 57:491－511，
1971；Nature 236:198－200，1972）。將用連結子（linkers）和適應子（adaptors）的方法引入DNA
操作和克隆（Gene 1:81－92，1976）。
「影響：他的DNA 順序分析方法為許多科學家所改進，特別是桑格（Sanger），最後導致今天多
於50 億鹼基對的順序解開。適應子用於建造許多載體和cDNA 文庫，並用於在細菌或真核動物細
胞表達重要基因。」
本文僅分析吳瑞的第一項貢獻，「建立了第一個依據位點特異引物延長來分析DNA 順序的方法」，看看它
是否達到了「給獎是可以的」程度。
（1）、「第一個測定DNA 順序」
吳瑞測定DNA 序列的工作始於1966 年。當時，吳瑞到斯坦福大學生物化學家A. Dale Kaiser 博士的實驗室
從事研究，開始了測定大腸桿菌噬菌體DNA 的末端鹼基的工作（Wu, 1993）。這項工作的結果，發表在
1967 年1 月的PNAS 上，通訊作者是Kaiser （Wu & Kaiser, 1967）。在此之後，吳瑞和Kaiser 二人繼續合
作，在1968 年又發表了兩篇文章（Kaiser & Wu, 1968; Wu & Kaiser, 1968），其中的J. Mol. Biol. 論文被認
為是測定DNA 序列的第一個嘗試。
那麼，吳瑞為什麼要到Kaiser 的實驗室去搞DNA 測序呢？這是因為，Kaiser 掌握了純化噬菌體DNA 的技
術——他在1960 年純化了噬菌體lambda 的DNA，並且成功地將之用來轉染大腸桿菌（Kaiser & Hogness,
1960）。這是世界上第一個被純化的單一、完整的雙鏈DNA 分子。由於此項研究，Kaiser 在1970 年被選
為美國科學院的院士，並且獲得美國科學院1970 年的「分子生物學」大獎（NAS Award in Molecular
Biology）。不僅如此。Kaiser 還是當年跟隨Kornberg 從華盛頓大學轉移到斯坦福大學的六大主力之一，因
此他能夠得到Kornberg 實驗室的大力幫助。（註：世界上第一個被純化的DNA 分子是噬菌體X174 的基
因組，由Robert L. Sinsheimer 在五十年代中期完成，他後來證明這個DNA 分子是單鏈的。見Sinsheimer,
1959。Sinsheimer 於1967 年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
顯然，Kaiser 與吳瑞合作，如果有什麼功勞的話，就算Kaiser 不佔大頭，他至少也應該與吳瑞平分秋色。
所以，「第一個測定DNA 順序」之功，如果真的有的話，應該是「Wu and Kaiser」，而不是吳瑞一人獨享。
實際上，饒毅所說的「Sanger 曾撰文表示，吳瑞1968 年第一個測定DNA 順序」，只說了一半的真話——
無論是在「1988 年的《生物化學年評》長篇自傳」中，還是「在2001 年的《自然—醫學》短文中」，桑
格說的都是 「Wu and Kaiser」，從來就沒有單獨提及吳瑞（Sanger, 1988; 2001） 。
其實，就算饒毅真的說「吳瑞和Kaiser 共同第一個測定DNA 順序」，這個陳述也不完全正確。因為「測定
DNA 順序」的工作，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開始了。1955 年，前面提到的那個Robert L. Sinsheimer 就
測定了小牛胸腺（calf thymus） DNA 中雙核苷酸的序列（Sinsheimer, 1955）。而在發現了大腸桿菌DNA 聚
合酶之後，斯坦福大學教授、1959 年諾貝爾獎得主Arthur Kornberg 的實驗室更是將測定核酸序列作為自己
研究工作的一個重點。在諾貝爾講演中，Kornberg 說：
「我們認為，DNA 是遺傳密碼，四種核苷酸就是四個字母，它們的序列寫出信息。目前，我們不
知道這個系列。桑格對蛋白質肽鏈所作的工作，在核酸中尚有待完成。問題當然更為困難，但並非
無法解決。」（we believe that DNA is the genetic code; the four kinds of nucleotides make up a fourletter
alphabet and their sequence spells out the message. At present we do not know the sequence; what

Sanger has done for peptide sequence in protein remains to be done for nucleic acids. The problem is more
difficult, but not insoluble.）（Kornberg, 1960）。
應該承認，與後來的DNA 測序工作不同，Sinsheimer 和Kornberg 當時所使用的材料都不是單一的DNA 分子，
而是不同分子（或同一分子的不同片段）的混合物，因此他們測定的雙核苷酸序列無法在核酸鏈上定位。
但是，他們所使用的方法卻為後來的核酸序列研究開闢了道路。實際上，吳瑞和Kaiser 在1968 年「第一個
測定DNA 順序」時，他們使用的基本方法就是來自Kaiser 與Kornberg 在1961 年3 月發表的一篇論文
（Josse et al., 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