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818民國那些大文人

情史
　　
　　 羅隆基的髮妻張舜琴是英國留學生，是新加坡華僑資本家張永福的千金。張舜琴本分樸素，喜清靜，不愛社交，是基督教徒，與羅的性格迥然不同。羅隆基留學美國期間，因為要著博士論文，遠赴英倫搜集材料時結識了張小姐。他的岳父張永福是一位同盟會會員，曾任廣東國民政府參事、廣州中央銀行總行副經理、汕頭市長等職。後任汪偽政府中央監察委員及國府委員。他少年失學但勤學自修，尚能作詩寫文，晚年還自費印過一冊詩集《觚園耶許聲》。張永福也是新加坡最有名的歷史勝跡的晚晴園的主人。張舜琴當年還寫過一部《楊貴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時，也是採用這部書作課本的。
　　
　　 潘大逵曾回憶羅隆基和張舜琴：「清華同學對他們的結合頗感驚異，當他們在倫敦時，清華同學何浩若等數人曾到他家拜訪，幾位清華老同學不禁顯露出少年時代那一派吵鬧不拘形跡的作風，惹得羅妻大為不滿。大家都預料到他們的婚姻一定不能維持長久。不幸而言中，回到上海不久，果然他倆便宣告離異了，後來羅就與王右家結了婚。」
　　
　　 關於羅張夫婦的不睦，羅的學生沈雲龍介紹說：「羅先生和他的夫人張舜琴似乎琴瑟並不調和，常常雙雙請假，過幾日便見羅先生面部帶著紗布繃帶來上課，同學們常背後竊笑，這樣經常吵架的夫妻生活，自難維持長久。」羅的朋友李璜，則把羅張夫婦的不睦，單純地歸結為個人原因：「那個時候，老羅正在與他的太太鬧離婚，他太太也是留美學法律的，在上海光華大學教書，對老羅的浪漫，大概管束太嚴，因此小兩口常常打架，鬧得學生們都知道了，傳為笑談。」

　 在王右家之前，羅隆基還愛上了徐志摩的前妻張幼儀。羅隆基為了接近張幼儀，刻意偽裝成張幼儀大哥張君勱的信徒，加入國社黨。不料張幼儀早已心如死灰，對他毫不寓目。羅失望之餘，懷疑是因為自己有髮妻的緣故，遂決心擺脫，卻又不甘心付贍養費，於是每天對髮妻長舜琴大打出手。張小姐本是弱不禁風的千金小姐，哪裡經得起拳腳，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然而張幼儀仍對他冷若冰霜，好在他也不是之矢靡它之人，不久就跟漂亮的王右家小姐同居了。
　　 王右家的母親與曹禺的母親是干姐妹，而曹禺的好友章靳以曾追求王而不得，曹禺的第一任妻子鄭秀，也說過「靳以人大氣，老實，在女中教書，后被王背棄，為此精神上大受刺激，整天咒罵女人，發誓決不再娶妻子，曹禺還勸靳以要娶也不要娶這種女人」。曹禺名作《日出》中的陳白露即以王為原型。 對於羅隆基和王右家的風流韻事，田本相《曹禺傳》里的說法是：「見過她的人都說她長得很漂亮，沒有多麼高的文化，但舉止卻落落大方。當時，她和《益世報》的羅某某同居了，羅某某去南開大學講課，王小姐也跟著他坐汽車去，她的風流艷事在文化界流傳著，她的打扮、風度都使人刮目相看。但她卻不是交際花。」把王右家當作陳白露的生活原型之一的曹禺，對於王右家的描述更具權威性：「這個女人，長得漂亮極了，跟我的一個朋友很要好。後來這女的上了大學，又到美國去留學，回來之後，跟一個有妻子的報社總編輯搞在一起，這樣的一個人物，使我想起社會上許多這一類的人，覺得非把她寫出來不可。但是真的坐下來寫之後，陳白露又不是原來那個女人了，許多情節都不一樣」。
　　
　　 關於羅隆基與王右家的結合與離異，浦薛鳳在《憶清華辛酉級十位級友》中曾有所交待：「1936年春季，清華大學舉行廿五周年校慶，予正在母校執教，邀請回校之辛酉級同學，有高長庚兄偕其長女、羅努生（羅隆基）偕其女友王右家參加，是晚予妻佩玉與蔡旭嵐（可選）之夫人張鎮巽女士，在大禮堂各項遊藝節目中，綵排梅龍鎮，……此次是予與佩玉初次遇見右家。抗戰期間努生與右家失和，勢將破裂。右家坐在昆明停留片刻之飛機上，並未下機，而努生預知其行將到達，認為必定下機可在機場晤面，不料右家躲在飛機裡面，始終未曾下來，遂使努生失之交臂。此一經過，系梅師母（梅貽琦夫人韓詠華女士）親口面告筆者與（王）化成。蓋梅師母受努生之懇求，親由昆明飛到重慶代向右家勸解，預期電知吾倆，故同到珊瑚壩機場迎接。隨即送往嘉陵江對岸汪山附近之郭（泰祺）公館。便事實已到無可挽回地步。嗣後，努生亦到重慶，不時聚餐晤談」。於是抗戰間王右家與羅隆基離婚，抗戰後與已故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結婚，後來去了美國。

　 羅隆基則轉而與彭德懷的內姊浦熙修戀愛，浦熙修當時四十二歲，和經濟部華中礦務局副局長、素有「好人」之譽的袁子英結婚十多年了，有兩女一子。她和羅隆基的接近，還是在重慶作《新民報》採訪主任時。那時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當活躍，羅隆基又是政治紅人，浦因採訪之便和羅一見傾心。袁子英早就知道羅和浦之間的關係，但是為了名譽地位關係，不願傷面子。據說他幾次要子女輩環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諫，但終無法挽回。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南京突然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民盟大部分要員開始遠走高飛。但羅隆基卻一直留在南京，不是他不肯走，而是當局想請他上杭州。那時由張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邊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離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他約了愛人浦熙修話別。羅浦間艷事風傳已非一日，那晚浦小姐如約前往，兩人在梅園新村民盟總部會面，離情萬千，卻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驅車趕到。那天民盟內部因羅隆基即將離京，所以把所有的傳達侍役辭退了。袁趕到門口，也沒有人攔阻，便一直撞開內室，盛怒的袁子英上前就給羅浦二人一記耳光。羅浦也不示弱，聯合向袁反擊。後來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劇，還是附近的警察調解而平息。這樁桃色糾紛，當年的確頗喧騰一時，袁子英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決定延律師和浦正式離異；而浦也寧願「為愛情死，不願收禮教束縛。」
　　
　　 羅隆基被打成右派后，與羅隆基同居十載的女友浦熙修也站出來揭發羅隆基，她的發言稿的題目是《羅隆基是只披著羊皮的狼》，揭發的內容中不乏她和羅的床第之語。羅隆基對此很是傷心，在和章伯鈞的談話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浦熙修，表情傷感，語氣也傷感：「你們可知道，浦熙修為了自己生，不惜要我死呀！把床笫之語，也當做政治言論，拿到大會上去揭發……」

羅隆基在西南聯大任教時，聯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豐的，都被他追求過。有一次，他從圓通街經過，看到一個美貌少婦，被她的姿色迷住了。他緊追不捨，一步一步跟隨著，並且沿途向路人探詢她的住處。這位少婦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走進街口一個小鋪子去買花生米，想借買花生米逗留一陣，待羅走過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進小鋪子里，從後面伸手替她付款。這樣一來，兩人當時便發生口角把事情鬧大了。這位少婦控訴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學教授袁某。地方法院開庭的那天，聽審的人，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那天羅隆基沒有出庭，由他的律師代理，又恰巧袁太太聽覺不好，法官審問時有些聽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羅隆基跟蹤追隨起，到小鋪子買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來。當時羅隆基的代理律師，似乎也無法為羅聲辯。唯一辯護的理由，就是：「羅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羅先生不會在外攪七捻三，尋花問柳的。」後來這段公案，由另外幾位大學教授出面調停，才不了了之。但是那個小鋪子的花生米卻因此名聲大噪，每個游公園、看電影的人，幾乎人手一包，美其名曰「羅隆基花生米」。

　 1957年時，史良第一個站出來炮轟章羅。1965年，羅隆基逝世，他的日記和情書都被收走，裡面也有史良的。1966年冬天，紅衛兵拉章詒和去批鬥。章去后發現自己是陪斗，史良才是主要批鬥對象。紅衛兵們將史良當年寫給羅隆基的情書當面宣讀，質問他們是什麼關係。史良直起腰說：「我愛他。」
　　
　　
　　 羅隆基的女朋友還有劉王立明。羅隆基和史良約會，忘了老相好劉王立明的生日，趕緊跑到她家。看見劉王立明坐在地板上拿剪刀在剪一塊衣料，「我走近細看，才發現她在流眼淚，而那塊衣料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禮物。」羅隆基想把她扶起來，但她不肯起來。羅隆基只好也坐在地板上陪劉王立明，看她把衣料全部剪成一綹綹細條。
　　
　　
　　 對能做羅隆基女友而感到光榮的，只有一個楊薇。她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一名演員。一次聚會，《一片青山了此身——回憶羅隆基》的作者章詒和與楊薇見面時，問她是否介意自己在寫羅隆基的文章中提到她，楊薇這樣回答：「不，我很高興。」夕陽下，春風裡，她的優雅從容，讓章詒和異常感動，也永遠記得。
　　
　　
　　 愛上過羅隆基的還有康有為的外孫女羅鳳儀。羅鳳儀一生未婚，會六國語言，但羅隆基對羅鳳儀卻並不愛戀。一日，羅隆基打來電話給章伯鈞，只說了句：「伯鈞，不要出去，我要馬上過來。」電話弄得章伯鈞很緊張，不知出了什麼事。原來前一天是羅隆基的生日。他上午接到羅儀鳳的電話，說有禮物送上。下午，從一輛汽車裡端出四大盆花和一個蛋糕。羅隆基把蛋糕盒子揭開，呆住了：上面的奶油圖案是一支丘比特箭連著兩顆心，心是紅色的，另附一封英文信。羅隆基收下禮物，怎麼也不敢給羅儀鳳回話，於是趕緊向章伯鈞討計策來了。
　　
　　 在與羅儀鳳的關係陷入低谷的時候，羅隆基還真的鬧了一場戀愛。在一個舞會上，他結識了一個風韻多姿的中年婦女。很快，他倆成了舞伴和牌友。到了周末，便同行同止。每次約會，一般是羅隆基給她寫張便條，托專人送去。彬彬有禮，措辭謙恭。處得久了，人也熟了，羅隆基寫條子，態度就親昵隨便起來，他們的約會也不止是跳舞、打牌。一次，那位中年婦女在接讀條子的時候，被自己的兄長察覺，一把抓了過來。這位兄長是位非常著名的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當其發現條子的落款竟是羅隆基三個字，頓時勃然大怒，喝令妹妹不得與大右派往來。她嚇壞了，流著眼淚懇請羅隆基忘掉自己。 羅隆基特地從政協叫了車，找到了科學家，鄭重相告：「今日以前，我與令妹不過是朋友；此刻，我與她在戀愛；將來，我與她是夫妻。 ──我是右派，我也是公民。無人可以剝奪我的權利。」言罷，不等科學家開口，即轉身離去。科學家也不甘示弱，卻想不出良策對應。他找到了周恩來，請總理出面「擺平」。羅儀鳳聽說后，傷心落淚至黃昏。
　　
　　 後來，羅儀鳳對章詒和說：「如果他（指羅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決不嫁的。」章詒和問她為什麼，她說：「我嫌他臟，骯髒。」

評說
　　
　　 對於羅隆基的評價，羅隆基的朋友梁實秋最為中肯，他說羅隆基是「固定偏左的自由主義者」，即是比較傾向中國共產黨。當時羅隆基在早年朋友當中已是一個很有爭議的人物，作為他的朋友，梁實秋對他的變化也很不以為然。他曾直率地說：「我曾和羅隆基開玩笑，我說他是才高於學，學高於品。這話雖是有意挖苦他，其實也正是我的意見。」
　　
　　 羅隆基去世后，章伯鈞說羅隆基是「才如江海命如絲」。
　　
　　 章伯鈞說：「羅隆基是一個好的在野黨議員，但是是一個蹩腳的在朝黨部長。」
　　
　　 章詒和說羅隆基：「父親（章伯鈞）說他愛向女性獻殷勤，看來是一點也沒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獻得來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覺得這簡直就屬於是一種天性了。」
　　
　　 一九一九年，羅隆基最早點燃清華園「五四」之火的，被李大釗讚譽為：「一個江西粗布土衣的學生把清華園掀開了。」
　　
　　 同為清華校友的潘大逵，對羅隆基尤為推崇：「他是清華的一個高材生，中英文俱佳，中文尤為擅長，能寫作，善辯論，得過清華國語演說比賽第一名。他頗有領導才能，是個才華橫溢的政治家。」
　　
　　 羅隆基的朋友們勸他「多做點學問，少罵點國事」，有人批評他祗知「罵黨罵國，卻不知國家於外患內憂下的艱難」，並告訴他國民黨對他「欲罵而優則仕」的行徑，早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同窗好友聞一多就曾寫信給他，嚴厲地指責他是封建的「求仕進」孽根未除：「歷來干祿之階，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脅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幸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他對自己這位同窗可謂一言而入骨。
　　
　　 《胡適日記》中也就有了關於羅隆基的一段經典評估：「今晚看晚報，始知羅隆基主持社論的天津《益世報》受黨部壓迫，封鎖郵電，故今日的報不能發行，晚上羅君來談，說他已辭職了。我們談了兩三個鐘頭。羅君自以為受國民黨的壓迫，故不能不感到凡反對國民黨之運動總不免引起他的同情。此仍是不能劃清公私界限。此是政論家之大忌。」
　　
　　 1986年10月24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由民盟中央主辦、專為緬懷羅隆基的隆重紀念會。當時的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在會上作了講話：「今天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在這裡舉行座談會，紀念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著名的愛國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先生誕辰九十周年，緬懷他對我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作出的貢獻。我代表中共中央統戰部，向今天座談會的主辦者———中國民主同盟致意，並向羅隆基先生的親屬表示親切問候……」他詳略得當、也感情相宜地曆數了羅隆基的生平。最後說：「縱觀羅隆基先生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總的來說，他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民族和國家做了好事，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在86年民盟中央召開了「紀念民盟創建人、著名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誕辰九十周年座談會」上，千家駒的即興講話。他坦言，從前自己一向看不慣羅隆基，所以反右時很積極。「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認識到羅隆基在大節上，始終是沒有錯的。為此，他一直愧疚……
　　
　　 吳宓說羅隆基不大忠厚。
　　
　　 儲安平說羅隆基「德不濟才」。儲安平說：「大約在1937年春天，我那時在倫敦讀書，羅隆基擔任北京《晨報》社長，他託人要我給北京晨報寫歐洲通訊，我在英國讀書生活很苦，所以願意寫些稿子，得些稿費來支持自己的讀書。當時我給北京晨報寫了四五篇通訊，但始終沒有收到羅隆基的複信，也沒有收到一分稿費，在當時我那樣困苦的情況下，羅先生這樣做人，是傷害了我的感情的，但這件事我從來沒有提起過。」儲安平給羅隆基晨報的稿子，都被發表了。
　　
　　 80年代，民盟中央為羅隆基舉行的90誕辰座談會，梁漱溟是最後幾位要求臨時發言者之一。他已92歲的高齡，沒有稿子，吐字清晰，講了十多分鐘。他一開頭就說，大家都在緬懷他，先頭的好幾位都談及他的貢獻，他的優點，聽下來大體都是事實。但我以為，作為老朋友，也不妨緬懷時提及他的一些短處。人無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數十年的交往接觸中，甚至覺得他的短處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一直改進不大。我說的是他常常過多地想到個人的得失，有時擴大到難以駕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當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夠右派，這暫且不說，說的是他在1957年的舉動，正是他個人弱點的一次暴露，他吃了這個虧。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慾所致，怕不至於這樣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開始后，許多人都在說他這個人一無是處的時候，我心裡卻念及他也為國家民族做過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種種好事時，我卻覺得應該提一提他的短處，他的弱點，他的不足。我以為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從此完整地看到每一個人的自我。我的話可能與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陳言於故人，為老友，也為自己，當不會有錯。

歸去
　　
　　 羅隆基死於心臟病突發。據說，白天他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裡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他死去的時候，頭上還戴著「右派分子」帽子，沒有舉追悼會。
　　
　　 羅隆基無妻又無後，他的弟弟與侄子繼承了他的財產：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畫；賣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數千元的現金；兌換了從前的美國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鈔；大概他還留有極少量的黃金。叔侄倆把他的書籍捐給了民盟中央，獨獨甩下骨灰──羅隆基的骨灰，走了。文革中，羅隆基的骨灰先是暫存在火化場，以後，又在十年動亂里被沖得不知去向。

九、蔣夢麟
　　
　　 對北京大學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陳平原說：「在歷史學家筆下，蔡元培的意義被無限誇大，以至於無意中壓抑了其他同樣功不可沒的校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蔡元培早年的學生蔣夢麟。」

憂國
　　
　　 蔣夢麟小時曾作文讓日文教師中川指教，裡面提到「中日同文同種」的話，但他的日文老師筆下絕不留情，中川隨筆批道：「不對，不對，中日兩國並非同種，你的國將被列強瓜分，可憐，可憐！」當天晚上，小蔣夢麟為國家的前途流淚不已。
　　
　　 1907年7月，徐錫麟、秋瑾在安慶起事，壯烈犧牲。原本可能一同去安慶革命的蔣夢麟沒去安慶卻到了日本，「在一個展覽戰利品的戰跡博物館里，看到中日戰爭中俘獲的中國軍旗、軍服和武器，簡直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興高采烈的日本人提著燈籠在公園中遊行，高呼萬歲。兩年前，他們陶醉於對俄的勝利，至今猶狂喜不已。」22歲的蔣夢麟「孤零零地站在一個假山頂上望著遊行的隊伍，觸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如同為紹興老鄉的魯迅，1905年在日本仙台醫專留學期間，因痛感國人的不幸，決定棄醫從文，以致力於用文藝改變國民的精神。而蔣夢麟同樣認為國民需要改造，但他認為著手的應該是教育。因為，「強迫教育使（日本）國民的一般水準遠較中國為高，這或許就是日本成為世界強國的秘密所在」。這也是他在日本一個月的觀感。從此，蔣夢麟決定投身教育，期許教育改變中國命運。
　　
　　 1943年1月，蔣夢麟寫信給胡適，談戰後北大的建設方針，附帶也談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說自己因家人有長壽傳統，故估計自己還能活二十年，在這段時間裡，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書法，二是辦學校，三是寫英文，目的是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國」，但是，若精力不夠，就先去寫英文。這所謂的寫英文，就是他正在昆明的炮火下筆耕不輟的那本用英文寫就的《東土西潮》。
　　
　　 在蔣夢麟生命的最後十幾年裡，他走出象牙塔，經常風塵僕僕地奔走在台灣的鄉間小道上，據他自己說，台灣的每一個窮鄉僻壤他都曾到過。蔣夢麟為台灣農村的復興與發展身體力行，不僅受到台灣人民的愛戴，而且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1958年獲得菲律賓政府頒發的「麥賽賽獎」。

治校
　　
　　 蔣夢麟初到北大時，北大有些教授認為蔣夢麟是江蘇教育會黃炎培的人，擔心江蘇教育會對北大的野心而反對蔣的到來。初上台的蔣夢麟很低調，也很謙虛。一次出席教職員會議時說，他只是蔡先生派來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1930年12月，蔣夢麟在辭去教育部長職務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長，此後直到抗戰勝利，15年間，他始終是北大的行政負責人，是北大歷史上掌校時間最長的一位校長。在此期間，針對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這兩種著名「精神特點」所產生的「紀律弛，群治弛」兩個缺點，他致力於「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
　　
　　 蔣夢麟自己說：「從民國19年到民國26年的7年內，我一直把握著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動和學生運動漩渦的北大，已經逐漸變為學術中心了。」
　　
　　 上任之初，蔣夢麟即叮囑文、法、理三學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 蔣夢麟後來回憶說：「九一八事變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胡適)和孟真(傅斯年)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表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 在這段時間，一批舊教授離開北大，如著名史學家、時任北大歷史系主任的朱希祖1932年辭職，改就廣州中山大學及南京中央大學教授；1934年，國文系教授林損、許之衡被解聘。林損的被解聘當時鬧得沸沸揚揚，林損寫信大罵蔣夢麟和胡適，後來還把此事張揚到媒體，成為北大的一段「公案」。
　　
　　 蔣夢麟協助掌校期間還落實「選科制」改革——允許學生在規定範圍內自由選擇，修夠學分即可畢業，不拘年限。「選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開始，1919年後漸趨成熟。北大在此項改革上也可算是開「風氣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頒布新學制，明確規定大學採用這種制度。到西南聯大之時，「選科制」已經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現年86歲的何兆武先生回憶說，他在聯大七年一共讀過四個院系，一年級讀工學院，後來覺得不是自己的興趣，就轉到歷史系，然後考了哲學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學耽擱功課後重考，這回覺得學哲學不太合適，又改行學外語。「轉系很容易，寫申請書，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級讀普通課，學分都承認，所以轉就比較容易。」何兆武說。西南聯大學生當年轉系十分普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楊振寧，進聯大時報考的是化學系，後來改讀物理。
　　30年代北大教授依舊受校方極高禮遇。錢穆回憶可見一斑，「在北大任教，有與燕京一特異之點。各學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辦公。一助教常駐室中。系中各教師，上堂前後，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熱毛巾擦臉，又泡熱茶一杯。上堂時，有人持粉筆盒送上講堂。退課後，熱毛巾熱茶依舊，使人有中國傳統導師之感。」
　　蔣夢麟一貫不主張學生參加政治運動，認為這是「中國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來負責任的必然結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力」。在蔣夢麟擔任校長的7年裡，北大隻發生過一次值得記載的學生運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蔣夢麟與清華的梅貽琦等大學校長聯名發表《告同學書》、《第二次告同學書》，提出「赤手空拳的群眾活動只有荒廢學業，絕非有效的救國方法」，希望同學們「馬上複課吧！先盡我們的責任。」
　　
　　 蔣夢麟晚年在《新潮》一書中深情地回憶道：「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餘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

悲憫
　　
　　 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適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 態度很明白。他們表示學生運動是變態的社會國家裡，政府太腐敗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糾正機關所致。但他們認為單靠罷課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學生注重學問的生活、團體的生活、社會服務的生活。一句話，就是希望學生以學業為重。
　　
　　 在蔣夢麟代理校長時，北京還發生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北大學生犧牲數人。蔣夢麟為此悲憤填膺。3月24日，北京大學全體教職員及學生在三院大禮堂開追悼張仲超、黃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會，由蔣夢麟主祭。蔣夢麟在大會上沉痛地說：「在我代理校長任內，學生舉行愛國運動，不幸有此次之大犧牲，李、黃、張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損失一賢子孫，其家屬接此種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國家社會言，損失如許求專門知識之良好學生，此種學生之培植，由小學而大學，殊不易易，將來即少如許有用之材；就同學方面言，大家亦損失許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損失不小。我任校長，使人家之子損失許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損失不小。我任校長，使人家之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蔣夢麟說到這裡「汪然淚下」。接著，蔣夢麟對北洋軍閥政府的暴行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他說：「處此人權旁落，豺狼當道之時，民眾與政府相搏，不啻與虎狼相鬥，終必為虎狼所噬。古人謂苛政猛於虎，有慨乎其言矣！」話未說完，蔣夢麟「不禁放聲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對痛哭者，一時全場頓成慘淡悲哀景象。」3月26日，校長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開學，因此次同學慘死，開學后停課一星期，以誌哀悼。」
　　
　　 1937年在長沙臨時大學時，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三位校長巡視學生宿舍，看見房屋破敗，蔣校長認為不宜居住；張校長卻認為學生應該接受鍛煉，有這樣的宿舍也該滿意了。於是蔣說：「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張卻針鋒相對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這宿舍里！」梅沒有表態。

困境
　　
　　 辦學經費不足和政府拖欠教職員薪水是一件始終讓蔣夢麟感到痛苦和困擾的事情。他在 1920年的一次對北大全體師生的演說中就當眾大倒苦水，原來，北大在上一年欠了一個建築公司的巨款，對方來討，蔣夢麟只能予以搪塞，後來建築公司實在沒辦法，只得在中秋節前派人每天到蔣夢麟家裡來討債，蔣夢麟無奈，只好逃到西山以躲避他們。
　　
　　 1922年11 月，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慶之時，他向全校師生許諾，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圖書館，讓學生在開學後有個地方看書。但遺憾的是，1293年9月初，當學生們暑假后從全國各地趕回來上學時，卻連圖書館的影子都沒看見，蔣夢麟在北大開學儀式上，也只得向大家道歉，原因很簡單，北洋政府已經八個月沒有給北大發放辦學經費了。當年辦學的不易，可見一斑。
　　
　　 蔣夢麟在代理校長期間經常為校內外發生的事情所困擾。他感嘆道：在那時候當大學校長真傷透腦筋。政府只有偶然發點經費，往往一欠就是一兩年。學生要求更多的行動自由，政府則要求維持秩序，嚴守紀律。出了事時，不論在校內校外，校長都得負責。發生遊行、示威或暴動時，大家馬上找到校長，不是要他阻止這一邊，就是要他幫助那一邊。每次電話鈴聲一響，他就嚇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報酬，就是兩鬢迅速增加的白髮。蔣夢麟的這些感慨，是他在代理北大校長期間的切身體會，也是當年大學校長的心理寫照。
　　
　　 1943年12月，在西南聯大蔣夢麟寫完《西潮》后，寫信給正在美國擔任大使的胡適，希望胡適能幫忙校正書中的錯誤，順便也談起自己寫這本書的想法，一是想找點事做，二是希望能養家糊口，他的五個小孩都在學校讀書，靠他和妻子掙錢養活，所以，「如能摸幾文錢，使我全家的靈魂不與體魄分離，已是意外的收穫了」。
　　
　　 在西南聯大時，生活非常困難。費正清說，有一天「蔣夢麟於午飯前到我這兒來，我告訴他聯合援華會遭受慘敗之事。從外表看，他頗象梅貽琦——個子很高，身材消瘦，舉止優雅，不過，他是個理智勝過情感的人。他們作為昆明高校的兩位領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稱的，是給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蔣夢麟近來沒有為北大做什麼。他已困難到山窮水盡，唯靠典賣僅剩的衣物書籍而維持生活，他的夫人現在正在設法尋找工作而他自己則回到昆明去擔任中國最高學府的校長。跟梅貽琦相比，蔣夢麟的經濟境況還稍勝一籌。梅夫人化名找到一個工作，結果被發覺，只得中輟。」

　 自謙
　　
　　 去台後，在某次北大周年紀念時，傅斯年在演講中稱：「孟鄰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蔣夢麟聽后笑言：「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蔣夢麟晚年在回憶北大的學術自由以及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和魯迅兄弟以後，曾謙虛地說：「有人說北京大學好比是梁山泊，我說那麼我就是一個無用的宋江，一無所長，不過什麼都知道一點。因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藝發展的歷史，稍有空閑時，也讀他們的作品，同時常聽他們的談論。古語所謂『家近通衢，不問而多知。』我在大學多年，雖對各種學問都知道一些，但總是博而不專，就是這個道理。」

　 識見
　　
　　 蔣夢麟5歲多就進了私塾，由於痛恨那種死板的讀書生活，曾經逃學回家，併發誓要殺了先生，燒毀私塾。他說，如果沒有「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勵，他早就跑到上海經商去了。因此他認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說是決定一生榮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啟發一個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單單強調學生的興趣，那是捨本逐末的辦法。只有以啟發理想為主，培養興趣為輔時，興趣才能成為教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
　　
　　 蔣夢麟認為：「師資不尊，不足以言重學術；待遇不豐，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給，二要也。」這其中，還須有一個最根本的制度保障，那就是「研究學術而有所顧忌，則真理不明；故保障學術自由，三要也」。
　　
　　 在美國留學的9年裡，蔣夢麟深刻體會到：「對本國文化的了解愈深，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
　　
　　 「五四」運動中，學生的表現日益激進，胡適和蔣夢麟乃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文中寫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鬧下了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子拋棄學業，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
　　
　　 1919年，留美歸國的蔣夢麟，與杜亞泉因為「何謂新思想」這一問題，發生兩個來回的論戰。杜亞泉說：「現時學時髦的人，對於舊習慣，不論是非善惡，都主張推翻，說這個就是新思想，所以『張冠李戴』『賣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贈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蔣夢麟則說：「我說現在的『新思想』是指一個向進化方面走的態度……求新思想的劈頭一斧，就是改變我們對於生活的態度。」
　　
　　 對「五四」這一段歷史，蔣夢麟說過這樣總結性的話：「五四」以來的文學革命，增強了人民對於社會與政府的不滿，為國民革命軍鋪了一條勝利之路……其後之革命文學，因為「共產黨善於利用，也為共產黨的策略和主義鋪了一條成功之路」。
　　
　　 蔣夢麟說：「我在大學中搞了幾十年，經過許多風潮，發現了一個規律：一個大學中有三派勢力，一派是校長，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學生，在這三派勢力中，如果有兩派聯合起來反對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敗。」
　　
　　 1959年，蔣夢麟因在台灣提出節育人口的主張，遭立法委員及輿論的圍剿，甚至有「殺蔣夢麟以謝國人」之口號。這位前北大校長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同年，海峽對岸，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在一片批判聲浪中發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呼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此文有一篇「附帶聲明」，其言鏗鏘：「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

　 堅韌
　　
　　 某日下午，日軍脅迫蔣夢麟去「會談」，蔣夢麟深知其中的危險，但他正義在胸，毅然獨身前往。面對侵略者的淫威，蔣夢麟毫不妥協，經過一番緊張的較量，他終於離開日本兵營，在暮色蒼茫中平安地回到了北大。第二天，國民黨在華北的領導人宋哲元派了一位軍官來勸蔣夢麟離開北平。但蔣夢麟繼續留在北大，同廣大師生一起機智地與日軍周旋，在一段時間裡，使北大免遭日軍的侵擾，暫時穩定了教學秩序。
　　
　　 蔣夢麟在代理校長期間，軍閥混戰連綿不斷，學生運動風起雲湧。辦學經費嚴重短缺。北大經費困難時，蔣校長一力擔當，鼓勵眾人：「至少也要維持北大的生命，決不讓他中斷。」1923年，北京「八校因政府積欠經費九個月，同仁生計困絕無法維持，學校本身尤岌岌不可終日。」因此，八校教職員全體大會於同年11月9日議決：「必須10日拿到30萬元，不然就關門。」蔣夢麟在會上就籌劃經費的情況作了報告。北大召開教職員全體大會，議決若政府不兌現撥款，則關門了事，蔣校長沉痛發言：「如果主張關門，自無用說；若大家仍要維持，我雖則能力已盡，但是為著本校的維持，我仍舊願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表明了他要把北大維持下去，勇挑重擔的堅定態度。蔣夢麟這種高度負責的精神，感動了北大的教職員。最後，大會以「本校校務仍舊維持外，其他事件仍與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決，獲大多數通過。北大不至於關門。
　　
　　 蔣夢麟等人到長沙后，南開的張伯苓和清華的梅貽琦還沒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學在一起會產生同床異夢的矛盾；有人甚至說：「假使張、梅兩位校長不來，我們就拆夥好了。」聽到這話，蔣夢麟聲色俱厲地說：「你們這種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要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的學府在後方繼續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麼困難，一定要辦起來，不能夠因為張伯苓先生不來，我們就不辦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麼長期抗戰。」

　 不爭
　　
　　 凡是遇到與清華爭利益時，蔣夢麟總是選擇退讓。錢穆在《回憶西南聯大蒙自分校》中敘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蔣夢麟從昆明去蒙自，北大師生集會歡迎。多位教授在聚會上抱怨聯大的種種不公平，如文學院院長常由清華馮友蘭連任而不輪及北大。錢穆發言表示，日後勝利復原，各校仍是獨立的，今日危難時期不要相爭。蔣夢麟聽后立即說「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各教授都無言。
　　
　　 「蔣夢麟在西南聯大時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如果爭的話，就成西北聯大了」，馬勇這樣評價蔣的「無為」。西北聯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離析。 在馬勇看來，蔣夢麟的不爭，更多的是因為知識分子的顧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蔣夢麟是一個很固執的人，絕不人云亦云。」

　 純厚
　　
　　 1916年陳獨秀擔任北大文學院長，極力推動文學革命。蔣夢麟與陳獨秀儘管政治主張不同，相處得倒也不錯。他倆都是前清的秀才。秀才有兩種：一種是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八股廢掉后改考策論，稱為策論秀才，好象也沒有八股秀才值錢了。蔣夢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有一次陳獨秀問我：「唉！你這個秀才是什麼秀才？」「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他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個揖，說：「失敬，失敬。你是前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在蔣夢麟看來，陳獨秀「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這一點很對蔣夢麟的脾氣：「我們兩個人，有一個相似的習慣，在參加筵席宴會的時候，一坐下來，我們總愛把冷盤或第一、二道菜盡量地吃，等到好菜來時，我們已經吃飽了。所以大家說笑話，稱我們這兩個急性子，『同病相憐』。」
　　
　　 儘管陳獨秀和蔣夢麟「同病相憐」的朋友，後來在政治道路上南轅北轍越走越遠，但當陳獨秀遇到危險時，蔣夢麟還是毫不含糊地救了他。有一天，蔣接到警察廳一位朋友的電話，說：「我們要捉你的朋友（指陳獨秀）了，你通知他一聲，早點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蔣夢麟便趕緊和一個學生跑到陳住的地方，叫他馬上逃走。於是由李大釗陪他坐了騾車從小路逃到天津。為什麼要李大釗陪去呢？因為李大釗是河北人，會說河北話，路徑又熟。他們逃到山中一個古廟，李大釗寫了一封信給蔣，說：「夜寂人靜，青燈如豆。」
　　
　　 「文革」結束后首都博物館的一次展覽展出了一張清單，那是李大釗犧牲六年之後為其營葬的捐款名單，讀之不禁大吃一驚：李大釗去世后停靈六年無法安葬，當時李大釗遺孀趙紉蘭攜子女從故鄉返回北平，只好求見烈士生前友好也是北大同人的胡適、蔣夢麟、沈尹默、周作人等，哀求彼請求北大代為辦理安葬事宜，時任校長的蔣夢麟慨然允諾。當時的葬禮分為三種：國葬、公葬和民葬，國民黨統治的時代對李大釗的葬事當然談不到給予「國葬」，民葬，李家又無力承擔，只得公葬（又分為厚葬和貧葬兩種）。北大同事感李大釗之事迹，相與發起厚葬，這發起人的13人中，有蔣夢麟、胡適、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劉半農、錢玄同、馬裕藻、馬衡、沈兼士、何基鴻、王烈、樊際昌等，每人捐20元，後梁漱溟等各捐50元、馬敘倫等各捐20元、李四光等各捐10元，外地故友聞訊捐助者，上海如魯迅，捐了50元，國民黨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錢捐助，如汪精衛一人就捐了1000元，陳公博300元，戴季陶100元，他們或與烈士生前系「同志」（陳公博曾是中共「一大」的代表、戴季陶則曾參與了中共的創建），或曾是「盟友」（汪精衛則是國共合作時的國民黨「左派」領袖），這些善款都由北大會計科代收。李大釗後來安葬在北京的萬安公墓，那是蔣夢麟校長出面購置的墓地（並為烈士的夫人預購了穴地），墓碑則由劉半農撰寫。
　　
　　 葉公超說：「我的朋友中，脾氣好的人也不少，但對於僕役等最客氣，而且從來不發脾氣的，我想只有孟鄰（蔣夢麟）一個人。記得我們初到長沙去組織臨時大學的時候，我們合用一個寶慶的老兵，因為語言關係，往往詞不達意，我是一個性急的人，孟鄰先生看見那位寶慶的同胞做錯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剛好與我們的意願相反的時候，他的反應總是發笑，我卻在著急。純厚，同情，寬容是他的本性。」
　　1933年蔣夢麟以「不交學費」為由，開除了9名「左」傾學生。奇怪的是這些被開除的學生後來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還附有一張三百大洋的支票。千家駒後來回憶說，「我至今不明白這錢是誰送的。」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學生們分析，共產黨想送，沒錢；社會上好義之人想送，也不知被開除學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駒說：「我判斷這是蔣夢麟校長耍的兩面派手法。蔣一面開除學生，一面又怕他們留在北京鋌而走險，對他發生不利行動，乾脆花一筆錢叫他們早早離開。果然，九位同學得了錢后，有的東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國，各奔前程去了。」
　　
　　 許德珩、侯外廬和馬哲民三位當年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對待學生運動問題上與蔣夢麟尖銳對立，有怨在前。但 「七•七」事變后他們被國民黨政府逮捕，蔣夢麟毅然與胡適聯手，多方奔走，終將他們營救了出來。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捕，1946年7月19日，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對周作人第一次公審。周作人在辯訴狀中稱：「學校南遷，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關係不能隨行者，有已故之孟森、馮祖荀、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長蔣夢麟特別承認為北大留平教授，委託保管校產。」當時周作人被稱為「巨奸」，「國人皆曰殺」。胡適為周作人作證，社會輿論就譴責他為漢奸洗刷罪名；為周作人辯護的律師王龍也一度被控漢奸嫌疑，但蔣夢麟專門為此事出具了證明。8月13日，首都高等法院院長趙琛致函蔣夢麟，函云：因蔣夢麟出具證明文書未填年次，「是否即為台端手筆，無從懸揣。茲為慎重起見，相應函請查照，即希據實見復，以憑核辦。」次日，蔣夢麟復趙琛函，再次確認上述事宜。

逸事
　　
　　 蔣夢麟出生在一個小康家庭，祖父做過上海一家銀庄的經理，給蔣夢麟的父親留下了7000兩銀子。父親在其岳父的幫助下，30年內將7000兩銀子變成了7萬兩。蔣夢麟的父親發現輪船比劃槳的木船快得多，於是便千方百計地製造出一艘中國「輪船」來。這艘「輪船」因為沒有蒸汽機，最終還是被拋棄了。實驗沒有成功，他的信念卻堅定了：下一代只有接受現代教育，才能學會洋人製造神奇東西的秘訣。
　　蔣夢麟是蔡元培的學生。蔣夢麟進入中西學堂學習的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辭去翰林院編修的官職，回到故鄉紹興，應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學堂監督(相當於校長)。 蔣夢麟後來回憶初見蔡元培的場景：「一個秋月當空的晚上，在紹興中西學堂的花廳里，佳賓會集，杯盤交錯。忽地有一位文質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風流、韶華三十餘的才子，在席間高舉了酒杯，大聲道：『康有為，梁啟超，變法不徹底，哼！我！……』大家一陣大笑，掌聲如雨打芭蕉。」
　　
　　 蔣夢麟初到美國，就讀於位於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亞大學。該校校園的一個大門上有許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體雕像，圖書館閱覽室里也有希臘女神的裸體塑像。蔣夢麟初次看到這些雕塑，心裡非常疑惑，不知道「為什麼學校當局竟把這些『猥褻』的東西擺在智慧的源泉」。後來他聽到一位倫理學教授說，「讓女學生們多看一些男人的裸體像，可以糾正他們忸怩作態的習慣」，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於完美的身體」。
　　
　　 杜威、胡適和蔣夢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遊玩，他們無意中看到一隻屎克螂推著一個小小的泥團上山坡。它先用前腿來推，然後又用後腿，接著又改用邊腿。泥團一點一點往上滾，快到上面時忽然滾回原地，屎克螂則緊攀在泥團上翻滾下坡。它又從頭做起，重新推著泥團上坡，結果仍遭遇挫敗。它一次接一次地嘗試，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敗。胡適和蔣都說，它的恆心毅力實在可佩。杜威卻說，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實在可憐。
　　
　　 蔣夢麟在晚年所寫的《談中國新文藝運動》中這樣回憶道：「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釗）跑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有飯吃，怎麼辦？我說，為什麼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了產。我說那麼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於是我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關於這件事，蔣夢麟還說過：有一次，英國一位議員來華，他聽到了這個我不甚願意講的故事，就說：「那時候你給他十七元、十八元或十九元，總之只是十幾元，如果你那時候多給他一點錢，也許毛澤東就不會變成共產黨了。」我說那也難說，好多有錢的人不是也變成了共產黨了嗎？
　　
　　 在蔣夢麟代理校長的時候，李大釗是校長室的秘書主任兼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在原來叫做馬神廟的北大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有人在報上嘲笑說：「北京馬神廟的某大學里有個牛克斯主義研究會。」但在蔣夢麟看來，「李守常是一個舊式的讀書人，對責任非常忠心，人亦溫和厚道。」
　　
　　 蔣夢麟將男女關係概括為三種：一曰狗皮膏藥，二曰橡皮膏藥，三曰氫氣球。所謂狗皮膏藥，貼時不容易，撕開也痛，舊式婚姻之謂也。橡皮膏藥貼時方便，撕開也不難，普通婚姻之類也。至於摩登者流，男女雙方均得時時當心，稍有疏忽即行分離，正似氫氣球然。

　 婚戀
　　
　　 1936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迎娶陶曾谷女士，在北平舉辦婚禮，邀請胡適做證婚人。可是胡適的妻子江冬秀因為蔣夢麟為娶陶曾谷遺棄原配，不贊成胡適為兩人證婚，把大門一關，就是不讓他出去。原來，蔣夢麟為繼娶陶曾谷而與原配離異，在江冬秀看來，蔣夢麟道德上是有愧的。胡適只能跳窗「脫逃」，成其美事。
　　蔣陶聯姻最大的壓力還不在蔣夢麟與原配離異，而是他迎娶的陶曾谷是其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遺孀。高仁山先後執教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並在北京大學創立教育系。1928年，高仁山被奉系軍閥殺害於天橋刑場。高仁山死後，蔣夢麟對其妻陶曾谷照顧備至。儘管蔣夢麟使君有婦，但陶曾谷的處境令他同情，長期的照顧和相處，感情慢慢發生了變化，兩人互生愛意，墜入愛河。婚禮上，蔣夢麟答謝賓客時表示：「我一生最敬愛高仁山兄，所以我願意繼續他的志願去從事教育。因為愛高兄，所以我更愛他愛過的人，且更加倍地愛她，這樣才對得起亡友。」

　 蔣夢麟在晚年時迎來了他的最後一次婚姻，這次的妻子是徐賢樂。徐賢樂（1908-2006），是江蘇無錫人，系出名門。曾祖父徐壽是晚清著名的科學家。父親徐家保曾任上海格致書院董事。徐賢樂是徐家幺女，長得非常漂亮，在家中備受寵愛。據她晚年的忘年之友鍾幼筠的回憶說：「記得有一次我陪她去公保看病，那裡的護士小姐們都認識她，並逗她開心說：『奶奶，當年您一定是一位美女。』這時她會露出得意的笑容，客氣的回答：『哪裡，哪裡。』但私底下她感嘆地告訴我，確實當年讀大學時候同學都叫她校花，大學畢業到外交部上班，變成部花，來到台灣在中央信託局上班成了局花，現在人老了，什麼都不是了。」也因為如此，她從大學畢業后追求者就相當多。
　　
　　 徐賢樂的前夫是楊傑（1889-1949，字耿光，雲南大理人，官至陸軍中將，加上將銜，是著名的軍事家，後來因公然反蔣，於1949年被蔣介石暗殺於香港）。1938年，楊傑被派擔任駐蘇大使。到了1940年初，楊傑就被免職了。回國后蔣介石給了他一個軍事委員會閑差，也就在此期間，他與徐賢樂在重慶結婚。但在結婚七個月後，兩人就因銀錢問題而以離婚收場。
　　
　　 一九五八年，蔣夢麟的夫人陶曾谷因病去世。陶曾谷卧床時，陶曾谷的一位表親，常去照應病人。陶女士曾經對她說：「孟鄰（蔣夢麟）的身體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後，他一定會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長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夠幫他找一個合適的對象，陪伴他……」由於陶女士臨終前的囑咐，使蔣博士的續弦問題，變成了那位太太無時或忘的「責任」。
　　
　　 因夫人去世后，蔣夢麟非常落寞，也就接受了妻子表親的安排。據報道這位女士在陶女士逝世一年以後，就開始為蔣夢麟提親說媒，但都沒有使他動心。直到1960年在圓山飯店的一次宴會中，透過這個媒人介紹，他認識了徐賢樂，情形就不一樣了。
　　
　　 徐賢樂認識蔣夢麟時，雖已年過半百，但風韻猶存。蔣夢麟對於徐賢樂可以說是一見鍾情，而在一開始時，徐賢樂覺得蔣夢麟年紀太大而且恐怕性格不合。但蔣夢麟托由媒人向她致意，表達自己意思：他覺得徐女士的家庭身世很好，而且品貌雙全，一切太理想了。蔣博士在寫給徐女士的第一封情書裡面就有：「在我見過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動的人……」認識三四個月之後，蔣夢麟對徐賢樂已難捨難分了，有次為了一點事鬧了個小彆扭，兩人數日不見，蔣夢麟就寢食難安，於是用一張橫幅一尺的日本繪畫金邊縐紋水色紙，以中小楷寫了一首艷詞相贈。兩情不可不謂綢繆，因此不久就互相論及婚嫁。
　　
　　 這事在他們親友中有「贊成」與「反對」兩派，而在北大同學會的師友中，幾乎都是不贊成，就連胡適也持反對意見。當時胡適在因病住院，還在調養身體之際，提筆給好友蔣夢麟寫了一封長信胡適給蔣夢麟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胡適表達了自己的意見，絮絮叨叨，說徐賢樂愛財，她向你要二十萬，你雖給了八萬，也最好懸崖勒馬。又以五十年的友誼和蔣與陶證婚人的身份對其進行勸說，要他與陳誠（當時陳誠也是持反對意見者）鄭重的談一談。據《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書中說，陳誠曾告訴蔣夢麟說：「我的太太接到蔣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齡的電話，她堅決反對你跟這位徐小姐結婚，我的太太也反對，都要我轉告於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結婚，那麼我們以後不能見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們是不能見面了。」
　　
　　 胡適將信交給蔣夢麟時，蔣夢麟直接問他是支持還是反對，胡適說反對，蔣夢麟直接告訴他：「那我就不看了。」 遂將胡適的這封信撕碎擲於廢紙簍中，后蔣夢麟秘書拾獲細心拼合，始恢復原狀，並得以保存。
　　
　　 蔣夢麟不顧各方反對，堅持要與徐賢樂再婚。他在七月間給陳誠寫了一封長信，除申述自己「非立即結婚不可」的理由外，還極力為徐賢樂辯護。
　　
　　 因反對的人多勢眾，蔣夢麟不便舉行公開婚禮，而改采家庭式秘密婚禮，於是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在台北市臨沂街陳能家中舉行。陳能的太太是徐賢樂的親侄女。婚禮極為簡單，由端木愷律師證婚，鄭曼青、居浩然分任雙方介紹人，雙方在結婚證書上用了印，婚禮就算完成了。時年蔣夢麟七十五歲，而徐賢樂也已五十四歲了。由於婚禮倉促，以致於很多人來不及準備禮物。
　　
　　 次日各報爭相報導，蔣夢麟在接受《中央日報》的訪問時說：「一個人健全的生活，理智、情感、意志三者，必須適當平衡，缺其一，即失其平衡。果爾，則無論為學或辦事，其動力便受削弱。我自陶曾谷女士去世以後，感情即無所寄託，故不得不求一對象，以保持我多年奮鬥的精神。我相信徐女士，就是我適當的對象。」報紙並引用了徐賢樂的「有感蔣夢麟的款款深情，並陶醉於這位老教育家的靈毓才氣」的話語，他們「希望新婦徐女士是一個『賢內助』，使蔣博士享受室家之『樂』，則過去一番小小波折，便成為愉快的回憶了」。
　　
　　 而在蔣、徐結婚之後沒幾天 （7月26日），蔣夢麟就專程去看望胡適，胡適也向他道賀。蔣夢麟告訴胡適，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幾天還要將她帶來看望胡適，他還對胡適說：「人家說她看上我的錢，其實她的錢比我的多。」
　　
　　 在二人結婚一年多后，他們的婚姻亮起紅燈。1962年12月，蔣夢麟不慎失足折骨入院。徐賢樂趁蔣生病住院之際，將蔣之財物悄悄歸之自己名下……待蔣發現，盛怒之下，修書一封，欲與離婚。徐女士當然不從，公開撰文，說他們愛情尚存，不過是蔣先生受了別人的蠱惑才一時糊塗。從此蔣夢麟避不見面，一切透過律師打筆仗、打官司。蔣夢麟的起訴狀中稱，徐賢樂「貌善心險、凌辱女兒、需索斂聚、嫌老惡貧、咆哮辱罵、飽受虐待」不堪同居。他也首度證實了當初胡適的質疑，指徐賢樂在蜜月期間就不斷追問他個人財產，還作成筆記；他的保險受益人與美國財產也都改登記徐賢樂為受益人；以及趁他在病榻上，徐賢樂迅速過戶財產等種種作法，都讓人無法接受。他還說徐賢樂經常大驚小怪、借故吵鬧，不准他弔唁亡妻，還要求女兒搬離；而且竟以費用難籌為由，要求他儘快出院；她曾私自向農復會官員借支，同時為配住宿舍問題，在農復會與幕僚爭吵，讓他無地自容。凡此種種讓他決定訴請離婚，並索回五十三萬元存款。面對蔣夢麟的訴狀，徐賢樂氣憤地表示，訴狀內容都是扭曲的。調解過程中，徐賢樂一度直闖農復會辦公室找蔣夢麟，嚇得蔣夢麟連忙從後門樓梯避開；徐賢樂見狀高呼，見丈夫是合法的權利，她已受到蔣夢麟的侮辱與痛苦，這是"仰仗官職、欺凌弱女"。蔣夢麟自認實在惹不起徐賢樂，隨後避居石門水庫；徐賢樂一度又以送冬衣為由，要求碰面，蔣夢麟還是躲起來。
　　
　　 就這樣吵吵鬧鬧約一年後，雙方在1964年1月24日協議離婚，陶希聖當證人，贍養費為徐賢樂主張的五十萬元，農復會房舍、股票均需交還，但徐賢樂已經提走的二十多萬現金則不予計較。儘管已身無長物，由於蔣夢麟只求籤字止訟，還是由友人代簽支票償還贍養費，前後總計花費七十七萬元(1960年台灣平均每人國民所得僅新台幣5666元，有存款百萬即被喻為富翁)，終於結束兩年六個月的夫妻關係。
　　
　　 蔣夢麟對記者說：「(從結婚)到現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淵，我深深地後悔沒有接受故友胡適之先生的忠告，才犯下錯誤。我愧對故友，也應該有向故友認錯的勇氣，更要拿出勇氣來糾正錯誤。」同時，蔣夢麟竟不怕難堪，把胡適1961年6月18日寫給他的那封長信公開發表。
　　
　　 面對沸沸揚揚的社會輿論，蔣夢麟十分坦然：「這是我個人的私事，我發現錯誤便應該改正，所謂『人作孽，不可赦 』，我願面對事實，接受不幸的後果。」解除婚約后，蔣夢麟又精神煥發，專心投入到石門水庫的建設中去。

附：胡適致蔣夢麟的長信部分：
　　
　　 ……這十天里，我聽到許多愛護你，關切你的朋友的話，我才知道你的續弦消息真已引起了滿城風雨……這些話大致是這樣：某女士(按：指徐賢樂)已開口向你要二十萬元，你只給了八萬：其中六萬是買訂婚戒指，兩萬是做衣裳。這是某女士自己告訴人的，她覺得很委屈，很不滿意。關心你幸福的朋友來向我說，要我出大力勸你 「懸崖勒馬」，忍痛犧牲已付出的大款，或可保全剩餘的一點積蓄，否則你的余年絕不會有精神上的快樂，也許還有很大的痛苦。……
　　
　　 昨今兩天（十七，十八）之中，我又聽到五六位真心關切你的人的報告。……這些朋友說：這位小姐在對待孟鄰先生的手法，完全是她從前對待前夫某將軍(按：指楊傑將軍)的手法，也是她在這十七八年對待許多男朋友的手法：在談婚姻之前，先要大款子，先要求全部財產管理權。孟鄰先生太忠厚了，太入迷了，決不是能夠應付她的人。將來孟鄰先生必至於一文不名，六親不上門；必至於日夜吵鬧，使孟鄰先生公事私事都不能辦！
　　
　　 她的前夫某將軍是何等厲害的人！他結婚只七個月之後，只好出絕大代價取得離婚！這些朋友說：適之先生八天之前不說話，是對不住老朋友，今天怕已太晚了。
　　
　　 我也知道太晚了，但我昨夜細想過，今天又細想過：我對我的五十年老友有最後忠告的責任。我是你和曾谷（按：陶曾谷，蔣夢麟的第二任夫人）的證婚人，是你一家大小的朋友，我不能不寫這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