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知道點

早在韓非以前，已經有許多社會改革家提出改革奴隸制度，實行封建制度，統一全國的要求。他們也提出了一些辦法。有些人認為要取消世襲舊貴族，改為封建制，國君要有三件法寶——法、術、勢。韓非繼承了這種說法，並且有了發展。
　　法是由國君頒布的法令條文，要求全國人人知道，共同遵守。這些公開的條文，定出什麼事應當做，做了有賞；什麼事不應當做，做了要受罰。這樣，全國人民有了共同的標準，事情就好辦，國君只要用賞罰，就可以支配全國人民了。這是古代封建統治者統治人民的一般的辦法。當然，這種法，不是約束國君的。法是按照國君的意志，為鎮壓人民的反抗而制定的。有了法，比如說，國君制定了作戰中殺死敵人的有賞、敗了逃回的受罰，那麼國君只要用這件法寶，就能驅使人民為他拚命打仗了。
　　什麼是術？術是國君為了支配他的大臣，運用種種手段，使大臣猜不透他的意圖，就不敢搗鬼。術是只有國君自己知道，不能公開暴露的。比如，國君不暴露他的喜怒、好惡，大臣猜不透他心裡在想什麼，就只好陪著小心，謹謹慎慎地聽國君的差遣。因為統治階級為了爭奪利益，經常鉤心鬥角，他們中間矛盾很多。國君防備大臣篡奪他的地位，大臣也要設法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甘心情願地為國君做事。所以韓非從國君的利益出發，叫國君對大臣隨時警惕，必須用術。
　　勢是權位、勢力。韓非認為推行法令，使用權術，沒有勢力是不行的。他曾說，孔子被認為聖人，可是孔子一輩子只有七十個學生追隨他。和孔子同時，統治魯國的魯哀公不過是個平常的國君，可是他掌握著魯國的政權，有權有勢，所以連孔子那樣的聖人也只好聽從他的支配。他還說，即使堯、舜那樣的國君，如果失去國君的地位，沒有國君的權勢，天下人誰肯聽他的？恐怕連三個人也管不了，更不必說管理天下了。
　　因此，韓非認為法、術、勢三者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國君必不可少的三件法寶。這三件法寶，運用起來要有機地結合。有法無術，難免大臣搗亂；有術無法，全國人不知道應走的方向，國家力量不能集中，不能使國家富強；有法、有術沒有勢，法和術都無法實現，無力推行。他這三件法寶，體現了當時統治者和被統治的人民之間，以及統治階級內部的深刻矛盾，更體現了專制集權的傾向。但是，這個時代正是從分散的、割據的國家走向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前夜，韓非這種主張還是符合當時的歷史要求的。

韓非說，比如判斷刀劍的利鈍，只看刀劍所用金屬原料的顏色，即使善鑄劍的專家也難於肯定它是不是合乎標準。試用鑄成的刀劍宰殺動物，那就隨便什麼人都能分辨出刀劍的鋒口快不快。再比如挑選好馬，只看馬的年齡、形狀，即使善相馬的內行人，也未必能夠完全判定馬的好壞。只要將馬駕上車跑一趟，那就隨便什麼人都能分別出馬的好壞了。再比如，大家都睡覺時，無法分辨誰是盲人；都在靜默不說話時，無法分別誰是啞巴。只要喊醒睡覺的，叫他們看各種顏色，提出問題使啞巴回答，那麼瞎子、啞巴就無法掩飾他們的缺陷了。韓非由此得出結論說，判斷一個人的言論和行動是否正確，不能光憑他本人自己說了就算，應該通過他言行的效果來作考驗。
　　什麼是正確和錯誤的標準呢？韓非認為適合新制度、合乎改革要求的是正確的；相反的就不正確。當時孔子一派的儒者認為他們的學說符合古代聖人堯舜的精神，因而他們的學說是正確的。墨子一派也認為他們的學說符合古代聖人堯舜的精神，因而他們的學說是正確的。韓非說，他們兩派學者都自以為自己說的是真正得到堯舜的精神，可是堯舜早已死了一千多年，人死了不能復活，誰能判斷他們的真假呢？因此，他說，盲目相信古人，不動腦筋，這就是傻子；不管是非真假，一味亂說，這就是騙子。這兩派的爭論，因為無法參驗，他們不是傻子，就是騙子。
　　韓非在這裡反對的是復古主義者提出早已死去的「聖人」作幌子，乘機宣揚他們回到堯舜時代的倒退的歷史觀。韓非認為，當前主要的任務是研究如何改革舊制度，建立新制度，其餘的復古主義的言論都是有害的。他用「參驗」的方法，去反駁那些開口堯舜、閉口堯舜的復古主義者反對改革的理由。他這種反駁是很有力的。

韓非在論證為什麼要進行社會政治制度的改革時，曾說過，一個人有五個兒子不算多，是平常的事。五個兒子又可以每人各生五個兒子。這樣，祖父還不曾死，就有了二十五個孫子。可是，人口增加得這樣快，物質財富卻沒有增加。和古代比較，古代人口少，生活資料容易取得。男人不必耕田，草木野果足夠充饑；婦女不必紡織，禽獸的皮毛足供穿著。古時的人民沒有爭奪，沒有戰爭；沒有刑法，害人作亂的人也很少。這主要在於古人生活比後來人過得寬裕。現在，人口多，財富少，所以經常引起爭奪，發生戰爭。如果不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就無法安定社會秩序。
　　韓非認為古代人謀生容易，認為有足夠的禽獸皮毛可以穿，有足夠的野生果實可以吃，這是不符合歷史情況的。古人的生產工具十分簡陋，靠體力和野獸搏鬥，打野獸並不是那麼容易，倒是比後來困難得多。韓非的那種揣測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人，首先是生產者，其次才是消費者，我們不能認為人口多了，對物質財富只有消耗的作用，不能增加生產。物質財富是隨著社會發展而增加的，生產力發展了，生活水平一般是要提高的。當古代社會，生產力十分低下，人口急劇增加，的確會給人民生活帶來困難。即使在近代，像第三世界的許多國家那樣，生產發展的速度落後於人口增長速度，也會給社會造成嚴重貧困。韓非的「人口論」可謂獨具卓識。但是韓非把人口增殖說成是造成貧困的惟一原因，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韓非的人口論，目的在於論證社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在於說明古代和後來的歷史情況不同；情況變了，自然制度也要隨著變。這種觀點是十分可貴的，因為它有發展的觀點。還有，他論證社會的發展，不是從宗教迷信的觀點出發。他不承認社會歷史的變革是由於上帝意志的安排，卻力圖擺脫宗教迷信的影響，從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方面說明引起社會變化的原因。這種見解也是十分可貴的。
　　同時，韓非是注意到「人口危機論」的第一人。還是在《五蠹》篇中，韓非認為父生子、子生孫、孫生重孫，會導致人口爆炸，危急人類資源。作為一個注重實際的哲人，他算的那筆人口賬，也許算不上科學（未考慮死亡率等因素），但在那樣的一個把人口多寡視為自己國力象徵之一的戰國年代，能夠跳出政治圈外，站在人類生存的角度看待這一問題，不能不佩服韓非在歷史進化論上的獨到之處。

即使在同一種角色和德行內，有時也會產生衝突。
　　《韓非子》中講了一個很有寓意的故事。有這樣一個僕人，他忠心耿耿地服侍著一位將軍。他的將軍希望得到什麼，他都會盡他的能力來幫助主人達到目的。將軍正在指揮一場生死攸關的戰爭。可這位將軍也是一個嗜酒如命的人，在夜晚來臨的時候，即使是指揮如此重要的一場戰爭，他也還要一醉方休。軍營里對飲酒是有嚴格規定的，所以要想找到酒可不容易。這位僕人出於對主人的忠心，他還是想方設法弄到了酒，結果將軍喝得酩酊大醉，半夜中敵方大隊人馬偷襲軍營，醉得像一灘爛泥的將軍怎麼也無法鎮定，最終死於亂軍之中。這個故事說明，僕人對將軍的忠有兩種：滿足將軍的嗜好是小忠，而幫助將軍完成他的任務卻是大忠；僕人只是一味盡忠，但卻不區分大忠與小忠，結果以小忠害了大忠。
　　類似的故事又發生在另一個僕人身上。一個女僕侍奉著主父和主母。主母是個紅杏出牆的風流女子，並謀划著用毒酒殺害她的丈夫。女僕發覺了這個陰謀，當主母讓他端著毒酒給回家的主父時，女僕心裡產生了激烈的鬥爭：如果把毒酒給了主父，那是對主父的不忠；如果揭穿主母的陰謀，主母的命運可想而知，也是對主母的不忠。到底該怎麼辦呢？女僕選擇了一個在她看來兩全其美的辦法：她假裝不小心摔倒，主母的陰謀隨著打碎的酒碗而破產，她力圖使這一切都像沒發生過一樣，從主父與主母的生活中悄悄地滑去。主母像往常一樣用鞭子責罰著女僕，女僕身上雖然遭受著痛苦，但是心中卻為自己所做的一切而由衷感到自豪。故事的記載到這裡就結束了，然而故事本身也許還會另有下文。女僕的智慧化解了角色和名分的衝突。

從前鄭武公想侵略胡國，把自己的女兒先嫁給胡國國君當妻子。他召集群臣問道：「我想用兵打仗，你們說說，哪個國家可以侵略？」大臣關其思回答：「胡國可以侵略」。鄭武公大怒：「胡國是我們的兄弟鄰國，你說去侵略它，是何居心？」於是，鄭武公殺了關其思。胡國國君聽說了這件事，以為鄭國真是自己的友邦，不加防備。
　　後來，鄭武公採取突然襲擊的方法，一舉吞滅了胡國。關其思只知鄭武公要侵略胡國，而不知鄭武公在侵略之前還要施放政治煙幕彈，他的進言是貿然的，自以為對準了鄭武公的心思，殊不知，鄭武公正等待他當煙幕彈的材料——政治犧牲品。鄭武公的這一層心思，關其思何曾知道！
　　韓非就是用這樣的事實來揭露國君的內心世界。他的揭露遠不止此，還揭露了國君反覆無常，愛憎不定，給臣民帶來災禍。
　　有個長得漂亮的小夥子叫彌子瑕，得寵於衛國國君。彌子瑕的母親突然生了病，身在宮中的彌子瑕得知消息后，急著想回家，竟假借國君的名義盜用了國君的馬車。事後，國君知道了，按說應當治罪，但國君一點不生氣，說道：「彌子瑕是個大孝子，為探望病中的母親竟忘記了自己是在做犯法的事情。」
　　又有一次，彌子瑕陪同國君去果園品嘗鮮桃，他採到一個特別甜的鮮桃。當他吃了一半的時候，忽然想起這個美味鮮桃應該獻給國君去享受。於是，他把吃剩下的半個鮮桃給了國君。這是不禮貌的，有損國君的尊嚴，可是，國君說道：「彌子瑕真疼愛我呀，有了好桃子也不願獨食。」彌子瑕的好景不長，後來當他色衰愛弛的時候，失寵了，國君突然拿他問罪，怒斥道：「你曾盜用過我的馬車，還把你吃剩下的桃子給我吃！」彌子瑕對國君的感情沒有變，國君對彌子瑕的感情卻變化了。在韓非的筆下，國君的面目是如何地可憎。
　　韓非子用許多事實說明國君的心思難察，向國君進言獻策的遊說之士必須多加小心，要不然，你講的話和獻的策就不合國君的心意，反給自己帶來危險，甚至是殺身之禍。
　　鑒於此種情況，韓非得出結論說：要說服國君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是難在你沒有道理可講，而是難在不易察知國君的心思。
　　在《說難》篇的結尾，韓非把國君的性格比作龍的性格。平時，龍的性情是溫順的，你可以騎在它的背上，也可以逗著它玩樂。但是，你千萬不可觸動它喉下的逆鱗，如果觸動了，龍就大怒不止，一口把你吃掉。國君的喉下也生長著逆鱗，同樣觸動不得，否則你會被吃掉。國君自己的不可告人的隱私和怕人揭露的劣跡。這些就是國君喉下的逆鱗。

在春秋時期，北方的大國晉國和南方的大國楚國發生了一次戰爭。戰爭前，晉國的兵少，楚國的兵多。晉文公就召見他的大臣咎犯，問他這一仗該怎麼打。咎犯說，人家兵多，我們兵少，要想打勝仗，只有欺騙敵人，迷惑他們，不能讓敵人知道我們的虛實。
　　晉文公又召見他的另一位大臣雍季，問他：「楚國兵多，我們兵少，這一仗怎麼打？」雍季說：「我們不能騙人。我們立國要以忠信為本，做事哪能不講忠信？」
　　結果晉文公用了咎犯所說欺騙敵人的辦法打敗了楚國。回來論功行賞，首先受賞的是雍季，其次才是咎犯。別人問晉文公這樣行賞是否公平。晉文公說，咎犯的方針是臨時性的變通辦法，雍季的方針是一個國家的萬世之利。
　　韓非就此事發表評論說，晉文公不懂得萬世之利和臨時性變通辦法之間相互為用的關係，把兩者對立起來，是不對的。
　　韓非又通過人們洗頭髮的事例來說明局部和全體的關係。古人男女都留著長頭髮，需要常常梳洗。他說，人們每一次洗頭髮，總不免落掉一些頭髮。但是為了保持全部頭髮的清潔，使頭髮不受損害，儘管每次洗頭髮要落掉一些，卻還是要常常洗頭髮。這才是正確對待局部和全體的態度。對一件事，一定要求它完全有利沒有一點點害處才去做，那就沒有可做了，因為這樣的事是沒有的。只要基本上有利，利多害少，這種事就應當做。他由此推論，改革舊制度、建立新制度，也不能設想新制度盡美盡善，一點缺點也沒有。只要新制度比舊制度好處多，就應當進行改革。韓非這種對待局部和全體的看法，在今天看來，還是很值得參考的。

公孫龍可以算是一位非常有趣的哲學家。他的一些哲學命題向人們在認識方面的常識挑戰，經他那麼一挑戰，本來習焉而不察的一些問題引起眾人的注視。比如說，「白色的馬是馬」，這個判斷為人們的常識所知，無須乎懷疑。然而，公孫龍懷疑了，提出了一個流傳千古的哲學命題——「白馬非馬」。
　　公孫龍說：「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青工也，故曰白馬非馬。」意思是說，「白」是指馬的顏色，「馬」是指馬的形體。「白」是用來稱呼馬的顏色的，不能稱呼馬的形體，因此，「白」與「馬」兩個概念合在一起所包含的意思就不是「馬」了（即不是抽象的「馬」的概念）。
　　公孫龍說，如果你到馬廄里去取馬，黑馬與黃馬都是你取的對象；如果你只取白馬，那麼，黃馬與黑馬就不是你取的對象。取馬的時候，黃馬和黑馬都來了，它們可以看成一樣，姑且說作有馬，而不可以說作白馬。可見，白馬不是馬的道理就很明白了。
　　公孫龍高於一般人的認識能力，他不滿足「白馬是馬」的這樣常識，它從這種常識的判斷里看出了一種矛盾的東西，既概念與判斷的矛盾。在公孫龍看來，「白馬」的概念是非常具體的，「馬」的概念是非常抽象的。然而，常識的判斷卻是非常矛盾的：「白馬是馬」。這等於說，具體的白馬是抽象的馬；因此，他要向常識挑戰了，大呼一聲：「白馬非馬！」如果把他的這個哲學命題詮釋一番，則應讀作：具體的馬不是抽象的馬！具體的事物不是抽象的事物！
　　由此可以看出，「白馬非馬」這個哲學命題的提出，標誌著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已經注意到了具體與抽象、個別與一般、特殊與普遍、個性與共性的關係問題。公孫龍首次提出這樣的問題，為哲學增添了新的範疇。

公孫龍有一篇談論石頭屬性的哲學論文《堅白論》。一塊堅硬而潔白的石頭，它是由石性、堅質、白色三個要素組成的，應該說「堅白石三」。公孫龍不承認這一點，說「堅」與「白」是互相分離的，任何時候，這塊石頭只有兩個要素，或者「石」與「堅」存在，或者「石」與「白」同在，不可能「石」與「堅」和「白」同時存在。所以，他否定「堅白石三」的說法，代之以「堅白石二」。
　　「堅白石二」這個怪問題如同「白馬非馬」那個哲學命題一樣，十分惹人注目。
　　為什麼一塊石頭的兩個屬性——「堅硬」的「白色」是互相分離的呢？為什麼不能同在呢？
　　他說，當你用眼睛看石頭的時候，看見了它的顏色，「白色」這一屬性表現出來了，但你看不出它的堅硬的屬性，即所謂：「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白。」
　　他說，當你用手摸石頭的時候，摸到了即感覺到了石頭的堅硬這種屬性，可是你怎麼也感覺不出石頭的顏色，即感覺不出石頭的白色這種屬性。
　　他說，你用眼看的時候，石頭的「堅硬」屬性自然藏起來了；你用手摸的時候，石頭的「白色」屬性自然也藏起來了。
　　看與摸的結果不同，石頭的屬性各自藏匿，這樣一來，堅硬與白色兩種屬性就分離開了，從而證明他自己的命題（「堅白石二」）的正確性。
　　事實上，石頭的三個要素是客觀存在的，「堅硬」與「白色」兩個屬性並不各自分離藏匿。在這裡，公孫龍的認識方法帶有主觀性，過分強調感知的作用，似乎他的眼睛感覺不出石頭的「堅硬」，而堅硬屬性的本身就不存在了，他的手感覺不出石頭的「白色」而白色屬性的本身就不存在了。
　　「一塊石頭既堅硬又潔白」，這是一個正確的複合判斷，採用了「既……又……」的表達方式，反映了石頭與兩種屬性之間的關係。人們的常識也知道，一個事物可以同時有幾種屬性，這些屬性並存於事物之中。公孫龍認為，一個事物只有一種屬性，不承認幾種屬性同時並存。

公孫龍是趙國平原君的賓客，孔穿是孔子的後代。有一回，公孫龍和孔穿在平原君家中相會。
　　孔穿對公孫龍說：「我住在魯國，在下側耳聽到先生的聲譽，仰慕先生的才智，欽佩先生的德行，早想前來受教，今天才得見面。但是我有一點不敢贊同於先生的，就是你那『白馬非馬』的學說。請你放棄這個說法，我就請求做你的弟子。」
　　公孫龍答道：「先生的話錯了。我之所以出名，只是由於『白馬非馬』的學說罷了。現在要我放棄它，就沒有什麼可以教的了。而且，想拜人家為師的人，總是因為智力和學術不如人家吧；現在你要我放棄自己的學說，這是先來教我而後才拜我為師，先來教我而後拜我為師，這是錯誤的。」
　　孔穿聽了公孫龍的話，面有愧色，坐立不安。停了一會，公孫龍又繼續說：「況且白馬非馬的說法，也是仲尼所贊同的。我聽說，當年楚王曾經張開繁弱弓，裝上亡歸箭，在雲夢的場圃打獵，把弓弄丟了。隨從的人請求去尋找，楚王卻說：『不用了。楚國人丟了弓，楚國人拾了去，又何必尋找呢？』仲導聽到了說：『楚王的仁義還沒有做到家，應該說人丟了弓，人拾了去就是了，何必要說楚國呢？』照這樣說，仲尼是把楚人和人區別開來的，何必要說楚國呢？』人們肯定仲尼那個把楚人和人區別開來的說法，卻否定我把白馬和馬區別開來的說法，這是錯誤的。先生遵奉儒家的學術，卻反對仲尼所贊同的觀點，想要跟我學習，又叫我放棄所要教的東西。這樣即使有一百個我這樣的人，也根本無法做你的老師呵！」孔穿被公孫龍反駁得無言可對。

姜子牙就是呂尚，東海海濱人。他的祖先曾經輔佐禹治理水土，因功封於呂，所以以呂為氏，而他的姓則是姜。中國古代的姓是母系氏族的產物，所以「姓」即「女生」，後來在一個姓中又以男性為主有了氏，到春秋戰國以後，氏越來越多，姓和氏逐漸合二為一，就是現在所說的姓氏。
　　呂尚因為在周初做過太師，尊稱「師尚父」，因而得名「呂尚」。因為《封神演義》的影響，我們還是喜歡稱他為姜子牙。
　　呂尚曾經非常窮困，年紀很大了，還常到渭水之濱垂釣。一天。文王將出外狩獵，占卜得到：「捕獲的不是龍、不是虎，也不是羆，而是獨霸天下的輔臣。」於是，文王西出狩獵，果然遇呂尚於小溪之上。倆人談論之後，文王大喜，說：「我的祖先曾經預言說：『將來會有聖人到達周邦，幫助周國振興。』難道說的就是您嗎？我的祖先太公盼望您已經很久了」。於是稱呂尚為「太公望」，立為周之國師。
　　不久，商紂王懷疑周文王欲圖謀商之天下。遂將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監獄里。於是呂尚、散宜生廣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寶，獻給紂王，贖出了文王。
　　文王歸國，便與呂尚暗地裡謀划如何傾覆商朝政權。為此，呂尚策劃出許多兵家謀略和新奇妙計，由於這個原因，後人言及兵家權謀都首推呂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稱鼻祖。
　　文王去世，武王即位。過了九年，開始發揚光大文王的事業。為了探察諸侯是否會集而東討商國，在軍隊出行時，國師呂尚左手拿著黃鉞，右手拿著白旄宣誓說：「各方諸侯，帶領你們的軍隊和你們的舟船，齊來彙集，逾期不到，將興師屠戮。」他率軍隊到達孟津時，來會集的諸侯竟然有八百之多，可見當時周國的威望之高。當時的諸侯國都很小，商朝國土中竟達1800多個。後來的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是在兼并混戰中形成的較大的諸侯國。
　　又過了兩年，商紂王殺了比干，囚禁了萁子。武王要伐紂王，但占卜結果卻不吉利，而且兵未出行，又遇到暴風雨。眾大臣都很恐懼，只有呂尚堅持出兵，他說那些占卜用的龜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麼吉凶。武王最終聽從了呂尚的意見，在牧野向軍隊訓話，之後開始攻打商紂王。在這場戰爭中，呂尚的戰略戰術和指揮都很得法。
　　在戰略指導上呂尚善於把握戰機，他選擇商軍主力遠征東夷，紂王在國都朝歌孤立無援、眾叛親離的有利時機領兵出戰。周軍甲兵四萬五千人，加上其他諸侯國軍隊，在朝歌南面七十里的牧野（今河南萁縣西南）和商軍展開激戰。戰略時機的正確選擇是周軍最後取勝的重要前提。
　　在戰術運用方面，呂尚攻心為上，他親自率領百名精銳衝擊商軍陣腳。因為打前陣的是奴隸，呂尚初戰告捷之後，武王便率主力跟進圍殲，加上商軍中奴隸兵的倒戈，周軍很快大獲全勝，商朝被滅。
　　周朝建國之後，將呂尚封於齊，都城營丘（今日臨淄）。呂尚東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對他說：「我聽說過時機難得而易於失去，作為一個客人，安於路邊旅店中的享樂，恐怕不像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樣子。」太公聽了，夜裡穿起衣服馬上前行，天亮時到達營丘，正好遇到萊國的人來與他爭奪營丘。
　　呂尚在齊國政局穩定后，又開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順應當地的習俗，簡便周朝的繁文縟節。大力發展商業，讓百姓享受魚鹽之利。於是天下人來齊國的很多，齊國成為當時的富國之一。在周成王時，管叔、蔡叔作亂，淮河流域的少數民族也趁機叛亂，周王下令給呂尚說：「東到大海，西到黃河，南到穆嶺，北到無棣，無論是侯王還是伯男，若不服從，你都有權力征服他們。」從此，齊國成為大國，疆域日益廣闊。
　　太公呂尚活了一百多歲而卒，但葬地不詳。

孫武也就是孫子，生於約公元前535年，字長卿，後人又尊稱孫武子，齊國樂安（今山東惠民）人。曾祖、祖父都是齊國名將。受家庭的影響，孫武從小就喜歡兵法，盼望能有用武之地。但齊國的紛爭和內亂使孫武18歲時便離開齊國，到了吳國。
　　到吳國之初孫武先在吳都（今江蘇蘇州）郊外隱居著書，等待時機。公元前515年，吳王闔閭即位后遍求人才，想成就霸業。大臣伍子胥便將孫武推薦給了吳王，孫武將寫成的兵法13篇獻給吳王。吳王看后讚嘆不已，他要孫武實際演練一下看看效果。為了考驗孫武的才幹，吳王沒有給孫武士兵，而是交給他180名宮女讓他操練。
　　孫武毫不在意，他將宮女分為兩隊，讓吳王最寵愛的兩位美姬做隊長，帶領宮女聽令操練。孫武向宮女們講完操練口令之後，便命人擂鼓操練。但宮女們根本不聽他的口令，只覺得好玩兒，大笑不止，隊形也變得大亂。孫武立刻下令將兩名美姬隊長斬首，以肅軍紀。吳王嚇得趕忙派人傳令給孫武：「寡人巳知道將軍善於用兵了。沒有這兩個美姬，寡人吃飯都不香了，請赦免了她們吧。」
　　孫武卻以「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為由斬殺了吳王的兩名美姬，然後又任命兩人做隊長，繼續操練。這次很快將宮女們訓練得進退有序，陣形嚴整。吳王雖然失去了兩名愛姬，但最後還是拜孫武為將軍，因為他知道孫武是幫助自己成就霸業的難得的將才。
　　孫武之所以在古今中外享有盛譽，最根本的原因並不在於他指揮的具體戰役。而在於他為後世奉獻了一部具有歷史意義的兵經《孫子兵法》。此書是對上古以來，特別是春秋時期頻繁、激烈、多樣的戰爭經驗的總結和升華，是對已有的兵學理論成果的繼承和發展，是春秋時期先進的社會思想交合的產物，是尚武崇智的齊文化孕育的奇葩，同時也是孫武個人天才和勤奮的結晶。當今，《孫子兵法》不但已成為許多國家的軍事指揮員們在戰場上角逐勝負的武器，而且已登上了一些國家的最高「殿堂」，成為他們戰略決策的理論依據之一；其在非軍事領域也被廣泛應用，其中智慧，真可謂是「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孫臏是孫武的後世子孫，曾和魏國將軍龐涓一起學習兵法。龐涓深感自己的本領不如孫臏，怕他超過自己，就派人將他召到魏國，施以臏刑，即將他的膝蓋骨剔掉，使他因此致殘。想讓他從此隱居，不再出外活動。
　　一次，齊國派使臣到達魏國，孫臏以刑徒的模樣暗地裡會見了使臣。齊國使臣認為他是個奇才，便偷偷地將他運回齊國。齊國將領田忌以賓客的高等禮遇待他。田忌常與齊國的諸位王公子弟賽馬賭勝，且賭金甚高。孫臏對田忌說：「將軍這次押上重金，我能讓將軍得勝。」田忌非常信任他，便押上千金，等到開賽前，孫臏說：「您用自己的下等馬和齊威王的上等馬賽，用自己的上等馬和他的中等馬賽，用自己的中等馬和他的下等馬賽。」結果一負兩勝，贏了齊威王一大筆錢。以往比賽，田忌都輸給了齊威王，這次齊威王對田忌突然贏了自己感到奇怪，就問他用的是什麼辦法。田忌藉機將孫臏推薦給齊威王。齊威王向孫臏詢問兵法，發現他果然是一位奇才，就拜他為軍師。
　　公元前353年，魏國派龐涓率兵圍攻趙國的都城邯鄲（今屬河北），趙國向齊國求救。齊於是派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去援救趙國。田忌的意見是率軍直趨邯鄲，孫臏卻說：「欲使雜亂的結子解開的人不會去生拉硬拽；欲勸阻別人打架的人不會去參與搏擊。避開其強勢，直接攻擊其空虛部位，利用形勢迫使他們不得不停止，自然解決了。現在魏國和趙國互相攻打，精銳部隊必然都在外面戰鬥，而留在家裡的都是些老弱殘兵。將軍不如率領軍隊直接攻打魏國首都大梁，魏國必然撤軍自救。這樣我們便一舉解了趙國的圍而且也坐享魏國疲憊之師的利益。」田忌聽從了他的建議，魏國果然撤軍邯鄲，回來救大梁。齊軍在龐涓回師必經之地桂陵（今河南長垣西北）伏兵截擊。田忌聽從了他的意見，結果將魏軍打得大敗。「圍魏救趙」變攻堅為擊虛，變被動趨戰為以逸待勞，變擊敵有備為出其不意，比直趨邯鄲參戰確實高明得多。

《吳子》是一部與《孫子兵法》齊名的古代著名兵書，據說是戰國時著名兵家吳起所作。
　　吳起，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381年，衛國左氏邑（現在山東曹縣）人，是戰國時期著名的軍事家、法家。他最初在魯國做將軍，后又到魏國，戰功卓著，魏文侯任命為西河守。他在河西共23年，進行了系統改革，軍事力量也很強盛，與諸侯共有大小76次戰爭，其中64次全勝，對魏國的強盛做出了貢獻。
　　魏文侯死後，吳起在魏國受到排擠，只好去了楚國。楚悼王重用他為令尹，即宰相。吳起在楚國主持變法，推行法治，廢除了世襲的貴族制度。他同時整頓武備，四處征伐，使楚國也成為當時的強國之一。
　　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暴亡，舊奴隸貴族發動叛亂，吳起躲到宮中，伏在楚悼王的遺體上，以為這樣就可以免一死，因為按照當時楚國的法律規定，有敢施兵器於王身的要誅滅家族。這些對吳起恨之入骨的奴隸主貴族為了殺吳起，命令士兵放箭射死了吳起，然後又殘忍地將他的屍首五馬分屍，這在信仰鬼神思想的古代，是極其殘忍的刑罰之一。後來，因為有的箭射到楚悼王身上這件事，被牽連處死的家族有很多。
　　《吳子》是吳起在前人基礎上，結合當時的實踐經驗總結而成的。《漢書·藝文志》收錄有四十八篇之多，但後來基本都散失了，現在的《吳子》只有「圖國」、「料敵」、「治兵」、「論將」、「應變」、「勵士」六篇，應該是吳起在魏國時所寫。
　　在書中，吳起對於戰爭的性質做了有益的探索，他指出，戰爭的起因有五種，即爭名、爭利、積惡、內亂、困飢。進而將戰爭區分為五種不同的性質：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
　　在戰略戰術方面，吳起強調戰備，選擇有利的戰機，同時要隨機應變，積極地利用地形。對於政治對軍事的作用，吳起也很重視，強調將兩者結合使用，這樣就能使國家和軍隊內外團結，爭取戰爭的勝利。
　　對於作戰的主體軍隊，吳起強調兵要精幹，要嚴格練兵，他認為精兵三千就可以具有「內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的巨大能量。同時，賞罰嚴明也要做到，將帥愛兵，這樣的軍隊戰鬥力才能強。吳起就是率領著自己練出來的精兵，用五萬人，和戰車五百乘，騎兵三千，最終打敗了秦的五十萬軍隊。

楚莊王的孫子楚平王即位之後，楚國漸漸衰落了。公元前522年，楚平王要把原來的太子建廢掉。這時候，太子建和他的老師伍奢正在城父（在河南襄城西）鎮守。楚平王怕伍奢不同意，先把伍奢叫來，誣說太子建正在謀反。
　　伍奢說什麼也不承認，立刻被關進監獄。
　　楚平王一面派人去殺太子建，一面又逼伍奢寫信給他的兩個兒子伍尚和伍子胥，叫他們回來，以便一起除掉。大兒子伍尚回到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就跟父親伍奢一起，被楚平王殺害。太子建事先聽到風聲，帶著兒子公子勝逃到宋國去了。
　　伍奢的另一個兒子伍子胥，也從楚國逃出來，他趕到宋國，找到了太子建。不巧宋國發生內亂，伍子胥又帶著太子建、公子勝逃到鄭國，想請鄭國幫他們報仇。可是鄭國國君鄭定公沒有同意。
　　太子建報仇心切，竟勾結鄭國的一些大臣想奪鄭定公的權，被鄭定公殺了。伍子胥只好帶著公子勝逃出鄭國，投奔吳國（都城在今江蘇蘇州）。
　　楚平王早就下令懸賞捉拿伍子胥，還叫人畫了伍子胥的像，掛在楚國各地的城門口，囑咐各地官吏盤查。
　　伍子胥帶著公子勝逃出鄭國后，白天躲藏，晚上趕路，來到吳楚兩國交界的昭關（在今安徽含山縣北）。關上的官吏盤查得很緊。傳說伍子胥一連幾夜愁得睡不著覺，連頭髮也愁白了。幸虧他們遇到了一個好心人，叫東皋公，東皋公同情伍子胥，把他接到自己家裡。東皋公有個朋友，模樣有點像伍子胥。東皋公讓他冒充伍子胥過關。守關的逮住了這個假伍子胥，而那個真伍子胥因為頭髮全白，面貌變了，守關的認不出來，就被他混出關去。
　　伍子胥出了昭關，害怕後面有追兵，急忙往前跑。前面有一條大江攔住去路。伍子胥正在著急，江上有個打魚的老頭兒划著一隻小船過來，把伍子胥渡過了江。
　　過了大江，伍子胥感激萬分，摘下身上的寶劍，交給老漁人，說：「這把寶劍是楚王賜給我祖父的，值100兩金子。現在送給你，好歹表表我的心意。」
　　老漁人說：「楚王為了追捕你，出了5萬石糧食的賞金，還答應封告發人大夫爵位。我不貪圖這個賞金、爵位，難道會要你這寶劍嗎？」
　　伍子胥連忙向老漁人賠禮，收了寶劍，辭別老漁人走了。
　　伍子胥到了吳國，吳國的公子光正想奪取王位。在伍子胥幫助下，公子光殺了吳王僚，自立為王。這就是吳王闔閭。
　　吳王闔閭即位之後，封伍子胥為大夫，幫助他處理國家大事。
　　公元前506年，吳王闔閭拜孫武為大將，伍子胥為副將，親自率領大軍，向楚國進攻；他們連戰連勝，把楚國的軍隊打得一敗塗地，一直打到郢都。

孫武死後，大約經過百餘年，他的後人孫臏繼承了他的事業。孫臏與商鞅、孟軻同時代，約生於公元前380年，死於公元前320年，齊國阿（山東陽谷東北）人。
　　據記載，孫臏與龐涓是同學，「偶學兵學」。學成兵法以後，龐涓到了魏國，得到重用，成了魏惠王的將軍。龐涓是個嫉妒心強的人，「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便假心假意地與孫臏敘舊，把孫臏請到魏國去。當孫臏到了魏國之後，龐涓「恐其賢於己」，迫不及待地把孫臏的兩個膝蓋骨挖掉，並在臉上刺字，即所謂「以法刑斷其兩足以黥之」。
　　司馬遷說：「孫子臏足，兵法修列」。這是說他在受刑之後大志不衰，發憤著書，寫出了傳世的《孫臏兵法》。這部兵書繼承和發展了《孫武兵法》，共89篇。可惜，大部分佚亡了，現在只剩下30篇，一萬一千餘字，這是根據1972年在山東臨沂漢墓中發現的殘簡而整理出來的。
　　為了防備龐涓繼續加害於己，孫臏佯狂賣傻，后遇齊國使者而得救。使者悄悄地用車把他從魏國大梁（開封市）載到齊國，受到齊國田忌將軍的善遇。
　　「田忌賽馬」表現出了孫臏的才智，田忌便把他推薦給齊威王。孫臏長於用計，有一次，魏國派大軍進攻趙國，趙國首都邯鄲危在旦夕，求救於齊國。齊威王想以孫臏為將軍，而孫臏辭謝不受，他說：「我是刑餘之人，當將軍不合適。」齊威王改變了一下主意，以田忌為將軍，以孫臏為軍師，「居輜國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想直接把齊國軍隊開到趙國去救援，孫臏認為這不是救趙的良策，應該把軍隊直接開到魏國的大梁去，因為魏國的「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田忌用了孫臏的計策，齊軍長驅直入魏國，如入無人之境。這時，魏國立即從趙國退兵，回頭來對付齊軍，在歸途中大戰於桂陵，魏軍大敗。由於用了孫臏的計謀，齊國沒有一兵一卒進入趙國領土，而趙轉危為安。自此以後，歷代軍事家都懂得了「圍魏救趙」的妙計，並加以應用。
　　魏國在桂陵吃敗仗是在公元前353年；十年之後，即公元前343年，趙國與魏國聯合起來侵伐韓國，弱小的韓國向齊國告急。齊國的田忌率軍直奔魏國都城大梁，嚇得魏國的龐涓將軍「去韓而歸」。在退兵之時，孫臏向田忌獻計說：魏國的軍隊是一支驕兵，輕視齊軍，現在要利用這支驕兵的弱點，助長他們的驕傲情緒，來個行軍減灶的迷魂陣。在魏國的土地上，齊軍頭天「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田忌言聽計從，三日之內邊行軍邊減灶。魏將龐涓尾追著齊軍，見齊軍天天減灶，大喜不已，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他說道：「哈哈！我早就知道了齊軍怯弱，跑到我魏國來不過三天，他們的士兵就逃亡了一大半。」於是龐涓便帶著一支精兵日夜兼程地追趕齊軍。聰明的孫臏料定龐涓會來個孤軍深入，並算定他到天黑的時候追到馬陵這個地方。馬陵道路狹窄，路旁多險隘，是設伏兵的好地方。孫臏叫人在路旁的一棵大樹上砍下一層樹皮，在樹上寫著：「龐涓死於此樹之下」。龐涓果然在天黑的時候趕到大樹下，當他用火光照亮看樹上大字的時候，「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自刎時他含恨說道：「我就這樣死了吧，讓孫臏那小子成名去！」齊軍乘勝追擊，大敗魏軍，魏國太子（申）也成了俘虜。司馬遷說：「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戰國中後期，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國力日益強盛，不再甘心居於一隅之地，遂把侵略的矛頭指向東方；馬陵戰後，齊國代替魏國成了中原地區的霸主。這樣，秦、齊都以向中原地區擴張作為自己的主要發展方向，已有的混戰局面更為錯綜複雜。處在東西二強夾擊下的韓、趙、魏三國為了圖謀自存，聯合起來並且北連燕、南接楚，東抗齊或西抗秦，被稱為「合縱」，也就是「合眾弱以攻一強」；如果弱國被齊國或秦國拉攏聯合，進攻其他弱國，就被稱為「連橫」，就是「事一強以攻眾弱」。到戰國晚期，樂毅破齊，齊國一蹶不振；長平之戰，趙國嚴重削弱，秦國取得了對東方六國的絕對優勢，合縱連橫政策也就包含了新的含義：即東方六國并力抗秦，稱為合縱；秦聯合東方某一弱國對付其他弱國稱為連橫。於是，一批對當時的國家間的政治形勢非常嫻熟，善於辭令和權術，從中獲取功名利祿的說客應時而生，史書上稱他們為「縱橫家」。
　　縱橫家雖然主要出於政治目的進行活動，但是在他們言談和事迹中，透露出明顯的哲學方法論，尤其是辯論中的邏輯思維。

有一次，楚靈王接見了晏嬰。楚靈王一見到晏嬰，馬上問：「齊國是不是很缺乏人才？為什麼派你這樣一個矮子來出使楚國？」「大王，齊國人多著呢。國都臨淄人口百萬，每人呼一口氣，可以呼氣為雲，每人淌一滴汗，可以揮汗如雨。行人來往川流不息，摩肩接踵，又怎麼能沒有人才？只是我國有一個規矩，賢明之人出使賢國，不肖之人出使不肖之國，大人出使大國，小人出使小國；而今我無才無德又最不肖，只好來楚國為使，希望大王原諒。」
　　楚王一時無言以對，正好一對武士押一名犯人從殿前經過。
　　楚王問道：「這個人是哪一國人？所犯何罪？」
　　「齊國人，犯的是盜竊罪。」
　　「晏相國，齊國人有偷東西的毛病嗎？」晏嬰知道楚王是以此來取笑自己，報剛才之辱，於是從容不迫地回答說：「小臣我聽說：桔子種在淮水以南稱為桔子，甜美無比，而將其移至淮水以北，則變成了枳樹，枳樹之果，小而酸澀，苦不可食。之所以會有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情況，實在是土地的緣故。現在這個齊國人出生在齊國，並非盜賊，而是一個良民，可是為什麼來到楚國，卻變成了盜賊呢？這是楚國使他發生了這種變化，齊人之於楚國正如桔子之於淮北，這於齊國又有什麼關係呢？」
　　楚王默然，良久，嘆道：「寡人本來打算讓您在今日受辱，哪裡想到竟被您嘲笑了，這是寡人的過錯，見諒寡人吧！」於是楚王善待晏嬰，晏嬰也圓滿完成了使命，回到齊國。晏嬰面對著因國強而盛氣凌人的楚王，毅然予以反擊，他昂然不屈，除了維護個人的名聲，最終目標還是在保持齊國的聲威。

晏嬰不但在迎接外國使節的時候做到了堂堂正正，而且在出使外國之時，每次也能態度決然，隨機應變，不辱使命。
　　春秋末期，諸侯均畏懼楚國的強大，小國前往朝拜，大國不敢不與之結盟，楚國簡直成了諸侯國中的霸主。齊相國晏嬰，奉齊景公之命出使楚國。楚靈王聽說齊使為相國晏嬰后，對左右說：「晏平仲身高不足五尺，但是卻以賢名聞於諸侯，寡人以為楚強齊弱，應該好好羞辱齊國一番，以揚楚國之威，如何？」太宰一旁言道：「晏平仲善於應對問答，一件事不足以使其受辱，必須如此這般方可。」楚王大悅，依計而行。
　　晏嬰身著朝衣，乘車來到了楚國都城東門，見城門未開，便命人喚門，守門人早已得了太宰的吩咐，指著旁邊的小門說：「相國還是從這狗洞中進出吧！這洞口寬敞有餘，足夠您出入，又何必費事打開城門從門而入呢？」晏嬰聽罷，笑了一笑，言道：「這可是狗進出的門，又不是人進出的門，出使狗國的人從狗門出入，出使人國的人從人門出入，我不知道自己是來到了人國呢，還是狗國呢？我想楚國不會是一個狗國吧！」守門之人將晏嬰的話傳給了楚靈王，楚靈王聽罷，沉思了一會兒，才無可奈何地吩咐打開城門，讓晏嬰堂堂正正地進入了楚都。
　　晏嬰，宇平仲，山東高密人，齊國上大夫晏弱之子。齊靈公二十六年（前556年）晏弱病死，晏嬰繼任為上大夫。歷任齊靈公、庄公、景公三朝，是春秋後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司馬遷將其比為管仲，推崇備至，用「不辱使命，雄辯四方」八個字來形容他的外交活動。

鄒衍，戰國時期齊國人，是陰陽家的主要代表。據說做過燕昭王師，死於長平之戰以後。他的著作有十餘萬言，可惜都已亡失。鄒衍的方法是「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也就是說，從小處出發，推知更為寬廣的事情。他的興趣似乎集中在地理和歷史方面。
　　鄒衍的學說，現在所留傳的有「大九州說」和「五德終始說」。
　　鄒衍以前的學者想像全世界是一塊大陸，四圍是海，海盡處與天相接；當時的中國（包括七雄和若干小國）幾乎就是這大陸的全部；相傳這大陸曾經被夏禹劃分為九州。鄒衍卻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各）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不能相通。……乃有大瀛海環其（大九州）外，天地之際也」。這便是「大九州之說」。
　　鄒衍以前又有一種流行的思想，叫做五行說。五行說的出發點是認為萬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原素構成，叫做五行。世間事物大抵可以湊成五項一組，和五行相配，如五色、五音、五味、五方等等。遇著不夠五項的事物便割裂足數，例如在四季里分出季夏湊夠五時。各組中的任何一項和五行中與它相當的某項之間，有一種神秘的關係。例如五時中的春季和五色中的青同是和五行中的木相配的，所以帝王在春季要穿青色的衣服才吉利，這是五行的迷信的基本方式。
　　當時的儒者又以為一年之中五行的勢力輪流當盛。在某行當盛時，帝王除了需穿顏色與它相配的衣服外還有許多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項。例如仲春應當行慶施惠，禁止伐木覆巢，不應當出兵。凡帝王在一年各時中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項曾被列成時間表，叫做「月令」。鄒衍更把「月令」的思想推廣，以為自從「天地剖判」以來的歷史也是給五行的勢力，即所謂「五德」輪流地支配著。在某德輪值的時代須有某種特殊的服色，某種特殊的制度（關於正朔、數度和禮樂的制度）和某種特殊的政治精神，和它相配。例如周屬火德，故色尚赤。某德既衰，繼興的一德，必定是與前相剋的；例如水克火，故水德繼火德。兩德交替的時間，照例有些和新德相應的符瑞出現，符瑞所在，便是新時代的主人的所在。例如周文王時，有赤烏銜著丹書，落在周社。
　　到鄒衍時代，社會的分割動亂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百姓都盼望統一。鄒衍的五德說正好給即將興起的新朝製造符命。這就是鄒衍的歷史哲學。

管仲，生活在春秋中葉，齊國穎上（今安徽省穎上縣）人。名夷吾，字仲，謚號敬，也稱敬仲。他是輔佐齊桓公建立霸業的名相，是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哲學家。
　　管仲青年時曾與好友鮑叔牙一同經商。後來鮑叔牙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到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被囚而歸齊。鮑叔牙向齊桓公推薦管仲，公元前685年被齊桓公任為相，執行四十年，使齊桓公完成霸業。「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管仲所處的時代，人們認為「天」主宰著一切。他卻把「天」看成是「自然之天」。「天」只是日夜的更替，沒有什麼「神」在支配。他認為「水旱」、「饑饉」、「禍亂」等，並不是什麼「天」對人們的一種懲罰，而是由於自然氣候不好，由於「人道不順」的結果。
　　管仲主張選舉賢能，賞罰分明。他在齊國的舉賢制度中規定每年實行「三選」（即鄉長所選，官長所選，公所訾相）。鄉長所屬中如果有賢德之人不報告，就是犯了「蔽賢」之罪。管仲自己帶頭執行尚賢政策，親自推薦放牛出身的寧戚為大司田，成為齊桓公富國強兵的得力助手。
　　管仲十分重視發展農業生產，提倡「農戰」。他認為，管理國家必須先從經濟入手，只有倉庫里裝滿了糧食，才能談得上道德。他主張按土地好壞分等徵稅，適當徵發力役，禁止掠奪家畜。同時他還主張發展官營煮鹽冶鐵，製造農具，鑄造錢幣，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還通過商人的經商活動，擴大交流，通貨積財。
　　管仲為幫助齊桓公建立霸業，還對軍制進行了改革，在國都的十五個士鄉中，實行軍政合一的編製，寓兵於民；把居民組織與軍事組織統一起來，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五鄉為軍，國有三軍。齊桓公親率一軍，高子、國子二上卿各率一軍，編製好之後，不準自由遷徙。這樣，居民們平時一起勞動，彼此熟悉，打仗時可以互相幫助，緊密配合，同時，還對國都以外無權當兵的奴隸居住區的居民進行了類似的編製，從而改革了西周以來的舊軍制，使齊國有了一支平時能生產，戰時能打仗的強大軍隊。
　　齊國經過管仲五年的內部整理，於公元前618年時，已兵精糧足，成為中原各諸侯中的一個強國。於是他們打起了「尊王攘夷」的旗號，「挾天子之命以令諸侯」，開始了兼并諸侯、統一中國的霸業。他們尊周室，救邢部，南伐楚，北斬孤竹、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賜胙，為春秋五霸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