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818民國那些大文人

據說，劉文典見蔣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壯語：「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1928年的一天，蔣介石到安徽大學看望莘莘學子，藉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當時，劉文典任安徽大學校長，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劉文典安排學生夾道歡迎「北伐名將」蔣主席。看完通知，劉文典漫不經心地將通知扔在痰盂里，繼續打他的麻將去了，還幽了一默：「我手中『將』這麼多，還稀罕他那個『將』?」
　　 當蔣介石來到安大那天，預料中的彩旗飄揚、口號震天的場面並沒有出現——連學生都沒碰到幾個，碰到的也一臉茫然，根本不知是何方神聖駕到。蔣介石心中很不高興，可還是強撐著冷冷清清地「視察」完安大。
　　 第二天，蔣介石馬上召開省政府擴大會議，劉文典當然在出席會議之列。開會時間已過，這位校長大人才姍姍而來，還出人意料地穿著長袍馬褂。
　　 蔣介石一看氣不打一處來，拍案大罵：「劉文典，你看看自己像個什麼東西?簡直一個封建遺老!」劉文典反唇相譏：「蔣介石，你看看你是個什麼東西?純粹一個封建軍閥!」
　　
　　 劉文典在安徽大學任校長，學校發生學生風潮。此時，蔣介石以國民政府首腦的身份來到安慶，召見劉文典。去見蔣介石時，劉文典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 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座，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么？劉文典針鋒相對，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引起蔣的不滿。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嚴懲罷課學生。劉當面頂了回去，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並給他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把他關進了監獄。
　　
　　 這場爭論還有幾個版本，一說當時劉文典躬身將腦殼撞向蔣介石，一旁侍衛急忙擋住；還有一說是劉文典在蔣介石打其耳光后一腳飛踹向蔣介石的肚子。
　　
　　　　此事在全國的教育界、學術界引起了極大震動。安慶的學生舉行示威遊行，要求「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一個月後，經陳立夫從中斡旋，蔡元培等人力保，蔣介石以「即日離皖」為條件，釋放了劉文典。關於此事，魯迅先生曾以「佩韋」為筆名在「左聯」通俗刊物《十字街頭》發表《知難行難》一文。文中提到：「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他的老師章太炎聽說此事後，在病中特意作對聯相贈：「養生未羨嵇中散， 疾惡真推彌正平。」章太炎把他比作敢於頂撞權貴的「禰衡」，對他的氣節甚為讚賞。
　　
　　 三年後魯迅先生以佩韋為筆名，作《知難行難》（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頭》第一期），文中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魯迅在評述劉文典的同時，還幽了胡適一默：「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實際上，胡適事後曾撰文，對黨國政治的專橫做過抨擊：「又如安徽大學的一個校長，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
　　
　　 劉文典在「國民代表打國民」那天晚上給胡適的信中說：「典這兩天眼看人類十分墮落，心裡萬分難受，悲憤極了，坐在家裡發獃，簡直揀不出一句話來罵那班『總』字型大小和『議』字型大小的禽獸。」
　　
　　 1931年粵系軍閥陳濟棠（反蔣派）知道劉文典反蔣，曾多次函請劉赴粵共事，並匯來重金相聘。劉決然婉謝，將巨款退回，嘆曰：「正當日寇侵華，山河破碎，國難深重之時，理應團結抗日，怎能置大敵當前而不顧，搞什麼軍閥混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逸事
　　
　　　　劉文典在清華大學任教時，需要查閱某種佛經。他聽說北京西山香山寺藏有此佛經，就前去閱看。 該寺有嚴格規定，非佛教人士，不準借閱藏書。允許借閱者必須在寺內念經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書頁，必須用寺院特製的篾子翻閱，違者受罰。該寺管理藏書的老和尚與劉文典略有認識，知道他是著名學者，特准他借閱，佛堂內也不派僧人專門看守。閱前，老和尚向他詳細介紹了閱讀規則，他當即承諾，嚴守規約。 老和尚去后，劉文典靜坐讀經。看了一會兒，他因路途勞頓，有些疲倦，見室內有一空床，便趁機持書卧床閱讀。不料，他看著看著，就睡著了。不知過了多久，正在睡夢中的他忽然聽到罵聲，頭面受到扑打。他睜眼一看，老和尚邊打邊斥責說：「你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原來，他睡著之後，手一松，身子一歪，手中的佛經也就隨之掉落。老和尚本來想與他談論佛學，進來一看這情景，頓時火冒三丈，拿起掃帚就打過來。
　　 此舉有如當頭棒喝，劉文典頓時清醒。他一面苦苦求饒，一面在佛堂內抱頭鼠竄。老和尚見他甘心挨打，並沒有教授架子，怒容一變，「撲哧」一聲笑了。不打不成交，劉文典和老和尚成了好朋友。老和尚到清華大學拜訪，他還專門設素齋招待。劉後來回憶此事說「我的腦袋雖然不太高貴，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這次挨打應該，君子不可失諾！」
　　
　　 1938年下半年，劉文典一家歷盡艱辛來到昆明。此行是海陸兼程，走走停停，取道天津、香港，居然轉了半個中國，財產和圖書資料喪失殆盡，劉文典見到梅貽琦時戲言「只剩這一身衣裳了！」隨後，劉文典入教西南聯大。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一日，劉跑警報時，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
　　
　　 劉文典一意鑽研古典文學，很瞧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日，有人偶爾問及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說：「我沒有聽說過他，我沒有聽說過他。」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經常為學問之事登門請教。但有一段時間陶因課務繁忙，沒有去看望恩師，心存愧疚。后專門抽出時間拜望恩師。不料，兩人甫一見面，劉就劈頭大罵陶，罵其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旁風」，等等。陶一時莫名其妙。他雖一向尊重恩師，但劉文典如此辱罵。他也忍無可忍，正要怒目反擊時，忽見劉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著聲音說：「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么？」劉的口氣又由硬變軟，從憤怒之聲到可憐之語。陶光聽到老師把自己當成「吹牛的本錢」，很受感動，於是該怒為笑，向恩師倒茶賠罪。自此以後，兩人的師生情誼更見深篤。
　　
　　 在西南聯大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師傳》的書頁中，發現空白處滿是劉文典的批註，注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津津有味，又發現有一張是老師用毛筆畫的老鼠，很是不明白，便請教劉文典。劉文典說那是他在鄉下點香油燈看書時，一天深夜見有隻老鼠爬到燈盤上，明目張膽地吃燈芯上滴在燈盤上的油。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覺得老鼠也是在討生活，和他讀書的是為討生活是一樣的，就不必相殘了，於是只是用毛筆畫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中而已。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一九四六年，時正值日機轟炸昆明，西南聯大的教授們為躲飛機而藏身一處防空洞。空襲警報拉響后，沈從文與劉文典正好擠在小山防空洞的一側。兩人都是中文系的教授，劉文典教授正是七十歲，而沈從文則只有三十歲，是最年輕教授。在日機未到昆明上空的時候，劉文典與沈從文聊天，他對沈從文說：講莊子，廣州中山大學的陳寅恪是泰斗，他值三百元大洋，我劉文典不及陳，值一百六十元大洋。沈從文，我看你的所謂的現代文學，最多值八元大洋，這還是我抬舉你。講中國現代文學，魯迅可以值六十元。說真話，你沈從文根本不配當大學老師，只是胡適之洋博士抬舉你，吹捧你，你才在那上海公學當上教師。你那些所謂小說，連小學生都比你強，小學生也不會寫出你那鄉下人男男女女的傷風敗俗的故事。對面的沈從文一言不答，只是自言自語道：「聽，飛機聲！」沈從文這麼一說，劉文典便不再講話了，他把頭埋在一年輕女教師的懷裡，那女教師很端莊，很愛護這位她的導師，索興用手把懷裡的劉老教授護住。而沈從文卻不屑一顧，他抬頭看著洞頂，這時洞頂掉下來的砂土直往眾人頭上撒落，劉文典也驚慌地從那女教師懷裡伸出頭來看著洞頂…… （註：在二三十年代，劉文典在北大的名冊上已名列第五，僅在辜鳴銘之後。現在北大紅樓內的校史展覽室中，還陳列當日教職員工的工資表原件。劉文典那時的月薪是一百六十元大洋，蔡元培校長的月薪第一，為三百元大洋。魯迅不過是六十元的講師月薪。胡適這位洋博士也只有一百掛零。李大釗教授兼圖書館長，在名冊上劉第四名，月薪為一百三十元大洋。紅色教授陳獨秀在名冊上排第三，月薪一百五十元大洋。圖書館管理員毛潤之（毛澤東）在教職員工中工資最低，是八元大洋，而排列最後的老校工楊某月薪十元大洋，比毛的八元還多兩元，只是他在表上放在毛潤之之後，因為他是個工人。）
　　
　　 周作人在描述北大五位卯字型大小 ( 第四級 ) 的名人時說劉文典「其狀貌甚為滑稽，口多微詞，凡詞連段祺瑞的時候，輒日：『我們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極不雅馴的話語，牽連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如此看來，劉文典用的大概是「國罵」了。張中行先生說劉文典提到段祺瑞總有不敬之詞，指的就是這些。
　　
　　 劉文典講課時，大學者吳宓也前去聽講，總是坐在最後一排，劉文典也不睜眼，講到自己會心得意之處就睜開眼向後看，問「雨僧兄以為何如 ? 」吳宓像學生一樣站起來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全場為之暗笑。
　　
　　 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記錄劉文典：「有一年，余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捲煙，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能不墜。」

治學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開設《莊子》、《文選》等課程。他講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倒也別開生面。在西南聯大時，有一學期，劉文典開《文選》課。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時他是下午的課，一高興講到5點多鐘才勉強結束。有一次，他上了半小時的課，結束了上一講的內容。同學們以為他要開講新課。這時，他忽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裡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闢，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劉文典請陳寅恪出「國文」試題，陳出上聯「孫行者」以覓下聯，劉氏也不以為然，許之，結果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時傳為新聞。
　　
　　 在西南聯大時，劉文典家住市郊官渡，離學校較遠。當時日本飛機常來轟炸，但他從不缺課。他說：「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劉文典開的課很多，在北大時達10門之多，主要有《文選學》、《校勘學》、《先秦諸子研究》和《莊子研究》等。他授課有特色，既注重疑難字句的考訂，又不囿於繁瑣的訓詁，善於旁徵博引。他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結合自己的研究心得，對學生循循誘導。對學生不得要領地亂用參考書，他會詼諧地說：「去神廟燒香拜佛，燭光閃閃，煙霧裊裊，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綽綽，只有撥開雲霧，才能看清廬山真面目。」
　　
　　 文史大家游國恩、王力、張中行、任繼愈等都曾沐浴過他的教澤。張中行在《劉叔雅》中津津有味地說：「一次是講木玄虛《海賦》，多從聲音的性質和作用方面發揮，當時覺得確是看得深，談得透。又一次，是泛論不同的韻的不同情調，說五微韻的情調是惆悵，舉例，閉著眼睛吟誦『風壓輕雲貼水飛，乍晴池館燕爭泥。沈郎憔悴不勝衣。』念完，停一會，像是仍在回味……對他的見解，同學是尊重的。」
　　
　　 宋廷琛在《憶劉文典師二三事》中也談到了劉文典講的《海賦》：「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湧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注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每逢講授詩歌，劉文典常常搖頭晃腦、淺吟低唱，每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同學不遵命，他雖不悅，但也不苛責，只是打比方點撥：「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只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麼能體會其韻味呢？」
　　
　　 最奇特的是他講《文選》，一年只能講其中兩三篇文章，這其中又必講《文賦》。幾千字的《文賦》他一講就是兩個月——在說到《文賦》中某個字用得好用得妙時，他這麼表白：「《文賦》又多種講法，講一年亦可，講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與我非親非故，我又何必這麼捧他？」

狂狷
　　
　　 劉文典用了多年時間潛心研究莊子。1939年，他終於出版了《莊子補正》（附《莊子瑣談》）一書，共計十卷，達到了他學術生涯的最高時期。陳寅恪人稱「教授之教授」、「大師之大師」，能為此書作序，劉文典頓時身價倍增。此書一出，劉文典在全國學術界獲得「莊子專家」的美譽。一貫恃才自傲的他也以國內有名的莊子研究專家自稱。他每次上課講《莊子》時，開頭第一句總是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莊子》，別人就更不懂了，可見其自負之情。
　　
　　 在西南聯大時，曾有人向劉文典問起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大發感慨，口出狂言說：「古今以來，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我劉文典，第二個是莊周，另外半個嘛……，還不曉得！」
　　
　　 劉文典曾講元好問、吳梅村詩，講完稱：「這兩位詩人，尤其是梅村的詩，比我高不了幾分。」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中文系當教授時，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家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當他獲悉聯大當局要提升沈為教授時，勃然大怒，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
　　
　　 在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大家都舉手同意，惟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西南聯大時，有一次跑警報，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轉身呵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任教時，常常對人說：「聯大隻有單個教授，陳寅恪是一個，馮友蘭是一個，唐蘭算半個，我算半個。」
　　
　　 劉文典睥睨古今，對同事代的新派學人多有不滿，一次上課時論及魯迅，輕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貶。到50年代高效思想改造，有人責問他當年為何侮辱魯迅，他辯解說：「我何嘗侮辱他，中國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齡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魯迅是我同學中最年輕有為的，我敬佩他是當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對方無話可說。其實，劉文典比魯迅小了10歲。
　　
　　 文中子這樣說劉文典：「他的特點就是比以『怪』聞名的劉師培還要怪上三分，所以時人以『才高』、『狂傲』來評價他。」「在北大教授中，劉文典尤以『狂傲』與辜鴻銘齊名。」
　　
　　 劉文典並不否認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長，輕人之短，學術上驕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另還有他人記錄劉文典的自敘：「弟近來所發見的，在老大哥面前，說句狂話，實在比石、伯申賢喬梓的東西壞不了許多，要比起曲園來，竟可說『好些』呢！」

風采
　　
　　 學生曾形容在大學任教時的劉文典：「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號教室里，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術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后，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髮，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舉兮如望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於骨子在身裡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猶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飢鼠兮終類寒猿……」
　　
　　 劉文典講曹丕《典論·論文》，一邊講一邊抽煙，一支接著一支，旁徵博引，一小時只講了一句。
　　
　　 西南聯大任教時期，又有學生回憶劉氏上課前，先由校役提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的旱煙袋。他講到得意處，就一邊吸著旱煙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不理會下課鈴響。或稱劉「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文典上課也有不妙的地方，因為他嗜吸鴉片，有時候上課煙癮來了無法過癮便狂抽香煙，由於發音多通過鼻腔，所以發音含混不清，講《文選》時，只能聽到他囁嚅而言：「這文章好！這文章妙。」因為他上課引證繁富，一堂課只能講一句，所以他教《文選》，一個學期只能講半篇玄虛的《海賦》。
　　
　　 張中行回憶劉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華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學兼課，講六朝文，我聽過一年……他偏於消瘦，面黑，一點沒有出頭露角的神氣。上課坐著，講書，眼很少睜大，總像是沉思，自言自語。」
　　
　　 文中子在《劉文典：「半個教授」》這樣描述劉文典：「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準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只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臟，從不擦油。」

妙論
　　
　　 劉文典性滑稽，善談笑，嘗自稱「狸豆鳥」；因「狸」、「劉」古讀通；「叔」者豆子也；「鳥」則為「鴉」，乃「雅」之異體（劉文典字「叔雅」）。因劉喜自謔，與道貌岸然者有別，故「學生們就敢於跟他開點善意的玩笑」。
　　
　　 西南聯大時，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他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劉文典僅授以「觀世音菩薩」五字，學生不明所指，劉解釋說：「觀，乃是多多觀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就是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學生聞言，無不應聲叫好。
　　
　　 劉文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紅學家，持論多有「索隱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聯大一小教室中開講《紅樓夢》，后因聽講者太多，容納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廣場上去講。屆時早有一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其時天已近晚，講台上已燃起燭光。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慢步登上講台，緩緩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里為劉斟茶。劉從容飲盡一盞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然後拿起粉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四個大字，並解釋說：「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這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然屬意薛寶釵了。……」

堅守
　　
　　 建國后，李廣田任雲南大學校長，口口聲聲稱劉文典為「老師」、「劉老」。開大會請劉老坐前排，開座談會請劉老先發言。學校評職稱，他被評為一級教授，並任全國政協委員。朋友們祝賀他「喜事重重，舊貌換新顏」。他說：「我熱愛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是早有思想基礎的，我早年參加同盟會，跟隨過孫中山，堅決擁護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那時已紮下了擁護共產主義的根，今天實現了我的夙願。」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時染上了抽鴉片的惡習，還讚美「雲土」為鴉片中上品，又因他喜雲南火腿，故有「二雲居士」、「二雲先生」的稱號。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脫，甚至因為抽鴉片后窮困潦倒去給人寫墓誌銘讓一些人士所不齒，也因此被清華大學開除。但解放后，劉竟徹底戒掉鴉片，思想改造也順利過瓜，逢人便稱：「處於反動統治的舊社會，走投無路，逼我抽上了鴉片，解放后，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心情舒暢，活不夠的好日子，誰願吸毒自殺呢！」

真誠
　　
　　 劉文典是西南聯大唯一吸鴉片的教授。好在劉先生承認自己吸鴉片，也認識到吸鴉片的危害，因此都勸告學生千萬不要吸鴉片，曾有所悔悟地說：「我因體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惡習，又因為政府腐敗無能，任敵侵略，國將不國；又因小兒早殤，悲痛欲絕，國難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殺啊！勸諸君切勿染此惡習。」
　　
　　 到了晚年，劉文典回首平生，曾說過一句自我評價的話：「我最大的缺點就是驕傲自大，但是並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驕傲自大。」能夠讓劉文典始終肅然起敬的人，其實只有一位，那就是國學大師陳寅恪。
　　
　　 劉文典生前一直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他曾經多次在課堂上情不自禁地豎起大拇指說：「這是陳先生！」然後，又翹起小拇指，對向自己說：「這是劉某人！」

微瑕
　　
　　 劉文典治學嚴謹，著作豐碩，但他有一點常常為人所詬病，就是寫文章一直用佶屈聱牙的古文，行文從不標點，致使讀者雖知其書為好書，而難以卒讀，說他「作者不關心讀者」。不但一般讀者如此品評，胡適也說他「標點尤懶，不足為法」。但他很固執己見，有人勸他即使不用通行的標點符號，也應該用圈點分句，使讀者容易讀通，便於理解，他卻說，既讀不通，何必讀呢？其實他大約是有意要跟陳寅恪看齊的，他最推重陳寅恪，而陳寅恪寫文章，也是用古文，也從不喜歡加標點。
　　
　　 周作人曾回憶劉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云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也粘著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
　　
　　 西南聯大時，生活十分困難，因為吸食鴉片，劉文典更加困難。為了賺錢，劉文典到雲南為大鹽商的母親撰寫墓誌銘，離開了聯大一段時間。劉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聯大同仁的鄙棄。而且劉文典的外出，還使正常的課程受到影響。西南聯大中文系教授僅有七人，其中陳寅恪先生遠在香港，一時無法回校，劉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羅常培、朱自清、聞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這些教授不僅要為中文系開課，還承擔著全校各系一年級的通課。顯然，劉文典不在就更使講課人力捉襟見肘了。於是清華將劉文典解聘。劉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華解聘的事後，自然十分惱怒，曾與聞一多幹了一仗。當時和聞一多住在一起的清華研究生王瑤先生回憶說：「劉文典回到昆明后，對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氣。他曾到司家營清華文科研究所找聞先生論理。當時兩人都很衝動，聞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飯，他們就在飯桌上吵了起來。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這種情況就極力勸解。劉文典終歸未能重返清華。」
　　
　　 對於雲南大學聘請劉文典一事，聞一多很有看法，這在吳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記里就有記載。那天，國民黨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邀集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文法學院主任討論《部頒課目表》修改問題，不知為什麼聞一多在會上提到劉文典，「謂幸得將惡劣之某教授（典）排擠出校，而專收爛貨、藏垢納污之雲大則反視為奇珍而聘請之」，而「雲大在座者姜寅清無言，徐嘉瑞圓轉其詞以答，未敢對聞一多辯爭」。 可見，聞一多對雲南大學聘請劉文典很是不滿。

評價
　　
　　 劉文典一九二三年第一部專著《淮南鴻烈集解》出版，學界普為重視，提倡白話文的胡適破例以文言文作序，其中有言：「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其功力之堅苦如此，宜其成就獨多也。」后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長編》中提到：「今年劉文典的《淮南鴻烈集解》，收羅清代學者的校注最完備，為最方便適用的本子。」足見胡適對於劉文典的學力讚佩有加，所以在後來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時，在「思想史之部」毫不吝嗇地把《淮南鴻烈集解》寫入其中。
　　
　　 劉文典出版《莊子補正》10卷時，他最佩服的陳寅恪欣然為序，說：「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矣。……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蓋為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所必讀而已哉！」
　　
　　 香港的高伯雨說：「為什麼會時時想到劉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賞他有狂態。當1929年前後蔣介石不可一世的時候，劉先生一如他的老師章太炎藐視袁世凱那樣(當年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被袁軟禁。袁逼他求饒，但章寧死不屈，用七尺宣紙篆書「速死」兩個大字貼在壁間，以示決心。還託人買墳地，自題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凱病死，章太炎才被釋放。)，對著蔣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適之、朱家驊等人所及。」
　　
　　 有人評價劉文典：是真名士自狂狷。
　　

八、羅隆基
　　
　　 世人皆欲殺，我獨憐其才。——梁實秋

苦學
　　
　　 清華自稱是「造就中國領袖人才之試驗學校」，而口才是「領袖人才」的必備之才，於是每年舉辦演講比賽，倡導口才訓練。羅隆基為了在演說中奪魁，常常獨自跑到曠野之中，大聲演說，同時不斷注視自己的身影，觀察自己的手勢是否得當……

五四
　　
　　 1913年，羅隆基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北京清華學校。他擅長演講，喜歡發表政見，往往立論獨特，文筆犀利，顯露著反傳統精神。羅隆基不但看「異端邪說」的馬列主義書籍，還常以「生輝」、「野度」的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文章，並且不經學校當局同意，把李大釗《庶民的勝利》全文抄寫張貼於學校走廊上，為此而受到學校的警告。羅隆基也得到了「羅瘋子」的外號。
　　
　　 羅隆基是「五四三傑」之一，是清華大學的學生運動領袖。1919年5月4日，正是清華學校建校八周年紀念日，下午，羅隆基從校外朋友來的電話中得知，城內很多學生在示威遊行。他立即邀集王造時、何浩若兩人進城去打探情況，回來時正好開晚飯。他站在食堂的凳子上向大家報告消息並號召大家說：「同學們，北京各學校的同學都起來救國了，我們不能坐視不管，應該急起響應。」一石激起千層浪，第二天，清華學校便與各學校一起行動了。
　　
　　 5月5日下午，羅隆基等人在西單街頭演講，被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帶領警察追捕。羅隆基在與警察的打鬥中，躲到一座橋下，機靈地逃走了。不料次日在聲援北大時被警察逮捕，關進了一所臨時監獄。段祺瑞在一次緊急會議上說：「北京此次鬧事的學生中，江西有三隻虎，不打不得了，不打要翻天。」他所說的江西三隻虎，是指北大的張國燾、段錫朋與清華的羅隆基。
　　
　　 在五四運動中，羅隆基是學生領袖。校方對學生的愛國行為早已不滿。一次學生開會，校長張煜全下令關閉電燈，不想此舉激怒了學生，學生點燃蠟燭繼續開會。恰巧這時有學生髮現會場外有幾個打著燈籠的鄉下人，盤問後方知是校方請來準備彈壓學生的。由此引起清華學生驅趕校長風潮。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被學生列隊趕出校門。外交部派來第三任校長羅忠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說此人吸食鴉片，輿論嘩然。短短几年，清華三易校長，實不多見。在三趕校長的風潮中，聞一多寫宣言、貼標語，做的是文書工作，而羅隆基則充分發揮了他的領袖才能，演講、開會，風頭極健。羅隆基、聞一多等辛酉級學生，應該在一九二一年夏季畢業，秋季赴美。由於參加學運而受到校方當局的刁難。羅隆基和聞一多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年後才赴美。因此辛酉級學生一部分人在清華學習九年。故羅隆基後來一直以「九載清華，三趕校長」為榮。

逸事
　　
　　 羅隆基出生於江西安福縣楓田鎮車田村一個書香世家。出生這天，產婦床上的蚊帳後面出現一條大蛇，吐著信子，蜷個圓盤在床后不走。幾個老年人看后忙恭維著說：「蛇者，龍也。此時龍仔出現，乃吉祥之兆也，此生來日必有將相之份。」 於是羅隆基的小名就叫「龍仔」，安福方言，「龍仔」的讀音叫「龍嘰」。到了5歲，羅隆基要讀書時，需要取個學名，羅父冥思苦想之際，突然靈感一動，這「龍嘰」不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諧音么，於是「羅龍嘰」便改成了「羅隆基」。
　　
　　 一次潘光旦批評羅隆基某篇文章不通。羅很生氣地說：「我的文章怎會不通，我父親是舉人。」潘馬上回答：「你父親是舉人算得了什麼，我父親是翰林！」
　　
　　 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日記，胡笑容滿面地說：「你們怎可偷看我的日記？」隨後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惟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後若干年才能發表。」
　　
　　 1929年間，羅隆基夫婦自海外返國，路過新加坡時，登岸拜謁他的岳父，因此在星加坡逗留過一個短暫時期。羅隆基的夫人是新加坡的華僑資本家，羅隆基以為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潤多少的。可是羅隆基在新加坡逗留期間，卻和這位岳父格格不入，致目的不達，大失所望，只得鎩羽而歸。
　　
　　 羅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經濟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學，他對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表示非常欣賞。他雖則是口齒伶俐，辯才無礙，但聽他課的同學卻不十分踴躍。后他一連串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好幾篇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與個人主義，使得《新月》有了更濃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風波，又因同學的口碑載道，方陡然驟增了不少旁聽的同學。
　　
　　 羅隆基的導師就是著名的費邊主義理論家哈羅德·拉斯基。四十年代末，羅隆基曾在一篇文章上署過「拉斯基一門徒」，他告訴浦熙修說，人們只要一見到這個名字，就知道是誰寫的了，由此可見羅隆基對拉斯基的推崇。
　　
　　 羅隆基被打成右派以後，去劇場看戲。他剛開始沒有注意，後來就感覺情況不妙。發現他在看戲，可別人都在看他。前排的觀眾扭過頭瞅，後面傳來問話──哪個是羅隆基？於是索性起立，轉身面向大家，揮手喝道：「你們看吧，看吧！我就是羅隆基！」這一下，倒很有效，劇場頓時安靜，人家不再看他，都去看戲了。
　　
　　 一次，章詒和去聽張權獨唱音樂會。在音樂廳里，她看見了坐在後面的羅隆基（當時，羅已經被打成右派）。人很精神，穿著筆挺的米色西服，手持粉色的唐菖蒲。在旁邊的是趙君邁，一副中式打扮，象個跟班。張權每唱一首歌，羅隆基都鼓掌。字幕打出「休息半小時」，他立即起身，雙手捧花，走向太平門，這一路非常惹眼，他卻毫不在意。當我再看見羅隆基返回座位的時候，他手上的那束花沒有了。幾日後，羅隆基對她提及那場音樂會，說：「我去，是為了張權，不是為了音樂。她與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還把一條性命，丟在了東北。舞台上，觀眾只是覺得她神采依舊，無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後台去送花，用英語說：『祝賀你能在北京開音樂會。今晚的你，非常美麗。』她連說『thank you』。可是當我問：『生活可好？』的時候，她的眼圈立刻紅了。人呀，沒有經歷生的一番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創痛。」

狂妄
　　
　　 羅隆基曾當過南京國民政府的參議員，據說他任職不久，便和若干參議員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參議員，這並不希奇，但也該換些比我好的。現在這些袞袞參政，算什麼呢？如果參議員是考選的，我考也考得上頭三四十名。」
　　
　　 千家駒對羅隆基的評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被任命為政務委員，沒有當上部長，一直牢騷滿腹。」
　　
　　 羅隆基甚至說過：「周總理是南開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華出身的，為什麼他們就能代表無產階級而要我代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呢？」
　　
　　 羅隆基是國共兩黨不遺餘力爭取的人物。1946年舊政協會議召開前夕，蔣介石對章伯鈞、羅隆基這兩人採取了懷柔政策：除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要當什麼部長都行。章伯鈞的回答壁壘分明：「就是給我干國防部長、外交部長，我也不幹！」而羅隆基則與來人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他放出來的話是：「我要當就要當外交部長，我能講一口呱呱叫的英語，保證能當一個呱呱叫的外交部長！」

為政
　　
　　 一九二八年，羅隆基留洋歸來，就在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擔任教授，主講政治學和近代史。他看不慣國民黨一黨訓政，便在自己擔任主編的《新月》雜誌上接二連三地撰文大罵國民黨。羅隆基在《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寫道：「國民政府蔣主席，洋洋大文，嘆息『人心頹墮，世風澆漓，以投機取巧為智，以叛亂反覆為勇，氣節墮地，廉恥淪喪』，這種現象，在『黨員治國』，『黨員先用，非黨員先裁』的局面下，恐愈趨而愈下流了……」羅隆基大罵之下，上海吳淞公安局第七區的局長派人來「請」他過去「坐了六個小時」。回來后，他立即在《新月》雜誌上將他「被捕六個小時」的經過詳詳細細地公諸於世了，更為此發表了更為強烈的反蔣言論，罵得黨國的領袖們一個個灰頭土臉。
　　
　　 1930年11月4日，羅隆基在光華大學任教期間，被國民黨當局以「言論反動，侮辱總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適等人動用自己的社會關係，八方營救，使羅當日即獲得釋放。後來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期間，羅隆基在《瀋陽事變》等一系列《益世報》社評中，對蔣介石及國民黨政府進行了猛烈抨擊，《益世報》因此曾受到停止發行的處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羅隆基遭遇的這兩項經歷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從此，他對國民政府沒有絲毫好感，喪失了信心，並不遺餘力批評國民黨侵犯人權的行徑。與此相對照，他對一切反對國民黨的政治運動和團體，譬如共產黨，就滋生了一種身處同一條戰線的同情。
　　
　　 羅隆基好談政治。30年代，國民黨當局的迫害也帶來了新月編輯部內部的分歧。徐志摩等為維持《新月》的營業，主張今後「不談政治」，而羅對徐志摩等的向後轉則不以為然。他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新月的立場，在爭言論思想的自由，為營業而取消立場，實不應該。」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給胡適打了一個小報告：「新月幾乎又出亂子，隆基在本期『什麼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諱，昨付寄的400本《新月》當時被扣。」
　　
　　 羅隆基曾南開大學政治系教授，主講《憲法論》等課程，校長張伯苓很賞識羅隆基。他對羅說：「羅先生要把西方政治與中國政治的不同點告訴學生。只有懂得了中國的政治實際，學生走上社會才能擔當改造社會的重任。」羅說：「你不怕我在課堂上放言無羈，當局會找你的麻煩？」張伯苓坦然說：「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學的真正體會告訴學生，學生才能受益。羅先生不必過慮，只要我的學生不趕你下講台，我給你的聘書就會照發不誤的。」
　　
　　 四十年代初，張道藩曾暗示羅隆基不要再罵政府、罵領袖、罵國民黨，因為國民政府正在考慮請他擔任外交部次長的官職，他算是閉了幾天嘴巴。後來，祗因外交次長沒有做上，他便開嘴大罵。
　　
　　 1933年初，羅隆基與《益世報》第一年聘約屆滿時，國民黨對報館施加壓力，讓該報不再與羅續約，但是被報館拒絕了。之後羅隆基又連續發表社論，痛斥蔣介石政治上「對外屈服，對內欺騙」。羅隆基的這些作為，更是引起了蔣介石集團對羅隆基的嫉恨。於是，國民黨提出「嚴重警告」，再次要求《益世報》立即辭退羅隆基，同時派人給羅「捎話」，讓羅自動請辭。但報館和羅隆基不予理睬。蔣介石遂派４名特務到天津暗殺羅隆基。按照規矩，特務首先去拜望在天津的幫會老大潘子欣。潘子欣與羅頗有交誼，於是從中協調，並致電蔣介石請他對羅諒解。羅隆基以為事情了結，還是照常工作，結果一日路遇槍擊，羅和報社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1933年底，羅隆基第二年聘約期滿之前，天津市黨部又向報館發出「最後一次警告」，同時蔣介石也通過張伯苓捎話給羅，邀他去南京面談。無奈之下，羅隆基同意報館意見，主動辭去了《益世報》的工作。不久，蔣介石以總司令的名義通令全國停止該報對郵政和電報的使用，並威脅說：「全國各地如再發現天津《益世報》，惟當地軍政長官是問。」《益世報》從此被迫停刊。
　　
　　 但同時，蔣介石又很欣賞羅隆基。此時頗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面是羅作為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大肆批判國民黨，而另一方面作為當時的國民黨的最高領袖蔣介石對他卻頗為欣賞。據章詒和回憶：「國民黨曾請他當部長，而蔣介石亦聽過他的講座」。
　　羅隆基經常罵人，故有人說他是政治掮客，到處以第三者為貨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東西來。當第一屆國民參議會舉行時，羅隆基與張君勵，以代表國社黨而為參議員。他以舌鋒銳利，辯才特長著稱，在會中非常活躍，稱為參議員四辯士之一。但他的言論並不完全代表國社黨，甚至與黨魁張君勵的意見相抵觸。，當時有人問他，他的回答卻相當耐人尋味，他說：「政治家之於黨，好似行路者之於找一所屋宇，藉以避蔽風雨。國社黨並非高樓大廈，僅不過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樓大廈之前這所茅屋雖然簡陋，也可以聊蔽風雨。」
　　當國民黨軍隊佔領了張家口，《中央日報》歡呼「天下事大定矣」，張君勱惟恐在這天下里分不到一杯羹，竟宣布民主社會黨將參加為蔣介石加冕總統的偽國民大會。作為該黨創始人的羅隆基，立即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表示了自己與該黨分道揚鑣的態度，並提請民盟中央開除民主社會黨的盟籍……
　　
　　 據說，在羅隆基成為右派之後，香港曾有人邀他辦報。周恩來為此約見了他，轉告了這個消息，並對他說：「如果你想去的話，隨時都可以去，不論去香港，去美國，都可以。我想，你是不會去台灣的。」羅隆基回答：「總理，謝謝你的關心。我哪兒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這裡。」

無畏
　　
　　 在特務密布的聞一多、李公朴的公祭大會上，他對著話筒吼道：李聞兩位先生倒下去，千千萬萬同胞在他們的血泊中站立起來！
　　
　　 在南京曉庄學校為陶行知先生舉行的追悼大會上，他幾乎就在蔣介石的眼皮底下說：「『曉庄』的曉字，就是天亮了的意思……陶先生真的死了嗎？不！陶先生死不了，埋不了，有他滿山滿谷的論語，而陶先生的論語，正是醫治中國的良方。陶先生埋葬的地方，就是天亮的地方。我們要用陶先生的一部論語，把中國變成曉庄，變成天亮的地方！」

論斷
　　
　　 羅隆基擅長政論。他在清華學校曾寫過一「論秦始皇」，一開頭便一語驚人：「始皇之功，功在焚書；秦始皇之罪，罪在不焚書……」世人皆以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歷史之恥，他卻不從眾論，獨樹一幟，以為焚書坑儒有功，替秦始皇翻案。
　　
　　 羅隆基是堅定的自由主義者，他在撰寫人權理論文章時，也指出國民黨的「黨治」和中共的暴力革命都是侵犯人權，並寫有專門論文論及馬克思主義的諸多錯誤。
　　
　　 羅隆基在1929年7月10日出版的《新月》上發表「論人權」一文，充滿自信的說：「我們目前要的人權是些什麼？已到了我們回答這問題的時候了。」由此，他開列了三十五條他認為最重要的權利，全面闡明了他的人權主張。這裡面談到了：國家的功用，是保障全體國民的人權；國家的主權在全體國民。法律是根據人權產生的。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國家一切官吏是全民的僱用人員，他們應向全國，不應向任何私人或任何私人的團體負責。國家財政應絕對公開。法治的根本原則是司法獨立。……
　　
　　 1930年，羅隆基於《新月》雜誌發表《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寫道：「國民黨可以抄寫共產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別的黨又何嘗不可抄國民黨的策略，把黨放在國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劉邦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馬懿打到了天下，當然亦做皇帝。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國民黨革命成功，可以說『黨在國上』，其他的黨革命成功，當然亦可以說『黨在國上』。這當然成了持續不斷的『黨天下』。」這番論述，與二十七年後儲安平因之獲罪的「黨天下」論前後呼應。

右派
　　
　　 1957年，七月一日，毛澤東親自撰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批判文匯報為資產階級右派充當「喉舌」，指控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反共反社會主義」，指責章伯鈞與羅隆基為「章羅同盟（后被稱章羅聯盟）」。有趣的是，章伯鈞與羅隆基關係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謂無人不知。羅隆基對此的反應，是跑到章伯鈞門前大聲責罵，並以手杖擊地，折成三段，拂袖而去。然而，在此後共同被批鬥的題字里，羅隆基與章伯鈞成為無話不談、推心置腹的朋友。

命運
　　
　　 1922年春天，浦薛鳳曾和羅隆基直言相互較量性格，並預卜前途。羅隆基說：「逖生，你有你的才識，但只是一個書生，不夠現實。除非你改變作風，恐你成為一位政治理論家而非政治實行家。」當羅隆基要浦薛鳳對他直言批評時，浦含蓄地說：「努生，我只覺得你讀『子』書多於『經』書，你喜歡『法』家甚於『儒家』。盼你將來官運亨通，但慎防宦海風波。」羅隆基的最後結局，終於被他的同學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