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磁浮虧損44億 百年才回本

斑竹快刪帖吧!!

該刪的是你的跟貼

1994-中國開始死亡--評朱鎔基的分稅制

　　 1994年,朱鎔基開始實行分稅制.就是把國稅和地稅分開收繳,以增加中央財政收入和縮減不斷增加的地方開支.目的是將中央和地方財政支出分開.當然,按照他的話講,有些地方開支是不正當的.在此之前,中國的稅收作的極差,偷逃稅成風.有很多地方甚至只能拿到應收稅款的50%,以至於依法納稅作為一個口號叫得全國人人皆知.那時候,不論中央和地方,不論政府和企業,大家都很緊.都沒錢.中央政府也沒有現在這麼牛。

　　 當時,很多稅款很難收上來,或者要花很多人力來收繳,而有些則簡單得多.這就造成在國有集體體制下,以現有的徵稅人員根本無法將所有稅款全額收繳回來.隨意,實收稅款和應收稅款有較大的差額,是建國至此時大家都默認的事.此外,地方還有很重的福利,教育,就業,養老,企業,建設,防災等任務,佔去了全國稅收的很大一部分.

　　 分稅制后,中央將大部分易收稅源掌握在手中,而把難收的甚至是幾十年都無法抽稅的稅源交給地方.從此,中央財政充裕,地方財政吃緊.而地方開支卻不斷增加,不論已經穩定的福利,教育,養老等,還有年年增加的提供給學生和退伍軍人的所謂就業指標,此外,沿海經濟優勢日益明顯,地方企業的日子也不好過了.為了增加收入,地方政府想方設法的增加收入.中央砍向地方的大刀,最先落在鄉鎮企業的頭上.利用各種不正當的攤派和收費,以及對交通,物流,礦產等資源掠奪和限制,使得鄉鎮企業步履維艱,一步一步地死光了.同時,全國範圍的三角債問題被越來越嚴重的銀行呆賬問題所取代,並不是問題解決了,而是問題加重了.三角債源於企業貨款無法收回,即問題發生在流通和消費領域,而銀行貸款是用來發展生產的,換句話說,這回生產也出問題了.面對嚴重的財務危機,龐大的地方政府無計可施,苟延殘喘,無奈的將一個一個的稅源消滅.鄉鎮企業辦不下去了,國企賣光了,礦山承包了,終於,這把刀砍到農民身上了,所謂的三農問題出現了.而要對農民收稅,需要更多的人力,需要更強有力的組織,政府的編製如何能不擴大,行為如何能不野蠻,干群如何能不緊張.一切都是必然的,偶然的只是時間而已.

　　 與此同時,由於財政吃緊,政府組織越來越渙散.公安局要自籌資金了,學校要自籌資金了,幾乎所有的單位都要合法的自籌資金了.幾乎在分稅制同時,國企改革就開始了,它造成了政府人員的第一次大流動,而之後糧食,運輸,衛生等單位的裁撤,大量的人員通過不正當關係進入政府,銀行,工商,稅務,財政,土地等單位,使得這些機構更家族化,利益更集團化.地方政府終於被打敗了,它被肢解成成千上萬個利益團體,中央部不了省長,省長管不了縣長,縣管不了鄉,鄉管不了村;公安廳管不了省的,檢察院,法院等等,中國所有的行政官僚系統都被割裂了,官僚機構平行擴張了

　　當某縣公安局充滿了局長的親朋好友,七姑八姨,人才如何能升的上來,又如何能升得上去.所以鄉公安局長升不到縣上去,縣公安局長升不到升上去,當然通過不正當途徑還是可以的.結果就是，中央政府能傳到地方的就是個文件，執不執行看人家，你的權力是下不去的，你的手是深不下去的。想管，好，派個工作組，先奪權再說。真是太搞笑了。不僅一個部門,一個國家都是如此.當一個國家的總理只能從北京上海選,別的省長要麼永遠當地方大員,要麼在政協人大掛個虛銜,那麼他為什麼不貪污憑什麼不腐化.中央政府只能控制北京上海還能叫一個國家么。你這麼干,想重搗唐藩鎮的覆轍么.

　　 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朱鎔基遲鈍的神經又反映了.他要精簡政府機構了,人家單位里都是親戚朋友,手下都是得力打手,外面都是撈錢好手,你讓他精誰減誰去.此路不通,另行他道.朱鎔基找到一條路,看樣子像新自由主義的,就是芝加哥那幫混蛋的理論,現在很流行.朱鎔基說,我要學美國,我要搞積極的財政政策.

　　 美國政府真牛，美元是世界貨幣，美國控制全球海權，美國壟斷高科技。美國說，日本呀，你去造汽車吧，看日本發了，再扶植韓國人。日本造晶元發了，就讓韓國和台灣牽制他。日本說，我要做金融大國，美國說，不行，然後日元升值日本玩完。日本說，我要做航運大國，我有錢。美國說，不行，要不然就壓不住你了。結果香港成了航運中心。結果韓國這個在國際航線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成了造船大國。最搞笑的是，世界三大造船中心，日本韓國中國居然在一塊，從經濟上打死你也解釋不了，美國人知道，把馬六甲一封有船有個屁用，要說造船技術，你在牛也牛不過英國呀，我不讓他造罷了。美國說了，高科技我包了，傳統行業你跟中國分去吧。日本西歐嚇一跳，中國那麼牛怎麼打得過他，喊喊中國威脅論行吧。美國人說，行，你喊經濟威脅，我喊軍事威脅。日本人說，傳統行業你美國也有，你就不怕么。美國人說，你算算我的股市，傳統行業還是多少股票。鋼鐵汽車死是肯定的，我只是讓他別死得這麼快，沒說不讓他死呀，干這行沒多少利潤，還得和你競爭，多難哪。日本人說，高科技行業市盈率太高，沒利潤。美國說，我壟斷，我讓他有多少利潤就多少，如果讓他賺大錢，誰還買通用的股票。日本人說，當年你和我打汽車貿易戰的威風哪去了，為什麼不對中國下手。美國人說，當年汽車是戰略產業，工業30%的產值都和汽車有關，你出口汽車簡直就是要我的命，現在不同了，我的產業轉移已經成功了，汽車這東西，你愛賣幾輛就賣幾輛把。日本人說，你還欠我債呢，你就不怕。美國說，老弟，美國是世界貨幣，是世界外匯市場結算單位，我欠你的是美元，你要我印給你，不怕貶值你就拿。日本人說，把老子逼急了，我把5000億都拋出去。美國人說，現在每天外匯交易額都是2-3萬億美元，你5000億拋出其連個水花都打不起來，不信你試試。日本人沒轍了。

　　 美國人語重心長：小老弟，二戰結束后，我在全球站略布局，你是收益的，不要不知足。當年為了我和蘇聯死磕，不得已又加福利又加稅，控制經濟太嚴重了，鬧得國內資金外流不少，因為戰略考慮支援歐洲，我也就假裝看不見了。要不是我美國在亞洲打了那麼多仗，都從你這採購，你經濟能發展起來么。結果我的民間資金都流到你們哪去了，幾十年發展的公司比我的通用還大，那還得了。70年代那陣，我是看開了，也管不了了，我不當冤大頭了。這不是，美元和黃金一脫鉤，老子要全球化了，非得把溜出去的資金都弄回來。這不，歐洲馬上就撐不住了。當年你也是很猛地，企業利潤很高，但是沒用，我美元是世界貨幣，我說咋地就咋地。俺先把地價抬起來，你看有油水就來了，我有100塊地,先賣你一塊，剩下99塊地都抵押給銀行，然後銀行就拿著地契找我美聯儲，我在正大光明的印鈔票。多印的錢把美國股市抬起來了，這樣，雖然我工業利潤干不過你，但我的土地股票，也就是美元資產升值比你快，全球資本還是向我轉移。看看那些在夏威夷置產的日本傻蛋，我做夢都笑醒了。後來，你小子也學會這招了，比我長得還厲害，那還了得。別怪哥哥手重，事關國運亞，就只好來硬的逼你日元升值。你這一升值，資本又回我美國來了。沒撐幾年泡沫就破了吧。我美聯儲利率越低，公司在股市融到的錢就越多，競爭力就越大，早晚把你打敗，你呢，日元一升值，不動產漲價，工業品降價，利潤減少，競爭力減弱，市盈率竄升，資金外流，企業融資困難。你調高利率，企業不敢貸款，等死，你調低利率，市盈率更高，找死。還有一幫東南亞的瘋子，居然用高利率來吸引外資，利用套利的美金搞房地產，他不死都算見了鬼了。當年蘇聯倒了，我真高興，不過看你小子也高興，就知道你是個豬頭。這不是，沒過幾天日本經濟衰退了。鳥盡弓藏的道理都不懂。還有中國人，明知道我要壟斷高科技，他是個質優高科技公司就往我股市上送，上干這讓我控制他。埃，不說了。

　　 美國為什麼這麼牛，因為它控制海權，可以就全球經濟分佈進行規劃；美元是世界貨幣，任何國家都威脅不到它的金融而他對其他國家具有無限的破壞力；美國控制高科技，只此一家，絕無分店。

　　 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敢說，我要用政府投資拉動經濟，一個是中國，一個是美國。他們都是超級政府，甚至中國比美國還厲害。因為美國只是發發紙幣，而不想出事就要維持政府信用，所以美國是信用經濟。中國政府不用，他天生就擁有中國所有的土地，礦產，它控制中國所有的物流，交通，教育和知識體系。他用不著跟你講信用，他手上掌握著無窮無盡的資源，所以中國永遠都不可能變成信用經濟。或者說它擁有無限的信用。無限的信用就代表無限的紙幣。

　　 回頭說朱鎔基，他要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了。什麼東西呢，赤字財政，精簡政府。政府投資靠什麼，赤字靠什麼彌補，銀行呆賬靠什麼沖銷，外資流入靠什麼換取，人民幣。朱鎔基瘋狂的印人民幣。為了不產生通貨膨脹造成中國出口損失，將教育和醫療產業化，刺激消費，增加稅收，住房漲價，用一切辦法以使貨幣迴流。造成結果，教育醫療住房昂貴，企業利潤減少。特別是農村，由於教育和醫療的壓力，使得大量資金積壓在銀行。舉例說明，在有醫療保險的情況下，一個人一年交10元保費就可以了，剩下的錢用來投資和消費。如果沒有醫療保險，一人一年要存2000元以備不時之需，無形中減少了大量的投資和消費，導致失業加劇，這種情況在農村尤為顯著。此外，中國城市和農村人口基本是1：5，而收入基本是2：1，也就是說農村存款應是城市的一倍以上。而由於政府規定農民的土地和房產不能用以抵押個人貸款，使得農村資本極為稀缺，高利貸盛行，加速了農村的破產。只能存不能貸的事情，不是金融掠奪是什麼。

　　 世界上因為有拉美，所以才有美國，他們是一體的。沒有對拉美資源，金融，勞力的掠奪，就沒有美國的繁榮。當我們詛咒拉美政府的時候，不要忘了美國，他也應該詛咒，至少不應該讚揚。今天，拉美和美國在中國共生了。中國幾個大城市，一些小城市和眾多的鄉鎮農村共同構成了複雜的中國。當有人說，北京上海貪污沒有內地嚴重，比內地文明，沒有礦難等等。別忘了我今天說的話。
　
　 今天有人說地方政府混蛋，就知道買地，還漲價。他不賣地賣什麼，能賣的東西都沒完了。企業都沒有了，換來的是美麗的市容。現在中國哪個地方政府不是欠了一屁股債，地不漲價它永遠都換不完，你讓他怎麼辦，難道還能賣人不成。現在的中國，地方工業萎縮稅源不足環境惡化人才流失能源短缺，你讓他怎麼活。中央呢，因了那麼多錢，怎麼可能不通貨膨脹，你挖東牆補西牆有用么，你也知道貧富差距巨大，來一次通貨膨脹中國必亂是吧，當初你幹什麼吃的。你說你是新自由經濟是吧，弗里德曼說美國29年經濟危機就是政府濫發貨幣的結果，你不知道么。

　　 太激動了，緩和一下吧。

　　 1994年，我要升初二了。我喜歡看故事會。

　　 記得一年前，也就是我小學畢業的那個暑假，我發現了一個好地方，一個書店，都是武俠小說。押金10塊，每天1毛。我迷上了它。反正家裡只有我一個，所以只要沒人我就看。白天看晚上看躲在被窩裡看，以至於在家人面前都昏昏沉沉的，但他們都充滿憐愛.現在考個中學都熬夜,看把我們寶貝兒逼的,反正放假,想睡就睡吧.如此這般一來二去,到了秋天,我戴上眼鏡了.當時很自豪,自豪到我喜歡籃球為止.記得當時的店主是一個老太太,笑呵呵的,我不知道要看什麼,人家推薦了幾本,我都不喜歡,嫌太老.不過我還是找到了我喜歡的書,李涼的,都是一些比我稍大一點的小孩闖蕩江湖的故事.我覺得很有意思,幾乎一天看一本,沒意思的地方一翻而過,因為我知道還有更多的書等著我.以後,每次我去換書,遠遠就能看見那個老太太向我招手.那個老太太長什麼樣我已經不記得了,但我記得她總是笑.後來被發現了,我被家人打了一頓.他們告訴我那個地方很亂,有壞人,之後我就不去了.再看武俠,就是大學的事了.之後只好看些舊書,主要是童話大王,鄭淵潔的,很有意思很過癮.記得小學時有一天老師教導我,說你寫作文能不能加上標點,之後我決定不告訴他我看童話大王的事.家人氣過了,又恢復了我的零用錢.於是,我用來買故事會.經常看到一些新奇的事,什麼販毒,通姦,三角債 ,空手套白狼 ,股票,各種各樣的故事,雖然都很短,但就像看飛碟探索一樣有意思一樣新奇.

　　 那一年,我的某些親戚還沒下崗,某些親戚的單位還沒被賣掉,老師還是簡樸而貧窮的,我知道有貪污這回事,而且我很吃驚,因為那時候好像沒有100元的票子,好幾十萬的錢得多大多重呀,那些人搬得走么.我回家的路有些還是土路,之後才鋪成柏油的,已經忘了是什麼時候了.

　　 那年秋天,我學政治了,我和思想道德這門課說拜拜了.我知道了改革開放,還有生產力什麼的.上課時間只有早自習最爽,因為學校要求那時要背課,要出聲,所以我們可以明目張膽的向學校吶喊抗議.我煩我的同桌,她英語比我好,所以早上她背英文,我背政治.因為我說中文,所以比她溜,感覺好極了.當然,她還是有優點的,她很漂亮,特別是笑的時候.多年之後,我已經忘了她的樣子了,但我的大腦告訴我她笑起來很漂亮.

　　 那一年的記憶我能找到的就這麼多了.

　　 之後，就只記得什麼金融危機，香港回歸，朱鎔基上台之類，跟這些比起來，1994年，很平淡。
　　
　　 今天，突然想起了黃仁宇，他是個歷史學家，對財政史很關注，我很喜歡他的萬曆十五年。萬曆十五年，一個很普通的年份，沒發生什麼大事，但是黃仁宇看到了明朝的財政危機，及其後面官僚系統的危機。太后，萬曆，張居正，申時行，一個一個的人在這個官僚系統中掙扎，但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張居正當年的改革也是雷厲風行的不講情面的，而且他使中央政府有錢了。申時行呢，保守穩重，但又怎麼樣，明朝還是亡了，在萬曆15年就已經看得很清楚了。我知道，1644年，清兵入關了，歷史好象註定的一般，一步一步把大明王朝逼到死地。其實大明王朝在萬曆成人那一年就開始死了，到清兵入關還有很久，他死了很久，確切的說，他dying了很久，當然，你也可以說他活了很久。

　　 今天，看看那些人，什麼鄧小平，江澤民，朱鎔基，溫家寶就像歷史的玩偶一樣，儘管他們很高貴。

　　 中國是死是活只有後人知道，當然，如果上帝存在的話，也算他一份。

　　 1994年，很平淡。

「懂經濟」的專家,還是剛愎自用的草包?評朱鎔基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 2006-09-18 15:59:34  

「懂經濟」的專家,還是剛愎自用的草包?評朱鎔基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

很多人說, 朱鎔基總理是中國」唯一懂經濟的領導人」,為什麼他主持的糧食體制改革的成效，竟和朱總理「懂經濟」的 程度成反比？這一點使人頗費思量.

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是朱總理1998年在人大會議上提出的六大改革之一。 我所認識的經濟界人士，幾乎都認為糧改是一大敗筆，其中暴露出朱熔基在思想方法和施政手段上的一些問題，尤其值得深思。

從歷史上看。1984年，趙紫陽改統購統銷為合同定購，實行計劃和市 場雙軌制，正式奠定了糧改的基礎。李鵬上台之初，倚重姚依林搞計劃經濟，企圖把糧食流通重新統起來。遭到失敗之後，李鵬變乖了， 自1992年起就不大敢對經濟事務指手劃腳。正是在這一時期，各項市 場化改革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山西和廣東率先廢除糧票，放開糧食市場。

此後各省市紛紛跟進，至1994年已基本實現糧食流通的市場 化。國營糧店在與私人糧商的競爭中敗得很慘。

我所在的南方小城， 國營糧店只好賣小吃，市民都從糧販子手中買糧吃。原因很簡單，糧 販子成本低，收購的價格比國營糧站高，而銷售價格卻低於國營糧店。

朱總理上台，面臨兩大問題。第一，糧價在1994年過度上漲之後持續 大幅下跌，已出現穀賤傷農的危險；第二，國營糧食部門的虧損,在6年時間達到2000億以上,銀行掛帳也達到天文數字，急需解決。

朱總理提出的解決方案，看起來似乎很有點經濟專家的味道.首先，國家用高於市場價的保護價收購糧食，把 私人糧商擠出市場；然後，因為糧食都已掌握在國家手裡，國家就可 以在收購價格上加進經營費用，「順價銷售」，從而防止經營虧損。

算盤打得很如意，可惜他少算了兩件事。一是私人糧商經營成本大大 低於國營部門，無論你國營糧站收購價格多高，私商都可以按更高的價格收，加上成本和利潤后，售價還比你國營的低；二是私人糧食流通的規模遠遠超過他的估計，即使國家能夠把糧食都收上來，也無法按順價銷售的辦法全部賣出去，壓在庫里還是要變成虧損。所以，他的辦法很難行得通。

然而我們的總理實在是太有自信了，行不通就來蠻橫的。競爭不過私商， 就用行政手段禁止私商收購，不惜重新回到統購統銷的老路去。國營糧站無力全部收購，就下死命令硬逼著收購，至於會不會產生新的虧損，那就顧不得了。他可能沒有想到，從中漁利的只有重獲壟斷地位的國營糧老鼠，他們又可以欺上瞞下，大得其便。農民、市民和國家到最後都是輸家。

特別令人氣憤的是,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 朱熔基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使國內糧食的出口成本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因而使國內糧價下跌了30%左右.這一政策,使全國農民和國營糧食企業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加速了」糧食流通系統改革」的失敗.

辛辛苦苦三年，除了大總理被糧站小站長欺騙，各地糧販子禁而不絕以外，糧食價格不斷創出新低。農民被朱鎔基的糧食政策害的苦不堪言,地方政府的債務大幅度上升.三年裡,中央財政的虧損也高達5000億元,和朱總理上台前的六年相比,他重搞計劃經濟的所謂"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給國家整整增加了4000億元的虧損!

朱鎔基總理的糧食政策害苦了中國農民，正如李昌平在給朱鎔基上書中所哭訴的：」盲流如洪水、負擔如泰山、債台如珠峰、幹部如蝗蟲、責任制如枷鎖、政策如謊言、假話如真理……，少壯去打工，剩下童與孤、又見負擔長、唯望天地哭！」

在內外交困之中, 朱鎔基只好收回了他那愚蠢的"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可由於他的政策造成的巨大經濟損失,卻再也無法改變了.


以上種種，國內經濟學家早有建言。只是總理知道自己被公認為」懂經濟」，當然不容其決策受到任何干擾。有一位留學回國的經濟學博士，研究了幾百個 村的第一手調查資料，給總理上了個條陳，詳述現行糧改的不當。結 果惹得總理拍桌大怒，被領導約去個別談話，內部批評。

以朱熔基的才幹、性格和鐵腕手段而論，他主管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或主持反貪， 都可能成效卓著。但作為總理，主持市場經濟改革，他的強勢鐵腕作風， 他的不受干擾、百折不回的勁頭，以及他對權威和統一管理的偏愛， 就有點令人不敢恭維了。回顧糧改過程，趙紫陽任期內奠定基礎，李 鵬任期內開花結果，朱熔基任期內改革倒退,造成巨大經濟損失。何以改革的成效，竟與 總理「懂經濟」的程度成反比？他究竟是」懂經濟」的專家,還是剛愎自用的草包?!

這種白痴帖,早該刪了

原帖由 mikire 於 2008-2-27 03:50 發表
這種白痴帖,早該刪了

這個帖子觸及到了你的利益了吧！不滿可以提出辯駁，不然刪掉你自己的帖子。

:Q :Q :@ :@ :@ :@ :@

剜肉補瘡的歷史醜劇--朱鎔基徹底失敗的"三年國企脫困"

　　　　　　　　　　　　　　

　　從90年代初起, 國營企業大面積虧損，是中國政府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朱鎔基98年上任時信誓旦旦的」三年國企脫困」，使國問題似乎有了一線曙光.在全國上下的密切關注之中，國企財務指標果然有了重大改善。在1998-2000年三年間，國有經濟的產出佔全部工業總產出的比重從不足28%上升到33% ，帳面利潤也大大改觀，尤其是2000年，利潤達2392億元，比上年猛增了140%！看似國企基本脫困的誓言如期兌現,朱鎔基的吹鼓手們也到處為主子歌功頌德.



任何經濟效益都是投入產出之間的對比,只要詳細計算一下為了「三年脫困」,中國政府的巨額支出, 我們就能知道朱熔基」三年脫困」究竟是什麼貨色.


　　一、國債投資：那幾年政府為改善基礎設施和對付通貨緊縮已舉債2 萬多億.為了」三年脫困」,在1997-2000 年，政府花在國有企業身上的國債投資規模達到3600億元。以利息成本計,約為國企虛增利潤450億元,占國企三年總利潤的11.5%.

　　二、銀行降息：據人民銀行計算，近年來七次降息共降低企業財務成本2600億，這實則是將銀行的帳面利潤挪做國企的利潤了。此一項即占國企三年總利潤的66.4%.

　　三、債轉股：估計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累計接受了約1 萬4000億的不良資產，約佔總不良資產50%,其可能的出售折扣率在四折，也就是說差不多8400億帳面資產將在今後若干年做撇帳處理。另外，2000年1 月24日，國家經貿委審查推薦了「債轉股」企業601戶，擬轉股總額4596億元，其中78戶企業已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銀行簽訂了「債轉股」協議、框架協議或意向書，轉股額金額1122億元。

　　註銷呆帳驚人

　　四、銀行不良資產：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絕大部分是國企拖欠的貸款，懸空在國有銀行內部的不良資產還有1 萬4000億（另一半已通過債轉股由資產管理公司接手待清理后出售），這意味著潛在的8400億資產縮水。目前直接的註銷呆壞帳已很驚人，1997-2000 年核銷呆壞帳共2500多億元，其中97年300 多億，98年400多億，99年700 多億，2000年突破千億。為國企虛增利潤312億,占國企三年總利潤的8%.

　　五、技改貸款貼息：這筆費用由經貿委掌握，本意是扶持國有企業對其老舊設備進行技術改造，國企拿到的貼息在1999年為150 億元，2000年為90億元，兩年共260 億元。占國企三年總利潤的6.6%.


　　六、紡織壓錠配套資金：中國政府認為紡織行業的產能嚴重過剩，因此採取了毀錠、壓錠減產的嚴厲措施。過去三年中，共安排紡織壓錠940 萬錠，中央和地方財政資金為此撥款28億2000萬元，銀行相應配套貸款18億8000萬元。

　　七、「社保基金」缺口：國有企業的改革伴隨著大量工人的下崗。在中國，要建立一個最低水平的社會保障機制所需要的費用，保守估計在7 萬億。即使僅僅考慮在過去3 年失業的約2000萬國企職工，在未來20年國家財政就可能至少必須向社會保障基金注入萬億計的資金。

　　減輕國企壓力

　　八、關閉「五小」企業：「五小企業」是指小化工、小造紙、小煉油、小焦化、小煤窯等，其中大部分還是依法註冊和納稅的。國家強行關閉「五小」企業的理由是它們造成了污染嚴重、能耗大、或與國家爭資源。但關閉「五小」不言而喻地也有利於減少對國企的競爭，保證國企利潤，估計此舉導致地方數百萬人失去工作，產出減少了約80億。

　　九、上市融資：中國滬深股市的設立初衷就是為國企改革保駕護航，1998-2000年間，國有企業上市融資4934億元，三年期間上市公司僅支付紅利522 億元，國有企業從股市中獲得的凈融資約為4412億元,以減少貸款利息成本計算,為國企虛增利潤500億元, 占國企三年總利潤的12.8%.


　　十、出口退稅：由於所有加工貿易和「三資企業」的一般貿易並不享受出口退稅，因此獲得出口退稅的主體是國企。目前中國平均出口退稅率已經達到15% ，整個「九五」期間，全國稅務系統辦理的出口退稅超過3100億元。

　　在上述10項帳單中,我們可以看出如下問題:



1,不考慮政府拖欠已失業的原國企職工的社會保障基金1項(由於國企歷史上的貢獻,此項應由全社會負擔),僅粗略估計其餘9項開支，則朱政府幾年為國有企業「脫貧解困」，已經直接和間接花費了大約4 萬零800億元.根據財政部2000年8 月的統計，中國國有資產總計約有9 萬億元，其中經營性國有資產6 萬6748億，而21萬7000戶國有企業佔用的國有資產總額為5 萬3306億。暫且不算國企資產的虛誇問題，朱鎔基在「三年脫困」中的花費，大概已可按帳面資產買下其中約77.5%的國有企業!這種不計代價,浪費巨大資源,死馬當活馬醫,以粉飾太平,為朱鎔基本人營造政績的作法,除」大躍進」外,可謂空前絕後!


2,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期間實現的全部凈利潤為3,915億元,而僅在一,二,四,五,九幾項由國家直接或間接營造的國企利潤,即達4,122億元.也就是說,沒有朱鎔基移花接木的粉飾手段,三年中,國企是全行業虧損的! 同時,部分國企每年獲得可觀的行業壟斷利潤,在2000年的2393億元的利潤中,前10名的壟斷企業佔據其中的1,900億,它們根本無需」脫困」,。國家"重點支持"的前500名大企業共獲得盈利2,400億元,約等於全年國企總盈利.而其它需要」脫困」的20多萬企業,在受到總數達上千億元財政補貼之後,大部分仍陷在虧損的泥潭中.」國企三年脫困成功」完全是用剜肉補瘡的辦法造出的謊話!




3,朱鎔基在」三年脫困」這個把戲中所用的做帳手段,和股市中臭名遠揚的,以詐騙股民錢財為目的的」紅光」,」銀廣夏」」大慶聯誼」及」格林科爾系」等」惡庄」如出一轍.他們的區別只在於,」惡庄」們做帳是為了騙錢,朱熔基總理做帳是為了」盜名」,欺世盜名.



4,三,六,七,八諸項對國企的投入,包含了相當大的,難以金錢估算的社會資源.特別是銀行爛賬和關閉」五小企業」,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成本,極大地增加了全國金融和社會的系統性風險.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國企來自於計劃經濟時代,那個時代造就的企業,很難適應如今市場經濟的需要.從本質上來講,國企的困境來自於自身組織結構不合理,核心競爭力的缺乏.而當初投資決策的失誤,政府的不當干預以及企業領導層的貪污腐化等問題,也都是國企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國企的財務困境只是一種表象.



目光短淺而又好大喜功的朱熔基,只看到事物的表象,把國企問題僅僅看作財務問題.他治標不治本,一味運用手中的權力,把巨大的社會資源投入國企財務這個無底洞中去, 最終未能挽救國企的頹勢.



朱鎔基心裡完全清楚」三年脫困」的失敗.他在2000年開始贊同」國企逐漸退出競爭性行業」的提法就是明證.財政部長項懷誠等人對」三年國企脫困成功」的大肆吹捧,聽起來更像打在朱老闆臉上的耳光聲.



無可奈何花落去,」三年國企脫困」終於成了一個歷史的笑話, 朱鎔基現在也僅僅是一位退休老人.可朱總理在製造這昂貴的笑話時花掉了幾萬億元」製作費」.這些中國百姓的血汗錢將要由誰來買單呢?

"大奸似忠":簡評朱鎔基總理的功過是非

為官者總是要下台的，或死去下台，或活著下台；或正常下台，或非正常下台；或在掌聲中下台，或在罵聲中下台，反正總有一天得下台就是了。現在兩會正在不溫不火地開著，3月5日上午，朱老闆（中南海里的人都愛這樣稱謂朱鎔基）在莊嚴的人民大會堂作了最後一次政府工作報告，給死氣沉沉的會議多少帶來點生氣。有報道說，當他走下講台時，代表們的掌聲一直追隨著他，有人掐表計算，長達1分45秒。不管人們怎樣鼓掌，過幾天，當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一亮相，朱鎔基的總理生涯就畫上句號了，他要加入到「員外」老人的行列去頤養天年了。不知此時此刻朱老闆的心情如何，你在想什麼？從世俗的角度看，一個人一生中能官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應當說是光宗耀祖、功成名就了。用老百姓的話說：老朱家的祖墳冒清煙了！

古往今來，當官的往往「戀棧」，捨不得手中的權利，死乞別賴地尋找各種借口占著位子不下的大有人在。時下街頭巷尾都在議論中的那張總愛顯擺自己的熟悉面孔，就是這樣的人。朱老闆似乎不是這種人。

一個人要下台了，自己總不免回過頭來反思一下自己在位時的德和行，也許還想聽聽老百姓的反映如何，當然，能夠聽到真話並不容易，至於那些天性願聽好話、奉承話的人就更難聽到逆耳之言了。朱老闆和那些人在這一點上也是不大相同的。近來，國內外媒體對朱老闆的功過是非多有評論，好壞話都有，筆者也想湊湊熱鬧。

「瘋子總理」與「赤字總理」


實事求是說，朱老闆在人們（我這裡主要指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形象還算可以，口碑也不算壞，似乎好於其他常委。好在哪裡呢？筆者以為，好就好在不管對與錯，他都敢想敢說敢幹，個性鮮明，特別是他敢於說真話，再加上他有一個如簧之舌，口才特好，什麼話到他嘴裡，就會活龍活現，能抓住人。當然，他有時也常常惡語傷人，也幹了一些「瘋」事兒，得罪人不少，因此有人送給他一個「瘋子」 的綽號。瘋子者，嚴重精神病患者，不正常也。「瘋」字還有另一種解釋：「農作物生長旺盛，但是不結果實。」不管怎麼說，權衡利弊，總比「騙子」、「傻子」、「混子」、「秧子」要好聽一些，名聲也好一些。


說他「瘋」似乎也並非毫無根據，就說朱老闆上任后所推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吧，他的確「瘋」了一把。這是他掌管國務院后的驚人之舉。周恩來當總理時，是實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收支基本平衡的財政政策，到文革時期，我國既無外債又無內債，是世界上少有的無債之國，為此，我國在世界上榮光了好多年。華國鋒接班，蕭規曹隨，依然是清明財政。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上來，開始舉債，到李鵬離開總理位子時，累計發行國債6000多億人民幣，外債近千億美元

朱老闆接任5年，發行國債就翻了兩番，數字竄升到18700億人民幣；外債也翻了一番多。有學者估計，各種債務相加及國有銀行呆死帳，總共高達14萬億元人民幣，超出我國居民儲蓄（8萬億）6萬億，相當於我國一年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40%。這可是一個嚇人的天文數字呀！對此，上下多有微詞。香港媒體更是不給面子，給他戴上一頂「赤字總理」的帽子。朱老闆聞知大為光火。在一次會議上，他怒氣沖沖地說：沒有國債，1998年財政就垮台了。他怕大家聽不明白，又跟上一句：我成了擦屁股的總理！說起來，他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這種局面，是改革路線發展的必然。只要中國走上市場經濟這條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律這個魔鬼就會纏上你。經濟要拉動，7%以上年增長率要保證，「繁榮」要維持，不借債行嗎？顯然不行。

大家還記得，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那場經濟大危機吧？胡佛總統沒招兒下台了，羅斯福接任就是用的這個辦法來應對危機的。所謂「羅斯福新政」就是這一套。通過國家干預經濟，大量發行國債，大興土木，修鐵路、築公路、挖運河、建水利、辦工廠，以此拉動消費，緩解失業和經濟蕭條這兩個大矛盾。大家知道，羅斯福的新政是從凱恩斯那裡學來的。凱恩斯發明的理論核心，是主張壟斷資產階級的國家加強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會大量工人失業，發生經濟危機，是由於「有效需求不足」，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鼓勵消費和鼓勵投資這兩個方面來刺激「有效需求」。他主張「國家多負起直接投資之責。」政府直接投資，就要大量增加財政開支，錢從哪來？自然是大量發行國債，實行赤字財政。凱恩斯提出，為了擺脫危機，即使國家雇傭大批勞動力隨便在地球上挖窟窿，或者國家把裝滿鈔票的瓶子埋進廢礦里，然後租給資本家，讓他們雇傭工人再把它挖出來，都是生產性的，都是可行的。凱恩斯甚至提出，必要時，可以不惜發動侵略戰爭來增加「消費」。按照凱恩斯的說法「舉債支出雖然『浪費』，但結果可以使社會致富。」「政府多花一點錢，增加一點消費，能起幾倍的作用，又何樂而不為呢？」於是，羅斯福按照凱恩斯這個被資產階級稱之為「救星」的資本主義「還魂術」，從1932年——1938年5年間先後共支出約350億美圓巨額款項，國債總額增加了130億美圓。

細心對照一下，朱老闆的這個路數與「羅斯福新政」的路數如出一轍，只是發動侵略戰爭這一招兒沒敢學。關鍵是朱老闆的「新政」借了這麼多債，效果如何，今後如何還。當然，這些年我國像當年的美國，的確修了好多的高速公路、鐵路、水利工程，城市裡的高樓大廈也如魔術般地成片成片地冒出地平線。各級政府有了錢，就講起排場，全國各大城市竟相攀比，不惜斥巨資把市容打扮得如花似錦，到處都有形象工程。真是財大氣粗，花錢如流水，動輒幾十億，上百億的投資。北京的一個大劇院就投了40多個億，好像中國沒人了，還花大價錢清外國人來設計；上海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就「消費」幾個億。筆者想，毛主席周總理若活著決不會這麼干。有了錢，有了投資，就可以呼風喚雨，幾十萬、上百萬的民工潮被「看不見的手」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南來北往，涌動於全國各地，這幅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壯觀畫面，這些人們感官上的輝煌業績，很大一部分是用這些借來的錢或外國資本的直接投資鑄就的。


這幾年， 「保證7%以上年增長率」的任務從數字上看是落實了，可消費嚴重不足、失業率居高不下、商品大量積壓、開工率普遍不足、經濟日益疲軟等問題依然故我，沒有根本解決，還出現了當年在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出現過的，倒牛奶、砍果樹、砸機器等令中國老百姓瞠目結舌的場面（中國牛奶消費年人均才4公斤；水果年人均消費不過10公斤，不到發達國家的1/10）。用這個辦法「拉動經濟」從短期看，還可以，從長期看肯定是不行的。

朱老闆的好心往往不得好報。就說給公務員長工資吧，朱老闆是下了決心的，4年內，要給全國公務員的工資翻一番，於是，3年長了4次工資。去年年底本來還要再長一次，才能達到翻番目標，可是半路上殺出了程咬金，竟有人不領情，進行「倒亂」，唧唧嚓擦地說了不少反對的話，什麼「工人下崗了，兩極分化了，公務員不要脫離群眾了」，結果這次就沒有長成，這兩天人大會上，財政部長項懷城在報告中透露，去年準備長工資那筆錢已用到扶貧上，今年7月繼續長工資。筆者去年在一次有關「三農」問題的學術報告會上聽到一位學者在報告中說，朱老闆起初的設想是非常好的：公務員長工資以後，錢多了就會大量消耗農產品，從而就拉動了農業的發展；農民富了，就要大量購買工業品，從而又拉動了工業發展；工農業發展了，就會增加就業，工人、農民、公務員都皆大歡喜，國家稅收也會增長，這種雞生蛋蛋生雞的良性循環何樂而不為呢？


然而，幾年下來，蛋是下了不少，但是，這些蛋並沒有再生出雞來。原因出在哪裡呢？原來，朱老闆為大家長工資的同時，國家出台了住房改革、醫療改革和教育改革等方案並付諸實施。這些年的經驗告訴人們，凡是一項改革措施出台，那就意味著要從老百姓兜里往外掏錢。所以，人們有後顧之憂，不得不把長的工資存起來。這兩年，銀行的儲蓄瘋長，除了產生了暴富群體（20%的人佔有80%的存款），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如此這般，朱老闆的「雞生蛋」計劃就這樣破碎了。事情還遠不至此，良性循環的願望變成了惡性循環的現實：一來，公務員長工資拉大了幹部和工農群眾的距離，拉大了兩極分化，地區與地區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特別是干群之間，產生了許多沒有想到的矛盾；二來，朱老闆「以薪養廉」的初衷不僅沒有實現，反而勾起了一些官員發財的慾望，助長了腐敗之風。

「直羅鍋兒」式的「國企解困」


再說國企改革，朱老闆也誇下海口：國企要三年解困。三年過去了，五年過去了，國企到底解除困難沒有呢？他說解困了，可老百姓說，沒有。國企不僅沒有解困，反而快搞沒了。中央作出「抓大放小」的決定后，國有（包括集體）中小企業賣掉的賣掉，破產的破產，改制的改制，「摘帽」的摘帽。國有大型企業不好賣，就來個五鬼分屍，搞股份制，切塊賣，石油分了，電信分了，銀行也要分，中國的資本家買不起的就吸引外國大資本家進來買，橫豎都要實行產權多元化。據官方說，這是目前人家西方最先進的企業制度，所以，我們把它稱之為最有效的、最好的、一抓就靈的「現代企業制度」。


可工人們卻說，什麼「現代企業制度」，就是變著法兒把國企和集體企業變成私人所有的「制度」；用「現代企業制度」來為國企「解困」的辦法，是「直羅鍋兒」的辦法，是把國企往死里整的辦法。北方農村往往把江湖醫生胡亂治病的醫道和醫術比喻是「直羅鍋兒」。「羅鍋兒」是北方方言，即駝背。所謂「直羅鍋兒」就是站在羅鍋兒上狠勁踩，羅鍋兒肯定是直了，可人卻死了。這次朱老闆的報告把國企三年解困列為他的政績之一，可事實並非他報告中所說的那個樣子。當前國有企業的矛盾已經不是困難多少的問題了，而是還能存在不存在的問題了。目前，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已不足三分之一了，而且許多地方的官員還在狠勁高喊著「國退民進」、「國企從一切競爭領域退出」，發誓要消滅國有企業。可以預見，用不了多久，目前這個比例還將大幅度縮減。就是這區區不足三分之一還掛著國企牌子的企業，也已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全民所有了，性質已變了。

在中國搞不搞私有化這個問題上，朱老闆的表現，似乎有些自相矛盾，難圓其說。一方面，他經常聲明，中國決不搞私有化，他也不承認我們現在所做的是搞私有化。《真理的追求》雜誌2001年發表過一篇題為《崽賣爺田不心疼》的文章，作者是九屆政協委員喻權域。李鵬看了很欣賞，還批了幾句話，說是「針砭時弊」。朱老闆也很欣賞，2001年他在科技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很生氣地說：不是有句「崽賣爺田不心疼」的話嗎？這句老話可以改一個字，叫它：「崽送爺田不心疼！」接著他對一些地方有關國企改革的說法和做法進行了尖銳地批評。他說，中央說，國企改革 「有進有退」，現在一些地方被引用為「國退民進」，「國企要全面退出，而且要限期完成」。怎麼退呀？過去一屁股債，退給私人老闆？沖銷國家損失？私營企業主不會去養國企工人的，他要的是國企這塊地！長春把拖拉機廠賣了，還要政府來擦屁股。他在這次講話中還怒氣沖沖地點了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原山東省諸城市委書記陳光（這個人以賣國企聞名全國，綽號叫陳賣光，後來，因賣國企出政績，而升遷到荷澤任市長，到菏澤又把賣國企發展為送國企，綽號又變成陳送光——筆者注）。朱老闆說：「有個陳某人，夠狂的，他說，『有人三年前提出國企改革不能一賣了之』，狗屁！他是說我呢，這話是我說的，我還沒死呢！完全違背十五大精神！」朱老闆說：「總而言之，不能颳風，不要以為把國企送給私企就能辦好。」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陳賣光的諸城改革，恰恰是國務院的試點單位！另據筆者所知，朱老闆確實提出過國有企業改革不能一賣了之的意見，當時好像有些阻力，北京某一大報就硬是壓了一段時間不發表，後來終於發表了，標題就是《國有企業改革不能一賣了之》，但是，又遭到某些媒體的非議。有一家報紙就公開與朱老闆唱對台戲，說什麼：國企可以出售，是寫在中央文件上的，「一賣了之」沒有錯，賣了「不了之」怎麼行呢？結果，朱老闆的話，屁事兒沒頂！賣國企、送國企依然是外甥打燈籠——照舊，並且還不斷加大力度，加快進度。

到了十五屆四中全會，中央又發出新的號令，要求全國上下齊心合力「攻堅」，所攻的 「堅」就是國企！各地聞風而動，積極響應。海南省委書記杜清林一馬當先，率先提出：我們「不求所有，只求所得」、「不求屬性，只求作用」（見2000年8 月28日《報刊文摘》）。副總理李嵐清也說了同樣的話。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國有企業歸誰所有無所謂，只要向政府納稅就行。


據2 月23日《文匯報》報道，2001年私營企業已有203萬戶，投資者461萬人，僱工2253萬人，與解放初期的私營企業9.1萬戶，投資者21萬人，僱工241萬相比，都要多到10倍以上。這些數字說明了什麼呢？說明「私有」不僅「化」了，還形成一個靠掠奪起家的新生資產階級，而且這個新生資產階級還在 GCD內！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於去年底搞了一次專題調查，在203戶私營企業主中，29.9%是.黨員，另有11.1%在「七.一」講話的鼓勵下，正在積極爭取入黨！（見2003年3月5日《報刊文摘》）「資產階級就在GCD內」這句話，看來是被毛主席言中了，如果說文革時許多人還有懷疑的話，那麼，現在已經驗證是千真萬確板上釘釘的事實了。

這麼嚴重的問題，朱老闆就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嗎？不是。據一位知情者透露，有一次朱老闆與丁關根一起議論國企改革宣傳問題，丁關根說，現在一些地方的改革，有點像瓜分國企。朱老闆說，我也有同感。朱老闆是堅決反對賣國企、送國企的，他似乎認為這樣做就是私有化。然而，他又說過另外一些令人生疑的話，例如，2001年他和老布希的一次有趣的對話，大家還記憶猶新吧？老布希認為我們搞的是私有化，朱老闆說，你們叫私有化，我們叫股份制，只是說法不一樣。2000年8月14日《報刊文摘》以《我們不準備實行國企私有化，而是實行股份制，或是公有制》為題披露朱老闆這樣一段話：經濟改革首先是國企改革，先是設法使今年無赤字，三年脫困。當然，徹底改革還有待時日。我們不準備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而是股份制，或是說公有制。所謂公有制，就是讓股票上市大家購買，公共所有。他說，這是根據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把國營企業改為私有化，結果幾乎完全倒閉的慘痛教訓得出來的經驗。故而我們實行股份制，而不是私有化。


早在1996年，朱當副總理時，也說過同樣意思的話。大意是：國有企業改革有兩種不同的做法。一種是實行私有化，然後大量破產、兼并、裁員，這是東德的做法，見效較快，這個辦法是私有化，我們決對不搞，而且我們也搞不起。另一種是用溫和的辦法，根據我們力量和可能，逐步實行調整、兼并、減人增效，實在救不活的只有破產，這樣步子雖然慢一些，但比較穩。（見1996年2月29日《報刊文摘》）他的這些話聽起來，很是令人費解：國企賣給少數人是私有化，而賣給多數人（國企產權變成股票上市大家來買）就不是私有化。他所主張的「公有制」就是：「讓股票上市大家購買，公共所有。」他認為，在私有化問題上，我們與東歐的區別在於，他們是「大量破產」、「見效較快」的辦法；我們是「慢一些，但比較穩」的辦法。只要稍加分析，就會感到朱老闆所說的「股份制不是私有化」是站不住腳的。按照馬克思主義一般常識來認識，股份制就是私有制，這是沒有什麼可含糊的。

朱老闆在這個問題上種種自相矛盾的表現，使人們感到很奇怪：按理說，作為他這樣一個絕頂聰明的人，本不應該糊塗到這種地步的，是真糊塗還是假糊塗，只有他自己清楚了。

反腐與《焦點訪談》


在廉政和反腐敗問題上，朱老闆也是一個矛盾人物。2000年3月15日，他在九屆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後，全國人民能說一句，他是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熔基還是辦了一點實事，我就謝天謝地了。」當時，他的這句充滿激情、擲地有聲的話語，使許多國人為之動容，為之傾倒。本來，GCD人做「清官」，已經是低標準了，再說，用 「清官」的「官」來比喻自己的身份也與GCD的性質和宗旨不相符，即使如此，在時下腐敗盛行的官場上能聽到高層領導發出這樣的聲音，已如旱天驚雷了。因此，大家對他充滿了期望：這一下，我們可有一個好總理了，貪官污吏有人管了。



他自己是真想做一個廉潔的總理，這一點大家並不懷疑。可是作為中央常委和一國總理，即要自己清廉，還要抓好全黨全國的清廉。幾年下來，到底怎麼樣呢？就他個人方面看，反映不一，近日北京官方傳媒文章披露，朱鎔基雖然貴為總理，但其親戚卻未有因此沾光，多年前其堂兄弟及親屬已有六人下崗、失業。讀來令人感動。也有不好的反映，主要是他的兩個子女朱燕來和朱雲來，據說朱雲來擔任巨型跨國公司高盛集團享有高薪的在華督辦和業務主管，如果真有此事，那就是說，他兒子是干著洋奴買辦的勾當！雖然在高層，像他兒子這種情況並不鮮見，可對於在國人面前誇下海口的他來講，這就自打嘴巴，食言了


這個暫且不論。反腐工作他抓得怎麼樣呢？五年來，就整體看，黨風並沒有根本好轉，並且比5年前更為嚴重，已經到了天怒人怨、水涌覆舟的地步了。但說他沒有做工作，那是冤枉了他。他確實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對金融機構的整頓、解決「三角債」、打擊走私犯罪，以及對幾個走私大案的查辦，他的態度是最堅決的，這一點大家也是肯定的。就拿走私幾百億的福建廈門遠華走私大案來說吧，他是下了狠心的。他在一次會上說：「不管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首犯賴昌星跑到加拿大，他也是緊追不捨。他說：「加拿大總理伊利蒂安來我國訪問時，我提出賴昌星問題，必須遣返。伊利蒂安說，賴很有錢，賴請了最好的律師。我說，要說有錢，我有1600億美圓的儲備呢，最後，伊利蒂安表示願意引渡回來，但他到香港，又表示，不能判死刑。」朱老闆與伊利蒂安的這番談話過去兩年了，賴昌星仍逍遙海外，可見，朱老闆的權力也是有限的，箇中原因，誰都知道，是有保護傘，有人不願讓賴昌星回來，朱老闆也是無可奈何。


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是反腐敗的一個好欄目，老百姓非常喜愛看，朱老闆也喜歡看，並且非常重視，還不斷地給予鼓勵。在中央高層公開表態支持《焦點訪談》的，只有他一人。記得朱老闆在一次會議上講：「我要鼓勵《焦點訪談》，但地方上很惱火，一到晚上七點半，地方一些同志就發憷了，生怕在《焦點訪談》上被點名。現在批評少了，最近《焦點訪談》的銳氣越來越少了。你們怕什麼？不就是調動工作嗎！《焦點訪談》里，人民的話要多點，鄉鎮幹部的窘態要少拍一點，應該說大部分幹部是好的。尖銳的精神要保持。」在以正面宣傳為主的眾多媒體中，《焦點訪談》則是以報道反面典型為主，特別是對腐敗問題揭露的比較多，老百姓之所以非常喜愛它，原因也就在這裡。當然它揭露的主要是縣以下的問題，多為村官、鄉官，縣一級的官都很少。儘管它有「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之嫌，也已經是很不容易了。據說，朱老闆不僅自己看，他還號召部長們看。有時，他還搞「突然襲擊」，時不時打電話問某一部長：「看了今天的《焦點訪談》沒有？」此事傳開，嚇得部長們在《焦點訪談》時間，不管情願不情願，都得老老實實坐在電視機旁。



儘管朱老闆在工作上有如此良苦用心，如此兢兢業業，效果並不怎麼好，還是只「生長旺盛，不結果實」，腐敗案件接二連三不說，連他這個伯樂非常欣賞的愛將朱小華、王雪冰也相繼落馬。前年，國家審計局在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審查小金庫，竟然查出違規金額高達幾百個億！上樑不正下樑歪，他身邊都這樣，全國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
在「三農」問題上，朱老闆也有許多大膽舉措，為減輕農民負擔，也為緩和基層過熱的干群矛盾，朱老闆提出了費改稅的主張。他首先在安徽部分地區進行了試點。費改稅的辦法對於廣大農民來說，畢竟是一件好事，因為多年來，農民已如牛負重，被各種苛捐雜稅壓得喘不過氣來。農民辛辛苦苦種地，一年下來，交完各種費稅就所剩無幾，有的地方農民甚至還要倒貼。農民們氣憤地說，過去說國民黨稅多，GCD會多，現在可好，GCD的會倒是很少開了，可GCD的稅比國民黨時還多。農村的各種攤派確實極大地挫傷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於是造成了一些地方大片土地撂荒現象。許多媒體也發出了為農民解困的各種呼聲。

一個叫李昌平的鄉黨委書記寫了一本書《我向總理說實話》，出版以後，在社會上曾引起不小的轟動。李昌平在書中講到「三農」問題時擺出4條嚴重表現： 「（1）、絕大多數省份的農民的農業收入在繳納稅費之後的剩餘，不足以維持農民勞動力再生產和農業簡單再生產。（2）、農村的原有基礎設施功能退化，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實亡，農村市場蕭條，農村金融萎縮。（3）、農業增產不增收，農業投資持續下降，農村生態環境日趨惡化，不少農村已經退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4）、中央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資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資源又不斷被基層政府組織吸納，解決三農問題遇到體制和制度性障礙。」面對嚴峻的三農問題，朱老闆也坦言頭痛不已。


朱老闆「費改稅」的舉措，雖然不能完全解決農民的負擔問題，但如果真正落實了，也會多少解決一些農民的負擔問題。然而，施行起來並容易，因為這個問題不是孤立的，它和整個「生物鏈」是環環相扣的。小環境受大環境制約；小政策受大政策制約，因而落實起來阻力重重，至今未能在全國全面推開。已經實行費改稅的地區，也出現了新的矛盾。攤派減少了，鄉鎮幹部和教師的工資就發不出來了。這與我們吃皇糧的人過多，各地財政多為吃飯財政不無關係。這些年，年年喊精簡，可是吃公糧的鄉鎮幹部卻越來越多。最近「兩會」透露，政府機關和行政事業單位有 4500多萬人，全國平均28個人養一個人，這可能還不包括幾百萬軍隊和幾十萬武裝警察。


那就精簡機構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連續幾次大動作，機構是壓縮了，國務院40個部委減到了這次人代會上定的28個，可就全國而言，吃皇糧的人數不僅沒減，反而在增加。這又是朱老闆的一個敗筆。

這幾年，在農村颳起撤鄉建鎮風。撤鄉建鎮的目的無非是轉移農村勞動力，減少農村人口，據說這是衡量工業文明的一個重要標誌。西方發達國家經過幾百年資本主義的發展，農民所佔總人口的比例很小，有的不到10%，而我們的比例則是60% 多。現在，我國有8億農民，4.9億農村勞動力。有的專家閉門造車，說全國農村有4000——5000萬勞動力從事種植業生產就夠用了，這樣中國就可以實現工業化了。


撤鄉建鎮，並不是始自朱老闆，但朱老闆執掌國務院這幾年，又大力推進了。鄉改鎮、縣改市，雖然城鎮數量大增，城市人口也大增，可是，除了沿海地區，全國大多數地區新建的市鎮並未出現多少工業，許多農民雖然拿到了城市戶口，卻變成了既失去土地又無工可作的城鎮貧民。看來，英國當年用「羊吃人」的辦法實現工業化的道路，恐難在我們這裡行的通。西方的摸式不符合中國國情，照葫蘆畫瓢是不行的。

改變糧食自給政策


這些年我國的糧食問題是朱老闆十分關注的一個問題。朱老闆在糧食問題上過於樂觀過於自信。他在一次會議上說：現在宣傳過分強調糧食安全，過分強調種植面積，這是不妥的。現在不存在糧食安全問題。他斷言，如果中國有一年顆粒不收，糧食也吃不完。有人不讓我說這句話，我還是要說。他甚至提出，用糧食生產汽油醇，以代替部分汽油。他提出，浙江、江蘇、上海等沿海地區可以不種糧食。他提出，西部地區退耕還林、退耕還草、退耕還湖。許多有識之士無不為朱老闆的這些「瘋」招兒擔心不已。

2001 年糧食總產量達到45260萬噸，國庫存糧5000億斤。我國人均糧食佔有量已達370公斤。這個成績的取得，應當說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建國後幾十年打下的基礎，例如，農村實行合作化集體經濟以後，極大地解放和促進了農村生產力，激發和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利用集體的力量，大力加強了農田、水力、電力、農機等基本建設；建設了數以千計的大中小不同規模的化肥廠；加強了農業科技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科技成果，包括袁隆平高產雜交水稻的培育成功與推廣。改革前，我國已解決了溫飽問題，糧食已經自給有餘，1970年全國庫存糧食就已達4000萬噸。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解散了集體經濟組織，實行了分田到戶政策。改革初期，利用毛澤東時代打下的良好基礎，加上大量化肥的使用，再有老天爺作美，也取得連續幾年的豐收。

但，一家一戶的小生產，它的生產力是極其有限的，也不可能有後勁。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矛盾必然要暴露出來，到朱老闆接任時，農業生產已經開始下滑，糧食耕種面積連續減少，1999年減少940萬畝，2000年減少9000萬畝， 2001年減少3444萬畝，2002年全國又減少多少，筆者未見到統計資料。近日媒體報道，到2002年底我國農業可耕地已由1996年的21.1億畝減到18.89億畝，其中糧食總耕種面積只有15.9億畝了，本來我國的可耕地就少，我國的人口佔世界20%，而可耕地卻只佔世界的7%，經過這幾年的折騰，就更少了。由於耕地的減少以及天災人禍，我國糧食已連續多年減產，加之入世后關稅的降低，外國糧食以及水果、蔬菜等農產品大舉搶佔我國市場，使糧食形勢更為嚴峻。


這裡需要補充一句，有人故意欺騙國人，在媒體上宣傳說：2002年是入世的第一年，並沒有出現國外糧食大量進口的形勢呀？他們並以小麥和大豆為例，說去年我國小麥出口大於進口；大豆的進口也比前年少。他們迴避了兩個重要原因：一是由於2002年世界上幾個小麥和大豆主產國受災減產造成的。二是大豆凈進口去年少於前年，那是2000、2001兩年我國進口過多，造成庫存積壓而減少了進口的。雖然去年這個問題沒有凸顯出來，別急，過幾年，就會看清楚。


我國剛剛入世時，世貿組織後任總幹事、泰國前副總理素帕差-巴尼巴滴就說過這樣的話：「對美國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農民來說，低關稅無疑是好消息。幾十年來，中國人一直成功的養育了自己。如今可耕地日益縮減，對於邊緣土地的利用導致環境的繼續惡化。意識到糧食自給的代價太大，中國政府目前將國內糧食自給率由一直以來的100%降到95%，謹慎地放棄糧食自給。」（2002年1月13日《中Guo青Nian報》）美國出於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糧食問題上不斷進行蠱惑人心地宣傳。在1996年世界糧食會議上，美國提出，主權國家如果可以通過購買來消除國內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差距的話，那麼它在糧食方面不必要自己滿足自己。（2002年2月15日《參考消息》「農業戰爭」）


我們不能上美國的當。放棄糧食自給政策，必將對國計民生，對國家獨立和安全帶來極其嚴重的後果。孰若不信，那就讓歷史會來做出結論吧，不過，待到大禍臨頭，遭殃的還是老百姓，朱老闆就管不了這麼多了。

外交上的三件事兒


中央機關的同志都知道，朱的權力雖然很大，但也是有限的，不但是黨和軍隊的大權，而且本應國務院管的經濟和外交的最後決斷權也都掌握在別的人手裡。儘管如此，經濟工作和外交工作上發生的問題，朱老闆也是負有重要責任的，一有集體領導的責任，二也有他個人的責任。外交上與他有直接關係的有三件事。


一件是，正當美國侵略南斯拉夫的時候，人家俄羅斯的外長在訪美途中，立即返回莫斯科，而我們的朱老闆卻急忙趕往美國訪問，要知道這是一種象徵啊。據說，他本人不願此行，是政治局集體決定他非去不可，這也罷了，可是，他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在美國人面前說了那麼一句遭國人唾罵的話：我是來給你們消氣來了！這句話著著實實地刺疼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第二件，他親自主持簽訂了《中美農業協定》。這件事，也遭到人們的非議，說他是賣國。簽訂條約的事，對中國人民來說太敏感了。因為從康熙帝逝世前三年（1689年）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始到1901年的辛丑條約，再到1915年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中國與外國先後簽訂了多達20多個條約，幾乎每次簽約，都是中國吃虧。中國人實在是吃虧吃怕了。新中國成立以後，有毛主席和 GCD，中國再也不去吃這個虧了。最近，從左大培致全國人大的信和一些資料看，這個協議，有些准入條款，連日本、台灣都未答應的，我們答應了，我們對美國等西方國家讓步太多太多了，確實有問題，可能又是一個吃虧的「條約」，它將給我國農業帶來無窮的後患。有學者極言：《中美農業協定》把我國的農民給賣了；加入WTO又把整個中國給賣了。


第三件是購買美國債券。2001年初，他在一次會議上講：「美國經濟對我們的關係極大，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也不一定好起來，我們並沒有把美國當成敵人。它要爛下去，我們大家就要紮緊腰帶了。」在經濟、外貿關係上，確實把中國和美國栓在了一起。朱老闆有一個使他洋洋得意的傑作，那就是外匯儲備。據報道，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2800億美圓，2001年初，朱老闆在一次會議上津津樂道的說到他在這方面的成就：「我們的外匯主要是投到美國買債券和投資了，我國每年能收益80億美圓。我們已佔有美國證券市場的6%。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美國的證券市場。」正當筆者寫到這裡的時候，看到了2月27日《參考消息》刊登的英國《金融時報》一篇題為《亞洲為美國大炮和黃油付錢》的文章。文章說：亞洲，其中自然包括我國，「間接地為美國展示國力支付開支。」「全世界外匯儲備為22940億美圓，其中73%是以美圓形式儲備的，這些儲備的58%是亞洲各國和地區政府持有的，中國大陸持有2586億美圓，佔總量的19。 3%」，「美國經常賬戶赤字不斷增加，從2000年的4000億增加到2001年的5000億。外國政府購買美國債券的增加，彌補了這一差額。」


朱老闆把外匯投到美國的舉措，可能帶來三種後果，其一，我們給美國打了「支援靶」，為「美國經常帳戶赤字」，「彌補了差額」；其二，由於美圓的連續貶值，造成我國的債券、投資和外匯儲備縮水；其三，把我國的金融、經濟的安全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上，給我國的經濟、金融安全帶來嚴重問題。多年來，我們在美國面前硬不起來，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不敢對美國侵略別國的無理提案行使否決權，除了外交路線方面發生了問題，與此種經濟關係不能說沒有聯繫。

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以上這些事，只是朱老闆總理生涯中的只鱗片爪，筆者不想以偏蓋全，更不想一葉遮目。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當是客觀公正的，特別是像他這樣的黨和國家高層領導幹部。那麼怎麼樣才能作到客觀公正呢？筆者認為，關鍵的問題是站在什麼立場上和以什麼為標準。

如果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那就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標準，那就要站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立場上，堅持階級分析，堅持路線分析。具體來說，在階級社會裡，看一個人，首先要看他是站在哪個階級立場上，為哪個階級說話，為哪個階級服務。在GCD內，那就要看他是站在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還是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上；是帶領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堅持馬克思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是堅持無產階級的專Zheng，還是搞資產階級的專Zheng，這些都是不可迴避的硬杠杠、硬標準。

毛主席曾經說過：思想上政治上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1957年，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對辨別香花和毒草提出了六條標準。1964年，毛主席在《關於赫魯曉夫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一文中，又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五條標準。毛主席的這兩個「標準」核心問題是站在哪一邊為誰服務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堅決地站在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一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這就是毛主席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反之，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

筆者認為，這個標準，不僅對朱老闆適用，而且對每一個幹部和GCD員、每一個知識分子、包括筆者自己，都是適用的。倘若從這樣一個大標準和大視野來看朱老闆，那麼對他五年總理工作，是充分肯定呢，還是基本否定？是該稱頌呢，還是該批評？如果不帶偏見，誰都會承認，他的確很有能力，很有才華，也很有實幹精神，正像《紅樓夢》里說的「人自聰明，才自高」啊！他的確是一個人才難得非同凡響的人物。可是，假如他真的在方向、路線上錯了，他的能力、才華、幹勁，對人民、對黨、對革命事業來說又有什麼用呢？越是這樣人，可能對黨的事業危害就越大呀！


我們還記得，1998年3月19日，他在就任總理后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是那樣的慷慨激昂，那樣的躊躇滿志：「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返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問題是，你所說的「地雷陣」「萬丈深淵」是指什麼？你要「一往無前，義無返顧」地去走什麼道路？你為誰去「鞠躬盡瘁」，又為誰去「死而後已」？我們還是把他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里來看看他的實際表現怎樣吧。這五年裡，當然也不僅是這五年，可以從20多年前算起，中國社會的確發生了改天換地的大變化。這個變化是朝著什麼方向變化？又是什麼性質的變化？

我們不妨列出12個方面的「問答題」：


1、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是大力發展了公有制經濟，還是大力發展了私有制經濟？是繼續沿著毛主席領導我們黨開闢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了，還是改向走了資本主義道路？
2、在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上，這些年所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代表」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還是繼承了修正主義？

3、在黨的建設上，黨允許黨員發家致富成為私營企業主，又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這是否意味著黨的無產階級性質的改變？

4、這些年，黨的腐敗之風是好轉了，還是越演越烈了？其根源是什麼？

5、黨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形象是越來越好了，還是越來越壞了？

6、我們黨的領導層是堅持了共產主義理想還是放棄共產主義理想？

7、一個新生資產階級是形成了，還是沒有形成？

8、在理論認識上，是堅信馬克思主義剩餘價值理論，還是認為它過時了？在資本和雇傭勞動廣泛存在的情況下，是承認剝削，還是不承認剝削？

9、貧富兩極分化、工人大批失業、農民陷入貧困，大批勞動人民重新淪為資本的奴隸，這種局面是改革開放路線和和政策造成的，還是別的什麼原因造成的？

10、我國通過不斷讓步作了許多不利於我國的屈辱承諾而簽訂的加入WTO協定，究竟是愛國條約，還是賣國條約？

11、大量吸引外資，開放國內市場，是有利於我國的經濟，還是不利於我國經濟？

12、在國際共運上，我們黨是堅持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還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在外交路線上，是堅定地站在被侵略被壓迫的第三世界國家民族和人民的一邊，還是站到了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一邊？

記得當年赫魯曉夫下台時，《紅旗》雜誌發表一篇經毛主席審改的社論，對赫魯曉夫掌權11年所做的壞事歸納了12條，大多是講國際關係和國際共運方面的。而筆者列出的12條中多指國內的是非問題。筆者提起這個例子，並不是暗示誰是赫魯曉夫，而是想說，在這些大是大非的面前，每一個GCD員，包括朱老闆，都是迴避不了的。今天我們評價朱老闆，那就要看他在這些問題上都做了什麼，是怎樣做的？我們給他對對號，打打分。當然，持不同立場的人可以打出不同的分數。有的可能給他打最高分；有的可能給他打最低分，最終的分數，還是應當由人民來定。


朱老闆是個明白人，他自己也會反思自己，也會自己給自己打分。據說，兩年前，朱老闆的一位友人與他談心，把老百姓意見最大的西化私化腐化問題非常坦誠地反映給他，朱老闆聽完后對他這位友人說：「請你相信，我還是一個GCD員，但我不敢說我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馬列的書我讀的不多。」朱老闆不當總理了，也不再擔任任何社會職務了，但還是一個GCD員，在他面前還有很長的一段人生之路，筆者真心地希望他走好，做一個真正的GCD員。

目光短淺,見識平庸,眼高手低,好大喜功 --淺談朱鎔基

自從朱鎔基升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之後，中國的國民經濟就開始每況愈下直至今天的全面蕭條。這中間固然與搞資本主義必然會帶來的經濟危機周期以及各種客觀因素有關，但朱鎔基及其幕僚搞出的一連串錯誤政策也是決定性因素之一。限於篇幅，這裡只舉幾個例子。

朱鎔基上台伊始就進行了所謂的清理三角債和宏觀調控。

三角債的具體成因多種多樣，但歸根結底不過是企業生產過剩，產品積壓導致流動資金短缺最後拆了東牆補西牆的結果。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解決的是企業盲目生產的問題。而朱鎔基的對策卻是由國家提供企業啟動資金，限期清償互相之間的債務。在東北取得了二十五天內解決三角債的「輝煌戰績」后，他向各地下達行政命令限期各地使用他的「東北經驗」解決三角債。且不說這樣做是否有一刀切的問題，「東北經驗」本身就治標不治本。朱鎔基只不過用國庫來還企業的欠款而已。而企業最終欠的還是國家銀行的錢，吃虧的還是國家。在命令下達后，三角債果然消失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但三角債的形成機制未除，一切迅速恢復了原樣甚至比以前更嚴重。

初戰「告捷」，朱鎔基又覺得中國經濟「過熱」，要「降溫」於是開始搞宏觀調控。本來，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會多多少少對經濟進行干預，程度各不相同，手法基本一樣，即使用經濟手段如調節利率，開辦公益事業等等。朱鎔基號稱也要使用經濟手段，抽緊銀根。一般來說，可使用的方法很多，如提高銀行貼現率等等。但朱鎔基卻下令全國銀行限期收回貸款。結果本已「解決」的三角債迅速反撲。中國經濟的「溫」是降了，但從此也走上了下坡路。

牟其中這個人大家是很熟悉的了。他自稱中國首富，很多人現在叫他中國首騙。但在1992至1993年期間，他的南德集團正處於聲譽的頂峰。他於1992年從北京工商銀行以6。4%的利率貸出2。2億元，還款期限是五年，即到1997年還清。於是他又以11。8%的利率轉貸給國營四川省航空公司。不料，1993年夏天朱鎔基下令全國銀行限期收回貸款，並且責令北京工商銀行一星期內收回給牟其中的全部貸款。這時，牟其中無錢可還只得借高利貸清償工商銀行的貸款。從此之後，南德集團就陷入了不斷借新債還舊債的財務危機。(見《天才騙子牟其中》，李路光著，遠方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

我舉這個例子並不是要為牟其中辯護。牟其中和南德走到今天這一步有其自身的原因。當初的財務危機並不能成為日後行為的理由，正如當初失戀不能作為今天殺人的理由一樣。我舉這個例子是要說明朱鎔基根本不會使用經濟手段。

貸款要有期限是因為任何商業行為都需要一定的時間才能產生利潤。正如一隻母雞要從小雞養大才會下蛋。貸款人在借到貸款后決不會把款子藏在床底下不用而往往會把大多數款項在前半期用掉，正如小雞要吃大量飼料才會長大一樣。要貸款人在投資已經用掉，效益還未產生時還清全部貸款無異於讓小雞立刻下蛋。

牟其中的遭遇並不是特殊的。一大批企業在如此「調控」下從盈利企業變成了負債企業。

或許有人會說牟其中擾亂金融秩序，他根本就是在倒賣貸款，這種人不收拾怎麼得了？那麼難道其他所有與工商銀行有貸款業務的企業也都在倒賣貸款？如果不是，又有什麼理由讓全國的銀行限期收回貸款？何況牟其中與工商銀行是簽過合同的。據說朱鎔基一向是講「法治」不講「人治」的。用行政命令強行撕毀合同難道不是違法行為嗎？

據說朱鎔基一向很欽佩商鞅，言談中甚至以商鞅自許，常常感嘆改革者的下場悲慘。但不知朱鎔基是否研究過為什麼商鞅能在秦國變法成功。商鞅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在國都南門立三丈之木，如有人能將其搬到北門就賞十金。起初無人應徵，他便將賞格提高到五十金，於是有人應徵。在那人將木頭搬到北門后，商鞅立刻如約賞了那人五十金。

現在很多「改革者」一提起商鞅不是「廢井田，開阡陌」就是「王子犯法，與民同罪」要麼就是他的悲慘結局，完全不注意這件小事。然而使商鞅在秦國初步建立起威信的恰恰正是這件小事。假設商鞅也利用自己的權威毀約，不賞賜那個扛木頭的人，又有誰會相信他以後的命令呢？

任何政權的維繫靠的都是「威信」二字。「威」是權威，是命令，是專Zheng，是暴力鎮Ya。「信」是信念，是信心，是信譽，是取信於民。二者缺一不可，而「信」更為重要。任何喪失人民信任的政權即使擁有再多的暴力手段也都會失敗。而人民的信任，或曰民心，是最不容易得到卻又最容易失去的。

一個政權要得到人民的信任首先要取信於民。要取信於民首先要恪守信用，既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出爾反爾。而朱鎔基恰恰犯了這個錯誤，不但不自知，還沾沾自喜於自己的「雷厲風行，辦事果斷」。

「宏觀調控」之後，朱鎔基被國外媒體冠以「紅色經濟沙皇」的稱號。由於經濟正在衰退，作為「經濟沙皇」的他必須找出對策。他和他的幕僚們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結論是國營企業效益低下因此需要改革徹底打破鐵飯碗。

國營企業效益低下在任何國家都一樣，並不是中國特色。國企問題也的確需要解決。經濟衰退的原因至今還見仁見智，莫衷一是。但國企問題決不是造成當時經濟衰退的決定因素。以為解決了國企問題就可以解決一切未免過於天真。

但朱鎔基覺得他找對了路子。開出的藥方有兩個：一曰結構調整，二曰引進外資。其災難性的後果是有目共睹的。在沒有社會福利保障的情況下國企大量裁員，許多老工人辛辛苦苦為國家幹了一輩子，到頭來被毫不留情地踢出了廠門。各地工潮不斷，朱鎔基卻還沾沾自喜於「失業率沒有超過國際警戒線」。殊不知各國情況不同。中國的人口龐大，看來失業百分比不高，但絕對人數已超過西方七國失業人口的總和。更何況中國的失業統計不算農村失業人口，如果算上還不知要添上多少倍。已統計的失業人口又集中在紡織業和重工業。這些產業集中的地區也就是失業人員集中的地區。在這些地區失業人口的比例有時甚至超過就業人口。

引進外資的結果是稍有些利潤的企業都紛紛與外商合資。三資企業冒得比雨後的蘑菇還快。跨國公司更是長驅直入，排擠民族產品。我從小就用白玉，中華牙膏，現在全成了高露潔。據說引進外資的目的是為了引進先進的外國技術和管理，但總不至於中國連一支牙膏都不會生產罷。那麼為什麼國內企業當時那麼熱衷於合資呢？原因在於三資企業可以「三減兩免」有稅收優待。

任何國家機器的運轉都要靠稅收來維持。但稅收要合理，不能橫徵暴斂。「輕徭役，薄賦稅」的治國古訓應該是每個當政者的常識。中國現在的苛捐雜稅之多可稱之為世界之最。現行稅收的制定完全不顧企業的實際支付能力。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增值稅。簡單來說增值稅是在產品銷售時收取銷售額的百分之十七。作什麼買賣能有百分之十七的利潤呢？更何況還有無數雜稅和攤派。如果企業真的按章繳稅，絕大多數的企業都會虧本。過去搞計劃經濟時，國家就是企業，企業就是國家，不存在逃稅的問題。現在改革了，要獨立核算了，企業要盡一切可能提高利潤。但稅收如此之高，想不虧本就只有逃稅。而合資正提供了一條合法逃稅的途徑。

然而外國人並不是傻瓜，沒人會和虧本的企業合資。於是造成賺錢的企業都被合走，虧本的企業都被留下。於是中央的財政收入進一步減少。為增加收入不得不提高稅收，結果使繳稅的企業更少。如此便陷入了惡性循環。

稅收減少的結果使中央財政不堪負擔。朱鎔基在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陣子國企改造后才發現作為中央主要財政來源的國營企業已被他砍得差不多了。而別的地方不是偷稅漏稅，就是根本無稅可收。向地方財政要錢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各地財政早已各自為政，他當初在上海怎樣對付中央財政，現在人家也怎樣對付他。

不能開源，就只能截流。他一當上總理就下令裁撤政府公務員。和國企問題一樣，政府機構臃腫也是由來已久的問題。適當精簡也是必須的。然而朱鎔基提出的精簡人數幾乎是個天文數字。要在半年內確定誰去誰留再將他們全部開除並做好善後工作簡直是天方夜談。而他選的時機更是再壞不過，中國經濟的谷底。在農民打白條，工人下崗的時候讓這麼一大批有政治經驗，有組織能力但又別無長處的人去自生自滅，一旦三種勢力結合不造反才怪。或許是意識到了這個危險，這件事最後不了了之，只象徵性地裁了幾人便草草收場。

急病亂投醫，為了把經濟拉上去朱鎔基開始嘗試一切他的幕僚們建議的方法。首先，他機械地照搬羅斯福的「新政」的大興土木大搞公用事業以期促進經濟。但對羅斯福「新政」中的建立社會福利機制，促進勞資關係卻毫無興趣。殊不知凱恩斯主義只有在內向型，民族產業十分發達的經濟模式內才能奏效。對於國營企業成分已低於四分之一，經濟嚴重依賴國際市場的中國無異於杯水車薪。其實，即使是羅斯福的「新政」也沒有完全解決大蕭條。美國經濟真正走出谷底是在二戰開始后，生產軍火發了戰爭財。

然後朱鎔基又開始操縱股市以期股民們慷慨解囊。這一招除了讓一些「大戶」發了橫財以外沒起任何作用。於是他又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了加入世貿上。於是便有了消氣外交，於是便有了中國對美國的單方面退讓。

可是，農民打白條依舊，工人下崗依舊，中國的問題依舊，我們的朱總理依舊。

其實，朱鎔基並不是不想搞好經濟。相反，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主觀上想要把事情辦好，只不過他的才能不足以使他成功。

他深信行政命令可以解決一切。但行政命令永遠只能治標不能治本。何況行政命令是要靠幹部來執行的。再完美的行政指令執行地不好也會走樣。靠一支道德淪喪，貪污成風的官僚隊伍執行命令，再好的德政也會成為惡政。

任何一項政策出台後他馬上就想看到成績。殊不知，一個政策的效果往往要幾年，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時間才能顯現出來。商鞅開始的變法經過了六代秦王的努力才達到了統一中國的目的。中國的改革才開始二十年，將來的路還很長，怎能急功近利。

他搞經濟採取的是搞政治運動的形勢。一說要清理三角債，便發動全國。一說要宏觀調控，又發動全國。經濟這東西好比種莊稼，你不理它不行，但揠苗助長就是過分了。

他又喜歡試驗經濟理論。對經濟理論生搬硬套完全不顧中國的實際。他應該明白，中國經濟現在的首要問題是分配不公的問題。改革二十年，中國一直未能建立一個公正的分配機制。而沒有一個公正的分配機制的社會，任何經濟理論都不會適用。

朱鎔基的才幹足以當一個市長，一個省長，一個部長。事實也證明他能夠勝任愉快。但作為總攬全國的總理，他的能力卻不足。這正如一名技工能修好一輛汽車卻設計不了一輛汽車一樣。

拉拉雜雜寫了這一篇東西，有人或許會問：「那麼你又有什麼高招？」
其實我也是技工水平，但依我的想法，治國的方法無非是：
"取信於民、法治、輕賦稅，薄徭役、治大國若烹小鮮"

文不對題的回復沒有意義，快刪快刪

原帖由 mikire 於 2008-3-1 08:07 發表
文不對題的回復沒有意義，快刪快刪

你這段話最該刪！

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的朱鎔基最終放棄了農民利益

近幾年來，農民不堪承受的苛捐雜稅負擔引起人們的關注，從官方出版物到民間網頁，常有認真討論。農民──中國人主體──所處的困境，正引起越來越多的有良知的、真正關心大多數中國人生存狀態的學者專家的關心。

與此成鮮明對比，朱鎔基政府除了年復一年發幾份大同小異的紅頭文件，聲稱,」提高農民收入,減少農民負擔」之外,在行動上正象著名農村問題專家程曉農先生所形容，「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僅舉一例：200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剛發文，吹噓「費改稅」為「治本之策」，要在全國推廣實行，才到6月，便嘎然叫停，半途夭折。

為什麼會如此「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面對強勢利益團體和弱勢的農民實在是難抉擇啊！

一方面，農村──這裡指的是以務農為主要經濟來源的廣大農村──民生凋蔽，民怨沸騰，已經嚴重威脅了政權的「穩定」。李昌平的上國務院領導書、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白沙洲的《中國二等公民──當代農民考察報告》都是振聾發聵的銅鐘，向中國領導發出了警報。

而另一方面，農民負擔過重是國家半個世紀政策的產物，積重難返，要切實解決問題，必定觸及統治最敏感的部位，觸動統治者的根本利益。

不管，怕不行；要管，又捨不得出錢。因此而「猶豫不決、進退失據、首鼠兩端」。

如真想減輕農民負擔，必須改變從五十年代初就形成的「剝奪農村發展城市」的既定政策。

從五十年代初，通過「統購統銷」、「合作化」和「戶籍制度」三大政策，農民實際上淪
為聽任剝削的農奴，從1952年至1986年運用價格剪刀差偷偷地從農民身上汲取近六千億人民幣，再加上「名正言順」的農業稅一千多億，共從農業巧取豪奪近七千億。(李茂嵐《中國農民負擔問題研究》)這真是駭人聽聞的天文數字！需知，在五六十年代，中國一年的國民經濟總值才一千億左右。農民做出了這麼巨大的貢獻，卻幾乎享受不到任何福利。所謂「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加惠與城市。公費醫療、勞保退休、免費教育、福利住房、物價補貼，一概與農民無緣。中國演變為「二元社會」，農民淪落為「二等公民」。

鄧小平推行新政，減輕了農民負擔，八十年代前半期被稱為農民的「黃金時代」，但「二元社會」、「二等公民」現象並未根本改變，農民仍然只有交稅納糧的義務，而沒有與市民同等的公民權力。朱鎔基主管經濟以後，特別是1998年後,農產品價格下降，廉價的農產品使城市消費者受益，為「下崗」職工日多的城市「穩定」作出了貢獻。但是「穀賤傷農」，農民實際收入嚴重下降。

據北京大學教授的研究結果，從1996到1999，農民共受損一萬六千億元！(香港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2000年6月23日)與此同時，各種苛捐雜稅猛增，僅以農業稅為例，1993年為128億，1998年猛增到400億，平均年增40%(《讀書》2000年第五期陸學藝文)，農民為「欠款」被鄉村幹部捆打，甚至喪命，屢有所聞。一個降，一個升，本來就收益甚微的農業受益更加微薄，不少地方竟發生曠古未見的在和平時期農民棄耕現象。

要避免問題進一步惡化，僅從農村範圍來考慮，絕無根本解決的辦法。必須切實改變實行了五十多年的偏向城市的戰略定勢，國家必須適當讓利與農村，讓農民休養生息。

本應以征農業稅若干年，並逐步改變國家基本不管農村中小學開支的不合理政策，在財政上對城鄉學校一視同仁(實際上，是對城鄉兒童一視同仁)。此舉可大幅度減輕農民負擔，因為維持農村學校是農村基層政府的最大開支，一般佔70%。而且，朱鎔基政府不管農村教育本身就違反了九年義務教育制，是歧視農民最惡劣的、後果最嚴重的倒行逆施。不改，天理難容！

政府這筆錢從哪裡來？回答是「開源節流」。

「開源」的主要途徑是依法嚴格徵稅。目前城市偷稅逃稅的嚴重程度令人髮指。據北京市社科院統計的數字，從1989年到1998年，估計私營企業應交稅額3058億元，而實際納稅僅388億元，占應交數13%不到，偷逃稅率高達87%！(《新華文摘》2001年第六期戴建中文)中國真是奸商的樂園。除了私營企業，按法規凡月收入超過800元的公民都應交所得稅。(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大部分農民根本不用交一分錢的稅。)當今城市中月收入超過800元的比比皆是，事實上，又有多少城市居民在交稅？農民因欠交「稅款」而被活活打死，對城裡人如此普遍的偷稅逃稅現象又為何如此寬容？

依法嚴格徵稅，當然阻力重重。但我相信只要朱鎔基政府拿出地方政府向農民證稅的力量,定會大見成效。但朱熔基政策締造的富翁們依然偷稅逃稅，逍遙法外。可以這樣說，只要中國政府擔當起國際公認的現代政府的職責，依法嚴格徵稅，就完全有條件讓利與農村，讓農民稍微休養生息一下。那個農村「稅改費」的「治本之策」，也不會因中央政府一年要花200億元，而自食其言，半途而廢了。

「開源」的同時是「節流」。

「節流」第一要壓縮城市的基建投資。北京、上海的豪華大樓已經建得夠多了，國家的門面裝得夠美奐美崙了。北京、上海果真先進繁華，超過巴黎、直逼紐約，也只是1%的中國人居住的地方，也不過是兩塊陳列櫥窗，還真能改變「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這一基本國情？有些事情做得實在太可笑，如北京市政府竟然撥二億四千萬的巨款，建造「四星級」公共廁所。也是在北京，為申奧改善市容，竟耗資2000億元，夠辦「稅改費」十年了。現在申奧如願以償，籌辦這個運動會要花多少錢？幾千億、幾萬億民脂民膏扔進無底黑洞，將在北京產生多少百萬、千萬富翁？又跟占人口70%的農民有何關係？中共所以熱衷於此，當然不是為了體育，據說是為了「增強民族凝聚力」。但設想如將這千萬億元用在發展農業、振興農村、改善農民生活，豈不能真正地、實實在在地「增強民族凝聚力」，提升綜合國力？

「節流」第二方面是壓縮行政開支。這裡暫不談日益臃腫的行政機構，特別是農村基層機構。也不談官場的奢侈排場，光是在小轎車一項，一年就要花費3500億。一年節下幾百億是完全可以辦到的。我要說的是「公務員」加工資。就是在農民實際收入下降、被苛捐雜稅壓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公務員」們在1999、2000年連續兩年加薪，1999年加薪高達30%，2000年一年竟又兩次加薪！朱容基2000年六月八日在清華大學「告別演說」中，一方面毫不留情地對能稍微減輕農民負擔的「費改稅」叫停，另一方面得意洋洋地宣布，「我們去年長了公務員工資的30%，今年還要長，不長他們怎麼出去旅遊呢？……去年(1999年)我拿出600億來個公務員漲工資，今年不能象去年有那麼多錢，……但是我們還是要漲，除了能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外，還能提高他們的自尊，提高公務員的工作積極性。」
與農民相比，公務員本來就養尊處優，生活水平不知比農民高出多少倍，還要連續地、大幅度地長工資，朱總理說，「不長他們怎麼出去旅遊呢？」真是關心到家了。那麼，八億農民呢？八億農民中的絕大多數僅能溫飽而已，幾千萬農民連溫飽都難求。政府為他們做了些甚麼？朱總理為什麼不能說「去年我拿出600億來給農民減負」？難道農民不是中國的公民？在朱鎔基的心目中，八億多農民占什麼分量？他「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呸！無恥!
朱容基上任后曾承諾解決三個問題,國企脫困,公務員收入太低和農民負擔過重.他的 「三年國企脫困」,在花費了幾萬億中國百姓血汗錢之後,徹底失敗了.面對絕對強勢的公務員階層和最弱勢卻最凄慘的農民,以」殺貧濟富」著稱的朱老闆毫不遲疑的選擇了後者.寧可花幾千億為公務員加薪,也不肯花幾百億為農民減負!這哪裡什麼人民的總理?

老實說我不太懂經濟。我不能將「經濟」這一概念進行微言大義的解釋，也不會玩概念空轉，更不會搞空對空的文字遊戲。但我認定亞當。斯密對經濟的基本定義——那就是如何把國人的勤勞智慧激發出來，以使國人將勤勞智慧用於創造社會財富，以使國人建立一種品行能力為本位的價值導向，以使人民富裕起來，以使社會財富增加，以使人民過上幸福的生活。當然，圍繞激發國人的勤勞智慧來增加社會財富這個中心目標，而對再分配製度的設計、討論和調整，也是經濟學研究的範疇。但丟棄了這個中心目標，祇在再分配問題上打轉轉，並將這種打轉轉說成是經濟學。哪怕他是政界高官，哪怕他是學界泰斗，我祇能說他們是懵懂無知，是走火入魔。

朱鎔基擔任副總理期間，鄧小平說他懂經濟，於是就讓他奪了李鵬的權，讓他兼任了中央銀行行長的職權，主導中國經濟運作。嗣後鄧小平又讓他完全取代了李鵬，正式當上了中國的總理。

當年我也認為，能有一個懂經濟的人出任中國的總理，也許是中國人民的福祉。但朱鎔基剛一上台，他就說：現在地方集中了過多的財力，致使中央錢袋空空，所以要適當上收財權云云。

於是就有嗣後的稅收管理體制的「改革」，即基本否定了胡趙體制的「財政分灶吃飯」的地方利益，卻保留了胡趙體制的結構框架。也就是把國稅和地稅進行拆分，把主要的稅收項目全部收進中央的錢袋之中，而把邊角零散的稅收項目留給了地方……

當年我擔任著工商銀行基層機構的一個弼馬溫——信貸科長。常常與全國同行定期相聚，來討論投資決策問題和溝通資訊。因而知道各地財政都陷入了入不敷出、寅吃卯糧的窘境之中。各地財政為了拿到胡趙「分灶吃飯，超額分成」體制的好處，乃連年需要銀行協助搞「財政空轉」。通過這種掩耳盜鈴的操作拿到較高比例的分成。否則各地政府就面臨著發不出工資的窘迫之中。

而朱鎔基甫一上台，就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當時我實在感到迷糊。於是就想，朱鎔基是不是完全脫離了社會？完全生活于禁宮之中？就像晉惠帝那樣，當他面對大臣進諫：「百姓無糧，餓殍於途」的時候，晉惠帝竟然是脫口而出——「胡不食肉糜？」。

對於這些疑問，當年，我搜集了許多有關朱鎔基的出版物來閱讀。在一片諛詞滔滔、馬屁滾滾的頌揚中，我的疑問始終得不到解答。於是就通過自己的觀察和思考來解答心中的疑問。通過我的觀察和思考，最後得出的結論，竟然讓我自己也大吃一驚。

金融調控和貨幣政策改革

如朱鎔基對金融體制的「改革」。由於中國的金融系統採用了龐大嚴密的分支行制設置。這種分支行制設置，各家銀行都自成體系，剛性控制十分嚴密。幾乎完全架空了中央銀行調控國民經濟和調整貨幣供應量的功能。使金融宏觀調控的效果，幾乎是等於零。

中國的金融調控和貨幣政策實施等說法，在外行人看來，顯得很神秘。其實在明眼人的眼裡，這完全叫扯卵蛋。不像美國的格林斯潘，他祇要動一動手指頭，全世界都要產生經濟上的「地震」。

朱上台後，想改變這種調控失效和貨幣失控的狀態，於是就強化中央銀行的權力。其結果呢，強化了的權力，變成了中央銀行和其各級下轄機構撈取部門利益的特權，讓中央銀行賺了個缽滿盆滿。中央銀行內的員工，個個都笑得合不攏嘴。而其他銀行體系內的「明眼人」，則破口大罵朱鎔基的胡搞亂政。這種不改變各家銀行分支行設置的格局、卻想實現中央銀行的功能的做法，等於是瞎子點燈。朱鎔基雖然看到了問題所在，但不知道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就像是父親生病，卻給兒子開藥服用。從這一點上來看，他確實比李鵬要強一些的。

當時我就猜想，朱鎔基身邊的智囊和高參，是不是都是一些高衙內式的人物？他們去美歐鍍了幾年金，都是一些對西方學理半生不熟、生吞活剝的「洋海龜」，不知道問題的癥結何在，所以就不知道對症下藥。

要是我，就拿這個分支行制開刀，把它改造成美國式的單元制設置（中央銀行除外）。並配套頒布銀行業的反壟斷法，建立維護金融安全的保險制度……這是現代社會銀行體系設計的較優方案。要改，就一步到位。但我那時還在職，我哪敢這樣說？這豈不是僭越犯上？豈不是目中無人？那可是官場上的大忌！弄不好，會讓你死無葬身之地的。

削減教育、科研、衛生福利經費

朱確實很會抓錢。在他當總理時期，他覺得各級教育、科研、衛生福利等機構佔用了太多的財力，於是就削減乃至卡斷了這些機構和部門的奶水，要他們「自己找飯吃」。隨後就有「教育產業化」的「改革」，迫使許多工農子弟因經濟原因不能上大學；隨後就有削減國民醫療衛生保健上的投資，迫使這些機構祇能大幅度提高醫療收費來養活自己，讓很多小老百姓祇能在家裡等死，也無力去醫院看病就診；隨後就有那些不能取得立竿見影的「經濟效益」的許多科研機構被掐斷經費來源，讓他們自生自滅，這叫「財政減負」；隨後就有為農業服務的病蟲測報和農業技術推廣的機構被裁切；隨後就有許多地方性水利設施和管理機構被減省等等。

經朱鎔基這麼一「集中財力」之後，本來入不敷出的地方財政，就更加雪上加霜，就更加捉襟見肘。於是地方官員經常為經費問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經常因為發不出工資，而愁眉不展、苦不堪言。更為要命的是，各地為運轉經費愁眉不展、苦不堪言的情況下，中央更是大幅度提高公職人員的薪酬，嚴令不得拖欠中小學教師的工資等等。而這一切，卻是中央請客，叫地方財政數錢。

經朱鎔基這麼「集中財力」后，中央大員的手上，牢牢握著地方的命根子。地方為了拿到這些經費，祇好紛紛去投機鑽營，去行賄送禮。我所知道的一個廳長，常常帶上20餘萬現金，坐飛機去找中央大員「賭博」。他自己在賭桌上故意大肆「放水」——把20餘萬元輸了個精光，而故意讓中央大員贏了個缽滿盆滿。第二天早上，中央大員大筆一揮，就讓他帶回來幾百萬的支票……

經過朱鎔基這麼一「改革」，地方官員被逼無奈，於是就抓住什麼就是什麼，先解決了今天燃眉之急再說，哪管他坑蒙拐騙，哪管它是暴力搶劫。反正是「黑貓白貓，能夠來錢，就是好貓」。也不管是貪官還是酷吏，能解決財政危急的，統統是好官和良吏。這就使得地方上的百姓們，在本來就苦不堪言的盤剝下，更加雪上加霜。各地祇好將小老百姓們放進油鍋里炸，不炸得青煙直冒，決不鬆手。有的人竟然被逼得走投無路，於是以死相抗。而面對這些「新情況」，一些地方官員放出狠話來：「如果刁民以死相要挾。要上吊，就給他準備好繩子；要跳樓，就給他準備好梯子；要跳井，就幫他掀開井口。」

在這種情形下，很多地方官員長期被弄得焦頭爛額，常常是脾氣火爆，也被搞得心浮氣燥，恨不得一鎬頭下去，就掘出一大舵黃金來。

在這種情形下，以致地方為了維持財政經費收支平衡，遂使當地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乃需要經常性組織浩浩蕩蕩的「執法隊伍」，層層加碼地去向那辛酸苦難的農民收取那「三定五統」，以解財政上的燃眉之急。但卻是將斗米小民們推進了「大白天需要打電筒走路」的黑暗深淵之中。

如果想開一家公司或門市部什麼的，還沒有開張營業，那些收稅和收費的衙門，就如蠅逐臭，紛紛找上門來。稍有不從，抄傢伙砸家什並抓人。當你要求自己供養的政府提供相關的服務時，這眾多的權力部分，都是一座座小民百姓的閻王殿。如果不雁過拔毛地放大血，你的事情就休想辦成……

這就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之中：稅費負擔過重，導致工商業萎縮；工商業萎縮，導致稅費收入減少，則需要想方設法提高稅費標準，加大徵收力度；提高稅費標準之後，則進一步引起工商業的萎縮……

這些年來，地方政府對這些敲骨吸髓的徵收沒有絲毫放鬆的前提下，又找到了許多「多快好省」的創收途徑——先是賣城市戶口，將這種城鄉二元隔離所造成的身份歧視——城市戶口大肆迫賣變現，用於貼補地方財政的入不敷出。

當賣戶口這種騙人的伎倆不再吃香的時候，接著就是將前幾十年人民血汗積累並構建的職工福利公房，進行「住房制度改革」，將這些歷史積累下來的財富變成現金，以貼補地方財政的困窘。

當職工福利公房賣完之後，接著就將前幾十年積累的工商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通過這個「股份制改造」，將幾十年人民汗水積累起來的不動產變成現金，以貼補地方財政的困窘。

當工商企業賣完之後，接著就以低價強征，向農民圈地，然後高價賣出，從中套錢變現，來貼補地方財政的困窘。

當然還有以修築高等級公路向車主攔路收費；以政府名義大肆拋售福利和體育彩票來圈錢套現的等等方法，來補貼地方財政的虧空等。

於是閭巷百姓玩笑著說：也許有一天，當這些騙人、坑人、蒙人的圈錢套現的方法，不再讓小老百姓相信的時候，當現有不動產和土地資源被賣光了之後，我想地方財政為了籌集到必要的財政資金來供養其龐大的官僚機構，祇能賣空氣了——即按每個人每天呼吸多少空氣量，得向這財稅部門交錢，否則就用膠布把你的嘴巴鼻孔堵住。

「破冰之旅」的「外交成果」

朱鎔基也很會花錢，如朱鎔基在暗中取代李的過程中，以他手上巨額的美鈔歐元為釣餌，開始了廣場喋血后的「破冰之旅」。他僕僕風塵地出訪西方大國，把大把的鈔票，灑向西方國家的財團和各種利益派別。把西方國家的財團和各種利益團體搞得發瘋。於是這些人便紛紛為中共美言，向民主政府施加壓力，以獲得朱鎔基手上的歐元美鈔……使朱的「破冰之旅」取得了豐碩的「外交成果」。朱的外交才能，確實令國人刮目相看。不少民主國家的機會主義傾向，被朱充分的進行了利用。不少民主政府的官員們，也被朱鎔基玩暈了頭。

朱鎔基還要不顧國內人民的死活，來體現大國威儀。他要在國際上承擔穩定亞洲金融和貨幣的義務……香港「收回」后，西方世界可不領情，財政、經濟、金融一落千丈。又趕上亞洲金融風暴，印尼獨裁者隨之垮台。朱就大把投錢去救香港……後來竟然成了常例——每年要給香港特區政府數千億的財政補貼。長此以往，我真不知道，收回香港是禍還是福？或者說，這僅僅是為了黨官們虛偽的面子，卻讓全國人民背上了一個沉重的財政包袱。

亞洲金融風暴，引發印尼獨裁者垮台，也引發印尼民眾非理性的怨憤發泄。而可憐的華人，卻成了這些暴徒的唯一出氣筒。華人的悲慘遭遇，讓全世界都為之傷心落淚。中國政府為了體現其不干涉內政之一貫原則，就對華人的悲慘遭遇睜眼閉眼。哪怕是跑去中國大使館避難，使館人員祇能接受北京的指令，將受難華僑推向火海……倒是台灣和新加坡當局，接回了許多受難的華人……中國政府韜光養晦的絕世謀略，確實是深不可測。朱鎔基「宰相肚裡能撐船」的寬闊胸襟，也確實能讓國人刮目相看。

朱鎔基出手也很大方。他訪問美國之時，因為當年中國民航多購了幾架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的客機，引起波音公司的嫉妒。於是就波音總裁就拜託白宮克氏，趁朱訪美之時，順帶地提一下這個問題……克氏僅向朱說了一下，話還沒有說完，朱立即答應訂購70架波音飛機。弄得波音公司幾乎要跳起來，實在不敢相信「中國政府」伸出了一枝這麼巨大的「橄欖枝」……也弄得歐洲空客公司嫉妒非常，幾乎要吐血……

為了打壓台灣同胞的外交空間，朱鎔基受命去拉攏太平洋上一個僅有一萬多人的小島國。朱鎔基一開口，就答應給他們1.6億美元的支援。平均每人可以分到1萬6千美元，條件是與台灣斷交……於是這個小島國就對台灣同胞背過臉去，向「中國政府」握手言歡。要不是他們貪得無厭，又去台灣敲詐更多的美元，從而抖出了這個醜聞內幕。也許朱鎔基把全國人民賣了，國人卻還要天天高喊著：「朱鎔基堅決反貪，萬歲、萬萬歲」呢！

中國政府外交手腕的爐火純青，確實讓我嘆為觀止。朱鎔基確實在美國和歐洲諸國出盡了風頭，打破了廣場喋血后的外交困局……且使這個「優良的外交傳統」，一直保持到今天。用這種手段，在國際舞台上縱橫開闔，收放自如，無往而不利……為「中國」爭取到很大的「國際地位」……

朱鎔基經濟改革的兩個特點

縱觀朱鎔基的「經濟改革」，有兩個顯著特點：

其一是，當關係到造福普通民眾的政策出台時，最能體現「中國特色」，即最沒有效率。總像病牛耕地，一步三搖。總是不能獲得通過和組織實施。就算正式通過了這類條例或提案，也是將其高懸天空，落不到實處。那真是「千呼萬喚不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如義務教育法，養路費按燃油消耗收取的方法。如廢除那血淚斑斑的收容遣送制度，廢除那踐踏憲法刑法的勞動教養法等等。而如果是關係到官僚階層、壟斷階層、特權階層的利益的時候，則最能體現辦事效率。那真是聽見風就變成了雨，雷厲風行，毫不含糊。

其二是，當關係到官僚集團的待遇、特權階層的福利的時候，就要努力向世界先進水平靠攏，就要提前加入WTO.當關係到大眾福利、普通民眾的福祉的事情，就強調中國特色，強調中國的家底薄、起點低，要人民要忍耐暫時的困難，要理解政府的難處云云。這種例子俯拾皆是。

許多人或被朱鎔基慷慨激昂的演講所迷惑，或受到知識素養的限制，或被假大空的單向性宣傳所欺騙，所以就看不到朱鎔基「經濟改革」背後禍國殃民的本質。還有一些人，往往滿足於吹糠見米之後，就以為是很大的發現和收穫。而我的思維方式卻是在吹糠見米之後，還要想到水稻，想到秧苗，想到稻田，想到施肥等等。從而使我在過去的工作經歷中，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尷尬。

共產黨宣傳機器吹噓的東西，與自己觀察分析的結果是如此南轅北轍。鄧小平看中朱鎔基，說朱鎔基「懂經濟」，在我看來，是在對國家和民族的犯罪。

:@ :@ :@ :@

含淚問一聲朱熔基：錢攢在少數人手裡,你為什麼搞教育產業化？

朱總理,教育產業化是在您的大力推廣下實行的.這就是把教育當成商品賣給全國老百姓.有賣就有買，離開買就沒有賣，就教育而言，買方的情況如何，決定了產業化即買賣化的效果，根據調查，中國錦衣玉食，生活無憂的闊佬富婆，少爺小姐，約佔人口的千分之一二，也就是3~4百萬人左右，基本相當於全中國2001年在校大學生719萬人的一半，就是說，真能夠經得起任何檔次的教育商品的中國人，不計年齡，不計文化水平，加起來，還不到大學生人數的一半，靠他們來拉動教育「消費」，「振興」教育產業化，恐怕是幻想，你總不能夠讓闊佬富婆夫妻們生一千個孩子吧，況且還得通過大學考試不是。

所以，真正的教育產業化對象，還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收入現狀如何，決定了教育產業化的前景。根據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提案辦理座談會上的數據，我國「平均年收入接近和超過兩萬元的佔總人口的3.5%左右，而50%以上人口的年平均收入在兩萬元以下。」，按照目前大學的學費標準，最普通的大學，不算其它消費，光學費和基本生活費，每年得一萬，這是硬指標。就是說，佔中國人口50%的家庭，是沒有正常地負擔孩子上大學的費用的能力的，而年平均收入在2000~20000元的占人口46.5%左右的家庭，又有一大部分沒有或者部分地有負擔孩子上大學的費用的能力，這樣一比較，我們就明白了，這教育產業化的對象，根本不可能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但是，它又作為一個事實強加給了人民大眾，貧苦人家的孩子為了求知，為了一條人生道路，於是就有了一連串的血淚故事。

中央電視台2套2003年08月06日晚播放了一個專題《貧困生：越過學費這座山》，看了令人鼻酸，市場化了的學費，豈止是一座山，它有時簡直是一把刀，53歲的陝西榆林南郊農場農民景統仕，二女兒景艷梅今年高考考出了理工類533分的高分，被東北師範大學錄取，一家人算了算，第一次去大學至少也得帶上一萬元，…奔波幾天，景統仕也沒有借到一分錢。7月14日，…景統仕喝下農藥自盡，因為為了給景艷梅上大學申請資助，臨去世的前一天，景統仕還忙著去派出所等部門蓋章，證明家境困難，然而這個章也沒蓋下來(為什麼？)。景艷梅講：「我爸爸他當時回來，我不在跟前了。他就跟我嫂子說，他說他已經老了，什麼事都辦不成了。」，在絕望和自尊心、自卑感的雙重打擊下，景統仕走上了絕路。同樣在陝西寶雞，去年，下崗工人丁某，在得知兒子小丁考上復旦大學，象其幫開車打工的老闆討拖欠的工錢，湊集學費而不得后，跳樓自殺。當然，這是最極端的，也是最不應該的。

有拍馬屁的專家、精英出來冷言冷語了，「上大學不應該靠父母嘛，可以貸款嘛。」云云，但是，貸款本身就是一個市場行為，要考慮風險、信用、擔保等等，不是輕易可以拿到手的，房栓梅，陝西榆林羅礆村人，考上了大學后，母親卻想到了放棄：「我說你爸爸這麼個情況，供不起，你不要念。」，因為房家的家庭收入非常清晰，每年3擔黃豆、4擔穀子、一口豬，年底時賣一賣，收入約900元。房栓梅母親：「家裡半年沒收入，喂個豬還就這麼大，就盼著豬長大。」2天前，房栓梅的母親又賣了些黃豆，一家人數了又數，湊起來不過1000元。而女兒一年的學雜費，就是這個數字的8倍。房栓梅從老師那裡打聽到，大學里有助學貸款，但因為還貸情況不好，現在借貸也很困難。與此同時，因為家裡已經欠下債務，父母向附近的信用社也沒貸來款。更何況，4年4萬元的貸款，畢業后的青年學子，能否找到月收入2000元以上的工作，是一個問號，即便有了收入尚豐厚的工作，銀行的貸款要還，家中為其上學背負了沉重債務的父老兄弟姐妹要管，自己的生活要過，不又是一「楊白勞」。未必這市場化就是逼著窮人成為一個個背負著沉重債務的債務人，難怪昨天晚上的新聞，看到一條講某高校為了控制畢業學生逃廢助學貸款，扣押了畢業生的畢業證書，那接受採訪的老師眼含淚光說「學校也是沒有辦法呀？」。

無良心的專家、精英還是出來冷言冷語了，「可以自己掙學費嘛，比如美國人」云云，今年考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趙磊，這個暑假，每個凌晨5點，他就來到一個工地開始做小工。幹上十幾個小時也只能掙20元錢。幾千元的大學學費對他來說是一個天文數字。趙磊：「難度有一個山的高度那麼大，大學一般下來需要四萬到五萬。就是貧困學生不花錢的學生四萬到五萬。像我們家的話，四年能提供上個八九千就頂多了，四萬多跟八九千都是天文數字。」，為了能為兒子讀書賺份學費，幾年前，趙磊的父母先後從農村來到榆林市打工。趙磊：「母親為了讓我上大學進城來幹活，為了省四塊錢車費，坐了一個順路的三輪。半路上撞了，粉碎性骨折，全身就癱瘓了。四五年了，現在情況沒有好轉。」趙磊的父親每年從正月干到臘月，身患胃病、糖尿病也一直不捨得花錢去醫院，說到這裡，淚光在趙磊的眼中閃現。

看了這麼多，不禁想起了父母親靠微薄的收入，養活了我們兄弟姐妹的年代，想起了那段雖然清苦，每月只需要20來元花銷，每頓吃2毛錢菜，但沒有學費困擾的大學生活，想起了那穿著打補丁的舊軍服，比我們「有錢」的高幹子女的同學。

今天，我們的社會在進步，變化是巨大的，根據統計，今年年初，城鄉居民儲蓄存款餘額為9.5萬億元,，就是說，中國13億人口，人均有7千元的存款，照道理，社會是富庶了不少，提出來教育產業化，應該是正當其時。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工人、普通市民、農民感覺到生活和預后不確定的時候，當一場病，或者一個孩子成績優秀考上大學就導致一家人的經濟和生活陷入窘景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審視我們的社會發生了什麼問題，教育產業化美麗的口號和虛幻的前景後面是什麼實質，那就是社會的財富已經越來越向少數人集中，並且勢頭還在繼續發展，已經掌握了大量財富的那些人，在貪婪和無恥之餘，還有憂慮，還在鼓動在憲法內明確寫入堅決保護其私有財產的內容，這社會的財富已經被他們緊緊攥在手中，教育產業化所需要的巨大投入，靠什麼？靠工農子弟和工農家庭的的負債纍纍？靠普通大眾的節衣縮食，忍病不治？不照顧到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教育產業化，是誰的化？要化到什麼地方，化到什麼程度。

沒有一個公平的社會分配製度，沒有一個公正的社會經濟狀態，我們在農民景統仕、失業工人老丁用生命殉了他們子女大學學業的血痕中，在千百萬貧困學子無奈的淚眼中，大聲地問我們那禍國殃民的朱總理：錢攢在少數人手裡，你憑什麼搞教育產業化？在沒有解決社會公平之前，你為什麼專門和最窮苦的老百姓過不去？

官場日誌：清晨起床，打拳；上午開會，打盹；中午吃飯，打嗝；下午上班，打哈；傍晚加班，打牌；晚上娛樂，打炮；半夜回家，打架。

百姓語錄：狠抓就是開會，管理就是收費，重視就是標語，落實就是動嘴，驗收就是喝醉，檢查就是宴會，研究就是扯皮，政績就是神吹，彙報就是摻水，漲價就是接軌。

官場之最；最難找的地方──有關部門；最難捉摸的官話──研究研究；最神秘的機構──組織上；最大的官──一把手；最難管的東西──一張嘴；最謙虛的時候 ──在上級面前；最冠冕堂皇的語言──工作需要；最易接受的行賄──您講得真好！最關心的信息──自己這次能否升遷；最傻的高興──你的問題組織上也考慮了；最無奈的選擇──因為年齡；最陰險的害人理由──群眾反映！

組織就是......在你遇到難事時對你說：我們無能為力！在你遭遇用人不公時對你說：你要正確對待！在你合法權益受侵時對你說：你要顧全大局！在你受到誣陷時對你說：你要相信組織！

辦公室守則：苦幹實幹，做給天看；東混西混，一帆風順；任勞任怨，永難如願；會捧會獻，傑出貢獻；盡職盡責，必遭指責；推託栽贓，邀功領賞！

組織部長：誰關心我我就關心誰；
紀委書記：誰不關心我我就關心誰；
宣傳部長：誰關心我,我就關心他的正面，誰不關心我,我就關心他的反面；
市委書記：誰關心我我就讓組織部長關心他，誰不關心我我就讓紀委書記關心他。

忙碌的公僕在包廂里，重要的工作在宴會裡，幹部的任免在交易里，工程的發包在暗箱里，該抓的工作在口號里，須辦的急事在會議里，妥善的計劃在抽屜里，應煞的歪風在通知里，扶貧的幹部在奧迪里，寶貴的人才在悼詞里，優質的商品在廣告里，輝煌的數字在總結里。

公務員素描：滿腔熱血投身社會，摸爬滾打終日疲憊；低三下四謀取地位，常年奔波天天喝醉；收入可憐啥都嫌貴，交往叩頭處處破費；有用本事已經作廢，不學無術擅長開會；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溜須拍馬尋找機會；青春年華如此狼狽，苟且偷生窩囊一輩！

中年煩惱：職務不高，工資不高，血壓血脂血糖高；政治不突出，業務不突出，腰椎盤突出；大會不發言，小會不發言，前列腺發炎；炒菜糊，燒飯糊，麻將不胡。批評上級，官位難保；批評同級，關係難搞；批評下級，選票減少；批評自己，自尋煩惱；批評老婆，她就亂跑；批評老公，他就亂搞；唉，麻煩透了！

領導用過的叫文物，百姓用過的叫廢物；領導強詞奪理叫堅持真理，百姓據理力爭叫無理取鬧；領導握百姓的手叫關懷，百姓握領導的手叫巴結；領導做蠢事叫軼事，百姓做錯事叫傻子；領導情人叫小蜜，百姓情人叫破鞋。

當代八亂：大棚把季節搞亂了，關係把程序搞亂了，級別把能力搞亂了，法官把法律搞亂了，公安把治安搞亂了，銀子把官場搞亂了，事故把交通搞亂了，小姐把輩份搞亂了。

cctv 新聞聯播的驚人發現：開會沒有不隆重的，閉幕沒有不勝利的，講話沒有不重要的，決議沒有不通過的，鼓掌沒有不熱烈的，人心沒有不鼓舞的，領導沒有不重視的，進展沒有不順利的，問題沒有不解決的，完成沒有不超額的，成就沒有不巨大的，竣工沒有不提前的，接見沒有不親切的，中日沒有不友好的，中美沒有不合作的，交涉沒有不嚴正的，會談沒有不圓滿的。

窮人富人論：欠個人的錢是窮人，欠國家的錢是富人；喝酒看度數的是窮人，喝酒看牌子的是富人；寫書的是窮人，盜版的是富人；吃家禽的是窮人，吃野獸的是富人；耕種土地的是窮人，買賣土地的是富人；女人給別人睡的是窮人，睡別人女人的是富人。

貧窮與富裕的新解：貧窮時養豬，富裕后養狗；貧窮時種稻，富裕后種草；貧窮時想娶老婆，富裕后想找情人；貧窮時老婆兼秘書，富裕后秘書兼老婆。

水調歌頭：重上酒樓應酬復應酬，天天忙不休。社交公關人情事，盡在酒裡頭。泱泱五千年，底蘊多豐厚，帝王墨客江湖漢，江山美人酒。改革大潮湧，迂腐全盪走，惟有美女權錢欲，興盛遍神州。

工廠變歌廳，書店改酒樓，失業大軍數百萬，桑拿歌與酒。上面常來人，視察加旅遊，小心陪侍別出錯，工作有成就。世事多變幻，官場巧運籌，相互照應方便多，公酒交私友。人生苦且短，工作多煩憂，哥們姐們再進一杯酒，泡完腳再走。

現代企業職位新解：總是在裁人，簡稱總裁；老是板著臉，所以稱老闆；總想監視人，所以叫總監；經常沒道理，就叫經理；讓領導秘密舒服，稱為秘書。

四清四不清：開啥會不清楚，開會坐哪清楚；誰送禮不清楚，誰沒送清楚；誰幹得好不好不清楚，該提拔誰清楚；和誰睡不清楚，睡覺幹什麼清楚。

這年頭，到處都是錯別字：愚民同樂；植樹造零；白收起家；勤撈致富；擇油錄取；得財兼幣；檢查宴收；大力支吃；為民儲害；提錢釋放；攻官小姐。

曆數朱鎔基總理禍國殃民的22項政策


1、朱總理在任5年，發行國債翻了兩番，數字由6000億元人民幣竄升到18700億人民幣；外債也翻了一番多。有學者估計，各種債務相加及國有銀行呆死帳，總共高達14萬億元人民幣，超出我國居民儲蓄（8萬億）6萬億，相當於我國一年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40%。這可是一個嚇人的天文數字呀！香港媒體沒給面子，給他戴上一頂「赤字總理」的帽子。

　　2、有的學者說了實話，朱在任的這幾年，拉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率、使中國在世界上「一枝獨秀」的主要原因就是這兩個：一是靠大量引進外資，二是靠借債。從這個角度看，朱總理是功不可沒的。這是一個方面。還有另一個方面，那就是，在這大大小小的工程中，也養肥了一批資本家和貪官污吏，許多人稱這些工程為「富官工程」。朱總理的「新政」為「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3、朱總理的好心往往不得好報。就說給公務員長工資吧，朱總理是下了決心的，4年內，要給全國公務員的工資翻一番，於是，3年長了4次工資。可是結果呢？一來，公務員長工資拉大了幹部和工農群眾的距離，拉大了兩極分化，地區與地區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特別是干群之間，產生了許多沒有想到的矛盾；二來，朱總理「以薪養廉」的初衷不僅沒有實現，反而勾起了一些官員發財的慾望，助長了腐敗之風。

　　4、再說國企改革，朱總理也誇下海口：國企要三年解困。三年過去了，五年過去了，國企到底解除困難沒有呢？他說解困了，可老百姓說，沒有。國企不僅沒有解困，反而快搞沒了。

　　5、反腐工作他抓得怎麼樣呢？五年來，就整體看，黨風並沒有根本好轉，並且比5年前更為嚴重，已經到了天怒人怨、水涌覆舟的地步了。雖然他也抓了不少貪官，查了不少大案，湛江大案，廈門紅樓等，但他的兒子朱雲來據說擔任巨型跨國公司高盛集團享有高薪的在華督辦和業務主管，連他這個伯樂非常欣賞的愛將朱小華、王雪冰也相繼落馬。2001年，國家審計局在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審查小金庫，竟然查出違規金額高達幾百個億！上樑不正下樑歪，他身邊都這樣，全國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現在在高層流傳一句話，大概意思是，害怕溫的笑，不害怕朱的怒，意思很明白：朱反腐比不上溫。

　　6、朱任總理的幾年，年年喊精簡，可是吃公糧的鄉鎮幹部卻越來越多。據上次「兩會」透露，政府機關和行政事業單位有4500多萬人，全國平均28個人養一個人，這可能還不包括幾百萬軍隊和幾十萬武裝警察。那就精簡機構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連續幾次大動作，機構是壓縮了，國務院40個部委減到了這次人代會上定的28個，可就全國而言，吃皇糧的人數不僅沒減，反而在增加。

　　7、撤鄉建鎮，並不是始自朱總理，但朱總理執掌國務院這幾年，又大力推進了。鄉改鎮、縣改市，雖然城鎮數量大增，城市人口也大增，可是，除了沿海地區，全國大多數地區新建的市鎮並未出現多少工業，許多農民雖然拿到了城市戶口，卻變成了既失去土地又無工可作的城鎮貧民。

　　8、放棄糧食自給政策，糧食耕種面積連續減少，1999年減少940萬畝，2000年減少9000萬畝，2001年減少3444萬畝，據媒體報道，到2002年底我國農業可耕地已由1996年的21.1億畝減到18.89億畝，其中糧食總耕種面積只有15.9億畝了，本來我國的可耕地就少，我國的人口佔世界20%，而可耕地卻只佔世界的7%，經過這幾年的折騰，就更少了。加之入世后關稅的降低，外國糧食以及水果、蔬菜等農產品大舉搶佔我國市場，使糧食形勢更為嚴峻。

　　9、正當美國侵略南斯拉夫的時候，人家俄羅斯的外長在訪美途中，立即返回莫斯科，而我們的朱老闆卻急忙趕往美國訪問，要知道這是一種象徵啊。據說，他本人不願此行，是政治局集體決定他非去不可，這也罷了，可是，他千不該萬不該，不該在美國人面前說了那麼一句遭國人唾罵的話：我是來給你們消氣來了！這句話著著實實地刺疼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10、他親自主持簽訂了《中美農業協定》。從康熙帝逝世前三年（1689年）簽訂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始到1901年的辛丑條約，再到1915年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中國與外國先後簽訂了多達20多個條約，幾乎每次簽約，都是中國吃虧。中國人實在是吃虧吃怕了。新中國成立以後，有毛主席和GCD，中國再也不去吃這個虧了。最近，從一些資料看，這個協議，有些准入條款，連日本、台灣都未答應的，我們答應了，我們對美國等西方國家讓步太多太多了，確實有問題，可能又是一個吃虧的「條約」，它將給我國農業帶來無窮的後患。有學者極言：《中美農業協定》把我國的農民給賣了。

　　11、朱總理有一個使他洋洋得意的傑作，那就是外匯儲備。據報道，2003年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2800億美圓。把外匯投到美國的舉措，可能帶來三種後果，其一，我們給美國打了「支援靶」，為「美國經常帳戶赤字」，「彌補了差額」（英國《金融時報》評價說，「間接地為美國展示國力支付開支。「）；其二，由於美圓的連續貶值，造成我國的債券、投資和外匯儲備縮水；其三，把我國的金融、經濟的安全綁在了美國的戰車上，給我國的經濟、金融安全帶來嚴重問題。多年來，我們在美國面前硬不起來，在聯合國安理會上不敢對美國侵略別國的無理提案行使否決權，除了外交路線方面發生了問題，與此種經濟關係不能說沒有聯繫.。
　　12分稅制是朱總理一手促成的，這一方面加強了中央的財政，但另一方面也導致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一九九七年到二00一年，國家稅收連年以兩倍於GDP的速度增長，二00一年，這個數字已經是同年GDP增長速度的三倍。農村的苛捐雜稅更是了不得，許多地方種莊稼不賺倒賠，大量土地被撂荒，有不少農民被逼自殺！

　　13、在「入世」談判中，在紡織品方面，有一個專門針對中國的條款，中國做出了非常大的讓步，可以說這個條款是歧視性的，也是對中國不公平的。中國經過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形成了一個具有競爭優勢的紡織業，而且這是低附加值的產業，關係著數千萬低收入者的生計。而就這一點比較優勢，卻正因為這個條款，就在全球紡織品一體化剛剛4個月後，就立刻遭到配額限制。

　　14、作為中國最弱勢的產業，農業在「入世」談判中作出了高於許多國家的開放承諾。

　　15、在中國一九九九年開始到二00一年七月結束的罕見牛市中，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肯定會作為醜聞記錄在案，這就是「人民日報」在一九九九年六月發表的社論。這篇社論以欺騙的手法催促投資者進入股市，以營造社會虛幻的「財富效應」，並同時為國有企業解困。鑒於在這個時期，中國的權貴資本已經發育得相當成熟，完全可以將中國股市兩年多的牛市定義為：權貴資本對社會財富一次規模巨大的洗劫。

　　16、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人民幣繼續維持高匯率，雖然為中國政府在世界上掙夠了面子，也使以城市居民為主的中國人，尤其是壟斷和權力資本享受了絕大部分好處，但卻是以農民及其他低收入階層進一步淪落為代價的。人民幣的堅挺人為地限制了中國低收入階層的就業渠道和工資上漲，直接打擊和剝奪了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的貧困階層，是一次匯率管制所導致的突擊性的財富由貧窮階層向富裕階層的轉移。另外，人民幣堅挺也導致了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17、對糧食流通體制實施行政控制，放棄農產品的價格支持政策，在財政上忽視農村和農業問題，導致農業經濟的嚴重困厄。

　　18、住房制度的改革一開始就是朱總理主導的，在其任總理的五年裡，住房產業化又得到了很大的推進和發展，普通百姓買房越來越難。被稱為"新三座大山"之一.

　　19、醫療改革也是朱總理主導的，在其任總理的五年裡，醫療產業化更是得到了極大的推進和發展，普通老百姓看病越來越難。被稱為"新三座大山"之一.(國務院研究機構今年7月29日已經宣布我國醫改工作基本不成功)

　　20、教育產業化也是朱總理主導的，其接替李鵬主導國務院后，更是全面調整教育收費標準，免費教育從此徹底結束，大學收費就是在這一年開始全面大幅度提高。這一政策害慘了全國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農民和下崗工人.因為交不起學費無法上學,導致學生或學生家長自殺的消息時有耳聞.也被稱為"新三座大山"之一

　　21、在朱任總理期間，貧富分化越來越大，城鄉差距越來越大，一九九七年後，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率持續下滑。農民工數量急劇增加，但農民工的權益卻絲毫得不到保障。

　　22、從朱總理實行下崗失業政策后，到2002年，城市的失業率已經達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很多家庭出現了老人們用退休金供養下一代的反常情形！下崗失業是學的資本主義國家吧？西方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是多少？中國的是多少？敢比嗎？為什麼只學一半呢？日本很發達吧？為什麼不學日本的終身雇

發的回帖都沒人看，也不覺得自己做的是無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