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818民國那些大文人

鄉戀
　　
　　 1988年，沈從文自我評價道：「我人來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終還是個鄉下人，不習慣城市生活，苦苦懷念我家鄉那條沅水和水邊的人們，我感情同他們不可分。雖然也寫都市生活，寫城市各階層人，但對我自己的作品，我比較喜愛的還是那些描寫我家鄉水邊人的哀樂故事。因此我被稱為鄉土作家。」
　　
　　 沈從文的湘西情節伴隨他一生，他從來都說自己是個「鄉下人」。他出生在湘西美麗的小城鳳凰，他的許多作品都與鳳凰有關。鳳凰，這個歷史悠久的魅力小城也因沈從文而走向世界。最後，沈從文選擇了家鄉作為自己的長眠之地。
　　
　　 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沒有放過沈從文。一次又一次來勢洶湧的打擊，使憂鬱過度的沈從文陷入了病態的迷狂狀態。病中的沈從文不斷念叨著「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
　　
　　 1983年，沈從文最後一次回故鄉。沈從文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場看看。家人提醒說，他年歲太大，怕人多擠壞了他。他卻執意要去，並晃晃肩膀，說：「擠一擠那才有意思！」他果然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靈鮮亮的青菜之間。
　　
　　 晚年，沈從文在家鄉聽古調猶存的弋陽腔儺戲，打鼓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沈從文繼激動地說：「這是楚聲，楚聲！」他動情地聽著「楚聲」，淚流滿面。
　　
　　 1992年，沈從文的骨灰在家人的護送下魂歸故里鳳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聽濤山的下。他的墓碑，采天然五彩石，狀如雲茹，碑身正面刻著沈從文先生的手跡：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背面，為先生姨姐張允和撰聯並書，聯曰：「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棄文
　　
　　 沈從文說：「楚人的血液給我一種命定的悲劇性。」
　　
　　 沈從文在1949年元月寫道：「人近中年，情緒凝固，又因情緒內向，缺乏適應能力，用筆方式，20年30年統統由一個『思』字出發，此時卻必須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
　　
　　 1951年，沈從文在他寫於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學習》，寫到了自己的精神危機，「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對歷史對新中國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爭中病倒下來了」。
　　
　　 1949年1月，原來舊北京大學的民主廣場貼出很多大字報，大字報轉抄了不少文章，其中包括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郭沫若斥責沈從文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是個「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沈從文14歲的長子沈龍朱成去北大看熱鬧，回到家告訴了沈從文。沈從文感到這次是對他二十多年來獨立為文藝奮鬥的自強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擔憂很快變成了現實，他害怕，恐懼，覺得有一張網在收緊。他常常喃喃自語「清算的時候到來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
　　
　　 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沈從文與京派理論家朱光潛、淪陷區女作家張愛玲、國統區作家無名氏（卜寧）等都被排除在外，並被趕下北大的講台。
　　
　　 1949年1月以後沈從文的神經就不正常了，他感覺壓抑，感覺有人要迫害他。1949年3月的一天，14歲的沈龍朱看見沈從文把手伸到電線的插頭上。沈龍朱在慌亂中拔掉電源把父親蹬開。幾天以後，沈從文再次自殺，他找到一把保險刀片，割手腕的動脈，割脖子上的血管，幸好在沈家做客的張中和（沈龍朱的表舅）從沈從文所在的房間外走過。他聽見房內有呻吟的聲音，推門的時候門紋絲不動，張中和破窗而入，看見沈從文已經用小刀將手腕上的動脈、脖子上的血管劃破，處於昏迷狀態。張中和把沈從文送到了位於德勝門外的安定醫院。被醫生救活的沈從文以為醫院是牢房，大喊著要逃走。
　　
　　 病癒后，沈從文去了華北革命大學學習政治，這時他的工作編製仍在北大。學習「畢業」后，經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及北大副教授兼歷史博物館代館長韓壽萱介紹，正式調往歷史博物館。
　　
　　 1953年沈從文接到開明書店的通知：其作品因內容已過時，凡已印和未印的作品均代為焚毀。同年9月間，全國文代會第二次大會在懷仁堂舉行。沈從文參加了大會，毛澤東和周恩來到左側房子接見一部分代表，在介紹到沈從文時，毛澤東問過他的年齡后，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沈從文說：「當時除了興奮感激，眼睛發潮，什麼也沒說。」
　　
　　 1961年初，沈從文在北京阜外醫院住院時研讀了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小說，記下了自己的心得：「難的不是無可寫之人，無可寫的事，難的是如何得到一種較從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較從容工作環境，一定還可以寫得出幾個有分量東西的。」
　　
　　 1962年作協安排沈從文等幾個作家去江西老區，準備長期住下去。但是沈從文真要拿起筆來的時候，還是心中有顧慮。他在江西只呆了3個月，最後跑到景德鎮去看他喜歡的陶瓷，幫著參謀如何改進生產去了。從此，沈從文只寫舊體詩。
　　
　　 沈從文1968年寫過一份檢查稿《我為什麼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檢查中說：「要我重新寫作，明白是對我一種極大鼓勵。但是我自己喪了氣。頭腦經常還在混亂痛苦之中，恐怕出差錯。也對『做作家』少妄想，且極端缺少新社會新生活經驗。曾試著寫了個《炊事員》，也無法完成。所以，還是希望回到博物館服務。工作寂寞點不妨事，人事簡單比較容易適應。」
　　
　　 沈從文的學生輩的林斤瀾有次拉他去參加一個會議，主持人最後禮節性地請沈從文講話，他趕緊說：「我不會寫小說，我不太懂小說。」
　　
　　 沈從文「擱筆」之後，曾經提到「跛者不忘其履」，他寫道：「這個人本來如果會走路，即或因故不良於行時，在夢中或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會常常要想起過去一時健步如飛的情形，且樂於在一些新的努力中，試圖恢復他的本來。」
　　
　　 沈從文在東堂子衚衕51號的家總共被抄了8次。其中兩次是大兒子學校來人，目標是家裡的那些唱片，抄家人還專程帶來了學校的英語老師，將唱片一一過目，最終確定沒有問題才作罷。
　　
　　 1972年沈從文從幹校回到北京，原來的三間房被強佔去兩間，一生幾十年收藏的心愛的書、傢具，滿堆在院子里任人踐踏，日晒雨淋。沈從文說：「硬木傢具放在外面就毀了，你們要用就用吧。」他的書和傢具都送人，朋友們誰需要就來拿走。搞梅蘭芳研究的徐城北先生當年還曾來挑了書帶走。剩下的黃永玉的夫人幫忙張羅著7分錢一斤處理掉。
　　
　　 人們為沈從文在文學史上的「失蹤」感到不平，沈從文卻笑道：「那未必不是塞翁失馬。」
　　
　　 在國外演講時，沈從文說：「許多在日本、在美國的朋友，為我不寫小說而覺得惋惜，事實上並不值得惋惜。按照社會習慣來說，一個人進了歷史博物館，就等於說他本身已成為歷史，也就是說等於報廢了。但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機會，可以具體地把六千年的中華文物，有條理有系統地看一個遍。」

研物
　　
　　 沈從文形容新出土的楚漆器紋樣，戰國玉器的雕工，洛陽博物館陳列的漢壁畫……總是帶著悠然神往的心情說：「真美呀！美得簡直叫你不可想象。」
　　
　　 1947、1948年，北大開始籌備建立博物館，並著手從公私各方收集展品和資料。沈從文對此事表現出莫大的熱情。他把自己多年來搜羅到的一些有歷史或藝術價值的文物都贈送給博物館籌備處，並積極做大量事務性工作。不僅本人熱心，他還動員別人也這樣做。周定一就回憶沈從文說服他捐了一個康熙青花小瓷杯、一枚吳三桂在雲南所鑄「利用通寶」銅錢。
　　
　　 從幹校回到北京之後，沈從文日以繼夜地寫他的服飾史和其他一些專題性文章。沈從文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要把自己腦袋裡知道的東西留給後人，好讓年輕人少走彎路。沈從文覺得自己可能活的時間不長了，因為他是由於心臟病太厲害才能回北京的。院子里的老大媽們看他燈老亮著，就害怕他突然死掉，不時要去張望張望。早上聽見沒動靜就去敲他的窗戶玻璃，一聽裡面有聲音才放心。
　　
　　 20世紀70年代以後，沈從文和黃苗子兩家住得很近，經常互相拜訪、聊天。黃苗子不在家的時候，沈從文就把收集到的漢代或是明朝的繡花拿給黃13歲的三兒子看。沈從文看見黃的兒子就說：「這個東西美極了！美極了！」沈從文經常去逛琉璃廠、隆福寺的古玩店。看見文物便經常買回來，無償地捐給故宮博物院和歷史博物館。
　　
　　 畫家黃永玉說：表叔（沈從文）在臨終前兩三年，得到黨和政府的認真關注，給了他一套寬大的房子，並且配備了一部汽車和一位司機。遺憾的是太晚了。他已經沒有能力放手地使用這套房子了。
　　
　　 「文革」中，黃能馥吃了苦頭，不幹文物了。沈從文知道了跟陳娟娟說「把黃能馥給我叫來」，黃能馥去了，沈從文對黃說：「眼光看遠一點，這些事你們不做誰做？」說完落下淚來。

糾葛
　　
　　 在「五四」時代一直到「左聯」成立，胡也頻、丁玲、沈從文三人關係很密切。從北京到上海，他們三個人都住在一起，百無避忌，大被同眠。甚至被小報諷刺，也毫不理會。他們是密友，是患難之交。
　　
　　 沈從文《記丁玲》中，沈從文寫道，他開始一見到丁玲就覺得很可愛，二人都是湘西人，談的話上有共同語言和鄉音。那個時候，胡也頻在追丁玲，沈從文、丁玲二人一講話就忘了胡也頻，胡也頻頗為不平。沈從文就向他解釋，他在與丁玲談話時，從來沒有考慮她是一個女性。
　　
　　 胡也頻被捕之後，為了讓丁玲母親不擔憂，沈從文以胡也頻的名義給丁玲母親寫信。沈從文多次求助過的胡適、徐志摩，給南京的蔡元培、楊杏佛等文化名人寫信，希望通過他們保釋他的貧賤之交。為了友誼，沈從文把自己的利害關係置之度外，特地趕到南京，找了一些國民黨要員，都被害怕惹上共產嫌疑的他們拒絕。沈從文頻繁奔波於上海和南京之間達十餘次。其中，有一次他從南京拿著蔡元培致上海市長的信去找當時的市長張群，然而杳如黃鶴。
　　
　　 胡也頻遇難后，沈從文以「夫妻」名義陪伴丁玲回湖南，把胡也頻與丁玲的孩子交給丁玲的母親帶養。1933年，丁玲失蹤（過了好久，才知是被捕），沈從文多方呼籲，八方打聽，還多次文提醒各方對此事件的關注和重視，不久誤傳丁玲被害，悲憤之餘，沈從文繼胡也頻遇害後作了四萬字的《記胡也頻》，又創作了十一萬字的《記丁玲》。後來才得知丁玲是被國民黨軟禁在南京，沈從文聞信，攜著新婚妻子張兆和，帶著丁玲兒子的相片，探望丁玲。然而這樣深厚的友情，最終反目。
　　
　　 反目的原因，從丁玲的這段話中，大概可以看出來：我被捕后，有一年沈從文又到了常德。有兩個文學青年，也是他的崇拜者去看他，並告訴他我母親在常德，問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說沒時間了，不去了。這兩個青年很氣憤，將情況如實告訴了我母親，認為他太不夠朋友了。等到後來我母親將這一情況告訴我之後，我也很生氣，這叫什麼朋友？建國前夕，我回到了北京，雪峰同志告訴我，我被捕后，他曾找到沈從文，懇求他出面保我出獄，一切費用由黨負擔，但卻遭到了沈從文的斷然拒絕，他表示不能插手這件事了。這就說明，沈從文怕得要命。而他寫什麼《記丁玲》，好像和我友誼多麼深厚，純粹是偽君子。通過這兩件事，我實在不願再理他了。但是，我還是和陳明一起去看了他一趟。當時，他很害怕。我們告訴他：共產黨不會殺你的，怕什麼？
　　
　　 然而，事實並非如丁玲所說，丁玲被捕后，沈從文寫下第一篇關於丁玲被捕一事的文章——《丁玲女士被捕》，6月4日，又寫出《丁玲女士失蹤》，文章先後發表在《獨立評論》與《大公報》上。同時，他與蔡元培、楊杏佛、胡愈之、葉聖陶、郁達夫等38位文化名人向南京政府聯名致電，要求釋放丁玲與潘漢年。從胡適的日記中，也可以看到沈從文多次求助胡適，請胡營救丁玲。
　　
　　 1949年，沈從文去看望丁玲。此時，二人已經有天壤之別，一個是新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女作家，一個是被左翼作家批駁的文人。據陪同的二兒子虎雛回憶，如同被一位相識的首長客氣地接見，讓他懷疑父母那些美好的回憶。張兆和帶上的丁玲兒子的照片，只是被她不在意地放在一旁，同時淡淡地敷衍了幾句他們的求助。
　　
　　 林斤瀾回憶過一件小事： 1960年第三次文代會期間的一個作家聯誼會上，他同時見到了沈和丁。出來政治上的害怕，那時許多人都不與丁玲交談，使她顯得孤單落寞。只有老舍的幾句問候使她顯得格外興奮。沈從文同以往一樣坐在角落裡不說話。但會後，在丁玲等公共汽車時，沈從文急急忙忙趕來，林此時不便太近，只是以一個小說家的細膩感受著。沈從文臉帶笑容，關切地看著丁玲，熱情地談著什麼。詳情無法得知，但肯定在關心著丁的近況。丁玲始終板著面孔，眼睛不時望著別處，一掃同老舍說話時的興奮勁兒，似乎不大願意與沈從文交談。後來，沈從文一個離開車站，走回家去。
　　
　　 1980年，丁玲發表了《也頻與革命》一文，文中聲稱自己四、五個月前終於看沈從文寫的《記胡也頻》、《記丁玲》兩文到這本書，她對沈從文在五十年前創作的《記胡也頻》，作出了嚴厲的批評：「作者在書中提到胡也頻和我與革命的關係時，毫無顧忌，信筆亂編……類似的胡言亂語，連篇累牘，不僅暴露了作者對革命的無知，無情……」甚至不惜漫罵：「貪生怕死的膽小鬼，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的市儈。」
　　
　　 施蜇存肯定丁玲在南京時就見過此書，並知道早有人傳言，丁玲對此書不滿。
　　
　　 然而，直至辭世，沈從文都沒有寫出文章為自己辯護。

純愛
　　
　　 沈從文寫道：「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沈從文愛過的那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就是他攜手一生的妻子，張兆和。
　　
　　 張兆和的父親蘇州富商張吉友，除了擁有萬頃良田，熱心於結交蔡元培這樣的教育界名流、投資教育事業，還因四個才貌雙全的女兒而盡人皆知。後來，這個大戶人家的二女兒張允和嫁給了頗有建樹的語言學家周有光，三女兒張兆和則嫁給了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沈從文。
　　
　　 沈從文和張兆和的結合應該感謝兩個，一個是胡適，另一個是張兆和的姐姐張允和。
　　
　　 沈從文經徐志摩介紹，被中國公學校長鬍適聘為教師。然而木訥的沈從文第一堂課就洋相百出，他萬萬沒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學生中，就有以後成為他夫人的張兆和。
　　
　　 在網上，一般把男性稱為「青蛙」，這個創意來自於張兆和。當時，在中國公學上學的18歲的張兆和身後有許多追求者，她把他們編成了「青蛙一號」、「青蛙二號」、「青蛙三號」。二姐張允和取笑說沈從文大約只能排為「癩蛤蟆第十三號」。自卑木訥的沈從文不敢當面向張兆和表白愛情，他悄悄地給兆和寫了第一封情書。
　　
　　 張兆和收到情書後，始終保持著沉默。後來學校里起了風言風語，說沈從文因追求不到張兆和要自殺。張兆和情急之下，拿著沈從文的全部情書去找校長鬍適理論。
　　
　　 張兆和把信拿給胡適看，說：老師老對我這樣子。胡校長答：他非常頑固地愛你。張兆和馬上回他一句：我很頑固地不愛他。胡適說：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說說，做個媒。張兆和連忙說：不要去講，這個老師好像不應該這樣。由於胡適的縱容，沈從文的情書轟炸得以繼續。
　　
　　 1932年夏天，張兆和大學畢業回到了蘇州的老家。沈從文帶著巴金建議他買的禮物——一大包西方文學名著敲響了張家的大門，二姐張允和出來招呼了這位不速之客。弄堂很窄，張允和對站在太陽底下的沈從文說：你進來吧，有太陽。沈從文不進來，張允和就告訴他三妹上圖書館去了，不在家，讓他進來等。沈從文聽完說了聲「我走吧」回頭就走了。
　　
　　 張兆和回來后，張允和把她罵了一頓：你假裝用功，明明曉得他今天要來。兆和說：我就是用功，哪曉得他這個時候來啊。張允和讓妹妹大大方方地把老師請到家裡來，張兆和終於鼓起勇氣回請了沈從文。
　　
　　 心潮澎湃的沈從文回到青島后，立即給二張允和寫信，托她詢問張父對婚事的態度。 他在信里寫道：如爸爸同意，就早點讓我知道，讓我這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
　　
　　 張兆和的父親開明地答：兒女婚事，他們自理。帶著這份喜悅，兩姐妹便一同去了郵局，給沈從文發電報。張允和擬好的電報是：山東青島大學沈從文允。很簡單。張兆和的則是：沈從文鄉下人喝杯甜酒吧。這也許是中國最早的一個白話文電報了，但郵局沒有收，而收下了允和的。
　　
　　 1933年9月9日，沈從文與張兆和在當時的北平中央公園宣布結婚，沒有舉行任何儀式。媒人是張允和，所以沈從文一看見二姐允和就叫她「媒婆」。
　　
　　 新婚不久，因母親病危，沈從文回故鄉鳳凰探望。他在船艙里給遠在北平的張兆和寫信說：我離開北平時還計劃每天用半個日子寫信，用半個日子寫文章，誰知到了這小船上卻只想為你寫信，別的事全不能做。
　　
　　 1938年，張兆和給沈從文的信中寫道：「在這種家書抵萬金的時代，我應是全北京城最富有的人了。」
　　
　　 沈從文對自己的婚姻非常滿意，他說：「對於這件事，我卻認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用筆寫成的故事，內容雖近於傳奇，但由我看來，都產生在一種計劃中。」
　　
　　 沈從文和張兆和相伴一生，直至1988年沈從文辭世。

評價
　　
　　 1988年5月10日，沈從文因心臟病猝發，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86年的生命歷程。在他去世的第三天，香港、台灣以及國外多家媒體報道了沈從文逝世的消息，而國內只有《文藝報》發了50個字的短消息。
　　
　　 因研究沈從文獲得哈佛博士的美國學者金介甫回憶說：「沈有孩子心，特別的活潑可愛，拚命地寫書法卷，送他幾十年未見的學生和朋友。內容是舊體詩，常常是指桑罵槐，諷刺時事。」
　　
　　 汪曾祺曾說：「沈先生對文學的社會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認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獲得『真美感覺之外，還有一種引人向善的力量……從作品中接觸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發，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遠』。照我看，這是文學功能的最正確的看法。」
　　
　　 瑞典的漢學家馬悅然說，他再活上半年，那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非他莫屬。
　　
　　 巴金、常風、鄧雲鄉、張允和等人，都描繪了沈從文不通世故，不善自處的特點，由此推論他的文字之美，恰來自於精神的靜觀。
　　
　　 著名學者季羨林說：「我覺得，在所有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
　　
　　 沈從文去世，巴金的唁電說：「文藝界失去一位傑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財富不會消失。」
　　
　　 夏衍說：「沈從文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文學地位，他不單是一位鄉土文學大師，應該是更高一層的作家。」
　　
　　 邵燕祥說：「沈從文這個又溫文又野性，屬於湘西又屬於整個中國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這些既清新且斑斕的作品之中。所有這些，可以不舍晝夜地流下去，潤澤當代的直到後代的無數焦渴的靈魂。」
　　
　　 黃永玉說：「沈從文是因為他幾十年前文學成就在國外引起反響，才引起國內注意的。他逝世的消息也是如此的緩慢，人死在北京，消息卻從海外傳來，國內報紙最早公布的消息是在一周之後。據說是因為對於他的估價存在困難。
　　
　　 經過「一個曲折的歷史性的艱難過程」后，中國文學史在沈從文研究上取得了重大進展。最新出版的兩部普通高等教育「國家級重點教材」——《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和《中國現代文學史》（修訂本），高度評價了沈從文作品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內涵，確認了沈從文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大師」地位。
　　
　　 由錢理群、溫瑞敏和吳福輝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本）中，首次以獨立的一章介紹和評述了沈從文的作品。該書評價沈從文的小說：「達到了鄉情風俗、人事命運、下層人物形象三者描寫完美和諧、渾然一體的境地」，「沈從文的文學不屬於當時中國的城市文化，也不屬於革命文學，因此難以被當時的現實理解是自然的。所以他是寂寞的。」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修訂本）評價道，「沈從文構築了一個富有魅力的『湘西世界』，也因此確立了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
　　
　　 湖南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凌宇說：「確認沈從文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大師地位，是還歷史本來面目。魯迅先生就認為沈從文是自新文學運動以來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這對建立健康的文學批評秩序，營造良好的文學創造氛圍，具有標誌性意義。」

六、趙元任
　　
　　 今天我要說一個天才，一個真正的天才。民國時期的文壇學界，如果有人堪稱天才的話，這個人，一定是趙元任。

生平
　　
　　 這位被稱為「中國語言學之父」的奇才，會說33種漢語方言，並精通多國語言。趙元任從小就顯露出語言天才，各種方言一學就會。研究者稱，趙先生掌握語言的能力非常驚人，因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種語言的聲韻調系統，總結出一種方言乃至一種外語的規律。
　　
　　 他還被稱為罕見的通才、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與他出生時就已經聲名赫赫的前輩梁啟超、王國維，以及另外一個民國時期最博學的大師陳寅恪並稱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語言學是他著力最深的領域，然而他同時還兼授物理、邏輯等課程。
　　
　　 天才自然從小就展露他不同於常人的地方，我們來看看趙元任學習和任教的經歷：
　　
　　 1907年趙元任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預科，成績優異，英語、德語都學得很好。
　　
　　 1909年趙元任考取了留學美國的官費生，在康乃爾大學主修數學，選修物理、音樂。1914年獲數學學士學位。
　　
　　 1914至1915年，趙元任在康乃爾大學校哲學院研究一年。
　　
　　 1915年趙元任人哈佛大學主修哲學並繼續選修音樂。19l8年在哈佛獲哲學博士學位。
　　
　　 1918年，趙元任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學作過一年研究生。
　　
　　 1919年趙元任回康乃爾大學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趙元任回國擔任清華學校的物理、數學和心理學課程，同年冬曾為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B。Russell）來華講學擔任翻譯。
　　
　　 1921年趙元任攜妻子楊步偉到哈佛大學任哲學和中文講師，並研究語言學。
　　
　　 1925年趙元任回清華大學教授數學、物理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和西洋音樂欣賞等課程。
　　
　　 1928年趙元任作為研究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進行了大量的語言田野調查和民間音樂採風工作。
　　
　　 1938至1939年趙元任又到美國，任教於夏威夷大學，在那裡開設過中國音樂課程。
　　
　　 1938至1941年，趙元任任教於耶魯大學。
　　
　　 之後五年，又回哈佛任教並參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編輯工作。
　　
　　 從1947年到1962年退休為止，趙元任在伯克萊加州大學教授中國語文和語言學，退休后仍擔任加州大學離職教授。
　　
　　 趙元任的學術頭銜：
　　
　　 1945年趙元任當選為美國語言學學會主席。1952年榮任阿加細(Aggasiz)基金會東方語和語文學教授。1959年曾到台灣大學講學。1960年又被選為美國東方學會主席。
　　
　　 1973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剛起步，趙元任夫婦回國探親，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周總理還跟趙元任談到文字改革和趙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1981年，喪妻不久的趙元任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之邀，偕長女趙如蘭、女婿卞學磺、四女趙小中再次回國探親，受到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的熱情接見，並接受了北京大學授予的名譽教授稱號。
　　
　　 1982年2月24日趙元任逝世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學為他設立了趙元任基金會，4月4日隆重舉行了趙元任逝世紀念會。
　　
　　 1982年初，趙元任走完了人生歷程，在美國溘然病逝。他的大女兒趙如蘭在給親友的訃告信中說：「這一年中，他最滿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學鐄、四妹小中，四個人一起回國去了一趟。」
　　
　　 1982年4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這封訃告信時加了編者按：「在我國和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語言學家(同時還是哲學家和音樂家)趙元任教授，今年2月24日在美國逝世。本報曾發表過新華社的簡短新聞。現在將他的大女兒趙如蘭教授(去夏曾陪趙元任教授回國探親和訪問)寫的一封信發表在這裡，讓讀者從中了解趙元任教授逝世和逝世前的一些情況。信中提到的趙新那同志是趙的二女兒，她和她的丈夫黃培雲同志都在長沙中南礦冶學院任教。卞學鐄教授是趙如蘭教授的丈夫，他和她分別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任教。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女士，去年3月在美逝世。」

著作
　　
　　 趙元任的研究博雜，所以他的著作也比較多：
　　
　　 主要著作有《國語新詩韻》、《現代吳語的研究》、《廣西瑤歌記音》、《粵語入門》（英文版）、《中國社會與語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國話的文法》、《中國話的讀物》、《語言問題》、《通字方案》，出版有《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選》等。
　　
　　 趙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詩歌集》、（1928）、《兒童節歌曲集》 （1934）、《曉庄歌曲》（1936）、《民眾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趙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提議並推動下，上海音樂出版社出版了五線譜版的《趙元任音樂作品全集》（由其長女、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趙如蘭編輯），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編配合唱歌曲二十四首、編配民歌十九首、器樂小品 六首，總計一直三十二首作品。
　　
　　 趙元任在國內發表的音樂論文有：《新詩歌集·序》《「中國派」和聲的幾個小試驗》、《歌詞中的國音》《介紹樂藝的樂》、《黃自的音樂》等。這些文章闡述了他的創作經驗和對建立中國民族新音樂的看法，其中不乏獨到見解，不僅對當時音樂界有重要影響，至今仍有參考價值。此外，他在國內還親自演唱錄製過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與《揚子江上撐船歌》等。
　　
　　 1928年，趙元任出版了《新詩歌集》，蕭友梅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十年出版的音樂作品裡頭應該以趙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詩歌集》為最有價值」，他「雖然不是向來專門研究音樂的，但是他有音樂的天才，精細的頭腦，微妙的聽覺。他能夠以研究物理學、語言學的餘暇，作出這本Schubert派的藝術歌(Artsong)出來，替我國音樂界開一個新紀元。」他熱情地讚揚趙元任是「中國的舒伯特」。

逸事
　　
　　 趙元任年輕時，求知慾強，愛做物理實驗，酷愛體育運動，從初中開始堅持記日記。在南京求學期間，一度染上惡習：抽煙、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識到這些危害時，以堅強毅力強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親命名寓意告誡自己：「元任，任重道遠。」後來果然博學多才，被稱為「漢語言學之父」。
　　
　　 趙元任曾對西方人說：我們中國人也得在現代過人的日子，我們不能一輩子穿了人種學博物館的衣服，預備你們來參觀。
　　
　　 陳寅恪與俞大維（當時都是留學生）請趙元任夫婦看德國歌劇，當陳、俞倆人將客人送至劇院門口，便要離去，趙元任夫婦一問才知道，原來陳、俞倆人是省下自己的飯錢，來請趙元任夫婦聽歌劇。
　　
　　 趙元任與友人信中云：「要是你收不到這封信，請你趕快通知我，我好告訴你是什麼時候付郵的。」

語言
　　
　　 趙元任會說33種中國方言，到全國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和當地人交流。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臘、拉丁等外語，甚至精通這些語言下面的方言。他因此得了個「趙八哥」的綽號。
　　
　　 趙元任兒時就展示了非凡的語言天賦。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趙元任隨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間，從保姆那裡學會了北京話和保定話。5歲時回到家鄉常州，家裡為他請了一位當地的家庭老師，他又學會了用常州方言背誦四書五經。後來，又從大姨媽那兒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兒學會了福州話。
　　
　　 趙元任15歲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時，全校270名學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這三位南京同學學會了地道的南京話。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這些客人恰好來自四面八方，趙元任居然能用8種方言與同桌人交談。
　　
　　 1920年趙元任回國到清華大學任教。當時適逢美國教育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中國講學，清華大學派他給羅素當翻譯。他在陪同羅素去湖南長沙途中又學會了講湖南話。由於他口齒清晰，知識淵博，又能用方言翻譯，因而使當時羅素的講學比杜威獲得更好的效果。從此，趙元任的語言天才得到了公認，他自己也決定將語言學作為終身的主要職業。
　　
　　 趙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樂，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當地人都認他做「老鄉」。
　　 二戰後，他到法國參加會議。在巴黎車站，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
　　 後來，他到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1920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迴講演，趙元任當翻譯。每到一個地方，他都用當地的方言來翻譯。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學長沙話，等到了長沙，已經能用當地話翻譯了。講演結束后，竟有人跑來和他攀老鄉。
　　
　　 在外國語方面，據趙元任自己說：「在應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沒有問題。至於一般用法，則日本、古希臘、拉盯俄羅斯等文字都不成問題。」
　　
　　 有一次，趙元任在索邦（sorbonne）用法語講演，用純粹的標準國定的法國語音，講完了，聽眾對他說：「你法國話說得真好，你的法國話比法國人說得都好。」他在關於語言學的講學或著作中，經常使用一些多由他自己創作的妙趣橫生的故事來加深人們的印象
　　
　　 趙元任曾表演過口技「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陝西，出潼關，由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從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最後入山海關返京。這趟「旅行」，他一口氣說了近一個小時，「走」遍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便用當地方言土話，介紹名勝古迹和土貨特產。
　　
　　 胡適在台灣一直很關心大陸的文化動靜。毛的詩詞他也認真讀，見答李淑一的韻跑得沒了邊，因為趙元任精通方言，便很誠心地請教趙元任，問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這樣押，趙答曰否。
　　
　　 1911年，劉半農為了編一本「罵人專輯」，在《北京晨報》上刊登了一則「粗話啟事」，公開徵集各地罵人的話。趙元任看到「粗話啟事」后，來到劉半農的宿舍，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各地方方言把劉半農罵了個狗血淋頭。隨後，周作人也來了，劈頭蓋臉地用紹興土話把劉半農又大罵了一頓。幾天後，當劉半農去教師上課時，竟又被廣東、廣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學生用方言罵了半天。
　　
　　 趙元任曾編了一個極「好玩兒」的單音故事，以說明語音和文字的相對獨立性。故事名為《施氏食獅史》，通篇只有「shi」一個音，寫出來，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說，那就任何人也聽不懂了：「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十獅屍。食時，始識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趙元任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在今人看來，淡淡一句「好玩兒」背後藏著頗多深意。

上世紀20年代，趙元任為商務印書館灌制留聲片，以推廣「國語」（即普通話）。有一則軼聞，難斷真假，但頗可見趙氏當年的風光。趙元任夫婦到香港，上街購物時偏用國語。港人慣用英語和廣東話，通曉國語的不多。他們碰上的一個店員，國語就很糟糕，無論趙元任怎麼說他都弄不明白。趙無奈。誰知臨出門，這位老兄卻奉送他一句：「我建議先生買一套國語留聲片聽聽，你的國語實在太差勁了。」 趙元任問：「那你說，誰的國語留聲片最好？」 店員答：「自然是趙元任的最好了。」 趙夫人指著先生笑曰：「他就是趙元任。」 店員憤憤：「別開玩笑了！他的國語講得這麼差，怎麼可能是趙元任？」
　　
　　 1927年，趙元任到江蘇一帶進行吳語調查，他不辭勞苦，經鎮江、丹陽、無錫，每站下車，再乘小火輪到宜興、溧陽，又轉回到無錫等地，冒著嚴寒，輾轉往複，深入群眾，多訪廣納，記錄了大量的當地方言。3個月後，回到北京，他把調查的材料寫成一本《現代吳語研究》。在出版此書時，語音符號採用國際音標，印刷廠沒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寫，畫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時以上。這本書出版后，為研究吳語和方言作出極為珍貴的貢獻，趙元任也成為我國方言調查的鼻祖。
　　
　　 語言學家陳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趙元任，趙元任，在我青少年時代，到處都是趙元任的影子。」少年時，他著迷於趙元任翻譯的《阿麗思漫遊奇境記》（這本是趙興之所至偶一為之，卻成就了一部兒童文學經典譯作）。長大了，想學「國語」，就用趙元任的《國語留聲片課本》當老師。後來迷上了音樂，迷上了趙元任的音樂朋友蕭友梅介紹的貝多芬《歡樂頌》，也迷上了趙元任譜曲並親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愛麗絲漫遊奇境》的第一個中文譯本是由趙元任翻譯的，192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趙元任特彆強調，這本書「又是一本哲學的和倫理學的參考書」。的確，有不少哲學書和數學論文，都大量地引用過這篇童話中的文字。
　　
　　 趙元任和林語堂偶爾通信時，寫的是漢字的英文，例如：「狄兒外剃，豪害夫油鬢？」（親愛的語堂，你近來忙些什麼？）林語堂非常喜歡。
　　
　　 九十高齡的梁漱溟，在與美國學者艾愷的對話中，曾有專門的對趙元任的評價：
　　
　　 梁：當時他是清華國學院的四個導師之一，他的知識很豐富，聽說他有這樣一個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們一樣講普通的北京話，但是他如果到一個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廣東，他住這麼一天，兩天，他就能講那個地方的話。
　　 艾：是這樣，我也聽說了。
　　 梁：因為他懂得那個地方人講話，從音韻上，從利用口齒上，他住上一、兩天就曉得怎麼樣，就講當地的話，人家告訴我是這樣。
　　 艾：是。當時在伯克萊的時候也請教過，研究這本書的時候，是關於羅素，因為他是陪著羅素做翻譯的。
　　 梁：有一段，本來翻譯是另外一人，後來不行，後來羅素講的東西那個人翻譯不了，還是請趙先生去翻譯。
　　 艾：是啊，我也聽說別的關於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個什麼話倒講，後面的幾個音先講，一大段話就是這個樣子，錄好以後就把錄音帶倒放，還是正常的話，他正是有語言的天才。
　　
　　 趙元任早年曾和語言專家黎錦熙先生致力於推廣普遍話工作，為此他創造了國語羅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並灌錄了國語留聲唱片。趙元任一貫提倡徹底的白話文。1981年趙元任回國，他對目前國內人們的口語有這樣的感慨：「現在教育水平高了，人們的說話受廣播、報刊、電視等媒體的影響，出口書面語多，不大愛講白話了。如現在北京人愛說「開始」，不說「起頭兒」；把長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連小孩說話也是文縐縐的，人們的日常生活語言顯得缺少生活氣息。」
　　
　　 1981年5月21日，趙元任應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之邀，請他回國錄製國際音標。錄製時，他發了四百多種母音、輔音和聲調，連非常細微的差別都十分確切，發音辨音能力與他在三十年代時一樣，使在座者驚訝不已，欽佩之至。

音樂
　　
　　 趙元任的母親擅崑曲，父親擅奏笛，可謂夫唱婦隨。趙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樂熏陶，在音樂上很有天賦。他師從著名的音樂學家，他專攻過和聲學，專攻過作曲法，他畢生都與鋼琴為伍，他教過音樂或音樂欣賞課。他為同時代的詩人譜曲：劉半農《教我如何不想他》，徐志摩《海韻》，劉大白《賣布謠》，胡適《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誼《西洋境歌》。
　　
　　 趙元任雅好音樂，一生創作過一百多件音樂作品，包括聲樂和器樂。他跟他的女兒們，凡有機會聚在一起，就組成一個家庭合唱團，分聲部地練習演唱他的新作或舊作。
　　
　　 趙元任有相當一部分家庭音樂作品，常為女兒寫歌 ，教她們唱。連上郵局寄掛號信排隊的當兒，也不放過，讓女兒坐在長凳上學唱。他很會利用時間，把許多歌曲寫在小五線譜本子上，隨身攜帶，一有靈感就寫。他的大女兒趙如蘭說 ：「他的許多音樂作品，都是在剃鬍子的時候創作的。」
　　
　　 1981年當趙元任最後訪問北京期間，多次被邀請唱這首歌。一次在音樂學院唱完這首歌后，人們向他提問：這是不是一首愛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誰?趙老回答說：「『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這個詞代表一切心愛的他、她、它。」他說這首歌詞是當年劉半農先生在英國倫敦寫的，「蘊含著他思念祖國和懷舊之情。」
　　
　　 1981年，趙元任在北京大學授予他名譽教授的儀式上，一口氣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他》；到中央音樂學院座談時，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他》；回江蘇常州青果巷故居時，他讓女兒用室內小風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他》……
　　
　　 趙元任從20年代到30年初所作歌曲的歌詞，大部分系劉半農所作。當1933年劉半農因病逝世時，趙元任曾深情地寫一輓聯：「十載奏雙簧，無詞難成曲；數人弱一個，教我如何不想他!」

性情
　　
　　 趙元任無意於做官，他與楊步偉結婚只求她一件事：別逼他做官。
　　
　　 1946年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拍電報請趙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趙元任回電：「幹不了。謝謝！」
　　
　　 14歲那年，趙元任大姑婆告訴他，他就要和一個姓陳的女孩訂婚了，他在日記上記載說：「婚姻不自由，我至為傷心。」後來這個婚約終於解除：「我和這個女孩訂婚十多年，最後我終於得到自由。」 趙元任拒婚的理由是「女方大兩歲」，後來卻追求比他大三歲、性格迥異的楊步偉女士。
　　
　　 1920年8月的一天，趙元任在南京一個朋友家的飯桌上認識了楊步偉，便愛上了她。當時趙元任正在為羅素的中國巡講作翻譯。有一次羅素在師大講演，趙和楊雙雙遲到了，羅素站在台上呆坐著，毫無辦法。趙說：「看到我和女孩子進來，他低聲對我說：『壞人，壞人！』。」
　　
　　 1927年春天，趙元任在清華大學研究所擔任指導老師時，曾到江、浙兩省專門調查吳語。他經常是一天跑兩、三個地方，邊調查邊記錄，找不到旅館就住在農民家裡。一次，他和助手夜間由無錫趕火車去蘇州，只買到硬板椅的四等車票。由於身體太疲乏，上車后躺在長板座上就呼呼地睡著了。等醒來時，滿車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幾節車廂已開走，把這節四等車廂甩下了。助手問他怎麼辦?他說：「現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館，就在車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見他身體虛弱，勸他每天少搞點調查，他詼諧地說：「搞調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緊些，否則咱們不能早點回家呀!將來不是要更費時間，也更辛苦嗎?」
　　
　　 趙元任講過一段有關《教我如何不想他》這首歌曲的趣聞。他說，當時這首歌在社會上很流行，有個年輕朋友很想一睹歌詞作者的風采，問劉半農到底是個啥模樣?一天剛好劉到趙家小坐喝茶，而這位青年亦在座。趙元任夫婦即向年輕人介紹說：「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詞作者。」年輕人大出意外，脫口而出說：「原來他是個老頭啊!」大家大笑不止，劉半農回家后，曾寫了一首打油詩：「教我如何不想他，請進門來喝杯茶，原來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愛侶
　　
　　 說到趙元任，人們一定不會忘記他的妻子楊步偉，她是中國第一位女醫生，從小就擁有離經叛道的性格，性格迥異的二人卻他們攜手走過了60年，堪稱一對佳偶。
　　
　　 楊步偉向世人說：「我就是我，不是別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楊步偉說：「我脾氣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橫，我比你更橫；你講理，我就比你更講理。我最愛替受期負的人打抱不平，總愛多管閑事。」
　　
　　 楊步偉原名叫蘭仙，小名叫傳弟，學名叫韻卿；渾名大腳片、天燈杆子、攪人精、萬人嫌和敗家子。她出生於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國佛教協會創始人楊仁山。她一出生便有兩雙父母。生父是長子，九個子女，楊步偉是老九。養父是二房，無子。楊步偉一生下便過繼給二房，出生前父母做主與姑家孩子結親，指腹為婚。一周歲時，家裡讓她「抓周」，楊步偉抓的是一把尺。楊步偉的解釋是：這意味著她將來做人要正直，或預言會「量這個、量那個、量體溫、量脈搏什麼 的」。
　　
　　 在上家塾啟蒙時，楊步偉的啟蒙老師說，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在飯桌 上批評孔夫子浪費東西：「他只吃方塊肉，那誰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邊邊呢。」結果遭父母一頓臭罵，罵她對聖人不恭。楊步偉捉弄過先生，背著先生唱：「趙錢孫李， 先生沒米。周吳鄭王，先生沒床。馮陳褚衛，先生沒被。蔣沈韓楊，先生沒娘。」被長輩斥為沒有規矩的「萬人嫌」，家裡人喊她「傳弟」，是想她能給二房帶個弟弟。喊她大腳片，因她腳大；稱她天燈杆子，因她小時瘦而高；罵她「攪人精」，那是因為她太淘氣。別人想干不敢幹的事，一攛掇她，她干。
　　
　　 楊步偉的大伯(生父)負責南京獅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請外國人施工，黎元洪是翻譯和書記，吃住都在楊家。下雪天，楊步偉捏個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黎元洪和她鬧著玩，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說她放的雪人弄濕了他的被子。打過後，楊步偉搶過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還了五下，說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濕床的。
　　
　　 楊步偉任性，野氣得很。她與家族的兄弟們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
　　
　　 楊步偉在南京旅寧學堂上學，入學考試作文題為《女子讀書之益》，她、竟「膽大妄為」寫道：「女子者，國民之母也。」她已懂得男女平權，婚姻自由。16歲時家裡正式下了定婚禮，要她嫁給二表弟，她不幹，堅決要退婚。自作主張寫了一封退婚信：「日後難得翁姑之意，反貽父母之羞。既有懊悔於將來，不如挽回於現在。」要死要活，家裡被鬧得雞犬不寧。養父迫於無奈，同意了，但要她聲明終生不嫁。生父氣得半死，要將她捉回來嫁了，「不嫁就處死」。最後還是祖父出面，放她一馬才收場子。她終於勝利了。她感到「有生以來到現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至於「步偉」這個名字，是她的同學、好友林貫虹為她起的。少年時林貫虹看出她的不凡，對她說「你這個人將來一定偉大的，叫步偉吧。」她不肯接受。後來，林貫虹死於傳染病，為紀念貫虹，她正式將韻卿易名為「步偉」。
　　
　　 1919年，社會掀起革命熱潮。楊步偉已加入了革命。時安徽督軍兼第一、四兩軍軍長的柏文蔚，要為500人的女子北伐隊辦座崇實學校，請20歲的楊步偉擔綱當校長。她毅然出任，領導學員學紡織，打絨繩，刺繡，轟轟烈烈。還坐鎮指揮平息了一場未遂叛亂。
　　
　　 楊步偉後來去日本學醫，學成歸國與同學李貫中開辦森仁醫院。因她倆以前的學醫同學林貫虹早死，這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稱「仁」，這就是「森仁醫院」名稱的由來。
　　
　　 楊步偉的同學林貫虹病死了，為將她的遺體送回老家福建安葬，她背著父母，把自己的一對八兩重的金鐲子和四個戒指賣掉了，幫助死者親屬。為此，她得了個「敗家子」的綽號。
　　
　　 婚後，楊步偉捨棄了自己主持的醫院院長和婦科主任職務，當起了相夫教子的賢妻。但她是位「閑著就難受」的女性。在清華的4年期間，為改善師生們的伙食，由楊步偉出資，與其他兩位教授太太合夥成立了「三太公司」，辦了「小橋食社」。為此有人嘲諷趙元任，說他的老婆居然開起小飯館來啦！趙元任佯作不知、不聞不問，楊步偉照辦不誤。但是「小橋食社」非但沒有盈利，反而賠本關張，楊步偉投資墊底的400銀圓全砸進去啦。她作了副對聯自嘲：生意茂盛，本錢干盡。　　
　　
　　 退出了小飯館，楊步偉又忙著推廣節制生育，到婦女會、教職員會、母親會、女青年會演講，樂此不疲，還辦了個「生產限制診所」。1926年「三·一八」學潮，楊步偉的診所成了進步學生的避難所，以至遭到政府「窩匪罪」的指控，在胡適的建議下關門大吉。
　　
　　 後來清華為子女教育問題辦「成志小學」，請她當董事長。那時清華離城區遠，交通不方便，楊步偉竟熱乎一陣，要辦汽車公司……
　　楊步偉是個直爽的大嗓門，但見了王國維卻總是噤不出聲。王國維五十壽誕時，清華大學的同事辦了三桌酒席祝壽，趙太太硬是避讓著不和王國維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國維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語，而趙太太那桌卻笑語不絕。
　　
　　從1938年起，趙元任一家定居美國后，數十年來，他們的家一直是清華留美學生的「接待站」。我國著名科學家周培源、錢學森等許多早期赴美留學的學者，都是趙府的座上客。人們一到了趙家總有一種賓至如歸的親切感。楊步偉不僅好客，而且燒得一手淮揚名菜。她曾把自己幾十年來創作的名菜經驗編成了一本《中國烹調》，在美國暢銷不衰。
　　
　　 楊步偉在花甲之年，花了三四個月時間寫了部自傳。胡適看了，讚嘆不已：「韻卿，你還真有一手呢。」

婚禮
　　
　　 1921年，32歲的楊步偉與趙元任結婚。二人別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園當年定情的地方照張相，再向有關親友發了一份通知書，聲明概不收禮。下午一個電話把胡適和朱征請到家中，然後楊步偉親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請他們倆做證人、簽字。為了合法化，貼了四角錢印花稅。
　　
　　 然後，趙元任和楊步偉將一張照片和通知書一起寄給親友，一共寄了四百份左右。相片上刻的格言是「陽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書之言：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滅」。寄給親友的通知書上，他們說：「趙元任博士和楊步偉女醫士十分恭敬地對朋友們和親戚們送呈這份臨時的通知書，告訴諸位：他們兩人在這信未到之先，已經在1921年6月1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在北京自主結婚。」並且聲明：「除了兩個例外，賀禮絕對不收，例外一是書信、詩文，或音樂曲譜等，例外二是捐給中國科學社。」在結婚書上定的結婚時間，他們其實是在郵政局寄發通知書和照片呢。
　　
　　 胡適回憶那晚寫的話： 趙元任常到我家來，長談音韻學和語言羅馬化問題，我們在康奈爾讀書的時候就常如此。以後我注意到他來的沒有那麼勤，我們討論的也沒有那麼徹底。同時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鄉楊步偉（韻卿）姐時常來往。有一天，元任打電話給我，問我明晚是不是有時間來小雅寶衚衕四十九號和他及楊小姐，還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國（湘姊朱徵的號）小姐一塊吃晚飯。城裡那一帶並沒有餐館和俱樂部之類用餐的處所，我猜想是怎麼一回事。為了有備無患，我帶了一本有我註釋的《紅樓夢》，像禮物一樣，精緻地包起來。為防我猜錯，在外面加包一層普通紙張。那晚，我們在精緻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頓精緻晚餐，共有四樣適口小菜，是楊小姐自己燒的。飯後，元任取出手寫的一張文件，說要是朱大夫和我願意簽名作證，他和韻卿將極感榮幸。趙元任和楊步偉便這樣結了婚。我是送給他倆禮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報以特號大字標題《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後來趙元任問羅素先生我們的結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他答稱「足夠激進」。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羅克教授接到了趙元任的英文通知書，就貼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讓他的同事們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點鐘東經百二十度平均太陽標準時，發生了何種天文現象。於是趙元任楊步偉的結婚成了一種「天文現象」。
　　
　　 趙元任和楊步偉的結婚方式觸怒了許多親友，趙元任最喜歡的姑媽送來一個花籃，趙元任退回了，他認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樂作品；楊步偉的大伯本來不贊成她退婚，這次更是大為尷尬，因為剛在他告訴朋友不曉得他的女兒又是侄女在何時何地結婚之後，每個人便接到通知書，有些人甚至比他還早收到。　

婚姻
　　
　　 趙元任是一個地道的文人。「天性純厚，道德風采，有修養，對人和藹可親，從不與人爭長短，語言風趣」，是謙謙君子。楊步偉言行卻具男性的雄風，「天性豪爽而果斷，思想靈敏，心直口快，無話不說」。其慷慨正直、熱心助人是有口皆碑。
　　
　　 1946年6月1日，乃是趙元任夫婦銀婚紀念日（25周年），胡適（1891—1962）是趙元任夫婦的證婚人，這天卻因故沒能親臨祝賀，寄來賀詩一首（《賀銀婚》）「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說好姻緣。 新娘欠我香香禮，記得還時要利錢。」
　　
　　 1961年，在他倆結婚40周年紀念會上，有人將趙元任做學問的求實精神比之《西遊記》的唐僧玄奘，說玄奘之所以能成功，應歸功於觀世音菩薩的保護，楊步偉就是趙元任的觀世音菩薩。趙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貢獻，的確也是與楊步偉的幫助和鼓勵分不開的。1973年6月，他們伉儷作了一次闊別故土后的首次大陸遊。周總理、郭沫若、竺可楨等接見了他們。在受到周恩來長達3小時的親切接見時，楊步偉竟充當了主要角色。趙元任對周總理詼諧地說：「她既是我的內務部長，又是我的外交部長。」
　　
　　 1971年6月1日是趙元任夫婦的金婚紀念日（50周年），二人又各寫《金婚詩》一首，押胡適《賀銀婚》原來的韻。楊步偉女士寫：「吵吵爭爭五十年，人人反說好因緣。元任欠我今生業，顛倒陰陽再團圓。」（意思說：為了老公，我今生沒有完成醫學的行業；到下一輩子投胎的時候，該我做男人，你做女人，再團圓還我的事業！）
　　趙元任的答詞是：「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男女平權新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
　　
　　 趙元任號稱怕老婆，楊步偉說：「夫婦倆爭辯起來，要是兩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時候，那總是我贏！」趙元任有自知之明：從來不跟老婆爭高低。他不否認自己「懼內」，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回答道：「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20年代旅歐的同學掀起一股離婚熱潮，羅家侖故意開玩笑：「有人看見趙元任和他母親在街上走」時，趙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磚」之樂。
　　
　　 楊步偉在花甲之年，花了三個月時間寫了部自傳，胡適看了讚嘆不已。自傳裡面談到一個重要問題 —— 平時在家裡，楊步偉跟趙元任誰說了算？她很謙虛：「我在小家庭里有權，可是大事情還是讓我丈夫決定。」但是幽默地補充一句：「不過大事情很少就是了。」後面一句是畫龍點睛之筆。
　　
　　 楊步偉的自傳用英文出版，請趙大丈夫翻譯並寫個前言。趙元任寫的第一句話便是：「我們家的『結論』既然總歸我老婆，那麼『序言』就歸我了。」楊步偉說她先寫自傳，把好玩的事都寫了，趙元任就說，「那我就寫那些不好玩的吧」。趙元任以自豪、愉悅的心情，欣然把「家的結論」拱手讓給老婆。跟隨他倆生活多年的侄兒說：「有時他倆多少也有一點爭論，因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順從不爭了」。
　　
　　 1981年，楊步偉先他而去，趙元任悲痛萬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愴地寫道：「韻卿去世，現在暫居小女如蘭劍橋處，一時精神很亂，不敢即時回柏克萊，也不能說回『家』了。」次年，趙元任追楊步偉後塵到天國。子女遵其遺囑，對兩位老人均未舉行葬禮，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將他們的房產、書籍以及產業全部捐給了加州大學。

評說
　　
　　 胡適生前這樣評價趙元任時說：「他是一位最可愛的人！」
　　
　　 趙元任一生從事教育事業52年，中國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朱德熙、呂叔湘等都是他的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
　　
　　 「趙先生永遠不會錯」，這是美國語言學界對趙元任充滿信賴的一句崇高評語。
　　
　　 我國著名語言學家、社會科學院語言所所長呂叔湘稱讚趙元任對中國語言學的貢獻，一是他以現代的語言作為語言學的研究對象，給中國語言學研究開闢了一條新路；二是他給中國語言學的研究事業培養了一支龐大的隊伍。
　　
　　 陳原寫道：你在他（趙元任）的樂曲中感受到的不是遠離現實生活的孤芳自賞，而是一顆純樸的赤子之心！一顆炎黃子孫的心！一顆中華民族好兒女的心！
　　
　　 北京大學教授、前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先生曾作過這樣的評價：「他的學問的基礎是數學、物理學和數理邏輯，可是他於語言學的貢獻特別大。近三十年來，科學的中國語言研究可以說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輕一輩都管他叫『中國語言學之父』（father or Chinese philology）。」
　　
　　 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教授在清華大學校慶70周慶座談會上的發言中說：「趙元任可以稱為中國第一代語言學家，我學語言學是跟他學的，我後來到法國去，也是受他的影響。」

七、劉文典
　　
　　 劉文典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大罵蔣介石，劉文典的狂狷不亞於黃侃，以至於他也有「劉瘋子」的綽號，有人評價劉文典是「亦顛亦狂亦君子」。
　　

氣節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劉文典返滬，參加于右任等創辦的《民立報》，從事翻譯，並采寫了大量鼓勵革命、倡導共和的文章。「二次革命」失敗后，報社遭查禁，劉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彈，幸好沒有大礙，他於是逃到日本，並在日本加入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擔任孫中山貼身秘書。1916年，袁世凱一命嗚呼。劉文典迅速回國，卻看到各路軍閥混戰，餓殍遍野，經濟每況愈下，市面百業凋零。他悲觀失望，憤而遠離政治，決意專心研究學問。
　　
　　 「九一八」事變后，東三省淪陷，舉國上下同仇敵愾。北平愛國青年學生為敦促國民黨政府抗日，卧軌請願。劉文典積極支持當時在輔仁大學讀書的長子劉成章參加請願。劉成章因體質差，卧軌時受了風寒，請願歸來後患病亡故。這更激發了劉文典對日本人的仇恨。
　　
　　 盧溝橋事變后，劉文典未能及時撤離北平。日本人通過周作人多次請劉出任偽職，均被他嚴詞拒絕，因此惹怒了日本當局，其住宅連遭日軍搜查，劉毫無懼色。劉文典曾兩度赴日留學，日語頗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發夷聲為恥」。他說：「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懂得愛惜自己的羽毛」
　　
　　 后在友人的幫助下，劉文典隻身輾轉來到西南聯大。見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吳曉玲教授，劉便向其打聽周作人景況。吳說周以「家中還有老小」為託詞未出來，劉文典氣憤地說：「連我這個吸鴉片的『二雲居士』都來了，他讀過不少的書，怎麼那樣不愛惜羽毛呀！」
　　
　　 「長城戰事」鬧得極凶的時候，劉文典每次上課，都要給學生講一段「國勢的阽危」，並且告訴學生日本侵略中國的險惡用心及歷史背景，叫學生們趕快起來研究日本。他自己則夜以繼日地翻譯有關資料。據當時的一位學生記載：「……有一天上國文時精神委靡得連說話都幾乎沒有聲音，說是因為昨晚譯書到夜裡三時才休息。我當時聽了劉先生的話，眼淚真要奪眶而出了。」
　　
　　 劉師培是劉文典的業師，他十分敬佩老師的學問。因劉師培後來投靠袁世凱，在思想上消極保守，劉文典從此便很少與之往來，言談中也鮮少提及他。
　　
　　 劉文典的四弟劉管廷本與他同居一寓，但劉管廷在冀東某日偽政府謀到一個差事後，劉文典十分氣憤，先以有病為由「不與管廷同餐」，后又說「新貴往來雜沓不利於著書」，逐其遷居。
　　
　　 劉文典在安大曾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保護了一些進步青年學生。預科學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說王某是共產黨員，要他對其嚴加監視。因說是「證據確鑿」，劉文典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進行搜查，還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劉文典於是立即叫傳達室王裕祥送王某離校。是日夜，便衣特務來校搜捕，撲了個空。學校向當局推諉，最後不了了之。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被捕。劉文典積極參加學界的簽名活動，還動員安徽旅京同鄉會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長）一起進行積極營救。更為可貴的是，「陳先生雖然出了獄，但隨時還有再次被捕的危險，他不得不在劉文典先生家中隱藏下來。」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適曾動員他去美國，已替他找妥具體去所，並為他一家辦好了入鏡簽證。在這關鍵時刻，劉文典謝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