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書] 尋覓中華

慨當以慷，

　　憂思難忘。

　　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

　　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

　　我有嘉賓，

　　鼓瑟吹笙。

　　……

　　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

　　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

　　海不厭深。

　　周公吐哺，

　　天下歸心。

　　我在抄寫這些熟悉的句子時，不能不再一次驚嘆其間的從容大氣。一個人可以掩飾和偽裝自己的行為動機，卻無法掩飾和偽裝自己的生命格調。這些詩作傳達出一個身陷亂世權謀而心在浩闊時空的強大生命，強大到沒有一個不夠強大的生命所能夠模仿。

　　這些詩作還表明，曹操一心想做軍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卻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

　　但是，這也不是偶然所得。與諸葛亮起草軍事文件不同，曹操是把詩當作真正的詩來寫的。他又與歷來喜歡寫詩的政治人物不同，沒有絲毫附庸風雅的嫌疑。這也就是說，他具有充分的文學自覺。

　　他所表述的，都是宏大話語，這很容易流於空洞，但他卻融入了強烈的個性特色。這種把宏大話語和個性特色合為一體而釀造濃厚氣氛的本事，就來自於文學自覺。此外，在《 卻東西門行 》、《 苦寒行 》、《 蒿里行 》等詩作中，他又頻頻使用象徵手法，甚至與古代將士和當代將士進行移位體驗，進一步證明他在文學上的專業水準。

　　曹操的詩，乾淨樸實，簡約精悍，與我歷來厭煩的侈靡鋪陳正好南轅北轍，這就更讓我傾心。人的生命格局一大，就不會在瑣碎妝飾上沉陷。真正自信的人，總能夠簡單得鏗鏘有力。

　　三

　　文化上的三國對壘，更讓人啞口無言的，是曹操的一大堆兒子中有兩個非常出色。父子三人攏在一起，佔去了當時華夏的一大半文化。真可謂「天下三分月色，兩分盡在曹家」。

　　叢林邊上的曹家，真是好生了得！

　　我想不起，在歷史的高爽地帶，像漢代、唐代、宋代那樣長久而又安定環境中，哪一個名門望族在文化聚集的濃密和高度上趕得上曹家。有的以為差不多了，放遠了一看還是完全不能相提並論。

　　這麼一個空前絕後的曹家，為什麼只能形成於亂世而不是盛世？

　　對於這個問題我現在還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容我以後再仔細想想。

　　在沒有想明白之前，我們不妨推門進去，到曹家看看。

　　哥哥曹丕，弟弟曹植，兄弟倆關係尷尬。有一個大家都知道的傳說，對曹丕不大有利。說的是，曹操死後曹丕繼位，便想著法兒迫害弟弟曹植，有一次居然逼弟弟在七步之內寫成一首詩，否則就處死。曹植立即吟出四句：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這個傳說的真實性，無法考證。記得劉義慶《 世說新語 》里已有記載，但詩句有些出入。我的判斷是：傳說中的曹丕，那天的舉動過於殘暴又過於兒戲，不太像他這麼一個要面子的聰明人的行為；但這四句詩的比喻卻頗為得體，很可能確實出於曹植之口，只不過傳說者虛構了一個面對面的話語情境。

　　中國人最經受不住傳說的衝擊。如果傳說帶有戲劇性和刺激性，那就更會變成一種千古愛憎。但是，越是帶有戲劇性和刺激性，大多離真實性也就越遠，因此很多千古愛憎總是疑點重重，想起來真讓人害怕。

　　傳說中的曹操是違背朝廷倫理的，傳說中的曹丕是違背家庭倫理的。中國古代的主流思維，無非是朝廷倫理再加上家庭倫理，結果，全被曹家顛覆了。父子兩人，正好成了主流思維兩部分的反面典型。

　　在歷史上，曹丕登了大位，曹植終生失意，但這是在講政治。如果從文化的視角看去，他們的高低要交換一下，也就是曹植的地位要比曹丕高得多。

應該說，曹丕也是傑出的文學家。我此刻粗粗一想，可以說出三項理由。其一，他寫了不少帶有民歌色彩的好詩，其中一半是樂府歌辭，並且由他首創了完整形式的七言詩；其二，他寫了文學理論作品《 典論·論文 》，第一次宏觀地論述了文學的意義、體裁、風格、氣質；其三，他曾是一個熱心的文壇領袖，身邊集合了很多當時的文人，形成過一個文學集團。

　　曹丕的作品，本來也很可讀讀，尤其像兩首《 燕歌行 》。但他不幸受到了圍堵性對比，上有父親，下有弟弟。一比，比下去了。

　　弟弟曹植由於官場失意，反倒使他具備了另一番凄凄涼涼的詩人氣質。他的詩，前期透露出貴公子的豪邁、高雅和空泛，後期在曹丕父子的嚴密監視下日子越來越不好過，筆下也就出現了對純美的幻覺，對人生的絕望，詩境大有推進。代表作，應該是《 洛神賦 》和《 贈白馬王彪 》吧。他的風格，鍾嶸在《 詩品 》中概括為「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大致合適，又稍稍有點過。在我看來，曹植的問題可能正是出在「詞采華茂」上。幸好他喜愛民歌，還保存著不少質樸。後人黃侃在評述《 詩品 》的這個評價時，覺得曹植還有「不離閭里歌謠之質」的一面，這是必要的補充。

　　父子三人的文學成就應該如何排序？

　　先要委屈一下曹丕，排在第三。不要緊，他在家裡排第三，但在中國歷代皇帝中，卻可以排第二，第一讓給比他晚七百多年的李煜。

　　那麼，家裡的第一、第二該怎麼排？多數文學史家會把曹植排在第一，而我則認為是曹操。曹植固然構築了一個美艷的精神別苑，而曹操的詩，則是礁石上的銅鑄鐵澆。

　　四

　　父子三人，權位懸殊、生態各異、性格不一，但一碰到文學，卻都不約而同地感悟到了人世險峻、人生無常。

　　這是叢林邊這一家子的共同語言。

　　或者說，這是那個時代一切智者的共同語言，卻被他們父子三人最深切地感悟了，最鄭重地表達了。

　　照理，三人中比較缺少這種感悟的是曹丕，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例如三十歲的時候他被立為太子，應該是最春風得意的時候吧，但就在這一年，中原瘟疫大流行，原來曹丕的文學密友「建安七子」中僅余的四子，即徐幹、陳琳、應瑒、劉楨，全部都在那場災難中喪生，這讓曹丕極其傷感。他在寫給另一位友人吳質的書信中，回憶了當年文學社團活動的熱鬧情景，覺得那些青年才俊身在快樂而不知，確信自己能夠長命百歲。但僅僅數年，全都凋零而死，名字進入鬼錄，身體化為糞土。由此曹丕想到，這些亡友雖然不如古人，卻都很傑出，活著的人趕不上他們了。至於更年輕的一代，則讓人害怕，不可輕視，但我們大概也無緣和他們來往了。想想自己，素質僅如犬羊，外表卻如虎豹，四周沒有星星，卻被蒙上了虛假的日月之光，一舉一動都成了人們的觀瞻對象。這種情景，何時能夠改變？

　　這封私人通信，因寫得真切而成了一篇不錯的散文。

　　從這封信中可知，這位萬人追捧的太子，內心也是清醒而悲涼的。

　　內心悲涼的人，在出入權位時反倒沒有太多的道德障礙。這一點，曹丕與父親曹操有共同之處，只不過在氣魄上小得多了。

　　至於曹植，一種無權位的悲涼貫穿了他的後半生，他幾乎對人生本體提出了懷疑。天命可疑，神仙可疑，時間可疑，一切可疑。讀讀他那首寫給同父異母的弟弟曹彪的詩，就可以知道。

　　曹家的這些感悟，最集中地體現在他們生命的最後歸宿——墓葬上。

　　將人生看作「朝露」的曹操，可以把有限的一生鬧得轟轟烈烈，卻不會把金銀財寶堆在死後的墓葬里享受虛妄的永恆。作為一個生命的強者，他拒絕在生命結束之後的無聊奢侈。他甚至覺得，那些過於奢侈的墓葬頻頻被盜，真是活該。

　　在戎馬倥傯的年月，很多大大小小的軍事團隊都會以就地盜掘富豪之墓的方式來補充兵餉。據說，曹操也曾命令軍士做過這樣的事，甚至在軍中設置過一個開發墓丘的官職，叫「發丘中郎將」。這個名稱，有點幽默。

曹操既鄙視厚葬，又擔心自己的墳墓被盜，因此竭力主張薄葬。他死時，遺囑「斂以時服，無藏金銀財寶」。所謂「時服」，也就是平常所穿的衣服。

　　他的遺囑是這樣，但他的繼位者會不會出於一種哀痛中的崇敬，仍然給以厚葬呢？這就要看曹丕的了。他是繼位者，一切由他決定。

　　我們並不知道曹丕當時是怎麼做的，但從他自己七年後臨死時立的遺囑，可以推想七年前不可能違背曹操薄葬的意願。

　　曹丕的遺囑，對薄葬的道理和方式說得非常具體。他說，葬于山林，就應該與山林渾然合於一體，因此不建寢殿、園邑、神道。他說，葬就是藏，也就是讓人見不著，連後代也找不到，這才好。他說，「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尤其厚葬更會引來盜墓，導致暴屍荒野，只有薄葬才有可能使祖先稍稍安靜。最後，他立下最重的詛咒，來防止後人改變遺囑，說：「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屍地下，戮而又戮，死而重死。」真是情辭剴切，信誓旦旦，絲毫不留餘地了。

　　那麼，我敢肯定，曹氏父子確實是薄葬了。

　　由於他們堅信葬就是藏，而且要藏得今人和後人都不知其處，時間一長，就產生了「曹操七十二疑冢」的傳說。

　　大約是從宋代開始的吧，說曹操為了不讓別人盜墓，在漳河一帶築了七十二座墳墓，其中只有一座是真的。後來又有傳聞，說是有人找到過，是漁民，或者是農人，好像找到了真的一座，又好像是七十二冢之外的……

　　於是當時就有文人寫詩來譏諷曹操了：

　　生前欺天絕漢統，

　　死後欺人設疑冢，

　　人生用智死即休，

　　何有餘機到丘壟？

　　人言疑冢我不疑，

　　我有一法君未知。

　　直須盡發疑冢七十二，

　　必有一冢藏君屍。

　　詩一出來，立即有人誇獎為「詩之斧鉞」。用現在的話，就是把詩作為武器，直刺九百年前的曹操。

　　這就是我很不喜歡的中國文人。根據一個謠傳，立即表示「我不疑」，而且一開頭就上升到政治宣判，斷言曹操之罪是絕了「漢統」。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僅憑曹操的那些詩，就足以說明他是漢文化的合格繼承者，他們所說的「漢統」，大概是指漢朝的皇族血統吧。如果是，那麼，漢朝本身又曾經絕了什麼朝、什麼統？再以前呢？再以後呢？比曹操晚生九百年而經歷了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卻還在追求漢朝血統，這樣的文人真是可氣。

　　更可氣的是，這個寫詩的人不知怎麼突然自我膨脹，居然以第二人稱與曹操對話起來，說自己想出了一個絕招可以使曹操的疑冢陰謀徹底破敗，那就是把七十二冢全挖了。

　　我不知道讀者聽了他的這個絕招作何感想，我覺得他實在是像很多中國文人，把愚蠢當作了聰明，也不怕別人牙酸了。就憑這樣的智力，這樣的文筆，也敢與曹操對話？

　　我想，即便把這樣的低智族群除開，曹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是找不到對話者的。以前曾經有過一些，卻都在那次瘟疫中死了。因此，他們也只能消失在大地深處。

　　不錯，葬即藏也，穿著平日的服裝融入山林，沒有碑刻，沒有器物，沒有墓道，讓大家再也找不到。

　　沒有了，又怎麼能找到？

一

　　這是一個真正的亂世。

　　出現過一批名副其實的鐵血英雄，播揚過一種烈烈揚揚的生命意志，普及過「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政治邏輯，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懾、崇拜、窺測、興奮而變得炯炯有神。

　　突然，英雄們相繼謝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間龍爭虎鬥了大半輩子，他們的年齡大致相仿，因此也總是在差不多的時間離開人間。像驟然掙脫了條條繃緊的繩索，歷史一下子變得輕鬆，卻又劇烈搖晃起來。

　　英雄們留下的激情還在，後代還在，部下還在，親信還在，但統治這一切的巨手卻已在陰暗的墓穴里枯萎。與此同時，過去被英雄們的偉力所掩蓋和制服著的各種社會力量又猛然湧起，為自己爭奪權利和地位。這兩種力量的衝撞，與過去英雄們的威嚴抗衡相比，低了好幾個社會價值等級。於是，宏謀遠圖不見了，壯麗的鏖戰不見了，歷史的詩情不見了，代之以明爭暗鬥、上下其手、投機取巧，代之以權術、策反、謀害。

　　當初的英雄們也會玩弄這一切，但玩弄僅止於玩弄，他們的爭鬥主題仍然是響亮而富於人格魅力的。當英雄們逝去之後，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題，歷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來的精神魂魄，進入到一種無序狀態。專制的有序會釀造黑暗，混亂的無序也會釀造黑暗。我們習慣所說的亂世，就是指無序的黑暗。

　　魏晉，就是這樣一個無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時期」。

　　這中間，最可憐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點政治熱情的文人名士了，他們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況這些英雄以及他們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識分子，在周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團。等到政治鬥爭一激烈，這些文人名士便紛紛成了刀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慘。

　　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在魏晉亂世，文人名士的生命會如此不值錢，思考的結果是：看似不值錢恰恰是因為太值錢。當時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襲了春秋戰國和秦漢以來的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軍事學思想，無論在實際的智能水平還是在廣泛的社會聲望上都能有力地輔佐各個政治集團。因此，爭取他們，往往關及政治集團的品位和成敗；殺戮他們，則是因為確確實實地害怕他們，提防他們為其他政治集團效力。

　　相比之下，當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為知識分子的個體人格形象還比較模糊，而到了魏晉時期被殺的知識分子，無論在哪一個方面都不一樣了。他們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聲譽，都隨著他們的鮮血，滲入中華大地，滲入文明史冊。文化的慘痛，莫過於此；歷史的恐怖，莫過於此。

　　何晏，玄學的創始人、哲學家、詩人、謀士，被殺；

　　張華，政治家、詩人、《 博物志 》的作者，被殺；

　　潘岳，與陸機齊名的詩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殺；

　　謝靈運，中國古代山水詩的鼻祖，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名句活在人們口邊，被殺；

　　范曄，寫成了皇皇史學巨著《 後漢書 》的傑出歷史學家，被殺；

　　……

　　這個名單可以開得很長，置他們於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夠解救他們、為他們辯護的人卻一個也找不到。對他們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許有幾天會成為談資，但濃重的殺氣壓在四周，誰也不敢多談，待到時過境遷，新的紛亂又雜陳在人們眼前，翻舊賬的興趣早已索然。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殺居然引不起太大的社會波瀾，連後代史冊寫到這些事情時筆調也平靜得如古井死水。

　　真正無法平靜的，是血泊邊上那些僥倖存活的名士。嚇壞了一批，嚇得庸俗了、膽怯了、圓滑了、變節了、噤口了，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從肢體結構到神經系統都是這樣，不能深責；但畢竟還有一些人從驚嚇中回過神來，重新思考哲學、歷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於是，一種獨特的人生風範，便從黑暗、混亂、血腥的擠壓中飄然而出。

二

　　當年曹操身邊曾有一個文才很好、深受信用的書記官叫阮踽，生了個兒子叫阮籍。曹操去世時阮籍正好十歲，因此他註定要面對「后英雄時期」的亂世，目睹那麼多鮮血和頭顱了，不幸他又充滿了歷史感和文化感，內心會承受多大的磨難，我們無法知道。

　　我們只知道，阮籍喜歡一個人駕木車遊盪，木車上載著酒，沒有方向地向前行駛。泥路高低不平，木車顛簸著，酒缸搖晃著，他的雙手則抖抖索索地握著韁繩。突然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盡頭。真的沒路了？他啞著嗓子自問，眼淚已奪眶而出。終於，聲聲抽泣變成了號啕大哭。哭夠了，持韁驅車向後轉，另外找路。另外那條路走著走著也到了盡頭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間誰也沒有聽見，他只哭給自己聽。

　　一天，他就這樣信馬由韁地來到了河南滎陽的廣武山，他知道這是楚漢相爭最激烈的地方。山上還有古城遺跡，東城屯過項羽，西城屯過劉邦，中間相隔二百步，還流淌著一條廣武澗，澗水汩汩，城基廢弛，天風浩蕩，落葉滿山。阮籍徘徊良久，嘆一聲：「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他這聲嘆息，不知怎麼被傳到了世間。也許那天出行因路途遙遠他破例帶了個同行者？或是他自己在何處記錄了這個感嘆？反正這個嘆成了今後千餘年許多既有英雄夢、又有寂寞感的歷史人物的共同心聲。直到二十世紀，寂寞的魯迅還引用過，毛澤東讀魯迅書時發現了，也寫進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魯迅憑記憶引用，記錯了兩個字，毛澤東也跟著錯。

　　遇到的問題是，阮籍的這聲嘆息，究竟指向著誰？

　　可能是指劉邦。劉邦在楚漢相爭中勝利了，原因是他的對手項羽並非真英雄。在一個沒有真英雄的時代，只能讓區區小子成名；

　　也可能是同時指劉邦、項羽。因為他嘆息的是「成名」而不是「得勝」，劉、項無論勝負都成名了，在他看來，他們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

　　甚至還可能是反過來，他承認劉邦、項羽都是英雄，但他們早已遠去，剩下眼前這些小人徒享虛名，面對著劉、項遺跡，他悲嘆著現世的寥落。好像蘇東坡就是這樣理解的，曾有一個朋友問他：阮籍說「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其中「豎子」是指劉邦嗎？蘇東坡回答說：「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人耳。」

　　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說得通，那麼我們也只能用比較超拔的態度來對待這句話了。茫茫九州大地，到處都是為爭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瘡痍，但究竟有哪幾個時代出現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沒有英雄，世間又為什麼如此熱鬧？也許，正因為沒有英雄，世間才如此熱鬧的吧？

　　我相信，廣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厭煩塵囂了。在中國古代，憑弔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歷史和地理的交錯中，雷擊般的生命感悟甚至會使一個人脫胎換骨。那應是黃昏時分吧，離開廣武山之後，阮籍的木車在夕陽衰草間越走越慢，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種沉重的氣流湧向喉頭，湧向口腔，他長長一吐，音調渾厚而悠揚，喉音、鼻音翻卷了幾圈，最後把音收在唇齒間，變成一種口哨聲飄灑在山風暮靄之間。這口哨聲並不尖利，卻是婉轉而高亢。

　　這也算一種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從別人嘴裡聽到過，好像稱之為「嘯」。嘯不承擔切實的內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只隨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風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別適合亂世名士。盡情一嘯，什麼也抓不住，但什麼都在裡邊了。這天阮籍在木車中真正體會到了嘯的厚味，美麗而孤寂的心聲在夜氣中迴翔。

　　對阮籍來說，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蘇門山。蘇門山在河南輝縣，當時有一位有名的隱士孫登隱居其間，蘇門山因孫登而著名，而孫登也常被人稱之為蘇門先生。阮籍上山之後，蹲在孫登面前，詢問他一系列重大的歷史問題和哲學問題，但孫登好像什麼也沒有聽見，一聲不吭，甚至連眼珠也不轉一轉。

阮籍傻傻地看著泥塑木雕般的孫登，突然領悟到自己的重大問題是多麼沒有意思，那就快速斬斷吧，能與眼前這位大師交流的或許是另外一個語彙系統？好像被一種神奇的力量催動著，他緩緩地嘯了起來。嘯完一段，再看孫登，孫登竟笑眯眯地注視著他，說：「再來一遍！」阮籍一聽，連忙站起身來，對著群山雲天，嘯了好久。嘯完回身，孫登又已平靜入定，阮籍知道自己已經完成了與這位大師的一次交流，此行沒有白來。

　　阮籍下山了，有點高興又有點茫然。但剛走到半山腰，一種奇迹發生了，如天樂開奏，如梵琴撥響，如百鳳齊鳴，一種難以想象的音樂突然充溢於山野林谷之間。阮籍震驚片刻后立即領悟了，這是孫登大師的嘯聲，如此輝煌和聖潔，把自己的嘯不知比到哪裡去了。但孫登大師顯然不是要與他爭勝，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歷史問題和哲學問題。阮籍仰頭聆聽，直到嘯聲結束。然後疾步回家，寫下了一篇《 大人先生傳 》。

　　他從孫登身上，知道了什麼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說，「大人」是一種與造物同體、與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繩墨的君子是多麼可笑。天地在不斷變化，君子們究竟能固守住什麼禮法呢？說穿了，躬行禮法而又自以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褲襠縫裡的虱子。爬來爬去都爬不出褲襠縫，還標榜說是循規蹈矩；餓了咬人一口，還自以為找到了什麼風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們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處世行事了。

　　三

　　平心而論，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並不險惡，因此，他的奇特舉止也不能算是直捷的政治反抗。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只屬於政治範疇，而阮籍似乎執意要在生命形態和生活方式上鬧出一番新氣象。

　　政治鬥爭的殘酷性他是親眼目睹了，但在他看來，既然沒有一方是英雄的行為，他也不想去認真地評判誰是誰非。鮮血的教訓，難道一定要用新的鮮血來記述嗎？不，他在一批批認識和不認識的文人名士的新墳叢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極度卑微和極度珍貴，他橫下心來伸出雙手，要以生命的名義索回一點自主和自由。他到過廣武山和蘇門山，看到過廢墟，聽到過嘯聲，他已是一個獨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們都會說他怪異，但在他眼裡，明明生就了一個大活人卻像虱子一樣活著，才叫真正的怪異，做了虱子還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異中的怪異。

　　首先讓人感到怪異的，大概是他對官場的態度。對於歷代中國人來說，垂涎官場、躲避官場、整治官場、對抗官場，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給予官場的卻是一種遊戲般的灑脫，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過官職任命，但躲得並不徹底。有時心血來潮，也做做官。正巧遇到政權更迭期，他一躲不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種政治遠見，其實是誤會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說身體不好隱居在鄉間，一年後曹爽倒台，牽連很多名士，他安然無恙；但勝利的司馬昭想與他聯姻，每次到他家說親他都醉著，整整兩個月都是如此，聯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經心地對司馬昭說：「我曾經到山東的東平遊玩過，很喜歡那兒的風土人情。」司馬昭一聽，就讓他到東平去做官了。阮籍騎著驢到東平之後，察看了官衙的辦公方式，東張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門重重疊疊的牆壁拆掉，讓原來關在各自屋子裡單獨辦公的官員們一下子置於互相可以監視、內外可以溝通的敞亮環境之中，辦公內容和辦公效率立即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一著，即便用一千多年後今天的行政管理學來看也可以說是抓住了「牛鼻子」，國際間許多現代化企業的辦公場所不都在追求著一種高透明度的集體氣氛嗎？但我們的阮籍只是騎在驢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還大刀闊斧地精簡了法令，大家心悅誠服，完全照辦。他覺得東平的事已經做完，仍然騎上那頭驢子，回到洛陽來了。一算，他在東平總共逗留了十餘天。

後人說，阮籍一生正兒八經地上班，也就是這十餘天。

　　唐代詩人李白對阮籍做官的這種瀟灑勁頭欽佩萬分，曾寫詩道：

　　阮籍為太守，

　　乘驢上東平。

　　判竹十餘日，

　　一朝化風清。

　　只花十餘天，便留下一個官衙敞達、政通人和的東平在身後，而這對阮籍來說，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讓無數老於宦海而毫無作為的官僚們立刻顯得狼狽。

　　他還想用這種迅捷高效的辦法來整治其他許多地方的行政機構嗎？在人們的這種疑問中，他突然提出願意擔任軍職，並明確要擔任北軍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擔任這一職務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營的廚師特別善於釀酒，而且打聽到還有三百斛酒存在倉庫里。到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沒有管過。在中國古代，官員貪杯的多得很，貪杯誤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這樣堂而皇之純粹是為倉庫里的那幾斛酒來做官的，實在絕無僅有。把金印作為敲門磚隨手一敲，敲開的卻是一個芳香濃郁的酒窖，所謂「魏晉風度」也就從這裡飄散出來了。

　　除了對待官場的態度外，阮籍更讓人感到怪異的，是他對於禮教的輕慢。

　　例如眾所周知，禮教對於男女間接觸的防範極嚴，叔嫂間不能對話，朋友的女眷不能見面，鄰里的女子不能直視，如此等等的規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積累了一大套。中國男子，一度幾乎成了最厭惡女性的一群奇怪動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惡的淫邪推理，既裝模作樣又戰戰兢兢。對於這一切，阮籍斷然拒絕。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與她告別，說了好些話，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對話的禮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婦長得很漂亮，阮籍經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腳邊睡著了，他不避嫌，小媳婦的丈夫也不懷疑。

　　特別讓我感動的一件事是：一位兵家女孩，極有才華又非常美麗，不幸還沒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認識這家的任何人，也不認識這個女孩，聽到消息后卻莽撞趕去弔唁，在靈堂里大哭一場，把滿心的哀悼傾訴完了才離開。阮籍不會裝假，毫無表演意識，他那天的滂沱淚雨全是真誠的。這眼淚，不是為親情而灑，不是為冤案而流，只是獻給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於此，高貴也在於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聲，中國數千年來其他許多死去活來的哭聲就顯得太具體、太實在，也太自私了。終於有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像模像樣地哭過了，沒有其他任何理由，只為美麗，只為青春，只為異性，只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盡致。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盡矣。

　　禮教的又一個強項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疊床架屋，已與子女對父母的實際感情沒有什麼關係。最驚人的是父母去世時的繁複禮儀，三年服喪、三年素食、三年寡歡，甚至三年守墓，一分真誠擴充成十分偽飾，讓活著的和死了的都長久受罪，在最不該虛假的地方大規模地虛假著。正是在這種空氣中，阮籍的母親去世了。

　　那天他正好和別人在下圍棋，死訊傳來，下棋的對方要停止，阮籍卻鐵青著臉不肯歇手，非要決個輸贏。下完棋，他在別人驚恐萬狀的目光中要過酒杯，飲酒兩斗，然後才放聲大哭，哭的時候，口吐大量鮮血。幾天後母親下葬，他又吃肉喝酒，然後才與母親遺體告別，此時他早已因悲傷過度而急劇消瘦，見了母親遺體又放聲痛哭，吐血數升，幾乎死去。

　　他完全不拘禮法，在母喪之日喝酒吃肉，但他對於母親死亡的悲痛之深，又有哪個孝子比得上呢？這真是千古一理了：許多叛逆者往往比衛道者更忠於層層外部規範背後的內核。阮籍衝破「孝」的禮法來真正行孝，與他的其他作為一樣，只想活得真實和自在。

　　他的這種做法，有極廣泛的社會啟迪作用。何況魏晉時期因長年戰亂而早已導致禮教日趨懈弛，由他這樣的名人用自己哄傳遐邇的行為一點化，足以移風易俗。據《 世說新語 》所記，阮籍的這種行為即便是統治者司馬昭也樂於容納。阮籍在安葬母親后不久，應邀參加了司馬昭主持的一個宴會，宴會間自然免不了又要喝酒吃肉，當場一位叫何曾的官員站起來對司馬昭說：「您一直提倡以孝治國，但今天處於重喪期內的阮籍卻坐在這裡喝酒吃肉，大違孝道，理應嚴懲！」司馬昭看了義憤填膺的何曾一眼，慢悠悠地說：「你沒看到阮籍因過度悲傷而身體虛弱嗎？身體虛弱吃點喝點有什麼不對？你不能與他同憂，還說些什麼！」

　　魏晉時期的一大好處，是生態和心態的多元。禮教還在流行，而阮籍的行為又被允許，於是人世間也就顯得十分寬闊。記得阮籍守喪期間，有一天朋友裴楷前去弔唁，在阮籍母親的靈堂里哭拜，而阮籍卻披散著頭髮坐著，既不起立也不哭拜，只是兩眼發直，表情木然。裴楷弔唁出來后，立即有人對他說：「按照禮法，弔唁時主人先哭拜，客人才跟著哭拜。這次我看阮籍根本沒有哭拜，你為什麼獨自哭拜？」說這番話的大半是挑撥離間的小人，且不去管它了，我對裴楷的回答卻很欣賞，他說：「阮籍是超乎禮法的人，可以不講禮法；我還在禮法之中，所以遵循禮法。」我覺得這位裴楷雖是禮法中人卻頗具魏晉風度，他自己不太圓通卻願意讓世界圓通。

　　既然阮籍如此乾脆地扯斷了一根根陳舊的世俗經緯而直取人生本義，那麼，他當然也不會受制於人際關係的重負。他是名人，社會上要結交他的人很多，而這些人中間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吃食名人為生的：結交名人為的是分享名人，邊分享邊覬覦，一有風吹草動便告密起鬨、興風作浪，剎那間把名人圍啄得累累傷痕。阮籍身處亂世，在這方面可謂見多識廣。他深知世俗友情的不可靠，因此絕不會被一個似真似幻的朋友圈所迷惑。他要找的人都不在了，劉邦、項羽只留下了一座廢城，孫登大師只留下滿山長嘯，親愛的母親已經走了，甚至像才貌雙全的兵家女兒那樣可愛的人物，在聽說的時候已不在人間。難耐的孤獨包圍著他，他厭煩身邊虛情假意的來來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時間長了，阮籍的白眼也就成了一種明確無誤的社會信號，一道自我衛護的心理障壁。但是，當阮籍向外投以白眼的時候，他的內心也不痛快。他多麼希望少翻白眼，能讓自己深褐色的瞳仁去誠摯地面對另一對瞳仁！他一直在尋找，找得非常艱難。在母喪守靈期間，他對前來弔唁的客人由衷地感謝，但感謝也僅止於感謝而已。人們發現，甚至連官位和社會名聲都不低的嵇喜前來弔唁時，閃爍在阮籍眼角里的，也仍然是一片白色。

　　人家弔唁他母親他也白眼相向！這件事很不合情理，嵇喜和隨員都有點不悅，回家一說，被嵇喜的弟弟聽到了。這位弟弟聽了不覺一驚，支頤一想，猛然憬悟，急速地備了酒、挾著琴來到靈堂。酒和琴，與弔唁靈堂多麼矛盾，但阮籍卻站起身來，迎了上去。你來了嗎，與我一樣不顧禮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樂來送別我操勞一生的母親？阮籍心中一熱，終於把深褐色的目光濃濃地投向這位青年。

　　這位青年叫嵇康，比阮籍小十三歲，今後他們將成為終身性的朋友，而後代一切版本的中國文化史則把他們倆的名字永遠地排列在一起，怎麼也拆不開。

　　四

　　嵇康是曹操的嫡孫女婿，與那個已經逝去的英雄時代的關係，比阮籍還要直接。

　　嵇康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愛人物，他雖與阮籍並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體人格論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許多，儘管他一生一直欽佩著阮籍。我曾經多次想過產生這種感覺的原因，想來想去終於明白，對於自己反對什麼追求什麼，嵇康比阮籍更明確、更透徹，因此他的生命樂章也就更清晰、更響亮了。

　　他的人生主張讓當時的人聽了觸目驚心：「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完全不理會種種傳世久遠、名目堂皇的教條禮法，徹底厭惡官場仕途，因為他心中有一個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這個人生境界的基本內容，是擺脫約束、回歸自然、享受悠閑。羅宗強教授在《 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 》一書中說，嵇康把莊子哲學人間化，因此也詩化了，很有道理。嵇康是個身體力行的實踐者，長期隱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陽，後來到了洛陽城外，竟然開了個鐵匠鋪，每天在大樹下打鐵。他給別人打鐵不收錢，如果有人以酒肴作為酬勞他就會非常高興，在鐵匠鋪里拉著別人開懷痛飲。

　　一個稀世的大學者、大藝術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鐵！沒有人要他打，只是自願；也沒有實利目的，只是覺得有意思。與那些遠離人寰瘦骨嶙峋的隱士們相比，與那些皓首窮經、弱不禁風的書生們相比，嵇康實在健康得讓人羨慕。

　　嵇康長得非常帥氣，這一點與阮籍堪稱伯仲。魏晉時期的士人為什麼都長得那麼挺拔呢？你看嚴肅的《 晉書 》寫到阮籍和嵇康等人時都要在他們的容貌上花不少筆墨，寫嵇康更多，說他已達到了「龍章鳳姿、天質自然」的地步。一位朋友山濤曾用如此美好的句子來形容嵇康（叔夜）：

　　叔夜之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將崩。

　　現在，這棵岩岩孤松，這座巍峨玉山正在打鐵。強勁的肌肉，愉悅的吆喝，爐火熊熊，錘聲鏗鏘。難道，這個打鐵佬就是千秋相傳的《 聲無哀樂論 》、《 太師箴 》、《 難自然好學論 》、《 管蔡論 》、《 明膽論 》、《 釋私論 》、《 養生論 》和許多美妙詩歌的作者？這鐵，打得真好。

　　嵇康打鐵不想讓很多人知道，更不願意別人來參觀。他的好朋友、文學家向秀知道他的脾氣，悄悄地來到他身邊，也不說什麼，只是埋頭幫他打鐵。說起來向秀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文章寫得好，精通《 莊子 》，但他更願意做一個最忠實的朋友，趕到鐵匠鋪來當下手，安然自若。向秀還曾到山陽幫另一位朋友呂安種菜灌園，呂安也是嵇康的好友。這些朋友，都信奉回歸自然，因此都干著一些體力活，向秀奔東走西地多處照顧，怕朋友們太勞累，怕朋友們太寂寞。

　　嵇康與向秀在一起打鐵的時候，不喜歡議論世人的是非曲直，因此話並不多。唯一的話題是談幾位朋友，除了阮籍和呂安，還有山濤。呂安的哥哥呂巽，關係也不錯。稱得上朋友的也就是這麼五六個人，他們都十分珍惜。在野朴自然的生態中，他們絕不放棄親情的慰藉。這種親情彼此心照不宣，濃烈到近乎淡泊。

　　正這麼叮叮噹噹地打鐵呢，忽然看到一支華貴的車隊從洛陽城裡駛來。為首的是當時朝廷寵信的一個貴公子叫鍾會。鍾會是大書法家鍾繇的兒子，鍾繇做過魏國太傅，而鍾會本身也博學多才。鍾會對嵇康素來景仰，一度曾到敬畏的地步，例如當初他寫完《 四本論 》后很想讓嵇康看一看，又缺乏勇氣，只敢悄悄地把文章塞在嵇康住處的窗戶里。現在他的地位已經不低，聽說嵇康在洛陽城外打鐵，決定隆重拜訪。鍾會的這次來訪十分排場，照《 魏氏春秋 》的記述，是「乘肥衣輕，賓從如雲」。

　　鍾會把拜訪的排場搞得這麼大，可能是出於對嵇康的尊敬，也可能是為了向嵇康顯示一點什麼，但嵇康一看卻非常抵拒。這種突如其來的喧鬧，嚴重地侵犯了他努力營造的安適境界。他掃了一眼鍾會，連招呼也不打，便與向秀一起埋頭打鐵了。他掄錘，向秀拉風箱，旁若無人。

　　這一下可把鍾會推到了尷尬的境地。出發前他向賓從們誇過海口，現在賓從們都疑惑地把目光投向他，他只能悻悻地注視著嵇康和向秀，看他們不緊不慢地幹活。看了很久，嵇康仍然沒有交談的意思，他向賓從揚揚手，上車驅馬，回去了。

　　剛走了幾步，嵇康卻開口了：「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鍾會一驚，立即回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問句和答句都簡潔而巧妙，但鍾會心中實在不是味道。鞭聲數響，龐大的車隊回洛陽去了。

　　嵇康連頭也沒有抬，只有向秀怔怔地看了一會兒車隊後面揚天的塵土，眼光中泛起一絲擔憂。

　　五

　　對嵇康來說，真正能從心靈深處干擾他的，是朋友。友情之外的造訪他可以低頭不語，揮之即去，但對於朋友就不一樣了，哪怕是一丁點兒的心理隔閡，也會使他焦灼和痛苦。因此，友情有多深，干擾也有多深。

　　這種事情，不幸就在他和好朋友山濤之間發生了。

　　山濤也是一個很大氣的名士，當時就有人稱讚他的品格「如璞玉渾金」。他與阮籍、嵇康不同的是，有名士觀念卻不激烈，對朝廷、對禮教、對前後左右的各色人等，他都能保持一種溫和而友好的關係。但也並不庸俗，又忠於友誼，有長者風，是一個很靠得住的朋友。他當時擔任著一個很大的官職：尚書吏部郎，做著做著不想做了，要辭去，朝廷要他推薦一個合格的人繼任，他真心誠意地推薦了嵇康。

　　嵇康知道此事後，立即寫了一封絕交信給山濤。山濤字巨源，因此這封信名為《 與山巨源絕交書 》。我想，說它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絕交書也不過分吧，反正只要粗涉中國古典文學的人都躲不開它，直到千餘年後的今天仍是這樣。

　　這是一封很長的信。其中有些話，說得有點傷心——

　　聽說您想讓我去接替您的官職，這事雖沒辦成，從中卻可知道您很不了解我。也許您這個廚師不好意思一個人屠宰下去了，拉一個祭師做墊背吧……

　　阮籍比我醇厚賢良，從不多嘴多舌，也還有禮法之士恨他，我這個人比不上他，慣於傲慢懶散，不懂人情物理，又喜歡快人快語，一旦做官，每天會招來多少麻煩事！……我如何立身處世，自己早已明確，即便是在走一條死路也咎由自取，您如果來勉強我，則非把我推入溝壑不可！

　　我剛死母親和哥哥，心中凄切，女兒才十三歲，兒子才八歲，尚未成人，又體弱多病，想到這一些，真不知該說什麼。現在我只想住在簡陋的舊屋裡教養孩子，常與親友們敘敘離情、說說往事，濁酒一杯，彈琴一曲，也就夠了。不是我故作清高，而是實在沒有能力當官，就像我們不能把貞潔的美名加在閹人身上一樣。您如果想與我共登仕途，一起歡樂，其實是在逼我發瘋，我想您對我沒有深仇大恨，不會這麼做吧？

　　我說這些，是使您了解我，也與您訣別。

　　這封信很快在朝野傳開，朝廷知道了嵇康的不合作態度，而山濤，滿腔好意卻換來一個斷然絕交，當然也不好受。但他知道，一般的絕交信用不著寫那麼長，寫那麼長，是嵇康對自己的一場坦誠傾訴。如果友誼真正死亡了，完全可以冷冰冰地三言兩語，甚至不置一詞，了斷一切。總之，這兩位昔日好友，訣別得斷絲飄飄，不可名狀。

　　嵇康還寫過另外一封絕交書，絕交對象是呂巽，即上文提到過的向秀前去幫助種菜灌園的那位朋友呂安的哥哥。本來呂巽、呂安兩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這兩兄弟突然間鬧出了一場震驚遠近的大官司。原來呂巽看上了弟弟呂安的妻子，偷偷地佔有了她。為了掩飾，竟給弟弟安了一個「不孝」的罪名上訴朝廷。

　　呂巽這麼做，無疑是衣冠禽獸，但他卻是原告！「不孝」在當時是一個很重的罪名，哥哥控告弟弟「不孝」，很能顯現自己的道德形象，朝廷也樂於藉以重申孝道；相反，作為被告的呂安雖被冤屈卻難以自辯，一個文人怎麼能把哥哥霸佔自己妻子的醜事公諸士林呢？而且這樣的事，證據何在？妻子何以自處？家族門庭何以避羞？

　　面對最大的無恥和無賴，受害者往往一籌莫展。因為製造無恥和無賴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願啟齒的羞恥心、社會公眾容易理解和激憤的罪名全都考慮到了，受害者除了淚汪汪地引項就刎，別無辦法。如果說還有最後一個辦法，最後一道生機，那就是尋找最知心的朋友傾訴一番。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平日引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一躲開，朋友之道的脆弱性和珍罕性同時顯現。有口難辯的呂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貴的朋友嵇康。嵇康果然是嵇康，立即拍案而起。呂安已因「不孝」而獲罪，嵇康不知官場門路，唯一能做的是痛罵呂巽一頓，宣布絕交。

　　這次的絕交信寫得極其悲憤，怒斥呂巽誣陷無辜、包藏禍心；後悔自己以前無原則地勸呂安忍讓，覺得自己對不起呂安；對於呂巽，除了決裂，無話可說。我們一眼就可看出，這與他寫給山濤的絕交信，完全是兩回事了。

　　「朋友」，這是一個多麼怪異的稱呼，嵇康實在被它搞暈了。他太看重朋友，因此不得不一次次絕交。他一生選擇朋友如此嚴謹，沒想到一切大事都發生在他僅有的幾個朋友之間。他想通過絕交來表白自身的好惡，他也想通過絕交來論定朋友的含義。他太珍惜了，但越珍惜，能留住的也就越稀少。

　　儘管他非常憤怒，他所做的事情卻很小：在一封私信里為一個蒙冤的朋友說兩句話，同時識破一個假朋友，如此而已。但僅僅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簡單：他是不孝者的同黨。

　　從這個無可理喻的案件，我明白了在中國一個冤案的構建為什麼那麼容易，而構建起來的冤案又怎麼會那麼快速地擴大株連面。上上下下並不太關心事件的真相，而熱衷於一個最通俗、最便於傳播、又最能激起社會公憤的罪名；這個罪名一旦建立，事實的真相便變得無足輕重，誰還想提起事實來掃大家的興，立即淪為同案犯一起掃除。成了同案犯，發言權也就被徹底剝奪。因此，請原諒古往今來所有深知冤情而閉口的朋友吧，他們敵不過那種並不需要事實的世俗激憤，也擔不起同黨、同案犯等等隨時可以套在頭上的惡名。

　　現在，輪到為嵇康判罪了。

　　一個「不孝者的同黨」，該受何種處罰？

　　統治者司馬昭在宮廷中猶豫。我們記得，阮籍在母喪期間喝酒吃肉也曾被人控告為不孝，司馬昭內心對於孝不孝的罪名並不太在意。他比較在意的倒是嵇康寫給山濤的那封絕交書，把官場仕途說得如此厭人，總要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就在這時，司馬昭所寵信的一個年輕人求見，他就是鍾會。不知讀者是不是還記得他，把自己的首篇論文誠惶誠恐地塞在嵇康的窗戶里，發跡后帶著一幫子人去拜訪正在鄉間打鐵的嵇康，被嵇康冷落得十分無趣的鐘會？他深知司馬昭的心思，便悄聲進言：

　　嵇康，卧龍也，千萬不能讓他起來。明公掌管天下已經沒有什麼擔憂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這樣傲世的名士。您知道他為什麼給他的好朋友山濤寫那樣一封絕交信嗎？據我所知，他是想幫助別人謀反，山濤反對，因此沒有成功，他惱羞成怒而與山濤絕交。明公，過去姜太公、孔夫子都誅殺過那些危害時尚、擾亂禮教的所謂名人，現在嵇康、呂安這些人言論放蕩，誹謗聖人經典，任何統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明公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無以醇正風俗、清潔王道。（參見《 晉書·嵇康傳 》、《 世說新語·雅量 》注引《 文士傳 》。）

　　我特地把鍾會的這番話大段地譯出來，望讀者能仔細一讀。他避開了孝不孝的具體問題，幾乎每一句話都打在司馬昭的心坎上。在道義人格上，他是小人；在誹謗技巧上，他是大師。

　　鍾會一走，司馬昭便下令：判處嵇康、呂安死刑，立即執行。

　　六

　　這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還有太陽。

　　嵇康身戴木枷，被一群兵丁，從大獄押到刑場。

　　刑場在洛陽東市，路途不近。嵇康一路上神情木然而縹緲。他想起了一生中好些奇異的遭遇。

　　他想起，他也曾像阮籍一樣，上山找過孫登大師，並且跟隨大師不短的時間。大師平日幾乎不講話，直到嵇康臨別，才深深一嘆：「你性情剛烈而才貌出眾，能避免禍事嗎？」

　　他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遊學，有一天夜宿華陽，獨個兒在住所彈琴。夜半時分，突然有客人來訪，自稱是古人，與嵇康共談音律。談著談著來了興緻，向嵇康要過琴去，彈了一曲《 廣陵散 》，聲調絕倫，彈完便把這個曲子傳授給了嵇康，並且反覆叮囑，千萬不要再傳給別人了。這個人飄然而去，沒有留下姓名。

　　嵇康想到這裡，滿耳滿腦都是《 廣陵散 》的旋律。他遵照那個神秘來客的叮囑，沒有向任何人傳授過。一個叫袁孝尼的人不知從哪兒打聽到嵇康會演奏這個曲子，多次請求傳授，他也沒有答應。刑場已經不遠，難道，這個曲子就永久地斷絕了？——想到這裡，他微微有點慌神。

　　突然，嵇康聽到，前面有喧鬧聲，而且鬧聲越來越響。原來，有三千名太學生正擁擠在刑場邊上請願，要求朝廷赦免嵇康，讓嵇康擔任太學的導師。顯然，太學生們想以這樣一個請願向朝廷提示嵇康的社會聲譽和學術地位，但這些年輕人不知道，他們這種聚集三千人的行為已經成為一種政治示威，司馬昭怎麼會讓呢？

　　嵇康望了望黑壓壓的年輕學子，有點感動。孤傲了一輩子的他，因僅有的幾個朋友而死的他，把誠懇的目光投向四周。一個官員衝過人群，來到刑場高台上宣布：宮廷旨意，維護原判！

　　刑場上一片山呼海嘯。

　　但是，大家的目光都注視著已經押上高台的嵇康。

　　身材偉岸的嵇康抬起頭來，眯著眼睛看了看太陽，便對身旁的官員說：「行刑的時間還沒到，我彈一個曲子吧。」不等官員回答，便對在旁送行的哥哥嵇喜說：「哥哥，請把我的琴取來。」

　　琴很快取來了，在刑場高台上安放妥當，嵇康坐在琴前，對三千名太學生和圍觀的民眾說：「請讓我彈一遍《 廣陵散 》。過去袁孝尼他們多次要學，都被我拒絕。《 廣陵散 》於今絕矣！」

　　刑場上一片寂靜，神秘的琴聲鋪天蓋地。

　　彈畢，從容赴死。

　　這是公元二六二年夏天，嵇康三十九歲。

　　七

　　有幾件後事必須交代一下——

　　嵇康被司馬昭殺害的第二年，阮籍被迫寫了一篇勸司馬昭進封晉公的《 勸進箴 》，語意進退含糊。幾個月後阮籍去世，終年五十三歲；

　　幫著嵇康一起打鐵的向秀，在嵇康被殺后心存畏懼，接受司馬氏的召喚而做官。在赴京城洛陽途中，繞道前往嵇康舊居憑弔。當時正值黃昏，寒冷徹骨，從鄰居房舍中傳出嗚咽笛聲。向秀追思過去幾個朋友在這裡歡聚飲宴的情景，不勝感慨，寫了《 思舊賦 》。寫得很短，剛剛開頭就煞了尾。向秀後來做官做到散騎侍郎、黃門侍郎和散騎常侍，但據說他在官位上並不做實際事情，只是避禍而已；

　　山濤在嵇康被殺害后又活了二十年，大概是當時名士中壽命最長的一位了。嵇康雖然給他寫了著名的絕交書，但臨終前卻對自己十歲的兒子嵇紹說：「只要山濤伯伯活著，你就不會成為孤兒！」果然，後來對嵇紹照顧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濤，等嵇紹長大后，由山濤出面推薦他入仕做官；

　　阮籍和嵇康的後代，完全不像他們的父親。阮籍的兒子阮渾，是一個極本分的官員，竟然平生沒有一次酒醉的記錄。被山濤推薦而做官的嵇紹，成了一個為皇帝忠誠保駕的馴臣，有一次晉惠帝兵敗被困，文武百官紛紛逃散，唯有嵇紹衣冠端正地以自己的身軀保護了皇帝，死得忠心耿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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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還有一件後事。

　　那曲《 廣陵散 》被嵇康臨終彈奏之後，淼不可尋。但後來據說在隋朝的宮廷中發現了曲譜，到唐朝又流落民間，宋高宗時代又收入宮廷，由明代朱元璋的兒子朱權編入《 神秘曲譜 》。近人根據《 神秘曲譜 》重新整理，於今還能聽到。然而，這難道真是嵇康在刑場高台上彈的那首曲子嗎？相隔的時間那麼長，所歷的朝代那麼多，時而宮廷時而民間，其中還有不少空白的時間段落，居然還能傳下來？而最本源的問題是，嵇康那天的彈奏，是如何進入隋朝宮廷的？

　　不管怎麼說，我不會去聆聽今人演奏的《 廣陵散 》。《 廣陵散 》到嵇康手上就結束了，就像阮籍和孫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長嘯，都是遙遠的絕響，我們追不回來了。

　　然而，為什麼這個時代、這批人物、這些絕響，老是讓我們割捨不下？我想，這些在生命的邊界線上艱難跋涉的人物，似乎為整部中國文化史做了某種悲劇性的人格奠基。他們追慕寧靜而渾身焦灼，他們力求圓通而處處分裂，他們以昂貴的生命代價，第一次標誌出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在他們的血統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傳代者，但中國的審美文化從他們的精神酷刑中開始屹然自立。

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後的百年間，大書法家王羲之、大畫家顧愷之、大詩人陶淵明相繼出現；二百年後，大文論家劉勰、鍾嶸也相繼誕生；如果把視野拓寬一點，這期間，化學家葛洪、天文學家兼數學家祖沖之、地理學家酈道元等大科學家也一一湧現。這些人，在各自的領域幾乎都稱得上是開天闢地的巨匠。魏晉名士們的焦灼掙扎，開拓了中國知識分子自在而又自為的一方心靈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從這方心靈秘土中蓬勃地生長出來的。以後各個門類的千年傳代，也都與此有關。但是，當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後，當年精神開拓者們的奇異形象卻難以復見。嵇康、阮籍他們在後代眼中越來越顯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過他們，是中國文化的幸運；失落他們，是中國文化的遺憾。

　　我想，時至今日，我們勉強能對他們說的親近話只有一句當代熟語：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

一

　　任何一個時代，文化都會分出很多層次，比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複雜得多。

　　你看，我們要衡量曹操和諸葛亮這兩個人在文化上的高低，就遠不如對比他們在軍事上的輸贏方便，因為他們的文化人格判然有別，很難找到統一的數字化標準。但是，如果與後來那批沉溺於清談、喝酒、吃藥、打鐵的「魏晉名士」比，他們兩個人的共性反倒顯現出來了。不妨設想一下，他們如果多活一些年月聽到了那些名士們的清談，一定完全聽不懂，寧肯回過頭來對著昔日疆場的對手眨眨眼、聳聳肩。這種情景就像當代兩位年邁的軍人，不管曾經舉著不同的旗幟對抗了多少年，今天一腳陷入孫兒們的搖滾樂天地，才發現真正的知音還是老哥兒倆。

　　然而，如果再放寬視野，引出另一個異類，那麼就會發現，連曹操、諸葛亮與魏晉名士之間也有共同之處了。例如，他們都名重一時，他們都意氣高揚，他們都喜歡扎堆……而我們要引出的異類正相反，鄙棄功名，追求無為，固守孤獨。

　　他，就是陶淵明。

　　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這樣的重巒疊嶂——

　　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第二重，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這三重文化人格，層層推進，逐一替代，構成了那個時期文化演進的深層原因。

　　其實，這種劃分也進入了寓言化的模式，因為幾乎每一個文化轉型期都會出現這幾種人格類型。

　　榮格說，一切文化都會沉澱為人格。因此，深刻意義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體人格史。

　　二

　　不同的文化人格，在社會上被接受的程度很不一樣。

　　正是這種不一樣，決定了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素質。

　　一般說來，在我們中國，最容易接受的，是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

　　這種文化人格，以金戈鐵馬為背景，以政治名義為號召，以萬民觀瞻為前提，以驚險故事為外形，總是特別具有可講述性和可鼓動性。正因為這樣，這種文化人格又最容易被民眾的口味所改造，而民眾的口味又總是偏向於誇張化和漫畫化的。例如我們最熟悉的三國人物，劉、關、張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道義色彩而接近於聖，曹操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邪惡成分而接近於魔，諸葛亮的人格大抵被誇張了其間的智謀成分而接近於仙（魯迅說「近於妖」），然後變成一種易讀易識的人格圖譜，傳之後世。

　　有趣的是，民眾的口味一旦形成就相當頑固。這種亂世群雄的漫畫化人格圖譜會長久延續，即便在群雄退場之後，仍然對其他人格類型保持著強大的排他性。中國每次社會轉型，總是很難帶動集體文化人格的相應推進，便與此有關。

　　中國民眾最感到陌生的，是遊戲反叛型的文化人格。

　　魏晉名士對於三國群雄，是一種反叛性的脫離。這種脫離，並不是敵對。敵對看似勢不兩立，其實大多發生在同一個「語法系統」之內，就像同一盤棋中的黑白兩方。魏晉名士則完全離開了棋盤，他們雖然離三國故事的時間很近，但對那裡的血火情仇已經毫無興趣。開始，他們是迫於當時司馬氏殘酷的專制極權採取「佯謬」的方式來自保，但是這種「佯謬」一旦開始就進入了自己的邏輯。不再去問社會功利，不再去問世俗目光，不再去問禮教規範，不再去問文壇褒貶。如此幾度不問，等於是幾度隔離，他們在寧靜和孤獨中發現了獨立精神活動的快感。

　　從此開始，他們在玄談和奇行中，連向民眾作解釋的過程也捨棄了。只求幽虛飄逸，不怕驚世駭俗，沉浮於一種自享自足的遊戲狀態。這種思維方式，很像二十世紀德國布萊希特提倡的「間離效果」，或曰「陌生化效果」。在布萊希特看來，人們對社會事態和世俗心態的過度關注，是深思的障礙，哲學的墳墓。因此，必須追求故意的間離、阻斷和陌生化。

　　我發覺即使是今天的文化學術界，對於魏晉名士的評價也往往包含著很大的誤解。例如，肯定他們的，大多著眼於他們「對嚴酷社會環境的側面反抗」。其實，他們注重的是精神主體，對社會環境真的不太在意，更不會用權謀思維來選擇正面反抗還是側面反抗。否定他們的，總是說他們「清談誤國」。其實，精神文化領域的最高標準永遠不應該是實用主義，這些文人的談論雖然無助於具體社會問題的解決，卻把中國文化的形而上部位打通了，就像打通了仙窟雲路。一種大文化，不能永遠匍匐在「立竿見影」的泥土上。

　　以魏晉名士為代表的遊戲反叛型文化人格，直到今天還常常能夠見到現代化身。每當文化觀念嚴重滯后的歷史時刻，一些人出現了，他們絕不和種種陳舊觀念辯論，也不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或反抗者的形象，而只是在社會一角專註地做著自己的事，唱著奇奇怪怪的歌，寫著奇奇怪怪的詩，穿著奇奇怪怪的服裝，說著奇奇怪怪的話。他們既不正統，也不流行。當流行的風潮擷取他們的局部創造而風靡世間的時候，他們又走向了孤獨的小路。隨著年歲的增長，家庭的建立，他們遲早會告別這種生態，但他們一定不會後悔，因為正是那些奇奇怪怪的歲月，使他們成了文化轉型的里程碑。

　　當然這裡也會滋生某種虛假。一些既沒有反叛精神又沒有遊戲意識的平庸文人常常會用一些故作艱深的空談，來冒充魏晉名士的後裔，或換稱現代主義的精英，而且隊伍正日見擴大。要識破這些人並不難，因為什麼都可以偽造，卻很難偽造人格。魏晉名士再奇特，他們的文化人格還是強大而響亮的。

　　三

　　對於以陶淵明為代表的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中國民眾不像對魏晉名士那樣陌生，也不像對三國群雄那樣熱絡，處在一種似遠似近、若即若離的狀態之中。

　　這就需要多說幾句了。

　　現在有不少歷史學家把陶淵明也歸入魏晉名士一類，可能有點粗糙。陶淵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時候，阮籍、嵇康也已經去世一百多年。他與這兩代人，都有明顯區別。他對三國群雄爭鬥權謀的無果和無聊看得很透，這一點與魏晉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把他與魏晉名士細加對比，他會覺得魏晉名士雖然喜歡老莊卻還不夠自然，在行為上有點故意，有點表演，有點「我偏要這樣」的做作，這就與道家的自然觀念有距離了。他還會覺得，魏晉名士身上殘留著太多都邑貴族子弟的氣息，清談中過於互相依賴，過於在乎他人的視線，而真正徹底的放達應該進一步回歸自然個體，回歸僻靜的田園。

　　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躍：從漫長的古代史到三國群雄，中國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與軍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晉名士用極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來，讓它回歸個體，悲壯而奇麗地當眾燃燒；陶淵明則更進一步，不要悲壯，不要奇麗，更不要當眾，也未必燃燒，只在都邑的視線之外過自己的生活。

　　安靜，是一種哲學。在陶淵明看來，魏晉名士的獨立如果達不到安靜，也就無法長時間保持，要麼悽悽然當眾而死，要麼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大量立誓找回自我，並確實作出了奮鬥的人物，但他們沒有為找回來的自我安排合適的去處，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綁架了。陶淵明說了，這個合適的去處只有一個，那就是安靜。

　　在陶淵明之前，屈原和司馬遷也得到過被迫的安靜，但他們的全部心態已與朝廷興衰割捨不開，因此即使身在安靜處也無時無刻不惦念著那些不安靜的所在。陶淵明正好相反，雖然在三四十歲之間也外出斷斷續續做點小官，但所見所聞使他越來越殷切地惦念著田園。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園荒蕪了。他天天自催。

　　照理，這樣一個陶淵明，應該更使民眾感到陌生。儘管他的言詞非常通俗，絕無魏晉名士的艱澀，但民眾的接受從來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轟動，而陶淵明恰恰拒絕轟動。民眾還在乎故事，而陶淵明又恰恰沒有故事。

　　因此，陶淵明理所當然地處於民眾的關注之外。同時，也處於文壇的關注之外，因為幾乎所有的文人都學不了他的安靜，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他們的很多詩文其實已經受了他的影響，卻還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淵明還是沒有產生應有的反響。好評有一些，比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蘇東坡，才真正發現陶淵明的光彩。蘇東坡是熱鬧中人，由他來激贊一種遠年的安靜，容易讓人信任。細細一讀，果然是好。於是，陶淵明成了熱門。

　　由此可見，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雲霧遮蓋數百年之久的，這種雲霧主要是朦朧在民眾心間。大家只喜歡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亂喊，卻完全沒有注意那一脈與天相連的隱隱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驚世高峰。

　　陶淵明這座高峰，以自然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筆描寫自然。

　　請看：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這首詩非常著名。普遍認為，其中「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兩句表現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自然生態意境，可以看成陶淵明整體風範的概括。但是王安石最推崇的卻是前面四句，認為「奇絕不可及」，「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王安石作出這種超常的評價，是因為這幾句詩用最平實的語言道出了人生哲理。那就是：在熱鬧的「人境」也完全能夠營造偏靜之境，其間關鍵就在於「心遠」。

　　正是高遠的心懷，有可能主動地對自己作邊緣化處理。而且，即便處在邊緣，也還是充滿意味。什麼意味？只可感受，不能細辨，更不能言狀。因此最後他要說：「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哲理玄言詩的痕迹。陶淵明讓哲理入境，讓玄言具象，讓概念模糊，因此大大地超越了魏晉名士。但是，魏晉名士對人生的高層次思考方位卻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麼平靜、優雅。

　　他終於寫出了自己的歸結性思考：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一切依順自然，因此所有的喜悅、恐懼、顧慮都被洗滌得乾乾淨淨，順便，把文字也洗乾淨了。你看這四句，乾淨得再也嗅不出一絲外在香氣。我年輕時初讀此詩便驚嘆果然真水無色，前不久聽到九旬高齡的大學者季羨林先生說，這幾句詩，正是他畢生的座右銘。

　　「大化」——一種無從阻遏、也無從更改的自然巨變，一種既造就了人類，又不理會人類的生滅過程，一種絲毫未曾留意任何輝煌、低劣、咆哮、哀嘆的無情天規，一種足以裹卷一切、收羅一切的颶風和烈焰，一種撫摩一切、又放棄一切的從容和冷漠——成了陶淵明的思維起點。陶淵明認為我們既然已經跳入其間，那麼，就要確認自己的渺小和無奈。而且，一旦確認，我們也就徹底自如了。徹底自如的物態象徵，就是田園。

　　四

　　然而，田園還不是終點。

　　陶淵明自耕自食的田園生活雖然遠離了塵世惡濁，卻也要承擔肢體的病衰、人生的艱辛。田園破敗了，他日趨窮困，唯一珍貴的財富就是理想的權利。於是，他寫下了《 桃花源記 》。

　　田園是「此岸理想」，桃花源是「彼岸理想」。終點在彼岸，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終點，因此也可以不把它當作終點。

　　《 桃花源記 》用娓娓動聽的講述，從時間和空間兩度上把理想藍圖與現實生活清晰地隔離開來。這種隔離，初一看是藝術手法，實際上是哲理設計。

　　就時間論，桃花源中人的祖先為「避秦時亂」而躲進這裡，其實也就躲開了世俗年代。「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時間在這裡停止了，歷史在這裡消失了，這在外人看來是一種可笑的落伍和悖時，但剛想笑，表情就會凝凍。人們反躬自問：這裡的人們生活得那麼怡然自樂，外面的改朝換代、紛擾歲月，究竟有多少真正的意義？於是，應該受到嘲笑的不再是桃花源中人，而是時間和歷史的外部形式。這種嘲笑，對人們習慣於依附著歷史尋找意義的惰性，顛覆得驚心動魄。

　　就空間論，桃花源更是與人們所熟悉的茫茫塵世切割得非常徹底。這種切割，並沒有借用危崖險谷、鐵閘石門，而是通過另外三種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美醜切割。這是一個因美麗而獨立的空間，在進入之前就已經是岸邊數百步的桃花林，沒有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那位漁人是驚異於這段美景才漸次深入的。這就是說，即便在門口，它已經與世俗空間在美醜對比上「勢不兩立」。

　　第二種方式是和亂切割。這是一個憑著祥和安適而獨立的空間，獨立於亂世爭逐之外。和平的圖像極其平常又極其誘人：良田、美地、桑竹、阡陌、雞犬相聞、黃髮垂髫……這正是歷盡離亂的人們心中的天堂。但一切離亂又總與功業有關，而所謂功業，大多是對玉階、華蓋、金杖、龍椅的爭奪。人們即便是把這些耀眼的東西全都加在一起，又怎能及得上桃花源中的那些平常圖像？因此，平常，反而有了超常的力度，成了人們最奢侈的盼望。很多人說，「我們也過著很平常的生活呀」。其實，即使是普通民眾，也總是與試圖擺脫平常狀態的功利競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都不是桃花源中人。桃花源之所以成為桃花源，就是在集體心理上不存在對外界的嚮往和窺探。外界，被這裡的人們切除了。沒有了外界，也就阻斷了天下功利體系。這種自給自足的生態獨立和精神獨立，才是真正的空間獨立。

　　第三種方式可以說得拗口一點，叫「不可逆切割」。桃花源的獨自美好，容不得異質介入。那位漁人的偶爾進入引動傳播，而傳播又必然導致異質介入。因此，陶淵明選擇了一個更具有哲學深度的結局：桃花源永久地消失於被重新尋找的可能性之外。桃花源中人雖然不知外界，卻嚴防外界，在漁人離開前叮囑「不足為外人道也」。漁人背叛了這個叮囑，出來時一路留下標記，並且終於讓執政的太守知道了。但結果是，太守派人跟著他循著標記尋找，全然迷路。更有趣的是，一個品行高尚的隱士聞訊后也來找，同樣失敗。陶淵明藉此劃出一條界限，桃花源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隱士天地。那些以名聲、學識、姿態相標榜的「高人」，也不能觸及它。

　　這個「不可逆切割」，使《 桃花源記 》表現出一種近似潔癖的冷然。陶淵明告訴一切過於實用主義的中國人，理想的藍圖是不可以隨腳出入的。在信仰層面上，它永遠在；在實用層面上，它不可逆。

　　五

　　不管是田園還是桃花源，陶淵明都表述得極其淺顯，因此在宋代之後也就廣泛普及，成為中國文化的通俗話語。但在精神領悟上卻始終沒有多少人趨近，我在上文所說的「似遠似近、若即若離」，還是客氣的。

　　例如我為了探測中國文字在當代的實用性衰變，一直很注意國內新近建造的樓盤宅院的名稱，發現大凡看得過去的，總與中國古典有關，而其中比較不錯的，又往往與陶淵明有關。「東籬別業」、「墟里南山」、「歸去來居」、「人境廬」、「五柳故宅」……但稍加打量，那裡不僅毫無田園氣息，而且還競奢斗華。既然如此物態，為什麼還要頻頻搬用陶淵明呢？我想，一半是遮蓋式的附庸風雅，一半是逆反式的心理安慰。

　　更可笑的是，很多地方的旅遊點，都聲稱自己就是陶淵明的桃花源。我想，他們一定沒有認真讀過《 桃花源記 》。陶淵明早就說了，桃花源拒絕外人尋找，找到的一定不是桃花源。

　　當然，凡此種種，如果只是一種幽默構思，倒也未嘗不可。只可惜所有的呈現形態，都不幽默。

　　由今天推想古代，大體可以知道陶淵明在歷史上一直處於寂寞之中的原因了。

　　歷來絕大多數中國文人，對此岸理想和彼岸理想都不認真。陶淵明對他們而言，只是失意之後的一種臨時精神填補。一有機會，他們又會雙目炯炯地遠眺三國群雄式的鐵血謀略，然後再一次次躍上馬背。

　　過一些年頭，他們中一些敗落者又會踉踉蹌蹌地回來，順便向路人吟幾句「歸去來兮」。

六

　　我想，這些情景不會使陶淵明難過。他知道這是人性使然，天地使然，大化使然。他不會把自己身後的名聲和功用，放在心上。

　　他不在乎歷史，但擁有他，卻是歷史的驕傲。靜靜的他，使亂世獲得了文化定力。

　　當然，一個文人結束不了亂世。但是，中國歷史已經領受過田園和桃花源的信息，連亂，也蘊涵了自嘲。

　　自嘲，這是文化給予歷史的最神秘的力量。

攜鞋先生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