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消失的古國 (續)

　　南越王宮趙佗城，繁花玉樹轉頭空
　　
　　
　　
　　
　　毛澤東曾經說過，趙佗是「南下幹部第一人」，他是開發嶺南的第一人。趙佗在公元前204年創立了「東西萬餘里」的南越國，以後「趙佗歸漢」，嶺南正式列入中國統一的版圖。
　　
　　公元前208年，趙佗封關、絕道；3年後，於公元前205年兼并桂林、象郡，從而統一了嶺南地區；公元前204年正式建立南越國，定都番禹。這是嶺南第一個都城。
　　
　　公元前111年，漢平南越時，一把火燒了南越國都城趙佗城，地上的建築蕩然無存，令人十分惋惜。至20世紀70年代發現廣州三寶之前，除了應無路的越王井之外，有關南越國的遺址，是一無所有的。史學家研究南越國就只有依靠史料記載了。
　　
　　1974年底，廣州市文化局職工在挖防空洞時發現了秦代造船工場遺址；1983年在解放北路象崗山基建工地中發現了西漢南越王墓；1995年和1997年在基建工程中，分別發現了南越國時期的大型地下石構水池和南越國王宮御苑，這些發現，被認為是嶺南地區考古方面的突破性發現。2000年在廣州市兒童公園發現南越國宮殿遺址。這些重大發現十分重要，致使廣州的南越國史和全國的秦漢史都要改寫，甚至每塊磚都可改寫中國的建築史和園林史，這些文物的珍貴，可以說是價值連城。
　　
　　南越國宮署遺址面積共15萬平方米，東起倉邊路，西至廣大路，南起中山路，北至越華路，被專家們稱為東方的「龐貝」古城。而宮署的核心區域為4.8萬平方米，東起忠佑大街，西至北京路，南起中山路，北至廣州大廈門前，這範圍已被市政府列為文物保護區。為了保護宮署遺址，市政府已撥出專款5億多元補償外商的地皮價值和搬遷市兒童公園。目前，廣州市正按申報要求，包括南越王宮遺址、西漢南越王墓和在西湖路發現的西漢南越國「水關」（水閘）三處遺址，以「南越國」項目申報世界文化遺產。
　　
　　2000多年前的南越國宮署御花苑，建築時間比頤和園和避暑山莊要早1000多年，是中國年代最早的宮苑遺址，是中國的園林之最。
　　
　　1984年，在廣州的一座大樓施工工地上，發現了南越國御花苑的一個大型地下石構蓄水池。水池距地面約8米，為冰裂紋密縫石板鋪砌，池壁呈斜坡形，池底平整，用碎石和卵石平鋪，向南埋有木質輸水暗槽。石池中散落有八棱石柱、石欄桿、石門楣、大型鐵石柱、鐵門樞軸、「萬歲」瓦當、繩紋板瓦、筒瓦和鋪地印花大磚，還有一段木船槳。據分析，水池可蕩舟，池邊應有石構廊榭或涼亭建築。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的鋪地大方磚，堪稱全國之最。這樣大型、平整、古老的方磚，燒制時沒有變形；確實令人嘆為觀止，說明當時的燒磚技術已經很高。還有石刻「蕃」字、「貲」字和「閱」字，是嶺南地區發現年代最早的石刻文字。
　　
　　1997年，在一處工地地下3～5米處，人們發現了宮署御花苑的全石構曲流石渠，長150米，是一處人工園林水景。石渠迂迴曲折，由西向東，渠底密鋪黑色卵石。東頭有彎月形石池，池底發現幾百個龜鱉殘骸，說明這是養龜鱉的水池。西頭有石板平橋和步石，外連曲廊。彎曲石渠當中有兩個用以限水和阻水的渠陂，以形成碧波和粼粼水景。在石渠中有果核和樹葉，可見御花苑有種植水果和花卉。可以想象御花苑處處小橋流水，水果飄香，花草繁茂，龜鱉爬行，魚翔淺底，十分閑情雅緻，一派嶺南山水園林風光。石渠連接大型蓄水池引水，並有木質暗槽出口排水入珠江，保持水流長年不斷。御花苑曲渠設計科學，建築精巧，充滿情趣，是一處古代山水園林建築精品，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在御花苑遺址共有7個時代的重疊文化層，發現有秦、南越國、東漢、晉、南朝、唐、宋時期的遺跡遺物。還發現了83口各個時期的水井，年代由南越國至民國時期，有土井、磚井、瓦井、木井、篾圈井和陶圈井，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建築文化特色。特別有趣的是那八卦磚井，八行豎磚間砌橫磚，成八卦之狀，可見古人已懂得這種剛性力學結構之原理，其築井技術水平確實很高。
　　
　　中國古代的建築都是木結構，或磚木結構，而這裡恰似羅馬古城的石構建築，在我國秦漢時期的遺址中是獨一無二的。當然地面還是會有木結構建築的，不過在西漢滅南越時已被放火燒掉。而曲渠彎流，隔景借景，小巧玲瓏，把大自然山水縮微於庭院之間，是典型的東方園林特色；完全不同於西方園林的幾何方塊對稱排列、一覽無遺的人造園林風格（如法國的凡爾賽宮）。我們相信，這種恰似羅馬的石構建築技術，又結合東方的造園風格，就是南越國宮署御花苑這個全國首個宮苑實例最突出的特色。
　　
　　王宮的中心可以清楚看到2000年前兩條南越王宮殿的卵石「散水」，1300年前的唐代鋪磚廊道，1000年前的四列南漢宮殿的「磉墩」基槽，以及各種建築結構的遺址。漢代建築結構中，以卵石作「散水」是有階級限制的，如果在宮殿屋檐四周地面全部鋪上這種「散水」，是皇宮的標準，只鋪兩邊是王的標準。很明顯，這座宮殿是南越國依照漢朝皇宮建造的。
　　
　　出土的只是南越王宮殿的一角，還不到整個宮殿群的百分之一，還未露出宮殿的主體部分。可見，南越王宮大部分還埋藏在地下。
　　
　　考古隊在宮署遺址的一口南越井內清理出一百多枚南越國木簡。這批木簡的發現改寫了廣東無簡牘出土的歷史。現整簡和殘簡共一百多枚，均為木質，文字最多的有23個字，最少的只有3個字，以12個字居多。簡文字體多為隸書，也有篆書。在王宮御苑的原址上出土木簡，這在國內外極為罕見。這批簡文的書寫者應是直接服務於南越王室的書吏，甚至是南越國的書家高手。這批木簡應是南越國王宮的紀實文書，是「王宮檔案」，它們從多個方面反映出南越國宮廷生活中的各種制度。如宮室管理，多枚木簡上有「出入」二字，可能是人或物品出入王宮的憑證；職官制度，簡文中有的「陛下」「公主」「舍人」「左北郎」等官職名稱，其中一些屬首見，為傳世文獻所不載；而「陛下」證實了史書中關於南越國割據一方、居國稱帝的記載。
　　
　　這些南越木簡從多方面反映出南越國的多種制度，直接印證了發現的南越國宮殿與宮苑遺跡，還有明確的紀年，彰顯出南越國遺址的歷史真實性和對該遺跡定性定位的正確，也為南越國史提供了重要補充。

　　無人可解的南越國之謎
　　
　　
　　
　　就目前所知，南越王宮署由南越王宮殿和御花苑兩大部分組成，這其中隱藏著「五大謎團」。
　　
　　第一大謎團：「番禺城」存在之謎。
　　
　　南越王宮殿目前只挖掘出一號殿的一部分和二號殿的一角，350多平方米的發掘現場只佔遺址所在的廣州兒童公園東南一個角，整個宮殿最精華的部分還在2萬多平方米的兒童公園下面。宮殿找到了，但是在宮署之外還有沒有一個城？據史料記載，秦末漢初時期全國有十多個商都，而嶺南就只有「番禺」這一個重要的商都，來這裡經商的人不少都財運亨通。專家推測，南越王宮署之外應該還有貿易區（市）、老百姓生活區（坊、里）以及城牆等等，然而這些東西目前卻一點出土的跡象都沒有。南城王宮署只是番禺的一部分，當時的城在哪裡？城牆修建在什麼地方？關於這些問題，沒有任何答案。所以說，古番禺城的存在與否仍然是一個謎。
　　
　　 第二大謎團：印章上的外國人頭像之謎。
　　
　　 在南越王宮殿遺址里，人們可以看到多個朝代的珍貴遺跡錯落交疊：2000多年前的南越王宮、1600多年前的東晉古井、1000多年前的唐末鋪磚廊道等等。在堆積成山的出土物件中，最令人感到興奮的是一枚大約5厘米高、質地堅硬、未完成的象牙印章。這枚象牙印章只有一隻核桃大小，上面還有一道裂痕，來頭卻不簡單。首先，這枚象牙印章剛好出土在唐代的鋪磚廊道上，在它的周圍還有一些象牙材料、水晶、外國玻璃珠等文物，廣州出土的的唐代文物向來非常有限，直令廣州的考古學家有「盛唐不盛」之嘆，它的出土正好彌補了這一不足。同時，南越王墓曾出土過五根象牙，這枚唐代象牙印章也使廣州的象牙工藝製造史中間的空白得以填補。其次，該印章雖然沒有打磨完成，也沒有挑字署名，其上卻大有乾坤——上面的頭像無論從臉形還是髮式上來看，都是一個明顯的外國人頭像。從形狀上看，這枚印章不是中國傳統的長方形或正方形，而是橢圓形，而西方印章的形式正是以橢圓形為主。種種跡象表明，這是枚給外國人刻的印章，說明當時南越國就有外國人的存在。據文獻記載，唐代的廣州聚集了數萬外國人，尤以西亞阿拉伯人為多。那麼，這枚印章上面雕刻的外國人到底是哪一國人？當時這一帶外國人的數量有多少？他們為什麼要聚集在這裡？他們是如何來到這裡的？這些謎底仍有待揭開。
　　
　　第三大謎團：南越王宮「石頭城」之謎。
　　
　　中國古代建築以木結構為主，西方古代建築則是以石結構為主，一木一石，這是中國與西方在建築文化上的差異。過去一般認為，中國建築在唐宋以後才大量使用石質材料，但是在南越王宮殿和南越王御花苑，人們發現了大量的石質材料，諸如石柱、石樑、石牆、石門、石磚、石池、石渠等等，不一而足。整個南越王宮署簡直就是一個「石頭城」，部分結構與西方古羅馬式建築有相通之處，這是非常罕見的。南越王宮署獨樹一幟的石建築，是否意味著當時這裡已經引進了西方的建築技術和人才？如果是這樣，那麼中外建築文化交流史就得重新譜寫了。但這個猜測至今沒有被證實。
　　
　　第四大謎團：石渠流向圖形之謎。
　　
　　南越王御花苑的曲流石渠盡顯「皇家霸氣」。這條曲流石渠約180米長，由北向南，再向東，注入一彎月形石池后又繼續西流，蜿蜒貫穿整個御花園。這條以觀賞潺潺溪流為主要功用的渠道，從示意圖上看，上部分是黃河「幾」字形走向圖，下部分也是「幾」字形走向，總體的形狀與黃河有著驚人的相似。這種相似可能並不是巧合，而是南越王趙佗當年有「覬覦中原」的野心的證明。那麼，實情到底如何？恐怕只有趙佗自己知道了。
　　
　　第五大謎團：「龜鱉石池」上的建築之謎。
　　
　　御花苑中的龜鱉石池，池壁西邊頂上有三條呈放射式的石樑，端部各有一口拳頭大的榫眼，形如牛鼻。這些遺跡給人們留下了珍貴的啟示——在這些石板、石柱和牛鼻石之上，會有一個不同凡響的建築覆蓋整個石池，很可能是整個南越王宮署中最具亮點的一個建築造型。那是一個怎麼樣的建築呢？有人認為是一個供帝王及後宮歇息、賞水、賞龜的涼亭；也有人認為是一個池上舞台；還有人認為是一座造型獨特的曲橋……但種種設想，還必須與原有的建築設施和榫眼等相吻合。2000多年前的石池上蓋建築的結構到底是怎樣建造的，又成了一個歷史之謎。
　　
　　隨著進一步挖掘，南越王宮署獨有的歷史之謎還會有更多，歷史遺跡的越不完整，留給後人的想象空間越大。
　　

　　珍寶的墳墓——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位於廣州解放北路象崗山上，是南越國第二代王趙眜的陵墓，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歷史。趙眜在位期間稱南越文帝，死後謚號「南越文王」。這一時期，南越國名為漢朝藩屬，實則保持獨立王國的地位。
　　
　　趙眜墓於1983年6月被發現，古墓位於象崗山腹心深處。墓室埋藏在崗頂之下20米深的地方，用500多塊紅砂岩大石築成，分前後兩部分，中設2道石門，前部3室，後部4室。墓主趙眜遺骸置於墓室後部正中，以一棺一槨入殮，均已朽壞。墓主身著玉衣，兩側共置有10把鐵劍，並有「文帝行璽」金印等印鑒9枚和大批精美的玉雕飾品隨葬。室內外還發現15具殉人殘骸，當為趙的姬妾隸役等。墓中出土文物品類繁多，共1000多件，其中以雕鏤精美的各種玉器和具有漢、楚、越文化特色的青銅器最為珍貴。
　　
　　南越王墓中共發現了兩件印花銅板模，一大一小，是世界最早的彩色套印織物的工具。大的為主紋板，形如火焰；小的為定位板，呈「人」字形。印花的方法是完全用手工套印，即印花工人手拿凸版，像蓋印章一樣在展開的織物上一行行蓋印。板模印花紋樣與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兩件印花紗相似。它的發現在紡織工業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南越王墓出土的實用屏風器形碩大，結構奇巧，是我國考古首次發現的最早、最大的漆木屏風。中間的屏門可以向外開啟，兩側可以展開呈90°。屏風上部裝飾有青銅鎏金朱雀和雙面獸頂飾，上插羽毛；下部有鎏金人操蛇托座，獨具嶺南特色。屏風上繪有紅、黑兩色的捲雲紋圖案，絢麗多彩。在當時製作如此精美的屏風非常不易，由此可見南越王生前生活之奢華。
　　
　　「文帝行璽」金印是迄今全國考古發現的最大、最早的一枚西漢金印，也是唯一的漢代龍鈕帝璽，為南越王墓墓主身份的重要物證。金印的印鈕為盤曲成「S」形的一條游龍，印面刻有篆書的「文帝行璽」四字。印面尺寸略大於當時的帝璽規格，是南越王僭越稱帝的反映。
　　
　　南越王墓出土的絲縷玉衣由2291塊玉片用絲線穿系和麻布粘貼編綴而成，是我國迄今所見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備的絲縷玉衣，又是從未見於文獻和考古發現的新品種。它比世人熟知的河北中山靖王劉勝的金縷玉衣還要早10年左右，是南越國統治者崇玉觀念和厚葬習俗的反映。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銀盒和金花泡在造型、文飾和製造工藝上具有西亞金銀器的特點；5支原支象牙為非洲象牙；銅熏爐和乳香來自東南亞。這是嶺南地區發現的最早一批舶來品，是兩千多年前廣州作為中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重要物證。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藍色透明平板玻璃，鑲嵌在長方形銅框牌飾中，成分以氧化鉛和氧化鋇為主，鉛、鋇含量分別高達33%和12%，屬於中國鉛鋇玻璃系統。這是迄今我國考古發現的最早的平板玻璃，對研究中國古代玻璃製造業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平板玻璃作為一種裝飾品使用，其珍貴程度可想而知。而同一時期，西羅馬帝國已掌握了用吹製法製造各種實用玻璃器皿。
　　
　　在出土的船紋提筒上有四組船紋，船上有揚起的風帆、戴羽冠的武士、裸體的俘虜、滿載的戰利品，以及古代越族部落象徵權力的銅鼓等，船的周圍以及船底還繪有海龜、海魚和海鳥，反映的是一隻大型古越人船隊在戰爭結束后凱旋歸來的場景。這是目前考古發現的規模最大、最為完備的海船圖形，對「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南越王墓是迄今嶺南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完好、隨葬品最豐富的一座漢墓，也是我國考古發現的最早彩繪石室墓，1996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陵墓深埋在離山頂20餘米的山腹深處，墓室座北朝南，按「前朝後寢」的格局建造，內有7室，15個殉葬人，陪葬品達1000多件（套），對了解和研究秦漢時期嶺南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以及漢、越民族的融合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在墓主身體兩側發現了10把鐵劍，其中一把長1.46米，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長的一把西漢鐵劍。鐵劍上鑲嵌有玉劍飾。出土時已嚴重鏽蝕，劍身與劍鞘不能分離。根據墓主的身高判斷，這把鐵劍應該不是實用器而是象徵權力和地位的裝飾品，是南越國尚武精神的體現。
　　南越王墓中發現了一面直徑為41厘米的繪畫銅鏡，畫面為四個貴婦人看兩人斗劍的圖案，是目前國內考古發現的最大的一面西漢繪畫銅鏡，其繪畫風格與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帛畫相似，可見南越文化中有著楚文化的深刻烙印。
　　

　南越國大事記
　　
　　
　　
　　公元前203年，趙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嶺南地區建立南越國，自稱「南越武王」。
　　
　　公元前196年，在漢使陸賈勸說下，趙佗接受漢高祖賜給的南越王印綬，臣服漢朝，南越成為漢朝的一個藩屬國。
　　
　　公元前195年，劉邦去世，漢朝與南越交惡。趙佗宣布脫離漢朝，自稱「南越武帝」，出兵攻打長沙國。得閩越、西甌和駱越都紛紛歸屬南越。趙佗也開始以皇帝的身份發號施令，與漢朝對立。
　　
　　公元前137年，趙佗去世，王位由孫子趙眜繼承。公元前135年，閩越向南越國發動戰爭。趙眜請求漢武帝處理。
　　
　　公元前122年，趙眜病重，其在漢朝當宿衛的兒子趙嬰齊回到南越國繼承王位。
　　
　　公元前115年，趙嬰齊病死，太子趙興繼承王位。
　　
　　公元前112年，呂嘉等人終於發動叛亂，殺死趙興、樛太后和漢朝的使者。
　　
　　公元前112年秋，漢武帝調遣10萬人進攻南越。直到公元前111年的冬天，南越戰敗，呂嘉和趙建德出逃被擒獲，而呂嘉被原南越國郎官孫都擒獲。南越被平定，南越國滅亡。
　　
　　

　　第十三章 越國一脈——閩越國
　　
　　
　　
　　
　　閩越國是福建歷史上地方割據政權中時間最早最長也最為強盛的古國。在近一個世紀的歲月中，閩越人既保持了福建遠古文化中的風俗習慣、宗教觀念等，又在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方面，效法中原內地，從而創造出燦爛一時的閩越古國文化。

　　勾踐的後人開創閩越國
　　
　　
　　閩越國，位於今中國福建省北部，是中國歷史上戰國時期被楚國所滅的越人在逃到該地時，與當地的百越族原住民所共同建立的一個國家，存在的時間大致在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11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202年之後的六七十年之間，閩越國國力達到鼎盛，是當時中國東南一帶勢力最強的國家，閩越王無諸在城村（今福建省武夷山市南邊的興田鎮）所建的王城，也是當時東南一帶規模最大的城市。
　　
　　中國歷史上的戰國時期中期，由越王勾踐所恢復起來、位於今浙江省紹興一帶的越國，再一次遭到滅國之災。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踐七世孫無疆與楚威王作戰，失敗被殺，越國被楚國所滅。越國王族於是從海路進入福建，越國國民則徙居越遷山（今福建省長樂縣）。越族人的體質特徵和生活習慣，與中原的華夏族有很大的差別。他們身體矮小、短面、鬚髮少、鼻形廣、眼睛圓而大，習慣傍水而居，好水斗，善於駕舟行筏，還有「斷髮文身」的習俗。失去家園的越人在福建北部定居下來后，與當地原住民逐漸融合成閩越人，建立了閩越國。「閩」後來也就演變成福建省的簡稱。而兩千多年前，福建還是遠離政治中心黃河流域的偏遠之地，毒蛇很多。人們敬畏蛇，把蛇當作是部落的圖騰。蛇在古語中又被稱為長蟲，就以蟲為義，把福建地區稱為閩。漢朝許慎著作《說文解字》時解釋說，「閩」字為「東南越蛇種」。因為越人的到來，福建才有了「閩」這個稱號。
　　
　　公元前221年，秦在統一六國以後，派軍隊向福建進軍。第二年，在閩越人活動的區域設置了閩中郡。當時，秦王朝認為閩中遠離中原，山高路險，而且越人強悍，難於統治。因此，閩中郡雖為秦王朝的四十郡之一，建制卻不相同，秦未派守尉令長到閩中來，只是廢去閩越王的王位，改用「君長」的名號讓其繼續統治該地。因此，秦只是名義上建立了閩中郡，實際上並未在閩中實施統治。但是，為了加強對閩中的控制，秦王朝一方面把大量閩越族人遷移到現在的浙江省北部和安徽、江西等省境內；另一方面又把中原的罪犯流放到閩中來。這一政策一方面造成了各個不同民族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閩越族原本的文化和漢文化的互相交流。
　　
　　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爆發，各地人民紛紛響應。閩越王無諸率閩越兵從閩中北上，響應中原的農民起義，打擊秦政權。公元前206年，秦滅，楚漢戰爭爆發，無諸再次北上中原，幫助劉邦擊敗了項羽，為漢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貢獻。公元前202年，因為無諸幫助劉邦戰勝了項羽，劉邦封無諸為閩越王，統治閩中。在這一年，無諸開始修建閩越王城。
　　
　　閩越王城佔地48萬平方米，有四個城門。東西城門之間是一條寬10米的大道，用鵝卵石鋪成。大道北面是佔地兩萬平方米的宮殿區，僅主殿就有900多平方米。當時的閩越國是漢代時東南一帶勢力最強的國家，城村的王城也是東南一帶規模最大的城市。在往後將近一個世紀的發展中，閩越人民一方面保持了福建遠古百越文化中的風俗習慣、宗教觀念、文化、藝術等，又在政治和經濟等方面受到華夏文化某種程度的影響，從而創造出燦爛一時的閩越古國文化。
　　
　　無諸死後，子孫內訌迭起，頻頻挑起戰爭。曾經北征東甌，南擊南越，百越諸民因此臣服，周邊的劉姓諸國均以財物珍寶討好閩越國，閩越國已成為西漢王朝南方的一股強大勢力。閩越王無諸的後代東越王余善最後發展到刻「武帝」璽，自立為帝，併發兵反漢。這時的西漢王朝經過近百年的休養生息，國富民強，特別是漢武帝在位期間，漢朝進入鼎盛時期，他不能容忍各邊遠地區政權的日益強大。漢武帝在擊敗北方匈奴、解除北方邊患之後，調遣四路大軍共數十萬人圍攻閩越國。漢王朝同時對閩越國內部採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使部分貴族殺死余善後降漢。公元前110年（漢元鼎六年），為了徹底消除後患，漢武帝詔令大軍將閩越舉國遷往江淮內地，焚毀閩越國的城池宮殿。
　　
　　

　　豐富多彩的閩越文化
　　
　　
　　
　　閩越文化是福建地區古代居民創造的地方文化。
　　
　　閩越文化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是指閩越民族全部的歷史文化，狹義的是指秦漢時期的閩越族文化，也就是閩越國的文化。
　　
　　閩越族文化與中原華夏文化的接觸與交流，可以上溯到原始社會。據我國較早的文獻記載，在堯舜時代，中原地區的華夏族已與閩越地區的原始部落發生聯繫。如《尚書•堯典》曰：堯「申命羲敘宅南交，曰明都」。《大戴札記•少間篇》亦曰：「虞舜以天德嗣堯，南扶交趾。」這裡的南交、交趾等名稱，指的都是閩越及嶺南越族地區。堯舜是我國夏朝以前傳說中的人物，大抵是相當於原始社會末期軍事民主制下的一位部落聯盟酋長。儘管「宅南交」、「撫交趾」的具體內容今日已不可詳知，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們對閩越地區與中原地區在遠古時期互相交往史實的一些朦朧的記憶。
　　
　　自商周時期起，閩越地區與中原文化交流日益加強。商朝初年，伊尹受湯之命下令四周少數民族各以其土特產來朝貢，其中有「正南甌、鄧、桂園、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以珠磯、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從「正南」的方位看，這裡提及的甌，是指活動在閩北地區的越人。
　　
　　閩越地區與相鄰地區及中原文化交流的史實，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證。1986年福建考古隊在閩北的武夷山、光澤、邵武、松溪、政和等地發現商周閩越人活動及生活遺址。如廣泛分佈於我國南方地區的幾何印紋陶，印紋陶中的雲雷紋、夔紋是商周青銅禮器上常見的紋飾，它們應是受商文化影響的結果。1971年，恭城春秋墓出土的鼎、樽、編鐘和戈等，形制與紋飾都和中原地區所出同期的同類物基本相同，應是由中原地區輸入的。
　　
　　漢文化南傳的新時期是從秦開始的，在閩越國時期進入第一高潮。在秦統一閩越爭戰中，五十萬秦軍戍守閩越及嶺南，一萬五千名婦女為戍越兵補衣，其後又不斷遷徙中原之民與越入雜處，使這個地區的民族成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秦統一是用武力征服的，政治制度推行的是以強大的戍軍做後盾，因此，漢越民族隔閡仍很深，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漢越文化的交流。
　　
　　秦亡后，趙佗在嶺南推行「和輯百越」的正確方針，使漢越之間的民族隔閡逐漸消除，民族感情逐漸融洽，從而加速了漢文化的傳播，促進了漢越文化的融洽。
　　
　　漢文化的傳播首先表現在語言文字方面。由於地理環境諸原因，閩越地區越族文化與中原文化存在較大的差異。除衣食行住外，語言與中原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歷史上早就有「重譯乃通」的說法。據西漢劉向《說苑•善說篇》所載，春秋時，楚國令尹鄂君子晰在湖中泛舟，划船的一位榜世越人唱了一首歌，鄂君子晰無法聽懂，需要請人翻譯成楚語才能明白。這說明古代越語與漢語在基本辭彙和語法結構上是不相同的。語言的不通，必然影響漢越文化的交流。但是，由於漢越人民較大規模地長期雜居，終於使漢越人民克服了語言上的障礙，加快了漢文化的傳播。有關這些史籍是有所反映的，如黎口的《安南克略》說：「趙佗王南越，稍以詩禮化其民」等。
　　
　　文字是語言的表徵，是人們進行思想交流的重要工具。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閩越人沒有創造出自己的文字，而是直接接受漢字。在秦漢以前，中原漢字可能已經開始在閩越地區流通，但從出土文字來看，閩越廣泛應用漢字仍然在閩越時期。
　　
　　松溪縣渭田鎮發現西晉永興三年（306年）的古墓葬文物表明，至遲在西晉時中原人民已大規模南遷入松，中原古漢語也隨之傳入。經過長期演化，至今仍保留有中原古漢語的痕迹，成為古漢語的活化石。
　　至今的閩北方言中還保留著不少古漢語，如「鍋」叫「鼎」，「走」叫「行」，「逃」或「跑」叫「走」，等等。
　　
　　漢字的廣泛使用，對閩北地區文化的進步具有重要意義，它象徵一座連接漢越民族的橋樑，使越族地區的文化水準迅速提高。在漢字流通的同時，中原漢族那一套封建倫理道德，禮儀葬制，也輸入閩北，並逐漸為閩越人所接受。
　　
　　古代越人的音樂舞蹈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前面曾提到，據劉向《說苑•善說篇》所載，楚國令尹鄂君子晰泛舟湖中聽到的越語歌，釋成漢語的意思是：「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知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水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這首歌曲調雖然今日已不得而知，但歌詞所表述的思想感情是十分豐富，委婉動人的。難怪鄂君子晰聽了之後，「乃翕修袂而擁之，舉被面復之」。即以隆重的禮節破格優待了歌手。這首歌是划船的越人船夫隨感而發的，由此可見越族乃是一個善於歌唱的民族。
　　
　　和音樂密切相關的是舞蹈。閩越國時期墓葬的出土器物上有舞蹈紋飾，正好反映了當時歌舞之盛。其中以銅鼓上舞蹈紋飾最具代表性。舞蹈者的裝扮很有特色，舞者頭戴插有鳥羽毛的羽帽，身穿以羽毛為飾的舞裙，裙前幅略過膝，似化妝成鷺鳥之形。圖案中，舞者上空以烘托筆法飾飛翔的鷺鳥，其暗示，比照鷺鳥的用意是很清楚的。從舞蹈的圖案來分析，舞蹈者大約2～3人為一小組，每組舞蹈都用幾何紋飾相隔而獨立成一畫面，環腰之畫面有八組之多。如果將這些畫面接連展開，則是一長幅畫卷。可以想象，這些相對獨立的舞蹈小組，同時一起蹁躚起舞，無疑就是一種多姿多態的大型集體舞了。舞者姿態很優美，身體重心稍偏後，上體微微昂起。舞蹈的特點，似著重於雙手的動作，而胸、身、頭各部分則保持相應的姿勢。這類舞蹈模仿再現鷺鳥振翅之姿，舞姿之優美躍然圖上，令人嘆賞。
　　
　　在各原始民族中，模仿動物動作的舞蹈是常見的。如澳洲土人的青蛙舞、袋鼠舞，巴西印第安人的魚舞等等，而閩越部落族人則是模擬家禽和山獸，在盛大節日時，男女老少齊歡起舞，男性腰部佩帶刀或劍之類武器，頭則插羽毛，圍繞長者為中心人物而手舞足蹈，表現的是原始部落首領和部落成員舉行大集會的集體歌舞的情形。舞蹈在閩越部落日常生活中具有重大意義，無論漁獵部落還是農耕部落都盛行舞蹈，打獵成功要跳舞，農業豐收要跳舞，埋葬死人也要跳舞，戰爭勝利更要跳舞，締結和約還是要跳舞……他們以舞蹈的形式表達了自己的強烈情感與追求。原始舞蹈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節奏感強烈，另一個特點是集體狂舞，有時聚集上千個人，這不僅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舞蹈，簡直是整個部落的集體舞了。誠然，這種舞蹈不夠輕柔，不夠婀娜多姿，卻讓人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廣西花山崖壁畫的舞蹈正好具備上述特點，讓人彷彿看到一個個腦袋在同時仰起來，顯示昂揚的氣魄，然後又同時低垂下去，發出凄厲的嚎叫聲；彷彿讓人聽到跳舞群體伏到地上發出如泣如訴的歌聲。雖然畫面的舞蹈及具體內容還待進一步研究，但毫無疑問，成千上萬人在統一節奏下起舞，一起揮手，一同跳躍，一齊吶喊，其藝術震憾力是可想而知的的。
　　

　　儒雅飄香的佛國
　　
　　在雲南及其附近地區，經常會出土一些製作精美的佛教用品，如佛像、寶幢等等。1919年，在昆明地藏寺遺址修建公園時出土了一尊佛頂尊勝寶幢。寶幢布局嚴整，層次分明，構圖造型精美，人物神態逼真，栩栩如生，活靈活現。當時的日本人稱它為「中國絕無僅有之傑作」，著名歷史學家方國瑜贊道：「雕刻佛像最精，世人咸為驚異，滇中藝術，此其極品也」。1978年，雲南文物工作者在維修大理崇聖寺三塔時，發現了一件令世人震驚的寶物，大理國時期的五色舍利塔模。這座塔模製作技藝精湛，將金、銀、銅、鐵和琥珀五種不同的質地完美地組合起來，渾然一體。五色舍利塔是佛教用品，是用來裝斂過世高僧的舍利的用品。
　　在雲南地區為何頻頻出現佛教用品？這與大理國佛教的盛行有著直接的關係。舍利是指高僧入滅火化后的結晶物。佛教一向十分重視對舍利的供奉，大理國也不例外，因此才會屢次出現會出現精美的寶幢。
　　佛教在那一地區是在南詔時傳入的，大理時期佛教逐漸發揚光大，最終到了全民信佛的地步，佛教發展成為大理的國教。大理的統治者把佛教與漢族的儒學充分的結合起來，把儒家的教條與佛教的道義融為一體，用以控制人們的思想、鞏固統治。那時，讀書人無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師僧也都誦讀儒，被稱為「釋儒」。這些釋儒不僅可以在寺廟內講經求法，可以到朝廷內做官，還可以通過科舉考試取得政治地位。大理國是一個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的國家。
　　開國皇帝段思平歲歲建寺，鑄佛萬尊。元朝的郭松年編著的《大理行記》記載「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從這裡足可以看出大理的佛教盛況。就連張勝溫所做的《大理畫卷》都是以佛教為主要題材的。大理的佛教的繁盛以佛經、佛寺、佛雕的發展和佛雕技藝的精湛為代表。
　　大理國寫本佛經是我國佛教文化的珍寶，是雲南最早的佛教典籍。佛經的內容涉及經、論、儀軌、註疏及白族史志，充分反映了大理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絢麗多姿，是研究白族社會、歷史、宗教、哲學、文化藝術的無價之寶。佛教的發展使佛經成為一種十分緊缺的資源，於是抄寫刻印佛經就成為當時的文人、儒釋的重要活動。為了顯示自己對佛教的信仰真誠，他們耗費大量心血用手抄寫卷帙浩繁的佛經。這些製作精美的佛經除了用於平時講經頌佛之外，由於裝幀的精緻還成為贈送親朋的精美的藝術品。但是，由於佛經是用人工抄寫的，數量本來就十分有限，再加上時間的磨損以及戰亂，到現在這種寫本佛經留存的已經十分稀少了，因此彌足珍貴。
　　大理寫本佛經不僅是佛教界的瑰寶，還是研究大理歷史、書法的重要資料。通過這些佛經不僅可以修正現在人們對大理認識的一些錯誤觀點，還可以找到一些新的信息。著名的社會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曾將南詔大理國經卷的發現與敦煌藏經相媲美，稱其為「北有敦煌、南有大理」。
　　佛寺是大理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著名的佛寺有無為寺、崇聖寺、宏聖寺、感通寺等。在大理國故地洱海東岸的雞足山上，有大理佛寺佛寺50餘座。崇聖寺是大理國佛教發展到巔峰的標誌，被當時的人們稱為佛都。
　　無為寺是大理國的皇家第一寺，位於環境清幽的蒼山蘭峰之麓，始建於唐朝，在大理時期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寺廟為東西向，由大門、過廳、大殿、南北廂房所組成，隱於松柏之中。無為寺有八景：曬經坡，傳說唐僧取經路過此地，曾在這裡曬經書，駐蹕台，無世祖忽必烈片大理時，曾在附近駐兵停留，還有來銜橋、翠華樓、閣老岩、玉磬碑、汪清泉、香杉樹。元末明初，大理段氏總管段功之女段寶姬在無為寺畔建蘭苑隱居。
　　在大理留存下來的佛教雕刻藝術品中，以石鐘山石窟最具代表性。石鐘山石窟又稱「劍川石窟」，位於雲南省大理的石寶山上。 這裡的佛教雕刻集中反映了密宗佛教與當地民族宗教信仰相融匯的特點。在石窟中的佛陀、菩薩、明王、大黑天神等的造型上，想象豐富、生動逼真、氣度非凡。石窟雕刻技藝嫻熟，以高浮雕為主，輔以線刻和淺浮雕，手法時而寧靜溫和，時而強勁勇猛，既有曹衣出水之細密，又有吳帶當風之靈動。此外，在石窟中還留存有大量的大理國佛教繪畫，如《菩薩圖》、《南詔圖傳》、《張勝溫畫卷》等石鐘山石窟是研究大理宗教、社會、歷史和民俗的重要資料，是我國眾多佛教石窟中的璀璨的明珠。
　　

期待中.................

　　
　　
　　
　　閩越族民生活習俗也十分有特點。閩越位置處在浙江福建一帶，水網縱橫。多山多水靠海。據史記考證，大部分由南部遷居至此，他們的頭髮都有明顯的特點——棕紅色，他們長年在深山老林狩獵，在江上捕魚，使得他們眼睛特別深邃靈敏，又受地理環境（多水潮濕、氣候溫和）等因素影響，確定了他們生活的習性，以魚、山獸、黍之類為主食。住房也有特點，多以干欄式建築，早期為防獸防潮，在樹榦上搭巢，后發展為幾棵樹之間架層，最後成為部落，以防禦自然災害的襲擊和外來的侵擾。
　　
　　閩越部落的蛇圖騰最能充分說明他們的文化習俗特性。蛇圖騰是族民們的信仰之一，在原始社會就有了這種信仰。原始人相信各氏族分別淵源於各種特定環境的特定物類，與動物、植物或其他物種有著特殊關係，因而作為本氏族的象徵和庇護者，加以崇拜和保護。
　　
　　閩越部落信奉龍，認為龍即是蛇。很多族民就以蛇為標誌，求得龍的保護。因為這個緣故，閩越人有著斷髮、文身、拔齒等習俗。
　　
　　斷髮是閩越人對不斷生長的頭髮採取的剪裁處理行為，本來是平常事，卻在中原漢人的眼裡視為奇風異俗。中原人認為身體髮膚等受之於父母，不能傷毀，否則就是不孝，所以只能蓄髮而不敢剪斷。這是在儒家思想確立地位以後中原人才有的習俗，閩越國人顯然沒有受到這個影響。
　　
　　文身，是在身體上刻劃圖案，並塗上顏色，以便留下永久的標誌。
　　
　　《漢書•地理志》說：「文身斷髮，被創流血，至難矣，然越為之，以求榮也。」閩越人為什麼喜歡文身呢？古代越族的文身，是一種以龍蛇一類水族為圖騰的遺俗。上古時代各圖騰部落所屬的人們在成年時必舉行一種保證永遠不失信於圖騰的榮譽儀式，而文身就是這個儀式中的一個程序。最初，閩越人人們文身，使自己與蛟龍相似，以求避免蚊龍的侵害。漸漸地，由於盡量將自己裝成像蛟龍的樣子，他們逐漸相信蛟龍就是自己的保護神，是自己的祖先，這樣就產生了圖騰觀念，承認蛟龍是自己的圖騰。從此文身帶上了神秘的意味，人們沿襲這種習俗已不再是為了蒙蔽蚊龍，而主要是藉助這種圖騰威靈的保佑庇護。直到最後，圖騰的意義就漸漸地淡薄了，但文身的習俗卻保留了下來。
　　
　　拔齒是閩越人的另一個獨特習俗。在缺少麻醉條件的古代，人為地將牙齒拔掉，無疑要忍受劇烈的痛苦。所以，發展到後來，不閩越人就以「飾齒」代替拔齒。
　　
　　拔齒也就是拔牙，又稱 「鑿齒」。是世界各地許多民族都流行的一種風俗。閩越也有這種習俗。據《太平寰宇記》載：「有俚人，皆為烏滸……女既嫁，便缺去前齒」；「悉是雕題鑿齒，畫面人身。」拔牙風俗的意義很複雜，目前還沒有一致的說法。《博物志》說：「既長，拔去上齒牙各一，以其身飾。」意思是說，閩越人把拔齒作為成年儀式中的一道程序。《黔書》說：「女子將嫁，必折其二齒，恐防害夫家也。」也就是說，閩越女子出嫁之前，必須拔掉兩顆牙（大約是犬齒），以免妨害夫家。《雲南志略》則說：「男子十四、五，則左右擊青兩齒，然後婚娶。」這顯然屬於婚姻拔牙。《炎繳紀聞》又說：「父母之死，則子婦各折二齒投棺中，以贈水決。」父母死了，兒子兒媳必須各折兩顆牙放進棺中陪葬。如果這些說法都是正確的，那麼，每個閩越國人要拔掉5～7顆牙齒。這將嚴重影響進食、說話，應該是不可能的。其中也許只有一種說法是正確的，也許都不正確。實情有待進一步研究。
　　
　　除了因為圖騰、信仰而產生的獨特習俗外，生活環境也使閩越人形成了一些看似怪異的習俗。
　　
　　「干欄」建築是閩越人習居的主要建築形式。不同於中原人直接在地上挖地基、蓋房子，閩越人的房子與地面之間有一定距離，是用木樁架起來的。這種建築形式就叫做「干欄」。在古代文獻里，「干欄」又稱為「交欄」、「閣蘭」、「葛欄」等。「干欄」建築起源很早，河姆渡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就已經出現這種木結構建築，而且還不是最早的形式，據《博物志》記載：「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巢居」才是「干欄」建築最原始的形式，大約出現於舊石器時代。當時，閩越地區地面潮濕，而且草木茂密，蛇蟲猛獸時時觸摸。人們為了避免潮氣的影響和蛇蟲野獸的侵襲，便居住在樹上，營建鳥巢式的住所。後來，人們到地面上營建住所，但保留了將房屋架空的特點，這才出現了「干欄」式建築。
　　
　　環境的影響還使閩越人的衣著奇特。閩越國人喜歡「短綣不挎」和「短袂攘卷」。據《淮南於•原道訓》記載：「九嶷之南……短綣不挎，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挎」就是褲子，「不挎」就是沒有褲檔和褲腿，「短綣不挎」就是指用布簡單地包紮下身。「袂」就是袖子，「短袂」就是短袖，「短袂攘卷」就是說穿短袖的衣服。閩越人在日常生活和生產活動中，主要穿短衣短褲，以方便涉水、游泳、划船。

公元前334年，越王勾踐七世孫無疆與楚威王作戰，失敗被殺，越國被楚國所滅。越國王族於是從海路進入福建，建立閩越國。
　　
　　公元前221年，秦在統一六國以後，派軍隊向福建進軍，第二年，在閩越人活動的區域設置了閩中郡。
　　
　　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農民起義爆發，閩越王無諸率閩越兵從閩中北上，響應中原的農民起義，打擊秦政權。
　　
　　公元前206年，楚漢戰爭爆發，無諸北上中原，幫助劉邦擊敗項羽，為漢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貢獻。
　　
　　公元前202年，劉邦封無諸為閩越王，統治閩中。同年，無諸開始修建閩越王城。
　　
　　公元前110年，閩越國被漢武帝派遣大軍消滅。

吐谷渾本為遼東鮮卑慕容部的一支。西晉末，首領吐谷渾率部西遷到枹罕（今甘肅臨夏）。后擴展，統治了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區的羌、氐部落，建立國家。至其孫葉延，始以祖名為族名、國號。南朝稱之為河南國；鄰族稱之為阿柴虜或野虜；唐後期稱之為退渾 、吐渾。
　　
吐谷渾遠走他鄉自成一派
　　
　　
　　
　　
　　
　　吐谷（yǜ）渾，又稱吐渾、退渾，是我國西北的古代民族之一。
　　
　　吐谷渾原本是一個人的名字——慕容吐谷渾。他是鮮卑人，世代都是鮮卑貴族。吐谷渾的曾祖名叫慕容莫護跋，曾經協助司馬懿平定公孫淵，被封為率義王。
　　
　　慕容鮮卑在漢化的過程中逐漸內遷，地位也逐步上升，到吐谷渾的父親慕容涉歸繼承父業時，終於被封為鮮卑單於。
　　
　　吐谷渾本是慕容涉歸的長子，本來在繼承單於之位上是非常有利的。可惜他是慕容涉歸的小妾所生的，是庶出，而他的弟弟慕容廆則是慕容涉歸的正妻所生。嫡庶之間地位的差別，遠比長幼之別重要，因此，慕容部落的單於寶座在慕容涉歸死後就傳到了慕容廆手中。不過，慕容涉歸也沒有虧待自己的長子，臨終前分封給吐谷渾牧民1700戶。
　　
　　慕容廆也是一個有才幹、有作為的人物，五胡十六國中的四燕國都是他的後裔所建，他還親手奠定了前燕的基礎。在金庸的小說《天龍八部》里，慕容博父子念念不忘的就是重建祖宗的大燕國。如果沒有慕容廆這個人，可能也就不會引出金庸的這番演繹了。
　　
　　慕容廆即位后，慕容部落與吐谷渾鎖率領的部落仍然住在一起，在同一個草場上放牧。既然分了，就不像住在一個家中那樣和睦了。對於游牧民族來說，草場就是生命，在一處放牧的兩個兄弟部落就因為草場的問題發生了許多矛盾。儘管慕容廆與吐谷渾已經分家，但作為單於，慕容廆是吐谷渾的君主，自然認為作為臣下的哥哥與自己爭草場是很無禮的。而且，慕容廆也知道吐谷渾是個有大志的人，總擔心哥哥來搶自己的位子。一年春天，牲畜發情，慕容廆和吐谷渾兩部的馬匹公母相鬥，有所損傷。這種不值一提的小事讓慕容廆找到了借口。他派人責怪吐谷渾說：「我們的父親給哥哥你分了家產，你為什麼不遷徙到別處，以至於把我的馬斗傷？」
　　
　　吐谷渾無緣無故挨了訓斥，非常窩火。他也不是甘心久居人下的常人，於是怒斥慕容廆的使者，並說「既然弟弟厭煩我了，那我就到離弟弟萬里之外的地方去，省得讓弟弟礙眼。」
　　
　　說到做到，吐谷渾立即率領本部西遷。慕容廆聽說大哥真的要走，心裡干倒愧悔。草原上到處是強大的部落，自己把哥哥逼走，這不是要致哥哥於死地嗎？大概也是吐谷渾與慕容廆小時候感情很好，慕容廆過意不去，立即派人去追趕致歉，請吐谷渾回來。
　　
　　吐谷渾決心已下，對於慕容廆的挽留謙詞謝絕，慨然西去。慕容廆後悔不已，後來因為經常思念兄長，還作了一首《阿干歌》來紀念。慕容廆的子孫建立了「大燕國」后，《阿干歌》就作為皇帝出巡或者祭祀宗廟時演奏的樂曲。
　　
　　公元313年（西晉永嘉末）左右，吐谷渾部從陰山南下，經河套南，度隴山，至隴西之地枹罕（今甘肅省臨夏市）西北的罕原。以此為抿點，子孫相承，向南、北、西三面拓展，統治今甘肅省南部、四川省西北和青海省等地的氏、羌等族。
　　
　　公元317年（東晉建武元年），吐谷渾死了，長子吐延嗣位。329年（咸和四年），吐延為昂城（今四川省阿壩境）羌酋姜聰所刺，臨終時囑長子葉延速保白蘭（今青海省巴隆河流域布蘭山，即柴達木盆地都蘭縣一帶），以鞏固其統治。葉延在沙州立總部，仿漢族帝王傳統，以其祖吐谷渾之名為姓，並作為國號，初步形成了一套簡單的管理國家的政治機構。從此，「吐谷渾」由人名轉為姓氏、族名乃至國名。
　　
　　由於地處黃河之南，吐谷渾首領被大夏、劉宋等封為河南王。因此，「吐谷渾國」又被稱為「河南國」。此外，西北諸民族又以「阿柴虜」或「阿貲虜」、「貲虜」等作為對吐谷渾部眾的賤稱。疆域東起洮水，西至白蘭（今青海省都蘭縣、巴隆縣一帶），南抵昂城（今四川省阿壩境）、龍涸（今四川省松潘縣），北達青海湖一帶。最盛時轄地西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若羌縣、且末縣；北隔祁連山，與河西走廊毗鄰。後期的政治中心在伏俟城（今青海湖西15里，共和縣鐵卜卡古城）。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原為遼東鮮卑一支的吐谷渾逐漸與羌、氏、漢、匈奴、西域胡、高車等一些民族融合成為新的民族共同體。
　　
　　吐谷渾統治的地區高曠苦寒，遠不如漠北草原。自然環境十分的惡虐。草木稀少，而且長年乾旱少雨。正是在這一惡劣自然條件下，吐谷渾人依然成功地發展了畜牧業和農業，並依憑這一經濟實力使國家迅速強盛起來。
　　
　　吐谷渾以「多善馬」、「出良馬」著稱，其良種號青海驄，又被稱為龍種馬。《北史•吐谷渾傳》記曰：「青海周回干余里，海內有小山，每歲冬冰合后，以良牡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必多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所傳青海驄是也。」這種馬是以波斯牝馬與本地牡馬交配而成，具有高大、神駿而又耐勞、耐高寒的素質。除了體型高大的青海驄以外，吐谷渾還出「蜀馬」，應是從巴蜀引入的一種體型小，耐勞善走山地的馬。吐谷渾兼有兩種良馬，既可在草原上馳騁，又可在山地上奔跑，因此，儘管四周強鄰環伺，其國運獨能垂300年之久，應同擁有這一騎兵優勢有關。
　　
　　吐谷渾人是高原放牧的高手，在貧瘠的生態環境中仍然擁有眾多的畜群。僅以馬而言，公元371年（晉咸安元年），吐谷渾向前秦苻堅一次送馬5000匹。公元460年（北魏和平元年）北魏討伐吐谷渾時，獲駝、馬20餘萬匹。駱駝是沙漠之舟，對於領土內擁有沙漠的吐谷渾而言，是僅次於馬的重要馱畜，是從事商業活動所必備的牲畜。牛在吐谷渾牧業中所佔的比重也很大，其種類包括普通牛和氂牛。氂牛是一種高原馱畜，耐勞、耐寒、耐負重，而且皮厚、毛長，曾作為特產入貢中原。普通牛的數量也不少。公元625年（唐武德八年正月），吐谷渾、突厥向唐朝請求互市，得到允許。在那之前，中原剛剛結束戰亂，耕牛缺乏，通過這次互市，中原從吐谷渾那裡買進了許多耕牛，使得農民不再為更添沒有牛力發愁。
　　
　　吐谷渾建國之初，同匈奴、鮮卑、柔然等一樣，屬於純粹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住在氈房裡，沒有城郭。而到了後期，吐谷渾王開始為自己營造宮室，但吐谷渾百姓仍然居住在氈房裡。《吐谷渾人畢竟以牧業為主，無法定居，不能大量建造土石結構的房屋。後來，吐谷渾又逐漸掌握了農業技術，種田的多了起來，主要作物是大麥、粟、豆；但吐谷渾國的北部，因為氣候寒冷，環境比較惡劣，只能種植蕪菁（即蔓菁）、大麥。因為有了農業，許多吐谷渾人此時開始過起定居生活，城市也在吐谷渾國大量出現了，僅見於史冊者已有曼頭城、伏俟城、西強城、洪和城、澆河城、樹墩城、賀真城、鳴鶴城等，皆具有相當規模。因此，吐谷渾人實際上已是室居和廬居兩種形式並存的民族。
　　
　　在農業得到發展的同時，吐谷渾的手工業也發展起來。吐谷渾國境內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出產黃金、銅、鐵、硃砂。他們早就知道礦產的開採與利用，士兵們所使用的弓、刀、甲等鐵器都是本地冶鍊的，而其他游牧民族手裡的鐵器，大多是從中原取得、重新冶鍊的。史書記載，公元519年（天監十三年），吐谷渾向南梁獻上金裝瑪瑙鍾兩口。這說明吐谷渾不但金屬鍛冶已達較高水平，而且其精巧裝飾工藝也已相當不錯了。
　　
　　礦產的開採和鐵器的製作，使吐谷渾掌握了一大財源，也帶動了吐谷渾商業的發展。自從青海路鑿通以後，特別是佔領鄯善、且末以後，吐谷渾同西域諸國的商業貿易也開始繁榮起來。與此同時，同中原、江南諸王朝保持著絲馬市易。這些販來的絹帛又轉販於西域。汗國財富日益增多。
　　
　　雖然受到了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吐谷渾的社會組織似仍以部落為單位，但由於吐谷渾與當地的羌人多代通婚、混血，所以除王族以外，其餘部落大都已由血緣關係演變為地緣關係。每個部落內部都混雜著血緣關係相對鬆弛而地域共同的若干族群。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私有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家庭成為吐谷渾國社會的基本細胞，帶有一定的封建社會性質。
　　
　　在婚姻風俗上，吐谷渾沒有受中原封建禮制的影響，仍然同其他游牧民族一樣盛行收繼婚。父兄死，子弟可以娶沒有直接血緣關係的後母以及嫂子。例如吐谷渾王視囂死後，他的弟弟烏紇提就把視囂的妻子念氏收為自己的妻子，又如隋朝光化公主先是嫁給吐谷渾世伏可汗，世伏死後，其弟伏允又娶光化公主為妻。這種婚制具有保護本家族經濟利益的功能，牢固控制勞動力和財產不致流失，因而一直常盛不衰。
　　
　　在盛行收繼婚的同時，由於財產、等級分化現象的日益突出，吐谷渾開始出現舊的掠奪婚和新的買賣婚並存的現象。吐谷渾中貧窮的，就會到有女兒的人家把女子搶去，類似於搶婚；有錢的，則會給出豐厚的聘禮，娶妻子過門。竊妻屬於掠奪婚，納聘是封建社會買賣婚的特徵。前者是吐谷渾傳統的婚制，無論貴賤一律實行搶婚，後來卻成為貧窮者的無奈之舉，而為富者所不齒了。這意味著吐谷渾國婦女地位的下降和男性權威的確立都非常明顯，極具封建社會色彩。
　　
　　喪葬方面，吐谷渾人死後實行土葬，這一點與一些游牧民族的火葬、天葬大不相同，帶有濃厚的農耕文明色彩。但是，吐谷渾的土葬習俗又與中原人停靈、守孝不同。他們為死去的親人穿戴的孝服，在葬禮結束后就會立即被除掉。這是一種鮮卑舊俗。根據《宋書•索虜傳》記載，拓跋鮮卑的葬俗就是人死後實行土葬，不堆建墳塋。至於出殯，「皆虛設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吐谷渾出身於鮮卑部落，西遷后雖然已經羌化，但祖俗還有一定遺存。
　　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樣，吐谷渾人以肉酪為食。但是，因為農耕的出現，吐谷渾人開始葷素搭配，把肉酪與糧食巧妙地結合起來，例如以乳油拌和熟青稞粉製成糌粑，作為主要食品。
　　
　　吐谷渾人的髮式、服裝帶有複雜的多元文化色彩。吐谷渾人的髮式，依照祖俗應為結辮髮式，然而事實上吐谷渾男子卻同華夏族一樣結髮。據《魏書•吐谷渾傳》記載，吐谷渾誇呂可汗「椎發氍珠，以皂為帽，坐金獅子床」。結髮於頂成椎形，戴黑色帽，與華夏族風俗完全一致。這是因為吐谷渾初為十六國時代地方民族政權之一，經歷了由王國時代到汗國時代的歷史演變。在吐谷渾王國時期，吐谷渾力爭得到漢族朝廷的承認，一度奉南朝為華夏正朔，受其冊封，后又結好於北朝，受漢文化影響很深，改變髮式也是結 好中朝的重要內容之一。而坐金獅子床，則是受西域的波斯風俗影響。
　　
　　對染男子髮式從漢俗，但吐谷渾女子髮式則依舊保持鮮卑祖俗，不椎發，而是「束髮」，亦即留辮髮，披髮為辮。《魏書•吐谷渾傳》記載，吐谷渾可汗的妻子「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頭戴金花冠」。《舊唐書•吐谷渾傳》中也記載說，吐谷渾的婦女以金花為飾，綴以珠貝，動則搖曳生姿，中原稱之為「步搖「，所以唐朝稱吐谷渾首領為「步搖酋渠」。這種金步搖本為樹枝形，源自貴霜，其更古老的故鄉則是波斯。傳入吐谷渾以後，步搖的形制已有重大改變，進而傳入中原，對後世，特別是對唐代婦女頭飾影響很大，多次成為唐詩中的吟詠對象。
　　
　　吐谷渾的服飾變化更多。在《晉書》的記載中，吐谷渾男子「通服長裙」，《魏書•吐谷渾傳》則記載說，吐谷渾國男子的「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羅冪為冠，亦以繒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為貴。」而《梁書•河南傳》的記載中，吐谷渾人的衣著變成「著小袖袍，小口褲，大頭長裙。」通服長裙是中原漢人的基本服裝式樣，吐谷渾國剛建立時服裝式樣以漢服為準；小袖袍，小口褲則帶有濃厚的鮮卑服裝特色，《魏書》所謂「略同華夏」實指略同於北朝，舅舅是拓拔鮮卑，可見吐谷渾服裝式樣因其先臣於南朝後又臣於北朝，前後有所不同。不過，「羅冪「原是吐谷渾人的發明，是一種以面紗遮面而防風沙的護面裝備，本為適應高原氣候而創。由於羅冪樣子別緻、飄逸，不久就風靡北朝，到至唐朝時竟成為貴族婦女及宮女的常服。
　　作為出身於原始游牧民族的一支，吐谷渾人原本也信仰薩滿教，但隨著世代的變遷，佛教後來成為吐谷渾的國教。《晉書•吐谷渾傳》記，吐谷渾開國始祖吐谷渾對弟弟慕容廆派來向自己致歉、挽留的長史乙那樓說：「先公稱卜筮之言……」，說的就是吐谷渾與慕容廆的父親曾讓巫師占卜，得到吐谷渾與慕容廆二人日後必將發達的預言。可見，慕容鮮卑尊奉的是薩滿教，剛剛脫離慕容鮮卑的吐谷渾應該也存在著專業卜筮的職業薩滿巫師。吐谷渾的兒子吐延被羌酋姜聰刺死後，其子葉延志在復仇，每天都扎一個草人，說那就是姜聰，一邊哭一邊用箭射，射中了就嚎啕大哭，射不中就嗔目而怒，大聲呼喊。這種扎草人詛咒仇人的方法其實就是一種巫術，為薩滿教所慣用，直至唐朝還發生過吐谷渾人「謊稱祭山神」，要把可汗諾曷缽可汗劫持打破吐蕃的事。這足以證實吐谷渾曾盛行過山川崇拜和山神、河神的祭祀活動，這種萬物有靈論觀念是薩滿教所特有。
　　
　　在信奉薩滿教的同時，從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吐谷渾王慕利延西征於闐之後，佛教開始傳入吐谷渾。當時，僧人慧覽經於闐返回中原，慕利延的太子瓊等人早聽說慧覽是大德高僧，就派人修建了一座右軍寺，請慧覽到寺中主持。到拾寅即位后，《梁書》在記載中已經稱吐谷渾「國內有佛法」， 又記載了公元514年（天監十三年）吐谷渾上表請求允許他們在益州立九層佛塔的事。吐谷渾東鄰北朝，南鄰南朝，兩國都是為大乘佛教的傳布區，吐谷渾受到了很大影響，所接受的佛教也屬大乘教宗。
　　
　　吐谷渾本是鮮卑的一支，語言原屬阿爾泰語系東胡語族，但後來在羌地建國，日益羌化，語言也就逐漸與藏語接近。吐蕃文獻中就已把吐谷渾人視為同族。但由於同中原王朝關係密切，吐谷渾上層統治者長期以來一直通用漢語、漢文，史書稱其「頗識文字」或「頗識書記」，就是指其通用漢文。
　　
　　吐谷渾的音樂屬北狄樂的一部分。《舊唐書•音樂志》中記載說：「北狄樂，其可知者鮮卑、吐谷渾、部落稽三國，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白凈王太子》……」等等，乃是「燕魏之際鮮卑歌」。從題名判斷，似是吐谷渾人先祖西遷的史詩，並以鮮卑語演唱。

歷史上的慕容復與吐谷渾的興衰
　　
　　
　　
　　在中國現代武俠小說界中，「金庸」絕對是一個極具分量的名字。金庸一生創作的武俠小說，有「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外加《越女劍》共15部，大多都在武俠小說愛好者中備受讚譽。其中的「天」字，就是指《天龍八部》。在這部小說中，提到了一個叫作慕容復的人物，精通「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有「南慕容，北喬峰」之譽。在小說中，慕容復是慕容鮮卑後人，是燕國皇族後裔，一心想恢復故國。
　　
　　許多人並不知道，這個慕容復並非完全是金庸的杜撰，歷史上確有其人。但是，《天龍八部》這部小說的背景是在遼宋對抗時期，歷史上真正的慕容復卻生活在唐朝中期。
　　
　　公元688年（唐德宗貞元十四年）冬，塞外漠北寒風蕭瑟，而朔方節度副使、左金吾大將軍慕容復的府第卻是張燈結綵，喜氣盈門。就在這年十二月，唐德宗李適頒旨，慕容復嗣位安樂州都督，襲爵青海國王，加授「烏地也拔勒豆可汗」稱號。當然國王也罷，可汗也罷，無非是個顯貴的尊號，並不是真正的裂土分茅，但來自朝廷的封號畢竟非同小可，值得隆重慶賀一番。
　　
　　這位慕容復大將軍在歷史上並沒有輝煌的功績、顯赫的聲名。新舊唐書對他都是一筆帶過。那麼，唐德宗為什麼對他如此垂青，加封顯爵呢？原因只有一個：慕容復是與大唐有姻親關係的吐谷渾王族的後代子孫。
　　
　　吐谷渾西遷先到了陰山，不久又西移甘隴，渡過洮水，在羌族的故地建立了國家。這時是公元312年（西晉懷帝司馬熾永嘉末年），一個大動蕩、大分裂的時代正在到來，不過僻處西陲的吐谷渾並沒感受到多少衝擊。在北起甘松，南至白蘭，東臨洮河，西至於闐的數千里疆域內，吐谷渾人過著寧靜的游牧生活。吐谷渾本人活到了72歲，在當時是難得的高壽，並且還留下了60個兒子。
　　
　　繼承吐谷渾事業的是他的長子吐延，在位13年，留下12個兒子。因為和昂城羌族首領姜聰爭奪草場，吐延被姜聰用劍刺傷，傷重不治。臨終前，姜聰託孤於大將紇拔泥，讓他輔佐自己10歲的長子葉延繼位。葉延飽讀《詩》、《傳》，後來宣稱既然自己的曾祖父奕洛韓曾被封為昌黎公，那自己就是公孫之子。根據周禮，公孫之子可以用王父的字為氏。所以，葉延把姓氏改為吐谷渾，放棄了原本的姓氏慕容。不過中新舊唐書等多數史書提到吐谷渾王族，依舊稱他們是「慕容氏」，所以說，慕容復其實應該名叫吐谷渾復。
　　
　　葉延有才略，有大志。可惜天不假年。在33歲時，正當壯年的葉延就去世了。其後繼位的幾代吐谷渾王，或父子相承，或兄終弟及，雖然也有王族政權的內部紛爭，但沒釀成什麼大亂，算是比較太平。後來，葉延的曾孫阿豺（《資治通鑒》作「阿柴」）即位，致力於開疆拓土，吞併了相鄰氐羌兩族數千里的地盤，使吐谷渾成為隴西一帶的強國。
　　
　　然而，阿豺沒有因此而狂妄自大。一次，他來到墊江（原為褻江，今四川重慶墊江，嘉陵江與涪江在此交匯），見識了奔騰浩蕩的兩江殊途同歸，感嘆百川雖大，最終仍要歸海，覺得自己是邊塞小國，應當有所歸屬。於是，阿豺遣使南渡，向南朝宋少帝納貢稱臣。以邊塞貧弱小國向強大的中原政權臣服，是吐谷渾求存之道。但當時中原正是南北朝並立局面，吐谷渾哪邊也得罪不起，只有兩面稱臣，委曲求全的份。阿豺的同母異父兄弟慕瑰即位后，雖然有作為，有才幹，但也是只能將吐谷渾作為大國北魏的附庸。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平定大夏的戰役中，慕瑰率騎兵30000伏擊夏軍，生擒大夏皇帝赫連定。拓跋燾非常高興，冊封慕瑰為「大將軍」、「西秦王」，並且把大夏的金城、枹罕、隴西三地分封給慕瑰。南朝的宋文帝為了拉攏吐谷渾，也在此後加封慕瑰為征西大將軍，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一時間，吐谷渾左右逢源，春風得意。
　　
　　慕瑰之後的兩任吐谷渾王，依舊奉行兩邊稱臣的外交政策，試圖兩邊討好，不得罪任何一方。然而，夾縫求生之道終難長久，牆頭草固然可以隨著兩邊的風勢左右搖擺，但如果其中一邊的風變得異常猛烈，牆頭草還是會被折斷。北魏文成帝拓跋浚終於不想繼續容忍忍吐谷渾的不專一，以吐谷渾王拾寅向宋明帝進獻珍獸為由，下詔討伐吐谷渾。國小力微的吐谷渾根本無力抵擋北魏大軍，拾寅部被趕到了白蘭，損失駝馬40餘萬匹。眼看要收穫的莊稼也被北魏割去作牧草。
　　昨日還一派繁榮景象的吐谷渾此刻幾近破，缺衣少食，難以為繼。拾寅一再哀告討饒，但文成帝鐵了心要斬草除根，不肯罷兵。直到文成帝的孫子——北魏孝文帝親政后，看到吐谷渾國幾乎要變成丐幫了，想起吐谷渾好歹也是鮮卑一脈，才下詔准許他們返回故地。經此打擊，拾寅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再也不敢和南朝勾勾搭搭，乖乖作北魏的忠實屬國，年年納貢，歲歲來朝。
　　
　　剛不可久，再強的風也會止些，北魏也是如此。北魏宣武帝元恪死後，秦州反叛，河西的朝貢路線被斷絕，吐谷渾藉此擺脫了附庸地位，完全獨立。拾寅的曾孫誇呂放棄北魏的封號，自號為可汗。
　　
　　吐谷渾是小國寡民，誇呂在位期間也並沒有多少政績值得誇耀，但他卻創下一個中國古代大一統王朝君王比不了的記錄——從公元500年（北魏宣武帝初年）直到公元591年（隋文帝開皇十一年）因病去世為止, 誇呂做了92年可汗，《北史》、《隋書》說他活了120多歲。在史書中，三皇五帝都是壽星，彭祖還活了880歲，但這些終究是傳說。實實在在的長壽君主，罕有能與誇呂匹敵的。
　　
　　「老而不死是為賊」，誇呂本來就脾氣暴躁，年紀大了，做事也就越來越糊塗，動不動就責殺部下，侵擾邊城。就是在他統治時期，當時中原正是隋朝，吐谷渾屢屢同隋朝叫板，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頗有點「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勁頭，讓人難以猜透誇呂到底是怎麼想的。
　　
　　不僅玩命地進攻隋朝，誇呂還屢廢太子，屢殺太子。在似乎得了失心瘋一樣的父親的威脅下，誇呂的兒子中有13個率領自己的部落降附了隋朝，連太子可博汗也因為害怕被廢殺，打算綁架父親舉國降隋。不過，隋文帝不知道為什麼要放棄這個降服吐谷渾的好機會，表示不贊成這種以子劫父的忤逆之舉。可博汗的計劃沒能實行，後來還真被誇呂殺了。
　　
　　誇呂畢竟不是神仙，總有死的那一天。他所立的最後一位太子世伏終於盼到了這一天，在公元592年（開皇十一年）誇呂病死後繼承了汗位。他一改誇呂與隋朝做對的政策，到長安納貢稱臣，還打算把公主獻給隋文帝。但是楊堅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不敢接受世伏的好意，反而在公元597年（開皇十六年）把宗室女光化公主許配給世伏。可惜世伏得意了沒多久，就在第二年的吐谷渾內亂中被殺。世伏的弟弟允伏被擁立為王，迎娶了嫂子光化公主。
　　
　　
　　
　　
　　雖說兩國結下了姻親之誼，可隋煬帝楊廣即位后，崇尚武功，萌生了吞併吐谷渾之意。他扣留了到長安哭奠文帝的外甥吐谷渾順，在公元608年（大業四年）派黃門侍郎裴矩授意鐵勒部侵襲吐谷渾。隨後，隋煬帝又派遣楊雄、宇文述率大軍出擊吐谷渾，俘獲吐谷渾10萬餘眾，牲畜30餘萬頭。吐谷渾故地幾乎盡入隋朝版圖。允伏率殘部逃奔黨項，吐谷渾順則被迫長期留在隋煬帝身邊陪王伴駕。
　　隋煬帝的統治很快滅亡，允伏趁著天下大亂又回到故地，並以為唐效力平定涼州為條件，換回了嫡子吐谷渾順。就在唐與吐谷渾關係的蜜月期，允伏卻以為天下打亂之時有機可乘，忘記了當初幾乎被隋朝滅國的教訓，主動進攻大唐。唐太宗即位后，允伏派兵劫掠侵擾鄯州、蘭州、廓州等地，唐太宗大怒之下，派遣名將李靖、侯君集大舉討伐，一直打到黃河源頭，詩人因之留下了「前軍夜戰洮河北， 已報生擒吐谷渾」的詩句。不過，允伏據傳是被其部眾所殺，也有人說他是自縊而死。太子吐谷渾順舉國降唐。
　　吐谷渾順久居長安，大唐君臣對他都頗為滿意。唐太宗封他為郡王，還讓他回國當可汗。但吐谷渾順在中原浸染太久，各部大人不服，當被派來聲援他的唐軍撤走以後，他就被殺害。他的幼子諾曷缽被擁立。大臣們趁機爭權。唐太宗怕再出亂子，派兵聲援諾曷缽，又封他為「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在諾曷缽成年後，還把宗室女弘化公主嫁給了他。
　　經過幾起幾落，吐谷渾的國力已經頗為不濟。而青藏高原的吐蕃則強盛興起。公元663年（唐高宗龍朔三年），吐蕃大舉入侵吐谷渾。為了挽救吐谷渾，唐高宗派大將薛仁貴出兵援助。然而，由於種種原因，唐軍在大非川潰敗，吐谷渾王族后妃隨唐軍撤回涼州，自此吐谷渾國境被吐蕃吞併，再也沒有復興。
　　後來，唐高宗本打算封諾曷缽為青海國王，將其安置在涼州。但涼州實在太荒蕪了，而且離吐蕃也太近，吐谷渾上下都覺得那裡難以立國，諾曷缽也一再要求舉族內遷，所以，吐谷渾宗族百姓最後被安置到了靈州地界，築城而居，高宗賜名安樂州，以諾曷缽為安樂州刺史，希望他們能安居樂業。可惜過了幾代，安樂州還是被吐蕃攻陷了，吐谷渾的族人再次內遷到山西晉南一帶，漸漸演變成了今天聚居於青海省東部湟水以北、黃河兩岸及其毗連地區的土族。
　　前邊提到的慕容復，就是吐谷渾王族的末裔。雖然他被唐德宗加封了一大堆頭銜，但在他死後，吐谷渾慕容王族就不再有封爵，延綿了300多年的吐谷渾王系就此香火斷絕。到諾曷缽國破內遷為止，吐谷渾共存世352年，傳位19君。而從某種意義上說，慕容復正是吐谷渾乃是慕容鮮卑的最後一位國王——雖然只是名義上的。

弘化公主墓的偶然發現,啟開歷史的神秘之門
　　
　　
　　
　　
　　甘肅武威市城南20公里的南營鄉青嘴灣，峰巒起伏，峽谷縱橫，大水、冰溝兩條大河湍流急下。在兩條河匯合處，有一座南營水庫，一座古墓就坐落在水庫對面祁連山南麓的山崗上。
　　
　　由於史書缺乏記載，千百年來，根本沒有人知道這座古里葬著什麼人。
　　
　　清同治年間，滿清政府製造民族矛盾，引起回、漢仇殺，甘肅武威當地的百姓紛紛上山挖窯洞避難。有個性梁的人家，湊巧挖進了這座古墓。他們取火一看，只見墓中金碧輝煌，壁畫滿牆，隨葬器物很多，除有彩繪的木俑、馬、牛、駱駝等大批木器外，還有不少銅器和金玉珠寶，琳琅滿目。梁氏將金玉珠寶盜走販賣，發了一筆橫財。
　　
　　從此以後，古墓的厄運接踵而來，但人們只注重金銀珠寶的尋找，絕大部分珍貴文物包括墓誌在內卻未遭大的破壞，保存尚好。沒有人去探尋這古墓的主人是誰。
　　
　　1915年4月，古墓又被人掘開，掘墓者挖到了一塊墓誌，收藏起來，密不告人。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時間不長，方圓數十里便家喻戶曉，前往掘墓者家參觀墓誌者絡繹不絕，猶如趕廟會一般。當時的武威知縣唐敷容是個有見識的人。他知道武威自古是西陲重鎮，一定會有古代的石刻埋藏於地下，因此吩囑商務會會長賈壇代為尋訪。賈壇無意間得知青嘴灣古墓有墓誌出土，立即找到了收藏墓誌的人，將墓誌帶回，放到武威文昌宮裡保存。
　　
　　墓誌為正方形，志蓋正中篆書「大周故西平公主墓誌」，四周雕刻纏枝草葉花紋圖案。雕刻極為精美。志底文字25行，滿行24字，字體端莊秀麗。大周，在歷史上是武則天稱帝夠的國號。從墓誌上看，古墓主人是大周西平公主。經過對墓誌的進一步研究，人們發現，古墓的主人大周西平公主，是一個被稱為弘化公主的人。墓誌中稱這位弘化公主「誕靈帝女，秀奇質於蓮波；詫體王姬，湛清儀於桂魄；公宮稟訓，沐胎教之宸猷；姒幄承規，挺□闈之睿敏。」顯然，弘化公主是位非常漂亮而且有教養的皇室女性。此時，大家才知道竟然有一代公主葬於武威。那麼，弘化公主究竟是誰呢？
　　
　　弘化公主，武則天時賜姓武，改封西平大長公主，出生於公元622年（唐高祖武德五年），是唐宗室淮陽王李道民之女。這位弘化公主，成就了唐朝的一段歷史。
　　
　　公元634年（唐貞觀八年），吐蕃松贊干布與羊同（居住在今西藏自治區西部和北部的古代游牧部落）共同進攻吐谷渾。次年，吐谷渾又遭唐軍攻擊，大敗，分裂為東西二部。西部吐谷渾由伏允次子率領西退，以新疆鄯善為中心，后降服吐蕃；東部吐谷渾由伏允長子慕容順率領，以伏俟城（今青海省共和縣境內）為中心，依附於唐。唐王朝封慕容順為西平郡王。後來，慕容順被其臣下所殺，唐朝廷又立慕容順之子燕王諾曷缽為吐谷渾王，封其為河源郡王，后又改封為「青海國王」。 諾曷缽頒行唐朝曆法，奉唐朝年號，與唐朝關係很好，後備唐朝封為「烏地也拔勒豆可汗」。公元636年（貞觀十年），諾曷缽赴唐都長安晉謁唐太宗，並向唐太宗請婚。太宗慨然應允，表示要將宗室女弘化公主許配給諾曷缽。
　　
　　公元640年（貞觀十四年二月），弘化公主18歲，出落得才貌雙全，麗質美艷。李世民遣左驍衛將軍、淮陽王李道民及右武衛將軍慕容寶攜帶大批物資護送弘化公主到吐谷渾，與諾曷缽成婚。
　　
　　那一年，弘化公主離開長安，遠離富貴之鄉，遠離父母親人，來到了遼闊無垠的高原草地，人煙稀少的荒山禿嶺，過起了「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室，以肉酪為糧」的游牧生活。七年後，也就是25歲時，弘化公主與諾曷缽生下了長子慕容忠。
　　
　　從弘化公主和親吐谷渾開始，吐谷渾與唐王朝的關係日益親密。10年後的公元650年（唐永徽元年），唐高宗李治繼位，封諾曷缽為駙馬都尉。次年，諾曷缽遣使向朝廷敬獻駿馬。公元652年（永徽三年），弘化公主請求入朝省親，唐高宗派左驍衛將軍鮮於匡濟前往迎接。十一月，弘化公主和諾曷缽到達長安，朝見了高宗。弘化公主是唐代外嫁的十幾位公主中惟一回過長安的公主。高宗優禮相待，又以宗室女金城縣主賜嫁諾曷缽長子慕容忠，金明縣主賜嫁諾曷缽次子。
　　公元663年（唐高宗龍朔三年），吐蕃擊潰吐谷渾，諾曷缽攜弘化公主，率殘部逃到涼州，向唐求救。但唐軍救援不力，致使立國350年之久的吐谷渾王國最終滅亡。
　　
　　公元670年（咸亨元年），唐朝派薛仁貴率兵攻擊吐蕃軍，打算護送諾曷缽回歸故國。可是，薛仁貴被吐蕃軍大敗於大非川（今青海海南州切吉鄉曠原），唐軍幾乎全軍覆沒，吐谷渾復國的希望徹底破滅。
　　公元672年（咸亨三年），唐朝將諾曷缽遷到鄯州（今青海樂都）大通河之南。諾曷缽懼怕吐蕃，不安其居。唐朝便又將其徙於靈州（今寧夏同心一帶）。弘化公主在吐谷渾生活了58年，於公元698年（唐聖曆元年）病逝於靈州，享年76歲；於次年初遷葬於涼州。
　　
　　弘化公主在吐谷渾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為祖國統一、民族團結貢獻了畢生心血。弘化公主入吐谷渾，也是唐將公主嫁於外蕃的開端，是中華民族團結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僅使唐與吐谷渾的關係很快得到改善，而且也促進了唐與吐善的友好往來。
　　
　　在弘化公主的墓誌上，還有一首不知何人所寫的詩：
　　
　　南雪山分百鳥城，邦嬡殂分此瘞靈。
　　塞草初凋兮哀輓聲，幽泉已悶幾時明？
　　
　　這首詩充分表達了唐人以及吐谷渾人對弘化公主的愛戴與懷念。
　　
　　從發現弘化公主墓誌之後，武威地區又先後發現了8座唐代吐谷渾的墓誌銘，分別屬於代樂王慕容明、安樂王慕容神威、青海王慕容忠、政樂王慕容煞鬼、金城縣主、燕王慕容曦光、元王慕容若夫人、大唐故武氏夫人。根據墓誌記載，從弘化公主到慕容曦光四代的墓，都葬在武威。
　　
　　吐谷渾在武威地區並沒有生活多長時間，為什麼死後都要歸葬於此呢？
　　
　　原來，涼州南山離原吐谷渾中心青海較近，隔祁連山就是他們原來的領地，今天的祁連、旦瑪鄉及武威的南營鄉青嘴、喇嘛灣是其休養生息的主要地區。葬於此地，既可受到唐朝的保護，又靠近故鄉，可以抒發眷戀故土、懷念游牧生活之情。在青嘴喇嘛灣發現的慕容氏墓葬，都是墓門向南，建於山崗之上，大有望鄉的含義。其次，慕容氏雖遷到了安樂州，但此地仍有吐谷渾部落游牧。基於以上原因，涼州才成為吐谷渾王族慕容氏的墳塋。
　　
　　自從知道古墓為弘化公主墓之後，當地人就填塞了盜洞，使墓內公主遺骨及大批文物得以保存。同時，又在墓旁山崗上建造了公主廟，繪畫了公主像，遠近群眾經常前往祭拜，一年四季香火不斷。1927年，公主廟不幸毀於地震。
　　
　　後來，由於疏於管理，當地群眾隨意掘墓取磚，破壞墓穴，並將大批彩繪木俑及陶瓷器物扔在山下。直到1980年，專家學者才根據群眾提供的線索，對弘化公主墓進行了清理。
　　
　　從弘化公主的墓誌以及出土的隨葬品以及墓葬的結構、形制等，可以看出吐谷渾民族的喪葬習俗。墓室為單室磚券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墓道為斜坡式，甬道及墓室呈過洞式，以條磚疊砌，室內有棺床。隨葬物多以木器為主，並有漆器、陶器、瓷器、骨器、銅器以及大量的絲織品和金銀珠寶。在木器中，除男女侍俑反映了王族的奢華外，馬、駝及家禽之類隨葬較多，反映了吐谷渾民族「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為室，以肉酪為糧」的游牧生活。
　　
　　弘化公主墓中出土的彩繪木俑，造形生動，神態逼真，為研究唐代的雕刻藝術增添了新的實物資料，同時也是難得的藝術珍品。出土的漆器和鑲嵌銀花的漆器，雖大部已殘，但仍可看出高超的工藝水平。從絲織品殘物可以看出，錦、絹、綺的質地細密牢固，提花準確，顏色搭配得當，彩色鮮艷，紗薄細透明，艷麗無比，反映了唐代精湛的織絲技藝。吐谷渾長期居於甘、青、新一帶，位於絲綢之路要道，對中西文化的交流發揮過巨大的作用。這些文物，既是唐代絲路貿易發達的實物見證，也是吐唐友好交往的實物見證。

被盜賊威脅著的絲路最後處女地
　　
　　
　　
　　吐谷渾從正式建國到最終覆亡，共存在了350年之久。在最初的100年間，經過樹洛干、阿豺等幾代國君的努力開拓和苦心經營，吐谷渾逐步成為西部地區的一個小強國。為了求得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四周強鄰環伺的情況下，吐谷渾整體上採取了與其他國家和平交往的策略，不斷接受各個強國的各種封賜，同時長期向它們朝貢。可以說，吐谷渾是一個在夾縫中努力做到左右逢源的國家。
　　
　　吐谷渾在中國歷史上最為光彩的一頁是他們在經濟活動和東西方文化交流上所起的作用。
　　
　　開闢於西漢時期的絲綢之路青海道，在漢朝以後曾經一度冷清，到了吐谷渾時期，青海道開始被重新利用起來，成為當時交通和貿易的重要通道。由於青海道橫貫吐谷渾國境，所以也被後人稱之為「吐谷渾道」。當時的吐谷渾道可謂四通八達：向東可達北朝的北魏以及後來的北周；向南可以沿黃河南岸到達洮河上游地區，並經由此地到達建康（今南京）；向西可達西域；向北可以穿過河西走廊，到達柔然、東魏和北齊。
　　
　　吐谷渾人在這條路上首先充當了外國使節和商人的翻譯和嚮導。中亞和西亞的一些國家的使臣來南朝時，都是由吐谷渾人帶領，經過吐谷渾道到達中國的。除去穿梭來往的使節，在這條路上絡繹不絕的還有東西方各國的商人，以及去西天取經的和尚和東來傳法的印度僧侶。
　　東西南北各色人等的往來交通，使自漢代以來的中西文化交流得以延續，同時也對吐谷渾自身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吐谷渾人原本並不信奉佛教，但在慕利延統治後期，佛教開始在吐谷渾流行，原因便是佛教經吐谷渾道從西域和南朝傳入吐谷渾。這也說明了吐谷渾道對吐谷渾的文化和宗教的深刻影響。
　　
　　當然，吐谷渾人在這條路上從事的最主要的活動是和外國商人進行中轉貿易，並由此介入國際貿易；同時，他們還與南朝和北朝從事「以獻為名，通貿市買」的商業活動。在這種大規模的國際貿易中，吐谷渾靠著「中介」的地位，賺取了豐厚的利潤，許多富商大賈腰纏萬貫，「潑天富貴」，以至於國家的財政支出由這些人承擔。公元553年（西魏廢帝二年），吐谷渾可汗誇呂派使團到北齊去朝貢。西魏涼州刺史史寧探知使團返回的消息后，率兵襲擊，俘獲跟隨使團的商人240多人，奪得駱駝、騾子共計600多頭，各種絲綢彩絹上萬匹，其貿易規模之大，即便在今天看來也令人驚訝不已。
　　
　　1983年以後，在都蘭縣的吐蕃墓葬中陸續發掘出大量的絲織物，品種有錦、綾、羅、緙絲等，幾乎包括了目前已知的唐代所有的絲織品種，以及中亞粟特人的「波斯錦」，其數量之多、品種之全、圖案之美、技藝之精、時間跨度之大，都實屬罕見。這些絲織品以及其他大量的出土文物，為青海絲綢之路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充分證明了這條路線的重要性。
　　
　　在青海省會西寧的黑市上，販賣吐蕃大墓文物的活動十分猖獗。市場上偷賣的某些都蘭吐蕃大墓文物可能比正式發掘出的還要珍貴許多。而在十幾年前，許多珍貴的絲織品就已經流失到海外了。遙遠時代的吐谷渾人肯定無法想象，他們苦心經營和偽裝的墓葬居然如此輕而易舉地遭到瘋狂盜掘。
　　
　　絲綢之路上最後一塊處女地正在遭受巨大災難。這是文化上的災難。

葉迦獨避禍遠走，竟成南詔王之祖
　　
　　隋唐時期，在今雲南地區錯雜散居著許多部落，名號繁多，難以勝計。就種族來說，主要有白蠻與烏蠻。
　　唐初，烏蠻大體仍過著畜牧生活，還不會紡織，男女都用牛羊皮製衣，其社會發展較白蠻落後。從7世紀初葉到中葉，烏蠻征服了當地的白蠻，建立起六個詔。烏蠻稱王為詔，六詔就是六個王國。六詔是：蒙舍詔，在今巍山縣境，因地居最南，故又稱南詔；蒙嶲詔，在今巍山縣北部，為蒙舍詔北鄰；越析詔，在今賓川、風儀二縣；邆賧（téng dǎn）詔，在今鄧川縣；浪穹詔，在今洱源縣；施浪詔，在邆賧詔東北。
　　公元654年（永徽五年），蒙舍詔張樂進求讓位於為避仇來到南詔定居的細奴邏。細奴邏即位后，遣子入唐為質，以求得到唐的保護。
　　7世紀70年代以後，吐蕃勢力進入洱海湖區北部。南詔距離吐蕃最遠，受威脅較小，因此仍依附於唐朝。唐朝為了抵禦吐蓄，大力支持南詔進行統一戰爭。公元713年（開元元年），玄宗封南詔皮羅閣為台登郡王。公元729年（開元十七年）2月，唐打敗吐蕃，攻下昆明鹽城（今鹽源）。六詔中的鄧賧詔、浪穹詔、施浪詔依附於吐蕃，而越析詔、蒙崔詔及蒙舍詔（南詔）歸附唐王朝。
　　到南詔王皮羅閣時，南詔實力最強，打算一統六詔。唐王朝為減輕與吐蕃接壤的邊患，鼎力支持南詔統一各部落。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南詔先後征服了西洱河地區的白蠻諸部，取代了「白子國」，並滅了其他五詔，統一了洱海地區，建立了統一的南詔國，定都太和城（大理市南）。南詔統一洱海地區，無疑是唐朝統一天下的一個重要步驟，既為漢族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在雲南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也為白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為嘉獎南詔皮羅閣統一洱海地區的功勛，唐廷於公元738年（開元二十六年）冊封他為「南詔王」。
　　然而，南詔的野心沒有就此終止。在統一六詔成功后，他們希望統治更大的區域，這就與希望周邊小國相互制衡的唐朝發生了矛盾。
　　南詔統一洱海地區后不久，利用滇東爨（cuàn）部的動亂，揮戈東進兼并爨部，與唐朝發生激烈衝突。南詔在吐蕃的支持下大敗唐軍。唐朝自天寶戰爭失利后，被迫退出雲南。南詔迅速擴大勢力，統一了雲南。由於南詔打敗唐朝主要依靠吐蕃的支持，所以，吐蕃對南詔在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的控制不斷加強。自秦漢以來，漢文化已在雲南深深紮下了根，但在天寶戰爭后，因唐王朝政治與軍事力量退出雲南，漢文化對雲南的影響有所減弱。
　　此後，南詔與唐朝和吐蕃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天寶戰爭后，吐蕃的政治與軍事力量在南詔不斷增強，南詔的部分典章制度受到吐蕃的極大影響。但是，吐蕃對南詔的控制是十分短暫的。不到半個世紀，南詔還是「棄蕃歸唐」了。公元794年（唐德宗貞元十年），南詔在洱海邊的點蒼山神祠與唐朝使臣舉行盟誓，南詔之主異牟尋面對天、地、水三大自然神與五嶽四瀆之靈，率文武大臣發誓：「請全部落歸附漢朝（即唐朝）」，南詔管轄的各部落首領也表示：願歸清化，誓為漢臣，永無離貳。唐廷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賜「南詔印」；以南詔統領的疆域設置「雲南安撫使司」，政區長官為「雲南安撫使」，由劍南西川節度使兼任，南詔由雲南安撫使節制。
　　自這次南詔再次歸附唐朝後，南詔擺脫了吐蕃的抑制和壓迫，社會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洱海地區成為南詔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縣）為中心的十瞼（賧）是南詔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中心。這十賧是：雲南賧（今祥雲、賓川）、品澹賧（今祥雲縣城）、白崖賧（今彌渡紅崖）、趙川賧（今大理鳳儀）、蒙舍賧（今巍山）、蒙秦賧（今漾濞）、邆川賧（今鄧川）、大和賧（又作矣和賧，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賧（今大理縣古城）、大釐賧（又作史賧，今大理喜州）。在十賧地區，以往的昆明蠻、雲南蠻、哀牢蠻、西洱河蠻、僰、漢姓等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區域，在長期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交往中，相互交流，相互融合，原來諸蠻部之間的差別逐漸消失，形成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政治體制、共同的語言與共同的文化，融合為一個新的人們共同體。原來的哀牢、昆明、雲南、弄棟、青蛉、河蠻等蠻名也隨之消失，就是唐代初期「烏蠻」、「白蠻」的界限也不復存在，出現了共同的專用名稱。
　　公元9世紀30年代以後，南詔和唐的矛盾再度激化，不斷發生戰爭。公元830年（文宗太和四年），南詔攻陷成都，大掠男女、百工數十萬人及珍貨而去，給唐朝造成巨大損失。
　　公元877年（唐僖宗乾符四年），南詔酋龍卒，子法（隆瞬）即位，自號「大封人」。「封人」又作「封民」。「封」古音讀「邦」，意義也相同。「封」、「邦」、與「僰」讀音相同。「封人」就是「僰人」。南詔將洱海的十賧稱為「大封民國」，也就是「大僰國」。「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這個專用名稱的出現，標誌著洱海諸蠻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衝突與融合，形成一個在中國歷史上產生重大影響的民族：白族。
　　在強大的唐朝的影響下，南詔迅速發展，參照唐制建立了相當完備的政權組織，還實行了均田制度。南詔的紡織技術原來比較低，但自從成都的織工進入雲南后，南詔的紡織技術就趕上了唐朝的水平。南詔的冶鍊技術也相當進步，它所產的浪劍、郁刀、鐸鞘等武器鋒利無比，素負盛名。南詔的建築大多模仿唐制。現存南詔時期的大理崇聖寺塔，巍峨壯觀，就是由漢族工匠恭韜、微義設計建成的。
　　在南詔後期，大臣專權，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公元902年（唐天復二年），漢族大臣鄭回的七世孫鄭買嗣推翻蒙氏南詔，自立為王，改國號為「大長和」。在經歷了「大長和」、「 大天興」和「大義寧」之後，才出現了我們所熟知的大理國。

南詔遷都，古國走向巔峰
　　皮羅閣統一六詔之後，將統治中心從巍山（位於雲南省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南部）遷到蒼洱（即雲南蒼山、洱海）地區。從此以後以後，雖然南詔國國都在大厘（位於大理市喜洲鎮）、太和城（位於大理市七里橋鄉太和村西的鶴頂峰麓）和羊苴咩城（又作陽苴口草城，位於大理城南的蒼山中和峰下）三地屢屢變動，但都是在蒼山以東和洱海西岸兩關（龍首關和龍尾關）之間，時間長達163年，沒有大的變動。這是當時社會的自然、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因素相互作用所決定的。
　　遷都並不只是表示一個地理位置的變動。一個政權，一旦有意識地遷移統治中心的地處，大多最終會選擇一個比原來地處條件更好的地理位置，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在當時必然佔有優勢、有長遠利益。這樣的遷都。常常使政權走向強盛，走向巔峰。但是，遷都如果是由天災人禍所逼迫，就常常是一個政權開始風雨飄搖，走向衰亡的徵兆。殷商王朝早期曾經頻繁遷都，直到盤庚統治時才最終定都在安陽（今河南）。此後，殷商王朝就進入一個有273年穩定發展，走向巔峰的時期。而東漢末年由於權臣作亂，都城被迫在董卓等人的命令下屢屢變遷，成為東漢滅亡的不幸標誌。
　　對南詔而言，都城從巍山遷到蒼洱地區，是謀求自身發展的重要選擇。它的遷都，在自然、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都是非常明智的。
　　南詔之所以從巍山遷都蒼洱地區，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就是兩個地區的地理環境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南詔的發祥地巍山，地處在哀牢山和無量山的北端，在蒼洱地區的南面。那裡也有適於人類生存發展的平坦地帶。唐代前期，那裡土地肥沃，是種植禾稻的好地方。但是，巍山的氣候，乾濕季節分明，春季乾旱非常嚴重。而且，周圍峻峭的山嶺阻礙了與外界的交通。更不利的是，根據古代文獻記載，巍山一帶瘴癘橫行。瘴癘是指亞熱帶潮濕地區流行的惡性瘧疾等傳染病，在古代可以直接威脅人的生命。相比之下，當時蒼洱地區兩關之間的自然環境、交通和社會經濟等發展狀況遠遠優於巍山。將都城從巍山遷到蒼洱地區，無疑是最佳選擇。
　　南詔遷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治因素的驅使。當時，年輕的南詔充滿活力，雖然它在唐王朝的支持下基本統一了洱海地區，但這並不是它的最終目的。作為一個新興的少數民族政權，發展自身，尋求擴展，壯大勢力才是他們的理想。遷都蒼洱地區10年後，南詔在唐朝與爨部的矛盾中插手併兼並爨部，而後又起兵叛唐，就是因為南詔原本就想擴張勢力，遷都正是勢力擴張的前提。定都於蒼洱之間，進一步可以通好唐朝，退一步可以結交吐蕃；往東可以進佔滇池地區,往西可以通過控制永昌，將更遠的西方納人南詔王的視線。
　　皮羅閣，這位智慧的南詔王，他在公元739年（唐開元二十六年）的遷都之舉為他的繼承者鋪墊了一條通往巔峰的道路。
　　皮閣羅首先把都城定在太和城。
　　太和城建在蒼山佛頂峰和五指山之間的緩坡上。蒼山的險峻在古城的西面成就一道天然屏障，洱海水域又在古城的東面隔出一片蒼茫。要想逾越蒼山和洱海都是非常不易的，因此，南詔沒有耗費精力，像中國大多數城市那樣建造方形城。太和城在修建上主要加強了南面和北面的防禦力量，城牆主要建造南、北兩道，西面向蒼山敞開，以山為牆，東面向洱海敞開，以水為池。但太和城的內城金剛城的西半部城牆和外城南北城牆的西段，實際起到了西城牆的作用。
　　太和城的城牆主要為夯土築成，在不同的地段，又根據地勢、土質情況雜以岩石沙土。南詔人在建城牆的同時，再次利用了蒼山的地勢，在有的地段利用山坡與溪流相間所形成的溝壑，大大增加了城牆的高度；又以蒼山奔流而下的溪水作為古城天然的城壕。這樣，「以山為壁，以水為壕，內高外下，仰攻甚難」。
　　為了加強都城外圍的防禦，皮羅閣在太和城北的32公里處築「龍口城」，用以阻絕北方的敵人；閣羅鳳時又在太和城南面約13公里處，西洱河的北岸築「龍尾城」，以抵擋南面、東面和西面的進攻。兩座城池就像都城的南北門戶，形成犄角之勢，有效地保障了都城的安全。
　　關於太和城的宮殿和的遺存，目前大多無法確指。史書中記載的金剛城，是南詔的避暑宮，位於太和城的西端。今天，在城牆的西部已經發現有南北兩個城門的遺址，在城牆西端有一個較大的夯土台基遺址，很可能就是當年南詔大型建築的基址。不過，根據避暑宮所處的位置看，它地處全城的西端，並且處於全城的制高點上，所以，這座宮殿絕非一般的避暑宮，有極其明顯的防禦作用並且很可能有建中立極的政治寓意。
　　太和城的建築極有特點。史書中記載說太和城的街區巷陌都是用石頭壘砌而成，高有一丈多。這種以石頭壘砌成的城牆、街區曾經連沿數里不斷。這樣一種用石頭作為建築原材料的習俗一直延續至今。今天，如果你在大理古城漫步，依然可以看到那些極具個性的建築。這樣的建築風格樸實無華，以石頭的本色構建出一種自然之美，和諧之美。
　　南詔統一后使用過的第二座都城就是大厘城。
　　大厘城又名史城、喜州城、喜洲等。在南詔統一后使用過的三個都城中，大厘城位於大理壩子中最為平坦的地方。早在唐朝初年，它就是一個人煙繁聚、交通便利的處所。所以，南詔以前的鄧賧詔等及以後的南詔詔主對大理城都有一種偏愛。
　　大厘城原為河蠻（即西洱海河區的白蠻）所居之地。公元 737年（唐開元二十五年（，皮羅閣聯合鄧賧詔首領咩羅皮攻打河蠻，戰勝后，咩羅皮分得大厘城。數月之後，皮羅閣又攻打咩羅皮，奪取了大厘城。
　　在南詔第五代國主閣羅鳳時期，閣羅鳳常常在鄧川城、太和城和大厘城之間活動。在南詔第六代國主異牟尋時，就曾經於784～786間在大厘城居住過兩年，當時叫作史城。到第十代國主豐祜統治時期，於827年（唐文宗太和元年）又建喜洲土城，並且將王宮遷到那裡。遺憾的是，關於豐禧在喜洲的情況沒有更為詳細的資料，甚至什麼時候又回到羊苴咩城也不清楚。
　　無論大厘城為都的時間有多久，大厘城地勢平坦、交通便利、人煙繁盛，是它得天獨厚的地理和資源優勢，這些一直是大厘城可以作為蒼洱地區一個經濟型城鎮發展的重要基礎。但是，作為一座都城，無險可倚則是喜洲的致命弱點。所以，南詔以後，再也沒有統治者將它作為政權中心的所在地。
　　羊苴咩城是南詔最終選擇的都城。羊苴咩城北城牆依梅溪修建，溪水深溝成了天然的護城河，大理羊苴咩城城牆用土夯築，殘高約5米，長達1500米。據史書記載，大理羊苴咩城南城牆應在龍泉溪旁，但城牆遺跡不明顯。
　　早在六詔與河蠻並存時期，大理羊苴咩城就是大理洱海地區一個較大的村邑，已具有城市雛形，是皮邏閣統一六詔、征服河蠻后佔領的城邑。閣邏鳳曾對大理羊苴咩城進行擴建，使其成了南詔的重要城鎮。公元779年（唐大曆十四年），南沼王閣邏鳳死，因其子鳳迦異早逝，而立其孫異牟尋為南詔王。此時，正值南詔、吐蕃聯軍進犯西川（今四川），遭到唐將李晟（chěng）的痛擊。吐蕃責怪南詔，貶異牟尋為「日東王」，使南詔降為吐蕃屬國。異牟尋是一個飽讀史書、有才智、得人心的人。他發現叛唐投靠吐蕃后受到了吐蕃的侮辱，因此希望重新歸附唐朝，但又害怕吐蕃興師問罪，便修建了三陽城作防禦吐蕃城垣，並於公元779年將王都從太和城遷至羊苴咩城。
　　羊苴咩城和太和城一樣，只有南、北兩道城牆，西依蒼山為屏障，東據洱海為天塹，形勢十分險要。據《蠻書》記載，羊苴咩城方圓有15里，城內建有南詔宮室和高級官吏的住宅。羊苴咩城南、北兩座城門之間由一條通衢大道相連。城內有一座高大的門樓，在左右有青石板鋪墊的高大台階。從羊苴咩城南城門樓進去，走300步就到第二座門樓，城兩旁又有兩座門樓相對而立。這兩座門樓之間，是高級官員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的住宅。進第二道門，走200步到第三道門。門前置放著兵器，門內建有兩座樓。第三道門後面有一照壁，走100步就可以見到一大廳。這座大廳建築宏偉，廳前建有高大台階，廳兩旁有門樓，廳內屋子層層迭迭。過了大廳，還有小廳。小廳後面是南詔王的宮室。公元856年（唐大中十年），南詔王勸豐佑在羊苴咩城內修建了一座宏偉的建築物——五華樓。這個巨大的樓閣周長有5里，高33.3米，可容納萬人，是南詔接待西南各部落酋長的國賓館。
　　南詔的國都從皮閣羅定都太和城，到了異牟尋定都羊苴咩城，是南詔政權的統治中心不斷調整和適應社會發展的重要舉措。雖然三座城都地處蒼洱地區，但是彼此又存在差異。三座城池中，大厘城的地處最為平緩開闊，生活方便，最適合人類生存發展。但是，當一個政權還處於擴展勢力的階段時，地勢平緩在防禦方面就是一種缺憾。與大厘城不同的是，太和城和羊苴咩城同處於蒼山的緩坡地帶，都是依山而立的城市，具有較好的防禦能力。但羊苴咩城和太和城又有不同，羊苴咩城較太和城明顯北移約7公里左右。這種北移有極大的合理性，有利於城市的發展。若對兩城的地理環境細加分析，人們就會發現太和城雖然西倚蒼山，東面洱海，但蒼洱之間僅有一狹窄的區域。作為防禦，這對太和城無疑是一種優勢，但如果作為一座要發展的城市，它卻是一種局限。羊苴咩城也是西倚蒼山，有了防禦的優勢。在其往東一直到洱海之間的地區，是一片相對平緩和寬闊的空間地帶。這一點，尤其利於人們的生活和發展，利於城市的發展。
　　南詔與唐王朝、吐蕃的關係時戰時和，局勢並不十分穩定，蒼洱地區的北面一直是南詔政權重點防範之地。大厘城在羊苴咩城北約40里處，有先遇兵鋒之患；又由於它地處平緩開闊地之間，在防禦方面有明顯不足。僅就一般城市而言，城市的地處、人口、產業、交通等對其經濟的發展有直接影響，但是作為政權的中心所在地，如果僅有經濟發展條件而沒有軍事防禦條件是難以想象的。所以，雖然大厘城比羊苴咩城、太和城有更好的發展條件，但是終究因為防禦條件較差而被放棄。而南詔綜合各方面的因素，最終以羊苴咩城作為政權統治中心所在地就在情理之中了。
　　正是由於羊苴咩城的地處同時具有政治經濟軍事因素的優越性，使得太和城和大厘城的發展始終沒有超過它；而羊苴咩城不僅作為雄踞一隅的南詔國國都，也作為後來大理國的國都，行使著統治中心的職能，幾百年而不衰。

三敗大唐，南詔雖小不容小視
　　公元748年（天寶七年），唐朝立閣羅鳳為雲南王。為加緊控制洱海地區，唐王朝修築安寧城，遭到爨氏各部反抗，唐王朝派兵將其鎮壓，閣羅鳳隨即拉攏爨氏各部，奏請朝廷謝罪。
　　為加強與爨氏部落關係，閣羅鳳將女兒嫁給爨歸王之子守偶，另一女嫁給爨崇道之子輔朝，南詔勢力由此進入滇池地區。唐王朝認為此舉於己不利，派李宓（mì）以反間計挑起爨氏內訌。在一場政治陰謀下，爨崇道殺死爨歸王，爨歸王之妻阿奼向南詔求救，南詔立即出兵殺死爨崇道父子。唐朝對此非常惱火，與南詔關係急劇惡化。
　　為了打擊南詔，唐朝計劃以皮羅閣另一子於誠節取代閣羅鳳，並加倍征取糧稅以削弱南詔勢力。這時，雲南太守張虔陀向朝廷告發閣羅鳳謀反，閣羅鳳起兵殺死張虔陀，佔領了姚州等三十七郡。
　　唐王朝西川節度使楊國忠派鮮於仲通、李暉、王知進率兵八萬，分三路進兵征伐南詔。南詔節節敗退，向唐朝謝罪，並威脅要向吐蕃投降，被唐朝所拒。南詔於是向吐蕃求救，在吐蕃的援助下，南詔將唐軍打敗，吐蕃與南詔由此結為兄弟之邦。這一年，也就是公元752年，南詔改元為贊普鍾元年。第二年，唐朝派兵再置姚州，以賈顴（quán）為都督，發兵三萬攻南詔。但賈顴被生擒，全軍覆沒。
　　公元754年（唐玄宗天寶十三年），唐朝發七萬唐兵再向南詔進軍，結果再次大敗，許多唐軍戰死。閣羅鳳說：「生雖禍之始，死乃怨之終，豈顧前非而忘大禮？」於是，他下令修築「大唐天寶陣亡戰士冢」（俗稱萬人冢），並在太和王都立大碑，刻石寫上「叛唐不得已而為之」等字句。
　　唐軍在天寶戰爭中的慘敗，丞相楊國忠卻向唐皇報捷。明代萬曆雲南總兵鄧子龍看了「萬人冢」后感慨地寫道：
　　
　　唐將南征以捷聞，誰憐枯骨卧黃昏？
　　唯有蒼山公道雪，年年被白吊忠魂。
　　
　　唐末南詔戰爭爆發的原因，有人說是因為唐朝末年政治腐敗，不能較好地執行政策，以致激起與南詔的戰爭；有人則說純屬南詔政權的奴隸主統治階級為謀求其階級利益而戰。這些見解，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僅從階級分析的觀點去看待這一歷史事件，未免失之簡單化。唐末南詔戰爭的起因可分為「深隱層次」的因素和「表顯層次」的因素兩大類。兩種因素互為因果，前者表現事物的實質，後者表現為前者的現象和反映。
　　從民族關係來看，自唐代以來，北方諸民族的強盛，構成了與中原關係的主要民族矛盾，常與唐王朝相抗衡者，前為突厥，後為回紇、高麗、吐蕃。幾百年間，唐王朝與這些民族的戰爭，使自己陷入疲於奔命、應接不暇的狀況。而中原能在這些戰爭中取得勝利，一部分原因是唐王朝國力強盛，軍威壯猛，唐室君臣能發奮自強；另一部分很重要的原因，則是因為突厥等民族本身的腐敗、動亂所致：再一個原因，是由於另外的少數民族的興起和強大，與原來的老牌少數民族政權有你死我活的矛盾。例如突厥之敗亡，就是這一規律的體現，突厥內部分化為西突厥、東突厥幾部，加之天災頻仍，牧業不振，貴族奴隸主階級又攻伐篡奪不止，無法傾全部精力和武裝對付中原王朝的進攻。再者，與突厥接壤的部族回紇、薛延陀，此時乘機興起，傾向唐室，共同反擊突厥，這就給唐王朝一個可乘之隙。而回紇日後的滅亡，更是與吐蕃的壯大有關。陳寅恪先生曾說過：「回紇自唐肅宗以後最為雄大，中國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災黨亂擾其內，黠戛斯崛起侵其外，於是崩潰不振矣。然考之史籍，當日中國亦非盛強之時，而能成此攘夷之偉業者，雖以李文饒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無乃由堅昆之興起，遂致回紇之滅亡歟？」而吐蕃之興起，則使唐王朝陷入兩面受敵的困境。因為在吐蕃為害期間，高麗戰爭還在進行。當時唐朝的首都在長安，西北成為全國武裝力量部署的重點。高麗戰爭的輸與贏，對唐朝的政治中心不會有直接的威脅。而吐蕃的壯大，則從西方直接虎視著關中。所以唐王朝理所當然地把吐蕃作為防禦的重點對象。正是由於在西部被吐蕃所牽制，唐朝在東北的高麗戰爭不得已才採取了消極退守之策略。唐代的民族關係，正是在以上所述的互相牽制、遞相隆替的情況下，向前進一步發展著。
　　到了唐文宗時期，西南的強大民族吐蕃開始走下坡路了。史稱此期間「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新唐書•吐蕃傳》亦說此時的吐蕃「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到了武宗會昌四年，唐朝進入了對吐蕃進行反攻的戰略態勢。「朝廷以吐蕃內亂，議復河湟，乃以給事中劉濛為巡邊使，使先備器械糧糗，詗吐蕃眾寡以聞」。從此以後，直至懿宗時期，唐王朝和吐蕃之間進行了一場決定性的大戰，以吐蕃的衰敗和唐王朝的元氣大傷而告結束。而在此期間，南詔政權卻乘機崛起，給在對吐蕃戰爭中已無暇息的唐王朝構成了嚴重的威脅。南詔深知唐廷已極端虛弱，隨時可尋機與唐決一雌雄，以不失壯大自己國力的良機，加以吐蕃已極度衰微，構不成對南詔的後顧之憂。所以在這種三方關係的力量消長現實面前，南詔具有發動戰爭和打得起這一仗的可能性與條件。由此而知，咸通年間的南詔戰爭，乃勢所必然。
　　從南詔內部的情況來看，其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政治結構特點，也決定了它與唐王朝戰爭的必然性。首先，南詔統一了六詔以後，國力日益強大。鐵農具的廣泛使用，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對開發洱海地區的經濟，起子巨大的作用。農業和畜牧業不但有了分工，而且迅速發展起來，出現了較多的剩餘產品，為奴隸主剝削廣大奴隸提供了可能，並且由於國庫充盈，為掠奪戰爭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城鎮的出現和發達，形成了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為維護南詔的統一局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它的政權結構的多民族性的特點，也易於產生統治與被統治的民族、部族之間的奪權和鬥爭，哪一民族要想在洱海地區站穩腳根，就必須打敗對手，制約異族，並不斷擴充疆域，以獲取更多的生存空間和更大的發展餘地。其次，南詔政權組織的仿唐性，亦是決定其向內地滲透擴張的一個內在因素。它要求與唐疆合而為一，只不過不是以臣服的身分，而是以入主者的姿態來實現這個目的。再次，南詔社會經濟的跳躍性發展，也在某種因素上變成了這次戰爭必然爆發的動力。由原始生產方式一躍而受到進步的封建生產關係的影響，勢必會使其內在的經濟結構發生巨大的嬗變，而作為這種結構的敏感中樞的上層建築尤其是政權組織，便必將相應地作出滿足其新形勢下生產關係的種種需要之選擇與決定。簡言之，其社會經濟的跳躍性，決定了它固有的軍事擴張性質。加上如前所述的南詔統一后的經濟、軍事實力，使其與大唐帝國的衝突，乃成為勢所必然之事。
　　從唐王朝這方面來看，為天災人禍相尋，財政匱竭，經濟破產，民不聊生，遂導致國力劇弱，形成了南詔發動侵邊的最佳時機。首先，是由於政治敗壞，皇帝不行仁政，荒淫無度；大臣沒有幾個忠誠的，奸臣反而招搖過市。貪臣斂財，奸吏弄法，民怨沸騰。貴族與富豪也依仗特權為害鄉里，從唐中宗時代起，歪風邪氣愈演愈烈。唐懿宗執政后，更是日益敗壞。唐懿宗這個人才質庸下，又不關心國事，只知奢侈享樂。有君如此，其臣可知。雖然有幾位大臣尚屬廉儉貞苦之臣，卻或遭奸人讒擠，或已年老無用。可以說，咸通之際，唐朝統治已是出千瘡百孔、奄奄一息，政權機器已難以正常運轉了。不僅如此，從公元860年（咸通元年）起，天災也屢屢發生，對困境中的唐朝來說不啻雪上加霜。
　　政治腐敗，天災頻仍，相互作用，造成了唐朝經濟的潰崩。貧民或餓殍載道，或流散轉徙，逃亡他鄉，群起造反，形成了全國性的大動亂局面。
　　唐與南詔儘管有和睦友好的日子，有利於西南地區社會發展和經濟水平提高，但由於雙方各自的階級利益，因此和睦只能是暫時的。
　　雲南各詔原本因未能統一，經濟與軍事實力無法與唐抗衡，只能臣侍唐朝。然而，隨著皮閣羅統一六詔，隨著唐朝與強盛的突厥、吐蕃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南詔強盛起來，再也不聽憑唐朝的擺布了。而且，對於與南詔的矛盾，唐朝沒有正確處理矛盾，而是一味採用鎮壓的方法，致使雙方關係遭到破壞，南詔擊敗唐兵，反叛唐朝，歸附吐蕃。經南詔謀臣鄭回和唐邊吏韋皋等人的不懈努力，南詔終於在德宗年間與唐朝重修舊好，握手言和。以後半個世紀中，唐與南詔之間相安無事。然而，這數十年間；唐朝與南詔約定合攻吐蕃，南詔屢得勝利，而唐朝卻一無所獲，致使南詔又得以發展，才與唐朝再度發生戰爭。南詔在軍事上佔了上風。到唐宣宗大中末年，南詔便成了唐朝最大的邊患。
　　唐朝始終沒有對南詔的實力作出過公正客觀的估價對南詔的威脅沒有足夠的重視，只是把它作為唐與吐蕃戰和關係的工具。南詔正是利用了這一時機，潛蓄暗長，乘機壯大了自己，從而成了新時期下唐王朝的新威脅。
　　在錯誤估計形勢的基礎上，唐朝對南詔採取了一系列破壞民族政策的行動。自公元829年（大和三年）的戰爭后，唐朝對南詔採取懷柔政策，但這個政策卻—直未能兌現，反而連續發生唐朝守將破壞懷柔政策的事件和行為。種種事件，加深了唐與南詔之間的矛盾。
　　南詔統治集團內部也不斷發生主戰派佔上風的變化。南詔王不能一人說話算數，而要受清平官們的制約。所以，就會出現前後諸王對唐態度不一的情況，如皮邏閣主和，而閣羅鳳則主戰，異牟尋則忽戰忽和。到豐祐繼位后，本來仰慕中國，主張與唐保持和睦關係，但掌握實權的大臣嵯巔並不執行主和政策，為提高他們在國內的地位和奪取更多的財富而經常進攻唐朝，而且受到越來越多的戰士們的擁護，尤其是得到新加入南詔的尋傳蠻、驃蠻、施蠻、順蠻、么些蠻等少數部族首領的支持。
　　總之，種種原因，使得唐朝與南詔無法和平相處，並造成了盛唐不強，南詔不弱的形式，難怪南詔這個西南小國能屢屢擊敗唐朝這個中原大國了。

大長和，南詔的尾聲
　　
　　「五代十國」時期，中原內地軍閥割據，政權更迭頻繁。地處西南邊疆的雲南，也經歷了一個地方政權更迭的動蕩時代。直到大理國建立，雲南才恢復平靜。
　　
　　鄭回歸化南詔，成為南詔大姓貴族的重要人物，鄭氏家族也便在南詔繁衍。到第九代南詔驃信隆舜時，距鄭回人南詔已140餘年，鄭氏家族也傳到了第七、八代。按一般正常情況計算，這時的鄭氏子孫已不下三、四百人、連娶進的媳婦，鄭氏家族的人數可能還要更多，已經發展成為南詔的大姓之一。
　　
　　至今仍有鄭氏家族聚居的白族村莊，也有奉鄭回為本主的本主廟。大理城東門的清官廟是供奉鄭回的本主廟，正確稱之應為清平官廟，民國年間李根源先生曾為之題書 「鄭公祠」的匾額。洱海東岸挖色王氏一直傳說：賓川鄭氏歷代與王氏認本家，來挖色共同祭祖。原因是鄭回人南詔時是被王氏所俘，收為義子，更名王蠻利，所以王氏是發過相、發過王的家族。通過拜寄收義子，改姓聯宗的習俗至今仍在白族中存在。
　　
　　鄭回在南詔久居相位，與蒙氏王室有特殊的關係，鄭氏家族自己擁有優勢的文化傳統，因此子弟在南詔歷代都有位居高位者，在南詔朝廷中形成一股文官家族勢力。至鄭回七世孫鄭買嗣時，南詔驃信隆舜 「又多嬖倖，好田獵，縱殺戮」，「失下人心」：鄭買嗣又善於逢迎拍合，深得隆舜信任，得居首相地位，在南詔朝廷內廣布腹心，又與高贊為首的高氏武裝勢力協謀．得以專斷國政。
　　
　　隆舜後期走上了荒唐帝王迷信神佛丹藥的老路。沉溺於主持道場，練功法、服丹藥．最後對這種百無聊賴的荒唐帝王生活感到索然無味，要通過服丹藥人定成佛。鄭買嗣便乘此機會秘密指使監臣 （侍臣）楊登將隆舜害死。以偽造隆舜遺詔取得掌握全權的 「國老」資格，將蒙氏王朝的王位繼承人舜化貞完全當作了卑鄙的傀儡。以舜化貞為南詔驃信的五年時間只不過是王朝姓氏由蒙氏變為鄭氏的過渡時期．此時鄭買嗣已經掌握了南詔朝廷的一切權柄。當時機完全成熟，鄭買嗣便於唐昭宗天復二年 （南詔中興五年公元902年）七月，謀殺舜化貞，繼之又謀害舜化貞的嬰兒，清除了南詔王統的直系繼承人，正式登上最高權位，完全代替蒙氏王朝，建立鄭氏王朝。
　　
　　 南詔立國150餘年，促進了雲南社會 的發展，邊緣各節度地區也得到了開發。各節度地區的中心地帶也趕上了洱海區域的發展程度。分守各節度區的大姓貴族都擁有了自成體系的充足的經濟實力；通過歷次對外擴張戰爭，各自的軍事實力增強，逐漸有了可與南詔王中央集權抗衡的資本。
　　
　　鄭氏得國，首先為其創造條件的是蒙氏王室自身的腐朽、衰敗。其次是各自蠻大姓勢力的膨脹和進逼。鄭氏是白蠻大姓勢力中居於有利地位的捷足先登者。然而鄭氏大姓位居中央，雖有文官的行政握權優勢，但缺乏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後盾，所以要援引高氏勢力作為後援，這也就是鄭氏政權脆弱的原因。
　　
　　鄭買嗣得國后的舉措是：
　　
　　首先，殺蒙氏八百餘口於五華樓前，根絕蒙氏復辟後患。
　　
　　其次，仍定國名為「大封民國」，以順應雲南各族當時普遍白化的傾向。經過南詔的150餘年的統一，互相頻繁接觸，融合，原來不同民族的人們通行了共同的語言，有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狀態，逐漸認可共稱白人，白民，所以隆舜時便將南詔國自稱為「大封民國」，意即白人之國、白民之國、大白國的意思。這一國名也順應了白蠻大姓在國內佔據優勢地位的優勢。鄭氏王朝又定國號為大長和國，改元安國，表示要調和蒙氏王朝後期尖銳的社會矛盾，安定國內形勢。
　　
　　第三，建立鄭氏自己的社稷、宗廟，確立鄭氏王統地位。一切政權機構仍按蒙氏王朝舊制運行。鄭氏王朝實質只是通過宮廷政變改變了王朝姓氏。鄭氏王朝大長和國實質仍是蒙氏王朝南詔國的延續。
　　
　　第四，將五華樓前蒙氏王朝所立的撫《運碑》改刻為《高公輔政碑》，確立支持其篡國的高氏白蠻大姓勢力的地位，以調和內部矛盾和鎮攝其餘大姓勢力。
　　
　　第五，由於鄭氏王朝本身的脆弱性，為了增加自己的強勢形象，只好藉助造神運動。立即建普明寺、又鑄佛一萬尊。一方面為超度蒙氏被殺的800餘口，以安撫人心；更主要的還是為鄭氏王朝自己尋求神靈、佛法的庇護，為自己增添神聖的光圈。
　　
　　公元909年 （鄭氏大長和國安國七年，後梁開平三年）八月，鄭買嗣亡，子鄭曼即位，時年21歲。鄭買嗣在位7年。這7年都是在風雨飄搖的形勢中渡過的。
　　
　　鄭曼即位時，唐朝已經滅亡，朱溫篡權建立後梁王朝。中原軍閥混戰不已，開始了五代十國時期。沙陀貴族軍閥李克用父子在河東（山西）與朱溫對峙。在四川為軍閥王建割據，建立前蜀國。
　　
　　為了轉移國內矛盾，鄭曼依謀臣建議，貿然發起攻蜀。倉促調集大量軍隊，渡過大渡河，進攻黎州，為王建之兵所敗。被俘、被斬殺、溺水死者眾多，損失慘重。從此鄭氏大長和國便再也無力向外發起武裝攻擊了。
　　
　　鄭曼攻蜀失利，轉而向東方的南漢搞好關係。派其清平官鄭昭淳為使到廣州，以朱鬃白馬為聘，向南漢求婚，要求和親。南漢以增城公主妻之。通過和親，南漢與鄭氏大和國結盟。
　　
　　在中原，朱溫的後梁王朝在與河東沙陀軍閥李克用集團的混戰中失敗而結束。李克用之子李存島建立後唐王朝。在四川的王建前蜀割據政權於公元925年（後唐同光二年）為後唐的魏王李繼笈所滅。後唐魏王李繼笈對雲南的鄭氏大長和國採取了友好的態度，派出了通好的使臣。公元926年 （後唐天成元年）「供奉官李彥楷等雲南使回。」（《文獻通考•南詔》）「（天成）二年（公元927年）七月，遣使入蠻。九月，西川奏：據黎州狀申，雲南使趙和於大渡河南起舍一問，留信物十五籠並雜詩一卷遞至闕下。」（《文獻通考•四裔考》）鄭氏大長和國亦表示與後唐王朝和好的意願。《五代會要》記：「初，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王建後繼者）」昔獲（雲南）俘數千，以天子命，令使入其部，被止於界上，惟國信與蠻俘得往。續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如皮，筆力遒健，有詔體。後有督爽陀酋（南詔官職名）、忍爽王寶、督爽彌勒、忍爽董德義、督爽長恆緯、忍爽楊布燮（南詔官職名）等所署。有彩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築詞。頗有思本朝姻親之義。語亦不遜。」
　　
　　對鄭氏大長和國的史料記載極少，從以上記載可以窺見以下一些情況：
　　
　　1．鄭氏王朝的政權機構組織形式、官制至鄭曼時，仍一如蒙氏南詔國時無什麼重大改變。
　　
　　2．南詔自世隆以後不向唐朝稱臣。鄭氏王朝仍對後唐王朝不表臣屬，但願意以對等國地位與後唐交好、和親。後唐方面也表示了友好的態度。據記載：後唐魏王李繼笈被李存島饞殺后，雲南與中原王朝的往還斷絕。
　　
　　3．雙方以大渡河為界。邊界防範嚴密。大渡河北的黎州成為雙方交往、中轉的主要地點。
　　
　　4．鄭氏大長和國時，其國內文化風氣比蒙氏南詔國時唐風更盛。因為鄭氏家鄭氏大長和國由於自身的脆弱性，對其邊緣地區各部落失去控制能力。這些部落有的向中原各個割據政權聯絡，遣使貢方物，表示願意臣服。可查到記錄者有：公元926年（後唐天成元年）「熹州山後兩林蠻都鬼主右武衛將軍李卑晚差大鬼主傅能阿花等來朝貢，（後唐）明宗引見，加其官遣還。」（《五代會要》）另有「群舸郡清州八郡刺史宋朝化遣使至（后）唐貢方物」。又「昆明大鬼主羅甸王普露當亂世慕中國，亦率其九部落各遣入朝。」（滇《史》）其西南境的開南、銀生節度地區的茫部、和泥、蒲蠻等部落，亦如蒙氏南詔國後期處於各自為政的分離狀態。
　　
　　鄭曼在政治上無什麼建樹，只知迷信方士、丹藥，將自己的命運託付給神佛。迷信祥瑞，接連改元六次，希圖以吉祥年號來保佑自己的地位，相繼改元孝治、貞明、天瑞、景星、安和、貞佑、初歷。在位17年中平均每隔一年改元一次。
　　
　　公元927年（後唐明宗天成二年）鄭曼因服丹藥狂燥殺人，是年八月死。其24歲的兒子鄭隆瞌即位，。
　　
　　鄭隆瞌即位二年後，公元929年（後唐天成四年），劍川節度楊干貞欺鄭隆瞌幼弱，假以朝見入都，殺鄭隆瞌。立鄭氏王朝侍中（宰相）趙善政，改國號為大天興國。鄭氏王朝大長和國結束。
　　
　　從公元902年鄭買嗣篡國到公元929年鄭隆瞌被殺，共傳三世，共存續了26年。這個短暫的鄭氏王朝是一個內部矛盾重重、軟弱鬆散的王朝，談不上文治，更沒有武功。

　　南詔國大事記
　　
　　公元654年（永徽五年），蒙舍詔張樂進求讓位於為避仇來到南詔定居的細奴邏。細奴邏即位后，遣子入唐為質，以求得到唐的保護。
　　
　　公元713年（開元元年），玄宗封南詔皮羅閣為台登郡王。
　　
　　公元738年（開元二十六年），唐廷冊封南詔皮羅閣為「南詔王」。

　　公元794年（唐德宗貞元十年），南詔與唐朝使臣盟誓歸附。唐廷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賜「南詔印」。
　　
　　公元830年（文宗太和四年）底，南詔攻陷成都，大掠男女、百工數十萬人及珍貨而去，給唐朝造成巨大損失。
　　
　　公元902年（唐天復二年），權臣鄭買嗣推翻蒙氏南詔，自立為王，改國號為「大長和」。

第十六章 雪域高原上的傳奇——吐蕃國　
　　
　　公元7世紀初，松贊干布少年登基，十三歲時便當了吐蕃部落的第三十三代贊普。他年少有為，又有幾個得力的大臣當幫手，平息內亂，穩定內部，鞏固王權，遷都拉薩。然後發展經濟，制定法律，統一官制兵制，劃分軍政區域，任命官員、派遣將領，建立了統一的吐蕃奴隸主政權，使西藏歷史上出現第一個王朝-——吐蕃王朝，吐蕃的疆域擴展到北至吐谷渾，南至泥婆羅（今尼泊爾）、天竺（今印度），東與唐朝相鄰，形成了有史以來吐蕃疆域最大的時期。

生命禁區里誕生古老王國
　　
　　
　　
　　吐蕃就是現在的西藏，唐代以前和中土沒有來往。
　　
　　公元七世紀，棄宗弄贊繼位做了吐蕃贊普（國王），人們又稱他為松贊干布，是一位驍勇慓悍的領袖。他率領軍隊統一了青藏高原上的許多部落，建立了以邏些（suò）城（今拉薩）為中心的強盛王國。
　　
　　那麼，吐蕃人是從何而來的呢？據說，吐蕃人是東晉末年南涼國王鮮卑人禿髮利鹿孤的後代，因失國而輾轉流徙到西藏高原，為紀念祖先，他們以「禿髮」為國號，后依語音相近訛變為「吐蕃」。吐蕃人過著以游牧為主的生活，飼養氂牛、馬、豬和獨峰駱駝，有的也種植青稞和蕎麥。吐蕃國的《國王遺教》一書中，還記載著一個「獼猴變人」的傳說。
　　
　　傳說，西藏的古獼猴滿身長毛、面色赤紅。這些獼猴起初與其他獼猴及飛禽走獸群居在西藏雅魯藏布江流域的大森林中，以採摘果實為生。不知過了幾百萬年，這些獼猴由於身體結構和生活習性上的差異，逐漸脫離其他古獼猴，離開森林，轉移到林間草原上生活。這時，這些獼猴已能直立行走，以樹葉為衣，以不種自收的野生穀物為食，居住在山洞裡。在漫長的歲月中，他們與自然界鬥爭，打制一些粗糙的石器，開始有目的地勞動，逐步進化為原始人類，這就是吐蕃人的祖先，同時也是藏族人的祖先。
　　
　　山南澤當一帶，至今還可見到某些凹地深溝中積存著幾丈深的腐爛樹葉和埋葬很深的大樹根。說明這一帶曾經是原始大森林，這片森林一直綿延伸展到工布、達布一帶。解放后，在雅礱河谷發現恐龍化石等等，這一切說明西藏的東南地區，在遠古可能是熱帶地區。後來，隨著氣候的變化和森林的減少，古獼猴為了尋找食物，從森林走向地面生活。如今在西藏傳說中，澤當一帶的山洞被稱為藏族祖先古獼猴的遺跡，而索當一帶的一片園田則被稱為是藏族古先民人工控制作物生長和繁殖的第一片農田。因此，後來朝山拜神的人們都會在這些地方掘一撮土帶回去留作紀念，認為這是神土。
　　
　　「吐蕃」一詞，始見於唐代漢文史籍。蕃，藏語作「bo」，為古代藏族自稱。根據較普遍的說法，蕃是由古代藏族信奉的原始宗教——「本」（bon）音轉而來；也有人認為，蕃意為農業，與卓（牧業）相對。吐，多數人認為是漢語「大」的音轉，是對吐蕃向唐朝自稱「大蕃」而音譯；也有解釋為藏語「lho」（意為山南，吐蕃王室的發祥地）或「stod」（意為上部，即西部）的音轉。
　　
　　6世紀時，興起於今西藏山南地區澤當、 窮結一帶的藏族先民雅隆部，已由部落聯盟發展成為奴隸制政權。其領袖人物達布聶賽、囊日論贊父子，逐漸將勢力擴展到拉薩河流域。7世紀初，囊日論贊之子松贊干布以武力降服古代羌人蘇毗（今西藏北部及青海西南部）、羊同（今西藏北部）諸部，將首邑遷至邏些（今拉薩），正式建立吐蕃王朝。
　　
　　這裡需要介紹一下與藏民族形成有重要關係的羌族。
　　
　　羌族居住在中國西部，是一個古老的大游牧族。它和漢族在遠古傳說時代已有往來，到了商朝，屢見於卜辭，周朝以下，史書記載愈益詳備。羌族居地以西海（今青海）為中心，向四方伸展，主要是向西方伸展，出東面以及南北面都受到漢族的遏阻。據《後漢書•西羌傳》所說，羌人只有部落酋長，沒有君臣上下，部落多至150個，各隨水草遷徙，不相統屬，長時期停留在原始社會階段上，不能建立起國家來。
　　
　　戰國初年，秦獻公出兵攻掠羌地，羌部落的酋長印（áng）為避秦兵，率部眾向南方遷徙，與青海諸羌隔絕。後來，印的子孫繁衍，自立部落，散居各地，其中有氂牛部，也稱為越嶲（四川西昌）羌；又有白馬部，也稱為廣漢（四川廣漢縣）羌。這些部落在蜀邊境內外，遷徙無常。
　　
　　西晉時，吐谷渾率部西遷，他的子孫征服羌族，建立吐谷渾國。吐谷渾國受漢文化影響，採用一些漢族制度，其統治下的羌族也自原始社會進入低級的封建社會，少數慕容部貴族與眾多羌族部落酋長融合成為一個統治階級，鮮卑人羌化了。
　　
　　公元101年（和帝永元十三年），青海燒當羌首領迷唐被東漢兵擊敗，殘眾不滿千人，一直向西走去，投奔發羌。而發羌正是吐蕃的祖先。
　　
　　另有一支與吐撥有重要關係的羌族是唐旄，即蔥茈（zǐ）羌，也就是前一部書在介紹精絕國時提到的女兒國——蘇毗國。唐旄原先居住在天山南至蔥嶺一帶，一部分遷徙到西藏，以邏些（拉薩）一帶為中心，佔有廣大土地。公元568年（隋文帝開皇六年），唐旄遣使朝貢，《隋書•西域傳》稱之為「女國」，因為唐旄以女為王，風俗重女輕男，男人專管戰爭，國政由女王和小女王各一人共同執掌。女王死後，按慣例在王族中選出賢女二人，一為女王，次為小女王。女王的丈夫號金聚，不參與政事。後來，吐蕃攻陷了唐旄，唐旄人與吐蕃人融合在了一起。
　　
　　吐蕃史書記載的遠古傳說稱：「在天的中心之上，住著六父王天神的王子棄端己，他有三兄三弟，連他共計七人。棄端己的第三子為棄聶棄贊普。他到下界為人主……做了六氂牛部的王」。根據傳說推測，氂牛部與越嶲一帶游牧的羌族部落為同一支系。氂牛部盛強后，分立為六個兄弟部落，棄聶棄贊普是最強的酋豪，又自立一部，並降服了其餘六部，六部酋豪被稱為父王六臣。另外，又有三個通婚姻的部落，被稱為母后三臣。傳說中，六父王天神的名字叫做鶻提悉勃野，棄聶棄自稱就是天神所生，所以窣勃野為姓。贊普的意思是「雄強丈夫」，棄聶棄擁有這一稱號，說明他是特別雄強，能夠統率六臣的大酋長。棄聶棄時，尊卑之別出現，階級逐漸形成。棄聶棄以後，子孫世襲贊普稱號，已經進入奴隸社會。
　　
　　傳說在漢武帝時，六氂牛部進入西藏，第八世贊普布袋鞏甲定居瓊巴（西藏窮結縣），冶鍊礦石，取得銀、銅、鐵，又製造木犁，用牛開墾平原作田，引湖水灌溉，開始農業活動。到第十五世贊普意肖烈，建立了瓊巴堡寨，《通典》稱為匹播城，《新唐書•吐蕃傳》稱為跋布川。第十七世贊普德朱波那木雄贊設置大相（宰相），作為贊普的輔佐。第二十三世贊普號甲多熱弄贊廢除「與神和龍族通婚」，改「與臣民通婚」。到第二十八世贊普號棄業頌讚，改進農業，興修水利，牧地與農田相接，國力日漸興盛。第三十世贊普號達布聶西，雜養犏（piān）牛與騾，定物價，蓄積乾草。依據這些記載，吐蕃部落自棄聶棄贊普時開始，逐漸形成為國家，經濟政治和文化，也逐漸在進展。
　　
　　當時唐旄還屬於獨立存在的古國，北接於闐，西邊是天竺，南邊是吐蕃。唐旄女王達甲瓦住在年卡寧波（地當在今西藏尼木縣東南），小女王棄邦孫居住在儒那堡寨（西藏墨竹工卡縣西北）。後來，唐旄內亂，棄邦孫吞併達甲瓦的領地。一些貴族不服，暗通吐蕃吐蕃贊普論贊弄囊與唐旄謀叛的貴族盟誓，親自帶領10000精兵攻破儒那堡寨，唐旄領土從此被吐蕃所佔有。論贊弄囊因此被尊為朗日論贊，意思是「政與天比高，盔與山比堅」。朗日論贊論功行賞，以都瓦堡寨及1500戶奴隸賜給娘•臧古，以薩格森的土地及1500戶奴隸賜給巴•魚澤布，以1500戶奴隸賜給農•仲波，以1300戶奴隸賜給哲蚌•納生，以20000戶農奴賜給邦色。這五人都是唐旄國的領主，他們助吐蕃滅唐旄有功，都成了贊普的重要大臣。朗日論贊重用這些新臣，引起吐蕃舊臣的不滿，紛紛離叛、作亂。此時，唐旄殘部羊同、蘇毗、達布、工布、娘波等也四面起兵攻擊吐蕃，朗日論贊被叛臣毒死。新即位的棄宗弄贊贊普最終戰勝了敵對勢力，從此，吐蕃走上強盛的道路。
　　
　　羌族從一百幾十個聚散無常的原始部落進而組成吐谷渾、唐旄、吐蕃等國家，又從這些分立的國家進而組成統一的吐蕃國，都是劃時代的大發展。儘管仍舊存在著嚴重的分立傾向，但經過吐蕃國的強盛時期，羌族人產生以吐蕃文化為中心的共同心理狀態，此後，原來的羌族為具有初步穩定的人們共同體性質的蕃族或藏族所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