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知道點

《莊子·田子方》中講了一個孔子與溫伯雪子相見的故事：溫伯雪子是當時有名的得道之士，很多人都慕名前來，想從他那裡得到關於道的解說，但溫伯雪子對於求見的人非常冷淡。當孔子與溫伯雪子見面時，倆人只是互相打量了幾眼，誰都沒有說話就告別了。這令當時在場的人們非常失望，在他們看來，孔子與溫伯雪子都是有道之士，他們倆人相見，一定會談論關於道的高深見解。孔子的弟子子路忍不住向孔子詢問：「先生早就想見溫伯雪子了，可是，您和他相見的時候，為什麼一言不發呢？」孔子回答說：「像溫伯雪子這樣的人，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他是有道之士，哪裡還用得著說話呢！」
　　禪宗在自述其傳道淵源時，則編造出了一個拈花微笑、教外別傳的故事：在一次靈山大會上，大梵天王向佛祖釋迦牟尼敬獻一枝金色的波羅花，請佛祖說法，開導眾生。佛祖登上講壇，卻一言不發，只是拈起花來給大家看。滿座弟子都不能領會佛祖的意思，大家面面相覷，只有大弟子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了一下。佛祖看到了迦葉的微笑，知道他已經體悟到了自己的心意，就向大家宣布說：「我有關於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等的最微妙的法門、最深刻的道理，不能靠語言文字來表達，是和其他教派所傳的不一樣的特別的法門，現在我把它傳給了摩訶迦葉。」（《五燈會元》卷第一）

人總是要死的，生離死別是人生最為悲傷之事。當孔子最中意的學生顏淵去世時，孔子哭得非常悲痛，以為這簡直是老天爺要自己的命啊！所以，珍視生命而善待死亡就成為哲人必須面對的問題。在這裡，死者留給生者的傷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者說更重要的是，面臨死亡如何以平穩的心態接受死亡的事實。孝在這裡便擔當起了十分重要的職責。
　　以孝著稱的曾子在臨終之時想到了什麼呢？他想到自己的生命本來無有，它是父母所給予的。所以，儘管他已無力支配自己的身體，卻仍要弟子幫助「啟手足」，看看自己的手，看看自己的足，在看到它們都完整無損之後，才覺得可以問心無愧地離去。曾子一生恭行孝道，力求德行完美，其行為舉止正如他所引用的《詩經》的話，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確信自己能以全身奉還給父母天地之後，他終於可以說「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從此可以免除任何毀傷禍害了。
　　曾子迎接死亡的如釋重負的心態，源於他對孔子孝道教育的深刻領悟。全身而歸本身就是孝的要求。《孝經》上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凡為人父母，莫不以子女身體受損傷殘為最為痛心疾首之事，故作為孝子，他應做到的最起碼的要求，就是不能使父母為此而傷心。身體的保全與否，實際上已成為是否能盡孝的一塊試金石，這或許可以說是儒家版的全身保真說。曾子去世后，他的學生樂正子春下堂時扭傷了腳，傷愈後幾個月不出門，面帶憂色，門人問他何故，他回答說：「我從曾子那裡聽說過孔子的教導，那就是：父母把一個完整的身體交給我，我必須把這完整的身體返還給父母。不能傷身損形，這才能叫做孝。可作為君子，我沒走幾步就忘了孝道，所以感到憂愁。」（《禮記·祭義》）從這段話得出的教益，就是我身並非我私有，它是父母之「遺傳」也。
　　國家富強三部曲

人總是要死的，生離死別是人生最為悲傷之事。當孔子最中意的學生顏淵去世時，孔子哭得非常悲痛，以為這簡直是老天爺要自己的命啊！所以，珍視生命而善待死亡就成為哲人必須面對的問題。在這裡，死者留給生者的傷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或者說更重要的是，面臨死亡如何以平穩的心態接受死亡的事實。孝在這裡便擔當起了十分重要的職責。
　　以孝著稱的曾子在臨終之時想到了什麼呢？他想到自己的生命本來無有，它是父母所給予的。所以，儘管他已無力支配自己的身體，卻仍要弟子幫助「啟手足」，看看自己的手，看看自己的足，在看到它們都完整無損之後，才覺得可以問心無愧地離去。曾子一生恭行孝道，力求德行完美，其行為舉止正如他所引用的《詩經》的話，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確信自己能以全身奉還給父母天地之後，他終於可以說「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從此可以免除任何毀傷禍害了。
　　曾子迎接死亡的如釋重負的心態，源於他對孔子孝道教育的深刻領悟。全身而歸本身就是孝的要求。《孝經》上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凡為人父母，莫不以子女身體受損傷殘為最為痛心疾首之事，故作為孝子，他應做到的最起碼的要求，就是不能使父母為此而傷心。身體的保全與否，實際上已成為是否能盡孝的一塊試金石，這或許可以說是儒家版的全身保真說。曾子去世后，他的學生樂正子春下堂時扭傷了腳，傷愈後幾個月不出門，面帶憂色，門人問他何故，他回答說：「我從曾子那裡聽說過孔子的教導，那就是：父母把一個完整的身體交給我，我必須把這完整的身體返還給父母。不能傷身損形，這才能叫做孝。可作為君子，我沒走幾步就忘了孝道，所以感到憂愁。」（《禮記·祭義》）從這段話得出的教益，就是我身並非我私有，它是父母之「遺傳」也。
　　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為他趕車。他們一路上看到衛地人口稠密，孔子滿心高興，感慨地說：「衛國的人口好多啊！」孔子見衛國人口眾多，興奮不已，冉有問道：「這麼多的人口，然後怎麼樣才好？」冉有給馬加了一鞭子。
　　孔子臉上的興奮氣仍在飛動，他隨口答道：「人口眾多，還要讓百姓富足。」孔子瞻望遠方。田野里，農夫正在耕地，百靈鳥在藍天里飛翔著鳴唱著，遠處山影綽約，河影跳動，幾片白雲悠悠地飄動著。
　　冉有也有些被老師高興的情緒感染了，便又問了一聲：「老百姓人口眾多，又挺富庶，富庶了又該如何？」冉有是打破沙鍋了。孔子凝思片刻回答：「還要教化他們。」冉有三問有知，心中豁然開朗，他釋然地奮力加了一鞭子，車子飛快地賓士著，車轍清晰地延長著，伸向遠方，消失在天邊。
　　仁的教化以富庶的生活為基礎，並且滿足百姓的物質生活也是仁的基本內容。「眾」、「富」、「教」是孔子為政仁學的三部曲，一條主線是個人利益和社會國家需要的有機統一。孔子的仁學教化是富於實際的，是生活化的哲學和生命的智慧。

在孔子生活的那個時代，人們既以某諸侯國作為自己的「父母之邦」，同時又自認為是以周天子為共主（雖然當時已有名無實）的中國（古稱「諸夏」或「華夏」）的一分子。孔子一生的言行表明，他不僅愛自己的父母之邦魯國，還熱切希望保衛華夏族免受侵犯並統一已趨於分裂的中國。
　　孔子愛魯國，他在夾谷之會上挫敗了齊國侵魯的陰謀。更值得提到的，是他對於有功於整個中國和華夏族的管仲，給予極高的評價，一再用最高的道德標準「仁」來稱頌管仲。
　　春秋初期，齊國大政治家管仲輔助齊桓公，多次召集諸侯，共同維護周天子的共主地位，還救援燕、邢、衛等國，抗擊北方的戎、狄族對中原華夏族的侵犯。這些後來被概括為「尊王攘夷」的業績，依照孔子的說法，起了匡正天下的作用，使人民一直感受到好處；如果沒有管仲，中原將受戎狄奴役，大家會被迫像戎狄那樣披著頭髮，穿起衣襟向左開的衣服來了。他的話是這樣說的：「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沒有）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又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指不用武力來會合諸侯），管仲之力也。如其仁（這就是管仲的仁德）！如其仁！」後世的學者指出，作為孔子重要教材的《春秋》，也貫穿了尊王攘夷的思想。
　　孔子嚮往天下大一統，主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實現國家統一，是符合於社會發展趨勢和人民的願望。所謂「攘夷」，當然也有歧視非華夏族的因素，但主要內容則在於抵禦外侮、保衛華夏。這種熱切希望統一全國、保衛華夏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完全值得表彰的。

「孟母三遷」，說的是孟母擇鄰教子的故事。早年，孟子一家居住在墓地附近。墓地里，送葬的人忙忙碌碌，每天都有人在這裡挖坑掘土。孟子覺得很有意思，也學著他們的樣子，拿著小鍬挖坑玩。孟母一心想使孟子成為好讀書有學問的人，感到這個環境實在不利於孩子的成長，就把家搬到了集市附近。集市上人來人往，絡繹不絕；行商坐賈，高聲叫賣，炫耀著他們的商品。孟子天天在集市上閑逛，對商人們的叫賣最感興趣，每天都學著他們的樣子喊叫喧鬧。這環境對孩子更沒有什麼好影響了。於是，孟母又搬到學宮附近居住。學宮是國家興辦的教育機構，聚集著很多既有學問又懂禮儀的讀書人。在學宮氣氛的熏陶下，孟子也整天在家讀書演禮。孟母選擇了這個適宜教育孩子的環境，非常高興，就定居下來了。
　　「殺豚不欺子」，說的是孟母對孟子施以誠實不欺的品德教育。有一次，鄰居家磨刀霍霍，正準備殺一隻小豬。孟子非常好奇，就跑去問母親：「鄰居在幹什麼？」「在殺豬。」「殺豬幹什麼？」孟母笑了笑，隨口說道：「是給你吃啊。」剛說完這句話，孟母就後悔了，心想本來不是為孩子殺的豬，我為什麼欺騙他呢？這不是教他說謊嗎？為了彌補這個過失，孟母真的買了鄰居的豬肉給孟子吃了。
　　「斷織勸學」，說的是孟母鼓勵孟子刻苦讀書的故事。孟子少年讀書時，開始很不用功，孟母很焦急。有一次，孟母正在織布，恰好孟子從學堂回來。孟母問道：「你近來學習怎麼樣了？」孟子有些洋洋自得地說：「還不是跟以前一樣，不好也不壞。」聽了這話，孟母又生氣又傷心，舉起一把刀，一下就把剛剛織好的布割斷了。孟子看到母親把辛辛苦苦織的布割斷了，心裡既害怕又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連忙問母親出了什麼事。孟母語重心長地說：「學習就跟織布一樣，布斷了再也接不起來，學習不時時用功，常常溫故知新，就永遠也學不到本領。」從此以後，孟子就牢記母親的話，起早貪黑，刻苦攻讀。

孟子給人的形象是自尊而凜然不可犯，有時不免令人望而生畏，這一點，從師生關係上可以看出。在學生面前，他更多地呈現出嚴師的形象。
　　一次，孟子的學生樂正子到齊國，因為沒有馬上安頓好，未能當天去看孟子。第二天樂正子去見孟子時，孟子很不高興，劈頭就說：「你也想到來看我嗎？」樂正子感到語氣不對，也不知怎麼回事，忙問：「老師為什麼說這樣的話？」孟子並不直接回答，轉而問道：「你到齊國幾天了？」樂正子老老實實地答道：「昨天已到。」孟子聽后便極為不快地說：「既如此，那麼我剛才說那樣的話又有什麼可怪？」樂正子這才明白孟子生氣的原因是自己抵達齊國后沒有立即去看望他，於是趕緊解釋，昨天沒有及時到老師那裡，是因為住所尚未落實好。孟子一點也沒有放鬆，繼續責問：「你難道聽說過，一定要住所找好了才來求見長輩嗎？」樂正子只好向孟子認錯。在這段對話中，孟子的態度始終咄咄逼人，從中我們不難看到，他對師道尊嚴的維護，顯然壓倒了對學生的寬厚和關心。確實，就人格形象而言，孟子可敬的一面似乎超過了可親的一面。
　　孟子在對待不同觀點時，常常火藥味很濃，其論戰的態度往往妨礙了彼此的理解與溝通；好辯表現在政治生活中，很容易變成強詞奪理。在燕國是否可伐這一問題上，孟子之辯，便有這種意味。齊國大臣沈同曾私下問孟子：「燕國內亂，是否可以討伐？」孟子回答：「可以。」原因是燕國之君子噲不該隨便把君位讓給燕國之相子之。後來齊國果真討伐燕國。當時有人問孟子：「先生曾勸齊國伐燕國，是否有這回事？」孟子答道：「並無此事，當初沈同問我：『燕國可以征討齊國嗎？』我回答：『可以。』如果他再問我：『誰可以伐燕國？』我就將回答：『只有代表天意的人才可以伐燕國。』既如此，怎麼能說我勸齊伐燕？」這種辯解在邏輯上固然無懈可擊，但卻很難使人心悅誠服，它使孟子的哲學家形象同時又帶上了某種辯士的風格。

儒學一個很重要的命題就是天人合一。同時這也是中國古代很多賢人志士追求的最高境界。
　　孟子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對天人合一理論進行了自覺的闡發。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包含兩層基本的含義：
　　首先，天的基本規定是外在於人的客觀必然。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如此的天命對人事居於主宰的地位，它雖不具有直接的人格神的意味，「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但它的運作卻往往是與人的主觀願望、意志和行為相違的，這對於傑出人才的培養更是如此。當然，其最終的目的仍是為了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而在人一方，只有最終屏除其主觀的好惡情感而順從於天，才能有資格擔當起上天的大任。「順天者昌，逆天者亡」（《離婁上》）。
　　其次，則是陵園子天人合一觀的更為根本的含義，即從心性角度發明天人，把人對外在必然的關係轉換為主觀意識（心）向內體驗仁義道德本性（性、天）的關係，天人合一演變為人盡心知性知天的心性體驗。所謂「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上》）。孟子所說的心是指他的本心或良心，因內含仁、義、禮、智的道德本性，又稱「仁義之心」；如此在心、性又被稱之為「天爵」或「天之所與我」的「大體」，故心、性、天實質上是同一的概念。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孟子提出了「萬物皆備於我」的著名命題。因為萬物的本性同樣由天所賦，而天性即在我心，只要向內體驗到本性，也就與天、與萬物之性相通，實現了天人合一這一人與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的最高境界。對人而言，再沒有比這更為快樂之事了，所以說是「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同上）。孟子的心、性、天合一觀影響深遠，後來儒家的心性哲學基本上都遵循了這一思路。
　　孟子認為，人能完全了解自己的本性，就能完全了解天。修養自己的心性，就是侍奉天。這是儒學天人合一說的基礎。
　　漢代，董仲舒認為，天和人是同類，所以可以互相感應。比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天每年有360天，人的骨骼有360節；天是圓的，人的頭也是圓的；天有五行，人有五臟等等。因此，天是人的曾祖父。並且說道：按照類別來考察，天與人是一類。這是天人合一說的正式提出。這樣的天人合一說，又叫「天人相副」，即人是天的副本，天是人的范型。
　　宋代，張載提出，天就是那廣大的虛空，而虛空就是氣，人是由氣聚合而成的，人的精神和本性是氣中固有的存在，所以「天人一物」，即天和人是一樣的存在物，並且完整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二程則認為，人是由氣聚合而成，氣中有理，理是氣的主宰，這個理，就是天理，人的本性和心靈就是天理，所以天和人本來就是一體，並沒有分而為二，所以不必說什麼「合」。這是更加徹底的天人合一說。董仲舒主要從形體的外部結構上論述天和人的一致，宋代儒者則主要從人的精神內容上論述天人合一或天人為一，天人一體。他們的共同點是，人是天降生的，人的本性是天賦予的。所以，王夫之說周敦頤《太極圖說》所說的太極分化成陰陽，陰陽分化成五行，陰陽五行的精華聚合成為人，五行的性質構成人的本性，是徹底弄清了天人合一的本源。

這個是儒學關於正義和利益關係的理論。
　　孟子首先集中論述了這個問題，他勸告梁惠王不要追求怎樣對自己有利，而要追求仁義。因為作為君主而去追求利益，臣子和百姓就會照此辦理，全國上下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必然發生爭奪，那樣君主的地位就難以保住了。如果追求仁義，大家就會按照仁義的原則，安於自己的地位，臣子們不會想做君主，百姓們也不會發動叛亂，君主的地位就穩固了。因此，追求仁義，才有君主真正的利益。所以此後的儒者都主張應該把追求仁義作為目標，而不應該追求利益。遵循天理去做，不追求利益，利益自然就會到來；聽從人慾的指導，追求的利益未必得到，危害就已經到來。
　　因此，這裡說的義，就是仁義，而仁義則是當時國家和君主的長遠利益；利，指暫時的、局部的利益。
　　王安石進行政治改革時，反對者批評他，說他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目的是追求利益，因而違背了聖人的教導。他們主張應該致力於道德修養，去保存心中固有的天理，去掉人慾，即拋棄對利益的追求。也就是主張按仁義的要求去做，使人人安於自己的社會地位，以保持國家秩序的穩定。

真正的大丈夫是做大官、發大財也不會使自己行為放縱，貧困和地位低下也不能改變自己的志向，在暴力威脅之下也不屈服。
　　戰國時代，有兩個著名的人物，都是魏國人，一個叫公孫衍，一個叫張儀，他們到處挑動戰爭，諸侯都非常害怕他們。魏國人卻以他們為驕傲，問孟子說：像這兩個人，可算是真正的男子漢吧？孟子說，他們算什麼男子漢！你們難道沒有學過禮儀吧？男子在成年禮上，要接受父親的教導；女子到了出嫁的時候，要接受母親的教導。母親把她送出門，還一再叮囑說，到了婆家，一定要處處謹慎，要聽丈夫的話。順從是女子和僕人的行為原則。真正的男子漢不是這樣，他們把仁德作為最舒服的住所，把禮製作為最正確的位置，把正義作為天下最寬敞的道路。自己的志向如果得到實現，就把這些原則推廣到民眾之中；志向得不到實現，就獨自堅持這正確的原則。做大官、發大財也不會使自己行為放縱，貧困和地位低下也不能改變自己的志向，在暴力威脅之下也不屈服。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的男子漢。
　　孟子對如何做一個真正男子漢的回答，激勵了世世代代的有志者，堅持自己的志向，不向惡勢力低頭，也不被權勢腐蝕，成為中國人民高尚的處世格言。

原話出於《孟子·盡心》篇：「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類社會諸多因素之中，最寶貴的是人民。
　　孟子通過一系列的論證表明了這個觀點。他說，得到人民的擁護，可以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信任，可以做個諸侯；得到諸侯的信任，僅僅可以做個大夫。所以人民是最可寶貴的。而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必須關心人民的生活問題，給人民以應有的生存條件。這是孟子仁政思想的體現。所謂貴，是對天子或將要成為天子的人來說，人民是他最可寶貴的財富。
　　依傳統制度，每個諸侯國建立的時候，天子要派遣使者，為諸侯建立社稷神壇。社稷神的責任，是保證風調雨順，使農業豐收，從而保證國家的安全。因而，社稷也是一個國家的象徵。諸侯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的安寧。假如諸侯不好好履行自己的職責，使國家處於危險之中，危及社稷神的安全，那麼，就要撤換君主。孟子在這裡是多麼清明啊！相對於社稷神，君主只是個別存在。這就是君為輕。君，這裡主要是指諸侯。
　　假如人民按時祭祀社稷神，並且祭品也很豐盛，但是洪水、旱災仍然不斷發生，這就是社稷神沒有很好履行自己的職責。這時，就要毀掉原來的社稷神壇，重新設置。因為人民是最寶貴的。

對於孟子來說，非常關心王道，也就是如何才能稱王。孟子認為，稱王之道在於「得民心者得天下」。
　　這是孟子重要的社會思想。原話是說，上古殘暴的君主之所以丟掉了他們的天下，是由於他們首先失去了他們的人民；失去人民，也就是失去了人民的心，即失去了人民的擁護。因此，要想取得天下，即得到政權，就必須得到人民；得到人民，就是得到人民的心，即得到人民的擁護。要想得到人民的擁護，就必須把人民所需要的給予人民，把人民所討厭的不要強加給人民。這樣的思想，被後人概括為「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相信，人民喜歡仁德，就像野獸喜歡曠野。因此，那些實行仁德的君主，也一定可以得到人民的擁護；而那些不實行仁德的君主，人民也必然會脫離他們。因此孟子說，這些不實行仁德的君主，就像水獺把魚兒趕進深淵、老鷹把鳥兒趕進樹林一樣，把人民都趕到實行仁德的君主那裡。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實行仁德的君主，即使不想做天下的王，也辦不到。
　　從這些歷史經驗中，孟子得出結論說，在當今的世界上，諸侯們都把戰爭和侵略當做自己的愛好，假如有喜好仁德的君主，那麼，這些喜好戰爭的君主也將像過去那些殘暴的君主一樣，把人民趕到實行仁德的君主那裡。因此，實行仁德，就一定可以做天下的王。

孟子認為，只有盡心，才能知性，進而才能知天。也就是「盡心知性知天」。
　　這是孟子主張的天人觀。徹底弄清了人的心，就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了天。孟子認為，儒學提倡的仁、義、禮、智品德，是人心中固有的，是與生俱來的，而不是後來外部強加的。而這仁義禮智，就是人的本性，所以人的本性是善的。這本性是固有的，也就是天賦的。所以懂得了人的本性，也就懂得了天。懂得了天，也就是懂得了天賦予人的是什麼，天對於人的要求是什麼。懂得了天對人的要求是什麼，就能正確地按照天的要求去做。接著這句話，孟子又說：保存心中固有的善性，並且滋養這個善良的本性，目的是侍奉天，即侍奉上帝。
　　在周朝初年，新的周朝統治者已經認識到，取得上帝信任的手段已經不是豐盛的祭品和頻繁的祭祀，而是自己的德行。春秋時代，許多思想家、政治家又進一步發展了這樣的思想，孔子則把這一思想發展到比較完備的地步。孟子的知天、事天思想是儒學關於天人關係的基本學說。
　　孟子要求，侍奉上天，要始終如一。不論是短命還是長壽，都要努力修養自身的品德，直到死亡。這樣做，就是為了實現天所賦予的使命。

「浩然之氣」是孟子提出的概念，指充實於人體之內的浩大正直之氣。至於如何培養這個浩然之氣，孟子也做了具體的論述。
　　孟子時代，中國哲學已經認為，氣是構成物質的質料，物質之內充滿了氣。人也是一個物，人體之內也充滿了氣。這個氣，可以是勇敢的，也可以是怯懦的；可以是善良的，也可以是邪惡的。一個人的氣如何，在和人交往時，就會表現出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所以孟子認為，氣的狀況，可以影響人的志向。比如一個怯懦的人，往往就會因為自己的怯懦而喪失自己的理想和志向。同樣，一個人的志向，也可以影響他的氣。比如，一個心地高尚、志向專一的人，會為了自己的理想和事業而勇氣百倍。因此，一個人的道德修養，就是修養自己的心和氣。
　　弟子問孟子：「您擅長做什麼樣的修養？」孟子回答說：「我擅長的是修養自己的浩然之氣。」弟子問：「浩然之氣是什麼樣子？」孟子解釋說，難以描述。然後又說道，這個氣，最浩大，也最剛強，你不間斷地養護它而不損害，它就會充滿於天地之間。這個氣，和仁義是互相伴隨的。沒有仁義，這個氣就會衰竭。因為，它是仁義的積累，不是做了一件仁義的事就可以得到的。
　　所以孟子要求，修養浩然之氣，要逐漸積累，不要拔苗助長。如果不能逐漸積累。企圖一下子就得到它，就會像那個拔苗的人一樣，以為是幫助了禾苗的生長，結果反而害了禾苗。

孟子說，齊國東南有一座山名叫牛山，牛山上的樹木本來長得非常茂盛，可是匠人拿著斧頭日復一日地伐之，牛羊日復一日地食之，翠綠的山林最終變得滿目瘡痍。同樣，人雖有善良的本心，可是，如果他不懂得時時刻刻珍惜愛護，而是被外在的物慾所引誘，陷溺於物慾，本心不斷地受到傷害，那最終將會使自己失去那顆與生俱來的善良本心。
　　對於孟子的說法，弟子公都子就存在疑問：同樣是人，為什麼會有好人與壞人之分？孟子回答說，人有「大體」，有「小體」。人心為大體，耳、目、四肢為小體。從其大體者為大人，從其小體者為小人。公都子又問：同樣是人，為何有人從其大體，有人從其小體？孟子解釋說，耳、目、四肢是人的感覺器官，與外物接觸，容易被外物引去。「心之官則思」，它的功能在於思考。人用心思考，發揮心的主宰作用，就不會被外物所蔽。人心是上天給予我們的良知、良能、良貴，並非是由外在的事物強加於我們的，如果我們能夠樹立起人的道德主體性，我們的善良本心就不會被物慾所蒙蔽。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是否每個人都能夠找回放失的本心呢？換句話說，是否每個人都存在著成賢成聖，在道德上自我修養、自我完善，以至於達到至善的可能性呢？對此，孟子的回答與孔子有所不同。
　　孔子認為，「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孔子的孫子子思也認為，人在追求道德至善的進路上先天地存在著等級差別。有生而知之者，如孔子，此為聖人；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有困而不學者。然而，孟子雖然尊敬孔子，聲稱自己「乃所願，則學孔子」，但他並不完全因襲前輩學人的見解。他認為，人的本心如同「赤子之心」，是先天具有的善良本心，是人道德完善的先天根據。人心的不善是後天習染的。上天是公平的，它給予每人同樣的善心，這顆善心毫無欠缺，也毫無分別。人後天所具有的官位，是人所授予的，孟子稱之為「人爵」，而善良的本心則是上天給予的，孟子稱之為「天爵」，人爵是由人授予的，也可由人奪去；天爵是上天授予的，是他人不可奪去的。所以，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每個人都有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的可能性。

《孟子·滕文公下》記載了孟子與景春討論大丈夫的對話。
　　景春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不得而知，人們猜想他或許是孟子的弟子，或許是縱橫家的代表。景春認為，說到大丈夫，只有張儀、公孫衍這樣的人才可以當之無愧。張儀和公孫衍都是縱橫家的代表人物。縱橫家是戰國時期致力於合縱與連橫的外交家和戰略家。縱橫家分為合縱與連橫兩派。張儀是連橫派的代表，為秦國服務，從外交上分化瓦解六國的聯合，為強秦將六國各個擊破服務；公孫衍曾為秦國的連橫服務，後來又到魏國為六國的合縱服務。研究者認為，關於著名縱橫家蘇秦的許多事迹，都采自於公孫衍。張儀和公孫衍兩人，一連橫，一合縱，左右著戰國時期的天下大勢。「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由衷地佩服這兩個人，稱之為大丈夫。
　　就張儀而言，他本出身貧寒，學縱橫之術后，曾到楚國相府做食客，相府中發生了一起丟失珍貴玉璧的盜竊案，眾人一致認定是張儀這個平日不講道德的窮小子所為。結果張儀被痛打之後，逐出相府。張儀回到家中，妻子生氣地數落說：「你要是不讀書遊說，何至於如此下場！」張儀卻毫不氣餒地說：「你看我的舌頭還在嗎？」這麼一問，把妻子也逗笑了，說：「舌頭倒還在！」張儀信心十足地說：「這就足夠了！」縱橫家蘇秦也有一個相似的遭遇。蘇秦曾遊說秦王，但未能成功。回家之後，家裡人對他很失望，態度也很不好。蘇秦感嘆說：「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這都怪我自己啊！」於是刻苦讀書，以「哪有遊說人主而不能出以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位的」來勉勵自己，留下引錐刺骨的史話。

孟子來到齊國，那時齊宣王也還愛惜人才，孟子得以與宣王相見。
　　齊宣王問孟子：「聽說周文王用來圈養禽獸、種植花木的園子，有七十里見方那麼大，有這回事吧？」
　　孟子回答說：「古書上是這麼記載的。」
　　宣王略微遲疑了一下，又問：「真有這麼大嗎？」
　　孟子微露笑意道：「那些百姓們，還以為這不夠大呢。」
　　宣王有些詫異，不解地像是自問：「我的園子不過四十里方圓，老百姓還認為大了，這是為什麼呢？」
　　孟子正了正衣襟，語氣沉穩地說：「周文王的園子方圓七十里，割草打柴的可以自由出入其間，打獵的人也像在自己的園子里一樣。文王與百姓同用一園，同得其樂，同獲其利，百姓能不希望這園子再大些才好嗎？」
　　孟子停頓了一下說：「我初入您齊國的邊境，打探了一下有什麼犯禁的事。守衛告訴我，在齊國都城遠郊，有個四十里見方的苑囿，射殺那裡的麝鹿是犯死罪的。」孟子心情沉重地接著說：「這四十里的苑囿不成了四十里大陷阱嗎！百姓怎能不嫌它大呢？」
　　在孟子看來，國君為一國之王，好比一棵大樹的主幹；百姓為一國之本，猶如大樹的根。根不深、樹不茂，干又奈何？周文王是古代聖君的典範之一，七十里之園與民同利、同游、同樂，這樣的國君豈能不聖？

一天，時刻想再建霸業的齊宣王問孟子：「我可以聽聽齊桓公和晉文公成就霸業的事嗎？」
　　孟子回答說：「孔子的後學沒人談論齊桓公和晉文公稱霸的事迹，所以也就沒有流傳下來，為臣也沒有聽說過多少。我想談點王天下的事情，可以嗎？」孟子與孔子不同，他對齊桓公的霸業不大以為然，而把話題轉到王天下上去。
　　「怎樣做才能王天下呢？」宣王問道。孟子眉頭舒展，臉上泛起興奮光：「安撫百姓，保證他們安居樂業，就能王天下；這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我這樣的人能安撫百姓嗎？」宣王緊忙問道。「當然是可以的。」孟子答道。
　　宣王又問：「憑什麼知道我能安撫天下呢？」
　　孟子對於此問，則以他聽說的齊宣王的事迹，借題對其仁政思想進行了發揮，那件事是這樣的：
　　有一次，有人牽一頭用做犧牲的牛從堂下走過，那牛是要被用來殺掉，以其血塗祭祀用的鐘的。坐在堂上的齊宣王看見后，示意以一頭羊換下這頭牛。他不忍心親見這頭牛無辜被宰殺。當時下面便有人議論宣王是小氣鬼。
　　孟子說：「不忍心牛而忍心羊被殺，牛羊不一樣嗎？可是既然看見了牛，就不忍其死。這種不忍之心是王天下的根本所在。」孟子接著講了推不忍人之心而王天下的道理。現在的齊宣王的不忍之心已達於牛羊，可是卻不能施仁政於百姓；不施恩於百姓，也就不能王天下。這是用心不足，努力不夠。
　　宣王有些不解地問道：「不施恩與努力不夠的表現有什麼不一樣呢？」孟子說：「把泰山夾在腋下去跨越渤海，對別人說，這我辦不到，是真的做不了（『不能』）。為年長的人按摩身體，活動活動胳膊腿，這等事要說辦不了，那就是沒這份心思，不想努力了（『不為』）。作為國君不王天下，那不是夾著泰山跨渤海，而是為長者按摩身體一類的事。」
　　孟子進一步推論說，尊敬自己的長輩，並推其恩愛到別家的老人;愛護自己的幼小，推而廣之也愛護別家的幼小。如果能形成這樣的社會風氣，王天下易如反掌。

孟子初次到齊國，正是齊威王在位的時候，齊威王是一位很有作為的君主。他在位期間，任用鄒忌為相進行了政治改革，使齊國很快成為東方實力最強的國家。齊威王也很重視人才，把有才能的人看作鎮國之寶。
　　有一次，齊威王和魏惠王在一起打獵。魏惠王問齊國有什麼珍寶，齊威王說沒有。魏惠王感到很詫異，就說：「像我這樣的窮國都有十枚直徑一寸左右的珍珠，它的光澤能照亮前後十二輛車。齊國如此之大，怎麼竟連珍寶也沒有呢？」齊威王笑了笑，說道：「您說的珍寶我沒有，但是我有我的珍寶。您以珍珠為寶，而我卻以人才為寶。我的大臣檀子守衛南城（今山東費縣西南），楚國就不敢入侵，泗上十二諸侯都來齊國朝皋；子守衛高唐（今山東禹城西南），趙國人就不敢東入黃河捕魚；黔夫鎮守徐州（今山東濟水以東），政治清明，燕國和趙國的百姓有七千餘家紛紛遷來居住，不願回國；派種首稽查盜賊，就出現了路不拾遺的太平景象。我的這些珍寶都是光照千里的明珠，豈止像您的珍珠那樣，僅照亮前後十二輛車。」魏惠王聽了之後，羞慚滿面，很不自在。由於齊威王能夠選拔和重用人才，所以齊國人才濟濟。
　　孟子來到齊國，本打算通過齊威王來實現自己的理想，但齊威王對孟子的主張絲毫不感興趣。齊威王一心想的是爭霸中原，用武力統一天下；而孟子則反對戰爭，主張以德服人，實行仁政。二者的政見幾乎針鋒相對。因此，孟子在齊逗留期間，一直沒有受到齊威王的重用。
　　孟子雖不得志，但他沒有因此而改變立場，屈從齊威王的意志。在孟子決心離開齊國時，齊威王為了表示對士人的友好和尊重，準備贈送他上等金一百鎰(古以二十兩為一鎰)，但孟子堅辭不受，拂袖而去。他的弟子陳臻，對他拒絕接受贈金的做法很不理解，就忍不住問他什麼原因，孟子嚴肅地回答說：「我與齊王政見不合，沒完成我的事業，從道理上講，齊王沒有任何理由贈金給我。沒有理由而贈金，就是想用金錢收買我，難道一個君子（有學問有道德的人）能用金錢來收買嗎？」

人性是善的，還是惡的？確切地說，就是人性的本質是什麼？
　　這個問題向來是中國哲學中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之一。據孟子說，他那個時候，關於人性的學說，除了他自己的學說以外，還另有三種學說。第一種是說人性既不善又不惡。第二種是說人性既可善又可惡(這意思似乎是說人性內有善惡兩種成分)，第三種是說有些人的人性善，有些人的人性惡。持第一種學說者是告子，他是與孟子同時的哲學家。《孟子》中保存了他和孟子的幾段很長的辯論，所以我們對於第一種學說比對於其他兩種知道得多一些。
　　孟子說人性善，他的意思並不是說，每個人生下來就是孔子，就是聖人。而是說，人性內有種種善的成分。他的確承認，也還有些其他成分，本身無所謂善惡，若不適當控制，就會通向惡。這些成分，他認為就是人與其他動物共有的成分。這些成分代表著人的生命的「動物」方面，嚴格地說，不應當認為是「人性」部分。
　　孟子提出大量論證，來支持性善說，有段論證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沐惕惻隱之心……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此「四端」，若充分擴充，就變成四種「常德」，即儒家極其強調的仁、義、禮、智。這些德，若不受外部環境的阻礙，就會從內部自然發展(即擴充)，有如種子自己長成樹，蓓蕾自己長成花。這也就是孟子同告子爭論的根本之點。告子認為人性本身無善無不善，因此道德是從外面人為地加上的東西。
　　這裡就有一個問題：為什麼人應當讓他的「四端」，而不是讓他的低級本能，自由發展？
　　孟子的回答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在於有此「四端」。所以應當發展「四端」，因為只有通過發展「四端」，人才能真正成為「人」。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這樣回答了孔子沒有想到的這個問題。

孟子曾經與一個個體農業小生產者的代表許行，進行過辯論。
　　許行主張「賢者與民並耕而食」，意思是說，君主必須與人民一起耕種，幹活才可以取得糧食，自己動手做飯，同時治理國家。他還主張實物交易，物品在數量上、重量上相等者，價格相等。許行的這些思想反映了小生產者反對統治者不勞而獲的剝削行為，有它的進步性。但他從平均主義和否定分工的角度來提出解決階級對立的矛盾，是不符合當時歷史發展規律的，它反映了小生產者思想的局限性。
　　孟子揭露了許行這一局限性，他從社會分工在一定歷史階段的合理性出發，把分工看做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他認為，從政治和經濟地位看，人生來就分為「君子」和「小人」，「勞心者」和「勞力者」。他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這就是說，「君子」、「勞心者」，生來就是統治「小人」、「勞力者」的，他們是受供養的；而「小人」、「勞力者」，則生來就是應該被統治、被剝削的，他們的任務就是供養「君子」、「勞心者」。
　　孟子強調指出，這種生來就決定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等級關係，正是社會分工的結果，是天下共同的道理，是不可以更改的。
　　這就是孟子有名的關於「勞心與勞力」的論辯。當然，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講，孟子的主張具有相對合理性。但是，我們應該批判地看待這個問題，尤其是在今天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