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落日：中國二十王朝覆亡全景 作者: 彭勇（連載完）

逶迤雄心
    黨項族是我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之一，屬西羌族的一支，故有「黨項羌」的稱謂。據載，羌族發源於「賜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東南部黃河一帶。漢代時，羌族大量內遷至河隴及關中一帶。此時的黨項族過著不知稼穡、草木記歲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們以部落為劃分單位，以姓氏作為部落名稱，逐漸形成了著名的黨項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為強盛。此外還有黑黨項、雪山黨項等部落。

    隋朝時，部分黨項羌開始內附，追隨中原政權。唐朝時，經過兩次內遷，黨項逐漸集中到甘肅東部、陝西北部一帶，包括靈州、慶州、夏州、銀州、綏州、延州、勝州等諸州，仍以分散的部落為主。他們與室韋、內遷的土谷渾及漢族雜居相處。經濟以畜牧業為主，「黨項馬」在當時名噪一時。唐中央多在黨項民族聚集地設立羈縻州進行管理，有功的黨項部落酋長被任命為州刺史或其它官職。

    唐末黃巢起義時，唐僖宗傳檄天下勤王。黨項族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出兵，聯合其他力量共同擊敗起義軍。戰鬥中，拓跋思恭的弟弟拓跋思忠戰死。唐僖宗賜拓跋思恭為「定難軍節度使」，后被封為夏國公，賜姓李。至此，黨項拓跋氏集團有了領地，轄境包括夏、銀(今陝西榆林東南)、綏(今綏德)、宥(今靖邊東)、靜(今米脂東)等五州之地，握有兵權，成為名副其實的藩鎮之一。拓跋氏集團隨後不斷擴充自己的軍事勢力。唐朝末年，拓跋氏成為雄踞一方的實力派藩鎮。在五代的更替和戰亂中，拓跋氏集團儼然成一獨立王國，逐一依附、臣服於中原政權，連續被詔封，數次被恩賜，多次度過政權危機，使夏州政權得以逐步壯大。960年，後周將領趙匡胤發動軍事政變，在汴京（今開封）稱帝，史稱北宋。北宋立國之初即著手消滅地方割據勢力，統一中國，其勢不可擋。夏州政權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此時的夏州地方政權雖經營80年（881—960年），但在強大的中原政權面前卻顯得相當孱弱。夏州地方政權在宋朝建立之初採取依附政策，企圖自保自存。但在宋太祖恩威並施的壓力下，李繼捧不得不於太平興國七年（982年）舉族進京，被迫獻出夏州節度使所屬五州之地，並接受宋朝所賜趙姓。夏政權由此失去獨立性。

    到李繼遷時，黨項族實力逐漸恢復，逐步走向了抗爭的道路。李繼遷，人稱「射虎英雄」，乃當年鎮壓黃巢起義而陣亡的拓跋思忠之後，銀州防禦使李光儼之子。幼年的李繼遷曾因善騎射而聞名。他憑一己之力射死猛虎，在黨項族部家喻戶曉，被視為民族英雄。年長之後，居住在銀州的李繼遷得知先人擁有的「五州之地」盡失於宋朝，悲憤異常。與弟弟李繼沖、謀士張浦籌劃了「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聯絡豪右、卷甲重來」的戰略。他成功地逃脫了宋軍的監視，率數十人直奔夏州東北三百餘里的地斤澤。在那裡舉起反宋大旗，著力進行恢復「故土」的鬥爭。

    李繼遷通過姻親關係獲得黨項上層人士，諸如野利等大族的支持。故隊伍發展很快，聲勢日益壯大。宋雍熙二年（985年），李繼遷設計攻佔銀州（今陝西米脂）。黨項部眾見李繼遷得勝，紛紛歸附，兵勢大振。他先設官授職，確定尊卑等級，並且「預支」一些還被宋朝佔領的州郡的官職分封給各位酋長，使他們各自為之奮戰。他尊崇「漢法」，仿唐、宋官制建置軍事、行政官職。他吸收漢族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如張浦、李仁謙等加入其統治集團。李繼遷逐步確立了領袖地位。

    宋雍熙三年（986年），他向契丹遼國稱臣，以圖借遼抗宋。有遼國撐腰，繼遷此後不斷襲擊宋西北邊境。宋咸平元年（998年），宋真宗繼位。已被西夏騷擾得疲憊不堪的宋朝廷採納趙普「以夷制夷」的建議，任命李繼遷為定難軍節度使，並把夏、銀、綏、宥等州領土歸李繼遷管理。李繼遷實現了恢復「故土」的第一步。通過這一事件，李繼遷也感覺到了宋朝統治者的軟弱無能。他已經不肯滿足於「故土」的恢復，為進一步擴張勢力，他把進攻的矛頭對準了關鍵的靈州。

    靈州（今寧夏靈武）位於黃河上游、河套以西，這裡土地肥沃，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水草肥美，農牧兩宜。靈州又位於夏州的西側，倚重賀蘭山，帶引黃河，地位衝要，是唐、宋時代西北邊疆的著名重鎮。在靈州的西面，是我國古代通往西域的要道——河西走廊，當時這一地區主要散居著回鶻部落。靈州的西南，則是吐蕃部落分佈地區。因而，靈州成為漢、回鶻、吐蕃和黨項各族爭奪的焦點。經過4年的鬥智斗勇，反覆爭奪，咸平五年（1002年）初，李繼遷一舉功占靈州。

    攻佔靈州后，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並於次年定都於此，西夏建國迎來了新的時機。在這裡，李繼遷一方面學習漢族先進的農耕技術，使靈州一帶逐漸成為半農半牧區，並發展為西夏政權的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又極力向西擴展領土，以期征服吐蕃、回鶻諸部落。咸平六年（1003年），李繼遷率兵攻佔西涼府（今甘肅武威）。但吐蕃六穀部首領潘羅支設計擊敗李繼遷。繼遷被流矢射中，次年去世，年僅42歲。

    李繼遷死後，其子李德明承襲其位。李德明承其父遺訓，「傾心內屬」，以待時機。他對外採取「依遼和宋」方針，同時向遼、宋稱臣，接受兩國封號。與宋達成「景德和約」，雙方朝貢貿易不絕，西夏獲得相對和平的發展環境。李德明在穩定北線和東線之後，著手實施其「西掠吐蕃健馬，北收回鶻銳兵」的戰略計劃。經過20多年的戰爭，甘州城、涼州被攻克，吐蕃六部被瓦解。回鶻瓜州王曹賢順也降服稱臣。節節勝利助長了德明稱帝的慾望。他役使數萬民夫在延州西北修建豪華宮室。又在靈州西北、黃河對岸靠近懷遠鎮的地方建造了新的西夏都城——興州。但不幸的是，李德明在完成了其建國稱帝的各項準備后，於宋明道元年（1032年）死去，享年51歲。

獵獵旌旗
    歷史發展需要英雄人物，也造就了英雄人物。元昊，就是在黨項政權發展的關鍵時刻造就的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主政17年，稱帝

    年；沒有死在敵人的刀下，卻死在自己兒子的手中；短暫的一生，卻有著輝煌的歷史。

    元昊，字嵬埋，生於宋景德元年（1004年）。其母為惠慈敦愛皇後衛慕氏。少年元昊，身長五尺有餘，面圓鼻高，豪氣逼人；平時白衣黑冠，騎馬佩弓。百餘騎兵，前呼後擁。他通曉蕃漢語言，研究佛學法典，對兵書手不釋卷、潛心研讀。他志存高遠、雄心勃勃。還是太子時就表現出與其父不同的志向，要其父背宋自立，同宋遼爭霸，走一條獨立發展道路。被否定后，他爭辯道，「穿獸皮衣服，放牧牲畜，這是我們民族的本性。英雄豪傑，就應該稱王圖霸，何必錦衣玉食，文質彬彬？！」

    李德明死後，元昊繼承了夏國王位。為達到「為帝圖皇」的目的，他確立了「尚武重法」的戰略方針。他主要從三個方面付出努力：強化刑罰；兵馬為先；以功利之心教化民眾，培養黨項族的「虎狼之心」。

    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強黨項族的民族意識。他恢復西夏姓氏，摒棄原唐、宋政權賜給的李姓、趙姓，改為嵬名氏；自建年號開運（后改為廣運）；下達「禿髮令」，要求部眾三天內必須禿髮，否則殺頭；命令大臣野利仁榮搜集整理西夏文字，並使之系統化、規範化（后編撰12卷）；設立蕃字院和漢字院，負責對外文書交流；創建蕃學，選拔子弟入學讀書，考試選才；以「忠實為先、戰鬥為務」的原則，改革唐宋縟節繁文，把禮儀的九拜改為三拜，把音樂的五音改為一音。國人如不照此實行，以滅族罪論；在官民服飾上體現等級關係。嚴格規定身份與衣服的樣式、顏色的匹配等，統一社會等級秩序等等。升興州為興慶府，在城內大興土木，擴建宮城，廣營殿宇。

    他完善了各項管理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元昊於宋明道二年(1033年)設官分職，遂逐步廢除世襲制。當時其中央中樞機構有五個：中書掌管行政，樞密掌管軍事，三司掌管財政，御史台掌管諫察彈劾，開封府(又稱「興慶府」)掌管京城事務，相當於唐、宋的「三省六部」。大慶二年(1037年)，元昊為準備登基，又將各主管機構增至十六司，名稱與前朝相異，與北宋的官制名稱也不盡相同。此外，蕃名官號又增設了昴聶、昴星、阿尼、廠駑等十多個。這樣，就使西夏國的行政管理體制形成了蕃漢合一、兩制並存的格局。元昊還完善軍事制度，以提高軍事作戰能力。元昊在由黨項羌組成的「族內兵」之外，另設「族外兵」，族外兵由戰俘中的勇士擔任，供作戰時衝鋒陷陣作先鋒；仿照宋朝軍事建制，在全國劃分為左、右兩廂，並設十二個監軍司，各規定駐地和軍名；增加兵種，如，專門負責宿衛的衛戍軍、專門掠奪人口的擒生軍，炮兵部隊潑喜軍等。對軍隊的駐紮也作了精心的部署。

    一切準備就緒后，元昊於夏大慶三年、宋寶元元年（1038年）十月在興慶府登上皇位，國號大夏，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元年，豎起了一代王朝的獵獵旌旗。元昊稱帝后，尊母親衛慕氏為惠慈敦愛皇后，封妻野利氏為憲成皇后，立子寧明為皇太子。元昊稱帝后，又採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其統治。首先，進一步調整中央官制，增設尚書省，設尚書令，尚書省下設十六司；其次，確立朝廷禮儀，制定符合本國實際的朝廷禮儀。如朝賀，規定群臣「常參」為六日，入見起居為「九日」。朝賀時，宰相領班，百官依次排列朝謁、舞蹈、行三拜禮。行為不符合規矩的，要受到處罰。元昊還花重金購買宋朝從宮中跑出來的丫環、宦官，學習參考宋朝的宮廷禮儀和規章制度；第三，培養和網羅人才。為了鞏固統治，元昊大力興辦「蕃學」，培養人才。他還重金招攬社會各界精英，尤其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宋朝知識分子，被宋遺棄的文臣武將。這些措施，對完善元昊的蕃漢聯合統治政權和加速西夏政權的封建化過程具有重要作用。

    元昊稱帝后，宋夏戰爭難以避免。元昊稱帝后，上表要求宋朝廷承認其稱帝的合法性，承認其皇帝稱號，但遭到宋朝的嚴詞拒絕。宋朝斷然下詔削奪賜姓官爵，停止互市，並在邊關張貼告示，懸賞捉拿元昊首級。朝貢貿易和邊地互市的斷絕，沉重打擊了西夏的經濟，雙方的交惡逐步升級。從天授禮法延祚三年（1040年）到五年（1043年），經過三川口戰役、好水川戰役、定川砦戰役三大戰役，元昊皆大獲全勝。元昊躊躇滿志，得意洋洋。然而，連年征戰，耗費了西夏大量的國力財力，破壞了農業的正常生產和牲畜的徵用，使畜牧業受到打擊；朝貢的停止、榷場的關閉、貿易的斷絕，使得西夏急需的日用品如茶葉、布匹、糧食等物價飛漲，人怨沸騰；作為中原政權的宋朝，雖國力大不如前，但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元昊想戰勝宋朝也絕非易事。此時，夏與遼的關係也逐步惡化，西夏希望與北宋停戰議和。經過一年的討價還價，天授禮法延祚七年（1044年）簽訂了宋夏和約，西夏再向宋朝稱臣，雙方又回到原來的朝貢與互市的關係。同年，西夏與遼之間的戰爭爆發。元昊採用誘敵深入之計，在河曲大破遼軍，雙方通過議和，戰事暫停。

    夏與宋、遼的關係趨緩，內政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元昊性格多疑、猜忌，濫殺無辜。開運元年（1034年），元昊生母衛慕氏一族的首領山喜密謀殺害元昊篡權。機密泄漏后，元昊一怒之下把他沉到河底淹死了。元昊還把他的生母衛慕氏、妃子衛慕氏，以及和妃子生的兒子一起殘忍地斬殺。大慶二年（1037年），大臣山遇惟亮因與他在處理和宋朝的關係方面持不同意見，也被元昊設計殺害。從此，朝野上下，噤若寒蟬，惟元昊之行是行。晚年的元昊逐漸從一個令人敬仰的英雄墮落成為沉湎酒色、不問政治的荒淫暴君。天授禮法延祚十年（1047年），他在兒子寧令哥的成婚大典上見兒媳婦年輕貌美，楚楚動人，按捺不住，竟然將兒媳婦強行納為小妾！父子從此反目成仇。不僅如此，他還與被其殺害的大臣野利遇乞的妻子沒藏氏勾搭成奸，並被沒藏氏兄妹設計玩弄。天授禮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元昊命喪親生兒子之手，兒子也以「軾父」之名被殺害。元昊死時，年僅只有46歲。

血雨腥風
    元昊死後，西夏這艘航船駛進了曲曲彎彎的航道：其內部，皇族與外戚的鬥爭、君權與相權的爭奪、「蕃禮」與「漢禮」的較量、黨項貴族和漢族官僚的矛盾等從未停息；其外部，與北宋、遼、金、南宋、吐蕃的戰爭如火如荼……元昊死後，權臣沒藏訛龐擁立元昊與沒藏氏所生子諒祚為帝，尊沒藏氏為宣穆惠文皇太后，他自任國相，總攬軍政大權。西夏開始了沒藏氏專權之禍的時期，福聖承道四年（1056年），沒藏氏因與多人通姦，被情夫所殺。沒藏訛龐恐大權旁落，遂將女兒嫁於諒祚為後，自己也由國舅升格為國丈，仍總攬朝政。臣民無不敬畏有加。佑都三年（1059年），已滿12歲的諒祚開始參與國事。他對沒藏訛龐的獨霸朝政、飛揚跋扈、胡作非為頗為不滿。於是設計捕殺沒藏訛龐全家，清除了在朝廷專權達12年（1048-1059年）的沒藏氏家族。

    諒祚親政后，迎其情婦梁氏入宮，立為皇后，並任用梁后弟梁乙埋為家相，共理朝政。諒祚是一位稍有作為的皇帝。他在親政當年就解決了夏遼多年存在的邊界爭端問題。他喜好收藏圖書，研習中原文化，仿宋制完備官制體系；上表要求恢復李姓，要求恢復邊界榷場互市。因為他的巧於周旋，與遼、宋、吐蕃的關係大體平穩，西夏也獲得短期的發展。拱化五年（1067年），年輕的諒祚突然身亡，其八歲的長子秉常繼位，梁太后垂簾聽政。梁太后擢升弟弟梁乙埋為國相，重用黨項貴族都羅尾集團，逐漸形成以梁太後為首的母黨集團。他們控制朝政后，倒行逆施。首先，她們上表宋廷，要求廢除諒祚時期改行的「漢禮」，恢復「蕃禮」，竟得逞。其次，排斥異己，打擊皇族，提拔親信。元昊的弟弟、都統軍嵬名浪遇，精通兵法，是諒祚時的國相，也難以倖免。大力提拔梁乙埋的親信，加強后黨集團勢力。再次，為提高威信，勒索厚賜，竟然窮兵黷武，向宋朝發動長達十年的戰爭，給雙方人民帶來深重災難。

    大安二年（1076年），秉常開始親政。他試圖取消「蕃禮」，恢復「漢禮」，此舉影響到梁氏集團的利益。大安六年（1080年），雙方矛盾激化，梁氏集團發動政變，囚禁秉常，導致西夏政局陷入混亂。皇族新黨、秉常親信和各地部族首領擁兵自重，與梁氏集團進行對抗。宋朝主戰派亦「興師問罪」，動用50萬大軍分五路直撲西夏。西夏國內「歲賜」、和市斷絕，經濟混亂，財用匱乏，物價暴漲，官民怨恨，民不聊生，處於混亂之中。迫於壓力，大安九年（1083年），在梁氏集團的操持下，秉常複位。

    但梁氏集團惡性不改，一方面以秉常的名義向宋朝遣使稱臣納貢，求得「歲賜」——每年的賞賜，另一方面又尋機在宋朝邊境騷擾、搶掠。大安十一年（1085年）二月，梁乙埋死，梁太后立梁乙埋之子梁乞逋為國相，梁氏姑侄把持朝政。十月，梁太后死去。梁氏集團勢力大減。夏國分管左右廂兵的統帥、皇族仁多保忠公開與梁乞逋對抗，皇族與后族的矛盾再次尖銳。而憂心如焚、自感無用的秉常在這場鬥爭的煎熬中憤而死去。天安禮定元年（1086年），秉常的長子、年僅三歲的乾順帝繼位。由母後梁氏和梁乞逋共同輔政。乾順的母親乃國相梁乞逋的妹妹。因此，夏國歷史上又出現了一個梁氏集團，為區別起見，這個集團稱為「小梁氏」集團。小梁氏集團當政時，夏朝內亂外戰更加劇烈。梁氏集團依仗「一門二后」的國戚關係，控制朝政，打擊舊臣，鞏固勢力。其倒行逆施引起朝野震怒，部族豪酋與之同床異夢，離心離德。

    前梁氏集團內部，梁乙埋一生亦步亦趨、俯首聽命其姐梁太后，姐弟一心，「團結合作」。小梁氏兄妹矛盾重重。梁乞逋野心勃勃，不甘於相位，陰謀篡權。他多次假傳聖旨，聚攬兵權，甚至在公開場合指責小梁太后，目中無人，刑賞自專。小梁太后也不是省油的燈，想方設法遏制、削弱他的力量。天佑民安三年（1092年），宋夏環（州）慶（州）戰役，小梁太后親自領兵作戰，冷落梁乞逋。梁乞逋極其不滿，矛盾白熱化，遂加緊篡權活動。天佑民安五年（1094年）十月，梁乞逋叛亂的跡象愈加明顯。在小梁太后的授意下，大首領嵬名阿吳、仁多保忠等率兵誅殺梁乞逋及其全家。小梁太后從此大權獨攬。梁氏兄妹依然奉行對外戰爭的政策，連年征戰。從大安十一年（1085年）至永安二年（1099年）小梁太后被鴆殺的13年裡，他們對宋發動戰爭前後達五十次以上，有時一年竟達六七次！宋夏戰爭中，夏軍多有危機，多次向遼請求援助，都未成功。小梁太后大為不滿，在對遼表章中言語侮慢以表不滿，引起遼道宗憎惡。永安二年（1099年），遼道宗派使者到夏國鴆殺小梁太后。梁禍始除。

    乾順親政后，改變了自元昊以來推行的「尚武重法」的立國方針，轉而實行「尚文重法」的策略。外交方面，前期採取「依遼抗宋」之策，後期採取「附金侵宋」之計，並採取一系列措施理順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緩和社會矛盾。具體包括：一是加強皇權。他吸取教訓，找借口剝奪嵬名氏、仁多氏、梁氏等大族的兵權，削奪后黨勢力；分封宗室，鞏固皇權。二是提倡漢學，促進「漢禮」的推廣普及，優先使用漢學培養的人才。在「蕃學」之外，他增設「國學」，以「漢學」培養人才。尊儒崇佛，吟詩作對，並於甘州修建卧佛寺，為母祈福。三是依法治軍，頒行《貞觀玉鏡統》，對軍事制度、軍律軍紀作了務實的說明。四是多次上書遼朝，謝罪求婚，用聯姻的方式鞏固夏遼關係。在對宋關係處理上，乾順帝親政后多次向宋上表謝罪，宋也因此恢復「歲賜」。稍後，則藉機通過戰爭、外交等途徑侵佔遼、北宋、南宋領土。正當西夏王朝的發展蒸蒸日上之時，任得敬裂國之禍卻給西夏政權造成惡劣的影響，甚至推向覆亡的邊緣。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州判，乾順破西安州時投降夏國。他為了得到乾順的重用，於元德三年(37年)四月，將17歲的女兒送給乾順，被提升為靜州防禦使。後任氏立為王后，又擢升他任靜州都統軍。仁孝初即位，任得敬以鎮壓部落起義有功，授翔慶軍都統軍，封西平王。人慶四年（47年）五月，任得敬上表請求入朝議事。因眾大臣的疑忌和反對未果。天盛元年(49年)七月，任得敬賄賂晉王察哥向仁孝進言而得以入朝為尚書令，后又相繼被提升為中書令、國相。至天盛十二年（60年）三月，任得敬晉爵為楚王，出入威儀不遜仁孝。對夏王權構成極大的威脅。

    其實，早在天盛八年（56年）任得敬任國相后，他就開始精心布局，為奪取夏國的王位做準備。任得敬提拔了大量的部族子弟，網羅黨羽，培植勢力。天盛九年（57年）六月，任得敬以其弟任得聰為殿前太尉，任得恭為興慶尹。以後又以侄任純忠為樞密副都承旨，族弟任得仁為南院宣徽使。天盛十二年（60年）十月，任得敬屢請仁孝廢除學校，廢棄科舉取士，以便任意擢用親信，仁孝不予採納。天盛十七年(65年)五月，徵發民夫十萬，大築靈州城，在他所駐的翔慶軍司，修建宮殿，企圖把仁孝置於瓜、沙諸州，自己竊據靈、興地區，使夏國一分為二。任得敬還利用仁孝重文輕武、自己領兵二十多年的機會，逐漸掌握了一支強大的軍事武裝，準備實現其篡權的野心。乾元年(70年)五月，任得敬要挾國主仁孝分國，並欺凌宗親、誅鋤異己。仁孝無力制止，被迫將西南路及靈州羅龐嶺分歸任得敬，讓他另立為國。為得到合法承認，任得敬又脅迫仁孝派左樞密使浪訛進忠、翰林學士焦景顏去金國，請求冊封。金世宗出於多方考慮，拒絕了他的冊封要求。八月，任得敬因遭到金國的反對，竟然與南宋秘密聯絡謀約合攻金朝。宋四川宣撫使虞允文派人以密書回報，被夏兵俘獲，任得敬陰謀大白。仁孝在金朝的支持和援助下，誅殺了任得敬，滅任氏黨族，一舉粉碎了任得敬篡權分國的野心。

如風悲歌
    西夏正走下坡路的時候，蒙古族在北方遼闊大草原悄然崛起。與西夏民族一樣，蒙古族也是過著游牧生活，騎馬射箭，居無定所。與西夏不同的是，北方茫茫大草原使得蒙古族的崛起勢頭更加迅猛。崛起的蒙古鐵騎如勁冷的北風，掃向周邊秋葉一樣的國家，殘酷無情，勢不可擋。夏國自然也是其劍鋒所指。西夏王朝與漢族交往的百餘年，也是逐步漢化的百餘年，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其間，它雖然取得了封建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但同時也削弱了其尚武剽悍的社會風氣，導致軍隊戰鬥力下降，政治鬆弛，社會尚文、奢靡之風盛行。國家的虛弱，蒙古的入侵，戰略的失誤，皇帝頻繁更替等等，這一切都加速了西夏滅亡的進程，直至其最後煙消雲散……從天慶十二年（1205年）到寶義二年（1227年），前後的23年裡，是西夏逐步被消耗、蠶食和滅亡的23年。這一時期可以分為兩大階段，一是夏金戰爭階段，一是夏蒙戰爭階段。自元德六年（

    24年）乾順上表依附金朝到皇建元年（1210年）夏金關係破裂，雙方維持了86年的宗主關係。兩國關係雖偶有衝突，但基本保持著守望相助的友好關係。夏金關係的破裂的導火索源於蒙古族的入侵。皇建元年以前，蒙古兵三侵西夏。在第三次蒙古族入侵西夏的時候，西夏曾遣使赴金求援，但遭金衛紹王拒絕。最後，中興城被水淹浸，夏襄宗不得不與成吉思汗面約和好，獻子女給成吉思汗，才解除危機。夏王氣急敗壞，將失利遷怒於金。皇建元年（1210年）八月，夏國發兵萬餘騎，攻打金葭州（今陝西佳縣境），大肆燒殺搶劫，兩國關係正式破裂。第二年，靠宮廷政變上台的夏王遵頊又趁蒙軍北面進攻金國之機，攻打金國，擄掠財物，擴張領土。同時，夏國採取「附蒙攻金」的政策，從光定元年（12

    年）到光定七年（1217年）的七年間，年年派兵侵入金朝的領域，攻城略地，但總是勝少敗多，不但沒能佔到多大便宜，而且消耗大量的國力，得不償失。在附蒙攻金期間，蒙古貴族不斷向西夏徵兵，西夏不勝其煩，稍加抗拒便引來戰火，中興府幾度告急遵頊開始意識到蒙古軍才是最大威脅。於是，光定八年（1218年）三月遵頊寫信給金朝，想重新和好，恢復邊境貿易，商討聯金抗蒙之計。金宣宗責以遵頊反覆無常、毫無信譽，對遵頊的建議不予理睬。遵頊大怒，立即引蒙古軍進攻金國。但被金國接連打敗。遵頊又萌生「聯宋攻金」之意。光定九年（1219年），他兩次派特使到四川，約南宋出兵夾攻金國。南宋利州路安撫使丁複信表示同意，但都未能如約出兵。次年，宋夏相約出兵攻金，夏軍野戰，宋軍攻城。九月，攻金鞏州，大敗，軍士死傷萬計。撤退途中遇金伏擊，遵頊由此恐懼不已。

    對金戰爭非但沒有撈到好處，反而再次淪為蒙古貴族的「走狗」。光定十一年，蒙古軍木華黎率部渡過黃河，浩浩蕩蕩進入夏國，河西諸城守將望風披靡，紛紛投降。遵頊不僅不抵抗，而且設宴款待，並撥出五萬人馬供木華黎指揮，隨蒙古軍進攻金國。他又回到了附蒙攻金的老路上了。此後兩年，他積極配合蒙古大軍攻擊金國。自夏國與金國關係破裂的13年裡，大小戰事25場，耗費了兩國的國力，又為蒙古滅亡兩國創造了條件。當兩國都筋疲力盡之時，蒙古大軍發動了全力滅亡西夏的戰事。夏蒙戰爭全面爆發。光定十三年（1223年），剛愎自用、懦弱、反覆無常的遵頊也失去了蒙古的信任，在朝中一片怨憤之聲中退位，做了夏國唯一的太上皇。遵頊的次子德旺繼位。德旺轉變附蒙攻金的策略，開始聯金，共同抵抗蒙古族的侵擾。乾定二年（1224年）二月，德旺趁成吉思汗率軍西征之際，遣使聯絡未被蒙古征服的漠北蒙古部落，意圖結為外援，共同抗擊蒙古，以固西夏。五月，成吉思汗從西域回師途中得知西夏有「異圖」，遂率兵由河外攻沙州（今甘肅敦煌）。由於實力不濟，夏獻宗德旺遣使至蒙古軍中請降，許以子為人質，蒙古軍退走，沙州解圍。

    蒙古大軍撤走只是暫時的。蒙古找個借口，於第二年又開始攻城掠地，先後攻陷肅、甘、涼等州。其中最為慘烈的要數攻守靈州的冰河大戰。十一月，成吉思汗大軍直撲中興府的北方重鎮靈州城。靈州乃當年李繼遷的根據地，西夏國的第一都城。末主嵬名遣西夏名將嵬名令公守城。嵬名令公率10萬大軍在靈州城西黃河沿岸層層設防。蒙古大軍圍攻靈州必先渡河。此時，千里黃河，朔風成冰。蒙古軍是一支百戰百勝的虎狼之師，而西夏靈州守軍則是一支精銳的王牌部隊。兩軍在冰封的黃河上布陣列戰。堅硬的冰面上，蒙古騎兵發動多次攻擊。儘管西夏缺乏能與之對抗的騎兵，但此戰關係到整個西夏的生死存亡，因此，西夏軍隊眾志成城、以一當十，奮勇拼殺。蒙古軍隊在草原上可以馳騁自如，但是在光滑的冰面上，騎兵優勢不顯。雙方在冰上的戰鬥天昏地暗，血流成河。隨著時間的推進，蒙古騎兵的優勢開始顯現。西夏步兵終於支撐不住，陣型開始出現了缺口，最後隊形混亂，兵士潰散，10萬大軍被蒙古軍斬殺殆盡，靈州由此失守。而蒙古人為了這場勝利，也付出了數萬人的代價。此戰對蒙古大軍亦是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

    中興府之戰是西夏最後的戰爭。乾定四年(1227年)一月，末主李被蒙古軍圍困在中興府內，一籌莫展。右丞相高良惠領兵抵抗，日夜拒守，積勞成疾，最後勞累過度而死。禍不單行，六月，中興府一帶發生強烈地震，房屋倒塌，瘟疫流行。被蒙古軍隊圍困達半年之久的中興府糧盡援絕，軍民多患病，已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末主李走投無路，只得派遣使節向成吉思汗請求寬限一個月獻城投降。七月，避暑六盤山的成吉思汗病重。成吉思汗考慮到歷代西夏國主的狡詐反覆，恐其死後生變，遺囑死後秘不發喪，待夏主獻城投降時，將他與中興府的軍民全部殺掉。不久，末主李率李仲諤、嵬名令公等投降蒙古。蒙古軍隊帶著末主等行至薩里川，成吉思汗病死。蒙古軍隊遂遵照成吉思汗的遺囑，將尚在投降途中的末主李等盡數殺死。

    蒙古軍隊隨即沖向中興府，屠殺城內西夏軍民，無論老幼，不留遺。毀掉城池、宮殿、文牒，夷滅中興府。后又率軍踏平賀蘭山上的行宮和西夏王陵，企圖將西夏從文化上消滅於無形。建國189年的西夏王朝終於滅亡。西夏亡國時，由於蒙古軍的征服和無情殺戮，多數黨項族人舉族而亡，少數黨項人被迫四處逃亡，隱名埋姓，改族易服。作為一個獨立民族的黨項人，作為自成一體的西夏文化，從此，從歷史的長河中徹底消失了，再也聽不到黨項族的任何消息。


第二部分完，未完待續。

歧路倉皇：金朝覆亡真相
    金完顏氏，起自太祖完顏 （阿骨打）收國元年（5年），終於哀宗完顏守緒（寧甲速）天興三年（1234年）。在整個中國歷史的長河中，這120年的歷史，雖是暫短的一段，但它確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時期。其所以重要，不外乎這樣幾點：第一，它是由遠在東北邊疆白山黑水間的女真族建立起來的一個王朝，因而歷史賦予這個王朝的統治以許多特點，並從中可以看出由少數民族統治者所建立的王朝，是怎樣發生演化的。第二，它是在南北朝之後又一次出現的南北長期對峙的政權，它更加充分地反映出南北對峙階段歷史發展的諸特點。第三，它是在先後滅掉遼和北宋兩個都比自己先進的王朝之後發展起來的，這就使這個王朝背後的歷史更為錯綜複雜。最後，金王朝也沒有能逃脫「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規律，走過了一個發展——興盛——衰亡的歷史進程，與其他王朝一樣給後世留下了深刻的歷史教訓和經驗。

    吞滅遼宋

    居住在今天東北地區的女真族，屬於通古斯語系。這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先秦時期的肅慎當屬其遠祖，《三國志》所謂的挹婁，北魏所謂的勿吉，隋謂之黑水部，唐謂之黑水 ，蓋其地也。貞觀年間，唐太宗征高麗，佐之，「戰甚力」。五代時始稱女真，居住在同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江之北謂之生女真，皆臣服於契丹，后避契丹諱，更名為女直。

    生女真分為很多部落，最初，以「完顏」為號者即不止一部。其中以居住在按出虎水（今黑龍江哈爾濱以東阿什河）流域的完顏部最為強大。後來建立金朝的就是這一部。生女真地區氣候寒冷，山多林密，嚴酷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他們艱苦卓絕、英勇善戰的性格。其俗皆編髮，項間綴以豬牙為飾物，頭上插雉尾，經濟生活大體正處在半農半牧階段，所以當時生女真社會的生產力水平不過相當於中原西周時代或更早時候。女真社會發展一直比較緩慢，到遼末時雖然已有剩餘產品，但人們仍然是物物交換以通有無。自函普成為女真之完顏部首領以後，社會發展的步伐開始加快。財產私有化的程度逐漸提高，加劇了階級對立和社會的分化，部族首領正在逐漸變成統治者。但是直到金立國之初，統治者與一般成員的社會地位大體是平等的，他們「同川而浴，肩相摩於道。民雖殺雞亦招其君同食」。完顏阿骨打是女真族傑出的領袖，他適應了女真族社會發展和反遼鬥爭的需要，建立了金王朝。阿骨打的青年時代，正是女真族由氏族社會向階級社會轉化的時期，也是統一的女真民族初步形成的時期。劾里缽（金世祖）共13子，阿骨打是其次子。阿骨打兄烏雅束（康宗），

    3年12月死，由阿骨打嗣位為都勃極烈（對金初的最高軍政長官的稱謂）。阿骨打自幼「力兼數輩，舉止端正」，「好弓矢」，「善射」，23歲「被短甲，免胄，不介馬，行圍號令諸軍」。世祖、肅宗、穆宗、康宗時期的許多重大的變革和規定，都出自阿骨打的建議。阿骨打襲位為都勃極烈后，為了反抗和擺脫遼朝對本族的奴役、尋求發展的途徑，開始了建立國家政權的嘗試。

    3年，阿骨打出兵射死遼將耶律謝三。在吳乞買等女真大貴族的支持下，阿骨打於5年農曆元旦稱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迎來女真族發展的新時代。建國前後，阿骨打進行了一系列的社會改革，以適應現實社會的需要。在中央，他把部落聯盟的最高軍事首領改稱皇帝，確定了皇帝在全國最高的統治地位。他把都勃堇、國相、勃堇發展為中央統治的最高權力機構——勃極烈制，把氏族制時的古老的貴族議事機構改造成為新的統治機構。在地方，阿骨打改「猛安謀克」製為地方行政組織。猛安謀克原是一種軍事組織，阿骨打嗣位為都勃極烈的第二年，便命令各個部落以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設官吏管轄。把領兵的千夫長、百夫長改革為受封的地方領土、領戶之長，這是對舊氏族制的一個重大改革。在社會生活方面，阿骨打還改變女真族的舊習俗，禁止同姓為婚，這是女真族宗族觀念和人倫觀發展支配的結果，可以認為是發展本民族的一項有利措施，也是對氏族血緣支配關係的沉重打擊。建國后，阿骨打還命令歡都之子完顏希尹創造女真文字。女真文字是根據漢字改制的契丹字拼寫女真語言而製成的。女真字成為全國通行的官方文字。

    阿骨打立國后的第一個政治目的是要擺脫遼朝的壓迫。他首選黃龍府（今吉林農安）為攻擊目標。當年9月，金軍以破竹之勢，佔領黃龍府。遼天祚帝親率號稱70萬大軍，前去抗擊阿骨打的二萬精軍，金軍大勝。遼朝的統治已是風雨飄搖。

    6年，金軍攻佔遼的東京遼陽府（今遼寧遼陽）。以後的幾年，相繼攻佔遼的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西大名府），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到22年，金軍攻下南京析津府（今北京）。

    23年，完顏阿骨打去世，弟吳乞買繼位，為金太宗。

    25年（徽宗宣和七年），遼天祚帝在應州被金將婁室擒獲，曾經強盛一時的遼王朝壽終正寢。隨著遼的滅亡，金和宋的矛盾逐漸上升。早在年宋徽宗派童貫出使遼朝時，童貫帶回燕人李良嗣（原名馬植，童貫為其改名）。此人自稱有滅遼的良策，深得童貫的歡心，但此人品行甚差。李良嗣向宋徽宗建議，宋金聯合攻打實力尚很強大的遼國。雙方遂於

    8年簽下「海上之盟」，合力滅遼。這場交易，北宋沒有撈到什麼好處，金朝則獲得大批的戰利品、每年大量的「歲幣」以及廣大的土地。

    金一天天強大起來，而北宋卻進入了衰亡的時期。在宋金聯合攻遼的過程中，金人也看出了宋王朝的腐敗與懦弱。在滅遼的當年月，便大舉攻宋。金軍分兩路南下，東路由完顏宗望率領，從平州出發，占檀州、薊州等地，守將聞風而降。金人長驅直下，渡黃河，直逼開封。西路軍由完顏宗翰率領，從雲中出發，攻太原，同時派人去見在太原的童貫，要求宋朝割河東、河北地區，宋金以大河為界。西路的金軍在太原城下受阻。金人南下的消息傳到開封，北宋朝內一片混亂。宋徽宗趕緊傳位給他的兒子趙桓，是為宋欽宗；第二年改元靖康。宗翰率領的西路軍攻下太原，不久全軍會師於東京城下，並攻陷開封城。金軍在開封城內大肆搜刮擄掠，宋徽宗和宋欽宗也做了俘虜。靖康二年（27年），金人虜徽、欽二宗以及后妃、宗室大臣3000多人和大量的金銀財寶北歸。史稱「靖康之難」。

世章之治
    金太宗消滅北宋后，即著手渡江對南宋的戰爭，但心有餘而力不足，宋金對峙的局面基本形成。自熙宗、海陵王到世宗、章宗的統治時期，金朝基本處在一個向上發展的階段。

    35年，金太宗死，繼位的是熙宗，時年16歲。熙宗在官制方面作了許多重大改革。他廢除了舊的勃極烈等輔政制度，採用了遼宋的漢官制度。

    38年，又實行「天眷新制」，其主要目的是全面實行「漢化」政策，推行漢官制度，如原來的各種官職按新的制度進行換授；按功勛授予女真貴族以不同的勛爵和封國；進一步加強了相權；制定典章禮儀；在上京會寧府營建宮殿。

    41年，金宋雙方訂立了「紹興和議」，以淮水和大散關（今陝西寶雞縣南）為宋金的分界線，金朝的統治領域基本確定下來。熙宗晚年，統治層內部鬥爭漸趨尖銳，互相殘殺，山東境內的人民起義此起彼伏。

    49年，完顏亮殺熙宗，奪帝位，是為海陵王。海陵王即位后，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以鞏固皇權。

    53年，他把都城遷到燕京，並營建都城，是為中都；原來的汴京，改為南京（

    61年，開封又改為金的首都）。

    61年9月，完顏亮進攻南宋，並於當月渡過淮水。然而，海陵王的連年徵發，導致金軍內部不穩，士兵叛逃，軍心大亂。金軍在采石磯（今安徽馬鞍山）一戰大敗，海陵王退至揚州和瓜州，被部下所殺。

    61年10月，完顏雍即位，是為金世宗。金世宗有很好的漢文化素養，注意學習儒學典籍，吸收歷代帝王的統治經驗，崇尚仁政王道。即位以後，他採取措施，很快穩定了統治。他任用海陵王時的臣僚，保持政治制度的相對穩定；爭取女真貴族的支持；成功地鎮壓了漢族、契丹族等各族人民的起義；並吸收漢人、契丹人以及其他各族的上層人士參政議政。宋金關係方面，65年，雙方訂立「隆興和議」，換來了40年相對穩定的局面。金世宗時期，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內政的整治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方面。他對前代的制度作了一些增損，宰相增設平章政事二人，進一步加強了皇權統治。在經濟上，世宗積極恢複發展農業生產，減輕農民的負擔，招收流亡，開墾土地。為了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他躬自節儉，不尚奢華，嚴於律己、管束王公大臣。元人王惲曾經提起這樣的一件事：當時，有諸王要求朝廷提供額外的封賞，世宗對他們說：「你們這些人怎麼如此貪婪啊，你們豈不知道國家庫府中的財產就是百姓的財產，我只不過是代百姓保管罷了，豈敢枉自花費呢？」正是由於金世宗能夠比較正確地認識統治者和老百姓的關係，不隨便動用國庫的資財，所以在他統治期間稅收不及什一，「兩稅之外，一無橫斂」。不到數年，國庫充實，民間殷富，「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世宗即位時，全國有300多萬戶，20年後增至670多萬。大定年間，政局穩定，財政充足，世宗因此享有「小堯舜」之稱。

    89年，世宗完顏雍病故，皇太孫完顏繼位，是為金章宗。章宗在位期間繼承了世宗的統治政策，繼續推行漢化政策，提倡學習漢族文化，鼓勵女真族和漢族之間通婚，促進了民族之間的融合。宋金之間的相對和平狀態也得以維持，北方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世宗、章宗時期是金朝的興盛時期，在歷史上被稱為「大定明昌之治」，為當時和後世人們所艷稱。金代著名學者元好問稱，「（南湖先生）歷大定、明昌、泰和，優遊於太平和樂之世者五十年」。金朝著名的藝術家趙秉文稱讚「大定明昌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比起金末的喪亂，大定明昌時期的確算得上是一個太平盛世。

    金蒙交惡

    章宗時期雖然號稱極盛，但是諸多問題已經顯現，盛極而衰已露出了苗頭。章孝太子（即章宗之父）聰明過人，極好讀書，他想要效法北魏的孝文帝，改變金人的夷狄風俗，施行中原的禮樂。然而天不隨願，章孝太子還沒有繼承大位就早逝了。章宗完顏聰慧好學，有其父的風采，他喜好文學，崇尚儒雅，因此一時名士層出不窮，執政的大臣大多都有文采、學問可取，有能力的官吏和耿直的大臣都得到了任用，政治清明，文治燦然，金朝發展到了極盛的頂點。當然，在文字華麗辭章的背後，不難發現，講修明經之術的目的在於「保國保民」，以圖使統治「國祚長久」。但是，章宗治世之下的社會卻充斥著消極因素。他極好浮誇奢侈，到處修建宮室，外戚和小人多干預政事。大臣們只能奉承媚上，圖一時安樂，不敢逆其所好。這就是章宗之後大安、貞時期金朝衰弱的重要原因。

    章宗時，「外戚小人多預政」，指的是李元妃一家。章宗未即位之前的元配蒲查氏，早在大定二十三年就已經病故了。即位后，追封為欽懷皇后。章帝繼位后，一直沒有立妃。在看中了李氏之後，章宗就要立她為皇后。李氏出身微賤，因此大臣們一致反對章宗的這一決定，監察御史宗端修、右拾遺路鋒、翰林修撰趙秉文、御史中丞張公著等都因此丟了官。李氏雖然未能立為皇后，只進封為元妃，但是她的兄弟喜兒、帖弟依仗她的權勢干預朝政，官至極位，就連他家的私奴也仗勢欺人，眾大臣敢怒而不敢言。監察御史宗端修，「喜名節」，進士出身，李氏兄弟干預朝政，令其憤憤然，故上書要求皇帝「遠小人」。章宗竟不知他是指誰，特命喜兒傳詔，讓他說出姓名來。端修面告喜兒：「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是章宗賜給李喜兒的名字。端修直截了當地斥責他為「小人」，他亦不敢隱瞞，據實上奏，章宗雖也責備了喜兒兄弟，但還是離不開他們。監察御史張公著，更是把矛頭直指李元妃本人，他不怕得罪章宗，上書竟有「妾上僭政，夫人失位」這樣頗有刺激性的話。外戚宦官干政在東漢以來的漢族皇室從未絕跡，金王朝在學習中原王朝先進文化和制度的同時，也沾染上了這一惡習。

    就在金王朝走向衰落的時候，北方草原上又興起了一個新的少數民族——蒙古族。蒙古人的祖先，唐朝時稱為「蒙兀室韋」，居於額爾古納河流域。遼金時期，他們廣泛分佈在北方大草原上，從事游牧、狩獵，性勇悍。金立國之初，就不斷遭受蒙古族人的襲擾。天會十三年（

    35年），蒙古族內部發生叛亂，金主完顏派遣金朝貴族宋王宗乘機打擊，暫時緩解了北邊的壓力。

    43年四月，完顏試圖再一次利用蒙古人的叛亂之機出兵，卻以失敗而告終，原因就在於金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金朝貴族魯王完顏昌早先因罪被誅，他的兒子薩罕圖郎君率領其父的部人叛逃蒙古，蒙古人的勢力由此不斷強盛，直取金朝的20多個團寨，金人大敗。金只好轉而與蒙古謀和，每年送給蒙古大批的牛、羊、米、豆、棉和絹等物品以換取和平，但此舉的效果並不明顯。金朝為了免受蒙古的侵擾，不斷在北方修建界壕和邊堡，屯重兵防守。金對蒙古只能窮於應付。大定年間，北方就流傳著這樣的民謠：「韃靼來，韃靼去，趕得官家沒出去」，反映了金朝的無奈。

    1208年，章宗死，衛紹王完顏永濟（原名允濟，世宗第七子，后避章宗父允恭諱改稱永濟）繼位。章宗安排衛衛紹王繼立，自有他的如意算盤。原來元妃李氏所生葛王，自泰和三年（1203年）5月未滿周歲就夭折之後，章宗就一直為繼嗣不立而憂慮，特別是由於他的健康每況愈下，這個問題就更加突出了。1208年，后妃賈氏及范氏有了身孕，但此時章宗已經病入膏肓了。當年

    月，他臨終之前，賈氏和范氏都還未屆產期，於是就由元妃李氏與其兄李新喜會同宰相完顏匡商量，策立衛紹王永濟為皇位繼承人。很顯然，章宗立永濟，不過是讓他暫時看守皇位，他在遺詔中實際上是用《禮記》中「有嫡立嫡，無嫡立庶」的原則，否定了金太祖的「傳授至公之意」。一旦賈氏和范氏生下「龍子」，則皇位仍屬於章宗一系。然而，章宗的如意算盤很快即告落空。衛紹王雖然才識平庸，但當上皇帝之後，也如章宗一樣，千方百計要把皇位傳給自己的後代。為此，設法不讓賈氏和范氏腹中的胎兒出世，就成了他的當務之急。早在章宗駕崩之前，衛紹王就利用機會選擇了兩個妖妄之人「護視」賈氏和范氏為章宗孕育皇子，其司馬昭之心，不問可知。果然，他繼位僅僅兩個多月，大安元年（1209年）8月，即宣布賈氏和范氏妊娠都出了問題。賈氏產期已過，仍不見動靜；范氏則胎氣有損，經用藥調治，胎形已失。范氏不得已表示願意削髮為尼。這明明是衛紹王暗中搗的鬼。在這一事件中，被犧牲掉的是章宗元妃李氏。當初章宗臨終時，完顏匡是和元妃一起受遺詔擁立衛紹王的，然而他卻想獨專定策之功，於是開始謀划除掉李氏。他編造謊言說，當初，賈氏嘔吐，且腹中有積塊，其實是患病，卻被李氏說成是妊娠反應。李氏乘機與其母兄計議，令賈氏詐稱有孕，以便臨產時，取李家兒冒充，以為皇嗣。這種謊話的確是過於離奇了。章宗晚年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早生皇子上，即使李氏欲行偷梁換柱之計，賈氏又怎敢與之相配合而犯欺君之罪呢？然而，衛紹王最終還是把李氏一家和賈氏殺了。在除掉了心腹之患之後，衛紹王於大安二年（1210年）8月立自己的兒子胙王完顏恪為皇太子。就在金王朝變亂不斷的時候，蒙古族人已羽翼豐滿。金泰和六年（1206年），鐵木真統一了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國，稱成吉思汗。最初，成吉思汗仍入貢於金，並曾見到過衛紹王永濟。金章宗死後，成吉思汗聽說永濟繼位，極端蔑視，聲稱：「我以前以為中原的皇帝是天上派來的使者，然而怎麼能有這樣的庸懦之輩呢？」成吉思汗兵勢日焰，金朝勢危，欲絕地反擊。大安三年春，蒙古入貢，衛紹王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蒙古人進場之時襲殺之。然而金的「軍」中有去給蒙古人報信的，蒙古人開始還將信將疑，然而報信者不斷，蒙古人遣人窺之，才相信這是真的，於是遷延不進。「軍」是契丹及北方其它部族的武裝力量，雖然受制於金朝，卻與女真統治者離心離德，此時更明確傾向於新興的蒙古貴族。衛紹王加害成吉思汗的計劃未能實現，成吉思汗不僅不再向金進貢，而且對金先發制人。在蒙軍強大攻勢面前，衛紹王束手無策，只知與臣下相對哭泣。當蒙軍逼近中都時，金軍經不起連續攻擊，只得乞和。

    就在蒙古大軍不斷地向金髮動攻擊的時候，金王朝內部再次發生政變。1213年，金貴族胡沙虎在宮廷政變中殺死了衛紹王。金世宗之孫，金章宗的庶兄完顏繼位，是為金宣宗。本已朝政凋敝的金王朝，經過這一番折騰，更是打不起精神來了。

歧路倉皇
    衛紹王被殺，徒單鎰向胡沙虎建議，立為皇帝，理由是此人為章宗之兄、完顏永恭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接受了這一建議。當時，完顏尚在彰德府（今河南安陽），胡沙虎派人將其迎到中都。至寧元年（1213年）9月甲辰，即位於大安殿。胡沙虎雖然早已罪惡昭彰，但是宣宗念其有援立之功，仍把他當成靠山，以他為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封為澤王，其子弟數人也都身居要職。胡沙虎弒君，宣宗從極端狹隘的自私立場出發，對此人不但不懲治，反而加以袒護，結果是鼓勵了其他野心家鋌而走險。宣宗即位不久，蒙古大軍進逼京西重地紫荊關，距燕京只有200里。在此生死存亡之際，金軍內部又發生了變亂。胡沙虎的部將術虎高琪因為戰敗懼罪被殺，先發制人率領軍包圍胡沙虎的官邸，闖入卧室內將其殺死。然後退到應天門待罪。由於高琪手握重兵，宣宗不敢加罪於他，而是將那些當初跟隨胡沙虎弒逆之人一起殺掉，從而結束了這場危機。胡沙虎本來罪不容誅，宣宗不能明其罪而誅之，於是又有術虎高琪的擅殺事件，這實際上是胡沙虎弒衛紹王事件的繼續。對此，宣宗也無可奈何，只得糊裡糊塗地赦免了高琪，這表明他已無力控制局面，只是由胡沙虎的傀儡又變成了術虎高琪的傀儡而已。

    蒙古軍隊自章宗末年大規模入境滋擾，到宣宗即位初期，金已喪失了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貞二年（1214年）春，蒙古人已破中原90餘郡，並直抵中都城下。宣宗懼怕蒙古，君臣上下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與蒙古講和上，將領們也都畏縮不敢出戰，借口是「恐壞和事」。然而，越是這樣，蒙古越是不肯與之講和。當時大臣張行信對宣宗說：「自從崇慶以來，皆是因為和議耽誤了大事，如果我們時時肯和蒙古一戰，能夠挫敗蒙古人的鋒芒，那麼即使和議也是能夠長久的。」此時金朝的軍官，再也不是當年英勇善戰的猛安謀克了，張行信的期盼是完全脫離實際的。

    金宣宗畏敵如虎，竟又希望憑空出現奇迹，在蒙古軍兵臨城下時，他在東華門設「招賢所」，內外士庶言事能迎合其旨意者，即依次授官。於是，一些無知無識者，都競相到這一機構胡言亂語。有一村民叫王守信，敢說大話，聲稱「諸葛亮為不知兵」。侍御史完顏寓竟然對這種狂言信以為真，以為此人真是古今未有的軍事家，趕忙推薦給朝廷。於是這個招搖撞騙的小人竟被委以軍都統的重任，他招募一些市井無賴充當士兵，教閱進、退、跳、擲之村術，無非兒戲。其陣法曰「古今相對」，並將這四個字大書於旗上。又做黃布袍、緇巾各36件、牛頭響環64枚，聲稱用這些「法物」即可嚇跑敵人。謊言終究變不成事實，他們出城之後，並不敢與蒙古人對陣，而是殺害一些無辜的樵採百姓以充「斬獲」，並向朝廷邀功請賞。其實，王守信的「古今相對」陣法，實屬荒誕不經。然而，金朝統治者卻深信不疑，這表明金的統治已是窮途末路，他們無計可施時撈稻草般地把自己的命運交給王守信這樣的地痞無賴之人。但是，騙術最終被揭穿，金宣宗不得不派遣宰相承暉向成吉思汗乞和，並獻上衛紹王之女岐國公主及金帛、童男女500、馬3000匹，雙方暫時達成妥協。議和之後，成吉思汗由承暉護送，退出居庸關。

    雖然成吉思汗從中都郊外撤走，但山東、河北多數州縣仍在蒙古軍隊的佔領之下，河東許多州縣經戰爭破壞，已殘破不堪。此時的中都已經成為一座孤城，內乏糧餉，外無救援。金宣宗於是詔告天下，放棄中都，南遷汴京，以躲避蒙古大軍的打擊。宣宗南遷后讓皇太子留守，並命右丞相兼都元帥承暉留守中都。6月間，在宣宗尚未到達南京之時，駐守中都以南的軍發生了嘩變，投降蒙古。蒙古軍再次南下，並在軍的配合下，對中都加緊圍攻。金宣宗匆忙把太子守忠也接到了開封。是年5月，中都陷落。南遷之後，金朝君臣上下醉生夢死，只求苟安。每當蒙古大軍壓境之時，君臣惟有相對而泣，在大殿之上長吁短嘆；而當蒙古軍退兵之後，則又開始飲酒作樂。宰相們研討時政，無非是做做樣子，凡是遇到要害的問題，就宣布下次再議，每次均如法炮製。他們就是這樣因循苟且，直至國家滅亡。宣宗也並不比他的大臣們更關心金王朝的命運和前途，關心的只是如何繼續過他奢華的生活。他曾經讓人偷偷給他做一件大紅半身繡衣，並且告誡說，千萬不要讓敢於直言的監察御史陳規知道。當繡衣做成並給他送去時，他又問陳規是否知道此事，來人連忙解釋說，凡是宮中大小事，他一概不敢向外傳播，何況皇帝又親自叮囑過。宣宗聽罷，算是鬆了一口氣，說：「如要讓陳規知道了，必然會因為奢華規諫我，我實在是害怕他的話啊。」已經到了危亡的關頭，這位君主還在為一件繡衣煞費苦心，昏庸之極，可見一斑。興定三年（1219年）12月，宣宗遷怒於術虎高琪，借故殺了他，以泄其忿。然而金朝已病入育盲，並沒有迴光返照的跡象，金王朝滅亡已是指日可待了。
然而，就在此時，金王朝再一次出現了皇位危機。得寵的貴妃龐氏之子完顏守純和後來被立為皇后的王氏之養子太子守緒爭奪王位。元光二年（1223年）12月，宣宗病故。他臨終的前一天晚上，近臣都已經出宮了，只有一位年老的前朝資明夫人鄭氏陪伴著這位行將就木的皇帝。宣宗知道鄭氏可靠，便將後事託付給她，讓她「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罷氣絕身亡。鄭氏果然不負重託，沉著機智地應付了前來看望宣宗的龐貴妃，金哀宗完顏守緒才得以順利繼位。
    哀宗繼位后，因成吉思汗尚未結束西北的戰事，無暇顧此，金朝又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下，金室在汴京支撐了九年，后因為蒙古軍攻城益急，被迫出走歸德（今河南商丘）。正大初年，哀宗一度有振作精神、勵精圖治的表現，但是很快就變得如同其父一樣的消沉和腐敗了，老百姓對金朝的統治已徹底喪失了信心。正大元年正月的一天，開封城內狂風大作，端門門樓上的瓦片都被風吹落了，當時有一男子身著麻衣對著承天門又哭又笑。有人問他為何如此瘋瘋癲癲，他回答說:「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金王朝的末日即將來臨了。

    正大四年（1227年）7月，成吉思汗病死於進軍西夏都城的途中。當時西夏都城已被圍困多時，城內糧盡援絕，不久西夏國王出降，蒙古滅夏的戰爭宣告勝利。這時，他們就有可能全力以赴展開滅金戰爭了。1229年，窩闊台即汗位。兩年後，元軍即發起了對金朝的總攻擊。1232年初，蒙古軍和金軍在鈞州三峰山展開了大決戰，金軍大敗。曾經屢建戰功的完顏和尚也被俘，成了刀下鬼，金軍主力至此已經喪失殆盡。3月，蒙古大軍攻克中京洛陽，並遣使至汴京敦促哀宗投降。哀宗以親王為質向蒙古人乞和，遭到了拒絕。這時，汴京城內又發生了疫情。金哀宗除了出逃，已經別無他法了。12月初，哀宗逃出汴京，渡河準備取衛州（今河南衛輝）。攻之不克，又遇蒙古軍自河南追來，金軍慘敗。最後，哀宗夜棄六軍，渡河折回河南，帶著身邊的六七個人逃到歸德。

    天興二年（1233年）6月，哀宗從歸德啟程赴蔡州，途中正遇大雨滂沱，扈從人員徒步在泥濘中跋涉，沒有糧食，只能採摘青棗充饑，一路上忍飢挨餓，備嘗艱苦。次日抵達亳州。僧道父老在道旁迎候，只見皇帝儀衛不過是以青黃旗兩面為前導，黃傘擁后，從者不過二三百，馬不過50餘匹。哀宗在亳州停留一日，次日進抵亳州南60里，在雙溝寺避雨。哀宗舉目四望，只見遍地荒涼，不復人跡，於是哀嘆道「生靈盡矣。」當月底，哀宗抵達蔡州。當時由於宋、蒙聯合攻金的談判一時尚無結果，所以哀宗到達蔡州初期，情況比較平靜。城內又有了商販，人們以為皇帝到來，又可以過上太平日子了，他們把儲存了多年的好酒都拿了出來，一下子喝了個凈光。哀宗也忘記了是在逃難之中，剛在蔡州安頓下來，就大興土木，修建「見山亭」，以為遊憩之所。然而，外面的嚴酷現實，很快就使蔡州城裡這些人「安享太平」的美夢破滅了。8月，宋、蒙雙方達成了協議。不久，宋軍和蒙軍相配合，在唐州和息州等地發動進攻，徹底打破了哀宗聯宋抗蒙的夢想。9月間，蔡州城內的糧荒已經異常嚴重了。12月，宋、蒙雙方的軍隊對蔡州城展開猛烈的攻擊。天興三年（1234年）正月初十，哀宗眼看城破在即，便下詔傳位給總帥完顏承麟，希望他能衝殺出去，再圖恢復大金帝業。承麟當即宣告即位。此時，宋、蒙大軍已經沖入城內，哀宗自縊身亡，承麟猶率部進行巷戰，最後為亂兵所殺。金王朝在凄慘的境地中最終滅亡了。

    追尋金朝興亡的發展軌跡，我們不難發現它經歷了一條與遼朝興亡大體相似的道路。他們之所以興起之初可以與大宋政權分庭抗爭，屢佔上風，憑籍的是他們極具戰爭力的軍政組織。遼有「斡魯朵」和族軍，金有「猛安謀克」，他們都實行兵民合一的制度，在勵精圖治的帝王指揮下可以所向披靡。然而，當他們功成名就、建立一個以漢族文化為主導、帝王專制的傳統農耕政權之後，隨著原來的政權組織形式的急劇變化，制度的缺陷便日漸凸顯出來了。

    這首先表現在其原來自身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和不適應性。金朝的猛安謀克軍的戰鬥力持續下降，即使統治者施以豐厚的兵餉也無法遏止。其次，在處理作為統治者階層、即少數民族的女真族，與作為被統治者階級、即主體民族的漢民族的關係問題上，沒有能夠找到一條合適的道路。金朝在控制了江淮及大散關以北的廣闊的漢族傳統聚居區之後，為統治中原，將百萬以上的女真人徙置於黃河下遊人口稠密地方，是以犧牲漢人利益的辦法去救濟女真人的。然而，此舉既沒有解決農耕經濟形式下女真人日益貧困的問題，反而導致漢人刻骨的痛恨。他們不僅搶佔漢族最富庶的耕地，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軍事開支，又不斷加重漢族的賦役。女真人與漢人的矛盾恰如史籍所言：「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重者，人視之以為血仇骨怨，必報而後已」。第三，河患也是促進金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在金控制江淮以北之時，河患泛濫成災，連年不斷。更為不幸的是，黃河似乎也與女真人作對似的，自從金室南遷后，黃河竟然改道，不再北流，而是流向東南。河患的範圍非常廣泛。河患進一步加劇了統治階層與漢民族的矛盾，各地反抗的怒火從未停息。

    金朝以馬上得天下，在治理天下時，卻遇到內外矛盾。金朝對外一直受到北宋、南宋、西夏、蒙古和高麗等政權的牽制，稍有閃失，就會被顛覆；在內，在安置女真族和處理漢族關係問題上，產生了新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這些矛盾始終存在，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而統治階級內部血腥的權利鬥爭，又在腐蝕著政權的大廈，面對著強勁的蒙古旋風，它的滅亡似乎也就不難理解了。

南逃無路：南宋覆亡真相
    南宋（27～1279年）是北宋趙氏王朝的繼續，始於高宗趙構，終於衛王趙，共9帝。南宋偏安一隅，國運不昌，帝王懦弱。從趙構開始，皇帝大都沒有太大作為，奸臣當道，堪稱中國歷史上最軟弱的王朝之一。它著力經營長江以南廣大地區，使我國南方社會經濟持續向前發展，呈現出高度繁榮。但在軍事上卻一直讓步於北方強敵，最終為蒙元所滅。

    苟且偷安

    「靖康之變」后，留守在相州（今河南安陽）的康王趙構逃到了南京（今河南商丘），

    27年5月，趙構在南京即位，改元建炎，他就是宋高宗。高宗王朝後來定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偏安南方，與定都開封的北宋相區別，故史稱為南宋。高宗即位后，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把「主戰派」大臣李綱召回朝廷，擔任宰相。然而，這只是高宗收買人心的措施，他很擔心抗金戰爭勝利后，宋欽宗會回來和他爭奪皇位，並不太想與金朝兵戎相見，於是又任命了一大批「主降派」的官僚居於要職。因此，從南宋建立初期，抗金鬥爭中主戰派與主降派之間的激烈鬥爭就開始了。

    李綱擔任宰相后，提出了許多抗金的主張，還極力在宋高宗面前推薦大臣宗澤。宗澤是一位堅決抗金的將領。金兵第二次攻打東京開封的時候，就是宗澤領兵抗擊金兵，一連打了13次勝仗。宋高宗對宗澤的勇敢早有耳聞，這次聽了李綱的推薦，就派宗澤去開封府做知府。這時候，金兵雖然已經從開封撤出，但開封城經過兩次大戰，人心惶惶，秩序混亂。宗澤在軍民中很有威望。他一到開封，就整頓城中治安，嚴懲搶劫的罪犯，開封的秩序漸漸安定下來。同時他還積極聯絡各地民眾組織起來的義軍。河北義軍聽到宗澤的威名，都自願接受他的指揮。這樣一來，開封城中人心安定，存糧充足，物價穩定，重新恢復了大戰前的局面。但是，就在宗澤準備北上恢復中原時，宋高宗和投降派卻嫌南京不安全，想把都城遷移到更南的地方。李綱因反對南逃，被撤了職。

    不久，金兵分路大舉進攻。金太宗派大將兀朮（宗弼，阿骨打之子）向開封進攻，宗澤率部成功地擊退了兀朮的進攻。金軍對宗澤又害怕又欽佩，長時期沒敢再揮師南下。宗澤認為高宗應該回開封領導軍民收復中原，於是上了二十幾道奏章，都石沉大海，毫無音信。這時的宗澤已經是70歲的老人，一氣之下卧病不起，臨終前還呼喊「過河！過河！過河！」宗澤去世后不久，團聚在開封附近的各地義軍既受到南宋政府的猜忌，又遭到金兵的鎮壓，抗戰力量大大削弱，中原地區又全部落入金人手中。建炎三年（29年）初，金兵分路渡河南下，宋高宗等人從揚州倉皇逃往杭州。10月，金將兀朮領兵10萬分兩路渡河，長驅直入。宋高宗又從臨安逃往紹興、明州，當金兵追蹤而來時，高宗又從明州乘海船逃往溫州。金兵下海追趕三百里，遇大風雨被南宋水師打敗，才引兵撤退。這次戰事使大江南北許多繁華城市和附近農村遭到嚴重破壞，人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

    與此同時，江南江北許多地區的人民積極抗擊金兵，金兵進攻揚州時，張榮領導的梁山泊水軍從清河南下在江蘇淮安堅持抗金，隊伍發展到一萬多人。南宋官軍中也不乏堅決抵抗的金軍將領，他們英勇善戰，不屈不撓。建炎四年（30年）3月，金將兀朮率15萬金兵到達鎮江黃天盪附近時，抗金名將韓世忠率軍攔擊。當時韓世忠手下只有宋軍8000人，雙方兵力懸殊。激戰時，韓夫人梁紅玉親自擊鼓助威，雙方相持48天，金軍終於撤兵。兀朮擺脫了韓世忠的阻擊后，帶兵轉道建康才撤回北方。在返回途中，又遇到了抗金名將岳飛軍隊的頑強阻擊，被殺得潰不成軍，狼狽撤回。
這一時期抗金的主力是岳飛及其岳家軍。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南湯陰）人，從小刻苦讀書，尤其愛讀兵法，他還力大過人，十幾歲的時候就能拉開300斤的大弓，後來又學得一手百發百中的好箭法。傳說岳飛離家抗金前夕，其母姚氏在他背上刺了「精忠報國」四個大字，這成為岳飛終生遵奉的信條。先前，都城開封被金軍圍困時，岳飛曾隨宗澤前去救援，多次打敗金軍，受到宗澤的賞識，稱讚他「智勇才藝，古良將不能過」。南宋建立后，岳飛上書高宗，要求收復失地，被革職。岳飛遂改投河北都統張所，在太行山一帶抗擊金軍，屢建戰功。后復歸東京留守宗澤，宗澤死後，岳飛繼續留守開封。高宗被迫流亡海上以後，岳飛孤軍堅持敵後作戰。他先在廣德（今安徽廣德）攻擊金軍，六戰六捷。又在金軍進攻常州時，率部馳援，四戰四勝。這次趁兀朮北撤的時候，他跟韓世忠配合，沉重打擊了金軍的氣勢。次年，岳飛又與韓世忠配合，在建康城南牛頭山設伏，大破金兀朮，收復建康，金軍被迫北撤。從此，岳飛威名傳遍大江南北，聲震河朔。同年，岳飛升任通州鎮撫使兼知泰州，擁有人馬萬餘，建立起一支紀律嚴明、作戰驍勇的抗金勁旅「岳家軍」。
    紹興三年（33年），岳飛剿滅李成、張用等「軍賊游寇」。次年4月，岳飛揮師北上，擊破金傀儡偽齊軍，收復襄陽、信陽等六郡。紹興四年（34年），32歲的岳飛升任清遠軍節度使。次年，岳飛率軍鎮壓了洞庭湖地區的楊么起義軍，從中收編了五、六萬精兵，「岳家軍」實力大增。由於「岳家軍」英勇善戰，很快成為一支抗金的主力部隊，成為和劉光世、韓世忠、張俊齊名的抗戰派將領。

    紹興六年（36年），岳飛再次出師北伐，一路攻城奪地，由於是孤軍深入，不得不撤兵。此次北伐，岳飛壯志盈懷，寫下了千古絕唱《滿江紅》：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

    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

    臣子恨，何時滅？

    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

    壯志飢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紹興七年（37年），岳飛再升為太尉。他屢次建議高宗動用全國之力，興師北伐，收復中原，但都為高宗所拒絕。九年（39年），金國政變，金兀朮掌握大權，次年，金兀朮兵分四路南下進攻南宋。岳飛率領岳家軍深入河南地區，先後收復潁昌(今河南許昌)、鄭州、洛陽等地。岳飛把主力駐紮在潁昌，自己親自率領騎兵駐守在郾城(今河南郾城)。兀朮聽到岳飛出兵，鼓足勇氣率15000餘騎精兵，來到郾城北面。金軍以身披重鎧甲，頭戴鐵兜的精銳「鐵塔兵」列在正面，以號稱「拐子馬」的騎兵布列兩側。岳飛面對強敵毫不畏懼，派兒子岳云為先鋒，命令岳雲只許勝，不許敗。岳飛看準金軍的弱點，命將士預備好長砍刀、大斧，等金軍衝來，彎腰下砍馬腿，上砍敵兵。激戰持續到天黑，殺得金兵屍橫遍野。兀朮不禁哀嘆：「自起兵以來，全仗拐子馬取勝，不料今日遭此重創。」此後兀朮連戰連敗，岳飛率兵乘勝追擊，一直打到東京附近的朱仙鎮。金軍深感岳家軍的厲害，發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的感嘆。

    岳飛等主戰派遂加緊了打擊金軍、收復中原失地的進程。他在朱仙鎮招兵買馬，聯絡河北義軍，積極準備渡過黃河收復失地，他激動地對諸將說「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耳！」然而「已把杭州做汴州」的高宗和姦相秦檜卻不願意收復中原失地，他們一心求和，連發12道金字牌，命令岳飛退兵。岳飛抑制不住內心的悲憤，仰天長嘆：「十年之功，毀於一旦！」他壯志難酬，只好揮淚班師。岳飛回到臨安后，即被解除兵權。紹興十一年（41年）8月，高宗和秦檜派人向金求和，金兀朮要求「必先殺岳飛，方可議和」。秦檜乃誣岳飛謀反，將其下獄。當年12月，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岳飛毒死於臨安風波亭，是年岳飛僅39歲。其子岳雲及部將張憲也同時被害。

    宋金雙方達成了「和約」：第一、宋向金稱臣，「世世子孫，謹守臣節」；第二、劃定疆界，東以淮河中流為界，西以大散關(陝西寶雞西南)為界，以南屬宋，以北屬金。宋割唐(今河南唐河)、鄧(今河南鄧縣)二州及商(今陝西商縣)、秦(今甘肅天水)二州之大半予金；第三、宋歲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紹興和議」確定了宋金之間政治上的不平等關係，結束了長達十餘年的戰爭狀態，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

帝王無能
    紹興三十二年（62年），宋高宗禪位，36歲的孝宗趙即位。孝宗頗欲有番作為，他給岳飛平反，又將秦檜時期製造的冤假錯案全部予以昭雪。先後起用了張浚、虞允文等主戰派大臣，力圖恢復中原。然而，面對高宗的處處牽制、主和派的極力阻撓，孝宗深感力不從心，中興大業最終不得不付之東流。其後的帝王們大多滿足於安逸的生活，滿足於偏安江南的既成事實，北復中原的大計漸漸歸於沉寂。

    孝宗之後，其子光宗趙繼立，光宗似乎智力上有些障礙，加上皇后李氏生性妒悍，光宗整日抑鬱不樂，他在位十五年，毫無建樹。

    光宗之後，寧宗趙擴亦是一位毫無作為的皇帝。他即位時竟發生了戲劇性一幕，當太皇太后吳氏命趙擴穿戴黃袍登基時，趙擴居然嚇得極力掙脫，口中還大聲地喊道：「兒臣做不得，做不得！」太皇太后只好強行與他披上黃袍，登上皇位。寧宗即位后，毫無主見，任人擺布。寧宗朝，外戚韓胄把持朝政，此人結黨營私，打擊異己，歷史上稱為「慶元黨禁」。慶元黨禁很不得人心，韓胄為了挽回人心，決定北伐金國，建立不世之功業。於是他起用辛棄疾、葉適等主戰派，從開禧二年（1206年）開始北伐。戰爭初期，宋軍收復了一些地方，但是在金軍的反攻下，很快趨於失敗。投降派史彌遠勾結楊皇后，乘機反撲，打擊主戰派。他們槌殺韓胄，割下他的腦袋獻給金朝，乞求和議，宋金達成「嘉定和議」。史彌遠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把持宋寧宗趙擴一朝達17年之久。史彌遠對金採取屈服妥協的政策，對南宋人民則瘋狂掠奪。他的擅權極大地損害了南宋統治的根基，南宋政治從此更加敗壞。

    孝宗至寧宗三朝共統治南宋60多年，北伐大業一誤再誤，在此期間，金國統治也日益腐朽，然而興起於蒙古高原的蒙古汗國氣勢正旺。蒙古鐵騎不僅滅了西遼，圍攻西夏，而且在成吉思汗的領導下，完成了對中亞的征伐。嘉定十七年（1224年），寧宗病死，史彌遠立趙昀為皇帝，這就是宋理宗。寧宗時，在選立太子問題上，史彌遠為保持自己擅權的地位，玩弄手段廢掉皇弟沂王之子貴和，從越州找到了另一宗室子趙與莒，賜名貴誠，立為沂王，全力扶植。寧宗死後，他馬上矯詔擁立貴誠，改名昀，繼續擅權理宗一朝。史彌遠兩朝擅權長達26年之久，權傾朝野，把國家一步步拖向絕境。他以宣繒、薛極

    為肺腑，王愈為耳目，盛章、李知孝為鷹犬，馮為爪牙，專擅朝政，權傾內外。薛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述，依附史彌遠，人謂之為「四木」；李知孝與梁成大、莫澤，為史彌遠排斥異己，不遺餘力，人謂之為「三凶」。廷臣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胡夢昱等官員因為反對他的專權，皆遭竄逐。史彌遠等人，對金一貫採取屈服妥協的政策，對南宋人民則瘋狂掠奪。他招權納賄，貪污公行。還大量印造新紙幣，不再以金、銀、銅錢兌換，而只以新幣兌換舊幣，並且把舊幣折價一半。致使紙幣充斥，幣值跌落，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史彌遠一直得到宋寧宗、理宗的信任，封官加爵不已，甚至到紹定六年(1233年)病死，還被追封為衛王，謚忠獻。

    理宗當政，「淵默十年無為」。理宗親政后，大力倡導理學，企圖借理學力量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一時間理學思想瀰漫朝野。官員一面誇誇其談，空講仁義道德，一面欺世盜名，魚肉百姓。此外，理宗沉溺美色，怠於政事。也正是理宗情色之好，導致另一位奸相權臣爬上權力的巔峰，實際上為南宋的命運提前劃上了句號。這一權臣就是賈似道。

奸佞喪國
    賈似道，台州(今浙江臨海)人，他尚年幼時，父親賈涉在淮東制置使任上突然病逝。因為家道中落，又無人管教，賈似道漸漸不務正業，經常酗酒賭博，沾染了一身惡習。賈似道的命運發生轉變是因為同父異母姐姐賈氏被選入宮中。賈氏長得漂亮，深得理宗的憐愛，進宮不久就被冊封為貴妃。賈似道籍此裙帶關係，被相繼提拔為籍田令、太常丞、軍器監、大宗正丞等京官。一身流氓習氣的賈似道，在京城臨安有恃無恐，行為放蕩不羈。他常常白天在妓女家裡鬼混，夜間又通宵在西湖上泛舟遊玩。有一天晚上，理宗登高眺望西湖夜景，見湖上星火點點，就對左右說：「這必定是似道。」次日前去詢問，果然不錯。雖然無才無德，因是貴戚的關係，加上他善於使弄權術，所以賈似道連年陞官、步步高升。寶五年(1257年)，他一路遷升為知樞密院事兼任兩淮安撫大使。賈似道平步青雲之時，也正是北方蒙古貴族橫掃天下之際。南宋政權的弱不禁風，盡收蒙古貴族的眼底。而南宋似乎對蒙古大軍所向披靡的戰鬥力並不甚清楚。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借金國新亡之機，在沒有充足準備下，突然派軍隊北上，企圖收回蒙古軍佔領的河南及三京之地，結果在洛陽遭到蒙古軍的襲擊。這次軍事行動導致了嚴重後果，它激化了南宋與蒙古國的矛盾。

    寶五年(1257年)2月，蒙古大汗蒙哥調動三路大軍全面侵宋，蒙哥的弟弟忽必烈親率大軍圍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其矛頭直指南宋都城臨安。理宗萬分慌張，派賈似道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屯兵漢陽(今湖北漢陽)，以援鄂州，賈似道本不學無術，他看到蒙古鐵騎驍勇善戰，鄂州岌岌可危。萬分驚恐之下，就秘密派人去向忽必烈求和，提出的條件是：「北兵若旋師，願割江為界，且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忽必烈原本不想議和，這時突然得到蒙哥前線病逝的消息，為了趕回蒙古去爭奪汗位，他就順水推舟答應了議和條件，率軍撤回北方去了。

    賈似道見蒙古軍主力已經撤走，就出動大軍攔殺了一小股蒙古兵，洋洋得意回到臨安，以做邀賞之功。他把私自訂立和約的事瞞得嚴嚴實實，到處吹噓自己取得大勝。宋理宗聽信了賈似道的謊話，認為賈似道立了大功，誇耀一番之後，又晉陞他為少師，封衛國公，視之為「股肱之臣」。為了標榜所謂的豐功偉績，賈似道甚至指使門客廖瑩中、翁應龍等撰寫文章，名曰《福華編》，為自己根本不存在的「援鄂之功」歌功頌德，肉麻至極。蒙古政權上層因忙於內部事務的處理，放緩了打擊南宋的腳步，南宋得以暫時的苟延殘喘。然而，南宋朝廷並沒有抓緊這難得的時機緩解矛盾、增強國力。相反，卻由於賈似道的橫行霸道進一步加快了滅亡的進程。

    賈似道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排斥異己，殘害抗戰將領。他網織罪名殺害了左丞相吳潛，逼死抗蒙有功的向士璧、曹世雄，領導釣魚城抗戰、讓忽必烈大軍束手無策的王堅，也被賈似道解除兵權，以至於鬱悶而死。賈似道還通過實行所謂「打演演算法」，把在抗戰中支取官物用作軍需的將領一概治罪。至此，賈似道羽翼豐滿，權傾朝野，把持朝綱長達15年時間。賈似道專權后，對人民的剝削愈益苛重，致使社會經濟更為蕭條。賈似道以南宋政府財政困難，軍糧不足為由，在景定四年(1263年)實行買「公田法」。其辦法是：按官品規定占田限額，兩浙、江西等地官戶如果超出限額，在超額的田地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買回，作為公田出租，然後收公田租以充軍糧。「公田法」本與農民關係不大，但是許多官吏以買田邀功，常將只能收租六、七斗的田虛報為一石，官府據此規定重額官租，強迫農民交納，這使得農民負擔大大加重。同時，有權勢的官僚大地主雖然家有餘田，但拒不出賣，地方官為了完成買田數額，就強迫中小地主乃至自耕農賣田。「公田法」推行以後，許多人家破產失業，南宋王朝與中小地主以及自耕農的矛盾也激化了。景定五年(1264年)，賈似道又在各地實行所謂「經界推排法」，也就是清查民間土地，分毫必計地向民間搜括田稅地租。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地方政府動輒虛加貧弱農戶的租稅。無疑，「經界推排法」又成為一禍國殃民之舉。

    賈似道不僅通過「買公田」、「經界推排法」之類的手段從民間搜刮財富，而且連年濫印紙幣，造成貨幣極度貶值，物價飛漲。城市工商業、農業直至國民經濟遭到嚴重破壞，國力迅速衰微。大臣黃震上書指出國家面臨四個弊端——民窮、兵弱、財匱、士大夫無恥，被連貶三級，朝中難聞正直的聲音。

    景定五年(1264年)，理宗終因嗜欲過度而病死，皇太子趙在賈似道扶持下繼位，是為度宗。度宗孱弱無能，亦是一位貪戀女色之徒，朝中大小事務依然託付給賈似道，稱賈似道為「師臣」。賈似道為了考驗度宗對他的信任度，也為了在新君面前樹立威信，便在辦理完理宗喪事後，棄官回到紹興私宅，之後指使人謊報蒙古兵犯境。度宗和謝太后聞報大驚，手詔請賈似道出來主政，並特拜他為太師、封魏國公，賈似道這才出來「為國視事」。賈似道經常巧設陰謀，置度宗於股掌之上。咸淳三年(1267年)，他向度宗提出要歸家休養，度宗每天四、五次派侍從官去傳旨挽留，又每天十多次派人送去各種賞賜。被派去的人唯恐賈似道離京，竟每夜躺在賈府門外守著。度宗又在靠近西湖的葛嶺，賜給賈似道第宅一所，把他送到那裡去休養。從此，賈似道每五天入朝一次，也不去公堂理事，一切公文都由人送到他家中籤署，朝中其他幾位宰相只是挂名而已。當時人們形容這種情況說：「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指賈似道)。」 此後，度宗又給他十日一朝的特權，而且每次退朝，度宗總要離座目送他走出殿廷，才敢坐下。

    雖然賈似道深居豪宅，朝廷內外一切政事，如果他不同意，任何人也不敢辦理。誰要是使他稍不滿意，輕則斥責，重則削去官職，終身不用。一些企圖向上爬的官吏，紛紛向他行賄，。這樣一來，賈似道斂財無數，南宋的貪污之風也隨之大盛。

    在賈似道不斷向度宗要官要權之時，蒙古軍正大舉南下，南宋危機十分深重。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北返蒙古奪得汗位之後，他迅速穩定了內部，不久即又派兵佔領南宋四川地區，並沿漢江南下，於咸淳四年(1268)包圍襄陽，次年又圍樊城，直逼南宋的腹地。咸淳六年(1270年)，正當襄、樊被圍，南宋前線形勢十分危急之際，賈似道卻悠閑地躺在葛嶺私宅中，過著極端荒淫的生活。他掠取許多美貌的妓女、尼姑為妾，日夜淫樂。他喜歡鬥蟋蟀，而且還著《蟋蟀經》，描述他養蟋蟀、鬥蟋蟀的經驗。賈似道還特別愛好奇玩珍寶，廣為搜羅。他聽說已故兵部尚書余階有玉帶殉葬，竟掘墳取來。
賈似道在葛嶺恣意淫樂，整日不上朝，如果有人提及邊防之事，他即加貶斥。有一天，度宗問他：「襄陽被圍已三年，怎麼辦？」他扯謊道：「北兵已退，陛下從何處聽得此言？」度宗告訴他是聽一個宮女講的，他就立即處死了那個宮女。自此，不管前線情況多麼吃緊，誰也不敢透露半點真實消息。
    咸淳七年(1271年)月，忽必烈定國號為元，加緊了統一中國的進程。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樊城被元軍攻破。襄陽被圍五年，糧盡援絕，城中軍民拆屋當柴燒，縫紙幣做衣穿，守將呂文煥孤立無援，於是獻襄陽城投降元朝。襄陽之戰對元宋雙方都具有重要意義。勝利的一方發現南宋朝廷的腐朽沒落已經不可救藥，從中看到滅宋的希望，而失敗的一方不僅沿長江一線及以南的防守從此處於極其被動的勢態，而且民心士氣大受挫折，南宋王朝滅亡的喪鐘已經清晰可聞。

    咸淳十年，賈似道的母親去世，值此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賈似道不僅不組織抗元，反而乘機大擺排場，炫耀自己的權位。度宗親往祭奠，太后以下之皇親國戚以及朝中大臣，也家家設祭。有的祭台搭到數丈高，為裝祭品，還跌死了好幾個人。賈似道回台州治喪，動用皇帝的儀仗送葬，山陵的規模甚至超過度宗的壽墳。下葬那天，整日大雨，山洪猛漲，送葬的百官立在大水中，連動也不敢動一下。

    此後不幾天，度宗因酒色過度，突然死掉了。賈似道又立年僅四歲的趙顯當皇帝，繼續操縱著南宋大權。

    元軍佔領襄陽后，又於當年攻下鄂州。京城太學生和群臣上疏，一致要賈似道親自督師抗元。賈似道迫不得已，只好在臨安設立都督府，但他遲遲不敢與元軍對決。直到德元年(1275年)正月鄂州失陷以後，他才抽調各路精兵13萬，從水路出發。他帶了大批輜重，船隻首尾相接達百餘里。途經安吉(今浙江安吉北)，他的座船因過於龐大，在攔河壩上擱淺，水軍只得為他換船繼續前進。隊伍開到蕪湖（今安徽蕪湖），賈似道就迫不及待地與元朝聯繫議和，他從蕪湖放回元朝俘虜，並送荔枝、黃柑給元朝丞相伯顏，同時派使者去元軍大營，請求稱臣送歲幣。伯顏拒絕議和，並繼續進兵至安慶(今安徽安慶)、池州(今安徽貴池)、丁家洲（今安徽銅陵東北長江中）一戰，宋軍前鋒毫無鬥志，不戰而走，後方督戰的賈似道也驚慌逃竄。此一役，宋軍主力大部分被殲，士氣喪失殆盡。

    賈似道兵敗之後，元軍主力順長江東下，很快逼近臨安，趙宋王朝已處在滅亡的前夕。賈似道喪師辱國，朝野震動，群情激憤，太學生及台諫、侍從官紛紛上疏請殺賈似道，太后謝道清不許，只削降他三級官職，命他回紹興私宅去給他母親守喪。賈似道到了紹興，紹興的地方官關起城門來不讓他進去，於是朝廷改命賈似道去婺州(今浙江金華)居住，婺州群眾聽說賈似道來，就貼出通告，把他趕走。可見賈似道犯下滔天大罪，人人不容。在朝臣的強烈要求下，謝太后只得將賈似道貶為高州(今廣東高州東北)團練使，並派人監押。紹興府有個小吏鄭虎臣，因受過賈似道迫害，為了報仇，他主動要求擔任押送官。鄭虎臣一路上羞辱賈似道，不時找機會欲置賈似道於死地。走到漳州，鄭虎臣橫下心來，在賈似道如廁時結果了他的性命。

    德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顏率領的元軍雲集臨安城下，謝太后欲戰不勝、南渡無法脫身，她任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與元軍接洽。然而，文天祥前往元營和談時卻被伯顏扣留。謝太后無奈，只得向伯顏奉上傳國寶璽和降表，開城投降。南宋主體政權已經滅亡。此後帝王官宦走向了長達三年的逃亡之路。

    度宗死後，他的三個兒子嘉國公趙顯、益王趙、衛王趙，相繼被朝臣擁立為帝。弟兄三人即位時最大的不過八歲，在位時間最長的也只有三年。其中，度宗之後繼位的恭帝趙顯，在位2年，被元軍俘獲後送西藏為僧，又被冤殺；恭帝被元擄住后，大臣陸秀夫等擁立趙為帝，在位3年，在元軍追擊中受驚而死，終年

    歲，葬於永福陵（今廣東省新會縣南）；末帝趙在位2年，在元軍追擊下，由大臣陸秀夫背著投海而亡，終年9歲，時為1279年。宋室在南方153年的統治宣告終結。

    南宋的政治和軍事形勢留給後人更多的是苟且、軟弱和無可奈何！分析南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裝備會發現，南宋並不是一個不堪一擊、積貧積弱的王朝。宋朝在行政制度、經濟運行和火藥火器技術的研究等方面都超過漢唐。南宋朝廷以雄厚的江南經濟做後盾，推行「以金錢換和平」的外交策略，似乎也無可厚非。不幸的是，兩宋政權一直處於諸多勃興的少數民族政權的夾擊和圍攻之中，窮於應付戰局，實屬無奈！契丹、黨項、女真和蒙古族在十至十三世紀相繼崛起，其勢難以敵當，也在情理之中。兩宋朝廷本無意消滅這些敵對政權，攻擊力雖不甚銳利，但抵禦來犯之敵的能力尚且有餘，在面對蒙古族大軍的時候尤其如此。從1206年開始，蒙古族大軍幾乎是以排山倒海之勢相繼滅金、滅西夏、滅花拉子模、滅俄羅斯諸公國、敗波蘭等東歐國家，獨獨在吞併南宋的戰爭中，無論是出動的兵力，還是相持的時間（從1235年舉兵伐宋，到1279年徹底摧毀宋王室，歷時近半個世紀之久），損失之慘痛，都是前所未有的。

    南宋滅亡的真正原因在於統治者上層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朝政上吏治腐敗，使得民不聊生。加之在外交措施方面失當（南宋與蒙古結盟滅掉金朝，頓失防禦屏障，並將自己的實力暴露於蒙古貴族面前，實屬重大失策），導致內外交困所致。像賈似道在政治腐敗、國運衰微的南宋末年，由一個浪蕩子弟迅速爬到了右丞相兼樞密使的高位，充分體現了南宋統治集團的腐朽沒落。在元軍大舉攻宋的時候，作為前線指揮，他一面封鎖軍情，一面向敵人稱臣請降，這種兩面派的作風是無法長久的。君臣上下，不思進取，既沒有北定中原的雄心，也沒有積極防禦的打算，只是一味搜括民脂民膏，貪戀奢華的生活，所謂「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就是形象的寫照。南宋後期的政治可用皇權旁落、大臣擅權、皇后干政、朝政混亂和民怨沸騰來概括。如此以來，國家豈有不滅亡之理？！所以，當南宋統治者選擇了逃避甚至是投降政策時，實際上就意味著選擇了一條註定滅亡的道路！

倉皇北顧：元朝覆亡真相
    公元1206年，在燕京（北平）1200公裡外的斡難河上游，尚屬金帝國的藩屬蒙古民族諸部落，正舉行一個重要的集會。在這次集會上，孛兒只斤部落44歲的酋長鐵木真被推舉為大可汗，號稱成吉思汗，蒙古帝國正式誕生。此後的60多年間，蒙古帝國共發動5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鐵蹄踏遍歐亞大陸面積約3000萬平方公里的版圖，建立了一個規模空前的龐大帝國。成吉思汗及其子孫兩次南征，先後滅金和南宋，於1279年徹底終結唐以來的分裂局面，使四分五裂的中國再次實現了大統一。元朝自1271年建國至1368年滅亡，歷時97年，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全國範圍內建立起來的，以少數民族統治者為主的政權。這個朝代，地域廣博，軍事嚴整，在經濟、漢文學和科技等方面都創造了輝煌的成就。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強大而繁盛的帝國，在短短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就轟然倒塌，消失在歷史的浪潮里。它的覆滅是每一個王朝的必然，還是異族統治者的宿命？也許只有在奔流不息的歷史長河中才會找到我們想要的答案！

    悄然而逝

    元帝國的創造者成吉思汗，姓孛兒只斤，名鐵木真，是古代蒙古族的傑出領袖，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出色的軍事家之一。《元史·太祖》贊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更賦予他「一代天驕」的稱號。

    鐵木真於62年出生在蒙古孛兒只斤氏的一個貴族家庭。這個時期的蒙古草原，部族林立，各部族之間征伐不已。鐵木真九歲時，其父也速該被塔塔兒人用毒酒害死，他所在的部落便逐漸衰落下去。

    75年，14歲的鐵木真一家人被迫遷居青海子居住。他在克烈部的王罕幫助下，勢力逐漸強大。成年的鐵木真被部將推舉為乞顏部落的「汗」。

    96年，鐵木真聯合王罕和金朝的力量，打敗了塔塔兒部，並於6年後消滅了這個古老的部族。塔塔兒部的滅亡，不僅使鐵木真報了殺父之仇，還使他統一了蒙古東部。同時，金朝還授予鐵木真「扎兀惕忽星」（諸部統領）的稱號，使他成為蒙古部名正言順的首領。

    東部統一之後，鐵木真把目光投向了西部蒙古各部。在消滅掉強大的克烈部之後，鐵木真又陸續消滅了爾蠻部等蒙古諸部，於1206年統一了蒙古高原。同年，44歲的鐵木真被蒙古貴族們一致推舉為全蒙古的大汗，成為蒙古歷史上第一個建立統一政權的君主。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國在當時還是一個軍事行政的聯合體，為了鞏固統一，加強統治，成吉思汗開始逐步建立政治軍事經濟制度。他打破了蒙古族原來的氏族組織，按照十進位的方法，把蒙古各部牧民統一劃分為十戶、百戶、千戶、萬戶，並相應設立了十戶長、百戶長、千戶長、萬戶長。這些領主均由成吉思汗直接任命分封，並按其等級高低領有一塊大小不等的封地和數量不等的封戶。在其領地內的牧民男子都是戰士，平時放牧，打仗時則隨領主出征。此外，成吉思汗還創立了「怯薛制」，即挑選貴族子弟和自由民中「有技能、身體健全者」組成一支萬人軍隊輪流入宮宿衛，「怯薛」在漢語中的意思是「番直宿衛」。這是蒙古軍的精銳，也是對地方加強控制的主要武裝力量。

    蒙古族最初是沒有文字的，早期的命令，也都是「刻指以記之」。攻滅乃蠻部落之後，他命被俘的乃蠻掌印官維吾爾人塔塔統阿教蒙古貴族子弟讀寫。從此蒙古有了文字和印信。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法令）和「必里克」（訓言）就是用這種文字紀錄下來的。「大札撒」是成吉思汗重視法律的成果，建國后，他下令把許多習慣法固定下來，編成法典，即「大札撒」。他還把自己發表的訓話和命令編為《訓言》，也具有法律效力。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蒙古汗國由蒙昧的狀態逐漸步入文明社會，鞏固了蒙古各部的統一，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以後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元帝國的建立開創了有利的局面。國力的昌盛和軍事的強大，使成吉思汗不再滿足於蒙古各族內部的統一。他的目光穿過蒼茫遼闊的高原，落在了高原之南、甚至更遠的地方，那裡有黨項族所建的西夏、女真族創建的金朝，以及趙氏宋朝。

    相對於強勢的金朝和宋朝而言，西夏王朝顯得最為弱小。因此，早在蒙古帝國建立的前一年，成吉思汗就發動了對西夏的第一次征伐，但這隻不過是一次試探性的戰爭，其目的是觀察一下西夏的反應和軍事實力。1207年秋，成吉思汗又以西夏不肯納貢為由開始了第二次征討，此次戰爭歷時數月，后因夏日酷熱而草草結束。短短兩年之後，經過一年多練兵備戰的蒙古軍團第三次派兵進攻西夏。這一次有備而來的蒙古軍隊迅速擊敗了西夏，包圍了西夏京城中興府，由於西夏的拚死抵抗，蒙軍始終沒能攻下該城。但城裡的情況也危急萬分，西夏襄宗走投無路，不得已獻女求和，蒙軍掠奪了大量的財物滿載而歸。這次戰爭之後 ，西夏對蒙古政權已經構不成太大的威脅，也為其日後攻打金國奠定了基礎。金朝是由女真族建立的政權，1250年以後，開始走向沒落，但仍不失為一個強悍的。12

    年，成吉思汗以為曾被金國殺死的酋長俺巴孩報仇為名，向金髮動攻擊。蒙古軍隊一路挺進，節節勝利，於1212年攻破宣德州、興德諸要塞；第二年秋，雙方激戰於懷來，金軍大敗，蒙軍趁勝圍攻金國中都。1215年五月，蒙軍佔領中都，次年，金主求和，需要休養士卒的成吉思汗暫時同意講和。

    1219年成吉思汗親率大軍西征，花剌子模王國首都尋思干在強大的蒙軍攻擊下迅速淪陷，國王出逃，不久病死在黑海的一個小島上。這次西征歷時八年，於1225年結束。成吉思汗把花剌子模故地封給了他的次子建立了察合台汗國。花剌子模王國的滅亡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備受鼓舞，信心大增。此後，蒙古帝國又進行了兩次西征，並先後建立了欽察汗國、窩闊台汗國和伊爾汗國。一度使蒙古帝國的領土橫跨歐亞大陸。成吉思汗的威名也震撼了全世界，當時著名的學者志費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書中曾稱他為「世界最偉大的征服者」。西征回軍后的第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再次向西夏王朝攻擊，這一次，他誓將西夏滅亡。但此時的成吉思汗舊傷未愈，又添熱病，不久便在六盤山逝世。臨終他留下三條遺囑，其中一條就是如何滅西夏的。遵照這一遺言，臣子們對成吉思汗的死亡，不發喪，不舉哀。西夏人以為成吉思汗未死，於抵抗無效后舉國投降。至此，西夏王朝退出了歷史舞台。死後的成吉思汗被蒙古士兵護送回蒙古故鄉將其秘密安葬，沒有陵墓，沒有寺廟，沒有金字塔，甚至沒有一塊用來標示其長眠之地的墓碑，成吉思汗就這樣悄悄地消失了，消失在他所來自的遼闊的蒙古山水間，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上！但是，他的精神和遺願並未就此消逝，他所建立的廣闊的蒙古帝國把蒙古社會送進了先進的文明世界中；他改革國家體制，創建完整的政治軍事制度，壯大蒙古帝國的勢力，為以後的空前大一統局面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正是有了他的東征西戰，擴展疆土，才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空前龐大的元帝國！

盛衰興亡
    1271年，成吉思汗的孫子、蒙古帝國大汗忽必烈漸次佔領了西夏、金、南宋和大理國等四國遼闊的疆地，組成龐大的元帝國，我們稱之為元朝。在中華帝國傳統的管轄區域內，只剩下偏居一隅的南宋政權了。隨著1234年蒙古與南宋「聯合」滅掉了金，元與宋政權的正面衝突已進入最後的白熱化階段。1257年，當時的大汗蒙哥正式發動了對南宋的全面軍事進攻，遭到了實力猶存的南宋軍民的頑強抵抗，蒙哥也於1259年7月死於軍中。急於爭奪汗位的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訊后，即於次年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宣布自己即汗位，並於公元1264年擊敗了同樣稱汗的弟弟阿里不哥，奪得了最高統治權。忽必烈在鞏固自己的地位后，即於1267年再次南下攻宋，經過五年艱苦卓絕地戰爭，才佔領襄陽；又於1276年圍困臨安城，迫使主持南宋朝政的謝太后開城投降。到1279年，南宋大臣陸秀夫背著末帝趙投海自殺，南宋王朝徹底終結，元朝最終完成了對中國的統一。元帝國建立和統一的歷史就是一部血與火的戰爭史。從最初的部落之爭到蒙古帝國四處征戰，從元朝的建立到最後的滅亡，無不處在南征北戰的烽火中。元朝統一天下后，對軍製作了一些改革，加強對軍隊的控制與管理。忽必烈實行軍民異籍、軍民分治的政策，使軍職不得干預民政。雖然軍職世襲的舊制被保留下來，但軍隊的調遣、軍官的任命，都由樞密院直接掌握。元朝的軍隊分為蒙古軍、探馬赤軍、漢軍和新附軍等等。元初採取了一系列漢化政策，以期維持其長治久安的局面。所謂漢法，不僅是指中國傳統的統治制度，更主要的是它包括了一整套先進的生產方式和與之相適應的全部上層建築，它是與保守落後的蒙古「舊俗」相對應而言的。為貫徹漢法，鞏固對全國的統治，元朝將整個區域劃分為十一個行政地區。在中央設中書省總理全國行政，樞密院掌管軍事，御史台負責監察。在地方上設行中書省，各行省設丞相一人，掌管全省軍政大事。行省之下又設路、府、州、縣。這一制度的確立，從政治上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使中央集權在行政體制上得到了保證。

    推行漢法，還包括保護和發展農耕經濟。西夏、遼、金、宋與蒙古族政權之間二、三百年的戰火，使北方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的破壞。在中原和江南先進農業經濟的影響下，蒙古統治者也逐步認識到，應該放棄其落後的游牧經濟，採用「以農桑為急務」的政策。他們在大力提倡墾殖的同時，又普遍推行屯田制度，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同時，元朝還採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如遷徙民戶充實內地和西北地區，興修水利，清理豪強侵佔的土地和民戶，釋放部分奴隸從事農業生產，等等。由於這些政策的貫徹實施，元朝各地的農業生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這一期間，水利灌溉業發達，糧食產量大大提高，僅江浙一省的歲糧總數就佔全國的三分之一強。

    農業和手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帶動了都市的繁榮。元朝的海運空前的興盛，杭州、廣州、泉州、溫州都設有貿易船舶管理機構，管理中外船舶貨運和產品銷售，逐步發展成為繁華的大都市。著名的義大利旅遊家馬可波羅是這樣描寫當時盛況的：「杭州的街道和運河，都相當廣闊，船舶和馬車載著生活日用品，不停的來往街道上和運河上。估計杭州所有的橋，有12000座之多……, 杭州城內有十個巨大的廣場和市場，街道兩旁的商店，不計其數，每一個廣場的長度都在一公里左右……, 一星期里有三天是交易日子，每一個市場在這三天交易的日子裡，總有四五萬人參加。」元朝的開放和興盛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元帝國地域的廣大和發達的海內外交通與貿易無法掩蓋其複雜的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台灣著名學者柏楊在他的《中國人史綱》中有如此的描述：「馬可波羅所見的杭州市廛，是中國都市的外貌；馬致遠筆下的元曲，是士大夫階層在象牙塔中的安逸生活。事實上，大多數中國人都在水深火熱之中，接受亡國奴的待遇。」為了維護其作為統治者階層的需要，元朝統治者從建國之初就採取了民族壓迫政策。它把當時全國人分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是最為高貴的民族；第二等是色目人，即中亞細亞人，因他們多數信奉回教，因此也稱之為回回，又因為他們當亡國奴較早，頗得元統治者的信任；第三等是漢人，主要是金朝時所屬的漢族人；第四等是南人，主要是南宋所屬的漢族人。

    元朝的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經濟上的負擔都各不相同。第三等和第四等的漢人最受歧視，因為在蒙古人的眼中，漢人除了供給他們固定的田賦外，別無他用。比如，在法律上規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犯了罪分屬不同的機關審理。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能還手；漢人殺蒙古人者償命，殺色目人者罰黃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約折銀幣二兩），而他們殺死漢人者，只需交出一份埋葬費即可。此外，元政府將每二十家編為一「甲」，「甲主」由蒙古人擔任，這二十家就是「甲主」的奴隸，其衣服飲食，甲主可隨意索取，女子財產，也可隨心所欲。在甲主控制下的漢人不能打獵、不能持有兵器、不得集會拜神、不得學習拳擊武術、不得趕集趕場，甚至夜間走路被禁止。另外，元朝實行職業、戶籍分等制，把全國廣大百姓分為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十級。在他們眼中，一向在中國傳統社會最受尊敬的儒家知識分子淪落到連娼妓都不如的地步。

    隨著蒙古族統治者漢化程度的加深，他們愈發明白耕地對於國家、對百姓和對於等級社會的價值和意義。但是，他們的主要精力沒有放在如何解決廣大百姓的耕地問題上，而是想著如何利用特權兼并土地、加重對農業的剝削上。元朝土地的絕大部分由貴族官僚、寺院、地主佔有，他們憑藉政治上的強勢，利用經濟和超經濟的巧取豪奪對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進行公開和隱蔽的搜刮和掠奪，許多小地主和普通農民喪失土地淪為佃戶。官田的租額不斷增加，佃戶繳納不起，流亡的、餓死的情況時有發生。租種私田的佃戶，要向地主交納五成、六成甚至八成以上的高額地租。此外，地主對佃戶還可隨意課派，若佃戶生男便供奴役，生女則淪為奴婢或妻妾。沉重的徭役也集中在了貧苦大眾身上，每當國家有大規模的征伐時，就下令各千戶簽發兵員。元朝時期，戰爭頻仍，廣大百姓在戰爭中死亡，土地荒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在總結元朝滅亡的原因時說：「民富則親，民貧則離，民之貧富，國家休戚系焉」。元朝統治者不實行「阜民之財，息民之力」的經濟政策，不實行獎勵墾荒、屯田，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等等措施，來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結果亡了國。

    由此可知，元朝政治法律制度是較為原始和落後的。廣大群眾在受到沉重的經濟剝削和壓迫之外，還要受到蒙古貴族的民族歧視和壓迫。這一時期貴族和官員的貪污腐敗，在歷史上也屬空前。早在蒙古第二任大汗窩闊台時，曾想將帝國的賦稅以140萬兩銀幣包給商人劉廷玉，因大臣耶律楚才的極力反對才算作罷。但此後當有人出價至220萬兩時，抵制不住誘惑的窩闊台終於包給了他。此後，每一個大汗都是只知道盲目剝削，強加賦稅，苛重的賦稅重擔又落到了每一個漢人的身上。

    元統治者的暴政中「頗具特色」的是賦予「喇嘛」、「番僧」等無上的特權。元朝以喇嘛教為國教，僧侶不僅享有法律特權，甚至還干預司法。元世祖封名僧八思巴為國師和帝師，由他掌管全國宗教事務及藏族地區政務，其法旨在西北地區（今西藏、青海一帶）與皇帝詔敕并行。元朝的許多皇帝都尊封有帝師，帝師的弟子被封為國師、國公等，他們都是當時社會的特權階層。元朝的寺廟是一種享有特權的經濟實體，它們佔有大量土地和勞動力，其土地的主要來源之一是皇帝「賜田」。元朝法律嚴格保護僧侶財產所有權，許多寺廟有皇帝頒賜的「護持」詔書，僧尼憑此享有免稅免役的特權。正是享有這些特權，所以番僧們經常為所欲為，在許多地方成為麻煩的製造者。像江南佛教總督楊璉真伽，駐紮杭州，把宋朝皇帝和大臣的許多墳墓，全都發掘，挖取陪葬的金銀珠寶。並且至少有50萬戶農民（約250萬人）被他編為寺院的農奴。喇嘛所過之處，隨從如雲，強住漢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婦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對喇嘛教尤其狂熱。1308年，海山下詔說：「凡毆打喇嘛的，砍斷他的手。凡詭罵喇嘛的，割掉他的舌頭。」他們在街上行走很少出錢買東西，都是徑行奪取。元統治者在政治、宗教和民族等政策方面的落後性和反動性，帶給廣大百姓經濟生活的困頓和精神文化生活的壓抑進一步加劇。他們只有揭竿而起，反對暴政。這種抗爭從元朝建國開始直至最後，始終與蒙古人的統治相伴，至元朝末年達到了最高潮。

元末烽火
    在元統治的不足百年裡，各種反抗鬥爭不絕史書，據記載，江南地區就有200餘起。隨著蒙古貴族統治的延續，賦稅和徭役雙重剝削日益嚴重，土地高度集中，社會經濟衰敗，政治黑暗，各地的反抗活動此起彼伏。人禍加於天災，毫無生活希望的百姓只有舉起反抗的大旗。1340年這一年，在戰火和災害雙重襲擊下的山東、河北地區，就發生了300餘起農民反抗事件。1345年，黃河又在今河南開封東北四十公里處決口，大部分的村莊、田地和農民被水淹沒。數十萬饑民湧向街頭，迅速演變成為反抗元朝統治者的有生力量。與此的元朝最高統治階層依然只顧撈取自己的政治利益，完全不顧百姓的死活，統治集團內部的奪權鬥爭更趨慘烈。在1308年至1333年的25年間，元朝先後歷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順帝、文宗、明宗、寧宗至元順帝共8代皇帝，由此可見皇權爭奪之激烈程度。

    元朝統治者的驕奢侈靡在後期亦愈演愈烈。每一新帝即位，就對貴族大臣們肆意賞賜，金銀鈔幣動輒數百萬以上，田地也愈千頃。如元順帝賜丞相伯顏土地，一次就達五千頃。在元朝統治者的「帶領」下，賣官買官，高下有價。賄賂公行，蔚然成風。各級官吏也都巧立名目，貪污勒索，如有撒花錢、生日錢等等名目繁多的勒逼。政治腐敗，無一復加。各種矛盾彙集在一起，註定了元王朝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而直接敲響元帝國滅亡喪鐘的是一起新的天怒人怨工程——修復黃河故道。至正十一年（1351年）4月，因黃河年久失修，經常決口泛濫，元政府徵發北方13路民夫15萬人治理黃河，派遣2萬軍隊監工。白蓮教首領韓山童及其門徒劉福通等人乘機進行宣傳鼓動，發動服役的民夫，準備舉行大規模起義。他們提出「復宋」口號，併發布檄文，抨擊「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不公平現象，號召廣大人民群眾推翻元朝的黑暗統治。不幸消息泄露，官府派兵搜捕，韓山童被俘犧牲。劉福通率領部眾，苦戰突圍，於五月攻佔穎州（今安徽阜陽），正式點燃了元末農民起義的烈火。各地農民紛起響應，很快就湧現出無數支起義隊伍。其中，信奉白蓮教的起義軍，因頭裹紅巾，被稱為「紅軍」、「紅巾軍」，以劉福通為首的一支稱為北方紅巾軍，主要活動在江淮一帶；以徐壽輝、彭瑩玉為首的一支稱南方紅巾軍，主要活動在江漢一帶。另有不信奉白蓮教的起義軍，主要有起兵於慶元（今浙江寧波）的方國珍起義軍和起兵於高郵（今屬江蘇）的張士誠起義軍。這些起義軍各自為戰而又相互呼應，共同對元朝的腐朽統治發起了猛烈的衝擊。

    1352年，徐壽輝軍攻克江南重鎮杭州路。與此同時，徐州的起義軍也佔領了徐州及周圍地區，切斷了元朝賴以南北聯繫的交通主動脈。起義軍的勝利使元廷極為震驚，遂派大將脫脫率大軍南下，向起義軍發動全面反撲。在元軍的強大攻勢下，起義軍連連敗退，徐壽輝部被迫退出長江中下游，劉福通部活動的區域也越來越小。各路義軍的鬥爭轉入低潮。然而，此時的元順帝聽信讒言，罷免了脫脫的軍事指揮權，元軍軍心渙散。另一起義軍將領張士誠趁勢奪取淮東地區，進而渡過長江，佔領浙江大部。其他各地起義軍也藉機，主動出擊。徐壽輝部重新佔領湖廣、江西大部；郭子興部攻佔集慶等地，佔領江東和浙東大部。經三年激戰，元軍主力遭受重創，其軍事優勢逐步喪失。1353年2月，劉福通迎韓山童之子韓林兒為帝，建都亳州，國號大宋，改元龍鳳。一時之間，中原各地的紅巾軍都接受了大宋政權的領導。此後，劉福通為擴大戰果、分散元軍對大宋政權的壓力，遣軍三路北伐。1358年，劉福通攻克汴梁，控制了中原及北方諸地，從根本上動搖了元朝根基。

帝國日落
    劉福通起義的第二年，定遠（今屬安徽）土豪郭子興在濠州（今安徽鳳陽）起兵，組織紅巾軍，屬北方紅巾軍系統。就在這一年，出身於漢族貧苦農民的窮和尚朱元璋投奔郭子興隊伍，當上一名普通的士卒。參加起義后，朱元璋因足智多謀，英勇善戰，被郭子興收為親兵，授予最低一級的軍銜九夫長，不久又將養女馬氏嫁與他為妻。後來，他回鄉募兵700人，又陸續收編附近一些地主武裝，嚴加訓練，培養了一批心腹骨幹和一支數萬人的精兵，更受到郭子興的器重，很快升任鎮撫、總管。至正十五年（1355年）正月克和州（今安徽和縣），又升為總兵官。不久，郭子興病死，北方紅巾軍所建大宋政權的小明王韓林兒任命郭子興子郭天敘為都元帥，妻弟張天佑為右副元帥，朱元璋為副元帥，由朱元璋執掌該部實權。當年5月，朱元璋率部渡過長江、攻佔採石，太平（今安徽當塗）。次年三月攻佔集慶路（今江蘇南京），改名為應天府，然後攻佔鎮江、寧國（今安徽宣城）、池州、徽州（今安徽歙縣）、揚州等地，鞏固了自己的陣地。郭、張均死於集慶之役，朱元璋便成為這支隊伍的最高統帥。宋政權下令在應天設江南等處行中書省，授他為行省平章。當劉福通率軍三路出兵攻打蒙古之時，朱元璋藉機在南方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先後派兵攻佔了鎮江、廣德、長興、江陰等地，使勢力範圍進一步擴展和鞏固。1360年，徐壽輝被陳友諒殺死，陳友諒自立為帝，改元大義，國號為漢。不久，陳友諒即率軍南下攻打應天，結果慘敗。1364年，朱元璋採用火攻之法，陳友諒兵敗身亡，其大漢政權隨之滅亡。此後，朱元璋又攻佔襄陽等漢水流域，全面控制了長江中游地帶。為穩定江漢局勢，朱元璋轉兵東攻張士誠，此時，已投降元朝的張士誠將韓林兒和劉福通趕至滁州。朱元璋便以請求遷都為名，派軍隊將韓林兒迎往應天。行至瓜步鎮（今江蘇六合），奉迎的軍隊將韓林兒沉入長江溺死，韓宋政權就此滅亡。至此，朱元璋已經初步顯示出他的帝王野心，他把「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作為他的鬥爭口號。此時元朝的最高統治者階層卻陷入荒淫無序的狀態，毫無復興的希望。元順帝妥歡帖睦爾是元朝的最後一個皇帝。他在位期間，元朝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加劇，各地民變風起雲湧。面對社稷不保的局面，他卻荒於政事，只顧飲酒作樂。就在朱元璋大舉北上，準備滅元之時，元統治集團內部再次發生了內亂。早在1359，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見政局動蕩，順帝聽任朝臣傾軋，就打算聯合當時丞相太平逼順帝遜位，遭到太平嚴詞拒絕，皇太子又中傷太平，逼其辭去相位。在皇太子的咄咄逼勢下，順帝被迫罷免太平，但由於大臣們的堅決反對，皇太子的陰謀未能得逞。此後不久，元朝內部的鬥爭更甚，各皇子之間以及順帝與朝臣、皇子的戰爭不斷。

    擊滅張士誠后，朱元璋制定了南征北伐的計劃。他以部分兵力，向浙東、福建、兩廣和四川進軍，消滅南方的割據勢力，主要兵力則用於北伐，與元政權進行最後的決戰。此時，元政權雖然依靠地主武裝把北方紅巾軍鎮壓下去，但它的統治基礎卻在各支起義軍特別是北方紅巾軍的沉重打擊下趨於瓦解了。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10月，朱元璋派出徐達、常遇春渡淮北上，短短几個月，即下山東、取汴梁、克潼關，對大都（今北京）形成三麵包圍之勢。元順帝驚恐萬分，慌忙帶著后妃、太子北逃。

    1368年正月，在徐達率北伐軍平定山東的凱旋聲中，朱元璋在應天就皇帝位，定國號大明，建元洪武，是為明太祖。一個新的王朝，就此誕生了。2月，徐達回師河南，兵峰直指汴梁、洛陽，直到此時，元朝內部的混戰仍在繼續。閏七月二十八日，徐達率軍攻陷通州。據《庚申外史》載，一部分大臣再三勸說順帝死守京城，以待援軍。他不同意，說夜間觀測天象，大元氣數已盡，當讓位於朱元璋。當晚，元順帝即率同后妃、太子和一些大臣，逃往漠北。8月，徐達率兵進入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統治被推翻。

    逃往漠北的元順帝屯兵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朱元璋曾遣使遺書，對其曉以利害，目的在於招降。順帝作《答明主》一詩，令使者帶給朱元璋。詩曰：

    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

    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

    信知海內歸明主，亦喜江南有俊才。

    歸去誠心煩為說，春風先到鳳凰台。

    這首詩的文采如何暫且不論，但卻寫的不卑不亢，自認元朝氣數已盡，又自詡大元的皇恩浩蕩；既高興江南已有明主治理，又婉轉表達了自己禪讓的誠意。這種態度恐怕在歷代帝王之中，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吧！只是不知叱吒風雲、縱橫一世的「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看到後世兒孫的如此場景，是該哀其不爭，還是該對這種「廣闊胸襟」，「謙謙君子之風」而感到一絲自豪呢？

    逃到草原上的這位頗具豪氣的元順帝在明軍接連不斷的打擊下，惶惶不可終日。1370年5月23日，他懷著悲憤和鬱悶，在沙拉木倫河畔的應昌去世。元順帝的兒子愛猷識里達臘獲悉父親去世的消息后，便在哈拉和林繼位，他將殘元政權又維持了八年，並厲兵秣馬盼望著有朝一日重登中國皇位。1378年，愛猷識里達臘懷著滿腔遺憾去世，其子脫古思帖木兒繼位。1388年，藍玉率領10萬大軍在合勒卡河和克魯倫河之間、貝爾湖南岸大敗脫古思的軍隊，殘元諸王、平章以下官員三千多人及軍士七萬餘人被俘，脫古思帖木兒逃走後被其部將縊殺。殘元的主力基本被消滅。1402年，鬼力赤者殺掉坤帖木兒自立為可汗，除去「元」的國號，改稱韃靼，北元滅亡。

    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這一千古至理名言，在元朝再次得到印證。天下統一以後，統治者應當調整統治階層內部利益關係，肅清吏治，精誠團結，勵精圖治；應當與民休養，發展生產，省刑罰，恤民力，創造寬鬆的社會環境。然而，元廷官員雖然深知漢文化傳統在治理國家中的重大作用，卻不得其要領，在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和民族制度等許多方面都呈現其落後性和原始性。阻礙歷史的發展，只能被歷史所拋棄。這就是無情的歷史規律。

煤山孤魂：明朝覆亡真相
    公元644年3月19日上午，北京城德勝門外，熙熙攘攘的百官民眾簟食壺漿，夾道歡迎一支浩浩蕩蕩的義軍進城。走在隊伍前面的一位騎著高大的烏龍駒，身著藍布箭衣，頭戴白色氈笠。意氣風發，英武絕倫。他，就是出身驛卒的農民起義軍將領、推翻明朝、建立大順政權的闖王李自成。這一天陽光晴和，鳥鳴鶯啼。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一角陰鬱的樹林中，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帝朱由檢愁容慘淡，一會兒仰天長嘆，淚流滿面；一會兒拊膺頓足，以頭觸地。當第二天人們找到他時，看到的是一具僵硬而冰冷的屍體。他已經不知何時在一棵歪脖子樹上自縊身亡了。至此，曾經輝煌一時的大明王朝，在享國270年之後，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積重難返，在如暴風驟雨般農民起義的沉重打擊下，壽終正寢了。

    明初盛世

    明王朝的建立者是朱元璋，他是繼漢高祖劉邦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1328年出生在淮北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裡，從小為地主放牛牧羊，生活困苦。17歲時，家鄉發生旱災、蝗災和瘟疫，他的父親、長兄、侄兒和母親先後去世，他只好到附近的於皇寺里當小行童。不久，寺院因災荒缺糧而關閉，朱元璋只好帶上一個木魚和一隻瓦，外出遊方化緣。后終因走投無路，到濠州投奔到農民義軍郭子興的隊伍。由於他刻苦學習武藝，有勇有謀，顯示出很高的軍事才能，深得郭子興的讚賞，遂把養女嫁給他為妻。郭子興去世后，他逐步掌握了軍隊大權，並一步步成為最高統帥。在群雄逐鹿的元末，深謀遠慮的朱元璋逐步削除群雄，於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

    出身貧寒的太祖朱元璋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江山，他精心治理大明帝國，期盼朱家王朝能夠萬世長存。他改革軍政制度，集行政、軍事、司法、監察等大權於一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處理政務，接見大臣，批閱奏章，一直忙到深夜。他兢兢業業，一心想著如何鞏固統治。每日黃昏，他便令專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鐸，高聲叫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五更時，又派專人在城門譙樓上吹起畫角，高聲唱道：「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朱元璋嚴厲整肅吏治，認為：「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為此，他下令：「凡是官吏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寬貸！」官吏貪贓枉法者，一概發配到邊地充軍。官吏貪污獲贓60兩以上者，處以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之刑。各府州縣衙門左首的土地廟，就是剝皮的刑場，叫皮場廟。貪官在此砍下頭顱，掛到旗竿上示眾。再剝下人皮，塞上稻草，擺到衙門公座旁邊，以警告繼任的官員。朱元璋還借胡惟庸案、藍玉案、郭桓案和空印案等，大興黨獄，除掉一批結黨營私、貪污受賄的官員們。由於採取了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敗的現象逐漸得到扭轉，「一時守法畏法」，「吏治煥然丕變矣」。

    朱元璋下決心推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復和發展生產。他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的小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 朱元璋下令，凡是戰爭中拋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墾成熟的就成為耕墾者的產業，如果原來的田主回來，由官府另外撥給同等數量的荒地作為補償。他大力推行屯田，注意水利建設，全國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開國僅僅24年（1392年），全國耕地面積達到850餘萬頃，比北宋耕地數字最高的1021年（開禧五年）的524餘萬頃增加了300餘萬頃；政府的稅糧收入達32799800石，比元朝的稅糧收入增加了近兩倍；全國人口共有10652870戶，60545812人，比《元史》所載元世祖1291年（至元八年）全國最高的人口數字，增加了195萬戶，700萬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傳於江西的民謠，描述當時經濟發達、社會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鳥鳴，商旅行，農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囂隳突不聞聲」。朱元璋之後，雄才偉略的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從侄子建文帝朱允手裡奪得帝位，成為明帝國最有開拓性的帝王。他上台以後，勵精圖治，開拓進取。他建立內閣，肅清吏治；他鼓勵墾田養植，發展經濟；他治理惠通河，遷都北京；他經營邊疆，派鄭和下西洋。鄭和下西洋以後，僅永樂年間共有60多個國家的國王或使臣200餘次訪問中國。中國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數也日益增多，不少人僑居海外，對南洋的開發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鄭和下西洋，擴大了中國同亞非各國的和平交往，發展了與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明朝也成為當時世界上非常富庶文明的國家。

    明成祖為建立長治久安的統治，積極開展對敵對的蒙古族政權的打擊。他六掃虜庭，五次親征，然終未能如願，於1424年（永樂二十二年）病死在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熾繼位，是為仁宗，年號洪熙。十個月後，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繼位，改元宣德。仁、宣二帝共在位12年，他們對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業採取守成之策，實行休養生息政策。採取蠲免賦役、恤貧賑災、墾荒屯田、興修水利等措施，推動了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明初70年，國勢臻於全盛，在亞洲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響。這是繼西漢文景、漢武之治和唐代貞觀、開元之治之後的又一個盛世。史稱「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庶幾三代之風焉」，堪稱盛世。

萬曆衰敗
    然而，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間，不斷興師動眾，大興土木。他治理吳淞江、運河和黃河，營造長陵、北京城和武當山宮觀，攻打蒙古和安南，並屢次派鄭和下西洋，耗費驚人。仁、宣繼位后，政策趨於內斂保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動，中斷與西洋各地的聯繫，中國的帆船從此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從而退出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市場；在邊疆，採取收縮政策，無原則地息事休兵，不僅罷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對蒙古奉行單純防禦的策略，屢棄軍事重鎮；重用宦官，為明中後期的宦官專權埋下了隱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罰，客觀上對外戚、權貴和官僚的貪殘不法起到保護和縱容的作用。宗室、勛戚、官僚恃勢弄權、兼并土地，以致百姓破產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僅九歲的明英宗繼位時，明帝國的統治危機已潛滋暗長，時隱時現。1442年（正統七年），宦官王振專權，標誌著明朝的歷史開始由前期轉入中期。各種社會矛盾便急劇惡化，相繼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農民起義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變」，明前期的太平和繁榮出現了不和諧的因素。

    自王振專權始到萬曆九年（1581年）張居正去世，通常被認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這一百多年歷史的基本特徵是：大部分時間內帝王失去了勤政進取的作風，宦官擅權，高層官員爭權奪利，普通官員追求浮華的生活，政治日趨腐敗。在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發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創製的許多社會制度已經無法適應新的社會形勢，社會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突出。為了緩和社會矛盾、鞏固明王朝的統治，從嘉靖年間開始，許多官員先後提議多項經濟和政治改革。到萬曆初年，張居正改革則把這場革新運動推向高潮。然而，由於統治階層內部複雜的權力鬥爭，以及皇權運行的專制與獨裁，改革觸動了一大批當權者的既得利益，也損害了廣大中小地主階層和農民的現實利益。張居正死後不久，即受到抄家懲處，明帝國的改革氣象隨之蕩然無存。

    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十歲登基，在首輔張居正和母親慈聖皇太后的輔佐下，初期尚能勤於政事，愛惜民力，節制有度，是一位「好皇帝」。但親政后卻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於酒色，以酗酒而聞名。有官員說他「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據說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宮女的頭髮，還差點將身邊兩名宦官打死。他本人並不以此為恥，還振振有辭地說，「誰人不飲酒？」活脫脫的酒鬼一個！朱翊鈞又是個好色之徒。他寵愛鄭貴妃，與之朝夕相處，貪圖春宵一刻的快樂。他在後宮多行淫亂，弄來十個小太監，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亂的勾當。為滿足永無止境的淫慾，他迷戀飲鴆止渴的房中術。20多歲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動火熱症、頭暈目眩，這是他多年無法臨朝的原因之一。他長期怠政，勤於搜刮，加劇了明末官場的腐敗。官員奏疏多被「留中」，嚴重挫傷了官員參政、議政和行政的積極性。在職官員的考課升遷時停時行，不少官位長久空缺，助長了官場上的因循拖沓之風，為各級官員貪污納賄、欺壓百姓洞開方便之門。明朝的政治環境日趨惡劣，社會矛盾加劇，農民起義、市民暴動、軍兵嘩變、民族矛盾尖銳等問題日顯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禎上台時，明王朝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時，就發出了「明之亡，實亡於神宗」的感慨！

崇禎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名由檢，又稱思宗或庄烈帝。出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異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由檢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為萬曆帝不喜歡他的父親，即後來的光宗朱常洛，遲遲不願意立儲、出閣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后，又因為內廷權力爭鬥，即位僅僅一個月時間，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嗚乎。光宗的兒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歲的由校倉促即位，即天啟皇帝。天啟年間，以太監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控制了明朝中樞大部分的文臣武將。他們廣結朋黨，打擊異己勢力，迫害東林黨人。為了廣樹淫威，他們強化特務機關，如錦衣衛和東廠等。舉國上下，政治腐敗、官員昏庸，賄賂公行，財政枯竭。各級官員不惜民力，以搜括為能事。加之這一時期天災不斷，農民起義的烽火已經燃遍黃河上下、大江南北，兵變接二連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檢的兄長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無子嗣可立，按兄終弟及的傳位祖制，作為熹宗惟一倖存的弟弟，他幸運地成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時的大明王朝像許多享國日久的王朝一樣，在腐敗、貪污、賄賂公行以及流民起義的內憂和外部強大的壓力下勉強支撐著。可以說，自始至終，巨大的壓力沒有片刻離開過他的肩頭。

    不可否認，崇禎是一位意欲有所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禎皇帝也曾以中興為己任，力挽將傾之大廈。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首先剪除長期把持朝政、氣焰囂張的魏忠賢集團。最初，朱由檢表面上對魏忠賢及客氏優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賢也在試探新君，九月初，他請求辭去東廠職務、回家養病。朱由檢把他褒揚一番，「溫旨慰留」。但對地方官員請求為魏忠賢建生祠的奏疏，卻不置可否，既不責怪，也不批准。魏忠賢只好主動上疏辭建生祠，朱由檢又把他表揚了一通，既保留了原來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賢集團穩住。朱由檢行動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娘、與魏忠賢沆瀣一氣的客氏非常客氣地「請」出皇宮，以剪除魏忠賢的權力後盾和政治幫手。接著，朱由檢更換了內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時的親信調入宮中，把內廷控制在自己手裡。這一舉措，向人們發出了魏忠賢即將失勢的信號。原來依附於魏忠賢的一些官員開始倒戈。曾為魏忠賢賣命的御史楊維垣首先上疏彈劾魏忠賢的第一幫凶崔呈秀，措詞雖不激烈，也沒有涉及到魏忠賢，但卻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矚目，人們都在關注著年輕新君的態度。朱由檢沉著應對，既不批評楊維垣，也不對崔呈秀過分指責，只是說「不得苛求」。這種態度顯然是在鼓勵官員們繼續對其進行彈劾。三天以後，楊維垣再次上書彈劾，說崔呈秀「貪淫橫肆」。崔呈秀一面上疏辯解，一面循例請求罷免。朱由檢先是讓他聽候處置，過幾天下令他回籍守制，以示懲罰。幾天之後，朱由檢再以「罪狀明悉」為由，罷免了他的一切職務。

    看見崔呈秀失勢，見風使舵的官員們便把矛頭直接指向魏忠賢。抨擊最為猛烈的是江蘇海鹽貢生錢嘉徵，他數列了魏忠賢的十大罪狀：並帝、蔑后、弄兵、無君、無聖、克剝藩封、濫爵、民、掩邊功、通關節等。魏忠賢得知消息后找到朱由檢，他痛哭流涕，連呼冤枉。朱由校讓內侍官給他誦讀錢嘉徵的奏章，魏忠賢聽得魂飛魄散，請求辭職養病，以圖保全自己的地位與財富。朱由檢批准了他的請求，命他回家「調養身體」。此後，朱由檢迅速調整宦官的職權，命令王體乾掌管東廠印、高時明掌管司禮監司，改調寧國公魏良卿為錦衣衛指揮使、安東侯魏良棟為指揮同知，控制了內廷局勢。在一切準備妥當之後，朱由檢發布告說，魏忠賢「逞私殖黨，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將他貶謫到中都鳳陽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貶至浣衣局。天啟七年月6日，權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賢自縊在阜城的一家客店裡。這一天，離熹宗去世不足三個月的時間。崇禎元年，朱由檢下令磔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又斬客氏屍。

    接著，朱由檢對依附魏忠賢集團的文武官員進行了大清洗，有的處死，有的下獄，有的罷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職等。魏忠賢閹黨集團被徹底剷除，一時朝野整肅。

回天乏術
    在剷除魏忠賢閹黨勢力之後，崇禎帝採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圖重振朝綱，整飭邊防，實現明朝的中興。崇禎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於明帝國積重難返，很多問題並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為並不意味著就能有所為。再加上他本人面對驚濤駭浪、內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錯誤，在治國的策略上出現了重大的決策失誤，導致最終敗亡。

    他試圖嚴禁宦官干預朝政，卻重蹈覆轍。天啟7年

    月，崇禎帝下令罷除了各邊鎮太監。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以防內臣與廷臣結黨營私。然而，瞬息萬變的時局，很快讓朱由檢改變了對宦官的態度。崇禎二年（1629年）

    月，朱由檢派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軍，12月派司禮監太監沈良佐等提督九門和皇城門、李鳳翔提督京營。崇禎六年四月，派司禮監太監張其鑒、郝純仁、高養性、韓汝貴、魏伯綬等監管糧倉。崇禎九年6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參與司法監察，十二年，命司禮監太監崔琳參與兩浙地區的鹽課及各項賦役事務。到崇禎十四年八月，他甚至親臨太學，令司禮監太監王德化「率群臣習儀於太學」。宦官勢力除在崇禎即位之初短暫的受挫外，在崇禎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參與明王朝的軍政事務。宦官行使監察之權干預政事，在明代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激化了宦官與文官武將的矛盾，影響了各級官員行政的積極性。《明史》對此評價說：監軍的宦官們侵佔軍餉，握有精兵，不是用來打仗，而是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貪生怕死，往往臨陣逃脫，諸位大臣恥與為伍。

    他力圖在官員隊伍中樹立正氣、打擊朋黨，卻事與願違。崇禎二年，朱由檢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復東林黨的政治和社會地位，把他們比喻為屈原、岳飛，鼓勵他們以大無畏的氣概與獻身精神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隨著宦官勢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後期黨爭已經成為一種病垢陋習，複雜的派系黨爭以新的面目呈現出來。崇禎一朝，官員結黨營私，黨同伐異，日甚一日。朱由檢曾慨然長嘆道：「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

    他一邊破格用人，一邊濫殺將帥。明代選官取士，率重科舉，逐漸形成了「非科舉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的定製。但朱由檢認為，那些自幼飽讀科舉學業的進士縱有滿腹經綸，往往與現實需要脫離太遠。他不拘於考課升遷的定例，注重實際才幹。親自從地方官中考取錄用官吏，破格選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縣、推官進入翰林院。如崇禎二年，后金兵臨城下，翰林庶吉士劉之綸上疏直言禦敵之策，被任命為兵部侍郎。崇禎三年，僅僅職任教諭的宋一鶴，因率軍有方，先是被提升為兵部員外郎，再升為天津兵備僉事，又以平賊有功，升右僉都御史，至巡撫湖廣。崇禎九年後，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談闊論或禦敵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陳新甲，萬曆時舉人，崇禎中因戰功升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出入邊關，后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總督，直至兵部尚書。為了網羅更多的人才，朱由檢還准許宗室子弟應試授官，重申「保舉」之制。在軍事征戰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許高級官員因戰事或組織管理軍兵的需要，發放一些臨時的任命狀，代行管理之責，然後根據札委官的表現，以決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時，朱由檢對文臣武將的要求又極為苛刻。他實行「錯一事則罷一官，丟一城則殺一將」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將地位多麼顯赫，不論是否曾經立過多大的赫赫戰功，只要出現差錯就立即處死。崇禎一朝，共誅殺總督7位、巡撫人，包括三邊總督鄭崇儉、薊遼總督袁崇煥、南畿總督熊文燦和畏罪自殺的楊嗣昌等。

    面對貪風熾盛的腐敗現象，崇禎帝也曾痛下決心，整肅朝綱。崇禎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等監察官們切實負起責任，認真糾察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實際上，他確實又拿不出懲治貪污的有效辦法，百官仍然肆無忌憚地貪污納賄。李自成進北京時，農民軍實行追贓助餉的政策，動用嚴法酷刑，數以千萬計的銀兩從皇親國戚和貪官肥將的嘴裡吐了出來，亦可見明末官員貪污數量之龐大。

    崇禎帝反對空談，倡導經世濟民之學。他對科學技術——特別是對西方傳教士帶來的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產生過濃厚的興趣，認為西學可用以拯救時弊，強兵救國。因此，他不僅自己了解、學習，還鼓勵大臣們學習傳播。徐光啟、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學習西學的佼佼者。崇禎帝對西方天主教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曾吸收一些傳教士為朝廷服務。這些舉措，雖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卻也促進了明末科學技術與思想文化繁榮，算是辦了一件好事。儘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於大明帝國經過200多年的運行，政治腐敗、經濟衰微、軍事羸弱，已積重難返。加上崇禎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無力回天。在農民義軍和滿清貴族的雙重打擊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條船，行駛在黑風惡浪的航道上，只能漸漸沉淪下去。

鐵騎入關
    長城，明人稱之為「邊牆」，主要是為防備蒙古族內侵而修築的。但大明的皇帝幾乎沒有人會想到，屢次破牆入關，進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雖然是少數民族，卻不是重點防範的蒙古族，而是疏於防範的女真人，即稍後的滿洲人。英宗正統初年，明政府撤消了在東北的直接管轄機構——奴爾干都司，除在遼東地區直接派駐漢軍鎮守外，東北其它地區主要委派本地少數民族首領代為管理。到萬曆年間，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建州女真部逐步發展強大起來。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建立大金政權，公開與明朝為敵，開始了統一東北、稱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調了大批精兵強將十餘萬，企圖消滅后金軍，卻在薩爾滸一戰大敗而歸。遼東戰事日益凸顯，成為朝野重點關注的問題。天啟年間，努爾哈赤及其兒子皇太極基本上完成了對東北女真各部的控制，征服了朝鮮，迫使蒙古族各部歸順女真族。

    明朝對后金的來犯採取御守為主的策略。天啟六年（1626年），鎮守寧遠的遼東巡撫袁崇煥以少勝多，擊退了來勢洶洶的后金軍隊，努爾哈赤身負重傷，不久即病死於瀋陽。袁崇煥乘機加固城防，並在隨後的戰爭中打退了皇太極的進攻，使一向頹廢的明王朝精神為之一振。朱由檢即位后，便把復興遼東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煥的身上，提升他為兵部尚書、右都督史總督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執掌遼東的軍事大權。崇禎帝問袁崇煥：「遼東軍兵受到侵擾已經十年有餘，不知愛卿有何退兵復遼良策？」袁崇煥說：「我受陛下隆恩，在您的鼎力支持下，五年之內，整個遼東全境定可收復！」朱由檢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復遼東，無論是物質、還是名譽獎勵，我都毫不吝惜。」給事中許譽卿聽了袁崇煥的海口，心存疑惑，問他：「五年收復遼東，您在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崇煥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對遼東戰事如此心情急躁，我就姑且允諾五年復遼，其實就是為了安慰安慰他罷了。」許譽卿聽后，大驚失色。袁崇煥的輕率與朱由檢的急迫心理，給後來袁崇煥悲劇的發生埋下了禍根！

    春風得意的袁崇煥回到遼東，自然也不敢掉以輕心，凡經略事皆雷厲風行。他加強兵備、整飭邊防。為統一軍權，他設計誅殺了擁兵自重的平遼總兵官毛文龍。此舉遭到許多大臣的非議，也使朱由檢對他產生了猜疑和不滿。后金方面，皇太極汲取了此前慘敗的教訓，在「議和」的幌子下，加緊兵力的調整和部署。於崇禎二年

    月一舉攻下遵化，威逼京師。袁崇煥進行了有效的人員調動和果斷的布置，率師回防京師，解除了險情。皇太極深感不除袁崇煥，就無法將反明大業推向深入，遂決定設計把他除掉。皇太極在率軍圍困京師的時候，曾俘虜了兩個太監，一個叫楊春，一個叫王成德。設下拙劣的反間計，再將他們放跑。兩個太監逃回宮裡，向朱由檢報告說：「皇太極的軍隊之所以能成功入關直逼京師，是袁宗煥放縱所致，後來皇太極主動撤回關內，也是與袁崇煥密謀的欲擒故縱之計，而此前袁崇煥誅殺毛文龍也是為了削弱明軍在遼東的防禦能力。袁崇煥已經向後金投降了！」 崇禎帝竟信以為真，非常震驚，他思前想後，於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煥，並處以磔刑，製造了明末親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獄。崇禎帝自毀長城，無疑使士庶寒心，軍心離散，離亡國也就不遠了。鎮守遼東的一大批將領多心存疑慮，結命自保，無心死力禦敵；或在後金的威逼利誘下，舉城投降。后金鐵騎繼崇禎二年入關后，分別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繼突破長城邊塞，進入京畿甚至更遠的山東地區，兵鋒所向，如入無人之境，大肆燒殺搶掠。明軍畏之如虎，只敢在後面遠遠地追擊。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改后金國號為清，改女真為滿洲，加緊了消滅明王朝的步伐。崇禎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關內滯留5個月，縱橫兩千餘里，歷經57戰，攻陷城池70餘座。

    崇禎十二年10月，朱由檢任命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期望憑籍洪承疇之力能加強對遼東的防禦、「滅寇雪恥」。崇禎十四年（1641年）4月，清兵圍困錦州城，洪承疇分析了當時敵我力量對比情況的優劣，主張「守而兼戰」、「且戰且守」，以穩紮穩打的方式去援救錦州守將祖大壽及其部屬。但兵部尚書陳新甲卻唆使崇禎帝下密詔，催促洪承疇急速出兵、速戰速決。雙方展開了殊死搏鬥，傷亡慘重。明軍一度在乳峰山爭奪戰中屢敗清軍，爭取到戰爭的主動權，致使皇太極「憂憤嘔血」。但是明軍的短暫勝利，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朝廷的錯誤決策所帶來的被動局面。清軍採取圍點打援的戰術，將主力推進到塔山、杏山之間，將明軍團團圍困在松山，切斷了明軍與後方的聯繫，使之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明軍堅守長達八個月之久，仍然見不到援軍。1642年初，彈盡糧絕的明軍人心大散，松山副將決定投降，引清軍入城，洪承疇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關外的八處鎮守據點被清兵奪走大半，寧錦防線已經失去了它應有的作用。

    無計可施、無兵可用的崇禎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書陳新甲與清軍議和，但清軍提出的苛刻條件徹底打碎了他的美夢。更讓他無法容忍的是，礙於體統與臉面進行的秘密和談，竟然被泄露出去。惱羞成怒的崇禎帝殺掉陳新甲以挽回顏面。談判既已無果而終，清軍又屢屢內侵，肆意深入內地劫掠財物，歷時長達7個月，俘獲人口近37萬，牲畜32萬頭，金銀珠寶無算。崇禎帝與廷臣相顧無語，他所能做的就是繼續追究戰敗者的「責任」，包括總督趙光卞、范志完，還有巡撫、總兵、副將等多人都被斬首。

    崇禎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極暴病而亡，清最高統治者內部因爭奪皇位，暫時停止了對明朝的進攻。而此時，農民起義軍的烽火已經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並一步步進逼北京。清朝當國的多爾袞在一批漢族降官的建議下採取了靜觀其變、伺機而動的策略，為入主中原作最後的準備。

晚明悲歌
    明末，大半個中國都爆發了非常嚴重的自然災害。

    萬曆末年至天啟年間的五六年間，陝西地區幾乎無年不災，災害類型包括旱、蝗、風、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禎初年，陝西延安地區連續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採食山間蓬草，稍後剝食樹皮，最後只能吃山間一種名叫「青葉」的石頭，不數日便腹脹而死。每天都有兒童餓死，每天都有兒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數個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數百，許多大坑都被塞得滿滿的。此情此景，官府不僅不予以賑災蠲免，反而束於功令，賦稅之外又加「遼餉」，地方官趁機勒逼，嚴加催科。百姓「轉相逃則轉相為盜」、「安得不相率而為盜者乎」？萬曆末年，山東諸城舉人陳其猷進京會試，繪《饑民圖》伏闕上疏，其序略云：「見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豬狗，不少避人，人視之亦不為怪。」崇禎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間，河南連年大旱，「秋既無收，麥又難種。野無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殘，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禎九年以後，山西保德州幾乎無歲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錢，人相食，盜賊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導致更多的自然災害，如蝗災和鼠疫的爆發。蝗災最初出現在陝西的渭河兩岸，然後陸續向關中、河南、淮河、長江一帶發展。到崇禎十三年（1640年），除江漢平原一帶災害較輕外，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個華北平原成為蝗災的重災區。鼠疫也流行開來。崇禎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興縣出現，「天行瘟疫，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一家盡死無孑遺。百姓驚逃，城為之空」。此後，鼠疫迅速從北向南漫延。北直隸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歲大凶」。河南陽武縣「死者十九，滅絕者無數」。滎陽縣甚至出現了「民死不隔戶，三月路無人行」的悲劇情形。

    由於旱、蝗、鼠疫等自然災害的交相出現，百姓死亡甚眾。據估計，萬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區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達700萬人之多。而崇禎年間北直隸的疫區內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禎初年的1095萬人下降至730萬人；山西人口由崇禎三年的1024萬降至620萬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餘萬人。陝西、山東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數百萬以上。倖存下來的災民為求生存，初則三五成群，后則數十百千人聚結一起，組成了一股股「盜賊」、「土寇」、「流民」或「流賊」等。他們如涓涓細流，逐漸匯成洶湧澎湃的驚濤駭浪，組合成為一支又一支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軍，成為滅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災既已發生，人禍也接踵而來。地方官員們擔心本地出現民變會影響到自己的政績和升遷，不如實上報，儘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們不顧百姓死活，不去設法救濟安置，反而繼續催逼稅賦錢糧，追索歷年積欠，引發百姓更大規模的逃亡。由於明政府規定：一戶逃稅，同里甲的農戶要受到連累、代納逃戶的賦役，如此只會引起百姓更大規模的反抗浪潮。陝西「流賊」作亂的奏報越來越多，言辭越來越激烈，原陝西三邊總督服毒自殺。崇禎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楊鶴為陝西三邊總督，負責陝西等西北地區的「剿匪」事務。然而，朱由檢在「剿」和「撫」的態度問題上卻舉棋不定，他的基本態度是「息事寧人」，只要能把叛亂平息下去，就萬事大吉。楊鶴說，招撫賑濟和解決農民復業最為緊要。他認為：只有解決農民的生產生活問題，才有可能徹底平息動亂；如果一味鎮壓，雖可以彈壓一時，卻無法恢復社會生產，參加起義的農民只會更多，後患更加嚴重。聽了楊鶴頭頭是道的招撫言論，崇禎帝同意了招撫計劃，並派御史吳帶帑銀十萬兩到陝西放賑，「招撫流盜」。招撫工作最終失敗。究其原因，主要在於明政府在當時條件下無法解決農民生存的根本問題，發放的少許賑恤銀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時又拿不出更多的錢糧解救饑民。為了生存，饑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禎四年的招撫既已失敗，崇禎帝轉而使用剿殺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綏巡撫洪承疇任陝西三邊總督，全力鎮壓在山西和陝西的農民軍。洪承疇有謀有勇，對陝西軍民情況頗為熟悉，他率領陝西、甘肅、寧夏等地兵馬，四面出擊。到崇禎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陝西境內的幾支比較強大的義軍均被鎮壓下去。剩餘的農民軍採用了更為靈活的游擊戰術，千里躍進，聲東擊西，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農民軍突入防守空虛的明中都鳳陽城，縱火焚毀了朱元璋的「龍興之地」,皇陵享殿、龍興寺等都盡數被焚，義軍還打出了「古元真龍皇帝」的大旗來歡慶勝利。

    農民軍的勝利引起了明廷朝野上下的極度震驚，崇禎帝身著素色布袍，親自到太廟告祭祖宗之靈，下罪己之詔。同時，展開了對農民軍更大規模的鎮壓，崇禎帝籌措白銀百萬兩充作軍費，調洪承疇的陝西兵出關，與中原各省的軍兵會合，限期六個月消滅農民軍。為配合行動，崇禎帝又任命楊嗣昌為兵部尚書，統籌全國軍務。楊嗣昌認為，「安內方可攘外」，主張先全力剿滅農民軍，再全力對付關外的滿清貴族。為此，他提出了鎮壓農民軍的「四正六隅十張網」的軍事部署。具體而言，就是以陝西、河南、陝西和鳳陽等四個農民軍活動主要區域為「四正」，責成地方巡撫專責防守，以剿為主，以防為輔；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等六個地區為「六隅」，設六個巡撫，以防止起義軍進入各自的管轄地區，必要時參加聯合協剿。「四正」和「六隅」結成「十張網」，猶如布下的天羅地網，企圖一舉全殲農民軍。為配合這一宏大計劃，他提出增兵增餉建議，加派「剿餉」，計280餘萬兩。此舉無異於飲鴆止渴，雖然楊嗣昌的剿殺計劃在短時間內確實發揮了「強心劑」的作用，農民軍嚴重受挫，一部分軍隊在高壓之下主動投降明軍。李自成軍隊的人數銳減，生存極其困難，而張獻忠、羅汝才等也只得接受明廷的「招撫」。然而，複雜的社會矛盾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越來越尖銳，大批災民補充到農民軍隊伍里去。他們英勇無畏，抱著赴死的決心，掩埋好同伴的屍體，又繼續戰鬥了。崇禎十四年新年剛過，李自成義軍就攻克了洛陽、殺死福王。將沒收的福王府大量的糧食與錢物分給貧困的百姓，並提出了「不當差，不納糧」的口號，受到饑民的熱烈歡迎。此後的一段時間，李自成農民軍又多次攻打河南省城開封，轉戰於河南各地，基本消滅了明王朝在河南的抵抗力量。與此同時，張獻忠也在湖廣谷城重舉義旗，轉戰豫皖，進軍湖廣、江西等地，在崇禎十六年五月佔領武昌后，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