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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伴隨孫中山走過了一生
基督教伴隨孫中山走過了一生
作者：方式光 孫中山基金會副秘書長
孫中山是中國近代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也是一位名闡中外的基督徒。在他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與基督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基督教對孫中山及其革命事業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因此，研究孫中山與基督教，有助於深入理解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發展，有助於正確評價基督教在中國近代革命中的歷史地位。
一、在教會學校中的成長
1866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生於廣東省香山縣（今中山市）翠亨村。此地是珠江三角洲南部，位於廣州澳門及香港三大埠之間.背山臨海，風景優美，交通便利。南離澳門三十七公里，東南隔水與香港遙遙相望。「鄉之人多游賈四方」。穗、港、澳之富商都爭先在翠亨村建築別野。
孫中山的童年時代是在家鄉渡過的。他從小就喜歡聽故事，有一種窮源索本的控討精神。有一次曾問他母親：「青天是怎樣做成的？」「人死了怎麼樣？」他母親感到莫明其妙，黯然回答：「青天像一個碗一樣。」「人死了種種事情都完了，死完結了一切。」他稍微沉思了一下，然後斬釘截鐵地說：「我不要讓我的生命死去」。
一個追求永生的觀念萌生在孫中山幼不的心靈里。
孫中山雖自幼接受中國傳統的儒家教育，「幼讀儒書，十二歲畢業」
但他早在1877年就與美國傳教士有來往。據吳丹林在《革命史譚》一書中記載：「總理最初和西教士的接觸，是在民國元前35年，他十二歲，在香山縣翠亨村,從美教士克爾習英文.這位克爾教士,可以說是孫中山開始認識西方文化的啟蒙師,同時也可以說他是初和基督教接觸的開端」
在鄉塾讀書期間,孫中山」固重經訓,惟尤渴慕新知識」。有一次偶然聽到一位同學介紹鄰鎮牧師家裡掛有一幅地圖，何處陸地，何處海洋，一目了然。他聽后入了迷。「寤寐一見而末得也」，但從此知道，「中國即是天下之說，純屬繆讀。中國而外，當有更大之世界與新異之事存在焉」
正如林治平教授評價所指出的：孫中山「對歷史、地理及政治研究的興趣，實肇因其與基督教之接近」
1879年6月，孫中山隨母至檀香山，「始見舵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從此，一個新世界展現在他面前。這是孫中山人生的轉折點。
孫中山正式系統地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曾先後入學於：
．火奴魯魯意奧蘭尼學校
（Iolani School, Honolulu）
．火奴魯魯奧奧阿厚學校
（Oahau College, Honolulu）
．香港拔萃書院
（Diocesan Home, Hong Kong）
．香港中央書院
（The Central School）
．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
．香港西醫學院
（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
從1897年至1892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所受十四年學校教育中，除中央書院外，均屬於教會主辦的學校，充滿宗教色彩。
羅香林描寫孫中山在意奧蘭尼學校就讀時寫道：在這所學校里，孫中山除了正常的功課外，還積極地參加各種宗教的聚會和課程，唱詩班，早晚在學校教堂的祈祝祝禱，星期日在聖安得烈教堂（St.
Andrew』s
Cathedral）的禮拜，他都參加。主教書禮士校長熱切希望看到七個中國寄讀生成為基督徒，為此請了一位年青的中國福音傳教士每天給他們講授經文
禮士主教和他的夫人對孫中山「身體和心靈的福益都很注意」 孫中山「研究教義，謹慎異常，凡與論教理者，口若懸河，滔滔不絕」
，在如此濃厚的宗教氣氛下，「這些年輕的中國人便被吸引到基督教里去了」 。孫中山亦擬受洗入教，但其大哥大為不滿，極力反對。
當時有位翠亨同鄉楊鯤池對孫眉談：「此子有大志，信教亦何害，不可過於束縛」
。他聽后怒氣末已，婉言拒絕。恐怕孫中山日漸洋化，著命其即日返國，「專攻國學以補不足」，
此即孫中山後來所說「后史因其切慕耶穌之道，恐文進教為親督責，著命回華。」
1883年夏，孫中山被迫歸國，回到日夜思念的故鄉。他身上帶來了一部《聖經》。他在檀香山已經決志信基督教。在教會聽道，「有很好的教士，宣傳耶教精神，承受他們的教授，在各種事情證明耶教都是活的真理可以實行的」。這個剛從國外受西方教育歸來，心懷大志、風華正茂的青年，目睹故鄉的貧窮落後、愚昧迷信，百感交集。他「覺得到了一個黑暗而奇異的地方來了」。強烈的對比，巨大的反差，造成了心理不平衡。似乎到處是新與舊的予盾，到處是現代與傳統的碰撞。他在檀香山常想起村中廟裡有三個神像一一北帝、王后和王母。他學得這些神像就是中國貧困落後的象徵。他深感中國人「相信了這種神像和經簽的說法，就永不能進步了」
。基督徒只信獨一真神上帝，有強烈的排他性。他確實看不慣那些編人的木偶神像，對那些求籤問卜、三跪九拜的善男信女冷嘲熱諷。為了「破除鄉人迷信」，孫中山與好友陸皓東干出了一件驚世駭俗之舉：「入北帝廟，折北帝偶像一手，並毀其他的偶像三具，以示木偶不足為世人害。」
他對前來圍觀的小孩說：「現在你們看見這樣的保護鄉村的神道了，我折了他的手指，他還照舊笑，這樣的神道來保護我們的鄉村？！」
事後鄉人大為鼓噪，大興問罪之師，譴責其褻讀神聖，罪大惡極，非逐出鄉里不可。孫中山被迫離鄉赴香港，入拔萃書院讀書。
香港拔萃書院是英國基督教聖公會主辦的男子中學。孫中山課餘常到倫敦會長老區風墀補習國文。復結識美國宣教師喜嘉里（Dr.
Charles Rebert
Hager），並由喜嘉里之勸偕陸皓東至美國綱紀慎之佈道所（香港必列者士街2號2樓）受洗入教，署名日新。陸皓東署名中桂。後區風墀為其改為號逸仙。隨後，孫中山移居該教堂二樓，與居住三樓的喜嘉里牧師「對相往返，甚愛重之」
。
孫中山在學校放暑假時熱心傳道事工。曾隨喜嘉里牧師到香山一帶佈道傳教，並派發傳道會書刊，分售《聖經》，沿處傳福音，勸友人入教。「其友二人為所感動，亦虛心奉教」
。
孫眉獲悉孫中山在鄉間破壞神像及熱心教會工作，未涵痛加斥責，揚言「苟不速與基督教割絕，絕不復寄銀資助之」
。並令召他赴檀香山，佯言有世務相托。「長足之命，凜凜難遠」。孫中山再度返檀。兄弟倆在姑刺農場見面，孫眉大發雷霆，橫加指責。又是罰鋸木，又是動手打。孫中山不甘示弱，據理力辯，跑到孫眉書房，將縣在壁上之關帝神像取下扔進廁所。孫眉以收回先前贈予的全部財產相要挾。「又不予一錢，使無以壇粥資」面對信仰與財富選擇的關鍵時刻，孫中山毅然選擇了信仰之路。他「不以稍奪其志，力傳基督之道，辟偶像之非，娓娓不倦」
。他理直氣壯地對其兄長說：「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國人所走的路上盡我的責任……。我不能遵守已敗壞的習慣，你所慷慨地給予我的產業，我很願意還給你。我不再有什麼要求，財富不足以動我的心」
。他說到就做到，通過律師辦完退還財產手續后就負氣而走，住在鍾工宇同學家裡，並急於返回香港。但川資不濟。后至火奴魯魯，得到芙蘭諦文牧師及華人教友的資助，終於返港，繼續在中央書院讀書。
孫中山於1886年畢業后，曾一度有意攻讀神學，獻身傳教事業。無奈當時香港及廣州均無神學院開設，後由喜嘉里牧師推薦入廣州博濟醫院讀醫科，「一方致力政治，一方致力醫術」
。1887年10月轉入何啟在倫敦佈道會協助下創辦的香港西醫學院。孫中山在這裡不但接受了西方醫學教育，並且更認識西方當代政治和社會學，奠定了其現代化思想的理論基礎。他課餘常到西醫學院附近歌賦街楊耀記樓上與楊鶴玲、陳少白、尤列三人「暢談革命」，有「四大寇」之稱。從此，孫中山「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人世之媒」
逐步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
二、基督教對孫中山及其革命事業的影響
首先，孫中山早年很重視靈修生活，據盧夫人對梁寒操說：孫中山在二十多歲時，天天晚上在房間里，跪下來禱告。她說「我當時還不信有上帝，看他像傻瓜一樣」
這反映了他求神保守的虔誠。馮自由也記載：「總理自倡導革命以來，所設興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等團體，其誓約均冠以當天發誓字樣，是亦一種宗教宣誓的儀式，蓋從基督教受洗之禮脫胎而來者也。」
據庄政在《國文革命與洪門會黨》一書中指出：興中會成立時，孫中山「率先宣誓，將左手置於開卷的《聖經》上，高舉右手，懇求上卷明鑒，以示矢志革命，卒底於成」
又據陸皓東之侄陸燦回憶，在一次興中會入會宣誓儀式上，「孫博士第一個宣誓，把他的手放在《聖經》上，請上帝為他的誓言作證，其他人旋即照辦。」
1896年10月10日倫敦蒙難時，孫中山走投無路，萬念俱灰的情況下，「一意祈禱，聊以自慰」。「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析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在，自雲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他內心突然平靜，深感拯救有望，有求生的強烈願望和必勝的信心。但「究在牢中，生死關頭，盡在能傳消息於外與否」。為了爭取獄中女傭柯爾的同情，千方百計打開與外界溝通的渠道，孫中山急切地利用宗教信仰的問題。他把他的困境同受到土耳其人迫害的阿美尼亞基督教徒的境遇相比擬。這一辦法果然靈驗。他在給區風墀牧師的見證中寫道：「今既蒙上帝施恩，聽我祈禱，使我安慰，當必能感動其人，使肯為我傳書」。後來正是通過柯爾和一位使館女管家把信息轉給他的老師康德黎，終於奇迹的獲得了拯救。他深感這是上帝施恩的結果。他真誠地對區風墀牧師表示：弟遭此大故，如盪子回家，亡羊復獲，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進之以道，常賜教言，俾從神道而入治道。
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在美國。有一次會見牧師盧祺沃博士之父親，主人慾為這位革命領袖設宴慶祝，孫中山謙辭再三，說不必盛宴鋪張，只需吃一碗面即可，並首先祈禱，「向神感恩」，說「革命之成功，乃在仰賴上帝之恩助」
。特以腓立比書第四章第六節「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第七節「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里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相贈。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回國，眾望所歸地被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在北京基督教歡迎會上，念念不忘教會之功。他說：「兄弟數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號，始終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會所得來。今日中華民國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會之功。」
他在法教堂歡迎會上也指出：「吾人排萬難冒萬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復祖國。推其遠因，皆由外國之觀感，漸染歐美文明，輸入世界新理，以至風氣日開，民智日闕，遂以推倒惡劣異族之政府，蓋無不由此觀感來也。而此觀感得力於教會，西教士傳教者多矣。」
直到病危，他還深情地強調：「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於基督徒者實多。」
晚年，孫中山十分重視「心理建設」，提出了「人格救國」的口號，主張進行「心理上的革命」，強調提高人格，進行自我的道德鍛煉和培養，所謂「心理上的革命」，就是要通過刻苦的磨鍊，「把自己從前不好的思想、習慣和性情，像獸性，罪惡性和一切不仁不義的性情，都一概革除。」
他把高尚的情操，「頂好的人格」看成是「人類天職」。認為人類進步的極點，在於不斷進行人格的自我完善，使人格洗鍊到神聖地步。強調「欲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才算是人類進化到了極點。」
其次，孫中山從基督教「上帝就是愛」出發，提出了「仁愛是革命道德的基礎」。他認為在處理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關係的行為準則，應堅持「互助的原則」。在他看來，「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仁義道德者，互助之用也」
。他歌頌堯、舜、禹、湯、文、武的所謂「仁民愛物」、「愛民若子」是「仁慈的好道德」
。他認為外國固有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反映了「我們民族的精神」
。這裡所說的仁愛，就是博愛。他在講軍人精神為智、仁、勇三者時，將「仁」定義為「博愛」，分為三種：「救世之仁」、「救人之仁」、「救國之仁」。所謂「救世之仁」，即「捨生救世」，如佛教、耶穌基督「皆以犧牲為主義，救濟眾生」。這就是「宗教家之仁」。所謂「救人之仁」，即「舍財以救人」。以樂善好施為能事，這是「慈善家之仁」。所謂「救國之仁」，即「捨生以救國」，「與宗教家，慈善家同其心術，而異其目的。專為國家出力，犧牲生命，在所不計」，這是志心「愛國之仁」
。所謂「同其心術，而異其目的」，是指「救世」、「救人」、「救國」的目的雖然不同，但「仁
」的「心術」即「博愛」是相同的。為了適應世界上道理的新潮流 ——「有聰明能力的人，應該要替眾人來服務」
，孫中山提倡奉行「廣義的博愛」，宣稱「為人類謀幸福，普遍普及，地盡五洲，時歷萬世，蒸蒸芸芸，莫不做其澤惠」的「廣義的博愛」
。才符合人道主義的精神。他把生命精神與「廣義的博愛」聯繫起來，強調「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人人應該以服務為目的，不當以奪取為目的」。他諄諄地教導人們「我們要把革命做成功，便要從今日起，立一個志願，一生一世都不存入陞官發財的心理。」
號召大家都要「為國家、為人民、為社會、為世界來服務」 。
孫中山批評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是「倒果為因」。指出：「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段鬥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他說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學』」
。他認為對於革命者來說，則在於「實行三民主義，以成救國救民之仁而已」
。具體地說，實行三民主義即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治，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據此，「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一切事權都是要共的。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他對三民主義所下的定義：「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
。《聖經》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節記載：「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孫中山把人類進化的目的與基督教義直接聯繫起來，提出「人類進化之目的，即所謂『爾旨得成，在地若天』」。他說這就是人類所希望，也就是變現在之痛苦世界為極樂的天堂
。
基督教尊重人權，把人的生命看作是來自上帝，堅持「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也給人以選擇的自由，人人應有個人的自由意志。孫中山把基督教的平等、自由看成是近代民主政治的基礎，在《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宣布「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並規定人民有人身、居住、遷徙、財產、營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信教等自由，享有請願、陳訴、任官考試，選舉等項權利。他莊嚴宣告：「中華民國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鼓吹「全民政治」、「直接民權」。他在「禁絕贖賣豬仔」文中反覆重申：「尊重人權，保全國體」
。中華民國人民「對於國家社會之一切權利，公權若選舉、參政等，私權若居住、言論、出版、集會、信教之自由等，均許一體享受
，毋稍歧異，以重人權，而彰公理」 。
此外，通過信仰基督教，孫中山從中吸取了有助於革命事業的因素和有利於提高自己思想品質的因素。他一身獻身革命，愈挫愈奮；尊重人權，以彰公論；盡瘁國事，不治家產，不謀權位，大公無私……。所有這些高尚品質的形成與基督教的影響不無關係。
基督教對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1>「革命之初，往往藉助教堂為革命機關」。
長沙、武昌兩處的聖公堂，武昌的文華書院，上海的聖彼得堂，都是當時著名的革命機關
。廣州有孫中山設診的雙門底基督徒左斗山的聖教書樓，爾後形成了舉行第一次廣州起義的重要據點。在此後長期革命鬥爭中，廣州永漢路四牌樓的長老會福音堂，廣州河南巴陵會福音堂，花地格致書院，芳村培英書院，仁濟大街的博濟醫院，油欄門天主教，胡心泉的鴻興客棧等處，都曾作過革命機關處所或重要聯絡據點。據喜嘉里牧的記載：「當是時，先生始倡言中國之亟宜革新，而密籌實行革新之計劃，中國牧師及其同道，聞其緒論，皆秘密與之結合，共謀進行」
。據馮自由統計，興中會成立前，直接參與孫中山反清密謀者達十五人，其中半數以上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1894年11月成立中國近代第一個革命小團體——檀香山興中會，其中不少是基督徒。
<2>基督徒參與革命鬥爭
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領導人多為基督徒。3月，香港興中會確定孫中山駐廣州直接指揮起來，由鄭士良、陸皓東、鄧藝南，陳少白等擔任助手。隨後，孫中山偕陸皓東，鄭士良等到廣州成立興中會分會，聯絡會堂、綠林、游勇、防營、水師等。原定於重陽節發動起義。但由於事泄，未及發難便遭失敗，陸皓東本可能逃藏起來，但為了把黨人名單銷毀，以免落入敵人手裡，造成革命的更大犧牲，他回到書店的秘密住所，不幸被捕，英勇就義。他在供詞中痛斥「清政府的腐敗專利，官吏之貧污庸懦，外人之陰謀窺伺」，表示「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克複漢族；排除漢奸，又不足以廢滅滿清」。慷慨地宣稱：「今事雖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殺，而繼我而後起者不可盡殺」
。事實上，當時黨人名冊藏在聖教書樓後面的禮拜堂，事泄后左斗山投入井裡，避免了一場清政府對革命黨「按圖索驥」的大搜捕。1900年參加惠州起義的基督徒，僅有姓名可查的達二十二人以上。其他還有格致，培英兩書院的學生，也多為基督徒。據當時參加廣州方面活動的崔通約估計，惠州起義參加者，百分之三十屬於基督徒，百分之七十屬會黨。同年10月28日，史堅如在廣州謀炸兩廣總督德壽，參加者均屬基督徒。
<3>基督徒大造革命輿論。
左斗山籌設的聖教書樓實為廣州唯一的新學書店。店內後面為基督教禮拜堂。左氏於衛也街租一大廈，名曰大光觀書樓。陳列古今中外圖書及新舊約聖經。1899年孫中山與陳少白在香港創辦《中國日報》，翌年1月25日出版，陳少白任社長兼總編輯。這是革命黨第一份機關報。教友李紀堂在財政上支持很大。該報宣傳民族主義，抨擊清王朝的黑暗統治，介紹歐美的民族政治、自由、平等和人權學說，為鼓吹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1903年由基督教徒林護、馮浩良、譚民之全力支持出版的《世界公報》作成了香港革命黨第二份機關報。民國初年，在孫中山的倡導下，香港教會人士區風墀，尹文楷，張祝齡等創辦了《大光報》，該報主持正義，抨擊黑暗，「替民黨宣傳最力，深得總理嘉許」
。
孫中山十分重視宣傳鼓勵工作，他公開宣布：「我們的最大希望是把聖經和基督教教育（正如我們在美國所認識的）作為一種傳遞手段，向我們的同胞轉送通過正義的法律所可能得到的幸福。我們試圖儘力採取一切手段，不經流血而奪取全國和建立政府。」
他的老戰友、基督徒、傳教師宋嘉樹（宋如）在上海開辦了一家美華印書館印刷聖經，誠如斯諾所指出：「宋嘉樹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秘密地印刷革命宣傳品。他們創辦印刷廠的真正目的是替孫中山印大量革命文章和小冊子。1902年，興中會員毛文明牧師應聘去做檀香山傳教，孫中山交給他兩項任務一是掃除保皇邪說，二是規定革命機關。曾在吉隆坡由孫中山親自主持宣誓儀式加入同盟會的杜南也是一位虔誠的教徒，他積極宣傳革命大義，『每乘宣道堂佈道機會，淋漓痛快闡揚革命真諦，僑眾感動益深。其後更創設中和講堂，於宣講日高懸青天白日旗，觀瞻倍壯』」
。
<4>利用宗教信仰爭取外國同情。
由於歐美各國的宗教信仰以基督教為主，同敬拜上帝，孫中山便利用一切機會向西方國家爭取外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革命的同情和支援。1905年10月在留學學生王寵惠的幫助下，寫成了英文著作《中國問題的真解決》，這是孫中山第一篇對外宣言。該文曆數清王朝統治中國的罪惡，糾正西方認為中國是個閉關自守的民族、反對傳教和通商等種種誤解。指出歷史證明「從遠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國人一直興鄰國保有密切的關係，對於外國商人與教士從沒有絲毫惡意歧視」。當時西方流行著一種所謂「黃禍論」說什麼「中國擁有眾多的人口與豐富的資源，如果它覺醒起來採用西方方式與思想，就會是對全世界的一個威脅」。孫中山駁斥這一謬論，聲稱：「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政治上，「如果中國人能夠自主，他們即會證明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經濟上，「中國的覺醒以及開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對中國人，而且對全世界都有好處。全國即可開放對外貿易，鐵路即可修建，天然貨物即可開發，人民即可日漸富裕，他們的生活水準即可逐步提高，對外國貨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國際商務即可較現在增加百倍。」因此，「黃禍論」可破產矣。「黃禍畢竟可以變成黃福。」文中最後讚揚西方民主國家是「基督教的民族」和「自由與民主的戰士」。他呼喚文明世界的人民，特別是美國人民對中國革命「在道義上與物質上給以同情和支援。」
上述可見，孫中山在海外求學期間結納了不少品德高尚的基督教教友，曾同情與支持孫中山進行的革命鬥爭，對革命作出重大的貢獻。應當說，當時西方基督教傳教士對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大多數是支持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薄克曼認為，辛亥革命「在真正意義上是一基督徒的革命，革命領袖很多都具有基督教徒的精神。」
三、孫中山尊崇基督教的原因
在中國儒道佛之信仰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裡，在中國人民普遍把基督教誤解為伴隨著帝國主義入侵而來的西方宗教的歷史條件下，孫中山不顧國人的反感和家庭父兄的極力反對，走上崇奉基督教的道路。這是要有很大勇氣的。歸納起來有下列原因：
三.一、早期基督教教義有一定的革命精神。
基督教最初是「被壓迫者的運動」、「奴隸們的宗教」。在早期形成的基督教教義中，反對私有制，要求實行財產公有，斥責財產不均，主張人人平等；「叫有權者的人失位，叫卑賤的人高升」等等，孫中山從小生長在農村，親身感受到清政府的黑暗腐敗和勞動人民的深重苦難，因而容易接受基督教教義中的革命精神。據記載，孫中山年輕時，「讀《舊約》至摩西導引以色列族出埃及到迦南樂土記，眉飛色舞，拍案大叫，我孫逸仙豈不能令我漢族脫離韃虜而建新國乎？
他還不時引用這個故事去激勵教友，1924年在《勉中國基督教青年》一文中說：基督教傳入中國，既開闢中國之風氣，啟發人民之感覺，使吾人卒能脫異族專制之羈厄，如摩西之解放以色列人於埃及者然。以色列人出埃及而後流離困苦於荒涼沙漠間40年，而必待約西亞以領之，而至迦南。『他希望基督教青年會』擔負約西亞之責任，以救此西萬萬人民出水火之中而登上社席之上。」
在孫中山心目中的上帝，具有「非常顯著大公無我的精神」。他把耶穌看作是犧牲個人生命，為大眾謀利益的偉大人物。他在香港西醫學院讀書時，經常與教友「互相研討耶穌與革命之理想」，他們認為「耶穌之理想為舍已救人，革命之理想為舍已救國，其犧牲小我，力謀大眾福利之精神原屬一致」
。
三.二，孫中山把基督教看成是西方文化的基礎。近代西方文化來自兩個源頭，一是希臘人本文化；二是羅馬基督教文化。梁元生先生說的好：「所謂西方文化，在當時的觀念中，實即是基督教本位文化，強調基督教義的超越性和絕對價值，視西方科技和政教皆從基督教而出。」
孫中山從檀香山與香港這兩個中西文化交匯之地，系統接受西方的文化教育，逐漸從傳統文化圈遊離出來。他想喚醒沉睡中的中華民族，但他也認識到各種原理都要有一個基礎。他一次次地沉思著「中國人要什麼基礎建築一個新的文化？使世界上都尊敬這個民族，這個基礎是不是宗教基礎？」答案是肯定的。林百克說得對，孫中山「領袖的基礎，是從中國文化更新，更高的文化相合而產生的」。「他當耶教是文化的法規，他把中國文化同耶教文化比較，看出中國沒有一種進步的宗教的害處。他看見耶教是與近代文化一同往前的，而孔教、佛教、道教都保持中國於二千餘年前的狀態。」
因此，孫中山把基督教看作一種西方文明進步的宗教，看作西方文化的基礎，加上熱烈的推崇。1912年3月11日，孫中山簽發《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宣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翌日，孫中山致康德黎夫人信中說：「感謝你為我而作的誠篤的祈禱。我願高興地告訴你，我們正在謀求在中國實行宗教自由，而在此新制度下基督教必將昌隆繁盛。」
4月，他在法教堂歡迎會上說：「世上宗教甚夥，有野蠻之宗教，有文明之宗教。我們偶像遍地，異端尚盛，未能一律崇奉一尊之宗教。今幸有西方教士為之先覺，以開導吾國。惟願將來全國皆欽崇至尊全能之宗教，以補民國政令之不逮。願國政改良，宗教亦漸改良，務使政治與宗教互相提攜，中外人民越相親睦。」
三.三，宗教道德在世俗社會中起著積極的作用。宗教的教義本身是宗教信徒的行為準則，具有一定的約束力。它用來調整人與神、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以人與神關係的問題作為最高準則。因而宗教道德同社會道德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基督教教義中，諸如行善除惡，平等愛人，不殺人，不偷盜、不姦淫、不貪錢財、不誣陷等道德觀念，成了世俗社會的補充。孫中山十分重視宗教道德的社會作用，他認為「宗教的優點，是講到人同神的關係，或同天的關係，古人所謂天人一體。」
早在香港西醫書院期間，孫中山鑒於人心不一，特組織了「教友少年會」，其目的是為了「杜漸防微，消邪偽於無形，培道德於有基」
民國成立之後，孫中山提出了宗教補政治不足之主張。1912年在北京基督教歡迎會上說：「宗教與政治有連帶之關係。國家政治之進行，全賴宗教以補助其所不及。蓋宗教富於道德故也。」這裡所說的宗教指的是基督教。他還提出基督徒「同發愛國心」的口號，他在廣州耶穌教歡迎會上號召「為基督教徒者，正宜發揚基督之教理，同負國家之責任，使政治、宗教、同達完美之目的。」
孫中山自稱「我不屬於教堂的基督教徒，但屬於耶穌的基督教徒，耶穌是個革命者」。
他還對參加拯救他「倫敦蒙難」的孟生博士說，他是一個生天的基督教徒，而不是一個皈依者。
的確，孫中山所耶穌當作救國救人的楷模而加以推崇的，他所信奉的上帝是一位大公無我的至善人格的神，並作為自己學習的榜樣。然其所信奉之教義，為進步的及革新的，與世俗之墨守舊章思想陳腐者迥然不同」
孫中山信神，但不是那位為了救國救世人上了十字架的神，因而沒有或者很少用神的名義和語言去發動群眾，而是明確地提出了革命綱領，建立了革命政黨，組織了革命軍隊，從事現實的革命鬥爭。對孫中山來說，信仰基督教只是手段，從「神道而人治道」才是目的。這個「治道」不是別的，就是推翻清王朝的黑暗統治，建立一個獨立、統一、富強的民主共和國。
必須指出，在孫中山的頭腦里不時進行著進化論與宗教神學的激烈搏鬥，但他從來沒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從來沒有放棄基督教。相反，他始終對基督教懷有深厚的感情。他公開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並引以為榮。像孫中山這樣一個從小接受基督教的洗禮，在各種基督教活動長期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基督徒，他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宗教感情，是建立在人對神的牢固依賴的關係中的，因而是不會輕易改變的。他晚年曾對人說：「予敦非基督徒否？予以家庭且是基督徒。予妻、予子、予女、予婿敦非基督徒乎？」
這裡孫中山用反問的口氣肯定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逝世前一天，他還執著教友的手說：「我是基督徒，上帝派我為我國人民去同罪惡奮鬥，耶穌是革命家，我也一樣。」
孫科也回憶道：「父離世前一日，自證我本是基督徒，與魔鬼奮鬥四十餘年，爾等亦當如是奮鬥，更當信仰上帝。」
臨終前，孫中山「堅持把手放在被子外面像一個基督徒那樣死去。他的葬禮是按照基督教的方式進行的，因為他的妻子知道他會這樣要求的。」
當時革命黨內部對葬禮儀式抱有不同看法，宋子文代表孫氏家族發表聲明，聲稱孫中山先生「於彌留之際，曾言彼當以基督徒而死，且一再言其一生主張政教分離，孫之家屬亦奉基督教，因孫有遺言決議，雖當中同志多非基督教徒，而仍舉行宗教式家祭禮。」
依照遺言，孫中山用基督教葬禮儀式，舉行追思禮拜，由唱詩班唱出孫中山生前最愛唱的三首詩歌：《耶穌我靈魂的愛人》，《生命之道極奇妙》，《安然渡過艱途》。這樣，基督教伴隨著孫中山走過了偉大而光輝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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