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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短暫的接觸,使毛澤東對美軍觀察組和先期到達的英美記者的橋樑作用充滿期待。8月13日、14日,他連續給鄧小平等發出三封電報,指出:「外國人在延安很高興,他們對我軍的發展甚感興趣。」「對我黨抗戰發展甚感興趣,對國民黨腐敗專制甚為不滿,對國共關係甚為關心,我們對頑軍必須有理有利與自衛立場,故須注意收集頑軍反共進攻證據公佈於世,使我們在國際輿論站在有理地位。」
8月15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重新改寫的社論《歡迎美軍觀察組的戰友們!》,稱美軍觀察組來到延安,「是中國抗戰以來最令人興奮的一件大事」,羅斯福總統是「英明的領導者」,美軍將士是中國人民「最親密的戰友」。社論指出:「關於國民黨的抗戰不力、腐敗無能這一方面,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與中國輿論,已經成了定論了。關於共產黨的真相究竟如何這一方面,大多數的外國人與大後方的中國人,還是不明白的,這是因為國民黨的反動宣傳與封鎖政策為時太久的緣故。但是情況已經在開始改變。大半年以來的外國輿論中,已經可以看見這種改變是在開始。這次記者團與觀察組的來延,將為這種改變開一新階段。」社論最後預祝美軍觀察組「工作成功」,並希望「這一成功,會使美軍統帥部對於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團結抗戰、實行民主的政策,和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抗戰力量,獲得真實的了解,並據以決定正確的政策」;希望「這一成功,會增進中美兩大聯邦的團結,並加速最後戰勝日寇的進程」。這篇社論,無論是對美國政府及其軍隊,還是對美國總統及其對華政策的評價,都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集中體現了毛澤東對美國的最新認識和寄託的最高期望。
為了配合美軍觀察組的考察,毛澤東給各根據地和八路軍、新四軍部隊下發了一系列指示,讓他們做好準備、收集材料,歡迎觀察組、配合觀察組,「以便給美國觀察組以根據,向華盛頓報告,從而推動美方重視我們活動,更加迅速的考慮對我援助」。顯然,形勢的迅速發展使他深切地感到,「套用戰略策略的簡單公式已往往不能解決問題」,因此現在有必要根據新的認識,制定出一套更為明確和全面的外交策略與方針。正是根據他的意見,中共中央於8月18日首次下發了《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爭取與美國建立友好合作關係的任務,並把這一任務作為當前外交工作的中心。指示強調:「就國家而言,美蘇英與中國關係最大,而且目前美英與中國共同抗日,尤以美為最密。」因此,當前外交工作的重心是建立和加強與美軍的軍事合作,爭取在軍事合作的基礎上,形成雙方全面合作的關係。「美軍人員來我邊區及敵後根據地,便是對我新民主中國有了初步認識后的實際接觸的開始。」有了軍事合作的基礎,隨後的文化合作、政治與經濟合作就可能實現。
爭取與美國的軍事合作,並非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一廂情願。1944年下半年,美軍確實有過在華東登陸的計劃。當時中共中央獲得有關美國對華政策的信息主要來自三個渠道:駐渝的八路軍辦事處、有美軍活動的各根據地和延安的美軍觀察組。這些渠道提供的信息幾乎都提到了美軍急於利用中共軍隊配合對日作戰。這使得中共中央斷定,美軍將有可能在中國沿海登陸,並希望得到中共軍隊的配合。8月20日,毛澤東致電八路軍山東軍區、新四軍軍部,希望他們以儘可能快的速度,收集日本海軍在青島、煙台、連雲港常泊艦數目及類型,每日進出口船舶數目,以及連雲港是否已設為潛艇基地等資料,以便供給盟軍。②次日,他又指出:「美海陸軍登陸時協同作戰問題,我們正在與駐延安美軍觀察組人員協商,準備一切。」③隨後,他還提出「放手與美軍合作」的方針,並強調「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這是「我黨既定方針」。④
顯然,毛澤東這麼做,並不僅僅是為了向美國人顯示中共在軍事方面合作的誠意,而且是想要通過這種最初形式的軍事合作,來爭取達到使美國政府承認並援助中共的目的,進而在同國民黨的談判中取得有利地位。特別是當毛澤東得知美國政府有可能把租借物資的一部分分配給中共軍隊后,他的這種願望便變得更加迫切。8月22日,他在給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電報中,要求他們在與國民黨談判時要堅持:「盟國援華物資一定要公平合理分配。」⑤隨後,他又多次電告林、董、王:「如與納爾遜、赫爾利見面提及援助事,望提美國援華軍火至少應以二分之一給八路軍新四軍,亦即國共平分,不再提三分之一,因不論戰績、兵力、地位共都優於國也。」「而這種援助,決不能以國共兩黨所擁有軍隊之數量作標準,而應以抗戰成績與抗戰能力作標準。國民黨軍隊雖多,但是僅打了六分之一的敵偽軍,共產黨軍隊則打了六分之五的敵偽軍。按照這個標準公平地分配同盟國援助中國的金錢、武器與物資,現在正是時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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