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 中國對宗教信仰最寬容的時代

　　譚云：「我雇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祿、圍頤和園耳！如不許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須定議，我即詣宮（到皇帝那兒）請旨辦理！「魂飛天外」的袁世凱又受到了譚嗣同的生死脅迫，若換了個庸人，真也該活活被嚇死！好在老袁在朝鮮時就經歷過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考驗，所以，他虛與委蛇——予謂：「此事關係太重，斷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殺我，亦決不能定，且你今夜請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譚云：「我有挾制之法，必不能不準，初五日定有硃諭一道面交公。」
　　予見其氣焰兇狠，類似瘋狂，然伊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來歷，
　　如顯拒變臉，恐激生他變，所損必多，只好設詞推宕。見袁推託，譚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來是非常可疑的「聖上」的「硃諭」抄件，並「再三催促」，「幾至聲色俱厲」，甚至有意無意地顯示出腰間藏有兇器！譚云：「自古非流血不能變法，必須將一群老朽全行殺去，始可辦事。」
　　予因其志在殺人作亂，無可再說，且已夜深，托為趕辦奏摺，請其去。傳統的說法是說袁世凱騙取了冒險趕來求援的譚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車返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大驚，火速晉京面見慈禧太后。於是，戊戌政變發生，光緒皇帝慘遭囚禁，維新黨人橫屍街口，轟轟烈烈的「百日維新」猝死於血泊中。
　　不過，看老袁的記錄，卻是另一種說法，即他不承認自己背叛了維新黨人，相反，他一開始就反對他們的過激謀划。他堅持認為，是這班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激進分子離間了太后與皇帝的關係，激化了兩位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而且，一旦事發，必然「內憂外患一時並起，中原疆域立見瓜分」！所以，理應向上司反映實情以求「誅鋤誤君誤國之徒」。
　　靜下心來讀讀袁氏的表白，其實有他的道理。儘管他的過於詳細的記錄與過於流暢的行文讓人懷疑其事後的作偽，但對一個正受寵於朝廷的正統的軍人，一個精明過人、深諳宮內權勢消長的政治新秀，在狂風大作亂雲驟起的緊要關頭，他只能做出這樣的抉擇。用他的話說，他是不忍坐視疆域被瓜分；而身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亂弒太后誅上司？而且，即便他的「為國避禍」的動機是事後的貼金之說，那他也異常清楚貿然用兵的結果——那天晚上，他當面告訴過譚先生：天津為各國聚處之地，若忽殺總督，中外官民，必將大訌，國勢即將瓜分。且北洋有宋（宋慶，掌「毅軍」）、董、聶各軍四五萬人，淮、泗各軍又有七十多營，京內旗兵亦不下數萬，本軍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如何能辦此事？恐在外一動兵，而京內必即設防，上（皇上）已先危！平心而論，他說的是實情。
　　且不說袁氏當時的實力（「出兵至多不過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擁有政治與軍事資本的前輩漢臣曾國藩、李鴻章兩人，又何嘗在位極人臣之際有過發動政變的「邪念」？封建傳統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選擇「正統」。
　　近年，關於戊戌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引人入勝。有人考證出，圍攻頤和園謀害慈禧太后一說並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謠言，而確有其事。而且，慈禧回宮與袁的舉報並無直接關係，她是從別的渠道知道了迫在眉睫的陰謀的，所以，她匆匆趕回皇宮，指著兒皇帝的鼻子痛罵：「我撫養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聽小人的話想害我？」見光緒囁嚅著欲辯白，她氣不打一處來，竟一口唾沫啐過去：「痴兒，今日沒有我，明天還能有你嗎？」若光緒不知有此等陰謀，他何以面對母后的責罵啞口無言？
　　儘管老袁費了些口舌，但從那時一直到現在，人們從來不屑於聽一個出賣正義的叛徒的申辯。想想囚禁多年的可憐的光緒皇帝，想想身首異處的譚嗣同他們，何人不起怨袁情？
　　所以，法華寺里的僅存的古碑，與其說是數百年古剎的唯一見證，倒不如說是袁世凱的恥辱柱。
　　從法華寺里走出去的袁氏，自茲背負起了罵名。洹上問洹河水從袁林前靜靜地淌過。這條河並不深，也不清，但挺長。
　　清光緒三十四年底（1909年初），袁世凱被朝廷趕回到這裡時，正好五十歲。
　　宦遊三十載，且年已半百，因功高震主被黜，囫圇著身子回籍，換個人來說，這結局也算不錯了。但對袁項城來說，卻極難忍受。
　　佇立洹河邊，他憤然賦詩發問：漳洹猶覺淺，何處問江村？只有瑟瑟林濤在為他嘆息。沒人給他回答。
　　儘管他把從一位天津大鹽商手裡買下的這個洹上村改造成了自己的樂園，儘管這座深宮大院里有足夠多的房子（每個妻妾及子女有一個院落），他還是不甘心在此頤養天年。他讓下人們把他手寫的「養壽園」橫匾高懸於村門外，並把自己垂釣的照片送往上海的報館刊發，那都不過是一種姿態，一種只想老死泉林決不重出江湖的宣言。讀到這些信息，朝廷也許就不會死盯著自己了。
　　他是從攝政的醇親王載灃的殺機下逃出來的。他驚魂未定地跑回老家，只是為了避殺身之禍。避禍的人只能隨遇而安。人們每每說起袁氏退回洹上村是「窺測方向，以圖東山再起」，這實在太抬舉他了，似乎他未卜先知。

　　其時的背景恕我再嘮叨一遍。
　　沒有生育能力的載（光緒帝）病死後，氣息奄奄的慈禧太后便指定醇親王載灃（載之弟）的三歲的長子溥儀繼位，載灃攝政。不出一天，慈禧老太太也一命嗚呼。皇帝與太后僅隔一天相繼過世，自然使皇室內外瀰漫起種種可怕的猜測。有人說是垂危的「老佛爺」或袁世凱通過大太監李蓮英毒死了先皇帝，因為他們怕光緒爺掌握實權后要報戊戌年間的深仇大恨；更有人傳言：隆裕皇后在整理光緒爺的遺物時，發現了一個「誅殺袁世凱」的先帝遺墨！所以，載灃一上台就欲斫袁顱以祭亡兄。幸有軍機大臣慶親王反問奕一句：「殺袁世凱不難，不過若北洋軍造起反來怎麼辦？」載灃才冷靜下來。加上另一位軍機大臣張之洞洹上村內「養壽園」從旁說項，袁才僥倖活了下來，被責令「回籍養痾」。
　　說他有「足疾」並非毫無由來，因為袁世凱的確曾崴過腳且一直沒好利落。那是上一年他過五十大壽（古人過虛歲），因場面過大收禮太多而被某御史奏了一本，慈禧太后召見他時大加訓斥，以致他謝罪出宮時，「驚惶失足，從殿階墜地，跌傷右腿」——他給正妻於夫人的家書如此寫道。現在，人家二十七歲的攝政王就拿他的這個無關緊要的毛病「說事兒」了。
　　攝政王以宣統皇帝名義頒諭旨：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袁世凱，夙承先朝屢加擢用，朕御極后，復予懋賞，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馳驅。不意袁世凱現患足疾，步履維艱，難勝職任。著即開缺回籍養痾，以示體恤之至意。
　　不是朝廷不用你，是你連路都走不成了，才讓你回家「歇菜」吧——官場上的文字遊戲玩兒得真讓人哭笑不得！
　　回到這洹水河邊的老袁，不知什麼時候就會被朝廷賜死或謀害（在封建時代，下野的顯宦又被追殺的事例多得就像這洹河岸上的樹），哪還有什麼韜晦之閑心？至於後來，國內形勢驟變，各方不得不將目光盯上了蝸居此地的袁世凱，正所謂天下歸心，舍袁其誰了，他才重抖精神，頻繁會客，密設的電報房也越來越熱地嘀噠著他的不滿和計謀。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是啊，袁世凱到底不是蛤蟆精（當時滿京城都傳說其父在他出生時夢見過一隻碩大的癩蛤蟆），只能看懂眼前卻看不透未來。他哪知道有朝一日命運之神又起用了他，而且，一舉升天。就像是一條被晾在旱地里過久的蒼龍，正在奄奄等死時，卻極為意外地遇上了一場瓢潑大雨。
　　這場豪雨就是南方的革命黨人於清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發動的武裝起義。
　　武昌首義，南方各省響應，一時間，風雨飄搖。滿洲的八旗、綠營兵勇們早已毫無戰鬥力，而精銳的北洋軍卻全掌握在袁的舊部手裡。氣數將盡的清朝廷迫不得已，只得厚著老臉請出被轟回老家的袁世凱。
　　那些年輕的愛新覺羅親王們先是讓袁世凱出任欽差大臣、湖廣總督。哪知，從來不開玩笑的河南老頭兒竟然大大地幽默了一把——他給朝廷復奏，說自己「舊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啊哈！我不是「步履維艱」嗎？你們怎麼忘了！載灃等人無奈，只好先把整個國家的軍權都讓給了他，最後，乾脆連自家的王朝也讓給了他。
　　對一條復甦了的龍來說，漳洹實在太淺了啊！今我來思，也在洹河岸上問：我是否把這條蓄納了沿岸太多的髒水的大河看得太淺？
　　老袁在世時，沒有人小覷他。試想，在那個風雲際會龍爭虎鬥群雄競起的紛亂時代，一個屢屢失意於科考的落魄舉子，一個默默奉獻于軍營的下級官員，能力爭上遊，贏得時代的認可，並成為收拾江山第一人，何其不易！
　　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大人垂死時，是這樣向皇上推薦自己的繼任者的：「環顧宇內者，無出袁世凱右者」——須知，那個翹著白鬍子的合肥老頭兒可不是會輕易看得上別人的。
　　湖北武昌的兵變爆發后，清政府知道，唯有「回籍養痾」兩年多的袁世凱方能剿滅革命黨人。而影響著中國政局的外國勢力也把眼光盯到了安陽，東交民巷裡傳出的消息更乾脆：「大多數國家的代表均表示願意看到袁氏出來掌權。」
　　奇怪的是，最先「鬧革命」的湖北革命軍政府，竟然也把袁當成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選。軍政府首領黎元洪甚至許諾：只要你袁大哥回到革命路線上來，未來的國家一把手就是你的啦！
　　有黎致袁信為證：公果能歸來乎？與吾徒共扶大義，將見四百兆之人，皆皈心於公，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然不難從容獵取也。其他的革命黨人也致電洹上村，稱只要袁「回旗北上，犁掃虜廷，」則「漢族之華盛頓唯閣下是望」。
　　更讓今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孫中山在接到袁的贊成共和的電文後，大喜過望，竟然對袁說出如此「刺耳」的頌語來：文（孫自稱）以菲材，辱膺國民推戴，受任以來，拮据張惶，力不副願。……幸得清帝遜位，民國確立、維持北方各部統一，此實惟公一人是賴。語云：英雄造時勢。蓋謂是也。文（孫自稱）徒何功？過蒙獎譽，曷勝愧汗。新舊交替，萬機待舉，遺大投艱，非公莫辦。謹虛左位，以俟明哲，曷勝佇立，翹望之至。把他捧得多高！

　　而革命黨人說話算話，在此後的民國首任大總統選舉中，代表全國十七個省的十七位議員們，所有的票上都寫著一個名字：袁世凱。要知道，這是連孫中山也未曾享過的一致首肯——先前選舉臨時大總統時，稟性各異的各省議員們就只讓「國父」得了十六票（另一票得主為黃興）。所以，民國元年（1912年）2月15日，臨時參議院在大總統選舉結果出來以後，當即致電遠在北京的袁世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有華盛頓一人，公為再現。同人深幸公為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第一華盛頓。革命黨人對未曾謀面的袁世凱客氣得很吶！民國成立后，孫中山與黃興兩位革命黨首領應袁世凱之邀，先後抵達北京與之共商國是，這是近代中國三巨頭的第一次相見。多次密談后，孫中山的感慨是：「今日之中國，唯有交項城治理。」黃興也表示：袁總統「實為今日第一人物」。這和前清李鴻章的遺言「環顧宇內者，無出袁世凱右者」有什麼兩樣？
　　後人多稱孫中山不做民國首任大總統是出於革命家的博大胸襟與謙讓精神，而實際上，孫氏當時確沒把握坐穩江山，不然，他哪會如此輕率地犧牲自己浴血奮鬥多年爭來的勝果，而讓一個前清的備受爭議的人物去獨享！故欲治民國，非具新思想、舊經練、舊手段者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這是「國父」當時的說法，雖內蘊激勵袁氏的含意，但又何嘗不是中山先生政治觀點的坦白！既然中華民國的開國領袖都這樣講了，你能說這漳洹水既淺薄又粗俗嗎？看來，滿天下傳聞是老袁曾出賣了譚嗣同，捎帶著也出賣了「曠代之聖王」光緒皇帝，但他的聲譽在當時並未受太大的損失；而且，儘管他悍然稱帝得罪了天下人，但以他的側面頭像為標誌的民國貨幣——銀元（俗稱「袁大頭」）卻一直使用到他死後的好多年。中國人不光在貨幣流通上需要他。
　　北洋軍閥集團只是在這個首領死了之後，才分化了——安徽籍的段祺瑞的皖系，直隸籍的曹錕、馮國璋、吳佩孚的直系，奉天省（今遼寧）籍的張作霖的奉系，相繼成為袁世凱身後的北京政權的統治勢力。
　　極為巧合的是，各系獨霸北京政府的時間竟和袁世凱秉政的時間完全一樣，各領風騷整四年——
　　袁氏：1912年4月～1916年6月。
　　皖系：1916年6月～1920年7月。
　　直系：1920年7月～1924年10月。
　　奉系：1924年11月～1928年6月。
　　袁世凱之後，他的軍閥小兄弟們明爭暗鬥為的是權力，輪流執政憑的是武力。他們脾氣不同政見不同手段不同，但自始至終有一點他們是共同的，即他們誰也不能不高舉著袁世凱的旗幟。儘管他們也知道老袁晚年犯糊塗得罪了天下人，但其統御天下的思想和手段卻是繼任者們離不了的寶貴遺產。他們自愧弗如，他們一脈相承。
　　只有多變的馮玉祥對先大總統不客氣：愛寫丘八詩的二流軍閥馮玉祥，通過背叛而躋身為一流巨頭，在其獨攬河南省軍政大權之後，就下令將佔地足足有二百多畝的洹上村的「袁氏逆產」用作安陽高級中學。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又將該校改稱河南省第二高級中學。又過了十多年，共產黨與國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時接受外國駐華使節祝賀並與他們合影。民黨的數百萬軍隊展開了人類史上規模空前的內戰，河南安陽一帶乃「淮海戰役」（國民黨稱「徐蚌會戰」）的必爭之地，戰火無情，把這個中西合璧的豪華建築群炸成一地殘磚碎瓦！
　　洹上村沒了，只有瑟縮於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剝蝕，幾近被世界遺忘。袁氏一生，罵名累累，而最為國人所詬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與日本人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我一直跟著人們罵，但從未自己解讀過當時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讀到當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寫的回憶錄后，才知道，事情並不那麼簡單——乾脆說吧，即「賣國賊」並非無緣無故而「賣」；而且，我還新知道一點，就是人們所輩輩指責的「二十一條」並沒悉數簽訂。
　　援引曹氏的話，可知一二：世人不察，混稱廿一條辱國條件，一若會議時已全部承認者，不知廿一條之第五項各條，不但辱國，且有亡國可能，已堅拒撤回不議。而所議定者，不滿十條。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關於當時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民國三年（1914年），德與英、法在歐洲交火，中國宣布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國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遠東的租借地青島，與英國人連手出兵山東，向青島的德軍宣戰。德國無暇東顧，日本如願戰勝。但日本人卻在我的家鄉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賴著不走。袁命人與日本人交涉從山東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個極不平等的《覺書》（外交文件），有五號（項）共二十一條款，故時稱「二十一條」。無恥的日本人瞅准了時機：英、法、德、意、奧、比和美國這些有實力的世界強國正忙於在遙遠的歐洲大戰，一時誰也顧不上東方，而虛弱的中國自身又定然打不過日本，所以，他們乘虛而入。
　　曹汝霖時任中國政府外交部次長（副部長），因參加此項條約的談判而一生都被「親日派」和「賣國賊」的惡謚死死壓著，「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學生們火燒趙家樓，燒的就是他的家。該「賊」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他生前在美國發表的《我與廿一條》是這樣記述的：（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請見總統。總統以為回任之儀式訪問，令我同見。豈知日使寒暄后，即說：「本國政府為謀兩國永久親善和平起見，擬有《覺書》一通，希望總統重視兩國關係之切，速令裁決施行。」
　　本應向外交部遞交的文書，卻要當面交給駐在國總統，且敢令其「速令裁決施行」，可見日本人對我國之蔑視。對這等如此無禮之倭國使節，袁世凱早就在朝鮮見過，所以，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不軟不硬地頂了回去——總統答言：「中日兩國親善，為我之夙望，但關於交涉事宜，應由外交部主管辦理，當交曹次長帶回外部，由外交總長與貴公使交涉。」言已即將日使覺書向桌上一擱，並未展閱。……
　　翌晨，總統即召集外長孫寶琦、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及余（曹自稱）四人到府（總統府）。總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覺書，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是已定，隱懷疑忌，故提此覺書，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至覺書第五項，竟以朝鮮視我國，萬萬不可商議。」日本人提出的「覺書」到底都有哪些條件呢？曹氏云：揣日本所提廿一條，包羅萬象，集眾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由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都。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國。難怪袁世凱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覺書》上批註：荒唐荒唐！
　　實堪痛恨！遵照大總統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長與日本公使等舉行談判，從冬談到春，前後三十多次會議，談判殊為艱難。曹氏的回憶文章中屢屢出現這類記載：「彼此辯論很久，直至散會，沒有解決」，「會議多次，各執一辭，終未獲解決」，「爭到舌敝唇焦」，「遂於不歡中散會」，等等。
　　然而，從來弱國無外交。至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後通牒，要中方必須於兩日內接受除第五項條款之外的其餘幾條，「如到期不受到滿足之答覆，則帝國政府將執認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已經在山東、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軍艦游弋，關東宣布戒嚴，日僑準備撤退，戰爭迫在眉睫！
　　高壓之下，袁世凱召集副總統以下的政府要人開會。老袁問段祺瑞：「中日交戰，有無把握？」性情剛烈的段將軍，此番卻只能實事求是地稟報：「三日即亡。」其餘各位皆默不作聲。外交總長陸徵祥遲到，因為英國公使朱爾典（JohnNewell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務必傳話給袁大總統，以他在中國四十年、與袁三十年的交情，特來勸中國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陸總長說，這位當年掩護過康有為成功逃離京城的英國老外交官甚至聲淚俱下，要中國忍氣吞聲待十年後再與日本一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凱流淚了，他只能銜恨宣布：（日本人）現在即已撤回（第五項）。議決各條，雖有損利益，尚不是亡國條件。只望大家記住此次承認是屈於最後通牒，認為奇恥大辱，從此各盡各職，力圖自強，此後或可有為，如朱使（朱爾典）所言。若事過輒忘，不事振作，朝鮮殷鑒不遠。我固責無旁貸，諸君亦與有責也。這番痛切的表示，讓我看到了一個比較更符合歷史真實的袁世凱。
　　老袁能不大感恥辱？從青年時代駐守朝鮮，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國，他一直在日本人的欺凌之下生存。沒有一個丈夫願如此苟活，況且是一個大國的最高領導人！
　　果然，批准簽約后，袁氏親書兩道密諭，要各省文武長官勿忘簽約的五月九日為國恥日，密諭號召「凡百職司，日以『亡國滅種』四字懸諸心目」，「申儆人民，忍辱負重」。他還授人寫就《中日交涉失敗史》印行五萬冊，秘存於正處於日本人佔據的山東境內的一所監獄里。有人說，當時，大總統曾咬牙切齒地說：終有一天我們翻身，會將此書公開發行！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問題，即最應該對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凱，哪有什麼賣國之動機？若要親日賣國，早在山高皇帝遠的駐朝時期即可大賣特賣，何苦等成為一國之君后再倒手？他死前寫下的最後一紙，竟是自題的一幅耐人尋味的輓聯：為日本去一大敵；
　　看中國再造共和。他認為，自己死了，日本就會少了一個大敵。你看，他給自己的定位與後人對他的定位實在差得太遠。
　　不過，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發牢騷也沒用，他和他的部下曹汝霖等參與過談判的外交官們還是永世不得翻身的「賣國賊」，沒人願意聽他們的嘮叨，沾在他們花白鬍子上的那幾滴可憐的老淚早就讓世人的唾沫給淹沒了。書讀多了真是麻煩！就如走在草深林茂的山上，突遇多條小徑一般，一時不知哪條才是正道，倒不如一直走在前人踩實的大路上，只管跟著走到底就是了。讀書多了，就不再願老是遵從別人踏過的路前行，有時難免想冒一點險另闢蹊徑，哪怕是條死路，但獨自發現盡頭的不同別處的風景又有何不可？書讀多了，思想之腳就往往不老實。

　　說到袁世凱吧，就不再跟著別人一味地罵他從小壞到老從頭壞到腳。依我不愚之見，袁世凱該罵的，還不是他在戊戌變法時的無恥叛賣或曰挺身舉報（這是對一件事情的兩種表述方式，下同），也不是他對山東境內的義和拳運動的無情鎮壓或曰果斷平暴，更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資萬貫、生活腐化、兒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當選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任民選大總統。至於眾口鑠金的袁氏主謀刺殺宋教仁案，近年已經被不止一位近代史專家所置疑，他們考證的結果是：袁與宋案並無直接關係，恰恰相反，他非常賞識國民黨頭號實幹家、內閣農林總長宋教仁先生的才幹，是手下人「為君分憂」自作主張操辦了這一蠢事，就如同七十年後轟動美國的「江南命案」與台灣島上的小蔣並無關係一樣。
　　他讓自己真正成為一個歷史罪人的是，他當上國家元首之後，因一己私慾而阻礙了中國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他用收買與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著襁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黨派、解散國會、鉗制言論，終至悍然恢復帝制，從而使近代中國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嶇艱履，陰謀政治卻大行其道。始作俑者，罪責難逃！離開袁林時，正遇幾位壯漢在一個幹部模樣的人的指揮下，往西廊房裡挪一尊半人多高的石菩薩像。粗繩網住不知哪朝哪代的新出土的這尊文物，但它卻永遠神情恬和，任你把它挪到哪裡。它似乎知道已身不由己。
　　抬頭看檐下，才知這排廊房是「安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
　　跟進去一看，除了甲骨文之外的歷代文物還真不少呢！
　　靠牆一溜全是神像，剛剛請進來的菩薩將被塞進其中的一個空檔里。
　　肌肉結實的農民們在不大的空間，隨著一人喊著：「南邊的走！」「北邊的走！」的奇特的號子，左右扭著，生生把這尊沉重的昔日神像挪到了想安置的地方。
　　屋裡展示最多的當然是袁大總統的史料。
　　有一幅很眼熟的照片被放大了掛在牆上，是落魄的袁世凱與其兄在船上戴蓑垂釣的寫真。這是最典型的一幅表明自己無意於政治的閑雲野鶴照。
　　照片下面有袁的題詩二首，其一曰：

百年心事總悠悠，壯志當時苦未酬。
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無磐石，嘆息神州持缺甌。
散發天涯從此去，煙蓑雨笠一漁舟。

這也許是袁詩中寫得最好的一首，若出自別人筆下，或可為傳誦至今的近代佳句，可惜竟是袁氏所賦！
　　然而，不是胸負兵甲、蔑視王侯的大丈夫，又焉能寫下這般鏗鏘作響的律詩？
　　在「南邊的走！」「北邊的走！」的號子聲中，咂摸著這首詩，我不知這尊早被定位了的北洋時代第一石像，是否會如同那位無奈的菩薩一樣，不知什麼時候再被後人挪動位置。
　　一時竟忘了身置何時。2000年9月5日

向樓主表達歉意，有點喧賓奪主了，沒想到文章這麼長。

也是個北洋政府自顧不暇的時代

哈哈，歷史回故。。。

只有中東單神教明文規定要致其他神與死地.
除了單神教,宗教自由本來就不是問題.中國人本來就認為天上各路神仙各顯其能.
宗教自由是西方提出來的,因為他們自古在單神教的統治下沒有宗教自由.

在耶教和馬教的夾擊之下，北洋時代如流星留下永遠的光輝，也是對得起祖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