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書] 尋覓中華

那麼，千說萬說，墨子四處傳播的道義中，有哪一些特別重要，感動過千年民間社會，並感動了孫中山、梁啟超等人呢？

　　我想，就是那簡單的八個字吧——

　　兼愛，非攻，尚賢，尚同。

　　「兼愛」、「非攻」我已經在上文作過解釋，「尚賢」、「尚同」還沒有，但這四個中國字在字面上已經表明了它們的基本含義：崇尚賢者，一同天下。所謂一同天下，也就是以真正的公平來構築一個不講等級的和諧世界。

　　我希望，人們在概括中華文明的傳統精華時，不要遺落了這八個字。

　　那個黑衣壯士，背著這八個字的精神糧食已經走了很久很久。他累了，糧食口袋擱在地上也已經很久很久。我們來背吧，請幫幫忙，托一把，扛到我的肩上。

兼愛，非攻，尚賢，尚同。

應該到別處走走了，但是我的腳，還是不由自主地粘在齊魯大地上。

　　這就像很多年前寫作《 戲劇思想史 》，我的筆繞來繞去總是捨不得離開德國，連我自己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了。

　　考察中國古代高層文化構建史，泰山腳下的話題實在太多。幾乎停留在任何一處，稍作打量都能找出值得長期鑽研的理由。這對我來說，既是一片沃土，又是一個險境。

　　為什麼說是險境？因為沃土最容易讓人流連忘返，而我卻已經沒有這種權利。自從我下決心要與廣大同胞一起來恢復文化記憶，就必須放棄書齋學者那種沉湎一點、不及其餘的奢侈，那種自築小院、自掛牌號的悠閑。我需要從宏觀上找出中華文化的靈魂和脈絡，因此不能不行色匆匆。

　　好些天來一直在與自己討價還價：再留幾處吧，或者，只留一處……

　　一處？

　　那就給齊國吧。

　　但是，齊國能隨意碰得的嗎？一碰，一道巨大的天門打開了，那裡有太多太多的精彩。

　　我不得不裝成鐵石心腸，故意不看姜子牙那根長長的釣竿，不看齊桓公沐浴焚香拜相管仲的隆重儀式，不看能言善辯的晏嬰矯捷的身影，不看軍事家孫武別齊去吳的那個清晨，也不看醫學家扁鵲一次次用脈診讓人起死回生的奇迹……

　　全都放棄吧，只跟著我，來到齊國都城臨淄的稷門下。那裡，曾是大名鼎鼎的稷下學宮的所在地。

　　二

　　大地上，有的角落曾經集中過無限的權力，有的角落曾經集中過無限的殘暴，有的角落曾經集中過無限的詩情，而有的角落，則集中過無限的智慧。

　　為什麼我們要尋找這種角落，不惜為之連年苦旅？不是為了拾撿故事，也不是為了訪古感懷，而是為了探求人性在高度濃縮后才能夠顯現的奧秘，為了詢問祖先在合力傾瀉後有可能埋藏的遺言。

　　稷下學宮原址，就是這種曾經與無限智慧有關的角落。即便只是一站，也會立即困惑：人類在幾千年間究竟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

　　稷下學宮創辦於公元前四世紀中葉，延續了一百三十多年。齊國朝廷一開始是把它當作「智庫」來辦的，這本是一個很普通的企圖，因為當時的每個諸侯邦國都會集中一些智囊人物。但是，齊國統治者出於罕有的遠見卓識，大大地改變了它的實用性和依附性，使它出現了不同凡響的形態。

　　稷下學宮以極高的禮遇召集各地人才，讓他們自由地發展學派，平等地參與爭鳴，造成了學術思想的一片繁榮。結果，它就遠不止是齊國的智庫了，而是成了當時最大規模的中華精神匯聚處，最高等級的文化哲學交流地。

　　齊國做事，總是大手筆。而稷下學宮，更是名垂百世的文化大手筆。我在考察各種文化的長途中不知多少次默默地感念過稷下學宮，因為正是它，使中華文化全面升值。

　　沒有它，各種文化也在，諸子百家也在，卻無法進入一種既高度自由又高度精緻的和諧狀態。因為世上有很多文化，自由而不精緻；又有很多文化，精緻而不自由。稷下學宮以尊重為基礎，把這兩者統一了。

　　因此，經由稷下學宮，中華文化成為一種「和而不同」的壯闊合力，進入了世界文明史上極少數最優秀的文化之列。

　　三

　　據史料記載，稷下學宮所在地是在齊國都城臨淄的「西門」，叫「稷門」。但稷門應該由稷山得名，而稷山在都城之南。因此有學者認為不是西門而是南門。而且，地下挖掘也有利於南門之說。那就存疑吧，讓我們一起期待著新的考古成果。

　　姑且不說西、南，只說稷門。從多種文獻來看，當年的稷門附近實在氣魄非凡，成了八方智者的嚮往目標。那裡鋪了寬闊的道路，建了高門大屋，吸引來的稷下學者最多時達「數百千人」。

　　諸子百家中幾乎所有當時的代表人物都來過，他們大多像以前孔子一樣帶著很多學生，構成一個個以「私學」為基礎的教學團隊。我記得劉蔚華、苗潤田先生曾經列述過稷下學者帶領門徒的情況，還舉出一些著名門徒的名字，並由此得出結論，「稷下學宮是當時的一所最高學府」，我很贊同。

如百溪入湖，孔子式的「流亡大學」在這裡彙集了。流亡是社會考察，彙集是學術互視，對於精神文化的建設都非常重要。

　　稷下學宮是開放的，但也不是什麼人想來就能來。世間那些完全不分等級和品位的爭辯，都算不上「百家爭鳴」。因為只要有幾個不是「家」而冒充「家」的人進來攪局，那些真正的「家」必然不知所措、訥訥難言。這樣，不必多久，學宮也就變成了一個以嗓門論是非的鬧市，就像我們今天不少傳媒的「文化版面」一樣。

　　稷下學宮對於尋聘和自來的各路學者，始終保持著清晰的學術評估。根據他們的學問、資歷和成就分別授予「客卿」、「上大夫」、「列大夫」以及「稷下先生」、「稷下學士」等不同稱號，而且已有「博士」和「學士」之分。這就使學宮在熙熙攘攘之中，維繫住了基本的學術秩序。

　　四

　　稷下學宮所面臨的最大難題是顯而易見的：它是齊國朝廷建立的，具有政府智庫的職能，卻又如何擺脫政府的控制而成為一所獨立的學術機構，一個自由的文化學宮？

　　出乎人們意料，這個難題在稷下學宮解決得很好。

　　學宮裡的諸子不任官職，因此不必對自己的言論負行政責任。古籍中記載他們「不任職而論國事」、「不治而議論」、「無官守，無言責」等等，都說明了這個特點。稷下學者中只有個別人偶爾被邀參與過一些外交事務，那是臨時的智能和口才借用，算不上真正的參政。

　　一般認為，參政之後的議政才有效，稷下學宮斷然否定了這種看法。

　　參政之後的議政很可能切中時弊，但也必然會失去整體超脫性和宏觀監督性。那種在同一行政系統中的痛快議論，很容易造成言論自由的假象，其實說來說去還是一種「內循環」，再激烈也屬於「自言自語」。這樣的議論，即便像管仲、晏嬰這樣的傑出政治人物也能完成，那又何必還要挽請這樣一批批的游士過來？

　　因此，保持思維對於官場的獨立性，是稷下學宮的生命。

　　不參政，卻問政。稷下學宮的自由思維，常常成為向朝廷進諫或被朝廷徵詢的內容。朝廷對稷下學者的態度很謙虛，而稷下學者也可以隨時去找君主。孟子是稷下學宮中很受尊重的人物，《 孟子 》一書中提到他與齊宣王討論政事就有十七處之多。齊宣王開始很重視孟子的觀點，後來卻覺得不切實用，沒有採納。但這種轉變，並沒有影響孟子在學宮中的地位。

　　齊國朝廷最感興趣的是黃老之學（道家），幾乎成了稷下學宮內的第一學問，但這一派學者的榮譽和待遇也沒有因此比其他學者高。後來三為「祭酒」執掌學政而成為稷下學宮「老師中的老師」的荀子，並不是黃老學者，而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學生韓非子，則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由於統治者的取捨並不影響各派學者的社會地位和言論自由，稷下學宮裡的爭鳴也就有了平等的基礎。彼此可以爭得很激烈，似乎已經水火難容，但最後還是達到了共生互補。甚至，一些重要的稷下學者到底屬於什麼派，越到後來越難於說清楚了。

　　學術爭論的最高境界，就在於各派充分地展開自己的觀點之後，又遇到了充分的駁難。結果，誰也不是徹底的勝利者或失敗者，各方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同上一個等級。

　　五

　　寫到這裡我不能不長嘆一聲。我們在現代爭取了很久的學術夢想，原還以為是多麼了不起的新構思呢，誰知我們的祖先早在兩千三百多年前就實行了，而且實行了一百多年！

　　稷門之下，系水之側，今天邵家圈村西南角，地下發掘發現，這裡有規模宏大的古建築群遺跡。漫步其間，無意中還能撿到瓦當碎片。要說遺跡，什麼大大小小的建築都見過，但在這裡，卻矗立過中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因此讓人捨不得離開。

　　這樣的建築群倒塌得非常徹底，但與其他建築群不一樣的是，它築到了歷代中國人的心上。稷下學宮隨著秦始皇統一中國而終結，接下來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為文化專制主義（亦即文化奴才主義）開了最惡劣的先例；一百年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乍一看「百家爭鳴」的局面已很難延續。但是，百家經由稷下學宮的陶冶，已經「罷黜」不了了。你看在以後漫長的歷史上，中國的整體文化結構是儒道互補，而且還加進來一個佛家；中國的整體政治結構是表儒里法，而且還離不開一個兵家。這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化這所學宮裡，永遠無法由一家獨霸，也永遠不會出現真正「你死我活」的決鬥。一切都是靈動起伏、中庸隨和的，偶爾也會偏執和極端，但長不了，很快又走向中道。連很多學者的個體人格，往往也沉澱著很多「家」，有時由佛返儒，有時由儒歸道，自由自在、或明或暗地延續著稷下學宮的豐富、多元和互融。

保持思維對於官場的獨立性，是稷下學宮的生命。

此外，稷下學者們獨立於官場之外的文化立場雖然很難在不同的時代完整保持，而那種關切大政、一心弘道、憂國憂民、勇於進諫的品格卻被廣泛繼承下來。反之，那種與稷下學宮格格不入的趨炎附勢、無視多元、毀損他人、排斥異己的行為，則被永遠鄙視。

　　這就是說，稷下學宮作為一個教學機構，即便在淪為廢墟之後，還默默地在社會的公私領域傳授著課程。

　　六

　　與稷下學宮遙相呼應，當時在西方的另一個文明故地，也出現了一個精神文化的建築群，我們一般稱之為雅典學派或雅典學園。

　　「雅典學園」和「稷下學宮」，在名稱上也可以親密對仗。據我的推算，柏拉圖創建雅典學園的時間，比稷下學宮的建立大概早了二十年，應該算是同時。

　　這是巧合嗎？

　　如果是，那也只是一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的衍生而已。

　　那個更宏大、更神奇的巧合，我可以用一份年齡對照表來說明——

　　孔子可能只比釋迦牟尼小十幾歲；

　　孔子去世后十年左右，蘇格拉底出生；

　　墨子比蘇格拉底小一歲，比德謨克利特大八歲；

　　孟子比亞里士多德小十二歲；

　　莊子比亞里士多德小十五歲；

　　阿基米德比韓非子大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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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的歷史那麼長，怎麼會讓這麼多開山立派的精神巨人，這麼多無法超越的經典高峰，湧現於一時？為什麼後來幾千年的文化創造，不管多麼傑出，多麼偉大，都只是步了那些年月的後塵？

　　「天意從來高難問」。

　　那就不問了，我們只能面對「天意」的結果，反覆驚嘆。

　　有人說：「世上無仲尼，萬古如長夜。」那麼，其他民眾也會說，世上如果沒有釋迦牟尼，沒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人類的歷史將會如何如何。這種稱頌中包含著一個共同的判斷，那就是：歷史的自然通道，本應該如萬古長夜。從黑暗的起點，經由叢林競爭、血腥互殘，通向黑暗的終點。萬古長夜裡應該也會有一些星星在天空閃耀吧？問題是，能使星星閃耀的光源在哪裡？

　　於是，不知是什麼偉大的力量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讓幾個最大的精神光源同時出現在世界上。頃刻之間，一切都不一樣了。從此，人類也就從根本上告別荒昧，開始走向人文，走向理性，走向高貴。

　　精神光源與自然光源不一樣，不具備直接臨照山河的功能，必須經過教學和傳播機制的中轉，才能啟迪民眾。因此像稷下學宮和雅典學園這樣的平台，足以左右一個民族對於文明光亮的領受程度。

　　七

　　說起來，雅典學園是一個總體概念，其中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先後創立的好幾家學園。差不多兩千年後，義大利畫家拉斐爾曾在梵蒂岡教皇宮創作過一幅名為《 雅典學園 》（又名《 哲學 》）的壁畫，把那些學園合成了一體，描繪一大群來自希臘、羅馬、斯巴達等地的不同年代、不同專業的學者圍繞著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共聚一堂的情景。拉斐爾甚至把自己和文藝復興時的其他代表人物也畫到了裡邊，表示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

　　大家都是雅典學園的一員——這個觀念，正是文藝復興運動的重要內容。

　　歐洲在走向近代的過程中又一次成了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學生。這次重新上學的結果十分驚人，歐洲人把「向前看」和「向後看」這兩件看似完全相反的事當作了同一件事，藉助於人類早期的精神光源，擺脫了中世紀的束縛，使前進的腳步變得更經典、更本真、更人性了。

　　中國沒有經歷過文藝復興這樣的運動，這是比不上歐洲的地方。但另一個方面，中國也沒有經歷過中世紀，未曾發生過古典文明的千年中斷，這又很難說比不上歐洲。當那些早就遺佚的古希臘經典被阿拉伯商人藏在馬隊行囊中長途跋涉，又被那不勒斯一帶的神學院一點點收集、整理的時候，中國的諸子經典一直堂而皇之地成為九州課本，風光無限。既然沒有中斷，當然也就不會產生歐洲式的發現、驚喜和激動，這便由長處變成了短處。

這些長長短短，是稷下學者們不知道的了。我們的遺憾是，一直沒有出現一個歷史機遇，能讓拉斐爾這樣的畫家把稷下學宮和後代學者們畫在一起，讓所有的中國文人領悟：大家都與山東臨淄那個老城門下的廢墟有關。

大地為證：我們的祖先遠比我們更親近詩。

　　這並不是指李白、杜甫的時代，而是還要早得多。至少，諸子百家在黃河流域奔忙的時候，就已經一路被詩歌所籠罩。

　　他們不管是坐牛車、馬車，還是步行，心中經常會回蕩起「詩三百篇」，也就是《 詩經 》中的那些句子。這不是出於他們對於詩歌的特殊愛好，而是出於當時整個上層社會的普遍風尚。而且，這個風尚已經延續了很久很久。

　　由此可知，我們遠祖的精神起點很高。在極低的生產力還沒有來得及一一推進的時候，就已經「以詩為經」了。這真是了不起，試想，當我們在各個領域已經狠狠地發展了幾千年之後，不是越來越渴望哪一天能夠由物質追求而走向詩意居息，重新企盼「以詩為經」的境界嗎？

　　那麼，「以詩為經」，既是我們的起點，又是我們的目標。《 詩經 》這兩個字，實在可以提挈中華文明的首尾了。

　　當時流傳的詩，應該比《 詩經 》所收的數量大得多。

　　司馬遷在《 史記 》中說，是孔子把三千餘篇古詩刪成三百餘篇的。這好像說得不大對，因為《 論語 》頻頻談及詩三百篇，卻從未提到刪詩的事，孔子的學生和同時代人也沒有提過，直到三百多年後才出現這樣的記述，總覺得有點奇怪。而且，有資料表明，在孔子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 詩經 》的格局已成。成年後的孔子可能訂正和編排過其中的音樂，使之更接近原貌。

　　但是，無論是誰選的，也無論是三千選三百，還是三萬選三百，《 詩經 》的選擇基數很大，則是毋庸置疑的。

　　我本人一直非常喜歡《 詩經 》。過去在課堂上向學生推薦時，不少學生常常因一個「經」字望而卻步，我總是告訴他們，那裡有一種采自鄉野大地的人間情味，像是剛剛收割的麥垛的氣味那麼誘鼻，卻誰也無法想象這股新鮮氣味竟然來自於數千年前。

　　我喜歡它的雎鳩黃鳥、蒹葭白露，喜歡它的習習谷風、霏霏雨雪，喜歡它的靜女其姝、伊人在水……而更喜歡的，則是它用最乾淨的漢語短句，表達出了最典雅的喜怒哀樂。

　　這些詩句中，蘊藏著民風、民情、民怨，包含著禮儀、道德、歷史，幾乎構成了一部內容豐富的社會教育課本。這部課本竟然那麼美麗而悅耳，很自然地呼喚出了一種普遍而悠久的吟誦。吟於天南，吟於海北；誦於百年，誦於千年。於是，也熔鑄進了民族的集體人格。

　　每次吟誦《 詩經 》，總會聯想到一個夢境：在朦朧的夜色中，一群人馬返回山寨要唱幾句約定的秘曲，才得開門。《 詩經 》便是中華民族在夜色中回家的秘曲，一呼一應，就知道是自己人。

　　《 詩經 》是什麼人創作的？應該是散落在黃河流域各階層的龐大群體。這些作品，不管是各地進獻的樂歌，還是朝廷採集的民謠，都會被一次次加工整理，因此也就成了一種集體創作，很少有留下名字的個體詩人。這也就是說，《 詩經 》所標誌的，是一個缺少個體詩人的詩歌時代。

　　這是一種悠久的合唱，群體的美聲。這是一種廣泛的協調，遼闊的共鳴。這裡呈現出一個個被刻畫的形象，卻很難找到刻畫者的面影。

　　結束這個局面的，是一位來自長江流域的男人。

　　二

　　屈原，一出生就沒有踩踏在《 詩經 》的土地上。

　　中華民族早期在地理環境上的進退和較量，說起來太冗長，我就簡化為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吧。兩條大河，無疑是中華農耕文明的兩條主動脈，但在很長的歷史中，黃河文明的文章要多得多。

　　無論是那個以黃帝、炎帝為主角並衍生出夏、商、周人始祖的華夏集團，還是那個出現了太皞、少皞、蚩尤、后羿、伯益、皋陶等人的東夷集團，基本上都活動在黃河流域。由此斷言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一點不錯。

　　長江流域活躍過以伏羲、女媧為代表的苗蠻集團，但在文明的程度和實力上，都無法與華夏集團相抗衡，最終確實也被戰勝了。我們在史籍上見到的堯如何制服南蠻，舜如何更易南方風俗，禹如何完成最後的征戰等等，都說明了黃河文明以強勢統治長江文明的過程。

但是，黃河文明的這種強勢統治，不足以消解長江文明。因為任何文明的底層，都與地理環境、氣候生態、千古風習有關，偉大如堯舜禹也未必更易得了。幸好是這樣，中華文明才沒有在征服和被征服的戰火中，走向單調。

　　自古沉浸在神秘奇譎的漫漫巫風中，長江文明不習慣過於明晰的政論和哲思。它的第一個代表人物不是霸主，不是名將，不是聖賢，而是詩人，是一種必然。

　　這位詩人不僅出生在長江邊，而且出生在萬里長江最險峻、最神奇、最玄秘、最具有概括力的三峽，更有一種象徵意義。

　　我多次坐船過三峽，每次都要滿心虔誠地尋找屈原的出生地。我知道，這是自然與人文兩方面經過無數次談判后才找到的一個交集點。

　　如果說，《 詩經 》曾經把溫煦的民間禮儀化作數百年和聲，慰藉了黃河流域的人倫離亂和世情失落，那麼，屈原的使命就完全不同了。他只是個人，沒有和聲。他一意孤行，拒絕慰藉。他心在九天，不在世情……

　　他有太多太多的不一樣，而每一個不一樣又都與他身邊的江流、腳下的土地有關。

　　請想一想長江三峽吧，那兒與黃河流域的差別實在太大了。那兒山險路窄，交通不便，很難構成龐大的集體行動和統一話語。那兒樹茂藤密、物產豐裕，任何角落都能滿足一個人的生存需要，因此也就有可能讓他獨晤山水，靜對心靈。那兒雲譎波詭，似仙似幻，很有可能引發神話般的奇思妙想。那裡花開花落，物物有神，很難不讓人顧影自憐、借景騁懷、感物傷情。那裡江流湍急，驚濤拍岸，又容易啟示人們在柔順的外表下志在千里，百折不回。

　　相比之下，雄渾、蒼茫的黃河流域就沒有那麼多奇麗，那麼多掩蔭，那麼多自足，那麼多個性。因此，從黃河到長江，《 詩經 》式的平原小合唱也就變成了屈原式的懸崖獨吟曲。

　　如果說，《 詩經 》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那麼，屈原則首次告訴我們，什麼叫詩人。

　　於是，我們看到屈原走來了，戴著花冠，佩著長劍，穿著奇特的服裝，掛著精緻的玉佩，臉色高貴而憔悴，目光迷惘而悠遠。這麼一個模樣出現在諸子百家風塵奔波的黃河流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請注意，這恰恰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個體形象出現的偉大詩人。《 詩經 》把詩寫在萬家炊煙間，屈原把詩寫在自己的身心上。

　　其實屈原在從政遊歷的時候也到過黃河流域，甚至還去了百家匯聚的稷下學宮（據我考證，可能是公元前三一一年），那當然不是這副打扮。他當時的身份，是楚國的官吏和文化學者，從目光到姿態都是理性化、群體化、政治化的。稷下學宮裡見到過他的各家學人，也許會覺得這位遠道而來的參訪者風度翩翩，舉手投足十分講究，卻不知道這是長江文明的最重要代表，而且遲早還要以他們無法預料的方式，把更大的範圍也代表了，包括他們在內。

　　代表的資格無可爭議，因為即使楚國可以爭議，長江可以爭議，政見可以爭議，學派可以爭議，而詩，無可爭議。

　　三

　　我一直覺得，很多中國文學史家都從根子上把屈原的事情想岔了。

　　大家都在惋嘆他的仕途不得志，可惜他在政壇上被排擠，抱怨楚國統治者對他的冷落。這些文學史家忘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如果他在朝廷一直得志，深受君主重用，沒有受到排擠，世界上還會有一個值得每一部中國文學史都辟出專章專節來恭敬敘述的屈原嗎？

　　中國文化人總喜歡以政治來框範文化，讓文化成為政治的衍生。他們不知道：一個吟者因冠冕而喑啞了歌聲，才是真正值得惋嘆的；一個詩人因功名而丟失了詩情，才是真正讓人可惜的；一個天才因政務而陷入於平庸，才是真正需要抱怨的。而如果連文學史也失去了文學坐標，那就需要把惋嘆、可惜、抱怨加在一起了。

　　直到今天，很多文學史論著作還喜歡把屈原說成是「愛國詩人」。這也就是把一個政治概念放到了文學定位前面。「愛國」？屈原站在當時楚國的立場上反對秦國，是為了捍衛滋生自己生命的土地、文化和政權形式，當然合情合理，但是這裡所謂的「國」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我們不應該混淆概念。在後世看來，當時真正與「國家」貼得比較近的，反倒是秦國，因為正是它將統一中國，產生嚴格意義上的國家觀念，形成梁啟超所說的「中國之中國」。我們怎麼可以把中國在統一過程中遇到的對峙性訴求，反而說成是「愛國」呢？

有人也許會辯解，這只是反映了楚國當時當地的觀念。但是，把屈原說成是「愛國」的是現代人。現代人怎麼可以不知道，作為詩人的屈原早已不是當時當地的了。把速朽性因素和永恆性因素搓捏成一團，把局部性因素和普遍性因素硬扯在一起，而且總是把速朽性、局部性的因素抬得更高，這就是很多文化研究者的誤區。

　　尋常老百姓比他們好得多，每年端午節為了紀念屈原包粽子、划龍舟的時候，完全不分地域。不管是當時被楚國侵略過的地方，還是把楚國滅亡的地方，都在紀念。當年的「國界」，早就被詩句打通，根本不存在政治愛恨了。那粽子，那龍舟，是獻給詩人的。中國民眾再慷慨，也不會把兩千多年的虔誠，送給另一種人。

　　老百姓比文化人更懂得：文化無界，文化無價。

　　文化，切莫自卑。

　　在諸多同類著作中，我獨獨推崇章培恆、駱玉明主編的那一部《 中國文學史 》對屈原的分析。書中指出，屈原有美好的政治主張，曾經受到楚懷王的高度信任，但由於貴族出身又少年得志，參加政治活動時表現出理想化、情感化和自信的特點，缺少周旋能力，難於與環境協調。這一切，在造成人生悲劇的同時也造就了優秀文學。

　　這就說對了。正是政治上的障礙，指引了文學的通道。落腳點應該是文學。

　　我的說法可能會更徹底一點：那些日子，中國終於走到了應該有個性文學的高點上了，因此有一種神秘的力量派出一個叫屈原的人去領受各種心理磨鍊。讓他切身體驗一系列矛盾和分裂，例如：信任和被誣、高貴和失群、天國和大地、神遊和無助、去國和思念、等待和無奈、自愛和自滅，等等，然後再以自己的生命把這些悖論冶鍊為美，向世間呈示出一個最高坐標：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什麼是第一等級的詩人。

　　簡單說來，這是一種通向輝煌的必要程序。

　　抽去任何一級台階，就無法抵達目標，不管那些台階對攀援者造成了多大的勞累和痛苦。即便是小人誹謗、同僚側目、世人疑惑，也不可缺少。

　　甚至，對他自沉汨羅江，也不必投以過多的政治化理解和市井式悲哀。郭沫若認為，屈原是看到秦國軍隊攻破楚國首都郢，才悲憤自殺的，是「殉國難」。我覺得這恐怕與實際情況有一點出入。屈原自沉是在郢都攻破之前好幾年，時間不太對。還有一些人認為是楚國朝廷中那些奸臣賊子不想讓屈原活著，把他逼死的。在寬泛的意義上這樣說說也未嘗不可，但一定要編織出一個謀殺故事，卻沒有具體證據。

　　我認為，他作出自沉的選擇有更深刻的因素。當然有對現實的悲憤，但也有對生命的感悟，對自然的皈服。在瀰漫著巫風神話傳統的山水間，投江是一種凄美的祭祀儀式。他投江后，民眾把原來祭祀東君的日子轉移到他的名下，前面說過的包粽子、划龍舟這樣的活動，正是祭祀儀式的一部分。

　　說實話，我實在想不出屈原還有哪一種更好的方式作為生命的句號。世界上的其他文明，要到近代才有不少第一流的詩人哲學家作出這樣的選擇。海德格爾在解釋這種現象時說，一個人對於自己生命的形成、處境、病衰都是無法控制的，唯一能控制的，就是如何結束生命。

　　我在北歐旅行時，知道那裡每年有不少孤居寒林別墅中的高雅人士選擇自殺。我看著短暫的白天留給蒼原的燦爛黃昏，一次次聯想到屈原。可惜那兒太寂寞，百里難見人跡，無法奢望長江流域湖湘地區初夏時節那勃鬱四野的米香和水聲。

　　這種想法是不是超越了時代？美國詩人惠特曼說：所謂詩人，就是那種把過去、現在和將來融為一體的那種人。當然，惠特曼所說的是少數真正的偉大詩人。

　　因此，屈原身上本來就包含著今天和明天。

　　四

　　只要說到屈原，總不能不親近一下他的作品，連一次也不應該漏過。

這裡就遇到了一個難題：屈原的作品非常艱深，而年年祭祀屈原的民眾卻難以計數，我們能在這中間搭建幾條棧道嗎？

　　正是出於這個目的，二十世紀曾出現過不少版本的「今譯」。幾乎所有的今譯都採用了詩體，但遺憾的是，楚辭和現代詩之間的「韻味系統」完全不同，很難產生兩相滿意的轉換關係。往往是，今譯的詩句過於整齊繁瑣，把原詩的整體氣韻丟失了。這就像陳列一尊最華美的青銅器，萬不可用珠光寶氣的現代華美去映照，而只應該給它提供一個最樸素的麻布平台。

　　我很想做一個小小的試驗，把屈原的作品用現代散文來作一番表述。躲過大量的古文障礙，躲過逐段逐句的嚴格程序，只是畫一個粗略的輪廓，算是給普通祭祀者遞一根拐杖。

　　那麼，就從《 離騷 》著手試試看吧。

　　我是古帝高陽氏的後裔，出生在一個吉利的日子，父親給我起了個好名。我既有天生的美質，又重視後天的修能，還喜歡把香草秋蘭佩飾在身。

　　日月匆匆留不住，春去秋來不停步。我只見草木凋零，我只怕美人遲暮。何不趁著盛年遠離污穢，何不改一改眼下的規矩？那就騎上駿馬向前馳騁吧，我願意率先開路。

　　我知道古代聖君總與眾芳同在，我知道堂堂堯舜因為走了正道而一路暢達，狂亂的桀紂因為想走捷徑而步履窘困。因此，我指九天為證，我平日忙忙碌碌地奔走先後，並不怕自身遭殃，只擔心家國誤入歧途。但是，我的好心不被理解，反而遭來了讒言和忿怒。

　　你不是早就約我在黃昏見面嗎，為什麼有了改變？我不是早就種下鮮花香草了嗎，為什麼也散出了異味？眾人在比賽貪婪，心底都貯滿嫉恨。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只怕直到老年，還來不及修名立身。

　　朝飲木蘭的露水，夕餐秋菊的落英，只要相信內心的美好，又何妨飢餓憔悴？我總是長嘆擦淚，哀傷著民生多艱。雖然從早到晚又被辱罵又被驅趕，我雖九死而未悔。

　　鷹雀不能合群，方圓不能重疊。我只恨沒有看清道路，佇立良久決定返回。我讓我的馬在蘭皋漫步，在椒丘休息，自己卻換上了出發前的服裝。我像過去一樣以荷葉為衣，以芙蓉為裳，戴上高冠，佩上長劍，然後抬起頭來觀看四荒。我又有了繽紛的佩飾，我又聞到了陣陣芳香。

　　大姐反覆地勸導我：「大禹的父親過於剛直而死於羽山之野，你如此博學又有修養，為何也要堅持得如此孤傲？人人身邊都長滿了野草，你為何偏偏潔身自好？民眾不可能聽你的解說，有誰能體察你的情操？世人都在勾勾搭搭，你為何獨獨不聽勸告？」

　　大姐啊，我只知道古代聖賢的教導，不可自縱，不可違常。我只知道皇天無私，以德為上。也許真該嘆息我生不逢時，采一束蕙草來擦拭眼淚，但眼淚早已把我的衣衫打濕，我把衣衫鋪在地上屈膝跪告：我已經知道該走的正道，那就是駕龍乘鳳飛上九霄。

　　清晨從蒼梧出發，傍晚就到了崑崙。我想在這神山上稍作停留，抬頭一看已經暮色蒼茫。太陽啊你慢點走，不要那麼急迫地落向西邊的崦嵫山。前面的路又長又遠，我將上下而求索。

　　我在天池飲馬，又從神木上折下枝條拂動著陽光，暫且在天國自在逍遙。我要讓月神作為先驅，讓風神跟在後面，然後再去動員神鳥。我令鳳凰日夜飛騰，我令雲霓一路侍從，整個隊伍分分合合，上上下下一片熱鬧。

　　終於到了天門，我請天帝的守衛把天門打開，但是，他卻倚在門邊冷眼相瞧。太陽已經落山，我一邊編結著幽蘭一邊長時間地站立著十分苦惱。你看世事多麼混濁，連最美好的事情也被嫉妒毀掉。

　　第二天黎明我渡過了神河，登上高丘拴好馬，舉頭四顧又流淚了：高丘上，我心中的神女沒找到。

　　我急忙從春宮折下一束瓊枝，趁鮮花還未凋落，拿著它去世間尋找。我解下佩帶託人去找古帝伏羲的女兒洛神，但她吞吞吐吐又自命不凡，說晚上要到別處去居住，早晨又要到遠處去洗髮。仗著相貌如此驕傲，整日遊逛不懂禮節，我轉過頭去另作尋找，又看到了孕育過商族的美女簡狄。我讓鴆鳥去說媒，但情況似乎並不好。斑鳩倒是靈巧嘴，但它實在太輕佻。終於找到鳳凰去送聘禮，但晚了，那位叫高辛的帝王已比我先到。我心中還有夏朝君王身邊那兩位姓姚的姑娘，但一想媒人都太笨，事情還是不可靠……

歷代的佳人都虛無縹緲，賢明的君主又睡夢顛倒。我的情懷能向誰傾訴，我又怎麼忍耐到生命的終了？

　　我占卜上天：「美美必合，誰不慕之？九州之大，難道只有這裡才有佳人？」

　　卜辭回答：「趕緊遠逝，別再狐疑。天下何處無芳草，何必總是懷故宇！」

　　是啊，這裡的人們把艾草塞滿了腰間，卻硬說不能把幽蘭佩戴在身上；這裡的人們把糞土填滿了香囊，卻硬說申椒沒有芳香。連草木的優劣也分不清，他們又怎麼能把美玉欣賞？

　　年紀未老，依然春光，但我多麼害怕杜鵑的鳴叫突然響起，宣告落花時節已到，百草失去芬芳。其實，一切原本無常，我剛剛讚美過的幽蘭，也漸漸變成了艾草；我剛剛首肯過的申椒，也越來越變得荒唐。時俗已經變成潮流，誰能保持原有風尚？幽蘭、申椒尚且如此，其他花草更是可以想象。唯有我的玉佩還依然高貴，我發現眾人都在故意遮蓋它的光輝，我擔心小人終究要把它損傷。

　　我決定還是要面朝崑崙方向。選好良辰吉日，以瓊枝玉屑作為乾糧。仍然是鳳凰展翅，雲霓飛翔，千馬賓士，蛟龍架梁。渡過流沙、赤水，繞過不周山直指西海……忽然間我松下韁轡放慢了速度，神思邈邈地想起了奏九歌、跳韶舞的快樂時光。

　　我已經升騰在輝煌的九天，卻還在從高處首尋望故鄉。連我的僕人也露出悲容，連我的馬匹也彎曲著身子不肯走向前方。

　　唉，罷了！既然國中無人知我，我又何必懷念故鄉？既然無法推行美政，我且把先人彭咸作為榜樣！

　　用如此淺顯的散文來表述《 離騷 》，可能會引起楚辭專家的不悅。但是，我了解我的讀者，他們即使有很好的古文修養，一旦被我引入現代口語對話系統，也就不太願意在同一篇文章中更換成古代的步履了，哪怕是一小段。這也是散文和學術論文的重大區別。這樣的淺顯表述必然會失落很多東西，卻有可能留存一股氣，也就是詩化邏輯的總體走向。

　　五

　　至少也算通俗地親近了一次吧。

　　從中可以知道，自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內心基調改變了，有了更多的個人話語。雖然其中也關及民生和君主，但全部話語的起點和結局卻都是自己。憑自己的心，說自己的話，說給自己聽。被別人聽到，並非本願，因此也不可能與別人有絲毫爭辯。

　　這種自我，非常強大又非常脆弱。強大到天地皆是自己，任憑縱橫馳騁；脆弱到風露也成敵人，害怕時序更替，甚至無法承受鳥鳴花落，香草老去。

　　這樣的自我一站立，中國文化不再是以前的中國文化。

　　帝王權謀可以傷害他，卻不能控制他；儒家道家可以滋養他，卻不能拯救他。一個多愁善感的孤獨生命發出的聲音似乎無力改易國計民生，卻讓每一個聽到的人都會低頭思考自己的生命。

　　因此，他仍然孤獨卻又不再孤獨，他因喚醒了人們長久被共同話語掩埋的心靈秘窟而產生了強大的震撼效應。他讓很多中國人把人生的疆場搬移到內心，漸漸領悟那裡才有真正的詩和文學，因此，他也就從文化的邊緣走到了中心。

　　從屈原開始，中國文人的被嫉受誣，將成為一個橫貫兩千多年的主題。而且，所有的高貴和美好，也都將從這個主題中產生。

　　屈原為什麼希望太陽不要過於急迫地西沉於崦嵫山？為什麼擔憂杜鵑啼鳴？為什麼宣告要上下而求索？為什麼發誓雖九死而未悔？因為一旦被嫉受誣，生命的時間和通道都被剝奪，他要竭盡最後一點力量爭取。他的別離和不忍，也都與此有關。屈原的這個精神程序，已被此後的中國文化史千萬次地重複，儘管往往重複得很不精彩。

　　從屈原開始，中國文學擺開了兩重意象的近距離對壘。一邊是嫉妒、謠諑、黨人、群小、犬豕、貪婪、溷濁、流俗、糞壤、蕭艾，另一邊是美人、幽蘭、秋菊、清白、中正、求索、飛騰、修能、崑崙、鳳凰。這種對壘，有寫實，更是象徵，詩人就生存在兩邊中間，因此總是在磨難中追求，又在追求中磨難。詩人本來當然想置身在美人、幽蘭一邊，但另一邊總是奮力地拉扯他，使他不得不終生處於掙扎之中。

屈原的掙扎啟示後代讀者，常人都有物質上的掙扎和生理上的掙扎，但詩人的掙扎不在那裡。屈原的掙扎更告訴中國文學，何謂掙扎中的高貴，何謂高貴中的掙扎。

　　屈原的高貴由內至外無所不在，但它的起點卻是承擔了使命之後的痛苦。由痛苦直接釀造高貴似乎不可思議，屈原提供了最早的範本。

　　屈原不像諸子百家那樣總是表現出大道在心，平靜從容，不驚不詫。相反，他有那麼多的驚詫，那麼多的無奈，那麼多的不忍，因此又伴隨著那麼多的眼淚和嘆息。他對幽蘭變成蕭艾非常奇怪，他更不理解為什麼美人總是難見，明君總是不醒。他更驚嘆眾人為何那麼喜歡謠言，又那麼冷落賢良……總之，他有太多的疑問，太多的困惑。他曾寫過著名的《 天問 》，其實心中埋藏著更多的《 世問 》和《 人問 》。他是一個詢問者，而不是解答者，這也是他與諸子百家的重大區別。

　　而且，與諸子百家的主動流浪不同，屈原還開啟了一種大文化人的被迫流浪。被迫中又不失有限的自由和無限的文采，於是也就掀開了中國的貶官文化史。

　　由此可見，屈原為詩作了某種定位，為文學作了某種定位，也為詩人和文人作了某種定位。

　　但是恕我直言，這位在中國幾乎人人皆知的屈原，兩千多年來依然寂寞。雖然有很多模仿者，卻總是難得其神。有些文人在經歷和精神上與他有局部相遇，卻終究又失之交臂。至於他所開創的自我形態、分裂形態、掙扎形態、高貴形態和詢問形態，在中國文學中更是大半失落。

　　這是一個大家都在迴避的沉重課題，在這篇文章中也來不及詳述。我只能借取屈原《 招魂 》中反覆出現的一個短句，來暫時結束今天的話題——

　　魂兮歸來！

一

　　在中國文化史上，讓我佩服的人很多，讓我感動的人很少。

　　這很自然。因為文人畢竟只是文人，他們或許能寫出不少感動人的故事，自己卻很少有這種故事。

　　有時彷彿也出現這種故事了，例如有的文人舍己救駕，有的文人寧死不降，但這又與文化史關係不大。他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是以忠臣或守將的身份進入了政治史和軍事史，而不是以文人的身份推進著文化史。

　　既能夠牽動中國文化史，又能夠牽動我們淚眼的人物在哪裡？

　　還有比墨子和屈原更要讓我們感動的人物嗎？

　　有。他叫司馬遷。

　　我早就確認他是中國文化史上第一讓我感動的人物，卻一直難於表達感動的程度。

　　讀者諸君也許會想，司馬遷的感人處，不就是以刑殘之身寫出了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嘛，怎麼會一直難於表達呢？

　　是的，我想表達的內容要艱深得多。

　　二

　　今天我想冒一下險，把司馬遷最艱深的感人之處試著表述一下，而且故意放在這篇文章的最前面，觸犯了寫文章絕不能「由深入淺」的大忌，望讀者諸君硬著頭皮忍耐一下。

　　我認為司馬遷最艱深的感人之處，有以下三個層次。

　　第一，司馬遷讓所有的中國人成了「歷史中人」。

　　《 史記 》以不可超越的「母本」形態一鳴驚人，成為今後兩千多年一代代編史者自覺仿效的通例。因此，是他，使中華民族形成了前後一貫的歷史興趣、歷史使命和歷史規範，成為世界上罕見的始終有史可循、以史立身的文明群體。

　　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本人雖然早已去世，卻是全部《 二十五史 》的總策劃。他使書面上和大地上的兩千多年歷史變成同一部通史。

　　他使歷朝歷代所有的王侯將相、遊俠商賈、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時候都會想到懸在他們身後的那枝巨大史筆。他給了紛亂的歷史一副穩定的有關正義的目光，使這種歷史沒有在一片嘈雜聲中戛然中斷。中華文明能夠獨獨地延伸至今，可以瀟灑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與他有關。司馬遷交給每個中國人一份有形無形的「家譜」，使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不會成為徹底的不肖子孫。

　　第二，司馬遷以人物傳記為主幹來寫史，開啟了一部「以人為本」的中國史。

　　這是又一個驚人的奇迹，因為其他民族留存的歷史大多以事件的紀年為線索，各種人物只是一個個事件的參與者，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司馬遷把它扭轉了過來，以一個個人物為核心，讓各種事件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這並不是一種權宜的方法，而是一種大膽的觀念。在他看來，所有的事件都是川上逝水，唯有人物的善惡、氣度、性格，永遠可以被一代代後人體驗。真正深刻的歷史，不是異代師生對已往事件的死記硬背，而是後人對前人的理解、接受、選擇、傳揚。司馬遷在《 史記 》中描寫的那些著名人物，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原型」，也就是一種精神模式和行為模式，衍生久遠，最終組成中國人集體人格的重要部件。

　　這種輕事而重人的選擇，使司馬遷這位史學家能夠「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因而同時具備了文學家和哲學家的素質。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這種選擇使早已應該冷卻的中國歷史始終保持著人的體溫和呼吸。中國長久的專制極權常常會採取一系列反人性的暴政，但是有了以人為本的歷史觀念，這種暴政實行的範圍和時段都受到了制衡。人倫之常、人情人品，永遠實實在在地掌控著千里巷陌，萬家燈火。

　　第三，他在為中國文化創建「以史立身」、「以人為本」傳統的時候，自己正承受著難以啟齒的奇恥大辱。

　　他因幾句正常的言論獲罪，被處以「宮刑」，又叫「腐刑」，也就是被切割了一個男性的生理系統。當時他三十八歲，作為一個年歲已經不輕的大學者，面對如此奇禍，幾乎沒有例外都會選擇赴死，但是，就在這個生死關口上，讓我產生巨大感動的弔詭出現了——

他決定活下來，以自己非人的歲月來磨礪以人為本的歷史，以自己殘留的日子來梳理中國的千秋萬代，以自己沉重的屈辱來換取民族應有的尊嚴，以自己失性的軀體來呼喚大地剛健的雄風。

　　而且，他一一做到了，他全部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

　　我想，說到這裡，我已經約略勾畫了司馬遷最艱深的感人之處。然而，還是無法傾吐我的全部感受。

　　我經常會站在幾乎佔據了整整一堵牆的《 二十五史 》書櫃前長時間發獃。想到一代代金戈鐵馬、王道霸道、市聲田歌都在這裡匯聚，而全部匯聚的起點卻是那樣一位男性：蒼白的臉，失去光彩的眼神。

　　我還會在各種有關中華文化的豪言壯語、激情憧憬前突然走神，想到這種浩蕩之氣的來源。漢代，那些涼氣逼人的孤獨夜晚。

　　歷代中國文人雖然都熟讀《 史記 》，靜靜一想卻會覺得無顏面對那盞在公元前九十年之後不知道何年何月最後熄滅的油燈。

　　我曾無數次地去過西安，當地很多讀者一直問我為什麼不寫一篇有關西安的文章，我總是訥訥難言，心中卻一直想著西安東北方向遠處滔滔黃河邊的龍門，司馬遷的出生地。我知道韓城還有司馬遷的墓和祠，卻又無法預計會不會有太多現代痕迹讓我失望，不敢去。但我想，遲早還會去一次。

　　那年曆險幾萬公里考察人類其他文明回來，曾到黃帝陵前祭拜，我撰寫的祭文上有「稟告始祖，此行成矣」之句。第二天過壺口瀑布，黃河上下堅冰如砥，我也向著南邊的龍門默念祭文上的句子。因為在我看來，黃帝需要稟告，司馬遷也需要稟告。

　　甚至可以說，司馬遷就是一位無可比擬的文化君主。我對他的恭敬，遠遠超過秦漢和大唐的那些皇帝。

　　三

　　司馬遷在蒙受奇恥大辱之前，是一個風塵萬里的傑出旅行家。

　　博學、健康、好奇、善學，利用各種機會考察天下，他肯定是那個時代走得最遠的青年學者。他用自己的腳步和眼睛，使以前讀過的典籍活了起來。他用遼闊的空間來捕捉悠遠的時間。他把個人的遊歷線路作為網兜，撈起了沉在水底的千年珍寶。

　　因此，要讀他筆下的《 史記 》，首先要讀他腳下的路程。

　　路程，既衡量著文化體質，又衡量著文化責任。

　　司馬遷是二十歲開始漫遊的，那一年應該是公元前一一五年。這裡出現了一個學術爭議，他究竟出生在哪一年？對此過去一直有不同看法，到了近代，大學者王國維和梁啟超都主張他出生在公元前一四五年，至今沿用。但也有現代研究者如李長之、趙光賢等認為應該延後十年，即公元前一三五年。我仔細比照了各種考證，決定放棄王國維、梁啟超的定論，贊成后一種意見。

　　二十歲開始的那次漫遊，到了哪些地方？為了讀者方便，我且用現在的地名加以整理排列——

　　從西安出發，經陝西丹鳳，河南南陽，湖北江陵，到湖南長沙，再北行訪屈原自沉的汨羅江。

　　然後，沿湘江南下，到湖南寧遠訪九嶷山。再經沅江，至長江向東，到江西九江，登廬山。再順長江東行，到浙江紹興，探禹穴。

　　由浙江到江蘇蘇州，看五湖，再渡江到江蘇淮陰，訪韓信故地。然後北赴山東，到曲阜，恭敬參觀孔子遺跡。又到臨淄訪齊國都城，到鄒城訪鄒澤山，再南行到滕州參觀孟嘗君封地。

　　繼續南行，到江蘇徐州、沛縣、豐縣，以及安徽宿州，拜訪陳勝、吳廣起義以及楚、漢相爭的諸多故地。這些地方收穫最大、感受最深，卻因為處處貧困，路途不靖，時時受阻，步履維艱。

　　擺脫困境后，行至河南淮陽，訪春申君故地。再到河南開封，訪戰國時期魏國首都，然後返回長安。

　　這次漫遊，大約花費了兩年多的時間。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算是快的。我們可以想象那個意氣風發的青年男子疾步行走在歷史遺跡間的神情。他用青春的體力追趕著祖先的腳步，根本不把任何艱苦放在眼裡。尤其在楚、漢相爭的故地，遇到了很大的困難，卻也因為心在古代而興緻勃勃。從後來他的全部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在貧瘠的大地上汲取的，是萬丈豪氣、千里雄風。

　　這是漢武帝的時代，剽悍強壯是整個民族的時尚。這位從一出生就聽到了黃河驚濤的青年學者，幾乎是以無敵劍客的心態來完成這次文化考察的。從他的速度、步履和興奮狀態，也可推斷他對整個中華文化的感悟。

　　這次漫遊之後，他得到了一個很低的官職——郎中，需要侍從漢武帝出巡了。雖然有時只不過為皇帝做做守衛，侍候車駕，但畢竟也算靠近皇帝了，在別人看起來相當光彩。而司馬遷高興的，是可以借著侍從的名義繼續出行。後來，朝廷為了安頓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也曾派他這樣身強力壯的年輕小官出使，他就走得更遠了。

　　因此，我們需要繼續排列他的行程。

　　二十三歲至二十四歲，他侍從漢武帝出巡，到了陝西鳳翔，山西夏縣、萬榮，河南滎陽、洛陽，陝西隴縣，甘肅清水，寧夏固原，回陝西淳化甘泉山。

　　二十五歲，他出使四川、雲南等西南少數民族地區。

　　二十六歲，他剛剛出使西南回來，又侍從漢武帝出巡山東泰山、河北昌黎、河北盧龍、內蒙古五原。二十七歲，又到了山東萊州，河南濮陽。

　　二十八歲，他升任太史令，侍從漢武帝到陝西鳳翔，寧夏固原，河北涿州，河北蔚縣，湖南寧遠，安徽潛山，湖北黃梅，安徽樅陽，山東膠南，又到泰山。

　　我在排列司馬遷青年時代的這些旅行路線時，一邊查閱著古今地名表，一邊在地圖上畫來畫去，終於不得不驚嘆，他實在是幾乎走遍了當時能夠抵達的一切地方。那個時期，由於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勵精圖治，各地的經濟狀況和社會面貌都有很大進展，司馬遷的一路觀感大致不錯，當然，也看到了大量他後來在《 史記 》里嚴厲批評的各種問題。

　　這是漢武帝的土地和司馬遷的目光相遇，兩邊都隱含著一種不言而喻的偉岸。只要是漢武帝的土地，任何智者見了都會振奮，何況是司馬遷的目光；只要是司馬遷的目光，任何圖景都會變得深遠遼闊，何況是漢武帝的土地。

　　司馬遷已經開始著述，同時他還忙著掌管和革新天文曆法。漢武帝則忙著開拓西北疆土，並不斷與匈奴征戰，整個朝廷都被山呼海嘯般的馬蹄聲所席捲。

　　就在這樣的氣氛中，司馬遷跨進了他的極不吉利的三十七歲，也就是天漢二年，公元前九十九年。

　　四

　　終於要說說那個很不想說的事件了。

　　別人已經說過很多遍。我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說，盡量簡短一點。

　　這是一個在英雄的年代發生的悲慘故事。

　　匈奴無疑是漢朝最大的威脅，彼此戰戰和和，難有信任。英氣勃勃的漢武帝當政后，對過去一次次讓漢家女兒外嫁匈奴來乞和的政策深感屈辱，接連向匈奴出兵而頻頻獲勝，並在戰爭中讓大家看到了傑出的將軍衛青和霍去病。匈奴表面上變得馴順，卻又不斷製造麻煩，漢武帝怎麼能夠容忍？便派將軍李廣利帶領大隊騎兵征討匈奴。這時又站出來一位叫李陵的將軍，歷史名將李廣的孫子，他聲言只需五千步兵就能戰勝匈奴，獲得了漢武帝的准許。李陵出戰後一次次以少勝多，戰果累累，但最後遇到包圍，寡不敵眾，無奈投降。

　　漢武帝召集官員討論此事，大家都落井下石，責斥李陵。問及司馬遷時，他認為李陵已經以遠超自己兵力的戰功，擊敗了敵人，只是身陷絕境才作出此番選擇。憑著他歷來的人品操守，相信很快就會回來報效漢廷。

　　漢武帝一聽就憤怒，認為司馬遷不僅為叛將辯護，而且還間接地影射了李廣利的主力部隊不得力，因此下令處死司馬遷。

　　為什麼不能影射李廣利的主力部隊？因為李廣利的妹妹是漢武帝最寵愛的李夫人。李夫人英年早逝，臨終前托漢武帝好生照顧哥哥。漢武帝出於對李夫人的思念，也就以極度的敏感保護著李廣利。這一切，都是司馬遷在回答漢武帝回話時想不到的。

　　說是處死，但沒有立即執行。當時的法律有規定，死刑也還有救，第一種辦法是以五十萬錢贖身，第二種辦法是以「腐刑」代替死刑。

　　司馬遷家庭貧困，根本拿不出那麼多錢來。他官職太低，得不到權勢人物的疏通。以前的朋友們，到這時都躲得遠遠的，生怕惹著了自己什麼。連親戚們也都裝得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這回事一樣，誰也不願意湊一點錢來救命。這時候，司馬遷只好「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中」。

　　司馬遷在監獄里靜靜地等了一陣，也像是什麼也沒有等。他很明白地知道，自己的選擇只有兩項了：死，或者接受「腐刑」。

　　死是最簡單、最自然的。在那個瀰漫著開疆拓土之勢、征戰殺伐之氣的時代，人們對死亡看得比較隨便。司馬遷過去侍從漢武帝出巡時，常常看到當時的大官由於沒有做好迎駕的準備而自殺，就像懊喪地打一下自己的頭一樣簡單，周圍的官員也不以為意，例如當時河東太守和隴西太守都是這樣死的。這次李陵投降的消息傳來，不久前報告李陵戰功的官員也自殺了。據統計，在李陵事件前二十餘年，漢武帝所用的五位丞相中，有四位屬於非自然死亡。因此，人們都預料司馬遷必定會選擇痛快一死，而沒有想到他會選擇腐刑，承受著奇恥大辱活下來。

　　出乎意料的選擇，一定有出乎意料的理由。這個理由的充分呈現，需要千百年的時間。

　　腐刑也沒有很快執行，司馬遷依然被關在監獄里。到了第二年，漢武帝心思有點活動，想把李陵從匈奴那邊接回來。但從一個俘虜口中聽說，李陵正在幫匈奴練兵呢。這下又一次把漢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殺了李陵家人，並對司馬遷實施腐刑。

　　剛剛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傳來，那個俘虜搞錯了，幫匈奴練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個姓李的人。

　　五

　　司馬遷在監獄里關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獄。

　　那個時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馬遷剛出獄又陞官了，而且升成了不小的「中書令」。漢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監禁當一回事，甚至，他並沒有把罪人和官員分開來看，覺得兩者是可以頻繁輪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歡做這種大貶大升的遊戲的，他們在這種遊戲中感受著權力收縱的樂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務，但此時的司馬遷，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據他在《 報任安書 》里的自述，那個時候的他，精神狀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過去的意氣風發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口語遭遇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這段自述通俗似白話文，不必解釋了。總之，他常常處於神不守舍的狀態之中，無法擺脫強烈的恥辱感。越是高貴的人越會是這樣。

　　在一次次的精神掙扎中，最終戰勝的，總是關於生命價值的思考。他知道，那個時代由於大家把死看得過於平常，因此爽然求死雖然容易卻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螻蟻淹於滴水，實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價值的事情之後再死，才大不一樣。正是想到這裡，他說了一句現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話：「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於泰山的便是《 史記 》。他屈辱地活著，就是要締造和承載這種重量。

　　人的低頭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真正的屈服，一種是正在試練著扛起泰山的姿態，但看起來也像是屈服。

　　司馬遷大概是在四十六歲那年完成《 史記 》的。據王國維考證，最後一篇是《 匈奴列傳 》，那是公元前九十年。

　　我們記得，司馬遷遭禍的原因之一，是由於為李陵辯護時有可能「影射」了漢武帝所呵護的將軍李廣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廣利自己向匈奴投降了。司馬遷把這件事平靜地寫進了《 匈奴列傳 》，他覺得，一個與自己有關的懸念落地了，他已經可以停筆。

　　這之後，再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麼逝世的，逝世在何處，都不知道。

　　有學者從衛宏的《 漢書舊儀 》、葛洪的《 西京雜記 》和桓寬的《 鹽鐵論 》等著作中的某些說法判斷，司馬遷最後還是因為老是有怨言而下獄被殺。但在我看來，這些材料過於簡約和曖昧，尚不足憑信。當然，簡約和曖昧也可能是出於一種仁慈，不願意讓人們領受司馬遷的第二度悲哀。

　　他，就這樣無聲無息、無影無蹤地消失了。

　　他寫了那麼多歷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卻沒有結尾。

　　也許，這才是真正的大結尾。他知道有了《 史記 》，不需要再安排一個終結儀式。

　　他知道只要歷史還沒有終結，《 史記 》和他都終結不了。

　　六

　　文章已經可以結束。忽然又想到一層意思，再拖拉幾句。

　　多年來我一直被問，寫作散文受誰的影響最深。我曾經如實地回答過「司馬遷」，立即被提問者認為是「無厘頭」式的幽默。

　　「我們問的是散文啊，您怎麼拉出來一個古代的歷史學家？」

　　我不知如何解釋，後來遇到同樣的問題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歲越長， 披閱越多， 如果自問最傾心哪位散文家， 我的答案依然沒變。

　　散文什麼都可以寫，但最高境界一定與歷史有關。這是因為，歷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動。

　　歷史沒有韻腳，沒有虛構，沒有開頭和結尾；但是歷史有氣象，有情節，有收縱，有因果，有大量需要邊走邊嘆、夾敘夾議的自由空間，有無數不必刻意串絡卻總在四處閃爍的明亮碎片，這不是散文是什麼？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話本，不是傳奇，不是策論，不是雜劇。

　　既然歷史本是如此，司馬遷也就找到了寫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徑以第三人稱的敘述主體從容地說著，卻與一般歷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說得那麼富有表情，有時讚賞，有時傾心，有時懷念，有時祭奠，有時憤怒，有時譏諷，有時鄙視。但這一切，都只是隱約在他的眉眼唇齒間，而沒有改變敘述基調的連貫性。

　　有時，他的敘述中出現了較完整的情節，有人物，有性格，有細節，有口氣，有環境，幾乎像一則則話本小說了。但是，他絕不滿足於人們對故事情節的世俗期待，絕不淪入說唱文學的眉飛色舞，敘述的步履依然經天緯地，絕無絲毫嘩眾取寵之嫌。

　　有時他不得不評論了，除了每篇最後的「太史公曰」，也會在敘述半道上拍案指點，卻又點到為止，繼續說事。事有輕重遠近，他如揮雲霓，信手拈來又隨手撇去，不作糾纏。

　　這樣一來，他的筆下就出現了各種色調、各種風致、各種意緒、各種情境的大組合。明君、賢相、惡吏、謀士、義俠、刺客，各自牽帶出鮮明的人生旋律，構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豐富交響。這便是真正的「歷史文化大散文」。

　　《 史記 》的這種散文格局如雲似海，相比之下，連唐宋八大家也顯得剪裁過度、意圖過甚，未免小氣了。

　　若問：以散文寫史，是否符合歷史科學？我的回答是，既然歷史的本相是散文狀態而不是論文狀態，那麼，越是以近似的形態去把握，便越合適。否則，就會像捕雲馴海，誰都勞累。

　　又問：把《 史記 》作為散文範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寫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滿天氣象；畫地可以選其一隅，也必先四顧大地蒼茫。散文的範本應該比尋常散文開闊得多，才能擺脫瑣碎技巧而獲得宏大神韻。

　　除了內容。散文的基元是語言。在這一點上，司馬遷也稱得上是千古一筆。

　　司馬遷的文筆，是對他周圍流行文字的艱苦掙脫。在他之前，文壇充斥著濃郁的辭賦之風。以枚乘、司馬相如等人為代表，追求文學上的鋪張和奢侈。到了司馬遷時代，此風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應漢武帝所開創的大國風範和富裕局面，連散文也都競相追求工麗、整齊、空洞、恣肆，甚至還要引經據典，磨礪音節。雖然確也不乏文采，卻總是華而不實、裝腔作態。這種傾向發展到以後，就成了過度講究藻飾、駢偶、聲律、用典的六朝駢文，致使到唐代，韓愈、柳宗元他們還要發起一個運動來反對。

　　知道了司馬遷的文字環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筆的乾淨、樸實、靈動，包含著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著整齊的駢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話、參差錯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這種散句熔煉得似俗而雅、生動活潑，實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寫作的基礎訣竅。他還不讓古代語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態出現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須改得平易流暢，適合當代人閱讀。我們如果在他的書中看到某種整齊、對稱、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斷定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手筆。例如後世專家們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為韻的句法，一致肯定為後人羼入。

　　說到這裡，我實在無法掩蓋積存已久的現代悲哀。我們的時代，離兩漢六朝已那麼遙遠，不知何時突然掀起了一種不倫不類的當代駢文。一味追求空洞套話的整齊排列，文采當然遠不及古代駢體，卻也總是不怕重複地朗朗上口。有一次我被邀去參加一所大學的校慶，前來祝賀的官員居然有五位完全重複一個同樣的開頭：「金秋十月，桂子飄香，莘莘學子，歡聚一堂。」後來又有一位官員只把「金秋十月」改成「金風送爽」，後面十二個字還是一模一樣。我想大笑又不能不掩口，因為四周都覺得這才像是好文章。

　　有一次我在傳媒上啟發年輕人寫作少用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回歸質樸敘事。這是多麼常識性的意見啊，卻據說引起一片嘩然，都說少了成語、形容詞、對偶句和排比句，何來「文學性」？大家竟然都不知道，這種不像正常人說話的所謂「文學性」，其實是最為低俗的「偽文學形態」。中國人已經擺脫了兩千年，到了唐代又狠狠地擺脫了一次，到了五四再徹底擺脫過一次。而且，每次被擺脫的文體，都比現在流行的一套好得多了。

　　我想，大家還是應該更認真地讀《 史記 》，除了認識歷史學上的司馬遷之外，還應該認識文學上的司馬遷。

　　昨夜寫作此文稍憩，從書架上取下聶石樵先生寫的《 司馬遷論稿 》翻閱，沒想到第一眼就看到一段話，不禁會心而笑。他說：

　　我國古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漢代，漢代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傳記文學，傳記文學成就最高的是《 史記 》。

　　這個觀點，頗合我意。

　　就此，我真的可以用幾句話結束這篇文章了：《 史記 》，不僅是中國歷史的母本，也是中國文學的母本。看上去它只與文學中的詩有較大的差別，但魯迅說了，與《 離騷 》相比，它只是「無韻」而已。

　　兩千年前就把文史熔於一爐的這位偉人，其實也就是把真、善、美一起熔煉了，熔煉在那些不真、不善、不美的夜晚。

　　熔爐就是那盞小油燈。

　　難道，它真的熄滅了？

一

　　行路，走到一個高爽之地，必然會駐足停步，深深地吸一口氣，然後極目遠望。這時候，只覺得天地特別開闊又特別親近，自己也變得器宇軒昂。

　　前面還有一個高爽之地，遠遠看去雲蒸霞蔚，很想快速抵達，但是，低頭一看，中間隔著一片叢林。叢林間一定有大量丘壑、沼澤、煙瘴、虎嘯、狼嚎吧？讓人心生畏怯。然而，對於勇敢的行路者來說，這反而是最想深入的地方。不僅僅是為了穿越它而抵達另一個高爽之地，它本身就蘊藏著無限美麗。

　　我很想借著這種旅行感受，來說一說歷史。

　　漢代和唐代顯然都是歷史的高爽之地。我們有時喜歡把中華文明說成是「漢唐文明」，實在是聲勢奪人。但是，不要忘了，在漢代和唐代這兩個歷史高爽地之間，也夾著一個歷史的叢林地帶，那就是三國兩晉南北朝。

　　在這個歷史的叢林地帶，沒有天高地闊的一致，沒有俯瞰一切的開朗，處處都是混亂和爭逐，時時都是逃奔和死亡。每一個角落都是一重權謀，每一個身影都是一串故事。然而，即便把這一切亂象加在一起，也並不令人沮喪。因為，亂象的縫隙間還有一些閃閃爍爍的圖景。你看——

　　何處麻袍一閃，年長的華佗還在行醫；夜間爐火點點，煉丹師葛洪分明已經成為一位傑出的原始化學家；中原飄來嘯吟，這是「竹林七賢」在清談和飲酒；南方也笑聲隱隱，那是王羲之和朋友們在聚會，轉眼間《 蘭亭序 》墨色淋漓；大畫家顧愷之的《 女史箴圖 》剛剛畫完，數學家祖沖之已經造出了指南車、編出了《 大明曆 》、算出了圓周率，而地理學家酈道元的《 水經注 》則正好寫了一半……

　　正是這一切，讓我們喜歡上了那個亂世。

　　文化在亂世中會產生一種特殊的魅力。它不再純凈，而總是以黑暗為背景，以邪惡為鄰居，以不安為表情。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間，甚至像波德萊爾所說的，是「惡之花」。

　　再也沒有比三國兩晉南北朝的歷史叢林地帶，更能體現這種文化魅力的了。

　　說到這裡，我們的目光已經瞟向雲靄底下那個被人褒貶不一的權勢門庭。

　　一個父親，兩個兒子，叢林邊的那一家。

　　曹家。

　　二

　　先說那個父親，曹操。

　　一個叢林中的強人，一度幾乎要統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規範。為此他不能不使盡心計，用盡手段，來爭奪叢林中的其他權勢領地。他一次次失敗，又一次次成功，終於戰勝了所有對手，卻沒有能夠戰勝自己的壽數和天命，在取得最後成功前離開了人世。

　　如果他親自取得了最後成功，開創了又一個比較長久的盛世，那麼，以前的一切心計和手段都會染上金色。但是，他沒有這般幸運，他的兒子又沒有這般能耐，因此只能永久地把自己的政治業績，沉埋在非議的泥沙之下。

　　人人都可以從不同的方面猜測他、議論他、醜化他。他的全部行為和成就都受到了質疑。無可爭議的只有一項：他的詩。

　　想起他的詩，使我產生了一種怪異的設想：如果三國對壘不是從軍事上著眼，而是從文化上著眼，互相之間將如何一分高下？

　　首先出局的應該是東邊的孫吳集團。骨幹是一幫年輕軍人，英姿勃勃。周瑜全面指揮赤壁之戰擊敗曹軍時，只有三十歲；陸遜全面指揮夷陵之役擊敗蜀軍時，也只有三十歲。清代學者趙翼在《 二十史札記 》中說，三國對壘，曹操張羅的是一種權術組合，劉備張羅的是一種性情組合，孫權張羅的是一種意氣組合。沿用這種說法，當時孫權手下的年輕軍人們確實是意氣風發。這樣的年輕軍人，天天追求著硝煙烈焰中的瀟灑形象，完全不屑於吟詩作文。這種心態也左右著上層社會的整體氣氛，因此，孫吳集團中沒有出現過值得我們今天一談的文化現象。

　　順便提一句，當時的東吳地區，農桑經濟倒是不錯，航海事業也比較發達。但是，經濟與軍事一樣，都不能直接通達文化。

對於西邊劉備領導的巴蜀集團，本來也不能在文化上抱太大的希望。誰知，諸葛亮的兩篇軍事文件，改變了這個局面。一篇是軍事形勢的宏觀分析，叫《 隆中對 》；一篇是出征之前的政治囑託，叫《 出師表 》。

　　《 隆中對 》的文學價值，在於對亂世的清晰梳理。清晰未必有文學價值，但是，大混亂中的大清晰卻會產生一種邏輯快感。當這種邏輯快感轉換成水銀瀉地般的氣勢和節奏，文學價值也就出現了。

　　相比之下，《 出師表 》的文學價值要高得多。這種價值，首先來自於文章背後全部人際關係的整體背景。諸葛亮從二十六歲開始就全力輔佐劉備了，寫《 出師表 》的時候是四十六歲，正好整整二十年。這時劉備已死，留給諸葛亮的是一個難以收拾的殘局和一個懦弱無能的兒子。劉備遺囑中曾說，如果兒子實在不行，諸葛亮可以「自取」最高權位。諸葛亮沒有這麼做，而是繼續領軍征伐。這次出征前他覺得勝敗未卜，因此要對劉備的兒子好好囑咐一番。為了表明自己的話語權，還要把自己和劉備的感情關係說一說，一說，眼淚就出來了。

　　這個情景，就是一篇好文章的由來。文章開頭，乾脆利落地指出局勢之危急：「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文章中間，由軍政大局轉向個人感情：「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文章結尾，更是萬馬陣前老臣淚，足以讓所有人動容：「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這麼一篇文章，美學效能強烈，當然留得下來。

　　我一直認為，除開《 三國演義 》中的小說形象，真實的諸葛亮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歷史上獲得超常名聲，多半是因為這篇《 出師表 》。歷史上比他更具政治能量和軍事成就的人物太多了，卻都沒有留下這樣的文學印記，因此也都退出了人們的記憶。而一旦有了文學印記，那麼，即便是一次失敗的行動，也會使一代代擁有英雄情懷的後人感同身受。杜甫詩中所寫的「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就是這個意思。當然，杜甫一寫，《 出師表 》的文學地位也就更鞏固了。

　　說過了諸葛亮，我們就要回到曹操身上了。

　　不管人們給《 出師表 》以多高的評價，不管人們因《 出師表 》而對諸葛亮產生多大的好感，我還是不能不說：在文學地位上，曹操不僅高於諸葛亮，而且高出太多太多。

　　同樣是戰陣中的作品，曹操的那幾首詩，已經足可使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文學家，但諸葛亮不是。任何一部《 中國文學史 》，遺漏了曹操是難於想象的，而加入了諸葛亮也是難於想象的。

　　那麼，曹操在文學上高於諸葛亮的地方在哪裡呢？

　　在於生命格局。

　　諸葛亮在文學上表達的是君臣之情，曹操在文學上表達的是天地生命。

　　曹操顯然看不起那種陣前涕淚。他眼前的天地是這樣的：

　　東臨碣石，

　　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

　　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

　　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

　　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

　　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他心中的生命是這樣的：

　　神龜雖壽，

　　猶有竟時。

　　騰蛇乘霧，

　　終為土灰。

　　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

　　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

　　可得永年。

　　當天地與生命產生抵牾，他是這樣來處置人生定位的：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