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12月04日 12:08 新浪讀書  

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陳老總的這一排「重炮」所招惹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陳毅在懷仁堂碰頭會上聯繫到延安整風，本意是想提醒要以延安整風期間康生等人大搞整人的那套極左做法為鑒。但毛澤東聽了張春橋、王力添油加醋的彙報后，誤認為陳毅有否定延安整風之意，因此對陳毅的發言大為震怒。




　　從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懷仁堂先後召開了7次政治生活批評會。會上，江青、康生、陳伯達、謝富治等對陳毅、譚震林等幾位老同志進行批鬥和圍攻。陳老總的言行以及譚震林等其他老同志的抗爭被林彪、江青一夥誣為「攻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反革命「二月逆流」。

　　3月18日政治生活批評會結束后，陳老總回到中南海慶雲堂的家，感嘆地說：「三·一八真是個黑暗的日子。40年前的3月18日，我參加遊行反對北洋軍閥，差點被打死，沒想到參加革命40年後的今天又挨批鬥。」

　　在政治生活批評會上，細心的周恩來曾宣布會議的內容要保密，並要求與會者作為一條紀律來遵守。周恩來知道，陳毅等老同志受批評的內容一旦傳到社會上，對幾位副總理和老帥的處境更為不利。

　　然而，中央文革一夥卻通過他們的爪牙，將政治生活批評會內容捅給造反派，藉機在反擊所謂「二月逆流」的惡浪中再次煽起揪斗陳毅的狂潮。

　　應當說，陳毅射向林彪、江青一夥的這一排排「重炮」，表現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大義凜然、剛直不阿的革命品質，可欽可佩。但在當時的環境下，也使周恩來對陳毅的保護陷入了更加艱難的境地。文化大革命以來，由於周恩來對一大批老幹部的保護舉措，在許多地方遏止了林彪、江青一夥篡黨奪權的陰謀。為此，他們對周恩來極為不滿。江青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曾肆無忌憚地指責周恩來：「保這個，保那個，這個不讓批，那個也不讓斗，你的確打擊了群眾和紅衛兵的積極性，不相信群眾。」

　　二月抗爭失利后，街上已經出現了「周恩來絕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來絕不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炮打周恩來是當前運動的大方向」等一些大字報和標語，周恩來自己也處於隨時可能被打倒的危險境地。

　　更關鍵的是，毛澤東對陳毅的有些話產生了誤會，有明顯怒意，這就更加給了要打倒陳毅的陰謀家們以可乘之機。

　　鄧小平說：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保護了相當一批人」。但是，周恩來對老幹部的保護，如果沒有取得毛澤東的支持，那也是很困難，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

　　要保護陳毅，首先要爭得毛澤東的認可，以此來壓中央文革一夥。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五一節晚上，陳毅和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批判的老同志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同毛澤東一起觀看了焰火晚會。

　　毛澤東還與陳毅一起合影留念，並說：「我是保你的。」

　　雖然毛澤東沒有公開對中央文革和群眾組織說這句話，但是，對周恩來來說，有毛澤東這句話就夠了。它至少表明毛澤東對陳毅一時的說話「走火」表示了諒解。

　　但中央文革一夥豈肯罷休！他們繼續煽動造反派揪斗陳毅，並向周恩來施加壓力，要求交出陳毅。造反派們的口號也由原來的「批判」「火燒」上升到「打倒陳毅」、「誓與陳毅血戰到底」、「陳毅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在陳毅的名字上打上××還不過癮，還要倒著寫。?4月，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成立「批陳聯絡站」，宣稱要徹底批判陳毅，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關鍵時刻，周恩來挺身而出，頂住了揪斗陳毅的惡浪。

　　5月11日，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紅衛兵組織衝擊外交部，並在天安門及北京主要街道搞遊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陳毅」的大標語。

　　當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周恩來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及外事口的「紅旗造反團」、「六·一六」、「井岡山」等造反派組織的代表召集到國務院會議室，與他們連續進行了5個多小時的談話，嚴厲批評他們的極端行為。而造反派仗著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有恃無恐，對周恩來進行輪番圍攻、起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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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以下是根據當時紅衛兵整理的談話記錄節選的周恩來與造反派們的部分對話：外交部聯絡站代表沾沾自喜地說：今天上午的遊行是我們聯絡站發起的，他們其他9個組織都支持我們。

　　周恩來問：是你們發起的？




　　聯絡站代表氣狠狠地說：是的。我們發起遊行主要是要求陳毅到群眾中來。還有外交部其他兩個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姬鵬飛、喬冠華。姬鵬飛不能再擔任常務副部長的職務。另外，我們提出，陳毅、姬鵬飛、喬冠華不能參加對外活動。主要一點是陳毅必須馬上到群眾中來。根據揭發材料，陳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須要他到群眾中來接受批判。但是，從他1月24日檢查以後，他沒有到群眾中去，這是逃避群眾的批判揭發。所以，我們要搞示威遊行。

　　周恩來氣憤地說：我說過，還要商量具體的方式，還要創造條件。你們在這裡不要給我施加壓力……

　　由於周恩來在原則問題上毫不退讓，造反派試圖從周恩來身上打開揪斗陳毅的突破口的想法難以得逞。這時外國語學院的一造反派用卑劣的手法向周恩來發起突然襲擊，妄圖捏造既成事實逼周恩來就範。他說：總理，你剛才說把三反分子陳毅交給我們？

　　周恩來聽后氣憤至極，憤怒的目光盯住這個造反派，大聲責問：什麼？我沒有講「三反分子」，你們強加於我，我要抗議。

　　說著，周恩來轉向聯絡站代表：你們證明，我說了「三反分子」啦？你們提打倒陳毅，不能強加於我。

　　在批鬥陳毅的問題上，由於周恩來堅持要等條件成熟並商量好后再開批判會，實際上是採取拖的辦法，並且態度非常堅決，這樣，揪斗陳毅的狂潮暫時得到遏止。

　卷6 賀龍的「問題」  
   
　　新六所賀龍的住處已被造反派發現，賀龍的安全難以保證，周恩來決定在西花廳前廳騰出一塊地方，把賀龍夫婦接到西花廳來住。白天目標太大，只能凌晨夜深人靜時行動。

賀龍的「問題」(1)
賀龍的「問題」(2)
賀龍的「問題」(3)
賀龍的「問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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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1967年1月11日凌晨，一輛轎車悄然駛出中南海西北門。

　　轎車在市區兜了幾圈，確認後面沒有跟蹤的車輛后，突然拐進了萬壽路新六所，在周恩來為賀龍元帥夫婦安排的臨時住處前停了下來。

　　這是周恩來精心安排的行動。




　　新六所賀龍的住處已被造反派發現，賀龍的安全難以保證，周恩來決定在西花廳前廳騰出一塊地方，把賀龍夫婦接到西花廳來住。白天目標太大，只能凌晨夜深人靜時行動。

　　用生死與共、情同手足來概括周恩來與賀龍之間的個人關係，一點也沒有誇張的成分。從八一南昌起義的血與火中鑄成的情誼，到建國后工作和生活中的密切來往，周恩來與賀龍的個人私交非同一般。建國后，周恩來常常到賀龍家去走動，並常在一起聚餐休閑。這對日理萬機的周恩來來說是很特殊的。據賀龍的夫人薛明說：每次總理來，賀總一聽見他的汽車響，就一邊大喊：「總理來了！總理來了！」一邊呼呼地穿過長長的走廊去迎接恩來同志。只要是我在家，賀龍就大聲喊：「薛明，薛明，來給總理倒茶。」總理是喜歡喝茶的，家裡有幾種茶葉，我總是倒兩杯，放在總理面前，讓他嘗一嘗，哪杯好喝。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生死與共、情同手足的戰友，周恩來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周恩來內心的痛苦誰人又知曉？！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林彪、康生等人就把黑手伸向了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元帥。

　　賀龍的存在，對林彪來說是一塊沉重的心病。一是賀龍知道林彪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底細，包括林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毛澤東的不滿和反對，以及對蔣介石的討好，林彪害怕賀龍會隨時揭他的老底。二是賀龍的能力和魄力。建國后賀龍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成績斐然，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讚許。林彪擔心毛澤東會不斷委以賀龍重任，威脅自己的地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發，林彪欲藉機除掉賀龍而後快。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找去談空軍黨委一次全會的情況，劈頭就定調：「你們這次會議賀龍插手了。賀龍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

　　林彪還「提醒」吳法憲：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賀龍派人要奪你的權，你要警惕和防備。

　　吳法憲對林彪的談話心焐窕幔?砩杴妝市蔥盼芟鶯亓?誑站?誆扛愕叵祿疃??展俁崛ā?/p>

　　與此同時，林彪又打電話給時任海軍第一政委的李作鵬，說：「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台，他採取種種手段，拉了一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儘快寫個材料。」

　　同吳法憲一樣，李作鵬按照林彪的授意給林彪寫信，誣陷賀龍。

　　葉群還指使軍委辦公廳警衛處的一負責人寫信誣陷賀龍，其中寫道：「賀龍親自保管一支精製的進口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

　　「這支槍最近兩個月又每天放在枕頭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帶在身上。」

　　後來，又有人傳得更沒譜，說賀龍要用小手槍「借到懷仁堂開會之機，暗殺毛主席」。

　　康生、江青等人也從背後向賀龍捅了「一刀」，製造了一個聳人聽聞的「二月兵變」事件。

　　事情的本原是這樣的。

　　1966年春，經中央軍委批准，北京衛戍區組建一個團，平時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等任務。衛戍區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地商借房子。

　　后考慮到部隊住學校不合適，這個團就住到了郊區的一個靶場。不料，「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北京大學有人追求「驚心動魄」，貼出了大字報，懷疑部隊向學校借房子是要搞兵變。

　　這時，正值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誣陷賀龍「搞顛覆活動」。康生為呼應林彪，抓住這張本來是捕風捉影的大字報，不經任何調查就宣稱：「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這個善於經營誣陷勾當的造謠專家後來還說：賀龍「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安在什剎海，炮口對準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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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是，在林彪一夥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頭對準了賀龍，街上出現了「打倒賀龍」的標語，賀龍被造反派糾纏得有家難回。

　　對賀龍，周恩來是最了解不過了，也深知林彪極力要打擊、排除賀龍的原因。因此，周恩來對賀龍的保護更加細心、周到。




　　1966年12月24日，國家體委造反派批鬥體委副主任榮高棠，周恩來去「陪斗」（實際上是以陪斗的形式保護），賀龍也去了。

　　賀龍的性格也剛烈。為了使賀龍免遭造反派的糾纏，周恩來對賀龍說：「你血壓高，我看你還是暫時休息一段時間。」

　　賀龍從周恩來的話中猜想出自己處境的不妙，但還是說：「我幹了一輩子革命了，是不會怕群眾的，我還是想工作。」

　　周恩來憂慮地說：「工作我替你頂著，不要緊。你還是去休息一段時間，保重身體第一。」

　　鑒於賀龍的家已不安全，周恩來指示身邊工作人員把賀龍和薛明安排在軍隊控制下的釣魚台住下。

　　但剛住了一個晚上，周恩來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釣魚台。如果讓他們知道賀龍住在釣魚台，造反派就會接踵而來，哪還有賀龍的安寧！

　　周恩來趕緊又把賀龍夫婦轉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消息，很快跟蹤到了新六所，鬧著要揪斗賀龍。與此同時，造反派還佔據了賀龍在東交民巷的家，在那兒鬧騰。

　　賀龍氣憤不過，打算回家去把事情向群眾講清楚，群眾應當是了解自己的。

　　1967年1月9日下午4時30分，賀龍來到西花廳，向周恩來講了造反派進駐他家的情況，說：「我要回去一趟，我不怕。難道群眾還不了解我賀龍嗎？我也了解群眾。」

　　在那人妖顛倒的時代，我們的元帥仍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卻不相信陰謀家可以一手遮天。

　　然而，事情遠不止賀龍所想像的那樣簡單。歷史並不是每一步都是踩著真理的腳印前進的。

　　周恩來對整個局勢的嚴峻性看得更清楚些。他擔心賀龍去跟造反派正面接觸，矛盾可能會更加激化，弄得不好，還有被造反派揪走的危險。

　　就在前兩天，軍隊院校的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紅衛兵組成了「徹底打倒賀龍反黨篡軍集團聯絡委員會」，準備在7日召開批鬥大會，並要把賀龍揪出來示眾。周恩來得知后，及時勸阻了這次大會。

　　「你不要回去，我來頂著。」說著，周恩來轉身拿起電話打到了賀龍的家裡：「我是周恩來，你們那裡誰負責，要他接電話。」

　　造反派頭頭趕緊過來接過了話筒。

　　「你們到賀龍同志家裡去，呆在那裡，太不像樣子嘛！你們要趕快搬出來！有什麼事，跟我說，今天晚上，我在大會堂見你們！」

　　在賀龍家鬧騰的造反派立馬撤走了。晚上11時，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們中的6個代表。

　　轎車悄然從新六所開出，照樣又在市區兜了幾個圈，確認後面沒有跟蹤的車輛后，突然拐進了中南海西北門，停在了周恩來的住處西花廳前。

　　警衛人員打開車門，神情憂鬱的賀龍和薛明從車上下來，步入西花廳。

　　就在周恩來把賀龍安排在西花廳住下的當天下午，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毛澤東委託林彪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富春、徐向前、陳伯達、葉劍英等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員，江青、王力、關鋒等作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列席會議。賀龍沒能參加會議。

　　會上，康生提出賀龍的問題，企圖把賀龍的所謂「問題」在黨內公開化。

　　周恩來立即當著林彪、江青等人的面，特意強調說：「主席說了，只是要賀龍去登門拜訪，聽取大家的批評，不公開的，不在集體會上討論，也不公開點名。」

　　1966年9月9日，毛澤東看了林彪交來的吳法憲等人誣陷賀龍的信后，沒放在心上，曾讓秘書徐業夫打電話給賀龍說：「經過和林彪還有幾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徵求一下有關同志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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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上關於他的大字報已經很多了。」康生還不甘心。

　　「昨天我們的紅衛兵小將就去捉他這個人嘛！」江青也在旁邊呼應。

　　周恩來嚴肅地說：「群眾點賀龍的名，我們不負責。我們政治局的同志，我們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開場合點他的名。主席說了嘛，政治局不公開點名，當然也不讓紅衛兵揪了。


」

　　康生、江青臉紅耳熱。主持會議的林彪臉色也很難看。

　　周恩來不管，有毛澤東的指示在手就好辦。

　　希望遙遙無期「一月奪權」的風暴，穿過中南海高厚的圍牆，也在裡面肆虐著。

　　在中央文革一夥的挑唆下，中南海的工作人員也鬧起了兩派。許多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負責同志受到了衝擊。

　　中南海外頭的造反派連續好幾次對中南海的幾個出入口發起衝擊，要揪斗在裡頭的中央負責人和被周恩來保護在裡頭的國務院各部的部長。

　　往往是周恩來到西門來勸阻群眾不要衝擊，那邊江青等人卻跑到北門去給造反派煽風點火。

　　8日凌晨，幾百名農林口的造反派翻牆衝進了中南海。

　　對於賀龍來說，中南海西花廳也非安全之處了。

　　當然，賀龍住在西花廳，是瞞不過林彪和江青的。長期這樣住著，且不說林彪、江青因此攻擊周恩來，對周恩來長遠的鬥爭策略也不利。因為這就等於表明周恩來是公開和林彪、江青一夥唱對台戲。

　　1月19日，周恩來和李富春一起找賀龍談話。

　　周恩來告訴賀龍：林彪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歷史上有問題，說你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以後他不放心。還有，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你、夏曦、關嚮應都有責任。

　　賀龍幾次起來想申辯，沒有插話的空隙。

　　周恩來對賀龍說：你不要說什麼了。主席不是說過要保你嗎？我也要保你。對於你的安全我負責。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這個地方也鬧兩派，不安全，連朱老總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給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麼東西，你告訴我。

　　賀龍從周恩來的談話中覺察到了形勢的險惡。但他也知道周恩來的處境也非常困難。想到周恩來能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中悉心關照他，賀龍已經是感激不盡了。

　　談話結束后，周恩來握住賀龍的手，說：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裡的事我頂著。一會兒由楊德中同志送你們，夜間再走。

　　1月20日凌晨，楊德中護送賀龍夫婦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這裡有中央警衛團的一部分部隊守衛。

　　賀龍離開西花廳后，林彪、江青一夥到處打探賀龍的去向，並唆使造反派多次鬧著要「揪斗賀龍」。周恩來都嚴詞回絕。2月18日，周恩來囑咐秘書告國家體委造反派：總理不同意批鬥賀龍同志，這是中央的決定。

　　2月22日，周恩來繼續囑告秘書向體委傳達：「總理不同意召開大會批鬥賀龍同志，因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周恩來的這句話的「中央」，實際上是指毛澤東。這表明，此時毛澤東對賀龍的態度還是明確的，要保。只要毛澤東明確保賀龍，不管林彪、江青一夥怎樣步步進逼，周恩來就有餘地可以斡旋。

　　4月28日，周恩來、李富春、康生一起接見國際關係學院的學生代表。談話間，有學生問及誣陷賀龍的「二月兵變」問題，周恩來當著康生的面，嚴肅地說：據我知道，沒有這回事。「備戰、備荒、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會議上提出的方針嘛！是執行主席的命令嘛！

　　一旁的康生低著頭，一聲不吭。

　　地處山區的象鼻子溝冬天來得特別早。雖然還是金秋10月，但早晚卻有點寒意了。國慶節過後，賀龍發高燒，吃飯總吐。周恩來得知后，提出送三0一醫院治療，但遭到江青一夥的反對。

　　忍看親朋成冤魂秋天到了，天氣涼了，樹葉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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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曾對賀龍說，秋天我去接你。這是基於寄希望文化大革命局勢的緩解。當時，中央曾有這樣的考慮：二三月間見眉目，四五月間見分曉。

　　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氣候並沒有因為秋涼而緩解，相反，繼續向「左」的方向滑去。在林彪、葉群、江青、康生等人的串謀下，賀龍又被誣陷為「叛變投敵」，列為專案審查對象，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准立案審查。康生、葉群等人把持了賀龍專案組


。從醫院回到象鼻子溝后不久，賀龍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一夥的魔掌，與周恩來的聯繫也斷了，原來負責賀龍醫療的醫生也失蹤了，換上了他們授意的醫生。失去保護的賀龍元帥受到更為殘酷的迫害。1969年6月9日，賀龍元帥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絞盡腦汁，保護遭林彪、江青一夥打擊、迫害的老幹部，保下來了大多數，但由於種種複雜原因，周恩來也有力不從心的時候，有些幹部努力保了，還是沒能保下來。賀龍就是其中的一個。

　　對於賀龍的死，周恩來心中有一種難言的悲哀。他極力想保住情同手足的戰友，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最終沒能保住。這樣一位與自己從南昌起義的戰火中走過來的老革命家就這樣被迫害致死，周恩來的表面平靜如水，內心卻洶湧如海，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談到眼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說：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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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夥的迫害和造反派的衝擊。

　　一些造反派為炫耀自己的「能幹」，甚至把有些省、市、自治區的負責人揪到北京，遊街示眾。




　　周恩來曾派自己的聯絡員轉告造反派頭頭，制止這種亂揪亂斗的行為。

　　毛澤東對這種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無政府主義做法也有不滿。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卡博和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巴盧庫。周恩來參加陪見。

　　談到眼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說：現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階級要打倒，無產階級呢？他那個理論就是不行。

　　2天之後，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對江青、陳伯達等人打擊老幹部的行為提出了批評：你們文化革命小組，毫無政治經驗和軍事經驗。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掌權掌得起來嗎？對幹部，不要不許革命。徐向前，我保。江華、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譚啟龍這些人還是要保吧！

　　毛澤東這麼一說，周恩來心中有底了。他根據毛澤東要保江華、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等人的意思，頂著林彪、江青一夥的壓力，把保護範圍擴大到所有受衝擊的各大區、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並把他們接至北京保護起來。

　　周恩來先指示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幾位副總理寫出報告，然後由他把報告送給毛澤東批准。真可謂用心良苦。

　　2月初，遵照周恩來的指示，譚震林、陳毅、李富春、李先念先後兩次寫報告給周恩來，提出把一些省市委的負責人接到北京。

　　2月8日，周恩來將這兩份報告轉送毛澤東批准，並附信建議：對葉飛、譚啟龍、江渭清、楊尚奎、劉俊秀等同志均擬先接來北京養病。

　　毛澤東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這樣，在周恩來和造反派的直接交涉下，受衝擊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陸續被接至北京養病。名為養病，實為保護。

　　2月9日晚上，周恩來通過軍委一號台要通了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的電話。

　　「得志同志，你還好嗎？譚啟龍同志現在在哪裡？」

　　文化大革命中，譚啟龍是遭受衝擊比較早的地方領導幹部之一。1966年11月初，紅衛兵要求參加省委為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召開的全省三級幹部會議，勸阻無效，學生衝擊會場，並押譚啟龍上北京。紅衛兵向中央提出幾點要求：（1）要求在天安門廣場召開10萬人大會批判譚啟龍；（2）要求在京遊行（即遊街）；（3）要求撥給經費和兩輛宣傳車。對此，周恩來明確答覆：（1）10萬人大會不能開；（2）遊行不能搞；（3）委託陶鑄、譚震林同志出面處理。在周恩來、陶鑄、譚震林等的直接干預下，公開批鬥譚啟龍的大會被取消了。譚啟龍回到山東后，在一月奪權的狂潮中，又被造反派關押起來了。

　　「總理，譚啟龍同志前兩天剛從青島被押回到濟南，聽說現在被關在山東醫學院。」楊得志回答說。

　　「好。得志同志，請你立即派人把譚啟龍同志從造反派手中接出來，並由軍隊護送到機場。毛主席指示，讓譚啟龍到北京來休息一段時間。明天早上7點，中央派飛機到機場接譚啟龍同志來北京。」

　　「總理，你放心，我一定找到譚啟龍同志。」

　　晚上10點，楊得志司令員派出的人直接把車開到了譚啟龍被關押的地方——山東醫學院教學樓。

　　開始，造反派拒不交人。軍區來的人斬釘截鐵地說：「中央有緊急指示，要譚政委馬上去北京。」譚啟龍那時還兼濟南軍區第一政委。

　　譚啟龍被接上汽車，來到軍區五所，換了一部車后，未作停留，直奔機場。

　　譚啟龍心裡有點納悶，不知要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但從那些人對他的態度上看，又不像是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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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機場后，負責護送的軍人才告訴譚啟龍：「譚政委，周總理打電話給楊司令，指示把你從造反派手裡接出來，負責護送到機場。明天早上7點派飛機來接你。」

　　次日一早，北京派來的飛機準時降落在濟南機場。譚啟龍到北京后，被安排住進了由軍隊控制的京西賓館。




　　就在譚啟龍被接到北京的當天，浙江省軍區的電話直接打到了總理值班室，說造反派將於12日在省體育場召開10萬人參加的批鬥江華的大會，省軍區是否參加，如何表態？

　　江華當時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因病在上海住院治療。

　　1966年底被造反派從上海揪回杭州，關押起來。他擔任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的妻子吳仲廉也被迫害致死。

　　1967年1月28日，周恩來接見浙江省來京的造反派時，嚴厲批評了造反派揪斗、關押江華的行為，說：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績是主要的。江華是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是擁護毛主席的。他是少數民族，我們要團結少數民族幹部。毛主席再三說過，對江華要保。

　　總理值班室秘書周家鼎將浙江省軍區的請示寫在了《要事彙報》條上。

　　周恩來凌晨才回到西花廳，看到浙江省軍區的請示后，拿起軍委一號台的專線電話，要通了南京軍區政委杜平。此前，中央針對浙江的混亂形勢，委派杜平以中央駐浙江代表的身份負責處理浙江問題。

　　「杜平同志嗎？我是周恩來。主席指示讓江華同志來北京治病。中央決定，11日晚派飛機到嘉興機場，接江華同志來北京。你們要負責保證把江華同志安全地送到機場。為保證安全，路上要多派些人護送。」電話聲音質量不好，周恩來幾乎是對著話筒在喊話。

　　周恩來這一招是釜底抽薪。造反派不是要在12日召開批鬥江華的10萬人大會嗎？

　　11日晚上就把江華接到北京，看你這個會怎麼開。

　　「總理，我馬上召集會議，保證完成任務。」杜平就像在戰爭年代接受戰鬥任務。

　　11日上午，杜平召集駐浙江空五軍政委陳勵耘、浙江省軍區政委南萍、浙江省軍區副司令員阮賢榜等和群眾組織代表開會，傳達周恩來的指示。

　　那時，地方領導機構大多已癱瘓，說話不靈了，只有軍隊說話還管點用。

　　造反派雖然不情願交出江華，但無奈有「最高指示」，不得不服從。

　　11日晚上，江華被安全地護送到嘉興機場，飛往北京。

　　江西省委的電話打了幾次，工作都沒有做通。

　　2月18日，周恩來再次囑秘書打電話給江西，限令江西造反派在2月19日負責將楊尚奎、劉俊秀送到北京，到時，中央派飛機到南昌接。

　　江西有關方面給造反派傳達周恩來的命令后，造反派不願意放人，竟打電話到總理值班室討價還價：「我們19日準備在八一廣場召開批鬥走資派劉俊秀的大會，楊尚奎也要參加。我們要求推遲幾天送他們來北京。」

　　總理值班室的回答沒有商量的餘地：立即按時送到，不得推遲。

　　2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和書記處書記劉俊秀在兩名造反派「護送」下，乘飛機來到北京。

　　周恩來派出的聯絡員早在機場等候。

　　聯絡員對「護送」的兩名造反派說：「總理指示，把人交給我們，這裡沒有你們的事了，你們可以走了！」

　　聯絡員穿著軍裝。兩名造反派大眼瞪小眼，眼看聯絡員帶著楊尚奎、劉俊秀上了車。

　　這些老同志當時的住處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然而，中央文革一夥故意將這些老同志的住處透露給造反派。這樣，中直招待所和京西賓館經常受到造反派的衝擊。

　　一次，來自四川的「紅衛兵成都部隊」衝進中直招待所，把李井泉、程子華、廖志高、楊超等西南局和四川省的幾位負責人抓走。周恩來聞訊后，立即指示增派一個加強連趕來加強守衛，並與造反派交涉，限令他們立即放人，要回了李井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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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7月底，北京航空學院的「北航紅旗」造反派翻越中直招待所的圍牆，把張體學、張平化、葉飛等3人揪走。周恩來親自找北航的造反派頭頭韓愛晶，要他下令放人。隨後又指示北京衛戍區派人前往「北航紅旗」要回了張體學、張平化和葉飛。

　　當時，正是在武漢七二○事件以後，極左思潮猖獗一時。警衛森嚴的京西賓館和它那高厚的院牆也沒能擋住造反派的衝擊。




　　8月25日，來自東北的造反派在京西賓館門前吵嚷著要揪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

　　宋任窮也是被周恩來接到北京保護起來的，住在京西賓館6樓東頭的一個套間。

　　此前，鑒於東北三省的混亂局勢，周恩來幾次提出要「解放」宋任窮，讓他回東北局工作，但江青等人百般阻撓，說宋任窮還沒有接受群眾的批判，承認錯誤，還沒有「過關」。

　　警衛部隊負責人見造反派人多氣盛，一面派人報告總理值班室，一面令戰士在門口的警戒線前手挽手築起了人牆，並勸說造反派不要衝。

　　但造反派這次是有備而來、有恃而來。他們仗著人多，混亂中有些造反派從警衛戰士的頭頂越過，衝破警戒線，直奔6樓東頭宋任窮的房間。剩下的一部分繼續在和警衛部隊糾纏。

　　顯然，事先有人把宋任窮的住處告訴了造反派，要不，他們怎麼知道得如此準確？！

　　造反派衝進宋任窮的房間揪著宋任窮連拉帶推，就往陽台上拖，個別造反派還在混亂中對宋任窮施以拳腳。他們知道要想從大門口揪走宋任窮是不可能的，便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繩子，準備把宋任窮從陽台上吊下去，強行揪走。

　　周恩來接到報告后，立即指示傅崇碧，要他親自火速趕到京西賓館保護宋任窮。

　　傅崇碧帶了兩個加強連急速趕到京西賓館，正趕上造反派往宋任窮的身上繫繩子。

　　要動真的，造反派哪是部隊的對手！何況還是訓練有素的警衛部隊。三下五除二，傅崇碧就指揮部隊把宋任窮從造反派手中奪了回來。

　　次日凌晨，周恩來找東北造反派談話，嚴厲批評他們衝擊京西賓館揪斗宋任窮的行為，說：你們這種做法完全不是無產階級政治，是資產階級政治，說壞一點，是國民黨特務作風。我勸你們不要學這種特務作風。你們對宋任窮同志有意見，可以在會上提，但不能用這種辦法，把人拖走，這成什麼政治？你們看看武鬥打成什麼樣子，損失有多大！完全沒有國家的觀念，沒有整體的觀念，就是派別的利益！你們這樣怎能做接班人？你們想一想，難過不難過？你們自己這樣下去會一天一天地脫離群眾，要走到反面。

　　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中直招待所、京西賓館多次遭造反派的衝擊，住在這些地方的老同志都暴露了，安全很難保證。

　　深夜，周恩來把傅崇碧找到西花廳。

　　「崇碧同志，在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區負責同志一定要保護好，不能讓人揪走。現在他們住的地方也不安全了，你要想想辦法把他們轉移到一個秘密、安全的地方。」周恩來滿臉倦容，望著這位跟著自己東奔西突的衛戍司令。

　　為了保護老幹部，周恩來可謂絞盡腦汁，同林彪、江青一夥周旋著、鬥爭著。

　　傅崇碧稍稍想了一會，從包里拿出了一張地圖。

　　「東高地有衛戍區兩個團，一個步兵團，一個炮兵團。那個地方比較僻靜，也比較安全，把他們轉移到那裡，你看行嗎？」傅崇碧指著地圖上的一片營房，徵詢周恩來的意見。

　　「我看可以，要絕對保密，不能走漏半點風聲，行動要快。」周恩來果斷地說。

　　「好，我先安排布置一下，儘快把他們轉移。」

　　幾天後一個夜深人靜的凌晨，傅崇碧親自指揮，選了幾十個精幹強壯的警衛戰士，用汽車把這些老同志拉上，在北京市區兜了幾個大圈，確認沒有造反派的跟蹤后，隱秘地來到了東高地。

　　周恩來又指派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中央警衛團政委楊德中具體負責與這些老同志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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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反派見這些老同志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找不到，就到中央文革小組去告狀。

　　江青一夥料定這些老同志是周恩來讓人藏起來了，但又不好直接責問周恩來，便幾次當著周恩來的面逼問傅崇碧把這些人藏到哪裡去了，指桑罵槐。

　　傅崇碧裝作不知道，不搭理他們。




　　一天晚上，傅崇碧被緊急召到釣魚台那座灰色的小樓，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會議室。

　　傅崇碧進門一看，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的幾個人在，周恩來也在。

　　「你到底把那些人藏到哪裡去了？」傅崇碧進門還沒坐下，陳伯達就氣沖沖地發出責問。

　　「哪些人？」傅崇碧依然採取裝糊塗的戰術。

　　「啪──」江青一掌拍在桌子上，怒目而立：「傅崇碧，你不要裝糊塗，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擺老資格的老革命都到哪裡去了？」

　　傅崇碧這才明白今天找他來又是來審問他把這些老同志藏到了什麼地方。他偷偷地看了周恩來一眼，周恩來不動聲色地坐在沙發上。

　　「我怎麼知道到哪裡去了？你們又沒有把人交給我們。」傅崇碧頂了一句。

　　「你是衛戍司令，你怎麼能說不知道？」姚文元也在一旁責問。

　　「他們又不是我們衛戍區管的，我怎麼知道。」

　　「你不講，我們也知道是你把他們弄走了，我們早就掌握了情況。你現在要交代是誰讓你這麼乾的，是誰？」康生善於搞唬人的這一套，陰森森的鏡片後面露出兩股凶光。

　　「傅崇碧，你必須交代，是誰叫你這麼乾的？」江青幾乎是指著傅崇碧的鼻子。

　　正在這時，工作人員進來說，毛主席那裡來電話，叫傅崇碧司令員馬上到中南海毛主席的住處去。

　　造反派發通緝令在「一月奪權」的狂潮中，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們，幾乎都成了造反派和紅衛兵的「活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逮著就揪。

　　造反派當時私下管這叫「逮大魚」。誰逮的「魚」大，誰就更有炫耀的資本。

　　1967年1月30日中午，一架從西南方向飛來的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谷牧順著舷梯從飛機上走下。

　　谷牧是一個月前離開北京到四川、雲南、貴州了解「三線」建設的情況，剛回到北京。

　　谷牧一下飛機，迎面就遇上早已在此等候的一群國家建委的造反派。兩個彪形大漢左右一夾，不由分說，就把谷牧推上了他們的汽車，揪到了甘家口接受批判。

　　谷牧被揪的消息被周恩來派出聯繫各部委的聯絡員知道了。聯絡員立即將消息報告周恩來。周恩來對聯絡員說：你趕快找建委機關的造反派交涉，要他們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說總理要聽谷牧關於三線建設情況的彙報。

　　第二天，造反派開完谷牧的批鬥會後，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門交給了周恩來的聯絡員。為了防止谷牧再次被造反派揪走，周恩來叫他不要回家，就在中南海裡頭給他找了一間房間，住在中南海裡頭。

　　雖然中南海也受到造反派的衝擊，但畢竟是黨中央、毛主席辦公居住的地方，相對來說要安全多了。

　　中南海西門進去往北走，有一幢外形呈「工」字形的宿舍樓，俗稱「工字樓」。

　　當年，國務院的這幢「工字樓」宿舍，成了國務院許多部長們的「臨時避難所」

　　。

　　當時，國務院各部委的部長們白天要挨斗，晚上還要工作，苦不堪言，精神和體力都難以支撐。煤炭部部長張霖之被造反派關押、揪斗致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鄒大鵬難以忍受康生和造反派的迫害，服藥自盡。

　　周恩來內心既悲憤又不安，於是想了一個辦法，以國務院通知開會、彙報工作、寫檢討等名義，讓這些國務院受衝擊的部長們輪流住進中南海的「工字樓」，作短暫的休息，少則幾天，多則半個月。周恩來告訴聯絡員：如果造反派要來揪這些部長們，可以說：他們的「檢討」還沒寫好，等寫好了再出去。對性格剛烈的幾位部長，周恩來還特別囑咐：不要輕易出去，要離開中南海須經過我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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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不完全統計，除谷牧外，當時的國家計委副主任余秋里，財政部副部長吳波，商業部部長姚依林、副部長王磊，八機部部長陳正人，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副部長劉建章，四機部部長王諍，農墾部部長王震，冶金部部長呂東，文化部部長蕭望東，農業部部長江一真，水電部副部長劉瀾波、錢正英，衛生部部長錢信忠、副部長黃樹則、崔義田、張凱、賀彪，一機部部長段君毅、副部長周子健，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主任方毅，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石油部副部長康世恩，紡織部副部長錢之光等近一百位部級幹部


都先後在中南海避過難。

　　造反派揪不到這些部長們，竟然對有些部長發出了通緝令，說誰把這些「走資派」藏起來了，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

　　這就等於在通緝周恩來了。

　　在許多場合，周恩來接見造反派代表時，都嚴厲批評造反派打倒、揪斗各部委負責人的行為：「把三四十年的老幹部統統打倒，你們就能接班嗎？吳波是我下命令讓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們下通緝令通緝他，就是通緝我。」

　　「商業部我們聲明了姚依林不是黑幫。他身體不好，應當讓他休息。那樣揪斗不符合主席整風的精神。中央知道姚依林的情況后，要他到中南海休息。他們跟著就下了通緝令，說誰隱藏姚依林，以破壞文化大革命論處。通緝我了！中南海還是不是無產階級的司令部？」

　　「商業部黨組要恢復，你們的通緝令要取消。必須把段君毅、王磊交出來。」

　　「四機部部長王諍是我前些日子叫他住到中南海的，現在我讓他出來，你們不能再揪人了。對帶『長』字型大小的，要一分為二，不要搞人人過關。搞人人過關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衛生部的幾個部長是我叫人從醫科大學要回來到國務院休息的。錢信忠、崔義田、黃樹則、張凱、賀彪等暫時在國務院寫材料。衛生系統今後要約法三章，不要再隨便抓人了。」

　　……

　　那時，周恩來把國務院的這麼多部級領導幹部接到中南海保護起來，也是頂著很大的壓力的。中央文革一夥以此攻周恩來，逼他交人。錢正英回憶說：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時間以後，富春同志找我們談，說是總理受壓力太大，你們如果經過這一段休息以後，身體還可以堅持的，是不是出去，還是接受群眾的教育，我就首先報名，我身體可以了，我出去了，不要叫總理再什麼了。

　　對於休息一段時間后出去的部長，周恩來和造反派約法三章：（1）要部長們接受批判，事先要給我們打個招呼，不能隨便揪人，彼此要有個基本信任，我們也好排個隊；（2）批鬥時間不能超過兩個小時，批鬥完后立即放人，不許扣留關押；（3）不許搞變相武鬥、體罰，不能有任何侮辱人格的舉動。對於有些部長，當他們出去挨斗時，周恩來還要派自己的聯絡員跟著。

　　彭真挨斗1967年2月19日，秘書給周恩來送上一封信。

　　信是由「新北大公社」、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中國人民大學紅衛兵總部、中國科學院革命造反團、北京政法學院「政法公社」等組成的「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西郊籌備處」寫給周恩來的。信中提出：要求在2月26日、27日兩天召開「鬥爭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大會」，會上要進行「上揪下掃」。「上揪」就是「把矛頭直接指向劉、鄧黑司令部，直接指向劉、鄧、陶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下掃」就是「痛打及橫掃其黨羽嘍啰」。準備把「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的主要成員揪出來示眾」。

　　信中還列出了兩天準備揪出示眾的近30人的名單：第一天揪出示眾的有：彭真、劉仁、鄭天翔、萬里、吳晗、林楓、蔣南翔、陸平、彭佩雲、張潔清，陸定一、周揚、吳冷西、林默涵、許立群、熊復、夏衍、嚴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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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揪出示眾的：羅瑞卿、肖向榮、梁必業、蘇振華、徐子榮、郝治平，楊尚昆、安子文、曾三、李伯釗。

　　周恩來在這些人名的下面粗粗地劃了橫線，雙眉緊蹙。

　　彭真是前不久周恩來剛剛從紅衛兵手中要回來交給北京衛戍區保護起來的。




　　彭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打倒，周恩來回天無力。但是，他還是盡最大的努力去保護，只要力所能及，能減少一點其痛苦就絕不袖手旁觀。

　　當造反派揪斗領導幹部之風颳起后，周恩來囑咐傅崇碧說：你們要注意保護彭真，不要讓人給揪走了。傅崇碧就給彭真的住處增派了一個加強班的警衛力量。

　　1966年11月28日，陳伯達主持「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會上，江青講話大罵「舊北京市委」，公開點了彭真等北京市委和中宣部陸定一等十幾位負責人的名字，罵這些人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12月2日，陳伯達、江青等人的講話準備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中央文革小組已通過，林彪也已審閱。周恩來在審閱新聞稿時，在其中點名稱彭真、陸定一等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三處文字旁劃了雙線，不同意在新聞報道中公開點名批評。

　　因為如果在新聞報道中公開點明彭真等人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這就等於給造反派揪斗彭真等人開了通行證。

　　隨後，周恩來將新聞稿送毛澤東批示，並附了一封簡訊：主席：這一報道，已經中央文革小組通過，並經林彪同志審定，現送主席審批。

　　在第7、9、13頁中，有3處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適，請主席批示。

　　　　　　　　　　　　　　　　　　　　　　　　　 周恩來十二月二日12月3日，毛澤東審閱時，把周恩來劃出的這3處點名批判的名字全都刪掉了。

　　並批示：退總理，已作修改，請再酌。

　　周恩來接毛澤東的批示后，即批：伯達、康生、江青三同志速閱轉唐平鑄同志辦，請即照主席的修改發表。

　　既然是毛澤東修改的，陳伯達、江青等人也只好啞巴吃黃連，乾瞪眼。

　　但他們不甘心，對周恩來也懷恨在心。

　　第二天晚上，江青、戚本禹策動一些人把彭真從家裡揪走了，還把北京市和中宣部的幾位負責人劉仁、萬里、林默涵、夏衍等也揪走了。

　　彭真的住處有一個加強班警衛，但警衛戰士又必須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那些來揪彭真的人仗著人多勢眾，一來就把警衛戰士給圍起來，把電話線也鉸了，一些人越過圍牆，把彭真給搶走了。

　　傅崇碧接到報告后，立即報告周恩來。

　　周恩來又急又氣，指示衛戍區和公安部：不能開這個先例，不能隨便把人抓走。

　　要立即追查，把人給帶回來。

　　周恩來還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深入到各高校去打探情況。經過兩天的調查，弄清了是文藝院校的一些學生所為。他們準備把彭真弄去遊街示眾。

　　周恩來馬上責令戚本禹召集這些學生前來開會，要他們把彭真交出來。

　　會上，周恩來嚴厲批評了他們的極端做法，說：你們這樣搞，我們不能同意，你們考慮過後果嗎？你們考慮過影響嗎？考慮過安全嗎？你們要立即放人，並保證安全。

　　彭真被要回來后，為保證安全，周恩來把他交給傅崇碧，要北京衛戍區監護，規定：彭真參加批判大會，須經周恩來和中央文革的批准。那時，監護實際上就是保護。

　　正因為如此，造反派這才寫信給周恩來，要求批准召開批鬥彭真等人的大會。

　　周恩來知道，他們肯定也已寫信給中央文革。因此，在看完「鬥爭彭、陸、羅、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西郊籌備處」的來信后，周恩來提筆在信上批示陳伯達、康生、江青：請研究他們所提出的口號「下掃」是否合適？並請派人一詢。這個籌備處要揪出這麼多人出場，是否在斗、批上有利？

秘密保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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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表明，周恩來是不同意彭真去參加批鬥大會的。

[ 本帖最後由 小辣辣 於 2008-2-8 04:05 編輯 ]

　　周恩來剛剛在工人體育場接見完文藝界、教育界、體育界和新聞出版界的群眾組織代表，又急匆匆趕往人民大會堂。按本日工作日程安排，下午兩點，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要召集一個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全軍文革小組成員列席的政治局會議。

政治局第四號人物被打倒(1)
政治局第四號人物被打倒(2)
政治局第四號人物被打倒(3)
政治局第四號人物被打倒(4)
政治局第四號人物被打倒(5)
奪總理的權(1)
奪總理的權(2)
奪總理的權(3)
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來(1)
把「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來(2)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1)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2)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3)
江青居心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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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4日中午，一輛蘇制吉姆轎車疾駛在長安街上。

　　司機老楊盡量把車開得平穩些，好讓坐在後座上批閱文件的周恩來舒服一點。

　　周恩來剛剛在工人體育場接見完文藝界、教育界、體育界和新聞出版界的群眾組織代表，又急匆匆趕往人民大會堂。按本日工作日程安排，下午兩點，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要召集


一個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全軍文革小組成員列席的政治局會議。

　　在大會堂，周恩來草草地吃了點炒飯，便和陶鑄一起商談政治局會議需要議定的有關事項。

　　此時，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正在大會堂的另一個會議室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的造反派。

　　陳伯達說，陶鑄到中央來並沒有執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實際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是同他有關係的。中南局是有後台老闆的，一個後台老闆就是陶鑄。他在北京接見你們的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的許多問題，從來沒有跟我們商量過。（江青插話：他獨斷專行）他獨斷專行，不但背著文革小組，而且背著黨中央。你們揭得好，給我們很多支持，感謝你們！

　　康生說，你們把材料整理出來。有材料擺出來了，你們就勝利了。

　　周恩來和陶鑄商談完工作后，正是下午1時30分。

　　周恩來又給廣東省省長陳郁打了個電話，告訴陳郁：「我已通知蒯大富向『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傳達主席的意見：不要把王任重同志揪到北京來，讓王就在武漢檢查。」

　　政治局會議開始的時間快要到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還沒到。周恩來就親自來到陳伯達他們接見造反派的會議室，一來抓緊這十幾分鐘的時間聽一聽，二來催促陳伯達他們及時結束來開會。

　　周恩來進去時，接見已是尾聲。陳伯達他們誣陷陶鑄的話已經講過了，周恩來沒有聽到。

　　開完政治局會議后，周恩來在大會堂東會議室接見軍隊院校的群眾代表，勸說他們取消將在5日召開的矛頭指向葉劍英、陳毅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接見一直持續到深夜。

　　晚上8時，周恩來中斷與軍隊院校學生代表的談話，到毛澤東處開會。

　　會後，毛澤東突然問周恩來：「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么子回事？」

　　周恩來知道，江青說的是四天前的那件事。他向毛澤東彙報了事情的經過。

　　那天晚上10點多鐘，專程來京的「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在中央文革一夥的策劃和慫恿下，突然闖到中南海西門，揚言要陶鑄立即接見。否則，就全體絕食。

　　在當時「要保護革命小將」的旨意下，一些造反派動不動就以絕食來要挾中央領導人。

　　陶鑄也無可奈何，只好去接見。地點在國務院小禮堂。

　　一進會場，陶鑄就發現氣氛不對。沒有歡迎的掌聲，沒有被接見的敬意與笑容，只有一種批鬥「走資派」時才有的瘋狂與粗野。人群騷動著、激顫著，像被困的餓狼望見了群羊。

　　接見開始時，陶鑄提出：「你們要求我在許多問題上表態，我是即席講話，有些問題考慮不很周全，傳出去不好。因此我提三點建議：一是不要搞錄音，會後雙方協商搞一個談話紀要；二是讓被揪來京的中南局書記李一清參加；三是派出代表提問，集中回答問題。」

　　然而，有恃無恐的造反派一條也不接受，故意和陶鑄對著干。

　　在亂鬨哄的喧囂聲中，一造反派頭頭跳上前來，指著陶鑄叫嚷：「陶鑄，今天是我們叫你回答問題，而不是你接見我們。所以，對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你必須老老實實回答！」

　　陶鑄強壓著怒火，嚴正地說：「同學們今天對我採取這樣的形式是不恰當的，我是政治局常委，我堅持認為今天的會是接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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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資格來接見我們？我們勒令你立即回答問題！勒令！」

　　……

　　不論陶鑄怎麼說，造反派就是不答應。陶鑄還不知道，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忍耐和努力都是徒勞，因為造反派今天來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來聽陶鑄回答問題的，而是來想方設法激怒陶


鑄，使他落入中央文革一夥事先設好的圈套。

　　衝突越來越尖銳，陶鑄終於被激怒了。他憤怒地說：「你們這樣強迫我，我們還有什麼商量的餘地？我以個人的身份，向你們這種做法提出抗議！」

　　造反派一觸即跳，他們有的胡呼亂喊，有的強行衝上前搶奪錄音帶，有的甚至上前要揪走陶鑄。會場秩序亂成一片。

　　現場警衛人員見狀，擔心出現意外，忙上前維護秩序。按照警衛制度，他們身上是帶著武器的。

　　擁擠之中，造反派觸摸到了警衛人員掛在身上的槍。於是，造反派藉機擴大事態，當即一片尖聲鼓噪：

　　「槍！他們身上帶著槍！」

　　「陶鑄動用武力對付我們革命群眾了！」

　　「陶鑄拿槍對準了手無寸鐵的革命群眾！」

　　……

　　整個會場，陷入一片混亂。

　　此時，周恩來正在另一地方接見哈爾濱「紅色造反團」。他接到工作人員的報告后，很不放心，即以電話通知李富春，要他立即趕到會場去。

　　周恩來還派自己身邊工作人員趕往會場幫助做工作，說：「要保護好陶鑄同志，千萬不能讓紅衛兵揪走。」

　　後來，陶鑄被迫承認自己「態度不冷靜」，給了造反派一個台階，這場長達6個多小時的「接見」才得以結束，陶鑄才得以脫身。

　　周恩來見毛澤東詢問這件事，心中頓時明白了江青等人在毛澤東面前告了陶鑄的陰狀。在向毛澤東彙報完事情的經過後，周恩來平靜地回答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受了脅迫，壓不住火，態度有些不好。」

　　「哦！是態度有些不好。」毛澤東也就沒再說什麼。

　　從毛澤東處出來后，周恩來邊走邊琢磨毛澤東就陶鑄之事的詢問。他心中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陶鑄是在「文革」初期從廣東省調來中央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宣部部長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八屆十一中全會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炮打司令部」后，劉少奇、鄧小平雖然還是政治局常委，但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黨和國家的重任就壓在了周恩來的身上。鑒於這樣一種局勢，在討論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時，周恩來建議讓陶鑄來協助他處理黨和國家的日常事務。

　　周恩來和陶鑄有過長期的接觸，深知陶鑄的才幹、品德和作風。他性格耿直，旗幟鮮明，辦事乾脆，敢於「放炮」。1961年10月11日，他在中南區高級知識分子座談會上疾呼：「我們老是講人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看要到此為止了。現在他們是國家的知識分子、民族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建設的知識分子。因此，我建議今後在中南地區一般不要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名詞了，這個名詞傷感情。」周恩來對陶鑄放的這一「炮」頗為讚賞。

　　毛澤東採納了周恩來的建議，並在審閱政治局常委名單草案時，親自用紅筆把陶鑄的名字勾到周恩來的名字之後、陳伯達名字之前。此後，陶鑄在搏擊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浪中成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

　　還有，陶鑄性格耿直，說話不拐彎，敢於向中央文革一夥「開炮」。

　　為此，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的人對陶鑄大為不滿，多次刁難陶鑄。

　　他們先是唆使造反派大造揪出陶鑄的輿論，繼而又在會上明目張膽地圍攻陶鑄。

　　於是，一些造反派有恃無恐地包圍中南海，貼出了「把中央第四號人物揪出來」等攻擊陶鑄的標語口號。

　　為此，在1966年11月8日，周恩來把北京大專院校紅衛兵第一、第二、第三司令部的代表召集到一起，提出嚴厲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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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周恩來說：「你們把中南海的兩個西大門都包圍了，還貼了大字標語，說陶鑄『青雲直上』，這是封建主義思想。陶鑄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員，為什麼不能來中央工作？你們還說『把中央第四號人物揪出來』，這是什麼口號？你們是怎樣看待毛主席的學生和戰友的？你們這樣寫，我不同意。」

　　一造反派起來大聲嚷嚷：「陶鑄說衛生部黨委不是黑幫，這是錯誤的！」




　　周恩來說：「陶鑄講衛生部黨委不是黑幫，這句話並沒有錯誤，你們為什麼還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還要有集中。陶鑄是十一中全會新選舉出來的中央常委，難道毛主席親自領導主持的十一中全會也不對嗎？現在中央和國務院的兩個大門被圍得不好開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門都開不了，走小門，我看了很難過。」

　　1966年12月27日，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周恩來主持政治局會議。中央文革的全部人馬都來了。會議的議題本來是給王任重提意見的。

　　王任重，原本是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深得毛澤東的賞識。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被調來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但很快被中央文革一夥視為異己而遭打擊。陶鑄為了給王任重解脫困境，給毛澤東寫了個報告，建議王任重不再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職務，回中南局去工作。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

　　會議開始時，中央文革一夥給王任重提了點意見。但很快矛頭陡轉，把火燒向了陶鑄。先由王力、關鋒、戚本禹打頭陣，然後是張春橋、姚文元一陣橫掃，最後是陳伯達、江青、康生等主將出馬，「重炮」轟擊。這回他們是老賬新賬一起算，批判陶鑄派工作組鎮壓群眾，保走資派；並第一次給陶鑄扣上了兩頂大帽子：「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

　　參加會議的其他政治局委員一看這樣一種陣勢，都明白這是事先早就布置好的政治預謀。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神色嚴峻，只是聽著。待中央文革一夥「炮轟」完后，周恩來意味深長地看了李先念、李富春一眼，說：「其他同志呢，也說兩句吧！」

　　李先念、李富春等明白，周恩來是暗示他們說兩句話，為陶鑄解脫。

　　「老陶的問題，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問題。」李先念說了一句。這就是說，陶鑄不是路線問題。

　　「我看讓老陶回中南局工作算了。」李富春稍停了下，又寓意深長地說：「你寫給主席的報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嗎？」

　　李富春的批評，是想給陶鑄一個台階下。

　　陶鑄壓不住心頭的怒火，借著李富春的話，抒⒃諦刂謝?苟嗍鋇拿破?骸罷飧鮁?櫻?思一乖諛搶鐫趺垂ぷ髀錚∩硤逵幟敲床緩謾Ｎ銥剎皇悄侵致渚?率?娜耍∧馨鎰芤?鍶艘話崖錚?饈親鋈俗釔鷳氳囊惶酢！?/p>

　　這就是陶鑄的本色。

　　中央文革一夥又不依不饒，揪住陶鑄不放：「陶鑄，你說清楚，誰是落井下石的人？……」

　　堂堂的政治局會議被中央文革一夥鬧成了吵架會。周恩來雙眉緊蹙，只好宣布散會。

　　毛澤東得知江青等人的所作所為後，親自出面保了陶鑄，批評了江青。

　　那是在兩天之後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對陶鑄說：「陶鑄，你為什麼不說你是犯了很不理解這一條錯誤呢？」毛澤東又對在場的其他與會人員說：「陶鑄到中央后，工作是積極負責的，忙得很，做了很多工作。陶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未經中央正式討論，就說他犯了方向路線錯誤，隨便在會議上批判，是違反組織原則的。」

　　在場的周恩來聽了，輕輕地長舒了一口氣。

　　然而，僅僅過了三天，江青狀告陶鑄「鎮壓群眾」的事為什麼又使毛澤東關注起來呢？周恩來不得不頗費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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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說，瀰漫在周恩來心頭的不祥預感是敏銳的。幾個小時之後，周恩來的不祥預感就成了觸目驚心的事實。

　　周恩來回到大會堂東會議室，繼續剛才中斷的對軍隊院校學生代表的接見。

　　此時，在中南海西門，亂鬨哄地炸開了鍋。人頭攢動，數千人的聲浪和汗臭氣一起翻卷


。

　　傳單飛舞。造反派向過往行人散發一張張印著通欄大標題「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傳單。傳單上面寫的是1月4日下午中央文革小組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時誣陷陶鑄的講話。

　　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喊：「打倒陶鑄！」「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並宣讀傳單上的講話。

　　陶鑄此刻不在家。等他忙完工作從外頭回到中南海時，已是深夜12點了。家中忐忑不安的夫人曾志趕忙訴說了中南海西門所發生的一切。

　　望著曾志託人要回來的那張傳單，陶鑄被這突如其來的打擊擊懵了。他連忙打電話給周恩來詢問是怎麼回事。

　　周恩來正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首都工作小組會議，同有關負責人商談做好接待紅衛兵工作和北京衛戍區看管被「打倒」的幹部問題。

　　儘管早已有不祥的預感，但接到陶鑄的電話，周恩來還是大吃一驚。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的事，他是知道的。但他壓根不知道他們來了這麼一手。

　　事情太突然了，周恩來需要先了解一下情況。他安慰陶鑄說：「別著急，我正在同有關同志開會，會議結束后我再打電話給你。」

　　開完會後，周恩來迅即向有關方面了解了情況，證實了陶鑄所反映的已是事實。

　　周恩來的心情像灌了鉛似的沉重。他對陶鑄的境遇深為擔憂，更為自己又要失去一位得力的助手而憂心忡忡。

　　凌晨5時，周恩來打電話把陶鑄召到了西花廳。

　　周恩來神情沉重地說：「江青他們的講話我也是剛剛了解了一下才知道的。昨天，我們分手后，我去給陳郁同志打了個電話，後來見他們接見紅衛兵，我坐下來聽了一會，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經講過了，我沒有聽到。」

　　「主席是否知道？」陶鑄的眼中閃出最後的一絲希望。

　　「不知道。不過，昨天我去主席那裡，主席曾問我，江青說陶鑄鎮壓群眾，這是怎麼回事？我向主席彙報了那天事情的經過，我說不是鎮壓群眾，是陶鑄態度有些不好。主席說：『哦，是態度有些不好。』也就沒再講什麼了。」

　　陶鑄的眼神黯淡了。他明白，江青他們向毛澤東告了那天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團」一事的狀。

　　周恩來關切地囑咐陶鑄：「這幾天你就不要出去了，在家好好休息，外面的紅衛兵正要揪你，不要惹出麻煩。」

　　送走陶鑄，周恩來來到中南海西門接見要揪陶鑄的造反派。這時，已是凌晨5點半。

　　周恩來對造反派說：「天快亮了，同學們大家都沒有睡覺。我心裡很難過，因此沒法談問題。你們各單位派代表留下你們的地址，我一定在兩天內同你們見面，這個地方實在沒法談問題。你們在這個地方也很冷，你們不走我也沒法睡覺。你們的大喇叭不要再喊了，吵得毛主席沒法睡覺，我一直不贊成在北京裝大喇叭。」

　　「那陶鑄的問題怎麼辦？」一個造反派頭頭說。

　　「陶鑄的問題我還要向毛主席請示，還要經過中央討論。陶鑄同志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們現在這樣做不合適。」周恩來嚴正地說。

　　在陶鑄被打倒的最初日子裡，周恩來連續3次接見要揪斗陶鑄的代表，勸阻他們的揪陶行動，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保護曾與自己搏擊狂風惡浪的戰友。

　　周恩來反覆對造反派強調：「陶鑄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現在你們舉行批判陶鑄的大會不合適，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還沒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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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在1月23日接見首都大中學生代表時，周恩來當著江青、陳伯達的面說：「陶鑄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來的，我沒有根據不信任他。」

　　然而，周恩來在艱難的處境中心有餘而力不足。陶鑄最終還是落入了江青一夥的魔掌。1969年4月3日，周恩來從中央警衛局的報告中得知陶鑄病重，立即追問並責成有關部門寫出報告。4月5日，周恩來在中南海門診部送來的《關於陶鑄的病情報告》上批：「擬同意送入


三0二醫院，進行保密治療。即呈主席批閱。我是看了4月3日警衛局的報告才知陶的病狀較重，經追問后，送來這一報告。」陶鑄的病被確診為胰腺癌后，周恩來又指示要積極治療，並指定上海第一醫學院的董芳宗主任擔任手術主刀，三0一醫院的陸准善主任為第一助手，阜外醫院的麻醉科主任負責麻醉，北京醫院的內科主任也參加醫療小組。組成這樣陣容的醫療小組，在當時國內確是第一流的，也是很不容易的，體現了周恩來對陶鑄的苦心關懷。──這是后話，暫不多敘。

　　堂堂的一個政治局常委轉眼之間就這樣不可思議地突然被打倒了。陳毅、譚震林、李先念等來到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家，詢問這是怎麼回事？李富春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常委沒有討論。

　　這四位副總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已明白了事情的八九。他們激憤地議論說：「這些傢伙把老幹部打倒，把幾個副總理和老帥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總理了。」

　　幾位副總理的眼光是敏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