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知道點

七言絕句，王江寧與太白爭勝毫釐，俱是神品。
　　——明代王世貞《全唐詩說》
　　王龍標七言絕句，自是唐人騷語，深情苦恨，襞積重重，使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惜人不善讀耳。
　　——陸時雍《詩鏡總論》
　　晚唐人薛用弱寫的《集異記》中記載了「旗亭畫壁」的文壇佳話。開元年間的一個冬日，王之渙、王昌齡與另外一位詩人高適來到一家名為「旗亭」的酒館把酒高談，適逢十幾位梨園伶人在這裡聚會，王昌齡便提議，她們每唱一首我們的詩就在牆壁上做一個記號，最後比比看誰的詩作被歌女們呤唱得最多，誰就是最優的。前面的幾位歌女吟唱的都是王昌齡兩部作品，高適的一部作品，王之渙自以為享譽盛名已久，可是仍然沒有伶人唱他的詩，於是便指著最漂亮的歌女說，那些普通的歌女唱的都是下里巴人，如果她不唱我的詩作我就甘拜下風。須臾，那位絕代佳人發聲，唱的正是王之渙的《涼州詞》。這個故事表明了在開元年間王昌齡的七絕已傳唱於伶人樂工之口。
　　 王昌齡，字少伯。京兆長安（今陝西西安）人。據有限的史料考知，王昌齡的先祖在南朝時曾頗為顯赫，但至王昌齡家道式微已久。他很小就為養家糊口而憂慮奔忙，有時甚至不免躬耕之苦。王昌齡自己也曾感嘆：「久於貧賤，是以多知危苦之事。」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登進士第，任秘書省校書郎。他與李白及當時邊塞詩派、田園山水詩派的主要人物過從甚密，唱酬不斷。他曾到過西北邊塞，看到戰爭之殘酷，將士之凄慘，朝廷之窮兵黷武。開元二十二年，中博學宏詞科，授汜水縣尉。二十七年，被貶嶺南，途經襄陽，孟浩然有詩相送；經岳陽，有詩送李白。次年回長安，又出為江寧縣丞。數年後貶為龍標縣尉，李白有詩遙寄。安史之亂中王昌齡從任上歸家，路過濠州時，這個本應被時代所尊崇的大詩人竟被忌才的刺史閭丘曉殺害，時年58歲。
　　王昌齡擅長七絕，被人們譽為「七絕聖手」。葉燮在《原詩》中說：「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王昌齡的七絕，短短四句詩，卻寫得形象、鮮明、生動，內涵豐富蘊藉，往往勝過萬語干言。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是他的邊塞詩。他的從軍經歷，使他對邊塞生活相當熟悉，因而寫起來得心應手。
　　他的邊塞詩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出塞二首》、《從軍行七首》。
　　《出塞二首》其一：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徵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此詩上溯秦漢，下迄盛唐，上下千年，起意高遠。以這樣長遠的時間和空間作背景，縱觀古今，然後緊接著便擺出全詩的主調：譴責朝廷用將不當，斥責邊將守備無能：「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史記·李將軍傳》記載著「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王昌齡藉此典故來諷喻當今邊塞守將的昏庸無能。正因為現實中沒有李廣那樣的良將守邊，才造成戰火不斷、士兵不歸的惡果，反映了人民要求保衛國家、抵抗侵略的願望。如此豐富的內容和深厚的情感，壓縮在短短四句詩中，意脈細密曲折而情氣疏宕俊爽，28字，總結了歷史的教訓，提出了現實的問題，意境開闊，氣象雄渾，音調激越，確實是「驚耳駭目」的傑作。
　　《從軍行》之二：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別情。撩亂邊愁彈不盡，高高秋月下長城。
　　王昌齡曾明確地提出：「詩一向言意，則不清及無味；一向言景，亦無味。事物景與意相兼，始好。」他在自己的創作中，總是刻意追求：「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短短的四句詩，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情韻無窮的藝術境界：在一個深秋的夜晚，晚風習習，軍營中征戍者奏起了新的樂曲，跳起了歡快的舞蹈，但戍邊者所感受到的卻「總是關山舊別情。」儘管調子再新，舞姿再變花樣，也驅不散戍邊者內心的無限惘悵，反倒更添一番新愁。此詩抓住守衛邊塞的士兵的一個娛樂場面，經過有意的深描，就把士兵的離愁悵惘，寫得活靈活現。邊疆軍營中的樂舞，本是為了使他們忘卻憂愁，激起士兵們的歡樂之情與無畏死傷的勇敢之心的。但是，沉溺在痛苦之中的靈魂，已然麻木，對任何「新聲」已經無法感應。征戍者的愁情實在太多、太深，越聽「新聲」，憂愁越被撩起，詩人通過「撩亂邊愁彈不盡」，把他們的內心痛苦揭示得十分顯豁。雖述邊愁，卻別開生面，一改黃昏向晚，獨坐戍樓，湖風撲面，遐思凝望之景，而是軍中作樂，琵琶彈奏，舞姿翩翩，通霄盡歡的場景。既是寫「邊愁」，卻又寫到「起舞」，豈不是苦中作樂嗎？柳宗元說：「嬉笑之怒，甚於裂毗；長歌之哀，過於痛哭。」此詩所表達的心情，正是如此。詩人把自己對當朝皇帝窮兵黷武的譴責之情，通過寫征戍者因軍中宴樂而引起的複雜感情曲折地表現了出來。末句以景結情，在無可奈何中，抬頭遙望，月照長城，莽莽蒼蒼，綿亘起伏，景象壯闊而悲涼。這種「可憐閨里月，長在漢字營」的複雜感情，好像一汪深沉的湖水蕩漾在征戍者的心頭。詩人攝取軍中宴樂這一邊塞的生活細節，以樂寫哀，收到了極佳的藝術效果。
　　

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杜甫
　　「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常橫經籍書，製作不倦」的李白是盛唐時期的一位天才詩人，在他年少時，隨家從碎葉遷居蜀之綿州昌隆縣（今四川江油縣）。蜀中屬於道教氣氛濃郁的地方，青城、峨眉的好幾位著名道士，在開元年間很受朝廷重視。少年李白的家附近的紫雲山是道教勝地，青城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這樣的環境對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響非常大。他說「家本紫雲山，道風未淪落」（《題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他說他「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興》八首其五）。道教的影響，幾乎伴隨他一生。
　　另外，蜀中又是一個有著俠士風氣的地方，對李白也有很深的影響。劉全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說他「少任俠，不事產業，名聞京師」。魏顥《李翰林集序》甚至說他「少任俠，手刃數人」。他自己也說：「結髮未識事，所交盡豪雄，……託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李白在其《敘舊贈陸調》詩中曾敘述了一件他年輕時與人打架的事。那大概是他第一次去長安時，在長安北門，被一群鬥雞的長安無賴給糾纏上了，李白與陸調二人同這群人大打出手，后終因寡不敵眾，陸調先衝出重圍，將官憲引來，才將李白救出。他的青少年時期，就是在隱居、仙游、任俠中度過的。
　　25歲起「辭親遠遊」，仗劍出蜀。開元十五年，他娶故相許圉師孫女為妻。3年後，即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李白由南陽啟程入長安，這時他正好30歲。李白初入長安為期約3年。他隱居在終南山，廣為交友，希望得到王公大人的薦引。那時唐玄宗之妹玉真公主別館就設在終南山，常有文人雅士（其中包括王維、儲光羲等名詩人）去作客。李白結識了這位公主，希望得到引薦，卻未能如願以償，終於怏怏離去。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夏，李白沿黃河東下，先後漫遊了江夏、洛陽、太原等地。二十四年，又舉家東遷，「學劍來山東」（《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他在寓居任城時，曾與孔巢父等人會於徂徠山酣飲縱酒，人稱「竹溪六逸」。后又漫遊河南、淮南及湘、鄂一帶，北登泰山，南至杭州、會稽等地，所到之處，形諸吟詠，詩名遠播，震動朝野，最後連天子也被驚動了。
　　天寶元年秋，在玉真公主的薦引下，唐玄宗下詔征李白入京，供奉翰林。這是他一生中最為得意的時期，但這位傲岸的詩人很快就遭到了宮廷權貴們的忌恨。1年後他就開始遭到讒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書情贈蔡舍人雄》），「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玉壺吟》），這些詩句都是他當時險惡處境的寫照。天寶三載春，李白被放還鄉。這一次他在朝中任職的時間只有1年多，但卻使詩人對社會的認識發生了深刻變化。從此「浪跡天下，以詩酒自適」。在洛陽，與杜甫相遇，結下了千古傳頌的深厚友誼。兩人同游梁、宋，在那裡又遇高適，懷古登臨，縱酒射獵。之後，他在齊州請北海高天師授道蓚，再次舉行入道儀式。這時他的思想是複雜的，既悲慨不平，「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贈蔡山人》）。對朝廷充滿不滿與失望的情緒，但又關心國家命運、積極入世，希望建立功業的心情並沒有消退。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爆發，李白正在宣城（今屬安徽）、廬山一帶隱居。次年十二月他懷著消滅叛亂、恢復國家統一的志願應邀入永王李幕府。後來永王謀篡獨立，觸怒了肅宗，李白也因此獲罪，被系潯陽（今江西九江）獄，不久流放夜郎（今貴州桐梓一帶）。途中遇赦得歸，時已59歲。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帶。61歲時，聽到太尉李光弼率大軍出鎮臨淮，討伐安史叛軍，還北上準備從軍殺敵，半路因病折回。次年他在當塗縣令李陽冰的寓所病逝。
　　李白的樂府有種種不同的風格，有些是很頹廢的，很悲觀的醉歌，如《將進酒》、《襄陽歌》；有些是很美的艷歌，如《長相思》；有些是飄逸奇特的遊仙詩，如《懷仙歌》；有些是沉痛的議論詩，如《戰城南》；有些是民歌，如《長干行》；有些卻又是個人的離愁別恨，如《客中行》、《靜夜思》、《贈汪倫》、《金陵酒肆留別》。樂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樂府起於民間，而文人受了六朝浮華問體的餘毒，往往不敢充分運用民間的語言與風趣。而李白認清了文學的趨勢，有意用「清真」來救「綺麗」之弊，所以他大膽地運用民間的語言，容納民歌的風格，很少雕飾，最接近自然。
　　李白的絕句隨口而發，頗多神來之筆，風格壯美，大氣磅礴，雄奇浪漫，而且充滿自然明快的優美情韻。他爽朗的性格，自由自適的氣質，反映到他的絕句里，就形成了清新飄逸的情思韻味。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一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把一個水、月、白雲連成一體的紛繁琉璃世界，和在這個世界里產生的天馬行空式的奇妙想象，寫得如此明凈秀美，如入神仙境界。他又有一種與自然融為一體的氣質，以其天真純樸的赤心，與山水冥合。無論寫景言情，都具有一氣流貫的俊逸風神和爽朗情韻。如：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望廬山瀑布》）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望天門山》）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早發白帝城》）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總之，李白是那個時代的驕子、盛世的歌手、偉大的浪漫主義者。他的詩歌以蓬勃的浪漫氣質表現出無限生機，出色地扭轉了初唐以來的詩歌趨勢。李白對後世有著巨大的影響，他那「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超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強硬人格，那「戲萬乘若僚友，視同列如草芥」的凜然風骨，那與自然合為冥一的飄逸情韻，吸引著無數士人。由於他以才力寫詩，憑氣質寫歌，他的詩風事實上是無法學習的。在中國詩歌史上，李白有著不可替代的不朽的地位。

史家只載一時事迹，詩家直顯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
　　——浦起龍《讀杜心解》
　　鋪陳始終，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
　　——元稹
　　浣花溪邊，風景秀麗，林塘優美，細麥輕花，一派田園風光。這裡就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聖地，俗稱「杜甫草堂」。「背郭堂成陰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鳥將數子，品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這就是杜甫結束了4年的顛簸生活后，對自己的安身之地所作的描述。草堂是杜甫一生中少有的安定寓所。
　　杜甫，字子美，原是河南鞏縣人，生長在一個傳統的官僚家庭，杜甫十三世祖杜預是晉代明將名儒，祖父杜審言是初唐著名詩人，而且官拜膳部員外郎。其父親杜閑為袞州司馬、奉天縣令，母親是當時著名學者崔融的女兒。在如此顯赫的家庭里，杜甫接受了正統的儒家文化熏陶，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也曾自豪地稱為「奉儒守官，未墜素業」。杜甫從小就下苦功讀書，7歲學詩，15歲揚名。在35歲以前，他過著讀書與漫遊的生活。這既是為了增長閱歷，也是為了交結名流、張揚聲名，為日後的進仕作準備。20歲時他就結束書齋生活，開始他的漫遊生活。他先後遊歷了吳、越、齊、趙、梁、宋等。天寶三年他與李白在洛陽相識，杜甫比李白小11歲。兩個人性格不一樣，但是，共同的志趣和愛好使他們成為親密的好友。隨後在宋地他們又遇到高適，三位高才談詩論文，攜手同游，結下深厚的友誼。這一時期的《望岳》和《畫鷹》表現出詩人的樂觀自信和青春朝氣。
　　天寶五年，杜甫志豪氣壯地來到長安，準備一展平生抱負，但是等待他的卻是冷酷嚴峻的現實。那時候正是奸相李林甫掌權的時候；李林甫最忌恨讀書人，怕這些來自下層的讀書人當了官，議論起朝政來，對他不利，於是勾結考官，欺騙玄宗說這次應考的人考得很糟，沒有一個夠格的。唐玄宗正在奇怪，李林甫又上了一道祝賀的奏章，說這件事正說明皇帝聖明，有才能的人都已經得到任用，民間再沒有遺留的賢才了。因此杜甫在原本象徵讀書人出路的科舉之途上受到了巨大的挫折。後來幾經周折他才得一管理軍械庫房的小官，所謂右衛率福州曹參軍。在此期間，杜甫作詩百餘首，其中《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傑作，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夕的各種社會矛盾，展示了危機四伏、盛世將逝的國家政治形勢，因而也就奠定了杜甫的客觀寫實的創作方向和沉鬱頓挫的藝術風格。
　　安史叛亂，時局劇變。杜甫攜家逃難，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逃亡時期是杜甫生活經歷最艱難、最危險的時期，也是他思想感受最豐富、最深刻的時期。隨後，長安、洛陽雖然被官軍收復了，但是安史叛軍還沒消滅，戰爭還很激烈。唐軍到處拉壯丁補充兵力，把百姓折騰得沒法過活。有一天，杜甫經過石壕村（在今河南陝縣東南），時間已經很晚了。他到一家窮苦人家去借宿，接待他的是老農夫妻倆。半夜裡，他正翻來覆去睡不著覺的時候，忽然響起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杜甫在房裡靜靜聽著，只聽到隔壁那個老人翻過後牆逃了，老婆婆則一面答應，一面去開門。進屋的是官府派來抓壯丁的差役，他們厲聲吆喝著，問老婆婆說：「你家男人到哪裡去了？」老婆婆帶著哭聲說：「我的三個孩子都上鄴城打仗去了，前兩天剛接著一個兒子來信，說兩個兄弟都已經死在戰場上。家裡只有一個兒媳和吃奶的孫兒。你還要什麼人？」老婆婆講了許多哀求的話，差役還是不肯罷休。老婆婆沒有法子，只好讓差役將自己帶走，到軍營去給兵士做苦役。天亮了，杜甫離開那家的時候，送別的只有老農一個人了。
　　杜甫親眼看到這種凄慘情景，心裡很不平靜，就把這件事寫成詩歌，叫《石壕吏》。在這部作品中表現出鮮明生動的形象和熾熱灼人的情感互為表裡、和諧統一。他特別注重鋪陳手法的運用。這首傑作正是鋪陳到底，全無比興，但是由於詩人善於將自己的褒貶與愛憎、震驚與感嘆、怨憤與憐憫、悲痛與無奈，全都溶入「有吏夜捉人」這一事件中，老翁翻牆、府吏發怒、老婦哭訴等等情節的具體描寫，而未加任何主觀議論，因而全詩顯得形象逼真，情節感人，恰如一幕精品話劇，各個人物的舉止聲情真切可聞、歷歷在目。
　　他在華州的時候，前後一共寫過6首這樣的詩，合起來叫做「三吏三別」（《石壕吏》、《潼關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在這卓絕千古的「三吏」「三別」中，杜甫以憂國憂民的複雜心情，以「詩史」特有的「實錄」的筆墨，反映了當時特殊的社會狀況：百姓在經歷叛軍的催殘后，又經受著官府大肆徵兵的苦難；人民不滿官府的兇殘，卻又忍受著痛苦承擔起殺敵衛國的責任。漂泊西南時，杜甫仍然心繫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悲歡，根據自己的見聞與感受，以熾熱的情懷繼續描寫當時的社會現實，從而以「安史之亂」為軸心展示出更廣闊、更完整的歷史面貌，完成了以「詩史」補充和修正史傳的千秋重任。
　　杜甫是盛唐後期大亂年代造就的偉大詩人。他直面殘酷的現實，客觀真實地描繪了那個多災多難的時代面貌，同時在詩歌藝術方面，他轉益多師，元稹說「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使仲尼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所以他兼有各家之所長，為後世詩歌樹立起了不朽的典範，因而杜甫被尊為「詩聖」。

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瞭然，照諸幻之空也。
　　——蘇轍
　　禁省、觀寺、郵侯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夫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元稹
　　白居易「幼聰慧絕人，襟懷宏放」，「五、六歲便能為詩，九歲諳識音韻；十五、六……苦節讀書，二十未已，晝課賦，夜讀書，間又課時……以至口舌生瘡，手肘成胝」。16歲時，他來到了長安，懷詩文一篇去拜謁當時的名士顧況，受到迎門禮遇。顧況聞他名居易，便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居恐不易。」及讀到這首詩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時，大為讚賞，說有這樣的文筆，居長安不難。這首詩，確見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28歲在宣城參加鄉試之後，他步入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在仕進上曾一帆風順。29歲時，以第四名及進士第，31歲時，試書判拔萃科，與元稹等同時及第，與元稹相識，從此成為莫逆之交。35歲復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次年冬季，授翰林學士。就在授翰林學士這一年前後，娶楊虞卿妹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遺。在此期間，白居易關注國事得失，關心百姓疾苦，積極參與政治。特別在三年左拾遺任上，他表現出飽滿的政治熱情，不僅「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害無不言」，而且「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寫有以《秦中吟》、《新樂府》為代表的大量諷喻詩。
　　元和九年，白居易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后因上疏請急捕刺武元衡者，為宰相所惡，被貶為州刺史，又為中書舍人王涯所讒，追詔再貶為江州司馬。此次連續被貶，對白居易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和教訓，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為避禍遠嫌，「不復愕愕直言」，「世事從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以遊歷山水、作詩為事，慕起陶淵明來，希望作個隱逸詩人，並轉而事佛，企圖從佛教中求得解脫。雖然後來又被召回長安，但他很快請放外任，以官為隱。
　　白居易的名篇麗句不但在國內廣為流傳，而且遠傳國外，日本嵯峨天皇，曾大量抄寫吟誦；雞林（新羅國）賈人出重金搜求白詩。自從有詩以來，其作品為外國人士所珍視，白居易可算是第一人。在白居易的詩歌中以其感傷詩《長恨歌》最為有名，它和此前產生的《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共同代表著中國古代敘事詩的最高成就。相傳長安的歌伎因為能吟詠《長恨歌》而增價。
　　《長恨歌》是一曲愛情毀滅的悲歌。白居易作《長恨歌》其意「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詩的主題是「長恨」。從「漢皇重色思傾國」起，第一部分敘述安史之亂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終於得到了楊氏。而楊氏由於得寵，雞犬升天。並反覆渲染玄宗之縱慾，沉於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釀成了「漁陽鼙鼓動地來」的安史之亂。這是悲劇的基礎，也是「長恨」的內因。
　　「六軍不發無奈何」起為第二部分，具體描述了安史之亂后，玄宗倉皇出逃西蜀，引起了「六軍」駐馬要求除去禍國殃民的貴妃。「宛轉娥眉馬前死」是悲劇形成的關鍵情節。楊氏歸陰后，造成玄宗寂寞悲傷和纏綿悱惻的相思。詩以酸惻動人的語調，描繪了玄宗這一「長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淚下。
　　「臨邛道士鴻都客」起為第三部分，寫玄宗借道士幫助於虛無縹渺的蓬萊仙山中尋到了楊氏的蹤影。在仙景中再現了楊氏「帶雨梨花」的姿容，並以含情脈脈，托物寄詞，重申前誓，表示願作「比翼鳥」、「連理枝」，進一步渲染了「長恨」的主題。結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深化了主題，加重了「長恨」的無奈。
　　這部文學作品最精彩的地方是把稱頌愛情與諷喻貪愛聯繫在一起，如前所述，詩歌的描述一面是「卿卿我我」的愛情，一面是貪愛怠政的惡果。我們很難截然分辨出哪是體現李、楊愛情的地方，哪是體現李、楊怠政的地方，甚至一句詩、一個詞語也可作兩方面的理解，例如：「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我們可以認為，此乃描寫李、楊愛情濃烈，也可以認為，此乃鋪敘李、楊荒淫無度。我們必須看到，正是李、楊的愛情荒敗了朝政，招致了「漁陽輩鼓動地來」和楊玉環的「宛轉蛾眉馬前死」。李隆基雖然捨不得自己昔日「愛如珍寶』的妃子死去，但面對護駕的「六軍」，想救卻「救不得』。如何『以天下之王，不能庇一弱女」，這是因為「蛾眉」與「六軍」的力量對比懸殊，更是因為「六軍』不是如安祿山一樣的邪惡勢力，它代表著正義，是不容對抗、不容否定的力量。李隆基正是在一方是所愛，一方是正義的對峙的兩難境地，才感到痛切心腹的「無奈何」的。這裡沒有單純的善與惡的衝突，有的只是兩種同樣有價值的東西的交鋒。
　　可以說，《長恨歌》中飽含的那一份無可奈何的感傷至楊妃之死已傳達出來了，但作品並未就此結束，緊接著是對玄宗對楊玉環的傷心蝕骨的無盡思戀和李、楊人間天上生死不渝的深情的生動描繪。正是李、楊對愛情堅貞執著的追求和「天長地久有時盡」而分離卻永無終期的深沉悲哀，使無可奈何的感傷上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愈是飽含淚水不懈地追求與思戀，其分離就愈具有悲劇意義；其分離愈具有悲劇意義，使人冥冥之中感到的那一份無可奈何的心靈負荷愈沉重，感傷的心靈愈豐富。「南內凄涼」與「海上仙山」的描繪，其功能像一個放大器，把無可奈何的感傷加強了。

長恨歌

白居易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

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

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翠華搖搖行復止，西出都門百餘里。

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

花鈿委地無人收，翠翹金雀玉搔頭。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

黃埃散漫風蕭索，雲棧縈紆登劍閣。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無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聖主朝朝暮暮情。

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

天旋日轉回龍馭，到此躊躇不能去。

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君臣相顧盡沾衣，東望都門信馬歸。

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

春風桃李花開日，秋雨梧桐葉落時。

西宮南內多秋草，落葉滿階紅不掃。

梨園弟子白髮新，椒房阿監青娥老。

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

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鴛鴦瓦冷霜華重，翡翠衾寒誰與共。

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

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

為感君王展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里夢魂驚，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

雲髻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玉，一別音容兩渺茫。

昭陽殿里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

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

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
　　——沈德潛《唐詩別載集》
　　春天的洛陽，熏風醉人，百花盛開，到處是一派蓬勃的生機。意氣風發、才華橫溢的李商隱發現在堂兄李讓山的鄰居家有一個非常清新純潔的少女——柳枝。她活潑好動，多才多藝，「作天海風濤之曲，幽憶怨斷之音」。這個年輕詩人的心被深深地打動了。李商隱請求和委託堂兄用一種極具詩意的方式去叩開少女漸漸覺醒的青春心扉。
　　在某一個春日，李讓山在柳枝家南邊柳樹下下馬，忘情地高聲朗誦李商隱的《燕台詩》。《燕台詩》有《春》、《夏》、《秋》、《冬》四首。無論哪一首都是情深意切，旖旎動人的好詩，抒寫著少年情懷。柳枝被如此生花妙筆打動了，她「手斷長帶，結讓山為贈叔乞詩」。第二天，讓山帶商隱去和柳枝見面。為了避人耳目，以免產生不必要的麻煩，他們裝作無意邂逅的樣子，並且約好三日後相見。可是，他們並沒有如約相見。一個和李商隱約好同赴京師的朋友，惡作劇地拿著他的行李先走了，致使李商隱無法按原定計劃留下等待三天後和柳枝會面。柳枝的失望和悲傷可想而知。就在這一年的冬天，李商隱在長安得知了柳枝的不幸遭遇：柳枝已經被鎮守東都的大官奪走了。在悲憤傷心之餘，詩人提筆寫下了五首小詩和序，即《柳枝詞》，來紀念純潔善良的情人。
　　李商隱政治上的失意潦倒，生活經歷中愛而不得和得而復失的悲哀，使他常被一種感傷抑鬱的情緒糾纏包裹。年輕的他雖負才名，深受天平軍節度使令狐楚的賞識，又被涇原節度使王茂元招為女婿，可是，當時朝廷牛李黨爭十分激烈，令狐楚父子屬於牛黨，王茂元則傾向於李黨，李商隱以令狐楚門人身份結親王氏，因而被謫為「背恩、「無行」。所以在這朋黨之爭的夾縫中倍受壓抑。死時年僅46歲。
　　李商隱一生寫了600多首詩。《無題》詩尤其受到人們的稱讚，代表了他最高的藝術成就和風格。標目「無題」或用篇首二字標題的詩，如《錦瑟》、《碧城》等，也屬無題詩一類。以上此類的詩有70餘首，這些大都為描寫男女相愛的題材，語言精妙，意境深微，朦朧隱曲，形象優美。有的旨意難明，另有寄託。這些作品，吸引著千百萬讀者，為之細讀玩味，讚賞不已。
　　其中的《錦瑟》是一首傳頌千古而又是歷代注家爭論不休的「朦朧」詩。1000多年來，人們對這首詩的理解，各抒己見，臆測紛紜。有人認為這首詩是為令狐家名叫錦瑟的侍婢而作；有人認為是歌詠瑟聲的音樂意境；有人認為是悼念亡妻的；有人認為是傷感唐室殘破的。更準確的解釋，此篇乃是自傷寄託之詞。這首詩是李商隱罷官後退居鄭州病逝之前所寫的絕筆詩，作於大中十二年（858年），時年46歲，結合詩人的生平經歷：回首一生遭遇，感傷身世，寄託情懷。詩人身世的悲愴，理想的幻滅，愛情的悲劇，人生路途的迷茫和無窮的遺恨，一併括在詩的形象之中，撥動了每一個讀者的心弦。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庄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開頭兩句，由錦瑟起興，象徵著自己的悲涼的一生，引起對華年往事的追憶。古瑟花紋錦繡，聲調凄涼。「無端」二字寫出作者內心無限的憤懣，功名未就，風月蹉跎。作者一生有兩件大為傷心之事：一是捲入牛、李之爭的政治旋渦不能自撥，因而導致仕途坎坷，終生潦倒；一是愛情的曲折，終生悲劇，心灰意冷。詩人自傷政治上的失敗，愛情的憂思，雙重苦痛，引起了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
　　頗頸二聯，共用了四個典故，寫華年之思的具體內容。以虛幻的形象，創造出朦朧的境界，用象徵隱喻的手法，寫自己不同側面的身世感概。第三句用《莊子·齊物論》中庄生夢蝶的故事，呈現了一種人生的恍惚，作者用這個典故所顯示的意象，說自己的一生因卷在牛、李兩黨的政治鬥爭的旋渦中，猶如幻夢，感到迷惘；第四句用《華陽國志》中蜀王望帝化為杜鵑，每到春天便悲啼不止、直至出血的故事，包含了一種苦苦追尋而又毫無結果的悲哀；李商隱藉此神話傳說，寫此二句，是說自己一生政治生活和戀愛失意，只能借詩歌抒寫出來，把自己的滿腔悲債，通過望帝杜鵑之口悲啼泣血，宣洩自己難言的憂憤和痛苦。第五句用《博物志》裏海中鮫人泣淚成珠的故事，藉此來抒寫自己人才埋沒、遭時不遇的悲哀。第六句雖不知出自何典，但中唐人戴叔倫曾以「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形容可望而不可即的詩景。詩人用藍田日暖，寶玉生煙的美好意境，比喻自己早年種種美好的願望，在慘酷的現實面前，使得一切終如雲煙，可望不可即，暗喻雖有才能，卻被棄置，不得施展。這一聯抒發作者對美好理想的執著追求而又無法實現的悲哀。
　　尾聯二句，情味婉曲，深摯哀痛。是說以上種種凄愴欲絕的情懷，痛苦執著的追求，終成泡影幻滅。面對現實，只能成為歡情含悲的回憶了，終不禁惘然若失。痛定思痛，不堪回首。這是李商隱的一生總結，是離開人世之前的絕命之詞。

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勛。
　　——李商隱《杜司勛》
　　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於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可雲特立獨行之士矣。
　　——洪亮吉《北江詩話》
　　杜牧一生浪漫多情，留下許多風流佳話。他進士及第以後，聽說湖州美女如雲，就去那裡遊覽。當時的刺史是他的老朋友，就將全城的妓女都找來，任他挑選，結果一個也沒有看上；刺史又專門為他舉行了一次龍舟大賽，引出了全城姑娘都來觀看。他沿岸觀察，還是沒有看到中意的。傍晚意興闌珊時，忽然看到一位老太太領著一個10多歲的小姑娘，馬上驚為天人，遂前去求親，並約定10年後來娶。果然他於14年後來做刺史了，但一打聽那個姑娘早已嫁人了，並且已經有了孩子。為此，他不無遺憾地感嘆「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蔭子滿枝」。
　　後來在揚州做節度史的牛僧儒請他去做書記，他白天辦公，夜晚去風流。他自己很同情歌妓的命運，也是見不得與歌妓離別的。在離開揚州時，他寫下了3首詩，總結這段生活，即《遣懷》和《贈別》（兩首）。杜牧在後人心目中是以風流才子著稱的，關於他的風流韻事更為後人所津津樂道。然而知人論世，首先就要了解他所處的時代和他的身世。
　　杜牧出生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皇帝昏庸，大臣傾軋，藩鎮割據，宦官專橫。朝廷內朋黨相爭，宮市為害。這樣嚴峻的現實，杜牧衝擊其間，在他的政治生涯與文學活動中自不能不有所反映。另外，杜牧出身於名門望族，據考證杜牧是西晉杜預的第16代孫。有意思的是，杜牧與杜甫同為杜預的後裔，只是支派相去很遠。杜牧的祖父杜佑，也是一名著名人物，他官至宰相，並注有《通典》一書。杜牧家學深厚，他自己也是才華出眾，少有才名，當時朝廷中不下20人爭相為他宣揚名聲。早年的他關心國運民生，曾經注意探討財賦、兵甲、治亂和興亡問題。他在《郡齋獨酌》詩中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抱負：「豈為妻子計，未去山林藏？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弦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膻一掃灑，兇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在他的歌詠中，感時傷世、憂國憂民是重要的思想內容。
　　在杜牧26歲參加進士考試時，他就攜帶他的《阿房宮賦》去謁見太學博士的吳侯陵，吳閱完當即贊道「真乃君王輔佐之才」。爾後這篇《阿房宮賦》成為震古爍今的代表作。金聖嘆評論道：「窮奇極麗，至矣盡矣！卻是一篇最清出文字。文章至此，心枯血竭矣。逐字細讀之！」眾所周知，杜牧所作《阿房宮賦》是因為「寶曆（唐敬宗年號）大起宮室，廣聲色」，故「假借秦事以諷之」。作者在這篇文章里，懷著飽滿的政治熱情，無情地揭露了秦始皇驕奢淫逸的生活，他以豐富的想象，凌空的角度，潑墨如雲地描寫了宮廷之富、建築之宏，宮女之多，歌舞之盛，以及宮女們裝飾之艷，望幸之殷，禁錮之嚴，命運之慘，從而乘氣蓄勢迸發出一股義憤的激流，為成千上萬的宮女發出了血淚的控訴。作者在這裡描述的藝術形象雖然是豪華富麗的阿房宮，但其筆觸情感仍處處落腳於宮女。在君主專制的封建杜會裡，宮女問題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它反映了中國婦女悲慘命運的一個重要方面；著名的平民詩人白居易也是以「怨女三千放出宮」的詩歌創作為武器參加當時的政治鬥爭的。《阿房宮賦》里洋溢著的強烈的愛憎反映出作者鮮明的進步的政治立場。杜牧敢於把矛頭對準皇帝，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全篇駢散相間，錯落有致，讀起來流暢自然而富於節奏。特別是末段熔敘事、議論、抒情於一爐。議論精闢，語言生動，氣勢充沛，感情強烈，克服了漢賦那種晦澀呆板的毛病，在晚唐仍然盛行四、六句式，堆砌辭藻的風氣下，更顯得難能可貴。
　　真正能代表杜牧詩文最高成就的是他的絕句，特別是詠史詩。杜牧的一些詠史絕句善於用翻案法。如《赤壁》、《題烏江亭》等七絕闡述了深含哲理的精闢見解，被譽為「二十八字史論」詠史詩既是史又是詩。即是「用意隱然」，從對歷史的唱嘆中看到作者思想感情的折光。如《赤壁》：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寫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杜牧借三國赤壁之酒杯，澆自己胸中之塊壘！他之所以過分強調東風的作用，乃暗喻自己知兵，而生不逢時，借史實以吐其胸中不平之氣，即含有阮籍登廣武戰場時所發出的「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那樣的感嘆，自負不凡，風格俊爽，雄姿勃發。又如《題烏江亭》：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此詩諷刺當時統治者面對外族入侵、藩鎮割據束手無策，而借題發揮，歌頌失敗者那種百折不回的精神而睥睨那些僥倖取勝的人；立論精闢，風格俊爽，令人振聾發饋。另一種詠史七絕是通過詠史來諷刺晚唐統治者的荒淫無度。如《過華清宮絕句》：「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這首詩以含蓄的手法揭露了統治者荒淫誤國的罪行但詩不直言玄宗荒淫誤國，而只用「一騎紅塵」和「妃子笑」形成鮮明對比。用「無人知」其秘密而誤以為是軍國大事來突出其荒唐可笑，通過形象描繪，收到了更強烈的藝術效果。

阿房宮賦


杜牧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鬥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卧波，未云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台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


　　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弦，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


　　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夢得佳作多在朗、連、夔、和時。
　　——《圍爐詩話》
　　元和以後，詩人之全集可觀者數家，當以劉禹錫為第一。其詩入選及所膾炙不下百首矣。
　　——楊慎《升庵詩話》
　　劉禹錫（公元772年—842年），字夢得，洛陽人。他出生於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對此他在文章中屢屢談及：「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臣家本儒素」。儒家思想要求人有進取精神，鼓勵個體積極參與政治社會活動，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 「少年負志氣，通道不從時」，與柳宗元同時登進士第。由於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命運，使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34歲的劉禹錫參與了王叔文、王任的「永貞革新」。王叔文也非常欣賞劉禹錫的詩文和人格，「嘗稱其有宰相器」。於是他們二人與柳宗元等共同成為革新派的代表人物。這些有志之士共同商榷的改革方案，順宗看完后總是言無不從。但是這些舉動引起了守舊派的強烈不滿。守舊的宦官們對革新派進行殘酷的打擊和無恥的誹謗，後來又勾結藩鎮發動宮廷政變，順宗被迫退位，致使革新運動以失敗而告終。一些思想進步的政治家有的被害，有的被貶。劉禹錫倖免於殺身之禍，被貶至朗周達10餘年。「巴山楚水凄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正是他大半生坎坷命運的真實寫照。
　　雖說劉禹錫多次被貶，但是他也未曾削弱其鬥志，反而用其犀利的筆鋒有力地回擊了宦官權貴們的相互傾軋，勾心鬥角。也正是因為他坎坷的命運與經歷，以及官場的失意，為其創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為了抒發內心的憤懣，而又遠避禍端，他假借外物來揭示人的本質，揭露了社會的灰暗現狀，為此以寓言作品來表達強烈的愛憎成為他創作的一大特色。他對中唐的政治、經濟中的諸多弊端有著很深刻的認識，這些認識構成了他寓言詩內容上的政治特色。劉禹錫的大部分寓言詩是他被貶滴在朗州期間的作品，在這些詩中可以真實地感受到詩人特有的、昂揚的精神風貌和他的思想才華。
　　劉禹錫的寓言詩有的是對中唐弊政的揭露，如《養鷙詞》、《調瑟詞》；有的是反擊政敵的，如《聚蚊謠》、《百舌吟》、《飛鶯操》；有的是表現其哲學思想的，如《有獺吟》。在永貞革新前的作品中，以《養鷙詞》比較著名。劉禹錫借這首詩來表達自己對抑制藩鎮的政治立場和主張。在首聯，劉禹錫表達自己對軍隊建設的看法：「養鶩非玩形，所資擊鮮力。」也就是說組建軍隊的目的不是為了虛張聲勢，而是為了積蓄力量，在發生外敵入侵，奸人造反的時候，用以安邦定國。然而中央政府就像那個少年「昧其理」，「日月哺不息」，而藩鎮呢，不僅擁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有充足的經濟來源，還有獨立的兵權，正因為「旦暮有餘食」，「飲啄既已盈，安能勞羽翼」，如此，那些自給有餘的藩鎮豈能再服從中央的調遣？詩中刻畫的不服從少年遣令的鷙鳥，不正是那些擁兵自重、不服從中央的強藩軍閥的形象嗎？而那個「日月哺不息」的不懂養鳥之道的少年不又是軟弱昏庸的中央政府的形象嗎？詩人在詩中還提出了自己的主張「飢則為用」，即削弱這些強藩的實權和經濟實力。
　　「二王八司馬」事件使劉禹錫徹底看清了宦官權貴們的醜惡嘴臉，他憤怒、抑鬱、震驚卻不乞憐、消沉。他憤然起筆寫就《聚蚊謠》，以群蚊形象生動地比喻了當時以宦官藩鎮為代表的保守勢力的醜惡嘴臉。他們相互勾結，聚集在一起，如群蚊般在昏暗中亂飛亂叫，「利嘴迎人看不得」，諷刺宦官權貴都善於在陰暗的角落裡搞禍國殃民的鬼把戲。他們性格殘暴兇狠，人格渺小卑瑣，他們可以在歷史舞台上喧囂一時，可以對革新人士進行種種迫害，「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眾能我傷」。但是「天生有時不可遏」，這些醜類最終逃不脫可悲可憐的下場；「清商一來秋日曉，看爾微形飼丹鳥」，寫得十分辛辣尖刻，預示了趾高氣揚、害人虐物的守舊派必然遭到滅亡的可悲下場。
　　劉禹錫不但善寫政治諷喻詩，同時他廣泛汲取民歌的營養，他對巴蜀風情與風俗的描繪與展示，也是其他唐代詩人筆墨未至、鋤犁罕及的。他在夔州貶地創作的《竹枝詞》、《浪淘沙詞》等民歌體樂府詩，不僅具有形式上的創新意義，而且其取材也是新鮮而又獨到的。這些民歌體小詩抒寫清新自然，生動活潑，情調淳樸溫馨，意蘊深遠。如《竹枝詞》其一：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這首民歌最為世人稱道，讀起來琅琅上口。在楊柳青青的江畔，一對青年男女悄然邂逅，男子佯裝不知，就在江邊唱起了情濃意蜜的情歌，聲聲撥動著曼妙女子的心弦。在焦急中等待的女子漸漸聽出了歌中所飽含的深情，又有所懷疑。在這裡「東邊日出西邊雨」就表達出女子的複雜心情，它採用六朝民歌諧音雙關的表現手法，以「無晴」諧「無情」，以「有晴」諧「有情」，把兩種不相關的事物統一成一種耐人尋味的美妙意境，使得男女青年表達愛情的方式委婉含蓄而富有情致。
　　劉禹錫的民歌小體對後人影響很大，後世文人競相效仿，堪稱詩史上一大創舉。翁方剛說劉禹錫：以《竹枝》歌謠之掉，而造老杜詩史之地位。

陋室銘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階綠 ，草色入簾青。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財（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
　　——梁肅《補闕李君前集序》
　　何謂「古文」？所謂「古文」，就是指先秦兩漢盛行的散文，它以質樸自然、散行單句為特點，是與魏晉以來盛行的駢文相對而言的。中國古代散文第一個創作高峰出現在春秋戰國時期，湧現出了孟子、荀子、韓非子等一大批不朽的散文家，他們的創作為後世提供了典範。到了秦漢時期，出現了散文創作的第二個高峰。但是峰巔過後散文創作就進入低谷了。先秦兩漢散文雖然有著極其輝煌的成就，但是自魏晉之後，散句單性、質樸古樸的散文逐漸式微，而句式工整、詞藻華美的駢文日益發展起來。駢文講究聲律、對偶和句式整齊，豐富了文學體裁和散文表現技巧，曾給散文發展一定的有益影響。可到後來，作家們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變得只注重形式、不顧內容，駢文一味追求駢儷，並逐步凝固為「四六」文體，文壇上充斥了浮艷纖巧、空虛貧乏的作品。這一潮流沿襲到初盛唐時期，成了散文繼續發展的桎梏。
　　駢文興起，古文中衰的同時，復古運動也開始醞釀。古文運動風雲際會，與事者的文學追求頗有差異；但是在對抗六朝之文道分離，以及摒斥駢文之浮華靡麗這一點上，各家還是取得了共識。
　　在隋代，隋文帝倡導摒黜浮華，李愕上書請求革正文體，同時大儒王通提倡文章貫道，這一切作為顯示了其時朝野間已有取六朝駢儷而代之的聲音。儘管有人因文表華艷而被「付所司治罪」，「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的風尚仍無改觀。可以說是「積重難返」，幾百年間形成的文學風氣，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即便朝廷嚴加獎懲也無濟於事。更重要的是，革正文體的關鍵，不在破舊，而在立新。李愕《上隋高帝革文華書》力斥駢偶，本身卻使用標準的駢文，不無反諷的意味；真正與六朝文風決裂的王通，其追模經傳刻意仿古，又使得文章缺乏生氣。這種尷尬的局面，正是唐人所必須直接面對的。也就是說，倘若無法創造一種既實用又具有美感的新文體，那麼所謂「革五代之徐習」便只能是一句空話。
　　至唐初陳子昂大張「復古」旗幟，在力矯六朝詩風的同時，嘗試文體革新。他針對晉以來「文章道弊」、「彩麗競繁」的弊病，倡導「漢魏風骨」，打擊浮艷文風。他的《諫政理書》、《諫雅州討盛羌書》都是散體名篇。此後，蕭穎士、獨孤及、梁肅、柳冕等盛唐諸家，都在理論上強調文學應當「宗經」、「體道」，成為韓柳古文理論的先導。王維的《山中與裴秀才迪書》、元結的《右溪記》等，代表著文章由駢文入散的時代風尚。但是這一時期沒有形成一支足以左右文壇的古文作家隊伍，所以還不足以與駢文相抗衡。
　　直到中唐年間，韓愈、柳宗元才把古文運動推向高潮。韓愈鑒於儒家衰微、佛道盛行的現狀，高舉儒學復古的旗幟，樹立了從堯、舜、禹、湯、溫、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統」，倡導恢復儒家正統地位，形成一股影響廣泛的社會思潮。韓愈、柳宗元主張文與道合，道是內容，文是形式；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應當為道服務。韓愈曾說「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他將「古道」與「古文」綁在一起，而且強調先「道」后「文」。不管是否出於真心，古代中國的讀書人，都將兼濟天下放在閉門著述之上。對於熱心仕途經濟的韓愈來說，著書立說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韓柳別開生面的古文，遠比其理論提倡重要得多，因為它「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見異思遷而復見賢思齊」。
　　他們又主張文體革新。這其中有四個層次。其一是反對駢文「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啽哢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其二是提倡先秦兩漢的古文，韓愈「非三代秦、兩漢之書不敢觀」，「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柳宗元認為「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但他們學古卻不泥古，韓愈提倡「含英咀華」，「師其意不師其辭」。柳宗元反對「榮古虐今」，「漁獵前作，戕賊文史」，因為他們提倡復古的目的在於創新。其三，他們都重視「文」的作用：「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並對「文」提出具體要求：「唯陳言之務去」，「惟古於詞必己出」，「文從字順各識職」。語言獨創，文從字順，使韓柳所倡導的「古文」，既繼承又區別於先秦兩漢的古文。其四，對作家的創作要求。一是要有認真嚴肅的創作態度。韓愈為文，「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皆其醇也，然後肆焉」。柳宗元為避免文章「剽」、「弛」、「雜」、「驕」等弊病，慎防「輕心」、「怠心」、「昏氣」、「矜氣」。
　　古文運動不僅是一場文學運動，更是思想運動，提倡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打破僵化的形式束縛，為宣傳新思想服務。其實古文運動也是儒學復興運動，為宋代的新儒學運動做了鋪墊和準備。總之，古文運動是我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個轉折點，它的一整套理論與實踐對後世散文創作產生了深遠影響。

柳氏貶永州「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泛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
　　——韓愈《柳子厚墓誌髴》
　　夫古之善記山川，莫如柳子厚。
　　——茅坤
　　柳宗元青年時代就立下雄心壯志，仰慕「古之夫大有為者」，嚮往於「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於民，垂不滅之聲」。他25歲時已是「文章稱首」的長安才子，剛考中了博學弘辭科，又與禮部郎中楊憑之女新婚，逐步成為文壇領袖，政壇新銳。在其後的幾年裡，柳宗元又成為了當時皇帝的老師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堅分子，以熱情昂揚、凌勵風發的氣概，準備施展自己「輔時及物」、「利安開元」的抱負。然而，由於順宗皇帝李誦即位時就已經中風，說話也不清楚，雖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與藩鎮勢力強大，所以革新只實行了幾個月，就以失敗而告終。元和四年八月，反對革新的太子李純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貶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議認為處之太輕，又改貶永州司馬。當時同時被貶的包括劉禹溪等人共有八位，史稱「八司馬事件」。
　　「永貞革新」的失敗對政治上躊躇滿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擊，但對於他的文學創作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當時的永州「草中狸鼠足為患，一夕十頓驚且傷」，相當於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所謂的「永州司馬外置同正員」，其實是個編製外的閑職，沒有官舍也沒有具體的職務。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廟，未及半載，母親也逝世了。除了精神上抑鬱悲憤，正當壯年的柳宗元身體也越來越差，諸病纏身，虛弱到了「行則膝顫，坐則髀痹」的程度。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給了柳宗元很大的慰籍和寄託，他很快從悲觀與失意中振作起來，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並和田翁農夫相交，遠離了政壇上的明爭暗鬥，回歸到田園詩意般的生活，他認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樣的為世人所遺棄和漠視，寫出了許多千古傳誦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評價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說：「炎難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了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確實，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傷的十年，卻是他文學創作最豐富和哲學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寫抑鬱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閑適之作。《永州八記》是柳宗元山水遊記的代表作，也是我國遊記散文中的一朵奇葩，其藝術魅力歷久彌新。
　　永州山水，在柳宗元之前，並不為世人所知。但這些偏居荒蕪的山水景緻，在柳宗元的筆下，卻表現出別具洞天的審美特徵，極富藝術生命力。正如清人劉熙載在《藝概·文概》中所說：「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固宜。」柳宗元時而大筆揮灑，描摹永州山水的高曠之美，使寂寥冷落的永州山水給人以氣勢磅礴之感。
　　《永州八記》對自然美的描繪，貴在精雕細刻出一種幽深之美。八記描寫的大都是眼前小景，如小丘、小石潭、小石澗、小石城山等，柳宗元總是以小見大，猶如沙裡淘金，提煉出一副副價值連城的藝術精品。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記》對小石潭周圍環境的描寫，「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槍幽邃」，創造出一種空無人跡的山野清幽之美。又如《石渠記》對小石渠之水流經之處細膩的刻畫，在長不過十許步的小水渠上，一處處幽麗的小景，美不勝收。逾石而往是昌蒲掩映、鮮苔環周的石泓，又折而西行，旁陷岩石之下是幅員不足百尺、魚兒穿梭的清深的小水潭，又北曲行，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竹。
　　筆筆眼前小景，幽深宜人，展示出永州山水的特有風姿。柳宗元曾經說：「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他的意思就是說雖然因永貞革新遭挫，但作者未改本色，於是借山水之題，發胸中之氣，洗滌天地間萬物，囊括大自然的百態，在用筆讚賞山水美的同時，把自己和山水融化在一起，藉以尋求人生真諦，聊以自慰。因而，柳宗元在《永州八記》中刻畫永州山水的形象美、色彩美和動態美，不是純客觀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山水自喻，賦予永州山水以血肉靈魂，把永州山水性格化了。可以說，永州山水之美就是柳公人格美的藝術寫照，物我和諧，匯成一曲動人心弦的人與自然的交響華章。
　　《舊唐書·柳宗元傳》說，柳宗元「下筆構思」，「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精裁密緻可以概括《永州八記》結構之美。8篇遊記，整體構思，一氣貫通。文章以西山之怪特開始「然後知吾向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發筆，通過對西山周圍山水景緻的描繪，袁家渴附近山水小景的刻畫，最後，到《小石城山記》向蒼天發出「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的質問，對整個八記作結。8篇遊記每篇多各以不同的方式與上篇相關聯，前後呼應，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的藝術整體。如前四篇，首篇寫了西山宴遊之後，第二篇就以「鑽拇潭在西山西」起筆，自然銜接，毫無斧鑿的痕迹；第三篇又以「潭西二十三步」發端，同上篇相連；第四篇則以「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開篇。這就以西山為起點，向西出遊，接連出現了三處勝景，一處連一處，一景接一景，給人以目不暇接之感。更令人折服的是，八記前後四篇相隔三全夕久，而作者巧妙組合，猶如一氣呵成，毫無間隔之弊。

李唐群英，惟韓文公之文、李太白之詩，務去陳言，多出新意。
　　——張表臣《珊瑚鉤詩話》
　　民間曾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韓愈上任潮州刺史時，正逢大雨成災，洪水泛濫，田園一片水茫茫。一天，他到城外巡視，只見北面山洪洶湧而來，心想這山洪如果不堵住，百姓難免損失慘重。於是他騎著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勢，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隨從張千和李萬緊隨他的馬後，凡馬走過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為堤線的標誌。韓愈插好了堤線，就通知百姓，按著竿標築堤。百姓聽了十分高興，紛紛趕來，豈料一到城北，就見那些插下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條山脈，堵住了北來的洪水。從此，這裡不再患水災了。百姓紛紛傳說：「韓文公過馬牽山。」這座山，後來就叫做「竹竿山」。
　　韓愈不僅為官勤政，而且在文學上貢獻卓絕，被後人評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北宋文學家蘇軾說韓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這幾句評語是韓愈一生的寫照，前兩句是讚揚韓愈領導的「古文運動」對文學的歷史貢獻；后兩句是稱頌韓愈的忠勇愛國精神。
　　韓愈字退之，河陽人。他3歲而孤，由嫂鄭氏撫育成人，25歲進士及第，後任監察御史。韓愈是非觀念極強，性格木訥剛直，昂然不肯少屈，這使他在步入官場后的一次次政治旋渦中屢受打擊。所以不久他就因上書陳說關中災情被貶為陽山（今屬廣東）縣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參軍，國子監博士，后隨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亂，遷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諫憲宗迎佛骨被貶潮州刺史。穆宗時，任國子監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在韓愈的一生中，他為官勤政親民，為師身親躬行。另外，他作為文壇詩壇的領袖，廣交文友，提攜獎掖，不遺餘力，在他周圍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文風相近的文人。他不僅力贊比他年長的孟郊，還獎拔比他年輕的賈島，又鼓勵李賀這位天才詩人，並為他因避父諱而不得參加科舉而大聲疾呼；此外，他還與皇甫湜、盧仝、樊宗師、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而且，韓愈針對唐朝時期駢體文占統治地位的狀況，為了扭轉文風，恢復秦漢時散文的優良傳統，他與柳宗元發起了「古文運動」。
　　古文運動使當時的文壇猶如吹進一股清新的春風，立即鼓舞了作家們的士氣。韓愈也率先垂範，帶頭寫起了新式的散文，創作出了一大批震古爍今的散文名作。韓愈的散文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語言鮮明簡煉，新穎生動，為古文運動樹立了典範。他的文章風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韓文分論說、雜文、傳記、抒情四類。他的論說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為主要內容，邏輯性強、觀點鮮明、鋒芒畢露。《師說》、《原毀》、《爭臣記》是代表作。他的小品文筆鋒犀利、形式活潑，《雜說四·馬說》充分體現了他的這一特點。韓愈的傳記文繼承《史記》傳統，敘事中刻畫人物，議論、抒情妥帖巧妙。《張中丞傳后敘》是公認的名篇。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絕調，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
　　韓文之美，在於浩然氣勢渾浩流轉之中，又能呈現出一種寬裕從容之風姿，形成一種特別的美。像《張中丞傳後序》記述安史之亂時，張巡許遠死守唯陽，屏障江淮，捍衛天下的事迹，駁斥造謠中傷張許的流言，全篇文章氣勢浩然。其中一段記張巡部將南霽云：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相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唯陽之人，不食月徐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磚半箭，日：「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泅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末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
　　此篇文字，從乞師、就義二事，刻劃南霽雲義烈勇武的品格，栩栩如生。在此，南霽雲、張巡兩位歷史人物的凜然正氣，與作者景仰先烈的情感打成一片，形成文章的浩然氣勢，所以激動人心。其中插入「愈貞元中過泅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二句，其時空內容，是從金戈鐵馬的戰爭，瞬時切入和平的生活。其藝術效果，是為讀者給出低徊深思的徐地。論審美感受，則是在渾浩流轉的氣勢之中，呈現出從容寬裕的風姿。這就見出大手筆的藝術涵養。
　　韓文之美，在於「以龍淵之利議於割斷」。文學批評貴有判斷，判斷力取決於修養，只有當判斷主體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修養，才能夠精闢判斷具有高度造就的對象。並且意味著，精闢的判斷，本身就具有一種美。《師說》一文就可以盡顯韓愈的判斷之美。
　　《師說》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又云：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又云：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這三條教育哲學命題，分別判斷教師的作用、教師的本質、師生之關係，皆寥寥數語，而斷制分明，涵義完整、深刻，富於創新。如「無貴無賤」，「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一命題，即是以道德文化高於階級的涵義，對孔子所提出的「有教無類」這一命題，及其中所包涵的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意義，作出了創造性發展。這些命題，在我國教育史上，是一言而為天下法。惟其簡練精闢，所以美。

「畫屏金鶴鴿」，飛卿語也，其詞品似之。
　　——王國維《人間詞話》
　　不要根據條規和原則進行，只畫你所觀察到和感覺到的，……最好不要失掉你所感覺到的第一個印象。
　　——法國印象派畫家畢沙羅
　　溫庭筠才華橫溢，每次參加考試的時候，總是押官韻作賦，能八叉手而成八韻，因此，當時人稱「溫八叉」。因為溫庭筠作詩不打草稿，攏袖憑幾，每賦一韻，一吟而已，所以科場中人又稱他為「溫八吟」。更有趣的是，考試的時候，溫庭筠不僅自己八叉手成八韻，還為鄰鋪假手，據說每次都能救數人，即在考場幫助左右的考生。另外，溫庭筠才思敏捷，擅長對對子。一次，李商隱得一上聯「遠比召公，三十六年宰輔」，正苦無下聯的時候，溫庭筠說，「怎麼不對『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唐宣宗曾經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沒人能對上，溫庭筠當下就用「玉條脫」來給對上；詩中又有藥名「白頭翁」，溫庭筠以「蒼耳子」為對，大獲皇帝的褒揚。
　　然而溫庭筠生活放蕩不羈，好譏刺權貴，多觸忌諱，屢試不第。他行為放浪，喜歡出入秦樓楚館之地，與歌妓舞女為伴，這種行為被講究德行的一般士大夫所不齒，從而權貴不願與他交往。他又任性不馴服，不但不依附權貴，也不奉承權貴來換取功名富貴，而且一有機會就公然諷刺當朝權貴。也正因為如此，他失去很多發達的機會。在唐宣宗時，溫庭筠曾代令狐袊作《菩薩蠻》20首獻給唐宣宗，本有通過令狐袊顯赫的機會，因為當時宰相令狐袊地位顯赫，眾人攀附，但是溫庭筠瞧不起令狐袊，屢有諷刺。他說令狐袊是「中書堂內坐將軍」，諷刺令狐袊不讀書，沒有學問，根本與其位不相稱。這些話得罪了令狐袊，於是他上奏宣宗說溫庭筠有才無行，不宜取中進士。溫庭筠前後三次參加進士考試，每次都名落孫山，這與他得罪權貴，沒有人為他力薦有很大關係。
　　溫庭筠的詩與李商隱齊名，並稱「溫李」，然而溫庭筠實不如李。而溫庭筠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通過他詞來奠定的。他以其香軟密麗的詞風、較高的藝術成就和對詞體的開拓之功，被後人稱為花間派鼻祖。像《菩薩蠻》這種濃艷香軟、綺麗精美的作品代表了溫詞的主導風格，這種風格與當時鏤金錯彩之美的社會風氣及溫庭筠自身風流浪蕩的個性氣質緊密相聯。他的詞常常創造出一種帶有幻夢、沉醉、頹廢、感傷、神秘感的美，這種美既清遠又艷麗，既清晰又朦朧，且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端莊之美，而是一種帶有勾魂攝魄的魔力之美。
　　《菩薩蠻》多寫婦女的閨情綺怨，細緻地描寫她們的容貌、服侍和情態。比如：
　　水精簾里頗黎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日天。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剪。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整首詞述說了一位楚楚動人的女子在情濃如斯的室內，似有所失，也似有所悟，推窗望去，江上柳如煙，雁飛殘月天。又是一個凄清的曉風殘月之景，可是，「此情只待成追憶」，昔日的景色，留下的只有美好的回憶。可今天，風景依舊，人卻惘然。
　　詞的上闕寫居室女子的心情意趣，卻純用景物裝成。或水精，或玻璃，或暖香，或鴛鴦錦，或柳如煙，或殘月天。景亦濃亦淡，相輔相成，人物的情思也就孕育在其中。詞的第一句是對居室環境與氛圍的描寫，描寫水精簾里的清新潔凈，水晶制簾，玻璃制枕，澄澈晶瑩，一片清明。錦被上綉著鴛鴦，質地花紋都極為華麗，綉鴛鴦也昭示了主人公的一種理想，一種寄託。此句中惹夢之「惹」字用得很妙，很生動，喚起人們活潑的想像，也寫出了女子的嬌慎與嫵媚。暖香繚繞，惹夢之嬌嗔，而夢之被惹又由於環境之香氣馥郁而來，則其夢境可想而知。此二句分寫居室內的情景，一淡一濃，淡者澄澈晶瑩，濃者無限纏綿。環境的清新潔凈，情思的旖旎纏綿，兩相對照，相得益彰。
　　詞在音律上也很有特色，一、二句用「枕」「錦」為上聲「寢」韻，幽抑曲折，三、四句的「煙」「天」用上聲「先」韻，輕鬆，愜意，似在幽抑中透出了光明。這光明乃由眼前景、當年情組成。音節由幽抑而至輕快，景物卻由室內的華麗轉為室外的凄清。華麗的現在不等於有了幸福，凄清的過去卻因為有了愛而顯得充實。這也是一組矛盾，卻透出了藝術乃至人生的辯證法。
　　下闕過渡到對女子的正面描繪。「藕絲」寫衣飾，用「秋色淺」匹配，仍以淡色為主，與水精簾、頗黎枕遙相呼應。「人勝」寫女子頭上的裝飾，「參差剪」喻指高低不平的花形裝飾，富有立體感。滿頭配飾，濃麗華艷，與暖香、鴛鴦錦相關聯。香紅，在這裡指的是花，但紅以香襯之，有顏色也有氣味，兩鬢插花，色彩鮮艷，香氣襲人。「玉釵頭上風」，頭戴玉釵，兩鬢插花，滿頭裝飾，在風中搖曳，給人以裊裊翩翩之感，進一步喚起了人們的想象與美感。下閨雖寫人，但人物始終沒有正面出場，作者只是借服飾、裝飾摹寫出人物在其間的感受。
　　溫庭筠的詞題材狹窄，思想性不高，然而藝術成就斐然。清代的劉熙載曾在《藝概》中給予溫詞以極高的評價，他說：「溫飛卿詞，精妙絕人。」他的詞成為成功脫離開詩的一種獨立的文學樣式，並奠定了「詞為艷科」的基本風貌。

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
　　——白居易《酬微之》
　　微之以絕代之才華，抒寫男女生死離別悲歡之感情，其哀艷纏綿，不僅在唐人詩中不多見，而影響及於後來之文學者尤巨。
　　——陳寅烙《元白詩箋證稿》
　　元稹，字微之，與白居易齊名，並稱「元白」，同為新樂府運動倡導者。元稹25歲（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時，與白居易同登書判拔萃科，俱授秘書省校書郎，從此訂交。而在史書中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們詩筒傳韻的風雅趣事。其間，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元稹任越州刺史兼浙東觀察使。二人詩筒往來，唱和甚富，酬唱頻繁。所謂「詩筒」就是將詩放在竹筒內，以詩代書，往返傳遞，互致問候，互通章訊。白居易《與微之唱和來去常以竹筒貯詩陳協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揀得琅琊截作筒，緘題章句寫心胸。隨風每喜飛如鳥，渡水常憂化作龍。粉節堅如太守信，霜筠冷稱大夫容。煩君贊詠心知愧，魚目驪珠同一封。」介紹了詩筒傳韻的方式和內容，表達了他們喜欣、惺惺相惜的內心。
　　元稹為北魏鮮卑族拓跋部後裔，8歲喪父后，隨母鄭氏遠赴鳳翔，依倚舅族。當時家貧無師，由母親教授，並從姨兄學詩誦經，15歲以明兩經擢第。次年得陳子昂《感遇》詩及杜甫詩數百首讀之，始作詩。元和元年（806年）元稹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他的政治生涯也頗多坎坷，全因為他為官忠於職守，為民請命，政績顯著，敢於彈劾不法官吏，因而遭到更大的忌恨。最為著名的是他充劍南東川詳覆使時因彈奏劍南東川節度使嚴礪，名動三川。在同州1年，他均定土地稅籍，減輕了百姓負擔。在浙東7年，他上疏奏罷歲貢海味，均定稅籍，興修水利，政績顯著。
　　元稹不但在政治上頗多作為，而且他多才多藝，擅長書法、音樂，尤長於詩，宮中殯妃最愛唱他的詩，呼為「元才子」。他自己還開創了「元和詩體」，將唐代詩歌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風致宕逸的艷麗小詩，是元詩的重要方面，這些詩雖然歷來指為輕靡，但也是最富於藝術色彩的。而其中悼亡詩則出於真情實感，深至真切，不應以艷情目之，情感細膩，意象明麗，哀感頑艷。誠所謂「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陳寅烙在《元白詩箋證稿》說：「微之以絕代之才華，抒寫男女生死離別悲歡之感情，其哀艷纏綿，不僅在唐人詩中不多見，而影響及於後來之文學者尤巨。」長篇則如《夢遊春》，短詩則如《離思》。
　　元稹不光在詩歌方面享有「海內聲華並在身」的聲譽，而且他還是傳奇小說的倡導者。他的《鶯鶯傳》文筆優美，刻畫細緻，在民間流傳最廣，而且後世戲曲作者也用它的故事人物創作出許多戲曲。據傳：元稹於貞元十五年（799年）在子河中府任職，恰逢河中絳州節度使渾鹼逝世，軍人因喪而騷亂，其間元稹保護了「崔鶯鶯」一家，並與鶯鶯相愛。貞元十九年元稹以書判拔萃科登第后，與韋叢結婚，遺棄了鶯鶯。小說《鶯鶯傳》又正好作於次年（804年）九月。
　　小說中張生性格溫良、儀容端美，是飽負經綸的才子，而崔鶯鶯是出身沒落士族之家的少女，內心充滿了情與禮的矛盾。張生旅居蒲州普救寺時發生兵亂，而同寄寓於寺中的遠房姨母，鄭氏生命財產遭受威脅，張生竭力救護。在鄭氏謝恩的家宴上，張生對鶯鶯一見傾心，寫情詩托侍婢紅娘傳遞。鶯鶯回復詩文，約他幽會。張生欣然赴約，卻因「非禮之動」遭鶯鶯斥責，然而數日後鶯鶯卻主動投人張生懷抱。后張生赴京應試未中，滯留京中，與鶯鶯情書來往，並互贈紀念物以表深情。但遇到高門望族的太子少保韋夏卿的幼女韋叢時，張生終於變了心，誣衊鶯鶯是天下之「尤物」，認為自己「德不足以勝妖孽」，只好忍情拋棄了她。一年多以後，張生另娶，鶯鶯也另嫁。一次，張生路過鶯鶯家門，要求以「外兄」見她，遭鶯鶯拒絕。當時人還稱讚張生「始亂終棄」的行為是「善補過者」。小說作者顯然是站在張生的立場，美化張生，為他負心薄悻的行為進行辯護。據前人考證，張生即作者的化身，元慎是以自己的親身感知與體驗來寫這個人物的。當然小說與真人真事不能等同，但是了解這一點，就有助於深人理解作者的創作態度與張生這一藝術形象。在當時門閥制統治下，「擢進士第」以建立自己的功名，娶「高門女」以取得可靠的政治前途，是社會上盛行的最高理想。張生拋棄鶯鶯正是為了另攀高門，尋求個人的功名仕途。張生的朋友們雖然讚賞鶯鶯的才華人品，但囿於等級制的士族婚姻禮法，他們又表揚張生能忍情，認為他拋棄鶯鶯的行為是理所當然的。這種矛盾的根由就在於門閥制度。
　　《鶯鶯傳》的思想意義遠遜於同期《李娃傳》、《霍小玉傳》，但是，它宣揚「才子佳人式」的愛情模式，藝術成就突出，頗受歷朝文人的賞識，對後代文學影響很大。

二主詞，中主哀而不傷，後主則近於傷矣，然其用賦體不用比興，後人亦無能學者也。
　　——吳梅《詞學通論》
　　溫飛卿之詞，句秀也；韋端己之詞，骨透也；李重光之詞，神秀也。
　　詞至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
　　——王國維《人間詞話》
　　世人一提到李煜的為人和思想則概而論之為亡國之君「苟且偷安」、「縱情聲色」、「侈陳游宴」、「迷戀宮廷豪華生活」，詞作「只是追懷過去宮廷生活的享受，沒什麼可取」等等。如此評價是否公正呢？其實李煜雖失其為君，卻未失其為人，作為一個人，他的人品和為人處世，還是應當給予肯定的。面對強敵與淫威之主，他雖無力也未能抗爭到底，但卻並非一味屈服；身為囚徒之後，終日以淚洗面，從未曲意逢迎，一直不忘故國，而不像臭名昭著的阿斗劉禪，蜀亡被俘時，司馬昭邀宴，他竟喜笑自若曰：「此間樂，不思蜀！」最後李煜被宋太宗派人用牽機葯毒死，據說這種毒藥，人吃后狀如機弩，前仰後合，就像被拉開又放手的弓，一會直一會彎，如此數十回，便一命嗚呼。可知李煜之死，實在慘不忍睹。
　　而關於李煜之所以被宋太宗毒死，相傳是由於看了李煜作的《虞美人》一詞。詞中抒寫了亡國之痛和幽囚之悲，物是人非，境過時遷的感受。宋太宗對此詞極為不滿，因為它使得已經歸降大宋的南唐舊臣多有下泣者。他怕南唐會東山再起，所以就發生了牽機葯之事。正是「一江春水訴怨愁，愁腸吐盡命也休」。
　　陳廷掉在《白雨齋詞話》中評價李煜之詞為「於富貴時能作富貴語，愁苦時能作愁苦語，無一字不真，無一字不俊」。可以說，後主詞是他天才直感的產物，其先天不拘的才情加上後天習來的卓越的藝術描述力使他的詞呈現出「粗服亂頭不掩國色的天姿」。他的詞處處體現著不首雕鏤的本真之美。真摯之情貫穿了李煜一生的詞作，其前期詞多為帝王家的流連光景、淺斟低唱，論情感厚度無法與後期相比，但卻均為發自內心的真切感受，「不失其赤子之心」。
　　李煜前期的詞風婉轉纏綿，等被俘后，詞風一轉而成大開大闔，幽傷、懷念、哀嘆、鬱結，那種「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一向偎人顫」、「叫郎悠意憐」的情調沒有了，「無奈夜長人不寐」的描寫也沒有了，從而邁進了他作品本身的最高境界。這一時期的作品，意境大，感慨深，力量充沛，具有較大的感染力。他的《破陣子》一首，是他被押北上辭別太廟時寫的，描述了離開南唐時的情景：「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風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銷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有人認為全詞流露出作者對南唐帝王生活無限眷戀、懷念的情感，身瘦鬢白倒沒有什麼，最難忘卻的是舊時的生活一去不復返了。然而這首詞是在李煜被俘后所作以追述離別南唐之事。這首詞的上半闕極寫南唐強盛時的狀況：南唐有過廣袤的國土、富足的經濟、豪華的宮苑。而後李煜筆鋒陡然一轉，十分沉痛地說出了一句：「幾曾識干戈！」南唐國這美好的一切，都只因為自己不識「干戈」，即從來不注重也不懂得軍事而一手斷送了。詞的下半闕寫今日囚徒生活。但囚徒之苦，莫過於回首亡國受辱那一刻，因此，李煜極為典型地抓住了國破家亡、辭別祖廟、身成俘虜那最慘痛的一幕：「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這一幕，也許只有幾分鐘，但卻使他終生難忘、刻骨銘心！牢記過錯，為的接受教訓、以求進步；不忘恥辱，目的在發憤圖強、以求雪恨。這是人之常理。假如李煌早識干戈，何至今日倉惶辭廟而身敗國亡呢？他的這種實實在在的深刻反思檢討，並非「懊喪」，實為悔恨之後的覺醒。這就不難解釋後來為什麼李煜向宋稱「兒」，宋太宗還要把李煜毒死。正因為懼怕他的覺醒而招舊臣以東山再起。
　　被視為「絕命詞」的《虞美人》是各家選本推崇的李煜第一代表作：「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擾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此首詞表達了對故國一切珍美事物的眷戀，以及對往昔的追悔，眷戀與追悔不斷在其心中激蕩盤旋，詞中瀰漫著濃烈的懺悔意識，沉鬱之至，令人凄然欲絕。因而，其詞情空間充滿著枯與榮、冷與暖、死寂與生機、夢境與現實的兩極體驗，從而迷離彷徨、愁思無限。詞一開頭便責問花月，追憶往事，把讀者帶入一個現實的特殊情境中：春花秋月，小樓東風，千里明月。一切看似那麼美好，卻已物是人非、江山易主，觸動了詞人內心深處的創痛，於是，轉入想象。明月下的故國，料想雕欄玉砌應該猶在，卻已朱顏盡改，此景此情更使傷心，人愁不能已，潸然淚下。詞人的想象空間從「小樓」—「故國」—「小樓」間飛了個來回，時間也跨越了今宵—往昔—今宵的迴環變遷。就在這時空變化、虛實結合中，拓展了國破家亡的悲傷內涵。最後，以水喻愁，直抒胸臆。縱有千萬種國讎家恨、身世之感，他也只能訴諸筆端，使其成為滔滔東去的江水，難以遏止。於是，在撫今追昔、憂傷感懷中，回蕩著詞人眷戀往昔、追悔莫及而又死不屈服的凄惻音響。其情感之沉鬱深厚，力透紙背，令人心靈為之震顫。難怪王國維要說：「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

玄奘是一個運用語言的大師，描繪歷史與地理的能手……《大唐西域記》是一部稀世奇書。
　　——季羨林
　　印度歷史對玄奘欠下的債是決不會估價過高的。
　　——英國史學家史密斯
　　如果沒有法顯、玄獎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印度史學家阿里
　　中國對於周邊國家的大面積了解始於漢代，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掀起了中外交通史的第一次高潮。東晉時，法顯和尚前往西域佛國取經，掀起了中外交通史上第二次高潮。但若論行程之遠，歷時之久，還要數唐代高僧玄奘的西遊取經之行。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張騫還是法顯，對周邊國家的介紹都十分簡略，而玄奘回到長安后撰寫的反映他在西域各國所見所聞的專書《大唐西域記》，長達12卷，是現存古籍中反映周邊列國社會狀況的篇幅最長的一部，其記述之詳細、材料之豐富，都是空前的。
　　玄奘，俗姓陳，名禕，洛州緱氏（今河南偃石緱氏鎮附近）人，隋朝末年出家為僧，專力研究佛教經典，成為一位有名的高僧和佛學家。然而由於當時佛教勢力過於雄厚，李淵父子實行崇道抑佛的政策，公開宣佈道教第一，佛教第二，抬高道教地位，貶抑佛教勢力。這種環境對玄奘的觸動很大，他認為佛教遭此不幸，原因之一是佛教內部的派別之爭，只有統一佛教教義，才能平息派別之爭，而要統一佛教教義，就必須到佛教聖地天竺去尋求真經。
　　唐太宗貞觀元年（公元627年）秋，玄奘從唐朝都城長安出發，向西行進，年底到達高昌。第二年繼續西行，經凌山、熱海之險，過素葉水、邏私諸城，開始轉向南下，從今中亞南部到今阿富汗東北部，又向東經今巴基斯坦北部，到達迦濕彌羅。停留一段時間后，於貞觀三年末循印度半島北部往東南行，經過今尼泊爾南部時，他參拜了釋迦牟尼的出生地和寂滅地。貞觀五年年底，到達摩揭陀。從貞觀十年至十二年，他外出遊歷，足跡踏遍了印度半島的東部和西部，還一度進入印度半島的腹地，今昌巴爾河流域東南一帶，然後仍西行至今巴基斯坦，順印度河北上，到達克什米爾南部查謨附近的缽伐多。兩年後，又重新向東南回到了摩揭陀，繼續學業。貞觀十七年，玄奘攜帶所得的佛像和大量的佛經，經過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北部，經於闐，於貞觀十九年正月回到長安。玄奘西行，歷時19年，歷程5萬餘里，是一次舉世聞名的偉大旅行，為他完成國際性地理及歷史專著《大唐西域記》準備了條件。
　　《大唐西域記》追記了玄奘所見所聞的138個城邦、地區和國家的情況，其中110個是他親歷，28個是從傳聞得知。所記範圍十分廣闊，從新疆西抵伊朗和地中海東岸，南及印度半島和斯里蘭卡，北達今中亞南部和阿富汗東北部，東至今印度支那半島和印度尼西亞一帶。《大唐西域記》按照玄奘旅行的先後次序來追敘西域各國的情況，記述各國狀況時，還做到了詳略適宜，記小國時，簡單明了，甚至三言兩語，而遇到比較大的或比較重要的國家時，便用較大的篇幅，濃墨重彩地加以描繪。
　　《大唐西域記》所記的內容涉及到山川地形、城邑關防、交通道路、風土習俗、物產氣候、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反映了公元7世紀中亞、南亞等國的地理氣候、社會風俗、文化、宗教、經濟、物產等各種情況，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記載。玄奘每記一國必先言其方位、範圍、土壤狀況和氣候特徵，給人們提供了各國的地理和氣候概況。在社會風俗和文化方面，玄奘也作了敘述，並常能將各國的社會風俗和文化狀況與其地理氣候和經濟條件相聯繫，很有見地。《大唐西域記》在宗教方面記述尤詳，幾乎每記一國，都要記述該國的宗教狀況。玄奘對於佛教的記述和描寫，為研究7世紀中亞、南亞佛教教義、流派、雜教等情況提供了重要資料。
　　《大唐西域記》對中亞、南亞等國政治制度、經濟物產等狀況的反映，也為人們研究7世紀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歷史留下了極為珍貴的史料。在「印度總述」中，玄奘詳細地講述了印度的宮室、種姓、刑法等政治狀況，反映了印度當時的政治生活。在記述各國的經濟物產方面，《大唐西域記》也比較注意反映不同國家的農業、商業和財政等經濟狀況。
　　《大唐西域記》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巨大的。玄奘回長安時，唐太宗就下令隆重歡迎，《大唐西域記》完成後，太宗立刻表示「當自披覽」。唐政府摧跨西突厥割據政權，使巴爾喀什湖以東及以南地區重新與內地歸於統一，后又進一步遣使西行，與中亞、南亞及西亞各國建立了更廣泛的友好往來關係，這些成就的取得以及為當時外交政策的制定，《大唐西域記》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今天《大唐西域記》更是研究我國西北邊區民族歷史地理的不可缺少的材料。它所記述的100多個城邦、地區和國家中，有一部分在我國新疆境內，對這些邊區兄弟民族的記載，雖然自秦漢以來歷代史不絕書，但像《大唐西域記》這樣具有豐富內容的實不多見，其中不少記載是舉世無雙的。同樣《大唐西域記》對於研究7世紀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斯里蘭卡、伊朗以及更遠地區的歷史狀況也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近代從事中亞、南亞歷史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學者，無不把《大唐西域記》作為必不可少的基礎性史料，歐美、日本等海外學者都曾對此書進行過翻譯和研究，足見其價值之高。
　　《大唐西域記》的誕生，是中外交通史上一件劃時代的大事，《大唐西域記》以其親見親歷的特點以及詳實豐富的內容，在中外交通史和世界地理史上寫下了不朽的篇章。

神秀的偈強調宇宙的心，即道生所說的佛性。慧能的偈強調僧肇所說的無。禪宗有兩句常說的話：「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神秀的偈表現了前一句，慧能的偈表現了后一句。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
　　佛教典籍分為「經」、「律」、「論」三部分，稱為「三藏」。其中，「經藏」是以佛祖釋迦牟尼的口氣敘述的典籍；「律藏」是約束佛教信徒言行的戒律；「論藏」是佛教學者從理論上解釋佛經的著作。在浩繁的中國漢文佛籍中，只有一部被稱為「經」的，這就是中國禪宗六祖慧能的《壇經》。
　　慧能，也叫惠能，生活在唐太宗貞觀至唐玄宗先天年間，他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慧能家居嶺南，3歲喪父，家境貧寒，目不識丁，以砍柴賣柴為生。在20多歲的時候，有一天，他在賣柴回家的途中，聽到有人誦讀《金剛經》，聽后若有所悟。他問讀經人是從哪裡學來的，回答說是從禪宗五祖弘忍處學的。於是他就辭母離家，投奔佛門，來到弘忍講法的蘄州黃梅（今湖北黃梅）馮墓山寺院，要拜弘忍為師。
　　弘忍打量了一下眼前這位一身南方少數民族打扮的年輕人，問他：「你是什麼地方人，到我這裡來幹什麼？」
　　慧能回答：「弟子是嶺南人，到這裡來是為了成佛。」
　　弘忍又問：「你是嶺南人，怎麼能成佛呢？」
　　慧能回答說：「人有南北之分，但佛性並無南北的區別。我南蠻之身雖然與您這尊貴的和尚之身不同，但您與我的佛性有什麼區別呢？」
　　慧能的回答，實際上提出了人人都有平等的佛性的根本主張，深得弘忍的賞識。慧能就這樣留了下來做了一名行者。他的主要工作是做擔水、舂米等雜役，在體力勞動之餘，才能去聽弘忍講法。8個月後的一天，弘忍召集全寺僧眾，要每人寫一偈（佛經中的唱詞）。當時弟子中學業最佳並以當然的繼承人自居的神秀在牆上作了一首偈：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
　　這裡的「菩提」、「明鏡」都是指佛性。這是說，人人都有佛性，但要覺悟佛性而成佛，需要長期不懈地修鍊。
　　對於此偈，眾僧均讚不絕口，唯獨慧能不以為然，也作了一偈。由於他不識字，只好請人代書於神秀那首偈的旁邊。偈曰：
　　　　菩提本如樹，明鏡亦非台，
　　　　佛性常清靜，何處有塵埃？
　　在慧能看來，人們覺悟佛性而成佛，根本就不需要長期修行。弘忍對慧能的偈十分欣賞，認為他才真正領悟了禪宗真義，決定將慧能定為繼承人。於是，他秘密傳授給慧能《金剛經》，並將代代相傳的法衣（袈裟）傳給慧能，作為嫡傳的憑證。弘忍知道神秀一派會加害慧能，要他返回嶺南以待時機。16年後，弘忍已死，慧能拿出法衣，以弘忍繼承人的身份開始在廣東曹溪寶林寺講法。他在此間講法30餘年，影響很大。與此同時，神秀也在北方傳教，形成了禪宗南宗與北宗的對立。慧能死後，他的弟子神會等人對他的思想大力宣傳，南宗影響逐漸戰勝神秀一派，成為禪宗正宗。慧能被尊為禪宗六祖，慧能的代表作《壇經》也被稱為《六祖壇經》。
　　《壇經》是慧能應邀到韶州大梵寺，為千餘僧眾講法的內容，由他的弟子法海集記整理成書。《壇經》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多個版本。現在的研究者認為，在敦煌發現的抄寫本與法海原稿最為接近。這個抄寫本為一卷，12000餘字。
　　《壇經》系統記述了慧能所創的佛教哲學。它闡發了「心即真如」的佛性論，提出了「頓悟成佛」的方法論。據此，慧能把現實世界與彼岸世界的距離極大地縮短了，把由現實世界進入彼岸世界的方法也極大地簡化了，在佛與眾生之間，只有「一念之差」。所以《壇經》最後導出了「凡夫即佛」的宗教結論。
　　《壇經》這一套新的佛教哲學，以極其簡潔明快的方式，確立了新的成佛途徑。按照這種方式，廣大民眾不須修行，不必讀經，只要克服「一念之差」，即可得道成佛。這無疑強化了佛教的吸引力，順應了唐代中國佛教世俗化的歷史趨勢。正是這樣，慧能學派獲得了眾多的擁護者，成為唐代中期以後最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的佛教宗派。人們至今還在用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成語，便典型地反映了《壇經》精神在民眾中的深刻影響。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后，它經歷了一個中國本土化的過程。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它的有生命力的內容長久地積澱下來，成為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內容。特別是以《壇經》為代表的禪宗思想，對後世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多方面的影響。從中國古代哲學發展看，《壇經》所高揚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思想，標誌著中國古代心性之學的重要崛起，上直承孟子，下開啟宋明哲學。
　　以《壇經》為代表有禪宗思想，強調心靈的覺解和領悟的直覺，對於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禪宗思想的影響下，唐宋以後的詩人畫家，在自己的創作中往往通過對山水草木等自然景觀的描繪，呈現出心靈的躍動與精神的追求，真可謂「書畫之妙，當以神會」（沈括《夢溪筆談》），「一點塵動，是心所現」（沈灝《畫麈·筆墨》）。他們把直觀、領悟作為一種真正體現了審美情趣的創作境界和創作方法，在文學藝術創作中重視對自然的體驗、意境的追求、靈感的妙悟、凝練含蓄的表達，出現了「禪詩」、「禪畫」之說。這種新的藝術精神，規定了唐宋以來詩、畫風格及表現方式的發展方向。

晏元獻公長短句，風流蘊藉，一時莫及，而溫潤秀潔，亦無其比。
　　——王灼
　　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宮右徵，和婉而明麗，為北宋倚聲家初祖。
　　——馮煦
　　晏殊（公元991年—1055年），字同叔，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市）人。自幼聰慧過人，7歲能文，14歲以神童召試，賜進士出身。後來官運亨通，宋仁宗朝，官至宰相，他喜歡吟詩作詞，沒有多大政績，但對後學頗能提攜，范仲淹、韓琦、歐陽修等名臣皆出其門下。他以詞著於文壇，尤擅小令，他的詞作很有成就，雖然內容上不過是歌兒侍女、風花雪月的，而且充滿了富貴氣息，但表現手法很含蓄，用詞造句工穩，語言婉麗，意境優美高雅，風格蘊藉綺靡，頗受南唐馮延已的影響。《宋史》本傳說他：「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著有《珠玉詞》。其代表作為《浣溪沙》、《蝶戀花》、《踏莎行》、《破陣子》、《鵲踏枝》等，其中《浣溪沙》中「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為千古傳誦的名句。
　　詞在宋初，風氣未開，作者尚少，詞壇還很寂寞。自晏殊崛起，喜作小詞，流風所及，影響甚大。當時重要詞人如歐陽修、晏幾道都深受其影響。他的詞上繼南唐、「花間」遺緒，下開北宋婉約詞風，在詞的發展史上，有繼往開來之功，對宋代詞壇貢獻尤大。所以曾被人們稱為北宋初期詞家的「開山祖」。但是，晏殊作為一個太平宰相，大部分時間用在宴賓待客、飲酒賦詩之中，加之把填詞僅當做資助談笑的「呈藝」，因而其詞的思想內容必然狹窄貧弱，多寫些流連光景，歌詠閑適的作品。但在這些作品中晏殊仍有一些創新，如在詞中融入了更多的主觀情感和個性色彩，更注重描寫心緒，更多地把自己的身世、學養、情感、襟懷寫入這些傳統題材中，因而士大夫氣、文人氣顯得更濃了。但更高的成就還在藝術性上。晏殊詞在藝術風格上受馮延已影響最大，深得馮詞「俊」的特點，並將其發展得更為含蓄典雅、圓融溫潤。不少作品寫得風流蘊藉，溫潤秀潔，閑雅平和，含蓄委婉，富有情韻和意境。同時語言清麗，聲調和諧。他摒棄了《花間》的濃艷纖佻，又吸取了《陽春》的清麗蘊藉，從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晏殊詞擅長脫於鄙俗而寫出氣象，特別是善於以淡雅之筆寫富貴之態，以清新之筆寫男女之情，顯得神清氣遠、蘊藉雅健。如膾炙人口的《踏莎行》：「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台樹色陰陰見。春風不解禁楊花，蒙蒙亂撲行人面。翠葉藏鶯，朱簾隔燕，爐香靜逐遊絲轉。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他曾自詡道：「余每吟富貴，不言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之類是也。」（吳處厚《青箱雜記》）
　　晏詞還善於捕捉對自然景物敏銳而纖細的感受，並善於抒發由此而產生的深蘊凄婉的心緒，其高妙者還能在其中暗示出對人生的理性把握，因而顯得意境格外高遠。如：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浣溪沙》）
　　本篇上片寫「對酒當歌」，下片則近於「去日苦多」之感。持酒聽新詞，意興無窮，但突然記起：去年亦是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一樣的柳柔花香、亭閣樓台，一樣的「一曲新詞酒一杯」，但「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西下的夕陽觸動時日難追之感，酒酣之時亦未免慨嘆。花落水流，美好事物的衰亡不可抗拒，但燕子去而復來，春天又到，燕子能回，青春小鳥卻一去不歸，酒闌人散后，未免帶著莫名的閑愁在小園花徑上獨自徘徊。通過對自然景物變與不變的描寫，表達了自己由此而產生的對宇宙人生「無可奈何」、難以名狀的愁悵之情與若即若離的理性感悟。
　　本篇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二句著名，作者自愛其工，又另組織在一首七律中。這二句藉著充分的美感聯想，產生廣泛的象徵性。「落花」的衰亡、無情，「燕歸」的新生、有情，充滿辯證法，思想意蘊遠遠超過字面形象。且又充滿迴環起伏、抑揚跌宕的藝術美感，用了許多虛詞，意味卻異常深長。因而，雖是「觸著」之句，卻是對人生哲理品味中「妙手偶得」的感悟。
　　晏殊由於在文學上、政治上資望都很高，因而深受時人的尊敬。范仲淹功業彪炳，地位與之相似，而對晏殊終身以師禮敬之，書題門狀，必稱「門生」；晚年過訪，仍授以崇敬的詩句：「曾入黃扉陪國論，卻來絳受師資。」（見范文正公集言行拾遺事錄）宋庠、宋祁稍晚出，並以文名，「兄弟雖甚貴顯，為文必手抄寄公，懇求周潤。」（《漁隱叢話》引《西清話》）「公之佳句，宋莒公（即宋庠）皆題於齋壁。」（《青箱雜記》）韓維官至太子少師，年六十餘，對晏殊勸子晏幾道，猶自稱「門下老吏」（《邵氏聞見后錄》）。於此俱見時人對晏殊是極其尊崇的。

柳詞曲折委婉，而中具渾淪之氣，雖多俚語，而高處足冠群流，倚聲家當屍而祝之。
　　——宋翔鳳
　　耆卿詞，細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於敘事，有過前人。惟綺羅香澤之態，所在多有，故覺風期未上耳。
　　——劉熙載
　　想起柳永就會想起夏雨秋荷雲淡風清，想起江水煙波斷橋幽徑；就會想起一個唇紅齒白的青年如玉樹臨風，翩然吟哦在江南水鄉樓閣，槳聲燈影之中。對於大多數讀者而言，柳永已經作為一種風流文人形象的經典而存在：「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有紅顏知己依約丹青屏幛，有狂朋怪侶遇途當歌對酒，有春江秋水細聽鶯聲燕語，有脆管繁弦歌吹夢幻五湖煙浪一船風月，「蠅頭微利，蝸角虛名，畢竟成何事」。但，也或許，這只是我們美好的想像和寄託，但無論如何，對於讀者而言，柳永的確是個美好而必須的存在。下面，讓我們暫且拋開這些感性的思悟，對柳永的人柳永的詞作個客觀而真實的了解。
　　柳永(公元987年—1055年)，字耆卿，初號三變。因排行七，又稱柳七。祖籍河東（今屬山西），后移居崇安（今屬福建）。宋仁宗時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世稱柳屯田。由於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轉而厭倦官場，耽溺於旖旎繁華的都市生活，在「倚紅偎翠」、「淺斟低唱」中尋找寄託。他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以畢生精力作詞，並以「白衣卿相」自許。柳永是北宋一大詞家，在詞史上有重要地位。有《樂章集》。
　　柳永的《樂章集》傳詞將近200首，主要內容有三個方面。
　　其一，抒發他懷才不遇的情懷和宦途失意羈旅飄泊的感受。這類詞通常上片寫景，鋪敘具體入微，融情於景，在蕭條冷落之中寄託著遊子天涯淪落的失意和哀傷。下片抒情，懷鄉和懷人融為一體。如其名作《雨霖鈴》：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煙波，暮藹沉沉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這首詞是柳永的代表作。詞中以種種凄涼、冷落的秋天景象襯托和渲染離情別緒，活畫出一幅秋江別離圖。作者仕途失意，不得不離開京都遠行，不得不與心愛的人分手，這雙重的痛苦交織在一起，使他感到格外難以忍受。他真實地描述了離別時的情景，「執手」兩句，以白描手法表現情人相別的情狀，語簡情深，極其感人。作者又用想像的畫筆，以景物點染，繪出別後及未來歲月一幅幅凄涼的生活圖畫，使人如臨其境，如感其情。既寫出了離別的背景、過程、場面，又寫出離別時與離別後的凄切、懷念、苦悶，層次繁複而分明；又時而由景生情，時而化情為景，達到了情景的高度結合；還能刻畫出「執手相看淚眼」等一系列細節，點染烘托。整首詞情景兼融，結構如行雲流水般舒捲自如，時間的層次和感情的層次交疊著循序漸進，一步步將讀者帶入作者內心世界的深處，藝術手法十分高明。「楊柳岸、曉風殘月」系千古名句，宋代以來人們就以之概括柳詞的風格特點。
　　其二，從一個失意文人的角度描寫了城市妓女的生活，往往對她們表示一定的同情，也因此受到她們的喜愛。如其代表作《迷仙引》：
　　才過笄年，初綰雲鬟，便學歌舞。席上尊前，王孫隨分相許。算等閑，酬一笑，便千金慵覷。常只恐、容易笄華偷換，光陰虛度。已受君恩顧，好與花為主。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
　　
　　全詞通過一位民間歌妓對自己所信任的男子的表述，表現了她對自由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初綰雲鬟，便學歌舞。」小小年紀便成為娼家牟利的工具，在封建社會後期的市民生活普遍盛行著拜金主義，但這位歌妓卻意不在此，對王孫公子為博一笑的千金之酬懶於一顧。她在風塵中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她「常只恐，——光陰虛度。」美妙青春將會很快度過，希望「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作者在此表現了女主人公較為高尚的品格，輕視千金而要求人們的尊重和理解，深切地反映了歌妓痛苦的精神生活和迫切的從良願望。
　　　　其三，還有一部分詞描寫了北宋汴京、開封、蘇州、杭州等城市的繁榮情況，柳永擴大了詞的內容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他的詞反映了都市的繁華與山川的壯麗，為宋代都市繁榮留下了形象的畫面。如其代表作《望海潮》：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山獻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嘻嘻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這首詞也是柳永詞中廣泛傳誦的名篇。在這首詞里，他以生動的筆墨，把杭州描繪得富麗非凡。西湖的美景，錢江潮的壯觀，杭州市區的繁華富庶，當地上層人物的享樂，下層人民的勞動生活，都一一注於詞人的筆下，塗寫出一幅幅優美壯麗、生動活潑的畫面。這畫面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描畫出杭州的錦山秀水，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畫出了當時當地的風土人情。
　　由以上可以見出，作為北宋第一個專力作詞的詞人，柳永開拓了詞的題材內容，所寫內容不限於男女風月，尤工羈旅行役，佳作極多，許多篇章用凄切的曲調唱出盛世中部分文人的痛苦，真實感人；他還有相當多的詞篇抒寫了與歌妓舞女的誠摯戀情，部分作品反映了她們悲酸的生活和她們要求合理生活的願望；柳詞還描繪了都市的繁華景象及四時節物風光，另有遊仙、詠史、詠物等題材。
　　當然，除了對詞的題材內容的開拓，柳永對於宋詞更大的貢獻和影響還在於發展了詞體，在他留存的200多首詞中，所用詞調竟有150個之多，並大部分為前所未見的、以舊腔改造或自製的新調，又十之七八為長調慢詞，在詞史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對詞的解放與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柳永還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他的詞講究章法結構，詞風真率明朗，語言自然流暢，有鮮明的個性特色。他發展了鋪敘手法，促進了詞的通俗化、口語化，用民間口語寫作大量「俚詞」。同時，在音律上，柳詞又多用新腔、美腔，旖旎近情，富於音樂美。他的詞不僅在當時流播極廣，對後世影響也十分深巨，之後的詞家幾乎無不受其影響，他不愧是北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