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3)鄧小平的重要講話

    小平同志接著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年輕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裡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台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麼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幫」以後，全國人大在一九八○年通過一個議案，取消憲法中的關於"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一條。為什麼做這件事？因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設。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

    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你們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議論，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議論，大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包括說我們沒有人權。我們要堅持的東西，他們反對，他們希望我們改變。我們還是按照自己的實際來提問題，解決問題。

    (4)常委的表態和《決議》的通過

    趙紫陽主張這句話保留不動。陳雲、李先念同志認為應當保留。胡耀邦同志也說保留對當前的局勢有利，以後實踐證明這個名詞不恰當，再重新考慮。

    彭真同志發言認為，名詞本身不是主要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王若望的多元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王若望的多元化。多元化就是不要黨統一領導。他贊成維持原案。

    最後，胡耀邦提請全會進行表決。一致通過。

    (5)胡耀邦的講話

    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參加會議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作了一個長篇講話。對上午在全會上要不要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採取淡化的方針，只說："定一同志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說他不贊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說刪去第十四頁那九個字並不損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為他改掉十二大報告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進行辯護，對鄧力群不同意這樣修改進行了不點名的批判。


    8 實踐的檢驗

    《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做出后，在實際生活中，好的方面沒有多少進步。相反，原來一些成功的經驗、做法，因為在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提了，大家也就都不起勁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雖然沒有"三寬"的文字，但"三寬"的精神卻充斥其中，這樣，搞自由化的人感到這個可以接受，那個也可以利用。這樣，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以後，自由化的風潮就泛濫起來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學生鬧事。結果，連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

    註釋：

    ①張賢亮：《社會改革與文學繁榮——與溫元凱書》。《文藝報》1986年8月23日。

    ②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54頁。

    ③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8頁。

    ④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6頁。

    ⑤1986年9月7日，鄧力群致啟立並報耀邦、小平、紫陽、先念、陳雲同志的信，手稿複印件。

    ⑥在8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原則通過的《指導方針的決議(徵求意見稿)》第11頁。鄧小平刪去的一句話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中國也有約百年的歷史，在某種條件下也並非絕對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志所再三警告過的。"

    ⑦1986年9月15日，鄧小平閱胡耀邦、趙紫陽就精神文明決議起草過程中提出的意見，作出批示："耀邦、紫陽同志的意見很對。"胡耀邦、趙紫陽在意見中說：同意起草小組意見，這次精神文明決議不用十二大報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因為討論中理解極不一致，"為核心"說法，確實不怎麼確切，執行起來必然會發生很多矛盾。我們今天自然不能把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作為全體人民的行為規範。如果有必要，還可以在全會後從容討論。

一九八七年的風浪


一 一九八六年學潮和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生活會

    從我一生的經歷來看，1987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充滿風浪，有憂有愁啊！這裡順著時間次序講七件事。


    1 鄧小平關於學潮的談話

    1986年12月中下旬，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濫。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數學生上街遊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煽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有的地方出現了擾亂交通秩序和違反社會治安規定的情況。后經各地有關方面的教育和疏導，事件逐漸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與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同志談話，指出學生鬧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鄧小平講話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分析事件的發生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沒有得到遏制，不是一、兩年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了。第二個重要內容是點名批判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說早就應該把這些人開除出黨，他們的很多言論，沒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這些人早就不夠共產黨員的資格了。接著，鄧又說：這些人之所以這麼猖狂，傳說是因為黨中央裡面有個保護層。這實際上就是不點名地講到了胡耀邦。因此，鄧小平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①

    2 胡耀邦寫信給鄧小平請辭總書記

    鄧小平同志談話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應。1月2日，他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承認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還表示了這樣一個意思：自己不適宜再擔任總書記，願意辭掉總書記職務。

    3 鄧小平提議舉行黨內生活會

    1月6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談了話。這前後，由鄧小平同志提出，經過中央常委議論，決定舉行一次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黨內生活會議，對胡的錯誤進行批評，也要他在這個會議上做出自我批評。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常委提出會議要注意四點：第一，不要說路線錯誤、路線鬥爭；第二，不要涉及到個人的品質，不要因為胡犯了這個錯誤，就說他的品質如何，對品質不要加以評價；第三，不要提"團派"，因為胡長期在團中央工作，社會上也有這種議論，認為批評胡耀邦，實際上是要打擊"團派"；第四條大概是：不要說這個人是什麼圈子，那個人是什麼圈子，即屬於宗派性質的問題不要提。

    中央常委委託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五個人來召集這次生活會議，指定由薄老主持會議。1月8日，中央辦公廳就此發出了《通知》，還規定了到會名單。

    我記不清楚生活會是開了五個半天還是五天半了。會上有口頭髮言，也有書面發言。會議還印發了一些參考資料。

    4 我的長篇發言

    會議召開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說學生鬧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錯誤引起的惡果，中央要開一個生活會議。他們要我準備一個批評胡耀邦的發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問題說一說。我說更多的事情胡喬木知道，喬木比我知道得多啊。他們說，他是他，你是你，我們找你是要你做好準備，講你所知道的事情。

    12日上午，生活會開始，第一個發言的是余秋里。余大概講了半個小時。第二個發言的是我，我作了一個長篇發言。12日上午沒講完，13日上午接著又講了近一個小時。兩次發言合起來有3個半小時。

    在批評胡之前，我先做了自我批評，然後是對胡耀邦同志進行批評，一共講了六條批評意見：一、關於統一思想的問題；二、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三、關於四項政治保證和「四有」的問題；四、關於「左」和右的問題；五、關於對幹部的任用問題；六、關於不尊重集體、不遵守紀律的問題。六條批評意見中講得最多的是怎樣對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問題。對這兩個問題，一會兒肯定、一會兒否定，一會兒又肯定、一會兒又否定；從總的變化看出來，鄧一發現就講：他一講，情況就好一點；講完了以後，經過胡耀邦這樣搞那樣搞，形勢就又逆轉了。總之，幾次肯定，幾次否定，以至於造成1986年的學潮。學潮的發生是與胡耀邦同志的態度直接相關的。

    當時，黨內外和港台都謠傳、議論，各種說法很多、也很離奇，說鄧小平主張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力群謊報軍情、誇大其詞引起的。我的發言澄清了事實。

    我發言的基調是平和的。沒有使用任何刺激性的語言，只是如實地把事情的原委說清楚。沒有發揮，沒有上綱，更沒有給胡耀邦同志加罪名。拿我當時的心情來講，是誠誠懇懇地幫助同志認識和改正錯誤。因為有這樣一種心情，我說到有些地方的時候，還掉了眼淚。

    胡耀邦同志聽了、看了我的發言，究竟有什麼意見，是不是大發脾氣，是不是從此記恨在心，我不能推測。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還是留給後人去評說吧！我的發言是有稿子的。為了真實地反映歷史，我把生活會上的發言一字不漏地抄錄在下面：

    一、非常擁護、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的重要講話。非常擁護中央政治局常委確定召開這次黨的生活會。希望而且相信這個會能開得很好。建議今後每年至少開一次這樣的會，相互交心，相互批評，相互幫助，相互監督。這對每個人都有好處，可以幫助這個集體少犯錯誤，至少不犯大錯誤。是不是可以說，在座每個同志都需要這樣的幫助和監督。

    同意剛才秋里同志的發言。

    二、先做自我批評

    一九八三年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以後，我事先沒有請示，就向新華社分社社長會議、紅旗聯絡員會議傳達了會議內容。這是違反紀律的嚴重錯誤。

    在這以後，一天喬木同志和我到小平同志那裡。小平同志說，昨晚耀邦同志來，說你把擴大會議內容傳達了，很多話是好的，但是說了一句中央最近出了問題。我向小平同志負責地聲明，我沒講這話，但我沒請示就傳達，是嚴重錯誤，接受小平同志批評。接著，我把傳達的錄音稿送給耀邦同志，並向耀邦同志做了書面的自我批評，保證以後不重犯這種錯誤。整黨開始，我在書記處研究室黨員大會上再次做了自我批評。整黨中我向中指委的檢查，也寫上了這一條。在書記處幾位書記談心會上，我也做過自我批評。今天，在這個會上，我再次鄭重地就這一錯誤進行自我批評，並懇請同志們對我進行嚴肅批評，監督我以後不再重犯這類錯誤。

    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中指委確定，宣傳文教戰線要用三個月的時間，學習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清理和檢查思想戰線的精神污染問題。由於耀邦同志集中力量做訪日準備，喬木同志集中時間寫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文章，宣傳方面的日常工作由我主持。在這過程中，我多次就政策界限問題發表意見。現在看來，那些意見還是站得住的。但工作過程中確有失誤。

    1 中央轉發小平、陳雲同志講話的通知，初稿由我起草。其中講到工作步驟，先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區一級進行，先黨員負責幹部后一般黨員幹部，先黨內后黨外，地縣什麼時間傳達，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決定。看來不應由省、市、自治區自己，而應由中央決定。各地很快往地縣傳達，出了一些毛病，和這個部署有關係。

    2 原來決定，十一月中旬前公開發表小平同志講話。我請郁文同志(當時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邀中央一級報紙總編開會，請他們結合自己的特點和工作對象準備評論、社論。由於我沒有交待清楚，廣播電視部同志也到會了。他們聽到這消息，就通知省、市、自治區廣播電視機構，立即採訪省、市、自治區領導同志，請他們就此表態，於是廣播、電視、新華社、報紙紛紛發表消息，有時一天之內三四個、四五個、五六個表態，在幾天之內造成相當緊張的氣氛。這個責任，主要由我負，不應責備郁文同志和其他同志。

    3 二中全會以後，從反對精神污染到步步退讓以至全面否定反精神污染，這個過程中主要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對耀邦同志的一些說法、做法我也有不同意見。但是我沒有按照黨性原則向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及時地、系統地反映這些情況和提出我的意見。現在看來，這是我的最嚴重的失職。

    多年來，我還有其他方面的缺點錯誤，例如對一些人重才不重德、用人不當等等，懇請同志們進行批評。

    三、耀邦同志一月十日在會上的檢查中說，他犯了政治原則的嚴重錯誤，給黨造成了嚴重的損害。我同意他這樣的自我批評。我只希望並建議他，檢查的思路再寬一些，認識更深一點。同時我認為應該肯定，耀邦同志這幾年來做了很多工作，如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實現新老交替、熱心建設、熱心改革等等方面，積極努力，成績顯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工作取得這樣大的成績，有耀邦同志的重要的一份，這需要也應該充分肯定。我們要嚴肅地批評他的錯誤，也要有意識地充分肯定和保護他對黨的貢獻和取得的成績。作為自己的同志，我們批評他的錯誤不講情面，但是絲毫不應該誇大他的錯誤、抹煞他的成績。批評他的錯誤，目的是為了幫助他，使他繼續為黨做更多工作、更大貢獻。這不只是對耀邦同志個人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整個黨的利益的問題。

    我想本著這個精神對耀邦同志提出一些批評。如果有不符合這個精神的地方，請同志們指出，也請耀邦同志指出。

    下面，按照耀邦同志檢查的順序，用一些我知道的事實，努力遵循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講一些意見。

    1、關於統一思想

    中央整黨決定規定，整黨的任務是統一思想、整頓作風、加強紀律、純潔組織。

    統一思想，就是進一步實現全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糾正一切違反四項基本原則、違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的「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

    這個決定，是全會一致通過的。可是到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同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視部領導同志的談話中就說：統一思想的問題，「一是樹信心。對共產主義事業、對社會主義、對黨，包括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黨中央，對整黨，要有信心。二是改革，要改革就要創新路，沒有改革，什麼事都辦不成。這兩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好解決。」四項基本原則不提了。

    《人民日報》根據耀邦同志講話精神，寫了一篇評論員文章《談談統一思想問題》，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發表。文章說，「前幾年的思想問題已經解決了，就不要糾纏了，這次整黨重點應該放在現在存在的思想政治問題上」。「前幾年的思想問題」，講的就是堅持還是抵制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所謂「現在存在的思想政治問題」，文章講了三個：「第一，是否堅定不移地承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對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各項奮鬥目標有沒有充分的信心？第三，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各項工作是否服從於、服務於全黨的奮鬥目標？"這個第三點，也就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在中指委第五次會議上講的，統一思想"重點是現在思想上是不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現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端正不端正"，以及對"使自己領導的業務工作偏離中央的方針、路線"的批評。根據這個思想，書記處部署整黨，安排聽一百多個部委的彙報，實際上就是一個題目，即端正業務指導思想。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見，耀邦同志沒有接受，還是一直這樣彙報下去。

    在這期間，他對我們宣傳部門的同志說，宣傳工作部門要學習經濟、熟悉經濟、宣傳經濟。這當然是對的、是應該做的。但是，他不提經濟工作的方向問題和思想政治工作問題，也不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保證經濟工作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的問題。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目，耀邦同志在武昌講，「要切實做到整黨、經濟工作兩不誤。整黨和經濟的關係是，整黨促進經濟，經濟檢驗整黨。」後來，《人民日報》根據他這個意思寫了一篇社論。社論稿由喬木同志做了修改。耀邦同志向我說，他不同意喬木同志意見，保留自己的意見。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們在福建三明市召開大中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會議。在小組會上，幾個省的同志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說他們到地方講話，只講物質文明建設，不講精神文明建設，只講經濟，不講政治。會上情緒很激烈。我沒有把這個情況向耀邦同志報告，是不對的。但是也希望耀邦同志回憶一下，和地方同志、部門同志談話中，有沒有這個毛病。

    小平同志十二屆二中全會講話中說到，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以後，全黨要研究如何適應新的條件，加強黨的思想工作，防止只顧經濟、忽視政治的傾向。我相信，耀邦同志是同意小平同志這個意見的。但作為總書記，對這個意見重視到什麼程度，怎樣考慮整個工作的部署？從我接觸的情況看，並沒有真正貫徹執行。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到，小平同志講了四項基本原則后，他頭幾年是結合解決一些黨的工作問題、思想工作問題貫徹了的。我翻了一下手邊有的耀邦同志的部分講話，證明一九八二年黨的十二大以前包括十二大，儘管不是每次都用四項基本原則的字樣，但是他講話的總的精神還是體現四項基本原則的。也正如上面所說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後不久，他就很少講或者不講四項基本原則了，甚至別人講四項原則，在他還引起反感。一九八五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小平同志講："究竟什麼是我們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呢？這裡當然包括獨立自主、民主法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等內外政策，這些政策我們是不會改變的。而所有這些政策的基礎，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對此我們更是不會改變，不會動搖的。不然的話，我們的社會就將是一個亂的社會，就談不上安定團結，什麼建設改革、振興中華，都將成為空話。"對這樣重要的理論，我沒有聽到耀邦同志有什麼反應，在工作中有什麼部署。他檢查中說，六中全會期間小平同志和他談話時突出地講了四項基本原則，也沒有把他喚醒過來。這很值得深思。

    2、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搞精神污染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實際上是一件事情的兩種說法。

    先說反對精神污染問題。

    「清除精神污染」這個用語，我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的一個講話中用過。同年九月二十幾日，我在一個會上，又說過「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這樣的話，報紙發了消息。十二屆二中全會後，耀邦同志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都用過「清除精神污染」。我用得多，耀邦同志用的次數也不少。小平同志講的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講話中只用了「清理」，沒有用「清除」。我在起草轉發小平同志、陳雲同志講話的通知初稿時，也是按小平同志說法，用「清理」而沒有用「清除」。有同志說，小平同志講的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被鄧力群改成「清除精神污染」。這個事實澄清一下是有必要的。在我看來，對待精神污染，要反對、抵制、清理、清查、清除，都是可以的，沒有什麼實質上的區別。問題的實質不在用語，而在對待精神污染的態度。在這點上，確實有分歧。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以前，耀邦同志一直講「清除精神污染」，同楊力宇的談話中還說，「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概念是站得住腳的」。二月十一日同上海市委負責同志談話中卻說，「後來，我們在決議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恐怕不夠合適。當然，這不是追究哪個人的責任，主要是怎麼樣的提法更準確一些I。要講責任，我們都是舉過手的。精神污染就像個人主義、唯心主義一樣，是無法清除的。所以這個提法理論上站不住，實際上也辦不到"。這裡說的"決議"，指一九八三年三十六號文件，即中央轉發小平、陳雲同志講話時的通知。回到北京，他向喬木同志講這個意見。喬木同志要我查查"清除精神污染"這個用語的來源。二月二十日，我把按日查的結果送喬木同志，喬木同志轉耀邦、紫陽同志。他們兩位圈閱了。當時曾考慮研究改變提法的問題。

    可是耀邦同志這以後不僅在黨內黨外到處講這個問題，而且還向外賓講。三月十八日，他會見日本外賓，第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他說：「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主要是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指我們的同志在宣傳、廣播和文藝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後來在宣傳中走了樣，出現了擴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現在我們已經不用這個提法了，而是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四月十二日，「美國之音」向我外交部新聞司提問：「中國的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是否還在進行？"四月十七日，中宣部建議新聞司按如下口徑答覆："前階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績，我們予以充分肯定。今後還要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外交部因耀邦同志有同日本外賓的上述談話，不同意這個答覆，另起了個稿子。我們也不同意，又起了一個稿子。連同外交部的共三個稿子同時送請紫陽同志審批。紫陽同志批示："我覺得還是中宣部四月十七日建議新聞司的口徑回答好些，如需要，書記處再議，最好能在四月三十日上午耀邦同志出國前先議一下此事，對外久拖不答，影響我國對外形象。請酌！四月二十八日。"耀邦同志四月二十八日批示："就按紫陽同志意見辦。"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紫陽同志做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思想文化領域各部門按照國家憲法規定的原則以及黨和政府規定的正確政策，為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剎住了前一時期極少數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風：、依法查禁了淫穢書刊。在反對精神污染中，由於我們開始時對某些政策界限講得不夠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單位一度出現過某些不恰當的作法，但一經發現，我們就及時予以糾正。群眾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是完全正當的，是應當提倡的，決不允許把它同思想戰線的精神污染混淆起來。實踐證明，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對於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和發揚健康純樸、奮發向上的社會風尚具有積極作用，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們國家一項長期的根本性的任務。」這是經過中央常委、書記處、國務院的領導同志反覆斟酌，取得一致意見，又經過人大通過的。

    因為不同意見在黨內外以及國內外的散布，自然引起了許多議論、猜測，並由此產生各種謠言。那些不滿反對精神污染的人，通過各種方式，發動了全面否定反對精神污染的攻勢，執行二中全會方針的同志感到壓抑。

    八月間我在北戴河報告了耀邦同志，得到他的同意，由賀敬之同志在北京召集五十幾位黨員文藝工作者骨幹討論五次文代會的。準備工作。在這個會上，趙尋同志發言，說反對精神污染問題在文藝界有很多混亂，原因很多，其中有別有用心分子的挑撥，此外的原因之一是他從印發的材料中看到，中央領導同志說法不一。他引用了對外友協廣為印發的耀邦同志同日本外賓的談話，趙尋同志同時解釋說，可能整理得不準確，接著引述了耀邦、紫陽同志批准的外交部表態。馮牧同志把這個情況向中央一位領導同志反映以後，耀邦同志召集幾個人的會，有賀敬之同志參加，對賀提出嚴厲批評和質問。接著，非黨組成員的夏衍同志又受周揚同志委託，在文聯召開黨組成員及非黨組成員連續幾次開會，尖銳批評趙尋同志膽大妄為、攻擊耀邦同志。這期間，中央組織部還專門派人到文聯調查趙尋同志問題。由此造成了文聯黨組內部的分裂。文藝界、知識界還廣泛流傳，說賀敬之同志主持的那個會，是背著中央書記處開的，是文藝黑會。接著又把五次文代會籌備組下的報告起草組改組了。我認為，這都是很不正常的，是違反組織原則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耀邦同志等六位書記處成員聽取作協四大籌備組彙報。張光年同志問，報告中沒寫精神污染，怎麼樣，行不行。又問，報告中寫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徵求意見時，兩位同志不贊成提，究竟留不留。耀邦等同志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理論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自己的工作失誤主要表現為：第一，把這一口號擴大到全社會；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聲勢。因而出現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發覺了，糾正了。這次會議不要再提這件事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創作自由問題，社會主義制度應保證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創作自由與'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同起來，因此這次會議也不要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還是提'肅清封建主義的餘毒，抵制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為好。"這是記錄整理稿，還講究了一些分寸，原話就更沒有分寸了。也應該說到，耀邦同志還提醒大家，反對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過來批判，如果反過來批判就很不好了。籌備五次文代會和作協四大期間，大約一年多時間裡，根據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組部、中宣部組織人事小組，廣泛征取各方面意見，稍微知名一點的黨內和黨外文藝'工作者的意見都徵求了，提出了文聯、作協兩個文藝團體領導班子的初步名單。在上面說的那個十二月二十日的會上夏衍同志問，這是指令性計劃還是指導性計劃。耀邦同志回答：無效性。他還說，群眾團體領導人由他們自己去選。並輕率地說，黨組也由他們中的黨員自己選，報中組部備案就行了。

    作協四大情況，大家都知道了。夏衍、張光年同志原來的目的，是想點起火來，燒胡喬木、鄧力群、賀敬之。那些搞自由化的人，違反他們的意願，一起燒了小平同志，也燒了耀邦同志，全面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提出以後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和一些重大問題的處理。吳祖光在會上講，清除精神污染，是共產黨的恥辱，是中華民族的恥辱，是中國人民的恥辱。他們到處散布，說清除精神污染是小「文革」，是不搞運動的運動。他們否定對《太陽和人》的錯誤的批評，否定對《騙子》等作品錯誤的批評。夏衍同志會後講，作協四大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劉賓雁到處講：這次會提出創作自由，是沒有前提、沒有限制的創作自由。接著就是離開憲法，離開四項基本原則，大講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等，一時甚囂塵上。王若望造謠造到小平同志、紫陽同志身上，宣揚不僅要引進資本主義的設備、資金，而且要引進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文化。散會後，各地傳達，浙江、甘肅等地這些人大肆活動，說執行二中全會決定，批評精神污染的人是"清污分子"。然後又是各協會代表會的召開。幾個重要的協會，會開得亂七八糟，人們說，比資產階級的議會還糟糕。很多。同志說，這是建國以來文藝界從未出現過的醜聞。當時中宣部有的同志講，反對精神污染，初期出了一些毛病，很快糾正了，但後來造成的思想混亂，是要長期發生影響的，很難改變過來。

    面對這種混亂情況，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講了一篇好話，即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在正確闡述黨的新聞工作的性質、任務，做好新聞工作的基本要求和隊伍問題的同時，闡明了創作自由與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不同，又講了反對精神污染問題，肯定了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原則。講話又說："'精神污染'這個名詞一般人比較生疏，可能在國內外引起這樣那樣的誤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樣就更是如此，並且在事實上也辦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這個名詞。"這裡要說到，一九八五年九月、一九八六年九月，小平同志兩次找我談話都說，"精神污染"是他提出來的，既然有人搞精神污染，為什麼不能反對。又說，他在二中全會的講話沒什麼錯，他不收回。一九八五年九月談話，在座的有林澗青同志。他當時正在幫助耀邦同志起草文件。我曾請他把小平同志談話整理出來，送常委同志看看。不知道他報告了耀邦同志沒有。耀邦同志新聞工作講話稿，我曾參加修改。當時沒想到提醒耀邦同志把這段話報請小平同志審批，這是我應該檢查的。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召集文藝幹部開座談會，講要提倡作家的感情同人民建設新生活的感情掛起鉤來，同時代精神掛起鉤來，反映人民創造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實踐。這次講話主調是好的，缺點是沒有提醒文藝工作者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反對和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

    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常委講話的學習和執行，使作協四大后的混亂情況有所收斂。各級黨委兩個文明一起抓，形勢越來越好。

到了同年十二月，思想界、理論界的情況，又開始發生變化。中宣部的王惠德、理夫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北京連續召開幾次老年、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參加會議的很多是好同志。可是發言的多半程度不同地欣賞資產階級自由化。發言中也提出一些問題、意見，也值得研究，值得考慮。但欣賞或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言，主要講的就是不贊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贊成反對精神污染。有一個很奇怪的情況，王若水既參加了老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又參加了青年理論工作者的會，兩個會都讓他發表了長篇講話。我把兩個會上經過王惠德、理夫整理的發言記錄送啟立同志並請轉報耀邦同志。但是沒有引起注意。

    一九八六年一月開始，沒有限制、沒有前提地反覆講寬鬆、寬容、寬厚，講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不應成為資產階級專利品，全部讓給人家。有的同志甚至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有的同志不提四項基本原則，孤立地講民主、團結、和諧、融洽、理解。上海文化戰略討論，北京的雙百方針紀念會，七月以後的政治體制改革討論，這樣一類的大會小會，跨地區、跨部門、跨單位的會，自由串連的會，在很多地方、很多單位開。報刊文章，名人講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暢行無阻於我們的輿論陣地。如果說，作協四大后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主要還只限于思想問題、文藝問題，這次的泛濫就是指向共產黨領導，指向社會主義，指向人民民主專政，指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了。書記處研究室同志把學潮中學生的一些政治主張、理論見解同知名人士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做了對照，從中可以發現，除極反動的口號標語，其它可以說絕大部分來自於那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名人名言。

    在學潮之前，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耀邦同志到了上海，在上海市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講了一篇話，絕大多數是好意見。可是其中有一段話講：「特別是前年還是大前年，我們搞了一個反精神污染，小平同志現在還背著一個黑鍋。」到這個時候講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什麼意思。一九八四年一段時間謠言四起的時候，李洪林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切莫謊報軍情。社會上謠言說：小平同志二中全會所以講這麼一篇話，是因為鄧力群送了一些歪曲事實的材料，搞了鬼，使小平同志上了當。我這裡要負責地說明真相。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目，《人民日報》整版刊登周揚同志關於中國全面異化的文章以後，中宣部向書記處寫了一個書面報告，指出了其中一些錯誤，並且認為文章公開發表和其中異化問題的內容，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議撤銷王若水副總編輯職務，請中顧委找周揚同志談話，幫助他做出適當的自我批評。書記處討論，同意這個報告，責成中宣部和胡喬木、鄧力群同周揚、王若水、秦川談話，核對事實，聽取意見。我們照做了，又對報告做了修改，第二次報送書記處並常委。事情一直拖著，不予處理。除此以外，二中全會以前，我沒有向小平同志提供任何關於周揚同志的材料。

    有人說「精神污染」這四個字，是小平同志按照我的意見講的。這也要負責地說清楚事實。一九八三年七、八月，我一直在華北、西北考察，九月六日回到北京，七日上午小平同志找我和龔育之、鄭惠、盧之超同志到他那裡談話。他說，前些日子曾交代喬木同志，要喬木同志為他在二中全會講話做些準備，問準備得怎麼樣。我請龔、鄭彙報情況。他們說了喬木同志的一些設想。小平同志說，不能講那麼多問題，只講兩個問題：一、整黨不能走過場；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他還詳細說了他關於這兩個問題想講的內容。龔、鄭二位做了筆記。我在這過程中沒有說什麼話。只是小平同志講二中全會要增加一個議題，做一個關於思想政治工作的決議時，我說恐怕時間來不及了。小平同志說，那好，會後由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來做也行。我把小平同志這次談話在書記處作了詳細傳達。整理出來後送小平同志審閱，他還改了兩個字。

    耀邦同志在上海講話中為周揚同志抱屈，說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吃了苦頭的人，二中全會上颳起一陣批周揚的風，他認為很不對。我們在座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都吃了苦頭。就拿耀邦同志說吧。「文革」初期天天「示眾」，在汪東興當校長的幹校里從事那麼重的勞動，我聽了以後很為他難過。能夠說，我們因為當時吃了苦頭，後來犯了原則的錯誤，也不能批評嗎？我想，耀邦同志為周揚同志抱屈的這個道理是站不住的。周揚同志的錯誤是小錯誤嗎？他在他那篇文章中說，我們國家思想上異化了，政治上異化了，經濟上異化了，可以說全面異化了。這樣的錯誤，不是原則錯誤嗎？他是中顧委委員，在中央全會上對他提出批評，也不應該允許嗎？各組對他的批評，我從簡報中看到，絕大多數都是同志式的。只有一個同志的發言很過頭。會後，我就在書記處的會上指出，這個同志的批評很不對。我在二中全會的小組會上有個長篇發言，整理出來有三十七頁。其中大部分是列舉事實批評王若水同志，只有五頁多，就周揚同志文章中一些錯誤觀點提了批評意見。講到異化問題時，我說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周揚同志觀點和王若水同志還是有區別的。周揚同志在全會小組會上做了自我批評。會後我傳達時，按照簡報介紹了他自我批評的內容，隨即表示我很高興周揚同志做了自我批評，並向大家保證，有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還像過去一樣把他當作同志中的兄長來尊重。

    這裡還要向同志們介紹一個情況。在準備小平同志二中全會講話的過程中，九月三十日，小平同志說，早已收到周揚同志為他文章辯護的信和附上的馬克思講異化的十八條論述。小平同志就此講了一些話，因為過去很多同志不知道，現在把有關這個問題的談話的全文念一下：

    周揚同志送來的馬克思講異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話，都是講的資本主義社會，講勞動創造的成果反過來變成壓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話，都在這個範圍之內，都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關於異化，馬克思是如何說的，要搞個材料，印發給大家。這是個生疏的名詞，絕大多數同志不了解異化是什麼。也是個學習嘛。讓大家接觸一下這個問題，有必要。

    周揚同志講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呵？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繫到說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倒。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呵？

    得組織點文章。

    也怪，怎麼搬出這些東西來了。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信心。不是說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嗎？共產主義被看成是個渺茫的東西，可望不可及的東西了。既然社會主義自身要異化，還到什麼共產主義呢？在第一階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裡去？社會主義異化到哪裡去？異化到資本主義？異化到封建主義？總不是說社會主義異化到共產主義嘛！當然，也說了社會主義自身有克服異化的力量。

    需要寫有份量的文章駁這個東西。

    這些觀點，說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太重了，可以說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沒信心，對馬克思主義沒信心。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講話。

    這是一種論斷，這個論斷沒錯。

    搬了些古老的東西加以歪曲，這是嚇唬人嘛。所以，讀點馬克思的書很重要。利用這個機會學習學習嘛。

    外國各方面對異化的議論，整理成一個材料，發給全會(不寫周揚那些)。

    周揚同志送來的材料，我一看，馬克思在什麼範圍內講這個，清清楚楚。這個材料幫不了周揚的忙。從一九八三年二中全會到這次學潮以前，在對待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上，經歷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幾次反覆。

    第一個肯定，大體上可以說，從二中全會到一九八四年二月耀邦同志在上海講話，其間發表了喬木同志關於人道主義問題的文章。這個時期，總的形勢是好的，儘管具體工作上也出了一點毛病，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是在認真執行二中全會決定的。絕大多數黨員一致行動，同各種精神污染的現象進行了鬥爭。那些搞精神污染或者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程度不同地做了檢查。總之，正氣佔上風，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邪氣剎住了。

    二月耀邦同志上海講話，接著同日本外賓談話后，否定清除精神污染的種種說法傳播起來。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五日，紫陽在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的工作，並且說，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是我國一項長期的根本性的任務。這個報告，對堅持中央方針、反對精神污染的各級黨組織和廣大同志，是很大的支持。搞精神污染的人，在公開發表的言論中有所收斂。九月，耀邦同志嚴厲批評賀敬之同志主持召開的那個文藝問題的會，「背著書記處」呀，「文藝黑會」呀等謠言廣為傳播，使反對精神污染的同志重新受到壓力，而抵制二中全會的人則越來越神氣，活動越來越頻繁。從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二月上海講話，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作協四大前，肯定反對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對精神污染，互相鬥爭，彼此交叉，而否定的力量越來越佔優勢，反對精神污染的力量越來越受到壓制，受壓制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到作協四大，由於耀邦等同志正式說，反對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提了，否定的人們認為他們全面勝利了。所以才有所謂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的說法。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在很多地方活動，非常囂張。同精神污染進行鬥爭的同志被稱為「清污分子」，被壓抑得透不過氣來。不少同志還能頂得住，也確有一些同志由於從不同渠道知道了耀邦同志的態度，知道了好同志受壓制的情況，感到非常悲觀。有的同志甚至說，他們被出賣了。到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耀邦同志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四月十一日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再次肯定反對精神污染是對的。特別是三月七日小平同志關於理想紀律的講話，五月、六月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講話，以及九月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召開和五位常委講話的傳達、學習、執行，又一次肯定了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對的。全國的形勢越來越好，搞精神污染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沉默了，公開活動減少了。

    一九八六年初提寬容、寬厚、寬鬆等等一套，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又活躍起來，在各種範圍進行串連，舉行各種大會小會，發表演講、文章。六中全會的召開，以至於六中全會決議的發表，不但沒有制止他們，他們反而抓住他們認為可以利用的東西大造輿論，不僅否定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公開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公開宣傳全盤西化、三權分立，美化資本主義，醜化社會主義，醜化毛澤東同志，醜化黨，醜化馬克思主義，主張中國搞資本主義，等等。他們的宣傳，毒害了我們的青年特別是大學生中的相當多的部分，種下了這次學潮的惡果。

    這兩次否定，對黨的損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對於耀邦同志本人來說；也極大地損害了自己的形象。不但堅持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同志對他印象不好，也沒有討到那些堅持搞精神污染、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的歡心。兩方面的人有一個共同印象：一陣子這麼說，一陣子那麼說，反覆多次，很難說他哪次話是能夠信任的。

    下面舉個具體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藝問題講話后，耀邦同志召開過一次電影界的編劇、導演、電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談會，也應該說講了一篇很好的話。如說電影要維護國家的榮譽、民族的尊嚴，要多拍反映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題材的影片，說他講了多次要拍三大戰役，每次都說沒有錢，可是北影卻準備花六百萬拍《紅樓夢》前兩集(據說是系列電影，要拍多集)。電視台已經拍攝了多集《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為什麼急於花那麼多錢重複拍這樣的遠離今天現實生活的影片。到會同志做了記錄，有的還錄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說他從來沒說過不要拍《紅樓夢》。於是《紅樓夢》又開足馬力，據反映，正式開拍前已用去二百多萬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組部、中宣部、廣播電影電視部派出聯合調查組到北影調查三個月。工作組寫了個調查報告，把北影廠這樣一個明明貫徹黨的文藝方針不力、不正之風盛行、管理混亂，群眾極為不滿、強烈要求整頓的單位，說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響"。廠長鬍其明本應對上述各種不正常現象負主要責任(本人"文革」中參加給江青及其爪牙寫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又參與寫了北影第一張點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報)，卻被指定繼續當廠長，組織新班子，對那些堅持黨的文藝路線、堅持電影革命傳統、堅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進行壓制。這個報告摘要，經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組部轉發全國，要求按批示精神對各級文化部門的領導班子進一步調整和建設。這以後，胡其明在廠內外宣揚，他這個班子是總書記親自指定的，影響極壞。

    這些事實充分說明，耀邦同志的講話，常常同中央集體打架，同別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這對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

    小平同志重提這個問題，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說反對自由主義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自由主義化政策，使這些國家通過"和平演變"回到他們的所謂"自由世界"，把這作為他們一項基本國策。我們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有確切含義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明確地講，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隨後，一九八一年《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再次指出，"理論界也有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講，搞精神污染實際上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兩次講話都一再提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自由化的思想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對外開放，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又說："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台灣的統一問題，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什麼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耀邦同志對小平同志所講的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問題有過什麼表示，更說不上按這個精神來部署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聽說一九八五、八六兩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後兩次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對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消極。我沒看到他有什麼改變。

    去年六中全會上小平同志關於決議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刪留問題講話之前之後，耀邦同志有兩次講話，我認為，他對這個爭論的態度是模稜兩可，很不明確的。閉幕以後。也沒有主動通知傳達小平同志這次的非常重要的講話。

    3、關於四項政治保證和「四有"問題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傳部門進行了傳達。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軍委座談會講話中講了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四項保證。第一是體制改革，目前進行機構改革。第二是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主要使我們各族人民都成為有理想、講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人民。第三是堅決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或者叫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黨的建設，黨的組織和作風的整頓。他強調指出，只要四個現代化沒有完成，每走一步。這四個保證都是伴隨著的。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長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不都是階級鬥爭，但有階級鬥爭。

    耀邦同志十二大報告論證了四項政治保證，發揮了「四有」，是講得好的。可是後來就很少聽到他講這樣一些問題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講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也很少聽到耀邦同志做出什麼反應。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關於形勢、政策、理想、紀律的講話中，比較系統地講「四有」問題。

    4、關於"左"和右的問題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說，我同意。但不夠深刻。

    在兩條戰線鬥爭中，他的這種思想狀況由來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這篇講話，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講話中只講反「左」、不講反右。黃克誠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見，說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黃克誠同志這個意見。小平同志說：「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後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應該說，耀邦同志是接受了這個批評的，後來經常講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說：「當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我認為是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小平同志又講，「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著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講，在糾「左」同時，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實際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會議講，在執行政策上，無論農村政策、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統戰政策、僑務政策還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殘餘，「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識、黨性和黨的紀律問題上，特別是在對不正之風和官僚主義的鬥爭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軟弱渙散」。一般地說，這樣講，還說得過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耀邦同志認為，西藏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左」，提出糾「左」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人民日報》抓位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左」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左』的影響，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左」。這就不只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後，耀邦同志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後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了這種改變中央集體決定的宣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講話中說到「左」，說「可不要低估這個看不見的『幽靈」』，尤其突出地講政工部門、宣傳部門、政法部門要注意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有所指的。講話中還說到破和立，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說沒有一句講要破右。他這種關於破和立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前幾個稿子中；後來不少同志反對，才刪掉。

    我還覺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許不是他的本意，實際上是把帶引號的「左」和不帶；1號的左混同了，影響所及，反對精神污染的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反對右傾思潮的人，宣傳四項原則的人，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人，統統都被當做"左"，甚至被認為是極"左"。本來"左"和右，急躁冒進和僵化保守是對立的，不知道怎麼搞的，他們把"左"和保守劃了等號。我認為，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長期存在這種現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來說話，不給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難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小平同志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拔亂反正。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兩條戰線鬥爭經驗的科學總結。我很希望在這次黨的生活會後，耀邦同志和我們大家都結合自己的親身經驗，認真學習、領會，認真貫徹執行。

    5、耀邦同志講，他喜歡用同意他意見的人，不喜歡用不同意他意見的人

    一般地說，這個檢查可以同意，但我覺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見對不對。馬克思掌握了真理，當然要選拔、重用、依靠贊成他的人，這有什麼錯？反對他的人，當然要同他們進行鬥爭。這也沒有錯。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書記處開了兩天會討論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評耀邦同志，對有錯誤思想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過於寬容；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儘管他們有很多缺點)，就過於苛刻。這是處處、事事都顯露出來的。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個人沒有決定過一個幹部的任免，所有幹部的任免都是集體討論決定的。表面看確實如此。聽說勤政殿有一個人事小組，哪些人參加，怎樣討論幹部任免，我直到現在沒聽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實上，耀邦同誌喜歡或不喜歡哪個幹部，強烈影響這個小組的工作。三年來，除個別外，許多重要幹部的任免，人事小組也好，中組部也好，都沒有事先向小平、陳雲同志請示報告，而是那個人事小組討論后經中組部寫報告直接提到書記處，書記處決定后，部委和省、市、自治區正職任免才送常委審批。誰讓這樣做的，我不清楚。請耀邦同志深刻地認識認識這個問題。

    像我這樣的人，一生犯過很多錯誤，現在也還有很多缺點，但有一點我無愧於心：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毫不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矢志不二。別人罵毛主席、罵社會主義、罵我們的黨、罵我們的祖國，我不能容忍。對醜化毛主席、醜化社會主義、醜化我們黨、醜化我們祖國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氣憤。我一輩子心甘情願當助手。耀邦同志當中央秘書長后，我真心誠意想當好他的助手，沒有私心，當然幫得不夠。為什麼一九八三年後耀邦同志同我以及書記處研究室許多同志越來越疏遠？也許是因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沒有請示就傳達的錯誤。我已經多次作自我批評，這次會上又檢查，請求組織批評、諒解，也請求耀邦同志批評、諒解。如果確實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還是希望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做耀邦同志一個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戰鬥的友誼。可是我也要向你說，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過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請教、聘為顧問和聽取意見的一部分同志，在決議發表后，講話、文章都是抓住決議中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加以片面發揮，有意膨脹，批判文件中正確的東西。我手邊已收集了相當多這樣的文章、講話。可以確切地說，這些東西已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這些人斷絕一切關係，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頭腦，進行具體分析，對他們有的要幫助，有的要批駁，有的要發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個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體、不遵守紀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話，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話。表面看來，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實際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體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們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講話，都是集中了幹部、群眾中的正確意見，集中了全黨的智慧，深思熟慮以後講出來的。整理過程中，又經過中央許多同志參加意見，形成中央集體的意見。這幾年，一些重大問題的決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見，提交集體討論的時候，耀邦同志沒提反對意見，都表示同意。可是集體決定做出以後，他到地方、部門講話，和一些同志談話，往往講他個人同集體不一致的意見。

    還想再舉個事實。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領導同志、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談話，說改革、建設「要以是否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工作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談話整理過程中，反覆徵求中央一些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的意見，最後經小平同志審定，作為中央集體的意見下發。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貴州發表長篇講話，整理后發得很廣，根本不提國家興旺發達，更不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把《管子》、《史記》中"治國之道，富民為始"之類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體分析加以引證。他多次自我欣賞地說，他那個"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鮮明。《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據他這個講話發表了長篇評論員文章，題為《我們的政策是富民政策》。這可以說是他不尊重中央領導集體的突出表現之一。

四、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進行馬克思主義的訓練

    這些年來，我深感我們的許多幹部包括一部分高級幹部馬列主義基本訓練很不夠，理論根基很不牢固。我們已經組織八、九十位同志編選了馬列著作四本，其中有《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有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還有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著作選讀》已經出版，即將出版的有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著作選讀，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總題目可以叫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我建議，中委、候補中委中的中青年同志，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正副職，各省、市、自治區黨政的正副職，大型企業黨政正副職，指名分期到中央黨校學習，最少半年，最好一年。其他老同志，正像一波同志講的，在學習、運用、發展馬克思主義問題上，也不能退居二線。可以採取自學辦法進行。

    五、最後我想說，從總體看，耀邦同志是位好同志，犯了錯誤，只要認真對待，認真檢查，認真改正，會成為更好的同志。我懇切希望耀邦同志主動地、積極地清理自己的錯誤，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消極方面，如實地珍惜和保護自己的積極方面。各人有各人的賬，賬少的少還，賬多的多還。特別是同耀邦同志在一些重要問題上有同樣觀點的同志，在幫助耀邦同志的同時，也幫助幫助一下自己吧。

    以上發言，我自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再次懇切地請求同志們批評，請求耀邦同志批評。

    5 喬石、胡啟立提供的重要情況

    我的發言只講了我所知道的情況，其實，鄧小平同志對耀邦同志有過提醒。1月14日上午，喬石同志在生活會上發言。他講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他說：1985年7月14目，小平同志找啟立同志和我談話，先講了團中央的幹部問題，接著專門講了耀邦同志同陸鏗談話的問題。當時小平同志指出：正是耀邦同志應該多講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他恰恰沒有很明確地講。小平同志嚴肅地指出：耀邦同志同陸鏗的談話，至少是很不得體的，有些話很不嚴肅，完全是迎合。

    1月15日上午，胡啟立同志發言。他在發言中也介紹了一些情況。關於鄧小平同志7月14日的談話，他說，小平同志再次指出：當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個問題。經濟建設始終要抓，抓到底，但四化四化。我們講的是社會主義的四化。我們要始終堅持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小平同志在這次談話中還專門提出耀邦同志同陸鏗的談話。嚴肅指出：耀邦這次談話太出格，嘻嘻哈哈很不像樣子。指出陸鏗的手法就是恭維耀邦，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王若望也是同樣手法。這些人打耀邦的旗幟，所以耀邦要多講講反對自由化問題這方面的情況。啟立說，小平同志談話后，我和喬石同志按照小平同志的吩咐，立即向紫陽、耀邦同志作了彙報。紫陽同志的意見，對小平同志談話，書記處要儘快認真學習、討論，領會小平同志的思想，還可以先搞個粗的文件。根據紫陽同志意見，中辦編印了反自由化問題的材料，摘編了常委們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的論述，供書記處學習、討論。我去請示耀邦。問什麼時候開會，耀邦說他要去新疆。當時去新疆並沒有什麼緊迫的事情。他從新疆回來后，書記處在北戴河討論了兩次，但既沒有作決定，也沒有發文件和通報。回到北京后就不了了之。

    胡啟立同志還講到了一個重要的情況。他說，1984年6月28日，小平同志曾單獨找他談過一次話。老人家說，今天找你來，主要談談對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同志有弱點，不僅是在對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水等人的看法上，最主要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表現比較軟弱。而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還說，如果我直接找耀邦，似乎過於嚴重了，同你談，你同耀邦比較熟，可以隨時注意提出你的意見和建議，耀邦是會重視的。小平同志這次談話，我當即向耀邦同志鄭重地原原本本地作了報告，但耀邦同志聽了之後沒有向書記處其他同志談一談，徵求同志們的批評和幫助。事實上，小平同志這次打招呼，對耀邦同志沒起什麼作用。

    6 趙紫陽的發言

    趙紫陽的發言很用了一點心機，他是15日上午講的。趙的發言中有這麼一段，講到劉賓雁、王若望這些人那麼狂妄，趙說：你胡耀邦為什麼對這些人這麼寬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種可能，是你要在國內、國外維持開明的形象。他同耀邦個別談話時還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為什麼這麼猖狂，為什麼有恃無恐？他們寄希望於你。反正黨的格局已經定了，小平同志今年八十三了，現在如果你還不能自由行動的話，將來你是可以自由行動的。即使現在有時候還捎他們一下，受一些批評，他們將來有你這個靠山，不要緊。他們就是這樣有恃無恐，即使現在你還不能完全保護他們，他們寄希望於你。不管耀邦同志怎樣想，那些人是這麼看的。

    趙又說到1984年他給小平同志寫的一封信，希望在他和陳雲同志健在時，能夠認真幫助解決我們黨中央一級的民主集中制問題，特別是書記處。趙說，他當時就已經感覺到，耀邦同志不遵守紀律，如果等到格局一改變，小平、陳雲同志不在了，黨內老人不在了，我們兩個無法共事下去，那時要辭職了。耀邦同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今天黨內很多老同志都在的情況下，他還這樣不遵守紀律，等以後不在了，誰也沒有辦法，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動。他不管你常委會怎麼定的，黨代會怎麼定的，上次討論怎麼定的，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現在還不能完全自由行動，對小平、陳雲同志主要是小平同志這裡不能不有所考慮，一旦情況變了，可以自由行動，不受任何約束。

    趙的話說得很巧妙，意思是說胡耀邦是有意識地把這些人保護起來的，一旦胡成了第一把手，這些人就會成為他的人才和力量。表面上看，趙紫陽說的就是上面的那幾句話，但仔細想來，趙是話裡有話的，有些話是在給人一種暗示：即胡耀邦要獨裁，眼前所以還沒有這樣做，是他自己有意識地剋制自己。趙紫陽是說胡耀邦這個人用心很深、不可低估和輕看啊！

    生活會議的氣氛是正常的，會前提出的四條原則對會議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大家都遵守這幾條，擺事實、講道理，心平氣和、與人為善，沒什麼壓力。如果與「文革」時期的黨內鬥爭比較，那是完全兩樣了。就是與「文革」以前黨內開展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相比較，這次會議也是開得好的。

    開完生活會議后，接著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擴大會議彙報了生活會議的情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了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

二 關於起草生活會議《通報》的是非曲直

    1 起草生活會議《通報》

    生活會議的通報是薄老要我起草的。除了通報以外，薄老還要做一個扼要的口頭彙報，這個彙報稿是喬木幫助薄老整理的。

    當時沒有可能到會議之外去了解情況、收集資料，我就以大家在會議上的發言、提法為依據起草了通報。這個通報列出了十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統一思想，第二個問題是「反對精神污染」，第三個問題是「四個保證」和「四有」，這些內容主要是根據我的發言整理的；第四個問題是經濟工作，是根據姚依林和宋平的發言整理的；第五個問題是政法工作，是根據陳丕顯等同志的發言整理的；第六個問題是外事工作，主要是根據吳學謙等同志的發言整理的；第七個問題是幹部問題；第八個問題是「左」和右的問題，也是根據我的發言整理的；第九個問題是集體領導和違反紀律的問題；第十個問題是胡耀邦的表態，根據他的發言摘要選了幾段。最後，是生活會給胡耀邦提出的四個問題，這一部分就包括了趙紫陽提出的問題，希望胡認真考慮，做出說明。

    這些都有現成的東西，後來中央作為三號文件，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傳達到哪一級，在中央轉發的通知里有規定。

    2 增發五個補充材料

    生活會議的通報儘管講了幾個問題，但終究是扼要的，發下去以後就有反應上來了，說這麼一件大事情，不等到1987年召開十三大解決，就這麼匆匆忙忙地決定，究竟是怎麼回事。大家嫌通報太簡單、太扼要，希望了解更多的情況、了解詳細的情況。因此，中央決定增發五個補充材料。在材料下發以前，趙紫陽在一定範圍裡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即人事變動的原委，這個講話作為中央的文件也下發了。這個對於人事變動的說明，沒有什麼分析和推論，把事情的原委說得清楚了一些。

    五個補充材料，第一、二、三個補充材料是1987年3月發出的，第四、五個補充材料是1987年5月12日發出的。第一個補充材料中的第一個內容是關於"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胡耀邦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態度；第二個內容是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第三個內容是關於"左"和右的問題。第二個補充材料是關於外事工作的問題。第三個補充材料是胡耀邦和陸鏗談話的問題，其中摘引了談話記錄中的重要段落。第四個補充材料是關於經濟工作的問題，比原來的通報增加了很多具體內容，從中可以看出，胡這個人很願意抓經濟工作，但是確實說了很多太不懂行的話，成為一種笑話。例如，耀邦說他主張"不要統計，估計更可靠"，還說要學點"估計學"；再如算經濟帳，他這樣算：化妝品，一個人一年消費多少，一年幾億人就可生產到什麼程度；營養品一個人消費多少、飲料一個人消費多少；這些都是他的"估計學"。他還在理論上提出一個問題，即消費應該占第一位，消費刺激、促進、決定生產，胡確實有很多不著邊的言論。第五個補充材料是胡給中央的信和胡在生活會及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

    整理補充材料之四、之五的工作是薄老布置給我的。後來，問題就出在第五個材料的三個發言上。

    5月12日，第四、五個補充材料發出了。

    3 鄧力群有沒有篡改胡耀邦的《我的表態》

    (1)胡啟立給趙紫陽、薄一波寫信提出"問題"

    6月2日，胡啟立寫了一封信給趙紫陽和薄一波，胡啟立的信是這樣寫的："紫陽、一波同志：中辦在中發三號文件補充材料之四、之五付印前對個別文字進行校核時，發現材料之五胡耀邦同志一月十五日《我的表態》多處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中央《通知》(稿)中寫的，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發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這句話也是文件起草同志加上去的，實際並未經本人修改。有鑒於此，我責成中辦對這個文件稿再次認真複核，複核后提出兩條比較突出的問題需要加以斟酌。1、第六頁提到'由於胡耀邦同志對十二大確定的重要方針的一再批評，使"六五"計劃起草工作遇到極大的困難。這句話顛倒了時間順序。因為十二大是一九八二年十月召開的，而'六五'計劃早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五屆人大四次會議上即已通過。建議改為'由於胡耀邦同志的一再批評，使"六五"計劃起草工作遇到極大的困難'。2、原稿第四頁第二段'由於胡耀邦同志思想認識同中央的方針不一致，下面無所適從，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調整國民經濟的決定未能很好貫徹......"。這句話修改了宋平同志在生活會上的發言。宋平同志在黨的生活會上發言講到這個問題時說：'由於中央主要負責同志思想認識同中央方針不一致，使下面無所適從，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作出的對國民經濟調整的決定未能貫徹下去。'胡耀邦同志的錯誤思想對一九七九年中央關於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的貫徹是有影響的，但考慮到，一九七九年胡耀邦同志是中央秘書長，而華國鋒同志是黨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建議仍用宋平同志發言原話為好。另外還有些文字上的問題就不細講了。以上意見妥否，請審批。"②

    胡啟立對文件的起草過程沒有做全面調查，既不找文件的起草、整理者衛建林，也不找我。

    (2)趙紫陽批示"追查」

    當天，趙紫陽即做出了反應，他在該信上批示：「我的意見是：1、同意啟立同志意見；2、引用胡的表態，不應擅自改動；3、起草文件的人的違紀行為應該追查。" ③

    趙這樣一批，問題的性質就不同了。

    然後，這個東西轉到了薄一波那裡。文件是5月12日發出的，胡啟立是6月2日給趙和薄寫的信，趙也是6月2日批的，中間隔了二十來天(5月12日一6月2日)；後來信到了薄那裡壓了一個多月(6月2日一7月14日)，在這之前，我一直蒙在鼓裡。

    7月14日，薄老寫了一封親筆信給我，薄老說："關於起草'補充材料之四、之五'，曾講到'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實際耀邦同志並未修改過。此事紫陽同志有個批示(詳見批件)要'追查'一下。當時我曾讓秘書打過兩次電話。據說有解釋。現在還是讓起草同志正式寫一報告為好！」 ④

    在7月14日以前，7月7日中央開會，根據趙的意見，撤銷書記處研究室。這個決定，是薄老7月9日通知我的。到了這個時候(7月14日)，薄老的信和趙的批示才交給我。由這點上看，上述事情--所謂改動胡的表態是撤銷書記處研究室的理由之一，實際上還不止這一條。

    胡啟立、趙紫陽這種做法，真讓我長了見識。產生懷疑，問問嘛。對鄧力群有意見，可以當面批評嘛，為什麼在背後下這樣的毒手，企圖置人於死地呢？這不是正派人的行為，更不符合處理黨內問題的規矩。

    我把起草這個文件的衛建林找來，要他如實說明情況。我考慮，衛建林是個小幹部，胡、趙這樣大的壓力，他受不了。也考慮到，他年輕，是個用功的同志，以後為黨工作的時間還長，因此還是由我向中央寫報告、承擔責任。衛建林表示：因為您經常保護幹部、承擔責任，我們這些部下都很敬重您。但是這一次是我的事，有些是薄老直接向我交代的。他們官大，但是理不在他們那一邊。他堅持由他自己寫報告去說明真相。

    (3) 衛建林說明事實的報告

    7月16日，衛建林把事情的經過和真相寫了一個報告給我。我把這個報告送給了薄老、胡啟立和趙紫陽。我說：事情雖然是衛建林做的，但責任應當由我來負。

    歷史的原貌是什麼，沒有必要掩飾。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胡啟立的信、趙紫陽的批示、薄老的信、衛建林7月16日的報告都在中央檔案里，鐵證如山。衛建林的報告如下：

力群同志：

    中發1987年3號文件補充材料之四、之五，起草、校對、修改過程中，經中辦同志仔細校核，提出兩個問題。正式下達的文件，這兩個問題均已解決。

    現將起草、校對、修改過程中出現這兩個問題的情況報告如下。

    大約五月初，您把我叫去，說一波同志布置一個任務，要得緊，您當時又整天開會，因此讓我先搞個稿子。您交代，材料之四講經濟工作，主要以依林、宋平等同志發言為依據做些整理；材料之五，就是胡耀邦同志幾次表態檢查，按時間順序編排。草稿出來后，您和我讀改一遍，著重是使問題的提法、判斷的用語準確、妥當，在外事問題上節略了兩段。讀改後送一波同志。一波同志看后發印廠排出清樣，又親自做了修改。

    五月十三日，一波同志處把我叫去，把一波同志的改稿交我，轉告了一波同志要做進一步修改的意見，並給我一個封面印有中辦秘書局字樣的彙集了中央生活會材料的白皮厚本。我按照一波同志意見做了一些補充修改。校對時發現中辦本中耀邦同志發言與起草時作為依據的手寫複印稿文字、標點、段落分法多處不同。於是據中辦本校改。因考慮到與三號文件銜接(三號文件中所引胡耀邦同志表態檢查中的話，依據是手寫複印稿)，所以在中辦通知稿中加了一句話："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發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然後送給您看。

    您再次修改時，也著重是使問題的提法、判斷的用語準確、妥當。改后又送一波同志審閱。在這個過程中，胡啟立同志6月2日寫信給紫陽、一波同志，說中辦同志核校時發現兩個問題。

    問題之一，信中說：「發現材料之五胡耀邦同志一月十五日《我的表態》多處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中央通知(稿)中寫的'其中一月十五日和一月十六日的發言，已由胡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這句話也是文件起草同志加上去的，實際並未經本人修改。"

    這是怎麼回事呢？

    草稿依據的是胡耀邦同志的手寫複印稿。中途修改、校對，作為依據的是中辦本，這時發現胡耀邦同志同一發言的兩個稿子之間的差異。我的疏漏，是沒有自己立即問一下怎麼會有這種差異。第二次把稿子送給一波同志后，一波同志處直接問中辦徐瑞新同志，徐才說清楚中辦本是錄音記錄。一波同志處打電話告訴我這個情況，我即在電話中提出，那就還是以手寫複印稿為依據重新校改，並請刪去我在通知稿中加的那句話。一波同志處回答，那句話已經刪去。正式下發的文件。胡耀邦同志發言仍然用手寫複印稿，我加的那句話也已刪去。

    實際上，手寫複印稿是胡耀邦同志的，錄音記錄是胡耀邦同志口講的，有修改，也是胡耀邦同志自已修改的。準確地說，是耀邦同志口講的改了手寫的。作為三號文件補充材料之四、之五的起草人，我負責地向黨說明：我完全沒有修改胡耀邦同志的發言。仔細校對過程中發現胡耀邦同志同一發言的兩個稿子、兩種版本。究竟是用胡耀邦同志的手寫複印稿，還是用胡耀邦同志的錄音記錄？一般慣例，應該是用後面的稿子。由於他的手寫複印稿中一部分已印進三號文件，為避免正式下發后引起不必要的疑問，補充材料之五仍用手寫複印稿比較合適。在這點上，應該感謝中辦同志仔細做了核校。

    問題之二，信中說了兩條修改意見。一條是把「由於胡耀邦同志對十二大確定的，重要方針的一再批評，使『六五』計劃起草工作遇到極大的困難」改為「由於胡耀邦同志的一再批評，使『六五』計劃起草工作遇到極大的困難」。另一條是把「由於胡耀邦同志思想認識同中央的方針不一致，下面無所適從，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調整國民經濟的決定未能很好貫徹……」改為「由於中央主要負責同志思想認識同中央方針不一致，使下面無所適從，以致中央一九七九年作出的對國民經濟調整的決定未能貫徹下去。」這兩處起草時表述不確切，中辦同志建議修改，正式下達的文件均已吸收。

    起草、校對、修改過程中所以出現中辦同志提出的兩個問題，是由於我水平低、經驗少、工作粗心疏漏。雖然這些問題在正式下達的文件中已不存在，但是我仍應誠懇地進行自我批評，由此引出深刻教訓。⑤

    衛建林報告的最後一段，是我考慮為了給趙紫陽、胡啟立一個台階，建議他加上去的。

(4) 在事實真相面前趙紫陽等人的態度及影響

    這個報告的內容就是點破了一點，即衛建林沒有改動任何一個字，是胡耀邦口講的改了他自己手寫的，改動是胡耀邦自己做的，衛建林只是負責校對。按照以往的慣例，以最後的發言為準，他按照薄一波的指示，以胡耀邦的發言錄音為依據校改了胡耀邦手寫的《我的表態》。事情的真相就是這樣。

    我在衛建林的報告上批了兩句話：報告所寫符合事實，如果有錯誤由鄧力群負責。

    衛建林報告送上去以後，胡和趙既不划圈，也不批示。但到了這一步，應該說事情已經清楚了。但是，在黨內就傳出來了：鄧力群篡改胡耀邦的發言。鄧力群篡改胡耀邦的發言，這樣的人，我們不能投他的票、不能選他。這個不實之詞成為一部分人在十三大選舉之前進行串連活動的口實之一。

    這個無中生有的問題，很快傳到了黨外，又從大陸傳到港澳。當然，港澳得到的消息要比國內的晚。1988年1月《信報》就有文章，題目就是《鄧力群篡改胡耀邦信件》；同年1月號的《鏡報》月刊發文，題目是：《十三大后中共兩種勢力過招的新動態》，其中說到：鄧力群私下篡改胡耀邦的檢討書，趁趙紫陽出訪東歐諸國之際，以中共中央19號文件的名義下發全黨，藉此抵制和削弱趙紫陽"5•13"講話的影響。從1986年開始，特別是1986年、1987年，香港的各種報刊都罵鄧力群，在這以前，報刊中沒有多少鄧力群的名字。

    對於這樣一件事，我不想得出一種看法，即這是趙紫陽或胡啟立授意傳到黨外去的。我認為這兩個人還不會這樣卑劣。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機關裡面同情胡耀邦的人、對鄧力群有偏見的人，知道了這件事就添油加醋，就用了自己的腦子和嘴巴加以歪曲、捏造和誣陷。但是，謠言畢竟是可以澄清的。無論是趙紫陽或是胡啟立，他們對於這件事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他們兩個人把事情搞錯了，而鄧力群又把事情澄清了，他們不僅應該而且有責任在一定的範圍內予以澄清，這起碼是對別人負責，也對自己負責嘛。在同志之間，對於自己捅出來的漏子，總應該自己出來修補、澄清嘛，這樣既能對得起自己、也才能對得起鄧力群嘛。他們哪怕說這樣一句也好呀，說：這個事情原來誤會了，現在寫了報告了，事情就算過去了、了結了。說一句這樣的話，也算表示了對鄧力群負責嘛。

    我是書記處研究室主任，衛建林是這裡的幹部。報告寫給我，我批個意見轉呈上去，總應該有個回應、和我通個氣。但是泥牛人海，杳無音訊。後來據中辦秘書局傳出，趙紫陽轉給胡啟立，胡啟立退回秘書局，連個圈都沒有，就壓在那裡了！說他們授意干這樣的壞事，可能還不至於，但他們在這件事情上欠了鄧力群的賬！他們挑起的事端，連了結的勇氣都沒有。

    這就是所謂「鄧力群篡改胡耀邦檢討書」的前前後後。

   
三 討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通知》的一些情況

    1 我和王震不同意趙紫陽、鮑彤的修改

    在生活會議后，中央起草了一個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通知》。這個《通知》是趙紫陽委託胡喬木、胡啟立和我負責起草的，起草工作實際上在生活會議以後就開始了。1987年1月25日草擬出了一個初稿，即《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文件遵循從毛主席到鄧小平都一貫堅持的基本思想，強調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制度確立的重要標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

    我們把《通知》稿子起草修改好以後就交給趙紫陽了，趙讓鮑彤提修改意見。據趙紫陽講，鮑看了以後，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已經與現在的情況不同了，現在是既要堅持社會主義，又要發展多種經濟成份，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鮑提出文件中的這個提法要修改，要改成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否定四頂基本原則，核心是否定黨的領導。趙紫陽沒有表示不同意。這樣，文件就按照鮑彤的意見修改印發政治局會議了。

    我列席了這次政治局會議，發現文件的提法變了，就提出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這樣修改不妥當，還是恢復原來的提法。王震也列席了這個會議，他說：是啊，只講黨的領導為核心不夠，現在是社會主義時期，最好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經過討論，趙說還是恢復原來的提法吧。

    這樣，文件就恢復了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方針。這一點很重要。從這一過程看出來，趙在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多種經濟成份要以公有製為主這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起碼是他自己同意了鮑彤的觀點，即要發展多種經濟成份，又要堅持社會主義，這是一個矛盾。趙紫陽同意鮑彤的修改，而且重用鮑彤這樣的人。在「八九政治風波」中，鮑彤和他下面的一些人對趙紫陽產生很壞的影響。

    2 鄧小平和胡喬木堅持"四個現代化"前加上「社會主義」

    這裡要說一下，科委有幾位類似鮑彤的人物，成了科委的骨幹。趙紫陽當了總書記以後，科委的同志就特意把鮑彤推薦給了趙。書記處研究室解散以後，趙讓鮑彤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這期間的很多事情都與這些人有關係。方勵之和科委的吳明瑜有非常密切的聯繫。方每次到北京，都要與吳明瑜見面，了解北京的情況。吳既給他提供情況，又給他出主意。

    1978年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時，郭老要作報告，胡喬木得到鄧小平的同意，在報告中提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地方，都加上了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這個稿子交給科委徵求意見時，科委提出現代化就是現代化，現代化不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這個詞都給勾掉了。稿子退回來，胡喬木看出了這個問題，把這個修改報告了鄧小平，鄧說：恢復。

    從現象上看，這是文字、提法等技術性問題，但實際上這是思想傾向的反映。

    直至4月份，宣傳系統還是按照反自由化的部署和生活會議定的方向開展工作的，整個意識形態反自由化的情況有所好轉。


四 趙紫陽"5•13"講話前後

    1 趙紫陽說講話來自鄧小平反「左」的壓力

    趙紫陽發表「5•13"講話，情況發生逆轉。趙紫陽說："今後，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正面教育和對改革、開放、搞活的宣傳應該並重，不僅不能偏廢，而且要互相促進。"趙紫陽在講話中還批評了一些對改革開放持懷疑、保留態度的觀點，強調對經濟體制改革要好好宣傳，還應當逐步開展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

    在「5•13"講話之前，鄧小平講過兩次話。第一次是1987年4月26日，鄧小平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理什特勞加爾。趙紫陽對談話進行了傳達。趙講，小平同志與捷克總理的談話「是很有新意的，是很可以開竅的"，值得我們認真研究。下面就是鄧的話："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堅持社會主義，要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首先必須擺脫貧窮。現在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⑥

    趙說：原來沒有那個「了」字，鄧特意和他說，在「搞」字後面加個「了」字。

    聽了這個傳達以後，我認為有些話說得恐怕不準確；如果不夠格，那我們搞的是什麼呢？對於"真的搞了社會主義"，我建議改為："現在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說搞好了不夠格。只有到了下世紀中葉，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說真的搞好了社會主義，才能理直氣壯地說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趙一直反對，趙說：不行、不行。

    第二次是4月30日，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總理格拉。鄧小平說："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現在中國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實行具體政策的時候，總容易出現有一點留戀過去的情況，習慣的東西就起作用，就冒出來了。同時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

    接著，鄧又講：「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說來，改變了中國的面貌。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習慣了，人們的思想不容易改變。對青年人來說。右的東西值得警惕，特別是他們不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因此要對他們進行教育。"⑦

    在這一段談話後面，原始記錄中還有這樣兩句話：格拉問：鄧小平同志的意思是不是右的傾向主要來自青年方面，「左」的傾向主要來自老年方面？鄧洄答說：大體上差不多，但青年中也有"左"的，老年中也有右的。

    這裡把老幹部稱為「左」的代表，主要傾向是「左」，也有右的。在正式發表時，把這兩句話刪掉了。後來，趙紫陽在做自我辯解時說：所以要作「5•13"講話，主要是來自於鄧小平的反"左"壓力。所謂反"左"壓力，有文字根據的恐怕就是指這兩次談話了。

    2 趙紫陽硬說鄧力群同情"左"的觀點

    這時王忍之已經出任中央宣傳部長。約在3月間，王忍之主持召開宣傳部長會議，我也參加了。遼寧宣傳部長彙報，他們省里的幹部對一些問題想不通，概括起來是兩句話：說資本主義(即發表自由化意見的)的挨批，干資本主義的(即搞私營企業的)沒事。這是現實生活中的矛盾所引起的困惑，這些問題確實值得注意，應該給予回答。恰好此時，趙決定在這個會上講話，就派他的秘書來了解情況，我就向他介紹說：大家在彙報中間講了不少情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遼寧的幹部所說的這兩句話，對這兩句話很需要用些心思，看看如何給予回答。後來，趙的秘書也直接聽了一些人彙報，遼寧的同志當面也講了這個反映。

    不知道趙紫陽派來的這個秘書是怎麼向趙反映的，趙後來講話，雖然沒點名，但意思是鄧力群同情這種觀點，趙對此加以批駁，認為這是「左」的言論之一。我聽了趙的講話，也意識到了他的這個意思，聽話聽聲、鑼鼓聽音嘛。後來我在宣傳會議上講話，回答了這個問題。當然我的這篇講話，趙不一定能看到。後來，趙在「5•13"講話中，以這個反映為例，說這就是"左"的干擾、"左"的思想的顯露；趙還把這兩句話改成：說自由化的人挨批，干自由化的人沒事。

    「5•13"講話前，趙準備了一個稿子。5月4日，他把這個稿子送給了鄧小平同志。5月5日，鄧有個批示："完全贊成。"

    「5•13"講話，講來講去，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同等重要，兩個基本點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唇齒相依的，要全面理解這兩個基本點之間的關係，首先必須正確理解這兩個基本點本身，不能用僵化的觀點來看待"四項基本原則"，也不能用自由化的觀點來對待改革、開放、搞活；而有的人就是強調"四項基本原則"，貶低"改革開放"。

    3 趙紫陽無中生有攻擊鄧力群

    「5•13"講話的主要根據，趙自己說是：好像是3月份，中央黨校開了一個座談會，這個座談會上的主張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改革開放"是目，提出了"綱目論"，對中央現行的方針、政策表示不同的意見。

    在「5•13"講話之後，趙與王忍之講：那個座談會是鄧力群讓盧之超到黨校去布置的，意見也是鄧力群的。我(趙)這個東西(即黨校的座談會材料)來自四個渠道，都說這個會是鄧力群布置的，是由盧之超到黨校去談的，然後讓江流召開會議，會議開了以後，江流就沒有再參加會，讓大家討論"綱目"關係。趙當時說得很神秘。

    在講話前後，4月27日、5月9日、5月11日、5月18日，趙都反覆講為什麼要作"5•13"講話。後來，胡啟立還專門整理了一個"趙紫陽同志在中央幾次會議上的講話要點"。這個要點分成四個大問題：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召開理論、宣傳、新聞、黨校幹部會講這篇話；第二個問題，關於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第三個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優越性和吸引力的問題；第四個問題，關於團結大多數和建設理論隊伍的問題。

    在5月18日的會議上，他也沒有說是哪個單位，就是列舉了好幾個所謂"左"的言論的表現，其中就說了有個別人講"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是綱和目的關係，這是"左"的主要表現。

    我知道彭真說過「四項基本原則」是綱、是總綱，但彭沒說「改革開放」是目。我當時根本沒有想到趙是沖著我來的，因為這些事和我根本不沾邊，我既沒有這種主張，更沒有進行這種活動。在趙講這些東西時，我一點也沒被觸動。當時，我只是想，這樣一講話，反自由化就夭折了。

    王忍之告訴我：趙說他的材料來自四個渠道，宣傳部是個渠道，黨校是個渠道，其他渠道，我記不準了。

    事實上，我既沒有叫盧去組織這個會，盧也沒有去過黨校，更沒有向江流布置這個工作。江流在這段時間曾找過我兩次，根本不是談這件事。蔣南翔當時任黨校的常務副校長，蔣想把原來胡耀邦在黨校時的一個秘書提起來任副校長，蔣認為：照理說，按工作、經歷和起的作用來講，江流應該當副校長，但考慮到與胡耀邦的關係，還是讓這個姓陳的秘書當副校長，江流繼續當教育長。蔣委託我作江流的工作，江流為這個事到中南海找過我。除此之外，我們別的什麼事也沒有談。所以，在「5•13"講話和5月18日講話中連續講這個事，我當時根本沒想到這是針對鄧力群的。這可真是一個冤案和錯案啊！趙紫陽不是在和風車作戰嗎！

    另外，趙還指名講：王正萍在一次會上講。包產到戶破壞了集體經濟的基礎。實際上，趙歪曲了王正萍的話。從王正萍的講話稿上可以看出來，王正萍說的是：個別地方實行包產到戶，把這些地方的集體經濟的基礎破壞了。王正萍沒有說在全國實行包產到戶把全國的集體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在材料里還點了王忍之的名，說他講：這次反自由化是一次撥亂反正，材料里引了這個話。王忍之當場講：我講撥亂反正是有限制的，我是說在一定範圍裡面講，可以說是又一次撥亂反正，不是概括地說總體的情況。

    這些事一直到趙講話，乃至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蒙在鼓裡。我沒有意識到這是對著我說的。有一次開書記處會議，我才感覺到氣氛有一點不對。在我強調宣傳工作中要反覆宣傳四項基本原則時，趙說了一句話，他說；這種做法堅持下去，總有一天沒有飯吃。這是批評我是教條主義吧！我這才有感覺了。後來，趙讓萬里、胡啟立召集北京一些單位開會；特別指明要讓鄧力群從頭到尾參加。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這是沖著我來的。

    4 趙紫陽否定盧之超當中宣部副部長的提名

    中宣部有個王大明，是朱厚澤任部長時的常務副部長(從北京市調到中宣部)，這個人寫了個材料，說鄧力群在宣傳部搜羅了一批"文革"中的造反派，有名有姓。這件事也是王忍之和我講的。其中有一個事情涉及到盧之超。盧在反自由化以前受到王惠德的壓制，理夫這些人整盧。反自由化以後，我和王忍之商量，說盧是理論局局長，工作搞得還不錯，也根本沒有那些不妥當和錯誤的言論，是否把盧提上來當宣傳部副部長，還繼續分管理論宣傳工作。有一次，在趙紫陽那裡，宋平也在，我就把這個意見提了出來，趙說："這個人還能當宣傳部副部長啊，有人來信檢舉他，說他是反軍社論的起草者。"⑨

    寫檢舉信的人是誰呢？原來是《紅旗》一個女校對，這個人和陳伯達的關係，在《紅旗》機關傳得沸沸揚揚。"文化大革命"中陳還把她扶起來領導機關運動，把一批同志打成"反革命"，其中包括盧之超。信是經過陸定一轉的。黨內發生的這些事真令人吃驚啊！

    我說，這個事在幹校審查了七、八年，老早已經搞清楚了。盧之超與這個社論的關係是這樣的：盧當時在《紅旗》工作，這個社論是林傑口述，幾個人筆錄整理的，而社論內容的淵源來自於林立果等造反派提出來的要反對軍隊的走資派的言論。這些事既有檔案可查，也有當事人的證明。趙聽了只好說：事實清楚了，但傳聞厲害啊！

    實際上，這是一條表面的理由，最主要的是：盧之超是所謂鄧力群派去黨校布置開那個會議的人。這樣，盧後來在宣傳部呆不下去了，他去中央文獻研究室呆了一段，幫先念同志編《文選》。

    上述事情也成為鄧力群後來落選的一個重要原因，所謂直接反對「兩個基本點」！

    5，趙紫陽垮台，對鄧力群的誣陷攻擊得到澄清

    這幾年的事情啊，來得也快、去得也快。趙紫陽一垮台，這個事情很快就澄清了。1987年給鄧力群栽贓，他不給你當面說，既然鄧力群的問題這麼嚴重，你就和他當面談一次嘛，也核對核對事實嘛。到了1989年6月15日，中央黨校的當事人--即所謂參加那個會議的幾個人：江流、王正萍、邢家鯉、吳雄丞給副校長高狄寫信轉喬石、王震、宋平、王忍之，並報中央，說明事實真相。這以後又經過了很多專門的調查，查來查去，證明趙紫陽對鄧力群的攻擊全是謊言！全是虛構！這樣，事情終於真相大白了。我把江流等人的信附在本文後面，說明這一段被人栽贓的歷史。

    6 胡耀邦、趙紫陽的根本不同

    拿胡耀邦和趙紫陽來比較，確實是根本不同的。十二大后，尤其是十二屆二中全會反對精神污染以後，胡耀邦在很多事情上不斷地折磨我，一直折磨到1986年11月，他還在上海的黨員負責幹部大會上講話，說我們讓鄧小平同志背了黑鍋。在一段時間裡，他口頭講、文件上批，但他是直截了當，批鄧力群就點名批，不同意鄧力群什麼觀點，就直接說；一旦情況清楚了以後，他就說沒有事了，不記仇。應該講，在這一點上，胡耀邦不搞陰謀，光明磊落；觀點不同，他就講出來，講出來也是指名道姓。你把事情說清楚了，他也就煙消雲散了。儘管後來又有反覆，但他不積怨，有話講在當面，講清楚了，就沒有事了。而趙紫陽卻搞陰謀，他整了你，你還不知道他在整你。他搞那麼大的動作，我當時雖然覺得他的意見不對，但沒有覺得是沖著我來的；而實際上，很多事情都是沖著我來的。當然，也要承認，就像趙紫陽所說的，5月13日的講話受到了鄧小平的壓力，鄧認可老的"左"的多。這老的裡面當然就包括鄧力群嘛。也可能趙當面就和鄧講，自己所聽到、所認為的鄧力群的"左"的觀點；而當他把黨校的事情按那種樣子報告鄧，鄧當然就支持他了。

五 趙紫陽撤銷書記處研究室

    事情發展下去，撤銷我負責的書記處研究室就成為必然的事情了。1987年7月7日，中央開會，不知道哪些人參加了，正式決定撤銷書記處研究室。7月9日，薄老正式通知了我。

    1 作出撤銷決定的經過

    聽說，從「5•13"講話到做撤銷決定之前，這期間，趙到東歐出訪，行前他布置胡啟立收集鄧力群的材料。現在知道的就是所謂篡改胡耀邦的發言，其他還有什麼材料，我不清楚。據說趙從東歐回來之後，胡啟立就把這些材料送給了趙，趙又把這些轉給了鄧小平。經手人之一，就是被禹作敏收買了、給禹通風報信後來被判刑的那個中央辦公廳的工作人員。這期間，李銳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告鄧力群的狀。其中有三個內容：一是生活問題，在延安的事情。鄧小平講，這個問題是過去了的事情，不要再提了。還有兩個，一個是說鄧力群宣傳陳雲著作、陳雲思想，在宣傳中間標榜自己，大概也講了是鄧力群提出了陳雲思想的概念；第二個是說鄧力群反對改革開放，其中引了我對李光耀一次講話的評價。李光耀說：儘管北京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新加坡仍不能過分依賴中國，"不管他們會從一項經濟安排中得到什麼好處，如果他們從政治方面考慮決定同你斷絕關係，他們就可能這樣做。因此，我們必須牢記這一點。"李光耀還說："始終存在這樣一種危險：如果同中國的經濟合作範圍擴大了，新加坡就會變得過分依賴中國。在同一個共產黨國家打交道時，出現這種情況將是災難性的。" ⑩對李光耀的言論，我講過這個意見：你看，資產階級政治家在和我們打交道時，是做了這樣兩手準備的，我們可也得用點心啊！這個話我確實講過。李銳對我的這個意見，就加以歪曲，以此證明鄧力群是反對改革開放的。這兩條都很能打動鄧小平的心。據說這個信也轉給了趙紫陽，趙與李銳還進行過長談。

    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可證明趙紫陽這個人耍兩面派。在他當總書記后，我那時還是書記處研究室的主任，他要找我們談話，我也要找他談呀，談了很多，其中的一條，就是書記處研究室還要存在、還要發展。趙紫陽提出來，最好把書記處研究室改為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對此還講了一些具體的意見。我當然同意了。趙紫陽、胡啟立還有一些批示和說法，什麼書記處研究室功勞大、人才濟濟啊。後來，就在研究室內部討論了。討論之後，5月18日給胡啟立、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寫了一個報告。胡啟立圈閱了報告沒有表態。薄老看了，5月22日批示說："似以約力群同志談一下，聯繫今後中央三組織的作用，慎重定奪為好。"5月24日，趙的批示是："同意薄老意見，這件事可緩辦。十三大后，黨中央的機構設置和改革應作統一研究，現在一般以不動為好。"楊尚昆(當時不在北京)6月25日批了：同意薄老的意見。

    趙批了以後就出國了。回國后，7月7日就做了決定，不講任何理由，就是一句話：撤銷。

    2 令人欣慰的事

    聽到這個撤銷的決定，我個人的心情很平靜。我和研究室的人講，研究室是中央的一個工作機構，是領導同志的一個助手單位。每個領導同志，特別是第一把手，都需要組織適合他自己思想和工作習慣的助手機構。他――趙紫陽當總書記了，覺得這個機構不順手，當然可以撤銷。對他來說，有這個必要，也有這個權力。他可以另外組織他的助手機構嘛。所以，我和大家講，這是正常現象，撤銷就撤銷吧。我沒有覺得什麼可惜和痛心，也沒有覺得有什麼不滿意的。我甚至想，你既然不願意讓我幫你的忙，我也樂得清閑，何必惹這個麻煩呢。

    現在看，這也許是反過來幫了我的忙。研究室發展到這個時候，也產生了一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問題。解散比之不解散，對很多同志的安排要好得多。如果一直在研究室，很多人就窩住了，起不來。解散后，研究室的同志分到了二十多個單位，這就給了這些同志表現自己才智的空間和機會，結果搞了兩三年，他們就冒尖了。到現在來看，從研究室出去的人，擔任副部長級以上職務的有十幾個。如果一直在研究室，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一件大事情——1989年"政治風波"一來，和我觀點一致的人，沒有一個表現不好的；而那些和我觀點不一致的人，在風波中間卻表現得不好。中國古話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趙紫陽這樣處心積慮地來對付鄧力群、對付研究室，到了1989年"政治風波"，他就得到了報應。研究室究竟幹了好事，還是幹了壞事，室內的同志多數是好的，還是壞的，不用一年、兩年就得出結論了。"八九政治風波"是個考驗啊！

    3 書記處研究室做了事培養了人

    胡耀邦同志當中央秘書長以後，把國務院和中央辦公廳的研究室合併成立了書記處研究室。從1980年成立，一直到解散，整整8年時間。在這段時間內，研究室確實做了不少事。參與起草、修改中央文件81份，幫助中央同志(包括趙、胡，還有老一代鄧、陳、葉、李)起草、整理他們的文章、文集36種，合起來共117種。平均一年十四、五件啊。代擬中央、中辦給各地的批複16件。還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在一些問題上做了系統的調查研究，出了兩個刊物，一個是《經濟研究資料》，一個是《調查與研究》，後來兩個合成了一個；在這之前，還有一個"供你參考"，幫助中央搜集材料，了解情況，做出決策，在這方面整理了幾百份材料。此外，按照中央的決定，寫介紹和闡述的文章上千篇。

    上面說的那些，還不是研究室工作的全部，研究室最主要的成績是為黨的事業培養了一批人。中青年上來了，那個時候才40多歲，現在都50歲上下甚至60歲了。例如，謝宏這樣的人，1965年大學畢業到《紅旗》雜誌社，還是一個毛頭小夥子，學習成績不錯，但工作上無從下手，經過研究室幾年的鍛煉，分到出版總署后就出類拔萃了，後來到了《人民日報》當副總編輯。據我了解，在同時的幾位副總編輯中，他的能力是比較強的。有一個丁振海，從研究室調到《紅旗》雜誌，後來擔任《人民日報》編委、文藝部主任和海外版總編輯。他本人一再表示，如果沒有在研究室的鍛煉，以後的工作是無法勝任的。現在社科院的副院長李慎明，也在研究室工作過。還有從我們那裡分到文獻研究室的一個青年同志陳晉，我最近看到他的東西，特別高興，整理出版了《毛澤東讀書筆記解析》(上、下)。我看了目錄，他搜集了那麼多材料，自己進行了整理，兩厚本書啊！衛建林、王夢奎、滕文生、盧之超、有林這些人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從這點上說，我還可以自我安慰。最主要的就是他們經得起考驗。在風浪中間，他們能站得住。所以，說來說去，當時受點委屈，大家都感到不公正。趙垮台了，大家都感到這個人終於得到了報應。現在，更感覺到趙給我們幫了忙。想到過去，說到現在，感慨不少啊！

    研究室都做了什麼工作，在解散之後，我們也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列了一個單子。

4 宋平給予的幫助

    還有一點要說，研究室解散之後，在幹部的安排、分配上，得到了宋平同志的幫助。宋平是管組織、人事的，他了解研究室，也了解研究室里幾個比較出色的幹部。儘管單位撤銷了，但人員的安排，應該講是很合適的。其時，中組部正好要成立黨建研究所，他就把研究室三十幾位同志調到了黨建研究所，張雲聲、蘇沛、邵平、張德成、趙少坪、王成福等同志都留下來了。後來，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他又把幾個骨幹調去。他們在九十年代初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所以，在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權力掌握在什麼人手裡，是至關重要的。

    我這個人有個缺點，對有權無權，一向不放在心裡，讓干就干，不讓干，我就干我自己的，無所謂。有一次，我和王震聊天，王老說你這個人不願意做官、清高，這是一個大缺點。他說：你那個不行，太清高，不行。他就講：我這個人就要掌權，就是要權啊！沒權你就什麼事情也辦不了！


六 十三大中央委員落選

    1 沒有抬不起頭

    鄧小平同志對我不高興，讓趙紫陽把研究室解散了，如果沒有鄧的同意，趙紫陽也實現不了他的預謀。在沒接到李銳的信和趙的材料前，原來提名十三大的候選人，我是作為政治局委員列上的，接到李銳的信和趙的材料后，鄧就加了一個括弧：候補政治局委員。

    十三大的代表，我當選了。中委的候選名單也提出來了，但中委實行差額選舉，我從正式中委的名單中落選了。結果報告了鄧小平，說沒選上中委啊，鄧小平的回話是：承認選舉，不做變動；後來又說，到中顧委做中顧委的常委。結果，中顧委常委也沒選上。

    就我來講，對落選一點反應和不高興都沒有，也不是，我的思想境界還沒有修鍊到這樣一個高水平。中委和中顧委常委落選，對我有刺激，當天晚上睡得不太好，情緒有那麼幾天不舒暢、不愉快，總覺得不太公平，也有點尷尬。但是很快就想通了，沒有覺得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心情就平靜下來了。

    我記得落選以後，我到王老那兒去聊天，恰好萬紹芬也在那裡。她也落選了，急得不得了，跑到王老那裡去訴苦，讓王老給想辦法。王老就對萬紹芬說，你應該向鄧力群學習，他不是也落選了嗎，他不在乎，你何必那麼著急呢。

    這倒確實是這樣一種情況，有些人想不開，從此以後就抬不起頭了。我自己沒有抬不起頭，我沒覺得對不起黨、對不起同志。

    2 趙紫陽做了手腳

    在這裡面，也要說一下，趙紫陽在此事上是做了手腳的，他底下的人進行了活動。解散研究室的通知就是一句話：解散書記處研究室。7月14日發通知，所有接到通知的單位，不講別的，很自然就會想到，鄧力群這個人不行了。好人也會這麼想，更不要說那些對鄧力群有偏見的人了。據說，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費孝通這些人當天知道了我落選的消息，互相打電話說：鄧力群落選了，大快人心啊。當然有一些人是會幸災樂禍的。所以，解散研究室，是趙紫陽破壞鄧力群名譽的一著棋；儘管你小平同志提了名，我趙就做些手腳，給你鄧力群潑一身髒水。

    還不止這一件事。先念同志證實有人去湖北團活動，讓他們不要選鄧力群。這是趙辛初告訴他的。趙說：有人到我們這裡來活動，不讓選鄧力群，我(趙辛初)倒是投了鄧力群的票。遼寧後來也證實有人去活動嘛，上海也證實有人去活動嘛，貴州也有人去活動。其他的地方有沒有人去活動，我就不清楚了。

    十三大代表二千多人，中央委員實行差額選舉，我得到的票是一千六百多張，在三分之二以上，沒投我的票有五百多張。這個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還有其他原因，留待人們思考吧。


七 保持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品格

    1975年到1987年，是我政治經歷中最重要的十二年。在這十二年間，自然界的春天秋天交替出現；我的政治生涯，也有順境與逆境的轉換。作為黨中央的參謀、助手，我遭遇了三次打擊。第一次是華國鋒要解散國務院研究室；第二次是胡耀邦免去我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的職務，任命王兆國為主任；第三次是趙紫陽把書記處研究室撤銷了。平均四年一次，這是我過去從未經歷過的。

    十二年的風風雨雨，我的心情時起時伏，既有高興，也有難過。但總結一下、回顧一下，在風浪的衝擊中，我沒有失去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情操，更沒有失去共產黨人應有的理想信念。以我的生活道路來說，處理好在逆境中的人生觀問題，對別人有參考價值啊！

    這裡面還要講到，家庭成員對我的支持和幫助，這是我沒有倒下來的重要因素。我受重用時，老羅和兒女們並沒有表現出特別的高興。比如說我當選為書記處書記了，我沒在乎，回到家裡我也沒有講，他們看到報紙以後，也沒有特別高興，還是跟以前一樣。按照老百姓的話說，吃飯時沒有因此添一個菜，酒也沒有因此喝過一次，很平靜地對待我受重用。同樣，在1987年的十三大上，我落選了，有幾天我的心情不好，但家裡並沒有埋怨。他們也很平靜地承受了這種打擊，家庭生活照樣和諧。包括我的兒子鄧英淘、女兒羅小韻，他們跟我的思想、感情都是一致的。1976年"四五"運動時，鄧英淘多次去天安門，回來后寫了詩、寫了詞，抒發自己的悲憤心情。羅小韻的照相照得好，她在天安門廣場照了不少相，有些相片獲了獎，記錄了歷史的瞬間。即使我受重用，兒女也沒有提出陞官發財，沒有利用我的地位謀私，讓人家指著脊樑批評。英淘做學問，小韻照相，都是普通工作人員。

    留在我檔案里的材料，有兩份是我家人的筆跡。一個是關於《論總綱》寫作經過的書面報告，是我口述、老羅筆錄的。我們都是老實人，我怎麼說她就怎麼記，我沒有想過寫假報告，她也沒有提出這裡含蓄一點，那裡隱藏一點，就是如實地記錄。另一個是1977年5月24日，我和王震到鄧小平那裡談話。這個談話記錄是我回來后口述、鄧英淘記錄的。那時是風波過後開始見到希望了。

    我本人、我的家庭，在我順利時沒有喜出望外，在我難過時也沒有消沉，更沒有倒下去爬不起來。很多共產黨員的家庭都是這樣的啊！共產黨雖然多災多難，但有多少個家庭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共赴黨難啊！在這一點上，我的家庭繼承了他們的傳統，可以與之為伍！這是我和老羅感到寬慰和自豪的。

    附錄：江流等四同志致高狄並轉喬石、王震、宋平、王忍之並報中央的信(1989年6月15日)。

    高狄同志轉喬石、王震、宋平、忍之同志

    並報中央：

    一、1987年六月上旬，中央黨校在全校學工人員中傳達了一個白頭文件，題為《趙紫陽同志在中央幾次會議上的講話要點》。在闡述三中全會以來路線的兩個基本點時，趙紫陽同去說：「有這樣一種觀點：把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搞活看成是綱和目的關係，這是不對的。在我春節講話之後不久，就有人發動了這樣一次討論會，提出這種論點，其目的不外乎要貶低改革，打著四項堅持之旗幟，否定改革、開放之政策，是有的。就是要把我們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引向貶低改革、否定改革的歧途上去。

    在討論這個文件的過程中，會上會下，校內校外，廣泛流傳說：趙紫陽同志指的是中央黨校研究所召開的一個會議上的觀點，這個會是江流發動的。中央黨校一位副校長在向省、部級幹部學習班學員傳達文件時解釋說，這件事就出在黨校。另一位副校長在昆明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也說過，"綱目論"出自中央黨校。六月十六日在校委聽取各單位學習討論的彙報會上，高揚校長說："紫陽同志找我談黨校工作時，查問過這件事。"在這次彙報會上，研究所負責人如實地講清了情況，中央辦公廳派人參加了這次彙報會。彙報會前後，中辦的同志還做了調查。本來事實已經很清楚，所謂"綱目論"出自黨校之說，純系子虛烏有，但領導上卻一直不肯實事求是地予以澄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仍繼續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追查所謂"綱目論"的上頭來源，還追查中宣部1987年2月編印的《關於若干理論問題的一些材料》、《若干言論對照》(註：這兩個材料的內容，彙集了思想理論界違反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些觀點，並與1986年末學潮的標語、口號、大小字報加以對照)是誰搞的，怎麼搞到黨校來的？還採取種種手段打擊和傷害了與其有關的同志。

    1987年3月11、12日，中央黨校確實召開了一個學習討論會。會議由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理論動態編輯部、理論月刊編輯部聯合召集，得到主管教學科研工作的教育長的同意，有教師學員共40餘人參加，中心議題是全面地正確地理解和掌握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兩個半天的會議內容和氣氛都是健康的，發言的整個基調都是熱情洋溢、滿懷深情地肯定三中全會路線的正確性和重大意義，闡述和論證全面理解和貫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兩個基本點。同志們學習領會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關於三中全會路線的表述的歷次講話精神，一致強調兩個基本點不可分割，在這個總前提下發表了各自的理解，是完全正常的。討論會上沒有人說過"綱、目"的話，更沒有人反對和貶低改革。這是黨校師生在校內舉行的一次學習討論會，怎麼會、為什麼要無中生有地製造出一個所謂"綱目論"的假案來呢！這次討論趙紫陽講話，追查、批判所謂"綱目論"的事件，其影響遍及全國黨校系統和思想理論界，它打擊壓制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同志，助長了堅持和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的人的氣焰，扭轉了根據鄧小平同志1986年12月30日講話(即中發[87]一號文件)所確定的大方向和有關部署，造成了人們思想上的混亂。而這一切嚴重後果，其源蓋出於趙紫陽同志的這個講話。根據未經核實的虛假材料，製造所謂"反對和貶低改革"的"綱目論"，大興問罪之師，亂扣政治帽子，其手段與其產黨人是多麼不相稱！兩年前的許多情況人們記憶猶新。從1987年1月以來，趙紫陽同志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事上，開始是划框框，設置障礙；繼而突然轉向，大批"思想僵化"；在四、五月里一系列講話之後，竟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中途夭折。自此之後，在中國的大地上，一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受到保護，更加擴大其影響，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更加泛濫起來，以致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

    我們希望中央在這次解決趙紫陽同志問題的過程中，對這個所謂「綱目論」的假案，查明真相，澄清事實，辨明是非，給予實事求是的公正解決。並由此總結經驗教訓，全面貫徹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在思想理論戰線認真清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造成的惡果。

            江流 王正萍 邢家鯉 吳雄丞

            1989年6月15日

    註釋：

    ①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94頁。

    ②1987年6月2日，胡啟立致紫陽、一波同志的信。打字複印件。

    ③1987年6月2日，趙紫陽在胡啟立來信上的批語。手稿複印件。

    ④1987年7月14日，薄一波致力群同志的信。手稿複印件。

    ⑤1987年7月16日，衛建林就起草中央3號文件補充材料之四、之五的經過給力群同志的報告。手稿複印件。

    ⑥鄧小平：《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頁。

    ⑦鄧小平：《社會主義必須擺脫貧窮》。《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9頁。

    ⑨《中辦通報》1987年第18期：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工社黨副總書記、副首相格拉的談話。

    ⑨1967年8月1日《紅旗》雜誌發表社論："無產階級必須牢牢掌握槍杆子--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40周年"。社論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們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同樣，也要把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從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們。鬥倒、斗臭。這些傢伙，還在垂死掙扎。不久以前，武漢地區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革命派進行鎮壓。""事實證明，我們必須進一步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把黨內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徹底乾淨地掃進垃圾堆里去。只有這樣，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目前，全國正在掀起一個對黨內、軍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這是鬥爭的大方向。"

    ⑩1985年9月30日《參考消息》。

「落選」之後：一九八八年之事

一 出席企業職工政治思想工作年會

    十三大以後，關心我的人，反對我的人，都很想知道我的情況，鄧力群中委落選、中顧委常委落選，「兩個落選」啊！因此，1988年以後的情況，我用"落選"之後來概括。


    1988年1月，在武漢召開了企業職工政治思想工作年會。當時，中央書記處主管宣傳工作的書記是芮杏文，他是從上海調到中央的，參加了這次會議。我以研究會顧問的名義參加了。大會的活動，我基本沒參加，也沒有講話；在大會中間，參加了幾次分組會，還和武鋼的同志開了一個座談會。

    企業職工政治思想工作的爭論，由來已久。80年代初，為解決企業無人負責的問題，彭真做了廣泛的調查，搞了三個條例。①但不久，趙紫陽又發了一個補充通知，提出廠長要擺在中心地位，要突出廠長負責制。用趙的語言，就是"一個槽里拴不住兩頭叫驢"。一個企業要不然就以廠長為中心，要不然就以黨委書記為中心，趙不贊成"三加強"，他認為三足鼎立實際上是行不通的。

    在企業職工政治思想研究會裡，多少對趙有點抵制，沒有完全按照他那一套辦。

    1986年時，要研究、解決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鄧小平提出黨政要分開。我在會上發言說：是不是給他的意思稍微做點補正，加上"職能"兩個字，即黨政的職能分開。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裡，共產黨是個執政黨，你講分開是個什麼意思呢？當然，搞成黨政合一是不對的。所以，分開不是別的意思，而是各有各的職能，即從這方面來加以分工，分工清楚之後，政府工作還是在黨的領導之下，通過合法途徑來實現黨的領導。我把這一點文字修改的意見講了以後，胡耀邦不贊成，趙紫陽也不贊成。

    在胡耀邦主持王作期間，他對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基本上不聞不問。趙紫陽代替胡之後，就在各個方面貫徹他自己的那一套。趙特彆強調黨政分開。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張，如在有的文件里講，黨委書記兼職，兼工廠的副廠長，實際上把黨委和書記當成了行政的附屬物；還有使黨的領導屬地化，即工廠在哪個地區或縣，就歸哪個地區或縣來領導；還有使黨的工作和活動業餘化，即在8小時工作之內，黨委的工作人員不能進行活動，只能在8小時以外進行黨的活動。這些事情就都陸陸續續地出來了。趙就是要淡化黨的領導，他還提出要改造政治思想工作，究竟如何改造，他也說不清。"淡化"和"改造"是趙的兩句名言。

    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和趙相對立的是康世恩。康對彭的意見也不贊成，他說：根據自己搞企業工作的經驗，還是應該堅持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對於董事會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工廠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是首鋼的辦法)，康都不贊成。武鋼是支持康的意見的。康直截了當地對武鋼的廠長黃墨濱說過這類意見。武鋼的辦法與首鋼的不同，甚至是對立的。首鋼宣傳的是管理委員會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但實際搞的是周冠五個人的負責制。武鋼搞的是名符其實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武鋼在經濟和思想政治工作上，都搞出了自己的一套，有些很寶貴、很成熟的經驗。黃墨濱是"一二•九"運動中五個著名教授之一黃松齡的兒子。

    在這個問題上，康和趙是兩種路子。康直至去世，仍堅持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但他也有擔心：即他們這一代——大慶的老人都退下來以後，大慶會搞成什麼樣子，他很擔心。

    我不贊成趙的做法，這是明確的。但說我是完全支持康的，我也沒有這個想法。根據一些企業的經驗和我的調查，我一直是這樣一種認識：黨委集體領導，離不開群眾和職工的支持，所以必須很好地依靠職工代表大會；而發揮職代會在企業生產和企業管理等方面的作用，體現工人是企業的主人，又必須通過黨委的渠道來做這些工作。廠長負責制要真正起作用，不依靠工人不行，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群眾。因此，儘管渠道不一樣，一個是黨委要依靠工人，一個是廠長要依靠工人，但黨委和廠長的最終目的，都是要使工人在企業里發揮自己的作用。這個看法，我在1986年同長嶺煉油廠同志交換意見時就說過。

    我在武漢的分組會上發表了這麼一個意見。新華社的記者喻權域很同意我的觀點，把講話整理出來了，想作為新華社的一個內部文稿發給各地。稿子交給我，我沒有同意。後來，把其他的意見稍微充實了一下，這個講話收到《鄧力群文集》裡面了。原來的題目是："黨政分開，黨要管黨"，後來改為："黨政職能分開，黨要管好黨"。

    由於趙是總書記，他的權力大，聲音也大，我的這些想法，起到的作用很有限。這個問題至今仍未解決。

    在企業領導管理體制上，中國搞現代化，實際上是學資本主義的。根據公有制的性質和我們自己的經驗，究竟企業領導體制應該是什麼形式的，還有待於把那些好的經驗加以提煉。


二 回桂東老家

    從1949年到1988年，湖南解放近四十年了。我離開家鄉的時間則更長，將近六十年了。早就思念故鄉了。退下來以後，無官一身輕了，恰好我的四哥建黃從美國回來，於是兩人相約回桂東一趟。我父親的兒女中，長房(即大哥)那一系有鄧經元，四哥那一系有慶元的一個女兒，我們一家有老倆口和兒、女各一；我的姐姐有一個兒子在桂東，缺三哥的後代。一批人就這樣一起回了老家。

    回家后，在祖父墳前鞠了三個躬，獻了一束花；在父、母墳前鞠了三個躬，獻了一束花；在外祖父、外祖母墳前也鞠了躬、獻了花。在老家沒有住，在縣裡看了一下，住了兩晚，路上也問了一些情況。

    家鄉確實有變化，縣裡有了公路、電燈，我們村也有電燈了。房子還是老的居多，少數幾戶蓋了新房，大多數還是住老房子。老百姓可以吃飽肚子。衣服可以禦寒，穿破衣服和帶補丁衣服的人是很少的。但也只是這樣一種水平，根本說不上富裕。桂東是全區最貧困的一個縣，在全省是倒數第二。

    最明顯的變化，是教育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以我讀書的流源小學來說，我讀小學時，男孩子能讀書，女孩子就不允許讀書，當時小學里一個女孩子都沒有。我們那時是完全小學，不能每年招生，隔一年招一次，完小是三個年級。一個年級只是四、五十人，合起來不過百把個學生。教師也只有三、四個人，包括校長。僅四、五人。這次回去看，女孩子不僅可以上學，而且人數已經不少了，據說入學率達90％以上。有了初中(九年制)。教師已經有三、四十個人。教育的變化比較明顯。

    鄉鎮的變化不大。因為是貧困縣，在免除農業稅、公糧和購糧方面，每家每戶得到了實惠。扶貧救濟資金每年有一點，但這些款項多數被各級政府用於建公房、私房了。我去的時候，桂東縣扶貧年份快到期了，縣裡的領導希望我和省里說一下，再延長幾年。湖南省委的負責人熊清泉不錯，同意延長扶貧年份，一直延續下來了。國家的扶貧政策給地方的好處，各級幹部比基層群眾要多得多。這個問題，恐怕很多貧困縣都是如此。在那些好的地區、縣、鄉，如蘇南的張家港、河南的南街、北京的竇店，情況當然不同。這就使人想到，我們的憲法、黨章和文件上寫的，以及口頭上說的，要求幹部要為人民服務，但也有相當數量的幹部不能真正貫徹這個宗旨，按文件、條例來辦事。有了好處幹部先得，老百姓得不到多少，只能得點殘羹剩飯。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這算是回故鄉的一點感想吧。


三 在北京召開《當代中國》叢書編寫會議

    到了5月份，在北京懷柔召開了一次《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工作會議，叢書各卷的主編或副主編都參加了。開會的第一天，北京市的黨政主要負責同志都沒有出席我們的開幕式，但他們卻參加了與我們在同一個院子里召開的另外一個會，那個會是北京市工會的會議。這樣一來，很多參加叢書編寫會議的同志就議論紛紛了。當時的傳說很多，有些參加會議的同志，就是來觀察鄧力群的表現的，因為兩次落選了嘛。結果發現鄧力群沒有因為這件事垂頭喪氣，而是精神狀態飽滿。叢書的另兩位主編馬洪和武衡同志都參加了會議。這是自叢書開始編纂后三位主編同時出席的唯一一次會議，我感謝這兩位老同志。

    我在這次會議上講了話，主要是針對否定「合作化」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言論。當時，有一種說法：個體經濟又重新發展了，私營經濟也發展了。港澳台的資本主義經濟也來了，那麼，50年代的"三大改造"不是白費力氣了嗎，即有不應該搞"三大改造"這樣一種情緒。還有更為尖銳的言論：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因此，有人就不想編寫這幾卷書了。就這個問題，我發表了意見，我說：今天有今天的情況和今天的政策，過去有過去的情況和過去的政策，從研究歷史而言，過去的政策是否符合過去的情況，如果符合，就應該說這件事就是對的，就應該肯定。不能因為今天的情況和政策變了，就反過來說過去都錯了；如果沒有"三大改造"，十三大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就根本無法確立，哪裡還有什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問題嘛。

    我還說，我原來和小平同志講，希望退下來以後，還有幾件事要繼續搞下去，這幾件事情中就包括繼續主編這套叢書，因此，這也是合法的。

    這樣一講，原來以為鄧力群落選以後，《當代中國》叢書就要改變主編的同志，感到了欣慰，認為這個工作還能繼續幹下去。


四 在黑龍江考察和整理文稿

    這一年我沒有去北戴河，和劉白羽、林默涵相約去大慶休假，受到康世恩的歡迎。7月下旬，我帶著衛建林和丁樹奇，從北京經過遼河油田，然後去了大慶。幾天後，康來了，余秋里也來了。左等右等，劉、林都沒有來。我在大慶住了兩個星期。舊地重遊，看了一些老熟人。大慶人對我是友好的，因為我幾次替他們說話。《論總綱》時，替他們說了話；後來在轉發大慶經驗時又替他們說了話；"渤海二號"事件時又一次替他們說了話。這些事，大慶的職工都了解，知道鄧力群和他們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我受到他們的友好款待。

    離開大慶去齊齊哈爾、五大連池、黑河，又去哈爾濱、佳木斯，回來又到了牡丹江，把黑龍江主要的地方都看了看，過去都沒看過。原來總以為，黑龍江兩岸都是崇山峻岭，以為大、小興安嶺都是很大的山和嶺，一看才知道，黑龍江兩岸都是大平原，大、小興安嶺的山勢也很平緩，不是陡坡。從佳木斯回來的路上到了鏡泊湖，參觀了唐代渤海國的遺址，第一次知道了歷史上該國的周圍也是大平原，有三、四百萬公頃的土地，這成為其建國的一個經濟條件。

    在哈爾濱時還參觀了一個飛機廠，引進生產法國的直升機，能夠倒著飛；還有運十二，能坐20人，性能也不錯。

    在東北考察期間，我聽到一種反映：胡耀邦要把國營農場辦成家庭農場，趙紫陽對此沒有制止，反而加以助長，結果損失很大。東北的土地都是成片的平原，是用拖拉機耕種的，分給農戶之後，每家只能分幾條壟(一條壟有一公里長)，每戶分8至10畝土地，也就是七、八條壟。家庭沒有拖拉機，就只好用牛耕，這樣就不如拖拉機耕得深，耕種也不及時，結果就減產了。搞農場的同志和地方上的人，都認為這個辦法不行，於是開始停止這種做法，並逐漸恢復國營農場。後來，除了搞了僱工經營的國營農場不願被收回去，其他的都陸陸續續地收回了。這是後來的轉變。

    這一次去東北，帶了一些延安整風以後的文章，整理了一遍。可能是太疲勞了，我的右眼黃斑區出了問題，眼底出血，當時也沒有感覺。從此以後，眼睛就再沒有治好過，右眼失明了。


五 在長沙與胡耀邦見面、談話

    從東北回來，11月又去了湖南，少奇同志紀念館建成，我去參加了落成儀式。從寧鄉回到長沙，恰好胡耀邦也在這裡休息。從1987年開他的生活會議，到此時已有近兩年的時間了。我就約他，提出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他表示歡迎。

    見面后，我沒有想到他也不介意以前的摩擦。魯迅說過：「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們之間本來就不存在個人的恩怨，在當時的情形下，的確有「度盡劫波兄弟在」的情意。我們在一起談了兩個多小時，主要是胡談了一些意見。

    開始時，胡耀邦就對我說：老鄧啊，現在流傳四句話，你聽說了沒有？

    我說：我不知道。

    他說：現在流行和傳播的很寬啊！

    他接著說：堅持社會主義無方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沒對象，堅持黨的領導無力量，堅持馬列主義太抽象。

    當時，我沒有領會他特意和我講這四句活是什麼意思，以為他是要借這些流傳的話來諷刺趙紫陽。現在想來，恐怕他有兩層意思：一是對趙紫陽，你不是講我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嗎，你當了總書記后，在堅持這些原則上，好像也沒什麼好的成績；也可能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即你們都批評我不講「四項基本原則」，那麼我就借用民間的輿論來證明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

    這樣一番話，可能表明了胡在這個問題上的心態，起碼是還沒想通、沒解決。在這個問題上，他當政時，就和《人民日報》社的同志講，「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已經解決了，現在這已不是一個問題了；統一思想不是統一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而是要統一在建設和改革的問題上。

    一直到現在，「兩個基本點」、「四項基本原則」成為了陪襯和口頭禪，究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什麼意思，胡、趙不清楚，我看許多人也不清楚。

    在胡的談話中，表現出他對趙紫陽的那套做法不滿意，例如他說：改造政治思想工作，怎麼改啊？他說他對胡啟立講了，毛主席有一篇文章叫《改造我們的學習》，現在叫改造政治思想工作，不妥當、不慎重，他不贊成。還有，他說他不贊成趙紫陽搞的黨委書記兼副廠長，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只能利用業餘時間進行的做法，對企業黨委的領導屬她化等辦法他也不同意。胡還表示了對股份制不贊成，他說搞了股份制以後，就要搞股票交易所，一搞股票交易所，股票就分不清楚是哪個人、哪個企業的股票了。

    胡還說，他與其他人不好多接觸，只有胡啟立、田紀雲還到他那裡聊聊天。他有事、有意見，也找胡啟立談談，由其轉告。

    我把與淡化黨的領導有關的、自己知道的情況說了說，表示了一點意見。胡耀邦好像也沒有表示什麼。我覺得我們的談話，感情是真誠的，氣氛是融洽的。結果也是滿意的。

    前兩年，有人寫文章回憶胡耀邦，文章說到我去看胡，是要「同他聯手反對趙紫陽，被耀邦嚴辭拒絕」。虧他們編得出來！

    趙紫陽當總書記以後的工作，確實是這次議論的一個內容。對趙紫陽這個做法，那個言論，提出不同意見，這個不妥，那個也不對，多數是胡耀邦講的。我當時的思想和心情，根本就沒有「反趙」、「倒趙」這樣一個意識，沒有這樣一個想法，沒有這樣一個興趣，更沒有這樣一個行動。我對趙紫陽當總書記以後的工作，確實有一些不同意見，但說這次與胡耀邦見面、談話是為了「反趙"、"倒趙"，根本沒有這個事。

六 在廣東調查

    1 「不是廣東辦深圳，而是全國辦深圳」

    從長沙分手之後，胡耀邦去了廣西。我則從長沙去了廣東，轉了26天。去了粵東北的潮州、汕頭，又到了珠江三角洲，深圳、珠海去了，還去了肇慶。上一次去廣東，是1962年，這一次是1988年，整整26年了，用一天補了一年。一路參觀，也了解了一點情況，作了一點調查。

    深圳的市委書記是李灝。李在經委工作過，我們是比較熟的。他介紹了深圳發展的情況。他說深圳從無所有發展到現在，總投資是87個億。國家的投資撥款和銀行貸款只有7個多億，外來的投資主要是香港、澳門，不過是9個億，兩者合起來17個億。另外70個億是從哪裡來的呢？他說是中央各個部委、各省市自治區投資的。為什麼他們那麼積極地投資，因為深圳可以減稅、免稅，再加上對外貿易得到的外匯多數留給企業。這樣，就刺激了各個部委、省市自治區紛紛到深圳投資。李灝還說廣東省委對辦深圳吹得很厲害。有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李灝說：不是廣東辦深圳，是全國辦深圳。

    應該說一直到1988年，深圳的發展，得到了各個部門和省市自治區的支持，一個省是不能把深圳的事情辦好的。

    2 陳雲讚揚我的調查報告

    回來以後，寫了一個給陳雲、薄一波、宋任窮的調查報告。報告講了幾個問題。一個是糧食問題。改革開放以後，廣東把糧田作為建築用地，以及改種經濟作物，使糧田面積減少了。廣東就提高價格向湖南和江西買糧食，這兩個省對它就搞封鎖。這樣一搞，湖南和江西的糧價就漲了很多，還有其他物品的價格也跟著上漲。湖南的幹部說：我們拿的是湖南的工資，面對的是廣東的價格。封鎖湖南的糧食出省到廣東，這是二個新問題。實踐證明封鎖這個辦法不好，這樣逼著廣東進口糧食。廣東的改革開放和周圍省的矛盾，在糧食問題上暴露出來了。國務院也沒有去解決這個問題，只是聽之任之。第二個是資金問題。特別是農業方面的資金，以及有關人民生活必需的方面，投資都很少，錢都用在改革開放那一點地區去了。第三個問題，在鄉鎮企業和國營小型企業中實行個人承包制，其結果普遍地為承包人提供了發財致富的機會。還有一個問題，深圳、珠海幾個特區及珠江三角洲與港澳(台灣也來了一點)搞"三來一補"，這對於廣東和國內來講，好處是兩條：一是容納了三百萬外來打工仔和打工妹(除了本地以外)，二是得點工繳費，而港澳資本家把他們退下來的機器、設備搞到廣東來，原料是他們的，在這裡加工以後，商品又是他們的，這實際上就是趙紫陽後來說的：兩頭在外。資本家的原料賺了錢，製成商品之後，他們拿去銷售又賺了錢。所謂"兩頭在外"，實際上就是港澳商人兩頭賺錢；我們在中間算是得到了一點工繳費，工人的工資也算是得到了，管理費也得到一點。從當時的情況來講，港澳台都願意採取這種形式，他們在一些基礎工業上都不願意投資。當時，廣東的電力特別短缺，"三來一補"的越多，電力就越緊張，這就只好由我們國家來投資。投資建起了電廠之後，就為這些港澳台的企業服務。當時只有胡應湘在廣州灣建了一個70萬千瓦的電廠，這是唯一由港商投資的項目。

    陳雲對他的秘書許永躍講，鄧力群這個調查的質量不錯。下面就是這個報告的全文。

    我的彙報

    陳雲、一波、任窮同志：

    去年十一月下旬，我到湖南參加了少奇同志紀念館開館典禮之後，又到廣東的番禺、河源、梅縣、潮州、汕尾、惠陽、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佛山、南海、順德等市縣和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特區去參觀訪問了二十六天。邊聽邊看，實地了解了這些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的新變化，同時也聽到了一些當前存在所需要認真解決的問題。現將地方同志反映的幾個主要問題簡報如下，供參考。

    一、糧食問題

    廣東省人均只有七分耕地，糧食不能自給。近些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農村部分糧田改種了經濟作物和水產養殖，再加上興辦鄉鎮企業、建設住宅和修公路等佔地，糧食的播種面積逐漸減少，僅梅州地區就減少了二十萬畝，其中建房佔地四萬畝；而人口自然增長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很快，糧食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起來。據估算，全省每年減少一個小縣的耕地，增加一個大縣的人口，需要調入糧食七十億斤。不足的糧食，大部分要靠從外省高價購進。去年下半年以來，全國出現了糧食緊張的局面，一些糧食調出省禁止糧食外運，這給廣東的糧食購銷造成一定困難，不得不用外匯進口糧食砬急。據一些縣的同志講，現在農民手中還有糧，不會發生問題，本地城市居民的口糧供應也能解決，關鍵是外來工人(沿海地區三來一補企業的工人多系外縣和外省來的)和飼料用糧無著，如果解決不好，不僅影響糧價繼續上漲，生豬和三鳥的飼養量將大幅度下降，來卑：市場肉禽蛋的供應不能保證，物價上漲幅度也難以控制。

    一些市縣的同志認為，在糧食問題上反映出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糧食合同定購價太低，同市場價相差太大，同工業品的價差更為懸殊。每百斤稻穀的合同定購價為二十五元，而市場銷價則為七十元，農民每完成一百斤稻穀的合同任務，要減少收入四十五元。同工業品價相比，黑白電視機由四百多元漲到八百元，要用三千二百斤稻穀才能換一台；鳳凰牌自行車由不到二百元漲到三百八十元，要用一千五百多斤稻穀才能換得來。農民覺得種糧划不來，不如改種收入高的經濟作物。拿農民的話來說："反正土地是我的，什麼有利種什麼。"

    (二)農業生產資料價高，合同供應量不能兌現。每完成百斤稻穀的定購任務，合同規定供應平價化肥八斤(現增加到三十斤)。實際上，合同規定供應的平價資料農民往往拿不到手，還得買議價的。而議價的生產資料價格上漲過猛，尿素由每斤兩毛漲到八毛，每瓶樂果農藥由三元漲到十五元，塑料薄膜竟上漲到八千元一噸。議價的生產資料也供應不足，農民很難買到，有時還買到假化肥、假農藥。合同規定供應的生產資料不能兌現，失信於民，農民說："這不是合同，而是光同。"因此，在農村中廣泛流行著這樣的話："高價化肥我不買，平價糧食我不賣，請黨原諒。"

    (三)對農業的投入減少，農業抗禦自然災害的能力減弱。過去，各級都重視農田基本建設，國家給三材，農民出工搞勞動積累，建設了不少工程。儘管在做法上有強迫命令的毛病，也有一些浪費，但畢竟在農業增產上發揮了很大的效益。現在，農田水利工程有的遭到了破壞，有的嚴重失修，不能發揮效益。河源縣反映，過去十天半月不下雨不會旱，現在七天不下雨就成災；以前十二小時下一百毫米的雨不會澇，現在下八十毫米就受不了。農民已經感受到了農田水利失修的惡果，迫切要求出工修復和新建，但無錢無材料，希望國家給予重視和支持。

    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特別是價格問題，嚴重影響農民種糧和接受合同定購任務的積極性。如果不妥善解決，不僅糧食播種面積會繼續減少，保不了總產量，單位面積產量也會下降的。有的農民算了一本賬，畝產稻穀八百五十斤是最佳選擇，再多產，就得多投入、虧本。

    市縣的同志認為，定購糧的價格必須提高，合同規定平價供應的生產資料必須兌現，否則不能刺激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如果糧食生產出大問題，用外匯進口，那就划不來了。市縣同志還認為，農用生產資料指定供銷社專營，是減少層層盤剝的好辦法，但擔心供銷社無力經營。因為供銷社已經個人承包，力量單薄，又無多餘的資金提前進貨，運輸、儲藏都有一定困難。他們建議多辟幾個供應渠道，由縣統一管理。

    二、資金問題

    整治經濟，壓縮樓堂館所的建設，抑制通貨膨脹，地方的幹部和群眾是稱讚並接受的。但是，抽緊銀根之後，有的銀行只收不貸，各經濟單位流動資金短缺，一時又形成了企業無錢購買願材料、商業部門，無錢進商品、糧食部門無錢收購農副產品的狀況。市縣同志普遍認為這種狀況不儘快改變，將影響經濟的正常發展。珠海壓縮機廠，是光大公司、電子工業部、珠海市三家出資聯營的，引進了-美國的技術和設備，設計能力單班年產電冰箱、冷櫃、空調機等用的壓縮機九十萬台，產品質量好，可替代進口，國內外紛紛訂貨，供不應求。廠方想增開班次擴大產量，但受流動資金的制約，不能增產。一些新建企業都存在這個問題。

    許多企業不能充分發揮能力增加生產，除了流動資金困難外，還有供電不足的原因。現在，一些企業因缺電已經開四停三。電力不夠，對經濟發達的地區是個很大的威脅。開放了的城市，不得不保城市生活用電，企業多數搞自備電(柴油機發電)。看來，生產已經發展到相當規模，供電不解決，即使有了資金也難以擴大生產。

    一些市縣的同志提問：票子發得很多，但國家卻沒錢，地方政府也沒錢，錢到底哪裡去了？他們的答案是三條渠道流失了：(一)建設樓堂館所，佔用了大量資金。停緩建的未完工程，不僅建設單位獃滯了資金，施工單位備料、設備生產企業投料，也都佔用著資金。(二)企業承包基數低，大量利潤用於了集體和個人消費。(三)官倒和私倒，現金買賣，銀行無法控制市場流通的貨幣。南海縣的集體和家庭化纖紡織業較發達，已經形成了很有規模的化纖布市場。外省的人用皮箱裝著票子、開著卡車去買。他們反覆倒運，錢回籠不到銀行手裡。

    有的市縣反映，銀行為了吸收存款，搞有獎儲蓄；但是社會儲蓄總額卻增加不了多少。這是因為，甲銀行搞有獎儲蓄，存款人就把存在乙銀行或丙銀行的錢取出來投入甲銀行。反之亦然，實際上成了儲蓄的轉移。

    三、鄉鎮企業承包問題

    原有的社隊企業，大都實行了承包經營，承包者多為原來的幹部。在承包方式上，一般都注意了集體承包，但多數地區個人承包多於集體承包。幾年的實踐結果說明，兩種承包方式對社會和集體的貢獻效果大不一樣。東莞市麻通公社新集大隊辦了三個磚窯、一個水泥廠，個人承包，一年只上交大隊十九萬元；川杈大隊只辦了三個磚窯，集體承包，一年卻上交大隊由百二十萬元。市縣同志認為，集體承包鄉鎮企業，可以為國家和集體多作貢獻，可以集資補農，為村鎮興辦教育和其他福利事業，承包者和群眾都高興，是集體致富的道路；個人承包，容易滋生歪門邪道，造成干群之間的新矛盾。他們覺得這是一個帶方向性的問題，必須認真解決。東莞市已在前幾年就強調每個大隊必須保留集體經濟。佛山市實行雙層經營，即工業以集體為主，農副業以家庭承包為主。

    各市縣都建有黨校，定期輪訓黨員幹部，加強兩個文明建設的思想教育，提高他們在新形勢下正確處理各種關係、引導農民走集體致富道路的能力。


七 趙紫陽辜負了陳雲的囑託和教誨

    1 趙紫陽不聽陳雲的兩點建議

    陳雲同志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是非常關心的。1987年7月，他兩次向趙紫陽建議，一次是通過薄老轉告，一次是親自找趙談，語重心長啊！陳雲建議的要點是兩個，一是講你責任重大啊，死了多少人才取得了革命的勝利，耀邦沒有把這個責任承擔起來，現在由你來承擔，你一定要想到犧牲了幾千萬人，要把他們的事業繼承下去啊。陳還按著趙的肩膀說：你身負重任啊！第二點，陳要趙好好學哲學，並把自己從學哲學中所得的收益告訴趙，哲學、世界觀的問題不解決，你的責任就承擔不好。"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啊！可以說趙完全辜負了陳的囑託和教誨，也可以說陳的話不幸而言中。

    2 趙紫陽聽不進陳雲的八點意見

    陳雲同志還在1988年提出過八條意見，這些都是針對趙在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講的，陳雲開頭就說：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裡，學習西方市場經濟的辦法，看來困難不少。你們正在摸索，摸索過程中碰到一些問題是難免的，還可以繼續摸索，並隨時總結經驗。④八點意見，趙沒有聽進去。



八 趙紫陽欣賞《河殤》"新紀元"的說法

    在1988年還有一件事，趙紫陽支持的《河殤》，提出了一個新觀點，即不是這一年，也不是那一年，而是趙紫陽上台的那一年叫「新紀元"。趙紫陽不僅讓有關單位複製錄相帶，而且親自介紹、推薦該片給新加坡的李光耀，說值得一看。《河殤》播出以後，首先提出批評的是王震。王老在寧夏講話批評，然後又找林默涵等人談話，由林默涵等人幫助王老把意見整理成文章。文章寫好給我看時，我就提出了這個意見，我說《河殤》的要害就是這一條，趙紫陽非常欣賞其中"新紀元"這個說法。李先念有一次見到我，說你對王老這個講話、這個文章有什麼意見啊？我說我提了一個意見，要害是"新紀元"的提法。先念說：喲，過去還不知道這個看法。

    趙紫陽下台時，王老發表了一個講話，批判「新紀元」是講話的內容之一。③

    王老是產業工人出身，但是喜歡看小說、看理論書，敢於而且善於保護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也相當敏銳。

    註釋：①這三個條例是：《國營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暫行條例》(1981年7月13日發布)、《國營工廠廠長工作暫行條例》(1982年1月2日發布)和《中國共產黨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暫行條例》(1982年6月3日發布)。

    ②陳云：《當前經濟工作的幾個問題》。《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65頁。

    ③1989年6月21日，王震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書面講話，他指出："《河殤》的要害，是所謂'新紀元'。《河殤》里有兩個'新紀元'。巴黎公社不是新紀元。十月革命不是新紀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是新紀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是新紀元，馬、恩、列、斯、毛以及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事業，都不是新紀元，只有1649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一個新紀元。1987年趙紫陽同志當了總書記，又是一個新紀元；趙紫陽同志這個『新紀元'，到底是什麼樣的'新紀元'？這是用'藍色文明'即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的'薪紀元'。這是削弱以至取消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瓦解以至'改造'黨。反對鄧小平同志代表的黨，大樹特樹趙紫陽同志'新權威主義'的'新紀元'。這是把真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總方針的力量打下去，把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歪曲和破壞改革開放總方針的力量庇護下來、扶植和集聚起來的'新紀元'。趙紫陽同志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工作中的錯誤，已經產生嚴重後果。幾年來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分配不公，社會治安混亂，一些黨員、幹部中發生貪污腐化現象，嚴重地脫離群眾，人們的思想搞亂了、搞散了，早已在新中國絕跡的販毒、吸毒、賣淫、走私、綁票、買賣婦女兒童、黑社會等醜惡現象重新泛濫，嚴重敗壞了我們黨和政府的形象，總禍根就是趙紫陽同志。到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大大小小的野心家、陰謀家，反革命殘餘勢力和社會渣滓紛紛出籠。他們打砸搶燒殺，破壞國家財產，慘無人性地毆打和殺害解放軍指戰員，把神聖的天安門廣場和首都北京，搞得黑雲滾滾。這是他們'新紀元'的一次大暴露。......趙紫陽同志是一個想開闢'新紀元'的野心家，還是一個善於耍弄政治權術的陰謀家

一 回答于光遠

    1 于光遠就王力訪談錄大做文章

    1989年3月份，于光遠在中顧委第三組的會上提出質問，要鄧力群回答和王力的關係問題。這個事情的起因是：在此之前，葉永烈訪問了王力。王力就把我和他接觸中間的一些情況談了。其中有胡耀邦說他做過理論工作、寫過文章、有研究能力，現在免於刑事處分之後，希望他在這些方面繼續做些研究工作，寫點文章。葉永烈把這些說成：黨的最高領導對王力的評價是，立場堅定，理論根底厚，寫作能力強。我當時給王力建議的是：杜絕人間往來，閉門讀書，甘於寂寞；但是要研究一點問題，其中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就是一個重大題目；還有農村情況，也算一個題目。葉永烈在訪談錄中講，王力說這是鄧小平給他的任務。1989年1月18日，葉永烈在上海的《聯合時報》上發表了這個訪談錄，文章登了很大的版面。

    于光遠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提出要追查鄧力群和王力究竟是什麼關係。第三組的組長劉瀾濤讓人做了記錄，記錄經于光遠核對后，轉給薄老，薄又轉給了我。

    2 我的回答

    4月29日，我寫了一封答覆信，請薄老、任窮同志並報陳雲同志，把1984年4月我回答胡耀邦在書記處會議上罵鄧力群請來陳伯達這個教師爺寫文章教訓中央同志的那一封信附在後面，還附了1981年11月鄧小平讓我去找王力談話的批示，鄧的批示是："請力群同志與他一談，告他什麼話都可以談。」鄧對此事的批示一共有兩個，11月5日批的是上面的話，11月6日他又加批了一句話："請耀邦同志看看。」耀邦也圈閱了。附了這兩個東西。就可以回答于光遠們的質問了。這些檔案的原件都保存下來了。

    王力當時經我轉了給鄧小平的信，耀邦也看了，還畫了圈。

    3 我對王力的評價

    王力去世之前，提出要見我。他感到自己快不行了。由於當時的種種原因，我不好見他。他去世之後，他的家人給我發了訃告，請我去告別，也因為政治原因我沒有去。我的心裡總感到這樣做會有一種遺憾。政治這個問題確實不簡單，太複雜了！我要去見他，他不說也會傳出去。這就又會引起于光遠這類人給你找麻煩。從這點上說，我不見他為好。但就同志之間的感情上說，總覺得留下了一點遺憾。這個人還是一個同志，也有才。

    從總的方面來評價王力這個人，他對黨是堅定的，對毛澤東思想是相信的。「文革」初期，他成為風雲人物。這有他本人的責任，但也不能說所有的壞事都是他主張的。全面、公正地看，還應該承認他是一個共產黨員。當然，這個人也確實有點毛病，有職有權時，他好表現自己；一旦無職無權，他又不甘寂寞。在這一點上，他和關鋒就不一樣。關鋒後來確實是閉門讀書、寫作，成績不小。王力也寫了不少東西，現在留下的一些東西，也有價值。但是，據反映，其中不實、不妥之處也不少。


二 向胡耀邦遺體告別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恰好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我去北京醫院看病。碰到胡啟立出來，滿臉流淚。我知道胡耀邦住在醫院，問他怎麼回事，他說胡耀邦去世了。我就趕到胡耀邦的病房，與他告別。當時，我的思想感情有起伏，也非常複雜。作為胡耀邦的反對派，我是第一個向他的遺體告別的。

    4月22日，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胡耀邦的遺體告別儀式，我參加了。

三 在浙江、江蘇、上海期間發生的事情

    1 陳雲收到鄧小平"4•25"講話后即回北京

    參加耀邦的追悼會之後，我就去外地了。我先去杭州，見到了陳雲同志。記不得是見陳的當天、還是第二天，陳雲收到了鄧小平4月25日的講話。他把這個文件給我看了，而陳在收到這個講話的第二天就回北京了。5月26日，陳雲同志在中顧委常委會上講了話。他說：關於反對動亂問題，我講兩點意見：第一，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第二，我們作為老同志，現在就是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李鵬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同時，要主動地多做幹部和群眾的工作。

    2 陳雲打電話要我快回北京

    我留在杭州參觀了一下就轉到蘇南，在幾個主要的縣市，參觀了幾天。然後轉到江北。江北原來比較落後，經過農業開發，情況很好。之後又到揚州、鎮江，經無錫回到上海。在那裡參觀了幾天，後來得肺炎、發高燒住進了上海的醫院。當時，陳雲同志打電話讓我快點回來，5月31日，出了醫院我就回北京了。

   

四 處理趙紫陽的有關情況

    1 陳雲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兩句話

    在「八九政治風波」以後，中央於6月下旬開了一個政治局擴大會。會上，很多同志都講了話，先念同志做了一個長篇發言。因為他對國務院的工作比較熟悉，對趙本人也比較了解，從這個發言可以看得很清楚，趙究竟犯了一些什麼錯誤，為何會導致這樣一個結果。這是一個很好的發言。與此相反，6月23日，趙紫陽作了發言，題目就叫：我的發言。連"檢討"兩個字都不願意說。這個發言完全是為他自己辯解的，實際上沒有承認一點錯誤。

    當時還有李鵬的報告，鄧小平沒有發言，陳雲同志就是兩句話：一、趙紫陽同志辜負了黨對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對趙紫陽同志的處理。陳雲的話非常沉重，蘊藏著老人家的感情啊！

    「八九政治風波」以後，中共中央於6月23日至24日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調整：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免去胡啟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芮杏文、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2 趙紫陽似有苦衷

    趙紫陽對造成「八九政治風波」要負主要責任，但趙可能也有些委屈。當時成立了一個小組審查趙，組長是王任重，成員有李正亭，還有一位是彭真的兒子傅銳。李正亭告訴我，王任重給趙寫了一批題目，讓他回答，趙不回答。王任重說，既然不能書面回答，那就談一次吧。結果在談話時，王任重一提問題，趙就放聲痛哭，一直冷靜不下來。王讓他冷靜一點，趙一直哭泣不止，持續了一個多小時。可能趙有點委曲，有點苦衷。

    3 趙紫陽弔唁陳雲受阻

    還有一件小事，陳雲同志去世后，沒有通知趙參加任何治喪活動。趙自己趕到中南海，要到陳雲家裡去弔唁，他可能想到了陳雲對他說過的那些話。結果，衛士沒有讓他進去。


五 參與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

    1 選對了三個人

    宋平是常委了，他分管組織和人事工作。中央常委決定，由他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現在看，研究室的領導選對了三個人：王維澄、滕文生、衛建林。研究室的主任，當時曾設想了兩個對象：王維澄和徐惟誠。最後選定了王。這個人選對了。另外還選了兩個苦力。一個滕文生，一個衛建林。王維澄開始曾想讓建林作為高級研究員，不當副主任，我堅持要讓建林當副主任。滕和衛與王維澄一起做了很多工作，雖然難度很大，但起了很好的作用。

    2 鄧小平深諳用人之道

    在組建研究室的過程中，宋平對我說：為了便於幫助他們(王、滕、衛)做工作，給你個什麼名義呢？我說：讓我當個顧問吧。宋平說：是否還可以設想更高一點的名義？我說：有個顧問就行了。我心裡想，能讓我當個顧問也就很好了。

    這種安排報到鄧小平那裡，顧問也不能當。鄧小平的理由是：如果他當了顧問，給新的班子為難啊，新的班子有什麼意見，鄧力群不同意，這不就難辦了嗎！

    這之後不久，先念同志提出建議，讓我去政協當副主席。當時，王任重同志身體不好。機關工作，特別是黨的工作沒人管。這個想法問了鄧小平，鄧力群不當研究室的顧問，是不是讓他到政協去當個副主席，鄧小平倒同意了。我不想去政協，就向陳雲同志報告，請陳雲同志說說話。我確實不想干政協那些事，對做統戰工作，我也不熟悉。陳雲同志幫了忙。先念同志不高興了，他當著我的面說：你大概是嫌官小吧。我倒確實不在乎官大官小的問題，因為那些事非我所長。由此也可以看出來，鄧小平用人有他的考慮。當政協副主席他通得過，一個小單位的顧問，插進一個鄧力群，他就通不過。


六 在煙台談趙紫陽的改革(1)

    1989年8月，我先去青島、威海，然後在煙台休息了一段時間。8月3日、7日、8日、11日，在煙台東山賓館就我所知道、了解的趙紫陽的改革觀，講了4次。是由趙少坪記錄、整理的。現在，我把這幾次談話記錄引在這裡。

    1 八月三日的談話

    趙紫陽同志問題的暴露是在1984年，當時主要是經濟問題。政治思想領域的問題，是1986年中央討論關於精神文明決定開始的。他同胡耀邦同志一起把十二大確定的"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改掉了，用共同理想取而代之。整個決定是他們兩位合作的，反映了他們兩位的思想。

    1986年下半年，全國鬧學潮。胡耀邦同志辭去總書記職務后，趙紫陽任代理總書記。在批評胡耀邦同志的中央生活會上，趙紫陽的發言話不多，但是用語份量很重。

    1987年初，中央成立處理學潮的領導小組，胡啟立任組長，李鵬、何東昌同志參加，趙紫陽指導。當時很明顯，他是採取冷的方針。王震同志深感不滿，說既然有冷，也應該有熱嘛，不能只冷不熱吧。當時上海的學生要佔領市政府，上海請示趙紫陽怎麼辦。他說，要佔就讓他們去占。據說有一部分學生確實衝進了市政府大院，費了很大勁才把他們給轉移走了。後來我在上海聽到一種反映，認為中央對學生讓步太多。芮杏文同志是執行趙紫陽意見的，上海一些老同志包括江澤民同志在內，不同意他們的意見和做法。

    關於嚴家其的問題

    十三大以前，中央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1986年秋，鮑彤調嚴家其到這個小組任辦公室副主任。當時社會科學院一些同志不同意，反映了他過去一些情況，認為他不宜在此工作。這個消息鮑彤透給了嚴家其，於是嚴寫了一個情況，向鮑彤求援。然後，鮑彤等三人聯名，根據嚴自己的說法，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還講嚴如何守紀律等，為他過去的問題開脫，希望仍然留他在辦公室工作。趙紫陽批送中央幾位同志"閱知"。1987年年初，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始后，中央要審查處理一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後來在上報中央的名單中還是把他加上了。到8月份北戴河會議討論名單時趙紫陽提議先討論五個人的處理，其他人以後再討論。後來他就不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了。從此，嚴家其也就被他保護起來：繼續得到重用。

    關於企業領導體制問題

    1983年彭真同志給小平同志寫信，建議實行廠長負責制。他領著袁寶華等同志做了一些調查。調查的結果我記得有這麼一句話：實行廠長負責制，同時要有三個加強。根據這個意見重新修改了三個條例，作為草案發下去了。發下去不久，就來了一個補充通知，補充通知就說廠長全面負責，還有法人代表、中心地位、中心作用。這樣一來，把屬於黨委的那部分權力、職責否定了。以後據此修改企業法，交全國人大通過。1988年，又形成中央9號文件發至全國。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調查研究的問題。

    關於所有制的改革

    所有制的改革是近兩年才提出的。好象是1988年9月19日，趙紫陽在同弗里德曼的談話中說，企業方面的改革，重點是轉向以公有製為主體的股份制。他還說：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變的情況下，我們要嘗試一下西方國象發展商品經濟一些有效的經營方法。這裡頭表面上看是有前提的，實際上是要用股份制來瓦解公有制，用西方發展商品經濟的方式即西方的市場經濟，來代替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西方的市場經濟搞起來以後，都變成股份制了，還有什麼公有制，還有什麼社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他本人的話不太露骨，可以找一些他欣賞的經濟學家的文章來看看。比如厲以寧，還有什麼人。對溫州私營企業的大發展，我聽他說過，這就是一種模式。

    講到公有制的問題，他有些話說得比較含糊。有一個問題是非常清楚的，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只允許講二者的共同點，不允許講區別，或者只講西方的市場經濟，認為這就是我們要實行的商品經濟，就是唯一的商品經濟。誰要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有共同性，但是又有區別，有特殊性，他就認為是繁瑣哲學，是干擾改革。陳雲同志去年10月8日的八條意見裡頭，很明確地講，他們試行西方的市場經濟，看來困難很大，贊成他們繼續探索，要注意總結經驗。趙紫陽的心思是嚮往西方那一套的。不少同志主張，不能把商品交換原則引入黨的政治生活、國家的政治生活領域。對於這種主張，他開頭口頭上也是不贊成的。話來他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弊端或者腐敗現象，正好像資本主義初期的腐敗現象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去年十三屆三中全會上，把這個意思寫進了文件，有人反對，他又改掉了。

    這幾年趙紫陽口裡講的、腦子裡想的商品經濟是什麼？我們要做些分析。概括地講，就是抹煞不同性質商品經濟的區別，特別是抹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別。1984年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出來以後，經濟理論界在房山開了一次會，會上有兩派，一派講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是有區別的，各有特殊性，儘管有共同的地方，這一派佔少數；另一派就講，重點應該看到兩者之間的共同性。

    關於十年改革理論討論會

    1988年年底，中宣部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理論討論會。在醞釀過程中間，有人提出一個問題，說為什麼不把這個會延伸到建國四十周年時召開，回顧總結四十年的經驗教訓，討論理論上的是非。趙紫陽聽了這個意見以後表示，四十年中，"大躍進"做了結論，十年"文化大革命"做了結論，問題大的是"三大改造"。他說，按照他的設想，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可以不搞，"三大改造"都可以不搞，現在講五種經濟成份，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集體經濟，國營經濟，中外合資、獨資，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原話可以查查。

    有位學者今年在《理論動態》上發表文章就講了這樣的意見。理論界一直有人講要補新民主主義的課。毛主席當時把新民主主義作為整個一個時期，不像列寧所說的，民主革命勝利之日起就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到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有一個新的說法了，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即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由此提出批評關於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毛主席當時的解釋，認為沒收官僚資本，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重大步驟，民主革命結束，即進入了社會主義。到了1961年，又不再延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法，而是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到"三大改造"，然後過渡到了社會主義時期。前幾年張顯揚就講，要補新民主主義的課，"三大改造"搞早了。

    另外一個意見叫做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個充分發展的時期。那就不叫新民主主義時期，而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允許有一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時期，套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那句話：中國吃虧不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太多，而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夠。然後從這個話引伸出中國應該有一個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時期。趙紫陽後來這一套，就是補這方面的課，不是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是過渡到資本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再認識、社會主義再認識，認識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好，社會主義壞，因此，我們還是要回過頭來搞資本主義。這些觀點趙紫陽講得不夠系統，也不夠明白，但是理論界有一些人講得是系統的、明白的。

    1986年2月，秦柳方同志寫過一封信。附了幾篇文章，列印後分送喬木等幾位同志和我。喬木同志當時住在醫院，收到秦柳方的信以後寫了幾句話："耀邦、紫陽、啟立、厚澤同志：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秦柳方同志日前寄來一信反映經濟理論的一些情況，作為一家之言，還值得看看，此件原已分送力群、胡繩同志，故不再報。原附件較多，從略。"趙紫陽看到這封信，批了幾句話：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

    批評要慎重，但是允許不允許批評？探索要大膽，要不要馬克思主義指導？要不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趙的批示，實際上為經濟理論方面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開了一個大口子。這同他支持《世界經濟導報》就一致起來了。《世界經濟導報》實際上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個主要陣地。他親口給我講，他喜歡看這個報紙，也經常注意這個報紙的言論。這些人受到他的保護，特意給他們提供一個寬鬆的環境，因此，才這樣肆無忌憚地宣傳和提倡西方經濟學的那一套，狂熱地攻擊馬克思主義、吹噓資本主義。這樣一些觀點，這樣一些文章，這樣一些著作，比耀邦同志時候更加暢行無阻，這樣一些人物，比耀邦同志時候更加活躍。還有鮑彤下面的幾個研究所。《世界經濟導報》開了頭，比較突出的還有《經濟學周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許多報刊競相發表他們的言論。還有一些演講和座談會。他們俘虜、信用實際上是害了一批搞經濟學的中青年同志。近一兩年來，在趙紫陽的支持、縱容下，這種自由化思潮的泛濫，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關於企業家階層

    近年來。趙紫陽所支持的一些人大談什麼企業家、企業家階層，說企業家階層應該有自己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地位。他們從來不談工人階級在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

    風險承包的後果，現在比較明顯了。現在已經達到了這麼一個程度，廠長(經理)的人身都得不到安全了，自己要帶武器，帶警棒，請保鏢。廠長(經理)被殺的事件經常出現。這說明存在一種尖銳對立的關係。他們的所謂企業家，實際上是他們著力培植的資本家。

    趙紫陽同弗里德曼的談話是一個標誌。弗說，中國的改革關鍵是給趙紫陽充分授權。他按著趙的意思，說如果一個領導人沒有被充分授權，很難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弗所謂授權要辦的事，就是六個字，即「自由、市場、私有」，中國的出路就這六個字。那就是美國式。他對我國現行的東西都不贊成，對趙紫陽的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只贊成後半句話。我們管理外匯他不贊成，控制物價也不贊成。弗回去以後，在斯坦福大學講了一篇話。登在香港的雜誌上。當時陪弗里德曼見趙紫陽的一個叫張五常的教授，寫過幾篇文章，認為弗與趙的觀點是一致的。

    關於黨政分開問題

    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以後，研討過程中定了一些東西，或者布置實施的一些東西，如企業法、黨政分開。黨政分開是小平同志提出來的。我提過不同意見，沒有採納，我也不說了。先念同志不贊成提黨政分開。問題還在於怎麼執行。現在各部黨組都取消了，包括省一級的，撤銷黨組究競結果怎麼樣，今天以前沒有人說話，趙紫陽問題出來以後，估計會有同志說話的。到底怎麼提法好，怎麼貫徹執行妥當，需要進行調查研究。

    2 八月七日的談話

    現在有人給趙紫陽概括了三句話：思想自由化，經濟私有化，政治多元化。這三句話概括得有點道理。1987年批評耀邦同志，他說耀邦同志的問題是一個原則問題，耀邦是主張搞自由化的，他是反對自由化的，因為這個原則分歧，產生了不同意見。現在看來實際上趙紫陽不過是利用這個機會，利用這個口實，達到權力轉移的目的。嚴家其說，他們反對非程序的權力轉移。他們是反對轉移趙紫陽的權力，主張把李鵬同志的權力轉移給趙，甚至主張把小平同志的權力轉移給他們。總之，趙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勢力，原先說要反對，後來又接受下來，保護下來，目的都是為了他來掌握權力。有人講，趙紫陽是個機會主義者，這個話有一定的道理。

    十三大原來準備有兩個報告，小平同志出題目，由趙紫陽講建設和改革，耀邦作政治報告。耀邦出問題后，只搞一個報告了。本來耀邦那個班子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不工作，等著解散了。趙紫陽給我說，鄭必堅同志向他請示，我們的工作還做不做。趙紫陽說，你們搞了一陣子，總算有了一個成果嘛。後來就把這個攤子合到鮑彤那個攤子里去了。

    趙紫陽思想上的自由化，經濟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元化，從他的方向、趨勢或者說要走的道路來講，「三化」歸總到西方化。但到他垮台為止，走到一個什麼程度，這需要研究。他的錯誤的後果非常嚴重，使黨和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證明他那條路走不通，失去黨心民心，導致他的失敗。但是，他終究幹了許多年。這確實值得研究。他不是一步走向垮台的，中間步步高升，走到頂峰，然後走下坡路。十三大的開幕登基，《河殤》說是什麼「新紀元」。這是他政治上的頂峰時期，從那以後就走下坡路子。趙紫陽1980年由地方調到中央，到垮台，前後十年。他的問題可劃分為兩段來研究：1980年到1986年為一段，1987年耀邦同志下去到他垮台為一段。

    趙紫陽自上來到垮台，就不只是對這些搞自由化的人寬容的問題，不只是保護傘問題，而且還加以提拔、重用，讓他們形成氣候，形成勢力。原因之一在於趙的一些觀點也是自由化的觀點。比如他關於文藝的方針叫「少干預」，完全是虛偽的，他喜歡的就支持，他不喜歡的就採取各種各樣的辦法來制止、打擊、壓制。《河殤》就是最明顯的例子。他非要宣傳部管文藝的賀敬之下來，連理論、文藝兩個局的局長，他也親自過問。非把他們調出中宣部不可。另一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名自己信任的人到中宣部當主管文藝的副部長。這裡頭確實反映了不同的傾向。

    在同耀邦同志爭論的時候，趙紫陽確實支持過我，就是反對精神污染髮生不同意見那一段。他支持我的目的，是要排除他登基的障礙，待他登上基，位子坐穩了，就不能容忍一個在他認為是找他麻煩、不會完全屈服於他的意見的人，想盡辦法得把這個人搞掉。

    趙紫陽在一次宣傳部長會議上說，究竟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現在還搞不清楚。他還說，就拿社會主義來說，蘇聯斯大林的搞法是一種，戈爾巴喬夫是一種，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又是一種，我們五十年代是_種，"文化大革命"是一種，現在又是一種。這樣一說，社會主義就沒有一個確定的東西。在這種根本問題上，他同耀邦確實不一樣。他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核心只有一個否定黨的領導。他要的黨的領導，就是趙紫陽的領導，有了權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當然可以不問姓社姓資。他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核心是取消社會主義。他代替耀邦以後，在思想自由化的問題上，比耀邦時候走得更遠。所以後來耀邦不服氣，不是沒有道理的：你批評我有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代替我，你乾的這兩年比我幹得更凶了。

    美國人艾奇遜講，寄希望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對他們一定要支持、扶植和培養。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當然有毛病，但趙紫陽是從各個角落、各個方面來支持、重用一批民主的個人主義者即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分子，使極端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極端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泛濫成災。

    3 八月八日的談話

    趙紫陽搞經濟上的私有化，不是一步到位，是逐步演變的。先是局部，然後一個方面、一個方面地擴展，到後來很明顯是企圖實現私有化，也就是資本主義化。但是，也不能說他已經實現了，如果北京不發生這場風波，他還會往前走，繼續推行他那一套。我們的黨和人民，終究是不會同意他那樣搞下去的，但是從他來講，看樣子不會回頭。

    不能說他一到北京就這麼搞，更不能說他一參加工作就抱著這種目的。因為沒有看更多的材料，有些事情還搞不清楚。他來北京以前在四川工作，最出名的是「繞開水路走旱路」。他這時還沒有明白地支持包產到戶。1980年初，安徽、甘肅省委支持搞包產到戶。趙紫陽在四川搞了六個工廠的試點。據吳波同志講，他這個改革無非是從上交的財政中，挖出一塊來給企業留成。這有助於發揮企業的積極性。到1979年，陳雲同志提出經濟調整，小平同志同意。當時華國鋒強調發展，後來這個問題不提了，他就強調改革。

    那一年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趙紫陽發表了兩次意見，支持經濟調整的方針，說要發展也得首先調整，不調整好不能發展，更不能繼續發展。這次會議確定，調整是關鍵。我們堅持既是關鍵，又是中心。華國鋒講，有了關鍵就行了，不要中心了。最後形成八字方針，通過了一個會議紀要。後來，先念同志在人代會有個報告。

    這次，應該說趙紫陽起了好作用。

    趙紫陽1980年上半年到北京，下半年接任總理。八字方針通過後，實際上這次經濟的調整沒有調整下去。到了1980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小平、陳雲、先念同志和趙紫陽都講了話。會議決定經濟上要進一步調整，政治上要維護安定團結，才真正把調整的方針落實了。就在那次會上，陳雲同志聽了趙紫陽的發言以後說，現在開始，算是說"北京話"了，來到北京就要說"北京話"。

    回頭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第一個農村工作的文件。這個文件，對農村實行聯戶承包責任制，算是開了一個頭，確定在全國三種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這是趙紫陽和另外幾位同志提議的。文件由胡喬木主持起草。三種地區，即貧困地區、邊區、人口分散的地區。

    1980年底的經濟調整算是真正落實了，按房維中的意見，那年的調整，爭得了三年的發展，計劃叫做保四增五，實際達到的速度是7-8％，甚至更快。贏得了1981-83年三年經濟的正常發展。到了1984年底，經濟上就又開始冒了。中間有1983年春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批評耀邦的經濟觀點。

    這場爭論從十二大準備工作開始到十二大開完，直到1983年春天才結束。姚依林、宋平、房維中寫信，反映經濟上存在的問題。小平、陳雲、先念同志分別找趙紫陽、胡耀邦、胡喬木談話，又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點名批評耀邦。在發展速度問題上，當時趙紫陽還算頭腦清醒，說我們的經濟，歷史上都是這樣，發展兩年，好的時候，頭腦就發熱，要猛上，結果又來一次調整，經過整頓，日子好一點，頭腦又發熱了。

    1983年春天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結果，是成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趙紫陽任組長，經濟的決策權從耀邦轉到趙的手裡。這對耀邦是一個抑制，對趙是一個支持。這個局面一直維持到1984年。許多同志說，農村也好，城鎮也好，十年中間，1984年為黃金年。1984年以後開始走下坡路，問題就多起來了。

    1984年以前，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在農村。農村即過去講的休養生息的三條：減免農民一點負擔，增加一點糧食進口，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這些政策的實行，給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提供了比較好的條件。從長遠的外部生產條件來講，全國農村經過過去(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間)長期堅持的水利建設，在生產責任制實行以後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沒有上述的休養生息的各項政策和農田水利建設，即使實行包產到戶，也發揮不了那麼大的作用。

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時候，我當時提了一條意見，包產到戶要實行，但是一定要堅持土地和其他大型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後來杜潤生他們吸收了這個意見。他們的提法，叫統分結合。實際上，有的原來集體經濟基礎比較好的地方，堅持了統分結合，更多的地方只有分、沒有統，拖拉機分了，社辦企業分了，多年積累起來的集體財產也分光了。這幾年我到湖南、廣東、浙江、江蘇、上海等地，他們都這樣講，凡是實行聯產承包制時堅持集體經濟的，後來普遍好，沒有堅持集體經濟的，現在發展慢。

    當時還提出扶助重點戶、專業戶。重點戶、專業戶敢於帶頭冒尖，在這點上起了某些好作用。農村貸款都來搶，重點是貸給這些人了。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農村僱工。這是必然的。因為一方面農村出現剩餘勞動力，一方面生產資金集中，經濟發展不平衡，造成貧富不均。當時如果不允許僱工，是不對的，實際上也禁不住。問題是怎麼引導，怎麼管理，用時髦的話，叫政策導向。趙紫陽說，不超過七個人的界限，兩個幫工，五個學徒，七個人以內的不叫僱工。。他這個意見倒是比耀邦的意見還接近現實一點，而耀邦、萬里二位都不主張對僱工人數加以限制。有一次趙紫陽在書記處會議上說，中國農村地少人多，從生產上來講，不可能形成美國、歐洲那種大規模農業經營資本家，我們的生產還達不到這種程度，如果在農村出現了數量很多的僱工，一個是不利，一個是不可能。

    城市允許個體經濟存在，加上我們財政、信貸方而的扶持和幫助，這幾年城市裡的個體戶大發展，僱工的人也就跟著多起來了。在當時，這也有利於解決就業問題。城市個體戶的僱工人數，沒有受這七個人的數量限制，到1981年底、1982年春超過七人以上的僱工戶，到處出現了。這時他們提出允許超過八個人。我當時表示同意，但提出不公開宣傳報道。我轉張雲聲同志那封信的目的，是想讓他們知道一下黨內有不同的意見。

    後來小平同志說：看了幾年了，到了該處理的時候了。趙紫陽只是提倡經過稅收等辦法，把他們的利潤收入的主要部分用於擴大再生產，限制他們把這些錢用於生活消費。這怎麼能限制得住呢？實際上辦不到。到這個時候為止，還不承認，超過七個人是私營企業，是資本主義性質，趙紫陽更不承認。

    到了十三大的報告，才把這部分人從個體經濟里區分出來，叫私營經濟。私營經濟裡頭有雇傭關係，但不承認是剝削關係，也不承認有剝削收入，把剝削收入叫做非勞動收入。加上這幾年價格的雙軌制，流通領域裡的混亂，個體戶、私營者大發橫財，流氓無產者變成流氓資產者，新的資產者出現了。但是這些人，看他們的出身、經歷、現狀，他們的積累過程、發財過程和前途，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相對立的。許多人是違法致富，靠挖社會主義牆腳致富。萬潤南就是一個典型。他所以那樣支持學潮、拿出幾十萬元資金，原因就在於此。

    在我們的合資企業中間，有的人接受人家的回扣，接受人家的賄賂，從中得到很多好處的，替外國人出了大力。有同志說，他們是新條件下的買辦。

    這幾年提倡形成企業家集團、企業家階層，提倡他們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不是通過付出艱辛勞動為社會做貢獻，真正發展生產，而是通過租賃、變賣、兼并，個人風險承包什麼的，一年下來拿幾十萬元。大中型企業好一點。特別是小企業，出了一批收入大大高於職工的新企業家，關係緊張得很，他們培植親信，拉幫結派，發展到建國以來從來沒有的程度。有的廠長、經理自備手槍、警棍，雇傭私人保鏢。

    1984年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提出經營權、所有權分離。這是趙紫陽從保加利亞抄來的。在此基礎上有了企業法。但是還認為所有權不明確，產權不明確，出來一個股份化。關於這個問題，王夢奎那篇文章作了一點分析。確實不能一概反對，因為股份化有各種各樣，如農民集資辦一個企業，聯合企業摻股，既有國家的，也有個人集資的。他們的著眼點，是要把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股份化。開始是說，工人有錢的買股票，沒有錢的就不買。夢奎的文章說，這就把工人分化了，一部分人有股票，大多數人沒有。弗里德曼的辦法，就是把企業分給全國的人、每人都有股份。這樣，就算產權明確了，還得成立一個管理機構，即董事會。事實上，不可能每一個有股票的人都有參加董事會的權力，還是股份多的人壟斷這個企業和那個企業。這同西方的"人民資本主義"有什麼區別？在美國，這種辦法也行不通。"去年耀邦在長沙還同我說，一有股票，就要同股票交易所連起來，股票一上市，我買了：這張股票，我就成了這個廠的股東之一，賣出去就不是了。持有較多股票就成了食利階級了。這樣走下去，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趙紫陽開始想在企業實行這一套，沒有走通。

    1981年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用了陳雲同志那句話："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1983年準備政府工作報告的幾次會議上，趙紫陽叫查憲法對於陳雲同志那個提法是怎麼樣表述的。查的結果，原文不同，但還是那個意思。他說，要把"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個提法搞掉。

    他1983年到法國訪問前後說，國家要進行宏觀調控，調控的辦法即指導性計劃的地住要越來越高，指令性計劃的地位要越來越低。所謂指導性計劃，即充分運用各種經濟手段，價格、稅收、信貸、財政，包括必要的國家行政干預。這個說法改變了十二大報告中的有關提法。

    趙紫陽如此強調市場的作用，是違背十二大決定的。市場，有生產資料市場、資金市場、技術市場，也要有勞動力市場，即所謂的市場體系。勞動力市場的提法，我反對過一次。據說宋平同志又反對了一次。後來還是寫上了。曾經有兩種表述方法，一種叫勞動力市場，一種叫勞務市場。趙紫陽這樣突出市場的作用，到後來就形成十三犬提法，即「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他提出的調控市場，同「包字進城」以及財政上的分灶吃飯，是互相抵觸的。實行財政的分灶吃飯，企業的承包制，勢必造成各自封鎖、行業封鎖、地區封鎖，我競爭不過你，就不讓你的好東西到我這個地區來，我要保護我的東西，在我這個市場裡頭實行各種優待。這一套同多年以來宣傳的「赤字無害論」、「通貨膨脹有益論」，造成票子越發越多。據馬洪同志說，這是趙紫陽提出來的。可能是1982年，張勁夫同志介紹上海一貨幣專家給他，談了一次話。那個人講：羅斯福新政，增加支出，搞各種各樣的工程，增加票子，增加社會購買力，票子發行很多，通貨膨脹很厲害，國民經濟在大混亂以後，到第二年或第三年就穩定了。趙也想搞一年漲價，增加票子發行，認為一年以後就可以穩定。他要大家研究羅斯福新政。當時我們幾個根據簡單的分析，指出那時的羅斯福新政同我們情況完全兩樣，他那裡是消費過度萎縮，供大於求，我們是供不應求。他以後不再提了。

    1984年，發現社會購買力大，供應跟不上，趙就提出積壓外匯不尉用浪費，不要有錢不會花，結果花掉了國庫積累的近120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來購買高檔消費品，包括高級小汽車，最後，外匯只剩下25億，據統計局材料上說，實際上國庫只有5億美元，其他20億是帳面上有，而國庫里沒有。海南省汽車大案就是趙紫陽批准的。在書記處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時，只提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同意，只說是任仲夷的秘書辦的。據說，這一案就七萬多輛小汽車。

    有人算了一筆帳，十年我們內債合起來近3000億，外債目前420多億美金，按3.73元人民幣兌換1美元計，也有1500多億元人民幣。內外債合起來約有4500多億元。今年內債進入還債高峰，外債到1992年進入還債高峰。房維中同志說，我們靠4000-5000億的內外債，維持了虛假的繁榮。

    何均同志告訴我一個例子。國民黨四大家族的形成，主要是抗戰結束以後的通貨膨脹。我們國內有些暴發戶，包括搞這個公司、那個公司的，也是這樣富起來的。。發生通貨膨脹老百姓吃虧，他們發橫財。

    同弗里德曼談話以後，趙紫陽的經濟改革到底是要幹什麼，應該是明朗化了。至於他終於沒有搞成，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也考慮到能不能通得過，在什麼情況下說到什麼程度。過去有什麼意見還送小平、陳雲、先念同志看。他公開發表的東西，同在小範圍里說的往往不一樣。正式場合是一個說法，私下談又是一個說法。1984年用掉120億美元，就沒有通過老同志，是他在北戴河決定辦的。

    去年初，本來的提法叫穩定經濟，又加了一個發展經濟，然後出來「改革總攬全局」。三、四月份，兩頭在外、大循環，年中又提出闖關，九月以後治理、整頓、深化。到處出現搶購，不得不治理整頓。他在三中全會上，對幾年來經濟上的問題，只承認「見事遲，抓得晚」。實際上，去年下半年，他又提出反對走歷史老路，他下面那些人也紛紛鼓噪，反對治理整頓，說治理整頓就是走歷史老路。本來，李鵬同志今年春天在政府報告中準備講多年來的失誤，趙堅決反對，只講了本屆政府即一年多一點時間裡的失誤，但趙紫陽也不贊成。今年的人代會，代表們對李鵬同志報告印象比較好，認為態度比較誠懇，還作了自我批評。小組會上，代表們紛紛對趙紫陽提出批評，認為主要責任在趙紫陽，而趙紫陽卻不吭聲。他對李鵬同志不高興，到耀邦同志去世，他就把污水潑到李鵬同志身上。學潮開頭，什麼人都罵，可以說是亂箭齊發。4月18日晚，一衝新華門，從此矛頭集中指向李鵬。提出讓李鵬同志出來對話，不出來就打倒。4月22日上午，有人造謠說李鵬答應在中午出來接見學生。這也是為了挑動學生反李鵬。

    小平同志這次講得好，說有些人的所謂改革是搞資本主義化。有同志說，搞社會主義還是搞資本主義，這是兩條不同的路線。他們確實要按照他們那一套來改，我們是完善社會主義。

    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是互相排斥的，還是相容的？核心的問題是實行計劃經濟能否自覺地遵守價值規律。有一種相當普遍的看法，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是價值規律，而價值規律只能夠盲目地、自發地起作用，不能自覺地調節。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就拿日本來講，他們有四大鋼鐵公司，年產量4000一5000萬噸，公司下面各有幾個大鋼廠，完全是搞商品生產，產品不僅在國內銷售，也在國際上銷售。這類公司的商品生產，計劃非常嚴密，你既不能少生產，也不能多生產，總公司對下面的各個分公司莫不如此。這個妨礙不妨礙遵守價值規律？根本沒有妨礙，相反，他們根據計劃，自覺地按照價值規律有計劃地調節生產。他們的跨國公司比我們的計劃性還強。不能認為他們的計劃可以運用價值規律，而我們就不可以，這沒有道理。他們的信息，國內國外都比較快，這比我們進步。我們不僅信息不快，還相互封鎖，在這方面確實不如日本。


    4 八月十一日的談話

    經濟私有化還包括一個重要的內容，耀邦也好，趙紫陽也好，一直不同意批評「一切向錢看」。他們自己的講話、文章裡頭一直避而不談，別人的講話，經過他們的手，也往往把這個話勾去，尤其是鄧小平同志的講話。1985年3月小平同志在科技會上的即席講話，批判了"一切向錢看"和它造成的後果。這個講話，是我讓吳明瑜整理的，他把批評"一切向錢看"的話刪掉了。吳明瑜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和耀邦、趙紫陽一致。後來出版《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本小冊子，確定收入這篇講話，我照錄音稿補上了反對"一切向錢看"這一段，並且報告小平同志，說過去公開發表時沒有整理進去，現在根據錄音稿加上了，他同意。

    1986年討論精神文明決定，喬木就這個問題寫了一封信給胡耀邦、趙紫陽、李鵬、姚依林、田紀雲。李鵬、姚依林同志批了，李鵬說，這個問題很重要，要討論一次。信傳到田紀雲同志那裡，在一次會上，他講了一段話，聽不出來是反對還是贊成"一切向錢看"。趙紫陽插話講，"一切向錢看"這個提法，贊成或是反對，不容易說清楚。他說，商品經濟，一切都要通過貨幣，都要經過貨幣單位進行計算，這個是不是向錢看，如果不是向錢看，那麼什麼是向錢看，這個界限難划。耀邦當時沒有說話。這個問題後來沒有展開討論。

    這個問題還涉及到生產的目的，這也是長期以來討論未決的一個問題。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目的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一樣還是不一樣？中央黨校內部有過一個爭論，有人認為，在宏觀上講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可是從微觀看，從一個具體的企業來講，就不能不以盈利多少為目的，如果以滿足人們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為目的，經營就會很困難。另外一種觀點認為，不論從宏觀、微觀看，目的都應該是滿足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這應該成為我們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區別。大邱庄有四句話，即"抬頭向前看，低頭向錢看，只有向錢看，才能向前看"。于光遠對此大加宣揚。1987年中顧委召開批評于光遠的生活會，有人提出這個問題，同他爭論，他還堅持自己的看法。四中全會以後，許立群同志發表在《光明日報》的文章里，不點名地批評了于光遠。與此相聯繫，實行各方面的改革措施，許多事情都要有償服務。大中小學的教師要搞創收，瀰漫一時。這種說法和做法滲透了社會的各個角落，以致於後來香港人都看不慣了，說大陸一切向錢看太可怕了。有些資本家說，我們一切向錢看是為了經商，比大陸的一切向錢看還看得遠一點，大陸所到之處可以說無錢就辦不成事，只要有錢，什麼事都可以辦。有一次在書記處的會議上，耀邦好像忽然有所發現，說香港人都反對我們一切向錢看。這裡頭包括回扣一類的事，如商務談判，個人得了一點小利，而國家吃了大虧。趙紫陽說出一個道理來，說鄉鎮企業不行賄，原料分配不到，沒有條件搞活生產經營活動怎麼辦。就在趙紫陽籠而統之發展商品生產的大題目下，1987年以來的幾年中，這種風越吹越厲害，拜金主義、商品貨幣拜物教這一套思想、這一套做法，到了無孔不入的程度。

    十三大的初級階段理論出來以後，有人以十三大這個初級階段理論為依據，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叫超階段，大公無私叫超階段。有人說，初級階段，坑蒙拐騙。我們的部隊是注意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民解放軍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在那種壞風氣影響下，有些戰士服役期間就算帳，在部隊服役這幾年少掙多少錢，不服役又多掙多少錢，甚至《血染的風采》的演唱者，開頭很好，後來不給多少錢不唱。報紙上就這個問題展開了討論，借著所謂觀念更新，我們一些優良傳統，我們黨的性質、人民解放軍的性質，共產黨員的權利和義務，社會上的好人好事，凡是和「一切向錢看」思想相抵觸的，都受到挖苦、諷刺。

    整黨時提出一個正確的命題：商品交換要遵守等價交換原則，但這個原則不能引入到國家政治生活、黨的政治生活。最早提出這個意見的是薄老和胡啟立，本來這是對的。到了1986年特別是1987年以後，這種觀點反而受到批判。要求不僅經濟領域商品交換要遵守等價交換的原則，一切領域包括政治生活領域、思想工作領域，都要普遍地遵守等價交換的原則。在書記處研究室整黨中間，我們批評了林京躍的那句話：認錢不認權，這是一個觀念上的進步。這是他在深圳的一次座談會上提的，說過去是認權不認錢，或者認人不認錢，現在商品經濟發展以後，就得認錢不認權。認錢不認人。

    關於按勞分配原則問題

    這個問題本來是清楚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當然應該是按勞分配。但共產黨員、先進分子不能以按勞分配為最高理想和自己行為的準則。喬木在這個問題上說了幾句話，認為我們應遵守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但共產黨員、先進分子不能僅把按勞分配當成我們的理想，我們的理想更遠大。如果不是這樣，很多問題無法解釋，比如捨身救人你怎麼按勞取酬？英勇犧牲怎麼按勞取酬？"虧了我一個，幸福十億人"又怎麼等價交換？近年來黨內外有很多謬論、怪論，實際上是資產階級觀念的演變，把我們共產主義思想的原則，以及我們多年形成的優良品德、優良傳統，在所謂適應商品經濟發展要求的"觀念更新"的借口下，一個一個地否定掉了。好一點的思想，好一點的觀點，好一點的新聞，都不是受到稱讚，而是受到諷刺、批評、壓制。舊社會裡頭那些醜惡現象重新泛濫，與"一切向錢看"等壞思想美系很大。干這些壞事兩個結果，一個是好的價值觀念維持下來了，那我們兩方面都能成功，一個是生產發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物質繁榮了，可價值觀念丟得一乾二淨，這個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我當時感到，他這個問題提得不錯。這幾年，他實際上是追求后一種結果。1988年初，我去湖北出席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第四次年會。基層幹部在會上普遍有這麼一種反映，思想政治工作每"改革"一次，就糟踏一次我們的黨。他們所講的，主要是指黨組織在企業的地位。他們講這幾年企業領導體制的改革，一次一次貶低黨組織，一直貶低到1988年黨組織在企業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毫無地位了，思想政治工作誰也不想做、也很難做了。

    在這幾年中，確實有些人以「改革」名義鼓吹私有化。吳樹青教授最近的一篇文章，也指出了這個問題。我們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小平同志6月9日的講話，講清楚了這個問題，說有些人的改革是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同我們的改革不一樣。如果說私有制的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分子或者說流氓資產者的出現，目前還只是局部現象，那麼，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資產階級的一套確實已經瀰漫中國，滲透到廣泛的方面，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用趙紫陽的話來說，成了"主旋律"。這幾年的報紙刊物，大量刊登他的所謂智囊人物和一些理論家的文章，宣傳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文化理論，宣傳資本主義社會流行的腐朽的人生觀、世界觀。人們從不同的方面表現出對現狀的不滿。有人佔了社會主義的便宜，挖了社會主義的牆腳，靠賣社會主義出了名，發了財，但是越來越仇恨共產黨，總嫌棄為什麼不徹底放棄社會主義。更多的人是由於出現對反社會主義現象鬥爭不力，由於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做法侵害了他們的實際利益，也有一肚子意見。這后一種人中，出現了許多在關鍵時刻挺身出來維護黨、維護社會主義的人。

    關於政治上的資產階級民主化

    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階級分析理論，多年來受到冷落甚至受到歪曲、誣衊、攻擊。1981年，《歷史問題決議》對我國社會現階段階級鬥爭狀況做出了科學論斷。但是那以後八年中很少重提、很少宣傳。小平同志這次講，動亂暴亂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的產物，是必然到來的。這是完全符合實際的。

    1983年，小平同志講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面向世界。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我做了一點自己的解釋。其中說到，如果將來一國兩制實現了，我們所面對的鬥爭是什麼形式，我們同台灣的關係是什麼關係？我們同香港、澳門的關係是什麼關係？面向世界，世界除了社會主義國家以外，大多數都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當然要同他們交往，交往中間，資產階級會怎樣對待我們，我們又該怎樣對待他們？這些話，是別人不講的。

    我一直在思考，現階段一定範圍存在的階級鬥爭的狀況怎麼樣，顯示出一種什麼動向。這次北京發生動亂暴亂，使首都險象環生，如果沒有人民解放軍，天安門廣場可能會被他們繼續佔領下去，北京以至全國的亂子會越鬧越凶。我們自己解除了思想武裝，才使得西方的和平演變戰略那麼快地發揮了那麼大的作用。不用階級鬥爭的學說，不用階級分析的方法，這些問題沒法解釋。國際的階級鬥爭形式同我們國內的階級鬥爭形式不完全一樣，往往採取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的形式，歸根到底取決於某個國家的領導階級及其政策的階級性質。籠而統之，說什麼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人，只能說明國籍，如果不做分析，見到誰都是一樣的朋友，來訪者都是一樣的朋友，只剩下一句空泛的「讓世界充滿愛」，這種思想是錯誤的。「但是要什麼樣的和平和發展，以什麼為代價的和平和發展，實在大不一樣。新華社編的《西方政界要人談和平演變》一書，值得一看。人家要搞垮社會主義國家；是一點不合糊的。這本書所收材料還不夠：如布熱津斯基《共產主義大潰敗》一書，甚至可以全文翻譯出來，作為黨內的一份反面教材。

    他們這套東西在社會主義國家不是沒有市場，而是頗有市場，欣賞宣揚者大有人在，甚至包括我們的高級幹部。要用大量的反面教材教育我們的黨員和幹部，首先是中高級幹部。這可以使我們的同志頭腦清醒。像毛主席講的，我們決不能閉目塞聽，把枕頭塞得高高的，認為世界上什麼壞事情都沒有了。人家哪一天都沒有忘記，一時一刻都沒有忘記竭力實現他們的戰略思想。他們這些東西帶有欺騙性。資產階級長期以來用一種抽象的貌似代表全社會利益的思想形式，來偷運和實現他們具有特定階級內容的政策。這一點，確實比我們那些搞教條主義的人高明。講階級鬥爭，往往扳起面孔，缺少具體分析，不善於分析隨著時代發展而出現的新內容、新特點。這次的風波，他們撕下了偽裝，就使我們認識他們的面貌，有了一個好機會o=美國當局和一批反共反華政客，對待社會主義國家的整套伎倆、十八般武器全部用上了。這是他們和平演變策略的一次大暴露。香港、台灣一些人也用同樣的辦法。港台一些人在天安門廣場內外的表演達到了瘋狂的程度。這些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黨內部有他們的代理人。這些人真正是裡通外國，在政治上、思想上配合得極其默契。弗里德曼同趙紫陽的談話，在政治上、思想上那麼心心相印，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這幾年也不講修正主義了。毛主席反對修正主義，在內部來講，搞錯了。對赫魯曉夫，現在，蘇聯當局幾乎全面肯定他。恐怕需要作全面的具體的分析。我們當時反對他，許多共產黨也反對他，說他是修正主義。現在，資本主義國家究竟還存在不存在階級和階級矛盾、階級鬥爭，他們國內的階級矛盾和鬥爭表現是什麼形式，都需要研究。在我們國內，問題更突出，甚至連階級鬥爭的學說，有人都認為是過時的。于光遠講，「古典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我們現在搞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建設的馬克思主義」，實質是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包括關於階級鬥爭的學說，在今天過時了。去年還出現了一種所謂馬克思主義主題轉換論，也是宣傳類似的錯誤論調。

    政治上的多元化，以經濟上的多元化為基礎。其根據是，既然我們實行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就不是一元的。這種經濟上的多元化，就導致政治上的多元化。有經濟的多元化，也有利益的多元化。然後，就有「不同利益集團」一類用語，代替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用語，取消階級分析方法。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種理論：既然有不同的利益集團，就有代表這個集團的理論，就形成這個集團的政治要求，因此，不能不實行政治上的多元化。溫元凱說過，他要成立一個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聯合會，自薦會長，充當他們政治上的代言人。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有人成為他們政治上的代言人，替他們說話。這是再次得到證明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

    新聞界、理論界不少人大聲疾呼，中國要造就一個企業家階層，他們應該有特殊的社會地位，擁有特殊的利益，等等。我在企業管理協會講，我們的企業家應該是社會主義的企業家，不能籠統地、抽象地講企業家。他們所講的，就是要使我們的企業家包括全民所有制裡面的企業家，成為一個集團，作為一個階層，高於正人之上，還要求政治上和法律上保護他們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有人認為，有了一批私營企業家，還要在公有制企業里培養一批企業家。這些人不是同企業和工人群眾坐在一條板凳上，不是同一個階級內部的不同分工，而是從工人中分化出一批人，成為一個壓在工人階級頭上的階層。從1979年開始，鮑彤、吳明瑜這些人就無限誇大知識分子的作用，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中最優秀、最先進的部分。講了幾年，沒有多少市場，連耀邦同志都不同意。那時曾讓他們搞一個知識分子問題的決定，他們把這個觀點加進去，耀邦沒有通過。這幾年，又說知識分子是社會、時代的精英，是歷來領導社會向前發展的力量，搞什麼"精英民主」、"精英政治"等活動。實際上，所謂精英，只是他們那些堅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極少數人。他們想成為我們整個國家的領導力量。這次在天安門動亂暴亂中，他們是起作用最大最明顯最惡劣的一部分人。他們要奪權，搞了一場未遂政變。

    曾經有一篇文章，說從五四運動到現在幾十年，知識分子是社會上獨立的主體力量。這樣一來，也就沒有什麼為工農服務、同、工農結合的問題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承認，耀邦那篇關於青年知識分子成長道路的講話是好的。

對外交往的問題

    現在，確實出現了相當一些吃外國人飯、替外國辦事、幫外國人說話的中國人。其中有少數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變成外國人在中國的代理人。在我們的幹部子弟中，說某某人在國外的存款高達上億美元，這顯然是謊言。但是，同外國人交往，接受賄賂，把錢存在外國銀行的人恐怕不是個別的。不能說已經形成一個買辦階級，但他們的確是新時代的洋奴。出現趙紫陽這麼一個人物，確實有社會基礎。他也在培養支持和發展這個社會基礎，自己則成為這個基礎的代理人。先念同志給我講，他給陳雲同志說過，「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講黨內有個走資派，犯了大錯誤。但是，從這幾年來看，趙紫陽像不像一個走資派呢？陳雲同志說：什麼像不像，他就是走資派。他搞的那一套，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見，證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資派。

    動亂和暴亂，以趙紫陽為代表，在政治上形成了黨內的、社會上的反對派。要根據這樣一個社會情況和黨內情況，來檢驗趙紫陽在黨的建設、思想政治工作、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等問題上的講話、文章、批示，不能說每一句話都不對，但從總的看，可以看出他想把黨建設成一個什麼樣的黨，把黨引導到什麼地方去。

    歸結起來，私有化、多元化，還是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過去的認識，資產階級自由化只是思想問題，只是政治領域、思想領域的問題。趙紫陽也特別警惕，說經濟領域裡頭反對自由化可要慎重，三番兩次禁止反對經濟理論方面的種種自由化的言論。1983年，小平同志講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作為一個政策來說，當時這樣講完全正確。從這幾年的實踐來看，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從來不說，我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理論只是在思想領域、政治領域，而不涉及經濟領域。實際上，他的影響當然也不是限于思想領域，對經濟領域也同樣有很大的影響。自由化已經不只是坐而論道，不只是思想理論領域的問題，而是變成政治實踐、政治行動了。

    美國的所謂和平演變政策，拿艾奇遜最早的說法，寄希望於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還要通過這些人來培養一批新的民主個人主義者。表面上看，他們好象只是一個一個，或者一批一批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有了這批人，正如主席說的，他們就要用自己的思想來改造世界的面貌，改變國家的面貌。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這批人成為一股社會力量，就要起來鬧事，在政治、經濟、思想領域的各個方面鬧事，把社會主義演變成資本主義。從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看出一個特點，即所謂"精英"同地痞流氓相結合，然後動武。放鬆了整個社會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就是列寧所講的，你不向黨員、向人民進行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他不接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就會接受那種思想的影響。在這方面，毛主席有些話還是真理。每一個階級，無論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或者封建階級，都要按照各自的面貌頑強地表現自己。削弱了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崇拜自發性，馬克思主義不去領導他，人家就去領導。青年人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本來很多人在中學時期不錯，一考上大學就變了。爭奪青年的鬥爭，在社會主義國家裡，確實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西方一些人寄希望於我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可以說部分地實現了。在匈牙利、波蘭實現的部分很大了，南斯拉夫也剩下不多了。趙紫陽不讓我們批評經濟理論上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結果人家就擴大陣地，擴大影響、他一提出，改革進入新階段，必然要改變所有制；政治方面的改革，必然是多元化，允許不同政見的合法存在，允許反對派的合法存在。耀邦的去世，本來搞悼念活動，結果"精英"在那裡鬧事，就改變了你的悼念活動。本來開個追悼會寄託哀思，他們卻提出，要為耀邦平反，要為在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被打擊的人平反。那就是要改變歷史。說準確一點，他們借口為被打擊的人平反，就要把一切搞精神污染、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以及思想感情上有這類錯誤傾向的人，統統在他們的旗幟下團結起來。1957年反右派擴大化，把不應劃為右派的許多人甚至很多好同志定為右派，後來平反又擴大化，確應定為右派的少數人也平反了。鄧小平同志一再指出，反右派是正確的。例如戈揚這類人，過去確實是右派，現在還是沒有改造好的右派。"文化大革命"時期是造反派，比如阮銘。有的老同志說，我們這些人，有些人"文化大革命"是挨整的對象，現在仍然還是挨整的對象，那時說我們右，現在又說我們"左"，我們被批為一貫錯誤，批我們的人，當時正確，現在還正確，實在奇怪。

    我同趙紫陽爭論的次數不少，其中最尖銳的是198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我的出發點完全是好意。他說，十二大以來，一直講在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存在多種經濟成份和經營形式，他主張改稱為多種所有制形式。我覺得無所謂，經濟成份，經濟形式，所有制形式，無非是對同一問題的幾種提法。後來他講到發展商品經濟這一段，我記得其中有一句話，他說，"發展商品經濟，就是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還講了其他一些話。我說，前面講了，多種所有制形式，後面講發展商品經濟時只說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前後不能呼應。我說，這種提法可能導致兩種理解，一是不同成份、不同性質的商品經濟，都叫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另一種理解，我們要發展的商品經濟只限於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了前後銜接，應在提法上加以區別。是否可以說，發展商品經濟，主要是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他一聽這個話，馬上就火了，說你這是在搞繁瑣哲學，結果就要干擾改革開放。我說，我不同意你這個看法，我剛才講得非常明白，你的這個定義式的斷語，同你前面的說法不一致，兩種理解中不管哪一種都不對，我們現在不能只允許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而不允許非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發展，也不能把非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統統叫做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時萬里同志插進來幫腔說，我知道，你同胡喬木都不贊成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提法，胡喬木甚至說這種劃分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萬里講的時候火氣不小，聲音很大。我說，我們在這樣的會上不要發脾氣，發脾氣不利於解決問題，還是心平氣和地講道理好。這樣一說，萬就不吭聲了。後來我就此問題又同趙紫陽繼續爭論，爭了約有20分鐘。耀邦在一邊聽，不搭腔。我同趙紫陽爭的結果，還是他妥協。他說，好吧，好吧，發展商品經濟從總體來說，是要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我說有了這句話，也就可以了，我同意了。

    在討論廣東、福建兩省經濟問題的座談會上，主要是趙紫陽同喬木爭論。趙紫陽不贊成提反對投機倒把，後來胡喬木就妥協了，叫投機詐騙。後來搞一個文件，我負責修改，裡面沒有用「投機倒把」這個概念。趙紫陽沒有聽清楚就說，怎麼「投機倒把」這個詞又出來了？發了一頓火。他發完了火，我說：紫陽同志，文件裡頭沒有提反對投機倒把，還是按照兩省經濟座談會的用語，寫的是投機詐騙。他不說話了。

    長途販運問題，首先是任仲夷同志提出來的。允許不允許農民長途販運，也就是允許不允許農民經商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梅行同志的某些意見我不贊成。他籠而統之，不同意農民經商。林子力告狀，說我不贊成農民經商，這是沒有根據的。

七 在煙台審核「百日電台」電報稿

    在煙台時，我還做了一件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要編寫一本書，彙編有關新疆和平解放中央與新疆往來的文電。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收集了我當時攜帶到新疆的電台(也叫百日電台)發給中央的一百多份電報，選了八十多份，準備作為彙編的重要部分。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派人帶著稿子來找我。在煙台，我把稿子核對了，包括註釋都看了一遍。1990年5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史工作委員會和新疆軍區政治部合編的《新疆和平解放》一書。

八 研究總結"八九政治風波"的經驗教訓

    從煙台回來，宋平委託喬木和我召開座談會，準備進行「八九政治風波」70天的總結。這個工作延續了兩年多。

九 在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發言

    與此同時，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和企業管理會議在懷柔召開，研究趙紫陽下台後的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及如何改正趙的失誤。這時候，中央發了7號和9號文件。9號文件提出黨委還是政治核心，從此出來了"兩心"的提法。廠長是中心地位，黨委是政治核心。

    1 談社會主義企業的性質

    在這個會上，我做了一篇發言，要點是兩個，一是講企業的性質，企業不僅是一個經濟組織，還是一個政治組織，同時也是一個社會組織。作為企業來講，廠長指揮一切，可以講廠長的中心地位；但我們很多企業同時也是個小社會，企業辦社會嘛，很多企業是國家政權、人民民主專政的基層組織。毛主席講過，無產階級專政要落實到基層，其中包括企業在內。既然它是社會組織，在這方面，廠長就不能指揮一切了，這就需要有黨的領導。企業同時也是黨領導的基層政權和社會組織，黨委是政治核心的理由就在這裡。

    2 談自由化泛濫的三個階段

    更重要的一點是講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其中有一大段是講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大體上經過三段，第一段是思想領域自由化的泛濫，第二段是自由化思想侵入經濟領域，第三段是自由化思想發展的後果，即形成一定的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勢力。「八九政治風波」就是這個政治勢力表演的結果。當然這股政治勢力是由美國導演和指揮的。然後，我根據趙當總書記這一段在經濟領域裡自由化思潮的表現，提出了8個問題，希望大家進行比較深入的研究。


十 起草中央同意鄧小平辭去兩個領導職務的決定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與中央常委及楊尚昆、萬里談話，提出要辭去黨和國家軍委主席的職務。他經過楊尚昆轉達，指名要胡喬木和鄧力群來起草中央同意他辭職的決定。

    這件事情我也不明白，從1986年9月他和我談話，到這時已經三年不找鄧力群了，現在要寫中央同意他辭去軍隊領導職務的決定，他又想起了鄧力群。

    本來領頭做這件事情的是胡喬木，但喬木把事情推到我的頭上，說：你先去搞一個稿子。之後，喬木去了山東、上海。我找了幾個人寫了好幾遍，形成了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是2800字，一個方案是4000字。最後的稿子有兩點缺陷，一點是遺漏了，另一點則是疏忽。召開七大之前，各個根據地的主要負責人都到延安去了，太行只留下鄧小平負責，還代理北方局書記。我知道這個事，但寫的時候忘記了。疏忽是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是管軍隊的，他在軍隊和國防建設上的作用，我們疏忽了。鄧小平那裡加上了這兩點。徵求了中央幾位同志意見，胡喬木接手改了幾次。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同意鄧小平同志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的決定》。

    鄧小平為什麼不找別的人，而要找胡喬木和鄧力群起草這個決定，一直到現在，我說不清楚。


十一 在南昌《當代中國》叢書編寫會議上講話

    1 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關係

    11月，我去南昌召開了《當代中國》叢書的編寫會議。在這個會上，我有一篇講話。主要內容講了兩點。在"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的關係上，我講了一點自己的意見。與過去的意見連續下來，有一點發揮。意思是講："四項基本原則"本身要求"改革開放"，對於"四項基本原則"來說，"改革開放"不是外在的，而是內在的必然的要求，"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兩者應該很好地結合起來、統一起來。"改革開放"的每一項措施都應該有利於更好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稍不謹慎，就可能損害"四項基本原則"。理解並處理好兩者的關係很重要，而難處也正在這裡。我講的這個道理，我看站得住。

    2 國際國內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情況

    第二個內容，是根據70天的總結，講了一下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問題，講了階級關係的新情況。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風波"中呼喚要形成一個中產階級。對這個問題，要引起注意。中產階級形成以後，國內的政治格局就難以逆轉了，自由化分子就是這樣一個企圖。我的講話，比較全面地回顧了"八九政治風波"的原因，說明了國際、國內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情況。

    3 會議提出要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

    在編寫會議上，大家還提出了有必要繼續深入研究當代中國史的問題。為此，1990年2月，中央宣傳部又發了二個文件，要求在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工作，發展編寫這部叢書的成果。


十二 在"一二•九」運動五十四周年紀念會上講話

    從江西回來后，遇上了「一二•九」運動54周年紀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學生會向北大的老同學發出邀請，請我們這些老同學到會給北大的積極分子講講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體會。我的這次談話，用我們家庭兩輩五個成員和北大的歷史關係來說明一個道理，即愛國要愛得正確，還要愛得執著。

    這篇講話既有思想，又帶感情，不僅是我回憶北大學習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經歷的感悟和體會。抄錄在這裡，在一定意義上可以作為這部自述的一種總結。

    愛國，要愛得正確，愛得執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學生會，約我參加紀念「一二•九」座談會。我想講點親身經歷的事情。

    我這個家，和北大有點緣分。五四運動前後，我的大哥從北大經濟系畢業。1950年，我的一個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參軍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個參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轉業，考入北大歷史系，一直讀完研究生。我的兒子"文革"時在農場插隊，1977年恢復高考，考進北大經濟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進北大經濟系，讀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個人在北大讀書，前後60餘年，同北大建立了歷史的聯繫。北大的情況好，我們跟著高興，北大的情況不太好，我們也跟著發愁，甚至難過。在大的問題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從學潮到動亂，從動亂到暴亂，從暴亂到平息暴亂，北大的同學們，除了王丹等少數幾個人以外，據我了解，其他的同學，都有愛國的願望、愛國的感情。這當然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愛國要愛得正確，很不容易；愛國要愛得執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發言，就是想用我的親身經歷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況，來跟同學們談談這個問題。

    我大哥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之一。他參加了許德珩同志組織的「少年中國學會」。他作為國民黨的左派，同當時在北大的陳毅同志、鄧潔同志，親密合作，共同戰鬥。他畢業以後，當了《國民周報》、《國民新聞》的總編輯，宣傳愛國民主運動，反對段祺瑞政府，被列為通緝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廣州。寫信回來，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廣州參加革命軍官學校訓練。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開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時期，我的三哥當了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見習排長，他所在部隊作為先遣隊，在經過湖南桂東時，他回了一趟家。母親、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時，他滿腔熱血，認為自己責任在身，只吃了一頓午飯就走了。在戰鬥中，作戰很勇敢，不怕犧牲，奮勇當先。我大哥不久也從廣州回到家裡，住了幾天，經長沙到武漢，轉到馮玉祥的部隊負責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軍打到江浙，我們黨領導的上海武裝起義取得勝利。不久發生"四•一二"慘案，蔣介石和馮玉祥在河南會師，我大哥轉變成為統治營壘中的一員。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爆發中原大戰。同年，汪精衛、馮玉祥、閻錫山在北平召開國民黨的擴大會議，我大哥作為改組派骨幹之一，參加了這些活動。"九•一八"事變以後，汪蔣合作，他當上了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做了國民黨的大官。1934年蔣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國留學去了。直到抗日戰爭爆發，他同陳銘樞組織一個反法西斯侵略的組織，回國參加抗戰。國民黨政府退到重慶，汪精衛出走到了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勸他一起行動，在投降還是抗戰，賣國還是愛國這樣的緊急關頭，他選擇了留在重慶、堅持抗戰的_道路。在這以前他先後任河南、雲南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後來又參加了馮玉祥領導下的一些活動，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到南京，當上了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他幫助程潛競選總統。程競選失敗，回湖南當省主席，要他回湖南當省民政廳長。解放戰爭中三大戰役取得勝利，我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程潛在湖南舉行和平起義。他參加了這個起義，並聯絡一批立法委員通電起義。1951年我見到他，他說，這一二十年來，你走毛澤東的道路走對了，我走蔣介石的道路走錯了。一九五一年他當了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全國委員會委員，併兼任民革武漢籌備組的負責人之一。1953年去世。蓋棺論定，從愛國開始，經過幾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愛國的立場。儘管可以說是愛國的，但歷史證明，他愛得不那麼正確，曾是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一名重要成員。但最後還是回到了愛國的立場，立志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的侄女，在北大時是一個熱血青年，滿腔熱情參加了抗美援朝。停戰後，轉到地方學俄文、學技術。畢業後分配到湖南冶金學院當技術員，當助教。到「文化大革命」，造反相當積極。她丈夫的父親是個香港的小資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繼承遺產。我勸也勸了，罵也罵了，但她還是要去。他們做的是國貨生意，從親身經歷中體會到，要賺錢還得靠祖國。在這次北京發生動亂、暴亂期間，她態度堅決，要同北京搞動亂的人站在一起。寫信回來很荒唐地說：我的叔叔幾年受壓，也一定會同她站在一起，反對政府。其實，我們家裡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對動亂的。到現在為止，究竟她的立場轉過來沒有，還要經過實踐的考驗。

    我的侄子也參加了抗美援朝。以後考上北大，讀研究生畢業后，在中華書局當編輯，入了黨，政治方向一直不錯。不能說他多年中間沒有錯誤和缺點，但是可以說，他從參軍那天起，到北京這場風波，政治方向對，識別能力比較好，工作勤懇、努力，業務能力達到了高級編輯的水平。

    我的兒子，1966年初中畢業，不滿18歲，就下鄉勞動，在農村將近十年。林彪事件以後，他曾到五七幹校看過我，說了兩句親身體會的話："不了解農村，就不了解中國；不了解中國農民，就不了解中國革命。"他當過生產隊長，勞動肯干，同農民的關係比較好，交了一批農民朋友。在農閑時，登名山，臨大川，訪問古戰場，憑弔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還抓緊時間讀了書，結交了一批在農村鍛煉並且立志獻身農村建設事業的青年。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牽連。回到北京，我讓他認真閱讀了《資本論》等經濟方面的經典著作，做了詳細的讀書筆記。1977年恢復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績，考上了北大，讀的也是經濟系。1980年，北京幾個高等學校的學生進行競選活動。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躍的一個是胡平，一個是王軍濤。他沒有受到他們的影響。這與他對中國農民和農村的了解，以及平時的學習是分不開的。他曾和我說過，在這次北大的競選活動中，沙健孫等老師主動出來設講座，回答一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幫助不少同學提高了在很多問題上的認識。他在經濟系學習的過程中間，意識到搞經濟不懂得數學不行。所以在北大幾年，不僅讀完了經濟學的課程，還讀完了數學系大部分課程。畢業以後，他同一批立志服務農村、服務農民的青年，在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當了研究人員，也入了黨。到1983、1984年，這些人中間發生了分化，有幾個人離開社科院，到了國家體改委的體改所。在這次動亂、暴亂中，他和一些同志經受住了考驗。在接觸實際、研究理論的過程中，堅定了信念：中國要堅持公有制，不能實行私有化；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搞資本主義化。

    說到我自己，我想說一說「一二•九」運動以前的事情。我的家庭是富農成份，父親是前清的秀才。戊戌變法前，湖南興起新學運動，屬全國之先。他同幾個人在我們鄉里辦了桂東第一個洋學堂。他當過教員，也當過校長。這裡順便說一個故事。1933年，王震同志領導的紅軍，到我們縣裡打游擊，籌款，做群眾工作，去抓一個大地主。沒想到我父親正在他家做客，地主跑了，他卻沒跑掉，結果被抓去。這支部隊里負責政治工作的袁任遠，是我大哥在河南馮玉祥部隊里工作時認識的朋友。那時馮玉祥同蔣介石對付共產黨的辦法不一樣，蔣是屠殺，"寧肯錯殺一千，決不漏網一人"，馮是禮送出境。他就是被禮送出境的一個。當他知道是我大哥的父親時，還特加優待，家裡交了三百塊光洋就給放回來了。1933年5、6月間，父親到了南京。這個時候，南京有幾個大貪污案被揭露，鬧騰了一陣子，不了了之。那年暑假我回南京；他跟我講到，一個多月在紅軍部隊里的生活，使他認識到紅軍官兵平等，為國為民。相比之下，他得出結論：救國救民，要靠共產黨，國民黨沒有前途。一個前清的秀才，又是被紅軍抓過的人，得出這樣的判斷，在我腦子裡留下不能忘記的印象。

現在回過頭來說我的思想變化過程。北伐勝利后，湖南掀起了廣泛的農民革命運動，我那個桂東縣是1926年開展起來的。我在小學受過國恥教育，那時參加了兒童團，唱打倒列強的革命歌曲。土豪劣紳被戴上高帽子遊行，農民進駐地主的院子，分他們的糧食，砸偽善人的牌匾。在村裡領導農民運動的是兩名小學教員。"四•一二"后，他們一個被國民黨軍隊抓住剖腹，把他的心肝炒了吃，一個跑到長沙，也被抓住殺害了。鄰村一個小學教員，也是積極分子，被抓起來五花大綁，押送途中跳到河裡，被打死了。當時到處反共清鄉，陷入白色恐怖。在這個時候，參加北伐的我的哥哥和叔叔，先後回家了。他們都講，他們打仗時出生入死，沒想到舊的軍閥打掉了，新的軍閥又上來了，他們不願意再為蔣介石賣命。這使我認識到，蔣介石是個劊子手。毛主席1927年領導秋收起義，帶領部隊上了井岡山。紅軍多次經過桂東，沿途打土豪分田地，人民群眾特別是窮人說，紅軍官兵平等，紀律好，心向窮人。但是瞿秋白實行盲動路線，一些"左"傾分子提出的有土皆豪、無紳不劣，也使人們產生一些疑慮。

    我1929年夏天到長沙，在原由國民黨左派主辦的一個中學上學，開始閱讀左傾的文學作品。讀蔣光慈的《少年漂泊者》、《鴨綠江上》，深受感動。另一方面，我們的校長、教務主任是國民黨改組派的成員，每逢紀念日或學生集會，他們大講汪精衛這個人，講汪精衛的事，使汪精衛成為我崇拜的一個偶像。汪當時的口號叫做"夾縫中間的奮鬥"，這在我的頭腦里形成一個印象：救國靠蔣介石不行，只能靠汪精衛。這一年蔣桂戰爭爆發，廣西軍隊經過長沙，進軍武漢，不久敗下陣來。後來閻馮反蔣，但很短的時間，被蔣瓦解了。對汪、馮、閻打敗蔣的希望，也從此幻滅了。

    1931年夏天，我從長沙經過南京到北平。那時長江正發大水，從報紙和傳說中知道，幾百萬人被淹死，上千萬人逃荒。上了北平匯文中學，開學沒多久，就遇上了"九•一八"事變。沒幾天，東北三省完全被日本侵略者佔領。學生上街遊行，抵制日貨，有些學生到南京請願，"失足落水"，被捕被殺。我總希望汪能堅持抗戰，但很快汪蔣合作，既不再反蔣，也不抗戰了。由此，寄希望於汪精衛救國的幻想也破滅了。很短一段時間裡頭，我情緒消沉，熱衷於讀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小說。到1932年，上海抗戰失敗，熱河也失守了。

    這個時候，在北平的一個表哥，引導我看左翼小說，閱讀外國革命文藝作品，還看一些淺顯通俗的社會科學小冊子。開始知道中國共產黨一些救國救民的主張。

    1933年，發生了長城事變，同共產黨合作的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的同盟軍向日軍反攻，在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的默契配合下，遭到失敗。

    在這期間，日本飛機經常在北平上空盤旋偵察。我們的學校是個美國教會學校，聽說校方為了保護美國的財產，在教學樓的樓頂上鋪了美國的旗幟。在中國讀書，竟然要頂著美國的旗幟上課。受到很深的刺激。感到莫大的污辱。走出校門不遠的地方，有個日本隨營妓院，外國兵經常酗酒鬧事，辱罵毆打中國人。再往前走，就是東單廣場，不準中國人入內。經常見到外國兵在那裡武裝操練，向中國人示威。緊接著的是東交民巷，有外國的使領館，各國的駐軍，享有治外法權，完全是「國中之國」。外國駐軍不僅在這裡面耀武揚威，而且常常到北平郊區實彈演習。國土被踐踏，民族受凌辱，令人無法忍受。這些東西，在四十年前已被革命的鐵掃帚掃除乾淨，可是今天回憶起來，仍然歷歷在目，心情很難平靜。這年夏天，我的表哥知道了我的思想傾向和救國熱情，正式跟我說，準備讓我參加一個組織。不幾天，他在東單市場撒革命傳單，被捕了。他的一個朋友讓我去取表哥留下的東西。我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參加革命組織。他說，你還年輕，不必忙於參加組織。沒想到不久他也被捕了。表哥通過他坐牢認識的一個獄卒帶來一封信，告訴我他被關在草嵐子衚衕軍人反省院。我去探監，走到很高的圍牆底下，就聽到裡面噹啷噹啷的聲音，簡直叫人心碎。見面時看到他帶著腳鐐手銬，情不自禁，大哭一場。每探一次監，加深一次印象，加深一次思考。蔣介石國民黨自己不救國，不抵抗，還對愛國救亡分子抓的抓，殺的殺。賣國有功，愛國被殺，這是一種什麼世道？無數的刺激，多次的思索，使我更加堅定了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參加革命組織的決心。找不到革命組織的線索，只好在同學中找志同道合的人，形成一個讀書小組，閱讀中外革命文藝作品，閱讀社會科學著作，有體會就記在日記上。

    1934年的年底，去南京過寒假，我大哥要看我的日記，發現我的思想傾向，非常嚴肅地跟我談了一次話。他說，你信仰共產主義，不反對，但是絕對不能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各種政治活動。他說，紅軍已經被國民黨的軍隊打敗，離開江西，前堵后追，全部被消滅已為期不遠。跟著共產黨只有死路一條，不是坐牢，就是被殺。他還說，五四時期他也是滿腔熱情，參加了救國救亡運動，也曾經相信共產主義，甚至曾想加入共產黨，有些共產黨的朋友同他的關係也很好。為什麼沒參加？因為想到他曾經向父親承諾一個責任。父親用全副力量供他讀到大學畢業。他有責任使他的弟弟們接受教育。也由於這個關係，他不得不轉入政治活動。應該公正地說，他確實對我們這幾個弟弟盡了他允諾的責任。他還深情地說，他本來也想做學問，就是因為這個關係，他不能不從政，直到現在。不能做學問，是最大的遺憾，希望我能專心做學問，彌補他這個遺憾。不但希望我上大學，還準備供我留洋。黃河有百害無一利，如果能學好知識，能夠致力於治理黃河的事業，而且做出成績，不但國民黨需要這樣的人才，就是共產黨當政了，也需要這樣的人才。應該說，我沒有懷疑他說這些話的真誠。可是，種種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的民族被污辱、人民被欺凌、國土被踐踏的事實，使我對他的話，再也聽不下去了。讓我個人成為水利專家的美好前程，再也沒法打動我的心了。

    1935年春節前回到北平，日本侵略者在滅亡滿蒙之後，加緊了準備滅亡華北的步伐，指使漢奸殷汝耕成立冀東自治區，可以說是第二個滿洲國，緊逼北平。在日本侵略者政治和軍事的壓力下，陰謀策動華北五省自治。蔣介石繼續不抵抗，同日本人達成"何梅協定"，拱手讓出大批主權。國難當頭，亡國滅種已經成為現實的危險。確實像"一二•九"宣言所說的那樣，華北之大，再也不能安穩地擺下一張書桌了。讀書難以救國，救亡圖存，才是一切先進分子的歷史選擇。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救國救亡的先進分子，展開活動。這時傳來共產黨的八一宣言，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得到愈來愈多人民的響應。長征紅軍沒被消滅、勝利到達陝北會師。這些消息不脛而走，鼓舞了一批又一批擁護抗日救亡的青年。在1935年12月9日，終於爆發了著名的學生救亡運動。

    1935年12月9日這天的遊行示威我沒參加。中午吃飯的時候聽說學生上街了，被水龍沖了，被警棍打了，有些學生受了傷，有些學生被捕。到了11、12號，我們正上物理課，聽到緊迫的鐘聲，隨著呼喊同學們都到體育館集合。這時候，有燕京大學的幾位同學，介紹愛國遊行被鎮壓的事實，講到抗日救亡的願望，號召同學們參加救亡的行列，痛哭流涕，慷慨激昂，群情振奮，匯文同學一致決定參加救亡行列。大會上我們讀書小組有位同學，提名我做非常學生自治會的委員。從即日起，宣布罷課。到12月16日，參加了北平學聯組織的遊行示威活動。"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經過曲折、迷悟、探索、追求，從此我執著走上了愛國救亡的道路。

    以上，我說的是我們這個家庭在北大當過學生的幾個人的情況。我今年七十四歲了。從「一二•九」算起，到現在已經54年了。看到的、聽到的更多更多的事實，說明愛國要愛得正確，是不容易的；愛國要愛得執著，更不容易。有愛國的願望、愛國的想法、愛國的感情，是好的，但光有這些還很不夠。有了愛國的願望、愛國的感情，一個人也好，一個團體也好，一個民族也好，也可能犯錯誤。小錯誤必不可免，大錯誤則應力求避免。問題是犯了錯誤怎麼辦？有的人犯了錯誤，就沿著錯誤的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反動的道路，甚至於賣國的道路。問題在哪裡呢？犯了錯誤，能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認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就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正確的道路。有人說，愛國有心，報國無門。門在哪裡？就在於你誠懇地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只要這樣，錯誤甚至於失敗，確實可以成為寶貴的財富，使你更加成熟，更加真誠。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接受錯誤的教訓，正是進步的新起點。愛國愛得正確尤其重要。我家裡的人也好，或者我的同志和戰友也好，有些人在一個時期、一個段落，甚至一二十年，都是愛國愛得正確的，都是跟著正確的道路前進的。可是到了一個時候，一個關鍵時刻，有的人動搖了，有的人轉向了。就拿前面我說過的表哥來說，他引導我走上了救國的道路，坐牢一直到1936年同薄一波等同志一起出獄，整整三年，一直很堅強，一直表現很好。出獄以後，他見到我，說想回家看看，他家裡人也希望他回去看看。沒想到一回家，就不出來了。抗日戰爭爆發，他重新參加了抗日救亡的活動，但是不是來找黨，而是找到蔣經國，在贛南公署幹了好幾年，下場很不好。

    還有延安馬列學院，一個經過長征的老幹部，畢業以後分配到國民黨區做地下工作。被國民黨抓起來后，叛變了。還有，一個在馬列學院院長領導下的黨總支五個常委之一的人，被派回家鄉做工作，被國民黨抓住以後，也叛變了。

    相反，有些人原來走錯了路，經過歷史的教訓，最後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其中包括當了戰犯的，後來成了愛國的將領。另外我還可以說到陶峙岳將軍，他曾經當過新疆綏靖區總司令。到1949年，響應黨的召喚，並受到張治中將軍的影響，在五十七、八歲的時候，和包爾漢領導了新疆的和平起義。從此以後，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搞愛國事業，屯墾戍邊，保衛邊疆，建設邊疆，做出了很突出的成績。一直到198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實現了最高的願望。

    我們北大的同學，有些人在今年那幾個月里，也可能做錯了事，說錯了話，原因很多，但總的來講，只要認識了，接受了教訓，都沒有什麼不好。黨和政府是理解的，人民也會諒解。怕就怕固執錯誤，堅持錯誤，不願意改正錯誤。

    至於愛國要愛得執著，愛得堅定，愛得徹底，堅持到死那天為止，確實是個艱難的過程，要隨時準備接受考驗。這裡核心的問題，是國家命運和個人命運、國家前途和個人前途、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問題。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可以說是難以愛國愛得執著的重要原因或者說唯一原因。換句話說，就是個人利益、個人命運、個人前途的位置擺得不妥當，就不可能愛國愛得執著。

    現在流行一種說法：要以個人為中心，進行自我設計、自我完善。堅持這樣的觀點，堅持這樣的立場，他口頭上也說是愛國，實際上很難說是真愛國，即使一時一事愛國，也不可能堅持到底。在國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如果把個人利益、自我完善擺在高於一切的位置上，個人主義思想膨脹到極點，不惜損害國家利益、踐踏民族尊嚴，還不知悔改，就難免不走到賣國的道路上。這已經為很多的事實所證明。每個人的一生都會經常遇到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個人前途和國家前途的矛盾。遇到這種矛盾，特別是在這種矛盾尖銳的時候，必須自覺自願地把國家利益、國家命運、國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把個人利益、個人命運、個人前途放在第二位，甘心情願地、真心實意地以個人利益服從國家利益，甚至於犧牲個人利益。我們成千成萬的先烈不正是這樣做的嗎？不正是因為他們這樣做了，我們的國家才有今天嗎？

    或者流芳千古，或者遺臭萬年，關鍵的一點，是把個人的利益、命運、前途，放在什麼位置上。據說曹操說過，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這話是否真的說過，需要歷史家去考證。但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執著的愛國者來說，無論如何不能負國家、負人民，絕對不能時時刻刻想的是國家負我什麼，沒給我什麼，而應該時時刻刻想著我為國家少做了什麼，少貢獻了什麼。對我們這樣一些六七十歲的人來說，解放后四十年，和舊中國相比，確實是天翻地覆的變化。用毛主席的一句話來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們走到大陸的任何一個地方，再也看不到帝國主義侵略者像過去那樣污辱、欺凌我們的事情了。但是從歷史發展的前途來講，還是需要我們奮發圖強，勵精圖治，艱苦奮鬥，甘於奉獻，使我們的國家更加繁榮，更加富強，更加進步。為此也就需要我們年青一代，不止一代，還要下幾代，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民族，繼續做出貢獻，繼續做出犧牲。

   



後記

    這份自述，最初由我講述，請身邊工作人員和家人記錄。這當然只是一份初稿。敘述的邏輯，文字的詳略，以及篇章結構，都還需要調整。對事件、人物的回憶和評論，更需要精心推敲，以使嚴格符合史實。

    從2000年起，我約請當代中國研究所程中原、李建斌、夏杏珍、劉志男等四位同志協助我進行這項工作。他們按我的講述、指點和要求，查找、補充檔案材料，調整篇章結構，改善文字表述。對他們整理加工的文稿，我都仔細閱改，補充重要史實，提出進一步修改的意見。他們又認真進行修改。經過三四次反覆，又由程中原同志負責統改一道，稿子才基本成形。我又請有關同志進行編輯加工，再由程統一處理，然後由我逐篇審閱定稿。我雖目力不濟，但不敢有絲毫懈怠，勉力披覽，將所有增補修改之處，一一斟酌敲定。我這樣具體地說明成稿經過，一則是要表示我對上述幫助我的諸位同志的謝忱，再則是要說明我對敘述這段歷史認真嚴肅的態度。我要對黨和人民負責，我要對歷史負責。我要求我的自述站得住腳，經得起推敲，經得起檢驗。

    此稿主旨是寫我1975至1987年在中央工作十二年的經歷，也歷史地涉及其後的兩年。

    「八九風波」以後，中央交給我的主要任務，也是我從事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編纂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包括創辦專門研究機構當代中國研究所。其間我的活動和言行，已經記錄在內部印行的《國史講談錄》(七卷本)中。1975年之前我前半生的革命經歷，將另行專門敘述。

    竭誠歡迎讀到這部書稿的同志和朋友，對其中存在的不當、不足之處批評指正。

                    2005年2月21日

何謂害群之馬？鄧某人是也！

中國要是多幾個鄧力群，到現在全國百姓還在憑粗糧票、麵粉票、米票、布票、化纖布票、肉票、肥皂票、手紙票、糖票、油票、豆製品票、雞蛋票、魚票、家禽票、電視機票、自行車票、手錶票、縫紉機票。。。。。+ 學徒工每月 18大洋 （= 一輛自行車價格的 1/8、一個手錶價格的 1/7 ）過日子呢！

這號老王八羔子滿嘴「共產主義」，自己從來養尊處優，多少免費的「服務人員」伺候著，從不用為這個月糧食又不夠吃操心！什麼玩意兒！這號「公僕」，比我家養的狗差遠了！

黨內這類所謂的思想家、筆杆子真還不少。李銳之女談到過他。鄧力群不應該故作不屑，應該回答啊！  
這類思想家、筆杆子往往裝作是XX主義的忠實信徒，裝作有崇高的理想。死者是趨炎附勢和極端個人主義的追求者，他們是沒有什麼善惡的觀念和公共知識分子的良
知的，更談不上為真理鬥爭。

原帖由 guais 於 2007-11-22 00:00 發表
黨內這類所謂的思想家、筆杆子真還不少。李銳之女談到過他。鄧力群不應該故作不屑，應該回答啊！  
這類思想家、筆杆子往往裝作是XX主義的忠實信徒，裝作有崇高的理想。死者是趨炎附勢和極端個人主義的追求者， ...

當年老百姓喊出了「要吃糧，找（趙）子陽」。我倒真想知道一下「左王」鄧力群在那些禍國殃民的「左」的歲月里，除了為虎作倀斷絕百姓的生路，還幹了些什麼？

徹頭徹尾一個趨炎附勢，一肚子壞水的小人！

這是一個極端無聊的混子！！費了這麼大的力氣，讓人看到他什麼也沒幹，什麼也不會幹！！國家的滅亡，一個黨被人恥笑，就是這樣的人太多！像這樣　的絕對值幹壞事的人黨內還是不少的！！
還準備做政治局委員！！！？？？？
也許現在可以做了？

當年老百姓喊出了「要吃糧，找（趙）子陽」。我倒真想知道一下「左王」鄧力群在那些禍國殃民的「左」的歲月里，除了為虎作倀斷絕百姓的生路，還幹了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