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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落日:中國二十王朝覆亡全景 作者: 彭勇(連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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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速不達:隋朝覆亡真相
    隋朝(581—618年),中國歷史上重要而又短命的朝代。歷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隋恭帝楊侑三世,共38年。隋朝的重要在於它結束了魏晉南北朝300年的分裂割據局面,南北民眾獲得休息,社會呈現空前的繁榮,也為大唐帝國的輝煌盛世奠定了基礎。而隋朝又如此的短命,有人將隋與秦相比較,認為這兩個朝代有諸多相似之處。秦始皇創秦制,為漢以後各朝所沿襲;隋文帝創隋制,為唐以後各朝所遵循。秦隋兩朝都有巨大的歷史貢獻,是繼往開來的朝代又是具有深刻歷史教訓的朝代。那麼,歷史真的存在周期律嗎?隋朝滅亡的真相到底如何?讓我們回到波瀾起伏的歷史長河中去尋找答案吧!

    楊隋一統

    隋朝建立於公元581年,建立者是北周外戚楊堅。楊堅的父親楊忠是西魏、北周時的軍事將領,是西魏的十二大將軍之一,曾被賜鮮卑姓普六茹氏,北周時官至柱國大將軍,封隨國公。楊忠死後,子楊堅襲爵。說楊堅是外戚,是因為楊堅的女兒嫁給了周宣帝宇文為皇后,周宣帝在位一年就傳位給太子宇文闡,即周靜帝。他自己稱天元皇帝,仍舊執掌朝政。楊堅就成了太上皇的岳父、皇帝的外公。580年,天元皇帝駕崩,鄭譯、劉等大臣密謀,假傳遺詔,命楊堅入朝,讓他掌握軍政大權。楊堅掌權后,革除周宣帝所行暴政,用法較為疏闊。又令漢人各複本姓,廢棄宇文泰所給鮮卑姓,這都是符合漢族士人願望的。他殘酷地打擊北周宗室,將北周皇室中能夠對自己構成威脅的人全部除掉。北周大臣尉遲迥、司馬消難、王謙等起兵叛亂,很快被消滅。在當時,楊堅已是眾望所歸的人物,遂於北周大定元年(581年)二月稱帝,改國號為隋,楊堅就是隋文帝。

    隋朝建立之時,面臨的形勢是:北面的突厥頻頻南下,虎視眈眈;南方的陳朝,偏安東南,負隅頑抗;東部舊齊勢力蠢蠢欲動,伺機反撲;東北的高句麗,積極備戰,覬覦中土;西域之地,政權眾多,各自為政。隋文帝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一方面,採取長孫晟「離強扶弱」的政策分化突厥各部,使各部之間頻起戰火;另一方面,打擊以高保寧為代表的舊齊勢力,並使其在逃奔契丹的途中被部將所殺。解決了北部、東部的威脅之後,楊堅就積極蓄積力量,準備消滅南方的陳朝。而此時的陳政權正處於「亡國之君」後主陳叔寶的統治之下,玉樹後庭花的曲聲籠罩著整個陳朝。開皇八年(588年),隋文帝正式下詔伐陳。次年正月,隋軍渡長江,攻陷陳都建康(今南京),陳朝滅亡。而就在隋軍陳兵江邊之時,陳後主還對屬下講:「南京是王氣所在,北齊三次來犯,北周兩次南侵,沒有一次成功的,隋軍此來又能如何!」在隋軍渡江進逼南京城下之際,陳叔寶仍然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又熟睡到天黑,絲毫沒有亡國的擔憂與恐懼。這樣的君主豈有不亡國的道理!隋滅陳,完成了當時意義上的全國統一。

    為鞏固統一,隋朝在文帝時期和煬帝前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創立並發展了諸多意義深遠的制度。

    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下令廢除西魏、北周時期的「六官制」,開始實行以尚書、內史、門下三省為行政中樞的制度,內史省負責皇帝詔敕的起草,門下省負責詔敕的審批,而尚書省是皇帝詔敕的執行機構,這樣分工,使中央各部門的職能更具體,運轉更順暢。這一制度到唐代得到繼承和發展。地方上,改魏晉南北朝以來的州郡縣三級製為二級制。隋朝初年,由於戰亂頻仍,人民流離失所,加之各政權地方機構的工作不力,導致地方機構設置混亂。當時的情況是,在不足100里的土地上幾個縣同時存在,人口不滿一千戶的地方卻有兩個郡來分領。更可笑的是,有的郡、縣只有名稱,根本沒有自己的轄地。然而,州郡縣所轄的土地和人口雖少,官員的數量卻很多。國家要給官員開俸祿,卻又拿不出錢,只好把這筆費用攤到老百姓頭上,造成民不聊生、怨聲載道。隋朝建立之初,便改州、郡、縣三級為州、縣兩級(大業年間為郡、縣兩級)。此舉大大加強了上傳下達的速度,提高了行政效率,減少了官員的數量,降低了百姓負擔,便利中央對地方的管理。繼續推行均田制,減免賦役。均田制始於北魏。它是在國家掌握大量土地的前提下,將土地分給農民耕種,農民向國家交納賦稅的一種制度。由於戰亂,隋初有大量的土地無人耕種,百姓勞動的熱情也非常高,鑒於此,隋朝推行均田制。根據均田令,百姓基本都能獲得一份土地。同時,在文帝和煬帝前期,還大力減免百姓所承擔的國家賦役。如,文帝開皇三年,將承擔賦役的年齡由18歲提高到21歲;到煬帝大業前期,男子的成丁年齡又提高到22歲。而且,隋煬帝還經常實行臨時性的減免賦稅。隋前期實行的與民休息政策,大大提高了百姓的勞動積極性,同時也給中央王朝帶來了巨大的收益。至文帝末年,國家的糧食儲備已相當充足,可以保證五六十年的供應。

    開科舉。魏晉南北朝的各個政權都以門第為標準進行選官,只有高門大族才能做官,而且在選官時還要調查先輩有無做官的資歷。其結果是,一人為官,世代為官,不以人的才能,專以家世門第為選官的依據。隨著時代的發展,士族門第觀念從體制到觀念等各個方面已不適應王朝統治的需要,因此,楊堅採取了新的選官措施,即開科舉。通過考試來選拔官吏,任何人都可以來參加科舉考試,而以考試成績作為中央選官的依據。隋朝的科舉包括秀才、明經、進士等科,各科考試的內容不同,選拔官吏的類型也不同,這給政府與考生個人都有了選擇的機會,同時也避免了士族門第觀念選官給王朝統治帶來的消極影響。楊氏立國,實屬不易,為國祚長久做出了許多努力。每個王朝的帝王,都希望自己的國家能夠江山永固,特別是開國君主,楊堅即是如此。隋文帝對大隋江山的經營可謂兢兢業業,事必躬親,同秦始皇的夢想一樣,楊堅想做楊氏帝國的始祖,他的楊氏基業能傳至萬代。而歷史就是這樣具有諷刺性,隋朝僅僅38年就亡國了。一直以來,傳統觀點認為隋朝滅亡隋煬帝要承擔全部責任,因為他荒淫無度、殘暴不仁,與桀紂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從歷史典籍中,我們發現隋朝的短命與文帝也有密切關係,楊堅並不是一塊毫無瑕疵的碧玉,隋朝的滅亡從他執政時就有了徵兆。
我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我可以增加它的深度,我不能左右天氣,但我可以掌握心情;

我不能改變容顏,但我可以展露笑容,我不能控制別人,但我可以主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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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悲劇
    隋文帝楊堅(541—604年),西魏大統七年(541年)生於馮翊般若寺。據說他出生時,寺中一位尼姑說:「這孩子很有來歷,不能放在一般的房子里。」並把楊堅放在一間密室中撫養,還說:「這孩子,有朝一日必得天下!」這則傳說當是封建史家的附會之語。但楊堅篤信佛教卻是事實。他生活節儉、勤於政務,可以認為與其受到的佛教教化有關。但楊堅作為皇帝信徒,他的修鍊程度遠不及梁武帝蕭衍,儘管他的謚號為「文」,而蕭衍的謚號為「武」。因為文帝沒有完全被佛教教義感化,並在佛教允許的範圍內治理國家,這主要是由楊堅的性格決定的。特別是晚年的文帝,他性格中的弱點開始發揮作用,甚至到了誤國害民的地步,也導致了自身悲劇的發生。

    隋文帝在中國古代的帝王中,聲譽是比較好的,主要是由於他生活節儉、勤於政務、不沉湎於酒色。他勵精圖治,為大隋江山的鞏固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也取得豐碩的成果。從輔政開始,隋文帝便提倡節儉生活,積久成為習慣。因而對民眾的剝削大為減輕,《隋書》說他「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凌弱,眾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歡,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宴如也。」史家之筆,難免有溢羨之處,但離事實也不會太遠。他編修大隋律,廢除前朝酷刑,民眾有冤屈,本縣官不受理,可以越級上告。他刪削刑條,務求簡要,為減少冤獄,他下詔:死罪要經過三次奏請才能行刑。隋文帝對官員往往小罪重罰,甚至在朝廷上杖殺官員,而對民眾犯罪,用心極是平恕。齊州有個小官王伽,送囚人李參等70餘人去京城,行至滎陽,王伽對李參等人說,你們犯國法,受罪是該當的,你們看護送你們的民夫,多麼辛苦,你們於心何安?李參等人謝罪。王伽遣散民夫,釋放李參等人,並與之約定,某日到京城報到。王伽說,至期不到,我只有代你們受死。結果無一人失約。隋文帝聽了很驚異,召見王伽,大為嘆賞,又免李參等人無罪。又下了一道詔書強調:只要官有愛民之心,民眾並非難教,要求官吏像王伽一樣,以至誠待民。史書又記載他非常關心民間疾苦,有一次關中飢荒,他見百姓食豆粉拌糠,流涕責備自己無德,從此不食酒肉。並親率饑民到洛陽就食,重罰驅趕民人的兵士。遇到扶老攜幼的人群,自己引馬避路;遇道路狹窄處,則親自扶助挑擔的人。他知道政權的基礎是民眾,因此首先必須取得民眾對自己的信任。

    隋文帝厲行仁政,只是最高權力所有者維護統治的美好理想罷了,實行起來並非易事。官吏積習成弊,貪求多財,在他約束不到的地方,往往有不法之舉,因此,嚴刑峻法又是他經常使用的手段之一。隋文帝幼年時,相面人趙昭曾秘密告訴他說,你將來該做皇帝,必須大誅殺,才得穩定。因而他實行寬嚴兩法,使官吏不敢過分做惡。他經常派人偵察京內外百官,發現罪狀便給以重罪。他甚至派人秘密給官員送賄賂,一受賄賂,立即處死。他的兒子秦王楊俊,因生活奢侈,多造宮室,勒令歸第。太子楊勇,奢侈好色,便廢黜楊勇。 為了政權的長治久安,楊堅在其統治過程中不斷地補增律令,甚至流於嚴酷。開皇十五年(595年),楊堅下詔規定:凡是偷盜邊糧一升以上者,處斬,家人沒入官府。之後,又命令凡盜一文錢以上者,斬首;四人共盜一桶、三人共偷一瓜,都要問斬。楊堅對苛律的執行也是不折不扣的。某日早朝,一名武官衣劍佩戴不夠整齊,而御史沒有及時彈劾糾正,就將御史處死。一日,蕃客館的庭中有馬屎,還有幾名僕人在地毯上遊戲,文帝得知后,將主管官員和遊戲者全部處死。朝堂是君臣商議國家大事的場所,可楊堅把它也當成了刑場。文帝在朝堂上,設置木杖,哪位大臣觸犯龍顏,即被處以杖刑,很多大臣被活活打死。若有大臣勸阻,也難逃殺身之禍。一天,文帝又於大殿殺人,兵部侍郎馮基進諫,亦被處死。隋文帝迷信嚴刑峻法,給他帶來的不會是百姓的信服與社會的穩定,而只會使百姓恐懼這個政權,厭惡這個朝廷,王朝的統治基礎會隨之逐漸發生動搖。

    作為一名最高統治者,能挑選到忠心耿耿而又有治國之才的大臣輔佐,對於政權的穩固是非常重要的。而隋文帝在識人、用人上,卻犯下了嚴重的錯誤。從兩個人身上,即可反映出楊堅的不識善惡與刻薄寡恩。此二人是:高與楊素。

    高是隋朝開國功臣,字昭玄,渤海人,自幼涉略文史,擅寫詩詞,有濟世報國之志。楊堅代周之前,高即入堅府理事,任相府司錄,為楊堅代周出謀劃策,他曾對楊堅說:「願為丞相效勞,即使您代周自立的大事不成,我也絕無怨言!」可謂忠義之士!隋朝建立,高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權傾朝野,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高沒有辜負隋文帝的器重,更沒有為自己謀什麼私利。他謀划平陳之策,以晉王楊廣助手的身份,參與平陳戰爭;他制訂新朝一系列制度,包括制刑律、定官制、頒田令、查戶口等。此外,高還向文帝推薦了許多文臣武將,如楊素、蘇威、韓擒虎、賀若弼等。高真可謂良相了。由於高的忠誠賢能,隋文帝、獨孤皇后也曾對他如親人一般。文帝講過:「我看待高比我親生的兒子還重要,即使有時見不到他,也好像常在我眼前似的。」

    但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更何況高陪伴的是好猜忌的隋文帝。高失信於文帝是在議太子廢立之時。隋文帝初立皇子勇為太子,但由於文帝忌太子權重,加上獨孤皇后從旁挑唆,導致廢立太子風波的出現。文帝向高徵求意見,高長跪不起,勸文帝說:「長幼有序,怎麼能夠隨便廢立?」文帝只好作罷。但後來文帝又問高削弱東宮宿衛一事,高仍然認為不可。這時,楊堅開始懷疑高。因為高的兒子娶了太子的女兒,與太子成為了親家。文帝認為高已經依附太子,對自己不忠誠,開始對高心存芥蒂。楊堅聽信讒言的弱點,也堅定了他對高的態度。何人進的讒言呢?當然是著名的獨孤皇后。獨孤皇后是西魏大將鮮卑大貴族獨孤信之後,與楊堅是結髮夫妻。楊堅要通過獨孤氏,收攬宇文氏以外的鮮卑貴族,因此畏懼獨孤氏,讓她參與政權,宮中稱為「二聖」。楊堅的五個兒子都是獨孤氏所生。獨孤皇后在世人眼中是一個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默默支持丈夫的事業。但事實上,獨孤氏憑藉自己的身份地位,對楊堅的施政指手畫腳。尤其是到了晚年,獨孤后屢進讒言,廢立太子也與她的堅持有關係。而高結怨於獨孤后實出於一件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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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悲劇(2)

    當初,文帝寵幸後宮妃嬪尉遲氏,獨孤後知曉后,趁早朝之際,將尉遲氏殺害。楊堅聞之,怒不可遏,但懼內的楊堅又不能將獨孤氏如何。他獨自騎馬跑入禁苑之中,高等人在後面追趕,大聲喊道:「陛下怎能以獨孤后一婦人而置天下於不顧呢?」文帝止步,認為言之有理,遂回宮,一切如故。高的一句話,使文帝平靜下來,卻使得獨孤后勃然大怒,遂與結怨。之後,她利用文帝對高的懷疑,頻頻在文帝面前進讒言,說:「高在隨同漢王楊諒征討高句麗的時候,專橫跋扈,大權獨攬,根本不把統帥楊諒放在眼裡」,「高與太子關係親密,怕是不利於陛下,若想廢勇,應先除」等。這些話,讓文帝對高更加沒有了信任。遂借故將高免官。後來,高 的屬下檢舉高的兒子曾經對說:「三國時期,司馬懿起初稱病不上朝,最後得天下。父親現在這樣的境遇,可能會有福氣降臨啊!」楊堅聞之,立刻將高囚禁,並對大臣說:「自比晉朝皇帝,他想幹什麼?」於是將高貶為平民。高失信於皇室,最後被煬帝借口誹謗朝政而殺害。高對楊氏一片忠誠,卻落得如此下場,可憐!可嘆!隋文帝不識善惡,屠戮忠良,可悲!可恥!在罷賢相高的同時,楊堅卻重用奸臣楊素。
    楊素並非毫無才幹之徒,他同樣具有文韜武略。「才」與「德」在評價人的搭配上是這樣的:德才兼備、有德無才、有才無德、無才無德。前兩種人能夠得到社會認可,受人尊重,而後兩種人則是社會唾棄、詬罵的對象。楊素屬「有才無德」一類。讓我們來看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如何討得文帝歡喜,而又是如何導致隋朝衰亡的?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楊素的祖輩都是西魏、北周顯貴。他本人也因平齊之功,而被周武帝封為縣公。楊堅掌權后,楊素便投靠到他的門下。隋朝建立后,先後拜御史大夫、納言、內史令、尚書右僕射,被封為越國公,出任平陳主帥。隋煬帝大業年間,任尚書令,拜太子太師、司徒,改封楚國公。大業二年,病卒。從楊素的經歷來看,他乃出將入相之才,很有才幹。而且楊素深諳為臣之道,在頗好猜忌的楊堅父子身邊,竟能得以善終,實屬不易,可謂「政壇不倒翁」。

    楊素得以被文帝賞識也是由於他的才能。楊素多次參加戰爭,屢任主帥,幾乎每戰必克。此外,楊素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博覽群書,擅寫文章。為人聰明,善於察言觀色,辦事穩妥。楊素的種種優點使得文帝對他頗為滿意,言聽計從,深信不疑。但此人精於政治投機,打擊異己勢力,瞞天過海,不擇手段,又是文帝不曾知曉的。文帝憑個人權術,察察為明,用法嚴酷,朝中舊臣,罪小罰重,多已殺盡,最後只剩下狡猾的楊素,文帝對他信任有加,此人恰恰是幫助楊廣弒君的奸臣。楊素的政治投機有兩次:一是廢立太子,二是謀弒文帝。當文帝與獨孤皇後起了廢立太子之念的時候,楊素已經察覺出來,並通過弟弟楊約與晉王廣秘密接觸,籌劃廢立之事。楊素藉助與文帝頻繁接觸的機會,向文帝進讒言,誣告太子勇有自立之心,并力薦晉王廣仁孝節儉,頗類文帝,對於楊堅做出廢勇立廣的決定,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利用文帝的信任,進行政治投機,向新主子表忠心,完全出於自己日後的仕途考慮,毫無公心可言。

    仁壽四年(604年),隋文帝的暴卒,亦與楊素有關。當時文帝病重卧床,住在仁壽宮。尚書左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岩等在身旁侍駕,太子楊廣也奉詔從長安趕來。楊廣估計文帝時間不多了,就與楊素商量文帝的後事,不巧的是,楊素給太子的回信被錯誤的送到了文帝手中,文帝大怒。這時文帝的寵妃陳夫人,哭著跑到文帝床前,說太子要非禮她。老皇帝聽到這裡,捶胸頓足,大罵道:「這個畜生,我怎麼能將江山交給他啊?都是獨孤害我呀!」並急忙對柳述、元岩說:「快叫我兒來!」二人以為是叫楊廣,文帝喊道:「是楊勇!」柳述和元岩就急忙出去擬詔。等在門外的楊素,通過柳述、元岩二人得知,情況緊急,楊廣很有可能將被廢掉,那麼自己又將會什麼樣的結果呢?想到這,楊素心中頓生邪念,他認為只有將文帝除掉,讓楊廣立刻即位,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與地位。楊素馬上假傳聖旨,將知內情的柳述、元岩逮捕入獄,將皇宮宿衛全部換為楊廣的親信,宮門也由楊廣的心腹把守,將照顧文帝的宮女全部趕到別處。這時,楊素派自己的人進去探望文帝,不久文帝駕崩。對於文帝是被毒死,還是被扯拉致死,尚不得而知。但清楚的是,楊素直接指揮了這場弒殺文帝的宮廷政變,他用這種慘無人道的手段將信任自己的隋文帝楊堅送上了黃泉路,又迫不及待的跪在新主子楊廣面前三呼萬歲。隋文帝始終信任楊素,臨死都不知道就是這位忠臣將

    他置於死地的,這難道不是楊堅的悲劇嗎? 行廢立,毀家國。隋文帝一生最大的錯誤莫過於廢立太子一事。楊堅行廢立的主觀動機是好的,是想把江山傳給一位有治國之才的君主。事實卻恰恰相反,繼承者隋煬帝楊廣成了後世帝王引以為戒的反面典型,成了百姓心目中十足的昏君形象。這是楊堅始料不及的,但卻是他一手造成的。

    隋朝建立,楊堅即下詔立皇子楊勇為太子。在相當長的時間裡,父子相處融洽,文帝將許多朝政委給太子處置。但隨著楊堅執政日久,太子也不斷成熟,父子之間的關係便出現了微妙的變化,這種變化被別人發現並利用,就導致了隋文帝廢立太子事件的發生。開皇六年,便有人上書要求楊堅傳位太子。後來某年冬至,百官向太子朝賀,太子也舉行氣勢宏大的儀式受賀,這就遭到了文帝的譴責,並勒令停止此類活動。之後,文帝對太子的恩寵就大不如前了。而太子楊勇生性率直,不擅掩飾,依舊按部就班,做自己喜歡之事。這更加引起文帝和獨孤皇后的不滿。而當時的晉王,即後來的煬帝楊廣,可是極盡表演的天賦。文帝尚節儉,楊廣就將琴弦弄斷,布滿灰塵,顯示其不喜聲色。獨孤后不喜歡男子納妾,楊廣就只與妻子蕭妃同處,以展示其高尚的風格。這樣,楊廣漸漸討得文帝與獨孤后的歡心,而楊勇的表現越發使他的父母不滿意。廢立太子的聲音,開始傳入文帝的耳中,並最終成為了現實。隋文帝一直認為自己的決定是正確的,直到臨死的時候他才知道這個新太子的本來面目,但為時已晚,他只能含恨撒手西去了。他死後,他的家族和整個國家都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難,卻是他沒有想到的。楊堅一死,楊廣就假傳遺詔,令廢太子楊勇自盡,並誅殺楊勇諸子及楊勇親信的大臣,又令漢王楊諒入朝,楊諒識破了楊廣的騙局,舉兵反叛,楊廣遂發兵數十萬鎮壓楊諒,諒兵敗,被幽禁而死。蜀王楊秀,亦被楊廣囚禁,最後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殺害。楊廣兄弟五人,只有秦王楊俊因早死,而未受到楊廣的殘害。楊廣為了權力,毀了自己的家族,骨肉相殘,多麼慘烈的人間悲劇啊!而更為慘烈的人間悲劇在楊廣執政的14年裡,還在不斷上演。而這一幕幕悲劇,都是隋文帝導演並親自挑選主角的結果。他的嚴刑峻法、苛刻猜忌、不辨忠奸、偏信讒言,給國家帶來這個骨肉相殘、人人自危的悲劇,而文帝所最不願意看到的隋朝滅亡的悲劇,正是他導演的所有悲劇的最後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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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之夢
    隋煬帝楊廣(569—618年),隋朝的第二個皇帝,隋文帝的第二個兒子。他通過各種手段,博得文帝信任,被立為太子。仁壽四年(604年),文帝駕崩,楊廣即位,開始了他的施政時期。他憑藉文帝積累的巨大民力和財富,得以無休止地行施暴政。他是歷史上著名的浪子,也是標準的暴君。

    歷來都把楊廣當政的十四年稱作是黑暗年代,濫用民力、大興土木、勞民傷財、揮霍無度,是對他施政的概括。但他又曾經為隋朝的建立出生入死,為抵禦突厥而揮師北上,為便利交通修築大運河,為國家安定巡視邊疆。楊廣——一個一直在做大國夢的皇帝!從當政的十幾年裡,他時時刻刻都在為實現大國夢不懈努力,而他的失敗就在於他是一個脫離實際國情的理想主義者。他缺乏了做晉王和當太子時的謀划,他雖是個強勢皇帝,但他不擇手段的惡毒與不計代價的好大喜功讓他在歷史的舞台上過早的謝幕了。隋煬帝的大國夢有四個組成部分:大外交、大工程、大排場、大戰爭。讓我們分別來看這四個部分。

    大外交。中國古代社會的外交形式主要是中央政權對周邊民族及其政權進行冊封、賞賜,前者是後者的宗主國,後者要承認歸附前者,並承擔納貢、出兵幫助宗主國平叛等義務。而當時交通不便,又處於民族的整合時期,所以周邊民族及其政權叛附不定,使得中央王朝非常頭疼。隋煬帝的大外交戰略,主要是通過他巡視邊疆,向各個周邊民族政權表明中原王朝對他們的關心,使得這些政權不反叛,最終實現安定邊疆的目的。隋煬帝進行過三次北巡和一次西巡,巡視的重點分別是突厥地區與西域地區。除煬帝末期大業十一年(615年)的第三次北巡,由於突厥的叛亂沒有成功外,其餘的巡視均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北部突厥未南下犯邊,而西域諸國紛紛歸附隋朝。

    但在外交活動中,隋煬帝不切實際地向外邦炫耀財富,造成了國力的大量損耗。大業六年(610年)正月十五,隋煬帝在東都舉行了盛大的慶典,向隨他西巡入京的諸國使節、商人,展示大隋帝國的強盛與富足。東都皇城外的定鼎門大街被開闢成戲場,5萬名樂工在這裡通宵達旦表演各種節目,持續了半個月。煬帝又將東都的市場整飭一新,供各國商人參觀。各個店鋪都重新進行裝潢,連賣菜的小商販都要在店鋪里鋪上地毯。各國客商路過酒店,都會被邀請進去喝幾杯,分文不收,還騙他們說:「我中原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飯都是不要錢的。」煬帝還命令用絲綢將路旁的樹木纏起來,而胡商的反應卻非常具有諷刺意味,他們說:「你們這裡有人連衣服都穿不起,還不如把這些裹在樹上的絲綢拿去給他們做衣服呢?」真是弄巧成拙啊!隋煬帝要是能為老百姓考慮一些,何至於成為亡國之君呢?大工程。隋煬帝時期興建大工程的舉措主要有:建東都、修運河、築長城。楊廣初即位,就立刻下令擴建東都洛陽。因為長安的交通不夠便利,且農業規模也遠不及中原地區。擴建后的洛陽城氣勢恢宏、道路寬敞,極具大國的氣派。修建運河,也是煬帝即位之初便提出的,可見煬帝對這些大工程早有打算。運河的修築分為幾個階段:大業元年(605年)下詔開鑿通濟渠、邗溝;大業四年(608年)修永濟渠;大業六年(610年)開江南河。這樣,南北貫通的大運河修築完成了。修築長城共兩次,一次在大業三年(607年),另一次在大業四年(608年)。

    大工程都如期完成了,楊廣對於這些作品都非常滿意,但他絲毫沒有顧及到修築這些工程所耗費的人力,所付出的代價。營建東都,共耗時10個月,每月役使男丁200萬;開通濟渠征男丁百萬,鑿永濟渠共徵發河北地區男女百餘萬人,連女人都被徵調開渠,可見勞役的繁重;兩次修長城,也耗民力達百萬以上。在以農為本的社會,短短的十幾年裡,國家徵發如此多的人力修築公共工程,給國家的生產造成了重大損失,老百姓在繁重的勞役下,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百姓心中的怒火已經點燃了隋朝這座將傾的大廈,作為最高統治者的隋煬帝還沉浸在他的大國迷夢中,根本沒有感受到這股熊熊烈火已向自己撲面而來。

    大排場。隋煬帝認為,作為大國的君主,做任何事都要有大國的氣派。他三游江都正是基於這種想法。楊廣在做晉王之時,就以揚州總管的身份在江都生活了十年,對江都頗有感情。即位后,他分別於大業元年(605年)、大業六年(610年)、大業十年(614年)三次游江都,第三次之後,就常住江都,並最後死在那裡。隋煬帝三游江都,每一次都是擺足了帝王的氣勢與排場。大業元年(605年)八月,煬帝開始了登基以來的一次南下江都。他所乘坐的船叫龍舟。龍舟分為四層,有六層樓高,上層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可以舉行朝會;中間兩層有100餘間房子,供煬帝休息、娛樂之用;下層是宦官、宮女等近侍的住處。船上雕樑畫棟、金碧輝煌,與宮殿沒有兩樣。皇后、後宮、王侯、大臣、僧尼、道士等等,分乘不同船隻,還有其它不同用途的大小船隻數千艘隨行,最後還有兵船數千艘護駕。陸地上,幾萬名縴夫、騎兵一路相隨。船隊前後綿延二百餘里,水陸共有二十幾萬人同行。所過州縣,都要為船隊獻食。這樣的排場,一去一回,反覆三次,隋煬帝可謂風光無限,掙足了面子。可他只知興奮、滿足,忘記了樂極生悲的典故。驕奢淫逸、揮霍無度,最終斷送了國家的前程和自己的性命。

    大戰爭。戰爭可以顯示一個國家的實力與尊嚴,尤其在冷兵器時代。隋煬帝認為,大隋王朝國力空前,其它國家只能對隋朝馬首是瞻、唯命是從,絕對不允許有任何形式的挑釁與背叛。隋煬帝三征高句麗就是出於維護大國威儀的目的。高句麗,是當時朝鮮半島北部的一個政權,趁北朝末年、隋朝初年,中原戰亂不斷,北方突厥頻頻入塞侵擾的形勢,多次派兵侵入遼東地區,掠奪土地、人口。隋文帝就曾因此欲發兵討伐,后高句麗上表謝罪,文帝方才罷休。

    充滿大國情結的煬帝決不能坐視無禮的高句麗再囂張下去,決定御駕親征,一定要讓高句麗王跪在自己的腳下謝罪稱臣。為了討伐高句麗,煬帝做了精心部署。大業四年,開通永濟渠便利運輸。六年,又下令全國為出征做好戰馬、武器的準備。七年,命令幽州總管造海船三百艘。之後,調動江淮、河南、河北等地的民夫運送糧草到遼西。最後是徵調全國的軍隊。一切準備就緒。隋煬帝遂於大業八年、九年、十年三次出兵討伐高句麗。之所以有三次征討,是因為第一次隋軍經驗不足、指揮不利,導致兵敗;第二次因為楊玄感叛亂而中途終止。第三次討伐,由於高句麗國力耗盡,隋軍又取得平壤戰役的勝利,所以高句麗王遣使請降,隋煬帝才心滿意足地班師凱旋。

    煬帝征遼,維護了大國的尊嚴,但付出的代價相當沉重。在戰前準備階段,為造海船,就有三到四成民夫死亡,運輸糧草而累死、餓死、病死的民夫更是不計其數。第一次征高麗,隋軍兵士死傷大半,4萬海軍在平壤中埋伏,生還者僅幾千人;高句麗將詐降,大將宇文述被其所騙,30萬將士,僅有2700人得以生還。煬帝如此大規模用兵,導致國家財力枯竭、人民勞役繁重,土地無人耕種,青壯年勞力大量損失。這種戰爭勝了又有何意義?只是隋煬帝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虛榮心得到了滿足,他的大國夢想似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 隋煬帝的大國夢,毀掉了大隋江山。俗話說,得民心者得天下。不管楊廣的主觀意圖是什麼?但他的所作所為,已經使得他喪盡了民心。人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揭竿而起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爆發了!隋朝即將走到它的盡頭。
我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我可以增加它的深度,我不能左右天氣,但我可以掌握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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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悲歌:唐朝覆亡真相
    唐朝建立於618年,亡於907年,共290年。歷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共20帝,在中宗與睿宗之間曾有武周政權。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唐朝還積極發展對外關係,使中華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當時世界上的超級大國。但如此強大的帝國也難逃衰落、滅亡的結局,是什麼原因呢?自唐亡以後,人們就在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那麼,今天讓我們從現代人的角度,重新審視唐朝的滅亡,以探尋其滅亡的真相。

    盛世氣象

    唐朝的建立者李淵(566—635年)是隋朝太原留守,隋朝宗室貴族。隋大業十三年(617年),他趁隋末天下大亂的局面,起兵西入長安,立楊侑為帝,尊在江都的隋煬帝為太上皇,自己獨掌大權。大業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煬帝在江都被部將宇文化及縊殺。五月,李淵逼迫楊侑禪位,自己稱帝建國,國號「唐」,李淵就是唐高祖。唐朝建立時,天下依然是群雄並爭,戰亂不止。所以唐高祖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平定各地的叛亂,統一全國。在高祖在位的九年裡,甚至到了太宗貞觀初年,唐朝還主要以平叛為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在唐初十年裡,唐高祖、太宗先後剿滅西北的薛舉、薛仁杲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軌、山西的劉武周、黃河流域的竇建德、河北的劉黑闥、江淮的輔公、北部的梁師都、黃河流域的王世充、江淮的杜伏威、南朝梁代後裔蕭銑、嶺南的馮盎、招降幽州的羅藝等,全國始告統一。

    唐太宗常把隋朝當作一面鏡子,隋朝的迅速興亡,給他留下深刻的教訓,尤其是農民大起義,使他充分認識了民眾所蘊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眾,即使像隋煬帝那樣集全部威權於一身的帝王,也難逃亡國身死的命運。他認識到民眾的力量,對大臣們說:「人君依靠國家,國家依靠民眾,剝削民眾來奉養國君,好比割身上的肉來充腹,腹飽了身也就斃命,君富了國也就滅亡。」為此,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開創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的年號,太宗在其統治時期,社會出現了太平景象,史稱「貞觀之治」。史書中對「貞觀之治」是這樣描述的:「貞觀初年,全國人口不到三百萬戶,一匹絹能換一斗米。到了貞觀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錢,牛馬滿山坡,人出行幾千里都不需買糧食,周邊少數民族歸附者有120萬人。這一年,全國被判處死刑的只有29人,社會出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景象。這種繁榮穩定局面的出現,是與太宗李世民的統治有方分不開的。他的具體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賢能、善於納諫。太宗任命房玄齡、杜如晦等德才兼備之人出任宰相,同時,虛心接受以魏徵為代表的大臣對自己提出的意見。重視吏治,注重官員的選拔與管理,嚴懲貪官污吏。在經濟上,繼續推行均田制,大力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在軍事上,打敗強敵突厥,解除北方的後顧之憂。與此同時,太宗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稱僚人反叛,請發兵進攻,他不許出兵,說:「僚人居深山,時出掠搶,相沿成習,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對待,自然相安無事,那可輕動干戈,殺害他們。」唐太宗對待少數民族寬厚持平,因此,少數民族紛紛來朝,並尊太宗為「天可汗」。唐太宗對自己的成功總結了五條經驗: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強的人;二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三是尊敬賢能之人,憐憫不肖之人;四是不厭惡正直的人;五是沒有狹隘的華夷觀念。太宗對自己的概括,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對於一名權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夠做到這些相當難能可貴。這也從一個方面證明了「貞觀之治」出現的必然性。太宗之後的高宗、武后統治時期,是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階段,為「開元盛世」的出現打下堅實的基礎。唐高宗李治(628—683年)是太宗的第九子,即位后,繼續按其父親的治國之道行政,後來由於身體原因,皇后武則天(624—705年)開始輔助高宗處理朝政,並成為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由於武則天在高宗病逝后,先後廢立中宗、睿宗,並於690年,改國號為「周」,自立為皇帝,歷史上對武則天頗多微詞,傳統史家批判她篡奪李唐政權的行為,並認為武氏任用酷吏,實行酷政,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興土木,耗費民力等等,將她貶得一無是處。這些言論並非空穴來風。比如,武后確實賞識並重用過酷吏周興、來俊臣等人,也確實迷信福瑞,大造明堂,多修造像,給社會造成一些消極影響。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武則天執政時期,社會並沒有出現停滯、倒退,相反,是繼續向前發展的。從這一點上看,她的統治是值得肯定的。為維護統治,武則天實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發展科舉制,武則天親自策問貢舉人,舉行殿試,增開武舉。她還多次派人到各地搜訪人才,並不經考試直接任用。她還加大對官員和軍隊的監督,具體方法就是賦予肅政台(即御史台)更大的權力,使他們對文武百官、各地軍隊有較為獨立的監督權力,便於朝廷對官員和軍隊的管理。她繼續推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的政策,使經濟持續發展,人口由380萬戶增長到615萬戶。高宗、武后的統治,推動了唐朝的進一步發展,為開元盛世的到來奠定了基礎。705年,武則天病重,宰相張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宮殺掉亂政的張易之、張昌宗等,擁立唐中宗李顯即位,恢復唐國號和一切唐舊制。但中宗並不信任這些舊臣,專寵韋皇后及安樂公主。韋皇后欲效武則天故事,準備臨朝稱制,但除了暴行之外,並無武則天的政治才能。她們毒殺唐中宗后,李隆基發動羽林軍攻入宮中,盡殺韋后黨徒,連幼兒都殺死。李隆基(685—762年)後來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他就是唐玄宗。由於他在開元年間,勵精圖治,國家出現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稱「開元盛世」。開元年間,玄宗善用賢人,任用姚崇、宋、張嘉貞、韓休、張九齡為相,這些人各有所長,有的忠言直諫,有的守法不阿,有的善於吏治,對玄宗大政方針的制定與實施,都起到了參謀與協助的作用。玄宗反對浪費、精簡機構、節約開支;進一步加強對地方官的選拔與監督。在經濟上,玄宗主張興修水利,在邊境地區實行大規模的屯田,發展生產。此外,玄宗在邊疆地區設置大的軍區,加強對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並以此保證中原與西域、中亞地區的道路暢通。由於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開元時期的人口大量增加。到開元20年,全國民戶數量為780萬戶,人口4500萬,比唐初戶數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則天來,會發現唐玄宗身上有許多缺點。唐太宗經常以「守成難」「慎終如始」警戒自己;武則天執持政柄,權不下移。玄宗卻恰恰相反,在開創盛世局面以後,便不思進取,產生了驕傲自滿和怠政的情緒,驕侈心代替了求治心。所以玄宗從天寶年間起,在朝中開始重用李林甫、楊國忠一類的奸臣,在外則賦予胡人安祿山以較大的權力。李、楊二人在朝中打擊異己、陷害忠良、賄賂公行,使朝政日趨腐敗,安祿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買馬,集結力量,企圖自立。而唐玄宗卻視而不見,仍沉浸在開元盛世的自豪與滿足之中。在內有奸臣當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勢下,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

[ 本帖最後由 dullbird 於 2006-10-26 21:26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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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是一場嚴重的社會動亂,這場動亂幾乎摧毀了李唐政權,給社會、經濟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安史之亂成為唐代歷史的轉折點,亂前是唐朝的鼎盛時期,亂后的唐朝則進入了衰落階段,並最終走向了滅亡。安史之亂中「安」、「史」指的是安祿山與史思明,他們都是少數民族將領,又都是唐朝的節度使。節度使最早設置於唐睿宗(662—716年)景雲二年(7

    年),目的是以固定的軍區設置來加強唐朝的防禦力量。到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已經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劍南、嶺南等十個節度使,又稱為「十鎮」。節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鎮內軍需調度和營田事務的權力,後來逐漸集軍事、民事、財權於一身,併兼管地方事務,權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鎮節度使,並將大部分兵力布置在節度使地區。當時全國兵員總數為57萬,而邊兵竟有49萬之多,中央兵力空虛,地方武力坐大,給節度使發動叛亂創造了條件。

    安祿山正是利用當時的形勢,發動了叛亂。安祿山是居住在今天遼寧朝陽的胡人,據說他的祖先是從今伊朗遷移而來。安祿山通多門民族語言,年輕時在邊境市場充當突厥與唐朝互市的中介人。後來得到幽州節度使張守的賞識,被認作養子。安祿山賄賂使臣,獻媚皇帝,博得玄宗的信任,因此不斷加官晉爵。到天寶十年(751年),安祿山已成為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掌握了今河北、遼寧西部、山西一帶的軍事、民政及財政大權,具備了稱霸一方的實力。而在安祿山起兵之前,他卻絲毫沒有被玄宗懷疑,得益於安祿山將朝廷內部,玄宗身邊的情況早已摸清楚,並進行了精彩的胡旋舞「效忠」表演。一次,玄宗見他那肥碩的肚子,便笑著問:「你這肚子里都裝什麼了,這麼大?」安祿山答道:「除了一顆效忠您的赤子之心,沒有別的東西了!」安祿山得知玄宗與太子存在矛盾,就故意在玄宗面前表現出對太子不敬。一次,玄宗命安祿山與太子見禮,他卻不拜,還裝傻說:「臣是胡人,朝廷里的官太多,臣弄不明白,這太子是什麼官啊?」玄宗跟他說:「這是儲君,未來的皇帝。」安祿山竟然答道:「臣頭腦愚笨,只知道一心效忠陛下您,不知道還有什麼儲君?」為了進一步顯示忠心,安祿山竟請比自己小16歲的楊貴妃認自己作養子。這樣一來,玄宗對他就絲毫沒有了戒心。即使天寶十四年(755年),安祿山已露出了叛亂的馬腳 ,但自信的玄宗還表示:「祿山對我推心置腹,肯定不會謀反!」安祿山在安撫玄宗的同時,卻在馬不停蹄地做叛亂準備。他大規模修築城池,豢養同羅、奚、契丹降人8000名,組成自己的親兵衛隊,大量購買馬匹,囤積糧草,購置武器。天寶十四年2月,他獲准在自己的轄區里以32名蕃將代替漢將,至此,安祿山的準備工作就緒了。由於安祿山與宰相楊國忠不和,他害怕朝廷先發制人,遂於同年

    月9日,以討楊國忠為名,發動了叛亂。這場叛亂,唐朝政府沒有絲毫準備,所以安祿山進軍速度很快。12月12日,就攻佔了

    東都洛陽,並向長安進發。此時的唐朝中央,亂作一團,京城周圍兵力很少,調動軍隊就花了許多時日,又急調大將火速回京護駕。唐軍初戰不利,高仙芝、封常清等大將都因戰敗被殺。皇帝的御駕親征也沒有成行。而這時的戰爭出現了片刻的喘息,那就是安祿山於天寶十五年正月初一,在洛陽稱大燕皇帝,因此放慢了戰爭的節奏,給唐軍在潼關一線集結兵力創造了條件。在接下去的半年裡,雙方一直在爭奪潼關。因為潼關是進入長安的大門,潼關失守,長安必然不保。但六月九日,安祿山的軍隊還是攻佔了潼關。於是,唐玄宗不得不攜帶文武百官、後宮、宦官等,於6月13日逃離了長安。之後的歷史,對唐玄宗李隆基而言,是使他陷入了自登基以來從未遇到的困境。6月14日,當玄宗一行到達馬嵬驛時,隨行部隊發生了嘩變。軍隊將士認為此次叛亂全都是由楊國忠而起。當大家看到楊國忠與吐蕃使臣談話的時候,就有人喊:「楊國忠與蕃人謀反啦!」眾軍士怒火中燒,將楊國忠斬首。而這時大家又在想,楊國忠能權傾朝野,原因何在?很自然,兵士們想到了楊國忠的妹妹——楊貴妃。憤怒的士兵認為唐玄宗之所以廢弛朝政、貪於享樂,楊國忠之所以小人得志、惑亂朝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楊貴妃。因此,將士們群情激奮、山呼海嘯,要求唐玄宗處死楊貴妃。這讓老皇帝始料不及,他很難在江山與美人中間作出取捨,但玄宗最後捨棄了美人,將楊貴妃縊死。這才平息了嘩變,使大隊人馬最終得以到達成都。而就在此時,另一件事也讓老皇帝非常吃驚,那就是7月,太子李亨於寧夏靈武即位,是為肅宗(7

    —762年),尊玄宗為太上皇。這是公開的奪權行為,可對於出逃在外、無計可施的玄宗來講,他只能聽之任之。至此,唐玄宗基本退出了歷史舞台,他於762年憂鬱地病逝於長安宮中。在唐朝內部發生權力更迭的同時,安祿山集團內部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祿山被其子安慶緒所殺,乾元二年(759年)3月,部將史思明又將安慶緒殺死,自稱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3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義殺死。叛軍內部出現的內訌,為唐軍平叛創造了有利條件。肅宗即位后,一邊任命大將郭子儀、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復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從河西、北庭、安西節度使處調兵增援。此外,肅宗還向回紇、於闐、西域等少數民族政權借兵,參加戰鬥。在叛軍的控制區,如河北等地,由於叛軍的殘暴統治,百姓自發組織起來,反抗安、史的統治。在唐官軍和地方百姓的雙重打擊下,寶應元年(762年),安史叛軍已經窮途末路。當年正月,史朝義逃往范陽,守將不予接納,遂自殺。歷時七年的安史之亂得以平定。

    1安史之亂,唐朝幾乎動員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國力,自此以後,唐朝的國力再沒有恢復到天寶年間的水平。戰爭期間,百姓飽受戰爭之苦,流離失所,經濟損失嚴重,土地大量荒蕪。東都洛陽遭到毀滅性破壞,城中居民被屠殺殆盡,建築多毀於戰火。回紇等少數民族軍隊在助剿的同時,也大肆搶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難。肅宗在借兵之時就與回紇統治者約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員歸唐朝,金銀財寶、老百姓皆歸回紇。」這使得回紇的搶掠更加有恃無恐。安史之亂最大的消極影響就是造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藩鎮割據長期存在於唐朝後期,節度使擁兵自重,互相攻擊,使得中國長期處於戰亂之中,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導致唐朝一步步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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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鎮割據
    安史之亂后,唐朝出現了藩鎮割據的局面。這是因為參與平叛的各位將領,幾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節度使之名,並在內地廣泛建立大軍區,使節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廣大的範圍內實行,這就為藩鎮割據創造了條件。此外,參與叛亂的大部分將領、士兵依然存在,他們雖然投降了,但割據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沒有力量消滅他們,就只能安撫他們,期望他們能改過自新。戰爭剛剛結束,唐代宗就任命安史降將張忠志為成德節度使,並賜名李寶臣;薛嵩為相衛節度使;李懷仙為幽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與唐朝優崇安撫的初衷相左,這一任命給這些已有割據之志的將領們提供了成為新的割據者的條件。在各藩鎮中,有一部分能夠服從中央指揮,但相當數量的藩鎮存在不同程度的割據,其中平盧、成德、魏博三鎮的割據性最強,被稱為「河朔三鎮」。在這些藩鎮中,節度使父死子繼、自辟僚屬、財政自治、掌控軍隊。而各個藩鎮之間,為了各自利益,還經常爆發戰爭,使國家處於長期戰亂之中。

    面對這一局面,唐朝中央多數時間在忍耐,但為了維護中央的權威,唐朝政府與藩鎮也曾發生過戰爭,其中德宗、憲宗、武宗時期的三次規模戰爭較大。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岳請襲其父位,魏博鎮節度使田悅亦代為請求,唐德宗予以堅決拒絕。李、田於是聯合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起兵反唐。7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納也請求襲其父位,德宗仍然不答應,李納也因此叛亂。唐德宗只得採用「以藩制藩」的策略,調動其他藩鎮軍隊鎮壓叛亂軍隊,這就導致越來越多的藩鎮捲入了這場戰爭。在戰爭期間,有四人稱王,二人稱帝;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稱楚帝,朱稱秦帝。在平叛過程中,許多藩鎮採取觀望態度,不肯出力。面對這樣的局面,德宗只得遠調涇原兵參戰。可是當涇原兵路過長安之時,嫌朝廷犒賞不豐,遂擁立朱,起兵作亂。唐德宗被迫逃離長安,險些丟掉性命。這場戰爭經歷了五年,結果是唐德宗向藩鎮妥協,藩鎮割據局面進一步深化了。唐憲宗打擊藩鎮,恢復中央權威的決心是非常大的。憲宗一即位,就把「舉貞觀、開元之政」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決心平服藩鎮、重振國威。從元和元年(806年)起,朝廷先後討平西川、夏綏、鎮海節度使,迫使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歸命朝廷,成德鎮的王承宗也不得不向朝廷輸貢賦、請朝廷派官吏。憲宗打擊藩鎮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814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藩務,隨即叛亂。憲宗發十六道兵討伐,最終於元和十二年擒吳元濟,平定淮西。不久,憲宗又平定了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憲宗能夠取得如此多的勝利,與當時的歷史條件和他個人的努力密不可分。憲宗時期,中央已經有了直轄部隊——神策軍,這是打擊藩鎮的軍事保障,同時中央的經濟實力也明顯增強,為打擊藩鎮創造物質基礎。憲宗本人的決心與意志,在平服藩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元和十一年(816年),征討淮西三年不下,滿朝文武皆呼罷兵,憲宗幾乎成為孤家寡人,但他堅持繼續作戰的方針,終於取得平叛戰爭的勝利。元和十年(815年)河北平盧、成德藩鎮製造恐怖事件,在京師刺殺宰相,並在東都策劃暴動, 企圖動搖憲宗平叛的決心。而憲宗果斷處置,挫敗了他們的陰謀,將平叛繼續下去,最終取得勝利。但憲宗沒能從根本上解決藩鎮割據問題。他死後不久,許多藩鎮又紛紛發生變亂,各自為政。

    唐武宗時期與藩鎮的戰爭主要是同澤潞鎮進行的。澤潞鎮節度使劉從諫素不服從中央。會昌三年(843年),劉從諫死,武宗採取宰相李德裕的建議,發兵討伐澤潞鎮,經過一年多的戰爭,加之澤潞鎮內部發生內訌,朝廷終獲勝利。武宗之後,中央已不具備與藩鎮進行大規模較量的實力,雙方相安無事,倒是藩鎮之間、藩鎮內部的鬥爭愈演愈烈。藩鎮之間的鬥爭,導致藩鎮之間力量對比變化很大;藩鎮內部鬥爭的結果是藩帥的變更。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是導致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由於藩鎮自雄,中央政權變得虛弱無力,幾次企圖削弱藩鎮的努力,不僅沒有達到目的,還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致使國家再沒有能力與藩鎮較量。與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顯對比的是,藩鎮的力量卻越來越強,藩鎮割據更加無法控制。唐朝中央也只能聽之任之,通過僅有的幾個直接控制區域,艱難維持「大唐帝國」的統治。

    宦官秉政

    宦官是皇宮中專門負責皇帝和後宮的衣食起居、皇宮宿衛的侍從人員。由於他們工作性質的卑賤和身體的殘缺,歷來為人們所不齒。唐代的宦官,從唐玄宗晚年開始,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台,成為左右政局的重要角色,到唐末更開宦官專權的局面。唐末宰相崔胤曾經說過一段話,反映了唐代宦官專權的情況。他說:建國之初,社會安定,四海昇平,沒有出現宦官掌政權、軍權的情況。唐玄宗天寶年間以來,宦官勢力越來越猖獗。到德宗貞元末年,宦官開始統領神策軍(中央禁衛軍,負責保衛皇帝)。從此,宦官參掌機密,削奪百官權利,勾結藩鎮,圖謀不軌,賣官鬻爵,干盡不法之事,成為國家的一大禍患。可見,唐朝後期宦官專權之盛,權力之大,危害之廣了。

    從崔胤的話,我們知道唐代的宦官權勢是從唐玄宗時期開始增長的。唐初太宗規定:宦官的官階最高為四品官;宦官不得參與政事,只負責守衛、清掃、後宮飲食等事。到玄宗時,宦官開始統兵,並允許擔任三品以上的官職。如楊思,功拜大將軍,高力士以恩寵亦拜大將軍,都是一品的官,此外玄宗還任命宦官充任監軍使,對出征的軍隊進行管理,但此時尚未出現宦官專權的局面。宦官勢力真正猖獗還是在安史之亂以後。肅宗、代宗朝的李輔國,由於擁立有功,被皇帝賦予很大的權力,手握禁軍,代宗時還被尊為「尚父」,又加司空、中書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與之商量,他曾經狂妄地對代宗講:「皇上只管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老奴我處置。」雖然後來,李輔國被代宗處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殺李輔國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權在握。到德宗時,宦官掌管宿衛皇帝的中央禁軍成為制度。憲宗朝,正式設立樞密使,由宦官充任,參與國家的政治事務,中書、門下的權力均被其侵奪。後來的皇帝又不斷增加宦官的權力,致使宦官專權成為唐朝後期黑暗統治的代名詞。唐朝後期,宦官操縱國政,專擅機要,進退朝臣,甚至連皇帝都要由他們廢立。憲宗、敬宗死於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擁立,立君、弒君、廢君,如同兒戲,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唐末。宦官勢力如此猖獗,引起了皇帝與大臣的不滿。為此,他們與宦官之間出現了「南衙北司之爭」(以宰相為首的機構稱為南衙,由宦官操縱的各種機構稱為北司),後期更爆發了較大規模的反宦官的鬥爭。這其中,「二王八司馬事件」與「甘露之變」最具代表性。

    「二王八司馬事件」指的是唐順宗時期主張打擊宦官勢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王叔文。「八司馬」指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准、程異,他們在改革失敗后,都被貶為州司馬,因而被稱為「八司馬」。「二王八司馬」的改革發生在順宗年間,由於順宗的年號為永貞(805年),所以這場改革又被稱為「永貞革新」。永貞革新得到了順宗的支持。順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韋執誼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門,控制朝廷的財政和部分軍事權力,並欲奪宦官的兵權。改革派還頒布一系列的政令,嚴明賞罰、停止苛政,罷免貪官,提拔賢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積極效果,當時社會的反應是「人情大悅」、「市裡歡呼」。但這次改革的打擊面過大,觸動的利益過廣,所以遭到許多元老重臣、地方節度使的反對,更遭到宦官集團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聯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反對王叔文的改革集團,而且他們計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後盾順宗讓位於太子李純,太子即位,就是唐憲宗。而憲宗並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勢,王叔文、王等人遭到貶逐與殺害,這場以打擊宦官勢力為目標的改革宣告失敗。

    永貞年間的反宦官鬥爭失敗后,許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總結經驗。有一部分人認為,對宦官不能採取和平奪權方式,要用武力來消滅宦官,進而消除閹黨勢力,由此便引發了文宗時期的另一場反對宦官的鬥爭——甘露之變。

    唐文宗是宦官擁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來,就處於宦官的控制之下,軍國大政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復自己的權威,就想辦法用武力除掉身邊的宦官。為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薦的李訓、鄭注兩人,因為用他們兩人執行翦除閹宦的計劃,不易受到宦官的懷疑。很快,李訓就被任命為宰相,鄭注出任鳳翔隴右節度使,開始逐步實行預定的計劃。大和九年(835年)月21日早朝時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來到紫宸殿議事。金吾將軍韓約啟奏說:「左金吾院石榴樹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來。」「夜降甘露」被古人認為是一種吉祥的預兆。李訓遂率百官稱賀,請文宗前去觀看。文宗也裝作非常高興的樣子。並派李訓等人先去查看。李訓等人去了很久,回來報告說:「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對外宣布。」文宗此時回頭命大宦官仇士良、魚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這裡,沒有出現任何意外。但當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們卻發現了問題。帶路的韓約緊張得滿頭大汗,隨著一陣微風吹來,藏在帷幕後的甲兵忽隱忽現,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識到對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並將文宗抬進宣政門,將大門緊緊關閉。之後,仇士良命令五百禁軍上殿討賊,見人就殺,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於閹宦刀下。接著宦官又派遣騎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長安城血流成河,參與誅殺宦官計劃的許多大臣都被滿門抄斬,受牽連而死的人有1000餘人。這就是所謂的「甘露之變」。

    在宦官與官僚士大夫的鬥爭中,士大夫們不畏艱險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們的力量與宦官的實力相比,相差甚遠,因此他們力圖打擊閹宦、恢復皇權的努力都歸於失敗。更嚴重的是,這種鬥爭極大的消耗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力量,國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地方割據勢力更加有恃無恐,唐政權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我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我可以增加它的深度,我不能左右天氣,但我可以掌握心情;

我不能改變容顏,但我可以展露笑容,我不能控制別人,但我可以主宰自己;

我不能預知明天,但我可以把握今天,我不能樣樣第一,但我可以事事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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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黨之爭
    封建士大夫之間的黨爭,是中國古代官場的頑症、痼疾。唐朝也存在著朋黨之爭,唐後期的黨爭成為當時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對唐朝的衰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朋黨的劃分,與人的思想、地位、學識、性格有關,更重要的是與人所生活的社會環境有關。朋黨中的成員之間多是親屬、師生、朋友的關係。這樣造成後果就是,各個朋黨在相爭之時,不會考慮對方在所討論的事情、所提出的觀點或解決的方法是否正確。而是一味的否定對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講原則。這對一個國家而言,百害而無一利。唐代最著名的朋黨之爭就是「牛李黨爭」,這場黨爭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使本已不和諧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幾分混亂。

    「牛李黨爭」中「牛」指的是牛黨首領牛僧孺、李宗閔;「李」指的是李黨首領李德裕。「牛李黨爭」緣起於一場科舉考試。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舉行科舉考試。牛僧孺、皇甫、李宗閔三人在答題中對時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評為上第。這觸怒了時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後來李黨首領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就在憲宗面前陳訴,說翰林學士裴、王涯在審查考卷時有徇私舞弊的行為。憲宗聞聽,勃然大怒,將裴、王、楊、韋四人免職貶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未獲重用,被外放充當藩鎮的幕僚。事後很多人為牛僧孺等鳴不平,指責李吉甫嫉賢妒能。於是憲宗於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節度使,啟用被貶職的裴出任宰相。這樣,兩派在中央就都有了代表人物,出現了初步對立的局面,但這時還屬於「牛李黨爭」的形成時期。在之後的穆宗、敬宗、文宗三朝,兩黨勢力互有進退,一黨在朝執政,就將另一黨貶至朝外。

    政治主張不同,是「牛李黨爭」的一大特點。牛黨主張維護以進士科取士,而李黨對科舉制不滿,要求改革選舉制度;李黨力主削弱藩鎮勢力,恢復中央權威,而牛黨則反對用兵藩鎮,主張採取妥協政策;李黨主張精簡國家機構,而牛黨卻極力反對。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到黨爭的不講原則性。精簡國家機構,利國利民,有何不可?牛黨明知是正確的,但這主張是李黨所提,不管有無可取之處,一概否定。有個例子,更為典型。文宗大和五年(831年),鎮守西川的李德裕奏請朝廷收復吐蕃佔領的維州,當時形勢對唐朝十分有利,可是在朝為相的牛僧孺卻堅決反對。而到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牛黨的杜收復了維州,而在朝執政的牛黨人物並沒有提出不同意見。可見,黨爭的實質就是對人不對事。哪怕是完全正確的事,只要是對方提出來的,就要堅決否定。這哪裡是在為朝廷著想,為億萬蒼生著想呢?這完全是士大夫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毫無原則的義氣之爭。「牛李黨爭」,以宣宗朝牛黨當政而最終結束。

    朋黨之爭,是繼南衙北司之爭后的另一場統治階級內耗的爭鬥,而且曠日持久,朝野震驚,破壞了正常的議政、施政程序,擾亂了皇帝大政方針的制定。加之,各黨為了自己的利益,內連閹宦,外結藩鎮,使三股勢力都深入在唐朝的政治生活中,大臣們只知互相傾軋,置國家的前途於不顧,這樣的國家豈能不亡?

    唐末變亂

    唐朝後期,由於中央與藩鎮、藩鎮與藩鎮之間連年戰爭,不斷向百姓增加賦稅、徭役,掌權的宦官更加有恃無恐地欺壓百姓,強佔土地,勒索錢財,引起人民的極大不滿,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到懿宗、僖宗時期,連年的天災,使得糧食產量銳減,人民苦不堪言,而朝廷仍然不斷的加派賦役,於是,唐朝歷史上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唐末農民起義爆發了。起義的領導者是王仙芝與黃巢。

    起義爆發於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黃巢先後起義,后協同作戰,活動範圍主要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一帶。不久,王、黃又分兵作戰。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戰死,其眾投奔黃巢,黃巢成為起義軍的最高領導人。此時,黃巢決定東攻洛陽,而唐朝派來大軍,打消了黃巢的計劃。之後,黃巢率軍轉戰今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地,發展、壯大農民起義軍。廣明元年(880年)7月,黃巢利用淮南節度使高駢與中央相猜忌並畏懼起義軍的形勢,迅速北渡長江,於同年

    月佔領東都洛陽,12月攻入長安,唐僖宗逃往成都。12月13日,黃巢即位於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將原有唐朝官員三品以上全部革職,四品以下酌情留用。黃巢嚴懲皇族,唐宗室留在長安者全部被處死,富豪的財產被沒收,分給百姓使用。但黃巢沒有追擊逃跑的僖宗,也沒有將中央禁軍全部殲滅,同時大齊政權自身也缺乏存在的經濟基礎。中和二年(882年),起義軍將領朱溫投向唐朝,沙陀族李克用也乞降於唐朝,這就大大增強了唐朝的軍事實力。唐軍開始了反撲。起義軍於中和三年(883年),退出長安,向東撤退。之後,起義軍與唐軍的幾次作戰,均告失利,損失慘重。在朱溫、李克用等軍隊的包圍阻擊下,黃巢最終退至今山東萊蕪境內,於中和四年(884年)6月,戰敗自殺。至此由黃巢領導的唐末農民戰爭至此結束。

    這次農民戰爭,給垂死掙扎的唐王朝以致命的一擊,唐朝的統治瓦解了。叛變投降的朱溫,成為左右唐末政局的人物。天復三年(903年),朱溫將內侍省數百名宦官全部殺掉,出使在外的宦官也就地正法,宦官專權局面結束。天四年(907年),朱溫廢唐哀帝而自立,改國號梁,定都開封。唐朝滅亡了。

    唐朝自唐玄宗天寶年間以後的150多年裡,一直處於動蕩之中。政權得以如此長時間的維持,有賴於唐朝前期君主的勵精圖治所打下的堅實基礎,也有賴於後期有作為君主的亡羊補牢。唐朝的衰落源於安史之亂的爆發,唐朝的滅亡是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朋黨之爭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藩鎮長期割據,與中央對抗,嚴重削弱了中央集權的力量;宦官專權,使皇帝大權旁落,嚴重破壞了國家正常的統治秩序;朋黨之爭,瓦解了統治集團的力量,嚴重動搖了唐朝統治的階級基礎。政權日趨腐朽,百姓的生活也日趨悲慘,最終導致了大規模農民起義的爆發。在起義軍的沉重打擊下,唐朝統治徹底崩潰,統治中國290年的大唐帝國壽終正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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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冠北系:南唐覆亡真相
    南唐,建國於937年,亡於976年,歷前主李、中主李、後主李煜三世,享國共39年。南唐轄土不過江淮,最盛時也僅有35州,大約地跨今江西全省及安徽、江蘇、福建和湖北等省的一部分。這樣一個標標準準的小國,就如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浪花而已,太過平凡而普通,本來人們應該很容易就把它遺忘掉了。但因為和一個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南唐從此不朽。這個人就是李煜,一個謎一樣的皇帝。

    李煜出生於農曆七月初七,這一天恰是中國傳統的「七夕節」,一個頗賦傳奇色彩的東方式「情人節」。巧的是,李煜在人間度過42個春夏秋冬之後,又在同一天與世長辭。李煜留下了太多的奇迹,他聰穎過人,博通眾藝,書法自創金錯刀、攝襟書和撥鐙書三體。畫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尤工墨竹,人謂「鐵鉤鎖」。通曉音律,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鈴曲破》等曲,又曾與昭惠周后審訂《霓裳羽衣曲》殘譜。兼富於藏書,精於鑒賞。詩文俱佳,詞則尤負盛名。凡是中國人,凡是識點字的,對李煜寫的詞多多少少都會知道一些:「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道多少」等。無數人震驚於他的藝術才華之餘,都有一個問題要問:這樣頗具「才情」的聰明人怎麼會守不住祖宗傳下來的那點基業呢?難道真是詩人誤國嗎?

    創業艱難

    在探究南唐覆滅的真相時,我們需要把目光稍微放遠點,才能把問題看得比較全面。我們先從南唐的立國者李煜的祖父李 (888—943年)談起。因為他在創立這個國家時留下了很多的負面東西,讓他的子孫嘗盡了苦頭。

    五代十國是中國大一統過程中的一個插曲。鼎盛的唐朝經「安史之亂」打擊后,一蹶不振,百病叢生。其內有宦官專政、朋黨爭權、藩鎮割據,外有吐蕃、南詔、回紇侵擾。尤其是那些藩鎮,擁兵自重,不受中央節制,實際上就是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藩鎮一直尾大不掉,肅宗之後的歷代皇帝大多無可奈何。至唐朝末年,黃巢義軍席捲全國,最後攻破洛陽、長安,毀去了唐王朝的最後一點顏面。藉機而起的朱溫覺得唐王朝已無存在的必要,就廢去了自己新立的一個小孩子唐哀帝,自己做了皇帝,定國號為「梁」,五代十國大動蕩、大分裂的局面就這樣開始了。

    北方地區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你爭我奪,戰火連綿,南方則有十個小國星羅棋布。南方諸國中,以吳國和南唐疆域最大,國力最強。南唐尤以立國時間久、保持穩定時間長而著稱。南唐王朝的締造者,就是自稱唐宗室後裔的李。李是吳國的宰相徐溫的養子,原名徐知誥。徐溫死後,吳天祚三年(937年),徐知誥通過廢長立幼,逼其禪讓,奪取了皇位,改國號為大齊,改元升元。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誥宣稱自己為唐玄宗的後代,就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自己也改名李。李是個很有作為的開國之君。江淮本來就是富庶之地,是唐王朝時最重要的財源,曾力撐唐王朝達百年之久。他即帝位后,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減免賦稅,均定田租,發展生產,獎勵農民墾種,栽桑養蠶,發展經濟作物和工商業,使江淮獨在五代亂世中能「比年豐稔,兵食有餘」。陶懋炳在《五代史略》中說:「南方諸國君主固無出其右者,中原的『小康』之主後唐明宗也難望其項背,能勝過他的惟有後周世宗柴榮。」

    李與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一樣,都在社會底層生活過,知道江淮經歷多次戰亂,百姓早已困頓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與民休息,不謀求軍事擴張,要求子孫不得更改。這種想法雖好,但在兵荒馬亂的五代十國時代,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發展。有一次,因為江淮連年豐收,大臣們都要求趁北方混亂之機北伐,恢復唐朝原來的疆土。李說:「我自小在軍旅中長大,滿眼看到的都是戰亂給百姓帶來的嚴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還要奢求什麼?」還有一年,吳越國發生了特大的火災,宮室和府庫都被燒得面目全非,作戰用的兵器鎧甲幾乎被燒沒了,吳越國王錢元受到驚嚇發狂病。這時,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載難逢的良機發兵,一舉滅掉吳越。李不但沒有答應,說,我不做幸災樂禍的事,反而派人到吳越去慰問,此後又送去大量救濟物資。一次,他在和大臣討論政事時透露了他採取保境安民的原因。當時朝中大臣宋齊丘和馮延巳都說應當出兵吞併楚、吳越和閩國,李卻說:「吳越的錢氏父子總是討好中原政權,發兵攻打,不僅師出無名,弄不好就會招來中原軍隊。閩國地勢險要而且土地貧瘠,發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結束戰爭。即使是佔領了也未必能夠得到多少好處,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損失的大,而且閩人不好治理,好作亂。發兵攻打的最佳對象應該是楚國的馬氏政權,而且也能輕易奪取。為什麼呢?因為他不施仁政,枉法亂國。總之,不要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惡名,昔日孟子還說過,燕人去攻打齊國的時候,還擔心會驚動四周的鄰國,我可不想得到這麼一個結果。」原來他不去開疆拓土,除了厭惡用兵禍亂百姓這一原因外,還有想留下個好名聲、做個好人的心理,這樣做,顯然過於保守和迂腐。修內政和繕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後周世宗柴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實際上,在五代十國時期,僅滿足於做割據一方的諸侯是不行的,時代呼喚統一,不壯大自己的實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不去消滅吳越,為其後代留下了一個後患。更可怕的是,南唐傳到後主李煜手中時,這項基本國策還在實行著,面對北宋趙氏咄咄逼人的態勢,南唐的「保土安民」與引頸受戮別無二致。

    前主李還是個虔誠的佛教徒,這使他的兒子和孫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風。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他聽說有位禪師文益很有佛名,於是把他請到金陵住進清涼寺作為國師,文益死後李封他為「大法眼禪師」。到後主李煜時,已經到了瘋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濟眾僧,如果有道士願意做僧人的話,就贈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無罪釋放了。李煜還在境內大修佛寺,並大量賜土地給寺院。金陵禪院裡面,供養著包括日本、朝鮮等國來的上萬名僧人,吃穿用度都來自國庫。北宋大軍兵臨城下時,他一方面令軍士念救苦菩薩,另一方面親自上陣,給佛祖寫了一封信,許諾兵退之後要造佛建塔、齋僧萬員。《十國春秋》至此嘆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可謂至語。

    李種下的另一個惡果就是在繼承人的問題上舉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層人心渙散、離心離德。李在世的時候,中主李是長子,按說應該由他來繼承皇位,但李卻並不喜歡他,他鐘愛自己的第二個兒子李景遷。不幸的是,李景遷後來死了,李又打算傳位給第四個兒子李景達。這不僅製造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使他們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幫結派;也缺乏對儲君進行必要的培養和指導。升元七年(943年),李服丹藥中毒突然死去,最不願意做皇帝、確實也沒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竟然登上了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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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改變容顏,但我可以展露笑容,我不能控制別人,但我可以主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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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dullbird 發表於 2006-10-26 21:28 | 只看該作者
守成非易
    中主李 (916-961年)在升元七年(943年)李死後,繼任當了皇帝,改元保大。稱李為守成之君是有點拔高他了,我們之所以這麼說,主要是相對於後主李煜而言的。畢竟李沒有把基業給丟掉,而且在其即位的初期,由於南唐國力強盛,還擴展了國家的版圖,吞併了一些州縣,將李傳下來的28個州增加到35個。只是到了統治後期,昏聵的李遇上了英姿勃發的後周世宗柴榮,李在兩人的較量中一敗塗地,丟失了大片土地,軍隊精銳喪失殆盡,國家淪為後周的附庸,從此一蹶不振。

    李愛好文學,性情溫和,最喜歡別人順著他,對他說好聽話,這樣一來,那些諂諛之臣有了用武之地,朝政日亂。最典型的就是他的寵臣馮延巳(馮延巳字正中,他的號歷來有兩種說法:一說號延巳,又一說號延己)。馮延巳在中國的詩詞史上的地位緊追南唐二主之後。他的詞流傳下來的有一百餘首,留有《陽春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馮正中(馮延巳,字正中)詞雖不失五代風格,而堂廡特大,開北宋一代風氣,與中后二主詞皆在《花間》範圍之外,宜《花間集》中不登其隻字也。」劉熙載在《藝概》中也說:「馮延巳詞,晏同叔(晏殊)得其俊,歐陽永叔(歐陽修)得其深。」可見馮延巳對宋詞影響之大。

    如此優秀的一位詞人,馮延巳在政治上卻是一個十足的卑鄙小人。前主李很欣賞青年時期馮延巳的才華,就封他為秘書郎,讓他陪伴太子李。喜歡填詞作曲的李對馮延己一見如故,兩人愛好相同,經常作詞唱和,感情自然與日俱增。所以,自李做齊王起,馮延巳便一直擔任他的掌書記,其後又兩次擔任宰相,權傾朝野。就這麼一個人,在獲得人主的恩寵之後,馬上作威作福起來。為了能買到姬妾,他竟和弟弟馮延魯偽造了一份前主李的遺詔,下令:聽任民間出賣兒女。大臣蕭儼識破了他的伎倆,告到李那裡,但李為了照顧到馮延巳的面子,竟然不了了之。馮延巳為了邀功固寵,用盡了手段。前主李死後,李剛剛即位,當時還只是一個掌書記的馮延巳,就跑來跑去和李說閑話,一天要去好幾次。弄得李都覺得有點討厭,就訓斥他道:「即使是當掌書記也應該有自己的事情去做吧,你怎麼這麼討人嫌,總往我這裡跑呢?」這次雖然吃了個「閉門羹」,但他摸准了中主李愛慕虛榮的心理,一找到機會就用花言巧語來獻媚取寵。一次,他說:「原來打仗時,我們僅僅損失了幾千士卒,先皇便吃不下飯,這種鄉下老農的做法怎麼能成就天下大事呢!現在陛下有幾萬軍隊在外面作戰,照樣宴樂擊球,這才是真正的英明之主啊!」這話後來傳到中主那裡,李聽起來十分受用。馮延巳當宰相后,知道李不愛勤政,為了自己能大權獨攬,就撒了個彌天大謊:「天下之所以不能國泰民安,是因為我不能施展出我的真正才能,陛下以後不要親自處理那些具體的事情了,交給我來辦就好了。」這正中中主的下懷。馮延巳真正的才能如何呢,從處理湖南叛亂時的手忙腳亂、喪師失地可以看出,他這個人其實沒有什麼施政本事。

    同朝的大臣對馮延巳的真面目看得很清楚。一次,馮延巳對大臣孫晟出言不遜,他說道:「你小子是憑什麼混到現在這個官的?」孫晟怒氣填膺,就回敬道:「小子我只不過是江北過來的一個書生,要論捉筆填詞,不及你的十分之一,要論喝酒和搞笑,也不及你的百分之一,要論諂媚陰險與狡詐,更比你差千倍萬倍。你時常鄙視我,這我也倒無所謂。可是皇上讓你輔佐太子,是讓你用道德來影響他,你可不要誤了國家大事呀!小子我擔任現職,不知道憑什麼得來的,但你所擅長的那些邪門歪道,恐怕要敗壞我們這個國家了。」由此可見馮延巳人品之差。

    但李身邊的這種小人遠不止一個,除了馮延巳、馮延魯兄弟二人外,還有陳覺、魏岑、查文徽。這五個人狼狽為奸、結黨營私,把持敗壞朝政,南唐人把他們五人稱作「五鬼」。「五鬼」如此不堪,李應該不會不知,他之所以對他們如此優容,還有他更深層次的原因。馮延巳、馮延魯、魏岑都是齊王府里的舊僚,都是李的心腹,是李精心培植的一股勢力。李雖然已經登上了皇位,但前主李選嗣不當造成的裂痕還在,當年全力擁戴二王子景遷的宋齊丘今日也還在朝中,並與陳覺結黨,勢力頗為不弱。所以,雖然李高高的坐在皇帝的寶座上,卻難免會脊背發涼,很難保證哪天不會被從皇位上拖下來殺掉。為了讓自己王位坐得長久,無形當中他就把自己和馮延巳等人綁在了一條船上,下面的大臣越是對他們進行彈劾,他越不為所動,甚至往往還會免去彈劾者的官職。這種短視和淺見只能使南唐的政治越來越腐朽,越來越黑暗。

    李在選嗣的問題上,麻煩不斷。即位之初,他曾在父親李的梓棺前發誓,要遵守李「兄終弟及」的遺詔,等自己千秋萬載后就傳位給三弟景遂。一開始時他也確實準備這麼做:中興五年(947年)他立景遂為太弟,以作儲君;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把自己的大兒子弘冀封為藩王,讓他離開京城去鎮守邊境。但一場突如其來的戰爭打亂了這一切。中興十三年(955年)十一月,後周世宗柴榮開始進攻南唐,大軍長驅直入,摧枯拉朽,大將或被捕或被殺,僅有的15萬大軍幾乎消耗殆盡。消息傳來,南唐舉國震驚。在大臣們的勸說之下,李把長江以北的14個州割讓給後周,同意去掉皇帝的稱號,稱唐國主,奴顏婢膝地向後周上表稱臣,並以後周的正朔為年號(時年為後周顯德五年)。柴榮基本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就班師回朝。江南獲得了短暫的安寧。

    與時同時,南唐圍繞立儲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在後周大軍兵臨城下之時,李曾想將皇位禪讓給皇太弟景遂,並讓太傅宋齊丘總攬大權,但尚書陳喬認識不妥。出人意料的是,皇太弟景遂和景達接連上書推辭,都不願為儲,李遂乘機毀掉「兄終弟及」的誓言,將皇太弟景遂發往洪州做晉王,立自己的長子燕王弘冀為太子。太子弘冀沉厚寡言,屢有戰功,按說是個很不錯的人選,但長時間的等待和煎熬已經讓他失去了耐心,他變得剛愎自用、兇狠殘暴起來。為了改變李那種國主軟弱、朝綱不振的局面,他準備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讓朝廷中那些他不喜歡的年老的官員統統罷官。這批失意的人就聚集在李的周圍哭訴太子弘冀的種種不是,讓心腸軟的李很生氣,有一次他把太子叫來,用球杆狠狠地打了他一頓,還說要廢了他,仍立景遂為皇太弟。太子聽了很慌張,驚懼之下派人去洪州,下毒鳩殺了自己的叔叔,製造了骨肉相殘的宮廷血案。太子的醜行瞞過了大家的眼睛,卻瞞不過自己的良心,他突然開始生起病來,病情日漸加重,最後不治而亡。

    李接連喪弟失子,諸子之中,以六子從嘉最為年長,李就不顧大臣的反對,於北周顯德六年(959年)將其立為太子。北宋建隆二年(961年)6月,李死去,太子從嘉繼位,這就是南唐最後一位君主李煜。

    李這樣做是極不明智的,拿他自己來說吧,他就是一個不怎麼喜歡政治、不願意當皇帝也不怎麼會當皇帝的人,被逼無奈才勉力為之。李在位期間,南唐國力江河日下,僅僅是當時北方多事,國家才沒有亡在他手上。可惜的是,他雖然知道這一點,卻又重蹈覆轍,立了一個和自己一樣的太子,南唐國滅為天下笑,李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我可以增加它的深度,我不能左右天氣,但我可以掌握心情;

我不能改變容顏,但我可以展露笑容,我不能控制別人,但我可以主宰自己;

我不能預知明天,但我可以把握今天,我不能樣樣第一,但我可以事事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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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四伏
    南唐後主李煜,原名從嘉,字重光,號鐘山隱士、鍾峰隱者、蓮峰居士、鍾峰白蓮居士。他不僅生日特別奇巧(他出生於七夕節),出生之後的相貌也與常人不同,史書稱之為「駢齒重瞳」,就是有兩層門牙和一個眼睛里有兩個瞳孔。他長大之後,英俊秀美,才氣逼人,他「精究六經,旁縱百氏」,善詩詞、精書畫、通音律,身邊簇擁著南唐文人韓熙載、馮延巳、李建勛、徐鉉等。在即位之前,他一直過著「心志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的文人雅士的生活。

    他本來就詩心風流,南唐政治鬥爭的殘酷更加促使他選擇逃避現實,一心向文。他父親是個溫厚、與世無爭的人,因為皇位的問題卻屢屢和皇叔們鬧得不歡而散,朝中大臣們亦是貌合神離,父親整天愁眉不展,讓他覺得為人君也沒有多少樂趣。給李煜刺激最大的還是他的哥哥前太子弘冀,他們之間本來感情很好,是無話不談的兄弟。但李煜長大之後,慢慢有了人君之像,尤其是他眼睛重瞳,這是傳說中的大舜和西楚霸王項羽才有過的異相。弘冀慢慢對李煜嫉恨起來,害怕李煜將來和他爭奪太子之位。李煜其實對皇權這東西並不感興趣,他後來給趙匡胤的上書時曾說過:「自出膠庠,心疏利祿,被父兄之萌育。樂日月以優遊。」他在《漁父》詞中也說:「一壺酒,一竿鱗,世上如儂有幾人」,「一棹春風一葉舟,一綸繭縷一輕鉤。花滿渚,酒滿甌,萬頃波中得自由」。這些話確實是他內心的真實寫照。哥哥弘冀猜忌他,他雖然很傷心,但他對哥哥還是一如既往的好。弘冀因為玩弄陰謀,重疾纏身,李煜跑前跑后地照顧他,弘冀深為感動。所以,在臨死之前,弘冀對李煜吐露了他毒殺皇叔景遂的人間慘劇,這極大地刺激了李煜,使他對政治癒加厭惡。

    因為李煜不是長子,而且弘冀也非常能幹,李煜從未想過去做一國之君。他很想在藩王的位置上終老此生就可以了,他為自己取號為:鐘山隱士、鍾峰隱者、蓮峰居士、鍾峰白蓮居士,其中均飽含著消極出世、逃避遁隱的意味。但弘冀和他父親相繼死後,南唐的江山卻意外地落到了他的手上。更加無奈的是:此時分裂的局面已經接近尾聲,中國大統一的格局隨著一個人的即位已經越來越近,這個人就是趙匡胤,一個應後唐明宗李嗣源祈禱而生的人物。

    據說,五代時後唐明宗李嗣源(867—933年,唐沙陀部人),勤於治國,「天下粗安」,被後世譽為「小康」之主。在一次祭祀活動中,他無限真誠地禱告:「臣本蕃人,豈足治天下!世亂久矣,願天早生聖人。」沒過多久,趙匡胤(927—976年)就在後唐禁軍將領趙弘殷家裡誕生了。趙匡胤取代後周,建立大宋。最幸運的是,他得到一份很好的家業。創造這份家業的是一代英主柴榮(921-959年),柴榮在位五年有餘,曾決心「以十年開拓天下,十年養百姓,十年致太平」。他大刀闊斧地改革政治,整頓軍事,獎勵生產,興修水利,熔佛鑄幣,均定田賦。他南征北戰,先後取后蜀階、成、秦、鳳四州和南唐江淮地區14州,又北攻契丹,不折一將一卒,一舉收復莫、瀛、易3州17縣,為北宋的統一打下堅實的基礎。趙匡胤登基后,採取了「先易后難」、「先南后北」的統一戰爭方略,準備依次吞併南方的荊南、南漢、后蜀、吳越、南唐等割據政權,最後再來對付北邊的勁敵遼朝和在遼朝控制下的北漢。

    李煜接手的南唐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爛攤子。國庫不豐,又屢興干戈,還要不停地向北方上貢。後周顯德五年(958年),中主李向後周稱臣后,以勞軍的名義,向柴榮送上銀、絹、錢、茶、谷共百萬。李煜剛登基時,也給北宋貢去了金器2000兩、銀器20000兩、紗羅繒彩三萬匹。為收買北宋宰相趙普,一次就送給人家50000兩白銀。南唐本是小國,這樣折騰的結果常常是入不敷出,中主李 末年就有大臣鍾謨請求鑄大錢「永通泉貨」,以一當十,來度過財政危機。李煜即位后,又於乾德二年(964年)發行鐵錢來救急,同時還要巧立名目收稅來增加收入,發展到後來,連民間鵝生雙蛋、柳條結絮都要抽稅,真是窮瘋了!南唐在多次戰爭中精銳盡失,剩下的大多疲憊不堪,士氣低落。作為戰略緩衝之地的江北14州既已失去,一旦北宋軍隊渡過長江,南唐都城大門洞開,再無險可依。本來北人不適舟楫,南唐水軍犀利,但南唐水軍被北宋誘降、俘虜者不在少數,趙匡胤就用這些人加緊訓練水軍,南唐最後的一點優勢也喪失掉了。

    南唐國中大臣一直精於弄權。自南唐開國后,就有宋齊丘和孫晟結成兩黨,爭鬥不已,互相攻擊,造成了極大的內耗,前主李和中主李均不勝其煩。李煜即位后,朝中亦不乏碩才俊士,如:蕭儼、陳喬、徐鉉、韓熙載、潘佑、張等,但由於李煜摸不透他們的脾氣,所以並不能做到知人善用,最典型的就是韓熙載。韓熙載(902—970年),山東北海人,字叔言,五代南唐進士,工於文章詩詞。他是南唐三朝老臣,兵部尚書。年輕時志向很大,他離開家鄉來江南時,一個叫李的好朋友來給他送別,他就對李說:「江南要是任用我為宰相,要不了多久就會長驅直入,平定中原」。李也說:「中原要是讓我當宰相,平定江南就好像探囊取物一樣容易。」後來後周進攻江南,果然任用李為將,輕易就奪取了淮南之地。韓熙載因為是北方人,始終沒有得到重用。李後主剛即位時,猜忌心很重,鳩殺了很多從北方來的大臣,韓熙載為逃避南唐李後主的猜疑而故意縱情聲色。李煜對韓熙載的放蕩行為很不滿意,就派畫家顧閎中潛入韓家,仔細觀察韓的所作所為,然後畫出來給他看。這幅畫今天珍藏在故宮博物院,畫名就叫《韓熙載夜宴圖》。如此精美傳神的圖畫,背後折射出來的卻是當時南唐君臣互相懷疑、彼此不信任的尷尬狀態。事後,韓熙載還是沒有被李煜重用,最終在凄涼中死去。

    南唐更無成功的外交可言。雖然也是「遠交近攻」,但畫虎不成反類犬。吳越國和南唐挨得最近,前主李時主動和其修好,甚至在吳越國有難的時候去救濟人家,喪失了一次又一次獨霸江南的好時機。中主李時,閩國內亂,南唐趁機搶奪地盤,吳越國也插手其中,兩國終於反目,但兩國並未全力火併。吳越國後來就投靠了北周及以後的北宋,每次南唐被北方進攻,吳越國都要趁火打劫一番,南唐卻也無可奈何,這是「近攻」。至於「遠交」,是指北方的兩個國家:契丹遼國和北漢。契丹是南唐努力結交的對象,但此時的遼主是歷史上有名的昏君遼穆王耶律(931-969年),號稱「睡王」,經常酗酒,性情殘暴,視人命如草芥,稍有不如意就殺人,如此一個昏君,自然不把南唐放在心上,遼穆王貪圖的只是南唐的那些禮物。遼穆王還曾派自己舅舅出使南唐,由於南唐照顧不周,竟被後周的刺客割去了首級,遼穆王大怒,從此與南唐絕交。

    雖然如此,李煜還是打起十二分精神來打理國家,力圖給死氣沉沉的南唐帶來一點改變。即位初年,李煜也確實勵精圖治,賞罰分明。他建立龍翔軍,操練水戰,以備不時之需。金陵烽火使韓德霸負責京城治安,但此人飛揚跋扈,經常無故欺壓百姓,國子監教授盧郢打抱不平,將韓德霸拉下馬來,痛揍了他一頓。韓德霸來李煜面前哭訴,李煜毫不手軟,立即革了韓德霸的職。人們都為後主如此乾脆利落的手段而眼前一亮,此事一時傳頌江南。李煜一直想物色一位傑出的宰相,來輔助他挽狂瀾於既倒。他也試圖發揮韓熙載的作用,卻因無法接受這麼一個放蕩不羈、縱妾賣春的人來做宰相,事情最終不了了之。他時常大力稱讚那些為國家作出貢獻的人,比如陸昭符入宋不辱使命,集賢殿學士徐鍺,守正不阿,為國選拔了許多英才。這讓滿朝上下心服口服,一時人心思進,南唐氣象為之一變,國家也獲得暫時的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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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滅身囚
    日子一長,李煜就被暫時的安定蒙蔽了,放鬆了警惕,開始胡作非為起來。李煜佞佛,每次散朝以後,李煜就和皇后換上僧服,開始頌經拜佛,天天如此,以至於他臉頰上長出了一個贅瘤。佞佛之外,他還愛下棋,為了和他的近侍下棋,他常常拒絕召見大臣。無聊之餘,他又琢磨著怎麼樣改進造紙和制硯的技巧,好紙好硯是造出來了,政事卻也荒廢了。他的皇后是個很會玩的女人。她善彈琵琶,後主就為她找來燒槽琵琶,她創製一種葉子格遊戲(類似於今天的紙牌遊戲),還精通服裝設計,創高髻纖裳及首翹鬢朵裝,又會製造香水,尤喜舞蹈。李煜對皇后情有獨鍾,雙宿雙飛,遊戲人間,難免慢怠了政務。李煜的《浣溪沙》將這種醉生夢死的生活描寫得極其生動:「紅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又聞蕭鼓奏。」他時常沉醉於兒女私情中不能自拔,有兩首詞將他的這種情緒表述得最為清晰,一首為《一斛珠》:「曉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囊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謬腕。綉床斜憑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另一首為《菩薩蠻》:「花明月黯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 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向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郎恣意憐。」這兩首詞都寫得十分香艷,不似人君所為。他有宮女名 (音杳)娘,輕麗善舞,用帛纏足,纖小彎曲像新月,著素襪在六尺高的金制蓮花上旋舞,飄飄然有凌波仙子的姿態。相傳中國婦女的纏足,從那時開始。荒淫如此,不亡何待.

    後主李煜在這邊悠遊度日,趙匡胤統一天下的網卻越收越緊了。966年,北宋在滅掉后蜀之後,將兵鋒指向了南漢,為了節省點氣力,同時為了考驗一下南唐的忠誠度,趙匡胤降旨,讓南唐後主給南漢寫封勸降信。李煜雖然照辦了,但也被這種羞辱深深的刺痛了。他又打算奮發圖強了。次年三月,李煜下令讓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集賢勤政殿學士等,分班於光政殿值夜,召對諮詢,指陳時政,論古今得失,往往進行到深夜。這架勢看起來很不錯,但大家提了很多建議,李煜卻不知道怎麼採用。過了一年之後,他見局勢沒有什麼變化,就故態復萌,又開始宴樂遊玩了。

    他幼稚地認為只要自己不停地上貢,以誠相待,趙匡胤就會放過他,任他偏安於東南一隅,延續唐末以來藩鎮割據的故事。所以,他聽不進去大臣們的勸告,尤其是那些久經沙場的老將們的建議。970年,北宋傾力猛攻南漢,邊防空虛。南唐大將林仁肇上言,願「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肥、淮,據正陽,」可以收復江北全境。李煜害怕會得罪北宋,拿出前主李「保境安民」之令,曰:「無妄言,宗社斬矣。」趙匡胤素來忌憚林仁肇的威名,就使出了一招非常拙劣的反間計。他拿出一副林仁肇的畫像來讓南唐的使臣看,說這是林仁肇準備來投降的信物。使臣回來一彙報,李煜就信以為真,立即派人鳩殺了林仁肇,自毀長城。林仁肇死後,將士離心,南唐國勢愈來愈弱,日薄西山,已是不可救藥了。

    趙匡胤統一的腳步越來越緊,974年,他兩次遣使讓李煜來東京開封面聖,兩次被拒絕。趙匡胤以出兵相要挾,李煜表現出了少有的頑強,他慷慨地表示要「親督士卒,背城一戰,以存社稷」。即使戰敗,也要「聚室而焚,終不做他國之鬼」。趙匡胤聽了他這些豪言壯語,不怒反笑:「此措大兒語,徒有其口,必無其志」,後來趙匡胤的話果然應驗。李煜在軍事上的無知是驚人的.當北宋大將曹彬在長江上搭起了浮橋,大軍陸續過江時,坐在宮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對大臣張說:「我也以為曹彬此舉近於兒戲,江上架橋,亘古未聞,怎麼可能會成功呢!」宋軍突破長江天險,在江南如入無人之境,不久就兵臨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宮中與和尚、道士們談經論道,賞畫作詞,一點也不知道外面的情況。有一天,他登上城牆去巡視,才發現城外遍布北宋的旗幟,京師已經被圍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腳,他連忙讓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節委屈地解釋:南唐對太宗一向夠奴顏婢膝的了,只是因為有病才拒詔,不能到開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鋒相向。趙匡胤則充滿霸氣地說了那句流傳千古的名言:「卧榻之側,豈言他人酣睡!」開寶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來堆好了柴草,準備自焚殉國,到最後一刻卻放棄了,隨著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國破。

    南唐滅亡后,李煜被帶到了開封,封違命侯。太宗即位,進封隴西郡公。太平興國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歲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詞,命人將他毒死。死後被追封吳王,葬洛陽邙山。

    追思這樣一個帝王,後世人們的心情是很複雜的。作為一個文學家,他的詞獨步古今、天下無雙,後期的經歷尤使他進入到了一個無人能及的獨特境界,寫出了「桃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離人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樣的千古名句。但作為一個帝王,他的表現卻極其幼稚、低能。北方從北周柴榮起就屢有吞併南唐之心,趙匡胤960年即位后更是勵精圖治、虎視鷹揚,而後主卻一心只想虛與委蛇,稱臣、傾國力上貢、收買北宋大臣,幻想與虎謀皮,苟且偷生;內政不修,佞佛成性,宴樂無度,親小人、遠賢臣;外交上一無是處,更不知「唇亡齒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后蜀、南漢時,坐視不管;軍事上戰事未開,先自毀長城,殺了為北宋忌憚的名將,在北宋大軍猛攻長江防線時卻又無所作為,任其浮橋搭就,天塹變通途;金陵城被圍困,猶在宮中與道士和尚大談佛道,直到淪為俘虜才如夢初醒。如此帝王,稱其為昏君,也毫不為過。

    南唐亡於李煜之手,卻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積而成的悲劇,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一種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運的,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道:「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大開,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沒有亡國之痛,就不會有那些流傳千古的佳作,這就是所謂 「國家不幸詞人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但後人並沒有吸取李後主的教訓,南唐國滅149年後,同一幕慘劇再次上演,這一次,主角卻換成了滅國無算的趙匡胤的後代,另一位「藝術家皇帝」宋徽宗凄然登場了……
我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我可以增加它的深度,我不能左右天氣,但我可以掌握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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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消雲散:遼朝覆亡真相
    遼朝與北宋、西夏、金一度並存,四個政權之間的戰爭與和平,一度成為我國中世紀後期歷史的主流,同時也對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遼朝自耶律阿保機稱帝,共歷八帝,當國210年。其轄境最廣大時,東起鴨綠江,西抵阿爾泰山,北到貝加爾湖,南至河北、山西北部一帶,地域不可謂不廣,國祚不可謂不久。在其繁榮昌盛之時,周邊的政權如北宋、西夏和金等政權,有的接受冊封,成為遼的附屬;有的每年交納巨額歲幣,以換取和平,其國勢不可謂不強大。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有如此國運國勢,在中國歷史長河中並不常見。然而,就是這麼一個非常優秀的民族及其政權,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衰敗的境地?又是如何退出中國傳統政權主流,最後竟然集體消失在茫茫草原和大漠之中,不能不令人深思......

    南征北伐

    遼國由古老的契丹族建立,契丹族從哪裡來,史學界眾說紛紜,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遼河上游是契丹族人民早期活動的重要地區。關於契丹族的起源,有一個神奇的傳說,契丹族的始祖奇首可汗乘白馬出遊時遇到一位駕青牛車的女子,奇首可汗與該女子相愛,兩人婚後生下八個兒子,據說就是契丹族八部的祖先。唐咸通十三年(872年),契丹族傑出的首領耶律阿保機出生在迭剌部的一個新貴族家庭。阿保機成年以後,身體魁梧健壯,武功高強,而且胸懷大志,成為經國濟世的人才。

    唐天復元年(901年),剛剛而立之年的阿保機被推舉為迭剌部的「夷離堇」(軍事首長)。他多次率軍出征,擊破室韋、突厥和奚人部落,甚至越過長城南下掠奪河東、代北,俘獲了大量牲畜、人口,大大增強了迭剌部的政治和軍事實力。唐天四年(907年),契丹八部一致推舉阿保機作為聯盟的可汗,自擔任可汗之日起,阿保機就積極進行建國稱帝的準備。9

    年5月,阿保機的族弟剌葛等人聯合發動叛亂,阿保機果斷採取措施,平息了叛亂。戰爭雖然歷時三年,牽制了阿保機的兵力,打亂了他對外擴張的計劃,但阿保機的首領地位也藉此得以鞏固。

    916年,阿保機正式稱帝,國號契丹,建元神冊。阿保機稱「天皇帝」,妻子述律氏稱「地皇后」。歷史上契丹的國號曾有幾次變動:947年改稱遼,983年又改為大契丹,1066年改稱大遼,此後不再改號,直到

    25年被金所滅。在漢人和與之結盟的中原割據政權的影響下,阿保機已經不甘心只做草原游牧部落的統治者,他把目光投向了草原地區之外。阿保機稱帝后,加緊向周邊用兵,他龐大的征服計劃是:征服漠北,佔領遼東,臣服高麗,南下幽、薊,將統治範圍推進到黃河以北,建立一個南到黃河,北至漠北的北方大國。

    神冊二年(917年),駐紮在太原的軍閥李存勖聚力量進攻後梁,徵兵新州(今河北涿鹿),激起軍民不滿,李存勖的部將盧文進舉兵降遼,這為契丹提供了一次絕好的南下機會。阿保機抓住戰機,很快發動了對中原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新州、幽州之戰,他指揮契丹兵聯合盧文進合攻新州,擊敗李存勖部將周德威,並圍攻幽州達半年之久。之後阿保機雖在李存勖援軍的強大攻勢下被迫撤軍,但幽州實際被盧文進控制,這為契丹再次南下留置了一個重要通道。

    神冊六年(921年)冬,阿保機再度率軍入關,下涿州(今河北涿州),圍定州(今河北定州),與李存勖大戰於沙河、望都(今河北沙河市和望都縣),攻勢猛烈。只是後來天降大雪,契丹軍馬糧草奇缺,傷亡很大,阿保機才不得已撤兵。兩次用兵失利后,阿保機改變了戰略部署,將進攻方向轉向西北和東北,計劃先征服草原諸游牧部落,解除來自側翼的威脅,再全力南下爭奪河北、河東。天贊三年(924年),他親率大軍,大舉征伐吐渾、黨項、阻卜等部,兵鋒北至烏孤山(今蒙古國肯特山),西達阿爾泰山的廣大地區。次年,阿保機又舉兵東征渤海。渤海是東北地區的一個民族政權,政治和文化都在北方各民族之上,素有「海東盛國」之稱,但當時的國力已經下降。阿保機降服渤海后,改為東丹國,意即東契丹國,由皇太子耶律倍出任東丹王,管理東丹事務。這樣,阿保機將勢力擴大到了渤海沿岸。

    遼建國前後,大批漢人進入草原地區,阿保機的統治靈活地兼顧契丹族等游牧人口與漢族等農業人口,使遼朝成為兼治蕃漢的多元政權。他不僅任命效忠於己的本族和妻族子弟控制契丹諸部,還積極網羅漢族的有識之士,如韓延徽、韓知古、康默記等,協助他管理漢人並處理漢民族的諸項事務。

    作為一個有遠見卓識的新興游牧民族的首領,阿保機十分重視本民族的文化建設。他命人參照漢字制定了契丹大字,參照回鶻字創製了契丹小字。契丹文字後來失傳,解放前,考古學者在遼慶陵(今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北)出土的「哀冊」上看到了許多奇怪的文字,經過確認,古老的契丹文字重新為世人所認識。阿保機以其卓越的軍事、政治才幹,統一了草原各游牧民族和北疆大片領土,加速了契丹民族和北方各游牧、漁獵民族的歷史發展進程。天顯元年(926年)七月,阿保機在由渤海國回軍途中,病死於扶余府(今吉林農安縣)。

    在遼太祖的政治生活中,有一個女人不能不提,這就是皇後述律平。述律平不僅多次幫助阿保機統兵作戰,「名震諸夷」,而且還積極為阿保機網羅人才,遼朝佐命功臣之一的韓延徽,就是由她舉薦的。遼太祖死後,述律平以皇後身份稱制,掌握了軍國大權。當時有元勛重臣不服管制,述律平以傳統的部族禮儀為由,下令他們為太祖殉葬。漢人趙思溫反駁她:「親近之人莫過於太后,太後為何不以身殉?」述律平毫不遲疑,揮起佩刀,砍下自己的右手,放在太祖棺內,說道:「兒女幼小不可離母,暫不能相從於地下,以手代之。」臣下沒有辦法,只得為太祖殉葬,述律平因此得到「斷腕太后」的稱號。述律平稱制期間,曾遣使與後唐修好,長期遭受戰亂的各族人民有了暫時的安寧。阿保機死後,在述律平的主持下,次子耶律德光繼位為契丹新皇帝,此為遼太宗。耶律德光在20歲的時候就做了契丹兵馬大元帥,跟著阿保機立下赫赫軍功。他繼位之後,促進了契丹族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使遼國逐漸走向強盛。在鞏固了自己的帝位之後,遼太宗著手將父親阿保機的偉業繼續推進,向南用兵,爭霸中原。這時,後唐大將石敬瑭為了謀求稱帝,向遼太宗求救。石敬瑭在給契丹的文書中,表示願意稱臣於契丹,並答應向耶律德光行父子之禮,而且在事成之後把雁門關以北十六州的土地獻與契丹。等待時機已久的遼太宗喜出望外,趕忙親自出兵相救。在遼軍的幫助下,石敬瑭打敗後唐軍,接受耶律德光的冊封為晉帝,他信守前言,把燕雲十六州割讓給了契丹,並約定雙方永為父子之邦。當時石敬瑭45歲,耶律德光只有34歲。石敬瑭死後, 遼太宗為了繼續南進,接連三次發動對後晉的討伐戰爭,直到滅了後晉。會同十年(947年),遼太宗率領大軍進駐後晉的都城開封,他穿上漢族皇帝的裝束,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賀。遼太宗在中原稱帝,完成了他父親阿保機的夙願。隨著遼的統治區域不斷擴大,遼太宗為了更好地治理各民族的事務,他承襲阿保機「因俗而治」的原則,創製了頗具民族特色的北、南兩套完整的官制,即北面官制和南面官制。北面官制,即遼朝契丹族的官制,官吏一律用契丹人,掌握契丹的軍政事務。南面官制,是十十六州等以南的廣大漢族區域的官制,利用漢官管理漢人事務。 遼太宗重視人才,尤其注重選拔有才能的漢族人做官。在援助石敬瑭的戰爭中,遼太宗得到了後唐的翰林學士張礪,他非常高興,讓手下以禮相待。張礪非常感動,此後真心輔佐遼太宗,在攻伐後晉的戰爭中屢屢直言進諫,遼太宗從中獲益匪淺。遼太宗還允准契丹人隨漢族禮俗,可以和漢族人自由通婚,從而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流和進一步的融合,也從根本上密切了契丹族與漢族的關係。作為一個草原中走出來的少數民族首領,此舉難能可貴。然而,契丹人入主中原,蠻橫習性一時難以改變。遼兵每到一處,經常騷擾百姓,搶奪糧草,一些漢人充當契丹人走狗,也藉機搜刮民財,魚肉百姓,這引起中原人士對遼軍的極大不滿,於是中原地區反抗不斷。遼太宗駐留汴京不足三月,怏怏北返,途中病故於欒城(今河北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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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子經略
    公元10世紀後期,遼國出現了一位傑出的契丹貴族女性,她就是遼景宗耶律賢的皇后,遼聖宗耶律隆緒的生母蕭綽,也就是我們在戲劇舞台上經常看到的「蕭太后」。蕭太后和遼聖宗當政時期,遼國歷史進入鼎盛。

    遼應歷十九年(969年),遼景宗即位以後,徵召朝臣蕭思溫的女兒蕭綽入宮。蕭綽聰明機智,美麗過人,深受景宗寵愛,進宮不到半年,被冊封為皇后。遼國在景宗的父親世宗和堂叔穆宗治理期間,國勢已日漸衰微。景宗很想將國家扶上中興之路,然而他即位不久,就患上了嚴重的風疾,身體非常虛弱,於是他將權力委於聰慧過人的皇後身上。從此,蕭綽開始代替景宗治理國家,推行全面的改革。在她的努力下,遼國軍事日漸強盛,政治經濟也步入正軌。遼與北宋的對峙也由此拉開了帷幕。

    乾亨元年(979年),宋太宗親自率軍攻打幽州城,蕭太後放權給耶律斜軫與耶律休哥兩位統帥,大敗宋兵於高粱河上。乾亨五年(982年)9月,遼景宗在出獵途中,病卒於雲州(山西大同)焦山行宮。臨終之時他留下遺詔:「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時年,年僅29歲的蕭太后扶持幼子即位,並且很快完成了新朝的軍政權力調整:戰功赫赫的耶律休哥為南京(今北京)留守,總管南面軍事,加強邊防;另一員名將耶律斜軫為北院樞密使,管理內政事務,嚴管契丹貴族。蕭太后當政期間,對遼國陳舊的制度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此時由於契丹族的勢力擴張,與漢族的矛盾已經到了十分尖銳的地步。為此,蕭太后注重調整各民族的法律關係和地位。在遼國原來的法律中,契丹人的地位明顯高過漢人等其它民族。例如:契丹人打死漢人,只須賠償財物牛馬;如果漢人打死契丹人的話,不但本人抵命,親屬還要被沒為奴婢。後來蕭太后規定:只要是遼國子民,無論是契丹族還是漢族,都一律平等對待。蕭太后還致力於緩和國內的階級關係和階級對立。此前遼國的特權階級違犯法律、損害百姓利益,往往能逃過追查。蕭綽嚴格執法,規定即使是主人,也不可以擅殺奴婢,奴婢犯下過失,也必須交由官府審決。皇族貴戚耶律國留將出逃的奴僕擅自殺死,蕭太後知道后便將耶律國留處斬。

    在選官用人方面,蕭太后採取了諸多積極的措施。統和六年(988年),蕭綽在遼國實行科舉制度,為平民發揮才幹、躋身上層社會開通了一條道路。蕭綽知人善任,在她的親信重臣中,有一個漢族官員韓德讓。韓德讓的祖父韓知古、父親韓匡嗣先後受到太祖和太宗的重用。蕭綽對韓氏家族格外優遇,韓德讓的忠心和才幹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他不但為太后和幼主想出了一個轄治宗室的絕妙計策,還「領宿衛事」,直接負責太后的安全。除了治理內政,蕭綽還想盡辦法發展遼國的軍事力量。她對將士獎罰分明,遼國軍人一掃從前的頹廢之勢,士氣大振。通過諸多改革,遼國面貌煥然一新。據遼史記載,自變革之後,遼國「國無幸民,綱紀修舉,吏多奉職,人重犯法」,一片興旺的景象。這一時期,由於遼迅速崛起,因此在與北宋的角力中佔得先機,獲取了主動。遼宋之間有一個解不開的死結,這就是後晉皇帝石敬塘割讓給遼國的燕雲十六州。這片土地不但幅員遼闊、經濟發達,而且是交通樞紐、戰略要地。遼國不願退出,宋朝則耿耿於懷,意欲收回。統和四年(986年),宋太宗遣30萬大軍兵分三路直撲燕雲,向遼國南境發起全線進攻。宋軍初戰連連得手,危急之下,蕭太后率幼帝御駕親征,她以金戈鐵馬、氣吞萬里的氣概,接連大敗三路宋軍,楊家將故事中的主人公之一——北宋名將楊業就在這一次大戰中遇難。遼軍全勝而歸,從此宋軍再也不敢深入遼境。

    統和二十二年(1004年),蕭綽看到宋朝多次喪師,畏懼怯戰,再度親率20萬大軍揮戈南下。遼師長驅直入,兩個月便抵達與北宋都城開封隔河相望的澶州(今河南濮陽)。蕭太后「親御戎車,指麾三軍」,在澶淵城下擺開陣勢。北宋真宗驚惶失措,在宰相寇準力勸之下,真宗勉強親征,宋軍大振。此時,遼大將蕭撻覽在察看地形時中伏弩身亡,遼軍士氣受挫。在形勢對宋有利的情況下,蕭太后審時度勢,順勢採取了與宋通好的建議,與宋朝簽訂了歷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即宋歲輸遼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帝尊蕭太後為叔母。宋遼多年芥蒂,終以一紙和約偃旗息鼓,此後宋遼友好往來達120年之久。當一切障礙俱已掃除,政權穩如泰山,國勢蒸蒸日上之時,苦心經營了27年的蕭太后終於放心地把權力交給她的愛子耶律隆緒,即遼聖宗。聖宗即位時,年僅12歲,他刻苦學習,文武兼修。他喜好漢族文化,嚮往漢族的先進文明,他曾親自翻譯了白居易的諷諫集,遍召臣下閱讀。聖宗極為欽佩唐太宗,認為唐太宗是「五百年來中國之英主」。親政后,遼聖宗大力選拔人才,知人善任;重用有才幹的漢族官員,在他們的幫助下,進行封建化改革。他還審時度勢,修治法律。他又實行賦稅制度,建立封建性質的生產關係。在他統治期間,遼國逐漸進入封建社會。

    蕭太后和遼聖宗勤於政事,在他們母子執政期間,徹底扭轉了遼穆宗以後的中衰局面,使得遼朝進入鼎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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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君亂政
    遼代歷史上,昏君亂政的事例為數不少。在蕭太后當國和遼聖宗執政之前,遼國就因為幾位國君的昏庸無能險些喪國。

    在遼太宗耶律德光之後,世宗和穆宗相繼統治遼國,由於二人統治腐敗,遼國剛剛出現的強盛勢頭就漸趨衰微。遼世宗耶律阮時代,貴族爭權鬥爭更趨激烈。耶律阮殘酷鎮壓了異己力量,同時重用佞臣耶律察割等人。天祿五年(951年), 耶律阮召集各部酋長出兵攻打後周,酋長們由於連年征戰,民力耗損,不願意南侵。耶律阮強令他們按期南下, 自己也統率本部人馬到達歸化州(今河北宣化)的祥古山,晚上駐宿於火神淀。耶律阮設宴招待群臣和各部酋長,喝得酩酊大醉,深夜,耶律察割率人沖入內帳,刀殺了沉睡中的耶律阮。穆宗耶律是在權貴鬥爭中上台的,遼世宗死後,時為壽安王的耶律殺死耶律察割,登上大寶。遼穆宗在歷史上有「睡王」之稱,常常通宵達旦地飲酒作樂,然後一睡不起。穆宗在位時期,皇族的反叛奪位事件層出不窮,穆宗均予以血腥鎮壓。遼穆宗嗜殺成性,為了鎮壓反叛者,他設立了許多種毒刑,「或以手刃刺之,斬擊射燎,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划口碎齒,棄屍於野」。遼穆宗甚至對近侍吹毛求疵,近侍拿筷子和刀叉慢了些,穆宗就親手將他刺死。野蠻的酷刑和殘殺激起了身邊人的無比憤恨,穆宗的殘暴終於換來殺身之禍。應歷十九年(969年),遼穆宗前往黑山(今內蒙古巴林右旗崗根蘇木境)打獵, 就在他爛醉如泥的時候,近侍和廚子上前將他殺死。之後,蕭太后和遼聖宗母子勵精圖治,一掃遼國的頹廢,使遼國國力達於鼎盛。但是,聖宗長子耶律宗真即位以後,由於他連年征戰,再加上他本人篤信佛教,窮奢極欲,遼國政治從此腐敗,國力急遽衰落。

    (1055年),耶律洪基即位,是為遼道宗。遼道宗在位長達47年之久,他在位期間,遼國政治更加腐敗。遼道宗重用耶律重元等奸佞,自己不理朝政,結果導致「重元叛亂」。此外他還篤信佛教,在位期間曾大修佛寺佛塔,社會風氣日趨消極。遼道宗統治後期,錯誤地製造了「皇后案」和「太子案」,極大地挫傷了遼國的元氣。遼道宗的皇后蕭觀音也出身於「一門出三后,四世出十王」的遼朝蕭家。史載,蕭觀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製歌詞,尤善琵琶。」她因生下皇太子耶律浚,加之達曉事理,在朝野上下深孚眾望。蕭觀音非常關心朝政,她對遼道宗終日飲酒作樂,不理朝政的行為深感不安。蕭觀音多方進諫,規勸遼道宗以國家社稷為重,遼道宗對蕭觀音的良苦用心不但不領情,反而對她逐漸疏遠。

    太子耶律浚長大涉政后對耶律乙辛等奸臣的行為極其不滿,耶律乙辛也把太子視為「眼中釘,肉中刺」。為了廢掉太子,耶律乙辛煞費心機,偶然間他讀到了蕭觀音的《懷古》詩,靈機一動,計上心頭。耶律乙辛向遼道宗密奏蕭皇后和伶官趙惟一有染,並拿出《懷古》一詩,詩中有「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一句,耶律乙辛誣陷詩中的「趙惟一」三字說明皇后與趙惟一通姦,遼道宗竟然信以為真。這時候,遼國社會流傳一首《十香詞》,詞句非常香艷,據說《十香詞》出自蕭觀音之手。蕭觀音深居宮中,又有詩人的浪漫,寫出這樣的詞句本來無可厚非,耶律乙辛竟誣稱《十香詞》是蕭觀音寫給趙惟一的信物。遼道宗勃然大怒,不聽蕭觀音的苦苦辯解,詔令蕭觀音自盡,年僅36歲的蕭觀音絕望地寫下一首凄慘絕倫的《絕命詞》后自縊而死。蕭觀音死後不久,太子耶律浚也受到耶律乙辛的陷害而死。「皇后案」和「太子案」在遼國激起軒然大波,遼國百姓群起而為蕭觀音母子鳴冤,這兩起冤案使得遼朝統治集團大失人心。之後耶律乙辛還不罷休,大肆誅殺與太子關係密切的朝臣,造成巨大的內耗。遼道宗死後,更為殘暴的天祚帝耶律延禧上台,遼朝的滅亡也就成了必然。遼的腐朽統治引起了各族人民的不滿,尤其是其間被遼統治者壓迫的女真族開始興起,最終成為遼的掘墓人。

    天祚帝耶律延禧很喜歡捕魚射獵,現在河北張家口壩上有一個安固里淖旅遊區,在遼朝時是天祚帝最喜歡遊玩的地方。據《遼史》記載,僅此一處,天祚帝在位時七次來遊獵取樂。天祚帝時期,遼國的統治已是風雨飄搖,但是契丹貴族渾然不知。對所轄女真族的壓迫日甚一日,好獵的契丹貴族經常派出使者到女真人的領地強行索要海東青。使者兇橫殘暴,到處搜刮勒索。污人妻女,並常常去榷場中強買強賣女真人的貢品,還戲稱為「打女真」。天祚帝哪裡知道,女真族仇恨的怒火正在暗中蘊積,只待機會熾然燎原。遼天慶二年(

    2年),天祚帝到混同江(今松花江)遊獵玩耍。依照遼朝禮制,四周各部落的酋長都來拜會這位大朝天子。酒宴之間,天祚帝喝得高興,命各位頭人挨個跳舞助興,偏偏女真族酋長完顏阿骨打神情冷漠,推辭不能,這場宴會鬧得不歡而散。天祚帝本想殺掉阿骨打,但是又怕引起其他酋長的反對,就把這件事擱在一邊。

    阿骨打性格剛直,早就不滿遼朝貴族欺負女真人民。他繼任完顏部首領后,建築城堡,打造軍器,訓練人馬,逐步統一了女真各部,積極準備反遼。天慶四年(

    4年)冬,完顏阿骨打召集周圍女真部落,以2500兵馬,一舉攻下遼國的寧江州(今吉林扶余)。不久,女真人又在出河店(今黑龍江肇源)大破遼國軍隊。天祚帝又驚又怒,親率70萬大軍御駕親征。完顏阿骨打當時只有兩萬兵,但「女真不滿萬,滿萬不可敵」。兩軍相會,女真將士以一當百,把遼軍殺得屍橫遍野。遼天祚帝連夜潰逃,才算保住了性命。從寧江州戰場中逃潰的殘兵敗將四處劫掠,朝廷以擔心他們相聚為患為由,不予治罪。當時,軍隊中流傳著「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的說法。戰士既貪生怕死,武官見皇帝無能,遂生變節之心。不久,遼軍都監耶律章奴在上京叛亂。雖然叛亂很快就被平定,但是叛亂分裂的風潮在遼朝內部越積越濃,不久渤海國也發生叛亂。一時之間,遼朝內外交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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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消雲散
    當大遼昏君權臣在一點點地恣意破壞著祖宗留下的基業時,被他們壓迫奴役的群體以不同的方式發動了滅遼戰爭。阿骨打的實力不斷壯大、雄心日益膨脹。加之,北宋政權對幽雲十六州揮之不去的情結促使著他們始終沒有放棄對遼的用兵。多種力量彙集在一起,遼朝滅亡的命運似乎已經難以避免了。

    為滿足自己驕奢淫逸的生活,遼統治者對百姓政繁賦重、淫刑吝賞,對廣大人民群體的剝削日甚一日,造成民罹塗炭。基層百姓怨聲載道,反抗情緒廣為散布。他們最初選擇逃亡,農民游食四方,官府為了保證稅收、防止流民鬧事,採取了更為嚴厲的防範和打擊措施,同時把逃亡農民的賦稅攤派到沒有逃亡的農民身上,此舉又進一步加劇了農民的破產和更大規模的流亡。「官逼民反」,走投無路的百姓開始走向公開對抗官府的道路。天慶六年(

    6年),渤海人高永昌殺掉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皇帝,揭竿起義,短短的十餘天,「遠近響應」,彙集了近萬人的隊伍,可見民間反官府力量之龐大。

    與此同時,不甘忍受迫害的女真族在阿骨打的帶領下,把反遼建國事業大大地推進了一步。遼天慶五年(

    5年),阿骨打在會寧(今黑龍江阿城南)正式稱帝,國號大金。這時候,遼朝兵力大部喪失,不滿遼朝貴族統治的北方人民,積極合作,發動了更為廣泛、更大規模的起義。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匯在一起,遼的喪國指日可待了! 此時,北宋政權也乘遼國衰微之際積極收復失地。有人向宋徽宗提議,遼朝行將滅亡,收復北方燕雲失地,機不可失。宋徽宗派人從山東渡海,前往金朝會見阿骨打,表示願意夾攻遼朝。雙方約定滅掉遼朝之後,北宋收回後晉時期割讓給遼朝的燕雲十六州失地,北宋把每年送給遼朝的銀、絹,如數轉送給金朝,歷史上把這件事稱作「海上之盟」。 遼軍潰敗之後,天祚帝只得逃入夾山(今內蒙中部武川陰山一帶)。倉皇敗逃途中,天祚帝仍舊不改往日惡習,仍然常常帶著隨從打獵飲酒。天祚帝文妃蕭瑟瑟見國事當頭,皇帝卻畋游無憂,忠臣良將廣遭疏斥,便做詩諷諫:「丞相來朝兮劍佩鳴,千宮側目兮寂無聲。養成外患兮嗟何及,禍盡忠臣兮罰不明。親戚並居兮藩屏位,私門潛蓄兮爪牙兵。可憐往代兮秦天子,猶向宮中兮望太平。」天祚帝讀完此詩,以為文妃諷刺自己柔弱無能,聽由強臣擺布,惱怒之下,下令賜死文妃。

    金軍起兵不到十年,勢如破竹,連戰連捷,接連攻下遼國上京臨潢府(今內蒙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以西)、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雖然

    24年完顏阿骨打病死,但金滅遼的勢頭沒有絲毫減弱。即位的金太宗聯合西夏,對天祚帝窮追不捨。金天會二年(

    24年)冬,天祚帝不聽大臣耶律大石等人的勸阻,率殘軍出夾山,南下武州(今山西省神池縣),試圖收復山西州縣,結果又被金軍擊敗,許多部下投降了金軍。金天會三年(

    25年)正月,天祚帝經天德軍城(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東)過沙漠,向西逃竄,路上水糧斷絕,只能吞咽冰雪充饑止渴。二月,他逃到應州新城(今山西省懷仁縣西)東,被金兵追上俘獲。金太宗降封他為海濱王,不久改封為豫王。沒過多久,金人又將他殺死,並且驅趕馬群將他的屍體踩成一攤肉泥(一說於

    78年病死),至此,大遼國的主體已經滅亡。

    從恃強凌弱,到任人欺凌,大遼政權經歷了的大起大落值得人們注意。通過上述對遼代歷史的縱向分析不難看出,遼朝的滅亡在道宗執政時期就已經註定,這一點已被當時人和稍後的達人賢者所洞察。明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后七子之一」的浙江臨海人王宗沐(1523-1591年)在作《宋元資治通鑒》時,對遼的滅亡有精闢地評價:「道宗之初,似有可觀者,而晚年讒巧競進,賊殘骨肉」。加上他本人一味荒唐嬉戲,不思刷新政治,百官多因循迎奉,貪贓枉法,極大地損害了廣大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的利益。當時的時局已經是「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王宗沐於是肯定地說:「遼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事實確如此,天祚即位后,既沒有能力重振朝綱,力挽將傾之廈,卻又在行將倒塌的大廈上投下了「最後的稻草」,投下的不是「一根」,而是一堆重如巨石的「亡國稻草」。遼勃興之時,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冉冉升起的、披堅執銳的草原雄鷹形象;遼之衰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病魔附體的瘟雞形象。遼朝之敗,在於它既拋棄了熟悉的草原環境和喪失了本民族優秀品質,又沒有真正學習到中華傳統的儒家治理國家的精髓和實質,反倒沾染了太多的腐朽習性,豈有不亡國之理?!

    遼國滅亡后,皇族耶律大石受到同宗部落的擁戴。此後他揮兵西進,捷報頻傳,擊破西域諸政權十多萬大軍,並於

    28年在起爾曼(今烏茲別克布哈拉)稱帝,建立喀喇契丹王朝,史稱西遼。他即位后,派兵東行伐金遭到失敗,但在中亞,西遼的軍隊稱得上「萬里可橫行」,連喀喇汗王朝也俯首稱臣,成為西遼附庸。耶律大石精通遼、漢文字,博學多識,他把整個遼國制度搬用於西遼。耶律大石之後,西遼政權趨於穩定,統治者內部再生驕奢淫逸之風,醉生夢死。軍紀敗壞,以燒殺劫掠為快事,劫來財物之後,又常常因為分贓不公發生內部戰爭,一些將領率領軍隊出走,大大削弱了國力。一部分出走的將領投靠了漸趨強勁的蒙古族貴族成吉思汗,西遼遂成為蒙古族貴族西征的祭品!1218年西遼亡於蒙古,計統治80餘年。

    隨著西遼的滅亡,契丹民族也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契丹的本意是「鑌鐵」,也就是堅固的意思。這個剽悍勇猛、好戰兇狠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時間裡曾經揮斥長城內外,輝煌一時。但令人驚異的是,這樣一個稱雄一時的民族,自明代以後就集體失蹤了,人們再也聽不到關於他們的消息。到清代,有學者注意到,在遼闊的呼倫貝爾草原上活躍著一支特色鮮明的草原民族——達斡爾人。通過比較,人們發現:達斡爾族和契丹族在生產、生活、習俗、宗教、語言上有大量的相似之處,大量證據表明,達斡爾人是繼承契丹人傳統最多的民族。然而,在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之前,許多學者對這個集體消失的民族仍然懷著極大的興趣關注著,探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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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盛武衰:北宋覆亡真相
    公元27年四月初一日,是春末夏初北方最宜人的季節,阡陌縱橫,綠浪翻滾。偶爾的叫天子從草間直衝入雲霄。山河秀麗,引無數英雄縱橫馳騁。在這片北中國遼闊的平原上,此刻卻行進著一支長長的隊伍,雖華服玉衣,卻是疲憊不堪,一個個面露驚恐之色。有誰會想到,組成這支隊伍的,卻是大宋王朝的兩個皇帝——當了一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趙佶和他的大兒子、只當了一年多皇帝的宋欽宗趙桓,以及皇家宗室、妃嬪宮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還有數不盡的用大車裝載的金銀寶貨、文玩古物、儀仗圖籍。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正是北宋初年幾代皇帝曾經夢想踏上的土地——燕雲十六州。只是這次行軍的性質卻與他們祖先的夢想完全不一樣。北宋初年的皇帝們夢想著作為征服者踏上這片土地,而他們,卻成了異族的囚徒,這片土地也最終成為亡國之君的棲息地。這一年,北宋覆滅,南宋在風雨飄搖中宣告誕生。在這興亡之間,已距離一代明主宋太祖趙匡胤開創的大宋王朝,過去了整整167年。夢想是怎樣失去的?曾經的豪情又是怎樣沉淪的?一個經濟文化異常繁榮的世界大國為什麼會被百年的風雨侵蝕而轟然倒下?讓我們倒轉時光,從後周大將趙匡胤披上龍袍的時候開始去尋找答案吧!

    出師未捷

    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開封城的皇宮裡洋溢著新年的喜慶氣氛。這時,從北方邊陲的鎮、定二州傳來緊急軍情,報告北漢勾結契丹入寇。小皇帝和年輕的太后驚慌失措,倉促派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統帥禁軍前去抵禦。一場改朝換代的陰謀開始浮出水面。正月初三,大軍出征,當晚駐紮於開封東北的陳橋驛。趙匡胤、他的弟弟趙匡義和親信趙普導演了「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故事,輕易地奪取了後周政權。趙匡胤登基做了皇帝,改元建隆,以「宋」為國號,定都開封,封後周小皇帝柴宗訓為鄭王。雄心勃勃的趙匡胤決心完成生命中輝煌的三部曲,以便讓後人把自己的名字與歷史上漢武帝、唐太宗等偉大君主銘刻在一起。這就是:第一步,控制原後周地區;第二步,統一全國,主要是歷史上的漢族聚居地區;三,奪回燕雲(又稱幽雲)十六州,北逐契丹,建立萬世基業。

    在北宋取代後周的過程中,趙匡胤特別注意嚴肅軍紀。開封城中沒有發生以往改朝換代時出現的那種燒殺搶掠的混亂局面,各級官員基本上得以保留原有官職,社會形勢比較安定——人心迅速向新的朝廷凝聚。在經濟上,趙匡胤繼續推行後周世宗的改革措施,鼓勵墾荒、減輕租稅、興修水利,起到了穩定人心,穩固統治的作用。軍事上,陳橋兵變發生前夕,趙匡胤就命令大將韓令坤、慕容延釗等人分兵控制了黃河以北各路戰略要地。接下來的半年,趙匡胤又親率大軍先後平定了後周境內兩個力量較強的藩鎮李筠和李重進的叛亂,使得一些勢力較小,又對趙匡胤不滿的地方藩鎮更感到無力與中央抗衡,只得表示屈服。這樣到建隆元年(960年)末,北宋在原後周統治區已基本上穩定了局勢。接下來,趙匡胤就開始考慮如何完成後周世宗統一中國的事業。

    這個時候在宋的周邊,北有勁敵契丹和契丹扶植的北漢,東南有南唐、吳越,南方有荊南、南漢,西南有后蜀等地方割據政權。這樣的形勢,使趙匡胤深深感覺到卧榻之外,皆他人家也。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趙匡胤和晉王趙光義走訪宰相趙普共商國策。趙普聽了宋太祖試探他的話「欲收太原」之後,沉吟良久然後說,先打太原等於直接面對契丹的威脅,不如先削平南方諸國之後再攻打北漢,到那時北漢這樣的彈丸小國,還能逃到哪去?聽了趙普的分析,趙匡胤哈哈大笑:「正合我意!」一個先消滅南方割據勢力,后消滅北漢的統一戰爭方略就這樣確定了。

    按照這個方略,趙匡胤從公元963年開始,用了13年的時間,先後滅掉了荊南、湖南、后蜀、南漢、南唐等割據政權。其中南唐是比較強大的一個,為求自保,長期以臣事北宋,屈膝依附。公元974年,趙匡胤為製造進攻南唐的借口,要南唐後主李煜親自到開封朝拜。李煜害怕被宋朝扣留,推辭不就,趙匡胤遂派大將曹彬率10萬大軍進攻南唐。李煜在被圍困了近一年後才被迫出降。平定南唐不久,976年10月,趙匡胤在斧聲燭影中突然死去,他的弟弟趙光義登基,是為宋太宗。趙光義繼承了趙匡胤的未竟事業,使用政治壓力,迫使割據福建漳、泉二州的陳洪進和吳越的錢歸附。979年初,他親率大軍北征北漢,並擊敗了契丹的援兵,北漢國主劉繼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亂以來200多年的封建軍閥割據局面基本上結束了。北宋的統一,結束了五代時期混亂爭鬥的局面,使得中原地區進入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時期,百姓從頻繁的戰火中解脫出來,開始正常的生產生活,為南北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是趙匡胤兄弟對歷史做出的貢獻。

    完成了趙匡胤的第二步宏願,趙光義開始積極籌備對契丹的戰爭。契丹是居住在我國東北的少數民族,早在北宋建立之前的公元907年,契丹首領耶律阿保機就在統一契丹各部后,建立了政權。阿保機死後,耶律德光繼立,改國號為遼。在阿保機建立政權日益強大時,就常常向南侵擾五代的北部邊境。936年,後唐節度使石敬瑭為代後唐自立,以割讓燕雲十六州及約為父子之國為條件引契丹為援。燕雲十六州的割讓,使長城以南一直到當時的國都開封,八百公里的遼闊平原,沒有任何一個險關要地能夠阻擋游牧民族的騎兵大兵團的衝擊,從此中原王朝在與北方游牧民族的軍事鬥爭中處於無險可守的被動地位。

    北宋剛剛建立時,總兵力不到20萬人,以步兵為主;財政狀況不算太好,「帑藏空虛」,難以支撐大規模軍事行動。遼國軍隊總數為30萬人,以騎兵為主。雙方力量對比,顯然是宋弱遼強。為此,趙匡胤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叫「封椿庫」,其職能就是將每年的財政盈餘不準挪作別用,全部存儲起來,作為收復燕雲的專項資金,由趙匡胤本人親自掌握。只可惜天不假年,錢是攢了不少,英雄卻已不在。直到北漢投降后,在統一戰爭中經歷了洗禮的北宋軍隊總數達到了將近40萬人,太祖皇帝多年的積蓄也足以保證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後勤供應。趙光義於是組織了兩次大規模北伐,試圖收復燕雲,但都以全軍覆沒的慘敗告終。979年,趙光義以剛剛平定北漢的疲憊之師在毫無充分準備的情況下進攻幽州。高粱河一戰,宋軍大敗,趙光義腿部受傷,坐在一輛驢車上狂奔,方才逃脫了性命。986年,一心想報仇雪恨的趙光義不顧糧草、軍械缺乏等不利條件,再次盲目開戰,結果又招致了失敗。其中陳家谷一戰,號稱「楊無敵」的北宋名將楊業被俘后壯烈殉國,成就了一段流芳千古的「楊家將」故事。遼軍在再次挫敗宋軍的進攻后,轉而採取攻勢。1004年,雙方再戰於澶州,宋真宗在佔有優勢的情勢下決意議和。十二月,宋遼講和,雙方約為兄弟之國,承認邊界現狀,宋每年給予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這就是「澶淵之盟」。

    自此以後,宋遼關係趨於緩和。趙匡胤的後人們失去了「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的豪情和霸氣,不但沒能繼承他的宏願,反而不得不在那不容他人酣睡的「卧榻之側」,留下了一個無法驅趕的噩夢——極其無奈地接受了相繼與遼、西夏、金和蒙古族等政權同床共枕的尷尬局面。這個噩夢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左右了北宋的基本國策。直到100多年後,隨著遼國的滅亡,這個噩夢醒了,整個大宋帝國卻也到了脆弱得難以承受任何風吹雨打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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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革圖強
    對遼戰爭的軟弱無力,似乎使北宋的統治者患上了對戰爭的某種恐懼症,刺激他們重新思考國家的基本政策。宋太宗在991年時對大臣們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這段話表明宋太宗對於內外之防,孰輕孰重,已經做出了新的判斷。澶淵之盟的簽訂則標誌著大宋皇帝放棄了太祖皇帝的萬丈雄心,政策重心由宋初的積極擴張轉為集中精力鞏固國內的統治。趙匡胤曾經在951年參與擁立後漢節度使郭威建立後周的政治活動,10年之後自己也被下屬擁立,黃袍加身。如何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上演呢?趙匡胤登基不久,就同趙普商議:「從唐朝以來五十多年,當皇帝的換了八個姓,戰亂不斷,民不聊生,這是為什麼呢?我想平息天下的戰亂,制定國運長久的方針,應當怎麼做呢?」趙普回答道:「這不是別的原因,就是因為藩鎮權力太重,君弱臣強罷了。現在要想解決它,也沒什麼別的取巧方法,只要削弱藩鎮權力,控制他們的財政權,剝奪他們的兵權,天下自然就安定了。」 趙匡胤表示贊同。這次談話后不久,趙匡胤就導演了一出成為千古佳話的「杯酒釋兵權」,用贖買的辦法,把大將們統統請回了家。如何確保皇權的穩固,成為北宋封建政權的第一要略。

    為了加強皇權,宋初統治者設置了疊床架屋的官僚機構,把行政司法權、軍權和財政權分離,相互牽制。在中央,中書省掌行政司法權,樞密院掌軍權,三司使掌財政權,形成了「三權分立」的宰相體制。地方設三級行政區劃,第一級為「路」,相當於現在的省。在一路內分設了經略安撫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和轉運使司,分別負責軍事、司法、賑災專賣和財賦,互不統屬,直接對中央負責,以達到分權目的。地方行政第二級的府、州等,在知府、知州外另設通判等官職以牽制。北宋統治者還經常設置一些臨時機構和臨時職務,把各種常設職務和相關事務相分離,形成有職無權、職事分離的情況。這樣,從中央到地方,臣下的每一項重大決定,都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牽制,不能獨斷專行。然而,分權必然導致機構臃腫,官俸支出大大增加,潛伏著寅吃卯糧的財政危機。而眾多官員的相互推諉也使行政效率相應低下,甚至到了影響中央的決策執行,以及下情不能順利上達的地步。

    在加強皇權的措施中,武將出身的趙匡胤把軍事方面的分權、集權措施放在整個國策的最核心地位。在軍事部署上,中央與地方駐兵各半,使「內外相制」,降低兵變成功的可能。同時實行「守內虛外」,在京城周圍屯駐數十萬甲兵,以防內患,而在與遼、西夏的邊境則實行消極防禦。對於軍隊的招募和常備軍的維持,趙匡胤使出荒年募兵制和更戍法兩招,他說:「荒年人民會叛亂,軍隊不會叛亂;萬一豐年變亂,軍隊會叛亂,人民卻不會叛亂。」 招募饑民入伍,用軍隊紀律加以束縛,使其不能鋌而走險,確實能在一定程度上緩和階級矛盾,但結果是軍隊數量大幅度增長,戰鬥力卻大幅度下降,且為新的財政危機埋下了隱患,社會矛盾在實質上並未得到緩和。中央禁軍則實行三年一輪換派到外地的制度,使將無常兵,兵無常將,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防止兵將合一。皇帝更是直接干預軍隊的作戰指揮權,將領臨戰才知自己所率何部,到了戰場上不但要巴結奉承皇帝派來的監軍(通常都是宦官),甚至連打仗都要按照戰前皇帝下發的陣圖排兵布陣。上述做法雖然使北宋發生第二次「黃袍加身」失去了可能,但也使對外戰爭勝利的天平倒向北宋一邊也失去了可能。冗官、冗兵,必然導致冗費。為了加強皇權而增加的開支,從宋初開始就呈現出鏈式增長的趨勢。到北宋中期,大約4000萬的人口養了200多萬軍隊,范仲淹的老朋友富弼就估算過:「一直以來全國的財政收入,十之八九都花在軍隊身上了。」不僅是軍隊,冗官也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支出。以科舉製為例,北宋有兩大變化,一是舉子一旦考取,不需再經過吏部的考試選拔,直接可以委任官職;二是擴大錄取名額,甚至規定按考生總額十比一的比率加以錄取,並成為定製。吃皇糧的官員隊伍迅速壯大。宋朝皇帝的統治基礎擴大了,腰包卻也癟了下去。

    如此巨大的支出,假使沒有同樣巨大的收入支持,財政就會緊張。而在以農業立國的古代社會,自作聰明的趙匡胤卻制定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他白日夢般地幻想著富戶佔有大量土地其實是為國家守財,有人民起義或邊患邊境擾動,大地主們為了維護統治,會自發地向朝廷提供財物。事實證明,這種犧牲人民利益以鞏固統治的片面做法與每一個統一王朝初年與民休息、發展生產的通常作法背道而馳,換來的只能階級矛盾激化。其結果必然是:一方面土地兼并帶來的繁重剝削壓迫導致人民不斷反抗,直接威脅封建統治;另一方面,官府控制的土地劇減使得賦稅收入隨之劇減,龐大的官俸、軍費及皇室奢侈的排場難以維持的情況。增加稅額,加重對農民的剝削雖然可以暫時緩和矛盾,但只是治標不治本,而且會使階級關係更加惡化。舊有的統治手段迫切需要改變。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針對當時的社會危機,從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個方面進行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新政的核心是整頓吏治,因此舉觸犯了官僚、權貴等既得利益集團,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反對者製造各種謠言,對范仲淹等改革派官員進行惡意中傷。新政實行僅一年,范仲淹等就被迫離開朝廷擔任外官,新政的各項法令也相繼取消。

    慶曆新政的失敗不僅沒有使北宋的最高統治者對變法改革失去信心,反而由於慶曆新政失敗后各種社會矛盾的進一步激化,使新的變法改革活動呼之欲出。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用為參知政事,再次高舉起變法的大旗。王安石所主持的熙寧變法,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是針對北宋統治危機所進行的較全面的改革,試圖全面改革,挽救統治危機,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

    為了給自己的變法製造道德上的合理性,王安石編纂了《三經新義》,頒布天下。通過對儒家《詩》、《書》、《周禮》的重新註釋,同當時流行的理學思想鬥爭,為變法創造理論依據。

    熙寧變法取得一定成就,北宋政府的財務危機暫時得以緩解,但最終結果仍然是失敗了。新法的實行使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貸者的剝削受到一定限制,損害了他們的既得利益,因此遭到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這些人攛掇太皇太后和皇太後向支持王安石變法的宋神宗施加壓力,迫使宋神宗兩次把王安石罷相。

    但是與其說王安石變法斷送於守舊派之手,毋寧說變法斷送於王安石自己之手。誠然,王安石變法的經濟措施,都是相當高明的。正如黃仁宇的評論:「令人驚異的是,在我們之前900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當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當王安石對神宗趙頊說『不加稅而國用足』,他無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辦法刺激經濟之成長。」但是王安石的失誤之處恰恰在於他太追求手段,而忘記了他的根本目標。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解決財政困難只是鞏固統治的必要條件。但由於宋神宗在守舊派壓力下的決心動搖,王安石亟須拿出成績來顯示變法的正確性,穩定改革派的軍心,因此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為了增加稅收而增加稅收。王安石變法中對人民有益的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的落實程度,遠遠比不上免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均輸法等能馬上來錢的政策落實得堅決。王安石還高興地吹噓自己的新法一出,國家迅速增加了多少的收入,而忽視了百姓真正得到了多少的利益。他的措施不僅打擊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貸者,也使一般小商人因為國家的壟斷導致的市場蕭條而破產。變法十幾年,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財政困難,但是階級矛盾卻更為尖銳了。

    用人不當也成為王安石變法被後人詬病的軟肋。變法的順利推行需要大量理解變法內容,又具有實際辦事能力的人才。但是人才的培養,需要一定的時間。急功近利的目標,使王安石不得不降低標準選拔人才,結果選拔出了一些利用變法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投機分子,甚至企圖利用變法名義中飽私囊的貪官污吏。從而給哲宗、徽宗兩朝留下的另一個惡劣政治遺產——黨爭。宋神宗死後,哲宗年幼,高太后臨朝,以司馬光為相,新法被全盤廢除,把新黨驅逐出朝廷。哲宗親政后,重新起用以章為首的新黨,又開始了對守舊人士的殘酷迫害。北宋的朝廷從此陷入黨爭的泥沼,不能自拔。從此,整個國家完全進入了失去理想主義、政治道德淪喪的時代,沐猴而冠的腐敗分子高坐於廟堂之上,虎視眈眈的敵國陳兵於邊境磨刀霍霍。北宋政權喪失了自我拯救的機會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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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亡宣和
    王安石變法的失敗,讓北宋統治者錯失了自我挽救自身的機會。哲宗朝起用的所謂新黨,已經不再是像王安石那樣真正具有理想主義的正直廉潔的改革家。曾經是王安石改革最重要的支持者呂惠卿、章、曾布、蔡卞、呂嘉問、蔡京、李定、鄧綰等人,最終都淪為聲名狼藉的大奸臣。其中厚顏無恥如鄧綰者,還在人們的嘲笑中留下一句名言:「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你愛罵就罵吧,反正我官當得舒服就行。官場上的倫理道德淪喪一至於此矣!沒有操守的官場是一個爛掉的官場,亡國的跡象已經出現,挽救危亡的機會已經錯失,總有一個皇帝要成為亡國之君,把他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與整個國家一起埋葬。於北宋而言,這樣一個角色是由中國古代帝王中最具有藝術家氣質、繪畫成就至今得到盛譽的宋徽宗趙佶。治明史的有一句話:「明實亡於萬曆。」同樣,總結北宋歷史我們也可以得出結論:「北宋實亡於宣和(

    9—26年,宋徽宗最後一個年號)。」宋徽宗趙佶生於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據說宋神宗有一天在觀看一幅南唐後主李煜的畫像時,對這位亡國之君的風度大為讚賞,不久宋徽宗就降生了。據說在他出生時,他的父親神宗曾經夢見李煜前來謁見。這使此時的人們普遍相信趙佶是由李煜轉世托生的。並且有人信誓旦旦地說,只為是李煜轉世托生,所以趙佶斷送了趙匡胤開創的北宋江山,就是為李煜報了亡國之仇。當然,剛剛誕生不久的趙佶,顯然還不具備犯斷送江山這樣「卓越」的能力,因為按照北宋的皇位繼承製度,作為宋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的趙佶,他離皇帝的寶座是相當的遙遠!

    當趙佶知道自己不能夠以政治成名的時候,他便依著自己的興趣,把精力都用在他喜好的藝術事業上來。假如沒有以後的風雲際會,他極可能會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個甚至可能用「偉大」這個詞來形容的藝術家。至少在中國書法史和中國美術史上,他都會享有無可爭辯的崇高地位。他獨創的瘦金體書法挺拔秀麗、飄逸犀利,800多年來,沒有人能夠達到他的高度。除了極富個人特色的瘦金體,他的楷書和草書也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的楷書作品《芳依翠萼詩帖》被後世評論家稱為「神品」,他的《草書千字文》被人拿來與盛唐時期的草聖張旭與懷素和尚相提並論。在繪畫領域,趙佶更是當之無愧地躋身於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大畫家之列。他的作品講求意境,繪畫技巧堪稱登峰造極。據說,龍德宮建成后,趙佶召來各路名家作畫。欣賞過其它作品后,趙佶無一句誇讚之辭,卻偏偏對一位名氣不大的年輕畫家所畫的斜枝月季大加讚賞,並特別賜給他當時只有六品官才能穿的緋色袍服。他人不明所以,趙佶指出:月季花四時朝暮的花葉均不相同,極其難畫;而此人畫的是春天正午時分的月季,一絲不差,所以重賞。眾人無不嘆服。從這個故事,我們可見趙佶對待藝術的基本態度和觀點。

    正當趙佶認為自己將會作為一個偉大藝術家留名青史的時候,上蒼卻在

    00年給了他一個轉機——他年僅23歲的哥哥宋哲宗趙煦因為荒淫縱慾而在沒有子嗣,沒有遺囑的情況下死掉了。皇位由誰來坐只能由宋神宗的正宮娘娘向太后召集朝中重臣進行「朝議」來決定。由於缺乏確切史料,我們今天還不知道在這場權力鬥爭中趙佶本人或者其下屬事先做了哪些工作,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朝議」時向太后似乎認準了趙佶的仁孝端正和福壽之相,堅決主張由趙佶繼位。而當時的宰相章認為:趙佶太輕佻,不適合君臨天下。但章的意見,遭到了與會的其他大臣的反對。於是,「行為輕佻」的趙佶,變成了後來的宋徽宗。不幸的是,事實證明,後來被稱為大奸臣的章看得非常準確。

    通常情況下,像宋徽宗這樣真正的藝術家(其藝術成就表明他絕不是一般的美術愛好者)一般都會擁有風流浪漫的氣質,性格中往往具有蔑視傳統價值觀念和世俗行為規範的因素。他們喜歡按照自己的喜好行事,為人處事容易情緒化,具有極為濃厚的感性色彩。宋徽宗正是如此。當一個情緒化的藝術家長出了沒有人可以約束的權力翅膀,這種錯位導致的是一出悲劇。號稱「極盛」的北宋王朝儘管百弊叢生,但畢竟還能苟延殘喘,這種局面之所以急轉直下,北宋迅疾覆滅,不能不說是跟宋徽宗在帝王和藝術家兩個角色上的錯位,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趙佶的藝術家身份,使一些投機分子找到了終南捷徑,他們紛紛亮出各式各樣的書畫作品,用以求得加官晉爵,其中收穫最大的是蔡京。蔡京的書法造詣很高,與蘇軾、黃庭堅、米芾並稱為北宋四大家。據說有一次,蔡京曾經在兩個下級官吏的扇子上,為他們題了兩句杜甫的詩。沒想到幾天之後,這兩個傢伙忽然闊綽起來。一問之下才知道,蔡京題過的扇子,被當時還未登上皇位的端王趙佶花兩萬錢買走了。由此可見,這位本身就是書法大家的宋徽宗是何等喜愛蔡京的作品。

    00年,在新舊黨爭中蔡京被貶黜到杭州居住,次年年底,蔡京還是待罪之身,而到第三年夏天,蔡京已經扶搖而上出任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相當於大宋帝國的副宰相了。這段令人眼花繚亂的戲劇性變化,固然是朝廷政治鬥爭的結果,但是蔡京的藝術才華也在其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蔡京的書法,宋徽宗還酷愛各種稀奇古怪的石頭。為了搜索奇石,

    05年,宋徽宗下令在蘇州增設應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主持,專門在江浙一帶為他搜羅珍奇物品與奇花異石。當時,管成批運送的貨物叫「綱」,向京都運送奇花異石的船每十艘編為一綱,於是就稱之為「花石綱」。起初,這種花石貢品的品種並不多,數量也有限,徵集區域只是在東南地區。後來,宋徽宗對這些貢品大為讚賞,進貢者紛紛加官晉爵,恩寵有加。在功名利祿的刺激下,「花石綱」迅速演變成全國騷亂的大行動。為了搜尋出奇制勝的奇花異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僅運送「花石綱」的運費要從當地老百姓身上搜刮,同時像這樣的「御用之物」又為官吏們敲詐勒索提供了冠冕堂皇的機會。史書記載,「花石綱」掠奪前後持續了20多年,「為此傾家蕩產者不計其數」,形成了一場真正的災難。宣和二年(

    20年),在受花石綱禍害最深的浙江東南一帶,發生了方臘領導的大起義,幾個月之內,就將東南地區席捲進去,並有近百萬民眾群起響應,波及人口大約至少在數百萬以上。而最初負責此事的朱,因為搜刮有功,一路加官晉爵,爬到了能與蔡京平起平坐的地位。蔡京、王黼,與童貫、朱、梁師成、李彥等四人,都是靠給宋徽宗逢迎拍馬得到位極人臣的地位,時人稱之為「六賊」。他們好皇帝所好,在宮中開市。令宮女扮作胡姬商女,皇帝扮乞兒,逗樂取笑。王黼更是引誘徽宗微服出遊,夜宿娼門。又怕人知道,君臣曾翻牆出宮。宮垣高聳,徽宗一時下不來,呼王黼做墊腳石,笑著說:「王安石(一說司馬光),背聳過來。」王黼介面:「神宗皇帝,腳伸下來。」神宗在位勤政,王安石力主變法,大宋朝呈中興之像,卻遭徽宗君臣笑謔,真是一種莫大的諷刺。他們操縱朝政,公開出賣官爵,明碼標價,所謂「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宋徽宗即位十年,官員名額增加了十倍,官俸開支也相應的增加了三倍。李彥還奉宋徽宗之命主持「西城括田所」,搶奪民田,強迫自耕農充當佃農,向政府交租。他們除了幫助宋徽宗斂財,還利用職權填滿了自己的腰包。朱借在蘇州主持應奉局之便,霸佔民田達30萬畝。蔡京霸佔的更多,超過了50萬畝。幾個厚顏無恥的小人,在宋徽宗的庇佑下,把大宋朝搞得天怒人怨,離亡國更近一步了。
我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我可以增加它的深度,我不能左右天氣,但我可以掌握心情;

我不能改變容顏,但我可以展露笑容,我不能控制別人,但我可以主宰自己;

我不能預知明天,但我可以把握今天,我不能樣樣第一,但我可以事事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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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dullbird 發表於 2006-10-26 21:32 | 只看該作者
靖康之難
    正當北宋國內政局進一步惡化的時候,12世紀初,居住在我國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崛起於遼國的內部。這時的遼國統治已極為腐敗,其政治昏暗不堪的程度,比起北宋不相上下。宋徽宗認為:金的崛起,削弱了遼的實力,給宋提供了一個「恢復燕雲」的機會。宋徽宗過於相信自己的實力了,他不但沒有選擇更好的坐山觀虎鬥的策略,反而於

    20年與金訂立夾攻遼的「海上之盟」,雙方約定:金出兵攻遼中都,宋出兵攻燕京;滅遼之後,燕雲諸州歸宋,宋則將原來向遼交納的銀、絹照數給金。

    宋徽宗做著馬上能夠實現太祖都沒能完成的偉大事業的迷夢,無奈宋朝軍事的虛弱卻讓他大為丟臉。此時的宋軍已是腐敗不堪,在童貫的率領之下,連敗於遼國的殘兵敗將之手。最後,還是金兵攻下燕雲數州,搶掠一空后還要北宋政府再交納一筆「代役錢」才能贖回。也正因看清了宋的腐敗無能,宣和七年(25年),金滅遼之後,兵不卸甲,馬不停蹄,要繼續滅宋。宋徽宗才驅一狼,又引一虎,急忙傳位於太子趙桓,自己逃往南方。趙桓即位,改元靖康,這就是北宋亡國之君宋欽宗。宋欽宗登基伊始,下令處治奸臣,起用抵抗派領袖李綱指揮軍隊,一時人心大振,取得了第一次東京保衛戰的勝利。宋欽宗見形勢大好,認為禍患已除,在投降派的攛掇下,把李綱貶到外地。靖康元年(26年)冬,當金兵再次兵臨開封城下的時候,北宋雖有良將忠臣,但不能為所用。腐敗的北宋統治者竟然聽信市井無賴的吹噓,在上演了一出7779個「神兵」守東京的鬧劇后,東京城被金兵攻破。大肆搜刮四個月後,金軍押著被俘的宋徽宗、宋欽宗兩個皇帝和皇家宗室、妃嬪宮女、文武百官、工匠等14000多人,滿載著搜颳去的財物,回到北方去。從趙匡胤稱帝開始的北宋王朝在統治了167年之後,宣告滅亡。

    自從錢穆先生提出宋代「積貧積弱」之說以來,人們幾乎都將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點。但多年來的歷史研究表明,拋開南宋不談,僅北宋經濟就比很多朝代發達,財政收入更是遠遠大於其他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和銀行信用。四大發明中活字印刷術的出現也在北宋,火藥和火器在北宋時開始大規模使用,指南針在北宋開始大量裝備遠洋船舶。宋朝十萬戶以上的城市大量出現,開封繼長安、洛陽和南京之後成為世界上第四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然而為什麼這樣一個富庶的朝代就這樣被輕易地滅掉了,從此被扣上「積貧積弱」的帽子呢?究其原因,根源在於北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一種「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情結從趙匡胤以來就一直左右著北宋九帝的治國方略。為了分散大臣之權,集中皇帝之權,北宋統治者人為地製造了一個效率低下、流弊叢生的制度,給各種腐敗墮落的行為提供了溫床,導致了軍隊戰鬥力低下,決策失誤,執行時相互推諉,行政效率低下,雖「富」而不「強」。這是北宋亡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

    蒙古彎刀:西夏覆亡真相

    歷史上,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不乏英明的君主。像西夏這樣政治經濟甚至文化都強盛一時的民族國家,在立國幾個世紀以後,忽然於一夜之間,國破族滅,神秘地消失了。歷來讀史者,莫不扼腕長嘆!西夏是公元

    世紀至13世紀,以黨項族為主體,包括部分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建立起來的少數民族封建政權。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擁有今寧夏全部、甘肅大部、陝西北部和青海、內蒙古部分地區。西夏王朝先後有10位帝王登基。如果從881年拓跋思恭建立夏州政權算起,至1227年被成吉思汗滅亡止,夏王國曾有347年的悠久歷史;如果從1038年元昊稱帝正式建立西夏王朝算起,也有189年的歷史。在漫長歲月里,西夏先後與北宋、遼鼎立,和南宋、金對峙。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強盛一時的民族政權,在其滅亡后的數百年裡,它的神秘失蹤就像一陣風一樣拂過水麵,人們竟難以在歷史的冊頁里尋覓到它的漣漪……

    西夏王朝何以能自立成國?是什麼力量使它在周邊政權林立及朝代更替中立於不敗之地?又是什麼力量使頑強的黨項民族和他們輝煌一時的燦爛文化悄無聲息地湮滅於歷史的長河?讓我們穿過時光隧道,回到「黨項時代」,去追尋西夏獵獵招展的旌旗……
我不能決定生命的長度,但我可以增加它的深度,我不能左右天氣,但我可以掌握心情;

我不能改變容顏,但我可以展露笑容,我不能控制別人,但我可以主宰自己;

我不能預知明天,但我可以把握今天,我不能樣樣第一,但我可以事事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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