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美國44任總統的真相：無盡的追問

        二十、羅斯福——「四連任總統」的恐懼哲學（2）

    美國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各種思潮泛濫，路易斯安娜州州長朗格發起「分享財富運動」，要求重稅富人，補償窮人。天主教神父庫格林帶有法西斯色彩的「全國正義者同盟」抨擊新政是「猶太人的綱領」，鼓吹「用槍彈」消滅羅斯福，美國民眾陷入空前未有的恐慌、混亂、迷惘中。

    當時盛行一時的所謂「孤立主義」，主要是一批議員、學者、記者和神職人員等群體，煽動一種極端的「反戰和厭戰論調」，得到不願做炮灰，戰爭又打不到美國的廣大民眾呼應，1937年蓋洛普民意測驗，2/3被調查對象，認為威爾遜總統參加一戰是錯誤的。美國國會曾經在1935年通過一條法案，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發生戰爭或進行戰爭時，禁止美國武器和軍火輸出。羅斯福當時迫於壓力簽署了這項法案，同時警告說「毫無靈活餘地的規定，……收到的效果可能同預期的相反。」

    羅斯福決心秉承威爾遜總統在一戰中大做軍火生意發戰爭財的策略，當時威爾遜的美國戰時工業署署長伯納德-巴魯赫，正是他力主備戰做軍火生意，開始威爾遜還不以為然，被他喋喋不休的說動心后要他出來主事，巴魯赫卻以自己是猶太裔推諉，威爾遜大怒「要麼出山，否則閉嘴」， 巴魯赫才由商界的大財閥，成為政界顯赫一時的「經濟沙皇」，把美國的汽車大王和鋼鐵大王們及相關企業製得服服帖帖，按政府規定的材料、原料、能源、成品、運輸的統一價格，進行大規模的軍火和備戰器材物資生產。僅福特汽車公司一戰期間，為政府生產了大批軍用車輛及船舶，獲利達2000萬美元。羅斯福早就想請巴魯赫出來幫他主事，但他寧願退居幕後，沒有答應。

    在日本侵華戰爭開始階段，美國就一直做日本的軍火生意，1939年才停止供應日本飛機和炸彈，1940年才停止供應其他軍用物資。甚至在1924—1931年間華爾街向德國提供了1380億馬克貸款。二戰爆發之後，英國首相邱吉爾在1940年法國將被德國打垮，英國面臨生死之戰，發密信求羅斯福參戰，並請求支援一批驅逐艦，羅斯福回信答應給英國50艘驅逐艦，趁機敲竹杠，要英國把紐芬蘭、百慕大、巴哈馬、牙買加、特里尼達、蓋亞那交美國作為軍事訓練基地之用。邱吉爾知道他要撈油水，無奈之下最後以百慕大成交。

    為了做二戰的軍火生意，羅斯福先後通過了兩個最重要的法案，即《中立法修正案》和《租借法案》，《中立法修正案》是允許參戰國通過「現款自運條例」，即現金買軍火，從美國運回，開始主要是為英國提供軍艦及武器，後來英國實在拿不出錢來買了，羅斯福才出台《租借法案》，即先白拿白用，戰後再算總賬還錢，以後給蘇聯和中國（包括1945年後的內戰）實行的也是《租借法案》的軍援。羅斯福倚重曾經花了聯邦政府60億美元的救濟大王霍布金，來推行《租借法案》「救濟參戰國」，二戰中，霍布金一共為羅斯福花了10個60億美元。

    羅斯福冠冕堂皇的宣稱「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制度的偉大兵工廠。對我們來講，這是同戰爭本身一樣嚴重的緊急狀況。我們必須以同樣的決心，同樣的緊迫感，同樣的愛國主義和犧牲精神來致力於我們的任務，就好像我們處在戰爭中表現的那樣。」美國的「偉大兵工廠」在二戰中，將全國所有的工業經濟力量都納入了到這一軍事化專制的龐大生產機器中，基本解決了新政改革沒法解決的失業問題，也讓美國衰退的經濟在戰時得到起死回生的騰飛，二戰美國軍事援助的600億美元的貨幣泡沫，最終都是世界各國連本帶息的買單。並且生產了可以毀滅人類的原子彈。

    對於二戰，羅斯福心裡很清楚，就是一場美、英、蘇三大超級帝國的世界爭霸戰，美國的實力已遠超英國，因16年來美國的反蘇頑固派拒絕承認蘇聯，羅斯福雖然以「政治妥協」力排眾議與蘇建交，但面對德國法西斯強大的軍事威脅，是否應把蘇聯作為潛在的聯盟力量，心中沒底，他派了一位非職業外交官的生意人戴維斯任駐蘇大使，戴維斯進行了深入的社會和市場調查，認為貨幣在蘇聯越來越重要，其共產主義已經讓位給資本主義。

    當德國向蘇聯發動戰爭后，英國駐蘇的職業外交官凱爾認為蘇聯幾個星期就會被擊潰，而戴維斯則認為俄國人不是保衛共產主義，他們將為保衛俄羅斯母親流盡最後一滴血。凱爾曾請教戴維斯為什麼判斷總比他正確，戴維斯得意的說，這就是「生意人的本能」。羅斯福採納了戴維斯意見，堅定籠絡蘇聯為其利用的主要力量，給蘇聯的龐大軍援計劃，因邱吉爾的百般阻擾，僅兌現了少部分。

    1939年7月，美國軍方先後出台了一二三四五彩虹作戰計劃，其中二三五號就主要是對日作戰的計劃，美軍的主戰場是在太平洋，1941年因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參戰後也最重視中國戰區。二戰打敗德國的頭號功臣是蘇聯紅軍，戰爭重大轉折點是摧毀德軍王牌主力和精神元氣的斯大林格勒反擊戰，而不是遲遲拖延的英、美、法西線戰場的諾曼底戰役，英、美都是想讓俄國人多犧牲，自己少死人。

    1944年羅斯福、邱吉爾、斯大林三巨頭在蘇聯聚首，作為世界霸權獨裁者在《雅爾塔密約》上，藐視一切國家的主權，分贓二戰勝利果實的勢力範圍，羅斯福偏向蘇聯出賣東歐和中國，主要是想利用蘇聯打敗日本。美國在太平洋的商業利益比歐洲大得多，羅斯福與戴維斯一樣，都是「生意人的精明思維」，歐洲分裂和意識形態問題，相比是次要的。

    1944年大選，年事已高的羅斯福再次連任，他去參加雅爾塔會議已經有病在身，疲憊不堪，但他在回國途中仍然念念不忘為自己密友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盡最後一次效勞。事情的原委簡單說，就是1933年加利福尼亞美孚石油公司在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還未建交，就聯合沙特的石油公司成立美資的阿美石油公司勘探、建廠、投產，沙特國王高興之下，特批阿美石油公司44.4萬平方公里的開採權，1939年羅斯福趕緊與沙特建交。

    1941年向沙特提供援助的還是英國，但英國戰爭吃緊，再也拿不出錢給沙特。羅斯福在智囊團的建議下，1943年趁機宣布由政府出資，修建一條千里大油管，把沙特的石油直接輸送到地中海的港口。邱吉爾得知這個計劃不勝恐慌，羅斯福去信安慰，邱吉爾回電諷刺說「英國某些人士疑心美國要剝奪英國在中東的石油利益。」羅斯福也不示弱的回電反唇相譏說，「美國某些人士也疑心英國想撈取已在美國手中的沙烏地阿拉伯石油。」

    這次羅斯福趁回國途經地中海之便，特邀沙特國王會晤，當面直截了當的表示，美國將獨立援助沙特的財政困難，沙特國王大喜，甩開英國成為美國的勢力範圍，一條千里大油管由此順利的施工開建。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總統在喬治亞州溫泉療養突然病逝，第4任總統僅做了一年，由副總統杜魯門繼任。

        附十六：「光明哲學」和「恐懼哲學」的悖論

    西方近現代哲學概念化理性思維，以資本主義生產和擴張模式，啟蒙、激發、釋放了「人性意識」的兩大「無限」，即無限貪婪的野心慾望和無限創造的聰明才智。也正是這兩大「無限」推動西方的資本帝國列強的權勢、霸道、專制、獨裁在世界爭霸，將20世紀上半葉人類世界陷入「萬惡的戰爭地獄」。羅斯福當政時說，「如今真不是正常的時代，……人民如驚弓之鳥，……在我國以及其他國家莫不如此。」

    西方哲學概念化思維假設的平等、正義、自由、民主的「理性概念」，假設歸類為「光明哲學」，美國「第一論」和美國「例外論」以此作為鄙夷舊歐洲，神話新美國的「概念化包裝」，就是「既然美國是世界自由的象徵，美國的敵人自然就是自由的敵人，自由與美國乃是一體。」代表的是「光明哲學」。羅斯福在1941年一次動員全國大辦兵工廠，以武器裝備提供給與美國利益相關參戰國的國會咨文演說中，宣布的「人類基本的四大自由」是：

    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發表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

    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來崇拜上帝的自由。

    第三是不虞匱乏的自由——這種自由，就世界範圍來說，就是一種經濟上的融洽關係，它將保證全世界每一個國家的居民都過健全的、和平時期的生活。

    第四是免除恐懼的自由——這種自由，就世界範圍來說，就是世界性的裁減軍備，以一種徹底的方法把它裁減到這樣的程度：務使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向全世界任何地區的任何鄰國進行武力侵略。

    羅斯福上述「正大光明」的「四大自由」的概念化理性思維的「光明哲學」，第一點「世界性」的言論自由是西方概念化思維虛妄的空話，第二點「世界性」的信仰上帝自由，是美國企圖讓基督教能夠自由一統天下的野心，這些就不說了。

    西方近現代傳統哲學的認識論、存在論、唯心論、唯物論、對立統一論、邏輯辯證法等等，由於不能、不敢、不願正視資本主義的戰爭或競爭均是「恐懼哲學」的歷史根源，將被遮蔽存在的「恐懼哲學」，抽象、虛化、解構、混淆、顛倒了平等與權勢、正義與霸道、自由與專制、民主與獨裁的對立相悖的「理性與非理性」的關係。務虛的概念化的「光明哲學」，道義上啟蒙的「理性」，實踐上是「非理性」的唯心論，而務實的實踐性的「恐懼哲學」，道義被批判的「非理性」，卻無處不是「成功理性」的唯物論。

    從本貼舉證破解的包括羅斯福在內的32任總統執政思維的所作所為，鐵證如山、無可否認的是一部「弱肉強食」的權勢、霸道、專制、獨裁的「恐懼哲學」。第三和第四點自由，是「理性中的非理性」和「非理性中的理性」的「恐懼哲學的兩大悖論」，

    一是「免除匱乏的自由」的「理性」與「非理性」的悖論。美國的移民先輩是從匱乏的歐洲到北美大陸來爭取「免於匱乏的自由」，美國無限擴張廣博國土的新邊疆，瘋狂掠奪霸佔世界資源和市場，對印第安人、黑人、華人和其他少數族裔放縱權勢、霸道、專制、獨裁，在種族上是「內外有別」為白人「免於匱乏的自由」的「理性唯物論」。但在白人內部的「平等、正義、自由、民主」問題，仍然放縱壟斷資本利益集團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無限貪婪專制，剝奪美國白人廣大民眾的「免於匱乏的自由」。

    羅斯福說的第三點自由「經濟上的融洽關係」，只能是概念化的「非理性唯心論」。

    羅斯福的四連任上，13年間行使總統否決權533次，國會僅否決他9次。羅斯福的新政實行的是此前美國歷任總統都未曾有過的非常時期非常權力的獨裁專制，宣告的是胡佛信奉的個人主義的自由經濟在美國的終結，美國政府開始了「軍事—工業—學者專家三大體系的國家資本壟斷專制複合體」的時代。在以後美國稱霸世界中，為了軍備的科技和規模保持絕對優勢地位，肆意放縱「三大複合體」揮霍國防預算的龐大開支，拼垮爭霸的蘇聯帝國匱乏的國民經濟，美國依賴美元霸權放縱赤字財政無極限的膨脹，如今也成為世界負債第一的靠盜竊各國利潤的「寄生帝國」。

    二是「免除恐懼的自由」的「理性」與「非理性」的悖論。資本主義的現代戰爭無所謂正義和非正義，誰先發起侵略戰爭，取決於哪個資本帝國經濟危機和匱乏更嚴重，恐懼心態更強烈，德、意、日軸心國的法西斯主義都是在煽動本國民眾對匱乏的恐懼而崛起的。但「稱霸必恐懼」，戰爭是最極端的殊死賭博，西方資本帝國輪流稱霸，英國這個匱乏的小島國，依賴世界第一強的海軍霸權後來居上成為霸主，但時刻都是「恐懼」的，如邱吉爾在二戰中，最恐懼的是怕失去讓他發跡和喂肥英國的印度。美國和蘇聯都是二戰後暴發的超級帝國，分別秉承大英帝國和沙俄帝國衣缽的野心和貪婪兩霸相爭，相互也都是「恐懼」的，「權勢、霸道、專制、獨裁」必然成為爭霸的「理性唯物論」，平等、正義、自由、民主也只能是概念化的「非理性唯心論」，沒有哪個帝國會像羅斯福說的第四點自由進行「世界性的徹底裁減軍備」。

    人類文明自從有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區分，落後的生產力滿足不了統治者永遠不夠的貪婪，也就是永遠匱乏的，只能專制剝奪被統治者，「匱乏必對國內專制壓迫」和「恐懼必對外稱霸戰爭」成為人類傳統文明的基本生存模式。

    興起於歐洲的資本主義先進生產力無限強大，但資本的擴張性、開放性、流動性、無限性，必然放縱資本的貪婪和野心，永遠不夠，永遠匱乏。失控的世界人口爆炸成為「量的匱乏」，放縱的享受慾望膨脹成為「質的匱乏」，有限的地球資源必然導致「放縱必匱乏」和「稱霸必恐懼」的全球化的經濟競爭和資源戰爭，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基本生存模式。
資本放縱的「免除匱乏的自由」和「免除恐懼的自由」，自由都是相對的，暫時的，轉換的，並且永遠免除不了恐懼的。匱乏與自由、恐懼與自由，具有對立相悖的「原定律」。

    一、「匱乏與自由」的原定律。匱乏就是有限，對世界萬物有限性而言，都是絕對的「匱乏元定律」，由此自由本身也是「匱乏」的、有限的，放縱資本的自由競爭，就是虛妄的違背「匱乏元定律」，無限去競爭「免除匱乏的自由」，物極必反的走到極端，任何富人與窮人或富國與窮國的競爭，爭到資源匱乏的盡頭，最終必將同歸於盡，「免除匱乏的自由」的暫時性蒙蔽了必然性。

    二、「恐懼與自由」的原定律。恐懼就是無限，對世界萬物求生欲而言，都是絕對的「恐懼元定律」，由此自由本身就是「恐懼」的，才有「平等、正義、自由、民主」等「免除恐懼的自由」的所謂「理性的普世價值」，但近現代弱肉強食的資本競爭和戰爭，包括現在的高科技知識經濟和精英文化，都是以「權勢、霸道、專制、獨裁」為「恐懼哲學」的「成功之道」，任何強者與弱者或強國與弱國的相鬥，斗到恐懼的絕境，最終必將同歸於盡，「免除恐懼的自由」的自欺性忽悠了必然性。

    羅斯福感慨的「我們惟一的恐懼就是恐懼本身——莫名其妙、不假思索、毫無根據的恐怖，它癱瘓了使退卻轉換為前進所需的推動力。」正是因為人類文明只知道以「光明哲學」為自欺欺人的精神拐杖，對「恐懼哲學」是無知的空白，才越強大、越瘋狂，越先進、越虛妄，越爭霸，越迷惘，莫名恐懼成為恐懼本身。

    現代高科技文明就是「高速自殺的文明」，這或許就是人類自我毀滅的必然歸屬。

轉：李耳二個民主的帖子《「金錢魔鬼」正在逐步取代「權力魔鬼」控制世界》
   
    當今世界之上，已經逐步開始「失去國家」意義了，所謂的「國家概念」那只是意識形態。當王權被取代，文化自崩潰；金錢就會來主政，政黨式的民主為它護航，所以說，國家其實就成了自治區。簡單的說：有錢的大老闆，就可以「控制管理」多少個國家，甚至全世界。
      
    為什麼打造「服務型」政府？其本意，就是讓執政者，依賴於「納稅人」運行，換句話說，就是依賴於「老百姓」運行。使得執政機構，徹底脫離特權，好事吧？

    但是：「納稅人」的錢從那來？是靠著資本的運作，給資本家「出賣自身」體力。
   
    資本家們通過「奴役勞動」者，再用「勞動者控制」執政者，而政界從上至下，也是為了金錢，才服務於「納稅者」的。

    資本家－納稅者－執政者，三者之間，形成了連帶關係。

    在這個環節中，執政者和納稅者，誰也脫離不了資本家了，因為一但脫離，就意味著崩潰。在這個環節中，包括軍隊都擺脫不了資本家，因為軍隊也需要「納稅人」的「錢」來維持，這就是「金權」時代。

    所以，在「金錢統治」時代，國家自動就變為了自治國,魔鬼與上帝類似,它也有三個方面，當權力的被關入籠中后，金錢就會目露凶光，它本來就一直帶著魔性，只是過去在權力的魔性下屈居次位而已，而當權力關入籠后,它就上升為老大了,所以,上帝遲早也要把金錢這個魔鬼關它入籠中的,從而進一步解救人類,當然,還會有最後的一位魔鬼,大家自已想是啥東西？當人類不怕權,也不再當心錢以後,人們還會因為什麼而爭鬥？那便是魔鬼最後一招了.

白信：美國的歷史從立國開始，就是「金錢魔鬼」控制「權力魔鬼」的「貨幣之子文明」，正是200多年來，一步一步，以「金錢魔鬼」的世界霸權控制了全世界，美國44任總統都是「金錢魔鬼」的奴僕，其所謂的多重標準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均是「金錢魔鬼」的價值觀。也是羅斯福的「恐怖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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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 杜魯門——「莊稼漢總統」的冷戰領袖

    哈利•杜魯門是在副總統位上接任病逝的羅斯福，當美國第33任總統的，不僅英國首相邱吉爾最看不起杜魯門，美國絕大多數人也不看好這位默默無聞的「莊稼漢總統」，相比「居功至偉」的羅斯福總統實在反差太大了。然而人不可相貌，正是杜魯門

    開啟了美國作為第一強國和頭號霸主領導世界的「新紀元」。

    杜魯門是繼林肯之後的又一位農民出身的總統，他父親是小農場主，經營不善，杜魯門11歲就到小藥房掙錢，高中畢業想考軍校，因視力問題未被錄取，后做過一段銀行小職員，父親命令他回農場，做了10年的莊稼漢。34歲參加一戰當過小連長，戰後開公司虧本，改做法官，走上仕途競選做了聯邦參議員。他的高中學歷，直到40歲才補了一個大學的法律學歷，全靠像林肯一樣從小酷愛讀書而自學成才。

    杜魯門平淡的人生只想安穩做一位參議員就心滿意足了，當羅斯福放棄了他第三任時的副總統華萊士，考慮第四任副總統人選時，杜魯門還答應想當副總統的伯恩斯做他的提名人，自己不在乎副總統的職位。偏偏讓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漢尼根將羅斯福可以接受的兩位副總統候選人「道格拉斯和杜魯門」，在排序上使了個掉包計，把杜魯門作為第一人選推上了副總統的位置。命中注定的是杜魯門只做了84天副總統，就意外的接任已故羅斯福做了總統，此時美國總統的顯赫地位已是今非昔比，處於二戰將怎樣結束的非常時期，杜魯門成為全世界目光的聚焦點。

    在執政風格上。杜魯門與羅斯福明顯不同，羅斯福是圓滑、狡黠、多變，愛說漂亮的門面大話，修飾其陰謀權術，奉行「政治就是妥協」的信條。而杜魯門則是「莊稼漢的做派」，就像他當年做莊稼漢，放著農業機械不用，仍用四駕馬車精耕細作，他的信條是：「不慌不忙，不怕不達終點。」在處理總統事務的風格上，老老實實，一是閱讀文件，一是向人求教，一旦情況明了后做出決策，堅定不移的執行，不說務虛的大話，直來直去，絕不妥協，喜歡罵粗口。

    杜魯門忠實的貫徹發展羅斯福的「專制獨裁稱霸世界」的戰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1946年4月6日在芝加哥發表的一次公開演說中宣稱：「美國今天是一個強大的國家，沒有一個國家比它更強大了，……這意味著，我們擁有這樣的力量，就得挑起領導的擔子和責任。」 二戰後的美國，工業總產值佔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60%，外貿總額佔世界的1/3，黃金儲備為世界總量的75%，成為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和債權國，擁有世界第一的強大陸海空三軍，還壟斷了原子彈。杜魯門心中有數，底氣十足，「領袖慾望」讓其迫不及待的代表美國的利益，為了「免於匱乏和恐懼的自由」，當仁不讓的充當世界霸主。

    世界至今絕無僅有實用原子彈殺人的就是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將軍告訴他「在日本本土使日本投降，估計要犧牲50萬美國人的生命」，促使他在波茨坦會議呼籲日本無條件投降后，做出投放原子彈的決定。人們封了他一個綽號「給人地獄的哈利」，而杜魯門卻以政治家的冷酷說，「我從來沒有給他們地獄，我只是告訴他們事實，但他們認為是地獄。」組織原子彈實驗成功的美國科學家奧本海默，在發現原子彈的恐怖毀滅力后，曾哀求過杜魯門放棄使用，他卻譏笑「愁眉苦臉、哭哭啼啼」的奧本海默太天真，不懂政治，並對其忠誠問題，包括給羅斯福建議發展原子彈的愛因斯坦進行調查。投放原子彈的一位美國飛行員不能原諒自己的罪孽，數年後精神崩潰自殺，杜魯門則說「原子彈對我，只是一種武器，不是別的」，終身不悔。

    杜魯門的「恐懼」是無所畏懼的「恐懼」，既然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扔下兩顆分別名為「幼孩」和「胖子」的原子彈，在二戰後「挑起領導（世界）的擔子和責任」，在處理歐洲、蘇聯、日本、朝鮮問題上，也先發制人、不遺餘力的像「莊稼漢」那樣真抓實幹、刀刀見血。

    一是對蘇聯實行「鐵幕政治」。1946年下台的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美國密蘇里州的富爾頓發表英美聯合對抗蘇聯的「鐵幕」演說，1947年杜魯門在一份國會咨文中響應，宣稱蘇聯為「極權國家」，要在世界一切地方與蘇聯對抗，由此「杜魯門主義」拉開了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陣營持續近半世紀的「冷戰」。杜魯門說干就干，不經過聯合國，簽署《援助希、土法案》，援助兩國6.59億美元，重新武裝和改編希政府軍隊，於1949年由美國軍官指揮撲滅希臘革命；1948年又對蘇聯經濟封鎖西柏林的200萬民眾，實行著名的空投大救援，擔負起捍衛西方自由世界領袖的「無限責任」。

    二是幫西歐復興的「馬歇爾計劃」。戰後的歐洲百廢待興，杜魯門為了美國對外經濟「免於匱乏的自由」，啟動援助西歐的131.5億美元貸款的「馬歇爾計劃」，為了國會的通過，大造輿論宣傳「援歐」不是無私的，是雙方有利的一種「開明的自私」。西歐以外的國家紛紛指責這是美國對歐洲的經濟侵略和奴役，會導致更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戰爭。但目空一切的丘吉爾則說，「馬歇爾計劃是歷史上最光輝的創舉。」

    三是為日本制定「國家憲法」。杜魯門派遠東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日本本土接受日本無條件投降，並且為日本制定了完全按美國意志的「新憲法」，不準日本有自己的陸海空軍，後來深謀遠慮、一勞永逸的以軍事同盟的形式將日本這個最匱乏、也最兇猛的軍國主義的霸權帝國，作為美國世界霸權在太平洋地區的一條「看門狗」。凡是接受美國保護的國家和地區，如韓國、菲律賓、台灣等均是被美國剝奪主權的「乏走￥狗」。最慘的是台灣，連「國家名分」都被美國主子出賣了。

   四是遏制「北朝」投入「朝鮮戰爭」。杜魯門1945年在美國舊金山主持了聯合國成立大會，1950年「朝鮮內戰」爆發后，杜魯門為了不讓朝鮮半島成為「東方陣營」的勢力範圍，率先違反聯合國憲章，乘蘇聯代表缺席的機會，以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總司令，打著聯合國的藍白旗幟，悍然投入朝鮮內戰，出動了美國1/3的陸軍、1/5的空軍和1/2的海軍，與中國抗美援朝志願軍進行了一次空前慘烈的軍事較量，不可戰勝的美國神話破滅。結局是由戰前1950年美蘇劃分朝鮮勢力範圍的「三八線」，南北相互越界進攻，1953年又回到「三八線」停火和談，南北朝鮮至今仍然分裂對峙。

   1948年杜魯門總統連任大選，面臨四種反對勢力，一是羅斯福第三任時的副總統華萊士組織的進步黨，華萊士反對丘吉爾的「鐵幕說」；主張放棄偏見、憎恨、恐懼、愚昧，俄國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美國的自由民主思想和平競賽，比誰優誰劣；反對原子彈，反對戰爭，但他也知道自己新組建的「進步黨」是象徵性的，沒有實力獲勝。

   二是南方民主黨人不滿意杜魯門為了拉黑人的選票，宣布取消軍隊的種族隔離制度，並向國會提一系列民權法案，卡羅來納州州長色蒙代表南方民主黨去見杜魯門，要求他不提的民權法案，被杜魯門拒絕。於是宣布成立「州權民主黨」，推色蒙為總統候選人。

    三是認為杜魯門不可能取勝的民主黨人，其中最賣力的是羅斯福的幾個兒子，他們推艾森豪威爾出來牽頭，艾森豪威爾堅決保持中立，才沒有成勢。

    四是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紐約州州長托馬斯-杜威，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已擊敗民主黨，控制了參眾兩院，杜威的聲譽遠遠超過鄉下佬的杜魯門，全國媒體都認為杜魯門已是一隻「死鴨」。

    但杜魯門莊稼漢的苦幹、實幹勁頭又發揮優勢，競選旅行35天，行程31700英里，深入基層進行「小站演說」，共演說356次，平均每天10次，最多15次，並直截了當的說「共和黨人僅僅是大資本家的工具，……他們的政策是讓大商人得大利益，只將一點剩飯余羹給老百姓。」終於擊敗演說次數不及杜魯門一半，只會搞大排場的空洞演說，以為必勝無疑的杜威，完全出人意料的連任總統。

    只是杜魯門的「冷戰恐懼」走火入魔到對自己領導的聯邦政府也疑神疑鬼的恐懼起來，1947年，杜魯門頒布一項「聯邦政府忠誠甄別計劃」，對政府僱員進行全面調查，文官委員會甄別了300多萬政府僱員，聯邦調查局調查了1400宗所謂的「嫌疑案」。但沒有發現一宗真正的間諜案，最後宣布212人因「忠誠值得懷疑」而解僱了他們。給共和黨藉機以反共為名，將他下一屆政府民主黨的要員們搞得嗚呼哀哉。

    杜魯門和丘吉爾兩人在退休后，曾經會晤過一次，老態龍鐘的丘吉爾結結巴巴的說：「我要老實向你承認，在你就任總統之初，我是不大尊敬你的。看到你接替富蘭克林-羅斯福，我是不高興的。但我的這種判斷完全錯了。從那時以來，沒有一個人在拯救西方文明這一偉大事業上能比得上你的。」

   附十七 「無限的責任」必「無極的虛妄」

    杜魯門擔負起捍衛西方自由世界領袖的「無限責任」，冷戰領袖的執政思維也「無極的虛妄」起來。中國抗美援朝，美國內定原子彈使用的兩個方案是，原子彈在朝鮮為戰術使用，在中國東北則為戰略使用。開戰期間，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對於美國是否在朝鮮戰場使用原子彈的問題上，杜魯門公然回答：「我們一貫是在積極考慮其使用。但我不願看到其使用。這是一種可恐怖的武器，不應當用在與軍事侵略行動毫無關係的婦孺老少身上。但萬一要使用，事情又必然會如此。」此話一出舉世震驚，嚇壞英國首相艾德禮親自坐飛機前往華盛頓與杜魯門商洽。

    美國為朝鮮戰爭付出慘重代價，不僅一無所獲，而且自打耳光，使號稱世界第一強國的信譽大打折扣，最先進強大的現代軍事化裝備武裝到牙齒的美軍，打不過軍事裝備遠處劣勢的中朝抗美軍隊，不過是一隻「紙老虎」。好戰的麥克阿瑟將軍死不服輸，執意不願停戰和談，主張擴大戰爭，同時建議轟炸中國的工業城市，封鎖中國海岸線，在朝鮮使用蔣介石的軍隊，併入侵中國南部。杜魯門惱怒其違抗自己的議和決策，撤掉了這位「好戰將軍」。

    不過，最愛打大仗的麥克阿瑟晚年徹底覺悟，他去世前不久的60年代，在洛杉磯對美國退伍軍人做了一次著名的「和平主義演說」。他樸實的現身說法堪稱以「恐懼哲學」稱霸的現代戰爭的三大原理：

    一是無限升級的原理。（麥克阿瑟）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了戰爭的演變。在本世紀之初我參軍時，武器就是來複槍、刺刀或劍，殺傷的敵人對象每次只有一個人。然後是機關槍，每次可殺傷一打，然後是大炮，每次可殺傷成百。然後是空中投彈，每次可殺傷成千。然後是原子彈，一次可死幾十萬人。這還沒有完，新的科學武器每次將可以殺死成百萬人。正在實驗室進行研製的武器也許可以一次把全球人口都消滅掉。

     二是兩敗俱傷的原理。第二次世界大戰清楚表明，戰勝國對戰敗國要負起責任。美國為了醫治德國和日本的創傷花了成億成億的美元。所以戰爭成了交戰雙方兩敗俱傷的科學怪人。如果你失敗，你就被消滅。如果你勝利，你也只有輸個精光。戰爭已經不能像決鬥那樣可分個高低，它只能製造雙方自殺。……能否從世界上消滅戰爭，如果能做到的話，那就是人類文明最大的進步。它瞬息間就驅散籠罩人類的最大陰影，……而且將帶來經濟繁榮，……現在花在軍備上的成千億美元很可以消滅地球上的貧窮現象。

    三是相互恐懼的原理。目前的緊張局勢來源於兩大錯誤設想。一是蘇聯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在準備進攻蘇聯，他們遲早要發起進攻。一是資本主義國家認為，蘇聯在準備進攻我們，他們遲早要發起進攻。我說，雙方都錯了，就廣大群眾而言，雙方都同樣希望和平。……全世界老百姓，不管是自由的還是不自由的，都不要核戰爭，……老百姓都知道，就是領導人不知道。……日本人吃過大規模毀滅的苦頭。在制定日本新憲法時，日本首相對我說，他要求在憲法中規定消除戰爭機構，我同意了。他對我說：「世界人士可能會嘲笑我們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家，但100年以後，人們可稱我們為先知。」

    雖然麥克阿瑟的「和平主義演說」對「恐懼哲學」有了覺悟，但杜魯門「冷戰領袖」的「無限的責任」已經是「無極的虛妄」，就如他在1948年競選連任總統的演說狂言「再持續1000年，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美國要領導一場抵抗一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資本主義自由世界的滲透和瓦解，就將「恐懼就是恐懼本身」的恐懼無限放大了。

    杜魯門1947年頒布的「聯邦政府忠誠甄別計劃」，就是專制、獨裁嚴重違反美國憲法言論和信仰自由的原則，「自我恐懼」被無限放大的產物。他根據1940年的《圖謀暴力推翻政府的史密斯法》將大批美共領導人逮捕入獄。1948年起，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開始了一系列對所謂「共產黨間諜案」的調查，製造了著名的「好萊塢十君子案」，10名劇作家、導演和演員被說成是共產黨混進好萊塢的顛覆分子；美國第37任總統尼克松作為眾議員和「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委員搞了一個轟動全美的「希斯案」，即在聯邦政府擔任要職、名望頗高的希斯被共產黨叛徒錢伯斯指定為共產黨間諜，希斯堅決否認，尼克松窮追不捨的僅以錢伯斯提供的65卷國務院文件的微縮膠片為證據，以希斯犯「偽證罪」判5年徒刑，大撈了一筆反共的政治資本。

    杜魯門為了表示自己的反共立場絕不次於尼克松，1948年再次「違憲」下達了一道「忠誠宣誓」的行政命令，美國政府的任何在職人員都必須向政府宣誓自己忠誠於美國，並且蔓延到社會，1949年加利福尼亞大學發生著名的49位教授拒絕「忠誠宣誓」而集體辭職的事件。雖然杜魯門晚年對此做法表示遺憾，認為是極權主義法西斯的苗頭。但正是這位總統的「恐懼哲學」，才有參議員麥卡錫挑起的「赤色恐怖的麥卡錫主義」，把美國的聯邦政府鬧得烏煙瘴氣，在全國境內製造了一個人人自危，生怕被划入「共黨」或「親共」嫌疑人之列的「恐共狂時代」。

    美國一位歷史學家評論無賴政客麥卡錫說，「麥卡錫是一個無原則的投機家，他的反共不是出於理論、也不是出於感情，而是出於押寶。他從來沒有念過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他根本不懂什麼叫共產主義。儘管他大罵共產黨，他對共產黨並沒有什麼真正的仇恨。麥卡錫之所以反共，僅僅是為了適應共和黨首腦塔夫特之流的需要，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教唆、縱容和在背後搞陰謀的共和黨領導，麥卡錫不過充當了一個演員的角色。」

    在野的共和黨借「反共」來陰謀與執政的民主黨爭奪權勢，自造內亂，源於美國兩黨一種「窩裡斗」的「幫派權爭」的劣根性，美國歷任政府的總統或議員其實都像麥卡錫一樣「根本不懂什麼叫共產主義」，所謂自由民主國家的理念也是「實用主義」的大雜燴，自我恐懼放大的「忠誠洗腦」，才會「違憲」採取類似德國法西斯的極權主義。美國擔負起領導資本主義陣營對抗「共產主義陣營」的「無限責任」，兩霸相爭只能像麥克阿瑟揭示的現代戰爭「恐懼哲學」的三原理，在軍備競賽上無限升級，在拼耗國力上兩敗俱傷，在相互恐懼上「草木皆兵」的玩「威懾遊戲」。

    資本主義是只講「壟斷資本自由」的現實體制，行使的均是「權勢、霸道、專制、獨裁」的「恐懼哲學」，沒有任何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群體的自由和民主，才導致兩次世界大戰，掀起為被壓迫人民求解放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暴力革命運動」。但共產主義是「唯心論」的，是沒有實踐的理想主義。斯大林在蘇聯實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則是「權勢、霸道、專制、獨裁」的斯大林主義。

    美國只有大眾商業文化的「實用主義哲學」，蘇聯的概念化理性思維的社會主義理論也是「教條主義哲學」，美蘇爭霸在意識形態上，均打著「光明哲學」的旗號，不過是一場東西方非理性思維無限混亂迷惘的「恐懼哲學的心理冷戰」。

    美蘇兩霸妄自尊大的自封兩個世界的領袖，「無限的責任」比拼的是誰更加「權勢、霸道、專制、獨裁」，在世界擴張「東西方陣營」的勢力範圍；「無極的虛妄」進行的是以核武器和太空空間技術為中心的高科技創新和軍備實力的威懾性競賽。繼杜魯門之後的美國歷任總統，走的均是這樣一條霸權主義的冷戰路線。

                 二十二 艾森豪威爾——「微笑總統」的十年噩夢

    美國第34任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居然個人記錄上從來沒有參加過兩黨大選的一次投票，他既不是民主黨，也不是共和黨，是中立的「個人黨」，可說是美國歷任總統中獨一無二的「政治玩笑」。

    共和黨為什麼選中艾森豪威爾為總統候選人，因1948年的大選共和黨推出紐約州長托馬斯-杜威為總統候選人，盲目樂觀，以為穩操勝券，結果輸給連任的杜魯門。1952年大選，共和黨不敢推反共形象的尼克松，為迎合選民希望擺脫「赤色恐怖」的壓抑心理，精心籌劃選上政治中立、稱為「微笑專家」的「和事老」艾森豪威爾，並以他的笑臉作為總統競選的招貼宣傳畫四處張貼，曾有人描寫他的笑為「特別的、孩子氣的、熱烈的、生動的、熱情的、迷人的、跳躍的、可愛的、有感染力的、自然而不費力的、好似100瓦特的微笑。」 艾森豪威爾就這樣以「微笑」的「壓倒優勢」擊敗了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史蒂芬斯。

    至於艾森豪威爾的黨派技術問題，他本人樂於接受共和黨，民主黨卻忽略而未追究，也就打馬虎眼的將選民糊弄過去了。1952年大選時，正是「赤色恐怖的麥卡錫主義」鬧得最凶的時期，美國顯赫大人物、民主黨的馬歇爾正成為麥卡錫誹謗的大目標，艾森豪威爾為討好風頭正盛的麥卡錫，同時表明他在兩黨的中立，將競選講稿中，把推崇提拔自己的恩師馬歇爾的一段話也刪去了。說明共和黨沒有選錯人，尼克松當上副總統，被羅斯福的民主黨執政壓抑了在野20年的共和黨，終於有了出頭之日。

    二戰時，艾森豪威爾僅是一名中校，52歲時被調到時任陸軍部長（相當國防部）的馬歇爾身邊工作，第一次見面，他「有感染力的微笑」和得體的「不在乎提升、不考慮喜歡，惟一要克盡軍人職守」的表態，博得馬歇爾的歡心，10天之內，就向參議院推薦提升他為少將，當馬歇爾把這位新少將派往英國后，10個月內，從少將、中將再到5星上將成為歐洲盟軍總司令。馬歇爾知道他打仗不行，而是用他在公共關係的才幹上，他確實也被一致公認為「英、美、法軍隊的最好的協調人和傑出的政治家軍人」。戰後他出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又添文人政治家的色彩。

   「微笑總統」沒有給美國民眾帶來開懷、舒心的新希望，延續的是杜魯門「開創」的恐懼、混亂、迷惘、沉悶的50年代的10年噩夢，美國作為冷戰的西方霸主和保衛自由世界的「無限責任」，對於只會搞公共關係的艾森豪威爾，不得不面臨內外交困的「五大恐懼」危機的挑戰：

    一是國民「赤色共產威脅」的恐懼挑戰。美國建國以來舉國上下都是一切向錢看的自由競爭，不像歐洲經歷過各種主義和各類革命運動思潮的衝擊，雖然一戰後，官方也對美國共產黨進行過迫害，但僅是局部的影響，共和黨教唆、縱容麥卡錫挑起的席捲全國的「赤色恐怖」，對美國民眾不能不成為一場心驚肉跳的「恐懼噩夢」。

    從1950年起，麥卡錫聲稱擁有滲入國務院的共產黨人名單，像瘋狗一般的205人、87人、57人變來變去的亂咬，最後咬到馬歇爾和陸軍部長史蒂芬斯的頭上，連國務卿杜勒斯也迎合他，讓外交官一個個遭到清洗，國務院的圖書館也橫遭洗劫，大批所謂「紅色」書籍被禁除。由於艾森豪威爾息事寧人的曖昧，直到1954年，怨聲載道、臭名昭著、醜態囂張的麥卡錫才被自己的反共戰友、副總統尼克松主持國會以譴責的形式，而不是彈劾，「放他一馬」送走了這個瘟￥神。但抽象的、無可捉摸、難以理喻的「赤色恐怖」留給美國人內心的創傷、陰影和噩夢是送不走的。

    二是兩霸「科技軍備競賽」的恐懼挑戰。歷來戰爭均是推動科技發明創新武器的強大動力，二戰的美蘇兩霸在現代武器的研製成果上，都有巨大的進步和突破，美國是1945年就擁有了原子彈，蘇聯1953年也有了原子彈，兩霸在核武器的改進、創新上展開角逐，蘇聯是後來居上。並且在太空空間技術上，1957年蘇聯第一次連續將兩顆地球人造衛星成功送上太空，開始艾森豪威爾還不明白其中的軍事意義，說他「一點」也不擔心，但美國科技、軍事界認為在「太空科技軍備競賽」上，蘇聯遙遙領先美國至少10年。

    這在美國朝野上下引起巨大的震驚和恐慌，1958年艾森豪威爾才倉促成立美國國家航空與宇宙航行局，並簽署國會的「國防教育法案」強化科技教育。美國50年代花費巨資只搞了個飛行高度6萬英尺可以避開截擊機，進行地面清晰拍攝的「U—2」高空特製偵察機，國務卿杜勒斯卻在總統面前吹得神乎其神，但仍然被蘇聯擊落了一架，不僅大出洋相，還引起兩國外交糾紛。「美國第一」的神話破滅了，面對「蘇聯第一」的強勁對手嚴峻挑戰，美國在「恐懼落後失敗的噩夢」壓力下，開始奮起直追。

    三是越南戰爭「多米諾骨牌」的恐懼挑戰。越南是美國朝鮮戰爭后，謀求建立一條遏制蘇聯和中國向印度支那擴張的「第一大島鏈」的戰略計劃，越南是關鍵的一環。1953年日內瓦會議各方達成協議，以北緯17度劃分南北，美國以金援、軍援和軍事顧問等形式支持駐越法軍和南越「吳庭艷偽政權」，奠邊府戰役法軍戰敗退出后，越南內戰爆發，美國對越戰究竟是出兵，還是不出兵，國會爭執不下。加上英國擔心危及香港，法國則已放棄越南，均反對美國出兵擴大越戰規模，艾森豪威爾也不敢貿然直接以軍事介入印支戰爭。

    艾森豪威爾的「恐懼思維」卻提出一個「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理論，即一旦失去越南，美國將使去印支地區包括整個東南亞的勢力範圍。並大肆宣揚「骨牌效應」以「顛覆」、「內部革命」、「間接侵略」為共產主義擴張的主要方式，將蠶食、專制「自由世界」，最終可能使美國孤立、屈服或毀滅。美國總統和國民信奉宗教的「末日情結」，演變成「擔憂美國毀滅於共產陣營的恐懼噩夢」。

    四是拉丁美洲「後院起火」的恐懼挑戰。美國對自身後院中南美洲各國的策略一貫是以「權勢、霸道、專制、獨裁」的手段，培植聽話的「偽政權」，鎮壓反美的「獨立政權」。1953年的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不屈不饒的推翻親美的「巴蒂斯塔傀儡政權」，於1958年建立了古巴革命政權，美國對古巴實行禁止石油出口和蔗糖進口的經濟制裁，蘇聯立刻出來支持古巴，古巴成為拉丁美洲第一個親蘇的社會主義國家，艾森豪威爾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重大失誤。

    中美洲的小國瓜地馬拉最大的土地擁有者曾經是美國的聯合水果公司，艾森豪威爾上台後為了鎮壓瓜地馬拉新興的共產黨革命運動，特別調駐希臘大使的「反共能手」波里福伊任瓜地馬拉大使，瘋狂的將「國際共產主義威脅」的星星之火撲滅。在中國抗日的原「陳納德飛虎隊」的一些成員，也參與了這次陰謀行動。拉丁美洲「後院起火」的恐懼，成為又一個美國人揮之不去、坐立不安的「赤色噩夢」。

    五是中東地區「四國爭勢」的恐懼挑戰。50年代中東地區的主要焦點是大國埃及與新建的以色列國的衝突，在「埃以中東戰爭」、蘇伊士運河及阿斯旺大水壩工程等問題上，美、英、法、蘇為爭奪控制中東石油資源國的勢力範圍，展開了錯綜複雜、勾心鬥角的較量，最終埃及倒向蘇聯，赫魯曉夫成為大贏家，英、法從埃及撤軍，艾森豪威爾在國務卿杜勒斯狂妄自大的誤導下，坐失良機，頻頻犯錯，西方領袖的顏面盡失，僅在伊朗培植了親美的巴列維獨裁政權，「中東失勢的恐懼噩夢」讓國會人心惶惶、指責不斷。

    艾森豪威爾8年總統任上惟一的政績就是代表接收了美國最後的第49州阿拉斯加和第50州夏威夷，為美國的新邊疆劃上句號。1959年赫魯曉夫作為蘇聯總理訪美，指高氣昂的訓斥副總統尼克松說，「你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只知道懼怕它。」 艾森豪威爾則低調處理了這次兩位超級世界霸主相聚的事件，兩國的裁軍協議不了了之。

    1960年大選，苦熬八年噩夢的美國民眾厭倦了這位無所作為、不痛不癢的「微笑總統」，迎來美國歷史最年輕的、也是第一位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民主黨總統肯尼迪。

美利堅帝國承傳大英帝國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專橫霸道的西方宗教和哲學的概念化理性思維是：
概念作為「德性」成為美帝「上帝選民的新教道義」，根深蒂固的成為「白人至上主義」蔑視和欺壓一切有色民族的精神權力。

   概念作為平等的「理性」成為美帝「殖民滅族的獨立宣言」的法西斯武器，消滅一個印地安民族，無需懺悔，人類膜拜的只是美帝國主義的強大。

   概念作為民主的「傲性」成為美帝「奴役黑人的三K黨人」，種族主義的奴隸主制度雖然廢除了，但西方「奴隸主的意識」依然打著「民主」的概念，對人類實行「奴隸形式」的壓迫。

   概念作為正義的「霸性」成為「美國至上的無限邊疆」，美帝將世界作為自己的一國的勢力範圍，自封人類的家長，為所欲為，無惡不作。通過全人類公決的選舉嗎？

   概念作為人權的「欺性」、「貪性」、「狂性」、「詐性」「騙性」，概念作為口號就是專制的暴力，「階級鬥爭」是專制暴力，「民主統治」同樣是反向的專制暴力。概念作為「幻想」，作為時尚的理念，忽悠人類利令智昏的自欺欺人、奢侈靡費、玩世不恭、自我墮落……

   概念作為「頑性」，就是西方概念化理性思維主宰了人類的思維模式，「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分法，只知道紙上談兵的爭論「真理與謬誤、正義與邪惡、專制與民主、自由與奴役」，殊不知人類妄自尊大玩的就是真理與謬誤、正義與邪惡、專制與民主、自由與奴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欺騙，相互訛詐，相互殘殺的文明遊戲。

    任何「完美」的概念遊戲，都是人類文明的神話，現在以美國為代表的霸權「概念化理性思維」就是痴迷不悟的人類公敵。思維的公敵，是法官無法去判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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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十八：「帝國的專制」即「迷惘的噩夢」

    美國從羅斯福時代起，執政的民主黨實行新政式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建立起「霸權、軍工、科技三大複合體」的世界第一強大帝國的高度集中、高效運轉的「國家機器」，同時試推行「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機制，大規模赤字開支，50年代經濟繁榮促進國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並且開始「信用卡」的透支消費。共和黨代表壟斷資本自由擴張和政府少干預的傳統個人奮鬥的自由主義經濟，已經失去了「復舊」的基礎。

    美國以捍衛西方「自由世界」的無限責任取代傳統的「美國利益至上」的靈活國策，成為西方自由世界與美國利益合為一體的「霸權利益至上」的國家戰略。艾森豪威爾的「骨牌效應」理論代表了美國20世紀下半葉美國歷任總統的執政思維，美國再也無法「孤立」或「中立」，妄自尊大的充當起「世界總統」。帝國機器專制的「赤色恐怖」的政治陰霾，扼殺了美國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延續的是10年噩夢，上自部長、議員，下至中產、知識階層都保持沉默。如一位一貫敢直言不諱的議員，拒絕一位名記者關於麥卡錫問題的採訪，並哀求說，「我求求你，別在現在問我這個問題……但請你在5年或10年以後再來問我，那時我將對你講我的意見。」

    面對大蕭條、二戰、原子彈、赤色恐怖、冷戰對峙、朝戰、越戰等一個個接踵而來的噩夢，均是「帝國的專制」強加於民眾的難以理喻的莫名恐懼。美國老一輩的成年人採取了沉默，20世紀上半葉出生的美國人，特別是年輕的新生代，還沒有社會閱歷，更讓他們無所適從的恐懼和迷惘，造就了美國50年代青年「沉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

    一、「沉默的一代」的迷惘恐懼。50年代的美國大多數青年面對冷戰的各類噩夢，選擇追隨父輩的傳統觀念和處事原則保持沉默，成為孤僻離群、謹小慎微、缺乏想象力、對世事漠不關心的「沉默的一代」，其「6項恐懼」概括如下：

   一是恐懼差異。1950年美國《生活》周刊對青年人喜歡的英雄人物進行了一次測試，結果是無論政治人物、影視和體育明星都與父輩的雷同，如林肯、富蘭克林、羅斯福均名列前茅。

   二是恐懼表現。沒有人願意說出自己的想法，討厭出頭露面、鋒芒畢露，而以「八面玲瓏的人」為偶像。

   三是恐懼拔尖。反對進取心，不願具有想象力，「表現絕不突出，熱情絕不過分」，連大學橄欖球隊的隊長，都無人想當。

   四是恐懼冒險。否定傳統的個人主義，願意受世俗約束，一切從眾，認為個人主義是損人利己、危及神聖集體的。

   五是恐懼政治，對麥卡錫不感興趣，既不支持，也不反對。政治投票只作為形式任務，完成後不再關心結果。

   六是恐懼匱乏。大學生都熱門選擇工商專業學科，指望將來過上有一個溫暖家庭、三個可愛兒女、一輛轎車和6間套住宅的安穩充裕的白領生活。

   二、「垮掉的一代」 的迷惘恐懼。與「沉默的一代」相反，因為「恐懼」而對現實主流文化和道德規範的一切，不加區別採取「叛逆」的一種極端行為，被稱為「垮掉的一代」。雖然「垮掉派」相對「老古板」的「沉默一代」是少數，但他們的反叛行為和領袖人物的文學創作，形成震撼美國文壇和社會的「垮掉派文學運動」，其叛逆概括為「3項否定」：

    一是對戰爭的否定。認為美國對二戰是推波助瀾走向獨霸世界的方向，恐懼原子彈。金斯堡發出的吶喊「讓你們用原子彈搞你們自己去吧」，讓美國的評論界驚恐萬分。

    二是對國家和政府的否定，伯羅斯基把「集權」等同於「腐敗」，「垮掉派」愛好一種不停地旅行，周遊各地和世界，寓意衝破傳統束縛，打亂專制秩序，釋放思想。如克魯阿克的小說《在路上》，「我們得走下去……我們到哪裡去？……我們不知道，可是我們非得走下去……」

    三是對繁榮和富裕的否定。美國繁榮的表象背後，是冷漠、仇恨、麻木、彷徨、迷惘，吶喊還是有指向的，而金斯堡的《嚎叫》則歇斯底里的以一種「無意識的恐懼」面對整個偽善荒誕的文明「嚎叫」，從裸體的睡者、吸毒的流浪漢、太空的未來戰士、正在腐敗的臉；到同性戀者顫抖的內心；到染病的向日葵，一直到母親的私處……「垮掉派文學」實際上就是以「恐懼哲學」的「權勢、霸道、專制、獨裁」的專制暴力，來否定「光明哲學」以「平等、正義、自由、民主」欺矇人們的虛幻概念。

    青年一代的精神生態，是一個國家某個時代的晴雨表，「帝國專制」的「冷戰噩夢」，摧毀了美國青年「個人奮鬥」的目標和理想，「沉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是兩個極端，說明美國整個思想是已無所適從的彷徨、迷惘。50年代中葉的美國白人青年掀起一場「黑人搖滾樂」的時尚流行風暴，狂掃美國正統的流行音樂，登上公共廣播媒體的大雅之堂，「月亮犬的搖滾舞會」節目，讓「白色的黑人」們如醉如痴於「搖滾即黑人隱語的性感」，白人孩子與黑人孩子聚集一起，無拘無束的欣賞「骯髒、猥褻」的黑人歌曲。搖滾樂的流行以標新立異來叛逆來發泄「恐懼的迷惘」，青年們包括「沉默的一代」也以追逐汽車、唱片、摩托車、時髦服裝、流行音樂等物質享受來迴避意識形態的「恐懼壓抑」。   

    「帝國的專制」對民眾而言必然是「迷惘的噩夢」，連艾森豪威爾總統也是矛盾、困惑的，或許也做噩夢。他在上任不久，就發表過一次對冷戰質疑的演說，將冷戰的軍備競賽，說成是對饑寒交迫人們的盜竊行為，如一架現代重型轟炸機的費用可以建30座新學校，一艘驅逐艦的費用可為上萬人提供新住宅等，搞得不好就是原子戰爭，就算搞得好，也會把每個國家自己的勞動果實剝奪乾淨。並說他對蘇維埃政權老是簡單地加以譴責，已經厭倦了，他感興趣的是未來，是兩國政府新領導的相互對話。但他的8年執政卻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在卸任演說時提出警告：一個龐大的軍事體系和一個龐大的軍需工業體系的複合體，對美國人來說，是一種嶄新的經驗。它發揮出來的巨大影響力——經濟的、政治的，甚至是思想的——是不可估計的，在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州政府的辦公室、每一個聯邦政府的機關，人們都感到它的存在。我們……千萬不要掉以輕心，忽視它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必須注意到：我們的生產工具、自然資源以及整個民生都被卷進去了……我們千萬不可以讓這個複合體的壓力來破壞我們自由或民主的程序，我們不可以淡然處之的。」

    他還警告說，「在促進科學研究和發明過程中，政府的政策也完全可以成為一個小集團的俘虜；這個集團是由科學技術界的專家學者所構成的。」

    艾森豪威爾對其執政思維的自我否定，是對帝國霸權危機的深刻反思，首當其衝的是「帝國的專制」營造的「迷惘的噩夢」，從50年代直到里根的80年代，美國的社會思潮，特別是青年一代都是極度迷惘、狂亂、歇斯底里的。但他的警告就連接任的肯尼迪總統也忽略了，更被美國這架龐大複合體的帝國機器，在20世紀下半葉以越來越大的「稱霸轟鳴聲」，淹沒得無聲無息……

    美國凡持傳統觀念的人們，對「沉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以享樂主義和反理智主義，來否定新教傳統，感到難以理解。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著名教育家菲利浦-雅各布認為：「也許這些學生是一場重大的文化或倫理革命的先驅，是一個本質上世俗的（但名義上是宗教的）。面向個人的（但又是結成集體的）社會的不自覺的引路人。」

    這位教授西方概念化理性思維「夢囈般」的胡言亂語，應驗的是50年代「沉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隨著「冷戰噩夢」持續升級到六、七十年代的「狂亂時代」，分別成為美國青年「怒吼的一代」和「嬉皮的一代」的先驅。且待下面還將展開的剖析。

    二十三 肯尼迪——「受命總統」的核戰豪賭

    美國第35任總統、民主黨的約翰•肯尼迪，是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1961年上任時只有44歲，充滿活力的英俊形象，頗受美國選民的青睞，但在與相對老態的、反共老手形象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尼克松的競選中，仍然是以微弱的多數險勝。
肯尼迪作為繼杜魯門、艾森豪威爾後，第三位挑起「冷戰領袖」的總統，面臨比50年代更激化、狂亂的60年代國內外重大危機的挑戰，他的「無限責任」居然拿世界人類做賭注，冒失的豪賭了一場美蘇核戰爭的「古巴導彈危機」，堪稱「頭號賭徒總統」。只是他的另一場以越戰證明美國不愧為自由世界領袖的豪賭「壯志未酬」，於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

    肯尼迪的曾祖父是愛爾蘭天主教徒移民，父親約瑟夫•肯尼迪是華爾街金融投機的大財閥，1932年出資幫羅斯福競選，總統的回報是任他為第一屆證券委員會主席，1937年又當上駐英大使，因為作為愛爾蘭人，約瑟夫的傳統反英情緒，常常違反羅斯福的外交政策，被召回國內。約瑟夫一氣之下發誓說「我們肯尼迪家族絕不能屈人之下」，決心培養其9個子女中的長子做總統，即肯尼迪總統的兄長。

    二戰時，二兒子約翰•肯尼迪參加海軍任魚雷艇艇長，因全體官兵大睡，被日本驅逐艦撞成兩截，肯尼迪卻篡改為攻擊日艦，冒領軍功。他哥哥參加空軍，在執行一次轟炸任務時，飛機在大西洋上空爆炸身亡。約瑟夫悲痛之後，將「振興肯尼迪家族」的重任交給二兒子約翰•肯尼迪，以「爭做總統為己任」，並且提出作美國總統要「吃大苦、耐大勞」的6點要求，肯尼迪接受「父命」從政，由眾議員到參議員，成為子從父命的第35任美國「受命總統」，但第一屆未滿，就罹難於暗殺。然而約瑟夫不甘心，在1968年大選，又委任有司法部長資歷的三兒子羅伯特•肯尼迪繼承哥哥的遺志，成為總統候選人，誰知再次被暗殺，「振興肯尼迪家族」的「總統使命」功虧一簣，成為美國歷史上的一大悲劇。由於美國所有被刺身亡的總統內幕真相，均被「政治陰謀說」遮蔽攪混得撲朔迷離、眾說紛紜，至今仍然是一個未解之謎。

    20世紀60年代整個世界都是一個「狂亂的時代」，因為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秘密報告」的泄露和影響，國際共產主義陣營分崩離析，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法國「毛主義」學生運動掀起一個 「新左派思潮」激蕩的歐洲，亞非拉「毛主義」的紅色游擊隊革命四處開花、如火如荼，越戰和古巴危機升級。 缺乏從政資歷和經驗的肯尼迪只能說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對古巴和越戰危機進行了「兩大豪賭」：

    一是古巴導彈危機的豪賭。肯尼迪剛上任，美國中央情報局頭子艾倫-杜勒斯就忽悠這位沒有經驗的新總統，以他收羅、組建的原親古巴傀儡政權分子潛逃到美國的「古巴旅」，偷襲古巴的豬灣海灘建立據點，進行入侵古巴推翻卡斯特羅革命政權的作戰計劃。肯尼迪拿不定主意，杜勒斯及參謀長聯席主席的蘭尼茲將軍都擺老資格的大吹大擂，說機不可失，失不再來，保證馬到成功。肯尼迪批准了這個計劃，結果「古巴旅」的豬灣偷襲，與掌握的情報完全不對路，甚至相反，正是被情報認為沒有作戰能力的古巴空軍炸沉了古巴旅的運兵船隻，斷了其退路，也正是被情報認為不得民心的卡斯特羅，組織古巴兵民迅速將古巴旅的偷襲擊潰，全軍俘虜。這次慘敗讓肯尼迪大失總統的顏面，後悔自己的輕率、愚￥蠢、迷信專家。

    1962年赫魯曉夫咄咄逼人的將兩個中程導彈發射基地設置在古巴，在美國的鼻子尖上炫耀「核威懾」，美國的「U—2」高空偵察機獲悉了這一情報，蘇聯駐美大使卻堅決否認，肯尼迪緊急召開內閣會議，商討對策，最後決定不以偷襲導彈基地，而以武裝封鎖隔離的辦法，逼蘇聯撤回導彈。10月22日，肯尼迪發表電視演說，宣布對古巴實行封鎖直到導彈撤離，並且做好進一步的軍事行動。10月24日兩艘蘇聯戰艦和一艘潛水艇距離封鎖線僅有兩海里，一場美蘇核戰爭一觸即發，肯尼迪的弟弟羅伯特描寫他哥哥當時的緊張神情「……用手蒙住嘴，……拳頭捏緊又鬆開……臉好像拉長了……眼睛有痛苦神情，簡直變成灰色」。10月25日赫魯曉夫終於恐懼妥協，發來和解信，提出撤離導彈的條件是美國保證絕不進攻古巴，並解除封鎖。第二天蘇聯外交部又來了一信，要求美國應撤離在土爾其的導彈基地，美國權當沒有第二封信，以赫魯曉夫的條件達成和解。這次讓赫魯曉夫大失顏面的在美軍飛機的監視下，灰溜溜的從古巴撤離了一切導彈設施。肯尼迪曾在7月26日說「無論是今天或明天，只要戰爭導致核子對抗的話……將超過3億美國人、歐洲人與俄羅斯人因此犧牲……」，兩霸的豪賭讓世界、更讓最富裕也最貪生怕死的美國民眾，驚魂喪膽的經歷了一場歷時13天的「核戰噩夢」。

    二是越戰升級危機的豪賭。對於艾森豪威爾移交的「越戰升級危機」，肯尼迪在其「多米諾骨牌效應」的理論基礎上，發展推出《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的系統理論，制定並實行「第三世界國家的爭取進步聯盟、和平隊和越南戰爭的戰略村計劃」。雄心勃勃要以南越為試驗田的樣板，向世界證明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領袖，未來是美國的，不是共產黨的又一場豪賭。

    肯尼迪執政3年期間,為了解救危機四伏的南越政權，實施「有限夥伴」的反游擊戰「特種戰爭」，一是增加撥款將南越政府軍從15萬擴充到17萬，裝備和訓練南越警察部隊和增派特種部隊人員強化反游擊戰的訓練；二是軍事介入逐步升級，美駐越軍事顧問從900人增加到1.67萬人，1962年在西貢成立「軍事援助司令部」，標誌著直接參與越戰，美軍死傷人員逐年遞增，特種部隊和空軍甚至使用了化學毒劑和凝固燃燒彈；三是實行反游擊戰的「戰略村計劃」，將南越農村進行法西斯集中營式的軍事管制，對「戰略村」的南越游擊隊進行瘋狂的圍剿和掃蕩。但這一切均未能撲滅南越游擊戰的反美烈火，1963年發生吳庭艷血腥鎮壓佛教徒事件，肯尼迪只好策動南越軍事政變，處死吳庭艷，扶持傀儡楊文明的南越政權。

    肯尼迪「有限夥伴」的反游擊戰「特種戰爭」遭到慘敗，在越戰陷阱中越陷越深，只是在大規模出兵參與越戰的兩難問題上一直畏首畏尾，舉棋不定，直到遇刺身亡把「越戰豪賭」遺留給接任總統約翰遜。

    60年代美國黑人運動、婦女運動、校園反叛反戰運動和「新左派思潮」的全國性的騷動狂亂，是美國黑人為代表的「種族二等公民」和「婦女二等公民」等問題以群眾運動的形式群情激奮的爆發，對美國「自由民主危機」提出激烈的質疑和批判，強烈要求改革和變化，而肯尼迪在就職演說中只會說「不要問你的國家能夠為你做些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意即要求人民為美國的世界霸權做出新的貢獻和犧牲，完全是與民意背道而駛的無的放矢。

    1963年4月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在種族隔離最徹底的大城市伯明翰舉行反種族歧視的示威行動，被伯明翰當局將路德-金牧師和大批黑人逮捕入獄，連數千名黑人兒童的非暴力抗議行動也被禁止驅散。5月3日伯明翰警方更瘋狂動用高壓水龍和裝甲車對黑人進行大規模的暴力鎮壓，激起全美的抗議。肯尼迪被迫發表電視講話，允諾政府將採取行動，並於6月19日親自提出新的民權法案，雖然範圍和內容均擴大了，但在肯尼迪任內一直未獲得國會的通過。

    1961年蘇聯宇航員加加林乘載人宇宙飛船，實現人類第一次遨遊太空的夢想，肯尼迪對又一次落後蘇聯，誠惶誠恐的在國會宣布：「我們這個國家應當盡一切力量在十年內到達把人送上月球並安全返回的目標」，他把美蘇空間科技爭霸競賽的「登月計劃」視為美國的「新邊疆」，潛在把聯合國公約規定月球是人類共有的，不屬於任何國家的私產，作為美國的新領地圖謀，將兩霸冷戰從地球級別提升到太空級別的「人機合一的太空爭霸」的又一場世紀豪賭，只是他的陰魂已經看不到了……

      附十九： 「自由的暴力」和「暴力的自由」

    肯尼迪總統代表西方自由世界，進行的「核戰危機」、「越戰升級」、「登月計劃」三大豪賭，均是以「暴力」來賭「自由」，「核戰危機」用他自己說的，至少犧牲3億人自由生命的賭注；「越戰升級」他以越南人民、包括美國人民的自由生命為賭注，僅為證明美國不愧為自由世界領袖；「登月計劃」在1969年美國的阿波羅號登月行動成功把兩名宇航員送上月球，究竟耗費了多少「國力代價」，美國列為絕密，只是再也不敢進行第二次「登月計劃」。這場豪賭如果實現里根總統「星球大戰計劃」，未可想象的「太空戰爭」毀滅的可能不僅是人類，而是宇宙惟一存在萬物自由生命的地球家園。

    20世紀的人類文明的爭霸、戰爭、革命、冷戰都以「自由」與「暴力」為主題詞，自由與暴力的「恐懼哲學」究竟是一種什麼形式的「理性與非理性」的悖論？

    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自然世界，人類文明在人以群分的「弱肉強食」下，群分的自由必然是相互對抗，自衛的「暴力的自由」，所以從「恐懼哲學」上看，如果沒有共同利益的前提，人類大同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只有「類自由」或「群自由」。概念化理性思維將自由分為「積極」和「消極」兩類，如果說「暴力的自由」和「自由的暴力」均是積極的暴力，是非理性的，那麼 「非暴力的自由」或「自由的非暴力」是消極的暴力，是理性？還是非理性？

    一、「暴力的自由」的悖論。「光明哲學」把自由標榜為「理性的啟蒙」，但「理性的自由」是虛無的，而且是依賴非理性的暴力來獲取的，就如美國白人的自由是以暴力獲得奴役、剝奪黑人自由的「暴力的自由」，就是非理性的自由。60年代是美國黑人被「解放」的100周年，百年之後黑人「二等公民」的自由仍然被隔離、歧視、侮辱、打罵，就連黑人蔘軍當炮灰為白人賣命，美軍還實行種族隔離制度，直到「朝戰」時一個建制的黑人連隊集體起義叛變，才取消，黑人退伍后仍然是生活在最底層。

    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為黑人爭「非暴力的自由」，夢想「黑白同為兄弟」，自己卻被白人的暴力殺害，即使黑人種族隔離制度已被取消的今天，對黑人歧視的「冷暴力」依然無所不在，黑人「二等公民」的內心還是得不到自由。路德-金的概念化思維將自由「理性化」，「類自由」或「群自由」永遠是非理性的唯心論。所以黑人穆斯林組織的發言人馬爾康-艾克斯就反對「非暴力」，他把白人以外的種族都歸為「黑人」，說只有1954年不讓白人參加的「萬隆會議」才是黑皮膚、棕皮膚、紅皮膚、黃皮膚的「黑人」幾百年來第一次團結的大會，他把「有色人種」與「白色人種」分為兩大敵對的「群自由」，有白人的自由，就沒有「有色人種」的自由，白人是「有色人種」共同的敵人。這就是「暴力的自由」與「非暴力的自由」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悖論。

    二、「自由的暴力」的悖論。人類各種文明的男尊女卑，賦予男人「自由的暴力」特權，剝奪女性的自由， 作為「二等公民」處在被奴役境遇，美國白人婦女運動僅爭取到一些婦女的權益，女權主義再偏激、再極端，女性「自由的非暴力」仍然在男人「自由的暴力」的奴役下。正因為有男女「類自由」弱肉強食為「天經地義」，人類文明弱肉強食的「自由的暴力」才肆無忌憚。傳統國家以法律的暴力對付「自由的暴力」，美國號稱法治和自由的國家，「自由的暴力」仍然肆意橫行，美國政府做不到本國不分「類群的大同自由」談何上帝和救世主？

    美國憑什麼代表「自由世界」的上帝和救世主，而且是以「自由的暴力」戰爭，去他國蹂躪「類自由」或「群自由」。美國60年代的黑人運動、婦女運動和校園反叛反戰運動及「新左派思潮」運動，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反越戰」，路德-金牧師也加入了戰鬥，他的「反越戰演說」震動全美國，獲得民眾的廣泛共鳴。因為美國民眾不理解，為什麼美國會對越南採取以集中營「戰略村」的法西斯殺戮的「自由的暴力」，更不願帶著迷惘困惑，千里迢迢去當越戰的炮灰送命。美國的自由形象與法西斯形象聯想在一起，這就是「自由的暴力」與「自由的非暴力」理性和非理性的悖論。

    如果說美國立國以來貨幣之子的自由競爭、個人奮鬥和發財致富，曾經是美國史學界流行的「美國社會利益一致論」，肯尼迪的三大豪賭，「核戰危機」的豪賭是讓美國人刻骨銘心、無法忘懷的噩夢，質疑的是如果美蘇不爭霸，赫魯曉夫會把導彈發射場放在美國的鼻子尖上嗎？「越戰升級」的豪賭，則是一場延續11年的漫長噩夢，民眾質疑的是在越戰的流血犧牲，真的是為了「美國社會利益一致」嗎?「登月計劃」的豪賭，激發、蠱惑的是民眾對「美國第一」的虛幻想象，或許更多的是人類未來自由遨遊太空的美夢，如果了解「登月計劃」巨大耗費的真實內幕，相信一定會在民眾中爆發一場是否符合「美國社會利益一致」的大辯論。

    肯尼迪的三大豪賭，是帝國稱霸世界的利益至上，以專制獨裁的「自由的暴力」，摧毀了美國民眾「個人自由主義至上」的信仰崇拜，「美國社會利益一致論」也崩潰了。

    美國歷史學家施萊辛格曾經說： 「我們總自以為是一個溫和的、寬容的、仁慈的民族，一個受法治而不是君主統治的民族。……然而，這決不是我們傳統中惟一的氣質。因為我們一直是一個崇尚暴力的民族。看不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正視我們國家的現實。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身體內有一種破壞性的慾望。它源於我們歷史上社會制度中的黑暗和緊張關係。畢竟，我們從一開始就屠殺印地安人並奴役黑人。毫無疑問，過去我們做這些事情時，手持《聖經》和禱告書，但是，沒有人能像我們意識到自己國家的使命。在它的深處，在它的傳統中、社會體制中、條件反射中和靈魂中，深深地埋藏著一種暴力傾向。……
     
    我們無法逃避這樣的指責：我們的確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因為在這10年間我們殺死了3位在世界上代表美國理想主義的傑出領導人（引者按：指肯尼迪兄弟和馬丁•路德•金）。
     
    我們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因為我們在過去3年來一直在從事一場與我們國家的安全和利益沒有關係的戰爭來毀滅另一半球的一個弱小國家（按：越南戰爭）。
     
    我們是一個可怕的民族，因為世界上許多人懷疑對美國最真誠的朋友和學者丹尼斯•布羅根（按：英國學者）先生的結論中有其內在的聯繫：「在國內兇殺成性的國家又是世界上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一個投擲原子彈的國家。我們能肯定這是偶然的嗎？」
     
    我們是一個最可怕的民族，因為我們在國內和國外的各種暴行到現在還沒有喚醒我們的政治家的良知，或者削弱我們在道德上自以為始終準確無誤的超然信念。」

    施萊辛格提出的問題是，美國究竟是一個「溫和、寬容、仁慈的民族」？還是一個最可怕的民族？我們更要追問的，如今世界人民反抗美國暴力霸權成為以暴力對暴力的「恐怖主義」，究竟誰是恐怖主義？誰反恐怖主義？誰正義？誰非正義？有誰去探究「暴力的自由」和「自由的暴力」理性和非理性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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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千眼人》提出「人類思維遺書」的問題后，我從兩個方面進行思考，一是對西方的歷史，重點又是美國的歷史，有了「解剖美國總統的真相」帖子，美國與中國是有不解之緣的，100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培植親美的「精神商品」，這些「精神商品」從兩個方面幫助美國，一是將中國的傳統文化拋進垃圾箱，二是再以美國的文化來替代。

   新中國前30年，沒有機會和作為，后30年，他們成為主導的勢力，將美國垃圾文化，全盤引進，才最終完成中國淪落為「精神思維亡國奴」的「大任」；

   二是對中國傳統歷史，綜合性的歸納，才有我現在寫的「救亡漢思維」帖子，加入日本是為了參照，日本與中國和美國都有不解之緣，日本是如何思維的，我們又是如何思維的，在對比之間深入……

    網友要將我這三個主貼聯想起來看，我自己才疏學淺，不過是提出一個新角度，來思考，不當之處許多，但總比茫無頭緒的芝麻蒜皮的瞎咋呼有一個主方向，而且是生死攸關的大問題。

   

   因為概念思維是誤解多於理解，所以我採用看似荒誕的手法來表現。

二十四 約翰遜——「好戰總統」的越戰陷阱

    美國第36任總統林登•約翰遜，接手的是肯尼迪留下的兩大難題，一是國內民權運動、青年叛逆、民心混亂的動蕩局勢，他「新官上任三把火」鼓吹的「偉大社會計劃」牛皮吹完就破產了；二是美國在越戰陷阱中越陷越深，他卻升級為美軍大規模出兵參戰，把財力人力拖入越戰的「無底洞」，犧牲越來越多的美國人的生命，約翰遜的5年多任期，導致的是兩頭落空、天怨人怒的美國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機。

    約翰遜作為副總統1963年11月接遇刺的肯尼迪為總統，但又面臨1964年的大選，是否參加總統的角逐，讓他躊躇不定。肯尼迪是「富爸爸」的「受命總統」，這次約翰遜則是「富太太」的「受命總統」，其夫人是富豪世家，給他提供兩個選擇，一是放棄競選，將受人懷疑或非議，是痛苦的；二是參加競選，成功了就準備擔當大任，少活幾年，失敗了，什麼問題也沒有了，主張「幹下去」。約翰遜於是受命參選。

   共和黨中一批頑固派推出曾揚言要廢除羅斯福「新政」以來所有社會改革措施的極端保守派巴里•戈德華特為總統候選人，由於共和黨的政治勢力處於眾叛親離的劣勢，一直忠於共和黨的該黨東部權勢集團機關報《紐約先驅論壇報》，也第一次唱反調，數以百萬計的共和黨人第一次投了民主黨的票，約翰遜以大勝當選。他是出身牛仔故鄉的德克薩斯人，做過牧場主，羅斯福新政初期是一名熱衷於新政改革的年輕眾議員，既然這次有機會當上總統，自然要炫耀「牛仔的尚武精神」大幹一番。

    他一上任就在國會誇海口說「本屆政府此刻在這裡宣告向美國的貧困無條件宣戰」，實施「偉大社會計劃」的88項消滅貧窮的項目，簽署了「資助中小學教育法」、保障黑人選舉的「投票權利法」及杜魯門早就提出的「醫藥照顧法」等。但這種赤字財政的龐大計劃，不久就被越戰危機的強大壓力化成泡沫。約翰遜宣稱「美國尋求的不是去主宰我們的同類，它尋求是人類去主宰暴政和不幸。」但他上任的第二天就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商討對越政策問題，因為美國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頻頻告急，直到要求增派10至20萬軍隊，約翰遜不得不以戰爭去尋求主宰越南的「暴政和不幸」。

    約翰遜的國內改革計劃受到美國媒體業的泰斗、著名新聞時事評論家沃爾特-李普曼的讚揚，認為是羅斯福新政的翻版，是「大眾政府的編年史上揭開新的篇章」，也是二戰後美國總統第一次沒有把注意力放在國外的種種危險上，而放在國內問題和前景上。但當約翰遜下令對北越進行「響雷轟炸」，並在南越增派5至10萬大軍時，李普曼立即批判說，「一個成熟的大國使用自己的力量應當有分寸、有限度，它應當避免全球責任，不僅不使它捲入無休止的干涉性戰爭，而且不使它陶醉於一種幻想之中，認為自己是爭取正義的鬥士，它所打的每一場戰爭都是為了結束一切戰爭。全球主義不僅會使我們到處身陷重圍，而且它是建立在十分愚￥蠢的觀念上的，即認為如果我們不在世界上建立秩序——不論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我們就不能在世界上安居樂業。」

    他直截了當的指責約翰遜：「他的問題的根子就在他的驕傲自大，他死不承認美國的局限性和他自己的局限性。總統完全沉溺在一種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中，從而使他認為能夠用坦克打蚊子，用B-52轟炸機建立一個偉大的社會。現在人們日益相信，約翰遜的美國已經不再是歷史上的美國了，現在它是依賴優勢實力實現其目的的劣等帝國，美國不再是自由社會的明智與人道的榜樣了。」

    李普曼一針見血的洞見，揭示了從杜魯門開始的美國四任總統自從擔負起領導世界的「無限責任」后的「無極虛妄」，朝鮮戰爭的教訓沒有引起這些總統們的任何反思和檢討，「越戰」又重蹈「朝戰」的覆轍，一直執迷不悟到21世紀小布希的「阿戰」和「伊戰」。約翰遜好戰狂妄，卻又志大才疏，他強硬的對世界說「我絕不做讓東南亞走中國道路的總統」，但他面對肯尼迪避免直接參戰的「特種戰爭」已經宣告失敗，南越游擊戰發展成為攻擊戰，換了幾次的南越傀儡政權危在旦夕，北越與南越聯合統一越南已經成為大趨勢，卻拿不出任何能夠扭轉敗局的良策。

   他召集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國務卿臘克斯、總統顧問邦迪、駐越大使洛奇、軍方代表惠勒將軍、副國務卿鮑爾等軍政大員商討越戰對策，成為一次驚慌失措、六神無主的「精英決策思維」的「弱￥智演繹」：

    一是虛狂。麥克納馬拉狂叫，美國應向南越增援軍隊，首批10萬，然後再10萬，1966年底應達到60至70萬，這樣才能解決問題。在座的除鮑爾外，都表示贊同。約翰遜問，如果北越胡志明也增兵，能保證取得勝利嗎？贊同的人不敢說話了，只有惠勒將軍心虛的回答「我們仍然是50對50的把握」，也就是虛狂的賭一把看吧。

    二是憂幻。鮑爾憂慮這是一場打不贏的持久戰，還有中國參加進來的危險，如果一年內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世界輿論會太太平平，否則沒完沒了的拖下去，美國的形象將受到極大損害，當今世界第一強國竟沒有辦法擊敗小小的游擊隊。他又幻想一個「上策」，即故意提一些南越政府不能接受的意見，讓他們主動要求美國退出，獲得台階宣布中立退出。接著又否定說，美國一旦離開，河內遲早會控制越南，自己對此不抱幻想。亦憂亦幻，說了等於沒說。

    三是傲怯。約翰遜對鮑爾說的，只要幫助泰國站得穩，就不會有多米諾骨牌遊戲的說法不能認同，而認為：「這樣一來，世界人士會不會說山姆叔叔是紙老虎？我們是不是違反前幾位總統所許下的諾言？」 邦迪立刻附和說「如果我們撒手，將在世界、美國和越南人士間引起不堪設想的反應。」 臘克斯則在一旁打氣：「如果共產黨￥世界看到我們沒有兌現諾言，他們的手將愈伸愈長，我比較樂觀，我認為，只要中國不插手，我們沒有什麼可怕的。」一種怯弱的僥倖心理，加上「死雞撐硬頸」的自傲，只想如何挽回美國的「紙面子」。

    四是訛詐。洛奇危言聳聽地說：「如果我們撒手不管，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將增加。這難道不是慕尼黑的味道嗎？我可不像鮑爾那樣悲觀，我們在越南有海港，我們控制著海。我們不一定去叢林打仗。而且，南越士兵很堅定，他們願為理想而戰。」他故弄玄虛的自我訛詐不說，「越戰不打叢林戰，南越士兵堅定為理想而戰」，均是沒譜的自欺欺人。

   五是蠻動。洛奇精神錯亂的「激將法」，終於讓「牛仔總統」大叫：「我約翰遜決不幹慕尼黑！」美國高層核心的精英決策，就這樣不對越戰形勢進行任何權衡「優劣利弊」的戰略戰術全盤籌劃，完全在一種患得患失的恐懼心態下，「國策如兒戲」的蠻幹盲動決策，出兵越戰大動干戈。

    1964年美國製造了挑釁北越魚雷艇襲擊美軍驅逐艦的「東京灣事件」，首次採取對北越進行報復性轟炸軍事行動，國會的「東京灣決議」授予總統在不經宣戰情況下發動戰爭的權力。1965年2月「響雷計劃」的制定，標誌著越戰從肯尼迪的「特種戰爭」升級為3500名海軍陸戰隊登陸南越的「局部戰爭」，同年5月駐越美軍由原來的3萬多，增加至8萬多，7月約翰遜正式下令美軍參加地面作戰，越南戰爭迅速「美國化」，到1967年底增兵近50萬，越南成為戰火連天、血肉橫飛的戰爭地獄，也成為美國曆時最長、耗費最大的一次進退兩難的戰爭陷阱。

    增兵越多，死人越多，卻遙遙無期、勝利無望的越戰，讓美國人恐懼了、怒吼了，發起聲勢浩大的反戰運動，1965年紐約和華盛頓分別舉行數萬人的反戰示威遊行，高喊「喂！喂！約翰遜!你今天殺死了多少青年人？」自發舉行自願獻血活動，指明是送給北越的。一位名叫戴維-米勒的22歲青年在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當眾焚燒徵兵卡，接著「焚燒徵兵卡的運動」就在全美自發展開，連42任總統柯林頓當年也蓄意當了「逃兵」，實行以抽籤形式的徵兵制后，據統計有7萬人拒絕徵兵。這是美國政府侵略性的好戰政策製造的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機。

    約翰遜自知大勢已去，宣布不參加1968年大選，把越戰的爛攤子留給新總統尼克松去收拾，自己也如夫人說的當總統要少活幾年，於1973年65歲時撒手人寰。

   附二十： 「獨裁的政治」危及「民心的向背」

    約翰遜退休后的晚年，最終還是承認越戰毀掉了他的政治生命，他對幫助他寫自傳的哈佛教授多麗絲-克恩伯坦白說：「從一開始我就知道，如果我離開了我深愛的女人——我指的是『偉大社會』——就為了和一個戰爭中的『婊￥子』決鬥……那麼我會失去家園中的一切。我所有的希望……我的夢想……」

   肯尼迪總統的弟弟羅伯特說，約翰遜總統說過太多的謊話，以至於要說服自己從此要說真話，苦惱的是，約翰斯總統分不清什麼是真話，什麼是謊話。

    約翰遜在1965年4月面對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到華盛頓反越戰示威民眾說「美國軍人在越南的傷亡，和200年前祖先在革命中在賓夕法尼亞群山中的傷亡一樣，都是實現共同的理想。」 白宮「全球責任」要求個人為國家的霸權獻身，美國的傳統觀念政府是為個人至上主義服務的工具，當年獨立戰爭的共同理想是為了個人發財的自由，如今越戰要個人為國送命，兩者作為共同理想，如何才能相提並論、混為一談，或許約翰遜的「冷戰恐懼思維」讓他也顧不上真話、謊話，只能強詞奪理了。

    約翰遜實際上已經成為法西斯的獨裁總統，對60年代的美國青年已進入了追求個人自由享樂的「花花公子」時代的國情，卻不甚了了。他這套「共同理想」的「謊話」，要讓富起來的美國青年信為「真話」去送命，「獨裁的政治」必然危及「民心的向背」，越戰是美國有史以來最深重的政治危機和國禍災難。

    《花花公子》是一套享樂主義的理論。60年代初，窮小子休•赫夫納以保護「言論自由」的美國憲法，衝破宗教道德法庭將其刊物作為淫穢雜誌的封殺，白手起家建立了「花花公子企業王國」，他1962年《怎樣不費吹灰之力獲得商業成功》一文，贏得美國新聞最高的普利策獎「最富效果新聞獎」。赫夫納的「花花公子哲學」，就是標榜「個人自由至上的及時行樂主義」，其對美國擺脫了生存之虞的貨幣之子，具有無可阻擋的巨大感召力，當時風靡全美，繼而風靡世界。

    而約翰遜「我絕不做讓東南亞走中國道路的總統」，實行以抽籤形式強制的大規模徵兵，則是帝國的獨裁專制，包括1969年11月15日華盛頓30萬人示威反越戰，尼克松總統派警察保護白宮，自己蹺起二郎腿看電視足球賽，不露面去見示威群眾。美國青年不能不恐懼、憤怒、抗爭、爆發， 60年代美國青年「怒吼的一代」和「嬉皮的一代」 分別成為50年代「沉默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的後繼者。

    一、「怒吼的一代」的積極抗爭。在激進的新左派思潮的影響下，目睹肯尼迪總統、路德-金牧師被刺，東南亞戰爭升級，國內徵兵人數巨增，曾經「沉默的一代」的校園也激蕩起來。1965年4月17日，25000名學生和社會青年首先向華盛頓發動反戰運動，學生組織在全美各地不斷召集反戰群眾大會，抨擊校方為戰爭服務，要求取消在校內的後備軍官訓練團制度，取消一切與軍事技術有關的科研項目，禁止中央情報局和生產凝固汽油彈的軍火公司來學校招募人員。抵制徵兵運動更加一呼百應、聲勢浩大。

    1968年後「怒吼的一代」的口號已經不是「要相愛，不要打仗」，越來越激進、猛烈，有人公開號召進行街頭戰鬥，甚至提出要像中國「紅衛兵」那樣保衛革命的發展。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領袖馬克-拉德組織的校園暴動，受到警方鎮壓，700名學生被鋪，148名受傷。並新產生採用暴力和恐怖手段進行鬥爭的「黑豹黨」和「氣象員派」等組織。1970年，美國入侵柬埔寨、寮國，青年反戰運動再掀高潮，引發全國700餘所高校的大動蕩。直到越戰結束才冷下來。

    二、「嬉皮的一代」的消極抗爭。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作家諾曼-梅勒的小說《白色的黑人》，塑造了一個存在主義的二流英雄「嬉皮斯特」，60年代美國的反叛青年就被人們稱為「嬉皮士」，他們鄙視成年人統治的世界，憎惡他們的保守和奴順，其主導理念是「干你自己的事，逃離社會去幻游。」他們唾棄傳統的紳士、淑女裝扮，以奇裝異服、奇形怪狀的不修邊幅，自稱是「花之子」，即給警察和迫害他們的人獻花。離開各自家庭組織「群居村」，實行財產、子女包括性愛的公有制的「大家庭」。這樣的組織60年代中期多數存在於舊金山、洛杉磯、紐約等地區。到1970年全美各地共有200多個「群居村」，成員約4萬人。

    「嬉皮士」們希望通過隨心所欲的自由放蕩，為內心的孤獨和恐懼，尋求一種原始的情慾和宣洩的管道來打開「感覺之門」，以吸毒追求迷幻的刺激，成為大眾時尚瘋狂盛行起來。與此同時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以「群居村」、「同性戀」、「未婚同居」、「換妻俱樂部」等等，由隱蔽日益公開化，1970年紐約的「同性戀解放團」，宣稱同性戀有權公開，要求廢除對同性戀的一切限制措施。

    赫夫納的《花花公子的哲學》挑戰美國傳統新教徒節慾的主流文化，爭取人的愛欲和享樂的權利，繼而1968年好萊塢實行暴力和色情電影的分級制，色情電影泛濫成災。由搖滾樂發展的英國披頭士樂隊、美國滾石樂隊遙相呼應，「滾石樂隊」的叛逆青年集會，以重金屬樂器製造震耳欲聾的噪音和喧囂瘋狂的氣氛，像受了驚嚇的群獸狂奔，發泄謀殺般的情緒，象徵著「戰爭的魔咒」在吞噬「天堂的生靈」。

    美國的越戰成為美國人心中永遠的痛，但最痛、最慘的是越戰的退伍軍人，不僅恐怖的越戰噩夢在他們精神上造成永生的傷害，而且他們的回國得不到民眾的理解，像是戰爭的「罪人」或「禍星」，一般都隱瞞自己的身份，沉默的消度餘生。美國首都華盛頓建了黑色大理石的越戰紀念碑，一名越戰退伍女兵，為被遺忘的安息在越南的1萬多名女兵的陰魂，經過多年的呼籲努力，又建了一座越戰死難女兵的紀念碑，但美國人能夠徹底反思越戰的慘痛教訓嗎？

    一位美國社會學家曾經在兩霸冷戰時期指出：「一個美國人終其一生而追求某種安全感，而他對個人主義的不可割捨又使這種安全感可望而不可即。美國民族就像美國個人一樣，在物質、社會和道德方面都做出自我破壞來追求某種安全感，但卻永遠無法獲得它，因為美國不是試圖通過平等與合作來贏得安全，而是試圖獲取優勢並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世界許多地區。」

    這話說出美國極端個人主義的「特殊論」，即只知道依賴個人奮鬥的金錢和霸權，來獲得「安全感」，從來沒有「平等與合作」的意識，就如叛逆青年的「自我破壞」，是美國人整體上比任何民族的人都更具有焦慮感、匱乏感、恐懼感和不安感的一種宣洩，美國的霸權也是這種思維，只知道以自身的優勢和意志，強加於世界他國。說明美國人不會換位思考，更不會自我反思。美國人就是再建1萬個越戰紀念碑，也不會反思。

    美國的越戰危機和國禍災難，類似中國的文革災難，美國「冷戰骨牌效應理論」與中國「和平演變階級鬥爭學說」都是同出一轍的概念化思維一種「自我恐怖無限放大」的政治災難，政治的獨裁就是將人類作為「政治動物」，無視民心的向背，蠱惑、忽悠、煽動人與人，國與國進行自相殘殺的罪孽。

    李普曼指出約翰遜和美國的問題是，「死不承認美國的局限性和他自己的局限性。總統完全沉溺在一種以救世主自居的自大狂中」，但他認識不到資本主義就是最大的「政治獨裁」，美國霸權所謂「擔負起與世界分享美國奇迹的道德責任」、在世界「撒遍民主價值觀」，則是「政治獨裁」的魔鬼，危及世界和人類「民心向背」的最大「政治災難」，如今這場「政治災難」愈演愈烈，利比亞卡扎菲僅是一國的獨裁者，美國和西方是世界的獨裁者，誰能奈何？談何反思呢？

         二十五 尼克松——「狐狸總統」的政治「牲品」

    美國第37任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是以反共為政治資本起家、外號「狡猾的迪克」的「狐狸總統」，他是第一個認識到二戰後，美國稱雄世界的局面已經結束，不能在全球多極格局中居於支配地位，第一個正視中國這一新興力量的存在，以「秘密外交」結束中美20多年的敵對狀態。他一面從越南撤出美軍，一面以更殘酷的戰爭升級，將美國的政治危機從越戰陷阱中掙扎出來。他也是因「水門事件」成為第一個和惟一的一個在總統任上辭職的美國總統。

    尼克松是加利福尼亞的愛爾蘭人後裔，當過律師、海軍少校。1946年作為共和黨步入政界，1950年當選聯邦參議員，1952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艾森豪威爾首選尼克松為他的競選夥伴，認為他在查共產黨間諜中，對「希斯案」窮追猛打幹得漂亮，提拔尼克松當了8年副總統，使他得以有資本在1960年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經過一場勢均力敵的競爭，以幾票之差敗給肯尼迪后，他暫時退出政界，專心讀書思考，拓展、積蓄政治的眼光和謀略。

    1968年他再度出山，老道的把握住當時美國政治危機焦點是「越戰危機」，而民眾的心理又不願承認失敗的「面子」，提出競選的口號是保證要在越戰上「贏得體面的和平」，這一精心修飾、嘩眾取寵的競選口號，讓他大勝民主黨，當選總統。尼克松的執政思維比其前三任總統均老謀深算，高出一籌，其特點如下：

    一是陰狠。「假體面、真殘酷」陰陽兩手的結束越戰。尼克松以為他上任第一年就能結束越戰，但他低估了從越戰脫身的難度，為了實現「體面和平的光榮停戰」於是採取將約翰遜的越戰「美國化」，重新向「越南化」轉變的計劃，「陽的一手」是將駐越50萬美軍分批小規模撤離，在國內外輿論上製造美軍體面撤退的「障眼法」；「陰的一手」則加緊擴充南越軍隊猛增到110萬，同時比約翰遜更加瘋狂對越南、包括入侵柬埔寨、寮國進行戰爭升級，開展化學戰、細菌戰，慘無人道的濫用燃燒彈、細菌彈、催淚彈、窒息彈等新式武器。約翰遜讓美軍死了31000多人，尼克松的「體面和平」再拖4年又「秘密」讓美軍多死了26000多人，才在1973年達成一個所謂的停火協議。但全部撤回美軍后， 1975年西貢即被攻克，越南實現統一。美國在越戰共死58000多人，傷30多萬，耗費了1500萬噸彈藥，是二戰700萬噸的2倍多。這就是尼克松結束越戰的「光榮體面和平」。

    二是獨見。審時度勢以「秘密外交」現實美中和解。尼克松清醒認識到美國支配全球的地位不再，獨力對抗蘇聯已經很吃力，現在中蘇關係出現裂痕，認為實在不應該隔離中國，「讓這個有可能成為最能幹的10億人在孤憤狀態中生活」，決定在1972年打「中國牌」來取得連任。但他還來不及行動，中國已經在1970年由毛澤東先向美國發出和解信號，尼克松沒有猶豫，而是大喜過望，1971年派國務卿基辛格秘密到北京接頭，實現了1972年美中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尼克松非正式訪華，簽署公布了「上海公告」，結束了美中20多年的敵對狀態。這是尼克松對美國鐵板一塊的「冷戰遏制」另闢蹊徑的思路，在對蘇冷戰上，加強了「和平演變」的文化滲透、政治顛覆活動。他在自己退休后撰寫的《1989年，不戰而勝》一書中，得意洋洋的吹噓美國的「冷戰遏制」從1969年轉向「緩和」戰略，是導致蘇東解體的「成功之道」。

    三是無賴。快刀斬亂麻關閉「黃金窗口」。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條例」實行「美元—黃金本位制」，由於美國二戰後，幾次對外戰爭，特別是長達11年的越戰，每年平均白白投放250億美元，而沒有任何經濟回報，巨大戰爭開支和財政赤字短期債務的高企不下，到尼克松執政時「美元黃金掛鉤保證」出現危機。尼克松果斷的快刀斬亂麻，於1969年通過國會取消了美聯儲發行美元必須有強制性的25%的黃金儲備，並且「暫時」停止美元兌換黃金，1933年是羅斯福向美國人賴賬，這次是尼克松向世界各國賴賬。但尼克松明白，以美國的強大霸權耍「大無￥賴」，世界也奈何不了他。

    四是狡黠。「伺機后發」顛覆智利阿連德新政權。由於美國對控制智利政權盲目自信的疏忽和失誤，傾向共產黨的阿連德1970年通過民選當上智利的新總統，尼克松的臨時應急阻擾其當選的陰謀未能得逞。阿連德一上台，就雷厲風行的沒收美國在智利的壟斷企業安達康公司，與古巴恢復外交關係，接受蘇聯的軍事性援助。引起白宮對這一「後院起火」的恐慌，但老謀深算的尼克松沒有輕舉妄動，而是耐心等待阿連德犯錯誤，1973年由於阿連德許諾提高工人工資，經濟卻沒有搞上去，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帶來社會時局動蕩。尼克松派中央情報局策動智利陸海空三軍將領發動武裝政變叛亂，阿連德總統堅決不向叛軍投降，抵抗到最後，在總統府以總統的身份英勇殉難。

    在國內經濟上，尼克松實行「新聯邦主義改革」，宣布停止和縮減約翰遜赤字財政的「偉大社會計劃」的政策。關閉了半數以上的「職業隊」訓練中心，取消了多項「偉大社會」立法。將聯邦政府過分集中的權力，「還權於民、還政於民」給州政府和其他地方政府，進行個人稅的改革等措施，緩解了70年代美國持續性通貨膨脹的危機。

    1972年尼克松赴莫斯科會談，達成關於限定美蘇雙方各自擁有 2個反彈道導彈發射場的協議，讓世界在日益升級的冷戰軍備競賽恐懼中看到了一絲有所克制的「希望」。有一系列令人矚目政績的尼克松正躊躇滿志地準備競選連任，希望能在1976年主持美國獨立200周年的盛大慶典。誰知讓自己完全不知情的突發事件「水門竊聽案」，被民主黨和媒體窮追猛打，搞得焦頭爛額，眾叛親離，大失顏面，成為美國設置總統職位185年來，第一個在不名譽的情況下辭去總統職務的總統。

    「水門事件」被美化為美國民主制度的典範，對總統的道德品質不允許有污點的案例，其實是美國政治醜陋黑暗的「假民主」的自我曝光，美國媒體吹噓說，美國言論自由的「真民主」這1條理由，就勝過說美國「假民主」的999條理由。但當時美國絕大多數媒體都是見風使舵的，堅決與白宮「殊死對決」的只有一家《華盛頓郵報》，而該報正處在老闆去世后「辦還是賣」的危機關頭，其遺孀凱薩琳-葛瑞姆繼任，為了報紙能起死回生，她不懼怕國務卿基辛格兩次來電威脅，利用「水門事件」做了一次豪賭，一舉成為世界級頂尖大報的贏家，何能說明白美國民主的真假？闖在槍口上的尼克松只能自認倒霉的像祭獻的牲口一樣，成為美國政治權勢鬥爭的「牲品」。其「水門事件」的真相簡略概括如下：

    1972年11月7日的大選中，尼克松憑政績和聲望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連任總統，民主黨只能自吞苦果。民眾並不在意轟動一時的水門醜聞，被捕的人也在開庭之後分別以1萬至5萬美元的保釋金取保釋放，似乎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水門事件」起因是，尼克松在競選連任中專門成立了「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任命自己的好友、司法部長約翰•米切爾擔任主席，他制定了對民主黨總部水門的偷拍文件和竊聽行動方案，在執行竊聽計劃時，委員會安全顧問麥科德僱用了四名古巴流亡者當助手，被警察捉了現行。而狐狸般狡猾的尼克松本人對此一無所知，按理說如果他知道，是不會冒這個完全沒有必要的風險的，當他意外得知這一消息時，還認為可以作為攻擊民主黨在古巴問題上的「炮彈」。

    因尼克松連任后的內閣改組惹怒了政治對手，民主黨和《華盛頓郵報》窮追猛打的調查和報道，水門醜聞的白宮涉案人越來越多，迫使尼克松為掩蓋罪證，窮於應對，加上節外生枝的眾叛親離：一是米切爾夫人想讓丈夫離開政治呆在家裡陪她而揭發，因愛反害米切爾辭去了「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二是白宮法律顧問、國內事務助理約翰•迪安頂不住巨大壓力向司法部門自首，作證尼克松曾親自參與掩蓋「水門事件」；三是尼克松的前助手亞歷山大•巴特菲爾德向參議院特別調查委員會透露，從1970年以來，尼克松在白宮辦公室里安裝了錄音裝置，把自己同所有人的談話都錄了下來，美國最高法院以8比0通過裁決：尼克松無權扣留刑事訴訟中的證據，並下令總統必須交出錄音帶，並且在錄音帶上，法官們找到了尼克松參與掩蓋水門事件真相的直接證據，將他逼到辭職的絕路。

    尼克松的副總統阿格紐因「水門案」牽涉出他以前的貪污醜聞而辭職，在另選副總統時，尼克松狡黠的為自己的赦免留下後路，選了平庸憨厚的參議員傑拉爾德-福特，福特也心領神會了尼克松授意辦公廳主任黑格將軍的暗示。1974年8月7日晚，尼克松決定辭職，第二天約見副總統福特，正式通知辭職的決定。福特接任總統后就以總統的赦免權下令赦免了尼克松，挽回了他最後的面子。

      附二十一 ：「黨爭的體制」即「民主的假戲」

    多年來，尼克松作為強勢總統一直夢想由自己在連任時主持美國獨立200周年紀念大會，但「水門事件」讓這一切成為泡影。在1976年7月4日，這一歷史性「慶典時刻」，卻是弱勢總統福特走上賓夕法尼亞的費城獨立大廳，敲響了自由大鐘，發表的美利堅獨立200周年的演說，更是一篇歌功頌德、陳詞濫調的廢話，在談到美國第三個100年時，福特空洞無物的說了些美麗的理念，對世界領袖的展望，心虛氣短的說：「……世界各國可能跟著我們做，也可能不跟我們做，但是我們是在起著領導作用，因為我國整個歷史說明我們必須擔負起這種領導作用。」

    福特這番話或許這是美國總統最失敗、最心虛、最喪氣的演說，美國的世界霸權實際上已經成為「獨裁的政治」，越戰最失敗的是，整個西方都袖手旁觀，美國總統約翰遜「獨裁單幹」一敗塗地。尼克松也是一個獨裁的總統，他喜歡與國務卿基辛格等幾個核心人物小圈子商量國策，對中情局之類的情報部門錯綜複雜矛盾，放任自流，才導致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水門案」的發生，他一手提拔的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最後也背叛了自己，而且是最高法院8比0的慘敗。

    尼克松在連任大選時，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麥戈文借「水門事件」攻擊他的政府是「最腐敗的政府」，進行反擊道：「這些年來批評美國的制度已變得很時髦。批評者們堅持認為，它是如此偏頗，如此腐敗，如此不義，以致我們應該摧毀它，用別的什麼東西取代它。我完全不同意，我相信美國的制度。」這是美國「兩黨輪流執政體制」慣常的針鋒相對的辯論，相互揭短、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都是一種「黨爭的體制」演繹「民主的假戲」。

    美國「三權分立」的體制，標榜「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是美國憲法的守護者」，可以對國會和白宮制定的法律、法規，裁定違憲無效。但19世紀以來，為避免「黨爭體制」的矛盾激化，幾乎沒有運用「違憲審查權」，而是冷藏起來。這次「水門案」，總統和情報部門搞「竊聽」，是民主黨「黨爭之謀」的首次起訴，從美國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局、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以來，基本是無法無天的為所欲為，總統們個個都可以被起訴，被彈劾。美國憲法對此無法可依，無例可循，只能是一種總統個人品質、道義上的譴責，大法官沃倫-伯格就沒法成為「美國憲法的守護者」，「違憲審查權」無從談起，民主的假戲只能草草收場。

    美國是壟斷資本為主體的共和黨、民主黨輪流執政，中央與地方政府「分權」的二元聯邦制，而不是像英、法、日那樣的單一中央集權制。對於美國的憲法，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曾經說，「美國憲法並非一部法律人的契約，而是一部門外漢的文件。」美國學者比爾德也說：「美國憲法其實是一部經濟文獻，核心問題就是對財產權的規定。」 並且憲法突出的是奴隸制的條款，說是「象徵著自由、正義、平等」最成功的一部成文法，200年不動，但修正了200年，27個修正案，構成美國資產階級的「主體民主」，形成「黨爭民主」、「州權民主」、「錢袋民主」和「霸權民主」這四大「例外論」的特點：

    一、「黨爭民主」的「例外論」。美國南北內戰後，共和黨與民主黨才基本形成一個勢均力敵的兩大黨派，為了防止再出現分裂，達成共識，實行兩黨輪流坐莊的「專制民主」，任何「新黨」都休想做大，排除了第三黨執政的可能性，也杜絕了內戰或內亂，客觀 上維護了美國統一、穩定、和平的大局，加上對美國全面影響的只有10次戰爭，總共時間僅33年，多數不在本土，這也是美國能夠在和平環境迅速壯大的基礎。

    雖然兩黨維護的都是壟斷資本利益集團，但分別代表各州的勢力範圍，包括政客與資本家的利益關聯，兩黨都形成各自的「黨機器」，每次大選、中選爭奪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席位，都是為了取得國會的立法權和白宮的任免權，長期以來兩黨的黨派權勢之爭，與政客們政治生命的起落、榮辱攸關，兩黨宿怨新仇、爭權奪利、陰謀暗算。特別是二戰以後，兩黨似乎已經是「勢不兩立的冤家對頭」，相互攻擊不擇手段，不是為了維護憲法的民主，完全是一種黨派權勢之爭。就如共和黨以麥卡錫的「赤色恐怖」整民主黨，民主黨以尼克松的「水門案」來整共和黨，以後更加荒唐到共和黨以柯林頓的「拉鏈門案」來整民主黨。「黨爭的體制」連國家的面子都無所顧忌，將「民主的假戲」鬧成烏煙瘴氣的國際笑話。

    二、「州權民主」的「特殊論」。美國實行中央與地方政府「分權」的二元聯邦制，第一次的成文憲法規定每州不論大小定額2名參議員，50個州100名參議員，至今200年不變，雖然大與小的聯邦州人口數，最大差距可以達到70比1，但每州參議員仍然都是2名，這也是獨一無二的。聯邦形式上的統一，但聯邦與州分治，參議員由州產生，兩黨的勢力在各州不均衡，也製造了兩黨各自佔優的州與州之間為了維護各州的自身利益，持續存在著分裂和對峙。

    據相關說法，從18世紀到21世紀，北方和南方，民主黨的「紅色州」和共和黨的「藍色州」，不僅存在邊界線上的衝突，在所有的選舉中，美國都具有嚴格的區域性分裂的特徵。白人政客們都默契的掩蓋這種「內部分裂」，誰公開談論就被冠以「種族主義者」的頭銜。關於暗殺肯尼迪總統的小說《天平座》的作者說：對我們內部的分裂無知，對美國公民來說是一種「彌足珍貴的財富」，因為「知識是危險的」誰意識到這個問題，誰就要負責提出解決的辦法。所以誰也不敢在「每州不論大小定額2名參議員」的問題上提出改革，捅這個火藥通。

    「州權民主」一直存在「種族分裂」的歷史淵源，如美國杜魯門總統連任大選時，為了拉黑人的選票，宣布取消軍隊的種族隔離制度，並向國會提一系列民權法案，引起南方州民主黨人的強烈不滿，卡羅來納州州長色蒙代表南方民主黨去見杜魯門，要求他不要提民權法案，被杜魯門拒絕。於是色蒙宣布成立「州權民主黨」來對抗。再如20世紀7-80年代，共和黨發起的「仇恨同盟」運動，把目標集中在黑人（無道德）、女權（墮胎）和同性戀（亂倫）上，製造了一個「里根主義」獨裁的「保守時代」。

    三、「錢袋民主」的「特殊論」。美國是世界第一移民大國，自由競爭的「冒險家樂園」，信奉和推崇西部牛仔的個人奮鬥自由，競爭的自由類似弱肉強食的「生死決鬥」，美國的「錢袋民主」是美國總統和政府鼓勵扶持、法律保駕護航壟斷資本家不擇手段的做大做強的壟斷性自由競爭的民主，而黑人連當小老闆發財的自由民主也沒有。

    美國的「錢袋民主」就是與壟斷資本企業的官商勾結，如2001年因為避稅造假賬破產的安然公司，曾經連續6年被《財富》評為「美國最具創新精神公司」在其破產的連續4年中，未交過1毛錢的稅，美國這樣的大公司逃稅例子比比皆是。而2007年1月通過的《提高最低工資法案》，僅是最低工資由每小時5.15美元上調到7.25美元，民主黨與共和黨卻在國會爭執糾纏，上演了持續幾年「民主假戲」，最終這個「保護弱勢群體法案」還無法落實，不了了之。面向窮人的福利、醫療、住房保障制度，成為阻力最大、難度最大的改革，並被指責為「共產主義的化身」。

    四、「霸權民主」的「特殊論」。美國基督教的白人新教徒只信奉上帝為惟一真神，其他宗教信奉的最高神均為與上帝對立的「假神」或撒旦，上帝給世界帶來福音，而撒旦卻使人類蒙受災難。這些宗教的「例外論」，作為「美國正義、自由、偉大、第一、至上」等這些「正義的信念」，並且一千遍、一萬遍的重複，一百年、兩百年的宣講，成為美國白人從殖民開始的大陸領土擴張，到西進運動，再到海外侵略，直到世界稱霸的「霸權民主」，這個一統國民意識形態的基石，一脈相承的成為美國自欺欺人掩蓋其暴力、惡欲和劣行的「霸權正義」的「精神拐杖」。

    美國的國會和國民在對外霸權問題上的高度一致，捍衛美國世界霸權地位，與美國利益至上休戚相關。美國人最大的危機感，就是「美國第一」有落後可能的「莫名恐懼」。

    美國一開始就作為全球化國家的國情「特殊性」，集合了一群高素質的資產階級知識、技術、商業精英人才，在得天獨厚的「例外論」的環境和條件下，高起點的以資產階級的「主體民主」，創造的「黨爭民主」、「州權民主」、「錢袋民主」和「霸權民主」，能夠在短短的300年間，成為既是私人壟斷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典型，又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典型。可以說，作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國家，美國是後起的，作為現代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國家，美國又是老牌的。二戰後，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超級霸權大國。

    美籍華裔學者資中筠先生分析說，在美國意識形態指導下產生的國內體制和政治行為，與同樣受美國意識形態指導的對外政策主張和行為，有著深刻的矛盾：前者倡導權力制衡，後者主張美國獨霸；前者強調人人生而平等，後者否認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前者主張法律高於一切，後者經常無視國際法的基本準則；前者擯棄政治鬥爭的暴力方式，後者動輒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前者禁止軍隊干預政治，後者允許國防部和軍方在對外戰略決策中發揮重要作用。其結論是美國「對內立民主，對外行霸道」，不能因為美國的霸道而拒絕借鑒它的國內經驗，也不能因為它的民主而放棄同它的霸道做鬥爭。

    問題是究竟「民主」讓美國強大？還是「霸權」讓美國強大？「民主」就是美國「平等、正義、自由、民主」與「權勢、霸道、專制、獨裁」的「偽劣價值」的混合物嗎？是否只有美國「特殊論」的普適性？絕無世界的普適性？

二十六 福特、卡特——「過渡總統」的疲於應對

    美國第38任總統傑拉爾德•福特 ，1974年接尼克松辭職后，由副總統繼任為總統，到1976年僅任職3年；美國第39任總統吉米•卡特 ，從1977年到1980年也只執政一屆。兩位總統都是平庸的「好好先生」，作為「過渡總統」, 處在國內政治、經濟危機和國際「領導世界」危機的時代，只能疲於應對，收拾爛攤子，在美國未來走向的迷惘中躊躇徘徊。

   福特從1949-1973年當了24年共和黨參議員，連續競選成功12次，卻毫無才華、慣於服從，就是做夢也不會做「總統夢」。他之所以被尼克松在臨辭職前，挑選為副總統，就是為了讓他接任總統后，赦免辭職的總統。福特的夫人一針見血的說丈夫：「他是一個意外的副總統，又是一個意外的總統。這兩個職位都是送上來的，然而，他都是去代表丟了臉的領導人的。」

    福特上台就任的1974年8月9日當天，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赦免尼克松，理由是「使一個已經放棄美國的最高職務的沒有前例的懲罰的人再受到進一步的懲罰和屈辱是否適當？」因此宣布「我，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現在根據憲法第二節第二條授予我的赦免權赦免理查德•尼克松在1969年1月20日至1974年8月9日期間所犯的、可能犯的，或參與的與美國不利的一切罪行。」他在就職演說時說，「我們國家漫長的噩夢已經過去。」但卻是自己的噩夢開始。

    雖然尼克松已經成為美國兩黨權勢鬥爭的「牲品」，但製造噩夢的民主黨勢力仍然覺得太便宜了尼克松，失去了經年累月公開審判丟臉的前總統的大好機會，以報尼克松在連任大選中壓倒性49州大勝而蒙羞的心頭之恨。於是把福特作為發泄對象，營造國民對赦免尼克松的不滿輿論，說福特當總統是一場「交易」，代價是赦免控告尼克松。福特每天、每日的被報紙臭罵，每夜、每晚的被電視新聞怒咒。他的民意贊同率跌掉40點。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分會甚至欺負福特軟弱，要他去國會解釋赦免尼克松的理由，為了發現任何可疑的地方，把福特也彈劾掉。共和黨在接下來的11月的中期選舉中痛失眾議院48席。

    在處理國際危機上，1975年1月，美國國會結束給東南亞盟友的一切援助，福特曾經要求繼續援助，遭到否決。同年4月，在蘇聯援助下河內發動全面進攻，幾個星期後，南越和柬埔寨雙雙淪陷，越南以南北統一結束戰爭，柬埔寨紅色高棉的波爾布特的大屠殺開始。1976年福特下令美軍全部撤出越南，雖然擦了個「大屁股」，卻一點面子也沒有能夠挽回。

    在處理國內危機上，福特向民主黨新自由派的大本營紐約市建議說，他們自己或許對「城市的破產」負有責任，因為政府對工會提出的荒唐要求表現懦弱，因此自己作為總統沒有義務資助他們，結果他被無情的攻擊。「福特對紐約市民說：見鬼去吧！」成為《紐約每日新聞》頭版頭條新聞大標題，福特迫於各方壓力，大規模資助紐約市，為民主黨擦了一個自己心不甘、情不願的「大屁股」。

    1976年大選，里根參加初選，差點獲得總統候選人提名，他雖然支持福特，但拒絕和他聯手競選。福特把與民主黨競選對手卡特的差距從30點縮小到3點，依然還是輸了。他在結束短短的896天總統職位之前，主持美國獨立200周年慶典，心虛氣短的演說，全在他灰頭土臉的做了一次「窩囊總統」的噩夢。

   吉米•卡特出身於喬治亞州花生農場主家庭，獲理科學士學位，曾在美國海軍服役。父親去世后，他退役在家鄉經營農場和倉庫等業務，當過基督教南方浸禮會執事、主日學校教師。１９７０年任喬治亞州州長，１９７４年任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議員競選委員會主席，1976年當選美國第39任總統，在他入主白宮前一年，全國有3/4的人沒有聽說過卡特其人，卡特競選時以「做平民總統」自詡。

   卡特在任期間，忙於收拾國際問題的「爛攤子」，下令赦免了數以萬計的越戰逃避兵役者和逃兵；在他的斡旋下，埃及和以色列達成了《戴維營協議》，暫時結束了埃以戰爭。但因讓伊朗的獨裁者巴列維到美國避難，又貿然下令特種部隊發起「藍光行動」拯救在伊朗的美國人質遭到慘敗，令他在選民中的聲望一落千丈。1979年1月1日他完成了美中建交，承認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月底接待了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首次訪美，但在3個月零10天後，國會又私下通過可以提供武器的《台灣關係法》，並弄虛作假的將生效時間拉到《美中建交公報》發表的1月1日，「大國小人」的自丟面子。當然這是卡特個人無法左右的。

    卡特收拾最大的爛攤子，還是國內的經濟滯脹危機，美元危機和能源危機，這些危機的根源是羅斯福實行新自由主義的高度集權的國家壟斷資本和揮霍財政赤字的「新政模式」，也是艾森豪威爾總統卸任演說時對「一個龐大的軍事體系和一個龐大的軍需工業體系的複合體」的警告，即「它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我們的生產工具、自然資源以及整個民生都被卷進去了……」 同時包括越戰巨大的戰爭開支和巨額的財政赤字短期債務，摧毀了「美元黃金掛鉤體制」。

    卡特在尋求新對策和沿襲「民主黨新政」的中間道路中，顧此失彼、左右為難、處處碰壁，舉步維艱。一是在反通貨膨脹的改革政策上，由於不能遏制企業的地租、銷售利潤和利息的泡沫增長，僅嚴格限制工資，卡特雖三換白宮辦公廳主持人，也未奏效。1979年美國通貨膨脹率上升到13.3％，1980年4月17日，卡特在白宮宣布反膨脹計劃宣告失敗。另一方面卡特的稅制改革是美國戰後第三次較大規模的減稅行動，這種減稅是主要有利於富人集團的妥協，有人認為這是「共和黨的提案，貼上民主黨的標籤」。

    二是在反能源危機改革政策上。1972-1973年美國曾發生兩次能源危機，1976年冬、1978年夏、冬又發生了能源短缺。美國只有世界1/30的人口，卻消耗世界1/3的能源。美國《時代》周刊評論說，「在1973年石油危機的5年之後，美國仍然是一個大手大腳的能源消耗者和能源揮霍者。……在這個由燃料造就的天堂里，僅一天之中，所耗費的石油油桶，如果首尾相接起來，就可以圍繞地球半周，從紐約一直延伸到印度的加爾各答。」

    1979年4月5日，卡特第二階段能源計劃，宣布將分階段到1981年10月取消對石油價格的管制，並要求國會通過一項徵收57%的超額利潤暴利稅計劃，用以研製發展新能源，補助公共交通和幫助低收入家庭設立能源基金。這一計劃由於國會拒絕批准而擱淺。7月17日，白宮宣布內閣全體成員向總統集體辭職，第一夫人手下的工作人員也向第一夫人集體辭職，卡特以美國歷史上的罕見之舉，才迫使國會於1980年3月通過「石油暴利稅計劃」法案。
   
    總的說來，卡特應對經濟危機的困境，表象上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在擴大或限制聯邦政府干預經濟的職能，擴大或縮小社會福利規模的分歧，實質是凱恩斯主義的泡沫經濟理論和政策，全面失敗和破產，找不到「非凱恩斯主義」的應對危機的有效出路，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瞎折騰 。

    離開白宮后，卡特回到家鄉喬治亞州，過了幾年隱姓埋名的生活，曾經陷入財政困境，當總統期間委託別人經營的花生農場破產，不得不靠寫書還債，連夫人羅莎琳都要靠出版回憶錄掙錢。在這樣的窘境下，卡特夫婦還一起創辦了卡特中心，致力於協調國際衝突，一改「被遺忘者」的形象，為自己樹立了一個繁忙的「長者政治家」和「外交斡旋家」的新形象。
卡特評價自己的總統生涯說：「我非常努力過，嘗試過正確的事，不總是成功。也許，我在很多方面是天真的。我從未有辦法讓美國人民相信，我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或許就因為他沒有妄為稱霸世界的「大動作」，才於1980年他爭取連任時，敗給共和黨的里根。

  附二十二： 「平等的機會」競爭「霸道的平等」

    美國與世界最大的「例外論」，就是美國作為從殖民地興起的移民大國，「機會平等」是美國的立身之本，也就是共和黨的胡佛總統歸納的「個人奮鬥是3個世紀以來美國文化的政治、經濟、思想等各方面制度提供的基本動力，美國個人奮鬥的公式是機會均等和公平，個人才是全社會的基礎，社會的進步也依賴個人，是美國的成功之道。」

    無論是13個殖民州的初建階段，還是擴展新邊疆的西進運動和內戰後工業革命迅猛發展時期，美國隨時隨地都有「機會平等」的自由競爭商機，只要敢於不擇手段拼搏，都可以不依賴權勢的白手起家、由貧暴富，成為小企業主、小農場主的中產階級，成為大企業主、大農場主的壟斷資產階級，這是世界絕無僅有的，而天賜美國的「機會平等」的良機。

    但「平等的機會」競爭不是靠勤勞致富，而是充滿血腥殘酷，導致的是「霸道的平等」。首先新教白人是機會平等的「白人移民利益共同體」，美利堅是他們流血開創的國家，因此將「平等的機會」作為專屬他們的權利，恐懼的敵視和歧視其他一切移民來分享「機會平等」的權利，形成對自己的競爭威脅，是一種「霸道的平等」的結果。白人中的富人和精英以「機會平等」你死我活的慘烈競爭，「以壟斷消滅競爭」又結成更高一個層次的「壟斷資本利益共同體」，是政府必須依賴的「霸道的平等」統治力量，同樣恐懼的敵視和歧視其他中產或無產者來分享「霸道的平等」的權利，威脅他們「神聖不可侵犯的壟斷財富」和各類特權。

    美國人是徹頭徹尾的金錢文化，「金錢為萬物的尺度」，金錢是「機會平等」自由競爭的法則，金錢也是「結果平等」的「公平」尺度，誰有錢，誰就是成功者，「霸道的平等」也天經地義；誰沒錢，誰就是失敗者，貧富差距不怨國家、社會，只怨自己無能，抓不住「平等的機會」。

    正如美國作家馮內古特在其作品《第五號屠宰場》中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但是許多人民卻是貧窮的美國人，被外界刺激，憎恨自己的貧困。對美國而言，貧窮是一種罪過……美國的窮人會不時調侃自己的捉襟見肘，而對那些比他們闊的人大加讚揚。當窮人在屋裡吃差勁的食物時，旁邊牆上，好像總會出現一塊牌子，殘酷的寫著：你要真是聰明，怎會淪落到這副窮相？……美國人一沒錢就會不斷責怪自己無能、自己不好……這種自責，正好為那些有錢、有權的人製造了好借口，因不論在公開場合或私下談話，他們大可以對別人說——是那些窮人自己造成的，我們不必為他們負責。」

    美國共和黨的「小政府」與民主黨的「大政府」之爭，實際是對美國「機會平等」這一立身之本的「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分歧之爭。區別在「平等的結果」上，共和黨是「霸道的平等」，民主黨是「分利的平等」。

    一、共和黨的「霸道的平等」。共和黨是繼承華盛頓總統「商業與政治合一」，國家商業利益第一，霸權是為其服務的「政商思維」，內戰後共和黨一直是以「個人自由、自治、統一」為三大推動力，以「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小政府路線，放縱「壟斷資本利益共同體」自由競爭的「霸道的平等」，維護「白人移民利益共同體」的「霸道的平等」，除此之外其他移民能夠來美國，已經是很沾光的幸運兒了，沒有資格分享平等的權利。共和黨以這種「小政府」的路線，成為連續執政的強勢政黨，只有民主黨的克利夫蘭「跳棋總統」任過間隔的兩屆，也是「小政府」路線。

    在19世紀下半葉，官商勾結的壟斷資本利益集團的特權和腐敗，將「霸道的平等」的「小政府」路線推向瘋狂的極端，西奧多-羅斯福執政期間，對此強化過政府權力的改革，是一種「大政府思路」的嘗試，但被哈定、柯立芝、胡佛將「小政府」路線又復舊過來，終於導致1929年的經濟危機的大蕭條。

    二、民主黨的「分利的平等」。在經濟危機和二戰非常時期，由羅斯福的新政改革而崛起民主黨「大政府」的執政思維，是「霸權利益第一」，商業利益是服從霸權需要來實現的第二位「既得利益」，共同目的都是維護壟斷資本利益集團。戰時的「民主兵工廠」將「個人自治」的「壟斷資本利益共同體」強制到大政府的管轄之下，延續到杜魯門、肯尼迪、約翰遜等民主黨總統，均是強化聯邦政府干預經濟職能、實行擴張性社會保障政策的調整。民主黨的羅斯福新政路線，為了最大限度的調動民力和國力，強化「資本帝國機器」稱霸，在這一前提下，為維持社會和民心的穩定，實行一種有限的「分利於民的平等」。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就是這種高度集權的「大政府」的產物，只是被 「霸權利益第一」的越戰摧毀了。

    由於「大政府路線」的集權和獨裁，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壟斷資本利益共同體」自由自治的「霸道的平等」的貪婪和野心，還要分擔「帝國霸權利益第一」的責任，不能像以往隨心所欲；同時遠非「結果平等」的「分利的平等」也是對「白人移民利益共同體」的「霸道的平等」消解，即讓「不該或不配」享受白人平等福利的其他移民來「分享」。必然引起美國傳統的兩大「霸道的平等」勢力集團的不滿和怨憤。共和黨代表這兩大集團利益的「小政府路線」自羅斯福新政以來，一直處在下風，多數時間均是在野黨，也心有不甘，總想伺機反撲，東山再起。

    非美國人的西方學者波爾在分析美國人對平等的矛盾心態說：「儘管他們反覆宣稱自己相信平等的原則，但是他們並不希望建立一個絕對平等的社會。美國人希望建立一個在平等的原則之上運行的社會，但是不想建立一個由平等的人組成的社會。政府有責任把人民作為平等的人來對待，但這並不意味著要使他們成為平等的人。」波爾還指出美國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美國人關注權利的平等，卻很少談及公民應當履行平等的義務或責任。他指出：在美國歷史上，平等的權利意味著平等的要求，而不是平等的義務。

    他這種概念化思維說得含糊、抽象、難以理喻，其實只要把「霸道的平等」和「分利的平等」列上去就一目了然；一是美國人相信「機會平等」自由競爭的「霸道的平等」原則，並不希望建立一個由政府強制推行「分利的平等」的人人「結果平等」的福利社會。二是政府有責任把人民作為「平等的霸道」的競爭者來對待，但這並不意味著要使他們成為「分利的平等」的受惠者。三是「霸道的平等」的權利，僅意味著「機會平等」的要求，而絕不是承擔「結果平等」的「讓利的平等」義務。

    美國所謂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之國，存在人人「機會平等」的天賜良機，但在資本主義「無極限競爭」的體制下，結果必然是「霸道的平等」，因為任何「平等」均是恐懼心理聯合成的利益共同體的「霸道的平等」，就如「暴力的自由」一樣，平等、自由的原動力都是「恐懼」，不可能有「結果平等」的大同社會的基礎。

    美國以「金錢為萬物的尺度」作為「霸道的平等觀」來稱霸世界，執迷的相信美國強大、富有、文明、自由的優越性，是沒有任何國家能夠相比的，美國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是世界所有人都嚮往和羨慕的，美國不做國際大家庭的領袖，誰有資格來做？雖然管理這個國際大家庭，粗暴、霸道、殘忍，那是落後國家太愚昧、太野蠻、太不開化。當聽到國際輿論對美國在世界上四處插手的批評和責難時，美國人經常不無得意地譏諷說：「是啊，全世界的人都在高喊『美國佬滾回去』，但又要悄悄補上一句：『把我們帶上』。」

    美國富人和窮人都認為「機會平等」自由競爭的「霸道的平等」是成功的榮耀，而接受施捨的「分利的平等」是無能的罪過，「結果的平等」是對「成功的不公」。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美國人為什麼對世界和國內貧富兩極分化，從來不會去換位思考的反省、自責，而是習慣於寡廉鮮恥、為富不仁、心安理得的肆意掠奪、揮霍、享受全人類的資源、能源、財富。

    也就不難理解，美國人從不同情落後國家和弱勢群體，對第三世界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千萬環境難民和戰禍難民，少有惻隱之心和行善之舉。就連對美國社會底層的窮困潦倒、醜陋惡劣的陰暗面，無論政治家或民眾可以長期的熟視無睹、麻木不仁，不認為是有損美國大國面子的事，而去發起一場改革運動，因為這些自身罪過、無可葯救的「人渣」只能自生自滅的被淘汰。

二十七  里根——「演員總統」的極端復辟

    美國第40任總統羅納德•里根 ，被公認為「直言不諱的極端保守派」、「共和黨強有力的右翼寵兒」、反羅斯福新政的「右派的北極星」，以近70歲當選總統，是美國總統中就職年齡最高的，也是惟一「演員出身」的總統。他走的是極端路線，一個極端是對民主黨的「大政府」政策路線，進行瘋狂的復辟。另一個極端是以「鷹派形象」，對國際事務一律採取美國世界霸權的強硬政策。勁頭十足、老驥伏櫪的連任兩屆後退休。

    里根為伊利諾伊州天主教的愛爾蘭移民後裔，在踏入政壇前，擔任過運動廣播員、救生員、報社專欄作家、電影演員、電視節目演員、勵志講師、陸軍軍官、美國影視演員協會的領導人。從政后，任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原先是民主黨的支持者，擁護羅斯福的新政和杜魯門的冷戰。60年代初轉向共和黨，相信共和黨更有能力對抗共產主義，並且在1976年說道：「新政的基礎根本就是法西斯主義」。

    因為作為「演員總統」，里根是惟一的，自然受到影視明星文化的美國大眾的青睞和追捧，就如美國第一次以電視進行總統選戰，肯尼迪的形象分就勝出尼克松。卡特就更加不是里根的對手，里根的演員才能，被言過其實的誇張，媒體譽他為「偉大的溝通者」，「大眾看到他那令人嘖嘖讚賞的風度和迷人的堂堂儀錶，頓時消失了懷疑。不管他說什麼，人們總覺得他顯然沒有惡意。」或者說「他是一名出色的表演者……他的最了不起的一項本事就是善於把一種想法或感情表達出來」，他能和聽眾「心心相印，痛他們之所痛，同他們懷有同樣忐忑不安的危機感」。他的演說所到之處，聽眾就好像觸電一樣地跳了起來，爆發出經久不息的激動的歡呼聲。這是美國眼球主宰大腦的「兒童公民」思維，狂熱的將里根視為時尚的「政治明星」的偶像膜拜，後來的奧巴馬是堪與里根媲美的又一「政治明星」。

    里根知識貧乏，經常失言，連北越和北朝鮮也會搞混，還不只一次地把印度尼西亞說成了印度支那，以幽默來掩飾、搪塞。但他堅定的執行共和黨的極端主義路線，是一意孤行，不講任何政治妥協和中間路線的，無論國際或國內的對策上，均表現出一副勢不可擋的強硬派架勢：

    一、國際強硬對抗的極端主義路線。與里根時代對應的是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改革」時代，西方政治家都看出，蘇聯對西方已是「綏靖主義」的投降路線，主張互動接觸。而里根採取的卻是強硬對抗的「NSDD-32戰略」，分為三個戰線對抗蘇聯：一是經濟戰線上，減少蘇聯獲取高科技技術的機會並減少其資源，包括壓低蘇聯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價值；二是軍事戰線上，大規模擴軍，增加美國的軍事支出以鞏固美國在談判上的立場，並迫使蘇聯轉移更多經濟資源至軍事用途上；並在阿富汗組織反蘇聯游擊隊，扶持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三是空間技術戰線上，提出主動戰略防禦的「星際大戰」計劃，以外太空為基礎建立導彈防禦網，理論上將能使美國發起核戰的第一擊而躲過接下來的蘇聯反擊。

    1986年10月里根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在冰島會面，會中戈爾巴喬夫懼於里根威懾性的極端路線，急切的希望美國取消這種防禦的、同時也是攻擊性的導彈防禦網。但蘇聯的解體主要是自身積重難返的深層危機的結果，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卻吹噓：「里根不開一槍便贏得了冷戰。」西德的總理赫爾穆特•科爾說：「他的出現是這個世界的幸運。在里根呼籲戈爾巴喬夫推倒柏林牆后的2年，柏林牆就真的倒了，而11個月後德國便統一了。」如果不是戈爾巴喬夫的主動意願，里根再呼籲一萬遍，柏林牆也不會倒。

    里根的「星際大戰計劃」把美國引向自我恐懼「太空稱霸」的軍備迷途。特別是在1980年爆發的兩伊戰爭中，里根支持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埋下了老布希和小布希的「海灣戰爭和伊戰的禍種」。里根任內的伊朗門事件，秘密販賣武器給霍梅尼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政權換人質，並將販賣所得利潤支援尼加拉瓜的反共游擊隊，10名政府官員被判決有罪，在對伊朗的外交上招招失敗，美國的每一招「臭棋」，增加的都是伊朗人民對美國的深仇大恨。

    二、國內自由經濟的極端主義路線。里根在就職典禮說：「政府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問題所在。」鼓吹無限相信自由企業制度和企業家的判斷，認為只有盡量讓資本主義自行其是才能解決當前經濟困難，反對政府插手私人企業活動，反對政府控制工資和物價。反對新政時期以來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各種干預，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府龐大開支和妨礙自由企業的規章制度。主張大砍聯邦社會福利計劃，大量降低企業所得稅額，支持企業加速折舊。

    但面對美國經濟兩位數的通貨膨脹、20%的銀行高利率、將近800萬人處於失業狀態、勞工的平均時薪比5年前下降了5%，而聯邦政府徵收的個人稅率平均則高達67%、國債將近1萬億美元。里根利用緊縮貨幣供應配合全面減稅的方法來刺激商業的投資，解除對銀行產業的管制，縱容信用合作社進行風險性投資，損失500億美元，幾乎導致整個信用產業的崩潰。被反對者嘲笑為「巫毒經濟」、「涓滴效應」和「里根經濟學」。 為了解決預算赤字，里根惟一的招數就是大舉借債， 1988年國債總計2.6萬億美元，向國外的借債總額超過了國內，美國也從原本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轉變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從此美國依賴美元霸權和發行債券的「滾雪球效應」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

    羅斯福新政以來，民主黨半個世紀多是總統連任的強勢，共和黨則始終處在難以翻身的弱勢，其中兩任，一是共和黨的「假黨員」艾森豪威爾是搞折中的，二是尼克松執政也是以「政治妥協」走中間路線。而里根什麼都是「強硬路線」，1980年大選居然衝垮了民主黨的優勢地位，打亂了民主黨主要支持者（藍領工人、黑人、猶太人、天主教徒等）的陣線，深入到民主黨傳統的南方州勢力範圍，取得壓倒性勝利。

    其背景為美國是個複雜多元的宗教大國， 70年代美國傳統保守的福音教派達4500萬，成為聲勢浩大的主流，福特、卡特、里根都公開自稱是福音教派，其中「道德多數派」和「基督教之聲」兩大宗教組織為里根上台立下汗馬功勞。20世紀中葉，共和黨經過10多年的苦心經營，80年代即成功地以宗教感召力，借「新右翼運動」建立起一個以仇視黑人（其次是仇視女權和同性戀者）為主調，以全美各地中下層白人為基礎的「仇恨同盟」，取代30—60年代以追求平權和自由運動的民主黨的「新政同盟」。里根總統上台為「新教白人的國族」吶喊，宣稱領導美國進入一個「恢復傳統家庭、工作和鄰里關係價值的新國家時代」，甚至叫囂砸爛讓狡猾和懶散的黑人不勞而獲的財富再分配體制，仇視貧困階層，將各項福利降到新政以來的歷史最低點。

    里根主張通過立法以支持州政府禁止工人加入工會；主張對純白種兒童學校免稅；反對控制私人槍枝；他強烈支持維持死刑，強烈反對墮胎（雖然他身為州長時，也將自由墮胎的權利寫入加州法令中），堅決反對同性戀合法化，他還主張在學校里教授與「達爾文進化論」相對立的「神創論」的理論。這些都是為「新教白人的國族」恢復傳統保守的福音派的「宗教道德」，以共和黨的「仇恨同盟」在所謂「宗教道義」的輿論上，壓倒民主黨主張墮胎和同性戀合法的「新政同盟」，政治上打了翻身仗，原來銷聲匿跡的傳統文化，如古典、鄉村音樂重新成為流行熱門，所以里根執政的8年被稱為「保守時代」。

    另一方面他對蘇聯的強硬路線，特別是他作為演員的奇幻思維提出的「星際大戰計劃」，掀起了80年代美國影視文化「星球大戰」、「變形金剛」、「星際迷航」之類的「科幻熱」，為美國人自負世界第一的虛妄心態注入「強心劑」。他不顧既成事實，說越南戰爭是「崇高的事業」，要求與台灣恢復政府間關係、反對把巴拿馬運河還給巴拿馬；主張封鎖古巴、無條件支持以色列、對薩爾瓦多右翼政府強硬支援、對黎巴嫩的真主黨、南非反種族隔離制度的武裝派系強硬抵制等，美國民眾均不論是非的膜拜「他是一位雄辯家，能使他們（聽眾）相信事情本來不應落到這種（內外交困的）地步；他知道怎樣撥回時鐘，恢復美國一度在世界上擁有的無可匹敵的實力地位。」 里根時代也是一個狂熱、特殊的「總統偶像時代」。

    里根在1984年大選連任，當年在洛杉磯成為第一位親自揭幕夏季奧運的美國總統；里根1981年遇刺而倖免於難，得以上演了一場「偶像總統」的大戲，落幕的結局碰巧是蘇東解體、冷戰結束，里根浪得「拖垮蘇聯的主要功臣」的虛名。退休後於2004年死於肺炎，享年93歲，並受到「萬人空巷」的隆重國葬。

附二十三： 「宗教的搖籃」倒退「黑暗的時代」

    美國思維模式的「例外論」就是始終為基督教主宰的精神信念，西方基督教分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三派，美國白人移民的主流是新教，新教不是一個教會，而是一種眾多教會和教派的思潮運動，可以說是「叛逆派」或「抗議派」，反叛另外兩派傳統教義「道、肉身、贖罪」三位一體的僵化信仰，而是「只可因信稱義」，即在心靈、意志、感情上「人被稱為義」，因此新教徒可以自我主宰解釋信仰，在美國金錢拜物教的激烈競爭動蕩的社會，以及外來各類主義思潮的衝擊下，美國人的宗教思維既是活躍、積極的、也是迷亂、癲狂的。

    美國實行政教分離，禁止立「國教」，美國作為宗教大國，五花八門的教派多元共處，在宗教的世俗化趨勢下，天主教、東正教和新教在教義問題上不再爭議或詮釋，也彼此容忍、諒解、適應。教堂儀式與電視、廣播、音樂、書籍等大眾化的商業文化融為一體，滿天飛的《心情的寧靜》、《靈魂的安息》之類宗教通俗讀物，成為日常的「聖經」，虔誠或不夠虔誠也魚龍混雜，當時的民意調查，80%的人聲稱信仰《聖經》，但僅有35%的能夠寫出四部福音書的名稱，50%以上的人對此一無所知。

    70年代開始，新教中保守的原教旨主義派和福音派掀起反世俗化運動，擁有居全美第四位的電視網、1300個廣播電台、2300家書店、唱片公司及龐大的出版企業。以反達爾文進化論的原教旨主義的《聖經》，在5000所他們辦的中小學，對100萬兒童進行宗教教育。80年代，法爾維爾牧師的「道德多數派」和格蘭特牧師的「基督教之聲」兩大組織，公然打出反政教分離、反新政改革、反共產主義、反60年代以來的自由化運動，聲明教士參政，要把美國變為一個基督教國家，產生巨大社會影響，成為支持里根上台的一股強大的社會政治勢力。

    里根內閣的教育部長本內特，後為老布希政府的全國毒品控制政策主任，他被稱為是「共和黨人傳統價值派的首席發言人」、堅定的福音教派，里根政策的忠實捍衛者和追隨者。他希望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的事越少越好，身為教育部長甚至呼籲撤銷「沒有做過什麼好事」的教育部。他撰寫洋洋大觀的《美國通史》宣揚美國的自由、民主和富強的根基就在於「確認人自身無法克服的罪性的基督教信仰」，「如果沒有堅不可摧的信仰，我們也就不會接受諸如普遍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寬容和謙遜這些偉大的理想」。

    他認為，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美國深陷于越戰，年輕人成為「垮掉的一代」，左翼革命思潮此起彼伏，堪稱「蝗蟲侵蝕的歲月」；而八十年代力挽狂瀾的里根，則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總統，里根不僅復興了美國的經濟與自信，而且使美國成為「決定這個世界免於向黑暗時代倒退的關鍵」。

    本內特所謂的「黑暗時代」就是傳統新教道德的徹底淪喪，但美國自立國以來的「金錢第一」和「享樂至上」，「霸道的平等」競爭早就讓新教道德淪喪了，越戰危機更加導致美國人信仰頹廢、精神虛無，共和黨的「仇恨同盟」，把目標集中在黑人（無道德）、女權（墮胎）和同性戀（亂倫）上，只能是一種無效的宣洩，因為代表美國精神主流的是以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和拉斯維加斯的紙醉金迷、喧囂浮華、充滿暴力與色情為代表的「花花公子」享樂哲學，而絕不是本內特在其《美國通史》中妄圖恢復的美國一望無垠的腹地，中部和南部也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鄉村和小鎮為代表的「節儉勤奮」的新教傳統。

    美國人對任何外來的各類主義思潮均是一知半解的為我所用，而宗教世俗化的思維的迷亂，總讓他們處在叛逆、放縱、焦慮、孤獨、恐懼的內心折磨中，又找不到解釋信仰、破解迷惘、慰藉心靈、意志、感情的新方式，有人說「宗教不是美國民主的墳墓，而是民主的搖籃」，但「宗教道德的搖籃」成為「心靈魔鬼的地獄」后，美國無可避免的必然向「黑暗時代倒退」，本內特說里根是「力挽狂瀾」免於既倒，實在是閉著眼睛說瞎話，7-80年代呈現的正是美國「向黑暗時代倒退」的觸目驚心的四大暗流：

    一是「巫術風行」的暗流。雖然美國的精英階層在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上領先世界，但廣大的美國民眾對科學理論並不感興趣，超過半數的美國人迷信「神創論」，而不相信達爾文的進化論。當新教「只可因信稱義」不能成為詮釋人生的精神依賴后，各種形式的占星術、魔法等神秘主義的巫術文化開始風行，70年代末，美國共有1萬名專職占星家和1.7萬名兼職占星家，電話算命業務、占星術出版物、頒發文憑的巫術學習班風靡社會，高科技也被派上巫術的用場，據說里根總統任期，也就一些難題請教過巫師。

    二是「邪教興起」的暗流。在巫術風行的同時，美國人求新獵異傾向東方古老的印度教、佛教、錫克教、伊斯蘭教，這些宗教的儀式與傳統的基督教大不相同，瑜伽、打坐、冥想、降神等充滿神秘色彩，吸引了大批的信眾，特別是60年代起反主流文化運動的參與者，許多成為虔誠的東方宗教狂熱信徒，相信善惡因果、人生報應、苦修苦行、超度塵世，各類將東西方宗教混合成為大雜燴的邪教組織紛紛興起。最大的一樁慘劇是「人民聖殿教」的邪教組織，1987年11月18日，在自稱彌賽亞的教主J-瓊斯的率領下，918名信徒集體自殺，其中有兒童276人，震驚美國和世界。

    三是「吸毒普化」的暗流。美國70—80年代成為世界第一吸毒大國，美國緝毒總署宣稱，今天在美國吸毒者已遍及社會各個階層，從10歲的小孩到律師、教授、醫生，甚至一些孕婦都有此惡習。政府高級官員吸毒的醜聞不時傳出。由吸毒問題造成的社會經濟損失，據估計每年高達140億美元。一位美國學者提供的統計數據更可怕，全美國有1億人使用過毒品，其中1200萬人使用過可卡因，1600萬人使用了致幻劑，800萬人使用過極危險的PCP，5400萬人使用過大麻。美國是世界抑鬱症發病率最高的國家，治療抑鬱症的藥品也種類繁多，成為「准毒品」和「新毒品」，這種成年人1/4、青年人超半數的吸毒大眾化、普及化的暗流，說明美國社會精神生態已經病入膏肓。

    四是「信念頹廢」的暗流。美國「個人自由、自治、統一」的傳統信念所維繫社會的秩序，在追求感官世界享樂主義和頹廢主義潮流的衝擊下，已經是支離破碎，放任自流，無可遏止的頹勢。在70年代後期，美國傳統家庭解體已是大趨勢，1/4的家庭由單身家長或自由同居者組成，比1970年增加2/3，婦女單親家庭10年中增加1/3，老人與子女分居也成為習俗定勢，主因是家庭責任淡漠，個人至上主義已由「享樂」取代「奮鬥」，生兒育女成為負擔，出生率大幅下降，全國人口在世界人口比例，從1950年的6%，下降到1988年的5%。據1972年出版的阿方索-平尼克的《美國暴力方式》一書統計，全美平均每半小時發生一次謀殺，每54秒發生一次諸如強姦、搶劫、暗殺之類的惡性犯罪，堪稱世界第一。據1990年統計，到本年度美國已有9.5萬人死於艾滋病，遠高于越戰死的美國人。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瑪麗•斯特勞信口雌黃的吹噓說：「我們民主傳統的精髓就在於對人性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一種麥迪遜式的洞察和理解。因此我們創立各式制度，通過諸種途徑，制衡個體的惡，進而引導其為更大的、公共的善服務。」對這種學究式的概念化思維，必須追問的是，美國以宗教立國的民主制度，是「制衡個體的惡，進而引導其為更大的、公共的善服務。」嗎？

    我們不做理論上的論證，只以事實說話，美國文化風靡世界的三駕馬車是：汽車、電腦、花花公子的享樂哲學，還有好萊塢、可口可樂、迪斯尼並稱為全球三大品牌，代表性的是紐約、洛杉磯、芝加哥和拉斯維加斯等大都市的紙醉金迷、喧囂浮華、充滿暴力與色情的「惡欲文化」，究竟是「制衡個體的惡欲」？還是「放縱個體的惡欲」，或者是一種美國引導的「更大的、公共的善服務」？難辦的是現在世界對一切慾望，已經是善惡不分了，美國模式堂而皇之代表世界潮流「進步」的「光明時代」，有多少人會認同是本內特所謂的「黑暗時代」？

    美國或許也確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鄉村和小鎮」，但在世界又有多少知名度、影響力和代表性？法國學者貝爾納-亨利-萊維在2004年考察了美國腹地的一個「卡洛納歷史村」，這是仿照的一個半世紀前殖民地時期的村落，一群再洗禮教派的阿什米人的男男女女仍舊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使用100多年前的農具耕作，信仰《聖經》包含萬物，拒絕用電，拒絕高度教育，拒絕照相機拍照，他們不參加大選投票，不參加公職和軍隊，對「9.11事件」、基地組織、美國人的安全一無所知。如果說 「卡洛納歷史村」的阿什米人是當今美國文化的代表，這個世界少了美國無處不在的橫行霸道身影，是否是人類和諧萬幸的福音？

   二十八 老布希——「鷹派總統」的耀武揚威
   
    美國41任總統喬治•布希上任時，正值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世界格局發生根本變化的特殊時期。老布希在美國世界霸權上是強硬派，前後提出「超越遏制」戰略和調整與盟國關係的「新大西洋主義」。1991年發起「沙漠風暴」的海灣戰爭得勝，並以此為契機，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張。但在國內經濟上則是只會延續「里根路線」，任內陷於經濟衰退的困境，而無所作為。1992年大選中，被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柯林頓攻擊他的一句關鍵語「笨蛋！問題是經濟！」而輸掉全局下野，是個「外強中乾」的「外向型總統」。

    老布希生於馬薩諸塞州，父親是華爾街銀行家、康涅狄格州前參議員，他從小接受良好教育，大學畢業參加二戰海軍轟炸機飛行員，作戰勇敢。退伍後進耶魯大學攻讀經濟學，獲學士學位，隨後進入石油行業合創公司發展。1960年起從政，歷任國會眾議員、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在里根執政時代，做了8年副總統，在里根治病手術期間，當過代總統。1988年大選，戰勝民主黨對手麥可-杜卡基斯入主白宮。

    老布希在與里根總統合作期間，極力保持著低調、配合默契。 1981年3月30日里根在華盛頓遇襲受傷，老布希曾被其幕僚要求直接乘坐直升機返華盛頓。但被拒絕，並稱這不符合副總統的規格。雖然他曾經嘲笑里根所主張的30%的全面減稅政策稱為「巫毒經濟學」。但積極支持里根的「小政府路線」，主持過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解除了逾百條被認為是過時的條例，並對其他條例做出修訂，以縮減聯邦政府的規模。

    他上任面對國內的第一個經濟問題就是財政赤字，1990年美國2200億美元的赤字，10年以來增長了三倍。老布希惟一能拿出的辦法是減少政府開支，但在以民主黨控制的國會之壓力下，老布希卻只能違背參選時誇海口在他任內絕不加稅的承諾，選擇加稅來解決赤字問題。致使任內經歷過一段長達6個月的經濟衰退，1992年失業率上升達7.8%，是自1984年以來最高的，使聯邦政府福利開支大為增加。在1990年一次記者會中，老布希就稱他比較喜歡處理外交政策，多於國內經濟問題。這番話被外界視為老布希愛打仗、漠視經濟的證據，流傳「老布希對軍事政策眉飛色舞，但一處理經濟他就打呵欠。」的非議。

    在國際問題上，老布希面對錯綜複雜的五個方面的巨大挑戰，一是以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的著作《大國的興衰》（1987年）為開端的美國學術界對美國興衰問題的大辯論。二是日本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超過美國，德國實現統一，日本和德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在1989年前後高於美國，日美貿易摩擦日趨激烈。三是伊拉克與伊朗10年戰爭的時局，對美國在中東地區政策走勢的影響。四是東歐巨變，蘇聯解體，西方世界到處在誇耀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勝利」，而東歐和反對美國霸權的第三世界國家，則處在何去何從的關鍵時期，美國將如何分化、瓦解、利用和拉攏。五是中國打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這個世界最大的人口大國和市場大國，美國如何抓住契機，發展有利於美國的美中關係。這些均是老布希的「世界新秩序」戰略，要考慮的關鍵和重點。

    老布希長期從事外交事務，又任過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中央情報局局長，國際經驗豐富，而且是個「中國通」。1989年2月25至26日，老布希作為新總統對中國進行工作訪問，這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首位就職不久即訪華的美國總統，也是布希1975年以來第5次訪華。因為老布希把中國問題首選為重中之重，是因為他已經積極開展了對華外交，當時是要極力想把中國拉入「世界貿易組織」，實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甚至不在乎中國是否是「市場經濟國家」，在「世貿談判」中，檯面上在談，美國代表台下面就給中國代表遞條子，告訴中國如何應對。只是1989年他訪問不久后，發生「北京政治風波」，美國失望之下，立即聯合西方對中國實行政治孤立和經濟制裁政策。

    老布希任上惟一讓世界聚焦的大作為，就是1991年對伊拉克發動的海灣戰爭。他在一次總統演說中，曾假扮成和平使者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和平與繁榮的世界里，但我們可以幹得更好。世界需要自由，需要自由的價值吹遍全世界；獨裁極權將走向末路，就像枯葉一樣從古樹上掉下來。一個強調自由的國家即將會採取行動，去迎接這個新世代的來臨。」但老布希扮演的卻是「獨裁極權者」，精心策劃的一場聲勢浩大、高科技智能化的新型戰爭，以速戰速決的囂張氣勢，把伊拉克打得一敗塗地，向全世界炫耀美國超級霸主的新形象，宣告蘇聯消亡后的世界是美國主宰的「國際新秩序」，美國是「當之無愧」的世界領袖。這不單是一場軍事戰，更是一場政治戰。

    美國為了自身在中東的戰略利益，應對伊拉克和伊朗這兩個實力最強大的石油生產國，費勁心機，用盡陰謀詭計，老布希的海灣戰爭僅是其中一環，縱觀美國霸權在兩伊問題上的拙劣表演，可以歸納美國傳統劣根性的「商業流￥氓」和「無賴政客」的三大慣用手段：

    一是扶持親美的傀儡政權。這是美國「商業流￥氓」悠久的傳統手段，早在19世紀初，一介小流氓沃克為了商業利益，就在尼加拉瓜搞起個人的傀儡政權，還篡位當了偽總統。美國無處不是挖空心思搞自己的傀儡政權，還開辦培訓學校專門培養南美洲的「傀儡人才」。美國在伊朗培植的巴列維傀儡政權搞獨裁暴政，被霍梅尼推翻，對兩伊問題，美國認為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比起伊朗領導人霍梅尼，對於區域安全的威脅性較小。於是支持薩達姆，希望他能成為與美國同道的「傀儡政權」，殊不知薩達姆也是個野心家和獨裁者，兩伊戰爭后，突然發動侵略科威特的戰爭，讓美國意料之外的震驚，才知道薩達姆是比霍梅尼更危險的敵人。

    二是利用矛盾從中漁利。任何商人都會狡猾利用「兩強相爭，漁翁得利」，美國是典型的商人思維的「無賴政客」，在立國時期就充分利用英法兩強相爭，大肆漁利。1980年爆發兩伊10年戰爭，美國先是中立觀戰，後來逐漸牽涉其中，有時候美國同時支持兩方，但以支持伊拉克為主。亨利•基辛格指出當時美國的政策是「不能讓任何一方輸」，美國更擔心若是伊朗勝利會鼓舞阿拉伯國家中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派，將可能導致非宗教的政府被推翻、進而危及美國在當地的公司利益。最初伊拉克戰事佔優，1982年戰局倒轉，伊朗可能獲得勝利，美國政府這時試圖切斷伊朗政權取得武器的門路。同時提供伊拉克的軍事政權許多情報資訊和金融上的支援。美國政府也允許了一些能夠被用作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的「軍商兩用貨品」船運至伊拉克，伊拉克以農業用品、醫療研究和平民用途等名義進口這些貨品，卻被薩達姆用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計劃。這回是「漁利未成，反養虎為患」，並為後來小布希的伊戰埋下伏筆。

    三是動用武力強權鎮壓。美國慣用的最後一招，就是軍事武力入侵和鎮壓的強盜做派。對薩達姆的膽大妄為，老布希發表聲明譴責后，立即組織防止伊拉克入侵沙烏地阿拉伯的防禦行動「沙漠盾牌行動」，並組織了一個反伊拉克的34國聯盟。1991年1月12日美國國會授權總統將伊拉克逐出科威特，聯盟各國跟著授權。1月16日美軍佔74%的 66萬聯軍投入戰鬥，啟動名為「沙漠風暴行動」的高強度空襲，首次以高科技的制導炸彈、集束炸彈、空爆炸彈和巡航導彈，迅速地摧毀伊拉克的空軍和防空設施，僅損失了一架飛機。2月24日，聯軍開始「沙漠軍刀」的陸戰行動，使用推土機填沒伊軍在科威特的戰壕，將伊拉克駐軍活埋，然後一支海軍陸戰隊深入伊拉克境內，俘虜了上千逃跑的伊拉克軍隊。2月26日伊拉克軍隊開始退出科威特，3月10日，聯軍從波斯灣撤離54萬軍隊。整個戰爭速戰速決。

    老布希在他1998年出版的《改變世界》一書中說：「假如我們在1991年消滅薩達姆政府，將陸戰改為入侵伊拉克的話，那麼我們將違反我們的不在行動中改變目標的宗旨，進入目標滑動的狀態，其結果是不可估算的人道和政治代價……我們將不得不佔領巴格達和整個伊拉克。同盟將立刻解散，阿拉伯國家會憤怒地離開我們，其它同盟國也會離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沒有任何可行的，不違反我們的原則的『逃避計劃』，假如我們入侵的話，美國可能今天還是一個敵對國的佔領者。其結果——可能是悲慘的結果——將是另一個樣子。」 老布希是理智的，可惜他的兒子小布希卻愚蠢的在他的「伊戰」完成老爸極力避免的「悲慘的結果」。

    西方評論界對老布希在海灣戰爭的果斷之舉，高度讚揚。而視西方如仇敵的阿拉伯世界都將老布希作為西方跟阿拉伯作對的代表人物，恨之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