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HESSLER（何偉）RIVER TOWN（江城）

第六章





暴雨



在五月初，涪陵東邊的山嶺上，出現了火災。好幾個星期以來天氣一直炎熱——熱氣混著霧氣，明亮而視覺模糊的日子，溫度到了九十多度（華氏）。一道道塵土浮在校園后未平整過的馬路上空，空氣因為熱氣而變得沉甸甸。人們都告訴我說春雨太少了，而不久，雙眺山上爆發了火災。






它是涪陵區域最高的山；在明朗的日子裡，從它的山頂上可以同時望見涪陵和豐都。那山上有森林，也有小型的農場，而火勢一發不可收拾。沒人知道它是怎麼開始的。從長江上吹來乾熱的風，掃過山上的火苗助勢。



在火災發生的頭一個晚上，學校派了五十個學生志願者參與撲火，而第二天的早晨，又有兩百個學生前往。從我的陽台上，能看見第二組人聚集在學校的廣場上。他們全是男孩，穿著軍訓的服裝，他們笑著，興奮，起勁地聊著，等待著出發。巴士把志願者們帶走了，校園裡安靜下來。



那一天，太陽就像個掛在空中的悶熱的圓盤，煙從山上飄下來。我能從陽台上聞到氣味。許多出發的男孩都是我班上的，隨著這一天時間過去，我有些困惑，不知道他們在山上做些什麼。女孩們也心不在焉，課上得不好。



之後，我在卧室里學習時，見到黑雲在西邊的天空上聚集。風突然吹起我桌上的紙片。我關上了窗，去陽台上收起衣服，之後，我穿過房間，把所有的門窗都關緊。暴雨將至了，在城市的後方鼓脹得越來越黑，在風力之下，我幾乎關不上客廳的窗戶。



我關上了燈，往手電筒里裝入了新電池。當雨開始下時，我跑到了廚房的小陽台上。雨以筆直的對角線在空中一道道劃過，風吹得更勁了，而樹枝在狂暴起舞。穿過操場的那邊，教學樓里的窗玻璃被震碎了，學生們大喊大叫。他們總是興奮地大叫，只要有大暴雨光臨的時候，而有時他們都忘了關上窗子。在春天裡，地上經常有暴雨後碎裂的玻璃。



我聽到河東區那邊有更多的玻璃碎裂，而人們匆匆穿過街道。在插旗山的西側，突然一道藍色的閃光，接著一起爆響，然後，涪陵所有的燈全滅了。



我從陽台上望著暴雨。雲層在山上低低卷過，大雨愈大。天空暗了，突然又閃過一道白光，彷彿有人在雲層上擦過一道火柴。一團閃電照亮了白山坪的山頂。有一陣，山頂高高踞於長江上，在閃電中凍住了，然後，一陣轟雷奔過，山突然消失了。很快，大雨給江面蒙上了層霧氣，直到長江看不見了，而烏江只剩了一條灰帶，混入了看不見的天際線。



半個小時后，暴雨停息了。山嶺再現翠綠；所有的灰塵煙霧在空氣中清除掉。整個晚間，下著小雨。第二天，我的學生從山上回來了，在他們抵達火場前，暴雨已將山火撲滅。但這次行程，乃是對例行生活的一個打破，他們看起來，跟剛出發時一樣的興奮。



兩個星期後，學校舉行了三天的田徑運動會，在插旗山下的一座新建的體育場內。大多數中國的學校都會在春天搞運動會，但我們這個規模尤其大，因為新場地的緣故，也因為香港快要回歸了，一個半月後。



這學期的所有事情都與香港相關，就好象每個秋天都有活動和長征關聯。春天時，有一次關於香港經濟的考試競賽，而學生中的黨員掛有特殊的香港胸章，跟其他學生區別開來。一個「歡迎香港回歸」的標語裝飾在了圖書館的入口處，而每天都有數字顯示，還有多少天那殖民地將回到祖國的懷抱。有時我會問學生還剩幾天了，他們總能給我精確的回復。



為了競賽，他們準備了許多天。那些正式的選手在食堂后的舊場地上訓練，而每個人都為比賽前的遊行做練習。男孩們練著他們的軍訓鵝步，而女孩們則準備跳旗操，而在周日晚上的政治集會上，他們唱關於香港的歌曲。



競賽的開幕式，在大雨中開始。那香港的橫幅悲哀地下垂著，而色彩明亮的氣球拒絕升空。但慶祝儀式繼續進行：一千多個學生，在泥濘的跑道上嚴肅地跋涉前行，而他們在大雨中跳操時也均面色凝重。幾乎沒一個觀眾離場的，而幹部們，在中央場地的遮蔽檐下擠作一團，顫抖著檢閱著。之後那一周，我的班上滿是咳嗽與鼻涕聲。



運動會推遲了兩天舉行，之後，天氣改善了，集會立即恢復。課程被取消了，學生們按照所在系，坐在場地四周。這是非常嚴肅的比賽。所有超過四百米的女孩的比賽項目，總以每個選手都癱倒在地作為結束，而在她們比賽前，選手們會小心挑選一些朋友，在比賽結束后攙扶她們。在某個方面來說，這很感人，就好象在參站前，士兵給家裡寫告別書。參加比賽的女孩會給她的朋友們清晰的指示，而在結束后，她將倒在她們的懷裡，被抬出體育場的大門，喘氣，哭叫——從舞台右邊下場，彷彿一種奇特的四川戲劇。在男孩的比賽中，這種情形要少一些，但大約還是有四分之一的選手在終點處癱倒。朋友們把男孩們扶到系裡的救助桌邊，給他們熱茶和奇聲香煙。五分鐘后，他們就好了。



我計劃參加1500，5000米，以及4*100的接力賽。教員有自己的隊伍，而對退休的教師，有特殊的競賽，他們跑得很努力，但絕不會在終點線上癱倒。因為我已經贏得了涪陵公路競賽，我被安排參與了學生組的競爭，而這個景象——外國老師與學生們頭碰頭的比賽——就足以把觀眾催入狂熱了。他們在終點區域密密擠成一團，只有頭兩條道還開著，而我自己的學生在最後的直道旁排成一列。黃小強，我常去用午餐的那家麵條店老闆，也帶上兒子來了學校，為我加油。



其他的選手為和外國人比賽感到激動，而他們起步階段跑得太快了，因為聽到了觀眾所發出的加油聲。從一開始，我就能感到，這是和一月的公路賽不同的觀眾；我聽到有聲音叫我的名字，英語的漢語的都有，而英文系的學生在我逐步追上來時，為我加油喝彩。我贏這兩項比賽都很容易，在1500米比賽結束時，我的學生都在終點處歡迎我，我覺得自己更像是系裡面的一個成員，而非一個外國人。在接力賽的情況也是一樣，路程太短，給不了我多少時間來建立優勢，而我跑的是第二棒。張書記跑最後一棒，在最後一個直道時越過了中文系，而所有的英文系學生都瘋狂歡呼。在此之後，我們四個人以插旗山為背景，擺了POSE拍照，而張書記臉上放光，點著根煙。



但在5000米比賽時，人群中的體育生開始嘲弄我，叫道「哈嘍嘍嘍嘍嘍……」與「洋鬼子！」，在我跑過的時候。洋鬼子意思是「外國魔鬼」，而在我的學生指責他們后，他們安靜了一點，但我還是可以聽到他們作弄的叫喊，作為回應，我只是低著頭，全力跑完了最後的一英里。沒必要這麼做——我已經贏得了比賽，而我能感覺到感冒正向我襲來。但我不能剋制自己；在比賽中，這是我唯一應對嘲弄的方式。



我回到家裡，發現自己的體溫飆到了102度。我意識到如此拚命地跑5000實在很傻，而我也看不出參加這種競賽的益處了。我太執著於競賽，而當地人甚至更有過之；無論情況有了多少改善，無可避免的，終究還是我和所有人對抗。我決定說，以後看比賽比參與比賽更為享受，而此後我再沒參與過跑步比賽。



在那個學期里，我的健康狀況逐步下降。有幾次我發了燒，但主要的，我的身體發展出了一些慢性炎症，因為污染的關係，而我總是在用抗生素。這時間來得很怪，因為除了健康問題外，我對涪陵的生活卻從未如此滿意。我對這個城市的生活感到舒適了，而且我也開始結交了一些不說英語的朋友。我的中國生活在逐步發展，現在我覺得在第二年裡，一切都會變得更好。



即便我與廖老師上課的那種緊張氛圍也大大舒緩了。似乎我們的鴉片戰爭讓我們都彼此看清了對方，雖然有一些意見對立時的火花，但我們表達觀點時的真誠態度，比觀點的內容更重要。在某一程度上，我知道她的立場——她肯定懷疑外國人，以及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但她的態度足夠開放，讓她的懷疑清晰流露了出來。逐漸的，我將其看作一個友好的轉變，相別於英文系的幹部，他們總是微笑，待我也溫和，然而從不放棄他們的防備心。廖老師至少足夠尊重我，讓我有機會瞥見她的觀點，而我察覺到她對我也有同樣的感覺——一個外國人，不總是那麼尊重中國，然而至少願意談論他的想法。我們的鴉片戰爭並不以輸贏來結束；還不如說是溜過，溜走了，逐漸的，我享受起我的漢語課來。



但在同時，我的一部分開始磨損了，既有身體的，也有心理，我知道，我需要一點時間，暫時離開，擺脫生活在涪陵這種小地方的壓力。亞當也是如此，隨著這學期時間的推移，我們感覺到我們催促自己工作的方式過於嚴肅了。這個學期正好在香港回歸中國之後結束，在6月30日的午夜，在那之後，我們倆就可以自由了，去旅行，以及學漢語。



我首次察覺到香港回歸的分量，是在第一學期，當時我讓一個三年級班的同學去寫下他們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大多數人的回應合乎我的預期——他們描繪了收到大學錄取通知的那一天。唐詩從豐都一個特別窮的鄉下來的學生，寫道：



那天，我起得很早。一吃完早飯，我就跑去了郵局。我非常想看到我的入學通知書。郵遞員看見我來了，向我喊道，「恭喜！這是你的錄取書。」我把它從郵遞員手裡抓過來。我把它高高舉過了頭。我無意識地喊叫道，「我終於成功了！」那時，我流下了歡樂的淚水。這是我努力學習了十五年的成果。在那十五年裡，我一直都非常努力。作為一個農民的兒子，我希望能夠走出鄉下。只有我比城裡人更努力學習才行。我沒有辜負我的父母和親戚的厚重期望。這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我可以進大學，學到很多的知識。1994年的8月31日，我不會忘記你。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是我用汗，用血換來的。



大約四分之三的回答都是這類，而它們讀起來讓人愉快：我看到了教育如何改變了我的學生的生命，而我也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但有兩個學生的文章就不那麼能啟發我了，他們寫到了還未發生的快樂的一天，那就是香港回歸中國的時候。其中的一個人，他的英文名字叫PEACE（和平），寫道：



我敢肯定，1997年的7月1日，將是我最快樂的一天。在那一天，我們所有中國人都應該高興。因為1997年7月1日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日子。香港將在那一天回歸中國，這顯示了團結的巨大成就。我們都知道，香港回歸祖國，以及中國行使國家主權，乃是堅定以及不容協商的。當然，那一天將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隨著學期的進展，我感到震驚，這些政治課程，以及特別的集會，已經把香港的回歸變成了我的學生們的個人事件。當然，我所教的課題跟中國的政治沒有關係，但無可避免的，偶爾我們會漂向那個方向。在文學課上，我們學習了凱特卓別林的短篇故事「戴瑟瑞的寶寶」，那把我們帶向了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我們談到了黑人在美國的地位，還有種族間通婚的問題，而同學們問我，有沒有針對華裔美國人的偏見與成見。我告訴他們，近來的成見，往往是說華裔美國人是太認真的學生，但我提到在十九世紀時，許多西方人認為中國人是贏弱的，沒有競爭力的。



「為什麼？」一個學生問道。

「哦，我想是因為鴉片戰爭的緣故，」我說。

「這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鴉片戰爭，」我說。「在那個時候，中國不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外國要擊敗中國軍隊並不難。是以很多外國人都以為中國人是弱小的。當然，這種觀點後來改變了，但在那時，這種偏見很是普遍。」



當我說的時候，教室里一片沉默，學生們都盯著課桌。在你打破一個禁忌的時候，情形總是這樣——立即出現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十五個黑髮的圓圈，學生們都低下了頭。他們在一個星期前也是如此，在另一個討論中，關於種族主義的話題。當時我溫和地說到，我認為種族主義與外國人恐懼症的問題，在所有地方都存在，即使在中國。



「在中國沒有偏見，也沒有種族主義，」溫迪迅速回答道，我可以看出她被冒犯了。她是班中最好的學生之一，也是最愛國的。



「我不認為事情那麼簡單，」我說。「為什麼當梅勒先生和我進城的時候，那些人經常對我們大叫？」



「他們是友好的，」溫迪說。「他們只是想跟你們說話，但他們沒受過教育。他們並不想對你們粗魯。」



「有時孩子們會對我們扔東西，」我說。「那可並不友好。」



「他們只是孩子！」



「但他們的父母只是看著笑，不去做任何事情來阻止他們，」我說。「我並不想說那些事情有多麼糟糕，但我不認為種族主義，以及對外國人做不好的事兒，這些行為僅在美國存在。這些問題在中國也需要改善。」



學生們低了下頭，有一陣讓人不舒服的沉默。我發現有些事情我們是不能談的，很快，我將話題轉回了「戴瑟瑞的寶寶」與美國的種族主義。身為外國老師，看到那些低下的頭時，你得學會如何做出反應，而你學會的主要就是，不能從任何方面去批評中國。但是，當一周后我的引述又觸發了同樣的敏感時，我還是覺得驚訝。



（關於外國人恐懼症，XENOPHOBIA，在多移民的國家裡顯然比較容易受到關注。在西班牙時碰到的一個美國人問我中國的種族問題，我當時回答說許多中國人沒機會見到多少外國人。現在想來，這倒未嘗不是一個將來的問題。當然，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也不會成為一個重要的移民輸入國。在西班牙的經歷中，我也感覺一些對外國人的冷淡，當然西班牙絕不算很特別。）



尤其奇怪的是，考慮在在這個學期的初段，在我們練習「李普 范 文凱」時，他們顯得對中國的近代歷史毫不敏感。我布置的任務，是讓他們表演滑稽喜劇，來做一個中國的「李普」；每個組都得去寫個不同年代的故事，然後來表演。一個故事裡的中國人，在1930年代墮入昏睡，在1950年代醒來，而另一個則是從1948到1968，如是類推。在這七個小組裡，濃縮了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而我尤其想看看分配了文革的那一個小組將如何演繹這段痛苦的歷史。



在他們的戲里，李普由阿瑟來扮演，他是個模樣嚴肅，聰明的男孩，戴著厚眼鏡，短短的黑髮。他醒過來了，表情很困惑，然後其他的學生，扮演紅衛兵的，把一頂笨蛋帽子戴上了他的頭。一個走資本主義路線的標語圍上了他的脖子，將他雙手反綁。紅衛兵們聚攏了過來，而鬥爭開始了。



「你為什麼不是紅衛兵？」一個女孩向他吼道。



「什麼是紅衛兵？」阿瑟迷惑不解。



「你知道什麼是紅衛兵！你為什麼走資本主義路線？」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什麼是資本主義路線？我的名字叫李普 范 文凱，我是一個國民黨的士兵。」



「你說什麼？」



「我是蔣介石的國民黨的一個士兵。我只是個窮人——」



「一個反革命！他是個反革命！」



「我的名字是李普 范 文凱，我只是——」



「閉嘴！」那女孩尖叫。「你現在得坐飛機！」



兩個人強迫他立正，把他的手臂往後拽。其他的學生們用調羹敲著鐵碗，大聲叫著，押著李普前後遊行。我從教室的後排看著，只希望傅主任不要在這時候把腦袋探進來。我不想解釋關於「李普 范 文凱」的文學課怎麼會發展到了這一步。



最奇怪的部分，是在同學們很喜歡這個——這是所有的滑稽諷刺戲中最受歡迎的一個，觀眾們歡呼著，大笑。這完全不是我所預期的；我原本以為，他們會找到一個有技巧的方式做這齣戲，來迴避那歷史階段中最醜惡的一面，因為我知道許多學生的父母在文革中曾經受苦，遭罪。但僅就現在看戲的感覺而言，我完全感覺不到那個；沒有人感到不安，這滑稽戲就跟「仲夏夜之夢」等喜劇那般搞笑，好玩。這就和魯迅某一次的評論一樣：「記性好的人，容易被苦難的重量壓垮。只要那些記性壞的人，才能適者生存。」



（我不太贊同何偉在此處引用魯迅的話。這種評論雖說不無道理，但是帶上了道德評判的色彩。魯迅雖然是一個重要作家，卻不能算視野開闊，有長遠眼光的那一類。而他過多的道德批判取向，限制了他的視野。那些誇他或者俄羅斯的某某為「民族良心」的說法，也墮入了此中。何偉的家庭有一些教會背景，他身上也不乏傳教士的傳統精神，讓他也顯得偏重道德思考。過多圍繞著崇高道德打轉是不行的，歷史已有許多明證。我所推崇的人道精神，當然有道德的成分，卻也要充分考慮到人性的多面，要尊重發展法治的力量。



就歷史問題而言，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是一味光榮無瑕的。何偉應當加以更多的同情與體諒。西方宗教狂熱下的血腥暴力，也是中國所未曾有過的。只是西方人從歷史中學到教訓，大有改善，這個中國人倒是可以借鑒學習。如果從這一點出發，我可以理解何偉的態度。我們誰也不希望文革重演。）



但我的學生們的記性也不是一味的不好。雖然他們會拿文革開玩笑，卻對鴉片戰爭極度的敏感。我知道這種敏感部分緣於我這個外國人，但在某個程度上，也和哪一段歷史在他們眼前出現的多少有關。1800年代中期的事件，彷彿顯得更近，更難解決，相較於他們父輩的掙扎年代。中國的歷史書淡化了文化大革命，而關於毛澤東的話題則被鄧小平的話乾淨利落地處理了，他是對了百分之七十，錯了百分之三十。這些數字似乎每個人都知道，他們似乎有一種神奇的魔力去簡化歷史。有時候，我會在交流中裝無意提到毛對了百分之六十七，想看看有什麼反應。毫無意外的，聽者總是立刻糾正了我。這使得文革變得極其遙遠，一個關於統計數字的問題：毛澤東一生的平均值。



相反的，關於鴉片戰爭，沒什麼是單純的，它似乎在我的學生意識里要沉重得多。一年到頭他們都在反覆學習那段恥辱的歷史，而香港的回歸，被描繪成了一次救贖，對他們的個人生命發生重大影響的事件。相反，1989年的學生抗議則是所有事件當中最為遙遠的，對我的學生來說，暴力根本沒有發生過。他們被迫接受冗長的軍訓，作為天安門事件的直接結果，而其中有些人卻那麼愛國，以至於香港的回歸成了他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



這就是校園裡的狀況，但當我將更多時間花在城裡，我開始發現，對於普通的中國工人，所謂的老百姓而言，事情是不一樣的。每周我會跟柯顯龍聊兩三次，一個在南山們公園的四十七歲攝影師。而我和他溝通越多，就越為他的政治觀點而吃驚。他完全沒受過教育，但他卻具有很有意思的想法；有時他談到更多民主，以及其他黨派的重要性，那些是我在校園裡從未聽到過的。有一次我提到了香港，但他看上去只是覺得無聊——那對他沒任何意義。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國人手裡那麼多年的話，」他說，「它不會像如今那樣富。如果它是中國的話，它就會有大躍進，會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問題，而那些就會影響到它的發展。我們會像破壞其他東西一樣把它也毀了。」



我從沒在涪陵聽到另外一個人說這樣的話，哪怕一點點接近這個的意思也沒有，我告訴他我的學生沒一個會同意他。



「當然他們的觀點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們知道什麼？太年輕了！他們不了解真實的世界；沒有經驗。」



「但即便那些老教師也沒這樣的想法。」



「當然！他們每周都上政治課——他們必須得相信共產黨說的。我們老百姓有我們自己的想法。我可不需要學他們在大學里學的那些東西。」



我發現，作為一個能思考的人，他的優勢恰恰在於他沒有經過正規教育。沒有人告訴他該去想什麼，由是，他能夠自由清晰地思考。



對於一個教師來說，這個情形不是很鼓勵人。我想的越多，就越對我的學生所接受的教育感到悲觀，而我對在這種地方教書逐漸感覺矛盾，心情複雜。尤其讓我心煩的是，自從秋季學期以來，我和三年級同學的關係很少有什麼改進。他們總是很馴服，很尊敬我，而且他們對文學有極大的熱情。我對於詩歌也有很大的忠誠，但這種忠誠有它的局限；我相信，我的工作不但是教文學，也想要發展出一種互相的尊敬與理解，讓我們能夠很輕鬆地交換觀點。這種情形在我和我的漢語家教身上發生了，儘管有巨大的語言和文化的障礙，在一開始時。這種改變非常難得，因為它需要絕大的耐心和努力，彼此雙方都是。最重要的是，它需要誠實，即便這種誠實偶爾帶來不愉快的感覺。



但我和學生們的關係，距離這種轉變卻仍遙遠。我沒法提到中國人的外國恐懼症，因為他們會顯出防備心來，這就告訴我，他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更接近街上那些偶爾出現的騷擾者，而不是他們的外國教師。而且，還有太多的時刻，他們會不自在地低下頭去。這是我所開始討厭的了——那偉大的低頭。每次發生了那種狀況，我就察覺到，我不是在教四十五個有著個體思維的個人。我是在教一個群體，而有些時候，這個群體會作同一的思考，像這種的群體就是暴民，即便是在沉默與消極的姿態中。而我總是一個外國人，孤獨站在整個班的面前。

當地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同樣開始煩擾我。逐漸的，我發現我在涪陵被監視著，雖然很難說出於什麼原因。我寫回家的信時常出現被篡改的痕迹，偶爾，我收到曾被打開過的信件。那個春天，我的父母郵寄給我一份紐約時報的旅行欄目，其中有我寫過的一個故事，但在我那篇文章的邊上，有些什麼被小心地剪去了。最奇怪的是，那篇故事寫的乃是密西西比河，而唯一提到中國處，是在文章尾部的一個註解，提到作者住在涪陵。沒過多久，我給父母發去了一封載於軟盤的長信，當他們收到的時候，文中的一部分被抹去了，替代以一串串的X。這是信中唯一帶點敏感的話題，描繪了我有一次被三個喝醉的大學生騷擾的意外事件。餘下的內容是完整的，出於好奇，我的父母把軟盤帶去給一個密蘇里大學的電腦專家看。他說這種變化只能是故意篡改的結果。軟盤的故障不會造成這種變化。



這些事件有點煩人，但主要還是讓人感到可悲。為什麼要審查一篇關於密西西比河的文章？是誰花時間來讀一個在涪陵這種地方的外國教師的信件？這份力氣不能花在更有用的地方上去么？我猜測，這些行為的目的是要威脅我——那些活兒幹得那麼差，顯然是想讓我發現。但事實上，這種篡改行為，只是更有效地給我提供了例子，展現出了那種構成了共產中國的，毫無目的的受迫害恐慌症。



大學生活里，也顯示出了有組織的監視跡象。一月份，一個接近成都地區的志願者跟一個的士司機發生激烈爭執后，被帶到了當地的警局。那個志願者明顯是做錯的那一方，最終他被送回了美國；但在問訊期間，他發現當地警局備有一份他的記錄，內容是他在課堂上所說的任何會引起爭議的話。所有一切都在那兒——他關於資本主義的評論，毛澤東，還有任何敏感的內容。他對於中國的政治限制尤其不敬，但我知道，我們所有人多少都曾經越界。而我知道，在涪陵的警局，大概也有一份我的資料，關於我提到的鴉片戰爭，我提及的外國人恐懼症，以及我在課堂上所說的其他內容。



這兒有一些學生干這種活兒，報告我所用的材料——政治告密者，多少算是。很有可能，他們是最好的學生；也許有些是我最喜歡的。但他們還是跟蹤我的言行，在我上課時，很難不想到這個。



在課堂上，最困難的事兒之一，乃是引導同學們進行討論，因為通常，學生們的觀點都是一樣的。你得去想到用羅賓漢，因為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不會去想到那些教給他們的東西。關鍵點在於去哄出他們自己的觀點來。在秋天裡，用羅賓漢就很好，到了春天，亞當的關於計劃生育的討論，也用了同樣的方法。



他在他的文化課上，涉及到了人口問題，而我們想出了一個討論的題目，在我們坐在我的陽台上喝當地啤酒的時候。你根本沒法公開討論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沒有人敢於反對——但你可以自由地討論美國。是以那個題目就來了：美國應該採取法律，限制大多數的夫妻只生一個孩子么？



亞當給四個班都上了這課，而情形總是把學生們平均分成了兩派。這種分派中有一個模式——那些黨員以及其他處於權威位置的學生，總是傾向於實施該政策；而反對的那一邊，則包含了一些非主流的邊緣元素。他們在一個美國的課堂上，當然算不上是邊緣人士，但在涪陵他們就很矚目了——一些較為安靜的學生，那些和班上的政治組織毫無關係的，有點偏移的人。



每次，他們後來都在無意識中討論起中國來了，那當然正是亞當所想要的效果。在最後一個討論中，當爭論變得激烈，一個叫麗貝卡的學生站了起來。

（這是一個女孩的名字。）

他是個三年級學生，給自己取了一個糟糕的英文名字。他留著濃密的平頭，一雙疲倦的眼睛，顯然，他是很聰明的，然而他卻很懶，經常通不過考試。我從未見過他和其他的同學交往。在爭論中，他是反對美國接納計劃生育政策的，而他很快闡述了觀點。



「在美國，」他說，口齒很清晰，「人們習慣了有更多的自由。他們非常關心人權。美國人絕對不會支持計劃生育政策，因為他們會把它看作是侵犯了他們的自由。」



他坐下了。一陣憤怒的嗡嗡聲掃過了教師；有那麼一陣，情形看起來他們又要尷尬低頭了。但有人起身反駁了麗貝卡，這就過去了，直到討論結束，再沒有類似的聲音出現。



第二天，在我上完文學課後，麗貝卡跟我到了大堂。他問我能否借一本雜誌看，我告訴他跟我去辦公室，在那兒有成堆的新聞周刊，是和平隊郵寄給我們的。



我們邊上樓梯邊聊，麗貝卡又開口了。「我想你肯定注意到了，在中國沒有美國那麼多的自由，」他說。我們周圍有很多學生，許多人都可以說英文的。亞當跟我說了昨天的討論，我知道這個年輕男人腦中肯定想著些什麼。



「讓我們去辦公室，」我說。「那兒有很多雜誌。」



我讓門開著。走廊太吵了，人們聽不到我們，而且我猜想麗貝卡大概也有一點名聲了；關著的門也許只會惹人生疑。但他看似並不擔心那個——他坐下來，直直盯著我的眼睛。



「我經常想，我們中國有許多問題，」他說。「在中國沒有足夠的自由。我想，在美國，你們有更多的自由。」



（這個男孩還是習慣用「我們中國」的說法。）



這是我首次聽到有一個學生那麼說話，而我不太肯定該怎麼回答。「我想我同意你的說法。」我很慢地說。



他的英語不是很好，他需要花時間來想他要用的詞兒。一個停頓后，他說，「我很羨慕你們美國的自由。」



「但有些人認為美國人有太多自由了，」我說。「那也是美國有那麼犯罪的原因之一。人們可以擁有槍支的自由，而且他們可以有各種奇怪的想法。」



「我想那不重要，」他說。「在美國，大多數人的生活都很好，經濟也很好，因為有那麼多的自由。」



「我想你的大多數同學不會同意你的。」



「不！」他幾乎叫起來。「他們都不一樣。但他們說我是不同的——有時他們說我是一個『新人』。他們不理解我為什麼那麼想。」



「唔，」我說。「我同意你的觀點。不過我想你或許要小心點。」



「有時候我會害怕，」他說。「我經常害怕我不能說出我所想的。」走廊上的人已消失了，安靜了許多，而我想著：為什麼你還那麼大聲？但很顯然，他為了這次交談，已經憋了很久，而他現在把所有一切都置之不顧了，他盯著我，平穩說道。



「我不喜歡這所大學，」他說。「我不喜歡那些規矩，我也不同意其他同學的觀點。而且我不喜歡中國的規則。」



「也許事情在未來會不同的，」我說。「而且我想在北京和上海，事情已經有點不同了。」



「在中國，什麼事情都變得太慢了，」他說。「我希望能夠活在一個像美國那麼自由的地方。」



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我沒說。「很多人都認為中國變得很快，」我說。「幾年後，你會發現它會變得很不一樣。我一個星期前讀到了一些文章。」我撿起一本雜誌來，那上面有一篇文章，說政府可能在不久的未來，重估天安門事件。那不算什麼，但我除此以外，沒什麼可拿給麗貝卡的。



「你或許會覺得這有點意思，」我說，把雜誌遞給他。他接過，謝了我，然後又直直盯住我的眼睛。



「你喜歡在中國的生活么？」他問。



「是」我答。「也許我沒有你碰到的那些問題。有時我不喜歡這裡的政治體系，但它對我的影響不是很大。這裡有許多東西是我喜歡的。」



「如果我是你，」他說，「我一點也不會喜歡這裡。我會呆在美國。」



那些就是他要說的。他站起來，點頭告別，離開了。出去的時候，他關了門。



我在那兒獨自坐了一會兒，想著他的話。他是唯一一個近似於異見者的學生，而我想起了來涪陵之前對這種人士的想象。我總把他們想象成高貴的角色——充滿魅力，智慧，有遠見，用高。也許在1989年時，情形的確如此，也許在大點的城市裡，也依然是這樣；但在涪陵這裡，事情非常不同。我最好的學生們——索迪，林達，阿姆斯特朗，阿曼；那些是有魅力的，聰明的，有遠見的，勇敢的——那些很早就被共產黨收編的人。如果你有才能的話，就得按規矩玩；成為黨員對你的事業是有利的，在任何情形下，所有的學生似乎都認為，以那種教給他們的狹隘的方式愛國，是好的。我曾經想過的那些異見人士的形象，在涪陵找不到實體。



我所有的，只是麗貝卡——他是唯一的一個，而他是個失敗者。他是一個糟糕的學生，而他在社交上也很笨拙。他沒有朋友。他有一個女孩的名字。這些特點聚合起來，令他不同，而在他的苦楚里，他的想法無疑將令他更遠離黨的路線。如果在中國的未來會發生什麼大的改變，很難想象它會來自像麗貝卡這樣的人，或者，從我任何一個學生中而來。我再次意識到，任何重要的發展，將會首先發生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後，在某個時間點上，他們會在涪陵這樣的地方掀起波瀾，就像從前那樣。



麗貝卡再也沒有開放地談論那個話題，但有幾次我給他雜誌，而他總是謝了我。在期末考試中，我給他的分高於我該給的。部分是因為我欣賞他的勇敢，但主要只是為他而感到遺憾。



（何偉對麗貝卡的評論有點讓人奇怪，為什麼他就認為這男孩註定是一個失敗者呢，註定不能成為一個人物呢？大約還有些是他沒說出的。在中國，學業不佳的男孩並非沒有其他的出路，跑去沿海打工，做生意，這是很多人的選擇。當然，對於麗貝卡來說，也許他連這個才能也不具備，而何偉當然也不重視那種生意上的成功。



而關於中國的改變，何偉如此關注這一話題，倒是叫人頗為感動。這是基於人道，而非政治利益的關心。許多中國人大概都不了解這一點，西方人中的確有許多是不那麼政治利益化的。不過何偉只關注到幾個點兒，對於經濟，以及經濟相關話題，他沒什麼涉及，那也是他的教育背景所限了。有一個美國傳教士在1910年代所寫的書，譯本名為「北洋之始」，對中國豐富全面的記錄，叫人嘆為觀止。但何偉對個人故事的深入描繪，則更為難得，罕見）



在六月的中旬，鼻竇的感染髮展到了我的右耳，穿破了耳膜。事情發生得很快——一個下午我開始感覺到耳朵里的壓力，到了晚飯時，就變得痛起來，馬上就不可忍受了。我的右半邊腦袋都因疼痛而抽搐，然而沒有辦法，只有等待那壓力突破我的耳膜。



無法睡覺，而痛楚又太強烈，無法用閱讀來分神。止痛藥一點用也沒有；最後，我只能坐到沙發上去看電視。電視上有一個音樂節目，結合上了舞台表演，我看了一陣；之後是另一個秀，小朋友們上了很濃的妝，照例跳舞翻跟頭。電視上總有那樣的節目——中國人對小孩喜歡得不得了；幾乎一天里的每一個小時，你都能找到個頻道，有一群那樣的小孩在台上又跳又笑。



待到夜深，只有一個頻道了，為了準備香港的回歸，放了一部關於鴉片戰爭的片子。我耳朵里的疼痛變得更強烈了。在我的苦痛中，我密切觀看著電影，在紙上記下一些摘錄，有意識地把事情變得更糟。那片子有英語的字幕，讓我較容易從對白中做摘錄：「這些外國人真貪婪」；「這些條約不單是屈辱的，而且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外國人有邪惡的計劃」；「外國人入侵，只是為了利益」；「外國人的慾望永不滿足」；「老實說，我們可以哄一哄外國人」；「為什麼，為什麼他們那麼傲慢？」



那些外國人是英國人，到了影片的結尾，他們洗劫了圓明園。片子中有一次拍賣會，一個相貌醜惡的紅鬍子英國人舉起一卷畫，說道，「這是中國最古老的畫。」他要價一鎊，但沒人響應。在拍賣會後，他們把宮殿燒為焦土。



影片在凌晨一點后結束，其後電視上再無節目了。我出了門，在校園裡走了一會兒。相比看鴉片戰爭的電影，走路的分神效果更好些。氣溫很完美，萬籟俱寂，星光在白山坪的暗輪廓上閃動。我知道，這不是我在中國的生活體驗的一個高點，不過這是一個愉快的夜晚，它是有所值的。



終於，在一個小時后，我入睡了。早晨醒來，我的耳膜破了，枕頭上都是血。但我的腦袋不再疼痛，而我可以長途前往和平隊在成都的總部——坐船要三個小時，巴士要四個小時。我去見了醫務人員，他們幫我清潔了耳朵，讓我休息了五天時間，坐在成都人民公園的茶室里。當我健康改善了，我回到涪陵，完成餘下學期的工作。這事的主要後果是，有一個月的時間，我的右耳除了陣陣的鈴鈴響，什麼也聽不到。有一陣子，這種鈴聲很煩人，但很快我意識到這比聽那些喇叭聲還是要好些。如果你半聾了，那麼選擇在涪陵還是要好過在其他地方。



在六月30，所有的課程因為香港回歸而取消了。倒計時的標誌被移到了校園路邊的一個顯眼位置上，紅色的橫幅從宿舍樓上掛出來。彩燈與燈籠妝點了教學樓的走廊。



我的課程已經結束了。亞當早些時候已經離開；我可在兩天後走，在我給期末考試閱卷之後。



在下午四點，同學們湧入了教室看電視。有一些特殊的電視節目，一直播放到明天凌晨的兩點，而給學生們的時間表則是連續看十個小時的節目。他們挺興奮，教學樓里充滿笑聲。



在九點鐘，煙火在城市上空綻放，學生們叫著衝去走廊上觀看。烏江上一條條紅黃的色帶，煙花的爆炸聲響徹河谷。涪陵城的一切都被照亮了——商店，公寓的窗戶，長長的江濱路——看似江邊的這座城市在山上燃燒。



有一群群的小孩在校園中晃，他們在節日里總是這樣，有幾個小男孩跑到了我的辦公室。我正在給卷子打分，王學松帶著他們進來了，他八歲，住在我對面的公寓樓里。我另有一次關於他的記憶，在我問他誰是中國的敵人時。



「英國，」他很快回答。



「為什麼？」



「因為鴉片戰爭。他們從中國手裡偷走了香港。」



我問他在英國之外中國可還有別的敵人，他再次立刻回答了。



「日本。因為南京大屠殺。」



「還有別的么？」



「葡萄牙。」



我問他為什麼，這次他想了一會兒。



「因為他們拿走了廣州。」



我沒糾正他的錯誤，我猜他指的是澳門。我問了他又一個問題。



「誰是中國的朋友？」



他皺皺眉頭，把頭轉向另一邊。「我不知道。」他最後說。



在香港回歸的夜裡，王學松和其他男孩在我辦公室的傢具上跳來跳去，興奮地說個沒完。我給了他們一些外國郵票，談起了香港。我告訴他們我在英國住了兩年，看起來他們很是吃驚——不過我還是經受住了。



到了十一點半，我的幾個一年級學生來到了我的辦公室聊天。他們是我最喜歡的——在起初，他們害羞地叫我頭疼，但他們的熱情很高，給他們上課總是享受。跟他們相處，沒有和三年級學生的那種距離感，可能因為一年級的程度較低，我對他們的期望也是。在他們學習莎士比亞時，學得很好，難以理解為什麼他們就是難以接受老師是一個外國人的事實。



我給一年級學生取了名字，這使得他們更有趣了。有些名字我是用了家裡人與朋友的名字；在布置小組作業時，我經常把我的親戚們聚攏起來，這樣，我的妹妹安吉拉就會跟我的祖母多利亞一起作業，而我另一個妹妹艾米則與庫諾，海蒂一起，那兩個是她的孩子。其餘的名字，僅僅因為我喜歡：普克，安飛尼，米蘭達，拉特呀，阿萊，邁克，奧菲利亞，MCA。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構成了一個相當多元的群體——和涪陵的那種標準班級很不同，在那裡，總是相似的背景，相似的想法。看起來，名叫拉特呀和奧菲利婭的學生，無可避免將會有完全不同的觀點，對於幾乎所有事物；至少那是我的幻想，因為多元，乃是我所懷念的美國的一部分。尤其是，住在一個幾乎所有人都來自同一種族的地方，感覺相當陌生。整整一年裡，我沒有見過一個黑人。但在我的一年級班裡，我有拉特呀和安飛尼，聊勝於無。我主要是喜歡上課前的點名，叫出的名字既有熟悉的，也有富於異國情調的。



今晚，他們都很疲憊了——他們就像小孩子，被允許通宵不睡，而結果，在興奮中，他們到了晚飯時間已經透支了精力。阿萊的眼睛因疲倦而沉重，她告訴我她想回宿舍，但門已鎖上了。沒人可以回去睡覺，直到香港回歸了。



午夜前十分鐘，我走入了一個有電視的房間。所有的燈全熄了，幾乎有一百人學生一起看一台小小的電視屏幕。我四處尋找麗貝卡，見到他獨自坐在一個角落裡，屏幕的藍光在他的眼鏡上反光。



好幾天來，香港一直下著陣雨。儀式繼續著，就像屏幕角落裡倒計時的鐘那麼穩穩進行，而當江主席亮相時，學生們歡呼了。他們第一眼看見中國旗時，鼓起掌來。他們向查爾斯王子大笑，對著那些穿著蘇格蘭短裙的旗手大笑。當午夜那一刻如閃電到來時，學生們狂叫，而紅旗升起，中國國歌開始奏響，教學樓里充斥著歡慶的轟鳴聲。



在午夜後有演講，江保證在特別行政區，經濟與人權不會有所改變。在香港，仍然下著大雨。我聽了幾分鐘，離開了。回去的路上，我穿過了木槌球場，有幾個學生以他們的方式在慶祝。他們在陰影中，藉助著夜的幫助。

第七章



夏天



延安看似一場大雨就可將其沖走。黃色的塵土蓋住了這個小城，破碎的山丘上如麻點般布滿了橢圓形的洞口。在延安的郊區，人們依舊住在山洞裡。那些洞穴中有電視，冰箱，卡拉OK機。延安的北部有一些村莊，那裡的學校建築與政府辦公室挖入了乾燥山坡上。在這片夏季熾熱而冬季嚴寒的土地上，洞穴生活乃是一種明智的方式。



中國北部的這處鄉下，荒涼而難以接近，然而卻有種怪異的美。而這正是我想要的，在一年的四川生活后；這裡和四川的那種翠綠稻田，煙籠霧罩的河流，區別再大也沒有了。延安的空氣乾燥，在多塵的山丘上，總是朗朗的藍天。



這個夏天我是自由的。和平隊將贊助我去西安學一個月的漢語，但那要兩個星期後才開始，如今，我游遊盪盪，到了陝西的北部。某些意義上說，這裡曾是當代中國的心臟，至少在政治意義上，因為在1935年，長征正是在這裡結束。自從我抵達涪陵后，我聽說了關於長征，以及延安歲月的故事，我知道陝北對於中國共產黨抵抗國民黨，以及日本人，都曾經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且，從讀歷史中，我了解到，這片土地並不那麼脆弱；這些山嶺可見過遠比大雨可怕的東西，但它們依然矗立在這裡。



靠近延安革命博物館的一塊牌子上，寫著「慶祝香港回歸；祝願祖國富強。」我花了十塊錢，看了博物館的收藏。毛澤東坐過的馬被填了料，如標本般在展示中，同時還有毛用過的大刀，馬鞍。那兒有一首毛澤東寫的戰爭詩歌，以他風格鮮明的書法。那兒還有重要戰爭的地圖，以及曾住在延安的革命人士的照片。這裡沒有多少遊客。裝了玻璃眼的馬叫做小青，站在那兒，似乎狀態有點不佳。



看著馬的名字，我想到了江青，在延安嫁給毛的那個女人，而且我意識到我從沒見過她的任何照片。我走向了入口處，一個女人在打毛線。



「毛主席是在這兒娶了江青的嗎？」我問道。



「是的。」工作人員說。



「你這兒有她的照片嗎？」



「沒有四人幫的照片，」她簡短回答，然而繼續回去織毛衣。



在棗園公園的情形也是如此，那兒有著毛與其他紅軍領袖住過的洞穴。劉少奇的洞中有他與夫人王光美的照片；朱德也有與夫人的合影；但在毛的洞里，所有江青的痕迹都不見了。她是一個歷史上的複雜人物，而所有關於她的歷史都被清除了，留下的洞穴，只有一些簡單的傢具：一張床，一個澡盤，一個書架，石頭地板。在入口前方，遊客們可以穿上灰色的戰爭制服，拍下照片。少女們格格嬌笑著，爬上馬，揮舞手槍。



我碰到了一個來自西安的，四十多歲的鐵路技師，他說來這裡是為了給他的女兒上一堂革命教育的課。她才八歲，留著麻花辮，穿雙紀念香港回歸的塑料拖鞋。「年輕的人不知道革命，」她父親說。「我們這一代人知道，所以我帶她來學習中國的歷史。」



他問我美國人對革命怎麼想，我回答說大多數人不了解它，這是最安全的回答。當外國人說道他們不了解中國，人們總是挺高興。技師和我聊了一會兒，然後，作為結束交流的禮貌方式，他嚴肅道，「我們兩個國家走了不同的道路。但現在我們是朋友了。」



「是的，」我說。「我們應該忘記過去的問題。」在涪陵與延安這樣的小地方，我的很多隨機的談話都以如是告終；人們覺得有需要來總結中美的關係，好像這麼一次隨意的談話有著重大意義。通常，這是他們第一次和一個美國人說話，這就使得我們的互動的時刻變得不尋常。我喜歡在中國的偏遠地區如是打發時間——每次隨意的交流都是一次重大的外交事件。



我的聊興不錯，於是我坐在了公園的一條長凳上。沒幾分鐘，一個老人瞥見了我，趕緊過來。他告訴我他曾是延安紅軍的一個老兵，當聽說我是美國人時，他微笑了。



「感謝你們在抗日戰爭中的幫助，」他說。這不是我第一次為我國在二戰中扮演的角色而受到感謝了。重慶的的士車司機特別喜歡錶達他們的謝意，而我給了老人同樣的回答。



「沒關係，」我說。



這時已圍上了一群小小的群眾，因看見外國人而感到好奇。我開始跟一個來自西安交通大學的學生聊上了，她解釋說因為對中共早期的歷史好奇而來此。我問她，倘若革命者失敗了，將會發生什麼。



「今天這裡就不會有共產黨，」她說。



「沒有共產黨會怎樣呢？」



「中國會不一樣。」



「怎麼樣？」



「這裡會變得像台灣，」她說。「像美國。」



「那些地方是怎樣？」



「經濟更發達，但——」此時她從中文轉向了笨拙的英語，因為她記起了曾學到過的一個句子——「但富人更富而窮人更窮。」



「那麼新的經濟政策呢——你贊同改革開放么？」



「當然了，我們所有人都贊同。」



「那麼貧富差距會怎樣？會不會變得更大？」





「有些人會致富，」她說，「像科學家與商人。但這是發展經濟所必須的，而儘管其他人的情況會改善地慢點，但是會好起來的。」



我們又聊了幾分鐘。她問我多數美國人是不是不了解中國，我說是的。我沒有說出的是，在這樣的一個國家，你在馬克思革命者的神龕洞穴前聽到資本主義的經濟理論，想要理解它是何等的挑戰。在我走出博物館的路上，我經過了擺賣紀念品的商鋪，賣的有毛澤東像的垂飾，共產黨的歷史書，假玉，掛著的衣服，項鏈，雕塑，手鐲，郵票，鼓，大米。一套香港回歸的紀念幣要賣320塊。我經過時，小販們對著我大叫。



那個晚上，在午夜后，警察破門而入。這是一家在火車站旁的廉價旅店，警察進來的時候，我已經睡了。



事前沒有警告。我鎖上了門，但警察從工作人員那兒取得了鑰匙，他們進了門，擰亮了燈。當我坐起來時，已有五個警官圍在我身邊，我嚇壞了。



「出了什麼問題？出了什麼問題？」我一再問道，但他們只是盯著我。「什麼問題？什麼問題？」他們聽著，盯著，最終有一人開了口。



「我們想看看你的護照，」他說。



顫抖著，我取出我的錢腰帶，把護照給他。他打開看了首頁上的相片。然後他慢慢看到了第二頁。那一頁上除了彩色的設計花紋外，什麼也沒有。其他的警察也圍上來看。警察又翻到第三頁，也是只有彩紋而已，而他們還是一樣盯著看。



我的頭腦開始清醒，我也看清了這些人多麼年輕——骨瘦如柴的男孩子，穿著寬大的制服。他們不好意思地看著我。我把有中國簽證的那頁翻給他們看，他們喜歡這個，因為能讀得懂。他們翻完了剩下的頁面，還了給我，微笑著。



「一切都還好么？」我問。



「是的，」一個人說。但他們還是站在那裡盯著床上的我。有一陣很長的沉默。



「唔，」我說，「我累了。我想睡覺了。非常感謝。」



「謝謝，」他們一起說。他們最後長長看了我一眼，出了門。我鎖好門，回去睡覺。







去榆林，並沒有一個很好的原因，而且要花上十個小時。沒一本導遊書對它談了多少，除了說外國人被限制住在兩家很貴的旅店裡。榆林是在陝西最北端的一座小城，靠近內蒙古，我是為了那兒才去的。





延安的北部變得益發荒涼，狹窄的峽谷兩旁遍布住人的洞穴。路邊的河流只剩了一條小溪流，在炎熱中，所有的生命都以這脆弱的流水為中心：農民們在打水，女人們在洗衣，光屁股的男孩在淺淺的小池子里游泳。在河流的上方有農田，裝飾以滿是塵土的標語牌：控制人口數量，改善人口質量。在這種地方也有人住，就是對中國一個很大的說明，而在這種鳥不生蛋的地方也需要控制人口，則說明了更多。



在五個小時后，我就看夠了。這裡的炎熱乃是殘酷的，整天都只見塵土，公路在建設當中，而破爛的巴士上擁擠不堪。但除了繼續堅持外，無事可做。幾乎我在中國的每次巴士旅程都是如此——都要比我可以忍受的程度加上一倍。而且，我還知道在回程時我依然要體驗這個，而我無疑要在榆林付出一個荒唐的價錢，去住外國人住的三星級旅店，我真希望我沒來。



我在日落後抵達了，見到了一家汽車站邊的廉價旅館。我的導遊書上說，這裡只限中國人住，但我想試試看，反正沒任何損失。在我走入時，工作人員驚奇地盯著我。她慌亂地向我揮手，示意我走回門口，她的雙眼張得大大的，說不出話來，彷彿嚇傻了。



「我能說中文，」我說，而聽到這個時，她的震驚讓她的眼睛睜得更大了。最後，她恢復了一點，問我想要什麼。



「我想住在這兒。」



「外國人不能住，」她說。「你得去另外一個旅館。」但她還是那麼震驚，態度並不粗魯，不像那種拒絕給你服務的工作人員的態度。這讓我想出了個點子。



「他們已經修改規定了，」我說。「外國人可以跟中國人一樣住了。」



她的眼睛恢復正常了，但她還在聽著。我找出我的漢語課本中的一些辭彙來。「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了法律，」我說。「在北京，他們修改了法律。你聽說了沒有？至少對於教師來說。外國教師可以住在中國的旅館里，因為我們住在中國，而我們的工資和中國人的一樣。看——這是我單位的卡。」



我給了她我紅色的單位卡，我的淺綠色的外國人居留證，我的深綠色的外國專家證，以及我藍色的護照。這些卡形成了色彩繽紛的一堆，她的眼睛慢慢掃過，崇敬之情有若滔滔江水。官方文件正是中國人的軟肋，他們總是很喜歡看我身份證上那黑白色的洋鬼子照片。她非常仔細地翻閱了一遍，然後給了我一份入住登記單，給了我一間兩美元的屋子。在那個夏天餘下的時間裡，無論我碰到了什麼麻煩，我總是提到人民代表大會，這成了一個非常有效的伎倆。最後，我終於理解了，我的課堂上學到的所有政治術語，有其意義。



第二天的上午，我找輛的士去往榆林的北部，在那兒，長城從沙漠里穿過。遊客們極少來看這兒的長城，因為它沒被修復過，而陝西北部的道路太糟了。在我的導遊書中沒有提及長城，但我有份地圖上，清楚標出了這處遺址。



的士車把我帶到了一處巨大的明朝碉堡，在城外五英里處，那兒是榆林灌溉用地的終止，而是沙漠的開始。從碉堡最高的那座烽火台，視野延伸出幾英里之外。偶爾那貧瘠荒蕪被一絲綠色所中斷——一排樹木，一塊孤獨的田地——然而絕大多數都只是沙土，低矮的棕色沙丘，以及無垠的發獃的天空。早上九點，太陽已經很熱了。我望向那片空無的景象，望向那低矮的地平線，我明白了人們為什麼在這裡築牆。即便這裡沒有蒙古人的威脅，光是這片土地那單調無聊的可怕，就足以讓你要建點什麼了。



牆在碉堡的東西向展開。西向，它一直延伸到嘉峪關，在甘肅北部的山嶺之中。東向，遺跡一直延伸到山海關，在黃海的岸邊。所有人都說這兩處終點間的長度大概是超過了1500英里，而榆林大概位處正中；但這長牆未被完全測量過，沒有人知道其實際的長度。我站在這沙漠中的碉堡上，望向那沙丘上的的熱浪，我決定走向海洋。我繫緊了我的鞋子，沿著遺跡東行。



大多數的牆只是三英尺高的土梁，被風沙侵蝕了。每隔兩百碼，我會經過一處烽火台的遺址——一堆破碎的二十英尺高的土堆，在燃燒的太陽下一無所用。我沿著牆，穿過了一家磚瓦廠，然後牆蜿蜒越過了一處灌溉溝渠，又穿過一塊玉米田。接著，一個沙聚的山丘吞沒了土梁，我只得繞過，直到看見了遠處下一個烽火台。附近有一片種植的楊樹林，樹木很瘦小，在陝西的太陽下顯得非常脆弱。長城下沉為一英尺高的土丘，孤獨地往遠處延伸。



這是一片殘敗的，拼湊的景觀，而在沙丘與死寂的棕色地平線面前，綠色的玉米田與楊樹林背後的辛勤勞作看上去也將只是浪費而已。同樣的，損毀的牆則是另一種浪費的明證，因為明朝的統治者建築了碉堡以抵抗外來者，其實雙方的關係卻可以通過外交途徑更好地處理。而這東西的規模——它小得那麼可憐，大得那麼驚人；既可以被我一步跨過，又能延伸千里——都顯示出，中國人在一個糟糕的念頭指導下，可以走得多遠。



（何偉說話有時毫不客氣，以我的經驗，這倒不代表什麼惡意的出發點。因為西方媒體往往在批評自己國家與其他國家時，都採用一樣的態度。若尖酸是某人或某報紙的風格，那麼無論說的是誰，都是一樣的尖酸。



另外，英文中的GREAT WALL，大家都明白，意思乃是「大牆」，跟我們的「長城」概念很有內涵的差異，因為「牆」意味著自我封閉，以及與外界隔離，缺乏溝通，了解，甚至排外的態度。是以我在翻譯中，有時也根據文章內容所需，用「牆」這個字眼。當然中國歷史上，不是一味排外的，比如隋唐，中國的文明，也絕非向來不與外界積極互動。看歷史，不當以基因論的觀點來理解。我是很反對動不動就說「中國文化」，「國民性」的，非常不科學，缺乏歷史感，我只能這麼想。儘管有時何偉的寫作也不無如此。）



儘管長牆失敗了，然它現在有了巨大的價值，這點看起來也非常的中國。這成了也許是最強有力的民族驕傲的象徵，沒人將其與一些負面的元素相聯繫，比如孤立主義，比如頑固不化。電視台老放一段在長城上拍的MV；歌曲名叫「愛我中華」，它歡慶著五十五個少數民族在人民共和國的幸福生活。「愛我中華」是一首可憐的，讓人膩煩的歌，但就和電視上許多糟糕的音樂節目一樣，它有一種致命的誘惑力——我總是一直看到那悲慘的結局。那歌曲的結尾時，特別選了少數民族的代表在長城上載歌載舞，穿著傳統服裝，唱著他們多麼愛他們的中國。每次我看時，我都想：你們的中國修築了那城牆，為了把你們給擋在外面。



電視上似乎總有那種玩意兒——幾乎每天的每個時辰，你都能找到個頻道在播放著快樂的少數民族，經常是西藏人。這種娛樂節目總能以它極度的偽善把我給驚著，直到下一年，我從中國回國，在密蘇里一家公立的小學里教書，那兒的孩子們在歡慶感恩節，所用的一些傳統故事中說著清教徒與印第安人的美好友誼。我意識到，這種神話能代表中國與美國的一些聯繫——兩個國家都那麼傲慢自大，從而把他們那最大的失敗給扭曲成了自豪的源泉。現在，我想到了，我在美國的電視上看到過幾次印第安人跳舞。

但就像感恩節一樣，長城的重要性已經不限於起初，現在它只是意味著偉大。許多關於它的描述都是假的——說它有兩千年的歷史，說它能從太空中看見——但事實已經不再重要。即便作為中國閉關鎖國的隱喻，它也失去了它的力量，因為每個外國要人都被帶去看北京郊區的長城，而每個外國遊客都游訪過它。它成了開放的中國的一個重要的魅力點，一座橋樑而非一道城牆，它讓中國人向外來者介紹其國家的光榮，引發對其過去輝煌的追憶。不再是擯野蠻人於外了，它確保了他們在抵達中國后，產生一種敬意，由此看來，它的建造並不真的是浪費。雖說又花了五百年的時間，但最終，中國人從長城中找出了一點用處。同樣的，我知道那沙丘中辛苦耕耘的玉米田也並非全然是浪費；它們總會存留下來。






我沿著牆往東走了一個小時。有時我走上牆頂，灰土堆積在我的腳邊。我又穿過了一組楊樹林，嚇跑了樹叢下的一個農民。蜥蜴爬過沙地。我的水用完了，於是我掉頭回了碉堡。



在榆林，我意識到我的中國生活過了一個彎角。身為一個外國人，在涪陵這種地方生活從沒容易過，壓力能讓人筋疲力盡——那些叫人緊張的過多的關注，持續不斷的嘲弄的叫喊，種種對外國人允許和不允許做的事情的鬥爭。但這些麻煩也有它另外的一面，因為中國人對外國人有著無窮的好奇，一旦交談展開了，他們對我比對一般人要好得多。這點和美國非常不同，在那兒，你不會因為某個人看上去陌生就對他大叫，但同時，你可能也不會走上前去和他說話，向他表示善意。



在春季的時候，我感覺到，這些好處已開始超過了那些困難，最主要的就是培養耐心與信任。我得讓事情發生——如果某人向我接近，我就和他說話，而且我接受幾乎所有的邀請。我不能期望去控制所有的情形，而且我不能總是懷疑別人的動機，那些動機幾乎全是善意的。作為一個外國人生活，需要一點的被動姿態，而我從來都不是一個被動的人，所以我花了大半個春季去適應這個角色。在榆林，我終於找到感覺了——最終，我接受了這一點，就只是讓事情發生，往往就是最好的事。（太公釣魚）



其中的一個關鍵乃是時間，而我在中國有的是時間。即便在涪陵教書最忙的時候，我也總有許多的閑暇時間，因為在美國許多佔據我時間的事兒都沒了：家庭，朋友，熟悉的日程活動。我沒法上網，也花不起錢打電話。我可以寫信，然而郵政服務那麼的慢，通訊幾乎沒有。當我的姐姐在頭一年的秋季生了個女兒后，我直到過了三個星期才知道。



有這麼多的空閑時間，可能會叫人受不了，但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解放，有數不盡的午後時光，我只是拿份報紙坐在茶室里，跟任何一個亮相的人聊天。這也成了我旅行時的日程安排；去到一個新城市，我會找一個公園什麼的地方坐下來讀報，直到一個本地人停下來和我聊天。



沿著牆走了一陣，我坐到了明代碉堡的陰影下，寫我的日記。幾分鐘后，三個年輕的女人停下來，問我來自何方，我們聊了一會兒。她們先前是中學同學，如今回來做一個團聚。另外一個同學和她的丈夫在路的不遠處開了家餐廳，她們邀請我去共進午餐。當地的特色菜包括豬肚一類什麼的，是以我們邊吃邊喝著榆林啤酒。



她們中沒一人理解為什麼一個外國人要跑那麼遠到榆林來，直到我告訴他們我住在四川。從他們的眼中，我看出這解釋了許多。



「四川人非常狡猾。他們的女人名聲很差。」



「四川人不像我們陝西人那麼有文化。你知道這裡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么？」



「你去過西安么？那是我們陝西的省會，是中國的古都。這就是我們的話比四川話容易懂的緣故，因為我們的方言曾經是中國的標準語。北京的普通話和我們說的話很相近。四川人說的話很糟糕。」



她們關於方言的話是對的——在陝西旅行，的確是把語言的重負從我胸中消解了。然而他們其餘的言論在我看來不容易接受，因為我知道中國人總是對本國其他地區的人抱有很強的偏見。在我離開涪陵前，廖老師給了我一個關於陝西省的仔細介紹。



「我希望你去趟西安，」她嘆道。「你可以見到兵馬俑，秦始皇墓，還有碑林。你很幸運。但是北方人跟我們南方人很不一樣。他們比較高大，你知道，因為他們吃麥子而不是米，而他們的女人不像四川的女人那麼漂亮。那是因為太陽曬得太厲害，而且有太多的風沙。所有的北方女人皮膚都很糟糕。」



聽到陝西女人批評四川，讓我想到了廖老師所說的，我想，作為一個忠誠的學生，只有把北方的缺點講出來才是對的。



「在四川，」我告訴那些女人，「我的有些朋友說南方比北方好，因為天氣的緣故。他們說北方人皮膚不好，因為太陽的緣故。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但那是他們告訴我的。」



她們沒一人感到意外；顯然她們已經聽過這套，早預好了防衛。「在北方大多數地方，那是真的，」王瑜美表示同意，她是三個女人中最健談的。「但榆林不一樣，因為我們的水。我們這裡的水非常，非常好！它是從地下深處冒出來的，人們說，因為水的緣故，這裡的女人很漂亮。所以即便陽光厲害，我們的皮膚還是很好。看看——我的皮膚並不黑。」



我得承認這是真的——王的皮膚並沒什麼問題。而且我想，如果你能把榆林的水運輸到涪陵，無疑將得到中國最漂亮的女人，也許是整個世界上最漂亮的，因為那大山與大河，以及沙漠深井中的水。



在午飯後，我們跨過街去到對面的佛寺，讓郭曉青去那兒算命，她是這些女人中唯一未婚的一個。在我們進去時，那和尚正與一個年輕男人相互叫罵。和尚給年輕人算了一個下籤，是以他不願意捐錢，在其後的爭吵中，年輕人打翻了廟裡的一些東西，而和尚打了他。那和尚，年紀大約六十多歲了，站在庭院的中央，晃著他的拳頭。那年輕人的朋友在勸解他，而他則向和尚罵著髒話。現在天氣已經非常熱了，女人們和我坐在廟堂一旁的陰影下，等待著爭吵結束。



公眾場所的這種爭吵，一般都有兩幕。那年輕人被他的朋友拖出了庭院，然後，他又奮力掙扎出來，再次沖回了廟裡，在那兒又跟和尚對罵了五分鐘。很明顯，這年輕人並無意圖要傷害和尚，而現在要改變命運也遲了，他只是要挽回面子。而他的朋友笑著，把他推出了門口。在他們走後，我們一直等到他的叫聲消失在了遠方，顯然不會再有第三幕上演了。我在涪陵看到的有些罵戰有太多幕的上演，有時甚至連棒棒軍都看膩了走開。



這場罵站不是一個特別吉利的徵兆，但郭曉青已經二十六歲了，已經感覺到了時間的壓迫，決定繼續她的算命之旅。那和尚收拾心情，做了禱告，叫郭在佛像前磕頭三次。他敲著一隻缽，然後給了她一個裝滿了木棍的竹筒。她搖著簽筒，直到有根簽飛出來，和尚看了看，向她解說了命運。他說她很快會結婚，也許就在今年，所有人都長出口氣。王給了和尚十塊錢。他笑著目送我們離開。



我們走在通往赤壁谷的路上，在這兒，有些道教與佛教的寺廟的歷史超過了一千年，它們挖在砂岩石的崖壁內。在峽谷的中央，有條清澈的河流過。我們脫了鞋子，在淺水中淌淌，然後便坐在了蔭涼中。在河的對面，有六個年輕的農民在野餐。他們是二十齣頭的男女，在中飯後，他們在河中潑水玩，男人追著女人，女人們驚聲尖笑。



「你們國家也有這樣的地方么？」王問我。我試圖去想象這樣的一次團聚，在美國，隨機找到一個外國人，花一天時間跟他在一起，只是出於好奇與善意。



「沒有，」我說。「這和我的國家很不同。」



我並不想離開榆林。旅店不錯，儘管白天很熱，夜晚卻是沙漠特有的涼爽，睡覺從沒有問題。早晨總是令人愉快，每天我都早早醒來，看著主街上的交通人流。老人們在清掃門前，女人們在主街上拉著牛奶車，而夜裡的拾荒者朝鄉下的方向走去。收廢品的男人拉著車，手裡搖著個小小的撥浪鼓，來吸引客人。馬拉的車往小餐廳里運送煤炭，而太陽明亮地升起於建築的瓦頂，緩慢的，這塵土飛揚的城市熱起來了。



榆林的主路要經過三座明朝的塔樓，而街上幾乎所有的建築都可以追溯到至少是清代。榆林的古城牆依然完整，有二十英尺那麼高。我從沒在中國見過保存那麼完好的古城，然而城裡沒有其他一個外國遊客。



每一天我看著早晨的街道，直到溫度轉高，然後我會買點酸奶，找一家有涼棚的餐廳，吃花捲，讀一份報紙。有一天，我從一個老人那兒買了酸奶，他非常興奮，向我示意等著，他跑回了家。回來時，他帶著一本中文書，他不出一聲遞給了我。



我打開來，嘗試去讀第一頁。其中有些字我不懂，但可以明白個大概——什麼關於開始，關於大地與水，關於光和暗。那老人耐心等待著。我繼續往下讀，然後我明白了我正在讀的是什麼。我抬頭看著那老人。



「你是基督徒么？」我問。



「是！」他臉上放著光，握了我的手。



「這本聖經是那兒來的？」



「我們瑞典的朋友給的，」他說，我猜想那肯定是路德派的傳教士。我告訴他在孩子時，我曾經住在瑞典，那讓他很高興。他問我是否也是基督徒。



「我是天主教徒。」



「差不多，」他說。「那跟我們基督教差不多。大部分是一樣的，不過你們更信仰瑪麗一些。」



他關於聖瑪麗的話是對的，無論如何，他看起來很高興碰見我。他姓羅，而且他邀請我遲點再回來，可以讓我見見他的兒孫。



羅家住在主街上，一個傳統的四合院里，幾座磚房圍著一個中央的庭院。現在，那裡住著家庭的七個分支，所有的人都姓羅，而這建築在幾個世紀以來都未曾大變過。在老人的家裡，人們依然睡在傳統的炕上，一種舊式的磚床，在冬天裡用煤取暖。



他告訴我，他的先人乃是來自西安的士兵，在1700年代派來這裡對抗城牆外的蒙古人。他們來到這裡駐紮，是為了將外國人擋住，而他們的後人還是受到了外國的影響——傳教士在解放前將老人的父母轉化了。一個簡單的十字架掛在他的老炕上方，一個奇特的文物。



老人的兒子叫羅小雷；他年紀在四十多，在本地編輯一個文學刊物。他的女兒剛從榆林師範學院的中文系畢業。他們都是友善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我呆在榆林的那個星期，我每天都去他們的家。他們經常給我一份早餐，吃完后，我們會坐在他們起居室的陰翳下喝茶，吃西瓜。



羅小雷在文革期間蹲了五年牢，因為他是個知識分子，以及基督徒，而他的父親被發配到沙漠的偏遠地區呆了十年。老人對這段經歷沒說多少，除了工作很辛苦而且毫無意義之外。這通常就是人們關於那流放生活的描述——被浪費的時間乃是最糟糕的部分。



我發現和羅家人坦誠交流很容易，因為他們的經驗使得他們不那麼輕信，也因為我不久將離開這個地方。這就是旅行的最好的那部分——我不需要為我所說，所做負多少責任；我可以隨便晃蕩，碰到任何人說任何想說的話。這跟住在涪陵不同，那兒人們會跟蹤我的記錄，而且我總會想到我還有一年時間要呆在那兒。在中國，有一個家當然會帶來不少好處，但也有些缺點。



一天下午，羅小雷問我，對於在中國教書我有什麼想法，我意識到這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多數時候我還是很喜歡的，」我說，「尤其是我喜歡我的學生們。我覺得他們比美國孩子更尊重老師。我教的是文學，那也很好；我的中國學生比美國學生更喜歡詩歌。但我不喜歡學校里的政治體系。這很難解釋——有時這體系會影響到我的學生。許多人的想法都是狹隘的。」



孔老師教給了這個詞，在接近學期末的時候，而它總結了涪陵生活的許多困難之處。羅小雷點點頭。「也許因為他們還不習慣與外國人打交道，」他說。「在中國的偏遠地區，你知道我們沒見過多少外國人。」



「我知道，但那兒還有些別的問題。他們的書很爛，有時他們所學的不是事實。」



我問他坐在身邊的女兒，他們在中文系裡學不學孔子。



「不，」她說。



「但你們學馬克思？」



「是的。」



「這和涪陵的情況是一樣的。我的學生學習莎士比亞和馬克思，但他們不學孔子。那些是外國的觀點，而孔子是你們文化的一部分，但沒人再去學習他了。」



「你在美國的大學里也學馬克思么？」她問



「是的，但就一點點。許多美國大學生都會學，因為他是個哲學家。」



「你們美國人對馬克思主義怎麼想？」



「多數人會覺得有趣，但不是很…」我在搜索這個辭彙，而她知道我想說什麼。



「實用，」她說。



「是的，不是很實用。」



「我同意，」她說。「我認為那是浪費時間。我們大多數的政治學習都是浪費時間。」她掠起臉上的頭髮，望向她的父親。他在想著些別的什麼，然後他意識到了女兒期待他回應，微微一笑。他是個灰發的男人，戴著圓眼鏡，眼裡亮閃著回憶。



「是的」他說。「馬克思主義沒什麼用。」而他自己的父親，坐在蔭涼處吃著西瓜，沒有說話。

我的榆林的日子跟隨著一個慣例的日程，在上午拜訪羅家，下午在一家小餐廳吃飯。那餐廳的餃子不錯，還有便宜的當地啤酒，而那店主是一個風格強悍，不說廢話的女人，在男人下班后喝酒的地方常能見到的那種。她戲弄我，說我的口音一半外國腔，一半四川腔，只要一有客人進門，她就開始宣告我的重要信息：國籍，年紀，中文名字，單位，以及工資。通常客人們會對我的工資之低發表評論，然後買一瓶酒給我。為了維護我的尊嚴，我會解釋和平隊的性質，而我們是來幫助中美建立友誼而非賺錢來的，這隻會鼓勵人們給我買第二瓶酒。我想要付第三輪的錢，通常以失敗告終。在那之後，我們會握手，說些改善兩國關係的話，然後我會回到旅店裡，睡到夜涼。

                    

我在榆林的最後那天，有兩個將近三十歲的男人進了餐廳，開始給我買酒。其中一個姓王，一個姓趙。他們說我可以叫他們同志。那天是禮拜五，他們剛剛上完了早班，在附近的一家工廠。



我們每人都很快喝完了兩瓶啤酒，在接下來的一瓶，那兩個男人開始臉紅了，講起中國的歷史故事來。王同志告訴我禹帝的故事，他是第一個治理黃河的人。這個故事我曾在教科書里學過，運氣很好，因為王同志講著講著就混上了方言。我不斷點頭，表示我聽懂了，而每過一陣，趙同志會插嘴：「說普通話！你說方言他不會懂的。」



王同志會點點頭，說上幾句普通話，然後又轉回方言，關於禹帝英雄般地建起了溝渠和防洪堤，在黃河的兩岸。這故事的要點在於，禹帝幹得那麼勤奮，以至於他經常經過家門口卻無暇停步拜訪。這真是個要命的工程，控制黃河。



最後河流受到控制了，而王同志坐下來喝光了他的酒。他們買了許多瓶酒，我們的桌上滿是空瓶。中國小餐館的一個好處，就是他們不會清理那些空瓶，直到你離開，那就意味著路過的人可以看見你們兩個人在一個下午搞了多大的破壞。這顯得很有面子，而我們今天幹得不壞。



「你聽懂了這故事么？」趙同志問。「你不懂，是不是？他總在說我們的方言！」



我說一切都很清楚，然後從我的課本里背出了那些段落。



「你看，」王同志勝利宣告。「他全部聽懂了！」



突然，有一股急迫的需要，王同志要向我展示他的投資，在街下面不遠處，店主同意幫我們保留桌子。他們都是高大的男人，而我走在他們當中，三個人踉蹌走在鵝卵石地上。在經過羅先生的攤檔前，我向他招手致意。我不知道我們要到那兒去，或者那投資是什麼——他們只是說我們要去看看王同志的投資。這是一個炎熱的下午，在酒後我們出著汗，在街上走著。



我們進了一個門口，爬上了狹窄的樓梯。在二樓，有一個很大的房間，一個小女孩穿著輪滑，在硬木地板上轉圈。



「這個，」王同志說，「就是我的投資。」



他驕傲地看著溜冰場，然後跑去了櫃檯，跟工人說話。



「這投資太大了，」趙同志悲憫地低語道，當王同志出了接聽範圍。「他借了很多錢。他永遠還不了！」



我能看出王同志在跟工人說著我，我有點緊張，想聽聽。



「他們沒有多少顧客，」趙同志低語道。「昨晚，這裡有人打架，一些玻璃碎了。他要虧上很多錢！」



王同志拿著輪滑鞋來了，遞給我。「來，」他說。「你來滑。現在。免費。」



我結巴了，解釋說我不會玩這個。「你當然會玩！」王同志說。「這是從你們國家來的。」



我告訴他們我有點腿受了傷，而他們則提出帶我去看醫生。街下面有一家，趙同志說，而中醫乃是非常有效的。我解釋說我了解中醫的好處，因為一個中國醫生叫我多坐少動，避免像輪滑這樣的運動。在許多禮貌的建議與抵抗后，我們的解決方案是回到餐廳，坐下來，繼續喝酒。他們看上去沒覺得不爽；王同志很高興他給我秀了他的投資。空瓶子還在桌上。



我們又喝了一輪，王同志盯著我的眼睛。



「何偉，」他叫著我的中文名字。「我另外唯一一次看到美國人，是在峨嵋山上，我的印象很不好。他很肥，而他總是使喚別人。『做這個！做那個！』有工人抬著他上山，好像一個大地主。但你不同——在碰到你之前，我以為所有的美國人都很壞，但現在我知道不是那樣的。」



我被感動了，為自己那個醫生的謊話覺得愧疚。但這是個典型的中國式的白謊，也許那也行了。我謝了王同志，相互敬酒。



「還有，那個峨嵋山上的美國人很白，」他說。「他的皮膚那麼白，長得那麼難看！但你其實有點黃——你看上去像中國人。你的皮膚比他好多了！」

那個夏天，所有事情都進行得很好。我在西安的一所大學學習，課程不是很難，而這城市有許多的公園，我可以在那兒買一杯茶，和當地人聊天。每天，溫度都是攝氏三十五度。政府好像有一項政策，如果溫度到達了三十七度，則所有人都要放假，是以他們總是宣布說官方的溫度是三十五度。我經常騎著朋友的自行車到興慶宮公園，在那兒要杯茶，向工人們詢問氣溫。



「三十五度，」他們會說，用報紙扇著扇子。



「昨天的溫度呢？」



「三十五度。」



「你覺得明天會是多少？」



他們會轉轉眼珠子，告訴我去喝我的茶；對他們來說這不是什麼笑話。中國大概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由政府來控制氣溫的國家，雖然兩年後，北京的氣象台終於開始宣布真實的氣溫了。當地的報紙歡呼這一發展，作為是邁向對市民說真話的重要一步，也許它的確是的：今天是氣溫，明天是天安門事件。但政府也讓大家明白了，放假的政策不過是神話而已，所以新的溫度沒有帶來任何假期。它只是意味著你知道了到底有多熱。



西安的三十五度乃是你能想象的最熱的那種，在晚上我沒法入睡，但即便是那麼炎熱的夜晚，這個夏天的一切也都很好。我的妹妹安吉拉在斯坦福當一名地理學的研究生，被派去新疆做一個暑期的項目。她來西安和我共渡了一個星期，我們一起看了城市的歷史古迹。我總是告訴人們她是來幫中國人找石油的，而我去四川志願做教師；這個說法讓每個人都很高興，讓我們受到特殊待遇。那個在兵馬俑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收我們的票價跟中國人一樣，把對外國人多收的部分給揮去了，因為我們在中國做著好事。



安吉拉飛去了她的項目工程處，一個星期後，我完成了課程，乘火車去了新疆。這趟沿著絲綢之路的行程，有四十八個小時，穿過甘肅和新疆的沙漠，而我總是喜歡長途火車的旅行，以及廣闊的風景。



我乘的乃是硬卧，在中國的火車上，我最喜歡這個檔次。硬座乃是噩夢，擁擠的農民和民工；軟卧又走了另一個極端，幹部與吃得太多的生意人，以及外國遊客。硬卧車並不是不舒服的——每個人都有一個床位——但票價又不會太貴，能讓自我認同為老百姓的乘客也坐得起。跟老百姓們聊天總是很容易的，尤其是在火車上，他們輕聲交談，喝茶，吃著速食麵。



在頭一天，一個來自河北省的年輕人過來坐到我對面，看著甘肅的山丘掠過窗外。他二十五歲，在新疆工作了兩年，而且他不喜歡那地方。新疆太走極端了，他說——在夏天太熱，在冬天太冷。他剛剛結束了四個月的休假，而坐一趟四十八個小時的火車旅程回去並不愉快，想到在其結束時要在新疆這種地方繼續工作。他的工作內容有替石油公司做安全管理。



「每年都有兩三個工人死掉，」他說。「尤其是在沙漠的公路上。新疆的交通很糟糕，所以每年都有工人死。我們沒什麼辦法。」



我告訴他我的妹妹在吐魯番附近尋找油田。他聳聳肩膀，好像說：她可以那麼做。在窗外，是一片塵土堆積的低矮山丘，大地越來越干，車往西行。



他很聰穎，跟他的談話不是我在中國時常能碰見的。他的眼中有一種銳度——他的目光有所掩蓋，然而我能看出他對周遭一切都有仔細的觀察。他看到我在寫筆記，但和大多數人不同，他並不問我在寫什麼，也許他已經猜到。通常我會告訴人們那是我的日記，或者只是說，「我在寫我的外語。」那就足夠滿足幾乎所有人了——如果你懂一種外語，很顯然你就會花很多時間寫它。沒人意識到我其實在寫他們，以及所有我周遭的事物。但這個來自河北的男人看著我的筆在紙上划動，我察覺到他知道我在描繪他。但他還是很自如地說著話；我們略微談了些政治，以及共產黨，然後我問他是不是黨員。



「不，」他說。「我不想入黨。」



「為什麼?」



「太多麻煩了。我的朋友——以及多數的年輕人——我們所有人都一樣。我們對那個不感興趣。這和你們美國不同。我們中國只有一個黨。」



兩國的這個差異讓他很感興趣。「所有的中國人都喜歡美國，」他說，過了一陣后。「但很多美國人覺得我們這裡有些人權問題。事實上，老百姓不關心這個。老百姓關心的是吃穿。看看那裡。」



他指向窗外——一個破落的村莊，鐵軌邊的垃圾，一頭瘦骨嶙峋的驢子，被一個藍衣的農民牽著。老百姓。



「你想那樣的人會擔心民主么？」他說。「他們需要改善他們的生活水準，然後他們才會開始考慮別的。那就是中美之間的問題了——無法做簡單的比較。」



我們的話題從政治滑開了；他談到了婚姻，以及他將如何在三年後找到個老婆。在我認識的年輕中國人中，常有這樣的計劃表；他們對愛情，跟對政治，以及所有事情一樣，都是那麼務實。這年輕男人解釋了他的理由——在三年後，他將二十八歲了，那既不太老也不太年輕，而到那時，他將有足夠的錢來結婚。結婚要花很多的錢，他說，而且你也不會想在新疆那樣的地方結婚。在三年後，他希望可以住在河北，也許在青島，一個東海岸的城市，前德國殖民地。他談論青島的語氣中帶著愛意，說到它那美麗的紅色屋頂，清潔的街道，友善的人群，祥和安靜的海；而我們的火車穩健地搖晃著進入了沙漠地帶。



這是一個長而空白的日子——在窗外無物可看，在火車上無事可做。我坐著跟人聊了幾個鐘頭，然後爬上了我的床位。我們經過了蘭州，甘肅的省會，在那裡煙霧籠罩著陰沉不潔的黃河，我睡著了。當我醒來時，一切都變了——我們在一片明亮的風景中，有綠色的草場，黃色的油菜，以及山丘形狀的山嶺，一直卷向地平線。



一個肥料銷售員出現了，開始向我問關於錢的問題。美國一輛新車多少錢？一部舊車呢？牌照費多少？稅呢？保險？他在筆記本上記下了我的回答——其實都是我的猜測，所有的猜測——而我則高興火車上還有另外一個人在寫東西。但他們在這片荒地上種些什麼需要肥料的東西呢？



「大麥和玉米，」他說。「當然，那裡也有葡萄，以及其他水果，在烏魯木齊附近有穀物種植。但我們生產的肥料是運往內地的。」他回到了關於錢的問題：美國一棟房子要多少錢？失業金呢？政府給你們什麼樣的保險？



談完了那個后，我們沉默了，望著窗外。我覺得我應當繼續這次談話，但關於肥料問不出多少話來。我問他何時去的新疆。



「我生在那裡，」他說。



「那你父母何時去的？」



「我父母在1950年代去的新疆，在解放后。他們去那裡建設國家。就和美國一樣。」



我們盯著窗外的風景看：一個牧羊人在綠野中趕著牧群，一個藍衣的男人沿著土路騎著自行車，一排泥房子，一系列粗曠的白色山崖伸向南方；往西，則是一片廣闊空寂的地平線，我在中國幾乎沒見過這樣的。好幾英里都不見一棵樹。



「往西部去吧，年輕人，」肥料銷售員說，他想起了很久以前歷史書上的一段。



在第二夜的某個時分，我們經過了嘉峪關，那是長城最西段的城堡。我沒有看見那邊界，但到了早晨，很明顯我們已經越過了一條線。那裡不再有村落與牆，只有岩石，塵土，低矮嶙峋的山丘，在沙漠陽光中投下明銳的影子。



我們已經來到了中國的邊緣地帶——或者不如說，比喻意義上的邊緣，因為你可以往西再走一千英里，卻仍然在中國的國境內。但這是漢族傳統居住地的終點了，現在，我們已經抵達了絲綢之路上充滿不確定因素的地區。中國人稱其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維族人是原居民，而他們叫這片土地為土其斯坦，或者維吾爾斯坦，而且他們想要自己這塊地方。



新疆的意思乃是新的邊疆，在過去的兩千多年裡，它從中國的手中溜進溜出，直到共產黨在1949年牢牢控制了這個地區。但這地方很難管治——它和許多地方接壤，西藏，印度，巴基斯坦，塔吉斯坦，卡扎克斯坦，蒙古；它的面積有中國總面積的六分之一。蘊藏有油田與礦藏；而其主要的居民，維族，乃是穆斯林，說著土耳其的語言，與漢族人沒有什麼共通處。所有這些因素使得新疆成為一個複雜的地方，在那年的二月，在新疆的北部，出現過暴力事件。對他們來說，最急迫的問題是要把漢人擋在外面——四十年前，這個地區的人口中漢族只佔到15%，而現在，那數目膨脹到了接近50%。漢人來這裡做許多種工作——來當兵，來當政府的幹部，來當肥料銷售員——而他們是不停地來，坐這樣的火車來。在我的車廂里沒有一個維族人，而滿滿的都是往西部去工作的漢人。



這種緊張關係，火車上無人願意談及——有幾次我問到了春季時的事情，但所有人都迴避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告訴我她不了解那問題，因為她只是個老百姓。這就是作為老百姓最好的地方——他們永遠不需要負責任。這和任何一個國家的人稱呼自己為普通人的情形一樣，但在中國，老百姓的比例要比大多數地方高得多。幾乎你碰到的所有人都那麼形容自己，幾乎沒有人聲稱自己與社會事件發生的方式有任何關係。



在聲稱自己為老百姓后，那女人開始問起我關於大山的問題來了。大山是一個加拿大人，說著流利的中文，經常在電視上亮相，而他無疑是中國最出名的外國人。他是所謂的中國通——一個「了解中國」的外國人。在聊得好的日子裡，人們把我稱作中國通，但我知道那只是恭維。我還有很長的路去走，直到我被接納為一個中國通，而從我所見到的大山來說，那也不是一個特別有吸引力的目標。也許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但在他的相聲喜劇路線與京劇唱腔中，他不止一次表現出一隻訓練有素的猴子的感覺。



走到哪兒，人們都向我問起大山，而他的盛名則驗證了外國人學中文學得多糟糕。那情形就等同於美國人對一個中國人著了迷，只是因為他說著白痴式的英語。



「你知道大山么？」那女人問。「你說我們的漢語說得不錯，但沒有大山那麼好。」



「是的，他說得比我好。」這也是大多數在中國的外國人討厭他的理由：你的中文進步越多，和老百姓聊得越多，就越多聽說到大山，以及他怎麼比你好。



「你認識他么？」那女人問。這是另一個想當然——所有學習中文的外國人都彼此認識，通過一個秘密的全國系統保持聯繫，就好象共濟會。



「不，」我說。「我從沒見過大山。」



「他的相聲說的很好——他很好玩。」



「對。我看到過他說相聲。他的確很棒。」



「大山的普通話比多數中國人都說得好。」那女人說。



「是的。有許多人告訴我這個。」



「而且他會唱我們的傳統歌曲。他是從你們美國來的嗎？」



「不。他從加拿大來。」



「你們美國人對他怎麼想？」



「我們美國的電視上沒有大山。在美國沒有人認識他。」



「他只是在加拿大的電視上？」



「他也不在他們加拿大的電視上。他只是在中國上電視。」



這個，對那女人，以及許多我碰到過的中國人，乃是一個巨大的失望。真是悲劇，一個國家產生了像大山那麼有才華的人物，卻讓一個外國壟斷了他。但事實上，就像我對那女人解釋的，這乃是加拿大的一個普遍模式，所有具備才華的人總是儘快離開了那裡，就好似NHL。她想了想，繼續聊大山。



「他有一個中國老婆，」她說。「你聽說了嗎？」



「是的，」我說。我聽說了關於大山的所有的事兒。偶爾人們說他的祖母乃是中國人，這看似完全不可能，因為他的金髮。他的中文老師也變得很有名，有時人們建議我搬去東邊，去找那位教育家，那種兩千多年前春秋時期周遊列國的學者所做的那樣。我的漢語已有了不錯的基礎，呆在四川這兒只是浪費，因為連本地人都說不好這語言。



「你知道大山的工資是多少嗎？」我問。我想談談別的東西，而談錢總是不會錯的。



「他一個月賺好幾萬，」那女人很肯定地說。「他的工資很不錯。你能賺多少？」



「一千塊。」



「不像大山那麼多。」



「不，」我說。「沒有大山那麼多。」



「但夠了，」她說。「對一個年輕男人來說，一千塊夠了。」



「是的。這工資比涪陵多數人都高了。我住在涪陵。你聽說過嗎？在四川。」



她想了想，搖頭。



「我肯定你聽說過涪陵榨菜，」我說。「它在中國很有名。你見過電視上的廣告么？」我唱起來



烏江牌



涪陵榨菜！



用中文唱起來比英文好得多，那女人馬上都認出來了。所有的中國人都非常熟悉涪陵榨菜，通過它來解釋我從哪兒來是最容易的了。那女人和我又聊了一陣，然後她說了幾句我們中國對外國越來越開放的話。我謝過了，她轉身回了自己的座位。

接著我們進入了吐魯番——哈密盆地，火車上越來越熱，而鐵軌邊的土地因為陽光而乾裂了。遠處的山逐漸下沉，而地平線越來越低，直到最後土地完全是平平一片，清澈的天空彷彿巨大的藍色穹頂，掛在黑土之上。



我們在綠洲小鎮哈密停了一個小時，那兒的站台指示牌用了漢語，以及阿拉伯文字。這是我在旅途中首次見到維吾爾族人；他們站在月台上，賣著葡萄與西瓜。維吾爾人有著長長的鼻子，被太陽晒成棕色，而他們的臉部特徵好似沙烏地阿拉伯，或者土耳其，甚至義大利。幾個世紀前，他們中的許多曾是沙漠商人，在絲綢之路沿途買賣，而即便今天，那種精神的火花依然會驅動他們跑遍中國尋找商機。維族人經常在大城市裡做黑市的外匯生意，他們也會在那兒賣葡萄乾和水果餅。即便在涪陵，也常見到幾個維族人在下城區的街道上擺攤。他們帶著籃子，沿長江而下，在某個城市停留一兩周，然後繼續前行。在我所見過的所有中國小商人中，維族人乃是最特別的——你能在他們家鄉兩千英裡外見到他們，而他們所拿的依然是一籃子葡萄乾與一盆水果餅。我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掙錢的。



在哈密，那個安全管理員和我站在一起，看著賣水果的人，我問他漢人與維族人的關係怎樣。



「我們中間有些問題，」他說。「有時那關係不好。現在，我們的政府在教育，農業，經濟方面給予他們幫助，但那裡還是有問題。這是因為歷史的緣故，不是因為政策。每個國家都有類似的麻煩——你們美國也有類似的問題，跟黑人之間。」



他提出的這個觀點不錯，我告訴他說，我不認為新疆的問題是美國的事務。但我說如果它乃是中國事務的話，春季時的暴力事件沒有出現在重慶與涪陵的報紙上，看起來很奇怪。



「四川太偏遠了。大城市裡聽說了發生的事情。」



「發生了什麼？」



「有爆炸，」他說，聳肩。「就像以色列那樣。」



「你們公司有維族的員工嗎？」



「沒有。他們的教育水平不夠，而如果教育不夠的話，就不安全。如果他們的水平合適的話，我們會雇他們的。」



「你會說維語嗎？」



「不。不需要那個。上班，購物，都是用漢語。」



「你懂一些詞嗎？」



「我知道一些。你好，謝謝，謝謝該怎麼說……」



他停頓了，努力想著。他在維族自治區住了兩年。「我忘了，」他最後說。「但我知道『再見』」



他說了，輕聲的，那聲音失落了在橫掃站台的沙漠熱風當中。





那些綠洲小鎮每隔一兩個小時出現一次，從鐵軌旁突然升起，然後又迅速消失於岩石沙土之中。它們不是那種浪漫情境中的綠洲：沒有棕櫚樹與閃亮的水池；只有水泥，塵土，與玻璃。好像沙漠與綠洲的關係被顛倒了；當我們的車開出小鎮時，我會長出口氣，難以想象這種地方曾經對遊客有什麼吸引力。沙漠的土地是貧瘠的，卻迷人，而那些小鎮毫無魅力。



我願意旅程如此繼續下去，從一個綠洲到下一個，看著鐵軌旁無垠的荒蕪。火車很舒服，人們也友善；我是這節車廂中唯一的外國人，其他乘客經常給我吃的喝的——番茄，黃瓜，冰棍，魚乾，啤酒。偶爾有人會停下來給我聊聊某某東西的價錢，或者中美關係，但最終，似乎那荒蕪之地吞沒了所有的交談。幾乎所有人都坐著，無言，看著窗外。



火焰山從南邊升起，有著無盡的紅色石樑，然後天山進入了視野。雪在山頂的高處一道一道。天色變黑了；一輪滿月沉沉掛在東邊的天空上。火車轟隆轟隆往西去。我們好像永遠到不了烏魯木齊，而我也毫不在乎。





在新疆的高速公路上有檢查站，帶著機槍的警察檢查每一輛機車。佩戴武器的警察在中國不常見，而在新疆，他們很以此重任為得意，時常撥弄著扳機與把手。他們不會僅僅把槍掛在帶子上——帶了武器就要把它抓在手裡，瞄準什麼東西。這就好像把自動步槍交給一個小孩。我搭了巴士從烏魯木齊到吐魯番，而檢查站的警察把槍管正對著乘客，在他檢查我們證件的時候。



在較大的城市裡，緊張氣氛不難察覺；跟維族人聊不幾句，他們就開始抱怨。他們抱怨漢族移民的數量，抱怨好的政府工作都給了漢人，抱怨計劃生育政策，即便對維族人的限制放寬到了兩個小孩，而且也僅限於城市地區。我並不奇怪春天裡的麻煩並未被吹走；我所聽到的關於中國人的一切暗示說他們是特別糟糕的殖民者。他們往往有很強的種族觀念，他們很少尊重宗教，而且他們很難理解一個非中國人的視點。在我所認識的涪陵人中，一大優點在於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有著強烈的自豪感——我從沒住在過一個這樣的地方，人們對自己獨特的文化身份有那麼強烈的意識。儘管有文化革命的破壞以及隨後的改革開放，那兒仍然有一個相當肯定的意識——何為中國人，而我相信這會幫助他們熬過現代化。但這觀念里也有一種狹隘之處，似乎中國人不可能去新疆這種地方學習當地的語言，和當地人做朋友。在他們的五千年歷史中，中國人對探索外界的興趣之低，叫人驚訝，而今天，同樣的這個特點也局限了他們，即便是在他們自己的國境之內。他們看似對於做一個中國人非常滿足，而且他們想當然所有其他人也都共享這種感受。



當漢人來到如新疆或西藏的那些西部地區時，他們最初的反應乃是這些人得變得更像內陸的人，尤其是在現代化這一點上，即便現代化將帶來文化上的代價。我很難理解這種觀念；對我來說，已經有太多美麗的地方太快地現代化了，而我覺得那些相對未被觸及到的角落應該不去碰它。但我從來沒有過上過窮苦日子，這也許是我看新疆的不同之處。



對一般的中國人來說，所有事情的看法都和我不同，而我從我的寫作課上獲得了一些這樣的觀點，在我們學習美國西部的時候。我們談論了西部擴張，而我給了同學們一個十九世紀後期的難題：印第安的原住民受到白人居民壓迫，他們的文化在遭到破壞。我讓同學們假想自己是美國居民，給出解決方案，幾乎所有人的回答都如同下面這兩個：



印第安人應該成為美國社會的一部分。雖然他們很窮，很野蠻，我們應該幫助他們走向文明世界，給他們提供先進的技術，知識，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發展他們的經濟水平。通過這個，我們能幫他們致富，適應現代生活。最後，印第安人能跟我們和睦相處，共同發展。



世界在不斷發展變化。我們應當幫助印第安人適應現代生活。印第安人習慣住在平原上，到處遷徙，沒有固定住所，但在我們的現代生活中這是不實際的……我們想要我們的國家強大；我們必須使得印第安人適應我們的現代生活，跟著社會的發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壯大我們的國家。



這是我首次發現我們對於進步與現代化的觀點如此不同。我曾經給他們展現過一個理想化的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然而那生活方式與文化對我的學生們毫無吸引力。但就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他們距離嚴重的貧窮只有一代人的距離。當我看見自由與文化時，他們只見到苦難，與無知。



而新疆，以及西藏，看起來也差不多。我在新疆碰到的漢族人不能理解為什麼維族人不欣賞中國人的努力；他們指出，這地方在解放前多麼落後，強調指出政府所做的工作。毫無問題這是真的——政府修建了公路，鐵路，學校。但中國人忘了走出那邏輯的第一步；他們從來沒有認真去了解，去尊重維族人的文化，而來這裡定居的人很少去學習當地的語言。其結果，就是巨大的金錢與勞動沉入了沙漠當中，而至於談到改善關係，那些努力多數乃是浪費了。



我發現自己被奇怪地卡在了這緊張關係中間。維族人不喜歡說漢族的語言，在一些旅遊區，他們說的日語或英語還好過漢語。對於說漢語的外國人，他們有一種不信任感；如果說英語他們態度會好些。這對我來說很難做——整個夏天我都在享受用中文交流的好處，但現在，我對漢語的使用將我定義為了一個外來者，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外來者。



除了語言外，這裡還有一些新的文化規則，讓我與維族人的互動交流變得複雜。他們與我在涪陵認識的中國人很不同——維族人很容易流露情感，容易發怒，而我發現砍價的過程不太愉快，因為有時候，那例行的流程里包含一些憤怒與厭惡的表演秀。我懷念起中國人來；我習慣了他們的社會規則，而且我知道他們會對我的言行如何反應。那些內容僵硬的對話——關於我的收入，中美關係，大山的對話，此時卻有慰藉之感。在新疆，我發覺中國餐館和商店對我產生了萬有引力，我尤其喜歡與四川人聊天，他們移民到新疆的數量很大。在一整個夏天的旅途后，再次聽到他們的四川腔感覺不錯——比維族人的土耳其腔調要舒暢得多。我發現我也撿起了一些中國人式的狹隘：我也為自己身上的中國味而自得，即便是在新疆。



但倘若我不開口的話，情形便不同了。我有些義大利的血統，模樣看上去和維族人沒有太大區別，是以我能走在大街上，卻不會引人注意。偶爾我會被誤認為是本地人——中國人有時問我是不是維族人，而維族人問我是不是卡扎克人。在涪陵我總是對自己的樣貌極其敏感，因為每天我都遇到因為與本地人樣貌不同而帶來的種種問題，但現在，在這個沙漠小鎮中，我見到的人們，有著與我一樣的鼻子，頭髮，和眼睛。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識到種族的重要性，不僅是因為它將人們區別開，也因為我對那些和自己模樣相似的人產生了一種感情的連繫。有整整一年裡，我感覺不到這種連繫，但現在，在新疆，雖然那連繫很是微弱，也勝於無。



我的假期將告結束，但我毫不急著離開。我享受旅行中那種慵懶的自由，而且我喜歡我在新疆這裡的不確定位置，在這裡，我沒有工作，甚至種族也成了問題。這是個相當曖昧的地方——甚至時間也不確定。整個中國只有一個時區，這就意味著新疆的太陽直到八九點才升起，在晚上十點鐘后才落下。大多數人會採用一個較為實際的時間表，建立於一個當地的時區上，大約比北京遲兩個小時，但所有的政府部門，以及國有的運輸部門跟隨官方的標準時間。這是一個完美的象徵，顯示出了政府與被其管治的人民之間的分裂，雙方都活在同一個地區，然而他們的日程卻有兩個小時的差別。

我最喜歡新疆的地方，在它的地理風貌夠猛。有幾天的時間，我在天山海拔超過一萬英尺處宿營，而一天之後，我就到了吐魯番，在那兒，沙漠盆地的海拔掉到了海平線500英尺之下，而火焰山立於小城的北面。吐魯番太熱了，連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溫度。我在那兒的每一天，溫度都達到了42度，107華氏度，是報導中說的。在中午時候，商店關了門，每個人都可以在屋裡休息，直到最炎熱的時候過去。



哈密也是一樣的熱，而我妹妹安吉拉在那裡找石油。 和另外一個來自斯坦福的地質專家一起，她被一家中國國有的石油公司雇來，那公司在哈密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市。那真的是城市——有學校，醫院，商店，公寓樓；所有一切都被整齊得排列著，在規劃良好的馬路上，直到四年前，這類還是沙漠的荒地。這裡有五萬個工人，全都是從甘肅遷徙過來的漢族人。但我去到那裡的市場時，人們誤認為我是維族人，因為他們幾乎沒見過當地人。中國人很少離開廠區；他們所需要的一切都在這個沙漠中的石油綠洲里了。



然而這城市乃是海市蜃樓。在哈密沒有多少油，至少安吉拉與她的同事這麼說，他們了解當地的地質狀況。所有一切都成了謎——為什麼他們要在沙漠這裡建立一座城市？為什麼把那麼多人遷移到這片荒地上來？他們在尋找什麼？在五百年後，這裡會不會像長城一樣，金錢與勞動埋沒在了沙中？他們對邊境地區的想法是不是哪兒出了什麼問題——是什麼鼓動他們建立了城牆，堡壘，城市；他們為什麼要在這國家最偏遠出建起這樣醜陋的龐然大物？是什麼阻止了他們與當地居民的溝通？



但這些謎我沒有時間去解開。我在哈密呆了短短的三天——我住在安吉拉的旅館里，和亞當韋斯一起，他是另一個和平隊員，跟我在吐魯番相遇的。然後，我們的時間到了，韋斯與我離開了沙漠中的城市，坐火車返回成都。



坐火車回成都，要花五十個小時。從韋斯和我買車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不好的感覺。哈密的車站不肯賣卧票給我們，說我們可以先買硬座票上了車后再升級。



學校就要開學了，而火車上都是要回四川的大學生。火車上沒有任何卧票留著了，而硬座車廂里也沒有一點空間。在車廂走道上擠滿了人，坐在行李上，互相倚靠著。車廂與車廂之間的過道上也擠滿了乘客，坐在地上。人們甚至坐在洗手盆上。這是我在中國所見過的最為擁擠的火車。



坐火車而沒有一個座位，五十個小時可謂很長了。在頭一個夜裡，韋斯和我能做到的，就是坐在我們的背包上，但不可能睡得著覺，總是人們經過，有時撞到我們身上。負責我們車廂的乘務員給人群惹煩了，但不管怎樣，她還是在一個晚上拖了三次地。為了讓她做到那個，所有的人都得站起來，把包裹舉過我們的頭頂，而她在下面拖著我們的腳。她在八點拖了一次，十點一次，十二點一次。每個人都在抱怨，但沒人抗議；在中國，你得容忍人們糟糕的行為，如果他是在為你服務的話，同理，你也得忍受種種的其他的各種麻煩。或者你也可以嘗試離開，韋斯和我就這麼做了，我們努力挪到了另一個車廂，那兒的乘務員比較講道理一些。情況有所改善，但我們還是站在過道上，而火車向東穿過沙漠。



這種旅程不會激發出什麼積極的思緒來。韋斯與我討論起我們組裡的其他和平隊員，以及他們做了什麼事情讓我們煩的，我們還談到的新來的志願者，以及他們將會在頭一年裡做得多麼糟糕。我們抱怨著這個夏天見到的各色外國人。我們看著車廂里的其他乘客，批評他們的缺點。我們討論著一旦回到美國，我們要做些什麼，吃些什麼。我們複習了一下RAP歌手B.I.G新出的專輯中那些最難聽的髒話，我們還談論了BIG如果坐上了這樣的火車，他們會罵出什麼話來，而他的反應又與歌手S.D.D的有和區別。我們總結說，這兩個RAP歌手都不會很喜歡這趟火車。我每小時至少看十次手錶。



我很少去看窗外的風景，我也沒法閱讀。有時我會聽一聽我的WALKMAN，但我隨身的磁帶不夠多。最主要的是，我太累了，都不想說中文，雖然在下午的時候，我跟一幫回成都的學生聊了很久。但那是一個精心算計的行為；我猜想他們發現我們是老師的話，也許會讓我們分享他們的座位，出於尊敬。的確，在三十分鐘后，他們在座位的邊角給了我們的一點空間。在第二個夜裡，韋斯和我輪流分享那個位置，一個人站著一人坐著，而那位置不夠舒服，我們倆一次也睡不了十分鐘。



時間非常緩慢爬行著，尤其在我站著的時候，為了渡過那個夜晚，我做了我在中國時常做的事兒，在日子很艱難的時候。我回憶那些我曾經去過的地方，想著我最喜歡它們的什麼——舒適的酒店，一家好餐廳，或者江水流過翠綠的山谷。我花了些時間想著那些跟這列中國火車截然相反的地方，最後，我決定說那是瑞士。為了讓我自己分神，我回想著在那裡的長途登山，在我的腦子裡，我走了一遍又一遍。我記起瑞士瓦萊山脈的一處，在那裡，我從安妮維爾山脈努力往上爬，因為夜色已至，而我又記起在聖盧克山上的露營。我的衣服因為登山而濕了，我很快地搭起帳篷，因為氣溫在下降，然後我就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爬了貝拉托拉。那是初夏時節，山頂依然覆蓋著雪，而冰上有一條條紅色帶，因為來自撒哈拉的沙子被熱帶風吹過了地中海而來。在貝拉托拉后，我繼續前行，到了圖特曼山谷，那是你往東行跨過那瓦萊所見的第一個說德語的山谷。圖特曼山谷深而空寂，在南端有一條幽藍的冰河，而我在山坡到出口的中間位置一處草場上露營。我仔細安排好一切，檢查我的帳篷與睡袋，然後去睡了。我總是想去睡。



火車哐當哐當向東向南。在最後的一天，好似我裡面有什麼東西蓋上了，我累得沒法去做任何意念上的行走，甚至在我密蘇里的家周圍都不行。乘客們在火車抵達四川后開始下車，在最後五個小時里，韋斯和我有了座位。但太遲了，沒什麼用，我們只是木然前視，不發一言。我們在晚上早間到了成都，我意識到，我站在火車上渡過了我人生中的兩天。我的暑假已經結束了。在和平隊餘下的時間裡，我再沒搭乘過火車。

神甫



在涪陵的老城區，有一間天主教堂，在教堂的庭院里，有一個宣傳牌，四行各有四個大字：



愛國愛教

敬神愛民

投身四化

服務大眾



四個現代化是指工業，農業，國防與科學；而很難看出它們與涪陵天主教堂的關係，那是在1861年由法國傳教士修建的，而服務大眾的，乃是李海柔神父，他已經八十三歲了，有四個現代化的年紀四倍那麼大。



李神父還不到五英尺高。通常，他會在白髮上戴一頂黑色的貝雷帽。他有一個長長的，驕傲的鼻子——一個義大利式的鼻子，在一個中國的羅馬教會神甫的臉上。他的眼睛黑黑的，有時閃爍著光，顯出內在的情感來，而他的嗓音低沉，從不動色。拜訪者偶爾會評論到他那閃亮潔白的牙齒，而李神父回應說它乃是現代化的一部分，花了他兩百塊錢，以及兩個月里除了麥片粥什麼都不吃。他常帶著微笑。他走路時，拄著一根龍頭的拐杖。他的腎經常不舒服，他的膝蓋也是，而當這些問題發作的時候，他會用拉丁文念彌撒，因為這樣很快就會消解了疼痛。如果疼得太厲害，那麼他就連彌撒也不念了，但這種情形很少發生。他相當壯，雖然移動很緩慢，在他的舉止里有一種醒目的尊嚴感。中國的大多數老人都有這種尊嚴感，因為他們活在一個要求無條件尊重老人的文化里；而他們中的許多人，像李神父一樣，還多了一種自豪，不僅來自他們活過的歲月，還在於他們在那些歲月里所吃過的苦。那些苦難的歲月藏在他的眼神之後。



在半個多世紀里，李神父在涪陵當著一名神甫。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做神甫，這時間都夠長了。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職生涯，則是永恆。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800年代初便由法國傳教士轉化信了天主教。李家住在大足，離重慶不遠，而李海柔是一個小店老闆的次子。十一歲時，他被送到了重慶一家法國人的教會學校，然後，他在成都學習去做一名神甫。他學習了法語和拉丁語，而就和其他年輕的神學生一樣，他夢想著去羅馬學習。有些人被送去了義大利，而李海柔留了下來，在1944年成了一名神甫，二十九歲時。三年後，他被派到了涪陵——偏遠，落後，一個貧窮省份的偏遠角落。也許，在另外一個年代里，這會是一個很平靜的職位。但在那個世紀中葉，在中國沒有什麼東西是平靜的，抗日戰爭後接著是內戰，共產黨的解放戰爭，而有些鬥爭觸及到了重慶地區幾乎所有人。李海柔的哥哥在戰爭中死去了，他的弟弟，發現自己在內戰中站錯了邊，逃去了新加坡，在那裡他結了婚，做了名教師。而李神父留在了涪陵，服務於三千教徒，跟兩個法國傳教士一起工作，等待著革命的漣漪由長江的河谷傳到涪陵。然後法國人走了，波紋抵達了河岸，而李神父不需繼續等待了。



「在1950年代，」他說，「起初的麻煩在於，天主教被當作是外國的教育。然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麻煩更大了，因為他們要破除迷信——但那是後來的事兒了。起初他們要的是停止外國教育，所以，在解放后，我被發送到了鄉下。那是在1953年。我被派去了涪陵的北面，大約七十英里遠。那裡的條件很差。經常沒有足夠吃的，而中國的許多人都在挨餓。那是大鍋飯的時候。他們有一隻大鍋，一個人往裡面放點蘿蔔，一個人放點米，另一個人放些蔬菜。但那些不夠給每個人吃的。這和大躍進的情形是一樣的——那是個巨大的錯誤。那些都是毛主席的主意。他不像鄧小平那樣理解經濟。毛主席喜歡的是革命，是鬥爭。人們變得更窮了，而你變得越窮，就越容易被控制。」



李神父坐在他的辦公室里，一間教堂旁邊的小而陰暗的房間里。像許多的中國居室一樣，這裡的裝飾很是奇特：一個空空的魚缸，一隻塑料的唐老鴨，一個小小的瑪麗像，一個再小兒點的聖誕老人像，一隻電子鐘，用普通話報時，在李神父對面的牆上，掛著一幅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大照片。



黑白相片里，兩人微笑著，中間隔著幾杯茶。他們所坐的都是躺椅，這情景，說是在一間四川茶室里也不出奇。但這照片明顯是在毛澤東生命的末期了，當時鄧小平已經從這老人的政策里吃夠了苦頭，無疑，在這場會面中，有些情感是被照相機所忽略了。而在李神父簡單謹慎的談論往昔中，也肯定有一些情感沒被反映出來。但當他掠過那照片時，他眼裡閃了道光，接著，他搖頭，繼續他的故事。



「在鄉下我沒了我的法衣。我也沒有一本聖經。我什麼都沒有——只有一本玫瑰經，是以我每天念三遍玫瑰經。我在1955年回了涪陵，但我不能回去教堂，因為它已經被關了。我無法再做一名神甫了，是以我被派到了碼頭工作。那是清潔工——拖地，掃地，清洗碼頭。我一個月掙二十四快。錢很少，你知道。



「我經常對我自己念彌撒。我們不允許有教堂，但我可以一個人獨自念彌撒。可一旦文化大革命來了，我連那個也不能做了。紅衛兵把教堂變成了一家襪子工廠，而且他們總是在監視我。我沒坐牢，但我總是被監視著，而紅衛兵叫我做很多事。我經常戴上高帽，給他們批判，他們會逼我跪下，低頭，像這樣」——他微微低了下頭，笑了一聲，他回憶文革時，總是那麼輕笑著。「他們押著我在街上遊行，戴塊牌子上寫著：『打倒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我會這樣戴著牌子，前胸後背，上面寫著大字。」



他在面前的桌面上寫著那十個字，一筆一畫，用一隻蘸了茶水的手指。這是中國人和外國人說話時的常見動作——因為許多字都有一樣的發音，一次談話有時會要停頓，說話的人會寫下那個字來讓外國人明白。他們會在空氣中寫，在手掌中寫，用茶水寫在桌上，而看中國人這麼做時，你就意識到這真是獨特的語言文字，而它的文字真是是關於形狀的——不僅是聲音，或者字母的組合，而是有形的東西，可以碰觸，可以擺弄。在那個情形里，文字甚至被穿戴在了公眾場合。但李神父沒有再說下去；他只是在桌上寫著那十個字，然後熱水蒸發了，文字消失了。



「有三年情況特別糟糕，」他說。「尤其有三個月。在那三個月里，有四個紅衛兵成天看住我，每天有五次他們把我拉出去遊行。」



我問他是哪一年，而李神父停頓了一下，輕輕說著什麼，望著空氣。但那日期沒有出現，最後他搖搖頭。「我沒法肯定了，」他說。「但那是最糟糕的時候。在斗我的時候，紅衛兵們向我扔東西——水果，或是什麼硬的東西。他們都是學生——他們都是孩子。他們覺得這很好玩。」



他不再笑了。他的眼睛變硬了，他指向了毛澤東的照片。「這是他的主意，」李神父說。「他的錯誤。當鄧小平掌權后，事情不同了，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情況很可怕。我的身體沒有受到很大傷害——但那不是問題所在。問題是我總沒有足夠吃的。每天他們只給我兩碗米粥。許多中國的神甫都死在那個時候。許多人因病而死；我們沒有足夠吃的，而且我們成天得不到休息。在重慶有許多人死去。」



他再次停頓下來，數著，但這次數字很快就出現了。他在想著過去的朋友，一起學習，一起禱告，一起受難，因為這個，他的意識清楚了。但在他開口之前，還是有很長時間的停頓。也許在他的腦子裡，他見到了那些人的面孔，他們是如何死去的，而他也幾乎死去。他的眼睛因回憶而顯得渺遠，然後他再次開口了。



「六個，」他說。「在重慶有六個神甫死去。」





但李神父不似祥林嫂，這大概也是他活得久的原因。他並不對現在的共產黨抱怨什麼，而且他很真誠地說它的政策是不錯的；的確，事情比從前要好得太多太多了。教堂修復得不錯，而且它還獲得了政府的免稅待遇，它還給李神父提供了每月兩百元的生活補助。神甫被允許做彌撒了，而他的教友們可以參加彌撒而不用擔心麻煩。周中的儀式用的是拉丁文，而禮拜天的彌撒用的是方言。



在一個普通的禮拜天，會有五十個信眾來，主要都是女人，都是老人。很少會有四十歲以下的人來。在教堂里不會舉行婚禮或做洗禮——只有葬禮而已。



當然，那兒也有很多的規則限制。傳教的工作在中國乃是非法的，而與羅馬建立官方的聯繫也不被許可——一種自滿自足的情緒，讓中國與梵蒂岡的緊張關係持續了五個世紀，不太可能輕易改變。



「我們個人可以去承認教宗，」李神父解釋說。「在我們的思想中，在我們的信仰中，我們可以去承認他。如果我們不承認他，我們還怎能稱自己為天主教徒？每天我們都向他祈禱。但我們和羅馬沒有經濟關係——他們不會給我們錢。而且我們和他也沒有政治上的聯繫，教宗不能來中國。他想來但是來不了，因為現在他承認的是台灣。如果他承認了中國，那麼他就可以來了。但即便如此，現在中國的神甫也有人去羅馬拜見過他了。今年教宗去了古巴，距離他上次訪問古巴已經有很多很多年了。那次訪問進行的也很好。也許將來他會來到中國。」



這些是很遙遠的話題了，而李神父看似對他在涪陵所面對的問題更關切得多。他擔心那些老去的信徒，而且他為了四川神職人員的短缺而擔憂，這裡120所教堂里，有70個神甫。他也擔心錢的問題，因為他的信徒太窮了，給不了多少支持，而自從他的弟弟五年前在新加坡去世后，來自海外的援助也消失了。



但他也不是太擔心，因為相比他過去所經歷的，這些又都算不了什麼。他曾目擊過抗日戰爭，內戰，解放。他曾經個人經歷了反對外國教育的運動，以及破除迷信的運動。他曾見到法國人建的老教堂變了襪子廠。他曾經見過醜惡的字眼掛在他的肩膀上。他也見證了教堂在1981年重開，而在頭一個禮拜日里，他見到了不到二十個的，緊張的人來做彌撒。現在涪陵地區有了超過一千名天主教徒，雖然每次來參加儀式的人數很少超過五十個，而對於一個像李神父那樣的老神甫來說，這已經很滿意了。其他人還沒有他那麼幸運。



但在他的辦公室里看到毛澤東的照片還是讓人感到奇怪，那個人在李神父的神甫生涯了製造了一個長達三十年的黑洞。在四川的文革受難者家中看到鄧小平的畫像並不出奇，因為他也曾經受難，但很少有人會展示毛澤東的像。也許，對李神父來說這是出於政治原因——也許他這麼做是為了討好乾部，就像庭院中那四個現代化的牌子一樣。在中國，許多官員把宗教看作是顛覆性的力量，尤其是天主教會，也許那照片是為了讓他們放鬆些。



李神父經常望向那照片。當談到過去的審判時，他一次次掃過它，每次眼中都有突然的閃亮，好像那照片把他的記憶又恢復了。在他故事的最後，他又一次望了過去。他再次伸出手指向毛。



「那一切都是他的主意，」他說。他停頓了，還是盯著那相片，相中人的笑容似乎不解「一切」為何：破碎的教堂，殘忍暴力的戴著紅袖章的小孩，失去的歲月，失去的朋友。然後神甫道，「因為那個，我們不尊敬他。」

第八章



中國生活



涪陵的禮拜天早上八點，我會去教堂參加彌撒。在頭一年的春天裡，我獨自一人前去彌撒，而到了秋天，我就和諾林芬尼根一起去了，她是新派到涪陵的志願者之一。有兩個人——諾林與桑尼法斯。突然，外國人的數量增加了一倍，好像有點奇怪，而亞當與我都不知道該怎麼去理解這種變化。我們對自己頭一年的生活規律感覺已適應了，而我們的關係總是很容易的——我們很親近，但同時又可以單獨安排自己的時間。這城市以及這學校都有些部分是由我們單獨去發掘的，而我們從不去干涉對方的日程。



在一個像涪陵這樣的小地方，用不了很久便會對其產生佔有慾。亞當和我都不曾見過其他的外國人，除了偶爾來訪的朋友，而我們與和平隊的聯繫可算迷你型的。兩個行政人員在頭一個月里曾經拜訪過，之後我們就只有自己了。涪陵距離和平隊在成都的總部很遠，而沒一個行政人員喜歡坐長江上的輪船，太慢了，也危險。在春天裡，兩艘涪陵的輪船在接近重慶的水域相撞了，事故相當嚴重，死了超過十二個人，而有好幾次我見到了江面上的棄船，正在不同程度沒入水中。我總是很小心地把這些故事傳達給和平隊，是以他們更不願來訪了。讓我們獨自呆著，情況會更簡單一些，而大部分時間我們的確是如此。



但現在我們有了四個人，有一陣子我為這種轉變擔憂。然而，到了後來，它並沒造成什麼後果。學校里的生活有了一點不同，但這城市卻足夠容納四個外國人。在頭一個學期里，諾林與桑尼就跟當初的亞當和我一樣；他們被涪陵下城區的那種壓力感所震驚，而他們倆人都很少離開校園。



諾林是父母是從愛爾蘭移民到紐約的，那是她參加禮拜日彌撒的一個原因。但她首次提到她的父親曾在愛爾蘭種土豆，一個農夫，外辦的代錶王先生，顯得興奮起來。「那你的父親是個農民！」他說。



諾林不知道該怎麼想。「唔，」她說，「他曾經是個農夫，在愛爾蘭。」



「但你說他從前很窮，是不是？」



「唔，是的。」



「所以他是個農民！」



「唔，我猜是的。」



「我的父母也是農民！這學校的大多數學生也是農民！」



諾林對中國的等級社會背景所知甚少，而她問我，如果人們說你的父親是個農民時，你該如何反應。但在中文裡，沒有一個恰當的詞來對應farmer——在土地上勞作的人是農民，字面意思為「農業人民」，而在英文中，它通常被翻譯為 「peasant」。在某些意義上，這是個不準確的翻譯，叫人想到封建時代的歐洲，但一個「farmer」那樣的字眼也不準確，因為沒有傳達出在中國種田的那種暗含的貶義。大約75%的人乃是農業人口，而這些人與中國城市人口的差別，乃是中國最驚人的鴻溝之一。涪陵這兒的城裡人，一眼就能認出一個農民，而他們經常是偏見與輕視的對象。即便那個字眼兒——土——也可以用到人身上作為貶義的形容詞。



但我們有許多學生來自農村家庭，這些偏見在校園裡並不強烈。在一個班四十五個人里，經常只有不到十個人在城市裡長大，而那些城市往往比涪陵更加偏遠。幾乎沒哪個學生會有很多錢，這就意味著，不太會看到因為優越而帶來的勢利眼，以及因為來自下層社會帶來的敏感。當我問同學們他們的父母做何生計時，他們總是用英文回答道，「我的父母是農民。」



起初，這種回答讓我覺得尷尬，因為同學們很自然地用上這個封建字眼。一次我向一個新生問到他的家庭，而他說，「我的父親是個農民，我的母親是個掃工。」



「不好意思，我不明白。你的母親幹什麼？」



「她是個掃工。」



「一個掃工？」



「是的。她清掃大街。」



他說出這個，沒有一點自我意識，就和他們所有人描述自己的背景一樣。我告訴諾林，她應當以一個愛爾蘭農民的女兒感到自豪——在所有涪陵的外國人當中，她的階級背景最為革命。



諾林與我一起在禮拜天上教堂，那是我在涪陵最喜歡的例行活動，因為我喜歡見到神甫，和那些每周到來的老女人。他們乃是倖存者——在這聚會中，有一種安靜的力量，而且他們毫無美國教堂里穿戴漂亮的人們身上那種洋洋自得。他們所有人都為信仰付出了代價，那是無法用錢來衡量的，而李神父付出的最多。



看著神甫，讓我想到了我的外祖父，他曾是本篤會的修道士。他在阿肯薩斯長大，那兒的教區有時會獎勵有前途的學生，給他們獎學金去義大利，而在1929年，我的外祖父被送去了羅馬的聖安塞爾大修道院。他那時十八歲，他的計劃是成為一個神甫，或許是傳教士。



我讀過他在那些日子裡的日記，裡面充滿了思鄉之情，但那裡也滿是讚歎，關於羅馬之奇，之美，叫人瞠目的教堂，以及城市裡無處不在的歷史。他也在那歷史當中；他的日記里經常記錄了民族主義者在街上的集會，有幾次他在遊行當中見到了墨索里尼。



在1931年的春天，一組學生從位於北京的天主教大學回到修道院。在1931年的三月一日，我外祖父的日記中寫著，用很整齊的黑色筆跡：



一群我們美國人在今晨拜訪了希爾維斯特西里神父，在他的房間里，做了一次關於中國的長談，特別談到了北京的天主教大學。西里神父今天上午在學校的教堂里做了一次大演講。他看上去對於天主教大學的前景非常樂觀，對演說全情投入。



在那天後，日記出現了變化。關於羅馬寫得少了，而中國多了；那種痴迷迅速增長，直到「中國」被加上了大寫，下面劃上了線，一個神聖的詞：



1931年，三月，18：弗朗西斯克勞提神父，北京天主教大學的校長，今天抵達了這裡，在他回去中國的路上。一個大塊頭健壯的愛爾蘭人。



1931年，三月，22：克勞提神父舉辦了一個非正式的「家庭」機會，在今天上午。我們大概有十五個人去了他的房間。當然那裡有抽煙，有一種意氣相投的氛圍。聽克勞提神父談話非常有趣。據他說，大學現在的基礎非常紮實，而他收到的承諾說，會有相當數量有能力的教師去中國，既有本篤會的，也有其他的。



1931年，三月，23：現在，所有美國人之間的談話，都是關於中國。



1931年，三月，25：在我回去的路上，跟拉爾夫和唐納德談到了中國。克勞提神父今天有很多要事，但他還是來了唐納德的房間，跟唐納德，休斯，愛德華，以及我做了一番很有啟發性的交談。我們太興奮了，當克勞提在12點走後，唐納德，休斯和我繼續呆著，一直談到了凌晨3點鐘。我相信這是我人生中的轉折點，我要申請去中國。上帝與我們同在。



1931年，三月，26：中國！今天起得頗遲，因為昨晚的關係。花了大半個上午在唐納德的房間里討論中國。克勞提神父下到我們這裡來，帶了些照片，關於他昨晚所講的。看起來，將有一個不小的美國殖民地，從羅馬的聖安塞爾，移民到北京的天主教大學。如蒙上帝恩准，我也是其中之一。



1031年，三月，27：現在所有的事情都是關於中國。我呼吸，吃飯，睡覺，都是中國，我想對於我們「中國小組」的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樣。



當我的外祖父接近他修道誓願時，上級通知說，他將被派回阿肯薩斯。我的外祖父寫了一封長信解釋說，在他的靈魂深處，他感受到上帝的召喚，去中國服務。而他的上級回擊道，有時上帝就是這麼做的——偶爾他會給年輕人一個假的召喚，只是為了測試他對地上的上級的忠誠度，而有時你真的感覺到你是要去中國的，但事實上，你應當去阿肯薩斯。



就這樣，我外祖父錯過了人生的轉折點。他不想去阿肯薩斯當神甫，而本篤會的修士不想他去中國當神甫；於是，他置命令於不顧，回到了美國。他賣掉了保險。他結了婚。他有了孩子，孫子。他從沒有去到中國。他沒怎麼談過他做修士的日子，而我從不知道他對中國的興趣，直到我在讀研究生時看到了他的日記。但那已經是他1987年去世后的七年了，當時我17歲——幾乎和他在羅馬當修士的年紀一樣，而就像他一樣，太年輕了，對時間沒有什麼感覺，也不知道未來將會怎樣，而過去還會重現。





在涪陵，我繼續跟家教學習中文，孔老師與廖老師輪換。我們的課總是從談一些小事開始，而廖老師經常告訴我她前晚上在電視上看了些什麼。跟我在涪陵的多數朋友一樣，她會看海量的電視節目，而有一天她來上課時，對昨晚所看的特別有興趣。



「昨晚電視上有一個外國人，」她說，「他在說中文。」



「是大山嗎？」



「不，不是大山；他的中文遠沒有大山好。他的中文也沒有你好。」



「那不可能。」



「實際上，他的語法比你好，但他的發音比你差。他的音調很糟糕。」



「我不相信。」



「我不是開玩笑，」她說。「我想你的中文比電視上那個外國人要好。而如果你改進語法的話，就會更好得多。」



「他是從哪兒來的？」



「澳大利亞。他很醜——他的皮膚很差，頭髮很長。他難看極了。」



有一陣我們坐著不語，共同分享對那個電視上發音糟糕的長頭髮外國人的鄙視之情。然後我們開始上課，而廖老師對我的語法特別加以注意。



在那之後，她不停給我更新那些出現在電視上的外國人信息。那主要由一個經過挑選過的小群體構成，以大山作為支柱，而所有常現的人都會說很好的中文——很明顯，我還要許多年才能加入那個聯盟。但廖老師顯然覺得我有希望，而偶然當一個外國人出現了音調的問題，她就會無情地批評他。而她總是很仔細地挑出外國人的身體缺陷，或者說缺點，尤其如果那個人胖的話。廖老師極其苗條，而她不喜歡肥胖的外國人。



在我們的關係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正式感，但那已成為一種讓人舒服的正式感——一個中國式的老師和學生的關係。她對我的進步感到驕傲，而從現在起我開始讀報紙了，她會仔細閱覽重慶晚報，剪下我們將在課堂上用的文章。她喜歡那些講述二戰中日軍暴行的文章，她也喜歡那些描述香港回歸祖國后取得進步的故事（三個月內發生的大事）。偶爾她無法自抑地選一些批評美國帝國主義傾向的文章來。在九月末，當法國對美國的伊朗制裁政策發出抱怨時，我們的課程包括了一組譴責美國「世界警察」角色的文章。但即便在那些課堂上，緊張情緒也不存在了；我們的鴉片戰爭早已結束了，而我們已經學會了如何相處。我們兩人都有所改變，但或許多數是我在變：我不再是個嚴格意義上的外國人，無論在她或我自己的眼中。



我喜歡廖老師，因為現在我能看出她乃是個非常傳統的中國女人——在我的眼中，她乃是我到涪陵后所認識的人中，最最中國的一個。她拒絕外國人對她屈尊俯就，因為她是個很具自豪感的人，但與此同時，她又能將這種自豪感延伸到我的身上，在幾個月的工作后。與她的自豪感相隨的，還有她強烈的傳統意識，男女禮儀。她不會像許多其他年輕女人那樣穿暴露身體的衣服，她也沒有去染髮，把自己頭髮顏色給西化。不像孔老師那樣，她拒絕在我的寓所里上課。廖老師已婚，而我是個單身的男人，如果她一周有六個小時呆在我的家裡，人們會說閑話的。我們總是在我辦公室里碰面。



我喜歡跟廖老師學習還有另外的原因。對於任何話題，我只要問問她，就能了解到一些中國主流的態度意見，因為她實在太中國了，而我經常用我們上課的機會來釐清一些我與其他人交道時的見聞。有一陣子，我困惑於中國人對希特勒的著迷——如果你跟老百姓聊到那個元首，人們總是給予好評。那個夏天，在西安，我認識了一個德國學生，許多中國人一旦知道了她來自德國，就變得興奮，讓她很不舒服。



「哦，你來自德國！」他們說道。「希特勒！很好！」



出於好奇，我經常向中國人問到他，許多人給了同樣的回答——他犯了錯誤，但他曾經是個偉大的領袖，為他的國家做了好事。毛主席給中國人留下了對獨裁者的好胃口，這似乎很自然，但我還是好奇，我向廖老師問中國人為何對希特勒態度那麼積極。跟往常一樣，她給了我很大幫助。她說，許多年來，卓別林的「大獨裁者」一直在電視上，在戲院里放映；每個中國人都看過。



「你看過嗎？」我問。



「當然！」



「多少次？」她停頓一下，數了數。「四次，我想，」她說。「也許更多。」



「那片子怎樣？」



「它很棒！我總是喜歡希特勒在片子里演說的樣子，像一個瘋子。他像這樣」——她模仿卓別林模仿希特勒的樣子；她挺起肩膀，揮動拳頭，下巴高舉在空中。



「哇哇哇哇哇！」她叫道，好似在用外語發表演說，然後她格格笑個不停。



「但那片子不是取笑希特勒嗎？」我問。



「當然！」



「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對我說他的好話？」



「多數人有兩個矛盾的觀點——希特勒是個偉大的領袖，而他也是個瘋子，幹了許多可怕的事情。我們同時有這兩個觀點，你看。而我想人們覺得他是個有趣的角色，所有他們喜歡他。他看上去很有趣。」



也許，中國人對希特勒著迷的最奇怪的一點，乃是他們同時對猶太人非常尊重。在中國人之外，猶太人乃是最好的人——他們乃是極富才智的民族，人們可以從愛因斯坦與馬克思的例子中看出。在西安，我曾與一個以色列人一起學習，而教師們以及其他工作人員被他相當地唬了一把。每個人都對他的才智讚嘆不已，儘管他事實上不那麼聰明，而中文學得尤其爛。但他是猶太人，而所有的猶太人都很聰明；每個人都知道那點，是以他們對他這個特例的真相視而不見。這情形，就跟我的藍眼睛一樣。



這類的觀點乃是標準化的，完全可預見，而我在中國住得越久，就越能意識到，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不是外面人常說的那麼複雜。外國人總是談著，去認識中國何等困難，這經常是不錯的，但也有很多情況下，人們的觀點驚人的一致，很容易預測。有一些按鍵你可以去撳——希特勒，猶太人，日本人，鴉片戰爭，西藏，台灣——而90%的回答你都可以精確預測到，包括人們會使用的辭彙。這很自然，考慮到中國的狀況：幾乎所有人都屬同一種族，這國家孤立了幾百年，而現在的教育體系嚴格的標準化，受到政治控制。



是以很自然的，這情形導致了一些特別奇怪的概念，比如對希特勒的仰慕，或者，對泰國變裝者的著迷。這是我在夏天裡發現的另一樣事兒：你隨機問一個中國人關於泰國，幾乎所有人都會說一樣的事，泰國人因為其人妖而出名。



發現這些普遍的觀念很有趣，而有時你可以利用它們。在那個夏天，我妹妹安吉拉與她的斯坦福同事托德厭倦了跟他們的翻譯一起吃飯，是以我給了他們一系列話題去娛樂一下生活。托德是猶太人，我告訴他這可是張王牌，不當被浪費。在我離開后，他在單調無趣的飯局上宣布了他的民族背景。



「你是猶太人？」翻譯張大了眼問。



「是的。」



「你肯定很聰明！」



在那之後，他對托德有了新的尊重。這和第二組和平隊的一個教師情形是一樣的；當人們發現她是猶太人，一切都變了。她的一個中國朋友向她道歉，因為在身份揭示前，沒有給予她所應得的正確的尊重。



夏天裡的有一次，我在乘火車時學習中文課本，讓其他旅客很欽佩。身為一個外國人，讓中國人欽佩很容易——即便中文學得再可憐，人們也會尊重你。但在那次，有一個女人對我尤其有興趣。



「你是個中國通，」她說。「我看到你學得很勤奮。」



「不是的，」我說。「如果我學習勤奮的話，我的中文會更好。」



她盯著我，很顯然她努力在想著什麼。「你是猶太人嗎？」她最後問。



「不，」我說，而她臉上的表情讓我想道歉。但我遏制了這衝動，我們聊了一會兒。她轉身離開時，我能感覺到她的失望，但沒辦法：我只是又一個外國人，而根本不是個猶太人。

在涪陵的第二年，一切都是新的。我有了新學生——去年所有的高年級學生都畢業了，多數在鄉下教書。我自己的中文家教也跟新的一樣；他們現在是真的人了，而我們可以很自在地討論任何話題。城市好似也不像去年那般嘈雜骯髒了，而人們也變得友善。當他們說話的時候，他們的話有了其意義。唯一沒有變化的是我的工作；我還是在教文學，但現在容易多了，因為有了去年的筆記。我把大部分的空閑時間花在城裡，四處遊盪，跟人們聊天。



我有了一個例行日程，一周的每一天去幹什麼，每天的每個時分又該幹什麼。有些上午，我跑去南天門，坐在公園裡，看著城市蘇醒過來。周二的下午，我和攝影師聊天，然後跑去望周公園。周一的晚上，我走在忙碌的中山路上。在禮拜天，我會去教堂，在那之後，我坐下來，和李神父聊天，他會給我喝點味道糟糕的咖啡。我本也不喜歡什麼好咖啡，但喝下神甫的咖啡，還是出於敬意，就像他給我斟上咖啡而不是茶，也是出於對外國人的敬意。



在跟李神父談話后，我會逛到老城區，看江邊的鐵匠工作。然後我會走到城市中央的茶室，因為在周日，一群中老年人會帶他們的鳥兒出來，把鳥籠掛在架子上。他們總是很高興看到我，尤其是張小龍，他乃是全涪陵最幸運的人。十年前，他在一次車禍中受了傷，跛了條腿。這次受傷卻很妙，因為他被正式列為傷殘人士，永遠也不會被海陵工廠炒掉了。那是一家國有企業，正在改革減員，但這不會影響到張小龍，他的工作乃是徹底完全了。從一次車禍得到這樣的好運已經是福星高照了，而張小龍再次出擊，當他老婆生小孩的時候——不是一個女兒，也不是一個兒子，而是一對雙胞胎兒子。輕微殘了點，卻獲得了證書，又得到一對兒子——實在太美妙了；在現實生活里不會發生這樣的事兒；人們只會在故事裡寫到這麼好運的人。



每個周日，張小龍驕傲地拖著他的瘸腿來到茶室，帶著他的鳥籠，坐在陽光下喝茶。他是全涪陵最幸福的男人，也是最好運的，而我喜歡跟他聊天——不是因為他特別有趣，僅僅因為他總是快樂著。而他讓我想到了我在涪陵也不乏魅力。無論我走到哪兒，人們都知道我是誰，而我可以跟隨我的例行日程走，保證常見到的人都喜歡看到我。那兒還是有不少年輕人，嘲弄著大叫「哈嘍嘍嘍嘍嘍！」，當我走在街上時，但那已不如去年麻煩了，無論如何，多數人的友善淹沒了這一點點的騷擾。這是同樣的一個矛盾謎題，我在夏天時發現的——中國人可以讓外國人感覺很難相處，但同時他們也可以非常耐心，大方，而對你所來的地方無比好奇。我感覺到，我花了一年時間來應對身為一個外國人的艱難之處，而現在，我享受著所有的好處。



在許多方面，這城市為我轉了個圈，不過當然我才是那個真正改變的人。我是一個新人了，何偉，或者，根據四川人的發音，霍偉。那是我在和平隊培訓時所給的，它在中國很普遍：給予的名字，偉，意味著偉大，跟美國的約翰差不多普遍。那個家庭名字，也很常見；無論我到四川那兒，都有許多的何，而當我自我介紹時，他們總是說我們是家們兒，一家人。在學校里甚至有另一個何偉，他在體育系教課。



這裡跟大多數國家不同，那兒你能用自己的真名，或者相接近的名字，跟你所來自的地方有一個清晰的聯繫。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美國名字沒有任何關聯，而成為何偉的那個人與我的那個美國自我也沒有真實的聯繫。這就帶出了極大的自由空間——在二十八歲時，我突然有了一個嶄新的身份。



在這個身份上，你可以修修補補，從改變你的名字開始。亞當在頭一年的末期就那麼做了，因為他原來的中文名字，馬爾康，聽起來太外國了（它的讀音也跟四川一個豬飼料牌子很接近）。想要找一個不那麼農業味，又更加中國味兒的名字，亞當向他的學生徵詢新名字，寫出解釋來，在幾輪后，得出了梅致遠。那個給予的名字，致遠，意思為「為高尚的目標所驅動」，也和馬致遠同名，那是七個世紀前的元代詩人，寫過一首著名的思鄉曲。幾乎所有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知道那典故，而其後有作家在他們的文章里用到那兩個字。突然間，亞當從豬飼料進入了一個高貴的典故中——外國人在中國重新定義自己，就這麼容易。



我從沒改過我的中文名字，但我察覺到，我的中國身份與我的美國自我區別那麼顯著，給我帶來了方便。最終，我把自己想作了兩個人，何偉與彼得哈斯勒。何偉直到我在涪陵的第二年才變成一個真的人，而隨著時間過去，我發覺他成為我大部分的身份：除了我的學生同事，以及其他的外國人，所有的人都只把我當作何偉，而且他們只從中文的語境里認識我。何偉與我的美國自我截然不同：他更為友善，他渴望與每個人交談，他從交談中獲得極大樂趣，即便是最神經的交談。有一個簡單的辦法就能讓他顯得好玩；用當地方言說幾個詞兒，他就能給涪陵人民帶來無窮樂趣。何偉也很蠢，這也是我最喜歡他的部分。他說話帶著口音；他的語法很糟糕；他對自己犯下的小錯誤笑個不停。跟蠢人打交道，人們覺得放鬆，他們發覺跟何偉聊天很容易，即便他們發覺經常要說兩次，或者往他的本子上寫下新詞兒。何偉總在兜里揣著他的筆記本，用來學習新詞兒，也為了記下交流中的句子。當何偉回家后，他把筆記本放在彼得哈斯勒的桌上，讓後者把一切打入電腦中。



我的寓所里有兩張桌子。一張用來學習中文，另一張用來寫作；一張是何偉的，而另一張屬於彼得哈斯勒。有時這種關係叫我泄氣——在何偉的愚蠢背後，另有一個人緊密觀察一切，做下記錄，似乎顯得不對。但我想不到一個方案來解決這種分裂；我有我的中國生活，我的美國生活，即便他們佔據了相似的領地，他們又截然不同。我的公寓很大，兩張桌子放在不同的房間里。何偉與彼得哈斯勒從不碰面。那筆記本乃是他們共享的唯一物件。





在禮拜天，教堂里舉行了一場葬禮。諾林生病了，我一個人前往，想用我的彌撒書的指引來跟隨儀式的進行。我總是喜歡參加教堂彌撒，因為這是一個不錯的中國體驗，而它也讓我想到童年，我最早的閱讀經歷就是在做彌撒期間。



儀式過後，人們繞著庭院走，我能看出，這次有點特殊。李神父與我坐在屋子裡，他在那兒叫了咖啡與曲奇餅，一個年長的女人用托盤端上。這咖啡比平常的更難喝。我謝過了老婦，盡量喝下去，用吃曲奇來緩和味覺。李神父與我相互問候了對方的健康狀況，然後他提到了今天的儀式乃是一個葬禮。



「哦，我很遺憾，」我說。「是誰？」



他說了一個婦人的名字，我並不認識。「她多大年紀了？」我問。



「八十歲。」



「她活得挺長。」



「是，」神甫說。「而且她對我們教堂很好。她每個禮拜日都來。」



「她做什麼工作？」



「她退休了。但在那之前她在海陵工廠。」



有一個小數目的教徒每周都來參加彌撒，而我又問了一些問題，看看能否記起那個婦人來。李神父耐心回答了，最後他指向我身後，道「她就在那裡。」



我轉身，看見那個婦人躺在我身後十英尺外，屋子深處的一張桌子上。那地方光線暗淡，進屋時我沒留意到她。一張白色布單拉到了她的下巴處。她是一個小小的婦人，灰色頭髮，嘴皺閉著。我記得在教堂里見過她。我正吃著一塊曲奇，現在我把它放下了。



「哦，」我說。「她就在那兒。」



「是，」李神父說。「那就是她。」



「唔，」我說。「我想我要出去了。」



庭院里陽光燦爛，教徒們在長紙條上寫著挽言。有許多大大的花圈，用白紙與竹條做成的，靠在教堂的牆上。在陽光中，我從剛才的驚嚇中迅速恢復過來，我看著人們做著哀悼的事務。所有的老婦人剛才都在耐心等待我喝完咖啡，現在她們進了屋，向遺體致哀。



那婦人的兒子也在，一個五十多歲的人，看到一個外國人來參加他母親的葬禮，叫他驚喜莫名。我說他的母親總是對我很好，這讓他更加高興。這裡有一個傳統，由逝者的家庭在葬禮上派發小禮物，而她兒子給了我一些水果，還有一盒奇聲牌香煙。我謝過了他，接受了香煙。很難想象一個更適合的葬禮禮物。



之後我去了茶室，張小龍，涪陵城裡最好運的人，咧嘴笑著向我招手。他與幾個老朋友在一起，我坐在旁邊一張空桌旁。女服務生過來了，微笑著，問我要什麼。



「洋鬼子要一杯茶，」我說。叫自己洋鬼子，是最容易，也最能解除人們防備心的笑話。在那個夏天，我開始用這個詞兒來形容自己，而人們經常不知如何反應；有時他們覺得尷尬，試圖說服我去用別的什麼字眼。但我總是自豪地回應說些「我們洋鬼子有悠久的歷史」或「我們洋鬼子有偉大的文明」一類話。



在茶室里，這是一個老笑話，在我與小姐之間，她在這兒工作。她掩了嘴笑，然後給我斟上了茶。我剛在街上買了報紙，現在我讀著它等茶涼。



這是一個典型的日子，在茶室里，有幾個人過來和我說話。在上午快要過去時，一個我不認識的年輕女人過來，坐在我的桌邊。我們聊了大約有十分鐘。一個女人這麼來接近我，略微有點不同尋常，但也沒有異常到讓我去想到什麼。她的名字叫李佳麗，而她向我要電話號碼。這也很普通——我總是把自己的號碼給涪陵的人們。唯一的問題是有些人會在早上五點至七點間給我打電話，所以我常在睡覺時將電話線拔掉。我把號碼給了李佳麗，沒再多想。



一個星期後，我回到了茶室，而她又一次坐在了桌邊。她穿著非常短而緊的裙子，上了濃妝。她並不漂亮，但她很成功地吸收了某一類小姐的做派，笑得太多，說話扮可愛，在每句話的尾端拖長聲調。在茶室里工作的女孩不像她那樣，而我看到她見到李佳麗在桌邊擺POSE時，搖著她的頭。那些老男人也盯著她看，甚至他們的鳥兒也似乎驚住了，陷入沉默。我能察覺到有些事要發生，而我並不明白是什麼，我說聲抱歉，付了錢，離開了。



李佳麗尾隨著我出了茶室。「你去哪兒？」她問道。



「我得走了，」我說。「我要去吃飯，然後回家。」



我們經過了一家我常去的米粉店。突然間，我非常害怕這個女人跟我回家，被人看到她和我一起在校園裡。「我要走了」我說。「我要在這家餐廳吃飯。再見。」



「好的，我和你一起吃，」李佳麗說。



餐館的老闆清出了一張桌子，我發現自己和那個女人坐在一起。這就是在涪陵的情形——事情向我走來。通常我喜歡這種被動情形中的不可預知性，但今天，我懷疑她的動機，而我不知道如何行事。她坐著那兒說著，而我問她在哪兒工作。



「那不重要，」她說，而突然間，那顯得非常重要了。



「你在涪陵工作嗎？」



「那不是個好工作，」她說，聳肩。「但我的叔叔在重慶給我找了個好工作。他有一家大餐館——他很富的！他給了我一份工作，在那兒當小姐。我叔叔餐館里的小姐穿著漂亮的衣服——我會穿一件旗袍，像那樣」——她給我展示那看上去是怎樣的：沒有肩，緊緊圍著脖子，在大腿高處分叉。



「哦，」我說。



「但那很貴的，」她說。「我要自己去買那旗袍。」



「那太糟了，」我說。



「你喜歡唱卡拉OK嗎？」



「不，」我說。「我不喜歡常卡拉OK。大多數美國人都不喜歡唱。」



「我們應該找個時候去卡拉OK。我來教你怎麼唱。」



「對不起，但我對卡拉OK沒興趣。」



「那也沒事，」她說，微笑著。「我對你們美國很感興趣。」



「我的美國的什麼讓你感興趣了？」



「所有的。我想去那兒。」



我不喜歡這談話如此發展下去。「這很難做到。」我說。



「我想要住在你們美國，」她說。「那兒的人比這兒的人有錢。」



「美國有很多窮人的。」



「不像涪陵那麼多。」



她說的不錯，而我想用另一招。我談到了獲得簽證多麼困難，然後米粉上了。我吃得很快，想著下一步該怎麼做。



「何偉，」她說。「你很可愛的。」她用一種最佳的小姐語調說道，我敢保證餐館里的其他人都在聽著了。



「你的眼睛很漂亮，」她說。「我想你們外國人的眼睛比中國人漂亮。」



「那不是真的，」我傻傻地說。「中國人比外國人好看得多。外國人很難看。」她把這當作讚美，微笑著，想要紅一紅臉。我想道：何偉，你是頭笨驢。



「我喜歡聽你說我們中國話，何偉，」她說。「它聽起來很好玩！」



我想到了大學時，有些傢伙嘲笑來當地做換工的瑞典女孩，嘲笑她們的口音與她們的茫然。這不是個很好的比較，而我嘗試不去想它。



我們現在要離開餐館了，在我付錢時，老闆咧著大嘴。在街上，李佳麗挽著我的胳膊，而我站在那兒，感覺難以置信，而又無奈。一個涪陵女人在摸我，我們正在南山門十字路口附近；所有人都在向我們撳喇叭，或者看起來如此。



「我現在得走了。」我結結巴巴道。「你不能跟我一起走。我今天很忙。」



「下周是我的生日，」李佳麗說。



「那很好，」我說。「



「下周見，」她說。



一輛車駛過，喇叭高叫，我都聞到了廢氣的熱度。太陽很暖了，我在出汗。「再見，」我說，最後她讓我走了。



兩天後，李佳麗打來電話，而何偉接了。她問他星期天去不去茶室，而他回答說去的。他每個周日都在那兒，沒理由撒謊。

老闆



黃小強想要一台VCD機。他想要一部手機。他想要輛車，可以去做個的士司機。他想要往股市裡投更多的錢，他想要增加他的收入，讓他身邊的人，包括他的父母，妻子，兩歲的兒子住上更大的房子，更多安全感。他想要全部這些東西，但現在他有的只是一家米粉店，叫做學生之家，而他儘力把它做好。






這家米粉店有的，是一個好位置。它多少算是在河東區的中心，街對面就是師專的大門，那兒有女人在擺攤賣些水果，小吃。幾乎總有學生坐在餐館的六張桌子上，而在星期日晚上生意尤其繁忙，當學生們上完了政治課，前來吃晚飯。在學生之家樓上，有一家可疑的卡拉OK，在晚上，小姐們會下來用餐。小姐們帶著BP機，化著濃艷的妝，大聲說著話，她們邊上就坐著面孔稚嫩的學生，剛剛結束他們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討論。



黃小強認識所有的當地人——公交車司機與水果攤販，陶瓷廠的工人，以及小店主，學生與卡拉OK的小姐。他知道他們的例行日程，公交車的時間表，工廠的排班，以及師專的政治會議，而他個人的例行日程則與河東區其他人的生活纏繞在一起了。餐館的時間表很簡單：早上六點開門，晚上十一點關門。「很辛苦，」黃經常說。不過他的話只有一半當真，因為他有太多的幫助了：他的父母和他的妻子，一個漂亮的二十五歲的女人，名叫馮小芹。他的大姐，在街下方的陶瓷廠上班，也時不時過來幫助。而通常那兒還有別的工人，親戚，以及朋友，從黃的家鄉白桃村來，那是在涪陵的南面。事實上，在所有的工作者里，黃小強可能是最不努力的一個。他的妻子與母親是餐館的樑柱，因為黃花了太多時間抽奇聲牌香煙，培養與當地人的關係。



他二十六歲，在五年前，他從成都乘長途火車去了新疆找工作。「太冷了，」他說。「那兒有工作干，而且還不錯，但天氣不行。冬天太冷，夏天太熱。」下一年，他往南去了廣州，那兒天氣比較好，但工作卻不對他的口味。



對於四川的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常見的範式。在過去，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超過1.2億人的家。在1997年的三月，它被一分為二，涪陵以及其他的江城歸入了新成立的重慶直轄市管轄。這個變化是要提升這個地區的管理水平，也是為了三峽工程準備，但這個分割時間太短，影響不到一般人對四川的觀念。涪陵居民仍然自稱為四川人，而這片地區還是毫不缺人。世界上每五十個人中，就有一個來自四川。



而且他們經常會去別的地方。這片地區的大山與河谷很久以來都是艱苦生活之地，使得年輕人離開這裡，在每一個中國城市裡，都可能見到四川移民。他們常做的工作有餐館，或者建築工地，或者美髮廳的員工。中國的城市居民通常不怎麼喜歡四川移民，說他們工作勤奮，然而沒文化，聰明然而不可信賴。有些人說四川女人水性楊花；四川男人狡猾。那些當然是我們所熟悉的刻板說法，窠臼印象，對於世界上任何地區的工業移民都是一樣。而那些話對四川人來說，一點也阻礙不了他們的決心，也跟其他離開艱苦環境的人一樣。四川人另外有一些出名之處，在他們吃苦的能力。他們不理會人們怎麼想，而且他們不在意找到的工作是什麼，只要那是工作。而他們一群群繼續離開。



但黃小強回了家。他結了婚，買了這家米粉店，墮入了常規的生活。在早晨，他與其他工人做抄手，餛飩的當地版，在中午，他們忙著應付午餐的高峰時段，夜深時，當第二天用的米粉到了，他們把軟軟的一根根捆作五盎司的一把把，為明天做好準備。一天又一天，都是一樣。



在店裡，黃小強很少談及政治。一天夜裡，當被問到政府時，他聳聳肩，說關於中國的政策，他可沒什麼關係。「江澤民很大，」他說。「而我很小。」



他注意到一本英文書的封皮上有毛澤東的照片，那是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而他讀著標題。「看不懂，」他說，笑了笑。但他理解那照片；他家的牆上有毛澤東的畫像。「毛澤東是我們的領袖，」他說。「在革命期間，他是個偉人，但後來……」他搖搖頭。接著就是一個故事，那種故事在中國非常普遍，而對一個外國人來說，又讓這個國家變得無比的陌生。



這是個短篇故事。黃的祖父是一個地主，而在1958年，在共產主義的土改期間，他被處決了。黃向我展示他們怎麼斃掉他的——在後頸上——然後他笑了。但這是個很不踏實的中國式笑容，裡面沒一絲幽默。它只是替代了那些沒說出的話。



但在中國近代史的狂流之中，1958年乃是很久以前了，這也是那些故事如此簡短的另一個原因。故事講了，又走了。



「今天所有事情都好多了，」黃小強說得很快。「在過去，你不能自由說話。一旦你說了什麼，就總是擔心它是資本主義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但現在不是那樣了。自從鄧小平做了領袖后，所有的事情都好了。生活水平高多了，我們可以做生意。我們現在跟地主一樣了。」



這話引發了餐館里一次簡短的議論，有顧客跟黃爭論起來。那個詞兒「地主」還是有政治意義的，也許他用得有點輕佻。但這爭論沒持續多久；其他人意識到，他所指的乃是機會，而非剝削，而且無論如何，他們中沒一個關心政治。多數人跟黃一樣，乃是獨立的工作者：的士司機，擺攤的，小店主。他們不屬於單位，那就意味著，他們的收益，只決定於智力，努力，和運氣。



單位的缺席，也意味著他們享有相當的自由。黃小強不參加任何政治集會。沒有人告訴他工作多少小時，或者店裡該提供什麼服務。他交的收入稅很少，而且跟他實際賺多少沒什麼關係。一個政府官員每年來一次，預估餐館的月收入，然後黃交上10%。現在，預估值乃是一個月一千塊，由是，他每月交稅一百塊。事實上，餐館每個月一般收入兩千到三千元，但不管怎樣，稅還是一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好處在於，小生意可以幾乎不受約束地資本主義化，對黃的家庭來說有好處。



但另外一個特色乃是政府對沒單位的人不提供保險，是以餐館的工作時間乃是十七個小時，而黃小強想找新的路子賺錢。與此同時，他又滿足於經營餐館，對中國的政策，他既無怨意，也沒有廣闊的視野。而他的非單位顧客們多少也是一樣。他們只是想工作，混出個好日子，而且，也許，像黃一樣，跟家裡人一起工作，他們的幸福就翻番了。





學生之家乃是個小天地。它沒有從河東區延伸出多少，而它的中心在黃的家庭上。他兩歲的兒子，黃凱，在餐館里走出了他人生中的最初幾步。他從菜單牌上認了最初的幾個字，而他最喜歡的食物是抄手。在安靜的時候，小孩坐在祖父母的膝蓋上，看著兒童書。他的祖母，王朝淑，並不識字，但她用心背下了書，讀給黃凱聽。



他們沒有去其他地方的慾望。「我們在這裡一輩子了，」黃小強說。有時他們表現了對外面世界的興趣——黃的父親，黃能，常問到一張去美國的機票多少錢，要多少時間。「十五個小時！」有一次他說，非常驚異。「在飛機上有廁所嗎？」



「當然有了，」他的兒媳笑道。餐館里的另一個客人，一個小店主，說話了。「在重慶與成都間的大巴上有廁所，」他很有知識地說。「電話也有。在高速公路上，只要開四個小時。」



但這些僅是聊聊而已；他們並無旅行的願望。「太貴了，」馮小芹說。如果有了錢呢？「如果我有了一萬塊，我就想要四萬塊，」她笑道。「我就是那樣的，像所有人一樣——總是不夠。你們美國人那麼喜歡旅行。那麼多麻煩：你要把你的包帶到這裡，帶到那裡。我不會想去美國，不想去學英語。太麻煩了。」



所有的變化，都是在餐館的小天地里。在1997年的秋天，師專，作為樓的所有方，突然把月租金從三百元提高到了七百元，而黃家削減了開支。他們買了公用電話，來增加收入。但第一個月里他們虧了三百元，因為他們不了解長途話費。下一個月，他們調整費率，就獲利了。黃小強花了四個星期，三千元錢上了培訓課程，以弄到駕駛執照。這個文件是他最驕傲的財產；在中國，取得駕駛的特權乃是困難而昂貴的。他開始找工作。「我沒有關係，」他說。「但那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們主要看你的能力，而且需要點運氣。」



就這樣，他沒有工作，但他有駕照，那意味著機會。當然，他還有他的餐館，他的新電話。他還有一處五個房間的住所，以涪陵標準來說很大了。他有一台彩電，一套音響，一個35毫米的相機。他有了一個兒子。他有他的家庭，而他的家庭有來自學生與河東區居民的幫襯，以及尊敬。在他們眼中，黃家人是好心，大方的。他們的世界很小，但他們細心照料著。





現在是清晨，黃小強在做抄手。他坐在各類餡料面前：一碗豬肉餡，一碟子小小的四方形麵皮，一碗水，一個盤子。他拿著一隻筷子。他撿起一張麵皮在手中。他用筷子蘸一點肉餡，放入麵皮當中，然後筷子往水裡蘸一蘸，把麵皮的四角合在肉餡上。完成的餛飩有兩個角，一個疊在另一個上面。他把抄手丟到盤子里。



在中國其他地方，這食品叫做餛飩，但四川人有他們自己的叫法，而他們叫其作抄手——「交叉雙手」——因為那抄手的兩角是交疊的。在四川多數地方，你可以走入一家餐館，不出一聲點抄手。交叉你的胳膊，他們就明白你想要什麼。



做一個抄手，只花黃小強不到五秒的時間。他撿起另一張麵皮，塞了肉，濕了角，折起來，把抄手丟入了盤子。這個看起來跟前面那個一模一樣。他再做了一個，又一個。在外頭，太陽升起了，小巴士在撳喇叭，賣水果的女人在布置攤位。橙子上市了。黃小強做了更多的抄手。它們都做得很好，而且一模一樣。

第九章



錢



在涪陵，錢對我沒多大意義。我一個月掙一千塊，而一個中國城市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430元——五十一美元，在官方匯率下。在農村地區，平均月收入只有175元，但農民們可以省點錢，因為食物是自己種的。






（這個收入數字也許不準確，偏低。）



我的薪水相對來說是高的，只要我不去太多旅行，生活是舒服的。一張去重慶的水翼船票為80元，雖然你可以坐慢船來省錢，那是二十四元，多數當地人也是那麼做的。在頭一年裡，我經常坐慢船而上，直到某天夜裡一隻老鼠跑過我的頭上，在我睡覺時。



我醒了，開了燈。船艙里滿是老鼠，棕色，肥肥的江鼠，拖著長尾巴。它們四散在地板上，鑽進人們的行李中去。其中一個爬上了下鋪的一個女人身上。那個女人在被單下轉轉身，沒醒來。我對那些老鼠看了一陣。最後我離開了船艙。



餘下的夜晚，我坐在甲板上，聽江水流過。我想著坐這船省下的錢，大約是七個美元。在那次后，每當我要往上游去時，我都選擇了水翼船，但這種情形也很少。我在重慶有些朋友，除此之外，我沒什麼興趣到那兒。多數時候我並不旅行。



呆在涪陵，讓我花不掉我的月薪。沒有理由去存錢；小心開支，我每月可以省下三百塊錢，那意味著一年的節儉生活可以獎勵我四百美元。那是和平隊生活的一個好的方面：我的薪水那麼低，省錢毫無意義，但我的涪陵生活那麼簡單，那麼便宜，讓我不需要擔心我的預算開支。在某個意義上，我此時是最富裕的，因為那就像是玩具錢，我根本不用去想它。



在城市裡晃蕩時，我胡亂消費了不少錢，買任何吸引我眼球的東西——書，圖片，小飾物，黑市的卡帶。有一次我挑了個竹子的釣魚竿，不為任何理由，把它放在我餐廳的角落裡，讓它在那裡積灰。在軍品店裡我買了人民解放軍的制服與配件。那種店裡賣所有的東西——衣服，鞋子，野營裝備。一根夜行棍要三十塊；手銬130塊。有三百塊，可以走進去買一把高力度的電子槍。如果你有單位證明的話，可以花不到兩百元，買一個殺氣騰騰的催淚瓦斯。他們不賣手槍，但你可以買到槍套。



從不同的店裡，我把我的制服一塊一塊拼起來：舊式的解放軍褲子，上面有紅黃色的長條，一件公安的背心，一件不錯的部隊夾克，帶墊肩的，一頂短沿的紅軍帽，額頭上有一顆紅星。當我花十五塊錢買肩章時，那個售貨員很嚴肅告訴我說那玩意兒不對——顯然外國人應當在肩上掛別的什麼東西，當他打扮成人民解放軍的軍官時。我反正還是買了；它們跟我帽子上的紅星，褲子上的條挺配。



有時候我會在上課時穿那制服，那總會讓我的學生們很興奮；他們有些人想說服我每天都穿。我從沒全副武裝進城過，但我時常會穿那褲子，那挺舒服的。許多農民和棒棒軍也會穿它們，而有時候人們問我是不是維族人。



除了我浪費的錢之外，幾乎我所有薪水都花在了吃上，因為我每頓飯都在外面吃。餐館可算這城市裡最舒服的地方之一了，有些老闆是我最要好的朋友，而四川的食物很棒。沒理由讓我自己在涪陵做飯。



我每天至少要去一次學生之家。通常是我一個人去，但一周里會有些時候我們四個志願者在那兒中午聚餐。我們向馮小芹展示如何做四川版的意粉，而亞當在餐牌上寫下外文。除了我們外，沒人會點意粉。後來，他們有了台電話機，亞當和我有時會提前訂餐。這種專業感讓餐館的人很高興，他們也開始打電話到我們的寓所，邀請我們去吃飯。我會接電話，而黃小強會問：你們來吃午飯嗎？你們想吃點什麼？亞當和我告訴他一碗米粉，一碗意粉，然後我們跑下山，乘熱吃飯。



我最喜歡星期天晚上的餐館，當它擠滿了學生時，而街上全是享受周末最後時分的人。但在晚午時分也很好，這時生意不多，我會獨自坐著看報紙。我會跟他們一家人聊天，經常談到錢，幾乎涪陵每個人都在談錢。我已經習慣了談論那個，即便對我來說，那不是真的錢，而我每個月都讓它從我指尖溜走。



十二月的一個下午，我坐著看黃凱在餐館的台階上玩兒。他像冬天裡所有的中國小孩一樣，乃是一捆鼓鼓囊囊的衣服。他的帽子和褲子是她媽媽手織的。他的褲子在褲襠處開了口，因為他還沒學會上廁所，他的屁股和腿內側因為寒冷而發粉紅。他快二歲了。他穿著一層一層的汗衫與毛衣，外面是一件仿皮的夾克，是他媽媽在城裡買的。「質量很差，」她的態度不以為然，當我為了那衣服讚揚她時。「只有二十元錢。」她總是告訴我黃凱衣服與玩具的價格。



我吃著米粉，從我美國製造的塑料耐爾吉水壺裡喝水。在中國，這種野營的水壺乃是無價的；它們由硬塑料做成，能夠盛滾水，那種滾水在中國的酒店，餐館，火車，輪船上都有供應。當我初次來到四川時，這種水壺還不普遍，雖然偶爾在成都那樣的大城市裡，我見到一個的士司機在用。通常那是通過一個親戚或朋友從發達的沿海城市如深圳那兒買的。



在1997年的早春，幾個成都商店開始囤積冒牌的耐爾吉水壺了，到了六月，每個人都有了。成都是個相對時髦的城市，外國風尚較易快速傳播，經常不需任何原因。城裡多數的自行車后擋泥板上，都裝飾有「英特爾奔騰於內」的貼條，跟那些美國的電腦上的一樣。成都幾乎所有的自行車都只有一個檔，肯定也沒有英特爾在內；但那個貼條很時髦，你在哪兒都可以見到。



對於冒牌耐爾吉水壺的需求比較容易理解，尤其是在一個如成都般喝茶成癮的城市，水壺通過社會各階層迅速傳播。他們首先為的士司機所擁有，他們比較容易在這種潮流中先導——的士司機有一點獨來獨往的品質，錢也不少（的士司機的地位改變，在過去十來年可謂巨大）。在那之後，生意人跟上了，然後是小姐們，最後，到了夏天，甚至茶室里的老人也從假冒的耐爾吉水壺中啜茶。很快，你就能花二十塊錢從四川任何一個城鎮里買到了它了。



那些瓶子有一個標牌，把它們形容作美國人做的太空瓶。但它們顯然是中國工廠的產品，因為它們沒什麼標準，而商標經常拼錯。在那個意義上，事情跟十七世紀並無太大變化，當時一個叫多明戈的西班牙神甫形容了中國的商業模式。「中國人非常善於模仿，」他寫道。「他們能把見到的所有歐洲貨模仿到完美。在廣東省，他們把幾種商品仿造得十分完美，以至於把那些貨品當歐洲貨賣到內地。」



即便在這些水壺普及到了涪陵后，黃凱還是對亞當與我用的水壺十分著迷。這跟那閃亮的塑料有關，也因為它們和外國人的聯繫有關，黃凱始終不太信任外國人。



十二月的一天，我晃著我的水壺，把它放到凳子上。那小孩蹣跚上前，小心又好奇。



「股票，」他說。「股票。」



我轉向他的媽媽。「他覺得它跟電視上的股票信息很像，」她笑著說。她手指向水壺的一側，那兒顯示著容量的標記水平，從100毫升到900毫升。我的水在五百毫升，還在減少。



黃凱忘了那水壺，轉去了台階上。他爬在地面，褲子裂開，在地上滾著一隻玩具車。過了一會兒，我聽他對自己嘟嘟著。「毛主席，毛主席，」他說。我不知道什麼促使他說這個：在他家的客廳里，有一張毛澤東的畫像，也許他想到了那個。他還沒到兩歲，腦子卻已經混雜了許多的東西。





毛主席憎恨金錢。他的父親——一個狡猾，貪婪的地主——掙了不少錢，也許部分是出於對他的叛逆，毛澤東憎恨任何與錢相關的東西。身為一個貧窮的革命者時，他鄙視它，身為共產黨的主席時，他拒絕碰它。



毛是新中國的父親，是以，也許部分是出於對他的叛逆，現在的中國人許多時間想的，談的，都是錢。也許只是因為現在他們的錢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多了，有了更多的手段，去賺，去花，然而即便有了那麼多新錢，卻總還是不夠。在涪陵所有地方，都有人在談錢。



這沒有什麼可羞恥的；當說到財務問題上時，沒理由羞羞答答。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的收入，而一旦某個朋友有了樣新玩意——一件襯衫，一個收音機，一隻筆——你會問他花了多少錢，他就會告訴你。提到錢，就好像過去人們碰面時的習慣：吃飯了嗎？直到最近，這國家多數地區都還是窮的，而吃飯乃是人們找到真實樂趣之處，就像他們從掙錢中找到真正樂趣一樣，不管是怎麼掙的。



我喜歡這種坦誠；它幫助我去了解人們的生活，因為我可以問他們的收入或開銷，不用擔心冒犯他們。我總是告訴人們我自己的薪水（當然，考慮到何偉對他收入的態度，這並不難）——一般說來，這是人們所問的第二個或三個問題。在第二年裡，這種自我揭露幾乎不需要了；看起來城裡的每個人都已知曉。一天夜裡，我坐在南山門一張椅子上，跟聚攏來的人聊天，有人問到我每月的收入。在我回應前，另一個聲音叫道，「他一個月掙一千塊！所有師專的老師工資都一樣！」



人們總是在談錢，而我不會把他們形容為貪婪：我在涪陵所認識的中國人非常真誠的慷慨大方。如果我跟某個人一起吃飯，他或她會付錢；事情通常就是這樣，我就是沒辦法。我們的學生也是如此——如果他們剛巧在學生之家吃飯，而亞當與我也在，他們總是想要付賬，儘管他們的財政很緊張。同學們一般的預算乃是每個月兩百塊錢，或者說是二十四美元，那對他們的家庭來說，已經是不小的開支了。因為師專的多數學生都來自貧困的農村地區，學校給他們每人每月五十元的補貼。



在米粉店裡，我們學會了提前付賬，當學生在身邊的時候，儘管老闆並不贊同這個。「你們是他們的老師，」馮小芹有一次對我說。「他們尊敬你，而他們應該為你付賬。那是我們中國的傳統。」她也很大方；我經常在餐館里免費吃飯。



部分的原因僅是因為「外國朋友」綜合症，但在一個較小的程度上，他們對彼此也是這樣。他們特別對他們的家庭慷慨——如果關係較近的親戚需要錢，他們毫不猶豫，也不期待歸還，錢就給出了。我的一個一年級學生，阿默，現在已畢業了，在西藏教書，那兒的收入是一個月一千元——比他在四川鄉下教書的收入高一倍。但阿默把他一半的工資寄給了鄉下的父母，他們都是農民，而在這種慷慨行為中，沒有一絲負擔或後悔的成分。「那是我的責任，」他只是那麼說，當我問起的時候，而他解釋說，只有這樣，他的弟弟才能付得起他的學費。阿默在西藏的工作任期為八年，如果他提前離開的話，罰款高達兩萬塊，但我從沒聽到他抱怨這份支撐他父母與弟弟的工作。



在涪陵，所有事情都有個價格，而罰款乃是生活中常見的一部分。如果考試沒通過，學生會被罰十元，教室清潔不合格，兩元，早操錯過了，一塊半。我從另一所四川學校的和平隊員那兒聽說，一個學生被罰了五百元——足夠兩個月的開支了——因為在校園裡公開和女朋友牽手，當一個政府代表來城裡的時候。



所有的這些，都是為了成年所做的準備，而成年後也有其罰金。有時你得為一個新工作而交錢——一個反向的獎金吧。廖老師起初在她家鄉自貢一所學校里教書，但她的丈夫在涪陵，結婚後，她想搬來。她申請了，在涪陵找到了工作，但這時糾紛開始。自貢的單位要求她付五千塊錢才能准許她離開，而涪陵師專也可以要她那麼多錢，才讓她開始工作。但涪陵這邊把那錢給免了——顯示出他們很希望廖老師來中文系工作。她很為此驕傲，涪陵師專給了她工作，不收一個子兒。你得是一個好老師，才能免費得到一份工作。



生第二個孩子的價碼，超過了一萬元，至少在接近師專的鄉下是如此。在城裡很少有人敢那麼做，如果一個女人生了第二個孩子，她有失去工作的危險。如果她不是為一間國有單位做事，會有別的壓力手段，有了第二個孩子，可能導致這個女人被迫做絕育手術。



多數城市居民看來已習慣了計劃生育政策，接受其後果，而無抱怨。畢竟，他們每天都在涪陵擁擠的街道，人行道上摩擦妥協，這使得人口控制顯得容易理解。但在鄉下的態度便不同。在那裡你可以躲避權力部門，而中國人給這些躲避行為一個詞兒——超生游擊隊。一個女人會去跟親戚一起住，直到她生下了孩子。在接近城市的地方它並不普遍，那裡權力部門控制很緊，但隨著你往山裡走深了，家庭的規模就逐漸增長。



一次我在公交車上碰上一個農村婦女，她剛從集市回來，我們的談話很簡單，跟我許多次與說方言的本地人交流的情形一樣。她問我掙多少，從哪兒來，為什麼來涪陵這麼糟糕的地方。這些都是很普遍的主題——人們總是奇怪，一個有自尊的外國人何以住到涪陵來，工資才一千塊。對此，我沒有回答；我不會告訴他們真相，說涪陵的不完美才是我喜歡這城市的部分原因，而正因為工資少，我才覺得富裕，我不需要擔心存錢的事兒。



我告訴那女人我是被美國政府派到涪陵來的，那是最簡便的解釋方法——在中國，每個人都理解政府決定你的工作是什麼意思。我向那個婦女問到她的家庭，她說有兩個孩子，一個女兒，一個小兒子。



「但兩個孩子不會給你帶來麻煩嗎？」我問。



「是的，但也並不厲害。我們得付罰款。」



「你的兒子多少錢？」



「四千塊。」



「那不像現在那麼多，是不是？」



「是。現在人們要付一萬塊。我們沒付那麼多。」



「那很好，」我說。



「那時比較便宜，」她帶著懷舊的氣息道。「在那些時候，罰款不是很重。」



「你一年能夠存四千塊么？」



「除非是年頭不好。」



「所以那不算很多。」



「不算很多，」她說。



女人坐在那兒微笑著，想著她那四千塊的兒子在家裡等她。她收拾一下竹籃里的東西，又轉向我。



「你們國家有計劃生育政策么？」



「沒有。」



「那你能有幾個孩子？」



「要多少都可以。」



「真的？」



「真的，」我說。「如果你想要十個孩子，你可以有十個。沒有限制。但多數人只有兩個孩子，因為他們只想要那麼多。」



那婦女帶著憧憬的微笑，搖搖頭。我想到底是哪個讓她更訝異呢——有一個國家，生育不受控制，或者美國人太傻了只要兩個小孩。我碰到的許多農民好像都傾向於後者，有時他們對美國農場的反應也是這樣，對一個四川農民來說，美國人真是不可思議的既幸運又不努力。他們發現密蘇里平均一個農場有292英畝的土地，實在驚人，同時農場還有機械化設備，偶爾會接到政府的補貼，然而，還有會有一些年份它們不能收支平衡。就農民們所想，你真得是一個很糟糕的農民，才能把這麼好的條件給浪費掉，就好象你真得很笨，才會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才生兩個孩子。



我的部分學生乃是罰款尙少的最後一代農民了。二年級的口語班上，有三十五個學生，其中只有兩個是獨子。那兩個乃是不用錢的，而其他人花的錢也很少，如果有罰款的話。黛安娜花了一百元。大衛的弟弟花了三百元。萊克斯有一個650元的妹妹，而朱莉婭的弟弟只要190元。傑里米是一百元。他是家裡的第六個孩子，而之前五個都是女孩。如果你是一個中國農民的話，這一百元花的真夠值。



他們的家庭許多都如此——一連串的女孩，跟著來了一個男孩，標誌著孩子的數量到此為止。在那些日子裡，罰款很少，而農民們還是跟隨傳統模式，要孩子要到一個兒子為止。罰款，和其他與錢相關的事務一樣，不算敏感話題。有時我戲弄傑里米，因為他只花了一百塊錢。我向朱莉婭提議，用五百去買她的弟弟，這樣她的父母就可以在投資上賺一倍，她只是笑笑，搖頭。





我的學生畢業后，多數被分配到了鄉下工作，在那兒他們每個月掙大約四百元——不到五十美元。這錢很少，但工作穩定，而且他們不用自己去找工作。共產主義中國並沒有獨立找工作的傳統，而依靠自己的想法叫我的多數學生都感到害怕，他們一般都接受了分配。他們接受的原因，還在於他們拒絕政府工作的話，會遭到懲罰。如果他們選擇自己去找工作，就得交出他們收到的獎學金，那加起來大約是五千元。在我第二年裡，權威部門開始改革這些規則，準備取消自動分配製度，但我的第一批學生還是受傳統體系支配。



更為進取些的學生往往會付這罰金，或者找到其他手段來迴避分配的工作。五個男孩找到了去西藏的職位——他們全部都是黨員，而他們去的理由除了金錢外，也有愛國精神。諾斯是一個班的班長，他在烏江涪陵榨菜廠找到了個銷售的職位。兩個最出色的女孩學生在浙江的私營學校教書。安妮，那個跟我住在同一棟樓的女孩，則跑向了南方——她先是在昆明做了名秘書，然後她去了深圳，那個靠近香港的經濟特區。



對四川移民來說，深圳乃是那種讓人憧憬的地方。人們在那裡賺錢很快，很容易，有時不需要關係，或者不需要受過教育；你所需要的，就是精明，再加點運氣。在我們和平隊員所去的所有四川師範學校里都流傳著深圳傳奇故事。學生們低聲議論著某些同學，他們因為種種原因被開除后，去了南方，去了深圳，不到一年就發了財，感謝學校拋棄了他們。在我來的頭一年裡，一個英文系叫棟的學生因為作弊被開除，之後他跟隨著標準的放逐路線去了深圳。但在那個興旺的城市裡，他卻困住了——沒有錢，沒有工作，沒有關係。而第二年對棟來說，乃是徹底沒面子了，在付了一筆巨額的罰金后，他回到了學校，繼續學業。那就是深圳的另一面——但關於失敗的人，沒有那麼多的傳奇故事。有時你會聽說四川的好姑娘成了性工作者，當錢用完了，但大多數時候聽說的只是成功故事。

安妮從深圳給亞當與我寫來相當生動的信，描繪那裡的人才市場，她得付十塊錢去和潛在的僱主面談。那是個緊張而又昂貴的求職場所，很快的，她和她的姐姐就把儲蓄花光。最後，她們把資源組合起來，讓安妮的姐姐去人才市場，那兒她得到一個面試的機會，那個工作要求流利的英語。面試讓安妮去了，得到了那份工作。她要求一千二的工資；老闆砍到了九百；而安妮已被拒絕多次了，接受了這個。



她在畢業前，從未離開過涪陵，現在，突然間，她在這個或許是中國最叫人興奮的城市裡，全靠著自己工作了。在她工作后不久，她寫了一封信，描寫她在辦公室的最初日子。






在頭兩天里，我們辦公室只有一個女孩向我顯示出善意；其他人的表現好像我並不存在。我感到很孤單。我想到了你——你剛來涪陵時，肯定感到孤單吧。我鼓勵自己，努力去和她們交朋友。我的努力最後成功了；很快就被接受成了她們的一員。

           

在我們的辦公室里，只有八個人。除了老闆（一個老男人）外，其他都是年輕的女孩。她們從三個不同的省來。露露，魯雲，徐麗，莉莉從江西省來；易曉英從湖南來，李娜從四川來。露露是最漂亮的一個，個子最小，很有能力，所有人都喜歡她。魯雲對我很好，叫我想到了艾仁（一個涪陵同學）。徐麗是個古典美人，大多數男孩子帶來的電話是找她的。但我不太喜歡她，因為她的話有時很傷人。莉莉是另一個秘書，比我早來了兩天。她給我們的印象是又笨又不負責。是以她在辦公室里不受歡迎。曉英大概是最關心減肥的女孩。她的電腦很好，而英語很差。我們有一個口頭協定，她教我如何用電腦，而我教她英語。李娜是唯一一個可以跟我說四川話的。但四川話很容易懂，所以在我們說的時候，沒有一種優越感。



哦，講到這兒，你還不知道我們公司做什麼的。我們公司在幾個月前剛從台灣搬來。它的業務有出口服裝，珠寶。我的工作是和顧客保持聯繫，通過寫信，傳真，接收訂單，把單發給工廠，尋找最好的物流公司。因為我對工作不熟悉，露露在這些日子裡給我很大幫助。



如果不去深圳，你可以從股市裡賺到快錢。涪陵的證券公司營業部就在南山門旁，一個巨大的房間，有成排的椅子，人們坐在那兒，望向大電子屏幕上的股票列表。有一陣我經常去那兒，想要跟人們練習中文，但沒一人想要聊。他們只是直直盯著滾過顯示牌上的錢。



我的許多朋友都有投資，雖然有那昂貴的三千元註冊費。過一定時間后，這錢是可以退還的，但這是個很大的數目，人物經常湊起錢來，作為一組來註冊。廖老師通過她的一個親戚投資，而學生之家的那一家人，通過黃小強的妹妹投資。一天下午，他們帶了黃凱去營業部，因為每天晚上那孩子都會很興奮，反覆大叫「股票！」，當股票信息在電視上顯示時。然而一旦面對著市場的真相——擁擠的人群，閃耀的價格板，噪音，這地方整個喧囂的能量——他嚎啕大哭，無法安撫，直到他們回了家，那兒熟悉的毛主席畫像裝飾在客廳牆上。



在1998年的一月9日，一個星期五，我的朋友斯科特克萊默從紐約打電話來，提醒我說，中國的股票市場投機情況很嚴重。他在華爾街研究新興市場，而為了我的緣故，他總是留心中國的情況。



那天我跟廖老師上課，我告訴她現在可能是退出市場的好時機。她不以為然——我知道什麼呢？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一，上海指數跌了9.1%，而深圳跌了7.8%。那是中國股票市場歷史上最壞的日子之一，而廖老師損失了一千塊。黃小強家也差不多。他們在我吃飯的時候告訴我的，而黃凱撿起了一句話，不斷在嘴裡嘟嘟。「跌了，跌了，」他說。在一周內，他們賣完了所有股票。



（何偉這一段不大準確，大跌的日子不準，跌幅也不是他所說的那樣大。那次下跌，談不上是中國股市典型的災難，比那糟糕的日子多了去了。而他的美國朋友也肯定沒那麼神奇。這裡的筆觸不夠格調，或許不無編造。）



我下一次跟廖老師上課時，她怯怯地笑著，在她走入辦公室時。



「你是對的，」她說。「我忘了你的話，直到那個禮拜一，在我回家看電視后。但那時已經太遲了——市場已關了。後來，我告訴我的丈夫你知道會跌。」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說。「但我在美國的朋友覺得可能會跌。這是他的工作，他很了解。」



「我們應該聽的。」



我問她虧了多少，她告訴我了。她說每個人都虧了錢；兩年前，股價一直往上躥，而現在，全年沒一個好的月份。我告訴她會一直給她更新克萊默的報料。





安妮可以用到深圳公司的電話，有時她會在晚上給亞當或我打電話。一天夜裡，她打來電話，報告說她漲工資了，現在是一千元，而我向她表示祝賀。隨著時間流過，我發現這乃是教師工作最讓人滿意的一個方面：因為從前的學生偶爾會打電話來，報告他們成長與獨立的里程碑事件。而他們衡量的基準點經常與錢有關：一次加薪，一次公寓搬遷，一個新BP機。一次某個學生打電話來說他買了部手機。他就手機跟我談了好幾分鐘，然後，他順便提到，他還訂了婚。



我對安妮說，如今她的工資和我一樣高了，這讓她笑出聲來。但在電話上聽來，她好像有什麼好笑的事兒，最後我問她出了什麼事兒。



「公司在香港有個代理，」她慢慢說道。「他經常來深圳。他是個老男人，他喜歡我。」



「這話是什麼意思？」



沉默。我又問了一遍。「他為什麼喜歡你？」



「因為我胖。」她在電話那邊緊張地笑著。她是個漂亮的女孩，而我知道她在畢業后長了點肉，某個方面來說，那使得她更漂亮了。



「你說他喜歡你是因為胖，那是什麼意思？」



沉默。



「他想要你做他的女朋友么？」



「也許。」



「他結婚了么？」



「他離婚了。他在台灣有小孩。但他通常在香港工作。」



「他多長時間來一次深圳？」



「一個月兩次。」



「那是個問題么？」



「他總能有辦法跟我一起。」



「你會離職么？」



「他說他會幫我在香港找到工作，如果我想要的話。那兒的工資要高得多，你知道。他說去香港的話，能掙多得多。」



我深呼吸一下，想想該如何來處理。「那聽起來不是個好主意，」我慢慢道。「如果你想要另一個工作，不該找他幫忙。那隻會在未來製造問題。」



「我知道。我想我也不會那麼做的。」



「你應該試著迴避他。」



「我那麼做了，」她說。「而且我告訴同事跟我在一起，如果他來的話。」



「你覺得那是個大問題嗎？」



「現在不算。」



「好的，如果那成了個大問題的話，你應該離開那個工作。那情況會很糟糕的。」



「我懂，」她說。「我覺得沒那個必要。但這也不是什麼好工作，如果我要走的話，我會的。」





孔老師的一個遠方堂親曾被拐賣到了安徽省。那女人不是孔老師的近親，但他們的姓氏一樣。我們在一次課間談到了她，當我們在討論販賣人口的時候。



我問那個女人是否能逃離她的丈夫，而孔老師說他們還生活在一起。她是在1980年代中期被賣的；現在他們結婚已經超過十年了。



「她還算相對滿意，」孔老師說。「她的丈夫有點錢。」



在一定程度上我覺得相當吃驚，很顯然的——畢竟他是買了那個女人。但除了財務原因外，她不對那種侵犯行為而憤怒嗎？



「我不太清楚，因為我不怎麼認識她，」孔老師說。「但我想，她想要離開豐都。她是從一個特別貧窮的鄉下來的，你知道，對一個女人來說，想要離開那裡也不容易。通常她們不是被暴力掠走的——她們是被騙的。有人會允諾給她們在哪兒找個好工作，一旦她們到了那兒，就被當作新娘給賣了。她們遠離家鄉，毫無辦法。我想這就是我堂親的情況。」



「那她從沒回來過？」



「在五年後她回來了。起初她太羞愧——不敢寫信。但過了一陣，她給家裡聯繫上了，後來回了一趟家。現在，她已經回去好幾次了。她喜歡她的丈夫。不少人都是那樣的，如果這女人是從非常窮的地方出來的。如果有嚴重問題的話，往往是她們被賣給了傻子，瘸子，或者老人。如果有那樣的丈夫，她們當然不會幸福。那時就會有麻煩，但只要有足夠的錢，那些女人也不會太難過。」



「通常她們都被帶到離家很遠的地方？」



「是的，有時那會是個問題——丈夫會住在一個很偏遠的地方，而女人被看住，無法走脫。有些人不識字，沒法寫信回家，或者她們不知道該怎麼回家。美國會有很多這樣的事兒么？」



「不，」我說。「美國不會有很多這樣的事兒。我從不知道誰被買賣。」



「現在的中國，這種事兒也不普遍了。在1980年代比較普遍，在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現在已經不多了，但在偏遠的地區，我聽說那還是個問題。」





每年，在美國文學課開始的時候，我們會讀獨立宣言，在課本里。中國的出版者把宣言包括在內，因為其中有點革命意識，那總是合適的主題，對中國學生來說。他們從來不會把美國憲法，或者人權法案放進去。



我布置了那一章，然後我讓學生們寫他們自己的宣言，從某個限制他們的東西中獨立出去。幾乎所有的男孩都宣稱要從學校獨立出去，雖然有一些回應不同。馬克思，人如其名，宣稱要從金錢獨立出去。



我們是金錢的奴隸，我們所有人。但我們都清楚知道，金錢只是人們自己創造出來的。我們想要所有的東西都不受金錢控制，包括食物，衣服，車子，所有一切。我們不想跟錢作戰，只因為至少錢給了我們一些便利。但它的危害遠遠大過好處。我們必須擺脫金錢。金錢是我們社會的暴君。我們必須把它扔掉。

                          

沒有一個女孩寫到錢，也很少有人宣稱要從學校獨立。許多人都想要從其父母那兒獨立出去——她們寫到母親如何讀她們的日記，阻止她們自由選擇朋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不少女孩宣稱要徹底從男人那兒獨立出去。一個學生寫道：



法律和上帝給了每個人平等的權利。他們給了我們自由去逃避恐懼，給了我們自由去逃避索求，給了我們言論的自由，愛情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卻幾乎摧毀了我言行的自由，愛情的自由。

      

他這人充滿了控制欲。他跟我都是思想開放的。他可以跟任何人說話。他可以跟他的「小妹妹」玩。他可以跟她們笑個沒完。我不知道在他身邊有多少個「小妹妹」。但他討厭我這麼做。在我們戀愛前，我有許多的朋友。我喜歡跟他們聊天，出去玩，跟他們開玩笑，等等。在那時，我不知道精神痛苦是指什麼。我像一隻快樂的小鳥。現在，當他看見我跟男孩聊天，他就會敲我的頭。更過分的是，他不尊重我的感受。我失去了我的朋友，我感到很孤獨，性格都變了。有時，為了一點小事，我會大發脾氣。我找不到原來的自己。我不能忍受他的粗魯。所以我決定永遠離開他。當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威脅我。他說，「如果你離開我，就殺了你。」我的天，我該怎麼辦？



我依然相信法律和上帝給每個人平等的權利。現在我大聲宣布，我必須獨立！自由與獨立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愛情！





在我和安妮的電話交談過了沒多久，她寫信來，說香港人對她的追求已冷卻了。她對工作感到滿意，現在，從前的一個同學從涪陵來到深圳，來試試她的運氣。她們將住在一起，還有安妮的姐姐。



安妮總是擔心她的姐姐，她的傾向是不停換工作。最近一次亞當與她交談時，她形容了她姐姐目前的工作，聽起來多少有點像金字塔組織，老鼠會。這種騙局在深圳很普遍，在中國其它地方也是，而安妮的姐姐找到的位置，自然在金字塔的底部了。亞當跟我都儘可能有技巧地建議安妮去說服她姐姐找另一個工作——金字塔在中國四處崩潰，而政府近來也在鎮壓它們。安妮在她的信里給了我一個更新信息。



我姐姐的情況現在好些了。坦率說，她的能力比我強。她所缺乏的是運氣。雖然這些日子以來她掙的錢很少，她卻成功交了不少朋友，獲得了經驗。我們覺得，無論她將來做什麼工作，那些都是有益的。但我的父母，尤其我的母親不那麼想。他們越來越擔心她，因為她已經二十五歲了，卻既無穩定工作，也沒有一個男朋友。這是很滑稽的事——當他們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時候，他們很不高興，甚至發火了。我在他們眼裡還是個小女孩——三四年的差異就這麼大！

                  

我把你所有的信讀了許多遍；能和一個年長博識的男人交流真有很大的樂趣。我的父親或許是一個博識的男人，但我在他面前，更情願是個受寵的小孩；我們很少談論什麼嚴肅的事。





幾個星期後，安妮給我打來電話。我問到她那個香港男人，而她笑了。



「他喜歡所有他看見的女人，」她說。「因為這個，他不是什麼問題。」



她告訴我她的工作進展不錯，而我問到她姐姐如何。



「她挺好。」



「她找到新工作了么？」



「是的。她接電話。」



「那是什麼意思？」



「人們給她打電話，」安妮解釋說，「而她跟他們說話。」



「她跟他們交談？」



「是的。」



「有很多人打來么？」



「是的。」



「他們談什麼？」



「關於麻煩。」



「什麼類型的麻煩？」



「關於感情！」她格格笑了，有一陣停頓。



「你姐姐喜歡她的工作么？」



「我想她喜歡的。」



「工資怎麼樣？」



「她一個月掙六百塊，」安妮說。「但如果打來的人多了，她也就掙得更多。」



「誰打來電話——是男的還是女的？」



「我想一半是男人，一半女人。有許多的人打電話來。」



「他們為什麼打？」



「在深圳的每個人都有很多麻煩。」



「為什麼？」



「這兒有很多的感情問題。有些人說在深圳沒有真愛。人們都忙著賺錢，為了生存。」

我們在涪陵的頭一年時間，亞當最好的一年級學生是一個叫珍妮的女孩。她遠遠超過其他學生，無法相比，這種智力上的距離所帶來的某些東西，讓她在社交中疏離開來。她在班上沒有朋友，總一個人打發時間，她經常跟亞當或我說話，以練習她的英語。在那個學年的尾聲，她看起來相當抑鬱，之後，為了一些不明的原因，她提前回了家，錯過了期末考。



在第二年初，亞當頭一次上課時點了名。所有人都在，除了珍妮，而亞當問她是否病了。有幾個學生搖搖頭。沒人說話。



「她遲些時候會來嗎？」亞當問。



「不，」沙儂說，他是班長。「她今年不會來了。」



「為什麼？」



「她死了，」沙儂道，然後他笑了。那聲音充滿緊張不安，毫無幽默感，是那種中國式的笑，僅僅是對一種不舒服的狀況作出的反應。要區分這種笑聲與正常的笑，並不困難，但無論如何，它總是讓外國人的脊柱上一陣發涼。學生們低下了頭，而亞當迅速轉變了話題。那一天的課，長達兩個小時。



很難談及那個話題，而我們一直也沒聽到多少信息，因為沒有一個學生很了解珍妮。他們能夠告訴我們的，乃是在夏天裡，她跳下了一座橋，在她的老家。當中國人自殺時，選擇從什麼東西上跳下是很普遍的——河梁，建築，山崖。有時在鄉下，他們會吃農藥。他們傾向於選擇一種比較徹底的自殺方式，相比美國人而言，尤其是美國女人，她們常會吞安眠藥，而通過洗胃又救過來了。



中國女人比中國男人更易自殺。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殺案例發生在中國，女性自殺的比例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國也是唯一一個女性自殺數量高過男性的國家。



（這些數字從哪裡來的，何偉沒有解釋。關於女性自殺的數字，我覺得顯然太高估了，但也和中國信息不太透明有關。在全球來說，中國的城市女性地位不算低，然而鄉村的情況，我不了解。）



在涪陵，有許多的跡象顯示出女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亞當與我都有和生活失衡的女人打交道的古怪經歷。在我們的頭一年裡，一個女孩新生常躲在亞當的公寓外，她指責他，說他愛她。亞當想跟她講道理，問她為什麼會這麼想，而有時她說是從自己的身體內聽到的。另外幾次，她編出個故事，說傅主任召集了一次會議，告訴所有同學亞當對她有意思。一次她憤怒地指責亞當，說他太怯懦了，不敢去追求她，她還說，像所有美國人一樣，他是個懦夫，和騙子。



我有我自己的麻煩，那女人叫歐小姐，在下城區一家百貨公司工作。她四十多歲，未婚，而她總是在奇怪的時間打電話來——早上六點鐘，她會邀請我去看她。她給了我禮物：筷子，書，手織的毛衣。她是一個和氣，無害的女人，起初時我想要表現得友善些，但很快，她那種絕望的孤獨感就叫我受不了了。每隔兩三周，她會寫詩給我，從英文書上抄的，或者翻譯她自己寫的。「我們一同開啟未來的夢想吧！」有一次她寫道。「和諧的家庭環境，乃是事業成功的致命因素。」



偶爾，她給我發較長的信，其中一封標題為「讓愛情之樹常青」：



你應該充分了解到，女人乃是男人力量取之不盡的源泉。她可以影響他，給他自信，帶領他，讓他興奮，她可以讓怯弱的人勇敢，讓軟弱的人堅強。這都歸結於女人發掘出她自己的巨大潛力。

      

好女人是一所學校，她可以影響，鼓勵，給你作為榜樣，以一種神奇的精神力量。讓你一生受益。男人應當進入這所學校，來修鍊自己。有理想的男人是最強有力的。





涪陵的女性似乎遠比男性容易感到孤立，沮喪，但我難以找出這不快樂的背後原因。兩性關係是難以充分了解的，因為這些是敏感，私人的話題，而我是個外來者。但即便從我的這種遠距離，我也察覺到了一個巨大鴻溝，在當地女性與男性的生活體驗之間。



我特別注意到了他們與金錢關係上的區別。以我的理解，在涪陵，金錢乃是雄性的——我總是很自然把它跟男性聯繫在一起，在某個程度上，它還跟代表了當地男性氣質的穿著規則產生了連繫。城裡的男人幾乎從來不穿短褲，不管天氣多熱，在涼爽的季節里，他們小心地穿著西式風格的外衣（西裝），把牌子的商標顯眼地留在袖子上。在炎熱的天氣里，他們穿著閃亮的絲綢襯衫，輕薄寬鬆的聚酯纖維的褲子。他們把BP機和手機顯眼地掛在皮帶上，而皮帶在他們窄窄的腰上圍個一圈半。他們把錢裝在肥大的黑色皮夾里。他們對鞋子相當挑剔——多數男人穿深色的露福鞋（平跟船型鞋），總是擦得晶亮。這乃是我跟城裡一群混得好的男性朋友吃飯時常乾的事兒：我們先是把鞋擦亮，所有人坐在一排小凳子上，然後我們才去餐館。



有些涪陵男人會把小指甲留兩英寸長，因為這是他們不做體力勞動的標誌。我的許多男學生有這種指甲，在他們那因為田間勞動而粗糙的手上，看起來女氣地很荒唐。但沒有一個學生打算回到農田裡去，而他們的指甲乃是生活往前進步的清晰指標。涪陵多數長指甲的男人都在這類過渡的階層中；他們往往之前是農民，而今找到了成功，做了的士司機，公務員，或者小企業主。真正富裕的人很少會留指甲，因為他們的財富已夠明顯了，在他們不菲的服裝和手機中。



小指甲，像許多男性配飾一樣，代表著錢——不騙你說，銀行與商店裡的男人偶爾會用其長指甲去數鈔票。涪陵女人也有她們那種飾物，來顯示其來自上等階層，但總體來說，這些展示不像男人那般露骨，那般物質化。上層的男人甚至在拿皮夾的動作中，也比女人要顯擺得多。當其中一個男人付賬時，他會賣弄著打開皮夾，讓旁邊的人看見裡頭厚厚一沓現金。



很清楚，男人控制著大多數的錢——他們掙得快，花得快，談得也快。他們的機會比女人多，她們不太可能去做生意，或者找到收益可觀的獨立工作，比如開的士。到得最後，錢對男人來說，就只是重要了。我很難想象在改革開放前涪陵的男人是什麼樣，因為如今的情況讓我吃驚，金錢已經成了他們身份中的一個基礎組成部分。



而它也可能是相當乏味的部分，至少在我眼裡。在涪陵生活一年後，我發現我最不享受跟某個的特定的社會群落打交道：年輕有錢的男人。那裡當然會有些例外，但當我試圖來給這個群落做平均定義的話，我所見的是這麼一個男人，他被一系列相當狹隘的目標與願望驅動，成了某種男性氣質秀的滑稽諷刺漫畫。他傾向於對買BP機和手機相當熱情，而他努力工作，是為了收集不斷升級的VCD與卡拉OK機。他不停地抽奇聲香煙。他喜歡大聲說話，而且他對面子非常在意，有點趾高氣昂的作派。在周末，他又會和男性朋友加入一場毫無意義的拼酒大賽，彼此挑戰，一杯杯地干白酒。如果他想要些不法的樂子，他會到卡拉OK吧或美髮廳去找妓女。



我意識到，我有點偏見，不太公平，在涪陵第二年的生活里，我與幾個富有的年輕男人交上了朋友，他們不在那種刻板類型內。但不管怎麼說，我發現跟中低層的人交朋友是最容易的。我跟孔老師那樣的人在一起時，感覺舒服得多，他會思考，有趣，一點兒也不物質主義，而我多數的男孩學生也沒有涪陵富人的那種洋洋自得的勁兒。即便黃小強那樣的小企業主，他顯然花很多時間去想錢，也不會去展示出那種男子氣的正面造型，而它在那些相對有錢的男人中乃是普遍標準。事實上，這種正面形象通常薄如蟬翼，只需要一點時間就能刺破；但我還是沒有那個耐心。除了少數特例外，我基本上把那一整個階層的人都省略不提。



（何偉關於中國寫作的志願，乃是著重AVERAGE PERSON，普通人，老百姓。所以他的書中幾乎從不提到任何中國當代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而他顯然不是沒有跟那個階層的人交往過。涪陵后，他在北京當了幾年記者，而美國記者很容易跟中國名人打上交道，跟他們一起吃大閘蟹啊什麼的。何偉自有他的厚度與自信，當然，他的寫作主要是給美國讀者看的，這也是原因之一。）



我產生這種偏見，還跟我自己作為一個男人在涪陵的行為有關，尤其當我參加那種男子氣例行表演的時候，而那種活動在當地中上層的男性生活里扮演了一個很大的角色。在我們的第二年裡，亞當與我都對宴請活動厭倦了——毫無意義的斗酒，不停的恃強凌弱，那白酒策略。在頭一年裡它還有點娛樂性，主要因為我們的社交活動極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憶。但它們也是最讓人尷尬的。在第二年的聖誕，學校舉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個重慶代表團的幹部來了。隨著酒精流淌，很難想象還有一個比這更吉祥的巧合，聖誕與幹部——那就像把太陽系九顆行星排成一列那樣。（十字是不詳，成列是吉祥）。從我聽說這次活動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醜陋不堪。



酒局上的幹部超過了三十個，而到了節日宴會結束時，亞當與我用四川話發著誓，拿著塑料玩具槍彼此發射，在餐廳里。至少這是我後來聽說的；我對那最後的兩個鐘頭已失去記憶了，只是從桑尼和諾林那裡聽來的（她們也去參加了宴會，雖然大多數的注意力都在亞當與我身上。）



在另一種文化環境里，我醒來時可能會滿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來，我沒一點兒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傷，但我知道沒必要道歉，因為根本沒人會那麼想。也許每一個幹部都曾在過去一年裡，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頭蠢驢，毫無疑問，由於亞當與我的失控，他們昨晚的娛樂很是升級了。畢竟，玩具槍就是從那兒來的——一個到訪的外國朋友推薦了那個禮物，而幹部們馬上發覺了他們作為聖誕禮物的潛力。有人從街上買了搶，上了子彈，然後放到我們的手中。



在涪陵，酒精總能作為男人行為不當的有效借口。在頭一年裡，一次我獨自坐在學校食堂里吃飯，三個喝醉的體育系學生來到我的桌邊，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們，但他們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擠，而笑聲越發大起來。最後我站起來，有一陣好似免不了要開架，但食堂的員工跑過來，把那些學生給推走了。但他們僅僅做了那個——他們沒有記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們確保學生離開后，向我道歉，解釋說那三個男孩喝醉了。在他們的眼裡，就只需要說那麼多了——喝醉的學生不需要為任何事情負責。



男人的酒局是偶爾會導致挑釁行為，但我不喜歡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長與無聊。當我回頭看第一年裡的那些場面生動的酒局時，當時文學雜誌要找我去寫關於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許多浪費的機會。那桌上滿是知識分子，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而幾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賽老師喝酒上，而他並不願意喝啊。它讓我想到了高中時的PARTY，只不過這些男人都已經四五十歲了。在第二年的聖誕宴席后，亞當與我終於採納了和平隊最初的建議，拒絕再去參與任何拼酒活動。



但這個決定是我們自己要做的，沒有別人期望我們行為要有責任感，而不去表現出喝醉的傻瓜的樣子。到了後來，這大概成了我對涪陵男人最強的偏見，尤其是上層的男性——一般來說，我看不出有特別高的期望值在他們身上。這裡看起來像是一個極度男性主導的文化，男人獲得的自由空間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這情況變得尤其高調，當男性的自豪感因為賺錢的成就而膨脹的時候。



（何偉這個觀察很有意思，從文化教養乃至談吐舉止上，當代中國社會對男人的期望值不高，然而，他們的沉重壓力，往往是在賺錢上，在那方面，期望值又可說是過高了。）





我通常避免和有錢的男人打交道，而有時我忍不住想把這種偏見擴展到所有的年輕男人身上。這種態度乃是我極力想要抵制的，然而在某個程度上，這是對於涪陵所有針對外國人的騷擾的自然反應，這些騷擾總是來自年輕男性。我去城裡的每一天，都有人對我喊叫，也許只有不到5%的這種噓聲來自女人。一般來說，這是男人想要顯示男子氣的結果：如果我見到三個年輕男人朝我走來，我敢肯定其中一個會朝我喊些什麼，為了在朋友面前長臉。在這個道理上，它和美國發生的騷擾情形是一樣，總是來自於年輕男性，不過在涪陵，它成為了日常功課。



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出結論，男人給我找麻煩的機率，遠遠多於女人，而我因此制訂了我的習慣規則。如果我去購物，看見兩個人在賣同樣的貨物，我總是先會去女人那裡，因為她騙我或嘲弄我的機率要低很多。我知道別的和平隊志願者也是這麼做的；這是一種偏見，然而它源於生活經驗。



所有這些反應與偏見，讓我更難去釐清涪陵的兩性關係。我個人的生活就是矛盾的：雖然我本能地學會了對男性更警惕，我卻發現我親密的朋友都是男人，而我和女人在一對一接觸時要不自在得多。如果你是一個外國男性，在涪陵這樣的四川小城裡，立在你與女人之間的樊籬是很多的，而我迴避越過，因為不想惹麻煩。和平隊的工作人員曾經建議我們不要在這些小城裡跟人約會，因為人們很容易對外國人大驚小怪。但即便沒有這些建議，我一眼也能看出那問題會很複雜，而我們隊里的男性成員都對此態度嚴肅。我們這兒有七個男人，而在這兩年裡，沒有一個曾和中國女人發展出什麼浪漫關係。

因為這緣故，當地女人總是有些神秘而陌生，也使得「XIAOJIE」成為進入我們日常英文談話的第一個中國詞。它意思是年輕女人，但也傳達了涪陵女人的那種外國味兒，以及我們身為外國人感受到的樊籬。事實上，這個詞幾乎被所有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採納，部分因為年輕女性工作者無處不在——服務生，商店售貨員，火車乘務員——她們都只是被稱作小姐。但同時，這個用語還有一個含糊的意味，因為它可以用在卡拉OK以及美髮廳那些可疑的年輕女子身上。涪陵的人們把卡拉OK的女孩叫作「三陪小姐」。男人們可以和她們喝酒，唱歌，跳舞。而有足夠的錢了，有些三陪女孩可以實現第四「陪」，跟客人睡覺。



不可能準確定義小姐的含義，因為其暗指的範圍很寬泛。安妮是小姐，李佳麗，那個在茶室里纏著我的妓女，也是小姐。小姐是一個曖昧的用語，它也是合適的，因為社會對涪陵的年輕女子的期望到底是什麼，很難準確定義。她們不像年輕的上層男子，他們的願望可以很清晰歸納出來，我發覺對於一般的年輕女子，沒有等同的簡單定義。她被期望去早早結婚，生子，然而她的生育又被嚴格的法律所限制。她被期望去找一份工作，自己賺錢，然而工作環境中的歧視比美國的情況更嚴重。傳統的道德規範在瓦解，但這一過程很不均衡，方式也不健康；賣淫變得普遍，婚外戀也是。我吃驚地發現，在涪陵，許多我的年輕已婚朋友在欺騙他們的配偶，然而離婚對女人來說，依然還是肯定的恥辱。



當一個女人與已婚男人發生戀情，人們說她偷人，偷男人。而對於偷女人，則沒有同等的辭彙。如果一個單身男子與一個已婚女人發生浪漫關係，人們形容她是水性楊花。再一次的，這個辭彙不能用到男人身上；即便語言也在保護男性免受責備，原諒他們不謹慎的行為。中文的其他方面還有更直白的性別主義。如果你想罵一個女人，可以說她「臭三八」，因為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節。



涪陵的女人生活在複雜的社會期望之下，而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壓力似乎對她們特別沉重。在鄉下，許多男人離開了，去城市找工作，而對應著每一個棒棒軍或建築工人，都有一個農民的妻子在家，獨自種田。中國的農業勞動力中，66%是女人。社會學家認為這種不平衡部分導致了女性的高自殺率，它主要發生在鄉下。這些鄉村的自殺很少是出於貧窮；事實上，它多數是發生在相對富裕，受過些教育的農民階層中。亞當的學生珍妮就是一個教科書式的案例：她並不窮，她有著讀書的機會，對農民女孩來說是不尋常的。但珍妮的職業道路很可能會是回到家鄉教書，對於一個如此聰明的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叫人抑鬱的前景。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認識到了自己的潛力，同樣也看清了她未來人生的凄涼：去做一個鄉村的教師，早早結婚，生孩子。到了後來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



（好像一個鄉村版的林黛玉啊。）



當然，在世界的一些其他角落，情況還有更糟的。中國的女人可以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女人走得更遠；比中東地區就不用比了。而且，在中國也有明顯的進展，解放后的改革讓女人更容易去工作，而共產黨總在發動打擊販賣人口的運動，同時支持女人的離婚權利。中國女性所受的教育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好得多——但在某個意義上，也讓她們更多意識到自己的苦境。像中國生活的許多方面一樣，女性獨立的問題，也到了一個過渡階段，而它看起來特別的痛苦。



而因為傳統的集體思想，所有的事情又變得更複雜了。我在涪陵住的時間越長，就越是對「個人」這一概念的看法所驚訝——以我的觀點，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與在中國所見的最大差別。在涪陵的人們，其自我的意識，看起來大部分是外來的；你是被別人對你的看法所定義的。那總是儒教的目標，定義個人的位置，乃是嚴格按照她與別人的關係來進行：她是某人的女兒，另一個人的妻子，又另一個人的母親；而每一個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責任。這是一個很好的保持社會和諧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諧與打破了，缺乏自我定義這一點，會使得重建變得困難。每一次我在讀文革中受害者的個人陳述時，都察覺到這一點，因為那些故事裡滿是恥辱感，令人驚奇。這一天，某個人是個好共產黨員，第二天，風向變了，他成了個恥辱的反革命，被迫在集會上「坐飛機」，兩隻胳膊被往後拉，痛苦得彎過來。這種變化並不是很了不得——非理性的政治清洗在世界各地都有發生——但奇怪的部分在，很多受害者都被恥辱感煎熬著，的確相信他們自己是有問題。這就好像麥卡錫主義攻擊的一個目標人物立即崩潰了，承認他錯了，或者一個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憎恨自己，因為她的確是個「骯髒的猶太人」。在中國，情況經常是，人們沒有一個內在的羅盤，來幫他們挺過這些事件。



（何偉就中國人的自我意識的分析不無道理，雖然他用文革的例子不太恰當。而且我不明白他提及的個人陳述資料到底是什麼。如果是回憶錄的話，應當不至於如此，而如果是當時被迫寫下的檢查一類，它當然不可能是真誠的，可以理解為無辜的人受刑訊逼供寫下的偽供。）



群體思考可能成為有毒的環圈——你的自我身份從群體而來，即便它變得神經錯亂了，還是被你尊重著，這樣，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離析。這一傳統，有別於將自我意識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價值觀念上，而不理會別人說什麼。在某些時期，它也部分導致了這個國家的災難。文革展示出了中國社會可能變得如何瘋狂，但在一個較輕的程度上，任何一個過渡階段都必定會出現問題。在近來的幾十年裡，對社會角色以及人的預期所造成的破壞，無過於改革開放了。



（群體思考過分發展，會造成的問題，不但是中國，在德國歷史上，日本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因此而造成的惡果。發展為社會意識形態，就是民族主義，或者說狹隘的愛國主義。）



群體精神造成的問題，對女人來說特別嚴重，她們生活在既嚴格限制又缺乏確定性的狀況中。跟男人相比，她們在中國社會中的傳統角色要窄小得多，但新的經濟導致了含混曖昧的預期與需求。總體說來，這些改變無疑是積極的，但它們來得太快，對於夾在中間的人來說，自由可能會叫人吃不消。



而且人們經常不知去哪兒尋求幫助。一次又一次我在班上的學生那兒看到這種情形；多數時候，她們非常親密，互相支持，然而當一個成員顯出跟大家不同時，她們又會殘忍地孤立她。沒有人對珍妮顯示過興趣，而每個班裡，至少有一個學生看起來很孤獨；多數情形下是一個女孩。與眾不同並不是自我解放，如美國的情形，而對一個來自農民背景的女孩來說，這一點尤其真實。她不太可能毫不在意別人的看法以及新的環境，自得其樂。結果就是，她們成為了外人，不是出於選擇，而是無能為力的自然傾向，那也自然讓她們覺得自己是錯了。



在某個程度上，安妮也曾經如此。她從來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樣，但她同時又很爽朗，有社交的天分，而且漂亮有吸引力。到得後來，她的這些品質給了她足夠的自信，可以罔顧群體里的某些方面。但珍妮所有的，僅是天資極其聰穎，那或許讓她的孤立感更為尖銳。



這些壓力的核心，經常都是錢。農村婦女看著她們的丈夫離開了去找工作，獲得了物質安全，然而把他們的配偶孤立了，有時這種孤獨感就摧毀了那些女人。女人們可以靠自己掙錢；這是獲得獨立的一條途徑，但職業生涯中也許會有性別主義的歧視，而有人會批評說，女人不應當去往那個方向努力。安妮那樣的女人會到南方去，去深圳，那兒有錢；但深圳的錢有很多的賺法。那兒既有小姐當秘書的，也有小姐當三陪：像安妮這樣的小姐，像李佳麗那樣的小姐。她們全都竭盡所能去掙錢。而圍繞在她們身邊的，有許多早已出賣了自己靈魂的男人，而經常的，這些女人不得不獨自去周旋於這個不確定的世界。





在學期的尾聲，中國新年前，歐小姐塞了一封信在我的門下。信裡面有她的一封信，一份健康證明的複印件，還有五百元錢。信是用混亂的英文寫的：



親愛的彼得：



很久沒見你，你最近去哪裡了？



請記住：「第一件事情第一。」你能告訴我，我能幫你嗎？



「抓住機會！所有的生命都是機會。走得最遠的人往往是最敢去做的人。」



「雖然語言不是徹底的聯繫，表達愛情不是誤解。」



「最好的關係，是那些我們用自己的誠實與理解來創造的。」



因為不容易，我們應當加倍珍惜。



「奇迹會發生的，但一個人必須努力工作。」



「勇氣與力量會給你幫助。」



「一個好的妻子，還有健康，是男人最大的財富。」「幸福嫁給了你最好的朋友。」



「想多點，變得明智些。」「你自己是美好的！」



我能提個要求么？我肯定你能做點事兒的。我抱歉打擾你，我真的感激你的善意幫助。請到我的家裡來吃飯，一起過春節，可以嗎？祝你好運！



真誠的



歐曉梅



又及。這是我的健康證書。



（老實說，這封信我讀來是心酸，心碎的感覺，heart-broken. 要知道這不是小說中的虛構人物啊，還夾了五百塊錢，真叫人不知怎麼說她好，嗨，絕望的人啊。何偉若不是身在局中的話，我想他的感覺也會是一樣。而他即便同情的話，也愛莫能助，這我也理解。）



健康證書上註明，她有1米7高，67公斤重。她的心臟，胸肺都沒什麼問題。她的牙齒，鼻子，耳朵也是好的。她上面的年齡是三十歲，那不真實；證書乃是原件的影印本，顯然這個細節被改動了，而其他的一切看上去是準確的。



在健康證的右上角，有歐小姐的一張相片。相片上的人至少年輕了二十歲。這是一張小小的黑白照，上面那個年輕得多的歐小姐戴著厚框眼鏡，整齊的捲髮。她在相片中笑著，一個漂亮年輕的女人，面對鏡頭充滿自信。



那幾張一百元面值的鈔票被整齊折好。那比歐小姐半個月的收入還多。即便在美國這也是個不錯的數目，六十塊美元現金，而在涪陵，五百元你可以吃兩個月。如果你把那個數目乘以二十的話，可以給自己買第二個孩子。



（用來形容歐小姐的詞，大概英文中的desperate最合適了，Desperate，同時有非常渴望，以及絕望，不顧一切之意。當代的過渡社會中，在感情問題上陷入DESPERATE的人可謂多了，即便年輕漂亮的人也有那樣的。我常想，我們當代中國的情感教育實在缺位，家庭，學校，往往都提供不了多少幫助，許多人大概都是通過閱讀，或者看影視中的愛情戲來受教育的，然而這些資源良莠不齊。在這方面，西方社會的確要成熟得多，尤其美國社會，乃是緩慢演化的，沒有多少劇烈動蕩，一些核心的價值觀也始終保留著，而他們社會組織對於個人的心理輔導幫助，也比較容易得到。）



我對歐小姐感到害怕，很少跟她直接打交道。在頭一年裡，我發現，直截了當反倒是鼓勵了她；一次我態度堅決地要求她別在夜裡來我的寓所，而她變得很興奮，下一周的每個晚上都來現身。我所有的關於歐小姐的故事，若是脫離了上下文來講述，彷彿很搞笑，但它發生的時候，我只是很煩，被弄得悒悒寡歡，因為她看上去那麼絕望，那麼不快樂。



（何偉用的詞是desperately unhappy she seemed）



我帶了錢去找費曉雲，她在同一家百貨店的另一個部門上班。費曉芸可能是城裡我認識的小姐中最漂亮的，她也是最親切溫和的；她是最先跟亞當與我說話的人，在我們的中文還很糟糕的時候。進城時，我經常停下來跟她聊天，而我知道她大概了解歐小姐的問題。我把錢給她，解釋了情況。



「你知道很快就到春節了，」費曉雲說。「那個時候有很多的傳統，其中一個就是給別人錢。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她只是想表現她的善意。」



多年前，費曉雲曾經在大學里讀書，因為這個，她的普通話聽起來很舒服。我聽著她清晰的音調，搖搖頭。



「在春節人們會給小孩錢，」我說。「我了解這個傳統。但我不是小孩，而你也不會把那麼多錢給一個成人。如果我給你那麼多錢，只因為你是我的朋友，那恰當嗎？」



「不，那不恰當。」



「這個錢的情況也是一樣。我覺得很奇怪，很尷尬。」



「是的，」她說，嘆了口氣。「有一點奇怪。」



那就是我最喜歡費曉雲的地方——她不會因為我是外國人，就覺得可以向我說謊。她很同情歐小姐，想要維護她，然而同時她也了解我的難處。她看了看信封里的錢，表情有點難過。



「請你幫我把錢還給歐小姐，好嗎？」我問。



「好的，我肯定會的。」



「你可以對她說，我很抱歉，不能接受它。但請不要鼓勵她——我不想她再來麻煩我了。我不想沒禮貌，但我不希望她再給我打電話，或者來我的家了。」



「我理解。我會跟她說的。」但我能看出，費曉雲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歐小姐是那種已經滑過了界限的人，你對那種人沒什麼辦法。我猜想，當我要永遠離開涪陵的時候，肯定會跟她有點小麻煩，後來也的確那麼發生了。但站在百貨店裡時，我不怎麼擔心未來的事。在涪陵，我總是一次處理一個問題，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錢還回去。



我謝過了費曉雲，希望她春節快樂。她笑了笑，把信封放入了桌子，幾個星期後，她跟我說已經把信還了。我把歐小姐的健康證放在一個文件夾里，把它忘在那兒。但有時我發現自己在想著那張老照片，我納悶，為什麼那個年輕女人沒有結婚，發生了什麼事兒，讓她變成今天的樣子。為了某些理由，我一直沒有扔掉那張照片。

老師



「每個人都需要點信仰，」孔銘說。「宗教，或者資本主義的民主，或者共產主義——不管那信仰是什麼，每個人都需要一點。我的信仰是共產黨。我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就想加入了，但在那時，我沒被接受。」



孔老師是個黨員，一個前農民，現在涪陵師專的中文系教中國古代文學。他三十三歲，在他的黑髮中有一些銀絲。他常帶著溫和的微笑，上唇的鬍子淡得幾乎看不見。他對漢朝的詩歌懂得很多，他三歲的兒子取名叫松濤：風吹過松林時的聲音。



「在中國詩里，這是個常見的詞，」孔老師解釋道。「它也曾經被雪萊用過——我在譯文中讀到的。他寫過一首關於森林的詩，當他描寫森林發出的聲音時。我想那森林是在義大利，不是很肯定。」



在中國只有五千八百萬黨員——占人口比例不到5%。有十幾年的時間，孔老師一直想加入，但直到去年他才被最後接受，在一次正式的申請，以及三個月時間的面談與評估后。「在過去，他們往往會很仔細了解你的家庭，」他說。「你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但現在不是那樣了——他們轉而看你的想法，那樣好些了。



我想共產主義的基本目標——去幫助窮人，讓事情平等——我想這些目標是好的。黨肯定是有問題的，有些人加入，是出於自私的目的。他們想要更多權力，在他們成為黨員后，只關心自己。那是不好的——所有我們才會有腐敗，因為有些人只關心自己。如果共產黨越來越糟了，當然普通人不會相信它。這是現在最大的問題了。但我相信多數人依然支持黨，而我肯定同意它的主張。那裡總會有些問題，然而基本的目標是好的。」





中國共產黨的一個基本目標總是穩定人民，傳統上，這是通過國營的工作單位來維持的。孔老師的單位是學校，作為其結果，他的生活沒有企業主那種的不確定性，也不需要打拚。他的三室的住房為學校所有，由學校維護，租金大約是三十元——那麼小的數目，交租只是種形式了。學校還給孔老師提供了健康保險，以及退休金。不到八百塊的月工資是不高，然而額外的收益是在安全感上，因為學校炒掉僱員還從來沒有聽說過。孔老師所有的，在美國會稱為「終身任職權」，只是在共產主義的中國，傳統上這種終身任職權是從你開始工作那一刻就給你了，而它乃是給任何一個為國有單位工作的人：教師，政府官員，郵政人員，火車乘務員，碼頭工人，工廠工人。在中國的共產主義下，所有這些人都有工作安全——「鐵飯碗。」



但這個用語已經在滑入過去了，涪陵的人們現在對它有兩種用法。通常它是帶有諷刺性的，當地人強調它是一種浪費的機制，需要深入改革；但也有那些人，帶著懷舊的鄉愁，描述著過去舒適的生活，而今在逐漸消失。如何用這個詞，取決於一個人對單位制度的立場，而逐漸的，政府在採納對鐵飯碗的批評觀點。作為其結果，沒有飯碗再是純鐵的了，也沒有哪個單位沒有改革，再也沒有不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它發展成為了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結合的奇怪婚姻，持續不停地變化著，重新定義著孔老師那樣的人的生活參數。



第一個重大的變化，將在今年的遲些時候到來，在1998年的六月，當他的住房將要私有化時。他不再享有一個月三十元的形式房租；取而代之，那五十四平方米的公寓將被賣給他，價格為一萬塊多一點。這是一個好價錢——然而對一個賺八百一月的人來說，還是很多錢，而他的妻子，作為一個自由職業的攝影師，掙得還要少。當然，房子的價錢可能會上漲，在未來給孔老師帶來利潤——但沒有任何過去的經驗教他把房子視為投資。在涪陵，沒人討論按揭，以及再融資，從來沒聽說過一個普通市民向銀行借款的。要買大件商品的話，你就從自己的儲蓄里掏錢，或者你得向朋友與家庭成員那兒借——或者，如果弄不到錢的話，你就乾脆別買了。



其他的裂縫也在飯碗上蔓延。政府已經決定，單位的保險體系，將被改革。這個改變的細節還沒有決定，但可能涪陵的教師將來得去買自己的保險了，從中國新興的保險公司那兒。很快，孔老師與他的妻子，徐麗嘉，將要應付孩子上學的問題了。河東區的小學收取的是標準費用——一個學期一百多點，包括學雜費。這樣的開銷是不難應付的，但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開始在涪陵分化了，因為聲譽好的學校可以收較高的費用，來保住頂尖的老師。河東區的學校滑入了這種競爭環境中，師專的多數老師都選擇把孩子送去下城區的學校。但這種轉移越來越貴——幾年前，轉區的價錢是八千塊，現在，這種一次性的費用跳到了一萬二。而三年後的費用將是多少呢，當孔松濤準備入學的時候？這錢值得花嗎？還有別的中國特色要降落到曾經穩定的社會主義單位中，給這家人帶來更多的困難嗎？這些改變，會不會觸及到臨界點，讓孔老師不再把共產主義說成是他的信仰？



但即便在這些變化當中，孔老師也不是特別焦慮。在必要的時候，自然會做決定；在此期間，他教著古代文學，看著他的兒子成長。這種泰然自若跟他的黨員身份，對政府的服從，並沒有關係。他平靜的原因跟許多其他中國人一樣，雖然在外人看來，這些變化看上去叫人受不了。理由很簡單，他曾經見過比這更糟的日子。



「當我小的時候，我們沒有足夠吃的，」孔老師說。「尤其是在1972和1973年——那是特別糟糕的年份。部分原因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偏遠地區，土地不是很好，但也因為文革的問題——生產和農業方式的問題。在1970年代後期，情況有了點好轉，但還不是很好。我們從來吃不上肉；我總是餓著。每天我們都喝米粥，而且我們只有一點點粥。我們很少會吃到鹽。我們吃野草，野花，松籽——那些我都吃過。」



「在我五歲的時候，我母親死了，在她生完我妹妹的時候。當然，我們沒有牛奶或者什麼別的給那嬰兒，她也死了。我不記得當時那情形了。但在我十歲的時候，我父親也死了，那個我記得。他突然生了病，非常嚴重的感冒，三天內，他就死了。」



「在那之後，情況更糟了。我的祖父沒有力氣去幹活，而我太小了，幹不了什麼，所以我的叔叔不得不負擔我們所有人。在那個時候，村裡的生產隊很壞，他們一點也不幫忙。後來，情況改善了，他們開始來協助了，但有許多年，情況都很壞。」



孔銘的早年生活，全都發生在豐都城外的山上，那小城，現在大約有三萬居民。從他童年的家裡，要走一個小時才能到最近的公路上，而從那條路到豐都，坐車大約要三個小時，是以孔銘直到十四歲才第一次看見豐都城。他幫他的叔叔種田，他們在山坡上種小麥，玉米，在稻田裡中稻米，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種蔬菜。「當時不覺得那工作辛苦，」他說，「但現在就會了，因為我已不再習慣了。」他看著他的手，笑了笑，現在它們是教師的手了——染了墨水，柔柔軟軟，塵土與繭子早已不見。



「我現在到鄉下去，」他說，「我不能相信那裡的工作看起來那麼辛苦，即便在涪陵的郊區，那裡的農民相對要好點了。我不能相信我過去在那樣的對方生活過。而我看到這裡的學生時，他們多數是農民的孩子，我想要跟他們說不要浪費父母的錢。那麼多的學生都來自跟我一樣的背景，而他們已經忘了田裡幹活多少辛苦。在周末他們出去玩，浪費那麼多錢。」



他的初中同學只有少數幾個上到高中，而除了他，沒一個考上大學。他被四川師範學院錄取了，一個四年制的學校，在成都，那是省里頂尖的師範學院了。1988年畢業后，他在豐都一家貿易學校里教了六年，然後涪陵這邊給了他一份工作。



在美國，幾乎所有像孔老師這樣靠自己爬升的人，都會充滿了白手起家的自信——也許是傲慢，但中國特色就是，這種自豪感完全不存在。他很少提及他的背景，而他從不去強調過去的困難，因為他知道，情況也許會更糟。



「我的家庭在文革期間沒有任何的麻煩，」他說，當我問到政治問題時。「我們很窮。在地主之後，有三種農民：富農，中農，貧農。我們是非常的窮——當你窮成這樣的時候，你對文化革命沒什麼可擔心的。只要你不去偷，不去殺人，或者犯別的罪，沒什麼可擔心的。我們家裡沒人受到迫害。



「我記得在文革末期的一些村裡的集會，在1974，1975年。當然，我不是真的理解，當時我在上小學，但我記得很清楚。他們會帶一個地主，或者一個走資本主義路線的來——通常是一些想賣柴火和蔬菜的人——他們就開個會來批判他。他會這樣站著。」



孔老師展示了：兩腳併攏，腰略彎，低下頭來，下巴頂著胸。他一動不動站了幾秒鐘，然後笑了，繼續講故事。



「他們不再搞坐飛機了。多數就是那麼站著，如果他們的頭不夠低，人們就會逼他低下去。我記得村裡有一個老人，他曾經是地主。在集會上，他們讓他那樣站幾個小時，低著頭。他會把頭轉向一邊，這樣會舒服些，最後，在集會結束，他的頭就一直那樣了。即便在文革結束后，他會走在村子里，頭斜向一邊。」



孔老師還站著，現在他把頭斜向左邊，在屋裡走著。他又笑起來，搖搖頭。



「當你還小的時候，那種事看起來很興奮。當然它對孩子有影響——在你小時候看到那樣的事情，它會影響到你的想法。在那時我們覺得好玩。在聚會上，他們會批判一個同學的父親，然後我們都會取笑那個孩子：『你爸爸是個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我們不懂那是什麼，但我們會說。「



他模仿一個孩子，用手指著，笑著，捂住他的嘴，反革命，反革命，反革命。突然，他變得嚴肅了。



「今天人們回頭看那個時代，說很荒唐。它幾乎是滑稽的，因為人們做的事情那麼荒唐。但那個時候，所有那些都是很嚴肅的——那是現實生活。它不好玩。在今天是很難理解的。



「也許，到了未來，情況也會一樣。自從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以來，所有事情都好多了，我們知道文革的問題不會再次出現。但從未來回頭看，也許又會不同。今天我們回頭看文革，覺得很荒謬可笑，也許在未來，人們回頭看今天，他們會說一樣的話。」



（孔老師很有歷史感，我認同他的話。如果多數中國人都有他那樣的歷史感，那樣的心態，無疑將是中國的福祉。）

第十章



中國新年



在秋季學期的尾聲，我們三年級的學生去了實習。在十二月，亞當與我一起南行，去看望幾個我們最喜歡的學生；他們在烏龍鎮的一所中學培訓，那個小鎮，在烏江的上游，靠近貴州的邊境。那是一個非常偏遠的地區，學校很榮幸有外國朋友拜訪；有兩天時間，我們發表講話，參加宴請，我們還參加了一次籃球表演賽。



亞當與我在一起的時間太久了，使得我們可以發表聯合演講，而不用事前準備；我們知道如何拿對方取笑，作秀，所有的事情都很順暢。我們在烏龍的演講一半英文，一半中文，主要是想讓學生興奮，這不是很難。每次演講后，有幾百人圍過來，要我們的簽名，我們一直簽到幹部過來，把我們拖去另一樣事。我們幾乎每個小時都在發表演講，參加會議。



在兩天後，我們就徹底的精疲力竭了。我在四川的日子往往是這麼結束的，絕對徹底的精疲力竭。部分原因是我老在生病——我有空氣污染導致的鼻竇炎，它最終讓我停止跑步鍛煉了，而我的健康糟糕到我感染了肺結核，在同一年裡。等到了我離開涪陵的時候，和平隊的醫療文件里滿是這兩年生的病，受的傷：肺結核，變形蟲痢疾，慢性鼻炎，一隻破了的耳膜，斷了的鼻子（因為打籃球），一隻視力嚴重減退的眼睛（原因不明）。



這裡的氣候不是很健康，但我主要是被身為外國人的生活壓力所打倒。總是成為注目的焦點，讓人疲憊，而身為一個外國人，意味著你更容易引發糾紛。經常會有些小危機或事件，要求我去關注——一個歐小姐事件，或某個茶室里認識的人每天給我打電話，如此之類。我不是真的很介意，因為這是我選擇的生活；教書本身很少有什麼壓力，而我把自己往中國的城裡推，是因為我對其著迷。



旅行通常會增添更多壓力，而沒什麼比這個小小的江城烏龍更辛苦的了，比涪陵的壓力更強烈。它也有收穫，因為人們見到外國人的反應，是又驚又喜，但到得後來，想要維持對你生活的控制權，乃是不可能的。對我來說，最難想象的事情，就是某天有外國人會來烏龍這樣的地方生活。它肯定會發生的，隨著改革開放加速，但我沒法去設想那會是怎樣，因為看起來，外國人在這裡呆不了三個月。這兒人們的意圖都是很好的，然而他們的善意足以搞死你——無窮無盡的宴席，及種種特別安排。在烏龍呆了兩天後，亞當跟我都病了，我們花了三四天才恢復過來。



春節里，我們有五個星期的假，從一月份開始。桑尼要去泰國；諾林選擇了南中國，然後去越南。亞當決定乘船去上海，然後轉向南方，去深圳探訪安妮。我計劃去貴州山區獨自遠足，然而我想得越多，就越清晰回憶起那次在新疆搭乘的火車。我還想到了烏龍的筋疲力盡，而我那舒服的涪陵生活看上去越來越好了。



六個月後，我就將離開這城市。當假期開始，我發覺，在涪陵的時間有限了，我知道我不會想去中國的其他地方過春節了。這是中國最大的節日，一次家庭的團聚；涪陵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下了。



我每天早早起床，寫上三到四個小時。那是我生活中的英語部分；通常到上午的十點十一點為止。為了把那語言從腦子裡清走，我在寓所里又學習一個小時的漢語，閱讀報紙，或者聽卡帶，之後，我去學生之家吃中飯。下午和晚上，我走在城市裡，經常和朋友們一起吃飯。廖老師和她丈夫請我去過幾次，孔老師也是，而城裡還有些人經常請我過去吃飯。如果沒人約我，我會到城裡吃，或者返回學生之家，在那裡，就像跟朋友一起吃飯。



英語只在寫作時候才用到；在那個月里，我說的全都是中文。後來，我回頭看時，那個節日乃是我在中國最喜歡的日子，因為終於的，我的中國生活安定下來了，而我精確地看到我是如何融入了當地的日程生活中。這一切都屬於何偉——沒有一個英文系的同事請我過去，或者在假期中跟我發生什麼聯繫。後來，在那個春天，我才發現這是出於明確的指示，因為從亞當跟我抵達涪陵的那一刻起，系裡的權威就告知英語教員，不要和外國老師親密交往。就像許多的幹部政策一樣，它源於一個模糊的，毫無意義的猜疑症，也許，最悲哀的部分是，它非常有效：我跟當地米粉店裡沒受過多少教育的家庭，比跟說學校里說英文的老師要親近得多。但通過孤立我，系裡的權威不過是推動我進入另一種狀況，而現在，即便他們改變了他們的念頭，我也不會拿我的生活來換取用英語交流的友誼了。在那個節日里，我是城裡唯一的外國人，而我也第一次不再覺得孤獨。



一群當地的小孩時常跑來我的寓所，因為我的陽台上有一串節日的彩燈，在晚上看來很漂亮，高高懸於烏江上。有時她們是何麗帶領的一群女孩，她十一歲，跟我同姓，叫我哥哥。其他時候，會有一群野小子，他們跟著王學松，一個九歲的男孩，跟我同樓的。他和外祖父母，以及他媽媽住一起，她離了婚，而他家的大人嚴厲警告他不要去騷擾外國鄰居。但小王和我學會了怎麼去哄他們；他或者會跟一群別的小孩來，或者他會出門，大聲走下台階，然後轉頭，偷偷溜回來，輕輕敲我的門。我喜歡跟他聊天；他會告訴我校園裡發生的事情，學校里的生活，還有他班上的胖男孩，那個小孩很被他鄙視，取了個綽號叫蔣介石。小王喜歡看我的電視，看我的照片，從我的陽台上向人們大叫；我讓他想幹嘛幹嘛。我懷念我在密蘇里家中的外甥侄女，有一個小孩在房子里很好。



小王和我一起在陽台上掛了一百個節日彩燈，現在，夜裡你可以從長江上看到它們。它們花了我們兩個小時才安上，之後，作為獎賞，我讓小王把所有燒壞的燈泡從六樓往人行道上扔，它們摔得粉碎，很好看。對於鼓勵他的罪行，我不覺得特別愧疚；每次學校的工人來更換我的燈泡時，他們也是這麼做的。而且他們幾乎跟小王一樣享受，當玻璃在人行道上炸開時，他們都嘿嘿笑。



下城區的涪陵在江對岸的夜裡燈火輝煌。城裡的街道上掛滿了紅燈籠，一排排的彩色燈泡，而所有的樹木都被裝飾了。南山門的小公園成了一次色彩的暴動——它那被煤灰印漬的樹木都覆蓋上了燈泡，在城市的心臟地帶亮得發暈。人群聚集在那裡，看著公園，拍著照片。當節日臨近，似乎城裡的每個人都在夜晚出動了，一個個家庭，年輕的父母帶著成群的小孩，所有人都漫無目的在街上逛來逛去：買小吃，看店面，看人群。士兵們也返鄉了，驕傲地穿著制服，在街上行軍，一隻眼留意著小姐。大排檔在街上，石級上四處發芽——賣燒烤的女孩，賣紅薯的小販，賣豆腐的男人，火鍋攤檔——好像每個人都在人行道上吃東西。我，也是；我總是喜歡夜晚的涪陵，但現在一切都更強烈，我從來沒見過如此充滿活力的地方。即便那路邊可憐的樹葉也終於復活了，發出明亮的白光。燈泡的電線拉得不怎麼小心，有時它們會爆炸，著火，那些樹木驕傲地閃著光，突然一聲爆炸，起層煙霧。行人們會停下來看，聊天，說笑，而在火苗消失后——樹枝輕輕嘶響，煙霧漂走——他們繼續在這輝煌的城市裡行走。



在新年的除夕，學生之家的一家邀請我去吃晚餐。那是全年裡最重要的一頓飯，一個家庭團聚的傳統時光——等同於美國的聖誕晚餐。黃小強早早關了店，我們一起走去他在插旗山腳下的房子。



黃凱現在兩歲了，而他已經到達了開始害怕外國人的階段。從起初，他經歷了循環階段；他先是個容易受驚嚇的孩子，而有時他會跟我一起玩，有時又一看見我的臉就害怕。那是一個奇怪的，混合的反應——部分害怕，部分著迷。每當有一個外國人出現在電視上，黃凱會變得很興奮，大叫「何偉！」他的父母說他常在家裡說到我，然而，為了某些原因，那個冬天他害怕看到我本人。



我一抵達他們家，那孩子就開始哭起來。「他這樣鬧了有一個小時了，」他媽媽說。「我告訴他你會來，他就開始哭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抱歉，」我說。「如果我知道他不開心，我就不會來了。」



「不，那沒關係的！他沒事的——我會把他抱到另一間屋呆一會兒。」



我跟黃小強還有他父親黃能坐在沙發上，一起看電視。那似乎乃是多數中國人在春節時所做的——有兩天里，他們儘可能多看電視。在第一年裡，我布置了假期功課，讓學生們寫下他們在節日里干點什麼，因為我對中國的傳統感興趣。第二年，我就不想再布置了。讀到一個歷史比聖誕節還悠久的節日中，慶祝活動被局限在了盯著電視上，實在叫人鬱悶。



黃家的男人抽著煙。整齊排列的解放軍在電視熒幕上邁步。我能聽到黃凱在後面的屋子裡哭，但他已平靜些了。他的媽媽在和聲細氣對他說話，偶爾我聽到她說起我的名字。



「你們美國士兵的走路樣子跟我們不一樣，是不是？」黃小強問



「不一樣。」



「當香港回歸的時候，」黃能問，「那些士兵是美國的嗎？」



他的兒子糾正他：「那些是英國士兵！」



「哦，他們走路跟我們中國人不一樣——他們這樣走。」黃能站起來，踩著重重的步子。他是一個小個頭男人，四十九歲，而他有那種農民的結實體格。他邁步跨過客廳，膝蓋抬得高高的。「那是你們美國人邁步的方式，對不？」



「多少算是。」



「我們覺得那很奇怪——在香港回歸時，看起來很好笑！」



「在西方國家，我們不像你們那麼走，我們覺得你們的樣子很奇怪。它讓我們想到了希特勒和納粹。」



「哦，我知道了——你們不喜歡他們，因為打過仗，是嗎？」



「是的。那就像你們中國人看日本人那樣。」



「我們中國人一點也不喜歡日本人。」



「我知道。」



「他們在南京殺了很多中國人。而且他們也轟炸了你們美國。」



「是的。在夏威夷。」



「在中國，我們叫他們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們在美國怎麼叫日本人?」



「在戰爭期間，人們叫他們加普斯。」（JAPS）



黃能喜歡這個發音，他念了幾遍：加-普斯，加-普斯。



「那是侮辱嗎？」他問。



「是的。就和中國人說小鬼子一樣。」



「所以你們美國人不喜歡日本人？」



「我想現在多數人都喜歡他們，至少不討厭他們；我們也不再叫他們加普斯了。但在戰爭期間，美國人不喜歡他們。」



「那是因為他們炸了你們美國。」



「對的。」



「然後你們把原子彈丟到日本去了。」



「是的，兩次。」



「美國是第一個有原子彈的國家。」



「是的。」



「在科學上，你們美國是世界第一。所以你們是個超級大國！」黃能跟我豎起大拇指，回去看電視了。這是一次滿意的談話，叫他高興；他是家裡最年長的男人，他有責任讓我賓至如歸。在電視上，士兵們搞完了，現在是一次舞台秀，穿著緊繃的演出服的女孩在練呼啦圈。馮小芹帶著黃凱回來了。他怯怯看著我，開始在房間一個遠遠的角落玩一輛玩具車。我不去看他，直到他偶爾把車子滾到我邊上來。我會撿起玩具，而那小孩因為害怕退縮。我把車子推還給他，他害羞地轉過身去。



王朝素，黃能的妻子，準備好了晚餐，我們所有人都坐下了。那裡有好幾道豬肉菜，全都很辣，還有豆腐，豆芽，一條從市場里買來的魚。我們可以連吃三天還有餘的（年年有餘）。還有米，王朝素盛了一些到我碗里。



「我知道你喜歡把飯和菜一起吃！」她對我吼道。「那和我們中國人不同！我們喜歡后吃飯！」



王朝素對我說什麼都是用吼的，和許多美國人碰到英語不好的外國人做的一樣。她是全家裡我最喜歡的一個，一個樸實，不識字的女人，只會說方言，而她有極佳的幽默感。她喜歡我總把自己稱作「洋鬼子」，她也覺得亞當和我老是對新志願者說謊很好玩。在秋天的時候，我告訴王朝素可以收桑尼與洛林五倍的價錢，就一碗普通的米粉，作為回報，我們會拿一半回扣，不去告訴他們兩個受騙了。



「那不禮貌，」她說，很是吃驚。「他們剛來，我們不該騙他們。」



「誰在乎呢？」我說。「他們只是外國鬼子！而他們有那麼多錢——他們兩個都很富。」



「你騙人！我知道你在騙人！下次我要騙你！」那是我們之間的一個老笑話——每次我們去到店裡，她就要說她將要怎麼去狠狠騙騙外國鬼子。



她是個很好的廚師，春節的晚餐乃是絕佳。每過一陣，王朝素會吼道，「這菜不好吃！」而我會再次肯定她，說事實上相當完美，而她會盛多點到我碗里。「慢慢吃！」她吼道。



晚飯後，我們回到了沙發上，我跟黃凱一起玩。他已經不再害怕了，我們一起把車子滾前滾后，孩子笑著。他的父親在看電視，而祖父坐在邊上一把椅子上，仔細剪著白色，紅色的紙巾，切成一條條，來做墳票，墳墓的裝飾。墳票是長長窄窄的圓管，用白紙做的，中間有一條紅色帶子，細細的白線從尾部掛下來。明天新年了，一家人要回白桃，他們鄉下的村子，在那兒他們要用墳票給祖先的墳墓裝飾。



「我們要給我父親上墳，」黃能說。「我通常一年至少去兩次。他在解放后死的。」



我總覺得，這個詞應該粘在黃能這樣的人嘴裡，難以說出，他獲得的解放是父親被共產黨斃掉。但像我在涪陵認識的所有人一樣，他用這個詞沒有一點諷刺的痕迹。我問他當時幾歲。



「我十歲。」



「那很小。」



「在那個時候，我不懂得死是什麼，」他說。「在十歲，你什麼都不懂。」



他邊做邊笑著，剪著紙頭。我把小車滾過他的孫子旁邊，小孩追著車子，尖聲大笑。



「你們聖誕節跟我們春節一樣，是不是？」黃能問。



「多多少少。那是我們最重要的節日。」



「你們會在聖誕節給祖宗上墳么？」



「不，我們沒有那個傳統。多數美國人不知道他們祖宗的墳在哪兒。這是一個移民國家，人們經常搬家。你看，我祖父母的墳不在我的家鄉；他們在加州，那就像從這裡去上海一樣。我不能肯定我的其他祖先在哪兒——有些在義大利，有些在德國，還有一些愛爾蘭，英格蘭。」



「這麼多國家！」



「多數美國人都是這樣的。」



「你不可能在聖誕節去那麼多地方上墳。想想要花多少錢！」



「肯定要花很多錢。歐洲離我的家鄉很遠。」



「好吧，」他說，「明天我們只要去白桃。坐汽車只要四塊錢。」



我們全都坐在一起看電視。有一個電暖器來取暖，而男人們也用它來點煙。舞台秀比平常的要好。現在，這個節日並不令人壓抑了，我跟這個家庭坐在一起，而不是從我學生的作文中讀到它。我們閑聊著，開開玩笑，突然，馮小芹嚴肅起來。



「當你剛來的時候，」她說。「你會不會有時對中國人感到噁心？」



我被這個問題驚住了，不知道它從何而來。我問她是什麼意思。



「你會不會覺得有些人很粗魯，因為他們嘲笑你？」



再一次的，我不知如何回應——他們非常好意地請我來到他們家裡，我們似乎離不愉快的事情非常遙遠。其他人的注意力都在電視上，而我想最好還是談點別的。



「不，」我說，「我覺得這兒的人很友善。」



「不，不，不，」她說，有點不耐煩。「好像有一次，你和梅致遠在店裡吃飯，有個女人在對你們兩個大笑。」



梅致遠是亞當的中文名字。我記得那次事件，一個小事——一個月前，一個卡拉OK的小姐笑過我們，嘲笑我們的漢語，在我們吃飯的時候。她說了不少話，而我們叫她閉嘴，管好自己的事兒。通常我們不會對那種嘲笑作出反應，然而我們把米粉店當作我們的地盤；人們沒權利在那兒嘲笑我們，尤其卡拉OK的小姐。



我能看出馮小芹想要我誠實回答。在某些方面，我覺得她了解我，就像她了解涪陵的其他人一樣——她總是在店裡，在那兒她看著我如何對事情作出反應。像所有人一樣，她很仔細觀察我，但跟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看的時候，帶著一點同情。



「是的，」我說。「我想那個女人很沒禮貌。她在取笑我們，所以我叫她閉嘴。但它沒怎麼影響我；後來他也不說什麼了。」



「她沒文化，」馮小芹說。這是一個普遍的說法，指一個人沒受過教育。馮小芹搖搖頭，繼續道：「所以她那麼對待你，因為她沒文化。涪陵的許多人都是那樣。」



「不，多數人不是那樣。而現在比我們剛來的時候好多了。」



「他們還是不應該笑你。那很沒禮貌，我想。」



她一直看著我，她黑色眼睛里的某些東西讓我迴避她。我看著那小兒，逗他玩。



「那不重要，」我說。「你們很好心，讓我今晚來吃飯——那才是更重要的。黃凱是個很禮貌的主人。」



她向孩子笑了，而我們談起了他長大了好多，他會說多少字了。我們沒有提到他先前害怕我，因為現在那懼怕已經不見了，他跟我在一起很自在。而我也沒有提到，從這個小孩的懼怕中，反映出了我在涪陵所遇見的多少困難，人們對於新鮮陌生事物的不確定感。這是一個很自然的人類反應——一種本能，就像小孩一樣，無可指責。要花時間與努力去應付它，也需要耐心，現在我才發覺，在對方的一面，也做了多少的工作。



他們邀請我來吃飯，就是很慷慨的。他們知道那孩子會哭，也許會冒犯我，但他們還是邀請我來了。我想到了美國的聖誕晚餐，我懷疑自己會不會請一個外國人，或一個黑人來與我家人共餐，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孩子會害怕他的話。也許我會的——但那必須要有個理由。我會想說，這將會是對我的孩子有益的一課，也是對客人的一個重要姿態，而這會讓我自己感覺很好。我是為自己做的，也為其他相關的人。



但今晚，他們的行為並無任何理由，任何目的。馮小芹理解我，但還沒到那個程度，看不出我從那小孩以及其他涪陵人身上看到的。她與她的家人邀請我來，不是為了展現他們沒有外國人恐懼症，或者別的什麼。他們知道我獨自一人過節日，而我是他們的朋友；其他都不要緊。他們只是心胸開闊的人，而這是我在中國所吃的最好一頓。

午夜的爆竹聲喚入了新年。我早些時候離開了黃家，我有點累了。準備睡覺時，爆竹聲起，低低的，有節奏的聲音，像是雷聲滾過山頂。聲音愈發大了，在河谷兩岸迴響，我到外面陽台上去看。



烏江在夜裡顯得陰沉沉。城市也暗暗的，但隨著午夜臨近，煙火增強了；我能看見它們在街上，在石級上閃亮。聲音的強度加了一倍，兩倍；插旗山那邊也加入了，而在遠處，跨過長江，白山坪上也亮了起來。在午夜那一刻，整個城市轟鳴起來，它的聲音響徹烏江兩岸，建築物的窗戶也閃著火光。舊年過去了；在河谷的心臟深處，烏江顫抖著，它的江水被明亮燃燒的城市上了色。最後，午夜過去了，煙火熄滅，留給我們的，是一個新年，空白，神秘，而江水沉默地流過河谷。





第二天上午，我進了城，街上滿是穿著新衣的人。傳統上，在新年裡你不能穿任何舊的，孩子們穿得尤其鮮亮。許多小女孩都上了妝；所有的男孩都拿著槍。那看上去好像是另一個節日傳統：塑料的小彈丸槍在哪兒都有賣，在街邊的攤檔上，而所有的男孩都有一把來福槍或手槍，或者兩把都有。這些槍很精確，有力，在美國，可能你賣上兩把就會被起訴。在美國，有可能孩子們會拿它來射鳥，狗，或者貓兒；在涪陵，很少見動物，卻有許多的人。城裡到處都見男孩們互相追逐，喊叫著，發射他們的武器。



新年的另一個潮流，是學生乞丐的出現。在南山門附近總有乞丐；通常他們身有殘疾，有時會出現少數民族的婦女，帶著臟髒的小孩，來拖住你的衣袖。但現在，每次我去城裡，都能見到兩三個學生，穿著校服，因為羞恥而低著頭，身前的信息板上寫著長長的故事，標題是「需要學費」。故事大致是相同的——他們付不起高中或者大學學費，往往是因為家裡死了人，而他們向路過的人請求捐助。通常乞討者們會將學校的錄取書與學生證展示出來。其中沒有一個人是來自涪陵；他們是坐輪船經過的。



他們弄到的錢不少——一堆堆五塊十塊的鈔票。這很能說明中國人對教育的尊重，而你可以利用這一點來賺錢；我不能想象這種騙局在美國會引起多少回應。至少它看上去像個騙局；在過去的兩周里，我注意到其中有兩個男孩顯然是一起工作的，合用一套制服，以及證件。他們輪換著上班，而我總是留意到，其中一個人會在旁邊觀察他朋友討錢。我的印象上，在節日的好心情中，他們很容易一天弄到一百塊錢。這比呆在家裡看電視的產出高多了。



我搭上公交車，去到一家佛寺，它在長江河谷之上，去看和尚算命。那是涪陵唯一一座真正的寺廟——人們告訴我，在文革前，這個地區有超過三百家寺廟與神龕，但現在只有三家了，其中一家是佛寺。通常廟裡只有幾個遊客，然而在新年的第一天，數百人涌去那裡算命。在下方的街道上，小販們向孩子們賣氣球，而其他的孩子們用彈丸槍來射氣球。我去到哪兒，都見到喊叫的小孩，揮舞著拳頭，而他們的父母買給他們所有想要的東西。像其他的中國節日一樣，春節有時看起來像是獨子政策社會效應的歡慶。



那是一個晴朗，寒冷的日子，我走在河谷上方的山丘上，有一些人在放鞭炮，裝飾舊墳。在下到街的小徑上，我路過一個坐在岩石上的男孩。他大約七歲，膝蓋上放著一把來福槍。當我經過時，我看他一眼，意思說：可別想射我。我繼續往下走。



彈丸擊中了我的後背。我已經在留意裝子彈的聲音，但那槍已經上了膛，我吃了一驚。那小孩早已準備好了，等人經過就射他。



我轉過身，慢慢往回走。如果他又一次發射，打中我的胸，我可能會把槍留給他，出於一種變態的尊重，算他膽子夠大。然而他僵住了，看著我走近。我已經對這個特殊的節日傳統受夠了，一把抓過槍，在他還沒反應過來前。他驚呆了，有一陣子毫無動靜，然後開始哭嚎。我轉回頭，走遠了。在山腳下，我還能聽到他的哭聲，他的聲音還在遠處迴響的爆竹聲之上。



幾天後，有些鄰居的小孩來玩，我讓他們用來福槍在我的寓所內射擊。他們會比較在春節里收了多少錢——那是另一個傳統，親戚朋友們會給小孩紅包，「紅色袋子」，裝滿了現金。



小王收到了1250元，那大約是一個城市家庭三個月的收入。其他孩子們的進賬在八百到一千元之間，除了方思揚，她的錢還不到七百元。她是個可愛的女孩，留著麻花辮，我能看出她覺得很尷尬，節日里才收了這麼點錢。有一次，我問道方思揚怎麼樣，小王簡明扼要描述了她的社會階層。「她家，」他說，「有小雞和公雞。」



我給了方思揚和其他人一些美國硬幣與明信片，他們走了。小王留在後面，玩著槍。



「我能借嗎？」他最後問。



我上次看到小王時，他乃是全副武裝，我問他發生了什麼。



「我丟了所有的槍，「他說。」我不知道去哪兒了。「



我仔細盯著他，看出他在撒謊。「你家裡人把它們拿走了？告訴我真話。」



他站在那裡盯著腳看，無語。



「你打傷別人了嗎？」



「沒有，」他說，但語氣不堅決。他垂著頭，手指撥弄著槍上的塑料把手。



「如果我給你槍，」我說，「你能保證不去射人嗎？」



「我保證。」



我給了他槍，知道自己非常偽善。他是個可愛的小子，而面對小孩時，我就跟中國的父母一樣軟弱。還有，老實說，我對於他家的成年人可沒有多少感情。他們看上去很愉快，然而卻從未邀請我過去，而每次他們在樓梯上碰到我時，都會放慢語調，說些很簡單的話，好像我是個傻子，或一隻狗。他們的意圖不壞，我知道，而且這也不足以成為我給他們小孩武裝的理由。但我在涪陵容易犯的一個小脾氣就是，當地人不把我當人對待。何偉是笨，但也不是那麼笨。



小王把槍藏入外套內，我讓他出了門。他朝我咧嘴一笑，踮著腳尖走下樓梯。我關了門，輕輕的。幾秒鐘后，我聽到他重重衝上樓梯，砰砰敲門，好像他剛從外面玩回來。





二月里的第一周，我沿江而下去了豐都，去見孔老師和他的家人。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小時早已死了，所以他總是和妻子娘家的人一起過年，他們住在豐都。



我們一起爬上雙桂山的石級，想從高處看看這個地區，幾分鐘后，我們就越過了那175米的水文標識。我們停下來，俯視這個城市。這是一個灰色的早晨，整個涪陵躺在我們腳下，延展在長江的北岸。這裡所有一切都將在新水庫到來后淹沒，我問孔老師他們家人會去哪兒。



「他們會到將對面去，去新的移民城，」他說。「我們可以吃了中飯後去那兒，如果你想看看它什麼樣子。」



「他們什麼時候搬？」



「還不知道。也許兩年後，或者更久。許多細節還不確定。」



「他們得花錢嗎？」



「政府給了很多的幫助，但也不是免費的。他們大約要為新房子付點錢，但我想不會很多。也許兩千塊，或者再多點。」



「他們反對這個嗎？」



「不，」他說。「他們想搬。你看到他們現在的房子了——太小了。他們的新房子會好一些，而豐都城也太髒了。又小又擁擠。新城的空間會大得多，而它也不會有豐都那樣的交通問題了。這兒很少有人對大壩表示反對。」



這是三峽工程的又一個好處了，對於工程師與城市規劃者來說，三峽是一個恩惠，他們終於可以建設一個道路高效，供水通暢的城市了。而我也能看出徐家人為何不在意搬遷；他們的公寓小得讓人縮手縮腳，位於一條骯髒的小巷內。但與此同時，我喜歡豐都，雖然我是用一個外國人的眼睛來看它——我喜歡那老實房子煤漬的灰色，狹隘的鵝卵石街道，充斥著車流人流。它是一個老舊的江城，在它的不便利，它的髒兮兮中，有一定的魅力。



徐麗嘉是孔老師的妻子，今天是她三十歲的生日。她的妹妹們也都來了父母的房子慶祝。最小的妹妹二十齣頭，在豐都工作，而中間那個，名字叫徐樺，在廈門的一家保險公司上班，那是中國東海岸一個興旺的城市。兩個妹妹都沒結婚。



徐樺帶了一隻手機，還為生日宴會貢獻了三瓶法國紅酒。我們吃著郭女士做的餃子，喝了一瓶酒，相互敬酒。餃子非常好吃。紅酒不是很好，而徐先生，他五十三歲，在當地一家電廠上班，喝的時候，露出苦相來。但那酒是進口的，而徐樺很自豪地帶了它來給姐姐生日祝壽。



我一直喜歡孔老師的妻子；和我在一起時，她看起來比校園裡任何人都要輕鬆，也許因為她是個獨立的攝影師，不是學校單位里的正式一員。許多小企業主也是那樣的——他們跟外國人打交道，比一般人好得多。徐樺的情形也是一樣，她身上帶有一點東部沿海的見識感。她說我應該搬到廈門去，那兒有很多的外國人，而人們也不像涪陵或豐都那麼落後。廈門有好幾家麥當勞，她說——一個發展的標誌，讓我有點吃驚，因為我已經一年半沒見過麥當勞了。徐樺的頭髮剪得很短，她穿著緊身的白褲子，一件明亮的黃色夾克，帶著墊肩。我問她有沒有興趣再次回四川住。



「為什麼我要回來？」她笑道。「豐都，涪陵——它們太小太偏僻了；工作也不好。我可以每年春節時回來。那就夠了。」



我們吃飯的時候，徐先生告訴我他有個弟弟住在美國。我感到驚訝，尤其是他提到他弟弟從哥倫比亞大學取得了博士學位，如今在紐約大學教書。一個從豐都出去的男孩取得一個美國的學術生涯，叫人不可思議，我問徐先生他的弟弟是否在本地上過學。



「不，不，不，」他說。「我的弟弟在台灣長大，和我的三個妹妹一起。我的家庭分散了。」



他沒再談及這個，直到飯後，他去了另一間屋子，拿回來一堆信。



「這些是我美國的弟弟寫的，」他說。「他通常一年給我寫兩次。」



那堆信用一根繩子扎著。徐先生小心解開，然後把信遞給我。所有的信都被保存在原先的信封里，雖然郵票取走了，因為徐先生收集它們。我緩慢地翻過它們。有些信封從台灣來，有些從美國來。徐先生的弟弟用的是台灣及香港採取的繁體中文，如果我敢把信取出來的話，讀起來肯定會有麻煩。但我只是剛剛遇見徐先生，所以我只是看看信封，以及取下郵票的空處。



從某方面來說，也不用去讀信了，就像我不用去了解徐先生故事的全部細節。那一堆信封已足夠叫人心酸——它們保存地那麼好，充滿敬意，可見有多麼厚重的親密情感在這故事裡，而我知道，它肯定是傷感的。很清楚，這個台灣的弟弟的生活，與豐都的徐先生非常不同。



我遞給我一張照片，上面一個中國男人穿著畢業禮服，站在哥倫比亞的紅磚樓前。相片中的男人比徐先生年輕得多，面帶微笑。他的胳膊摟著一個漂亮的中國女人。那是一個晴朗的日子，校園看起來明凈干潔。



「那是他博士畢業的時候，」徐先生自豪地說。「那是他的妻子——她也是中國人，但她在美國長大。」



「他們曾經來探訪過你嗎？」



「沒有，」他說。「我從來沒見過我弟弟。」



他說完后，那堆信顯得更沉了。我正想問到他們是如何分散的，他女兒插話了，問到我覺得在紐約大學教書可以掙多少錢。



「我不知道，」我說。「但那是個很好的大學。也許他一年至少掙五萬美元。」



「他也有一輛車，」徐先生說。



「大多數美國人都有，」我說。



「一輛車花多少錢？」



「看情況。通常是一萬塊多一點。」



「那他的工資肯定有多的，尤其是她也工作。在他的信里他不怎麼提到錢。」



「唔，我想他們的房租會很貴，你知道。在美國生活的開銷是很高的，尤其是在紐約。」



「他的岳父給他們買了套房子。也許他們可以存很多錢，是不是？」



我不太確定他們到底想要了解什麼，但看上去，他們只是好奇，想要知道那個男人在美國的生活是個什麼樣。他們問我如何取得美國公民身份，還問我在美國教書是怎樣。我們聊了一會兒政治，而徐先生問了我對台灣問題的看法。



坐在那堆信的邊上，沒什麼問題比這個分量更重了。我回答說我從來沒去過台灣，所以我並不了解。



「大多數美國人怎麼想？」他繼續加壓。



「多數美國人也不很了解這個問題。我想多數人希望和平。」



「他們認為台灣一個獨立國家，是不是？」



我很高興至少我們改換了發音——每次我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總是想用「他們美國」，而不是「我的美國」。那是一個小小的，然而重要的區別，但我依然覺得很難回答他。



「多數美國人覺得台灣就像一個獨立的國家，」我說。「它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經濟。但美國人知道它的歷史與文化和大陸一樣。也許他們覺得它應該回歸中國，但只是在台灣人準備好了的時候。多數美國人認為這個問題比香港複雜得多。」



我的回答似乎讓他滿意了。我想向他問問那個兄弟的情況，但我心裡覺得還是換個時候跟孔老師談比較安全。我問徐先生豐都過去是怎樣。



「當毛澤東當領導的時候，」他說，「所有一切都很糟。我們不能跟像你這樣的外國人說話。在那些日子裡，沒有一點自由，也沒有權利。但在鄧小平開始改革開放后，所有事情都有改善了。現在好些了。」



這跟我經常從四川人那兒聽來的一樣，只是徐先生對毛的觀點要直率得多。他有一幅鄧小平的畫像，顯眼地掛在電視機上方。





在我們渡江時，徐樺告訴我她會開車。我們在一條老舊的電動渡船上往南岸區，那兒新的移民城正在建設當中。當時我們正在談些別的話題，突然間，徐樺告訴我她懂得開車。



我在涪陵已經住了很久，足以明白這一點值得欽佩。「是為了你的工作嗎？」



「不，」她說。「我在業餘時間學的。」



「就為了玩？」



「是的，那是我的愛好。」



「那肯定很貴吧。我知道在涪陵很貴。」



「在廈門要貴多了——它花了我六千塊錢，上培訓課。但我想有一些我會有能力買車的，所以我想要現在就去學。這就像你們美國——美國人不是都有車嗎？」



「是的。即便學生都有——我在高中時就買了一輛。」



「你看。現在我們中國的生活水平上升那麼快，最終人們也會有能力買他們的車，就像你們美國人那樣。」



渡船的長江的心臟緩緩搖擺著前行。我眼前短暫出現了涪陵二十年後的交通景象，相當嚇人。徐樺繼續說著。



「我想去你們美國，」她說。「尤其是紐約。也許有一天我會去那兒出差，為我的公司。」

幾個星期後，我跟孔老師上課，問到了他的岳父。他解釋說，徐先生的父親是從武漢的大學畢業的，之後，國民黨派了他去成都做電台工作。那是在1940年代，最後，他被調取了台北，那是台灣的首都。他的妻子與兩個年幼的孩子留在了身後，跟豐都的親戚在一起。這次調動不是永久性的，徐先生的父親總以為他會回到四川的家。



但在1949年後，當國民黨逃去了台灣，這一家人就永久分開了。他們不能交流信件，而徐先生，當時還是小孩，開始了一個漫長而倒霉無助的人生。



「在解放后，他們的生活很艱難，」孔老師解釋說。「他的母親頭幾年就餓死了，因為鄉下的情況很糟。孩子們勉強活了過來，一旦開始上學，又得面對許多迫害的問題，因為他們的父親在台灣。在文革期間，他們被打成了叛徒，特務。在那時有黑九類——你知道那些嗎？有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間諜，走資本主義路線，還有臭老九，那是指知識分子。你和我都算是臭老九了——現在有時我們老師也互相那麼叫，當作玩笑。



「兩個孩子沒有遭受多少暴力，但他們受到迫害。主要的意思就是不給他們機會。如果他們想要讀到初中以上，或者在工廠里找份好工作，他們都沒機會。在政治會議上，每個人都批判他們，即便他們都幾乎不認識自己的父親。



「到了改革開放后，徐先生開始往台灣寫信，看看他父親是否還活著。1980年的時候，他找到了他——直到那時，他還不知道他父親是死是活。他們開始通信，在1988年，他的父親回到大陸，探訪了他。他在台北有個好工作，在電信公司——他在那兒的地位跟大陸的高幹差不多。他又結了婚，在台灣分離后，他又生了小孩，包括那個在美國的兒子。



「在中國與台灣的關係開始改善後，政府開始給我岳父這樣的人工作，因為他們受過迫害。這也是改善關係的一個手段。所以，1988年，徐先生在電廠里得到一份工作。當然，到那時為止，他已經受了太多的苦。即便今天他也不想談到文革。」



我想著那個豐都的老人，還有他那扎信。我在四川的經歷常常是這樣——我和人們交流摩擦很久，才對於他們過去的混亂經歷獲得一點點的了解，而正是那些經歷使他們成為了今天這樣子。幾乎不可能抓得住那些影響到徐先生人生的種種力量，之前的，之後的——戰爭，台灣的分離，文革；大壩，新城；他在廈門的漂亮女兒，以及她的手機，她的駕駛課。一個人無助地經歷了這全部，從開始到結束，還怎能保持理智清晰呢？



但我想起掛在他電視機上的鄧小平像，我記起他的苦相，在喝那瓶糟糕的法國紅酒時，他女兒從廈門帶來的。很顯然他不喜歡那酒的味道，但他知道那是生日慶祝里昂貴的一部分，於是他擔負起義務來喝了，直到空杯。在那之後他女兒又滿上了，他也喝了。





在假日快結束時，我被捲入了一次公眾場合下的爭吵中，在高順堂，涪陵上城區的要道。這事情乃是從抑鬱中爆發的，到那時為止，乃是我人生中捲入的最嚴重的一次爭吵。



我經常在節日的夜裡去那兒吃飯，因為我已經跟幾個在人行道上的攤販熟悉了。張龍華是我主要的朋友；在白天，他會賣香煙，運營一個收費電話，在夜裡，他在一個燒烤攤上賣烤肉。他是個友善，溫和的男人，而且我注意到人們往往會聽從他的話。偶爾夜裡那兒會有爭吵——有時在客人與攤販間，但更普遍的乃是在攤販們之間，他們已經在忙碌的人行道上劃下了一定的地盤。在夜裡，道上會有很多人，而一個像張先生那樣賣烤肉的，可以一晚賺得五十元。去年他在深圳那兒賣烤肉，但他回到了涪陵，因為扣除了成本后，深圳那邊利潤低。



有一次我看到兩個燒烤小姐打了一場惡仗，從互相指責開始，升級到扯頭髮，越來越暴力，直到最後兩人嘶叫著，彼此扯拽對方的衣服，而一群人聚集圍觀。奇怪的是，兩個女人都跟男人一起賣燒烤，我猜測那是她們的男人，丈夫或男朋友，然而在打鬥中，這些男人只是消極站在一旁。他們看上去很尷尬，或是驚住了；其中一個把他的注意力放在烤架上，翻著碳，好像沒事情發生。另一個男人只是傻傻地看著。終於，張先生走過去，停止了打鬥，但此時，一個女人的衣服已被扯爛掉，她站在那裡，胸罩露著，咒罵著，吐著口水，直到有人把她領回家。她走後，她丈夫留下了，安靜地干著活兒。



這種打鬥是不尋常的；多數時候，常來擺攤的人們處得很好，互相支持，當出現困難的時候。我喜歡高順堂的這一點——這裡有一種社區意識，而以張先生為中心，而通過他，我認識了其他的攤販。其中一個是刷皮鞋的十歲女孩，她從小學退了學，因為她家人付不起費用。我不知道對此該做何反應；我經常在城裡找人刷鞋，有時我覺得不如把這生意給那女孩做。其他時候，我又覺得，讓一個小學退學的十歲女孩來給我刷鞋子，實在太可怕，所以我去找了別人。跟我在涪陵生活的許多方面一樣，我的行為缺乏持續性，而我總也弄不清怎麼做才是對的。



在節日臨近尾聲那個夜裡，我從張先生那兒叫了五串肉，他請我坐在他的凳子上，像從前那樣。有幾個攤販過來聊天，也有許多路人停下來，看著外國人。



過了一陣，那些關注減少了。我吃完了烤肉，坐在那兒讀重慶晚報。我覺得有人在接近我，然後他向前靠過來，對著我的臉大叫「哈嘍嘍嘍嘍嘍！」他憋足了勁大叫，然後笑起來。我沒有抬頭看——沒理由去理會那樣的人。



我感覺他走遠了，以為他已經離開；通常對付那些騷擾我的人，就是不去理他們。但一陣后，他回來了，抓起張先生烤架上的一根香腸。他把那根香腸塞到我面前，。「吃！吃！吃！」他叫道。



在涪陵，有兩件事情特別能讓我發火。其一是身體侵犯——有人撞我，或者拽我，或者沒禮貌地把我推開。另一件，就是人們把我當動物對待，咕咕嚕嚕，或者做露骨的動作，以為這外國人很遲鈍，而且不會說中文。這個拿著香腸的男人成功地觸及了我的兩個敏感點，我的那種慣常的消極立即消失了。



（有一個說法，來自電影學院一個老師，他嘆道：中國人的尊嚴底線比較低。何偉的反應，正是從另一面印證了這個。這大概也算文化差異的內容之一。可能那個侵犯何偉的人只當是開玩笑，雖然是一個很爛的玩笑，他卻不會意識到，在何偉看來，這是觸及尊嚴，而變得如此嚴重。



以我的經驗，有些時候一群熟人聚會，往往會拿某人取笑，玩笑話會說到傷人的地步，但卻不破壞氣氛，從不會有人當場翻臉。這是否也算尊嚴底線不高的表現？）



我迅速站起來，打掉了他手中的香腸。他是一個接近四十的小個子男人，他往回縮，吃了一驚。我往前踏了一步。「為什麼你要來煩我？」我問。他口吃了，想要找出話來。我舉起手來，舉到和他的頭平起，然後收回來，到我的下巴。



「你個子比我小得多，」我說。「你不應該去騷擾比你大的人。下次我會收拾你。」



他往後又退了一步，我又一次坐下了。圍繞在我們周邊的人安靜下來。我第一次仔細看那人，看得出他是個麻煩。在他眼中閃著卑賤，而且很顯然他很窮。他定定神，開口了。



「我有比你大的朋友，」他說。



「我想見見他們，」我說。



「他們就在街上。」



「去找你的朋友來，」我說。「我會呆在這兒等你。去——滾開。」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侮辱，有幾個人笑了。那小個子男人沒動。



他憤怒地說些什麼，我聽不懂。張先生過來了，我問那人是否他的朋友。



「不，」張先生道。「他是刷鞋子的。他沒文化。你不會想跟他計較的。」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小東西，」我說。只是四川另一個常用的侮辱詞，去問一個人他是什麼東西。我不應該再去進一步惹怒他，然而不知為何停不下來。邏輯上，我知道這一幕很荒唐——作為號稱的大男人我重量才130多斤，而這個五尺高的，威脅說要去找他的大朋友。



但這場衝突里有一種緊張的氣氛，而我能感覺到，對我們兩人來說，這不僅是口頭上的侮辱了。那男人很窮，在我的悠閑姿態中，他無疑看到了金錢與藐視。那過去的一年半時間我都不是現在這種樣子，而在他表現出的狹隘意識中，我看到了我所涪陵所見的最糟糕的憎恨與恐懼。這種情感是很不幸的，但現在麻煩已經展開，而我不願後退。「去吧，小朋友，」我說。「去找你的大朋友來。」



人們笑了，而他更火了。張先生看起來很著急，叫那人離開，但他不願意。他站在那兒，離我十來英尺遠，狂怒地盯著我。



我轉向張先生，對他說話，好像什麼也沒發生。幾分鐘過去了，人們走開了。那小個子男人還站著，看著。一個常來的做火鍋的女人來跟我聊天，我抱著她的小嬰兒。那個十歲大的刷鞋女孩過來看那嬰兒，在走回去的時候，她對那男人罵道。



「神經病！」她叫著。「不要給那外國人找麻煩！」



我看著那小男人，他的怒火在增長。部分是因為那女孩侮辱他，但只要是因為人們對我那麼在乎——給我凳子坐，把小孩給我抱。我想要去同情他；他一個人在鞋攤工作，為了所得忙忙碌碌，而那個有著高薪的外國人舒舒服服坐在那裡，吃著烤肉，跟人們聊天。



他再次說話了。在他的眼睛后，他所想的一切都化為了一串憎恨。



「我們中國人不需要這種外國人，」他大聲說。「我們為什麼讓像這樣的外國人來我們的國家？看看他多粗魯，像這樣侮辱我。我們不需要這種外國人在我們家裡。」



那時，我知道我心中的憎惡可以跟他所能找到的一切相比。我不會挑起打鬥，但如果他碰我的話，我肯定要還擊。他所惹怒的那個人，是我自己也不了解的，因為那個人我在家裡從不認識。四川給我帶來了部分變化，在許多方面我比從前耐心與包容了，然而也有其他的部分，卻對這種情形毫無忍耐。我對人群說道。



「你們中國人不需要那種中國人，」我說。「這種人給了你們一個壞名聲。當我回家時，我會告訴人們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很友善，就像你們一樣，但我也會說，有時會有他那樣的人恨外國人。他才是那個粗魯的人，而他沒任何理由就來騷擾我。他挑起了麻煩。」



一切都靜下了來，只有我的聲音；沉默讓我發抖。我很憤怒，然而我控制住了情緒，讓自己可以清晰說話。「你過來騷擾我，小朋友，」我說。「我告訴你住手。現在你想要找麻煩，我就給你麻煩。過來吧，小朋友。過來。」



那男人向前走了一步，而張先生過來擋在中間。那個做火鍋的女人呢對他叫道：「這外國人是個老師！他有文化——你不應該對他那樣。」顯然，沒有人支持他，而沒有幫助的話，他幹不了什麼。他的大朋友始終沒有出現。他坐回到了鞋攤上，從遠處看著我。



我想要離開，但我知道我應該等等，直到顯得我並不害怕。我跟人們聊天，讀我的報紙。緊張氣息仍在，我能看出，所有人都在等待，看看那個小男人會不會做什麼動作。



我對自己剛才的行為感到羞愧。我很高興高順堂的人們喜歡我，維護我，但我知道我沒必要為這小事做得那麼殘忍。這事件讓我尷尬；我曾在普林斯頓與牛津受過教育，而不知為何，我覺得有必要去一個四川刷鞋的開戰，直到人們說他沒文化。我知道他的那種騷擾跟我個人並無關係，而我知道我應對他感到同情，因為他的苦勁兒來自其他壓力。



但在涪陵生活一年半后，我已不能把我所感受到的憎恨給推一邊去。我可以提醒我自己，我是誰，我可以去想想我整個人生中所具備的優勢；但在這街上，一切都溜走了。在這種地方生活的陌生感，以及壓力，肯定將改變你，而我心中的某種東西早已變硬了。真的，我不確定那男人是否全錯：也許涪陵的人們不需要這種外國人。但在某個程度上，這個外國人也是他們幫著造出來的，好也罷壞也罷，我們黏在一起了。



我納悶那個小男人在想什麼。他坐在攤邊，看著我。沒有人停下來找他幹活。過了一陣，開始下雨了。



「我得走了，」我對張先生說。



「當心你的錢，」他說，向那個小男人擺擺頭。



「那不是問題，」我說。我謝了他，走了。我故意從那小男人身前經過，他沒動。我走開了，沒有回頭。







土地



四月15



種植稻米有了一種新方式，而插旗山的農民們有一半在採取。在過去，秧苗總是用手種植，一排排的，但現在許多農民採用了拋秧。



那些種子先是被種在塑料盤裡，每個盤中有五百株，都在單獨的袋子里。當預備好要種植了，那些秧苗根部會有一團泥土包圍著；拋出去的時候，泥土的重量會讓秧苗一直沉到肥料下面。拋秧節省時間——農民們可以從稻田的邊上遠遠拋出去，而不需用手一株株來了。



山半腰處，一個男人用這辦法有兩年了。昨天他拋了秧；今天他在田裡走著，把滑出泥中的秧苗擺正。他三十五歲，有著黑色的鬍髭，堅實的小腿肚。他帶著一隻假的BP機，掛在藍色褲子的腰帶上。他有一畝半的田地，大約是四分之一英畝，那比這些山上的一般農民還要多點。



數字在這裡很重要，就像它對世界上其他所有農夫一樣。這一塊稻田，他的四處田地之一，有兩百平方米。這個農民估計，這塊稻田將用到十二盤秧苗，總共六千株。這些一起都產出大約330磅的大米，可以賣300塊錢。



在附近一房子的打穀場上，一個小女孩在課桌旁寫作業。女孩身後，則是城市的背景，橙色的夕陽落在灰色的建築之後。在房子邊上，兩個年輕男人往剛犁好的稻田裡拋秧。他們說笑著，往每一個可能的方向隨便拋著。他們抱怨著鄉下的生活，說在城裡他們至少可以找到工地上的活兒，比刷鞋子或做棒棒軍要好。「從偏遠地區來的農民才去干那些，」其中一人說。「我們這些住在郊區的不幹那個。」



我問他如何拿自己的生活跟工廠工人比，他想了想。



「農民，工人，「他說。「沒什麼區別。工作都不好。」





四月28



太陽熱得難以忍受。過去的兩個星期只下過一次雨；一場乾旱將要發生。玉米株現在有兩英尺高了。稈子旁的土壤干成了粉狀，被太陽曬的。



在世界的其他角落，這種奇怪的天氣會怪到厄爾尼諾現象。但這些農民從來不談厄爾尼諾，有他們自己的理解。傳統的中國陰曆中，每四年會多一個月——有時會添一個九月，或多出一個二月，如是。今年，額外的月份乃是五月。每當一年裡出現了兩個五月，你就會知道，將有一個乾旱炎熱的春天，接著是一個極其潮濕的夏天。過去就總是這樣的，所以農民們對現在乾熱並不意外。在鄉下的所有地方，他們都靜靜地抱怨著兩個五月。





五月5日



麥子幾乎不見了。在周末下了場雨，等地干后，農民們把插旗山的作物幾乎全都收割了。人們用手和短鐮刀來收割。麥稈切割的位置很靠近土地，留下一排排殘株，它們將被犁到土裡去，在種植下一種作物的時候。



沒了麥子，山的紋理髮生了微妙的變化。上周，麥子立在梯田裡，一片柔黃，而今這些田已空了。玉米田開始填充進來，而稻米在田裡開始長密了。不久，山的低層會覆蓋上厚厚的綠毯。



農民們在打穀場上，用杆子來打一堆堆的麥子。他們工作時的聲音——穩穩的，斯斯斯——在整個鄉村迴響。那兒也有青蛙在田裡的叫聲，還有鴨子從小水塘里叫著，以及微風拂過新生的玉米稈。



沿著山的南肩，一片窄窄的農田也在收割當中；工人們把小麥稈用茅草捆成一紮扎。每扎大約五十斤，它們必須得放到棚子里，保持乾燥。一個年輕男人拿根長棍子，戳進一捆麥稈里，舉到自己肩膀上。他又藉助這捆的重量，戳入另一捆，又舉起來，他調整一下兩捆的位置，在自己背上平衡一下。他走得很快，彈跳著步子，往家裡去。





五月11日



六天的收割后，小麥田已經認不出了。它被淹了水，一半覆蓋著秧苗，它們綠綠的尖角伸出水面，像被淹沒的草。不到一個星期時間，麥田已經變為了稻田。



一個男人在泥田裡慢慢走著，用手插著秧。他的袖子與褲子都卷得老高。他彎著背，一邊工作一邊後退。秧苗在水中齊齊排列。這個農民不相信拋秧，所以他純粹用手來種。



稻子在整個山上都有，都在成長初期。多數的作物已經種好了，但后麥田這裡遲了一些；在山坡往下一點，幾個農民還在犁地。在山更陡峭的部位，那兒沒法種稻子的，農民們還沒收完小麥。他們同時在玉米地里除雜草，玉米過一個多月就成熟了。這些玉米稈還沒長出頭來，不過現在已經接近齊胸高了。



今天很涼爽，是個陰天，下午後，陽光破出雲層。在西邊，長江流過山間，顯出銀色。江水依然在低位，因為上個月很乾燥，不過有兩個五月的年度里，春天都是這樣的。農民們種著稻子，收著麥子，除著雜草，等待著夏天的暴雨，他們知道，肯定會來的。



六月10日



雨來了。空氣在河谷上方厚厚的懸著不動。雲層聚來了，隱隱的雷聲從插旗山後傳來。



今晚的雨不會很大，但到了這個月末，將會有一周的暴雨，然後，雨水會持續進入七月。到了八月，大雨也不會停歇。江面會膨脹，變得狂怒。往東，長江會離開三峽，進入到中國東部的平原地區，這個國家將遭遇幾十年來最糟的洪水。超過六千四百萬英畝的農田會被淹，而死亡人數達到3656人。發生這一切，都是因為兩個五月，而插旗山的農民對這個糟糕的夏天，不感意外。



但現在——在這些潮濕的田地里，暗暗的雲層在頭上——現在還是春天。變化著的山上，紋理又一次轉換了；玉米稈已經高到了六英尺，到了快成熟的時候。玉米莖還是一片春天的新綠，但穗已轉為粉色，輕如羽毛般，坐在深綠色，接近收割的作物頭頂。



稻子已經齊大腿高了，長長的葉子猶如沼澤中的水草。田中的水已落到約莫一英寸高，從茂盛的綠意中已見不到它。從遠處望去，稻田非常平滑，有如新修的草坪。



插旗山鄉村的景色，四季皆美，而在長長的四川春季乃是最美。在這個時刻——今天有成熟中的玉米，成長中的稻子——可能是最美麗的季節中最美的一日。下個月，玉米將要收割，之後，稻子會轉為蒼黃；但今天，那些變化都很遙遠。一切都是完美：大山的紋理平衡得很好，猶如一幅好畫——水稻田那長長，均衡的筆畫；玉米田中起伏變化的色彩。站在這裡的鄉村，很容易忘掉一切都在成長，轉換，變遷；也很容易忘記這一刻不能永久。這就像等待著大雨降臨而毫不憂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