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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話老北京飯莊
北京飯莊的淵源,可以上溯到金朝。金海陵王1153年定北京為中都之後,便開始有了飯莊。那時候叫酒樓。這在《東京夢華錄》一書里有記載。元明兩代,北京的酒樓正經火紅過一段,馬可.波羅遊記中有過描述。到了清朝,尤其到了清中葉以後,北京的飯莊越發興旺起來。可以說,領導全國新潮流。
北京的飯莊有約定俗成的規矩。叫堂的最大,所謂堂,是既可辦宴會,又可以唱堂會,飯莊里不僅有桌椅,還有舞台和空場,很是氣派。最早的堂一般都在皇城周圍,比如金魚衚衕的隆福堂、東皇城根的聚寶堂、打磨廠的福壽堂、大柵欄的衍慶堂、北孝順衚衕的燕喜堂 ( 衍、燕都是與「宴」諧音,均宴請之意),以及東單觀音衚衕的慶惠堂和前門外櫻桃斜街的東麟堂兩家冷飯莊,無一不是如此。
比堂略小的才叫庄,再次之的叫居。它們與堂很大的區別在於只辦宴席,不辦堂會,是一般官員或進京趕考秀才落腳之地。清未民初號稱北京八大居,即是如此。大居包括:前門外的福興居、萬興居、同興居、東興居(此四家又稱"四大興」),大柵欄的萬福居、菜市口北半截衚衕的廣和居、西四的同和居、西單的沙鍋居。其中福興居的雞絲麵頗有名,光緒皇帝每次逛八大胡同,必去那裡吃雞絲麵。沙鍋居專用通縣張家灣的小豬,做出的白肉有66樣品種,地小人多,只賣半天,過去老北京有句俗語:沙鍋居的幌子,過午不候,說的就是它的興隆。廣和居是魯迅先生邀朋聚友常的地方。廣和居是道光年間專為南方人開設的南味館,其中南炒腰花、醬豆腐、潘氏清蒸魚、清蒸乾貝、蒸山藥泥,都馳名一時。 說起南方館, 最早的興起要數康熙、乾隆都曾六下江南,帶回玩的、吃的,讓北京大飽了眼福和口福。到嘉慶、道光年間,愈發火爆。
粵菜便也是在那時應運而生,據考證北京最早的粵要館叫醉瓊林,至光緒年間紅火的粵菜館要數陝西巷的奇園和月波樓兩家。陝西巷即八大胡同之一,自南而北的走向,這兩家粵菜館即在南端熱鬧之處。
如今看看北京,清末民初鼎盛一時的老字號,而今安在哉?上述飯莊,大約除子沙鍋任居還在,其餘早已風流散去。聽說還有一處在這幾年恢復老牌子的致美齋。北京城所謂齋都是原來的點心鋪進而升格晉級辦成的飯莊。論檔次和規模是遜於堂、庄、居的。致美齋是同治年間開辦的,它的一魚四吃、紅燒魚頭和蘿蔔絲餅,最享盛名。
再有一處掛起老招牌以吸引眾人的是正陽樓飯莊。正陽樓飯莊創辦於咸豐年間,清未民初頗引人矚目,它緊靠前門,地處繁華熱鬧之處,以烤羊肉出名,價錢又不貴,是一般百姓常光顧的地方,不止一種報刊書籍記載著它的名聲。
眼下正陽樓招牌已非當年的招牌,內容更非當年內容,地點也非老地方。人重返歷史是不可能的,歷史也絕不會向人重複第二次笑靨。因此,無論是正陽樓也好,致美齋也罷,同和居、沙鍋居也算上,老字號的招牌都難以挽回北京老飯莊的頹勢。箇中原因,究竟何在?
面對洶湧而來的奧菜、川菜,以京菜、魯菜為主的北京飯莊只有招架之功,只有充滿繁華而以傷感的回憶。恐怕與經營觀念、經營方式以及固守正宗、依戀舊夢有關。並不是北京的飯莊不努力,這幾年來,北京飯莊力求摸准百姓口味與脈搏,以雅文化角度,推出仿唐菜、紅樓菜等的仿古菜系,又從俗文化角度出發,在大飯店讓野菜、窩頭原系災荒年代窮人的食品登上大雅之堂,一一都是為振興北京飯莊的嘗試。不能說沒有效果,卻依然不成氣候,只給人以負隅抵禦的姿態。有人說過;什麼事一到了振興的份上,恐怕已是快到了未路。這樣說,或許過於悲觀,但有一點可以說:要想重振興北京飯莊盛風,僅僅靠邊老字號是不行的。任何事物興衰都有個過程,輝煌只屬於歷史,老了自然要壽終正寢,這是新陳代謝的規律。這樣說,可能對老字號依然有些悲觀和無奈,但只有邁過這一步,方才海闊天高,來路軒豁。
在我看來,北京出現正經的飯莊,首先不上為百姓,而是為官司員服務的。這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僅從多種文書記載中可以查看,而且從飯莊當時菜肴品種名目繁多、上菜布施的繁文縟節,都可以一目了然。
曾有人認為北京飯莊宴請豪華奢靡之風,是處同治年間起。因為那時太平天國和捻軍先後被平定,朝廷認為天下太平,京師宴席才日漸奢侈。其實,早在康熙年間,王漁陽在《居易錄》中便指出過:「近京師筵席,多尚異味,戲占絕句云:「灤鯽黃羊滿玉盤,菜雞紫蟹等閑看。」看來吃喝之風,實在是源遠流長。這與我們民族崇尚儉樸的傳統,簡直無法協調。
全中政協副主席孫孚凌先生曾多次提出倡議:設立宴席稅,所收費用支持教育。實在是件大快人心的好事。老百姓誰心裡都清楚,上宴席用公費吃喝的,一輩子也輪不到自已身上一回。宴席稅收得高高的,也壓壓公款宴請的不正之風。收得越高,百姓越高興。不過,細又一想,此舉雖好,卻也是很難制止源遠流長的公宴之風,這當然是退而求其次的辦法。欣喜之餘,又有幾分悲涼和無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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