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書] 尋覓中華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王國維還是延續了甲骨文大師們難逃的悲慘命運，也走上了自殺之途。難道，甲骨文石破天驚般出土所夾帶起來的殺伐之氣還沒有消散？
    王國維之死，不如王懿榮慷慨殉國那麼壯烈，也沒有劉鶚猝死新疆那麼窩囊。他的死因一直不明不白，歷來頗多評說。我想，根本原因是，他負載了太重的歷史文化，又面對著太陌生的時局變化。兩種力量發生撞擊，他正好夾在中間。這裡邊，甲骨文並不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卻一定在壓垮他的過程中增添過重量。
    這種不可承受之重，其實也壓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師羅振玉。羅振玉並沒有自殺，卻以清朝遺民的心理謀求復辟，後來還在偽滿洲國任職，變成了另一種精神自戕。
    甲骨文中有一種「貞人」，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我覺得王懿榮、劉鶚、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都可以看成是現代「貞人」，他們尋找，他們記錄，他們破讀，他們「占卜」。只不過，他們的職業過於特殊，他們的命運過於蹊蹺。
    在王國維自殺的第二年，情況發生了變化。也許，是王國維的在天之靈在償還夙願？一九二八年，剛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國維的學生董作賓前往殷墟調查，發現那裡的文物並沒有挖完，那裡的古迹急需要保護。於是研究院決定，以國家學術機構的力量科學地發掘殷墟遺址。院長蔡元培還致函駐守河南的將軍馮玉祥，派軍人駐守小屯。
    從此開始，研究院對殷墟遺地連續進行了十五次大規模的科學發掘工作。董作賓，以及後來加入的具有國際學術水準的李濟、梁思永等專家合力組織，使所有的發掘都保持著明確的坑位記錄，並對甲骨周邊的遺跡、文化層和多種器物進行系統勘察，極大地提高了殷墟發掘的學術價值。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在第十三次發掘時發現了YH127甲骨窖穴，這是奇迹般的最大收穫，因為這裡是古代留下的一個皇家檔案庫。
    後來，隨著司母戊大方鼎的發現和婦好墓的發掘，商代顯得越來越完整，越來越具體，越來越美麗，也越來越偉大了。
    甲骨文研究在不斷往前走。例如，董作賓對甲骨文斷代法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后移居台灣；比他大三歲的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間也用心地研究了甲骨文和商代史，後來在大陸又與胡厚宣等主編了收有四萬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觀。
    由此看來，一九二八年似乎是個界限，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屢遭噩運了。但是，仍然有一項發掘記錄讓我讀了非常吃驚，那就是在YH127這個最大的甲骨窖穴發現后裝箱運至安陽火車站的時候，突然產生了奇特的氣象變化。殷墟邊上的洹河居然向天噴出雲氣，雲氣變成白雲，又立即變成烏雲，並且很快從殷墟上空移至火車站上空，頓時電閃雷鳴，大雨滂沱，傾瀉在裝甲骨的大木箱上。
    再明白不過，上天在為它送行，送得氣勢浩蕩，又悲情漫漫。
    此刻我站在洹河邊上，看著它深邃無波，便扭頭對我在安陽的朋友趙微、劉曉廷先生說：「與甲骨文有關的事，總是神奇的。」
    靠著甲骨文和殷墟，我們總算比較清楚地了解了商殷時代，可能比孔子還清楚，因為正如梁啟超先生所說，孔子沒有見過甲骨文。孔子曾想搞清商殷的制度，卻因文獻資料欠缺而無奈嘆息。但他對商代顯然是深深嚮往的，編入《詩經》的那幾首《商頌》今天讀來還會讓所有中國人心馳神往。據說孔子有可能親自刪改過《詩經》，如果沒有，那也該非常熟悉，因為這是那個時代大地的聲音。

我不知道如何用現代語言來翻譯《商頌》中那些簡古而宏偉的句子，只能時不時讀出其中一些斷句來：
    天命玄鳥，
    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武湯，
    正域彼四方。
    ……
    商邑翼翼，
    四方之極。
    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
    壽考且寧，
    以保我後生。
    還有很多更熱情洋溢的句子。基本意思是：商殷，受天命，拓疆土，做表率，立準則，政教赫赫，威靈盛大，只求長壽和安寧，佑護我萬代子孫……
    這些句子幾乎永遠地溫暖著風雨飄搖的中國歷史，提醒一代代子孫不要氣餒，而應該回顧這個民族曾經創造過的輝煌。甲骨文和殷墟的發現，使這些華美的句子落到了實處，讓所有已經拒絕接受遠古安慰的中國人不能不重新瞪大了眼睛。
    甲骨文和殷墟告訴人們，華夏先祖是通過一次次問卜來問鼎輝煌的。因此，輝煌原是天意，然後才是人力。
    甲骨文和殷墟告訴人們，華夏民族不僅早早地擁有了都市、文字、青銅器這三項標誌文明成熟的基本要素，而且在人類所有古代文明中早早建立了最精密的天文觀察系統，創造了最優越的陰陽合曆，擁有了最先進的礦產選采冶鍊技術和農作物栽培管理技術，設置了最完整的教學機構。
    甲骨文和殷墟告訴人們，商代的醫學已經相當發達，舉凡外科、內科、婦產科、小兒科、五官科等醫學門類都已經影影綽綽地具備，也有了針灸和齲齒的記載。
    甲骨文和殷墟告訴人們，商代先人的審美水平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司母戊大鼎的氣韻和紋飾、婦好墓玉器的繁多和精美，直到今天還讓海內外當代藝術家嘆為觀止，視為人類不可重複的奇迹。
    當然，甲骨文和殷墟還告訴人們，商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著什麼樣的淵源關係，以及當時中原地區有著什麼樣的自然環境、溫度氣象和野生動物。
    這麼一個朝代突然如此清晰地出現在兵荒馬亂、國將不國的二十世紀前期，精神意義不言而喻。中國人聽慣了虛浮的歷史大話，這次，一切都是實證細節，無可懷疑。

許多無可懷疑的細節，組合成了對這個民族的無可懷疑。三千多年前的無可懷疑，啟發了對今天和明天的無可懷疑。
    那麼，就讓我們重新尋找廢墟吧。
    一切都像殷墟，處處都是卜辭。每一步，開始總是苦的，就像王懿榮、劉鶚、王國維他們遭受的那樣，但總有一天，會在某次電閃雷鳴、風雨交加中，接受歷史賜給我們的厚禮。
    這又讓我聯想到了歐洲。大量古希臘雕塑的發現，開啟的不是古代，而是現代。幾千年前維納斯的健康和美麗，拉奧孔的嘆息和掙扎，推動的居然是現代精神啟蒙。
    在研究甲骨文和殷墟的早期大師中，王國維對德國的精神文化比較熟悉，知道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中溫克爾曼、萊辛等人如何在考證古希臘藝術的過程中完成了現代闡釋，建立了跨時空的美學尊嚴，並由此直接呼喚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爾、貝多芬。在他們之前，德國如此混亂落後；在他們之後，德國文化光耀百世。此間的一個關鍵轉折，就是為古代文化提供現代闡釋。
    王國維他們正是在做這樣的事。他們所依憑的古代文化，一點兒也不比古希臘差，他們所具備的學術功力，一點也不比溫克爾曼、萊辛低。只可惜，他們無法把事情做完。
    於是，就有了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那就出發吧。什麼都可以捨棄，投身走一段長長的路程。
    問卜殷墟，問卜中華，這次的「貞人」，是我們。
    點評一：
    這是一篇文化導遊。作者如數家珍，為我們講述殷商文明復活的故事。故事是舊的，講述者袒露的情懷卻是異常動人的。作為一個自覺的文化傳人，其字裡行間洋溢著以傳遞文化薪火為己任的澎湃激情。（老愚）
    點評二：
    1989年辭職后，作者走上漫長文明尋訪的實證式「苦旅」，第一站為殷墟。本文記敘殷墟發現及甲骨文研究事迹，思緒頗多，大有為往聖繼絕學的偉大抱負。（馬策）
    點評三：
    問卜殷墟，找回了夏商周，找回了民族的記憶。三千多年前，華夏民族就擁有了都市、文字、青銅器這三項標誌文明成熟的基本要素，並且在天文、曆法、礦冶、農技、醫學、教育等諸多領域成為獨步者與引領者。這種問卜是一種開掘，更是一種澆鑄，使華夏文明的基座穩固如山。問卜中華，從遙遠輝煌的根脈中汲取養料，問鼎現代輝煌，這應該是作者的另一個良苦用心。
    作者把著力點放在讓湮沒的輝煌重見天日的過程里，以個體生命的艱辛行旅，遠遠地呼應著文明演進的整體艱辛。
    此外，文章結尾處的一段聯想別有深意。歐洲人的古代發掘推動了現代精神啟蒙，並導引出光耀百代的文明與進步；中國人也曾身體力行，卻余留著未竟之業。這類比中的對比，比照出信念豪情，更昭示著責任使命，造就了讀者情感起伏中新的浪高。（傅應湘）

在河南安陽的殷墟遺址，我曾不斷地向東瞭望，遙想著一條古道上的大批行走者，由東朝西而來。
    那是三千三百年前商王朝首都的一次大遷徙，由國王盤庚帶領。
    他們的出發地，是今天山東曲阜，當時叫奄。他們的目的地，就是殷，今天的河南安陽。
    這次大遷徙帶來了商王朝的黃金時代，也極大地提升了中華民族的早期生命力。我們從甲骨文、婦好墓、青銅器中看到的那種偉大氣韻，都是這次大遷徙的結果。
    但是，當時商王朝中有很多貴族是不贊成遷都的，還唆使民眾起來反對，年輕的盤庚遇到了極大阻力。
    我們今天在艱深的《尚書》里還能讀到他為這件事發表的幾次演講。這些演講不知後人是否加過工，但我想，大體上還應該是這位真正的「民族領路人」的聲音。
    聽起來，盤庚演講時的神情是威嚴而動情的。
    我且把《尚書·盤庚（中）》里所記載的他的一次演講，簡單摘譯幾句：
    現在我打算領著你們遷徙，來安定邦國。你們不體諒我的苦心，還想動搖我，真是自找麻煩。就像坐在船上卻不願渡河，只能壞事，一起沉沒。你們這樣不願合作，只圖安樂，不想災難，怎麼還有未來？怎麼活得下去？
    現在我命令你們同心合一，不要再用謠言糟踐自己，也不讓別人來玷污你們的身心。我祈求上天保佑你們，而不會傷害你們。我，只會幫助你們。
    盤庚在這次演講最後所說的話，《尚書》記載的原文倒比較淺顯——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譯成白話文大概是：
    去吧，去好好地過日子吧！現在我就打算領著你們遷徙，到那裡永久地建立你們的家園。
    於是，遷都的隊伍浩浩蕩蕩出發了。
    有很多單轅雙輪的牛車，裝貨，也載人。
    商族在建立商王朝之前，早就馴服了牛。被王國維先生考證為商族「先公」之一的王亥，就曾在今天商丘一帶趕著牛車，到有易部落進行貿易，或者直接以牛群作為貿易品。這便是中國最早對「商業」的印象。因此，商人馭牛，到盤庚大遷徙時早已駕輕就熟。
    至於乘馬，早在王亥之前好幾代的「相土」時期就已經學會了。但不太普遍，大多是貴族的專有。
    遷徙隊伍中，更多的是負重荷貨的奴隸，簇擁在牛車、馬騎的四周，蹣跚而行。
    向西，向西。擺脫九世衰亂的噩夢，拔離貴族私門的巢穴，走向太陽落山的地方。
    西風漸緊，衣衫飄飄，遠處，有一個新的起點。

半道上，他們渡過了黃河。
    我們現在已經不清楚他們當時是怎麼渡過黃河的。用的是木筏，還是木板造的船？一共渡了多少時間？有多少人在渡河中傷亡？但是，作為母親河，黃河知道，正是這次可歌可泣的集體渡河，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片大地的質量，惠及百世。
    渡過黃河，再向西北行走，茫茫綠野洹水間，有一個在當時還非常安靜但終究會壓住整部中國歷史的地名——殷。
    由於行走而變得乾淨利落的商王朝，理所當然地發達起來了。
    兩百多年後，商王朝又理所當然地衰落了，被周王朝所取代。
    有一個叫微子的商王室成員，順應了這次歷史變革，沒有與商王朝一起滅亡，他便是孔子的遠祖。由此，孔子一再說自己「殷人也」。
    大概是到了孔子的前五代吧，孔氏家族又避禍到山東曲阜一帶來了。
    孔子出生的時候，離盤庚遷殷的舊事，大概已有七八百年。這一個來回，繞得夠久遠，又夠經典。
    那個西遷的王朝和它後繼的王朝一起，創造了燦爛的商周文明，孔子所在的魯國地區也獲得了深厚的滋潤。嚴格說來，當時魯國已經成為禮樂氣氛最濃郁的文化中心，這也是孔子能在這裡成為孔子的原因。
    在文化的意義上，曲阜，這個出發點又成了歸結點。這一個來回，繞得也是夠久遠，又夠經典。
    孔子知道，自己已成為周王朝禮樂制度的主要維護者，但周王朝的歷史樞紐一直在自己家鄉的西邊，他從年輕時候開始就一再地深情西望。三十四歲那年，他終於向西方出發，到名義上還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今洛陽）去「問禮」。
    他已經度過了自己所劃定的「而立」之年，確立了自己的人生觀念和行為方向，也在社會上取得了不小的聲譽，因此他的這次西行有一點派頭。魯國的君主魯昭公為他提供了車馬僕役，還有人陪同。於是，沿著滔滔黃河，一路向西。
    從山東曲阜到河南洛陽，在今天的交通條件下也不算近，而在孔子的時代，實在是一條漫漫長路。
    孔子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洛陽城裡的那位前輩學者老子。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為了一個人。這次要拜訪的這個人，很有學問，熟悉周禮，是周王朝的國家圖書館館長。當然，也可以說是檔案館館長，也可以說是管理員，史書上記載他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這裡所說的「史」，也就是「吏」。
    老子這個人太神秘了，連司馬遷寫到他的時候也是撲朔迷離，結果，對於他究竟比孔子大還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沒有向他問過禮的問題，歷來在學術界頗多爭議。我的判斷很明確，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極有可能向他問過禮。作出這種判斷的學術程序很複雜，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詳細推演。
    記得去年在美國休斯敦中央銀行大禮堂里講中國文化史，有一位華裔歷史學家遞紙條給我，說他看到有資料證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請我幫助他作一點解釋。我說，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書里把老子和太史儋當做同一人。老子曾經西出函谷關，太史儋也曾經西出函谷關去找秦獻公，而太史儋出關的時間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後，事情就這樣搞混了。此外，也有一些學者根據《老子》一書中的某些語言習慣，斷定此書修編於孔子之後。我的觀點是，更可信的資料證明，把老子和太史儋搞混是漢代初年的事，按照老子的出世思想，他怎麼可能出關去投奔秦獻公呢？至於書中的語言習慣，則與後世學派門徒的不斷發揮、補充有關，先秦不少古籍都有這種情況。
    我相信孔子極有可能向老子問過禮，不僅有《禮記》、《莊子》、《孔子家語》、《呂氏春秋》等古籍互證，而且還出於一種心理分析：儒道兩家頗有對峙，儒家如此強盛尚且不想否認孔子曾向老子問禮，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難於否認。

接下來的問題是，孔子向老子問了什麼，老子又是怎麼回答的？
    這就有很多說法了，不宜輕易採信。其實，各種說法都在猜測最大的可能。
    我覺得有兩種說法比較有意思。一種說法是，孔子問老子周禮，老子說天下一切都在變，不應該再固守周禮了。另一種說法是，老子以長輩的身份開導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驕傲和貪慾。
    如果真有第二種說法，那就不大客氣了。但在我想來，卻很正常。當時，孔子才三十多歲，名聲主要在故鄉魯國，遠在洛陽的老子對他並不太了解。見到他來訪時帶有車馬僕役，又聽說是魯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顯耀、驕傲和貪慾，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沒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應該順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過於急切地治國平天下，一定會誤國亂天下。因此，最好的歸宿是長途跋涉，消失在誰也不知道的曠野。
    孔子當然不贊成。他要對世間蒼生負責，他要本著君子的仁愛之心，重建一個有秩序、有誠信、有寬恕的禮樂之邦。他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後帶著他們一起長途跋涉，去向各國當權者遊說。
    他們都非常高貴，卻一定談不到一起，因為基本觀念差別太大。但是，憑著老子的超脫和孔子的恭敬，他們也不會鬧得不愉快。
    魯迅後來在小說《出關》中構想他們談得很僵，而且責任在孔子，這是出於「五四」這代人對孔子的某種成見，當然更出於小說家的幽默和調侃。
    認真說起來，這是兩位真正站在全人類思維巔峰之上的偉大聖哲的見面，這是中華民族兩個精神原創者的會合。兩千五百多年前這一天的洛陽，應有鳳鸞長鳴。不管那天是晴是陰，是風是雨，都貴不可言。
    他們長揖作別。
    稀世天才是很難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們平日遇到的總是追隨者、崇拜者、嫉妒者、誹謗者。這些人不管多麼熱烈或歹毒，都無法左右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樣品級的對話者，最好是對手，才會產生著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礪。淬礪的結果，很可能改變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強化自己。這不是固執，而是因為獲得了最高層次的反證而達到新的自覺。這就像長天和秋水驀然相映，長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長天，秋水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這裡，老子更明白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自己是孔子了。
    他們會更明確地走一條相反的路。什麼都不一樣，只有兩點相同：一，他們都是百代君子；二，他們都會長途跋涉。
    他們都要把自己偉大的學說變成長長的腳印。
    老子否認自己有偉大的學說，甚至不贊成世間有偉大的學說。
    他覺得最偉大的學說就是自然。自然是什麼？說清楚了又不自然了。所以他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本來，他連這幾個字也不願意寫下來。因為一寫，就必須框范道，限定道，而道是不可框范和限定的；一寫，又必須為了某種名而進入歸類，不歸類就不成其為名，但一歸類就不再是它本身。那麼，如果完全不碰道，不碰名，你還能寫什麼呢？

把筆丟棄吧。把自以為是的言辭和概念，都驅逐吧。
    年歲已經不小，他覺得，盼望已久的日子已經到來了。
    他活到今天，沒有給世間留下一篇短文、一句教誨。現在，可以到關外的大漠荒煙中，去隱居終老了。
    他覺得這是生命的自然狀態，無悲可言，也無喜可言。歸於自然之道，才是最好的終結，又終結得像沒有終結一樣。
    在他看來，人就像水，柔柔地、悄悄地向卑下之處流淌，也許滋潤了什麼，灌溉了什麼，卻無跡可尋。終於滲漏了，蒸發了，汽化了，變成了雲陰，或者連雲陰也沒有，這便是自然之道。人也該這樣，把生命滲漏於沙漠，蒸發於曠野，這就誰也無法侵凌了，「以其終不自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在老子看來就是「道」。
    現在他要出發了，騎著青牛，向函谷關出發。
    向西。還是古道西風，西風古道。
    洛陽到函谷關也不近，再往西就要到潼關了，已是今天的陝西地界。老子騎在青牛背上，慢慢地走著。要走多久？不知道。好在，他什麼也不急。
    到了函谷關，接下來的事情大家都聽說過了。守關的官吏關尹喜是個文化愛好者，看到未曾給世間留下過文字的國家圖書館館長要出關隱居，便提出一個要求：能否留下一篇著作，作為批准出關的條件？
    這個要求，對老子來說有些過分，有些為難。好在老子總是遇事不爭的，寫就寫吧，居然一口氣寫下了五千字。那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道德經》，也就是《老子》。
    寫完，他就出關了。司馬遷說：「莫知其所終。」
    這個結局最像他。《道德經》的真正結局在曠野沙漠，沒有留給關尹喜。
    魯迅《出關》中的這一段寫得不錯：
    老子再三稱謝，收了口袋，和大家走下城樓，到得關口，還要牽著青牛走路；關尹喜竭力勸他上牛，遜讓一番后，終於也騎上去了。作過別，撥轉牛頭，便向峻坂的大路上慢慢的走去。
    不多久，牛就放開了腳步。大家在關口目送著，走了兩三丈遠，還辨得出白髮、黃袍、青牛、白口袋，接著就塵頭逐步而起，罩著人和牛，一律變成灰色，再一會，已只有黃塵滾滾，什麼也看不見了。
    老子的白口袋裡，裝著他在關口寫作並講解《道德經》的報酬——十五個餑餑，這又是魯迅的小說手法了。我喜歡魯迅對於老子出關後景象的散文化描寫，尤其是把白、黃、青全都變成灰色，再變成黃塵的色彩轉換。而且，還寫到關尹喜回到關上之後，「窗外起了一陣風，颳起黃塵來，遮得半天暗」。老子會怎麼樣，很讓人擔憂了。
    不管怎麼說，這是中國第一代聖哲的背影。
    關尹喜是怎麼處理那五千個中國字的，我們不清楚，只知道它們是留下來了。兩千五百多年後，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世界上幾千年來被翻譯成外文而廣泛傳播的著作，第一是《聖經》，第二是《老子》。《紐約時報》公布，人類古往今來最有影響的十大寫作者，老子排名第一。全世界哲學素養最高的德國，據調查，《老子》幾乎每家一冊。
    要不要感謝關尹喜？不知道。

老子寫完五千個中國字之後出關的時間，我們也不清楚，只知道孔子在拜別老子的二十年後，也開始了長途跋涉。
    其實這二十年間孔子也一直在走路、教育、考察、遊說、做官，也到過泰山東北邊的齊國，只是走得不太遠。五十五歲那年，他終於離開故鄉魯國，帶著學生開始周遊列國。
    當時所謂的「列國」，都是一些地方性的諸侯邦國，雖然與秦漢帝國之後的國家概念不太一樣，卻也是一個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和軍事實體。除了征服或結盟，誰也管不了誰。
    孔子的這次上路，有點匆忙，也有點惆悵。他一心想在魯國做一個施行仁政的實驗，自己也曾掌握過一部分權力，但最後還是拗不過那裡由來已久的「以眾相凌，以兵相暴」的政治傳統，他被魯國的貴族拋棄了。
    他以前也曾對鄰近的齊國懷抱過希望，但齊國另有一番浩大開闊的政治理念，與他的禮樂思維並不合拍。例如那位小個子的傑出宰相晏嬰，雖然也講「禮」卻又覺得孔子的「禮」過於繁瑣和倒退。更何況，孔子還曾為了魯國的外交利益得罪過齊國。因此，別無選擇，他還是沿著黃河向西，去衛國。
    向西，總是向西，仍然是古道西風，西風古道。
    二十年前到洛邑向老子問禮，也是朝西走，當時走南路，這次走北路。老子已經去了更西的西方，孔子怎麼也不會走得像老子那麼遠。老子的「道」，止於流沙黃塵；孔子的「道」，止於宮邑紅塵。
    是啊，紅塵。眼前該是衛國的地面了吧？孔子仔細地看著路邊的景象，高興地說：「這兒人不少啊！」
    他身邊的學生問：「一個地方有了足夠的人口，接下來應該對他們做什麼呢？」
    孔子只回答兩個字：「富之。」
    「富了以後呢？」學生又問。
    還是兩個字：「教之。」
    孔子用最簡單的回答方式表明，他對如何治國早就考慮成熟。考慮成熟的標誌，是毫不猶豫，毫不啰唆。
    學生們早已習慣於一路撿拾老師隨口吐出的精金美玉。就這樣，師生一行有問有答，信心滿滿地抵達了衛國的首都帝丘。這地方，在今天河南濮陽的西南部。
    孔子住在學生顏涿聚家裡。很快，衛國的君主衛靈公接見了孔子。
    衛靈公一開始就打聽孔子在魯國的俸祿，孔子回答說俸米六萬斗，衛靈公立即答應按同樣的數字給予。不需上班而奉送高官俸祿，這聽起來很爽快，但接下來的事情就讓人鬱悶了。孔子一路風塵僕僕，並不是來領取俸祿，而是來問政的，衛國宮廷沒有給他任何這方面的機會。反而，後來因為衛國的一個名人牽涉到某個政治事件，孔子曾經與他有交往，因此也受到懷疑並被監視，只能倉皇離去。
    這個開頭，在以後孔子周遊列國十四年間不斷重複。
    大多數國君一開始都表示歡迎和尊重孔子，也願意給予較好的物質待遇，卻完全不在意他的政治主張，更加不希望他參與國政。

聯繫時政，越看越覺得老子像格林斯潘

孔子只能一次次失望離去，每次離去總是仰天長嘆，每次到達又總是滿懷希望。
    正是這種希望，使他的旅行一直結束不了。
    這十四年，是他從五十五歲到六十八歲。這個年齡，即便放在普遍壽命大大延長的今天，也不適合流浪在外了。而孔子，這麼一位大學者，卻把垂暮晚年付之於無休無止的漫漫長途，實在讓人震撼。
    更讓人震撼的是，這十四年，他遇到的，有冷眼，有嘲諷，有搖頭，有威脅，有推拒，有轟逐，卻一點兒也沒有讓他猶豫停步。
    他不是無處停步。任何地方都願意歡迎一個光有名聲和學問卻沒有政治主張的他。任何地方都願意贍養他、供奉他、崇拜他，只要他只是一個話語不多的偶像。但是，他絕不願意這樣。
    因此，他總在路上。
    「在路上」，曾是二十世紀西方現代派文學的一個時髦命題，東方華人世界也出現過「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的流浪者潮流。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的青年流浪者們，大多玩過幾年就結束流浪，開始用功讀書。他們有可能讀到孔子，一讀，他們就不能不嘲笑自己了：原來早在兩千五百年前，有一位人類精神巨匠直到六旬高齡還在進行自我放逐，還在一年年流浪，居然整整十四年沒有下路，沒有回過故鄉！
    最徹底的「現代派」出現在最遙遠的古代，這也許會讓今天某些永遠只會拿著歷史年表說事的研究者們稍稍放鬆一點了吧？
    年年月月在路上，總有一種鴻蒙的力量支撐著他。一天孔子經過匡地（今河南長垣），讓匡人誤認為是殘害過本地的陽虎，被拘禁了整整五天。剛剛逃出，才幾十里地，又遇到蒲地的一場叛亂，被蒲人扣留，幸虧學生們又打鬥又講和，才勉強脫身。在最危險的時候，孔子安慰學生說：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意思是說，周文王不在了，文明事業不就落到我們身上了嗎？如果天意不想再留斯文，那麼從一開始就不會讓我們這些後輩如此投入斯文了。如果天意還想留住斯文，那麼這些匡人能把我怎麼樣！
    那次從陳國到蔡國，半道上不小心陷入戰場，大家近七天沒有吃飯了，孔子還用琴聲安慰著學生。
    孔子看了大家一眼，說：「我們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為什麼總是徘徊在曠野？」
    學生子路說：「恐怕是我們的仁德不夠，人家不相信我們；也許是我們的智慧不夠，人家難於實行我們的主張。」
    孔子不贊成，說：「如果仁德就能使人相信，為什麼伯夷、叔齊會餓死？如果智慧一定行得通，為什麼比干會被殺害？」

學生子貢說：「可能老師的理想太高了，所以到處不能相容。老師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點？」
    孔子回答說：「最好的農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成，最好的工匠也不一定能讓人滿意。一個人即使能把自己的學說有序地傳播，也不一定能被別人接受。你如果不完善自己的學說，只追求世人的接受，志向就太低了。」
    學生顏回說：「老師理想高，別人不相容，這才顯出君子本色。如果我們的學說不完善，那是我們的恥辱；如果我們的學說完善了卻仍然不能被別人接受，那是別人的恥辱。」
    孔子對顏回的回答最滿意。他笑了，逗趣地說：「你這個顏家後生啊，什麼時候賺了錢，我給你管賬！」
    說笑完了，還是飢腸轆轆。後來，幸虧子貢一個人潛出戰地，與負函地方（今河南信陽）的守城大夫沈諸梁接上了頭，才獲得解救。
    路上的孔子，一直承擔著一個矛盾：一方面，覺得凡是君子都應該讓世間充分接受自己；另一方面，又覺得凡是君子不可能被世間充分接受。
    這個矛盾，高明如他，也無法解決；中庸如他，也無法調和。
    在我看來，這不是君子的不幸，反而是君子的大幸，因為「君子」這個概念的主要創立者從一開始就把「二律背反」輸入其間，使君子立即變得深刻。是真君子，就必須承擔這個矛盾。用現在的話說，一頭是廣泛的社會責任，一頭是自我的精神固守，看似完全對立、水火不容，卻在互相抵牾和撞合中構成了一個近似於周易八卦的互補渦旋。在互補中仍然互斥，雖互斥又仍然互補，就這樣緊緊咬在一起，難分彼此，永遠旋動。
    這便是大器之成，這便是大匠之門。
    單向的動機和結果，直線的行動和回報，雖然也能做成一些事，卻永遠形不成雲譎波詭的大氣象。後代總有不少文人喜歡幸災樂禍地嘲笑孔子到處遊說而被拒、到處求官而不成的狼狽，這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孔子要做官，要隱居，要出名，要埋名，都易如反掌，但那樣陷於一端的孔子就不會垂範百世了。垂範百世的必定是一個強大的張力結構，而任何張力結構必須有相反方向的撐持和制衡。
    在我看來，連後人批評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餘的，這就像批評泰山，為什麼南坡承受了那麼多陽光，還要讓北坡去承受那麼多風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個：「因為我是泰山。」
    偉大的孔子自知偉大，因此從來沒有對南坡的陽光感到得意，也沒有對北坡的風雪感到恥辱。
    那次是在鄭國的新鄭吧，孔子與學生走散了，獨個兒恓恓惶惶地站在城門口。有人告訴還在尋找他的學生：「有一個高個兒老頭氣喘吁吁地像一條喪家犬，站在東門外。」學生找到他后告訴他，他高興地說：「說我像一條喪家犬？真像！真像！」他的這種高興，讓人著迷。
    我同意有些學者的說法，孔子對我們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種迷人的「生命情調」——至善、寬厚、優雅、快樂，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讓君子充滿魅力。
    君子之道在中國歷史上難於實行，基於君子之道的治國之道更是坎坷重重，但是，遠遠望去，就在這個道那個道的起點上，那個高個兒的真君子，卻讓我們永遠地感到溫暖和真切。

如果我們的學說不完善，那是我們的恥辱；如果我們的學說完善了卻仍然不能被別人接受，那是別人的恥辱。


在我看來，連後人批評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餘的，這就像批評泰山，為什麼南坡承受了那麼多陽光，還要讓北坡去承受那麼多風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個：「因為我是泰山。」

我同意有些學者的說法，孔子對我們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種迷人的「生命情調」——至善、寬厚、優雅、快樂，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讓君子充滿魅力。

然而，太陽總要西沉，黃昏時刻的西風有點凄涼。
    孔子回到故鄉時已經六十八歲，回家一看，妻子已經在一年前去世。孔子自從五十五歲那年開始遠行，再也沒有見到過妻子。這位在世間不斷宣講倫理之道的男子，此刻顫顫巍巍地肅立在妻子墓前。老夫不知何言，吾妻！
    七十歲時，獨生子孔鯉又去世了。白髮人送黑髮人，老人悚然驚悸。他讓中國人真正懂得了家，而他的家卻在他自己腳下，碎了。
    此時老人的親人，只剩下了學生。
    但是，學生啊學生，也是很難拉住。七十一歲時，他最喜愛的學生顏回去世了。他終於老淚縱橫，連聲呼喊：「天喪予！天喪予！」（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七十二歲時，對他忠心耿耿的學生子路也去世了。子路死得很英勇，很慘烈。幾乎同時，另一位他很看重的學生冉耕也去世了。
    孔子在這不斷的死訊中，一直在拚命般地忙碌。前來求學的學生越來越多，他還在大規模地整理「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尤其是《春秋》，他耗力最多。這是一部編年史，從此確定了後代中國史學的一種重要編寫模式。他在這部書中表達了正名分、大一統、天命論、尊王攘夷等一系列社會歷史觀念，深刻地塑造了千年中國精神。
    一天，正在編《春秋》，聽說有人在西邊獵到了仁獸麒麟，他立刻怦然心動，覺得似乎包含著一種「天命」的信息，嘆道：「吾道窮矣！」隨即在《春秋》中記下「西狩獲麟」四字，罷筆，不再修《春秋》。他的編年史就此結束，以後的《春秋》文本出自他弟子之手。

「西狩獲麟」，又是西方！他又一次抬起頭來，看著西邊。天命仍然從那裡過來，從盤庚遠去的地方，從老子消失的地方。古道西風，西風古道。
    漸漸地，高高的軀體一天比一天疲軟，疾病接踵而來，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幾句。開口一試，聲音有點顫抖，但仍然渾厚。他拖著長長的尾音唱出三句：
    泰山其頹乎！
    梁木其壞乎！
    哲人其萎乎！
    唱過之後七天，這座泰山真的倒了。連同南坡的陽光、北坡的風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萬丈西風，頃刻凝縮到了他卧榻前那雙麻履之下。
    點評一：
    兩個偉大哲人的行走：老子飄逸，孔子堅韌。懷揣大道而如夸父追日，行走者莫不如此。對真理與生命之源的體認，為何必須經由腳踏實地的行走？敢於將自我放逐，方有大境界的獲得。（老愚）
    點評二：
    商王向西遷都河南殷地迎來殷商黃金時代、孔子西行河南洛陽問禮老子、老子騎牛西出函谷關消失於曠野、孔子西行衛國開始周遊列國……本文並置事件，以敘事勝，以隱喻勝，足矣。在史實面前，感慨往往是無力的話語泡沫。（馬策）
    點評三：
    行走，是一種生命的常態，也是一種生命的哲學。在老子看來，世間萬物都該順其自然，任何企圖改變的舉措行為都徒勞無益。在他身後，清晰地映照出一條人生的航標與指向：蕭然出塵，避世無為。而孔子就不那麼想，也不那麼做。他帶著弟子周遊列國，周旋於宮邑紅塵。他勉力而為，樂此不疲。在他身後，顯示著一條與老子背反的人生走向：生無所息，知難而進。
    兩位智者的會面，促成了中華民族兩種原創精神的匯合，即當代學者李澤厚先生歸納的漢民族文化心理：儒道互補。（傅應湘）

諸子百家中，有兩個「子」，我有點躲避。

　　第一個是莊子。我是二十歲的時候遇到他的，當時我正遭受家破人亡、衣食無著的大災難，不知如何生活下去。一個同學悄悄告訴我，他父親九年前（也就是一九五七年）遭災時要全家讀莊子。這個暗示讓我進入了一個驚人的閱讀過程。我漸漸懂了，面對災難，不能用災難語法。另有一種語法，直通精神自由的詩化境界。由此開始，我的生命狀態不再一樣，每次讀莊子的《 秋水 》、《 逍遙遊 》、《 齊物論 》、《 天下 》等篇章，就像在看一張張與我有關的心電圖。對於這樣一個過於親近的先哲，我難於進行冷靜、公正的評述，因此只能有所躲避。

　　第二個是韓非子，或擴大為法家。躲避它的理由不是過於親近，而是過於熟識。權、術、勢，從過去到現在都緊緊地包裹著中國社會。本來它也是有大氣象的，冷峻地塑造了一個大國的基本管治格局。但是，越到後來越成為一種普遍的制勝權謀，滲透到從朝廷到鄉邑的一切社會結構之中，滲透到很多中國人的思維之內。直到今天，不管是看歷史題材的電影、電視，還是聽講座、逛書店，永遠是權術、謀略，謀略、權術，一片恣肆汪洋。以至很多外國人誤以為，這就是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主幹。對於這樣一種越來越盛的風氣，怎麼能不有所躲避呢？

　　其實，這正是我們心中的兩大色塊：一塊是飄逸的銀褐色映照著悠遠的湛藍色；一塊是沉鬱的赭紅色裝潢著閃爍的金銅色。躲避前者，是怕沉醉；躲避後者，是怕迷失。

　　諸子百家的了不起，就在於它們被選擇成了中國人的心理色調。除了上面說的兩種，我覺得孔子是堂皇的棕黃色，近似於我們的皮膚和大地，而老子則是縹緲的灰白色，近似乎天際的雪峰和老者的鬚髮。

　　我還期待著一種顏色。它使其他顏色更加鮮明，又使它們獲得定力。它甚至有可能不被認為是顏色，卻是宇宙天地的始源之色。它，就是黑色。

　　它對我來說有點陌生，因此正是我的缺少。既然是缺少，我就沒有理由躲避它，而應該恭敬地向它靠近。

　　二

　　是他，墨子。墨，黑也。

　　據說，他原姓墨胎（胎在此處讀作怡），省略成墨，叫墨翟。諸子百家中，除了他，再也沒有用自己的名號來稱呼自己的學派的。你看，儒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每個學派的名稱都表達了理念和責任，只有他，乾脆利落，大大咧咧地叫墨家。黑色，既是他的理念，也是他的責任。

　　設想一個圖景吧，諸子百家大集會，每派都在滔滔發言，只有他，一身黑色入場，就連臉色也是黝黑的，就連露在衣服外面的手臂和腳踝也是黝黑的，他只用顏色發言。

　　為什麼他那麼執著於黑色呢？

　　這引起了近代不少學者的討論。有人說，他固守黑色，是不想掩蓋自己作為社會低層勞動者的立場。有人說，他想代表的範圍可能還要更大，包括比低層勞動者更低的奴役刑徒，因為「墨」是古代的刑罰。錢穆先生說，他要代表「苦似刑徒」的賤民階層。

　　有的學者因為這個黑色，斷言墨子是印度人。這件事現在知道的人不多了，而我則曾經產生過很大的好奇。胡懷琛先生在一九二八年說，古文字中，「翟」和「狄」通，墨翟就是「墨狄」，一個黑色的外國人，似乎是印度人；不僅如此，墨子學說的很多觀點，與佛學相通，而且他主張的「摩頂放踵」，就是光頭赤足的僧侶形象。太虛法師則撰文說，墨子的學說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羅門教。這又成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證據。在這場討論中，有的學者如衛聚賢先生，把老子也一併說成是印度人。有的學者如金祖同先生，則認為墨子是阿拉伯的伊斯蘭教信徒。

　　非常熱鬧，但證據不足。最終的證據還是一個色彩印象：黑色。當時不少中國學者對別的國家知之甚少，更不了解在中亞和南亞有不少是雅利安人種的後裔，並不黑。

不同意「墨子是印度人」這一觀點的學者，常常用孟子的態度來反駁。孟子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離墨子很近，他很講地域觀念，連有人學了一點南方口音都會當作一件大事嚴厲批評，他又很排斥墨子的學說，如果墨子是外國人，真不知會做多少文章。但顯然，孟子沒有提出過一絲一毫有關墨子的國籍疑點。

　　我在仔細讀過所有的爭論文章后笑了，更加堅信：這是中國的黑色。

　　中國，有過一種黑色的哲學。

　　三

　　那天，他聽到一個消息，楚國要攻打宋國，正請了魯班（也就是公輸般）在為他們製造攻城用的雲梯。

　　他立即出發，急速步行，到楚國去。這條路實在很長，用今天的政區概念，他是從山東的泰山腳下出發，到河南，橫穿河南全境，也可能穿過安徽，到達湖北，再趕到湖北的荊州。他日夜不停地走，走了整整十天十夜。腳底磨起了老繭，又受傷了，他撕破衣服來包紮傷口，再走。就憑這十天十夜的步行，就讓他與其他諸子劃出了明顯的界限。其他諸子也走長路，但大多騎馬、騎牛或坐車，而且到了晚上總得找地方睡覺。哪像他，光靠自己的腳，一路走去，一次次從白天走入黑夜。黑夜、黑衣、黑臉，從黑衣上撕下的黑布條去包紮早已是滿是黑泥的腳。

　　終於走到了楚國首都，找到了他的同鄉魯班。

　　接下來他們兩人的對話，是我們都知道的了。但是為了不辜負他十天十夜的辛勞，我還要講述幾句。

　　魯班問他，步行這麼遠的路過來，究竟有什麼急事？

　　墨子在路上早就想好了講話策略，就說：北方有人侮辱我，我想請你幫忙，去殺了他。酬勞是二百兩黃金。

　　魯班一聽就不高興，沉下了臉，說：我講仁義，決不殺人！

　　墨子立即站起身來，深深作揖，順勢說出了主題。大意是：你幫楚國造雲梯攻打宋國，楚國本來就地廣人稀，一打仗，必然要犧牲本國稀缺的人口，去爭奪完全不需要的土地，這明智嗎？再從宋國來講，它有什麼罪？卻平白無故地去攻打它，這算是你的仁義嗎？你說你不會為重金去殺一個人，這很好，但現在你明明要去殺很多很多的人！

　　魯班一聽有理，便說：此事我已經答應了楚王，該怎麼辦？

　　墨子說：你帶我去見他。

　　墨子見到楚王后，用的也是遠譬近喻的方法。他說：有人不要自己的好車，去偷別人的破車，不要自己的錦衣，去偷別人的粗服，不要自己的美食，去偷別人的糟糠，這是什麼人？

　　楚王說：這人一定有病，患了偷盜癖。

　　接下來可想而知，墨子通過層層比較，說明楚國打宋國，也是有病。

　　楚王說：那我已經讓魯班造好雲梯啦！

　　墨子與魯班一樣，也是一名能工巧匠。他就與魯班進行了一場模型攻守演練。結果，一次次都是魯班輸了。

　　魯班最後說：要贏還有一個辦法，但我不說。

　　墨子說：我知道，我也不說。

　　楚王問：你們說的是什麼辦法啊？

　　墨子說：魯班以為天下只有我一個人能贏過他，如果把我除了，也就好辦了。但我要告訴你們，我的三百個學生已經在宋國城頭等候你們多時了。

　　楚王一聽，就下令不再攻打宋國。

　　這就是墨子對於他的「非攻」理念的著名實踐，同樣的事情還有過很多。原來，這個長途跋涉者只為一個目的在奔忙：阻止戰爭，捍衛和平。

　　一心想攻打別人的，只是上層統治者。社會低層的民眾有可能受了奴役或欺騙去攻打別人，但從根本上說，卻不可能為了權勢者的利益而接受戰爭。這是黑色哲學的一個重大原理。

　　這件事情化解了，但還有一個幽默的結尾。

　　為宋國立下了大功的墨子，十分疲憊地踏上了歸途，仍然是步行。路過宋國時，下起了大雨，他就到一個門檐下躲雨，但看門的人連門檐底下也不讓他進。

我想，這一定與他的黑衣爛衫、黑臉黑腳有關。這位淋在雨中的男人自嘲了一下，暗想：「運用大智慧救苦救難的，誰也不認；擺弄小聰明爭執不休的，人人皆知。」

　　四

　　在大雨中被看門人驅逐的墨子，有沒有去找他派在宋國守城的三百名學生？我們不清楚，因為古代文本中沒有提及。

　　清楚的是，他確實有一批絕對服從命令的學生。整個墨家弟子組成了一個帶有秘密結社性質的團體，組織嚴密，紀律嚴明。

　　這又讓墨家罩上了一層神秘的黑色。

　　諸子百家中的其他學派，也有親密的師徒關係，最著名的有我們曾經多次講過的孔子和他的學生。但是，不管再親密，也構不成嚴格的人身約束。在這一點上墨子又顯現出了極大的不同，他立足於低層社會，不能依賴文人與文人之間的心領神會。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墨子要的是濃烈，是黑色黏土般的成團成塊。歷來低層社會要想凝聚力量，只能如此。

　　在墨家團體內，有三項分工。一是「從事」，即從事技藝勞作，或守城衛護；二是「說書」，即聽課、讀書、討論；三是「談辯」，即遊說諸侯，或做官從政。所有的弟子中，墨子認為最能幹、最忠誠的有一百八十人，這些人一聽到墨子的指令都能「赴湯蹈火，死不旋踵」。後來，墨學弟子的隊伍越來越大，照《 呂氏春秋 》的記載，已經到了「徒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的程度。

　　墨子以極其艱苦的生活方式，徹底忘我的犧牲精神，承擔著無比沉重的社會責任，這使他的人格具有一種巨大的感召力。直到他去世之後，這種感召力不僅沒有消散，而且還表現得更加強烈。

　　據記載，有一次墨家一百多名弟子受某君委託守城，後來此君因受國君追究而逃走，墨家所接受的守城之託很難再堅持，一百多名弟子全部自殺。自殺前，墨家首領派出兩位弟子離城遠行去委任新的首領，兩位弟子完成任務后仍然回城自殺。新被委任的首領阻止他們這樣做，他們也沒有聽。按照墨家規則，這兩位弟子雖然英勇，卻又犯了規，因為他們沒有接受新任首領的指令。

　　為什麼集體自殺？為了一個「義」字。既被委託，就說話算話，一旦無法實行，寧肯以生命的代價保全信譽。

　　慷慨赴死，對墨家來說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這不僅在當時的社會大眾中，而且在今後的漫長歷史上，都開啟了一種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司馬遷所說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成，不愛其軀」的「任俠」精神，就從墨家滲透到中國民間。千年崇高，百代剛烈，不在朝廷興廢，更不在書生空談，而在這裡。

　　五

　　這樣的墨家，理所當然地震驚四方，成為「顯學」。後來連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韓非子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

　　但是，這兩大顯學，卻不能長久共存。

　　墨子熟悉儒家，但終於否定了儒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無差別的「兼愛」，否定了儒家有等級的「仁愛」。他認為，儒家的愛，有厚薄，有區別，有層次，集中表現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親疏差異，其實最後的標準是看與自己關係的遠近，因此核心還是自己。這樣的愛，是自私之愛。他主張「兼愛」，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愛他人就像愛自己。

　　《 兼愛 》篇說——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這話講得很明白，而且已經接通了「兼愛」和「非攻」的邏輯關係。是啊，既然「天下兼相愛」，為什麼還要發動戰爭呢？

　　墨子的這種觀念，確實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愛」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禮，也就是重建周禮所鋪陳的等級秩序。在儒家看來，社會沒有等級，世界是平的了，何來尊嚴，何來敬畏，何來秩序？在墨家看來，世界本來就應該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嚴。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為了秩序來敬畏什麼上層貴族。要敬畏，還不如敬畏鬼神，讓人們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種督察之力，有一番報應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也是種理想的狀態。

儒墨：監管和自由。 始終沒能達成一個共協。

由於碰撞到了要害，儒家急了。孟子挖苦說，兼愛，也就是把陌生人當作自己父親一樣來愛，那就是否定了父親之為父親，等於禽獸。這種推理，把兼愛推到了禽獸，看來也實在是氣壞了。

　　墨家也被激怒了，說：如果像儒家一樣把愛分成很多等級，一切都以自我為中心，那麼，總有一天，也能找到殺人的理由。因為有等級的愛最終著眼於等級而不是愛，一旦發生衝突，放棄愛是容易的，而愛的放棄又必然導致仇。

　　在這個問題上，墨家反覆指出儒家之愛的不徹底。《 非儒 》篇說，在儒家看來，君子打了勝仗就不應該再追敗逃之敵，敵人卸了甲，就不應該再射殺，敵人敗逃的車輛陷入了岔道，還應該幫著去推。這看上去很仁愛，但在墨家看來，本來就不應該有戰爭。如果兩方面都很仁義，打什麼？如果兩方面都很邪惡，救什麼？

　　《 耕柱 》篇說，墨家告訴儒家，君子不應該鬥來鬥去。儒家說，豬狗還鬥來鬥去呢，何況人？墨家笑了，說，你們儒家怎麼能這樣，講起道理來滿口聖人，做起事情來卻自比豬狗？

　　作為遙遠的後人，我們可以對儒、墨之間的爭論作幾句簡單評述。在愛的問題上，儒家比較實際，利用了人人都有的私心，層層擴大，向外類推，因此也較為可行；墨家比較理想，認為在愛的問題上不能玩弄自私的儒術，但他們的「兼愛」難於實行。

　　如果要問我傾向何方，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墨家。雖然難於實行，卻為天下提出了一種純粹的愛的理想。這種理想就像天際的光照，雖不可觸及，卻讓人明亮。儒家的仁愛，由於太講究內外親疏的差別，造成了人際關係的迷宮，直到今天仍難於走出。當然，不徹底的仁愛終究也比沒有仁愛好得多，在漫無邊際的歷史殘忍中，連儒家的仁愛也令人神往。

　　六

　　除了「兼愛」問題上的分歧，墨家對儒家的整體生態都有批判。例如，儒家倡導的禮儀過於繁縟隆重，喪葬之時葬物多到像死人搬家一樣，而且居喪三年天天哭泣的規矩也對子女太不公平，又太像表演。儒家倡導的禮樂精神，過於追求琴瑟歌舞，耗費天下太多的心力和時間。

　　從思維習慣上，墨家批評儒家一心復古，只傳述古人經典而不鼓勵有自己的創作，即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家認為，只有創造新道，才能增益世間之好。在這裡，墨家指出了儒家的一個邏輯弊病。儒家認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才是君子，而成天在折騰自我創新的則是小人。墨家說，你們所遵從的古，也是古人自我創新的成果呀，難道這些古人也是小人，那你們不就在遵從小人了？

　　墨家還批評儒家「不擊則不鳴」的明哲保身之道，提倡為了天下興利除弊，「擊亦鳴，不擊亦鳴」的勇者責任。

　　墨家在批評儒家的時候，對儒家常有誤讀，尤其是對「天命」中的「命」，「禮樂」中的「樂」，誤讀得更為明顯。但是，即使在誤讀中，我們也更清晰地看到了墨家的自身形象。既然站在社會低層大眾的立場上，那麼，對於面對上層社會的秩序理念，確實有一種天然的隔閡。誤讀，太不奇怪了。

　　更不奇怪的是，上層社會終於排斥了墨家。這種整體態度，倒不是出於誤讀。上層社會不會不知道，連早已看穿一切的莊子，也曾滿懷欽佩地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連統治者視為圭臬的法家，也承認他們的學說中有不少是「墨者之法」；甚至，連大家都認為經典的《 禮記 》中的「大同」理想，也與墨家的理想最為接近。但是，由於墨家所代表的社會力量是上層社會萬分警惕的，又由於墨家曾經系統地抨擊過儒家，上層社會也就很自然地把它從主流意識形態中區隔出來了。秦漢之後，墨家衰落，歷代文人學士雖然也偶有提起，往往句子不多，評價不高，這種情景一直延續到清後期。俞樾在為孫詒讓《 墨子閑詁 》寫的序言中說：

乃唐以來，韓昌黎外，無一人能知墨子者。傳誦既少，註釋亦稀，樂台舊本，久絕流傳，闕文錯簡，無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曉，而墨學塵霾終古矣。

　　這種歷史命運實在讓人一嘆。但是，情況很快就改變了。一些急欲挽救中國的社會改革家發現，舊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必須改變，而那些數千年來深入民間社會的精神活力則應該調動起來。因此，大家又重新驚喜地發現了墨子。

　　孫中山先生在《 民報 》創刊號中，故意不理會孔子、孟子、老子、莊子，而獨獨把墨子推崇為平等、博愛的中國宗師。後來他又經常提到墨子，例如：

　　仁愛也是中國的好道德，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於墨子。墨子所講的兼愛，與耶穌所講的博愛是一樣的。

　　梁啟超先生更是在《 新民叢報 》上斷言：「今欲救亡，厥惟學墨。」他在《 墨子學案 》中甚至把墨子與西方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培根、穆勒做對比，認為一比較就會知道孰輕孰重。他傷感地說：

　　只可惜我們做子孫的沒出息，把祖宗遺下的無價之寶，埋在地窖里二千年，今日我們在世界文化民族中，算是最缺乏論理精神、缺乏科學精神的民族，我們還有面目見祖宗嗎？如何才能夠一雪此恥，諸君努力啊！

　　孫中山和梁啟超，是最懂得中國的人。他們的深長感慨中，包含著歷史本身的呼喊聲。

　　墨子，墨家，黑色的珍寶，黑色的光亮，中國虧待了你們，因此歷史也虧待了中國。

　　七

　　我讀墨子，總是能產生一種由衷的感動。雖然是那麼遙遠的話語，卻能激勵自己當下的行動。我的集中閱讀，也是在那個災難的年代。往往是在深夜，每讀一段我都會站起身來，走到窗口。我想著兩千多年前那個黑衣壯士在黑夜裡急速穿行在中原大地的身影。然後，我又急急地返回書桌，再讀一段。

　　記得是《 公孟 》篇里的一段對話吧，儒者公孟子對墨子說，行善就行善吧，何必忙於宣傳？

　　墨子回答說：你錯了。現在是亂世，人們失去了正常的是非標準，求美者多，求善者少，我們如果不站起來勉力引導，辛苦傳揚，人們就不會知道什麼是善了。

　　對於那些勸他不要到各地遊說的人，墨子又在《 魯問 》篇里進一步作了回答。他說：到了一個不事耕作的地方，你是應該獨自埋頭耕作，還是應該熱心地教當地人耕作？獨自耕作何益於民，當然應該立足於教，讓更多的人懂得耕作。我到各地遊說，也是這個道理。

　　《 貴義 》篇中寫道，一位齊國的老朋友對墨子說，現在普天下的人都不肯行義，只有你還在忙碌，何苦呢？適可而止吧。

　　墨子又用了耕作的例子，說：一個家庭有十個兒子，其中九個都不肯勞動，剩下的那一個就只能更加努力耕作了，否則這個家庭怎麼撐得下去？

　　在《 魯問 》篇中，墨子對魯國鄉下一個叫吳慮的人作了一番誠懇表白。他說，為了不使天下人挨餓，我曾想去種地，但一年勞作下來又能幫助幾個人？為了不使天下人挨凍，我曾想去紡織，但我的織物還不如一個婦女，能給別人帶來多少溫暖？為了不使天下人受欺，我曾想去幫助他們作戰，但區區一個士兵，又怎麼抵禦侵略者？既然這些作為都收效不大，我就明白，不如以歷史上最好的思想去曉喻王侯貴族和平民百姓。這樣，國家的秩序、民眾的品德，一定都能獲得改善。

　　對於自己的長期努力一直受到別人誹謗的現象，墨子在《 貴義 》篇里也只好嘆息一聲。他說，一個長途背米的人坐在路邊休息，站起再想把米袋扛到肩膀上的時候卻沒有力氣了，看到這個情景的過路人不管老少貴賤都會幫他一把，將米袋托到他肩上。現在，很多號稱君子的人看到肩負道義辛苦行路的義士，不僅不去幫一把，反而加以毀謗和攻擊。你看，當今義士的遭遇，還不如那個背米的人。

　　儘管如此，他在《 尚賢 》篇里還是在勉勵自己和弟子們：有力量就要盡量幫助別人，有錢財就要盡量援助別人，有道義就要盡量教誨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