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校專家答網民：民主社會主義不符合國情（轉）

只同意你的第一句話
後面的結論你先別急著下

[ 本帖最後由 嘟嘟1218 於 2008-7-19 22:01 編輯 ]

the typical 民主社會主義 countries are those european countries. they love to see china breaking into pieces. they are most active in terms of anti-china campaigns.

with that, f*k them all!!!

as to china, changing so much, not just hardware, but also social development, just unbelievable. china needs ccp another 50 or 100 years!!!

中國民主了就沒有貪官了嗎？要弄清管為什麼要貪，都說一個巴掌拍不響沒有不法商人的行賄哪有可貪之財啊？為什麼有些國家實行民主了可貪官照貪不悟，這又作何解釋。還有歐洲應該說是最民主的那為什麼（空客）的高管還一個一個的被施法部門調查。所以說民主了不一定就沒有貪官這是兩回事。

資本社會主義符合國情

理智討論，足見水平
但是只有共識，才能促進，
我認為現在的政策符合我民利益，信心支持

貪污腐敗, 一黨專政符合我國國情

原帖由 leon1932 於 2008-7-19 15:09 發表 [黨校專家答網民：民主社會主義不符合國情（轉） - 時事述評 -  backchina.com]  
貪污腐敗, 一黨專政符合我國國情

　這是一個老問題∶中國廣大人民文化水準太低，致使有些人懷疑他們是否有運
　　用選舉權的能力；反對實行民主的人，更以此為借口，企圖拖延民主的實行，並從
　　而誣衊解放區的民主選舉。如象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和平日報》社論就可作為
　　代表，那社論裡面說∶「┅ ┅共產黨拿『普選』和『不記名投票』來欺騙人民。
　　誰不知道，中國人民有百分之八十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出，他們既不能記自己的
　　名，更不會記共產黨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這種政府只能叫做『魔術』
　　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產黨人卻掩耳盜鈴，硬說 『魔術』就是『民
　　主』，簡直是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這種說法，不僅是誣衊解放區的人民，而
　　且推論下去就必然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民還無法運用民主選舉，還應當由他們
　　繼續「訓政」下去。居心何在，不問可知。
　　
　　　　假若將來中國人民個個都能識字了，實行選舉時一定便利得多，這是很明白
　　的。現在中國人民文盲太多，進行選舉時非常麻煩，這也是事實。但是，無論如
　　何，選舉的能否進行和能否進行得好，主要關鍵在於人民有沒有發表意見和反對他
　　人意見的權利，在於人民能不能真正無拘束的擁護某個人和反對某個人，至於選舉
　　的技術問題並不是無法解決的。解放區實行民主選舉的經驗便是明證。我們略舉幾
　　個例子，看看解放區是怎樣選舉的吧∶
　　
　　　　首先要說明，候選人決不是指派的，而是由人民提出的，在鄉選中每一個選民
　　都可以單獨提出一個候選人。在縣選中每十個選民可以連合提出一個候選人。選舉
　　的方法是分成兩種 ∶一種是識字的人，寫選票；一種是不識字的人，則以投豆子代
　　替寫選票。這是很久以來就採用了的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又曾有過不斷的改進和新
　　的創造。過去的辦法是由候選人坐在曬場上，每人背後擺一個罐或碗，因事不能到
　　會的候選人仍然給他們空出位子，位子後擺上碗，每隻碗上都貼著候選人的名字，
　　選民每人按應選出的人數發豆子數粒，於是各人便把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選的那個人
　　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監選人向大家說明每一隻碗所代表的候選人，一般說起
　　來，不識字的老百姓總是特別留意於記憶的，在這件他們看來很鄭重的事情上，更
　　是不致於弄錯。這種方法還有缺點，那就是當每個選民投豆子時，到會的人都可以
　　看得見，實際上成了記名投票。後來就改變方法，把碗統統放到另外一個房子里，
　　除監選人在選民萬一記不清楚時從旁幫助說明外，其餘的一概不準在場。但這種方
　　法仍有缺點，因為碗是仰著放的，那個碗里已有的豆子多，那個碗里已有的豆子
　　少，都看得清楚，這樣就可能使後來的投票受到先前投票者的影響，因而不自覺的
　　失去了自主性。補救這個缺點的方法，就是用紙把每一個碗都蓋起來，而讓投票者
　　從碗邊上把豆子投進去。最近陝甘寧邊區的選舉中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方法，在候選
　　人數不多(鄉的選舉中候選人一般是不會太多的)的時候，依候選人的多少，發給選
　　民幾 顆，顏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一顆代表張××；黃豆一顆，代表李××；
　　玉米一顆，代表趙××等，另外每個選民再發給小紙一張，如果想選誰，就把代表
　　誰的豆子用紙包上，放在碗里，同時包幾顆者作廢。這種方法非常適合農村文盲的
　　無記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實行結果很好。
　　
　　　 以上只是略略舉幾種方法作為例證而已，此外也還有其他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創
　　造證明了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
　　的障礙。那些信口誣衊解放區選舉，並企圖以此來拖延民主選舉之施行的謊 言，完
　　全沒有事實根據。才真是 「對全國人民的一種侮辱」哩。
　　
　　
　　作者: 新華社
　　來源: 《新華日報》社論1944年2月2日

[ 本帖最後由 笨羅爾 於 2008-7-18 23:59 編輯 ]

王利平：中國共產黨1949年前的民主憲政訴求
王利平

【該文章閱讀量：760次】【字型大小：大 中 小】

        學者鄧正來言：「記憶絕不只是一種歷史性的回顧，而更是一種當下的立場和解釋視角；記憶絕也不只是人們的談資，而更是一個民族按其「自然的」（或「理想」）方式延續的條件之一，更是一個民族進行自我反思和批判的根據，或者說更是一個民族型構自己之未來方向的參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扼殺記憶或建構記憶才具有了重要性，才成為了一個民族發展過程中各種力量進行爭奪的要害之所在。」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曾言：「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本文採用歷史材料解讀的方法，回顧中國共產黨1949年前的民主憲政訴求歷程。

         一、秉持民主憲政理念，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

        1、主權在民是實現民主憲政的根本

        1944年2月2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論選舉權》，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選舉權，是評判一個國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標準，真正的民主國家，人民都享有普選權：「選舉權是一個民主國家的人民所必須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碼的政治權利……如果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選舉官吏和代議士，則這個國家決不是民主國家，決不是民治國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國家，就必須讓人民享有選舉權。」文章指出，選舉必須是真正的普選制：「不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選舉權，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選舉權。」文章強調選舉不能規定什麼資格條件：「不僅不應該以資產多寡、地位高下、權力大小為標準，而且也不該以學問優劣、知識多少為標準。唯一的標準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為人民所擁護，因而也就只有讓人民自己去選擇。如果事先限定一種被選舉的資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選人，那麼縱使選舉權沒有被限制，也不過把選民做投票的工具罷了。」
        　　
      1945年9月2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的正軌：毫無保留條件地還政於民》，文章再次強調民主國家主權在民的原則。文章指出：「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一個國家是不是實現了民主，執政當局是不是有誠意實現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應有的權利，毫不保留地交給人民。」
        　     
      2、開放黨禁是實現民主憲政的關鍵　　
                 
      針對一黨獨裁的危害，1946年3 月30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文章指出：一黨獨裁，遍地是災。1944年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會說：「　各方面正在討論這一憲政問題，我們很同意許多方面的意見，我們認為欲實行憲政，必須先實行憲政的先決條件。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地方自治。」劉少奇指出，共產黨及其軍隊「永遠不會忘記革命的任務是爭取中國的獨立自主與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軍、新四軍所到之區域，只要可能的話，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權，不能不實行三民主義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階級的統一戰線政權」。如果不建立這種抗日民主政權，就不能贏得抗戰的最後勝利。他說：「有人說：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污衊。共產黨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劉少奇強調，敵後抗日民主政權，「只要一有可能，當人民的組織已有相當的程度，人民能夠選擇自己所願意的人來管理自己事情的時候，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就毫無保留地還政於民，將政權全部交給人民所選舉的政府來管理。」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黨專制是民主的死敵，黨派只有競爭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黨治結束之後，全國人才，才能悉力從公，施展其抱負；而各黨派人士亦得彼此觀摩，相互砥礪，共求進步，發揮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都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加強起來。」
        　     
      1945年1月28日《新華日報》發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黨專政下的所謂國會和輿論是「代用品」：「法西斯國家中也有國會，有輿論，但國會和輿論都在法西斯的統治包辦之下——是代用品!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還發表文章，對那些反對民主、維護一黨專制的借口進行批駁。針對「國情特殊論」，1944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民主即科學》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國界，民主適宜一切國家。文章說：「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國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針對「穩定壓倒一切」論，1946年5月17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誰使中國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獨裁專制者希望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的安定，並不是全中國人民的安定，而僅僅是他們坐在壓迫人民的寶座上的『安定』。他們那個小集團可以統治全國、為所欲為的『安定』。」文章指出：「中國人民早已知道什麼是撥亂反治的辦法了，那就是——停止內戰!取消特務！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3、解除報禁是實現民主憲政的基礎
        　　
      1945年3月31日《新華日報》發表《新聞自由——民主的基礎》，文章指出：「在中國，提起『新聞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據統計，國民黨政府為管制報紙、通訊社、新聞記者及圖書雜誌出版事業、書店、印刷所和戲劇電影，頒布了二十九種特別法規……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民主的中國報紙，就厄運重重，動輒得咎。」文章收集了許多材料，文章指出，言論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無言論自由是判斷民主還是獨裁的重要標準：「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一個國家，如果其所統治的人民沒有起碼的說話自由，則其統治必屬獨裁。而以現時術語稱之，則為法西斯的專制，斷乎不能是民主。」 文章指出：言論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無知：「十數年來，因為檢查制度的樹立，使報紙的使命，未能充分達成……報紙之所提供於國人的，幾乎全國一致、千篇一律!」這種做法的「終極的結果，便演成人民的無識和不知」「使人民的腦子一型化、僵化硬化」。 文章號召人們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報紙為民主服務，「我們要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應從報紙能盡自己的責任、替人民服務、用公正的輿論來監督政府指導政府開始。」
        　  
      1945年9月1日《新華日報》發表時評《為筆的解放而鬥爭——「九一」記者節所感》。文章指出，新聞從業者戴著重重的枷鎖：「有消息不能報道，有意見不能發表，每天做應聲蟲，發公式稿，替人圓謊，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間造成了『報紙上的話靠不住』的印象，圓謊八年，把中國新聞事業的聲譽和地位作踐無餘；而使我們羞慚的是在這麼長的年月中，中國新聞記者竟默認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不僅不能用集體的力量來打碎這種銬在手上的鏈子，掙脫縛在喉間的繩索，居然有不少自稱新聞記者的人為這種制度辯護，用國情不同之類的話來替這種制度開脫。」
        　     
      1946年1月11日《新華日報》發表了陸定一的文章《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文章指出：「戈培爾的原則，就是把所有報紙、雜誌、廣播、電影等完全統制起來，一致造謠，使人民目中所見，耳中所聞，全是法西斯的謠言，毫無例外。到了戈培爾手裡，報紙發生了與其原意相反的變化，謠言代替了真實的消息，人民看了這種報紙，不但不會聰明起來，而且反會越來越糊塗。看德國，不是有成千成萬人替希特勒去當炮灰么。」 文章又指出報紙有兩種：「一種是人民大眾的報紙，告訴人民以真實的消息，啟發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聰明起來。另一種是新專制主義者的報紙，告訴人民以謠言，閉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變得愚蠢。前者，對於社會，對於國家民族，是有好處的，沒有它，所謂文明，是不能設想的。後者，則與此相反，它對於社會，對於人類，對於國家民族，是一種毒藥，是殺人不見血的鋼刀。」
        
      1946年2 月18日《新華日報》發表何思敬的文章《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自由保障書》，文章指出：「文明國之道路就在於使人民的才智有發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機會。出版是文明的指標，但文明國決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國常以民間出版事業之興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間出版物的品質之優良、種數與數量之眾多而自豪。」文章還指出：「文明國在憲法中不僅保證人民思想、信仰、言論、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棄檢查制度或禁止採用檢查制度。……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書，其任務在保障民間的出版事業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間的出版事業成為自由的事業，成為人民的自由的機關之一，成為文明的母胎。人類有了文字、紙張、書籍、印刷機、照相術、電報、電影以及各種電傳技術等文化財產以來，全靠大多數人民能夠自由使用，這批文化財產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當的使用，有了正當發展的機會。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設一個進步的民主的幸福的豐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創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許文明的批評，它沒有什麼經不起文明的批評之理——而文明批判與自由研究就需要不僅在一個民族內而且在諸民族間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這樣一個民族文明創造的交通機關。」
        
      4、西方經驗是實現民主憲政的參照
        
      中國共產黨認真對待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民主經驗。1943年4 月15日《新華日報》發表短評《民主主義的利刃——美國的民主傳統》，文章指出：「不論程度之深淺，美國是始終保有一種傳統精神的國家，那傳統就是民主。從華盛頓總統直到林肯總統，美國曆次的戰爭，都是為民主而打的；美國目前所參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戰爭，也就是為民主，應當是為民主。這原因一半是美國的立國是由於人民要求民主而來（獨立戰爭）；一半是從這個立國基礎，使美國人得到一種體念，就是羅斯福總統對傑斐遜所下的評語：「傑斐遜對於人類之所相信者與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與吾人同信人類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獨裁者之統治人類，均不若彼等之自治。」 這信念是美國兩百多年民主政治的結論，不但是教訓著美國人民，而且應當是全世界人類的教訓。」毛澤東要求「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他應當對他遇到的每一個中國人談論民主。美國官員應當對中國官員談論民主。」毛澤東強調中國人尊重美國人的民主理念，鮮明地提出：「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
        
      1943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紀念文章《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文章指出：「每年這一天，世界上每個善良而誠實的人都會感到喜悅和光榮；自從世界上誕生了這個新的國家之後，民主和科學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種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美國國慶日——自由民主的偉大鬥爭節日》。社論指出：「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在慶祝美國國慶的今天，我們相信，與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過去的工作一樣，與羅斯福、華萊士現在的工作一樣，我們的奮鬥只能得到一個結果——勝利。」
        　  
      每逢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的誕生日，《新華日報》也常發表紀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紀念傑斐遜先生》，文章指出：傑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和倡導的《權利法案》，早已「成為整個民主世界的基本觀念了。人有天賦的人權，人的自由與尊嚴不該為不正勢力所侵犯與褻瀆，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隸……這從十八世紀以來，應該早已經是全人類共知公認的常識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紀的五十年代，世界上還有根本不承認人民權利的法西斯蒂，還有企圖用不正暴力來強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還有想用一切醜惡卑劣的方法來箝制人民自由、剝奪人民權利的『法規』，『條例』，『體制』；還有想用『民主』的外衣來掩藏法西斯本體的魔術家和騙子，那麼我們在今天這個民主先鋒的誕生的日子，就格外覺得自己的責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覺得傑斐遜先生精神的崇高與偉大了。」
        　　
      二、進行民主憲政實踐，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權。
        
      1、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民主實踐揭示，不能因國民程度不高而拒絕民主，應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
        
      早在1937年5月，陝甘寧邊區就制定了《陝甘寧邊區選舉條例》。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也先後制定頒布了選舉條例。對選舉，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都非常重視，許多地方成立選舉委員會、選舉訓練班，認真組織，積極培訓。各邊區都印行了大量宣傳品，僅晉察冀邊區就印了100餘種報刊，像阜平的《大家選》，曲陽的《民選》，定縣的《民主洪流》等。各根據地還組織了成千個村劇團、宣傳隊和歌詠隊，他們走村串街，宣傳選舉的重要性，如晉察冀邊區的戲劇《選村長》，用農民喜聞樂見的方式說明選舉的重要性。1939年2 月2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民主政治問題》，文章指出：「至於民眾教育程度和自治能力的培養，這自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要知道，民眾的參加抗戰動員，民眾自身的民主生活，是他們受到訓練和教育的最好、最迅速的方式。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在這種方式下，群眾可以充分發揮其積極性和創造性，把他們自身的教育和抗戰事業，同時推向前進。」
        
      在抗日根據地，人們想出了許多世界選舉史上聞所未聞的投票方式。村選比較普遍的方式是紅綠票法和豆選法，此外還有畫圈法、畫杠法、畫點法、燒洞法、投紙團法、背箱子和舉胳臂等。由於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盡最大可能保證選民行使民主權利，所以選民參加選舉的積極性很高。根據統計，陝甘寧邊區1937年第一次選舉中，參加選舉的選民一般占選民總數的80%，差一點的地區也在半數以上。在1941年的第二次選舉中，僅據曲子縣的統計，全縣選民共25175人，參加選舉的為20223人，佔80.4%；另據吳堡第六區的統計，全區選民3505人，參加選舉的為2961人，佔84.5%；總計全邊區參加選舉的選民占選民總數的80%以上。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據地人口共達九千萬，都建立了選舉產生的地方各級政府。邊區人民通過民主實踐證明只要有實行民主的決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與不識字都不會變成不可克服的障礙。
        
      2、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三三制民主政權的實踐說明，共產黨處於領導地位並不是指一黨包辦，更非一黨專政，而是確保社會各階層共享政權。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主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三三制」從1940年試行，到1941年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普遍推行。1941年2月，陝甘寧邊區按照「三三制」原則進行了普選，選舉產生了各級參議會和政府委員會，共產黨人在這些結構中只佔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屬於各階級、各黨派、各民族中贊成抗日和民主的非黨人士。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選舉第二屆參議會議長和常駐議員，選舉邊區政府主席和委員，選舉結果，常駐議員9人中，黨員有3人；邊區政府委員18人，其中黨員6人，都只佔三分之一。

      在「三三制」政權中，共產黨雖處領導地位，但不是一黨控制，更不是由共產黨一黨包辦。董必武指出：「三三制」「這個制度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反對一黨包辦，反對一黨專政，而和各黨派、無黨派的各階級人士，更好地團結合作。」謝覺哉指出：「三三制是共產黨約束自己的一個制度，人民不選或少選共產黨員，共產黨無權去要求他選或多選。但當選的共產黨員若超過三分之一時，共產黨就得辭去一些。為甚麼要這樣?因要革命須要有堅強的領導的黨，而處於優勢的領導的黨，很容易走到把持包辦。把持包辦，不但廣大人民不滿意於當政的黨，對黨的本身，也很不利。黨得不到群眾的擁護，其黨必歸於失敗。」在「三三制」政權中，共產黨如何領導呢？中共對參議會和政府的領導，是靠「佔1/3的共產黨員在質量上具有優越的條件……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願意接受我們的建議。」如果說服無效，「黨團意見未被參議會及政府通過時，必須少數服從多數，不得違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可見，中共對「三三制」政權的領導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強制性的。

        綜上，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秉持民主憲政理念並進行了積極地嘗試，與當時正在執政的國民黨實行一黨專政形成鮮明對比，國民黨便在民主憲政大潮中日益失去合法性，無法贏得大眾認同，這便是小米加步槍的共產黨之所以能贏得具有美式裝備的國民黨之根本原因，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國民黨逆民主憲政大潮，推行一黨專政，最終失去大陸政權。國民黨去台灣以後，蔣經國先生吸取國民黨在大陸丟失政權的教訓，主動順應世界民主憲政大潮，推動台灣地區由一黨專政向民主憲政轉型，這樣國民黨即使下台也能體面在野，與其它政黨和平相處，競爭掌權。因此，世界大潮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政黨欲長期執政，就要順應世界民主憲政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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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憲政實踐
發布日期：2004-12-17 14:49:00　　閱讀：296次


賈孔會

三峽大學政法學院

摘要：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為指導，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全面推行普遍的民主選舉制度，建設「三三制」民主政權，建立新型黨政關係和民主監督制度，加強新民主主義法制建設，保障人民權利，這些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憲政實踐的主要內容。它極大地推動了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治建設，也為新中國的民主憲政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關鍵詞：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憲政

破除專制主義政治，實現由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政治，是歷史賦予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一項莊嚴而艱巨的使命。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即將其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並為之進行了不懈的奮鬥。抗戰時期，基於奪取抗戰勝利以及推進中國革命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對民主問題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尤其是在陝甘寧邊區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全面推行普遍的民主選舉制度；在政權組成上實行「三三制」原則；建立新型黨政關係和民主監督制度；建設新民主主義法制，等等，這些構成了新民主主義憲政的主要內容，也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治建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並為戰後特別是新中國的民主憲政建設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經驗。
一、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的形成
憲政，首先是指民主的政治。「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核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1]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上就是民主革命，就是爭民主。在中國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只是由於日帝想獨吞中國，故爭民主的重心轉向抗日。但民主同樣是抗戰勝利的前提。對此，中國共產黨及毛澤東都有清楚的認識。「對於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沒有民主，抗戰就不能勝利」。[2]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中國共產黨在高高舉起抗日大旗的同時，也高高舉起民主的大旗。
早在1937年5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的報告中就明確提出要把爭取民主作為「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指出：「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強調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兩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二是實行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在這裡，他正式講到憲政問題。他認為，實行民主改革，「應從改變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實行民主的選舉和保證大會的自由開始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3]
抗戰爆發后，中共更是將爭取民主的實現確定為戰時的一項重大目標性政策，並鄭重地列入中共洛川會議制定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當中，並敦促國民黨應該切實而迅速地「實現民主改革，以動員全體民眾加入抗日戰線」。「然而國民黨政策在發動民眾和改革政治等問題上依然沒有什麼轉變，對人民抗日運動基本上依然不肯開放，對政府機構依然不願作原則的改變，對於人民生活依然沒有改良的方針，對於共產黨關係也沒有進行真誠合作的程度」。[4]一句話，它不願意從根本上改變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不願意將權力還給人民。根據歷史的經驗和對國民黨本質的深刻把握，中國共產黨其實從沒有將實現民主的希望完全寄託於國民黨，而是一方面督促國民黨順應人民的民主要求進行政治改革，另一方面著力在邊區和根據地進行民主憲政的實踐。
這場民主憲政實踐實際上是為未來民主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還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毛澤東就曾告訴外國記者：抗日戰爭「也是一個革命的運動，因為抗日鬥爭伴隨著爭取民主、爭取更好的生活條件和經濟建設的鬥爭。在中國，這兩者是結合在一起的」。[5]抗戰開始后毛澤東又進一步指出：「抗日戰爭是全民族的革命戰爭，它的勝利，離不開戰爭的政治目的——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6]；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新中國」。[7]「現在我們全國人民所要的東西，主要的是獨立和民主」，爭取獨立，這件事我們正在做；相對而言，「民主這件事現在還沒有做」，民主和抗日「這兩件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所以不僅要把抗日這件事做好，也要把民主這件事做好，尤其要在根據地把民主做好。[8]因為這「為全國觀感之所系」，必「將大有助於全國民主化的推動」。[9]
從上面的論述中不難看出，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是將民主抗戰看作是擺脫外國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壓迫，結束國內反動勢力對廣大人民的專制主義統治，實現通往民主新中國坦途的有力武器。而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制度則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實行民主的具體政治實踐。
新民主主義憲政實踐無疑是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憲政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麼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是新民主主義憲政。」[10]「什麼是新民主主義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反動派的專政」，「『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就是我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具體內容，……就是我們今天所要的憲政。這樣的憲政也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11]「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法，那就會亡國。為了避免亡國，就一定要這樣做。」[12]因此，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思想構成了抗日時期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憲政實踐的理論基礎。
二、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憲政實踐
實踐之一：實行普選的民主制度
新民主主義憲政實踐首先是從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開始的。還在抗戰爆發之前，中國共產黨為儘快促成國共合作，迅速完成抗戰準備，就已正式宣布將原來在陝北的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13]對民主選舉的重要性，毛澤東指出：「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於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於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鬥爭,適合於新民主主義的精神」。[14]因此，開展群眾性的選舉運動，也成為根據地實行新民主主義憲政的一個基礎性環節。為了切實搞好普選，黨還制定頒布了邊區各級政府和參議會的選舉條例、施行細則、組織法等各項具體法規,對選舉資格、選舉方法等作出了明確規定。首先，在選舉資格上規定「凡居住邊區境內之人民,年滿十八歲，不分階級、黨派、職業、男女、宗教、民族、財產和文化程度的差別，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其次，在選舉方式上規定「採取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的投票選舉制」。「普遍，是選舉人的資格，沒有任何限制，……直接，是選民直接選出被選人，…平等，是任何選民投的票，其效力都是一樣。無記名就是選民在選票上只寫被選出人的姓名。」[15]這充分表明了邊區實行民主的廣泛性和真實性。這種普遍平等的選舉方式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創舉。
為使廣大邊區群眾能夠真正行使民主權利，黨的各級地方組織在實際工作中還創造了許多適合人民行使民主權利的選舉辦法：如適合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選民行使民主權利的「票選法」；適合識字不多的選民行使民主權利的「畫圈法」、「畫杠法」、「畫點法」；適合廣大不識字的選民行使民主權利的「投豆法」、「投紙團法」、「烙票法」；適合解決居住分散和行動不便的選民行使民主權利，由選舉委員會組織工作人員背著票箱到選民家去讓其投票的「背箱法」等等，盡量使邊區的每一個符合條件的公民都能行使民主權利。在具體實踐中，從選民的登記到公榜，從候選人的提出到正式投票選舉，都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民主權利，體現了公民的自由意志。通過選舉，產生了鄉、區、縣、邊區各級參議會和抗日民主政府。
由於實行了普遍的無差別的民主選舉，根據地的廣大人民群眾煥發出極大的參政熱情，選舉成為人民的自覺行動。正是由於共產黨的真正實行民主的巨大努力，使得邊區人民普遍地真正行使了民主權力。因而在邊區的歷屆選舉運動中，公民參加選舉投票率均在70%以上，有的選區甚至高達90%。這表明,共產黨實行的普選運動是真正的、普遍的、廣泛的民主運動，共產黨主張並實行的民主政治，是真正高度民主的政治，因此得到了邊區各階級、階層的廣泛支持和堅決擁護，為鞏固和發展邊區抗日民主政權打下了堅實的群眾基礎。
實踐之二：建設「三三制」民主政權
新民主主義憲政的政權形態是「三三制」，「三三制」民主政權也是新民主主義憲政實踐中最有特色的民主創舉之一。在敵後各抗日根據地的初創時期，共產黨由於自己較高的威望得到根據地人民的普遍擁護，以致在初期的選舉中黨員當選的情況比較普遍，共產黨員在政權機關中人數較多，這既不利於充分調動各黨各派和各階層人民共同抗日的積極性，也不利於根據地政權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主化。為改變這種局面，中國共產黨於1940年春提出了政權建設的「三三制」原則，即在根據地政權人員分配上規定「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他們代表無產階級和貧農；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他們代表小資產階級；中間分子及其他分子佔三分之一，他們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只有反共分子才沒有資格參加這種政權」。毛澤東強調：「這種人數的大體上的規定是必要的，否則就不能保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這種人員分配的政策是我們黨的真實政策,必須認真實行，不能敷衍塞責。」[16]
從1940年下半年開始，在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結合普選運動，邊區各抗日根據地普遍推廣實行了「三三制」政權建設。在邊區各級參議會和政府的選舉中，充分體現了「三三制」的原則。如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參議會選舉常駐會參議員和政府委員時，候選人中中共黨員超過了三分之一，著名共產黨人謝覺哉、王維舟等十八人立即要求退出競選，選舉結果中共黨員仍多一名，徐特立立即聲明退出，讓給了黨外人士。由於嚴格執行了「三三制」，結果就使許多其他黨派人士、開明紳士、工商界人士、知識分子及社會名流有機會當選，參加民主政權，從而有力地擴大了抗日民主政權的社會基礎，充分地調動了各階層人民的抗日積極性。
正是貫徹了「三三制」原則，抗日根據地的政權性質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工農群眾已經把自己上升為統治階級與左翼地主和中等資產階級共同管理政權，管理國事了。已經把一個封建的國家制度摧毀,建立起一個新的政權了。」 [17]這個新政權既與地主資產階級專政不同，又與嚴格的工農民主專政有別，它「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於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18]這種政權因共產黨員和左派進步分子至少佔到三分之二而使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能夠得到有效的貫徹，從而確保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方向；又因其將政權基礎擴大至工農群眾以外的其他進步的階級階層而使其更具有了鮮明的民主性。正因為如此,「三三制」的實行得到廣大人民包括中間派的衷心擁護，這就大大有利於動員廣大人民積極投身於抗戰；同時它又推動了根據地民主政治發展的進程，成為中國共產黨民主憲政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如同毛澤東所說：「人民普選的參議會與『三三制』的民主政權，是團結各個階級共同抗日的最好的政治形式。戰後更需要貫徹這種精神,團結各個階級的人民，共同建設民主共和的新中國。」[19]
實踐之三：建立新型的黨政關係和民主監督制度
「三三制」政權一方面保障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共產黨在政權中的領導地位，這是新民主主義憲政的政黨制度的兩個方面。鄧小平當時曾指出：「既是幾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就必然產生政權中的優勢問題。我黨必須要掌握這種優勢，所以產生了我黨對政權的領導問題。」[20]什麼是領導權？如何去實現對政權的領導？這都是亟待解決的。中共認為：「所謂領導權，不是一天到晚高喊口號，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範工作來說服和教育非黨人士，使他們誠意地接受我們的提議。」[21]儘管共產黨在根據地內佔有絕對的政治優勢，但也不能以黨干政，不能用黨的機關和職能去取代政權的機關和職能。黨對抗日民主政權的正確領導原則是實行指導與監督政策。「領導的意義，決不是黨包辦與代替政權及直接干涉政權的工作」，而是經過許多為群眾「所信仰所選舉的黨員，獲得參加各級政府，在各級政府中來實現已經為群眾所擁護的黨的主張」。[22]共產黨的領導是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並非組織上的隸屬。中共要團結廣大的工農群眾，使自己在政治上占絕對優勢；要制定正確的政策，使絕大多數人都擁護，使其正確的主張通過參議會的贊同和認可而成為政府法令。同時，將黨的主張變成政府的法令，不能由黨組織直接命令政府，「黨對參議會及政府工作的領導，只能經過自己的黨員和黨團，黨委及黨的機關無權直接命令參議會及政府機關。」[23]在黨與政府的關係上，由於中國共產黨認真貫徹執行了黨政分開的原則，正確處理了黨的領導與政權民主施政的關係，從而充分保證了邊區政權的民主行政，也改變了內戰時期蘇區政權中黨政不分或以黨代政的現象，形成了一種新型的黨政關係。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認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24]為了多方面傾聽人民群眾對黨和邊區政府的意見和建議，黨和邊區政府以多種方式讓人民議政。如經常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和勞動英雄大會，來徵集各階層人民的意見和建議。如開明紳士李鼎銘先生於1941年11月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提出的「精兵簡政」建議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該建議引起黨中央和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從1941年12月至1943年，邊區各級政府在黨中央領導下先後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精兵簡政，基本上達到了黨中央要求的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官僚主義的目的。同時，邊區政府鼓勵人民監督政府工作人員，反對黨政幹部以權謀私,徇私舞弊，以及對群眾打罵威嚇，任意拘捕捆綁等侵犯人民財產及人身權利的行為。廣大的人民群眾不僅對參議員及行政人員有監督、檢查、批評和控告的權力，一定數量的選民對參議員還有罷免權。邊區法律亦有明確規定：「不論任何公務人員如有非法行為或失職瀆職情事，致使人民之人權財權遭受損害時，任何人得以任何方式，向縣以上任何一級政府控告之。」[25]此外，在選舉過程中，人民群眾對自己的代表和政府行政工作人員進行了多方面的評議，充分行使了法律賦予他們的批評和彈劾權力，積極地發揮了自身的監督作用。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還積極強化政權機關的內部監督機制。邊區政府普遍採用議會制，各級政權都建立了民意機關，從邊區到縣區和村。邊區政府組織法規定各級參議會是同級政權的最高權力機關，有創製立法，選舉政府官員，罷免政府官員，監督政府工作的權力。司法機關獨立行使審判權，受民意機關監督，受政府領導，但不受行政指揮。立法、行政、司法機關分工明確，各部門獨立行使其職權，不僅提高了政權的效能，而且充分保障了民權的實現。
由於充分行使了人民參政、議政，管理政權的權利，使得邊區的人民真正感到有了自己的政權，感到當家做主的自豪，感到共產黨和邊區政府是真正為人民謀幸福的，從而更加擁護共產黨和邊區政府，使黨和邊區政府與廣大人民之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密切聯繫。
實踐之四：加強新民主主義法制建設，保障人民權利
「憲政就是用作為國家根本法的憲法來確定國家的基本制度，確定人民的權力和義務，並保障政府和人民得以實現由憲法規定的制度、權利和義務。」[26]法制建設對於新民主主義憲政建設是非常重要的。
各根據地都用民主方法通過參議會制定了政府的施政綱領。陝甘寧邊區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1939年1月首先制訂了《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這份綱領規定要「發揚民主政治，採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記名的選舉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機構，增強人民之自治能力」；「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與通訊之自由」；「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檢舉與告發任何工作人員的罪行之自由」；「發揚艱苦作風，厲行廉潔政治，肅清貪污腐化，剷除鴉片賭博」等。[27]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通過了修正後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修改後的綱領比原來的綱領內容更加充實，政策也更加具體完善，特別是將保障人權的內容列入綱領之中。如明文規定:「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資本家、農民、工人等)的人權、政權、財權、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居住、遷徙之自由權,除司法系統及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其職務外，任何機關部隊團體不得對任何人加以逮捕審問或處罰，而人民則有用無論何種方式,控告任何公務人員非法行為之權利」。[28]在《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頒布前後，各抗日根據地都根據本地區情況，採用民主方法制訂了施政綱領，如《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晉冀魯豫邊區目前施政綱領》,《山東省戰時施政綱領》等等,這些施政綱領的制訂和實施，對於邊區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建設和人權保障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各根據地還十分重視司法法制建設。《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提出要「改進司法制度，堅決廢止肉刑，重證據，不重口供」等。[28]各地制定的司法條例，還針對一些幹部在工作中容易產生侵犯人權錯誤的若干問題逐條作了詳細的規定，如規定公安機關或司法機關逮捕人犯應有充分的證據，依法定手續執行，不得草率從事；接受人犯的機關應在24小時內開始傳訊，要重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司法機關審理民刑案件不得超過30天，判決后要准許當事人按級上訴；對犯人的管教應按看守規則進行，不得虐待和隨意處罰犯人；一般犯人應准其家人定期探視，患病者要盡量給予治療，或批准其保外就醫。對邊區個別鄉級和部隊基層幹部甚至對群眾打罵威嚇,任意拘捕捆綁,濫用刑訊以及隨便砍伐樹木,侵佔土地房屋、敲詐勒索等情況,黨和政府都給予了高度重視。1937年10月邊區高等法院在董必武的主持下,依法判處自恃有功槍殺陝北公學女學生劉茜的延安抗大六隊隊長黃克功死刑的事例，充分體現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因為做到了平等執法，共產黨才在人民群眾中樹立起了崇高的威信。
三、新民主主義憲政實踐的歷史意義
1945年7月初,黃炎培等6位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造訪延安，其間與毛澤東進行了一次關於中國古往今來政治成敗的談話。黃炎培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不知這條路途中共是否找到了？毛澤東滿懷信心地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9]
中國共產黨通過自己的真誠努力，已經基本找到了民主這條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新路，這也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之路。在環境異常艱苦的廣大的抗日根據地區域里，中國共產黨始終站在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對民主傾注了極大的熱情，並努力付諸實踐。它充分相信人民的覺悟和智慧，把普選引入根據地，使人民第一次有了自由選擇自己的「公僕」的權利；它以「三三制」的政治原則組建民意機構和政權機構，破除了一黨一階級對權力的壟斷，使根據地政權具有了相當的民主性；它以民主的原則指導政府的建設和施政，使根據地各級政府真正成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它以法制建設為保障，建立新民主主義法制體系，確保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所有這些，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實踐新民主主義憲政建設的真誠努力，這是向民主新中國邁進的新的戰略起點，必將使中國真正徹底地跳出歷史的周期率。
中國共產黨在各抗日根據地實行民主憲政，從根本上改變了根據地的社會性質。「判斷一個地方的社會性質是不是新民主主義的，主要地是以那裡的政權是否有人民大眾的代表參加以及是否有共產黨的領導為原則。因此，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政權，便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標誌。」[30]新民主主義憲政的推行，標誌著抗日根據地已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同時，新民主主義的社會性質，也決定著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基本方向。新民主主義憲政它既不同於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制，也不同於蘇聯的社會主義民主制，是具有新民主主義特點的民主制度。體現在國體上，它是無產階級（經由共產黨）領導下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共和國，即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體現在政體上，就是採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政權制度，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憲政，這也就是孫中山所嚮往的「為一般平民所擁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新民權主義政權。
抗日根據地新民主主義憲政實踐的成就是相當輝煌的。我們從抗日根據地的日益發展壯大可以看得相當清楚。中國共產黨從抗戰開始時的3萬多人民武裝力量，發展到抗戰勝利時的129萬軍隊，19塊根據地，1億多人口的解放區，並在三年後成功實現了新民主主義政權在全國的勝利。對於中共取得的成就，就連長期敵視中共的張君勱也不得不承認中共成功的原因是「初由於以共同抗日之號召，憑藉中華民族之民族意識」，又由於「憑藉中國人民之民主要求，造成國民黨精神之崩潰」，「由此二者，即可證明中共之有所成功乃是由於它憑藉了中國人民之民族意識及民主要求」。[31]而美國遠東國際問題專家托馬斯••比森更直接指出：現在中國有兩個中心。一個封建的中心，在重慶；一個民主的中心，在延安。[32]中國共產黨實施的憲政民主制度，得到了根據地各階層人民真誠的支持和擁護。人民的支持不僅表現為人力、物力、財力的支援，還表現為人民積極參與、管理和監督政府，使這個政府始終是人民的政府，民主的政府，守法的政府，從而深得人民的擁護。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實踐成為中國共產黨戰勝強大敵人的有力武器。
抗日民主政權的憲政建設也為新中國的憲政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從一定意義上講，抗日民主政權的憲政實踐是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憲政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今天社會主義民主憲政運動的雛形。儘管它還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卻開創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先聲，在中國共產黨民主憲政史上佔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

愚民政策雖然造成了沙漠，卻絕難征服民心。
——《解放日報》1942年4月23日

黨對政府的領導，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轄。黨和政府是兩種不同的組織系統，黨不能對
政府下命令。——《董必武選集》第54-55頁

共產黨要奪取政權，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這是一種惡意的造謠與誣衊。共產黨
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但並不要建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172-177頁

是要徹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實行普選制，使人民能在實際上，享有「普通」、「平等」
的選舉權、被選舉權，則必須如中山先生所說，在選舉以前，「保障各地方團體及人民有
選舉之自由，有提出議案及宣傳、討論之自由。」也就是「確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言論
、出版的完全自由權。」否則，所謂選舉權，仍不過是紙上的權利罷了。——《新華日報
》1944年2月2日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解放日報》1945年7月2日

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
主的榜樣。——《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澤東答中外記者團） ——《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二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我們天天見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政府所
頒布的法令，其是否為人民著想，姑置不論。最使人憤慨的是連這樣的法，政府並未遵守
。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卻天天違法。這樣的作風，和民主二字相距十萬八千
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們卑之無甚高論，第一步先看政府所發的那些空頭民主支
票究竟兌現了百分之幾?如果已經寫在白紙上的黑字尚不能兌現，還有什麼話可說?所以在
政治協商會議開會以前，我們先要請把那些諾言來兌現，從這一點起碼應做的小事上，望
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華日報》1946年2月1日

國際民主既然與國內民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參加到世界民主國家家庭中去的人們，就無
法違反國內民主的原則。——《新華日報》1944年1月19日

中國人民為爭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貨，不是代用品。把一黨專政化一下妝，當
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雖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願望相去十萬八千里。中國的人民都在睜
著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來欺騙我們啊!
——《新華日報》1945年1月28日

他們以為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
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
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眾。
——《新華日報》1939年2月25日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政治家，曾經這樣表示出中國人民的希望：「我們並不需要、
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事實上，我們鼓
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
……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他說得很對。 ——《新華日報》1945年4月19
日

限制自由、鎮壓人民，完全是日德意法西斯的一脈真傳，無論如何貼金繪彩，也沒法讓吃
過自由果實的人士，嘗出一點民主的甜味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5日

他們說這一套都是外國人的東西，決不適用於中國……原來，科學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
分國界的……現在固然再也沒有頑固派用國情特殊，來反對科學 ——自然科學的真理了。
只有在社會現象上，頑固派還在用八十年前頑固派用過的方法來反對真理……民主制度比
不民主制度更好，這和機器工業比手工業生產更好一樣，在外國如此，在中國也如此。而
且也只能有在某國發展起來的民主，卻沒有隻適用於某國的民主。有人說：中國雖然要民
主，但中國的民主有點特別，是不給人民以自由的。這種說法的荒謬，也和說太陽曆只適
用外國、中國人只能用陰曆一樣。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7日

這些一切，只有證明全國人民及各民主黨派對實施綱領的意見，首先是對人民自由的主張
，是切實的，迫切需要實現的，萬萬「撤銷」不得的。
——《新華日報》1946年1月18日

像林肯總統和羅斯福總統那樣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產生的領袖，是雖在戰時也一點不害怕
民主制度的巡行的。他們不害怕民主的批評和指責，他們不害怕人民公意的渲泄，他們也
不害怕足以影響他們的地位的全民的選舉。他們不僅不害怕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們堅決
地維護支持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們才被人民選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 ——《新華日報
》1944年11月15日

這說明英美在戰時也還是尊重人民的言論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兩大民主國家採取這些
重大措置，正說明英美兩國是尊重和重視共產黨及其他黨派，和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力量
的……同時，（他們）也有一些批評。他的批評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這種民主團結的
精神，是值得讚揚和提倡效法的……全國各黨派能夠融洽的為共同目標奮鬥到底，這是英
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國亟應提倡和效法的。——《新華日報》1942年8月29日

這正如前天座談會主席左舜生先生說的：「我們不去敦促，自由這一客人是永遠不會進我
們的門的」! ——《新華日報》1944年5月16日

我們認為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有三個：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開放黨禁；三是實行
地方自治。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
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
——《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

「現在是非變不可了!」「但如何變呢?」「我們只要看看人家。換句話說我們一切要民主
。我們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種種，都要向著能配合世界轉變上去改造。 ——《新華日
報》1945年4月8日

曾經有一種看法，以為民主可以等人家給與。以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給人民，於是就有
了等待這種「民主」，正如等待二百萬元的頭獎一樣。但是中外古今的歷史都證明了，民
主是從人民的爭取和鬥爭中得到的成果，決不是一種可以幸得的禮物。 ——《新華日報》
1945年7月3日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關鍵在於結束一黨治國。……因為此問題一日不解決，則國事勢
必包攬於一黨之手；才智之士，無從引進；良好建議，不能實行。因而所謂民主，無論搬
出何種花樣，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8日

必須真正做到民主動員，必須有民主政府持行並保障一切民主的措施，這真理還不簡單明
了嗎? ——《新華日報》1945年1月18日

英國人民把言論、集會、身體等自由作為民主政治的基礎而加以無比重視，從美國方面也
同樣表現出來。上引赫爾國務卿自稱一生為這目標奮鬥力爭的正是這個東西。「平等」與
「自由」為什麼被民主國家這樣重視，重視到認為沒有這就無從談民主政治呢?這是很簡單
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曾經說：「提倡人民權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公天下和家天下的道
理是相反的；天下為公，人人的權利都是很平的；到了家天下，人人的權利便有不平，…
…所以對外族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族主義。對於國內打不平，便要提倡民權主義」。英美
民主政治所重視的平等，正是這一含義……假如至今英美仍不準人民有平等的權利，那末
怎樣能夠談得到民主、怎樣能夠實現民治呢?說到「自由」也是一樣，如果連人民言論、集
會、身體的自由都不允許，則民治從何談起?……英國沒有成文憲法，但是英國人民有平等
有自由，所以雖沒有憲法也是民主國家。由此看來，民主政治的主要標誌是人民有自由平
等的權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洶湧，現在是民權的時代，人民應有言論、出版、集會、結
社和身體的自由是真理，實現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勝利的，所以高舉民主的大旗奮
斗著的世界和中國人民是一定要勝利的。
——《新華日報》1944年3月30日

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必須「取資歐美」，但又要避免歐美民主政治的一些流弊，更駕而
上之，這正是中山先生的偉大識見。
——《新華日報》1942年11月12日
民主頌——獻給美國的獨立紀念日：從年幼的時候起，我們就覺得美國是個特別可親的國
家。我們相信，這該不單因為她沒有強佔過中國的土地，她也沒對中國發動過侵略性的戰
爭；更基本地說，中國人對美國的好感，是發源於從美國國民性中發散出來的民主的風度
，博大的心懷……但是，在這一切之前，之上，美國在民主政治上對落後的中國做了一個
示範的先驅，教育了中國人學習華盛頓、學習林肯，學習傑弗遜，使我們懂得了建立一個
民主自由的中國需要大膽、公正、誠實。 ——《新華日報》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萬歲!民主的美國萬歲!中國的獨立戰爭和民主運動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
《新華日報》1944年7月4日

傑斐遜的民主精神孕育了兩個世紀以來的美國民主政治，傑斐遜的民主精神也推進和教育
了整個人類的歷史行進。——《新華日報》1945年4月13日

不論程度之深淺，美國是始終保有一種傳統精神的國家，那傳統就是民主。
——《新華日報》1943年4月15日

一個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新聞：據說美國在馬紹爾戰場協助土人實行民主，讓他們自己選舉
行政官。這是很平凡的事：從民主的美國來說，正應當如此。這也是不平凡的事：從不民
主或尚未民主的國家來看，覺得新奇、覺得刺耳、覺得不平凡。 ——《新華日報》1944年
10月3日

我們尊重並且願意接受美國朋友善意的批評和建議，正如我們對孤立主義提出批評，應受
到尊重一樣，這也是從彼此激勵互求進步以加強兩國人民的合作出發的。我們絲毫也不心
存疑懼，認為美國朋友的批評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新華日報》1944年3月15日

如何使青年的思想和行動能有正當的發展……可分兩種，一種是主張思想統制。這就是說
，把一定範圍以內的思想，灌輸給青年，對於這種思想是沒有懷疑和選擇的餘地的。……
另一種主張是思想自由。……只有自覺和自願，才能產生心悅誠服的信仰，和驚天動地的
創造活動。一般民眾都是如此，青年尤其是這樣。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則結果都是十分可
悲的。有許多事實說明在強迫注入的訓練之下，青年感到很大的痛苦……這種辦法是必須
改正的。我們主張思想應當是自由的。 ——《新華日報》1941年6月2日

統制思想，以求安於一尊；箝制言論，以使莫敢予毒，這是中國過去專制時代的愚民政策
，這是歐洲中古黑暗時代的現象，這是法西斯主義的辦法，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決不適
於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適於必須力求進步的中國……言論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
本要件，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團結統一，不能爭取
勝利，不能建國，也不能在戰後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聞自由，是民主的標
幟；沒有新聞自由，便沒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聞自由的基礎，沒有政治的
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聞自由，決不可能。 ——《新華日報》1945年3月31日

作統治者的喉舌，看起來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於豪奴、惡仆應得的「自由」，超出
範圍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說你盡可以有吆喝奴隸——人民大眾的自由，但對主子則必需奉
命唯謹的，畢恭畢敬，半點也不敢自由。
——《新華日報》1946年9月1日

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多問問自己為國家做了什麼, 而不是說了什麼
比你能說的人多的是, 戈爾巴喬夫能說吧? 都出書了,銷量還不小呢, 結果呢?

其實各有千秋。
根據中國的國情，「（政治）民主社會主義」可能會成為動亂的溫床，而「（政治）集權社會主義」則是製造貪官污吏的機器。
一個吏治不清明的國家，早晚是要失去民心的。國民黨蔣介石的倒台就是前車之鑒。

不是針對嘟嘟，但還是忍不住想說，因為很多人用這個來辯論，實在不足取。

我在中國時我為國家上個人所得稅了，那我還需要為國家做什麼才有發言權？你又為了國家做了什麼？

其實中國的制度本來就不是完美的，但很多愛國的人卻要硬給往上貼金成完美的。這就給一些「反動分子」可趁之機。任何一個缺點你都要辯護，能辨贏人家嗎？

最好的辦法就是正視問題，公平討論，科學分析，對就是對，錯的慢慢改，不就全解決了嗎？

那種誣衊，詆毀中國的帖子，你不用批大家也都看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