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12月04日 12:05 新浪讀書  

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陳伯達此舉，實際上是給軍隊院校的群眾組織開了一張衝擊軍事機關、揪斗軍內老帥和各總部、軍兵種首長的「許可證」。

　　有了中央文革這把「大紅傘」做後盾，造反派更是有恃無恐。

　　11月8日凌晨，發生了更大規模地衝擊國防部大樓的事件。張家口電訊工程學院600多名


學生沖入國防部辦公樓，要揪總參的兩位副總參謀長李天佑和王新亭。原因是李、王二人前不久到電訊工程學院講了一次話，對學院黨委的工作作了肯定性的評價。

　　當時，遵照周恩來加強國防部警衛力量的指示，警衛國防部的戰士有兩個營，力量已經很強了。儘管警衛戰士們手挽手肩並肩地里裡外外都搭起了厚厚的人牆，擋住不讓學生往裡沖，但戰士們在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動手、不開槍這「四不」規定的約束下也已是無可奈何。這些學生打傷警衛戰士、擊碎門窗玻璃，找來一塊塊長木板，一頭搭在門窗上，一頭搭在戰士們的頭上，踩著木板跳進了國防部大院。

　　周恩來是在快要吃午飯的時候得知學生沖入國防部大樓的消息的。他當即在人民大會堂召集葉劍英、肖華、劉志堅開會，並要中央文革小組也派人參加，研究如何處理。但中央文革小組的要員陳伯達、江青、張春橋等對周恩來的通知置若罔聞。

　　周恩來同葉劍英等開會議出了5條處理意見。大意是重申國防部是重點保護目標，是不允許衝擊的；所有沖入國防部大院的學生應立即退出大院，否則以違反軍令論處；學生們有什麼問題，可以派代表協商解決；衝進大院的學生要寫出書面檢討，保證今後不再重犯這樣的錯誤。

　　陳伯達、張春橋等又耍了一個花招。就在周恩來正召集會議時，陳伯達寫了一張條子，叫戚本禹去念了一下，學生就撤出了國防部大院。對此，中央文革也不告訴周恩來一聲。

　　3天之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6次接見紅衛兵。劉志堅不滿地對張春橋說：「軍隊院校學生沖國防部，陳伯達寫了一張條子，派戚本禹去叫學生撤出了，對總理也不告訴一聲。總理還在人民大會堂為這件事開會，一直開到晚上8點，晚飯都沒有吃。」

　　張春橋回去就向江青告狀。

　　揪出陳毅、葉劍英鑒於軍隊院校的紅衛兵來京串聯人數越積越多，而他們又強烈要求軍委首長接見，不見不走的情況，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建議，準備召開一次軍隊院校來京師生大會，請周恩來、陶鑄和幾位老帥接見一下，講講話。這一來是為了讓這些學生早點回到原單位去，二是強調一下軍隊不能亂，講一講政策。周恩來表示同意並答應出席接見。

　　11月13日，北京東郊工人體育場。周恩來、陶鑄和賀龍、徐向前、陳毅、葉劍英接見軍事院校來京師生10萬餘人。

　　在熱烈的掌聲中，周恩來率幾位老帥和各總部的負責人繞場一周同廣大師生見面后，提前退場去忙別的事去了。

　　賀龍、徐向前、陳毅、葉劍英等4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分別講話，批評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極左做法，強調軍隊不能亂。

　　陳毅說：今天來體育場，是要潑潑冷水。潑冷水是不好的，可是有時候有的同志頭腦很熱，太熱了，給他一條冷水的毛巾擦一擦有好處。我們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可現在有人拿對付敵人的一套對付自己的同志，對付人民的軍隊，搞什麼「逐步升級」，似乎是口號提得越高越好，越「左」越好，搞倒幾個校長、處長、副處長不過癮，搞倒幾個部長也不過癮，還要升級。我奉勸大家不要犯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

　　徐向前說：我們的陸、海、空軍必須經常保持戰備狀態，隨時準備對付敵人的突然襲擊，做到一聲令下，立即行動，不容有絲毫的鬆懈。

　　葉劍英說：真理是真理，跨過真理一步，就是錯誤，就變成了謬誤。學毛著，不是學耶穌基督教的聖經，不是迷信。不要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些人，有的幹部心臟病都發了，還要抓人家去斗，還不讓人家休息。我對這件事很憤恨。這些人沒有無產階級的感情，不是無產階級的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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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9日，還是在工人體育場，周恩來和幾位老帥及軍隊各總部負責人再次接見軍事院校來京的師生。周恩來繞場一周和大家見面后提前退場。陳毅、葉劍英等幾位老帥又一次對搞亂軍隊的種種極左的做法進行尖銳的抨擊。

　　陳毅說：我上次的講話（指13日的講話）是有意識對準一些人的。我是一個「保守派」。現在我非常擔心，主要是目標不明。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統統說成是執行「資產階級反


動路線」，一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講黑幫就都是黑幫。這樣，打擊面太寬、太大，等於否定毛主席的領導，否定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否定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葉劍英說：有一些人煽動一部分群眾到毛主席辦公的地方猛衝、猛打，這行嗎？

　　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廢品，將來不能用的。這樣的人不是群眾，是廢品，要洗刷。有人沖我們的國防部是個大錯誤，嚴格講是反革命！

　　幾位老帥的講話擲地有聲，痛快淋漓。一些老同志聽了更是覺得解氣，但卻遭到了江青等人的強烈反對。

　　江青氣急敗壞地說：「軍隊這些接見，是鎮壓群眾。要反擊，反擊！」她還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群眾說：「他們講的不對，是往革命群眾頭上潑冷水，是對文化大革命橫加指責，品頭論足。他們要向你們當面認錯。」關鋒也狂妄地指責陳毅、葉劍英等的講話是錯誤的，要到群眾中去檢討，接受群眾的教育。

　　造反派立即在街上貼出了大標語，指責軍隊「執行了一條自上而下的又粗又長又黑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說：「陳毅、葉劍英的講話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必須批判。」

　　在中央文革一夥的支持慫恿下，40多所軍事院校部分來京學生成立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籌備處」，併發出通知，定於1967年1月5日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指名要陳毅、葉劍英到會「接受教育」。

　　周恩來得知軍隊院校學生要召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批判陳毅、葉劍英的消息后，在3日、4日兩天內三次同軍隊院校和文藝單位的造反派代表談話，說服他們取消將在5日召開的批判大會。

　　周恩來先是耐心細緻地聽取造反派代表彙報，並說：這兩天聽了你們很好的意見，對我也是學習。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做紅衛兵和群眾組織工作的方法和經驗，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他經常對下面的幹部說，要善於做紅衛兵的工作，以避免不必要的對立，一對立，什麼都談不攏。他還常說：對紅衛兵做工作，我個人的經驗，有4條：一是敢於挺身而出，跟他們接觸；二是熱情支持他們；三是先當學生，才能當先生，灌輸式的沒有不碰釘子的；四是站穩立場，解釋政策，堅持原則，不能什麼都讓。

　　然後，周恩來轉入正題，說：誰是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你們看是陳毅、葉劍英，但從全黨、全國的鬥爭來看，他們不是。必須全面看問題，我們承認他們兩人的講話中有錯誤，但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性質不是犯方向路線性錯誤，把他們作為軍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把矛頭指向他們兩位，是不恰當的，也是不符合實際的。《十六條》講了嘛，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不一定就是錯誤路線的代表。

　　周恩來又說：明天的大會，我們不贊成。這樣的會不宜開，因為對全軍不利，矛頭攻擊錯了，所以勸說你們不要開。你們要開，我們中央、軍隊負責同志不能出席。

　　造反派提出：我們明天開會的票都發出去了，現在要通知停止召開來不及了。

　　周恩來說：來得及。去年八九月間，我說服了兩個十萬人的大會不開，有這個經驗，完全來得及。

　　造反派聽從了周恩來的勸說，答應會議延期召開。江青等人打倒陳毅、葉劍英的陰謀未能得逞。

　　中央文革一夥見打倒陳毅、葉劍英不成，又把矛頭對準了時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劉志堅將軍。就在周恩來接見軍事院校造反派代表的大會上，當周恩來說造反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陳、葉二人是指錯了時，康生氣勢洶洶的插話說：矛頭搞錯了，責任不在你們（指造反派），責任是劉志堅，劉志堅不是和稀泥，不是折中主義，而是堅決執行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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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康生這麼一煽動，造反派當場高呼「打倒劉志堅」的口號，並要求劉志堅停職反省。

　　周恩來說：一個人的反動路線錯誤，還是先批判，不要過早停職反省。

　　然而，儘管周恩來這樣明確表示不同意對劉志堅停職反省，但江青、康生等人還是把劉志堅打倒了。




　　《中央軍委命令》周恩來與軍隊老帥一起制定的旨在穩定軍隊及批評搞亂軍隊的講話引起了林彪、江青一夥的強烈不滿。

　　4月初，毛家灣林彪大院。林彪與黃永勝在談話。

　　林彪問在一旁的秘書張雲生：「當前運動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張雲生回答說：「部隊與地方某些群眾組織的關係緊張。」

　　林彪問黃永勝：「你看怎麼辦？」

　　「我看就是要重申軍委八條，貫徹八條。」

　　「靠八條是不能解決問題嘍！」林彪耷拉著腦袋，站起來來回踱了幾步，說：「現在需要有個新的命令，重新規定幾條，不然有些人又會犯趙永夫那樣的錯誤。

　　」

　　說完，林彪口授了十條。張雲生記錄整理后，林彪吩咐送關鋒。關鋒找到王力和戚本禹，做了一點文字上的修改，內容未動。

　　4月6日，經毛澤東批准，林彪口授的十條以《中央軍委命令》（通稱《軍委十條》）下發全國。

　　《軍委十條》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是革命的或者是被反動分子控制的，都不準開槍；不準隨意捕人，更不準大批捕人；不準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準把革命組織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對於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軍委十條》表面上看來是要求軍隊「正確對待群眾」，實質上是對軍隊在支左中批評並抓了一些衝擊軍隊的造反派頭頭、解散了一些極左派群眾組織表示不滿，是支持造反派沖軍隊。這也就否定了前不久頒發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和中共中央《關於軍以上機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幾項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後的各種場合的講話中，周恩來總是講要遵守「軍委八條」

　　，而很少提「軍委十條」。

　　毛澤東對軍隊的支左工作也有不滿，認為軍隊對左派群眾支持不夠。

　　在4月1日由中共中央發出、要求各地參照執行的《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中，有這麼一條：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僅僅因為沖軍區和對軍區提意見而被打成「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取消。

　　毛澤東審閱時，在這一條中加寫了這樣的意思：許多外地學生幾次沖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學生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沖軍事機關一事，都看得太嚴重了。

　　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的這種不滿，在4月中旬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又批判所謂「帶槍的劉、鄧路線」，逼迫葉劍英等老帥作檢討。

　　《軍委十條》，再加上批「帶槍的劉、鄧路線」，使軍隊局勢更趨於混亂。

　　不久，毛澤東也覺得情況嚴重，又提出要「擁軍愛民」，說：「八條」以後部隊神氣得不得了，「十條」以後群眾組織又神氣得不得了，現在「八條」「十條」

　　都要。「八條」叫擁軍，「十條」叫愛民，「八條」與「十條」要結合，「八條」不是不要了。

　　然而，儘管有「最高指示」，局勢已是難以收拾了。

　　周恩來與林彪、江青一夥展開了新的較量。

　　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對軍隊支左工作的不滿，企圖打倒軍內一批高級幹部，煽動造反派向軍隊發起更加肆無忌憚的衝擊。有些造反派甚至提出了所謂「擺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面前最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解決槍杆子的問題」，並發展到搶奪解放軍的武器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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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在毛澤東對軍隊支左工作有不滿的情況下，承認解放軍支左工作有錯誤，但他認為這僅僅是工作中的錯誤，不能上綱上線，也不能因此而對軍隊一大批幹部懷疑、打倒。

　　4月14日、18日周恩來在與廣州的群眾組織代表座談時，反覆強調對軍隊在支左工作中的錯誤不能無限上綱上線，對解放軍這個集體要信任，尊重。




　　周恩來說：解放軍有十幾年沒有做群眾工作了，一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習慣，要允許他們有一個摸索階段，不要一有錯誤就無限上綱，就說是路線錯誤。你們現在是一有問題就上綱，就說是路線錯誤，這不符合毛澤東思想。對軍區說的話，不要抓住一點就上綱。一切歸到兩條路線的鬥爭，也看得太嚴重了。

　　有些意見屬於不成熟的意見，不可能成為兩條路線、兩條道路的對立。把每一個小問題都看得那麼嚴重，那就不可終日了。

　　周恩來還告誡說：大方向對，一樣可以犯錯誤，可以失敗。不要以為大方向對了就不會犯錯誤。

　　一個華南工大的學生提出：北京的同學來信說，除了毛主席外，誰都可以懷疑。

　　周恩來說：這是懷疑一切。這樣就把毛主席孤立起來了。你想一想，對所有幹部都懷疑，毛主席的領導不就懸空了嗎？

　　來自北京工業大學的一個學生提出：廣州軍區一小撮利用一些組織與「省革聯」

　　的矛盾，挑動群眾斗群眾，以後又實行軍管……

　　周恩來對這個學生公然提「廣州軍區一小撮」和反對軍管非常惱火，沒等他說完就憤怒地打斷了他：「什麼？『廣州軍區一小撮』是誰？拿出證據來！『省革聯』的錯誤和軍管有什麼關係呢？軍管是毛主席根據各方面的情況親自製定的，是我親手辦的這件事。你這樣說，就是把矛頭直接指向中央，我不能不激動，不能不站出來說話，維護毛主席和中央的決定。你要承認這句話是講錯了，是說脫口了，軍管是正確的。」

　　這名學生被迫承認了錯誤。

　　又有一名學生問：「有人說，軍隊有些人要實行資產階級復辟。總理怎麼看這個問題？」

　　周恩來回答說：「誰要實行資產階級復辟？我看不能夠那樣說法。好像解放軍要那樣做，或者解放軍的某幾個人要那樣做，我現在不這麼看。有些地方還喊：革命的打、砸、搶萬歲，打、砸、搶有什麼革命的？不許可的嘛！這是錯誤的口號。」

　　周恩來還告誡在場的北京一些學校的學生：「你們到廣東說話、提口號一定要慎重，你們今年來串聯，不同於去年，不能再像去年那樣，沖一陣就行了。串聯的問題是你們提出的，中央文革同意的，但是有條件的。想同去年一樣，再造成一個大串聯的形勢，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4月21日，周恩來接見《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新華社駐外地記者。他說：你們反映的面要廣一些。解放軍支左是中心，但還要報道一些解放軍支工、支農的成績，也要聽一聽群眾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面的意見。這樣，我們看問題廣闊一些，考慮問題更全面一些。

　　顯然，周恩來這樣說，目的是為了減輕軍隊的壓力。因為毛澤東說軍隊支左工作有錯誤，但支工、支農還是有成績的。正面報道軍隊支工、支農的成績，報道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擁護解放軍的事，有利於軍隊威信的樹立，有利於軍隊的穩定。

　　6月29日上午，江西的造反派沖入省軍區，並搶奪軍區槍支彈藥。周恩來得知后，丟開其他工作，立即召集江西在京的兩派的代表開會，嚴厲批評了沖入軍區、搶奪解放軍武器的行為。他說：「你們籌委會沖入軍事機關，奪取武器，這是違反軍委八條命令的，是違反中央、國務院的一系列文件精神的。應當立即打電話回去，要他們停止奪槍，退出軍區，將已搶的槍支彈藥退還軍區，聽候中央派人去處理。如果你們不停止奪槍，不退出軍區，不退還已搶的武器，你們就要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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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派代表當即打電話回去傳達周恩來的命令。

　　周恩來又說：「現在有些地方提出什麼『擺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面前最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解決槍杆子的問題』」，「要奪權、奪槍，這是錯誤的。把軍區拉下來，全省大亂的問題你們想過沒有？把全國軍隊拉下來，全國大亂的問題你們想過沒有？你們冷靜地想一想，我不願意看到你們走向反面。」




　　周恩來越說越激動：「你們隨便把一個軍區司令和一個大軍區政委抓來，你們想一想，他們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他們能乖乖地聽你們的話嗎？我認為，吳瑞山、劉培善同志這一點值得你們學習。一個是軍區司令，一個是大軍區政委，你們青年學生說把他們抓來就把他們抓來，舊社會有沒有？文化大革命前有沒有？你們自己說。」

　　在周恩來的嚴厲批評下，江西兩派達成了互不衝擊，不奪權，不抓人、扣人等6條協議。周恩來要求雙方簽字履行。

　　就在周恩來為軍隊穩定到處「救火」的同時，林彪和中央文革一夥卻合謀在軍內到處「放火」，製造了一系列亂軍事件：先是把徐向前排除出了全軍文革小組。

　　而後，又炮製五一三軍內兩派武鬥流血事件，打倒蕭華，砸爛「總政閻王殿」。

　　隨後又在武漢製造「七二○事件」，公開提出了「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帶槍的劉、鄧路線不打倒，不帶槍的就打不倒」等反軍亂軍的口號。

　　武漢「七二○事件」后，軍隊穩定面臨更為嚴酷的歲月。

　　中央文革碰頭會對於林彪、江青一夥來說，武漢七二○事件是他們難得的一個機會。

　　誣陷、打倒了一個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搶奪了一個大軍區的領導權（七二○事件后，林彪的親信劉豐被委任為武漢軍區第一政委）還不滿足，他們還要藉此機會打倒一批不滿於他們的倒行逆施的軍內高級幹部，為他們篡黨奪權掃清障礙。

　　在一場「揪軍內一小撮」的醜劇中，颳起了亂軍的「十二級颱風」。

　　7月22日，「七二○事件」后的第二天，江青在接見河南群眾代表時，就公開肯定「文攻武衛」的口號，說：你們自衛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記得好像就是河南一個革命組織提出這樣的口號，叫做「文攻武衛」，這個口號是對的！你們放下武器是要吃虧的，武漢就有這個情況。

　　江青的話實際上是在鼓勵造反派向軍隊奪槍、開槍。此後，全國亂髮槍、亂搶槍成風，武鬥急劇升級。

　　兩天之後，在天安門廣場為歡迎「載譽歸來」的「英雄」王力而舉行的百萬人大會上，一向深藏在毛家灣大院不輕易露面的林彪也上了天安門城樓。

　　林彪先是對江青說：「武漢問題，不單是武漢問題，而是全國問題。」

　　而後，又對蒯大富、韓愛晶等人說：「事情發展到壞的頂點，就要向好的方向轉化。從前我們要做文章，但沒有題目，現在他們給我們出了題目，我們要抓住大做文章。」

　　林彪還說：「要戰鬥！要突擊！要砸爛總政閻王殿。」

　　蒯大富問王力：「全國老保如此行動一致，中央有沒有黑手？現在，是不是到了要解決軍內問題的時候了？」

　　王力說：「正是時候。」

　　蒯大富和韓愛晶回去后立即召集清華「井岡山」和北航「紅旗」聯合會議，傳達了林彪、王力的指示。並成立了「揪軍內一小撮」「對外作戰部」、「軍事動態組」。

　　就在同一天晚上，康生等在新華社的電訊稿中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

　　8月1目，中央文革把持的《紅旗》雜誌發表了由關鋒起草、陳伯達簽發的社論，向全國拋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亂軍口號。

　　周恩來穩定軍隊的努力面臨著更為嚴酷的形勢。

　　周恩來太累了。但周恩來沒有放棄，而是以他特有的、一般人難以企及的韌性與林彪、江青一夥周旋著、鬥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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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他力爭取得了毛澤東的支持，極力保護著林彪、江青一夥想要打倒的軍隊高級幹部；另一方面，他繼續沒日沒夜地接見全國各地群眾組織代表，對那種衝擊軍隊、亂搶槍、亂髮槍的行為進行尖銳批評和制止。

　　七二○事件發生后，林彪、江青一夥把徐向前、徐海東、彭紹輝（時任副總參謀長）誣為七二○事件的「黑後台」。在批判陳再道、鍾漢華的會上，葉群授意吳法憲要把矛頭指向


徐向前。

　　葉群還公然對三軍造反派的頭頭講：徐向前還有什麼值得保的嗎？

　　於是，造反派公開打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口號和標語。

　　7月29日夜，清華大學蒯大富手下的一批造反派沖入徐向前元帥的住處抄家，搶走了5鐵櫃機密文件。

　　周恩來得知后，批評了造反派的行徑，當即命令：（一）所有進入到徐向前同志家的人員要全部撤走。（二）要保證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屬的安全。（三）徐向前同志家的東西一律不準拿走，已搶走的文件櫃和材料由北京衛戍區到清華大學全部追回。

　　八一建軍節即將來臨。周恩來苦苦用心，堅持讓幾個老帥和儘可能多的軍隊高級將領參加八一建軍節招待會。在當時，只要能出席建軍節招待會，名字見了報，就說明這個人沒有什麼問題。

　　然而，林彪、江青一夥極力反對朱德、徐向前、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出席招待會。

　　為此，周恩來召集了幾次會議，但都沒有結果。

　　7月31日下午4時半，八一招待會舉行在即。周恩來又一次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幾個老帥出席招待會的問題。

　　周恩來再次做工作，認為幾個老帥如果不出席建軍節招待會，在國內外都會引起很多議論和猜測，於我黨我軍不利。

　　但江青一夥就是吵吵鬧鬧不同意。

　　沒辦法，周恩來起身去打電話直接請示在外地的毛澤東。

　　毛澤東表示：八一招待會，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衝擊的老帥都要出席，韓先楚（時任福州軍區司令員）也要出席。

　　周恩來如釋重負。他返回會場宣布了毛澤東的指示。中央文革一夥全沒話說了。

　　下午5時半，周恩來召集劉寧一、楊成武、王新亭等最後確定了出席八一招待會的名單。旋即，周恩來親自把電話掛到了西山的葉劍英處。葉劍英不在，秘書說到徐向前元帥處去了。

　　原來，在此之前，周恩來曾打電話給葉劍英，要他轉告徐向前：出席八一招待會的名單，爭論不休。準備請示毛主席作最後的決定。要徐帥作好出席招待會的準備。

　　周恩來又把電話打到了徐向前元帥處，徐帥正在理髮，電話是葉劍英接的。

　　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后，又特意交代說：我已經布置了徐帥的行車路線和警衛問題，徐帥在路上注意安全。

　　周恩來之所以如此關注徐向前的安全問題，是因為林彪、江青一夥對造反派煽動說：徐向前是武漢七二○事件的「黑後台」，是陳再道的「黑後台」。造反派正滿街喊著「打倒徐向前」的口號，到處尋找要揪徐向前。從西山到人民大會堂路程不近，周恩來擔心徐向前在路上被造反派揪走。

　　為此，周恩來還親自找到北京衛戍司令傅崇碧，說：徐向前同志必須參加八一招待會，你們一定要保證他在路上不出事。

　　周恩來還就徐向前參加招待會的沿線警衛和行車路線向傅崇碧作了布置。

　　徐向前剛乘車離開住處，周恩來的電話又打過來了。電話是徐帥夫人黃傑接的。

　　「徐帥走了沒有？」

　　「總理，徐帥已經走了……。」想到周恩來如此細緻周到地關心徐帥，黃傑激動得有點哽咽，說不下去了。

　　「你和徐帥要保重啊！」周恩來安慰說。

　　估計徐向前差不多應該到了，周恩來又特意到大會堂門口，親自迎接徐向前。

　　招待會結束后，細心的周恩來又找到傅崇碧，交代說：你們安全地把徐帥送來了，一定要安全地把徐帥送回家去。不要因為來的路上沒出事就大意。回去的路上更要注意。

傅崇碧不敢大意。他調派了3輛警衛車護送徐向前，並在城裡兜了個大圈子，甩掉了跟蹤的造反派，把徐帥安全地送回了家。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要把人保住了，事情就好辦。

　　周恩來千方百計保護受衝擊的老帥，也是為了穩定軍隊。

　　應當說，這些指揮過千軍萬馬、在槍林彈雨中虎虎生威的共和國元帥，也是顧全大局的。否則，他們又何至於被中央文革那班手舉語錄、嘴喊口號的「秀才」整得如此忍氣吞聲、東躲西藏？

　　《快報》反映的是，1966年12月25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率5000多人，浩浩蕩蕩開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發動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會後，這5000多人兵分5路，開向西單、王府井、北京站等繁華地段，沿途呼口號、搞演講、貼標語、撒傳單。

張春橋向造反派密授機宜(1)
張春橋向造反派密授機宜(2)
張春橋向造反派密授機宜(3)
張春橋向造反派密授機宜(4)
張春橋向造反派密授機宜(5)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12月04日 12:07 新浪讀書  

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1967年1月前後，在中央文革一夥的煽動下，一股揪斗劉少奇、鄧小平的惡浪洶湧而來。

　　元旦剛過，一份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編印的《快報》擺在了周恩來的案頭。

　　《快報》反映的是，1966年12月25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頭頭蒯大富率5000多人，浩浩


蕩蕩開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發動了「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會後，這5000多人兵分5路，開向西單、王府井、北京站等繁華地段，沿途呼口號、搞演講、貼標語、撒傳單。主要口號是「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徹底打垮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猖狂反撲」等，這些口號還用大標語醒目地貼上了天安門城牆。

　　看罷《快報》，憤怒、不安一起交織在周恩來的心頭。他知道，這次行動，完全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縱容和支持下搞起來的，這等於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行動推向了全社會。而這正是周恩來自劉少奇、鄧小平「落馬」以來一直所反對的。

　　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因為與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的搞法上出現分歧而被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而遭批判，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的不滿，極力煽動造反派打倒劉少奇和鄧小平。周恩來反對林彪、江青等人的做法，他在艱難的處境中，費了很大的精力，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了力所能及的保護。

　　1966年10月12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發來「請帖」，要王光美去清華參加批判會，目的是想從王光美身上打開打倒劉少奇的突破口。周恩來為此批告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轉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我準備派人去錄音，帶回給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參加會議。」

　　10月18日，在中央文革一夥的蠱惑下，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造反派在天安門貼出了「打倒劉少奇」的大標語。同日下午，清華大學也出現了「打倒修正主義頭子劉少奇」的大標語。周恩來得知后，派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童小鵬去勸阻。

　　而且，事隔一天之後，周恩來為此還在國務院會議室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的造反派代表。

　　周恩來再三強調不要去天安門貼少奇同志的大字報。他說：我勸你們不要到天安門去貼少奇同志的大字報了，學校也最好避開這個問題。即使少奇同志有錯誤，我現在也無權回答你們。你們把少奇同志的大字報貼到天安門，你們要考慮考慮。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國家元首，他不是普通黨員，也不是普通領導，就是要撤換，也不要去發動群眾。……我今天講這麼多，就是勸你們，不要到天安門去貼少奇同志的大字報。清華的同學要把王光美同志叫回去檢查，主席還不贊成。主要是考慮群眾大會一開，就不好收場。

　　有代表提出：劉少奇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沒有提毛澤東思想。

　　周恩來回答說：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沒提毛澤東思想，是主席的提議，是針對當時的國際局勢。主席說，不一定每一次開代表大會都提。你們青年人熱情很高，但你們把問題想得太嚴重，你們不了解實際過程。

　　就在周恩來接見哈爾濱工業大學造反派代表的同一天，周恩來得知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派準備於21日或22日在天安門廣場召開50萬至100萬人參加、矛頭指向劉少奇、鄧小平的「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大會，又要周榮鑫和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派人分頭去做勸說工作，說服他們不要舉行這樣的會。後來這個會沒有召開。

　　周恩來之所以反覆勸阻不要把針對劉少奇的大字報張貼到公眾場合，反對公開召開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的群眾性大會，實際上是他不同意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捅到社會上去。在他看來，即使劉、鄧有「錯誤」，也是「由於對形勢的估計和問題的認識而來」，屬於黨內問題。10月，當林彪在天安門講話和《紅旗》雜誌13期社論提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周恩來就當面向毛澤東提出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個提法是否合適？黨內歷來提路線錯誤都是左傾或右傾，沒有反動路線這個提法。但毛澤東沒有接受周恩來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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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周恩來極力勸阻造反派和紅衛兵不要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和「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行動推向社會的時候，中央文革一夥又在背後搞起了小動作。

　　12月18日，中南海西門傳達室的裡間，張春橋神秘地把蒯大富找來密授「旨意」

　　：「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仍然相當猖獗，現在還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

　　「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他們雖然作了檢查，態度還是不好。」

　　「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政治嗅覺並不遲鈍的蒯大富太明白了，張春橋所講的「中央那一兩個」就是指劉少奇和鄧小平。

　　「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徹底革命的精神，痛打落水狗嘛，把他們搞臭，切不要半途而廢！」

　　蒯大富領旨而去。

　　於是就有了12月25日蒯大富率5000多人到天安門廣場發動的「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

　　這次行動，蒯大富本來還準備到中南海西門揪王光美回清華檢查，並揪斗劉少奇、鄧小平。

　　周恩來得知后，告訴工作人員：如果造反派來要人，必須請示我決定。又告訴童小鵬、汪東興：不能讓學生沖中南海。要說服紅衛兵對劉少奇、鄧小平不宜採取揪斗辦法。他們揪王光美即與劉聯繫起來了。

　　12月26日，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在接見「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的代表時，公然把劉少奇稱作「赫魯曉夫」。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來到清華大學，對蒯大富12月25日發起的「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大行動」表示滿意和支持。蒯大富洋洋自得，對他的同夥說：「江青同志這次親自來清華看我們，說明我們打劉少奇、鄧小平對了，幹得好，幹得漂亮！」

　　12月31日，針對造反派對劉少奇等的一系列極端行為，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找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造反派代表談話。

　　周恩來：找你們來，是想談幾件事情。你們要王光美回清華檢查，我曾經兩次請示主席，主席還是不同意讓王光美回清華。你們可以背靠背讓她回答問題。

　　造反派：她要是不回答呢？

　　周恩來：這個事情我可以辦嘛！你們把要問的問題提綱交給我好不好？

　　造反派：我們叫她揭發劉少奇的問題。

　　周恩來：我不能回答。我如果說了，就是命令她揭發。你們可以看她的檢查和回答的問題嘛。

　　周恩來：再有一個，你們不要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去。外賓問起來，我就只好回答說是我們國家發揚大民主，可以發表不同意見。但你們這樣把「打倒劉少奇」的口號貼到天安門，矛盾的性質就變了。

　　造反派（咄咄逼人地）：難道劉少奇不是屬於敵我矛盾嗎？

　　周恩來：這是你的看法，但我不是這樣看的，你們不能把你們的看法強加於我。

　　你們提口號要恰當，在學校提還要考慮，到外面提更要慎重。我今天提醒你們，有的人可以用一種右的方式來反對我們，也有的人可能以極左的面目出現，他們把一些口號提到不恰當的程度，這也要引起我們的注意。要慎重，警惕有鑽空子的敵人。

　　由於有毛澤東的支持，周恩來堅決頂住了造反派要揪王光美回清華批判的要求。

　　然而，造反派並不罷休，幾天之後，卻策劃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鬧劇。

　　1967年1月6日晚，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打電話給王光美，謊稱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在車禍中被壓斷了腿，正在北京第二人民醫院搶救，急需家長簽字后動手術截肢，否則，生命難保。

　　此前，周恩來曾囑咐，要劉少奇和王光美不要輕易出中南海。但劉少奇聞訊女兒受傷后，顧不了那樣多了，和王光美雙雙驅車趕到了醫院，中了造反派的奸計。

　　造反派當場扣留了王光美，劉少奇在警衛人員的保衛下脫身回到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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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得知后，知道事情壞了，連忙派人去追趕，並親自打電話給蒯大富，要他們放人。

　　次日，周恩來嚴厲批評了清華大學造反派的行徑，說：這個動作確實是不光明磊落，是背後耍鬼，不是堂堂正正的政治鬥爭。他們就是想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到清華批判。批判王光美，方式可以多樣，如背靠背的，也可以書面的，因為斗王光美不僅是她一個人的問題

。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要看一段時間，不要擴大這個問題。但清華8個同學說這還不過癮。當時我派車去追趕，已經趕不上了。到醫院門口，實際上他們女兒沒有壓斷腿，清華的同學把他們帶上汽車到清華去了。這是一場什麼戲呀！是惡作劇啊！現在不是揪鬥了，是騙鬥了。這是不正常的，共產黨不這樣。這種作風不能提倡。

　　造反派搞聯合行動1月6日、7日、8日，在中央文革一夥的唆使下，造反派連續把中南海的幾處大門圍得水泄不通，高音喇叭對著中南海狂呼亂喊，要揪斗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其他中央負責同志。

　　北京建工學院「八一戰鬥團」、「井岡山」的造反派還下了最後「通牒」，要求在7日凌晨4點鐘之前給予答覆，否則就要採取行動。

　　7日凌晨3點半，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室接見北京建工學院和清華大學的造反派代表。

　　那時，造反派常常採取一些極端的行動，而周恩來常常為此接見他們，雖然不能完全說服他們，但接見一下有助於緩解局勢，消解造反派的極端情緒，化解燃眉之急。

　　接見一開始，造反派代表就氣勢洶洶地說：劉少奇（去年）8月到我院放了毒，八一團和「井岡山」都勒令他回建工學院檢查。

　　周恩來說：你們下了通令，說4點讓答覆，否則，要揪。所以，把我揪出來了。你們要送大字報，我們可以轉送。要揪不行，主席讓我來勸你們不要揪，你們可以送大字報。

　　造反派：要不揪他，起碼得讓他給我們一個書面檢查。

　　周恩來：你們要他寫書面檢查，我得報告主席。

　　在和造反派談了一些其他問題后，造反派又提出：我們今天下午要搞聯合行動，到中南海揪劉少奇。

　　周恩來氣憤地說：我已經說了，不要揪了嘛！總要照顧黨和國家的影響。現在反正4點已經過了，4點前你們同意不揪，我要向主席彙報。

　　剛勸阻完建工學院的造反派，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農林口的造反派從中南海的西門、西北門、西南門、北門同時發起衝擊，要揪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國務院其他負責人。到8日凌晨，一部分造反派翻越圍牆衝進來了。凌晨1時，周恩來中斷其他工作，把衝擊中南海各門的造反派集合到人民大會堂，接見他們。

　　周恩來嚴肅批評造反派的行為，說：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可以批判，但你們到中南海揪他們（指劉少奇、鄧小平），不行，毛主席、黨中央不同意你們這樣觥２還饈薔舅?遣恍校?褪薔局醒肫淥?涸鶩?疽膊恍小Ｎ掖?淼持醒搿⒐?裨焊嫠唚忝牽?荒苷庋?觥Ｖ心蝦Ｊ敲?饗?ぷ韉牡胤健Ｄ忝敲刻斕街心蝦Ｇ朐福?煥淳陀么罄?榷宰胖心蝦＃?姑?饗?橢醒敫涸鶩?靜荒芎芎霉ぷ鰨?液粲蹌忝遣灰?庋?Ｎ頤怯泄娑ǎ?宦郾泵擰⑽髏擰⑽鞅泵擰⑽髂廈牛?頤嵌家?峋霰Ｎ饋?/p>

　　我要求大家無論如何要遵守這個最高紀律，並把這個事轉告北京的紅衛兵，自覺遵守這個紀律。

　　下午4時，周恩來在工人體育場出席「全國石油系統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當周恩來講話時，場內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周恩來迅速轉過身去，背向會場，以示反對。而後說：即使是犯了路線錯誤的同志也不能說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說他是反革命。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決定上，他們兩位還是黨中央常委。今天我代表黨中央講話，在我面前喊這樣的口號，使我處於為難的境地。近來，有人幾次衝進黨中央的指揮中心中南海。他們要去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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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去把劉、鄧兩位揪出來。毛主席給我的任務就是說服同學們和戰友們不要這樣做。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需要用揪斗的辦法，不需要面對面，可以用背靠背的辦法。鬥爭可以是口頭的，也可以是書面的，送大字報就是書面的嘛。

　　周恩來還說：今天天快亮時，我們還處理了這樣一件事。中南海的4個門──新華門、西南門、北門、西北門都被包圍了。包圍幹什麼呢？要衝進去揪人。結果在西南門有100多人


爬著鐵門衝進去了。同學們，工友們，你們不是大家都說要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嗎？這麼個情況，我怎麼樣？我只能挺身而出擋住。這樣的事我處理了5件：兩次沖北門，3次衝進了西南門。這是第5次，勸說了很久，結果我把他們引到人民大會堂。我們希望再也不要出現這樣的事，你們要向其他同學、工友宣傳這個道理。

　　1月12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釣魚台召集中南海的造反派開會，說：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轟轟烈烈。劉、鄧、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們為什麼不去斗他們？

　　當天晚上，中南海的造反派分別沖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家，強行揪斗、圍攻劉、鄧、陶。

　　1月16日，周恩來打電話給王光美說：要經得起考驗。

　　次日，周恩來在接見國家科委的造反派代表時，告誡說：你們的會可以開，但報紙上還沒有公開提劉、鄧，他們還是政治局常委。你們開會不能把他們拉去，否則我們不出席。

　　自1967年3月起，劉少奇的問題似乎明顯升級，毛澤東好像也改變了原來的態度。

　　1967年3月9日、10日兩天，在北京召開的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陳伯達、康生點名對劉少奇從歷史到現實進行顛倒是非的誣衊，旨在打倒劉少奇的問題上打通全軍高級幹部的思想。10天以後，在一次有毛澤東、林彪等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正式決定將運動中揭發劉少奇的所謂「歷史問題」的材料交「王光美專案組」調查，指定由康生分管這件事。

　　此後，劉少奇完全落入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的魔掌。謝富治是劉少奇專案組的組長，康生是政治局常委中分管劉少奇專案的，江青雖沒有頭銜，但卻是抓劉少奇專案的「主帥」。

　　應當說，對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當時的環境下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但是，就像他保賀龍那樣，後來他也心有餘而力不足了。

　　1967年3月21日，周恩來接見財貿系統的造反派，當造反派指責周恩來在對待老幹部的問題上與中央文革的口徑不一樣時，周恩來說了這麼一句話：「毛主席沒決定，當然要負責保護。」

　　這句話，很能反映周恩來在「文革」中保護幹部方面所處的艱難處境和所採取的鬥爭策略。只要毛澤東沒有決定要打倒，周恩來就會想方設法以毛澤東的支持來擋住林彪、江青一夥射向老幹部的槍彈，保護老幹部。

　　對劉少奇，毛澤東本來並沒有「徹底打倒」的意思。1966年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他還肯定了劉少奇寫出的《在北京各工作組領導幹部會議上的檢討提綱（草案）》，他在上面批道：「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正一些，請酌定。」並且，毛澤東還提出過開九大時要選劉少奇、鄧小平當中央委員。

　　後來，江青、康生一夥不斷向毛澤東提供有關劉少奇所謂「歷史問題」的假材料，毛澤東的認識和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想保劉少奇也保不住。

　　要指出的是，在保護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所面臨的處境要比在保護賀龍的問題上更為嚴峻、敏感、艱難。賀龍主要還是林彪、江青一夥要打倒他，毛澤東表示默許。而劉少奇的問題，直接與毛澤東聯繫在一起。如果在劉少奇的問題上，周恩來拍案而起或者持反對意見，這就意味著他要直接與毛澤東發生正面衝突，林彪、江青一夥必然在一旁趁火打劫，其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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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劉少奇的問題上，許多學者都談及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通過關於劉少奇的決定時唯一沒有舉手的陳少敏。首先要肯定，在當時的那種歷史氛圍中，陳少敏的這種勇氣確是難能可貴。

　　然後，我們不妨作些冷靜的比較。




　　陳少敏不舉手，表示不同意中央關於劉少奇的決定，從直接效果上來說，她這一票也改變不了劉少奇當時的命運，事實也確是如此。周恩來當時要這樣做（不僅僅是投票時，包括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其直接效果也不外乎如此，根本不可能改變劉少奇的命運。試想，在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如日中天之時，加上毛澤東的偏聽，從組織原則上來說周恩來的反對票也是處於絕對的少數。但是，由不舉手這一舉動所引起的政治後果就大不一樣了。以陳少敏當時的身份和地位，她公然表示不同意打倒劉少奇，所帶來的後果可能是自己受到更嚴酷的政治打擊和迫害，對當時的中國政壇產生不了什麼大的影響。如果周恩來也這樣做，由於他所處的位置，其政治後果就不僅僅是導致他自己下台的問題，更關鍵的是將會對當時的中國政壇產生一系列的舉足輕重的連鎖反應，整個中國的政治和權力格局將發生於黨、於國、於民十分不利的大裂變：那就是周恩來被徹底打倒失去合法的鬥爭權力，中國政壇將會淪為林彪、江青一夥的天下。

　　需要指出的是，在對劉少奇的錯誤處理上，周恩來的內心是十分痛苦的。新近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公布了這樣兩條材料：1969年3月11日，正是九大召開前夕，周恩來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九大的政治報告。毛澤東說：報告中可以不提鄧小平，但要提劉少奇。

　　第二天，鄧穎超給周恩來寫了一張紙條，上面寫道：「你要緊跟毛主席，活學活用毛主席思想，對事對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動，力爭保持你的身體情況能堅持工作。因昨日蒲老（作者按：指為周恩來看病的著名老中醫蒲輔周）告我，望你應戒著急和激動，以免影響心臟波動。」

　　細心琢磨這兩條材料，不難看出它們的內在聯繫。周恩來為什麼恰恰在這個時候情緒激動？恐怕是與對劉少奇的處理有點關係。

　　對劉少奇的處理，在1968年10月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已經通過了由江青、康生、謝富治等憑偽證寫成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並宣布「把劉少奇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但那畢竟還是在黨的中央會議上。如果要在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公開提劉少奇的所謂「罪行」，那就等於將黨中央對劉少奇的錯誤處理公之於世了。因為九大的政治報告要向全國、全世界發布。這一做法，周恩來是有看法的。

　　後來，在張春橋等起草、林彪所做的九大政治報告中，一開始就點出：文化大革命「這個偉大的革命風暴，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贊同打倒劉少奇，對周恩來個人來說，無疑又是一次痛苦的違心之舉，但對黨和國家的江山社稷來說，確又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為什麼說這種考驗是前所未有的？這種考驗是什麼？是在槍口和屠刀下的視死如歸嗎？是面對邪惡勢力剛直不阿的敢於鬥爭嗎？是面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進攻，不為所累、保持晚節嗎？都不是。這些考驗對於那一代曾出生入死的老幹部來說，都沒有問題。

陳毅帶頭作檢查(1)
陳毅帶頭作檢查(2)
陳毅帶頭作檢查(3)
陳毅帶頭作檢查(4)
陳毅帶頭作檢查(5)
陳毅帶頭作檢查(6)
陳毅帶頭作檢查(7)
陳毅帶頭作檢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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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的1月，政治氣候和自然氣候把全國的每一撮泥土都冰封在嚴寒之中。

　　蕭森的北京，更是呵氣成冰。

　　夜幕下的人民大會堂，點點燈火也遮掩不住它的蒼涼。




　　周恩來疲憊地坐在沙發上，端起工作人員送來的一碗雞蛋炒米飯。一旁坐著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

　　這是周恩來的晚飯，時間是晚上9點半。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亂的時期，這樣的時間，這樣的場合，這樣簡單的便飯，對周恩來來說已經習以為常了。

　　周恩來抓住吃飯時間的空隙，找陳毅談話，談話主題是要陳毅在國務院帶頭向造反派作個檢討，以早日擺脫被動的局面，協助他抓好國務院的工作，尤其是外交工作。

　　對於出生入死的廣大老幹部，文化大革命是一座煉獄。在這座煉獄中，每一個幹部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驗。

　　周恩來也多次意味深長地對老幹部說：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我們要經得住這個考驗。

　　為什麼說這種考驗是前所未有的？這種考驗是什麼？是在槍口和屠刀下的視死如歸嗎？是面對邪惡勢力剛直不阿的敢於鬥爭嗎？是面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進攻，不為所累、保持晚節嗎？都不是。這些考驗對於那一代曾出生入死的老幹部來說，都沒有問題。

　　這種考驗的前所未有就在於：黨的領袖的決策嚴重失誤與一些野心家利用這種失誤來搞陰謀交織在一起。

　　階級鬥爭之弦越綳越緊的領袖毛澤東，認定「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混進」了大批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於是決意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揪出和批判這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來反修防修，保證社會主義江山不變顏色。

　　林彪、江青一夥利用毛澤東的決策失誤，打著「揪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旗號，操縱紅衛兵和造反派迫害、打殺所有與他們不相為謀的老幹部，以便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更多的權力。

　　而恰恰是廣大的老幹部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有點難以理解和想通，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都有抵觸情緒。這種情緒正是林彪、江青一夥為打擊迫害老幹部所要找的借口。

　　因此，無論從鬥爭環境還是從鬥爭對象來看，都註定了這是一場老一輩革命家們過去所從未經歷過的特殊鬥爭。

　　從鬥爭對象看，鬥爭對象是一群罩著革命的光環、盤踞在黨內高層、騙取了毛澤東的信任、在黨內軍內握有重權、一時不容易被揭露的野心家和陰謀家。

　　鬥爭的環境是，黨的領袖的決策嚴重失誤與一些野心家利用這種失誤來搞陰謀交織在一起。周恩來和老一輩革命家腳下踩著的是布滿了若即若離的「連環雷」雷場。對林彪、江青一夥的行動，不單純是針對他們，如果不審時度勢，掌握火候，就有可能觸及到毛澤東。

　　面對這樣的鬥爭對象和鬥爭環境，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過去在你死我活的敵我衝殺中練就出來的一身是膽、視死如歸的革命素質，在這場史無前例的風暴中顯得是那麼地無所適從。

　　許多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剛直不阿，拍案而起，抨擊和抵制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和極左做法，往往被他們扣上反對毛主席、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輕則被罷官免職、受批挨斗，重則被迫害致死，其結局往往是悲劇性的。

　　自文化大革命開展以來，已經有許多老幹部紛紛落馬。進入1967年以來，打擊老幹部之風更是來勢洶洶。元旦剛過，一些造反派就圍堵在中南海的幾個門前，鬧著要揪國務院的幾位副總理。1月8日，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閻紅彥上將不堪陳伯達、江青等的迫害，自殺身亡。

　　問題的嚴重性還不僅僅在於個人的榮辱安危，還在於如果一旦老幹部都被打倒失去了發言權，黨和國家的權力將更多地落入陰謀家和野心家的手中，黨的命運、國家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令人堪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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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來看在眼裡，急在心裡。老幹部打倒得越多，越對林彪、江青一夥有利。

　　林彪、江青一夥越是倒行逆施，越是激起老幹部拍案而起，他們藉機可以打倒更多的老幹部，其結果是他們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恣意橫行。這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在這樣一座特殊的煉獄中，勝利者只能是屬於這樣的人：首先，要有能看得清當時的斗


爭形勢和環境的政治眼光；其次，要有能夠適應這種鬥爭環境和鬥爭對象的性格涵養和鬥爭膽略。二者缺一不可。

　　硬抗、硬頂、硬拼，對黨和國家不利。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該讓步的還是要讓步，該轉彎的還是要轉彎，不能計較一時一地的個人榮辱與委屈，不能爭一時之勝敗。

　　周恩來之所以先找陳毅談，要他帶頭作檢查，是因為「文化大革命」以來，陳毅在一系列公眾場合的講話中公開批評了陳伯達、江青等中央文革一夥操縱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所作所為，被造反派揪住不放，處境危險。

　　當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逐漸顯露出其危害性和災難性后，周恩來和陳毅在不理解中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態度和鬥爭方法。周恩來是憂心忡忡地考慮如何把這場「洪水」納入河道，正像一位外國作家所描述的：「周恩來像個絕妙的騎手，試圖騎在一匹脫韁的馬背上並最終制服它。」因而，他所採用的鬥爭方法更多的是韌性的陰柔、迂迴。而生性剛烈豪爽的陳毅卻難以抑制住感情的閘門，對林彪、江青一夥的所作所為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錯誤的做法直言不諱，打出了排排「重炮」。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工人體育場。在軍隊院校、文體單位10萬人參加的大會上，陳毅針對林彪、江青一夥試圖亂黨亂軍的陰謀「開炮」了：今天，我陳老總在這裡給你們潑點冷水，有些話講出來可能不好聽喲，但還是要講。無非是有人到外交部來揪我，貼我的大字報。我們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可是現在有人拿對付敵人的一套對付自己的同志，對付人民的軍隊，搞什麼「逐步升級」，口號越提越高，鬥爭對象越搞越大。總之，越「左」越好。這種簡單化、擴大化的做法，最終結果只能適得其反。

　　次日，在外交部小禮堂召開的外交部紅衛兵大會上又響起了陳老總的隆隆「炮聲」：自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來，我講了很多話，現在我還要堅持講下去。我已作好準備，落個被罷官、撤職、坐班房，這都不要緊喲。有人勸我陳老總少講一點話，他們都是好心喲。我壓了又壓，可還是壓不住，有啥子辦法？文化大革命以來，我一張大字報也沒寫，是個落後分子，你們寫了幾百張，是「先進分子」喲！現在外交部里大字報的名堂可多喲，什麼「罪魁禍首」呀，什麼「劊子手」呀，什麼「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張大字報定了嗎？這不是解決問題，是紙老虎，是在追求驚心動魄！

　　陳毅嘻笑怒罵，台下有人報以陣陣笑聲和掌聲，有人匆忙記錄要當作陳毅的「罪證」材料。陳毅全然不顧，繼續加大「火力」：有人在大字報中說我陳老總的講話不符合《人民日報》社論，他說他的，但我不改變我的看法。我這個當外交部長的經常在估計形勢，我是靠這個吃飯的，但這場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沒有估計到，是很不自覺、很不理解的。

　　11月29日，還是在工人體育場大會上，陳毅繼續「放」了個痛快淋漓：我上次的講話（指11月13日的講話），是有意識對準一些人的。我是一個「保守派」。現在我擔心，主要是目標不明。把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統統說成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都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講黑幫，就都是「黑幫」。這樣，打擊面太大、太寬，等於否定毛主席的領導，否定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否定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我講話有些刺人，但我講的是真話，是老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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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陳毅的這一排排「重炮」，把中央文革一夥給打懵了。在釣魚台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江青揮舞著拳頭朝張春橋、王力等人歇斯底里：「反擊！反擊！」

　　於是，陳毅的講話以及這一時期其他老帥的類似講話被誣為「十一月黑風」。很快，一股反擊「十一月黑風」的狂潮席捲而來。在中央文革一夥的指點下，造反派叫喊著「揪出陳毅」、「要陳毅出來檢討」等，向陳毅發起了衝擊。




　　周恩來挺身而出，擋住了呼嘯而來的「揪陳」惡浪。

　　1966年12月3日晚7時，國務院會議廳。周恩來接見北京外國語學院紅衛兵組織代表。紅衛兵代表對陳毅提出了種種責難，說：陳毅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許多講話壓制了左派學生，沒起到好作用。

　　周恩來對紅衛兵進行了耐心的勸導，說：你們說陳毅「和稀泥」，其實他是為了團結大家，是一肚好心腸嘛！就是有時說話「走火」。我們相處幾十年，這個老同志的確為黨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但紅衛兵不聽勸告，一味糾纏。周恩來生氣了，他嚴正地告誡說：你們對陳毅說過的話，就要求那麼嚴？這樣聽起來，你們是對他有偏見，專抓「小辮子」。我今天沒有時間專講陳毅問題，但我要告訴大家，陳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你們不能把他一時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話」。對陳毅同志問題的認識，你們不能強加於我。你們講他說過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說過不理解嘛！你們不能以任何理由沖外交部，不能揪陳毅。你們要去，我勢必出面勸阻。

　　然而，有恃無恐的造反派不顧周恩來的警告，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武工隊」竟衝進了外交部，要揪陳毅。

　　12月13日晚8時，周恩來把北京外國語學院的幾個紅衛兵組織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禮堂，責令沖入外交部揪陳毅的「武工隊」立即撤出外交部，否則，就要派衛戍部隊去把他們拉出來。

　　紅衛兵還不服，咄咄逼人地與周恩來辯論起來：我們認為，現在外事口問題的關鍵不在別的，而在於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例如，工作組的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還有，陳毅到現在還沒有作檢查，仍然堅持他以前的觀點。他給軍事院校學生的兩次講話，保守派很歡迎。總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來自陳毅，因此，必須徹底批判陳毅，否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打不垮！

　　周恩來不想在陳毅問題上同他們糾纏，說：今天我不準備同你們談這件事，要談以後談。你們不能壓我。你們送來一大疊東西（指造反派送來的關於陳毅問題的材料），我還沒有看。總得先讓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沒等周恩來說完，紅衛兵就打斷說：總理，你要理解我們的心情！

　　周恩來氣憤地說：你講，我一直在聽，耐心地聽嘛！但你總不能要我馬上回答你的問題。……你們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們把一切問題歸結於一個人，這不是辯證地看問題。運動發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

　　我過去對你們說過，這樣大的局面，我做夢也沒敢想過，也許你們想到了，算你們有偉大的預見！事物的發展常常超出我們的預計，包括各個行動，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問題是犯了錯誤，認識到了，就要馬上承認、改正。我這是對你們講的老實話。所以，在我理解你們情緒的同時，我們的情緒，也請你們理解。總之，我今天沒想回答陳毅同志的問題，還發了這麼大的脾氣，對不住了！

　　說完，周恩來憤然退場。

　　1967年元旦剛過，周恩來又連續3次同軍隊院校和文藝單位的造反派談話，說服他們取消將在5日召開的、指名要陳毅到場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雖然周恩來擋住了呼嘯而來的「揪陳」惡浪，但從1967年元旦過後的形勢看，局勢將會更加嚴酷。陳毅不作一個檢查表態，這個關不好過。再說，老是被造反派這樣糾纏著，工作也不好開展。與其這樣硬擋，還不如因勢利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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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載: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   作者：陳揚勇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出版  

　　周恩來多次說過，萬馬奔騰來了，你根本擋不住，只能因勢利導，否則，就會被衝垮。

　　當然，周恩來找陳毅，直截了當地動員他帶頭作個應景式的檢查，以便過關，這也還有周恩來與陳毅長期以來建立的深厚的情感私交因素在內。

　　周恩來在當時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和鬥爭方略，包括在一些特殊環境下說一些違心話，


並不是所有的老幹部都能理解的。明明是自己沒有錯，還要作檢討，這就意味著要說一些違心的話。要勸別人作檢查，如果得不到別人的理解，很可能被誤解為軟骨頭、兩面派。但周恩來相信陳毅能夠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陳毅開始一聽要他在造反派面前作檢查，內心也想不通。

　　「我沒有錯誤，為什麼要檢討！？大不了撤職罷官……」陳毅在周恩來面前總是直來直去，有一不說二。

　　「現在不是有沒有錯誤的問題，而是國務院的副總理、部長們大多被纏住不能過關，難以出來開展工作，工交生產都快要癱瘓了。這樣下去如何得了？！」周恩來用手把掉在桌子上的幾顆飯粒撿起放到嘴裡，嚼了嚼，繼續說：「昨天，我同各大區負責人及省委書記談話時也說：我們的領導幹部中，有跟不上的，有思想抵觸的，甚至還有對立的。要爭取主動，擺脫被動。現在新的高潮開始，我們得做精神準備，過好這一關。如果省市委再這樣被動下去，對工作、對個人都不利。」周恩來說這段話的意思也是要各省、市、自治區領導幹部對運動不要硬抗、硬頂，要因勢利導。

　　看到周恩來日理萬機、心力交瘁的樣子，陳毅不忍心眼看周恩來一人在苦撐危局，深感自己應該儘早解脫出來，協助周恩來分擔部分工作，特別是外事工作。

　　再說，陳毅也理解周恩來這樣做是為了給他一把保護傘，保護他過關。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以各種方式方法保護了大批幹部，這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在那個時候，過了關就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的造反派的糾纏，就可以不被打倒，就可以出來工作。雖然這種「過關」需要個人受點委屈，但從整個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著眼，個人受的這點委屈又算得了什麼！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多次對老幹部們說：當年打仗的時候都過來了，都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坐牢、下地獄都不怕，現在還有什麼捨不得的？

　　換句話說，過去革命戰爭年代，為了革命可以犧牲生命。現在為了工作，個人受點委屈有什麼要緊？！

　　因此，陳毅最後答應了周恩來的要求，準備在國務院帶頭作檢查。

　　周恩來還叮囑陳毅：檢查不必寫得太長，寫好后先送給我看一看。

　　違心的檢查真難寫，對於陳老總來說，為此賴艫哪韻赴??謊怯詮?ブ富踴春Ｕ揭邸＜觳楦遄芄?000來字，經周恩來再三修改後定稿。

　　1月24日，由周恩來親自主持和精心安排，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外事口各群眾組織參加的萬人大會。參加會議的還有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陳伯達、江青也不情願地來了。

　　會上，陳毅照著經周恩來再三推敲定稿的檢查稿，向群眾作公開檢討，大意是：文化大革命運動一開始，我對這場運動是很不理解的。當時群眾運動來勢迅猛，沒有思想準備，擔心群眾運動過猛會打亂正常工作秩序，影響外事工作，所以，對派工作組和規定一些條條框框的做法覺得合乎自己的口味，於是，運動一開始就向外事系統各單位派出了15個工作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後來，部分群眾要求批判工作組的錯誤，我又過多地強調保護幹部，原諒工作組的錯誤；強調群眾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要避免衝突，在少數派和多數派之間搞調和。在各單位的幾次講話，主觀願望是出於好意，想把運動搞好，但這些講話給群眾運動潑了冷水，「起了阻礙作用」。今後，要廣泛徵求意見，誠懇接受監督，決心在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中經風雨，見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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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毅作完檢查后，周恩來又特意講了一段很長的話，肯定了陳毅的檢查。

　　周恩來說：陳毅同志的檢查我認為是好的。陳毅同志的檢討是經過了一個痛苦的認識過程。這樣一個老同志，奮鬥了40多年，戰鬥了40多年，為黨做過許多工作，當然也犯了不少錯誤，但現在晚年還在努力工作，努力改造，努力緊跟主席。




　　這樣的同志我們應該幫助他，尤其是我們外事系統方面要幫助他，因為他在你們中間工作。我希望大家以同志的態度、兄弟的態度，以階級兄弟的態度來幫助他。我相信群眾的幫助、大家的幫助比我一個人提醒甚至警告要好得多。現在，陳毅同志已經作了檢討，今後外事口的工作由陳老總出面，減少我在這方面的工作，我就可以把力量轉移到別的口子上去，你們大家看好不好呀！

　　群眾鼓掌表示歡迎。

　　但江青卻拉長著臉，很不高興。

　　周恩來注意到了。他強調說：外交、外事口的一切重大方針、政策、路線，確實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製定的。毛主席關心國內外大事，國際上發生的重大事情，都逃不過毛主席的眼睛，有時候我們沒有看到的東西，毛主席看到了，提醒我們。極其重要的事情，我忙不過來，主席提醒我們。所以說，外交上的重大方針、政策都是毛主席親自過問的。

　　周恩來之所以當著江青、陳伯達的面說這番話，是因為他們曾歪曲、攻擊建國17年來的外交路線，否定17年的外交成績，以此來把矛頭引向陳毅，最終指向周恩來。

　　儘管江青不高興，但她和陳伯達是代表中央文革來的，周恩來講完后還是請他們兩個給大家講幾句，實際上是要他們中央文革表個態。

　　陳伯達草草地應付了幾句，他那本來就難聽懂的福建腔此時更加含混難聽，大家只聽到他喉嚨里發出了聲音，但聽不清他說了些什麼。

　　江青是避而不講，顧左右而言他，說：「我來指揮，大家唱《國際歌》吧！」

　　儘管有江青、陳伯達的刁難，但在周恩來的保護下，陳毅畢竟還是順利地通過萬人大會檢查，過了關，成為國務院系統第一位被「解放」的副總理。

　　陳老總「壓不住火」 陳老總「過關」后，按國務院分工，除主管外交工作，抓外事口運動外，還分管西北幾省區的運動。

　　然而，陳老總畢竟是陳老總。

　　儘管深知陳毅秉性的周恩來勸他少說點話，言多必失，陳老總也認真地接受了周恩來的建議，但是，面對種種錯誤行徑，陳老總有時還是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

　　加之在2月初，毛澤東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對陳伯達、江青等人的一些做法有所批評，陳老總更是想對準倒行逆施的陰謀家們痛快地放上幾「炮」。

　　2月9日，陳毅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的造反派，??牆艙?擼?白杷?塹囊恍┕?鸚形?Ｌ缸盤缸牛?呂獻芫脫共蛔』鵒耍骸叭ツ?、8月份，我講了許多話，被說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今天講話可能被說成新反撲，我不怕，還是要講。我知道，只要我講話，就會有人說陳毅又跳出來了。對！全國大亂，快要亡黨亡國了，此時不跳出來講話，更待何時？批判和鬥爭，要分清敵我。搞路線鬥爭我願意參加，但動不動就下跪，搞噴氣式，發泄私憤，發泄感情，這樣的鬥爭方式我不同意。……我在這裡大膽地對你們說，這樣的鬥爭方法要犯方向、路線錯誤的。」

　　「在中央會議上我也講過這樣的話。鬥爭搞左了，傷了很多人，你們怎麼能掌好權？對同志，不能動不動就說他是反革命，有證據是反革命，可以報公安部門逮捕法辦嘛！」

　　……

　　兩天之後，陳毅去首都機場歡迎由外交、計劃部長比拉尼·馬馬杜·瓦尼率領的茅利塔尼亞政府代表團。外交部的造反派頭頭也去了。

　　在機場休息室等候時，造反派頭頭向陳毅提出，在新聞報道中，造反派頭頭的名字也要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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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毅一聽，聯想到最近的新聞報道中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的名字竟然排在了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的前面這樣一種野心畢露的做法，火就往腦門上撞，當即毫不客氣地表示：「我堅決不同意。」

　　「現在是向你請示。」造反派頭頭說。




　　「請示？請示不敢當，不鬥我就感謝你們了。」陳毅沒好氣地說，「革命革了40幾年，沒想到落到這種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氣，我拼了老命也要鬥爭，也要造反。前幾天，我到外交部去參加大會，要我低頭認罪。我有什麼罪？有罪還當外交部長？不要太猖狂了，太狂了沒有好下場！」

　　陳老總一發不可收：「現在把外交部搞成什麼樣子了，動不動就斗，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還不知道晚上怎麼樣？無組織，無紀律，把外交機密都捅出去了。我就不相信龔澎（龔澎時任外交部長助理兼新聞司司長）會是三反分子，你們還要開除她的黨籍。非黨員居然要開除黨員的黨籍，我還沒有聽說過。」

　　「章文晉大使一下飛機就抓去批鬥，戴高帽子。先讓他睡個覺嘛！」

　　「對外經委斗方毅（方毅時任對外經委主任）鬥了7天，還不放出來，工作不能做。」

　　……

　　最後，陳老總對坐在一旁的對外文委副主任楚圖南說：「楚老啊，我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我們交班不能交給赫魯曉夫式的人啊！」

　　陳毅的最後一句話是話裡有話。

　　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懷仁堂主持碰頭會，陳老總與譚震林、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當著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張春橋的面，再次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夥打擊迫害老幹部的陰謀。

　　而且，陳毅脫口而出，無意中把林彪、江青一夥打擊迫害老幹部與延安整風期間康生等人大搞整人連在了一塊：「這些傢伙上台，就要搞修正主義。延安整風的時候，有人整老幹部整得很兇，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

　　也許是覺得在懷仁堂碰頭會上還沒有「放」個痛快，會議結束后，陳老總又來到國務院會議室，接見「歸國留學生革命造反聯絡站」的20幾名代表和外交部群眾組織代表。

　　陳老總滔滔不絕，慷慨陳詞，向文化大革命的種種錯誤做法打出了一排「重炮」

　　，「放」了個痛快淋漓：「你們要革命，我不反對。但現在一鬥爭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墳，動不動就『炮轟』，戴高帽子遊街，把一場嚴肅的鬥爭當成兒戲，這不是瞎胡鬧嗎？」

　　「我一開始就不同意大字報上街，現在劉少奇的大字報在王府井貼了一百多張，所謂罪狀，有的是無中生有，有的是泄密，這是給我們偉大的黨臉上抹黑！」

　　「朱老總今年81歲了，歷史上就是朱毛。現在說朱老總是軍閥，要打倒大軍閥朱德，人家會說你們共產黨怎麼連81歲的老人也容不下，人家會罵共產黨過河拆橋呀！」

　　「賀龍是政治局委員、元帥、副總理，怎麼一下子成了大土匪？！這能服人嗎？

　　這不是給毛主席臉上抹黑嗎？」

　　「現在有些人作風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著別人上嘛！不要拿別人的鮮血來染紅自己的頂子！中央的事，現在動不動就捅出來，煽動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沖……」

　　「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主席、林副主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是乾淨的？承蒙你們寬大，加上我們五位副總理。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只有11個人是乾淨的？如果只有這11個人是乾淨的，我陳毅不要這個乾淨，把我揪出去示眾好了！

　　」

　　「今天，我不是亂放炮，我是經過認真思考的。依我看，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後遺症，10年、20年不治！我們已經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絕不能交給野心家、兩面派。我還要看，還要鬥爭！大不了罷官嘛！我這個外交部長不當了，我還可以去看大門、掃大街，我還會做擔擔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