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書] 文化苦旅 余秋雨 著

現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這實在是不應該的。
　　我曾驚奇地發現，中國古代許多大文豪、大詩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潛山）安家。他們走過的地方很多，面對著佳山佳水一時激動，說一些過頭話是不奇怪的；但是，聲言一定要在某地安家，聲言非要在那裡安度晚年不可，而且身處不同的時代竟不謀而合地如此聲言，這無論如何是罕見的。
　　唐天寶七年，詩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過時遠遠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選為自己的歸宿地：「待吾還丹成，投跡歸此地。」過了些年，安祿山叛亂，唐玄宗攜楊貴妃出逃蜀中，《長恨歌》《長生殿》所描寫過的生生死死大事件發生在歷史舞台上，那個時候李白到哪裡去了呢？原來他正躲在天柱山靜靜地讀書。唐代正在漫漫艷情和浩浩狼煙間作艱難的選擇，我們的詩人卻選擇了天柱山。當然，李白並沒有煉成丹，最終也沒有「投跡歸此地」，但歷史還是把他的這個真誠願望留下了。
　　想在天柱山安家的願望比李白還要強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蘇東坡。蘇東坡在40歲時曾遇見過一位在天柱山長期隱居的高人，兩人飲酒暢敘三日，話題總不離天柱山，蘇東坡由此而想到自己在顛沛流離中年方40而華髮蒼然，下決心也要拜謁天柱山來領略另一種人生風味。「年來四十發蒼蒼，始欲求方救憔悴。他年若訪潛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這便是他當時隨口吟出的詩。後來，他在給一位叫李惟熙的友人寫信時又說：「平生愛舒州風土，欲卜居為終老之計。」他這裡所說的舒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別稱。請看，這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已明確無誤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為「終老之計」了。他這是在用誠懇的語言寫信，而不是作詩，並無誇張成分。直到晚年，他的這個計劃仍沒有改變。老人一生最後一個官職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團練副使」，看來連上天也有意成全他的「終老之計」了。他欣然寫道：
　　
　　青山抵在古城隅
　　萬里歸來卜築居

　　把到天柱山來說成是「歸來」，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如所周知，一位在朝野都極有名望的60餘歲老人的定居處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所能決定的了，和李白一樣，蘇東坡也沒有實現自己的「終老之計」。
　　與蘇東坡同時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對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蘇東坡痴情，但有趣的是，他竟然對天柱山也抱有終身性的迷戀。王安石在30多歲時曾做過3年舒州通判，多次暢遊過天柱山，後來雖然宦跡處處，卻怎麼也丟不下這座山，用現代語言來說，幾乎是打上了一個松解不開的「情結」。不管到了哪兒，也不管多大年紀了，他只要一想到天柱山就經常羞愧：
　　
　　相看發禿無歸計，
　　一夢東南即自羞！

　　這兩句取自他《懷舒州山水》一詩，天柱山永遠在他夢中，而自己頭髮禿謝了也無法回去，他只能深深「自羞」了。與蘇東坡一樣，他也把到天柱山說成是「歸」。
　　王安石一生經歷的政治風浪多，社會地位高，但他總覺得平生有許多事情沒有多大意思，因此，上面提到的這種自羞意識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現於心頭：
　　
　　看君別後行藏意，
　　回顧潛樓只自羞。

　　只要聽到有人要到天柱山去，他總是送詩祝賀，深表羨慕。「攬轡羨君橋北路」，他多麼想跟著這位朋友一起縱馬再去天柱山啊，但他畢竟是極不自由的，「宦身有吏責，筋事遇嫌猜」，他只能把生命深處那種野朴的欲求克制住。而事實上，他真正神往的生命狀態乃是：
　　
　　野性堪如此，
　　潛山歸去來。

　　還可以舉出一些著名文學家來。例如在天柱山居住過一段時間的黃庭堅此後總是口口聲聲「吾家潛山，實為名山之福地」，而實際上他是江西人，真正的家鄉離天柱山（潛山）還遠得很。
　　再列舉下去有點「掉書袋」的味道了，就此打住吧。我深感興趣的問題是，在華夏大地的崇山峻岭中間，天柱山究竟憑什麼贏得了這麼多文學大師的厚愛？
　　很可能是它曾經有過的宗教氣氛。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別是隋唐以後，佛道兩教都非常興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回祖都曾在此傳經，至今三祖寺仍是全國著名的禪宗古剎；在道教那裡，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地維」，是「九天司命真君」的居住地，很多道家大師都曾在這裡學過道。這兩大宗教在此交匯，使天柱山一度擁有層層疊疊的殿宇樓閣，氣象非凡。對於高品位的中國文人來說，佛道兩教往往是他們世界觀的主幹或側翼，因此這座山很有可能成為他們漫長人生的精神皈依點。這種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風物，最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暢意適懷。例如李白、蘇東坡對它的思念，就與此有關。
　　也可能是它所蘊含的某種歷史魅力。早在公元前106年，漢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此山為南嶽，這次祭山是連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也跟隨來了的。後來，天柱山地區出過一些讓一切中國人都難以忘懷的歷史人物，例如赫赫大名的三國周瑜，以及「小喬初嫁了」的二喬姐妹。這般風流倜儻，又與歷史的大線條連結得這般緊密，本是歷代藝術家恆久的著眼點，無疑也會增加這座山的誘惑力。王安石初到此地做官時曾急切詢問當地百姓知道不知道這裡出過周瑜，百姓竟然都不知道，王安石深感寂寞，但這種寂寞可能更加增添了誘惑。一般的文人至少會對喬氏姐妹的出生地發生興趣：「喬公二女秀所鍾，秋水並蒂開芙蓉。只今冷落遺故址，令人千古思餘風。」（羅庄：《潛山古風》）
　　當然，還會有其他可能。
　　但是在我看來，首要條件還是它的自然風景。如果風景不好，佛道寺院不會競相在這裡築建，出了再大的名人也不會叫人過多地留連。那麼，且讓我們進山。
　　我們是坐長途汽車進天柱山的，車上有10多個人，但到車停下以後一看，他們大多是山民和茶農，一散落到山嶴里連影子也沒有了，真正來旅遊的只是我們。
　　開始見到過一個茶莊，等到順著茶莊背後的山路翻過山，就再也見不到房舍。山外的一切平泛景象突然不見，一時涌動出無數奇麗的山石，山石間掩映著叢叢簇簇的各色林木，一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覺收服了。我在想，這種著名的山川實在是造物主使著性子雕鏤出來的千古奇迹。為什麼到了這裡，一切都變得那麼可心了呢？在這裡隨便選一塊石頭搬到山外去都會被人當作奇物供奉起來，但它就是不肯勻出去一點，讓外面的開闊地長久地枯燥著，硬是把精華都集中在一處，自享自美。水也來湊熱鬧，不知從哪兒跑出來的，這兒一個溪澗，那兒一道瀑布，貼著山石幽幽地流，歡歡地濺。此時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進山前見過一條大沙河，渾濁的水，白亮的反光，一見之下就平添了幾分煩熱；而在這裡，幾乎每一滴水都是清徹甜涼的了，給整個山谷帶來一種不見風的涼爽。有了水聲，便引來蟲叫，引來鳥鳴，各種聲腔調門細細地搭配著，有一聲，沒一聲，搭配出一種比寂然無聲更靜的靜。你就被這種靜控制著，腳步、心情、臉色也都變靜。想起了高明的詩人、畫家老是要表現的一種對象：靜女。這種女子，也是美的大集中，五官身材一一看去，沒有一處不妥貼的，於是妥貼成一種難於言傳的寧靜。德國哲學家萊辛曾在《拉奧孔》一書中嘲笑那種把美女的眼睛、鼻子、嘴巴分開來逐個描繪的文學作品，這是嘲笑對了的。其實風景也是一樣，我最不耐煩有的遊記作品對各項自然風景描摹得過於瑣細，因此也隨之不耐煩書店裡的《風景描寫辭典》之類。站在天柱山的谷嶴里實在很難產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維，只覺得山谷抱著你，你又抱著山谷，都抱得那樣緊密，途不到一絲造字造句的空間。猛然想起黃庭堅寫天柱山的兩句詩：
　　
　　哀懷抱絕景，
　　更覺落筆難。

　　當然不是佳句，卻正是我想說的。
　　長長的山道上很難得見到人。記得先是在一處瀑布邊見到過兩位修路的民工，後來在通向三祖寺的石階上見過一位挑肥料的山民，最後在霹靂石邊上見到一位蹲在山崖邊賣娃娃魚的婦女。曾問那位婦女：整個山上都沒有人，娃娃魚賣給誰呢？婦女一笑，隨口說了幾句很難聽懂的當地士話，像是高僧的偈語。色彩斑斕的娃娃魚在瓶里停佇不動，像要從寂寞的亘古停佇到寂寞的將來。
　　山道越走越長，於是寧靜也越來越純。越走又越覺得山道修築得非常完好，完好得與這個幾乎無人的世界不相般配。當然得感謝近年來的悉心修繕，但毫無疑問，那些已經溶化為自然景物的堅實路基，那些新橋欄下石花蒼然的遠年橋墩，那些指向風景絕佳處的磨滑了的石徑，卻鎸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經有過的繁盛。無數的屋檐曾從崖石邊飛出，籌鈸聲此起彼伏，僧侶和道士們在山道間拱手相讓，遠道而來的士子們更是指指點點，東張西望。是歷史，是無數雙遠去的腳，是一代代人登攀的虔誠，把這條山道連結得那麼通暢，踩踏得那麼殷實，流轉得那麼瀟灑自如。
　　如果在荊莽叢中劃開一條小路，一次次低頭曲腰地鑽出身子來，麻煩雖然麻煩，卻絕不會寂寞；今天，分明走在一條足以容納浩浩蕩蕩的朝山隊伍的暢亮山道上，卻不知為何突然消失了全部浩浩蕩蕩，光剩下了我們，於是也就剩下了寂寞，剩下了惶恐。
　　進山前曾在一堵牆壁上約略看過遊覽路線圖，知道應有許多景點排列著，一直排到最後的天柱峰。據說站在天池邊仰望天柱峰，還會看到一種七彩光環層層相套的「寶光」。但是，我們走得那麼久了，怎麼就找不到路線圖上的諸多景點呢？也許根本走錯了路？或者倒是抄了一條近路，天柱峰會突然在眼前冒出來？人在寂寞和惶恐中什麼念頭都會產生，連最後一點意志力也會讓位給僥倖。就在這時，終於在路邊看到一塊石頭路標，一眼看去便一陣激動；天柱峰可不真的走到了！但定睛再看時發現，寫的是天蛙峰，那個蛙字遠遠看去與柱字相仿。
　　總算找到了一個像樣的景點。天蛙峰因峰頂有巨石很像一隻青蛙而得名。與天蛙峰並列有降丹峰和天書峰，一峰峰登上去，遠看四周，雲翻峰涌，確實是大千氣象。峰頂有平坦處，舒舒展展地仰卧在上面，頓時山啊，雲啊，樹啊，烏啊，都一起屏息，只讓你靜靜地休憩。汗收了，氣平了，懶勁也上來了，再不想挪動。這兒有遠山為牆，白云為蓋，那好，就這樣軟軟地躺一會兒。
　　有一陣怪異的涼風吹在臉上，微微睜開眼，不好，雲在變色，像要下雨，所有的山頭也開始探頭探腦地冷笑。一骨碌起身，突然想起一路絕無避雨處，要返回長途汽車站還有漫長的路途。不知今天這兒是否還會有長途汽車向縣城發出？趕快返回吧，天柱峰在哪兒，想也不敢去想了。
　　後來，等我們終於趕回到那幅畫在牆上的遊覽線路圖前才發現，我們所走的路，離天柱峰還不到三分之一。許許多多景點，我們根本還沒有走到呢。
　　我由此而不能不深深地嘆息。
　　論爬山，我還不算是一個無能者，但我為何獨獨消受不住天柱山的長途和清寂呢？我本以為進山之後可以找到李白、蘇東坡他們一心想在山中安家的原因，為什麼這個原因離我更加遙遠了呢？
　　也許不能怪我。要不然堂堂天柱山為何遊人這般稀少呢？
　　據說，很有一些人為此找過原因。有人說，雖然漢武帝封它為南嶽，但後來隋文帝卻把南嶽的尊稱轉讓給了衡山，它既被排除在名山之外，也就冷落了。對這種說法只可一笑了之。因為天柱山真正的興盛期都在撤銷封號之後，更何況從未被誰封過的黃山、廬山不正熱鬧非凡？
　　也有人認為是交通不便，從合肥、安慶到這裡要花費半天時間。這自然也不成理由，那些更其難於抵達的地方如峨眉乃至敦煌，不也一直熙熙攘攘？
　　我認為，天柱山之所以能給古人一種居家感，一個比較現實的原因是它地處江淮平原，四相鉤連，八方呼應，水陸交通暢達，雖幽深而無登高之苦，雖奇麗而無柴米之匾，總而言之，既寧靜又方便。但是，正是這種重要的地理位置，險要而又便利的生存條件，使它一次次成了兵家必爭之地，成了或要嚴守、或要死攻的要塞所在。這樣，它就要比其他風景勝地不幸得多。不間斷的兵燹靜乎燒毀了每一所寺院和樓台，留下一條挺像樣子卻又無處歇腳的山路，在寂靜中蜿蜒。
　　我敢斷定，古代詩人們來游天柱山的時候，會在路邊的寺廟道院里找到不少很好的食宿處，一天一天地走過去，看完七彩寶光再洒洒脫脫地逛回來。要不然，怎麼也產生不了在這兒安家的念頭。
　　因此，是多年的戰爭，使天柱山喪失了居家感，也使它還來不及為現代遊人作應有的安排。
　　空寂無人的山嶴，留下了歷史的強蠻。
　　天柱山一直沒有一部獨立的山志，因此我對它的歷史滄桑知之不詳。約略可說一點的只是——
　　南宋末年，義民劉源在天柱山區率10萬軍民結寨抗元達18年之久，失敗後天柱山遭到掃蕩，劉源本人則犧牲在天柱峰下；
　　明朝末年，張獻忠與官軍多次以天柱山為主戰場進行慘烈的搏鬥，佛光寺等寺院都付之一炬，僅在崇禎十五年九月的一場戰鬥中，張獻忠的起義軍戰死10餘萬人，天柱山地區「屍橫二十餘里」；
　　以後，朱統價又以天柱山為據點抗清復明，余公亮也在這裡聚眾造反。他們都失敗了，天柱山又一次受到血與火的蕩滌；
　　天柱山成為最大的戰場是在清代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的將領陳玉成在此與清兵廝殺十幾年，進進退退，燒燒殺殺，待太平天國失敗后再去打點這箇舊戰場，全山寺廟幾乎都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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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天柱山有宗教，有美景，有詩文，但中國歷史要比這一切蒼涼得多，到了一定的時候，茫茫大地上總要凸現出圓目怒睜、青筋責張的主題，也許是拚死掙扎，也許是血誓報復，也許是不用無數屍體已無法換取某種道義，也許是捨棄強暴已不能驗證自己的存在，那就只能對不起宗教、美景和詩文了，天柱山乖乖地給這些主題騰出地盤。
　　它本該早就徹底荒蕪，任蛇蠍橫行、豺狼出沒，但總還有一些人在戰場廢墟上低頭徘徊，企圖再建造一點大體可以稱作文明或文化的什麼。例如直到本世紀20年代還有一個妙高和尚棲息在馬祖洞旁的草庵里日夜開荒積糧，又四方化緣，竟以多年精力重建起寺院，實在是創造了個人意志力的驚人奇迹。但這又有什麼用呢？本世紀依然兵荒馬亂，油漆嶄新的殿宇很快又在戰火中頹圯。現在，戰爭停息已有很多年了，這兒，也許可以比較長久地改換一個主題？
　　終於又想起李白、蘇東坡、王安石他們了，在我們遼闊的土地上，讓這樣的文人能產生終老之計的山水，總應該增加一些而不是減少下去吧。冷漠的自然能使人們產生故園感和歸宿感，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進。天柱山的盛衰升沉，無疑已觸及到這個哲學和人類學的本原性問題。蘇東坡、王安石本是不錯的哲學家，天柱山寺廟的僧侶中一定也隱伏過許多玄學大師，他們在山間漫步沉思的時候，是否也曾碰撞到這些問題的邊緣？王安石一直嘆息在這裡沒有人能與他談學問，他是否也想摩挲一下這方面的玄機？
　　至於我，現今也到了蘇東坡所說「年來四十發蒼蒼」的年歲，浪跡四野，風塵滿身。當然不會急著在這裡覓地建房，但走在天柱山的山道上，卻時時體會著「萬里歸來卜築居」的深味。我不是也一直在尋找嗎？
　　好像尋找的人還相當的多。耳邊分明響起比我年輕的人的懇切歌聲：「我想有個家……」
　　是的，家。從古代詩人到我們，都會在天柱山的清寂山道上反覆想到的一個遠遠超出社會學範疇的哲學命題：家。

天柱山在長江北岸、安徽省潛山境內，其主峰海拔1488.4米，高聳挺立，如巨柱擎天，因而稱為天柱峰，山也就此得名。唐代大詩人李白曾寫了一著讚美天柱山風景奇秀的詩「江上望皖公山」，皖公山即天柱山，詩云：「奇峰山奇雲，秀木含秀氣。清晏皖公山，絕稱人意......」

　　天柱山過去還有潛山、皖山、萬歲山稱。據說，稱萬歲山是因漢武帝南巡時，親臨皖山設台祭岳，敕封皖山為「南嶽」，在祭岳時，人群高呼萬歲，所以將此山稱為萬歲山。隋唐以後，南嶽改為衡山，天柱山被列為國內五大鎮山之「中鎮」。其餘四鎮是：北鎮醫巫閭山(在遼寧省)、東鎮沂山(在山東省中部)、西鎮吳山(在陝西省隴縣)、南鎮地稽山(在浙江省紹興)。

　　天柱山有42座山峰，山上遍布蒼松、翠竹、怪石、奇洞、飛瀑、深潭。《天柱山志》稱其「峰無不奇，石無不怪，洞無不杳，泉無不吼」。可見其自然景色奇絕。

　　天柱山著名遊覽點是三祖寺。進入其南大門野人寨上行不遠就到達三祖寺。相傳，寺始建於南朝，現僅存藏經樓、偏房數間和屹立於寺前的覺寂塔。三祖寺西，有大石累累的山谷，谷側陡岩直立，谷中流水潺潺，松竹遮天蔽日，稱之為「山谷流泉」。山谷門有一石洞，石洞前有一巨石狀如卧牛，稱「石牛古洞」。相傳，北宋人黃庭堅曾坐此石上讀書，並自號「山穀道人」。在這裡的一塊巨石上刻有黃庭堅的詩和同時代大畫家李公麟所繪的黃庭堅坐於石牛上的畫像。這件珍貴的古代詩畫刻石，現仍清晰可見。

　　谷口前潛水碧波蕩漾，后依天柱群峰。這裡林木蔥蘢，環境清幽，李白、蘇東坡、王安石等都在此題詩。留有「詩崖」勝跡。

　　從三祖寺向西北沿石級登山，展現在眼前的變幻無窮的瑰麗景色。轉一個彎，天地一新；上一道嶺，風光又異，使人應接不暇。

　　天柱峰如擎天巨柱，雄偉壯麗，氣勢非凡。在天柱峰前正面崖壁上，鐫有「孤立擎霄，中天一柱」八個大字，橫書其上。「頂天立地」四個大字直書其下，氣魄宏偉，令人驚嘆。天柱峰左、右側有飛來、三台兩峰相峙，更顯得氣勢磅礴。

　　天柱山飛來峰下的神秘谷被遊人稱為「天柱一絕」。神秘谷長約五、六華里，谷底由54個形態各異的洞穴且成，洞連洞，洞套洞，洞內有牖，有庭，有門，有石梯，有石欄。在暗洞中穿行，難辨東西，不知陰晴，壓抑沉悶；但一出洞口，即見光明，又使人激動欣喜。

　　天柱山的風景多而奇，難怪明代詩人李庚贊曰：「天下有奇觀，爭似此山好」。

不知怎麼回事，天一閣對於我，一直有一種奇怪的阻隔。照理，我是讀書人，它是藏書樓，我是寧波人，它在寧波城，早該頻頻往訪的了，然而卻一直不得其門而入。1976年春到寧波養病，住在我早年的老師盛鍾健先生家，盛先生一直有心設法把我弄到天一間里去看一段時間書，但按當時的情景，手續頗煩人，我也沒有讀書的心緒，只得作罷。後來情況好了，寧波市文化藝術界的朋友們總要定期邀我去講點課，但我每次都是來去匆匆，始終沒有去過天一閣。
　　是啊，現在大批到寧波作幾日游的普通上海市民回來后都在大談天一閣，而我這個經常鑽研天一閣藏本重印書籍、對天一閣的變遷歷史相當熟悉的人卻從未進過閣，實在說不過去。直到1990年8月我再一次到寧波講課，終於在講完的那一天支支吾吾地向主人提出了這個要求。主人是文化局副局長裴明海先生，天一閣正屬他管轄，在對我的這個可怕缺漏大吃一驚之餘立即決定，明天由他親自陪同，進天一閣。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颱風襲來，暴雨如注，整個城市都在柔弱地顫抖。第二天上午如約來到天一閣時，只見大門內的前後天井、整個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樹葉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磚牆間透出濕冷冷的陰氣。
　　看門的老人沒想到文化局長會在這樣的天氣陪著客人前來，慌忙從清潔工人那裡借來半高統雨鞋要我們穿上，還遞來兩把雨傘。但是，院子里積水太深，才下腳，鞋統已經進水，唯一的辦法是乾脆脫掉鞋子，挽起褲管趟水進去。本來渾身早已被風雨攪得冷颼颼的了，赤腳進水立即通體一陣寒噤。就這樣，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腳低一腳地向藏書樓走去。天一閣，我要靠近前去怎麼這樣難呢？明明已經到了跟前，還把風雨大水作為最後一道屏障來阻攔。我知道，歷史上的學者要進天一閣看書是難乎其難的事，或許，我今天進天一閣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舉行一個獰厲的儀式？
　　天一閣之所以叫天一閣，是創辦人取《易經》中「天一生水」之義，想借水防火，來免去歷來藏書者最大的憂患火災。今天初次相見，上天分明將「天一生水」的奧義活生生地演繹給了我看，同時又逼迫我以最虔誠的形貌投入這個儀式，剝除斯文，剝除參觀式的優閑，甚至不讓穿著鞋子踏入聖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來到跟前。今天這裡再也沒有其他參觀者，這一切豈不是一種超乎尋常的安排？
　　不錯，它只是一個藏書樓，但它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極端艱難、又極端悲槍的文化奇迹。
　　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上最早進入文明的人種之一，讓人驚嘆地創造了獨特而美麗的象形文字，創造了簡帛，然後又順理成章地創造了紙和印刷術。這一切，本該迅速地催發出一個書籍的海洋，把壯闊的華夏文明播揚翻騰。但是，野蠻的戰火幾乎不間斷地在焚燒著脆薄的紙頁，無邊的愚昧更是在時時吞食著易碎的智慧。一個為寫書、印書創造好了一切條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擁有和保存很多書，書籍在這塊土地上始終是一種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於是，這個民族的精神天地長期處於散亂狀態和自髮狀態，它常常不知自己從哪裡來，到哪裡去，自己究竟是誰，要幹什麼。
　　只要是智者，就會為這個民族產生一種對書的企盼。他們懂得，只有書籍，才能讓這麼悠遠的歷史連成纜索，才能讓這麼龐大的人種產生凝聚，才能讓這麼廣闊的土地長存文明的火種。很有一些文人學士終年辛勞地以抄書、藏書為業，但清苦的讀書人到底能藏多少書，而這些書又何以保證歷幾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功名資財、良田巍樓尚且如此，更逞論區區幾箱書？宮廷當然有不少書，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構不成整體文化意義上的藏書規格，又每每毀於改朝換代之際，是不能夠去指望的。鑒於這種種情況，歷史只能把藏書的事業託付給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這種人必得長期為官，有足夠的資財可以搜集書籍；這種人為官又最好各地遷移，使他們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處的版本；這種人必須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各種書籍的價值有迅捷的敏感；這種人必須有清晰的管理頭腦，從建藏書樓到設計書櫥都有精明的考慮，從借閱規則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這種人還必須有超越時間的深入謀划，對如何使自己的後代把藏書保存下去有預先的構想。當這些苛刻的條件全都集於一身時，他才有可能成為古代中國的一名藏書家。
　　這樣的藏書家委實也是出過一些的，但沒過幾代，他們的事業都相繼萎謝。他們的名字可以寫出長長一串，但他們的藏書卻早已流散得一本不剩了。那麼，這些名字也就組合成了一種沒有成果的努力，一種似乎實現過而最終還是未能實現的悲劇性願望。
　　能不能再出一個人呢，哪怕僅僅是一個，他可以把上述種種苛刻的條件提升得更加苛刻，他可以把管理、保存、繼承諸項關節琢磨到極端，讓偌大的中國留下一座藏書樓，一座，只是一座！上天，可憐可憐中國和中國文化吧。
　　這個人終於有了，他便是天一閣的創建人范欽。
　　清代乾嘉時期的學者阮元說：「范氏天一閣，自明至今數百年，海內藏書家，唯此巋然獨存。」
　　這就是說，自明至清數百年廣闊的中國文化界所留下的一部分書籍文明，終於找到了一所可以稍加歸攏的房子。
　　明以前的漫長歷史，不去說它了，明以後沒有被歸攏的書籍，也不去說它了，我們只向這座房子叩頭致謝吧，感謝它為我們民族斷殘零落的精神史，提供了一個小小的棲腳處。
　　范欽是明代嘉靖年間人，自27歲考中進士后開始在全國各地做官，到的地方很多，北至陝西、河南，南至兩廣、雲南，東至福建、江西，都有他的宦跡。最後做到兵部右侍郎，官職不算小了。這就為他的藏書提供了充裕的財力基礎和搜羅空間。在文化資料十分散亂，又沒有在這方面建立起像樣的文化市場的當時，官職本身也是搜集書籍的重要依憑。他每到一地做官，總是非常留意搜集當地的公私刻本，特別是搜集其他藏書家不甚重視、或無力獲得的各種地方志、政書、實錄以及歷科試士錄，明代各地位人刻印的詩文集，本是很容易成為過眼煙雲的東西，他也搜得不少。這一切，光有搜集的熱心和資財就不夠了。乍一看，他是在公務之暇把玩書籍，而事實上他已經把人生的第一要務看成是搜集圖書，做官倒成了業餘，或者說，成了他搜集圖書的必要手段。他內心隱潛著的輕重判斷是這樣，歷史的宏觀裁斷也是這樣。好像歷史要當時的中國出一個藏書家，於是把他放在一個顛簸九州的官位上來成全他。
　　一天公務，也許是審理了一宗大案，也許是彈劾了一名貪官，也許是調停了幾處官場恩怨，也許是理順了幾項財政關係，衙堂威儀，朝野聲譽，不一而足。然而他知道，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過傍晚時分差役遞上的那個薄薄的藍布包袱，那裡邊幾冊按他的意思搜集來的舊書，又要匯入行篋。他那小心翼翼翻動書頁的聲音，比開道的鳴鑼和吆喝都要響亮。
　　范欽的選擇，碰撞到了我近年來特別關心的一個命題：基於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過來說，基於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沒有這種東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輕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輕。他曾毫不客氣地頂撞過當時在朝廷權勢極盛的皇親郭勛，因而遭到延杖之罰，並下過監獄。後來在仕途上仍然耿直不阿，公然冒犯權奸嚴氏家族，嚴世藩想加害於他，而其父嚴嵩卻說：「范欽是連郭勛都敢頂撞的人，你參了他的官，反而會讓他更出名。」結果嚴氏家族竟奈何范欽不得。我們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到，一個成功的藏書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個強健的人。
　　這一點我們不妨把范欽和他身邊的其他藏書家作個比較。與范欽很要好的書法大師豐坊也是一個藏書家，他的字毫無疑問要比范欽寫得好，一代書家董其昌曾非常欽佩地把他與文徵明並列，說他們兩人是「墨池董狐」，可見在整個中國古代書法史上，他也是一個耀眼的星座。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學問也超過范欽，例如他的專著《五經世學》，就未必是范欽寫得出來的。但是，作為一個地道的學者藝術學，他太激動，大天真，太脫世，太不考慮前後左右，太隨心所欲。起先他也曾狠下一條心變賣掉家裡的千畝良田來換取書法名帖和其他書籍，在范欽的天一閣還未建立的時候他已構成了相當的藏書規模，但他實在不懂人情世故，不懂口口聲聲尊他為師的門生們也可能是巧取豪奪之輩，更不懂得藏書樓防火的技術，結果他的全部藏書到他晚年已有十分之六被人拿走，又有一大部分毀於火災，最後只得把剩餘的書籍轉售給范欽。范欽既沒有豐坊的藝術才華，也沒有豐坊的人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種冷峻的理性提煉了豐坊也會有的文化良知，使之變成一種清醒的社會行為。相比之下，他的社會人格比較強健，只有這種人才能把文化事業管理起來。太純粹的藝術家或學者在社會人格上大多缺少旋轉力，是辦不好這種事情的。
　　另一位可以與范欽構成對比的藏書家正是他的侄子范大澈。范大澈從小受叔父影響，不少方面很像范欽，例如他為官很有能力，多次出使國外，而內心又對書籍有一種強烈的癖好；他學問不錯，對書籍也有文化價值上的裁斷力，因此曾被他搜集到一些重要珍本。他藏書，既有叔父的正面感染，也有叔父的反面刺激。據說有一次他向范欽借書而范欽不甚爽快，便立志自建藏書樓來悄悄與叔父爭勝，曆數年努力而樓成，他就經常邀請叔父前去作客，還故意把一些珍貴秘本放在案上任叔父隨意取閱。遇到這種情況，范欽總是淡淡的一笑而已。在這裡，叔侄兩位藏書家的差別就看出來了。侄子雖然把事情也搞得很有樣子，但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意氣性的動力，這未免有點小家子氣了。在這種情況下，他的終極性目標是很有限的，只要把樓建成，再搜集到叔父所沒有的版本，他就會欣然自慰。結果，這位作為後輩新建的藏書樓只延續幾代就合乎邏輯地流散了，而天一閣卻以一種怪異的力度屹立著。
　　實際上，這也就是范欽身上所支撐著的一種超越意氣、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時間的意志力。這種意志力在很長時間內的表現常常讓人感到過於冷漠、嚴峻，甚至不近人情，但天一閣就是靠著它延續至今的。
　　藏書家遇到的真正麻煩大多是在身後，因此，范欽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力變成一種不可動搖的家族遺傳。不妨說，天一間真正堪稱悲壯的歷史，開始於范欽死後。我不知道保住這座樓的使命對范氏家族來說算是一種榮幸，還是一場延綿數百年的苦役。
　　活到80高齡的范欽終於走到了生命盡頭，他把大兒子和二媳婦（二兒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遺產繼承事項。老人在彌留之際還給後代出了一個難題，他把遺產分成兩份，一份是萬兩白銀，一份是一樓藏書，讓兩房挑選。
　　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遺產分割法。萬兩白銀立即可以享用，而一樓藏書則除了沉重的負擔沒有任何享用的可能，因為范欽本身一輩子的舉止早已告示後代，藏書絕對不能有一本變賣，而要保存好這些藏書每年又要支付一大筆費用。為什麼他不把保存藏書的責任和萬兩白銀都一分為二讓兩房一起來領受呢？為什麼他要把權利和義務分割得如此徹底要後代選擇呢？
　　我堅信這種遺產分割法老人已經反覆考慮了幾十年。實際上這是他自己給自己出的難題：要麼後代中有人義無返顧、別無他求地承擔艱苦的藏書事業，要麼只能讓這一切都隨自己的生命煙消雲散！他故意讓遺囑變得不近情理，讓立志繼承藏書的一房完全無利可圖。因為他知道這時候只要有一絲摻假，再隔幾代，假的成分會成倍地擴大，他也會重蹈其他藏書家的覆轍。他沒有絲毫意思想譏刺或鄙薄要繼承萬兩白銀的那一房，誠實地承認自己沒有承接這項歷史性苦役的信心，總比在老人病榻前不太誠實的信誓旦旦好得多。但是，毫無疑問，范欽更希望在告別人世的最後一刻聽到自己企盼了幾十年的聲音。他對死神並不恐懼，此刻卻不無恐懼地直視著後輩的眼睛。
　　大兒子范大沖立即開口，他願意繼承藏書樓，並決定撥出自己的部分良田，以田租充當藏書樓的保養費用。
　　就這樣，一場沒完沒了的接力賽開始了。多少年後，范大沖也會有遺囑，范大沖的兒子又會有遺囑……，后一代的遺囑比前一代還要嚴格。藏書的原始動機越來越遠，而家族的繁衍卻越來越大，怎麼能使後代眾多支脈的范氏世譜中每一家每一房都嚴格地恪守先祖范欽的規範呢？這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一再品味的艱難課題。在當時，一切有歷史跨度的文化事業只能交付給家族傳代系列，但家族傳代本身卻是一種不斷分裂、異化、自立的生命過程。讓後代的後代接受一個需要終生投入的強硬指令，是十分違背生命的自在狀態的；讓幾百年之後的後裔不經自身體驗就來沿襲幾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衝動，也難免有許多憋氣的地方。不難想象，天一閣藏書樓對於許多范氏後代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宗教式的朝拜對象，只知要誠惶誠恐地維護和保存，卻不知是為什麼。按照今天的思維習慣，人們會在高度評價范氏家族的豐功偉績之餘隨之揣想他們代代相傳的文化自覺，其實我可肯定此間埋藏著許多難以言狀的心理悲劇和家族紛爭，這個在藏書樓下生活了幾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後代子孫免不了會產生一種好奇，樓上究竟是什麼樣的呢？到底有哪些書，能不能借來看看？親戚朋友更會頻頻相問，作為你們家族世代供奉的這個秘府，能不能讓我們看上一眼呢？
　　范欽和他的繼承者們早就預料到這種可能，而且預料藏書樓就會因這種點滴可能而崩坍，因而已經預防在先。他們給家族制定了一個嚴格的處罰規則，處罰內容是當時視為最大屈辱的不予參加祭祖大典，因為這種處罰意味著在家族血統關係上亮出了「黃牌」，比杖責鞭笞之類還要嚴重。處罰規則標明：子孫無故開門入閣者，罰不與祭3次；私領親友入閣及擅開書櫥者，罰不與祭1年；擅將藏書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罰不與祭3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懲外，永行擯逐，不得與祭。
　　在此，必須講到那個我每次想起都很難過的事件了。嘉慶年間，寧波知府丘鐵卿的內侄女錢綉芸是一個酷愛詩書的姑娘，一心想要登天一閣讀點書，竟要知府作媒嫁給了范家。現代社會學家也許會責問錢姑娘你究竟是嫁給書還是嫁給人，但在我看來，她在婚姻很不自由的時代既不看重錢也不看重勢，只想借著婚配來多看一點書，總還是非常令人感動的。但她萬萬沒有想到，當自己成了范家媳婦之後還是不能登樓，一種說法是族規禁止婦女登樓，另一種說法是她所嫁的那一房范家後裔在當時已屬於旁支。反正錢綉芸沒有看到天一閣的任何一本書，鬱鬱而終。
　　今天，當我抬起頭來仰望天一閣這棟樓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錢綉芸那憂鬱的目光。我幾乎覺得這裡可出一個文學作品了，不是寫一般的婚姻悲劇，而是寫在那很少有人文主義氣息的中國封建社會裡，一個姑娘的生命如何強韌而又脆弱地與自己的文化渴求周旋。
　　從范氏家族的立場來看，不準登樓，不準看書，委實也出於無奈。只要開放一條小縫，終會裂成大隙。但是，永遠地不準登樓，不準看書，這座藏書樓存在於世的意義又何在呢？這個問題，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規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開閣門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閣門的鑰匙和書櫥的鑰匙由各房分別掌管，組成一環也不可缺少的連環，如果有一房不到是無法接觸到任何藏書的。既然每房都能有效地行使否決權，久而久之，每房也都產生了終極性的思考：被我們層層疊疊堵住了門的天一閣究竟是幹什麼用的？
　　就在這時，傳來消息，大學者黃宗羲先生要想登樓看書！這對范家各房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震撼。黃宗羲是「吾鄉」餘姚人，對范氏家族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照理是嚴禁登樓的，但無論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氣節、學問而受到全國思想學術界深深欽佩的巨人，范氏各房也早有所聞。儘管當時的信息傳播手段非常落後，但由於黃宗羲的行為舉止實在是奇崛響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間造成非凡的轟動效應。他的父親本是明末東林黨重要人物，被魏忠賢宦官集團所殺，後來宦官集團受審，19歲的黃宗羲在廷一質時竟義憤填膺地錐刺和痛毆漏網餘黨，后又追殺兇手，警告阮大鋮，一時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時他與兩個弟弟在家鄉組織數百人的子弟兵「世忠營」英勇抗清，抗清失敗后便潛心學術，邊著述邊講學，把民族道義、人格道德溶化在學問中啟世迪人，成為中國古代學術天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歷史學家。他在治學過程中已經到紹興鈕氏「世學樓」和祁氏「淡生堂」去讀過書，現在終於想來叩天一閣之門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嚴規矩，但他還是來了，時間是康熙十二年，即1673年。
　　出乎意外，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黃宗羲先生登樓，而且允許他細細地閱讀樓上的全部藏書。這件事，我一直看成是范氏家族文化品格的一個驗證。他們是藏書家，本身在思想學術界和社會政治領域都沒有太高的地位，但他們畢竟為一個人而不是為其他人，交出了他們珍藏嚴守著的全部鑰匙。這裡有選擇，有裁斷，有一個龐大的藏書世家的人格閃耀。黃宗羲先生長衣布鞋，悄然登樓了。銅鎖在一具具打開，1673年成為天一閣歷史上特別有光彩的一年。
　　黃宗羲在天一閣翻閱了全部藏書，把其中流通來廣者編為書目，並另撰《天一閣藏書記》留世。由此，這座藏書樓便與一位大學者的人格連結起來了。
　　從此以後，天一閣有了一條可以向真正的大學者開放的新規矩，但這條規矩的執行還是十分苛嚴，在此後近200年的時間內，獲准登樓的大學者也僅有10餘名，他們的名字，都是上得了中國文化史的。
　　這樣一來，天一閣終於顯現了本身的存在意義，儘管顯現的機會是那樣小。封建家族的血緣繼承關係和社會學術界的整體需求產生了尖銳的矛盾，藏書世家面臨著無可調和的兩難境地：要麼深藏密裹使之留存，要麼發揮社會價值而任之耗散。看來像天一閣那樣經過最嚴格的選擇作極有限的開放是一個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但是，如此嚴格地在全國學術界進行選擇，已遠遠超出了一個家族的職能範疇了。
　　直到乾隆決定編纂《四庫全書》，這個矛盾的解決才出現了一些新的走向。乾隆諭旨各省採訪遺書，要各藏書家，特別是江南的藏書家積極獻書。天一閣進呈珍貴古籍600餘種，其中有96種被收錄在《四庫全書》中，有370餘種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謝天一閣的貢獻，多次褒揚獎賜，並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書樓都仿照天一閣格局營建。
　　天一閣因此而大出其名，儘管上獻的書籍大多數沒有發還，但在國家級的「百科全書」中，在欽定的藏書樓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稱乾隆下今天一閣為《四庫全書》獻書是天一閣的一大浩劫，頗覺言之有過。藏書的意義最終還是要讓它廣泛流播，「藏」本身不應成為終極目的。連堂堂皇家編書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動用天一閣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變成了一種行政性的播楊，這證明天一閣獲得了大成功，范欽獲得了大成功。
　　天一閣終於走到了中國近代。什麼事情一到中國近代總會變得怪異起來，這座古老的藏書樓開始了自己新的歷險。
　　先是太平軍進攻寧波時當地小偷趁亂拆牆偷書，然後當廢紙論斤賣給造紙作坊。曾有一人出高價從作坊買去一批，卻又遭大火焚毀。
　　這就成了天一閣此後命運的先兆，它現在遇到的問題已不是讓不讓某位學者上樓的問題了，竟然是竊賊和偷兒成了它最大的對手。
　　1914年，一個叫薛繼渭的偷兒奇迹般地潛入書樓，白天無聲無息，晚上動手偷書，每日只以所帶棗子充饑，東牆外的河上，有小船接運所偷書籍。這一次幾乎把天一閣的一半珍貴書籍給偷走了，它們漸漸出現在上海的書鋪里。
　　薛繼渭的這次偷竊與太平天國時的那些小偷不同，不僅數量巨大、操作系統，而且最終與上海的書鋪掛上了鉤，顯然是受到書商的指使。近代都市的書商用這種辦法來侵吞一個古老的藏書樓，我總覺得其中蘊含著某種象徵意義。把保護藏書樓的種種措施都想到了家的范欽確實沒有在防盜的問題上多動腦筋，因為這對在當時這樣一個家族的院落來說構不成一種重大威脅。但是，這正像范欽想象不到會有一個近代降臨，想象不到近代市場上那些商人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會採取什麼手段。一架架的書櫥空了，錢綉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終身而未能上的樓板，黃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過的樓板，現在只留下偷兒吐出的一大堆棗核在上面。
　　當時主持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先生聽說天一閣遭此浩劫，並得知有些書商正準備把天一閣藏本賣給外國人，便立即撥巨資搶救，保存於東方圖書館的「涵芬樓」里。涵芬樓因有天一閣藏書的潤澤而享譽文化界，當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裡汲取過營養。但是，如所周知，它最終竟又全部焚毀於日本侵略軍的炸彈之下。
　　這當然更不是數百年前的范欽先生所能預料的了。他「天一生水」的防火秘咒也終於失效。
　　然而毫無疑問，范欽和他後代的文化良知在現代並沒有完全失去光亮。除了張元濟先生外，還有大量的熱心人想努力保護好天一閣這座「危樓」，使它不要全然成為廢墟。這在現代無疑已成為一個社會性的工程，靠著一家一族的力量已無濟於事。幸好，本世紀30年代、50年代、60年代直至80年代，天一閣一次次被大規模地修繕和充實著，現在已成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人們遊覽寧波時大多要去訪謁的一個處所。天一閣的藏書還有待於整理，但在文化信息密集、文化溝通便捷的現代，它的主要意義已不是以書籍的實際內容給社會以知識，而是作為一種古典文化事業的象徵存在著，讓人聯想到中國文化保存和流傳的艱辛歷程，聯想到一個古老民族對於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愴和神聖。
　　我們這些人，在生命本質上無疑屬於現代文化的創造者，但從遺傳因子上考察又無可逃遁地是民族傳統文化的了遺，因此或多或少也是天一閣傳代系統的繁衍者，儘管在范氏家族看來只屬於「他姓」。登天一閣樓梯時我的腳步非常緩慢，我不斷地問自己：你來了嗎？你是哪一代的中國書生？
　　很少有其他參觀處所能使我像在這裡一樣心情既沉重又寧靜。閣中一位年老的版本學家顫巍巍地捧出兩個書函，讓我翻閱明刻本，我翻了一部登科錄，一部上海志，深深感到，如果沒有這樣的孤本，中國歷史的許多重要側面將沓無可尋。由此想到，保存這些歷史的天一閣本身的歷史，是否也有待於進一步發掘呢？裴明海先生遞給我一本徐季子、鄭學博、袁元龍先生寫的《寧波史話》的小冊子，內中有一篇介紹了天一閣的變遷，寫得紮實而清晰，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實。但在我看來，天一閣的歷史是足以寫一部宏偉的長篇史詩的。我們的文學藝術家什麼時候能把他們的目光投向這種蒼老的屋宇和庭園呢？什麼時候能把范氏家族和其他許多家族數百年來的靈魂史袒示給現代世界呢？

呵呵 范欽有天一閣, 我們有文化沙龍.  

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歷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後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沉浸著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摺扇上印著一幅酉湖遊覽圖，與現今常見的遊覽圖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畫著各種景緻，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標明各種景緻的幽雅名稱，凌駕畫幅的總標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於是日日通視，竟爛熟於心。年長之後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著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后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遊客來說，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舊夢重溫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於玄艷的造化，會產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於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於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係，竟是如此之蹊蹺。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別的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跡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徵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遊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為了擺脫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獨個兒遊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並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裡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后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跡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於是，剛剛撫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歷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於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匯聚了太多的方位，於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於它是極複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裡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於這裡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裡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跡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佔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著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岳飛，也跨身於湖濱安息，世代張揚著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緻。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遊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著極大的不認真，最後都皈依於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後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於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背著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並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著桃紅柳綠、蒓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抓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於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遊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遊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干悠閑的遊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為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到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岳，
　　梅鶴凄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游曠遠，
　　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於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和蘇小小認認鄉親，過著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一個充滿象徵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著才子、隱士，埋藏著身前的孤傲和身後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鬱憤，最後都化作供後人遊玩的景點。景點，景點，總是景點。
　　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鳳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弔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著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雲，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著千年藻苔。
　　西湖勝跡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築堤，終於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築此，不為游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觀的藝術家不願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觀物，於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游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於蘇堤。也沒有什麼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後人的感慨來強加於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鬆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裡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他們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歷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儘管美麗，也就是這麼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來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麼都看透了。隱居孤山20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遠避官場與市囂。他的詩寫得著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為干古絕唱。中國古代，隱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著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隱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後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隨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位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隨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才分。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鬆，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哪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隻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
　　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於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窖，儘管有濃重的霉味，卻是安全而寧靜。於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沉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書籤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與這種黯淡相對照，野潑潑的，另一種人格結構也調皮地擠在西湖岸邊湊熱鬧。
　　首屈一指者，當然是名妓蘇小小。
　　不管願意不願意，這位妓女的資格，要比上述幾位名人都老。在後人詠西湖的詩作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蘇東坡、岳飛放在這位姑娘後面：「蘇小門前花滿枝，蘇公堤上女當壚」；「蘇家弱柳猶含媚，岳墓喬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較早一點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寫成是蘇小小的欽仰者：「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
　　如此看來，詩人袁子才鐫一小章曰：「錢塘蘇小是鄉親」，雖為魯迅所不悅，卻也頗可理解的了。
　　歷代吟詠和憑弔蘇小小的，當然不乏輕薄文人，但內心厚實的飽學之士也多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頗為深刻的。
　　蘇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夢。她很重感情，寫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樸素素地道盡了青年戀人約會的無限風光。美麗的車，美麗的馬，一起飛駛疾馳，完成了一組氣韻奪人的情感遺像。又傳說她在風景勝處偶遇一位窮困書生，便慷慨解囊，贈銀百兩，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歸，書生已去，世界沒能給她以情感的報償。她並不因此而鬱憤自戕，而是從對情的執著大踏步地邁向對美的執著。她不願做姬做妾，勉強去完成一個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視著精麗的高牆。她不守貞節只守美，直讓一個男性的世界圍著她無常的喜怒而旋轉。最後，重病即將奪走她的生命，她卻恬然適然，覺得死於青春華年，倒可給世界留下一個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認為，死神在她19歲時來訪，乃是上天對她的最好成全。
　　難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說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義者。依我看，她比茶花女活得更為瀟灑。在她面前，中國歷史上其他有文學價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為了一個負心漢，或為了一個朝廷，顛簸得過於認真。只有她那種頗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為中國文人心頭一幅秘藏的聖符。
　　由情至美，始終圍繞著生命的主題。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和靖把美寄託於梅花與白鶴，而蘇小小，則一直把美熨帖著自己的本體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換，只是憑藉自身，發散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妓女生涯當然是不值得讚頌的，蘇小小的意義在於，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再正經的鴻儒高士，在社會品格上可以無可指摘，卻常常壓抑著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本體的自然流程。這種結構是那樣的宏大和強悍，使生命意識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圍困中變得恣肆和怪異。這裡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論：社會污濁中也會隱伏著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反之，社會歷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裡。
　　西湖所接納的另一具可愛的生命是白娘娘。雖然只是傳說，在世俗知名度上卻遠超許多真人，因此在中國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一種更宏大的切實存在。人們慷慨地把湖水、斷橋、雷峰塔奉獻給她。在這一點上，西湖毫無虧損，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別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燦爛：只願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個基礎命題的提出，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中國傳統思想歷來有分割兩界的習慣性功能。一個渾沌的人世間，利刃一劃，或者成為聖、賢、忠、善、德、仁，或者成為奸、惡、邪、丑、逆、凶，前者舉入天府，後者淪於地獄。有趣的是，這兩者的轉化又極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煩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與地獄之間，還有一塊平實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間，還有一種尋常的動物：人。她的全部災難，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備人的意義而不加外飾的人，算得了什麼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並沒有為它留出多少筆墨。於是，法海逼白娘娘回歸於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而她卻拼著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許仙，許仙的木訥和萎頓無法與她的情感強度相對稱，她深感失望。她陪伴著一個已經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貴的凡夫，不能不陷於寂寞。這種寂寞，是她的悲劇，更是她所嚮往的人世間的悲劇。可憐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喚人而不能見容，在人間呼喚人也得不到回應。但是，她是決不會捨棄許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變成了現實，她不願去尋找一個超凡脫俗即已離異了普通狀態的人。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她認了，甘願為了他去萬里迢迢盜仙草，甘願為了他在水漫金山時殊死拼搏。一切都是為了衛護住她剛剛抓住一半的那個「人」字。
　　在我看來，白娘娘最大的傷心處正在這裡，而不是最後被鎮於雷峰塔下。她無懼於死，更何懼於鎮？她莫大的遺憾，是終於沒能成為一個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個歸結性的造型，成為一個民族精神界的愴然象徵。
　　1924年9月，雷峰塔終於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闖將都不禁由衷歡呼，魯迅更是對之一論再論。這或許能證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較量，關係著中國精神文化的決裂和更新？為此，即便明智如魯迅，也願意在一個傳說故事的象徵意義上深深沉浸。
　　魯迅的朋友中，有一個用腦袋撞擊過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罷「秋風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邊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筆宿債，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廢墟去看看。據說很不好看，這是意料中的，但總要去看一次。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08-1-22 05:17 編輯 ]

【雷峰塔簡介】
　　雷峰塔原建造在雷峰上，位於杭州西湖南岸南屏山日慧峰下凈慈寺前。雷峰為南屏山向北伸展的余脈，瀕湖勃然隆起，林木蔥鬱。雷峰塔相傳為吳越王為慶黃妃得子而建的，故初名「黃妃塔」。但民間因塔在雷峰，均呼之為雷峰塔。塔原共七層，重檐飛棟，窗戶洞達，十分壯觀。

　　雷峰塔曾是西湖的標誌性景點，舊時雷峰塔與北山的保俶塔，一南一北，隔湖相對，有「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之譽，西湖上亦呈現出「一湖映雙塔，南北相對峙」的美景。每當夕陽西下，塔影橫空，別有一番景色，故被稱為「雷峰夕照」。至明嘉靖年間，塔外部樓廊被倭寇燒毀。塔基磚被迷信者盜竊，致使塔於1924年9月25日傾圮。清人許承祖曾作詩云：「黃妃古塔勢穹窿，蒼翠藤蘿兀倚空。奇景那知緣劫火，弧峰斜映夕陽紅。」雷峰塔倒塌之後，不僅作為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成了空名，而且「南山之景全虛」，連山名也換成了夕照山。


【雷峰塔歷史沿革】
　　雷峰塔，原名皇妃塔，又名西關磚塔，古人更多地稱之為 「黃妃塔」。它是由吳越國王錢俶為祈求國泰民安而於北宋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在西湖南岸夕照山上建造的佛塔，塔基底部辟有井穴式地宮，存放著珍藏有佛螺髻發舍利的純銀阿育王塔和龍蓮座釋迦牟尼佛坐像等數十件佛教珍貴文物和精美供奉物品。古塔塔身上部的一些塔磚內，還秘藏雕版印刷的佛教《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經卷。

    　北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雷峰塔遭到戰亂的嚴重損壞，南宋慶元年間（公元1195-1200年）重修，建築和陳設重現金碧輝煌，特別是黃昏時與落日相映生輝的景緻，被命名為「雷峰夕照」（李嵩《西湖圖》），列入西湖十景。南宋以後，「雷峰夕照」一直是西湖游賞最受青睞的名勝之一。明嘉靖年間（公元1522~1566年），入侵東南沿海的倭寇圍困杭州城，縱火焚燒雷峰塔，災后古塔僅剩磚砌塔身，通體赤紅，一派蒼涼、凝重風貌。明末杭州名士聞啟祥曾將其與湖對岸的保俶塔合在一起加以評說：「湖上兩浮屠，雷峰如老衲，保俶如美人」，此說一出世人稱是。

　　清朝前期，雷峰塔以裸露磚砌塔身呈現的殘缺美以及與《白蛇傳》神話傳說的密切關係，成為西湖十景中為人津津樂道的名勝，連康熙、乾隆二帝也多次前來遊覽和品題，「雷峰夕照」名播遐邇。如清雍正年間成書的《西湖志》這樣讚美雷峰夕照一景：「孤塔巋然獨存，磚皆赤色，藤蘿牽引，蒼翠可愛，日光西照，亭台金碧，與山光倒映，如金鏡初開，火珠將附。雖赤城枉霞不是過也。」  

    　清朝末年到民國初期，民間盛傳雷峰塔磚具有「辟邪」、「宜男」、「利蠶」的特異功能，因而屢屢遭到盜挖。1924 年9月25日，年久失修的雷峰塔磚塔身終於轟然坍塌，部分塔磚中秘藏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經卷面世，「雷峰夕照」勝景卻從此名存實亡。 雷峰塔倒坍，引起全社會的關注和議論，各界人士一直企盼重建這座著名古塔。

【清代傳奇《雷峰塔》】
　　《雷峰塔》為中國清代傳奇作品。今存兩部，一為黃圖珌撰，一為方成培撰。據明馮夢龍《警世通言》輯錄的話本《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改編 ，使早在民間流傳的白娘子故事最後定型。《雷峰塔》傳奇增加了《端陽》、《求草》、《水斗》、《斷橋》、《合缽》諸出，奠定了全劇的悲劇衝突基礎。

　　《雷峰塔》以白娘子和許仙的愛情波折為主線，展示了深刻的社會矛盾。由於白娘子的所作所為是違反和破壞封建統治秩序的，因此，以法海為首的一系列社會和神權勢力視她為「妖邪」，必欲翦除置之死地而後快。這樣，一切衝突涵蓋為反封建力量與封建勢力的衝突，《水斗》就是兩種勢力之間你死我活的生死搏鬥。最終以白娘子的失敗而告終，同時也完成了白娘子這個具有優美品質和叛逆精神的悲劇形象的塑造，獲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評價和熱烈歡迎。

近代以來，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沒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領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們有許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內心規範，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說得響亮一點，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一個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車上，在商店裡，還是在街道間，很快就會被辨認出來，主要不是由於外貌和語言，而是這種上海文明。
　　同樣，幾個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顯得十分觸目，即使他們並不一定講上海話。
　　一來二去，外地人惱怒了。幾乎全國各地，對上海人都沒有太好的評價。精明、驕傲、會盤算、能說會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領導、缺少政治熱情、沒有集體觀念、對人冷淡、吝嗇、自私、趕時髦、浮滑、好標新立異、瑣碎，世俗氣……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門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輕工業產品用起來也不錯，上海向國家上繳的資金也極為可觀，可是交朋友卻千萬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會桌上喝不了幾杯酒，與他們洽談點什麼卻要多動幾分腦筋，到他們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擁擠不堪又處處講究。這樣的朋友如何交得？
　　這些年，外地人富起來了，上海人精明到頭還是十分窮困。這很讓人泄氣。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輛電車上，一個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擾了一位上海婦女，象平時每天發生的一樣，上海婦女皺一下眉，輕輕嘟囔一句：「外地人！」這位外地人一觸即發，把歷來在上海所受的怨氣全都傾泄出來了：「我外地人怎麼了？要比錢嗎？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個零頭；要比文化嗎？我的兩個兒子都是大學畢業生！」是啊，上海人還有什麼可驕傲的呢？聽他講罷，全車的上海人都發出酸澀的笑聲。
　　上海人可以被罵的由頭比上面所說的還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個擾亂了全國的政治惡棍是從上海發跡的，你上海還有什麼話說？不太關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語，偶爾只在私底下嘀咕一聲：「他們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來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區的農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鄉下人」。
　　於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種無法自拔的尷尬。這種尷尬遠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
　　剖視上海人的尷尬，是當代中國文化研究的一個沉重課題。榮格說，文化賦予了一切社會命題以人格意義。透過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們或許能看到一些屬於全民族的歷史課題。
　　我們這個民族，遇到過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種什麼契機，撞擊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緊纏著我們走了好一程，會不會繼續連結著我們今後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匯附近造了一家豪華的國際賓館，叫華亭賓館，這個名字起得不錯，因為上海古名華亭。明代弘治年間的《上海縣誌》稱：
　　
　　「上海縣舊名華亭，在宋時，番商輻續，乃以鎮名，市舶提舉司及榷貨場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華亭東北五鄉，立縣於鎮，隸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華亭人。但是，這與我們所說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認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進士徐光啟，他可算第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他的墓，離華亭賓館很近。兩相對應，首尾提摯，概括著無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種素質，可在徐光啟身上找到一些蹤影。這位聰明的金山衛秀才，南北遊逛，在廣東遇到了義大利傳教士郭居靜，一聊起來，十分融洽，徐光啟開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麼回事。這年他34歲，對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宗教精神早已沉浸很深，但他並不把剛剛聽說的西方宗教當作西洋鏡一笑了之，也不僅僅作為一種域外知識在哪篇著作中記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來。他並不想放棄科舉，4年後赴北京應試，路過南京時專門去拜訪更著名的歐洲傳教士利瑪竇，詢問人生真諦。以後又與另一位傳教士羅如望交給，並接受他的洗禮。
　　洗禮后第二年，徐光啟考上了進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這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來說已跨進了一道很榮耀的門坎，可以安安心心做個京官了。但這個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當時正在北京的利瑪竇，探討的話題已遠遠超出宗教，天文、曆法、數學、兵器、軍事、經濟、水利，無所不及。其中，他對數學興趣最大，穿著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數學思維。不久，他居然與利瑪竇一起譯出了一大套《幾何原本》，付諸刊行。當時還是明萬曆年間，離鴉片戰爭的炮火還有漫長的230多年光陰。
　　這個上海人非常善於處世，並不整天拿著一整套數學思維向封建政治機構尋釁挑戰，而是左右逢源，不斷受到皇帝重用。《幾何原本》刊行20年後，他竟然做了禮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禮部尚書。獲得了那麼大的官職，他就正兒八經地宣揚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學文明，延聘重用歐籍人士，忙乎了沒幾年，勞累而死。徐光啟死後，崇禎皇帝還「輟朝一日」，以示哀悼，靈柩運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後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匯居地，開始稱為「徐家匯」。徐光啟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種奇異組合：他死後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會立的拉丁文碑銘。
　　開通、好學、隨和、機靈，傳統文化也學得會，社會現實也周旋得開，卻把心靈的門戶向著世界文明洞開，敢將不久前還十分陌生的新知識吸納進來，並自然而然地匯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張居正那樣為興利除弊深謀遠慮，不像廣東人海瑞那樣拚死苦諫，不像江西人湯顯祖那樣摯情吟唱，這便是出現在明代的第一個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態度相當現實的徐光啟是不大考慮自己的「身後事」的，但細說起來，他的身後流澤實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匯成了傳播西方宗教和科學文明的重鎮。著名的交通大學從上一世紀末開始就出現在這裡，復旦大學在遷往江灣之前也一度設在附近的李公祠內。從徐家匯一帶開始，向東延伸出一條淮海路，筆直地劃過上海灘，它曾經是充分呈現西方文明的一道動脈，老上海高層社會的風度，長久地由此散發。因此有人認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個等級，最高一個等級也可名之為徐家匯文明。
　　徐光啟的第十六代孫是個軍人，他有一個外孫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國現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遠遠地繼承了先祖的風格，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長數學。她所哺育的幾個女兒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巨大影響，可看作徐光啟發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這一包涵著必然歷史邏輯的傳承系脈，在今天常常被現實喧鬧湮沒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讀一本從英文轉譯過來的《宋美齡傳》，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遠祖寫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來是「文定公」，徐光啟的溢號。忘記了徐光啟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遠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爾在收音機里聽到宋慶齡女士講話，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連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點不習慣：一代偉人怎麼會是上海口音？
　　由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個中國文人背負著古老文化破天荒地與一個歐洲人開始商談《幾何原本》時，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現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會看中上海。北京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京城：背靠長城，面南而坐，端肅安穩；上海正相反，它側臉向東，面對著一個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後，則是一條橫貫九域的萬里長江。對於一個自足的中國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為道；但對於開放的當代世界而言，它卻俯瞰廣遠、吞吐萬匯、處勢不凡。
　　如果太平洋對中國沒有多大意義，那末上海對中國也沒有多大意義。一個關死了的門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會漏進來戶外的勁風，傳進門口的喧囂，擾亂了房主的寧靜。我們有兩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糧食，上海又遞繳不了多少稻米；我們有數不清的淡水河網，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食用；我們有三山五嶽安駐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連個像樣的峰巒都找不到；我們有縱橫九州的寬闊官道，繞到上海還要兜點遠路；我們有許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連個縣的資格都年齡太輕……這個依附著黃河成長起來的民族，要一個躲在海邊的上海作甚？
　　上海從根子上就與凜然的中華文明不太協調，不太和順。
　　直到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黎遜向政府投送了一份報告書，申述上海對新世界版圖的重要性，上海便成為南京條約中開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年，英國軍艦打開了上海。從此，事情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西方文明挾帶著惡濁一起席捲進來，破敗的中國也越來越把更多的賭注投入其間，結果，這兒以極快的速度出現了能被地球每個角落都聽得見的鬧騰。
　　徐光啟的後代既有心理準備，又仍然未免吃驚地一下子陷入了這種鬧騰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險家、暴發戶、流氓、地痞、妓女、幫會一起湧現；另一方面，大學、醫院、郵局、銀行、電車、學者、詩人、科學家也彙集其間。黃浦江汽笛聲聲，霓虹燈夜夜閃爍，西裝革履與長袍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語與歐美語言交相斑駁，你來我往，此勝彼敗，以最迅捷的頻率日夜更替。這裡是一個新興的怪異社會，但嚴格說來，這裡更是一個進出要道，多種激流在這裡撞合、喧嘩，捲成巨瀾。
　　面對這樣一個地方，哪個歷史學家都會頭腦發脹，索解不出一個究竟。你可以說它是近代中華民族恥辱的淵藪，但是，一個已經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終抵拒現代衝撞，就不恥辱了嗎？你也可以說它是中國人走向現代的起點，但是，哪一個民族走向現代時的步履會像在上海那樣匆促、慌張、自怯、雜亂無章？你又可以說它是對抗著農業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種城市文明會像上海始終深受著弘廣無比的農村力量的覬覦、分解、包圍和籠罩？
　　總之，它是一個巨大的悖論，當你注視它的惡濁，它會騰起耀眼的光亮，當你膜拜它的偉力，它會轉過身去讓你看一看瘡痍斑斑的后牆。
　　但是，就在這種悖論結構中，一種與當時整個中國格格不入的生態環境和心理習慣漸漸形成了。本世紀初年，許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緝，有租界的上海成了他們的庇護地。特別重要的是，對於這種追緝和庇護，封建傳統和西方文明在上海發生了針鋒相對的衝突，上海人日日看報，細細辨析，開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國際眼光來看，中國歷代遵行的許多法律原則是多麼顛倒是非、不講道理。就從這一個個轟傳於大街小巷間的實際案例，上海人已經隱隱約約地領悟到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等等概念的正常含義，對於經不起對比的封建傳統產生了由衷的蔑視。這種蔑視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從實際體察中作出的常識性選擇，因此也就在這座城市中具有極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這一個個案例發生的同時，更具象徵意義的是，上海的士紳、官員都紛紛主張拆去上海舊城城牆，因為它已明顯地阻礙了車馬行旅、金融商情。他們當時就在呈文中反覆說明，拆去城牆，是「國民開化之氣」的實驗。當然有人反對，但幾經爭論，上海人終於把城牆拆除，成了封建傳統的心理框范特別少的一群。
　　後來，一場來自農村的社會革命改變了上海的歷史，上海變得安靜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數上海人，他們被要求與內地取同一步伐，並對內地負起經濟責任。上海轉過臉來，平一平心旌，開始做起溫順的大兒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覺新，肩上擔子不輕，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鬧騰。陣陣海風在背後吹拂，不管它，車間的機器在隆隆作響，上班的電車擁擠異常，大夥都累，夜上海變得寂靜冷清。為了更徹底地割斷那段惑人的繁華，大批內地農村的幹部調入上海；為了防範或許會來自太平洋的戰爭，大批上海工廠遷向內地山區。越是冷僻險峻的山區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廠，淳樸的山民指著工人的背脊笑一聲：「嘿，上海人！」
　　這些年，上海人又開始有點不安穩。廣州人、深圳人、溫州人起來了，腰囊鼓鼓地走進上海。上海人瞪眼看著他們，沒有緊緊跟隨。有點自慚形穢，又沒有完全失卻自尊，心想；要是我們上海人真正站起來，將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許是一種自慰吧，不妨姑妄聽之。
　　也許上海人的自慰不無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種精神文化特徵。單單是經濟流通，遠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築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並存。對上海人來說，寬容已不是一種政策和許諾，而是一種生命本能。
　　在中國，與上海式的寬容相抵觸的是一種與封建統治長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態。即便封建時代過去了，這種心態的改良性遺傳依然散見處處。這種心態延伸到省城、縣城，構成一種幅度廣大的默契。不管過去是什麼性質的洪流起的作用，這種心態在上海被沖刷得比較淡薄。只要不侵礙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別人的生活方式。比之於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與鄰居交往較少，萬不得已幾家合用一個廚房或廁所，互相間的磨擦和爭吵卻很頻繁，因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獨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寬容並不表現為謙讓，而是表現為「各管各」。在道德意義上，謙讓是一種美質；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義上，「各管各」或許更貼近現代寬容觀。承認各種生態獨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認到可以互相不相聞問，比經過艱苦的道德訓練而達到的謙讓更有深層意義。為什麼要謙讓？因為選擇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讓你就要與你爭奪。這是大一統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點。為什麼可以「各管各」？因為選擇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誰也不會吞沒誰。這是以承認多元世界為前提而派生出來的互容共生契約。
　　上海下層社會中也有不少喜歡議論別人的婆婆媽媽。但即使她們也知道，「管閑事」是被廣泛厭棄的一種弊病。調到上海來工作的外地幹部，常常會苦惱於如何把「閑事」和「正事」區別開來。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與工作任務有關的個人事務，都屬於別人不該管的「閑事」範疇。
　　上海人口語中有一句至高無上的反法語，曰「關依啥事體？」（即「管你什麼事？」）在外地，一個姑娘的服飾受到同事的批評，她會就批評內容表述自己的觀點，如「裙子短一點有什麼不好」、「牛仔褲穿著就是方便」之類，但一到上海姑娘這裡，事情就顯得異常簡單：這是個人私事，即使難看透頂也與別人無關。因此，她只說一句「關依啥事體」，截斷全部爭執。說這句話的口氣，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嬌嗔的，但道理卻是一樣。
　　在文化學術領域，深得上海心態的學者，大多是不願意去與別人「商榷」，或去迎戰別人的「商榷」的。文化學術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著不同的路，互相遙望一下可以，幹嗎要統一步伐？這些年來，文化學術界多次出現過所謂「南北之爭」、「海派京派之爭」，但這種爭論大多是北方假設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擊，他們固執地堅持著自己的觀點，對於反對者，他們心中回蕩著一個頑皮的聲音：「關依啥事體？」
　　本於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的科學文化往往具有新鮮性和獨創性；但是，也正是這種觀念的低層次呈現，上海又常常構不成群體性合力，許多可喜的創造和觀念顯得比較單薄。
　　本於這種個體自立的觀念，上海人有一種冷靜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靜。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觀光后寫了一篇文章，說「上海人什麼沒有見過」。誠然，見多識廣導向了冷靜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們習慣於事物的高頻率變更，因此也就領悟到某種相反相成的哲理，變成了逆反性的冷靜。他們求變，又進而把變當作一種自然，善於在急劇變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詫異別人在變更中所處的不同態勢。
　　根據這種心理定勢，上海人很難在心底長久而又誠懇地服從一個號令，崇拜一個權威。一個外地的權威一到上海，常常會覺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個在外地並不得志、而自己看著真正覺得舒心的人物。京劇好些名角的開始階段，都是在上海唱紅了的。並不是京劇重鎮的上海，以那麼長的一個時間衛護住了一個奇特的周信芳，這在另一座城市也許有點難於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講任何道理，一夜之間喜歡上了初出茅廬的越劇小生趙志剛、滬劇演員茅善玉，根本不管他還還沒有唱上幾回戲，或剛剛來自農村。那些想用資歷、排行、派頭來壓一壓上海人的老藝術家，剛到上海沒幾天就受到了報紙的連續批評。對於晉京獲獎之類，上海藝術家大多不感興趣。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要來上海演《茶館》等戲，作出這個決定時我正在北京參加全國文代會。北京戲劇界的朋友們十分擔心：如此蒼老的一個劇團，演幾台老派戲，在上海這個流通碼頭能否成功？我和幾個上海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對真正的藝術表示了誠懇的熱忱，管它是舊是新。但是，在北京轟動萬分的「人體畫大展」，一搬到上海卻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平靜。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許是徐光啟的《幾何原本》余脈尚存，也許是急速變化的周圍現實塑造成了一種本領，上海人歷來比較講究科學實效，看不慣慢吞木訥的傻樣子。
　　搞科學研究，搞經營貿易，上海人膽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國各單位都會有一些費腦子的麻煩事，一般清上海人來辦較為稱職。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實上現在遞交給上海人需要消耗高腦力的事情並不多，因此才華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構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人不喜歡大請客，酒海內山；不喜歡「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歡連續幾天伴陪著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對友情的忠誠；不喜歡聽大報告，自己也不願意作長篇發言；上海的文化沙龍怎麼也搞不起來，因為參加者一估算，賠上那麼多時間得不償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條件也不太樂意往豪華賓館，因為這對哪一方面都沒有實際利益……凡此種種，都無可非議，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這些地方，那就不算討厭。
　　但是，在這座城市，你也可以處處發現聰明過度的浪費現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內一個較遠的地方去，會花費不少時間思考和打聽哪一條線路、幾次換車的車票最為省儉，哪怕差三五分錢也要認真對待。這種事有時發生在公共汽車上，車上的旁人會脫口而出提供一條更省儉的路線，取道之精，恰似一位軍事學家在選擇襲擊險徑。車上的這種討論，常常變成一種群體性的投入，讓人更覺悲哀。公共宿舍里水電、煤氣費的分攤糾紛，發生之頻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國之最。
　　可以把這一切都歸因於貧困。但是，他們在爭執時嘴上叼著的一支外國香煙，已足可把爭執的費用雙倍抵回。
　　我發現，上海人的這種計較，一大半出自對自身精明的衛護和表現。智慧會構成一種生命力，時時要求發泄，即便對象物是如此瑣屑，一發泄才會感到自身的強健。這些可憐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們沉重的累贅。沒有讓他們去鑽研微積分，沒有讓他們去畫設計圖，沒有讓他們去操縱流水線，沒有讓他們置身商業竟爭的第一線，他們怎麼辦呢？去參加智力競賽，年紀已經太大；去參加賭博，聲名經濟皆受累。他們只能耗費在這些芝麻綠豆小事上，雖然認真而氣憤，也算一種消遣。
　　本來，這樣的頭腦，這一份口才，應出現在與外商談判的唇槍舌劍之間。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構成了一種群體性的邏輯曲線，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處處晃動、閃爍。快速的領悟力，迅捷的推斷，彼此都心有靈犀一點通。電車裡買票，乘客遞上一角五分，只說「兩張」，售票員立即撕下兩張七分票，像是比賽著敏捷和簡潔。一切不能很快跟上這條邏輯曲線的人，上海人總以為是外地人或鄉下人，他們可厭的自負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員、營業員，服務態度在全國不算下等，他們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於他們常常要求所有的顧客都有一樣的領悟力和推斷力。凡是沒有的，他們一概稱之為「拎勿清」，對之愛理不理。
　　平心而論，這不是排外，而是對自身智慧的悲劇性執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一種「雅俗共賞」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較現實的，不會對已逝的生活現象迷戀到執著的地步，總會釀發出一種突破意識和先鋒意識。他們文化素養不低，有足夠的能力涉足國內外高層文化領域。但是，他們的精明使他們更多地顧及到現實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願意充當傷痕斑斑、求告無門的孤獨英雄，也不喜歡長期處於曲高和寡、孤芳自賞的形態。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學理融化於世俗，讓世俗閃耀出智慧。毫無疑問，這種化解，常常會使嚴謹繽密的理論懈弛，使奮發凌厲的思想圓鈍，造成精神行為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它又會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實質性進展，獲得慷慨突進者所難於取得的效果。這很可稱之為文化演進的精明方式。
　　特別能體現上海文明雅俗共賞特徵的，是那張《新民晚報》。它始終保持著雅俗文化之間的巧妙平衡，結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讀《新民晚報》當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規程的，而教授學者也絕不會把它鄙棄。它開闢了一個頗為奇妙的文化中介地帶，大雅大俗均可隨腳出入，而一個上海城就座落其間。由此我們可以聯想到上海的戲劇、繪畫、影視、小說，都有類似特徵。
　　上海文明的另一種心理品性，是發端於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國範圍內，上海人面對國際社會的心理狀態比較平衡。他們從來在內心沒有鄙視過外國人，因此也不會害怕外國人，或表示超乎常態的恭敬。他們在總體上有點崇洋，但在氣質上卻不大會媚外。我的朋友沙葉新幽默地提出過他的人生態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過來概括上海人的心態。
　　毫無疑問，這與這座城市的歷史密切有關。老一代人力車夫都會說幾句英語，但即使低微如他們，也敢於在「五卅」的風潮中與外國人一爭高低。上海的里弄里一直有不少外國僑民住著，長年的鄰居，關係也就調節得十分自然。上海商店的營業員不會把一個外國顧客太當作一回事，他們常常還會估量外國顧客的經濟實力，幫他出點購物的主意。
　　北方不少城市稱外國人為「老外」，這個不算尊稱也不算鄙稱的有趣說法，似乎挺密切，實則很生分，至今無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語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國人統稱為「外國人」，只要知道國籍，一般總會具體地說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日本人。這說明，連一般市民，與外國人也有一種心理趨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階層，上海人對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國留學。到日本邊讀書邊打工是已經走投無路了的青年們自己的選擇；只要子女還未成年，家長是不作這種選擇的，他們希望子女能正正經經到美國留學。這裡普及著一種國際視野。
　　其實，即使在沒有開放的時代，上海人在對子女的教育上也隱隱埋伏著一種國際性的文化要求，不管當時能不能實現。上海的中學對英語一直比較重視，即使當時幾乎沒有用，也沒有家長提出免修。上海人總要求孩子在課餘學一點鋼琴或歌唱，但又並不希望他們被吸收到當時很有吸引力的部隊文工團。一度在全國十分響亮的哈爾濱軍事工業大學，歷來對上海的優秀考生構不成嚮往。在「文革」動亂中，好像一切都滅絕了，但有幾次外國古典音樂代表團悄悄來臨，報紙上也沒作什麼宣傳，不知怎麼立即會捲起搶購票子的熱潮，這麼多外國音樂迷原先都躲在哪兒呢？開演的時候，他們衣服整潔，秩序和禮節全部符合國際慣例，很為上海人爭臉。前些年舉行貝多芬交響音樂會，難以計數的上海人竟然在凜冽的寒風中通宵排隊。兩年前，我所在的學院試演著名荒誕派戲劇《等待戈多》，按一般標準，這齣戲看起來十分枯燥乏味，國外不少城市演出時觀眾也不多。但是上海觀眾卻能靜靜看完，不罵人，不議論，也不歡呼，其間肯定有不少人是完全看不懂的，但他們知道這是一部世界名作，應該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戲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這批去了那批來，平靜而安詳。
　　毋庸諱言，上海的下層社會並不具備國際性的文化追求，但長期置身在這麼一個城市裡。久而久之，至少也養成了對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過「讀書無用論」，但情況與外地略有不同，絕大多數家長都不能容忍一個能讀上去的子女自行輟學，只有對實在讀不好的子女，才用「讀書無用論」作為借口聊以自慰，並向鄰居搪塞一下。即使在「文革」動亂中，「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畢業生始終是視點集中的求婚對象，哪怕他們當時薪水很低，前途無望，或外貌欠佳。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中，這種對文化的景仰帶有非實利的盲目性，最講實利的上海人在這一點上不講實利，依我看，這是上海人與廣州人的最大區別之一，儘管他們在其他不少方面頗為接近。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徵還可以舉出一些來，但從這幾點已可看出一點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個構成極為複雜的群體，因此，這種文明並不體現為一個規定死了的群體，而是呈現為一種無形的心理秩序，吸納著和放逐著來來去去的過往人丁。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還未能皈依這種文明，相反，有的人進入不久便神魂與共。這便產生了非戶籍意義上，而是心理文化意義上的上海人。
　　無疑，上海人遠不是理想的現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歷史限制了他們，也塑造了他們；一個特殊的方位釋放了他們，又制約了他們。他們在全國顯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顯得有點怪異。
　　在文化人格結構上，他們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傳統？靠新潮？靠內地？靠國際？靠經濟？靠文化？靠美譽？靠實力？靠人情？靠效率？他們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點依稀朦朧。他們最容易灑脫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種灑脫的孤獨。
　　他們做過的，或能做的夢都太多太多。載著滿腦子的夢想，拖著踉蹌的腳步。好像有無數聲音在呼喚著他們，他們的才幹也在渾身衝動，於是，他們陷入了真正的惶惑。
　　他們也感覺到了自身的陋習，憬悟到了自己的窩囊，卻不知挽什麼風，捧什麼水，將自己洗滌。
　　他們已經傾聽過來自黃土高原的悲愴壯歌，也已經領略過來自南疆海濱的輕快步履，他們欽羨過，但又本能地懂得，欽羨過分了，我將不是我。我究竟是誰？該做什麼？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會議，聽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說：「我作了認真調查，敢於斷言，上海人的素質和潛力，絕不比世界上許多著名的城市差！」這種激勵的話語，上海人已聽了不止一次，越聽，越增加思考的沉重度。
　　每天清晨，上海人還在市場上討價還價，還在擁擠的公共汽車上不斷吵架。晚上，回到家，靜靜心，教訓孩子把英文學好。孩子畢業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嘆息一聲，撫摸一下自己斑白的頭髮。
　　一部怪異的上海史，落到這一代人手上繼續書寫。
　　續寫上海新歷史，關鍵在於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義，是人格結構的調整。對此請允許我說幾句重話。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餘年超濃度繁榮和動亂的遺留。在本世紀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見了一番世面，但無可否認，那時的上海人在總體上不是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長期處於僕從、職員、助手的地位，是外國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線，承受著創業的樂趣和風險。眾多的上海人處於第二線，觀看著，比較著，追隨著，參謀著，擔心著，慶幸著，來反覆品嘗第二線的樂趣和風險。也有少數上海人衝到了第一線，如果成功了，後來也都離開了上海。這種整體角色，即使上海人見聞廣遠，很能適應現代競爭社會，又缺少自主氣魄，不敢讓個體生命燦爛展現。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適的崗位仍是某家跨國大企業的高級職員，而很難成為氣吞山河的第一總裁。上海人的眼界遠遠超過闖勁，適應力遠遠超過開創力。有大家風度，卻沒有大將風範。有鳥瞰世界的視野，卻沒有縱橫世界的氣概。
　　因此，上海人總在期待。他們眼界高，來什麼也不能滿足他們的期待，只好靠發發牢騷來消遣。牢騷也僅止於牢騷，制約著他們的是職員心態。
　　沒有敢為天下先的勇氣，沒有統領全局的強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與怯弱相伴隨。他們不會高聲朗笑，不會拚死搏擊，不會孤身野旅，不會背水一戰。連玩也玩得很不放鬆，前顧后盼，拖泥帶水。連談戀愛也少一點浪漫色彩。
　　上海人的醜陋性，大多由此伸發。失去了人生的浩大走向，智慧也就成了手上的一種私人玩物。文化程度高的，染上沙龍氣，只聽得機敏的言詞滾滾滔滔，找不到生命激潮的涌動；文化程度低的，便不分場合耍弄機智，每每墮於刻薄和惡濾；再糟糕一點的，則走向市儈氣乃至流氓氣，成為街市間讓人頭痛的渣滓。上海人的日子過得並不順心，但由於他們缺少生命感，也就缺少悲劇性的體驗，而缺少悲劇性體驗也就缺少了對崇高和偉大的領受；他們號稱偏愛滑稽，但也僅止於滑稽而達不到真正的幽默，因為他們不具備幽默所必須有的大氣和超逸。於是，上海人同時失卻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屬於生命體驗的兩大基元對他們都頗為黯淡。本來，中國的藝術文化走到今天不應該再完全寄情於歸結歷史的反思形態，上海理應在開拓新的時空中有更大的作為，但上海人的這種素質一時擔當不了這個重任，對生命體驗的黯淡決定了他們的小家子氣。中國文化在可以昂首突進的地方找不到多少歷險家，卻遇到了那麼多大大小小的職員。
　　即便是受到全國厭棄的那份自傲氣，也只是上海人對於自己生態和心態的盲目守衛，做得瑣瑣碎碎，不成氣派。真正的強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無恐的精神力量使他們變得大方而豁達，不會只在生活方式；言談舉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總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結構儘管不失精巧，卻缺少一個沸沸揚揚的生命熱源。於是，這個城市失去了燙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蕩的勃發。
　　可惜，譏刺上海人的鋒芒，常常來自一種更落後的規範：說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離經叛道；要上海人重歸樸拙、重返馴順、重組一統。對此，胸襟中貯滿了海風的上海人倒是有點固執，並不整個兒幡然悔悟。暫時寧肯這樣，不要匆忙趨附。困惑迷惘一陣子，說不定不久就會站出像模像樣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結構的合理走向，應該是更自由、更強健、更熱烈、更宏偉。它的依憑點是大海、世界、未來。這種人格結構的群體性體現，在中國哪座城市都還沒有出現過。
　　如果永遠只是一個擁擠的職員市場，永遠只是一個新一代華僑的培養地，那麼，在未來的世界版圖上，這個城市將黯然隱退。歷史，從來不給附庸以地位。
　　不久前，我讀到一則國外通訊社的報道，說德國一座城市中有一家奇迹般的書店，在這家書店裡竟能買到上海地圖！外國記者的驚嘆使我心酸，他們的報道的前文中已說明，這家書店出售著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地圖。可是為什麼多了一張上海地圖，就這樣大驚小怪？
　　上海的地位，本不是這樣，本不應這樣！
　　如果人們能從地理空間上發現時間意義，那就不難理解：失落了上海的中國，也就失落了一個時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一、開封

　　它背靠一條黃河，腳踏一個宋代，像一位已不顯赫的貴族，眉眼間仍然器宇非凡。
　　省會在鄭州，它不是。這是它的幸運。曾經滄海難為水，老態龍鐘的舊國都，把忙忙顛顛的現代差事，灑脫地交付給鄰居。
　　陪同我的人說，宋史上記載的舊地名，都在今天開封地底下好幾公尺。黃河經常決水，層層淤泥堆積，把宋代繁密的腳印深深潛藏。龐貝古城潛藏得過於轟轟烈烈，中國人溫文爾雅，連自然力也入鄉隨俗，一層層地慢慢來。開封古都，用災難的刷把，一次次刷新。人們逃了又來了，重新墾殖，重新營建，重新喚醒古都氣韻，重新召來街市繁榮。開封最驕傲的繁榮，見之於《清明上河圖》。
　　開封就像我們整個民族，一再地在災難的大漠上重新站立，立誓恢復淤泥下的昔日繁華。但是，淤泥下的一切屬於記憶，記憶像銀灰色的夢，不會有其他色彩。於是，開封成了一個褪色的遺址。
　　只有最高大、最堅牢的構建未曾掩埋。台階湮沒了，殿身猶在；高塔被淤沒底層，仍然巍然不摧。那天我與友人同去開封，不知爬了多少台階，古塔、古塔、古塔，宮殿、宮殿、宮殿。我累了，上下環顧，對友人說：「我真想把荒草間的石階拍下來，題名時間。」友人說：「別拍了，一端相機便成了現代。」
　　倒也是。時間的力量只能靠著體力慢慢去爬、去體會，不能拿著一張照片輕鬆地去看。一輕鬆，全都變味。
　　國內許多古塔已經禁止人們攀援，而開封古塔卻聽便。不必過於擔心有無數的人在塔中擁擠，爬塔是一種體力和意志的考驗。塔階很窄、很陡、也很暗，不拼力爬到每層的窗洞口你不可能停下，到了窗洞口又立即產生更上一層觀看的渴念。爬塔心理可以構成一種強烈的懸念線，塔頂塔尖是一種至高無上的召喚。要麼不進塔。進了它，爬了它，很少有人半途而返。讓體力心力不濟的人們靜靜仰望吧，塔身中天天地進行著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賽。千年前建塔的祖先們，不經意地留下了物理上和心理上的兩個制高點，來俯瞰一代代的子孫是否有點出息、有點能耐。當我爬到最後一層，我真想氣喘吁吁地叫一聲：「我報到，我的祖先！」
　　是的，只有遠遠高於現實的構建，才有能力召喚後代。
　　　
二、南京

　　六朝金粉足能使它名垂千古，何況它還有明、清兩代的政治大潮，還有近代和現代的殷殷血火。
　　許多事，本來屬於全國，但一到南京，便變得特別奇崛，讓人久久不能釋懷。歷代妓女多得很，哪像明末清初的「秦淮八艷」，那樣具有文化素養和政治見識，使整整一段政治文化史都染上了艷麗色彩？歷代農民起義多得很，哪像葬身紫金山的朱元璋和把南京定都為天京的洪秀全，那樣叱吒風雲，鬧成如此氣象？歷代古都多得很，哪像南京，直到現代還一會兒被外寇血洗全城，一會兒在炮火中作歷史性永訣，一次次搞得地覆天翻？
　　中華民族就其主幹而言，挺身站起於黃河流域。北方是封建王朝的根基所在，一到南京，受到楚風夷習的侵染，情景自然就變得怪異起來。南京當然也要領受黃河文明，但它又偏偏緊貼長江，這條大河與黃河有不同的性格。南京的怪異，應歸因於兩條大河的強力衝撞，應歸因於一個龐大民族的異質聚匯。
　　這種衝撞和聚匯，激浪喧天，聲勢奪人。因此，南京城的氣魄，無與倫比，深深銘刻著南北交戰的宏大的悲劇性體驗。玄武湖邊上的古城牆藤葛拂拂，明故宮的遺址仍可尋訪，雞鳴寺的鐘聲依稀能聞，明孝陵的石人石馬巍然端立，秦淮河的流水未曾枯竭，夫子廟的店鋪重又繁密，棲霞山的秋葉年年飄落，紫金山的架勢千載不移，去中山陵、靈谷寺的林蔭道，永遠是那樣令人心醉。
　　別的故都，把歷史濃縮到宮殿；而南京，把歷史溶解於自然。在南京，不存在純粹學術性的參觀，也不存在可以捨棄歷史的遊玩。北京是過於鋪張的聚集，杭州是過於擁擠的沉澱，南京既不鋪張也不擁擠，大大方方地暢開一派山水，讓人去讀解中國歷史的大課題。我多次對南京的朋友說，一個對山水和歷史同樣寄情的中國文人，恰當的歸宿地之一是南京。除了夏天太熱，語言不太好聽之外，我從不掩飾對南京的喜愛。
　　心中珍藏的千古名詩中，有不少與南京有關，其中尤以劉禹錫的《石頭城》為最：
　　
　　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還過女牆來。

　　1000多年前的詩人已把懷古的幽思開拓到如此氣派，再加上1000年，南京城實在是氣可吞天。
　　　
三、成都

　　對整個中國版圖來說，群山密布的西南躲藏著一個成都，真是一種大安慰。
　　我初次入川，是沿寶成鐵路進去的。已經看了那麼久的黃土高原，連眼神都已萎黃。山間偶爾看見一條便道，一間石屋，便會使精神陡然一震，但它們很快就消失了，永遠是寸草不生的連峰，隨著轟隆隆的車輪聲緩緩後退，沒完沒了。也有險峻的山勢，但落在一片灰黃的單色調中，怎麼也顯現不出來。造物主一定是打了一次長長的瞌睡，把調色板上的全部灰黃都傾倒在這裡了。
　　開始有了隧洞，一個接一個，過洞時車輪的響聲震耳欲聾，也不去管它，反正已張望了多少次，總也沒有綠色的希望。但是，隧洞為什麼這樣多呢，剛剛衝出一個又立即竄進一個，數也數不清。終於感到，有這麼隆重的前奏，總會有什麼大事情要發生了。果然，不知是竄出了哪一個隧洞，全車廂一片歡呼：窗外，一派美景從天而降。滿山綠草，清瀑飛濺，黃花灼眼，連山石都濕淥淥地布滿青苔。車窗外成排的桔子樹，碧綠襯著金黃，碩大的桔子，好像伸手便可摘得。土地黑油油的，房舍密集，人畜皆旺。造物主醒了，揉眼抱愧自己的失責，似要狠命地在這兒補上。
　　從此，我們一刻也不願離開車窗，直至成都的來到。
　　有了一個成都作目的地，古代的旅行者可以安心地飽嘗入川的千里之苦了。蜀道雖難，有成都在，再難也是風雅，連瘦弱文人也經受得了。
　　中華文明所有的一切，成都都不缺少。它遠離東南，遠離大海，很少耗散什麼，只知緊緊匯聚，過著濃濃的日子，富足而安逸。那麼多山嶺衛護著它，它雖然也發生過各種衝撞，卻沒有捲入過鋪蓋九州的大災荒，沒有充當過赤地千里的大戰場。只因它十分安全，就保留著世代不衰的幽默；只因它較少刺激，就永遠有著麻辣的癖好；只因它有飛越崇山的渴望，就養育了一大批才思橫溢的文學家。
　　成都是中國歷史文化的豐盈偏倉。這裡的話題甚多，因此有那麼多茶館，健談的成都人為自己準備了品類繁多的小食，把它們與歷史一起細細咀嚼品嘗。
　　成都的名勝古迹，有很大一部分是外來遊子的遺跡。成都人挺大方，把它們仔細保存，恭敬瞻仰。比之於重慶，成都的沉澱力強得多。正是這種沉澱力，又構建了它的穩健。重慶略嫌浮囂。
　　重慶也有明顯的長處，它的朝天門碼頭，虎虎地朝向長江，遙指大海，通體活氣便在這種指向中回蕩。沉靜的成都是缺少這種指向的，古代的成都人在望江樓邊灑淚揖別，解纜揮槳，不知要經過多少曲折，才能抵達無邊的寬廣。
　　成都的千古難題至今猶在：如何從深厚走向寬廣？
　　　
四、蘭州

　　常聽人說，到西北最難適應的是食物。但我對蘭州印象最深的卻是兩宗美食：牛肉麵與白蘭瓜。
　　因此，這座黃河上游邊的狹長古城，留給我兩種風韻：濃厚與清甜。
　　蘭州牛肉麵取料十分講究，一定要是上好黃牛腿肉，精工烹煮，然後切成細丁，拌上香蔥、干椒和花椒；麵條粗細隨客，地道的做法要一碗碗分開煮，然後澆上適量牛肉湯汁，蓋上剛剛炒好的主料。滿滿一大碗，端上來麵條清齊、油光閃閃、濃香撲鼻。一上口味重不膩，爽滑麻燙。另遞鮮湯一小碗，如若還需牛肉，則另盤切送，片片干挺而柔酥，佐蒜泥辣醬。在蘭州吃牛肉麵，一般人都會超過平時的食量。
　　我蘭州的朋友范克峻先生是一位歷盡磨難之人，經常帶我到一家鋪子吃牛肉麵。掌勺的馬師傅年事已高，見范先生來便親自料理一切，不容有半點差池。范先生輕聲告訴我，這位馬師傅實在是一位俠義之士，別看他每天只是切肉煮麵，你完全可以把一切信託於他。30多年前，一位每天到這兒吃面的演員突然遭冤被捕，關在監獄里，判刑不輕。妻子親朋都離他而去，過年過節時也沒人來探望。他萬萬沒有想到，竟然是這位馬師傅出現在鐵窗之前，手提一包干切牛肉，無言捧上。如此者每年不斷，一直延續整整20年之久。20年後，演員的冤案昭雪平反，他又重登舞台，名震全城。不管他用什麼方式來邀請和感謝，馬師傅全不接受，只在他每天早晨來吃牛肉麵時，投以輕輕一笑。
　　正說著，馬師傅的牛肉麵已經煮好端來，只一口，我就品出蘭州的厚味來了。
　　在風味上，白蘭瓜與牛肉麵正恰構成強烈對比。這種瓜吃時須剖成長條，入口即滿嘴清涼，味不濃，才嚼幾下就消融在咽喉之間，立時覺得通體潤爽。據說白蘭瓜是外來品種，蘭州接納了它，很快讓它名揚中華。蘭州雖然地處僻遠的西北，卻是聞名的瓜果之鄉。只要是好瓜好果大多都能在蘭州存活，而且加添上一份香甜。火車經過蘭州站，車廂里會變戲法一樣立即貯滿了各種瓜果，性急的旅客立即取刀削食，滿車都是甜津津的清香。
　　瓜果的清香也在蘭州民風中回蕩。與想象中的西北神貌略有差異，這兒的風氣頗為疏朗和開放。衣著入時，店貨新潮，街道大方，書畫勁麗，歌舞鼎盛，觀眾看戲的興趣也灑脫的正常。京劇、越劇、秦腔都看，即便是演一個外國話劇，票房價值仍然很高。去敦煌必須經蘭州，因此在蘭州的外國旅遊者很多。蘭州的一大缺憾，是機場離市區實在太遠，極為不便；但蘭州機場女播音員的英語水平，在我聽來，在全國機場之上，這又給國際友人帶來了一種舒坦。
　　這便是蘭州，對立的風味和諧著，給西北高原帶來平撫，給長途旅人帶來慰藉。中華民族能在那麼遙遠的地方挖出一口生命之泉噴涌的深井，可見體力畢竟還算旺盛的。有一個蘭州在那裡駐節，我們在穿越千年無奈的高原時也會浮起一絲自豪。
　　　
五、廣州

　　終究還得說說廣州。
　　前年除夕，我因購不到機票，被滯留在廣州、許多朋友可憐我，紛紛來邀請到他們家過年。我也就趁機，輪著到各家走了走。
　　走進每家的客廳，全是大株鮮花。各種色彩都有，名目繁多，記不勝記。我最喜歡的是一株株栽在大盆里的金桔樹，深綠的葉，金黃的果，全都亮閃閃的。一位女作家順手摘下兩枚，一枚遞給我，一枚丟進嘴裡。她丈夫笑著說：「不到新年，准被她吃光！」而新年就在明天。
　　那天下午，幾位朋友又來約我，說晚上去看花市，除夕花市特別熱鬧；下午就到郊區去看花圃。到花圃去的路上，一輛一輛全是裝花的車。廣州人不喜愛斷枝摘下的花，習慣於連根盆栽，一盆盆地運。許多花枝高大而茂密，把卡車駕駛室的頂都遮蓋了，遠遠看去，只見一群群繁花在天際飛奔，神奇極了。這些繁花將奔入各家各戶，人們在花叢中斟酒祝福。我覺得，比之於全國其他地方，廣州人更有權利說一句：春節來了！
　　可惜，從花圃回來，我就拿到了機票，立即趕向機場，晚上的除夕花市終於沒有看成。
　　在飛機上，滿腦子還盤旋著廣州的花。我想，內地的人們過春節，大多用紅紙與鞭炮來裝點，那裡的春意和吉祥氣，是人工鋪設起來的。唯有廣州，硬是讓運花車運來一個季節，把實實在在的春天生命引進家門，因此慶祝得最為誠實、最為透徹。
　　據說，即便在最動蕩的年月，廣州的花市也未曾停歇。就像廣州人喝早茶，天天去，悠悠然地，不管它潮漲潮退、雲起雲落。
　　以某種板正的觀念看來，花市和早茶，只是生活的小點綴，社會大事多得很，哪能如此迷醉。種種凌厲的號令遠行千里抵達廣州，已是聲威疏淡，再讓它旋入花叢和茶香，更是難以尋見。「廣州怎麼回事？」有人在吆喝。廣州人好像沒有聽見，嘟噥了一聲很難聽懂的廣州話，轉身喚了嗅花瓣，又端起了茶盞。
　　廣州歷來遠離京城，面對大海。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與中國千年封建傳統構成了逆反。千里驛馬跑到這裡已疲倦不堪，而遠航南洋的海船正時時準備拔錯出發。
　　當驛馬實在攪得人煩不勝煩的時候，這兒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孫中山，面對北方朗聲發言。一時火起，還會打點行裝，慷慨北上，把事情鬧個青紅皂白。北伐，北伐，廣州始終是北伐的起點。
　　北上常常失敗。那就回來，依然喝早茶、逛花市，優閑得像沒事人一樣，過著世俗氣息頗重的情感生活。
　　這些年，廣州好像又在向著北方發言了，以它的繁忙，以它的開放，以它的勇敢。不過這次發言與以前不同，它不必暫時捨棄早茶和花市了，濃濃冽冽地，讓慷慨言詞拌和著茶香和花香，直飄遠方。
　　像我這樣一個文人，走在廣州街上有時也會感到寂寞。倒也不是沒有朋友，在廣州，我的學生和朋友多得很，但他們也有寂寞。我們都在尋找和期待著一種東西，對它的創造，步履不能像街市間的人群那樣匆忙，它的功效，也不像早茶和花市，只滿足日常性、季節性的消耗。

童年的時候，家鄉還有許多牌坊。
　　青山綠水，長路一條，走不了多遠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條砌成，石匠們手藝高超，雕鑿得十分細潔。頂上有浮飾圖紋，不施彩粉，通體乾淨。鳥是不在那裡築窩的，飛累了，在那裡停一停，看看遠處的茂樹，就飛走了。
　　這算是鄉間的名勝。夏日，涼沁沁的石板底座上總睡著幾個赤膊的農夫，走腳小販擺開了攤子，孩子們繞著石柱奔跑。哪個農夫醒來了，並不立即起身，睜眼仰看著天，仰看著牌坊堂皇的頂端，嘟噥一聲：「嗐，這家有錢！」走腳小販消息靈通，見多識廣，慢悠悠地介面。有一兩句飄進孩子們的耳朵，於是知道，這叫貞節牌坊，哪個女人死了丈夫，再不嫁人，就立下一個。
　　村子里再不嫁人的嬸嬸婆婆多得很，為什麼不來立呢？只好去問她們，打算把牌坊立在哪裡。一陣惡罵，還抹下眼淚。
　　於是牌坊變得兇險起來。玩完了，也學農夫躺下，胡亂猜想。白雲飄過來了，好像是碰了一下牌坊再飄走的。晚霞升起來了，紅得眼明，晚霞比牌坊低，牌坊比天還高，黑陰陰的，像要壓下來。閉一閉眼睛再看，天更暗了，牌坊的石柱變成長長的腳，有偏長的頭，有狹狹的嘴。一骨碌爬起身來，奔逃回家。
　　從此與牌坊結仇，詛咒它的倒塌。夜裡，風暴雨狂，普天下生靈顫慄，早晨，四野一片哭聲。莊稼平了，瓦片掀了，大樹折了，趕快去看牌坊，卻定定地立著，紋絲不動。被雨透透地澆了一遍，被風狠狠地颳了一遍，亮閃閃地，更精神了。站在廢墟上。
　　村外有一個尼姑庵，最後一個尼姑死於前年。庵空了，不知從哪裡來了一位老先生，說要在這裡辦學堂。後來又來了幾個外地女教師，紅著臉細聲細氣到各家一說，一些孩子上學了。學了幾個字，便到處找字。鄉下有字的地方太少，想牌坊該有字，一座座看去，竟沒有。一個字也沒有。因此傻想，要是那個走腳小販死了，誰還知道牌坊的主人呢？
　　幸好，村子里還有一個很老的老頭。老頭家像狗窩，大人們關照不要去，他是干盜墓營生的。有個晚上他又與幾個夥伴去干那事。黑咕隆咚摸到一枚戒指，偷偷含在嘴裡。夥伴們聽他口音有異，都是內行，一陣死拳，打成重傷，吐出來的是一枚銅戒，換來焦餅10張。從此，孩子們只嫌他臟，不敢看他那嘴。但是，他倒能說牌坊許多事。他說，立牌坊得講資格，有錢人家，沒過門的姑娘躲在繡房裡成年不出，一聽男方死了，見都沒見過面呢，也跟著自殺；或者……
　　都是小孩子聽不懂的話。只有一句聽得來神，他是低聲說的：「真是奇怪，這些女人說是死了，墳里常常沒有。」
　　鄉下的孩子，腦袋裡不知裝了多少猜不透的怪事。誰也解答不了，直到獃獃地年老。老了，再講給孩子們聽。
　　管它無字的牌坊呢，管它無人的空棺呢，只顧每天走進破殘的尼姑庵，上學。
　　尼姑庵真讓人吃驚。進門平常，轉彎即有花廊，最後竟有滿滿實實的大花圃藏在北牆裡邊。不相信世間有那麼多花，不相信這塊熟悉的土地會擠出這麼多顏色。孩子們一見這個花圃，先是驚叫一聲，然後不再作聲，眼光直直的，亮亮的，腳步輕輕的，悄悄的，走近前去。
　　這個花圃，佔了整個尼姑庵的四分之一。這群孩子只要向它投了一眼，立時入魔，一輩子丟不下它。往後，再大的花園也能看到，但是，讓幼小的生命第一次領略聖潔的燦爛的，是它。它在孩子們心頭藏下了一種彩色的宗教。
　　女教師說，這些花是尼姑們種的。尼姑才細心呢，也不讓別人進這個小園，舒舒暢暢地種，痛痛快快地看。
　　女教師說，不許把它搞壞。輕輕地拔草，輕輕地理下腳籬，不許把它碰著。搬來一些磚塊砌成凳子，一人一個，端端地坐著，兩手齊按膝蓋，好好看。
　　終於要問老師，尼姑是什麼。女教師說了幾句。又說不清，孩子們挺失望。
　　兩年以後，大掃除，女教師用一條毛巾包住頭髮，將一把掃帚扎在竹竿上，去掃屋樑。忽然掉下一個布包，急急打開，竟是一疊綉品。一幅一幅翻看，引來一陣陣驚呼。大多是花，與花圃里的一樣多，一樣艷，一樣活。這裡有的，花圃里都有了；花圃里有的，這裡都有了。還綉著一些成對的鳥，絲線的羽毛不信是假，好多小手都伸上去摸，女教師阻止了。問她是什麼鳥，竟又紅著臉不知道。問她這是尼姑們繡的嗎，她點點頭。問尼姑們在哪裡學得這般好功夫，她說，從小在繡房裡。這些她都知道。
　　繡房這個詞，已第二次聽到。第一次從盜墓老頭的臟嘴裡。那天放學，直著兩眼胡思亂想。真想找老頭問問，那些立了牌坊的繡房姑娘，會不會從墳墓里逃出來，躲到尼姑庵種花來了。可惜，老頭早已死了。
　　只好與小朋友一起討論。年紀最大的一個口氣也大，說，很多出殯都是假的，待我編一個故事，你們等著聽。他一直沒編出來。孩子們腦中只留下一些零亂的聯想，每天看見花圃，就會想到牌坊，想到布幔重重的靈堂，飛竄的小船，老人的啞哭，下簾的快轎……顛三例四。
　　孩子們漸漸大了，已注意到，女教師們都非常好看。她們的臉很白，所以一臉紅馬上就看出來了。她們喜歡把著孩子的手寫毛筆字，孩子們常常聞到她們頭上淡淡的香味。「你看，又寫歪了！」老師輕聲責備，其實孩子沒在看字，在看老師長長的睫毛，那麼長，一抖一抖地。老師們極愛清潔，喝口水，先把河水打上來，用明礬沉澱兩天，再輕輕舀到水壺裡，煮開，拿出一個雪白的杯子，倒上，才輕輕地呷一口，牙齒比杯子還白。看到孩子在看，笑一笑，轉過臉去，再呷一口。然後掏出折成小四方的手絹，抹一下嘴唇。誰見過這麼複雜的一套，以前，渴了，就下到河灘上捧一捧水。老師再三叮嚀，以後決不許了。可村裡的老人們說，這些教師都是大戶小姐，講究。
　　學生一大就麻煩，開始琢磨老師。寒假了，她們不回家，她們家不過年嗎？不吃年夜飯嗎？暑假了，她們也不回家，那麼長的暑假，知了叫得煩人，校門緊閉著，她們不冷清嗎？大人說，送些瓜給你們老師吧，她們沒什麼吃的。不敢去，她們會喜歡瓜嗎？會把瓜煮熟了吃嗎？大人也疑惑，就不送了吧。一個初夏的星期天，離學校不遠的集鎮上，一位女教師買了一捧楊梅，用手絹掂著，回到學校。好像路上也沒遇到學生，也沒遇到熟人，但第二天一早，每個學生的書包里都帶來一大袋楊梅，紅燦燦地把幾個老師的桌子堆滿了。家家都有楊梅樹，家家大人昨天才知道，老師是願意吃楊梅的。
　　老師執意要去感謝，星期天上午，她們走出了校門，娉娉婷婷地走家訪戶，都不在。門開著，沒有人。經一位老婆婆指點，走進一座山嶴。全是樹，沒有房，正疑惑，棵棵樹上都在呼叫老師，有聲不見人。都說自己家的楊梅好，要老師去。老師們在一片呼喚聲中暈頭轉向，好一會，山嶴里仍然只見這幾個微笑著東張西望的美麗身影。終於有人下樹來拉扯，先是孩子們，再是母親們。鄉間婦人粗，沒幾句話，就盛讚老師的漂亮，當著孩子的面，問為什麼不結婚。倒是孩子們不敢看老師的臉，躲回樹上。
　　但是對啊，老師們為什麼不結婚呢？
　　好像都沒有家。沒有自己的家，也沒有父母的家。也不見有什麼人來找過她們，她們也不出去。她們像從天上掉下來的，掉進一個古老的尼姑庵里。她們來得很遠，像在躲著什麼，躲在花圃旁邊。她們總說這個尼姑庵很好，看一眼孩子們，又說尼姑太寂寞。
　　一天，鄉間很少見到的一個老年郵差送來一封信，是給一位女教師的。後來又來過一個男人，學校里的氣氛怪異起來。再幾天，那位女教師自盡了。孩子們圍著她哭，她像睡著了，非常平靜。其他女教師也非常平靜，請了幾個鄉民，到山間築墳，學生們跟著。那個年齡最大的學生走過一座牌坊時不知嘀吐一句什麼，「胡說！」一聲斷喝，同時出自幾個女教師的口，從來沒見過她們這麼氣忿。
　　孩子們畢業的時候，活著的教師一個也沒有結婚。孩子們圍著尼姑庵——學校的圍牆整整繞了三圈，把圍牆根下的雜草全都拔掉。不大出校門的女教師們把學生送得很遠。這條路乾淨多了，路邊的牌坊都已推倒，石頭用來修橋，搖搖晃晃的爛木橋變成了結實的石橋。
　　叫老師快回，老師說，送到石橋那裡吧。她們在石橋上捋著孩子們油亮的頭髮，都掏出小手絹，擦著眼睛。孩子們低下頭去，看見老師的布鞋，正踩著昔日牌坊上的漂亮雕紋。
　　童年的事，越想越渾。有時，小小的庵廟，竟成了一個神秘的圖騰。曾想藉此來思索中國婦女掙扎的秘途，又苦於全是疑問，毫無憑信。10年前回鄉，花圃仍在，石橋仍在。而那些女教師，一個也不在了。問現任的教師們，完全茫然不知。
　　當然我是在的，我又一次繞著圍牆急步行走。怎麼會這麼小呢？比長藏心中的小多了。立時走完，愴然站定，夕陽投下一個長長的身影，貼牆穿過舊門。這是一個被她們釋放出去的人。一個至今還問不清牌坊奧秘的人。一個由女人們造就的人。一個從花圃出發的人。
　　1985年，美國歐·亨利小說獎授予司徒華·達比克的《熱冰》。匆匆讀完，默然不動。
　　小說里也有一塊聖女的牌坊，不是石頭做的，而是一方冰塊。貞潔的處女，冰凍在裡邊。
　　據說這位姑娘跟著兩個青年去划船，船劃到半道上，兩個青年開始對她有非禮舉動，把她的上衣都撕破了。她不顧一切跳入水中，小船被她蹬翻，兩個青年游回到了岸上，而她則被水蓮蔓莖絆住，陷於泥沼。她的父親抱回了女兒半裸的遺體，在痛苦的瘋癲中，把尚未僵硬的女兒封進了冷庫。村裡的老修女寫信給教皇，建議把這位冰凍的貞潔姑娘封為聖徒。
　　她真的會顯靈。有一次，一位青年醉酒誤入冷庫，酒醒時冷庫的大門已經上鎖。他見到了這塊冰：「原來裡面凍的是個姑娘。他清晰地看到她的秀髮，不僅是金色的，簡直是冬季里放在玻璃窗後面的閃閃燭光，散發著黃澄澄的金色。她袒露著酥胸，在冰層里特別顯得清晰。這是一個美麗的姑娘，蒙蒙紛紛像在睡夢裡，又不像睡夢中的人兒，倒像是個乍到城裡來的迷路者。」結果，這位青年貼著這塊冰塊反而感到熱氣騰騰，抗住了冷庫里的寒冷。
　　小說的最後，是兩個青年偷偷進入冷庫，用小車推出那方冰塊，在熹微的晨光中急速奔跑。兩個青年揮汗如雨，挾著一個完全解凍了的姑娘飛奔湖面，越奔越快，像要把她遠遠送出天邊。
　　我默然不動。
　　思緒亂極了，理也理不清。老修女供奉著這位姑娘的貞潔，而她卻始終袒露著自己有熱量的生命，在她躲避的冰里。我的家鄉為什麼這麼熱呢？老也結不成像樣的冰。我的家鄉為什麼有這麼多不透明的頑石呢？嚴嚴地封住了包裹著的生命。偷偷種花的尼姑，還有我的女老師們，你們是否也有一位老父，哭著把你們送進冰塊？達比克用閃閃燭光形容那位姑娘的秀髮，你們的呢，美貌絕倫的中國女性？
　　把女兒悄悄封進冰塊的父親，你們一定會有的，我猜想。你們是否企盼過那兩個揮汗如雨的青年，用奔跑的熱量，讓你們完全解凍，一起投向熹微的天際？
　　冒犯了，也許能讀到這篇文章的我的年邁的老師們，你們在哪裡？

自幼能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當然不懂其義，完全是從鄉間老娘們的口中聽熟的。
　　柴門之內，她們虔誠端坐，執佛珠一串，朗聲念完《心經》一遍，即用手指撥過佛珠一顆。長長一串佛珠，全都撥完了，才拿起一枚桃木小梗，醮一醮硃砂，在黃紙關碟上點上一點。黃紙關牒上印著佛像，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圈，要用硃砂點遍這些小圈，真不知需多少時日。夏日午間，蟬聲如潮，老太太們念佛的聲音漸漸含糊，腦袋耷拉下來，猛然驚醒，深覺罪過，於是重新抖擻，再發朗聲。冬日雪朝，四野堅冰，佛珠在凍僵的手指間抖動，衣履又是單薄，只得吐出大聲佛號，呵出口中熱氣，暖暖手指。
　　年輕的媳婦正在隔壁紡紗、做飯。婆婆是過來人，從紡車的嗚嗚聲中可以辨出紡紗的進度，從灶火的呼呼聲中可推知用柴的費儉。念佛聲突然中斷，一聲咳嗽，以作儆示，媳婦立即領悟，於是，念佛聲重又平和。媳婦偶爾走過門邊，看一眼婆婆。只等兒子長大成家，有了媳婦，自己也就離了紡車、灶台、拿起佛珠。
　　不知幾個月後，廟中有一節典，四村婦人，皆背黃袋，衣衫乾淨，向廟中趕去。廟中沸沸揚揚，佛號如雷，香煙如霧。莊嚴佛像下，緇衣和尚手敲木魚，巍然端然。這兒是人的山，人的海，一人之於眾人，如雨入湖，如枝在林，全然失卻了自身。左顧右盼，便生信賴，便知皈依。兩膝發軟，跪向那布包的蒲團。
　　鄰家有一幫會中人，一日缺錢，闖入我家，抱我而走，充作人質，以便逼索。家人哀求追趕，無濟於事。村間一二叔伯大聲呼叫，只換得他大步逃奔。他抱我躲進了廟會的人群，擠擠挨挨，東張西望。
　　他從未進過廟宇，從未見過如此擁擠的人群。他的步子不得不放慢，漸漸端詳起四周的奇景。佛號浩蕩而悠揚，調節著他的鼻息，眾人低眉垂目，懈弛了他的對抗。他懷抱我的手勢開始變得舒適，宛若一個攜嬰朝拜的信士。當他擠出廟門，就像成了另一個人，笑咧咧的，走進我家，把我輕輕放回搖籃，揚長而去。我的嘴裡，銜著一支土製棒糖。
　　他再也沒有回來。聽人說，就在幾天之後，他在路上，被先前的仇人砸死。
　　我家近處的廟宇很小，只有兩個和尚，一胖一瘦，還有一個年老的廟祝。瘦和尚是住持，嚴峻冷漠；胖和尚是雲遊僧人，落腳於此，臉面頗為活絡。
　　兩個和尚坐在一起念經，由瘦和尚敲木龜，的的篤篤，嗚嗚唉唉。孩子們去了，圍著他們嬉鬧，瘦和尚把眉頭緊蹙，胖和尚則瞟眼過來，牽牽嘴角，算是給孩子們打了招呼。孩子們追逐到殿前院子里了，胖和尚就會緩緩起身，穿過院子走向茅房，回來時在青石水斗里凈凈手，用寬袖擦乾，在孩子們面前蹲下身來，摸摸他們的頭髮和臉蛋，然後把手伸進深深的口袋，取出幾枚供果，塞在那些小手裡。耽擱時間一長，瘦和尚的木魚聲就會變響，胖和尚隨即起身，走回經座。
　　他們不念經的時候，孩子們敢到胖和尚的禪房裡去。胖和尚滿臉笑容，躬身相迎，問孩子們的名字，然後拿起毛筆，握住軟軟的小手掌，把各人的名字一一寫上。他的字寫得極好，比學校的女老師寫的好多了。不忍心洗掉，照著它，一遍遍臨摹。第二天寫字課，老師看見黑糊糊的手掌，笑了：「怎麼把手都塗髒了？」還沒說完，竟一步上前，緊緊握住，急問：「誰寫的，這麼好？」她知道，這些村莊，幾乎沒有識字的人。說是和尚，老師像被燙著了一般，連忙放手，轉身走開。
　　放了學，少不了告訴胖和尚，老師稱讚了他的字。胖和尚嘡聲一笑，說：「我們住持寫得才好！」隨即領孩子到後院，指了指菜園南端的一堵粉牆。那裡，滿牆都是烏亮活靈的字，比字帖上的還好。深深嗬了一聲，小步走去，依偎著粉牆仰望。難怪瘦和尚一臉端莊。
　　一天，兩個和尚仍在念經，孩子們唱起了老師新教的一首歌，像與和尚比賽。歌詞是：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和尚們念完一段經，站起身來。走向孩子們的，不是胖和尚而是瘦和尚。孩子們驚恐地要逃開，瘦和尚說：「等一等，你們剛才唱的是什麼？」孩子們囁嚅地複述了一遍，瘦和尚說：「來，到我的禪房裡來。」
　　瘦和尚的禪房在樓上，孩子們從來沒有上去過，心跳得厲害。這個禪房太整潔了，油亮的藏經箱成排壁立，地板油漆過，一塵不染。瘦和尚走到桌邊舉筆展紙，說：「你們再念一遍。」孩子們邊念，他邊寫，寫完自個兒咿唔一陣，點頭說：「寫得好。是你們老師寫的？」他打開桌上的錫罐，取出一把供果，分給孩子們。比胖和尚平日分的，多得多了。
　　第二天當然又去轉告老師，說和尚稱讚她的歌寫得好。老師立即臉紅，說：「我怎麼寫得出來？那是李叔同寫的。」幾天之後，瘦和尚又用毛筆在紙上寫下三個字：李叔同。
　　學校離小廟不遠，只隔著一條大路，但和尚和老師從來沒有見過面。終於有一天，老師正在小小的操場上與孩子們玩，突然停住，眼睛直盯盯地看著牆外。那裡是一個傾倒學校垃圾的瓦礫堆，瘦和尚正在彎腰揀著廢紙。揀了一大堆，用長長的衣服兜著，走到廟門邊，抖進牆上一個洞口，點火焚燒。洞口上有四個暗暗的字跡：敬惜字紙。
　　孩子們疑惑地仰臉看老師，老師也在發獃。
　　又有一次，輪到和尚們發獃了。兩個和尚在路邊看到一頭羊被石頭一絆，差點跌進水池。他們惜生護生，立即牽起羊頸上的繩子，拴在路旁一棵小樹上。當時，大路旁已種下兩排小樹，直伸遠方。兩位和尚笑眯眯地正待走開，從校門裡急急地奔出我們的老師，胸脯起伏著，氣喘吁吁地解開拴在樹上的繩子，對孩子們說：「羊要把小樹掙斷的，快把羊送還給主人！」平下氣息后她又說；「等你們畢業，這樹就這成了林蔭道。那時正是大熱天，你們陰陰涼涼地走到縣城去考中學。」
　　兩位和尚在幾步之外，獃獃站著。他們萬沒想到，學校老師竟是如此一位麗人。不敢正視，直耳聽著，眼睛只盯著孩子看。他們惜生護生，好像並不包括植物，而老師起伏的胸脯中，卻藏著一個綠色的天地。
　　夜間，整個鄉村一片漆黑，只有小廟排房的燈和老師宿舍的燈還亮著，遙遙相對。撣房裡點的是蠟燭頭，老師點的是玻璃罩煤油燈。村裡老人說，他們都在「做課」。
　　孩子們每夜都抓蟋蟀，連亂墳崗子也不怕。這裡已是村邊，村外是無邊無際的荒原。於是，兩道燈光，宛如黑海漁火。
　　吾鄉東去6里許，有一座輝煌大廟，名曰金仙寺。寺門面對寬闊的白洋湖。寺廟前半部在平地上，後半部則沿山而上，路人只見其黃牆聳天，延綿無際，不知其大幾何。進得寺門，立即自覺矮小，連跨過一條門坎也得使勁搬腿。誰也走不完它的殿閣和曲廊，數不盡它的佛像與石階。曾扒窗偷看過它的一個廚房，其鍋之大，幾若圓池。老人說，興盛之時，此寺和尚上千，一睹此鍋，大體可信。記得此寺一個院落，有灑金木雕的全本西遊記連環故事，刻工之精，無與倫比。鄉間兒童，隔些時日便躡腳進去，低聲指認，悄聲爭辯，讀完了一部浪漫巨著。也讀完了一門雕刻美學。
　　金仙寺東側，便是小鎮鳴鶴場。走完狹長的街道，再走完一道長堤，又有一座小廟，上名石激頭。該地石揪處處，故而得名。石批頭小廟只是通向一座比金仙寺更為宏大的廟宇的起點。由它向南，翻過五座山頭，即見遠近聞名的王磊寺。
　　在鄉人心中，金仙寺和王磊寺，無異於神秘天國。那裡也該有住持或首領吧，他們會是何等樣的超邁人物？如此浩大的排場，開支來自何處？這些問題，連小廟裡的兩位胖瘦和尚也完全不知。一天又一天，只聽山那邊傳來的晨鐘暮鼓，堂皇而又沉著。
　　大概是從30年代起始罷，兩寺漸漸有了新的動向。山薯出土季節，常見田埂阡陌間，有兩寺和尚挑擔來往。他們把山薯送給有過施捨的人家，說是答謝，實則提醒，請施主趕緊再結善緣。看著汗漬涔涔的和尚，看著沾滿黃泥的山薯，鄉人們終於知道，兩寺的財脈已經枯竭。黃泥山薯確是佳品，濃甜嫩脆，比平地紅薯好得遠了。
　　年長之後翻閱史料，看到一段記載驚了一跳。我離開座位，仁立南窗遙望家鄉。豈能想到，和尚們挑著山薯走出廟門，五磊寺里住著的，竟然正是——寫歌詞的李叔同！
　　李叔同，留學日本首演《茶花女》，揭開中國話劇史。又以音樂繪畫，刷新故國視聽。英姿翩翩，文採風流，從者如雲，才名四播。現代中國文化，正待從他腳下走出婉約清麗一途。突然晴天霹雷，一代俊彥轉眼變為苦行佛陀。嬌妻幼子，棄之不見，琴弦俱斷，彩色盡傾，只換得芒鞋破缽、黃卷青燈。李叔同失落了，飄然走出一位弘一法師，千古佛門又一傳人。
　　我們唱著他的歌，與和尚比賽，而他自己卻成了和尚。
　　他在掙脫，他在躲避。他已耗散多時，突然間不耐煩囂。他不再苦惱於藝術與功利的重重抵悟，縱身一躍，去冥求性靈的完好。
　　松濤陣陣，山雨淋淋，這裡已沒有一個現代的顫音。法師自杭州出家，歷十餘年，由凈土而皈南山律宗，在五磊寺受菩薩戒，發願弘揚律宗，創建道場。
　　五磊寺住持棲蓮，金仙寺住持亦幻積極響應。一所「南山律學院」正醞釀建起。法師只提倡議，不管實務。兩寺住持，只得到上海募錢。上海名士得知法師倡議，慨然解囊，兩寺住持隨即辦置化緣簿，請法師寫序。
　　法師一見簿冊，突然大怒，嚴責兩寺住持「藉名斂財」。但無財何從建院？法師也是進退維谷。重去招惹早已訣別了的世界，是他所忌諱。於是律學院停辦，法師不久也雲遊別處，留下尷尬的廟宇兩座。
　　或許可說，法師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國的尷尬；法師發怒，是佛教在新時代的尷尬。我由此想到小廟與學校間相對的燈光。兩道燈光間，法師的袈裟如雲如霧，飄蕩隱約。
　　金仙寺旁，土木工程正忙。和尚們念經完畢，或挑山薯回來，成群結隊傻傻地觀看。
　　那是一位叫吳錦堂的華僑在重建家鄉。吳氏不知何許人也，據傳，乃近鄉一普通農孩，長大流落上海，被雇於一家日本餐廳，如此這般，到了日本，竟日漸發達，成高官巨賈。然後傾其資產，投於桑梓。金仙寺面臨的白洋湖，由他築岸建堤，光潔堅緻，氣勢恢宏。沿湖民房，悉數重造，皆若層層別墅。由東到西，長幾里許，竟成了一個世外桃源。更為甚者，還在北面東山頭，耗巨資興建一所學校，曰錦堂師範。古地之大，建房之多，令鄉間財紳咋舌。不久他便去世，金仙寺西側，築豪華墓道，成一名勝，供人憑弔。
　　墓體為白石，正如湖岸為白石，長堤為白石，蕩蕩展開，白得晃眼。圈圈白光圍住了金仙寺，金仙寺依舊黃牆高聳，藤葛纏繞，暮鴉迴翔。
　　和尚們洗滌打水，也享用著平臻臻的洋灰河埠。葛麻芒鞋，踏在上面，總覺得過於挺滑，不大自在。不知弘一法師可曾在這條長堤上漫步，估量他不會喜歡。他逃避著現代，而現代卻莽莽撞撞，闖到了廟門跟前。
　　天長日久，無人修葺，吳錦堂的種種建築，也漸漸污損，與四周蕭索的村落悄悄扯平。唯有你到浙江的所所中學，遇到幾名老教師，一問之下，常答曰出身錦堂師範。我在京滬兩地，遇到一些浙籍知名學者，敘完同鄉之誼，總能發現，竟也是錦堂師範的人才。
　　抗日戰爭時期，曾有幾名日本兵，為吳錦堂墓站崗。鄉民疑惑了，不再對他感恩戴德。他的墳墓，一度成了曬穀場。
　　數月前在報上讀得一條新聞：全國青少年珠算比賽，前面一批名次竟然全部屬於浙江一座小鎮。記者用惶惑不解的筆調寫道，神童薈萃一處，實是奇迹。這座小鎮，便是金仙寺旁側的鳴鶴場，吳錦堂修建世外桃源的所在。
　　我是理解的，自豪地一笑。耳邊響起嘩嘩的珠算聲，如白洋湖的夜潮。
　　聽說兩大寺廟又在重新修復，款項甚巨。工棚里，應有錦堂師範的畢業生，指揮著算盤的交響樂。
　　
　　註：此文發表后，收到從家鄉寄來的《慈溪修志通訊》，其中有一段文字介紹吳錦堂：
　　吳錦堂（1855～1926），名作莫，東山頭鄉西房村人。出身農家，少時隨父耕作，及壯東渡日本，經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為重，先後捐銀數十萬兩，興修水利，創辦學校，澤被鄉里。本世紀初，與陳嘉庚、聶雲台並稱全國「辦學三賢」。又積極支持孫中山先生人人事辛亥革命，是我國近代著名愛國華僑。

長亭外，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杯濁酒盡余歡，
今宵別夢寒。
長亭外，古道邊，
芳草碧連天。
晚風拂柳笛聲殘，
夕陽山外山。

　　我的書架上有一部明代文學家張岱的《夜航船》。這是一部許多學人查訪終身而不得的書，新近根據寧波天一閣所藏抄本印出。書很厚，書脊顯豁，插在書架上十分醒目。文學界的朋友來寒舍時，常常誤認為是一部新出的長篇小說。這部明代小百科的書名確實太有意思了，連我自己巡睃書架時也常常會讓目光在那裡頓一頓，耳邊響起欸乃的櫓聲。
　　夜航船，歷來是中國南方水鄉苦途長旅的象徵。我的家鄉山嶺叢集，十分閉塞，卻有一條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總能聽到篤篤篤的聲音從河畔傳來，這是夜航船來了，船夫看到岸邊屋舍，就用木棍敲著船幫，召喚著準備遠行的客人。山民們夜夜聽到這個聲音，習以為常，但終於，也許是身邊的日子實在混不下去了，也許是憨拙的頭腦中突然捲起了幻想的波瀾，這篤篤篤的聲音產生了莫大的誘惑。不知是哪一天，他們吃過一頓稍稍豐盛的晚餐，早早地收拾好簡薄的行囊，與妻兒們一起坐在閃爍的油燈下等候這篤篤聲。
　　當敲擊船幫的聲音終於響起時，年幼的兒子們早已歪歪扭扭地睡熟，山民粗粗糙糙地挨個兒摸了一下他們的頭，隨即用拳頭擦了擦眼角，快步走出屋外。蓬頭散發的妻子提著包袱跟在後面，沒有一句話。
　　外出的山民很少有回來的。有的妻子，實在無以為生了，就在丈夫上船的河灘上，抱著兒子投了水。這種事一般發生在黑夜，慘淡的月光照了一下河中的漣漪，很快什麼也沒有了。過不了多久，夜航船又來了，依然是篤篤篤、篤篤篤，慢慢駛過。
　　偶爾也有些叫人羨慕的信息傳來。鄉間竟出現了遠途而來的老郵差，手中拿著一封夾著匯票的信。於是，這家人家的木門檻在幾天內就會跨進無數雙泥腳。夜間，夜航船的敲擊聲更其響亮了，許多山民開始失眠。
　　幾張匯票使得鄉間有了私塾。一些幸運的孩子開始跟著一位外鄉來的冬烘先生大聲念書。進私塾的孩子有時也會被篤篤聲驚醒，翻了一個身，側耳靜聽。這聲音，與山腰破廟裡的木魚聲太像了，那是祖母們嚮往的聲音。
　　一個坐夜航船到上海去謀生的人突然成了暴發戶。他回鄉重修宅院，為了防範匪盜，在宅院四周挖了河，築一座小橋開通門戶。宅院東側的河邊，專修一個船碼頭，夜航船每晚要在那裡停靠，他們家的人員貨物往來多得很。夜航船專為他們辟了一個精雅小艙，經常有人從平展展的青石階梯上下來，幾個傭人挑著足夠半月之用的食物上船。有時，傭人手上還會提著一捆書，這在鄉間是稀罕之物。山民們傻想著小艙內酒足飯飽、展卷卧讀的神仙日子。
　　船老大也漸漸氣派起來。我家鄰村就有一個開夜航船的船老大，早已成為全村艷羨的角色。過去，坐他船的大多是私鹽販子，因此航船經常要在沿途受到緝查。緝查到了，私鹽販子總被捆綁起來，去承受一種叫做「趲杠」的酷刑。這種酷刑常常使私鹽販子一命嗚呼。船老大也會被看成是同夥，雖不做「趲杠」，卻要吊打。現在，緝查人員攔住夜航船，見到的常常是神態高傲的殷富文士，只好點頭哈腰連忙放行。船老大也就以利言相譏，出一口積壓多年的鳥氣。
　　每次船老大回村，總是背著那支大櫓。航船的櫓背走了，別人也就無法偷走那條船。這支櫓，就像現今小汽車上的鑰匙。船老大再勞累，背櫓進村時總把腰挺得直直的，擺足了一副凱旋的架勢。放下櫓，草草洗過臉，就開始喝酒。燈光亮堂，並不關門，讓亮光照徹全村。從別的碼頭順帶捎來的下酒菜，每每引得鄉人垂涎欲滴。連灌數盅后他開始講話，內容不離這次航行的船客，談他們的風雅和富有。
　　好多年前，我是被夜航船的篤篤聲驚醒的孩子中的一個。如果是夏夜，我會起身，攀著窗沿去看河中那艘扁黑的船，它走得很慢，卻總是在走，聽大人說，明天傍晚就可走到縣城。縣城準是大地方，河更寬了，船更多了，一條條晶亮晶亮的水路，再也沒有泥淖和雜藻，再也沒有土岸和殘埠，直直地通向天際。
　　第二天醒來，急急趕到船老大家，去撫摩那支大櫓。大櫓上過桐油，天天被水沖洗，非常乾淨。當時私塾已變成小學，學校的老師都是坐著航船來的，學生讀完書也要坐著航船出去。整個學校，就像一個船碼頭。
　　櫓聲欸乃，日日夜夜，山村流動起來了。
　　夜航船，山村孩子心中的船，破殘的農村求援的船，青年冒險家下賭注的船，文化細流浚通的船。
　　船頭畫著兩隻大大的虎眼，犁破狹小的河道，濺起潑刺刺的水聲。
　　這下可以回過頭來說說張岱的《夜航船》了。
　　這位大學者顯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他如此博學多才，不可能長踞一隅。在明代，他廣泛的遊歷和交往，不能不經常依靠夜航船。次數一多，他開始對夜航船中的小世界品味起來。
　　船客都是萍水相逢，無法作切己的深談。可是船中的時日緩慢又無聊，只能以閑談消遣。當時遠非信息社會，沒有多少轟動一時的新聞可以隨意評說，談來談去，以歷史文化知識最為相宜。中國歷史漫長，文物典章繁複，談資甚多。稍稍有點文化的人，正可藉此比賽和炫示學問。一來二去，獲得一點暫時的滿足。
　　張岱是紹興人，當時紹興府管轄八縣，我的家鄉餘姚正屬其中。照張岱說法，紹興八縣中數餘姚文化氣息最濃，後生小子都得讀書，結果那裡各行各業的人對於歷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一旦聚在夜航船中，談起來機鋒頗健，十分熱鬧。因此，這一帶的夜航船，一下去就像進入一個文化賽場。
　　他在《夜航船序》里記下了一個有趣的故事：
　　
　　昔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懾，舉足而寢。僧人聽其語有破綻，乃日：「請問相公，澹臺滅明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是兩個人。」僧曰：「這等堯舜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自然是一個人！」僧乃笑曰：「這等說起來，且待小僧伸伸腳。」

　　你看，知識的優勢轉眼間就成了佔據鋪位的優勢。這個士子也實在是丟了吾鄉的臉，不知道「澹臺」是複姓倒也罷了，把堯、舜說成一個人是不可原諒的。讓他縮頭縮腳地蜷曲著睡，正是活該。但是，夜航船中也有不少真正的難題目，很難全然對答如流而不被人掩口恥笑。所以連張岱都說：「天下學問，唯夜航船中最難對付。」
　　於是，他決心編一部初級小百科，列述一般中國文化常識，使士子們不要在類似於夜航船這樣的場合頻頻露醜。他把這部小百科名之曰《夜航船》，當然只是一個瀟灑幽默的舉動，此書的實際效用遠在閑談場合之上。
　　但是，張岱的勞作，還是讓我們看到了一種有趣的「夜航船文化」。這又是中國文化的一個可感嘆之處。
　　在緩慢的航行進程中，細細品嘗著已逝的陳跡，哪怕是一些瑣碎的知識。不惜為千百年前的細枝末節爭得臉紅耳赤，反正有的是時間。中國文化的進程，正像這艘夜航船。
　　船頭的浪，設不進來；船外的風，吹不進來；航行的路程，早已預定。談知識，無關眼下；談歷史，拒絕反思。十年寒窗，竟在談笑爭勝間消耗。把船櫓託付給老大，士子的天地只在船艙。一番譏刺，一番炫耀，一番假惺惺的欽佩，一番自命不凡的陶醉，到頭來，爭得稍大一點的一個鋪位，倒頭便睡，換得個夢中微笑。
　　第二天，依然是這般喧鬧，依然是這般無聊。船一程程行去，歲月一片片消逝，永遠是喧鬧的無聊，無聊的喧鬧。
　　我一次次撫摩過的船櫓，竟是劃出了這樣一條水路？我夢中的亮晶晶的水路，竟會這般黯然？
　　幸好，夜航船終於慢吞吞地走到了現代。吾鄉的水路有了一點好的徵兆：幾位大師上船了。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柏，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著的衣裳，和尚，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著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並水裡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卻又退縮，復近於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著日光，發出水銀色焰。

　　——這是魯迅在船上。
　　
　　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雇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

　　——這是周作人在船上。他不會再要高談闊論的旅伴，只求個人的清靜自由。
　　
　　早春晚秋，船價很便宜，學生的經濟力也頗能勝任。每逢星期日，出三四毛錢雇一隻船，載著二三同學，數冊書，一壺茶，幾包花生米，與幾個饅頭，便可優遊湖中，盡一日之長。……隨時隨地可以吟詩作畫。「野航恰受兩三人。」「恰受」兩字的狀態，在這種船上最充分地表出著。

　　——這是豐子愷在船上。他的船又熱鬧了，但全是同學少年，優遊於藝術境界。
　　這些現代中國的航船雖然還是比較平緩、狹小，卻終於有了明代所不可能有的色澤和氣氛。
　　仍然想起張岱。他的驚人的博學使他以一人之力編出了一部百科全書式的《夜航船》，在他死後24年，遠在千里之外的法國誕生了狄德羅，另一部百科全書將在這個人手上編成。這部百科全書，不是談資的聚合，而是一種啟蒙和挺進。從此，法國精神文化的航船最終擺脫了封建社會的黑夜，進入了一條新的河道。張岱做不到這地步，過錯不在他。
　　說到底，他的書名還是準確的：《夜航船》。
　　我，難道真的被夜航船的篤篤聲敲醒過嗎？它的聲響有多大呢？我疑惑了。
　　記得有一天深夜，幼小的我與祖母爭執過：我說這篤篤聲是航船，她說這篤篤聲是木魚。究竟是什麼呢？都是？都不是？抑或兩者本是同一件事？
　　祖母早已亡故。也許，我將以一輩子，索解這個謎。

張岱的百科全書原來是這麼日積月累來的.    英雄所見略同

我已經寫了一篇《夜航船》。說來慚愧，我自己真正坐老式的夜航船至今只有一次，不在童年，不在故鄉，而在成年之後。那是一個夏天的夜晚，從吳江坐木船到蘇州，水程40餘華里。兩個都是聞名千年的美麗古城，這種夜遊，本應該是動人心旌的至高享受。
　　坐船的不是我一人，而是一大群當代青年士子。時間是本世紀70年代初，張岱死後280餘年。
　　事情還得從去吳江說起。
　　「楓落吳江冷。」這是誰寫的詩句？寥寥五個字，把蕭殺晚秋的浸膚冷麗，寫得無可匹敵，實在高妙得讓人嫉恨。就在那樣的季節，我們去了，浩浩蕩蕩上千人，全是大學畢業生。吳江再蒼老，也沒有見過這麼多文人。
　　一看就知道不是旅遊。那麼多行李壓在肩上、夾在腋下、提在手裡，走路全都蹣跚踉蹌。都還沒有結婚，行李是老母親打點的，老人打點的行李總嫌笨重。父親大多不在家，那年月，能讓兒女讀完大學的父親，哪能不在別的地方寫檢查、聽口號呢。與母親的告別像是永訣，這次出行是大方向，沒有回來的時日。母親恨不得再塞進幾件衣物。兒女們自己則一直在理書，多帶一本書就多留住一份學問。
　　吳江縣城叫松陵鎮，據說設於唐代，流行至今。我曾比較仔細地研究過的明代曲學家沈璟就是吳江人，自署「松陵詞隱先生」。鎮中有一處突起兩個高坡，古松茂密，或許這便是鎮名的由來？沈璟是否常在這裡盤桓？不多想它了，松陵鎮不是我們旅程的終點，我們要去的是太湖。
　　由松陵鎮向西南，在泥濘小路上走七八里，便看見了太湖。初冬的太湖，是一首讀不完的詩。寒水，遠山，暮雲，全都溶成瓦藍色。白花花的蘆獲，層層散去，與無數出沒其間的鳥翅一起搖曳。一陣陣涼風捲來，把埋藏心底的所有太湖詩，一起卷出。那年月，人人都忘了山水；一站到湖邊，人人都在為遺忘仟悔。滿臉惶恐，滿眼水色，滿身潔凈。我終於來了，不管來幹什麼，終於來到了太湖身邊。一種本該屬於自己的生命重又萌動起來，這生命來自遙遠的歷史，來自深厚的故土，喚醒它，只需要一個閃電般掠過的輕微信息。
　　我們的任務，是立即跳下水去，掏泥築堤，把太湖割去一塊，再在上面種點糧食。上面有人說了，誰也不稀罕你們種的這麼點糧食，要緊的是用勞役和汗水，洗去身上的污濁。
　　水寒徹骨，渾身顫抖。先砍去那些蘆葦，那些世上最美的蘆葦，那些離不開太湖、太湖也離不開它們的蘆葦。留在湖底的蘆葦根利如刀戟，大多數人的腳被扎出血來。渾濁的殷紅一股股地迴旋在湖水間，就像太湖在流血。
　　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圍堤終於築起來了。每個人都已面黃肌瘦，母親打點的那些衣服，哪禁得住每天水泡泥浸？衣衫全都變得襤褸不堪。為了勞動方便，每人找一條草繩繫於腰間。一天，有幾個松陵鎮上的居民，不知為了何事來到農場，見到這個情景，以為遇到了苦役犯，趕緊走開。
　　棉衣只有一件，每次幹活都浸得濕透：外面是泥水，裡面是汗水。傍晚收工，走進自搭的草棚，脫下濕棉衣，立即鑽進被窩，明天一早，還要穿上濕棉衣出發。被窩是溫暖的。放下帳子，枕頭下壓著好看的書，趕緊搶住時間神遊一番。與浮士德對話幾句，到狄更斯的小旅館里逛上一圈，再與曹雪芹磨上一會。雨果的《九三年》撼人心魄，許國庫的英語課本紮實有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那麼玄深又那麼具有想力。此時此刻，世界各國的同齡人都在幹什麼呢？他們在中國的可能的競爭者們現在正在苦思著一個曠古難題：濕棉衣哪一天才能幹？
　　帳子里的秘密終於被發現，發現者們真正地憤怒了。世界上竟然還有這麼多污七八糟的書，而且竟然還有這麼多人不顧白天幹活的勞累偷偷地看！很快傳下一個果斷的命令：收繳全部與「文革」相抵觸的書籍。
　　箱子一隻只打開，上千名大學畢業生的書，堆得像小山一般。一個負責人繞著小山威武地走了一圈，有一個問題讓他有點犯難：這堆書算什麼呢？如果算是毒品，應該立即銷毀；如果算是戰利品，應該上繳領導。沉思片刻，他揮手宣布：裝船，運到松陵鎮，交給領導看一看，然後銷毀！
　　書，滿滿地裝了三大船，讓大學畢業生自己搖船啟航。臨行前負責人以親切的口氣對大學畢業生們說：燒書的火，也要請你們自己來點。
　　火是當夜就點起來了的。書太多，燒了好久，火光照亮了松陵鎮上的千年古松。
　　沒書了，閑得發悶。好在已到了夏天，收工后可以消遣的事情多了起來。最有誘惑力的是游泳，一天干下來渾身臭汗，總要到太湖裡洗一洗，何不乘機張開雙臂，鬆鬆爽爽地游一陣呢！清涼的湖水浩闊無比，吞到嘴裡都是甜津津的。夏天傍著個太湖不游泳，太說不過去了。
　　湖水輕撫著我，我把自己消融在湖水中。我們這一代命賤，幹了那麼重的活，一入水仍然滿身精力充沛。游得很遠了，雙眼貼著湖水環顧，這兒只有我一人，赤條條的，自由自在。不是洗澡，不為鍛煉，不在比賽，只是玩樂。此時此刻，四肢全屬自己，連生命也掌握在手中。像青蛙，像蝴蝶，像海豚，卻又什麼都不像，只像人。真正像個人了，以自由和健康，與山水和諧。在這個時刻，我才可憐起古代文人，平時，我只是緬懷和羨慕著他們。今天我敢於與他們打賭稱勝：我們才是與太湖最親熱的文人。沈璟只是憑著太湖的神韻作作曲罷了，而我們，卻化作了太湖的音符，起伏躍騰。
　　游泳當時正提倡，負責人不反對，他們自己也游。
　　為數不少的女大學生們，先站在岸上看，終於她們忍不住了，三五成群地跑回了宿舍。當她們從宿捨出來的時候，全換上了游泳衣。
　　女子游泳，在城市游泳池裡屢見不鮮，但在這裡卻引起了巨大的騷動。她們平時穿著破舊衣衫下田，繁重的農活使他們失去了性別。每天，在田埂上，當她們挑著絕不比男學生輕的稻擔迎面走來的時候，男學生從來沒有想到這是一些青春燦爛的姑娘。現在，出現在眼前的，是一座座略帶靦腆的生命傑作。風撩了撩她們的散發，她們的步子輕輕盈盈，如踏著音樂，向太湖走去，走進波提切利的《維納斯誕生》裡邊。
　　男學生們被震懾了，剎那間勾起了遺失的記憶，毫無邪念地睜大雙眼。他們和她們都20餘歲。
　　此後的日子，漸漸過得曖昧。男女學生接觸得多了，有幾對明顯地往來頻繁。一個晚上，幾個男學生走過女宿舍門口，正好突然下雨，女學生們熱情地挽留他們避雨，還倒了熱水讓他們洗臉。幾天後的一個星期天，所有的男學生出動，在女宿舍門口挖了一口深深的大井，還用小石子在井沿上壘出三字：友誼井。
　　但是很快傳來消息說，這裡出現了腐蝕與反腐蝕的鬥爭，階級鬥爭有了新動向。事情說到這個份上，也就好辦了。當時正好全國又在興起什麼運動，大學畢業生原來所在的大學向農場派出了好些戰鬥組，大多由工人宣傳隊率領。太湖邊的草棚子里熱鬧起來了，夜夜燈光都很晚才熄。青年們第二天一早上工，都頭重腳輕，晃晃悠悠。
　　挖思想、排疑點、理線索、定重點，炊事班每天打出的飯菜，開始有了剩餘。好幾個小集團被清查出來了，大會上，報告者的口氣越來越凶。後來，終於點出了一些名字。罪行最嚴重的是一個漂亮熱情、善於交際的女學生，她在下農場前的一次同學聚會中，被幾個男同學戲稱為「外交部長」。她竟然笑了笑，沒有拒絕，也沒有向領導揭發。「這樣的反動小集團連職位都分好了，不為奪權為什麼！」報告者的推斷極其雄辯。
　　一天傍晚，傳來警報，正在受審查的她失蹤了。上級命令全體人員分頭追尋，幾個男學生在湖邊找到了她的紗頭巾。
　　把她打撈上來時她的心臟已經停止跳動，一個胖乎乎的男衛生員連忙做人工呼吸。折騰了一會毫無效果，衛生員決定直接給心臟注射強心針。她的衣衫被撕開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間。月光把她照得渾身銀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兒。
　　遺體必須連夜送往蘇州，天已太晚，能動用的交通工具只有船。輪流搖船的仍然是幾位男學生，他們解纜架櫓，默默地搖走了這艘夜航船。
　　這次夜航，要經過著名的垂虹橋。垂虹橋歷時久遠，早已老態龍鍾，但十四橋孔仍在，不知夜航船會從哪個橋孔通過。
　　宋代大詞人姜夔對垂虹橋最是偏愛，有一次，他在那裡與摯友范成大告別，與他所愛的姑娘小紅坐船遠去，留下詩作一首：
　　
　　自琢新詞韻最嬌，
　　小紅低唱我吹蕭。
　　曲終過盡松陵路，
　　回首煙波十四橋。

　　今夜，煙波橋下，沒有歌聲蕭聲，只有櫓聲嘎嘎。
　　不知什麼原因，兩年之後，突然通知我們回城。
　　實在不知上級出於什麼考慮，一定要把出發的時間定在夜間。天剛擦黑，大學畢業生們整隊上路，從農場步行到松陵鎮。滿箱的書已經燒掉，帶來的衣服大多已穿破扔了，行李變得很輕便。大家都心急火燎地想早一分鐘離開這個地方，下步很快，才一會兒，就到了鎮上。再排隊到船碼頭，準備從那裡下船去蘇州，然後在蘇州搭乘火車。
　　天太黑，數不清那天僱用了多少船。反正是長長一串，把這麼多大學生全裝下了。首船有柴油機發動，後面的船一艘連一艘，像一條長蟲，爬行在河道上。到得船上，安下心來，才猛然想起，最後連太湖都沒有看上一眼。明天早晨，太湖醒來，會有多寂寞。
　　夜航船行進在夜的土地，夜的河港。岸邊的村莊黑森森地後退，驚起的水鳥掠著翅膀低飛幾圈又回巢了。這條河流淌的是千年波濤，吳地歷來文化繁盛，文人的夜航十分平常。明代盛大無比的虎丘山曲會，參賽文人大多是坐船去的，唐寅他們的人生故事，好大一半發生在船上，直到柳亞子先生為南社奔忙，也不得不經常坐船夜航。今天是我們在船上，從千古吳江到千古蘇州，去幹什麼呢？不知道。一群沒有了書的書生，茫茫然，昏昏然，一個個打起了瞌睡。
　　就這樣，我終於坐了一次夜航船。算來，也有20年了。

我國廣大山區的郵電網路是什麼年代健全起來的，我沒有查過，記得早年在鄉間，對外的通信往來主要依靠一種特殊職業的人：信客。
　　信客是一種私人職業，不受任何機構管理。這個地方外出謀生的人多了，少不了要帶幾封平安家信、捎一點衣物食品的，方圓幾十里又沒有郵局，那就用得著信客了。信客要有一點文化，知道各大碼頭的情形，還要一副強健的筋骨，背得動重重的行李。
　　細想起來，做信客實在是一件苦差事。鄉間外出的人數量並不太多，他們又不集中在一個城市，因此信客的生意不大，卻很費腳力。如果交通方便也就用不著信容了，信客常走的路大多七轉八拐，換車調船，聽他們說說都要頭昏。信客如果把行李交付託運也就賺不了什麼錢，他們一概是肩挑、背馱、手提、腰纏，咬著牙齒走完坎坷長途。所帶的各家各戶信件貨物，品種繁多，又絕對不能有任何散失和損壞，一路上只得反覆數點，小心翼翼。當時大家都窮，托帶費十分低廉，有時還抵不回來去盤纏，信客只得買最差的票，住最便宜的艙位，隨身帶點冷饅頭、炒米粉充饑。
　　信客為遠行者們效力，自己卻是最困苦的遠行者。一身破衣舊衫，滿臉風塵，狀如乞丐。
　　沒有信客，好多鄉人就不會出遠門了。在很長的時期中，信客沉重的腳步，是鄉村和城市的紐帶。
　　我家鄰村，有一個信客，年紀不小了，已經長途跋涉了二三十年。
　　他讀過私塾，年長后外出闖碼頭，碰了幾次壁，窮困潦倒，無以為生，回來做了信客。他做信容還有一段來由。
　　本來村裡還有一個老信容。一次，村裡一戶人家的姑娘要出嫁，姑娘的父親在上海謀生，托老信客帶來兩匹紅綢。老信客正好要給遠親送一份禮，就裁下窄窄的一條紅綢捆紮禮品，圖個好看。沒想到上海那位又托另一個人給家裡帶來口信，說收到紅綢后看看兩頭有沒有畫著小圓圈，以防信客做手腳。這一下者信客就栽了跟頭，四鄉立即傳開他的醜聞，以前叫他帶過東西的各家都在回憶疑點，好像他家的一切都來自剋扣。但他的家，破爛灰黯，值錢的東西一無所有。
　　老館客申辯不清，滿臉凄傷，拿起那把剪紅綢的剪刀直扎自己的手。第二天，他掂著那隻傷痕纍纍的手找到了同村剛從上海落魄回來的年輕人，進門便說：「我名譽糟蹋了，可這鄉間不能沒有信客。」
　　整整兩天，老館客細聲慢氣地告訴他附近四鄉有哪些人在外面，鄉下各家的門怎麼找，城裡各人的謀生處該怎麼走。說到幾個城市裡的路線時十分艱難，不斷在紙上畫出圖樣。這位年輕人連外出謀生的人也大半不認識，老信客說了又說，比了又比，連他們各人的脾氣習慣也作了介紹。
　　把這一切都說完了，老信客又告訴他沿途可住哪幾家小旅館，旅館里哪個茶房可以信託。還有各處吃食，哪一個攤子的大餅最厚實，哪一家小店可以光買米飯不買菜。
　　從頭至尾，年輕人都沒有答應過接班。可是聽老人講了這麼多，講得這麼細，他也不再回絕。老人最後的囑咐是揚了揚這隻扎傷了的手，說「信客信客就在一個信字，千萬別學我」。
　　年輕人想到老人今後的生活，說自己賺了錢要接濟他。老人說：「不。我去看墳場，能糊口。我臭了，你挨著我也會把你惹臭。」
　　老信客本來就單人一身，從此再也沒有回村。
　　年輕信客上路后，一路上都遇到對老信客的問詢。大半輩子的風塵苦旅，整整一條路都認識他。流落在外的遊子，年年月月都等著他的腳步聲。現在，他正躲在山間墳場邊的破草房裡，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睜著眼，迷迷亂亂地回想著一個個碼頭，一條條船隻，一個個面影。
　　颳風下雨時，他會起身，手扶門框站一會，暗暗囑咐年輕的信客一路小心。
　　年輕的信客也漸漸變老。他老犯胃病和風濕病，一犯就想到老信客，老人什麼都說了，怎麼沒提起這兩宗病？順便，關照家人抽空帶點吃食到墳場去。他自己也去過幾次，老人逼著他講各個碼頭的變化和新聞。歷來是壞事多於好事，他們便一起感嘆唏噓。他們的談話，若能記錄下來，一定是歷史學家極感興趣的中國近代城鄉的變遷史料，可惜這兒是山間，就他們兩人，剛剛說出就立即飄散，茅屋外只有勁厲的山風。
　　信客不能常去看老人。他實在太忙，路上花費的時間太多，一回家就忙著發散信、物，還要接收下次帶出的東西。這一切都要他親自在場，親手查點，一去看老人，會叫別人苦等。
　　只要信客一回村，他家裡總是人頭濟濟。多數都不是來收發信、物的，只是來看個熱鬧，看看各家的出門人出息如何，帶來了什麼希罕物品。農民的眼光里，有羨慕，有嫉妒；比較得多了，也有輕蔑，有嘲笑。這些眼神，是中國農村對自己的冒險家們的打分。這些眼神，是千年故土對城市的探詢。
　　終於有婦女來給信客說悄悄話：「關照他，往後帶東西幾次並一次，不要雞零狗碎的」；「你給他說說，那些貨色不能在上海存存？我一個女人家，來強盜來賊怎麼辦」……信客沉穩地點點頭，他看得太多，對這一切全能理解。都市裡的升沉榮辱，震顫著長期遲鈍的農村神經系統，他是最敏感的神經末梢。
　　闖蕩都市的某個謀生者突然得了一場急病死了，這樣的事在那樣的年月經常發生。信客在都市同鄉那裡聽到這個消息，就會匆匆趕去，代表家屬鄉親料理後事、收拾遺物。回到鄉間，他就夾上一把黑傘，傘柄朝前，朝死者家裡走去。鄉間報死訊的人都以倒夾黑傘為標記，鄉人一看就知道，又有一個人客死他鄉。來到死者家裡，信客滿臉戚容，用一路上想了很久的委婉語氣把噩耗通報。可憐的家屬會號啕大哭，會猝然昏厥，他都不能離開，幫著安慰張羅。更會有一些農婦聽了死訊一時性起，咬牙切齒地憎恨城市，憎恨外出，連帶也憎恨信客，把他當作了死神冤鬼，大聲訛斥，他也只能低眉順眼、聽之忍之，連聲諾諾。
　　下午，他又要把死者遺物送去，這件事情更有危難。農村婦女會把這堆簡陋的遺物當作丈夫生命的代價，幾乎沒有一個相信只有這點點。紅紅的眼圈裡射出疑惑的利劍，信客渾身不自在，真像做錯了什麼事一般。他只好柔聲地彙報在上海處置後事的情況，農村婦女完全不知道上海社會，提出的詰問每每使他無從回答。
　　直到他流了幾身汗，賠了許多罪，才滿臉晦氣地走出死者的家。他能不幹這檔子事嗎？不能。說什麼我也是同鄉，能不盡一點鄉情鄉誼？老信客說過，這鄉間不能沒有信客。做信容的，就得挑著一副生死禍福的重擔，來回奔忙。四鄉的外出謀生者，都把自己的血汗和眼淚，堆在他的肩上。
　　信客識文斷字，還要經常代讀、代寫書信。沒有要緊事帶個口信就是了，要寫信總是有了不祥的事。婦女們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在信客家裡訴說，信客鋪紙磨墨，琢磨著句子。他總是把無窮的幽怨和緊迫的告急調理成文縐縐的語句，鄭重地裝進信封，然後，把一顆顆破碎和焦灼的心親自帶向遠方。
　　一次，他帶著一封滿紙幽怨的信走進了都市的一間房子，看見發了財的收信人已與另一個女人同居。他進退兩度，猶豫再三，看要不要把那封書信拿出來。發了財的同鄉知道他一來就會壞事，故意裝作不認識，厲聲質問他是什麼人。這一下把他惹火了，立即舉信大叫：「這是你老婆的信！」
　　信是那位時髦女郎拆看的，看罷便大哭大嚷。那位同鄉下不了台，硬說他是私闖民宅的小愉，拿出一封假信來只是脫身伎倆。為了平息那個女人的哭鬧，同鄉狠狠打了他兩個耳光，並把他扭送到了巡捕房。
　　他向警官解釋了自己的身份，還拿出其他許多同鄉的地址作為證明。傳喚來的同鄉集資把他保了出來，問他事由，他只說自己一時糊塗，走錯了人家。他不想讓顛沛在外的同鄉蒙受陰影。
　　這次回到家，他當即到老信客的墳頭燒了香，這位老人已死去多年。他跪在墳頭請老人原諒：從此不再做信客。他說：「這條路越來越兇險，我已經撐持不了。」
　　他向鄉親們推說自己腿腳有病，不能再出遠門。有人在外的家屬一時陷入恐慌，四處物色新信客，怎麼也找不到。
　　只有這時，人們才想起他的全部好處，常常給失去了生活來源的他端來幾碗食物點心，再請他費心想想通信的辦法。
　　也算這些鄉村劫數未盡，那位在都市裡打了信客耳光的同鄉突然發了善心。此公後來更發了一筆大財，那位時髦女郎讀信后已立即離他而去，他又在其他同鄉處得知信客沒有說他任何壞話，還聽說從此信容已賦閑在家，如此種種，使他深受感動。他回鄉來了一次，先到縣城郵局塞錢說項，請他們在此鄉小南貨店裡附設一個代辦處，並提議由信客承擔此事。
　　辦妥了這一切，他回到家裡慰問鄰里，還親自到信客家裡悄悄道歉，請他接受代辦郵政的事務。信客對他非常恭敬，請他不必把過去了的事情記在心上。至於代辦郵政，小南貨店有人可干，自己身體不濟，恕難從命。同鄉送給他的錢，他也沒拿，只把一些禮物收下。
　　此後，小南貨店門口掛出了一隻綠色的郵箱，也辦包裹郵寄，這些鄉村又與城市接通了血脈。
　　信客開始以代寫書信為生，央他寫信的實在不少，他的生活在鄉村中屬於中等。
　　兩年後，幾家私塾合併成一個小學，採用新式教材。正缺一位地理教師，大家都想到了信客。
　　信容教地理繪聲繪色，效果奇佳。他本來識字不多，但幾十年遊歷各處，又代寫了無數封書信，實際文化程度在幾位教師中顯得拔尖，教起國文來也從容不迫。他眼界開闊，對各種新知識都能容納。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深察世故人情，很能體諒人，很快成了這所小學的主心骨。不久，他擔任了小學校長。
　　在他當校長期間，這所小學的教學質量，在全縣屬幹上乘。畢業生考上城市中學的比例，也很高。
　　他死時，前來弔唁的人非常多，有不少還是從外地特地趕來的。根據他的遺願，他的墓就築在老信客的墓旁。此時的鄉人已大多不知老信容是何人，與這位校長有什麼關係。為了看著順心，也把那個不成樣子的墳修了一修。

一年前，我受死者生前之託，破天荒第一次寫了一幅墓碑，碑文曰「酒公張先生之墓」。寫畢，卷好，鄭重地寄到家鄉。
　　這個墓碑好生奇怪。為何稱為「酒公」，為何避其名號，為何專托我寫，須從頭說起。
　　酒公張先生，與世紀同齡。其生涯的起點，是四明山余脈魚背嶺上的一個地名：狀元墳。相傳宋代此地出過一位姓張的狀元，正是張先生的祖先，狀元死後葬於家鄉，魚背嶺因此沾染光澤，張姓家族更是津津樂道。但是，到張先生祖父的一代，全村已找不到一個識字人。
　　張先生的祖母是一位賢淑的寡婦，整日整夜紡紗織布，積下一些錢來，硬要兒子張老先生翻過兩個山頭去讀一家私塾，說要不就對不起狀元墳。張老先生十分刻苦，讀書讀得很成樣子，成年後闖蕩到上海學生意，竟然十分發達，村中鄉親全以羨慕的目光看著張家的中興。
　　張老先生錢財雖多，卻始終記著自己是狀元的後代，愧恨自己學業的中斷。他把全部氣力都花在兒子身上，於是，他的獨生兒子，我們的主角張先生讀完了中學，又到美國留學。在美國，他讀到了胡適之先生用英文寫的論先秦邏輯學的博士論文，決定也去攻讀邏輯。但他的主旨與胡適之先生並不相同，只覺得中國人思緒太過隨意，該用邏輯來理一理。留學生中大家都戲稱他為「邏輯救國論者」。20年代末，張先生學成回國，在上海一家師範學校任教。那時，美國留學生已不如胡適之先生回國時那樣珍貴。師範校長客氣地聽完了他關於開設邏輯課的重要性的長篇論述后，莞爾一笑，只說了一句：「張先生，敝校只有一個英文教師的空位。」張先生木然半晌，終於接受了英語教席。
　　他開始與上海文化圈結交，當然，仍然三句不離邏輯。人們知道他是美國留學生，都主動地靠近過來寒暄，而一聽到講邏輯，很快就表情木然，飄飄離去。在一次文人雅集中，一位年長文士詢及他的「勝業」，他早已變得毫無自信，訥訥地說了邏輯。文士沉吟片刻，慈愛地說：「是啊是啊，收羅纂輯之學，為一切學問之根基！」旁邊一位年輕一點的立即糾正：「老伯，您聽差了，他說的是巡邏的邏，不是收羅的羅！」並轉過臉來問張先生：「是否已經到巡捕房供職？」張先生一愕，隨即明白，他理解的「邏輯」是「巡邏偵緝」。從此，張先生再也不敢說邏輯。
　　但是，張先生終於在雅集中紅了起來，原因是有人打聽到他是狀元的後代。人們熱心地追詢他的世譜，還紛紛請他書寫扇面。張先生受不住先前那番寂寞，也就高興起來，買了一些碑帖，練毛筆字。不單單為寫扇面，而是為了像狀元的後代。衣服也換了，改穿長衫。課程也換了，改教國文。他懂邏輯，因此，告別邏輯，才合乎邏輯。
　　1930年，張先生的父親去世。遺囑要求葬故鄉狀元墳，張先生扶柩回鄉。
　　墳做得很有氣派，整個葬儀也慷慨花錢，四鄉傳為盛事，觀者如堵。此事刮到當地青幫頭目陳矮子耳中，他正愁沒有機會張揚自己的聲勢，便帶著一大幫人到葬儀中尋釁。
　　那天，無數鄉人看到一位文弱書生與一群強人的對峙。對他們來說，兩方面都是別一世界的人，插不上嘴，也不願插嘴，只是饒有興味地呆看。陳矮子質問張先生是否知道這是誰的地盤，如此築墳，為何不來稟告一聲。張先生解釋了自家與狀元墳的關係，又說自己出外多年，不知本地規矩。他順便說明自己是美國留學生，想藉以稍稍鎮一鎮這幫強人。
　　陳矮子得知了張先生的身份，又摸清了他在官府沒有背景，便朗聲大笑，轉過臉來對鄉人宣告：「河西袁麻子的魁武幫弄了一個中學生做師爺，神氣活現，我今天正式聘請這位狀元後代。美國留學生做師爺，讓袁麻子氣一氣！」說畢，又命令手下隨從一齊跪在張老先生的新墳前磕三個響頭，便挾持著張先生揚長而去。
　　這天張先生穿一身麻料孝衣，在兩個強人的手臂間掙扎呼號。已經拉到很遠了，還回過頭來，滿臉眼淚，看了看山頭的兩宗墳瑩。狀元墳實在只是黃土一杯，緊挨著的張老先生的墳新石堅緻，供品豐盛。
　　張先生在陳矮子手下做了些什麼，至今還是一個謎。據說，從此之後，這個幫會貼出的文告、往來的函件，都有一筆秀挺的書法。為了這，氣得袁麻子把自己的師爺殺了。
　　又據說，張先生在幫會中酒量大增，猜拳的本事，無人能敵。
　　張先生逃過三次，都被抓回。陳矮子為了面子，未加懲處。但當張先生第四次出逃被抓回后，終於被打成殘疾，逐出了幫會。鄉人說，陳矮子最講義氣，未將張先生處死。
　　張先生從此失蹤。多少年後，幾個親戚才打聽到，他到了上海，破著腿，不願再找職業，不願再見旁人，躲在家裡做寓公。父親的那點遺產，漸漸坐吃山空。
　　直到1949年，陳矮子被鎮壓，張先生才回到家鄉。他艱難地到山上拔凈了墳頭的荒草，然後到鄉政府要求工作。鄉政府說：「你來得正好，不忙找工作，先把陳矮子幫會的案子弄弄清楚。」這一弄就弄了幾年，而且越弄越不清楚。他的生活，靠幫鄉人寫婚喪對聯、墓碑、店招、標語維持。1957年，有一天他喝酒喝得暈暈乎乎，在給鄉政府寫標語時把「東風壓倒西風」寫成了「西風壓倒東風」。被質問時還輕描淡寫地說只是受了當天天氣預報的影響。此地正缺右派名額，理所當然把他補上了。
　　本來，右派的頭銜對他倒也無啥，他反正原來就是那副朽木架子。只是一個月前，他剛剛與一個比他年長8歲的農村寡婦結婚，女人發覺他成了雙料壞人，怕連累前夫留下的孩子，立即離他而去。
　　四年後，他右派的帽子摘了。理由是他已經改惡從善。實際上，是出於縣立中學校長對政府的請求。摘帽沒幾天，縣立中學聘請他去擔任英語代課教師。縣中本不設英語課，這年高考要加試外語，校長急了，要為畢業班臨時突擊補課。問遍全縣上下，只有張先生一人懂英語。
　　他一生沒有這麼興奮過。央請隔壁大娘為他整治出一套乾淨適體的服裝，立即翻山越嶺，向縣城趕去。
　　對一群鄉村孩子，要在五個月內從字母開始，突擊補課到應付高考水平，實在艱難。但是，無論別人還是他，都極有信心，理由很簡單，他是美國留學生。縣中里學歷最高的教師，也只是中師畢業。
　　開頭一切還算順利，到第四個星期卻出了問題。那天，課文中有一句We　all　love　Chairman　Mao，他圍繞著常用詞love，補充了一些解釋。他講解道，這個詞最普通的含義，乃是愛情。他在黑板上寫了一個例句：愛是人的生命。
　　當他興緻勃勃地從黑板上回過身來，整個課堂的氣氛變得十分怪異。女學生全都紅臉低頭，幾個男學生扭歪了臉，傻看著他發愕。突然，不知哪個學生先笑出聲來，隨即全班爆發出無法遏止的笑聲。張先生驚恐地再看了一下黑板，檢查有沒有寫錯了字，隨即又摸了摸頭，持了捋衣服，看自己在哪裡出了洋相。笑聲更響了，40幾張年輕的嘴全都張開著，抖動著，笑著他，笑著黑板，笑著愛，震耳欲聾。這天的課無法講完了，第二天他剛剛走進教室，笑聲又起，他在講台上呆站了幾分鐘就出來了，來到校長辦公室，聲稱自己身體不好，要回鄉休息。
　　這一年，整個縣中沒有一人能考上大學。
　　張先生回家后立即脫下了那身乾淨服裝，塞在箱角。想了一想，端出硯台，重新以寫字為生。四鄉的人們覺得他命運不好，不再請他寫結婚對聯，他唯一可寫的，只是墓碑。
　　據風水先生說，魚背嶺是一個極好的喪葬之地，於是，整座山嶺都被墳墓簇擁。墳墓中有一大半墓碑出自張先生的手筆。他的字，以柳公權為骨，以蘇東坡為肌，遒勁而豐潤，端莊而活潑，十分惹目。外地客人來到此山，常常會把湖光山色忘了，把茂樹野花忘了，把溪澗飛瀑忘了，只觀賞這一座座墓碑。死者與死者家屬大多不懂此道，但都耳聞張先生字好，希望用這樣的好字把自己的姓名寫一遍，銘之於石，傳之不朽。
　　鄉間喪事是很捨得花錢的，張先生寫墓碑的報酬足以供他日常生活之費。他好喝酒，喝了兩斤黃酒之後執筆，字跡更見飛動，因此，鄉間請他寫墓碑，從不忘了帶酒，另備酒肴三五碟。通常，鄉人進屋后，總是先把酒肴在桌上整治妥當，讓張先生慢悠悠喝著，同時請一年輕人在旁邊磨墨，張先生是不願用墨汁書寫的。待到喝得滿臉酡紅，笑眯眯地站起身來，也不試筆，只是握筆凝神片刻，然後一揮而就。
　　鄉人帶來的酒，每次都在5斤以上，可供張先生喝幾天。附近幾家釀酒作坊，知道張先生品酒在行，經常邀他去品定各種酒的等次，後來竟把他的評語，作為互相競爭的標準，因此都儘力來討好他。酒罈，排滿了他陋室的牆角。大家嫌「張先生」的稱呼過於板正，都叫他酒公，他也樂意。一家作坊甚至把他評價最高的那種酒定名為酒公酒，方圓數十里都有名氣。
　　前年深秋，我回家鄉遊玩，被滿山漂亮的書法驚呆。了解了張先生的身世后，我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間徘徊。我想，這位半個多世紀前的邏輯救國論者，是用一種最潦倒、最別緻的方式，讓生命佔據了一座小山。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學問征服過任何一個人，只能用一支毛筆，在中國傳之千年的毛筆，把離開這個世界的人慰撫一番。可憐被他慰撫的人，既不懂邏輯，也不懂書法，於是，連墓碑上的書法，也無限寂寞。誰能反過來慰撫這種寂寞呢？只有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酒罈。
　　在美國，在上海，張先生都日思夜想過這座故鄉的山，祖先的山。沒想到，他一生履歷的終結，是越來越多的墓碑。人總要死，墓很難坍，長此以往，家鄉的天地將會多麼可怕！我相信，這位長於推理的邏輯學家曾一次次對筆驚恐，他在筆墨酣暢地描畫的，是一個何等樣的世界！
　　偶爾，張先生也到釀酒作坊翻翻報紙。八年前，他在報紙上讀到一篇散文，題為《笑的懺悔》。起初只覺題目奇特，一讀下去，他不禁心跳劇烈。
　　這篇文章出自一位在省城工作的中年人的手筆。文章是一封寫給中學同班同學的公開信，作者詢問老同學們是否都有同感：當自己品嘗過了愛的甜苦，經歷過了人生的波瀾，現在正與孩子一起苦記著外語單詞的時候，都會為一次愚蠢透頂的傻笑深深羞愧？
　　張先生那天離開釀酒作坊時的表情，使作坊工人非常奇怪。兩天後，他找到鄉村小學的負責人，要求講點課，不要報酬。
　　他實在是命運險惡。才教課三個月，一次颱風，把陳舊的校舍吹坍。那天他正在上課，拐著腿拉出了幾個學生，自已被壓在下面，從此，他的下肢完全癱瘓，手也不能寫字了。
　　我見到他時他正靜卧在床。我們的談話從邏輯開始，我剛剛講了幾句金岳霖先生的邏輯思想，他就抖抖索索地把我的手緊緊拉住。他說自己將不久人世，如有可能，在他死後為他的墳墓寫一方小字碑文；如沒有可能，就寫一幅「酒公張先生之墓」。絕不能把名字寫上，因為他深感自己一生，愧對祖宗，也愧對美國、上海的師友親朋。這個名字本身，就成了一種天大的嘲濾。
　　我問他小字碑文該如何寫，他神情嚴肅地斟酌吟哦了一番，慢吞吞地口述起來：
　　
　　酒公張先生，不知籍貫，不知名號，亦不知其祖宗世譜，只知其身後無嗣，孑然一人。少習西學，長而廢棄，顛沛流蕩，投靠無門。一身弱骨，或踟躕於文士雅集，或顫懾於強人惡手，或驚恐於新世問詰，或惶愧於。幼者鬨笑，棲棲遑遑，了無定奪。釋儒道皆無深緣，真善美盡數失落，終以濁酒、敗墨、殘肢、墓碑、編織老境。一生無甚德守，亦無甚惡行，耄年回首，每嘆枉擲如許粟麥菜蔬，徒費孜孜攻讀、矻矻苦吟。嗚呼！故國神州，等莘學子，願如此潦倒頹敗者，唯張先生一人。

　　述畢，老淚縱橫。我當時就說，如此悲涼的文詞，我是不願意書寫的。
　　張先生終於跛著腿，走完了他的旅程。現在，我書寫的七寧墓碑，正樹立在狀元墳，樹立在層層墓碑的包圍之中。他的四周，全是他恣肆的筆墨。他竭力諱避家族世譜，但三個墳，狀元、張老先生和他的，安然並列，連成一線，像是默默地作著他曾熱衷過的邏輯證明。不管怎麼說，這也算給故鄉的山，添了小小一景。

"酒公張先生，不知籍貫，不知名號，亦不知其祖宗世譜，只知其身後無嗣，孑然一人。少習西學，長而廢棄，顛沛流蕩，投靠無門。一身弱骨，或踟躕於文士雅集，或顫懾於強人惡手，或驚恐於新世問詰，或惶愧於。幼者鬨笑，棲棲遑遑，了無定奪。釋儒道皆無深緣，真善美盡數失落，終以濁酒、敗墨、殘肢、墓碑、編織老境。一生無甚德守，亦無甚惡行，耄年回首，每嘆枉擲如許粟麥菜蔬，徒費孜孜攻讀、矻矻苦吟。嗚呼！故國神州，等莘學子，願如此潦倒頹敗者，唯張先生一人。 "

這接連幾篇文章倒也真讓人感懷.  

前年冬天，母親告訴我，家鄉的老屋無論如何必須賣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對賣屋的一個，為著一種說不清的理由。而母親的理由卻說得無可辯駁：「幾十年沒人住，再不賣就要坍了。你對老屋有情分，索性這次就去住幾天吧，給它告個別。」
　　我家老屋是一棟兩層的樓房，不知是祖父還是曾祖父蓋的。在貧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矗立著，十分顯眼。全村幾乎都姓余，既有餘氏祖堂也有餘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余氏家族榮耀的，是這座樓。這次我家這麼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人都可以寬寬敞敞地住一間。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長大的那一間，在樓上，母親昨天就僱人打掃得一塵不染。
　　人的記憶真是奇特。好幾十年過去了，這間屋子的一切細枝末節竟然都還貯積在腦海的最低層，一見面全都翻騰出來，連每一縷木紋、每一塊污斑都嚴絲密縫地對應上了。我痴痴地環視一周，又伸出雙手沿壁撫摩過去，就像撫摩著自己的肌體，自己的靈魂。
　　終於，我摩到了窗檯。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在這兒開始打量世界。母親憐惜地看著成日扒在窗口的兒子，下決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換上兩頁推拉玻璃。玻璃是託人從縣城買來的，路上碎了兩次，裝的時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才裝上。從此，這間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遠處便是連綿的群山。於是，童年的歲月便是無窮無盡的對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條隱隱約約的路，常見農夫挑著柴擔在那裡蠕動。山那邊是什麼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廟台？是戲台？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我到今天還沒有到山那邊去過，我不會去，去了就會破碎了整整一個童年。我只是記住了山脊的每一個起伏，如果讓我閉上眼睛隨意畫一條曲線，畫出的很可能是這條山脊起伏線。這對我，是生命的第一曲線。
　　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鄉間沒有電燈，四周安靜得怪異，只能睡。一床剛剛縫好的新棉被是從同村族親那裡借來的，已經曬了一天太陽，我一頭鑽進新棉花和陽光的香氣里，幾乎熔化了。或許會做一個童年的夢吧？可是什麼夢也沒有，一覺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睜開。
　　怎麼會這麼明亮呢？我眯縫著眼睛向窗外看去，兜眼竟是一排銀亮的雪嶺，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無夢的沉睡中，下在歲月的溝壑間，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徹。
　　一個陡起的記憶猛地闖入腦海。也是躺在被窩裡，兩眼直直地看著銀亮的雪嶺。母親催我起床上學，我推說冷，多賴一會兒。母親無奈，陪著我看窗外。「諾，你看！」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
　　順著母親的手看去，雪嶺頂上，晃動著一個紅點。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潔白，這個紅點便顯得分外耀眼。這是河英，我的同班同學，她住在山那頭，翻山上學來了。那年我才6歲，她比我大10歲，同上著小學二年級。她頭上扎著一方長長的紅頭巾，那是學校的老師給她的。這麼一個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過雪山來上學，家長和老師都不放心，後來有一位女教師出了主意，叫她紮上這方紅頭巾。女教師說：「只要你翻過山頂，我就可以憑著紅頭巾找到你，盯著你看，你摔跤了我就上來幫你。」河英的母親說：「這主意好，上山時歸我看。」
　　於是，這個河英上一趟學好氣派，剛剛在那頭山坡擺脫媽媽的目光，便投入這頭山坡老師的注視。每個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嶺上的一個紅點，在兩位女性的呵護下，像朝聖一樣，透透迤迤走向學校，走向書本。
　　這件事，遠近幾個山村都知道，因此每天注視這個紅點的人，遠不止兩位女性。我母親就每天期待著這個紅點，作為催我起床的理由。這紅點，已成了我們學校上課的預備鈴聲。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頂，山這邊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開了。
　　女孩到十五六歲，在當時的山鄉已是應該結婚的年齡。早在一年前，家裡已為河英準備了婚禮。舉行婚禮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兩天後，在我們教室的窗口，躲躲閃閃地伸出了一個漂亮姑娘蓬頭散發的臉。她怎麼也不肯離開，要女教師收下她干雜活。女教師走過來，一手撫著她的肩頭，一手輕輕地捋起她的頭髮……剎時，兩雙同樣明凈的眼睛靜靜相對。女教師眼波一閃，說聲「跟我走」，拉起她的手走向辦公室。
　　我在《牌坊》一文中已有記述，我們的小學設在一座廢棄的尼姑庵里。幾個不知從哪裡來的美貌女教師，都像是大戶人家的小姐，都有逃婚的嫌疑。她們都不姓余，但點名的時候，她們一般都只叫我們的名字，把姓省略了，因為全班學生絕大多數都一個姓。只有坐在我旁邊的米根是例外，姓陳，他家是從外地遷來的。
　　那天河英從辦公室出來，她和幾個女教師的眼圈都是紅紅的。當天傍晚放學后，女教師們鎖了校門，一個不剩地領著河英翻過山去，去與她的父母親商量。第二天，河英就坐進了我們教室，成了班級里第二個不姓余的學生。
　　這件事何以辦得這樣爽利，直到我長大后還在經常疑惑。新娘子逃婚在山村可是一件大事，如果已成事實，家長勢必還要承擔「賴婚」的責任。哪部小說、戲曲一寫到這樣的事不是渲染得天翻地覆、險象環生？河英的父母怎麼會讓自己的女兒如此乾脆地斬斷前姻來上學呢？我想，根本原因在於幾位女教師的奇異出現。
　　山村的農民一輩子也難得見到一個讀書人，更無法想象一個能識文斷字的女人。我母親因抗日戰爭從上海逃難到鄉下，被鄉人發現竟能坐在家裡看一本本線裝書和洋裝書，還能幫他們代寫書信、查核契約，視為奇事。好多年了，母親出門還會有很多人指指點點、交頭接耳，嚇得母親只好成天躲在「城堡」里。這天晚上，這麼多女教師一起來到山那邊的河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懾了。這些完全來自另一世界的雅潔女子，柔聲細氣地說著他們根本反駁不了的陌生言詞。她們居然說，把河英交給她們，過不了幾年也能變得像她們這樣！父母親只知抹凳煮茶，頻頻點頭，完全亂了方寸，最後，燃起火把，把女教師們送過了山嶺。
　　據說，那天夜裡，與河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師過山的鄉親很多，連原本該是河英的「婆家」也在，長長的火把陣接成了一條火龍。
　　只有舉桿盛大的廟會，才會出現這種景象。
　　河英是我們學校的第一個女生。她進校之後，陸續又有一些女孩子進來，教室里滿滿的，很像一個班級了。
　　女教師常常到縣城去，觀摩正規小學的教學，順便向縣裡申請一點經費。她們每次回來，總要在學校里搞點新花樣，後來，竟然開起了學生運動會。
　　當然沒有運動衣，教師要求學生都穿短褲和汗衫來參加。那幾天，家家孩子都在纏逼自己的母親縫製土布短褲衫。這也變成了一種事先輿論，等到開運動會的那一天，小操場的短圍牆外面早已擠滿了觀看的鄉親。
　　學生們排隊出來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英。她已是一個大姑娘，運動衫褲是她自己照著畫報上女運動員的照片縫製的，深藍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綳得很緊，身材一下子顯得更加頎長，線條流暢而柔韌。我記得她走出操場前幾次在女教師跟前忸怩退縮，不斷神拉著自己的短褲，像要把它拉長。最後，幾個女教師一把將她推出了門外。門外，立即捲起鄉親們的一片怪叫，怪叫過後一片嘁嚓，嘁嚓過後一片寂靜。河英終於把頭昂起，開始跨欄、滾翻、投籃。這一天，整個運動會的中心是她，其他稚氣未脫的孩子的跳跳蹦蹦，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河英背後，站著一排女教師，她們都穿著縣城買來的長袖運動衣，脖子上掛著哨子，滿臉鼓勵，滿臉笑容；再背後，是尼姑庵斑駁的門庭。這裡，重疊著三度景深。
　　這次運動會的後果是災難性的。從此，經常可以聽到婦女這樣罵女兒：「你去浪吧，與河英一樣！」好幾個女孩子退學了，男孩子也經不起家長的再三叮囑，不再與河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裡一位近似於族長的老人還找到了女教師，希望將河英退學，說余氏家族很難看得慣這樣的學生。我母親聽說這事後，怔怔地出了半天神，最後要我去邀請河英來家裡玩。那次河英來玩了之後，母親特意牽著我的手，笑吟吟地把她送到村口。村民們都驚訝極了，因為母親平日送客，歷來只送到大門。
　　這以後，河英對我像親弟弟一樣。我本來就與我的鄰座陳米根要好，於是三個人老在一起玩，放學后一起到我家做作業，坐在玻璃窗前，由我母親輔導。母親笑著對我說：「你們娃余的可不能這麼霸道，這兒四個人就四個姓！」
　　今天，我躺在被窩裡，透過玻璃窗死死盯著遠處的雪嶺，總想在那裡找到什麼。好久好久，什麼也沒有，沒有紅點，也沒有褐點和灰點。
　　起床后，我與母親談起河英，母親也還記得她，說：「可以找米根打聽一下，聽說他開了一爿小店。」
　　陳米根這位幾十年前的好朋友本來就是我要拜訪的，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就在小學隔壁。兩人第一眼就互相認出來了，他極其熱情，寒暄過一陣后，從一個木箱里拿出兩塊芝麻餅塞在我手裡，又沏出一杯茶來放在櫃檯上。店堂里沒有椅子，我們就站著說話。他突然笑得有點奇怪，湊上嘴來說：「還是告訴你了吧，最後也瞞不住，這次買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兒子。我不出面，是怕伯母在價格上為難。說來見笑，我那時到你家溫習功課，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真是，幾十年前就安上了玻璃窗！據說裝了四次？」
　　這個話題談下去對我實在有點艱難，我只好客氣地打斷他，打聽河英的下落。他說：「虧得你還記得她。山裡女人，就那個樣子了，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結婚後與兒媳婦們合不來，分開過。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進山看到她，連我的名字也忘了。」
　　就這樣，三言兩語，就把童年時代最要好的兩個朋友都交割清了。
　　離開小店，才走幾步就看到了我們的校門。放寒假了，校園裡闃寂無人，我獨個兒繞圍牆走了一圈便匆匆離開。回家告訴母親，我明天就想回去了。母親憂傷地說：「你這一回去，再也不會來了。沒房了，從此余家這一脈的後代真要浪跡天涯了。」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窩裡凝視著雪嶺。那個消失的紅點，突然變得那麼遙遠，那麼抽象，卻又那麼震撼人心。難道，這紅點竟是倏忽而逝的哈雷彗星？
　　迷迷糊糊地，心中浮現出一位早就浪跡天涯的余姓詩人寫哈雷彗星的幾句詩。
　　
　　你永遠賓士在輪迴的悲劇
　　一路揚著朝聖的長旗

我詛咒廢墟，我又寄情廢墟。
　　廢墟吞沒了我的企盼，我的記憶。片片瓦礫散落在荒草之間，斷殘的石柱在夕陽下站立，書中的記載，童年的幻想，全在廢墟中殞滅。昔日的光榮成了嘲弄，創業的祖輩在寒風中聲聲咆哮。夜臨了，什麼沒有見過的明月苦笑一下，躲進雲層，投給廢墟一片陰影。
　　但是，代代層累並不是歷史。廢墟是毀滅，是葬送，是訣別，是選擇。時間的力量，理應在大地上留下痕迹；歲月的巨輪，理應在車道間輾碎凹凸。沒有廢墟就無所謂昨天，沒有昨天就無所謂今天和明天。廢墟是課本，讓我們把一門地理讀成歷史；廢墟是過程，人生就是從舊的廢墟出發，走向新的廢墟。營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後的凋零，因此廢墟是歸宿；更新的營造以廢墟為基地，因此廢墟是起點。廢墟是進化的長鏈。
　　一位朋友告訴我，一次，他走進一個著名的廢墟，才一抬頭，已是滿目眼淚。這眼淚的成分非常複雜。是憎恨，是失落，又不完全是。廢墟表現出固執，活像一個殘疾了的悲劇英雄。廢墟昭示著滄桑，讓人偷窺到民族步履的蹣跚。廢墟是垂死老人發出的指令，使你不能不動容。
　　廢墟有一種形式美，把撥離大地的美轉化為皈附大地的美。再過多少年，它還會化為泥土，完全融入大地。將融未融的階段，便是廢墟。母親微笑著慫恿過兒子們的創造，又微笑著收納了這種創造。母親怕兒子們過於勞累，怕世界上過於擁塞。看到過秋天的飄飄黃葉嗎？母親怕它們冷，收入懷抱。沒有黃葉就沒有秋天，廢墟就是建築的黃葉。
　　人們說，黃葉的意義在於哺育春天。我說，黃葉本身也是美。
　　兩位朋友在我面前爭論。一位說，他最喜歡在疏星殘月的夜間，在廢墟間獨行，或吟詩，或高唱，直到東方泛白；另一位說，有了對晨曦的期待，這種夜遊便失之於矯揉。他的習慣，是趁著殘月的微光，找一條小路悄然走回。
　　我呢，我比他們年長，已沒有如許豪情和精力。我只怕，人們把所有的廢墟都統統刷新、修繕和重建。
　　不能設想，古羅馬的角斗場需要重建，龐貝古城需要重建，柬埔寨的吳哥窟需要重建，瑪雅文化遺址需要重建。
　　這就像不能設想，遠年的古銅器需要拋光，出土的斷戟需要鍍鎳，宋版圖書需要上塑，馬王堆的漢代老太需要植皮豐胸、重施濃妝。
　　只要歷史不阻斷，時間不倒退，一切都會衰老。老就老了吧，安詳地交給世界一副慈祥美。假飾天真是最殘酷的自我糟踐。沒有皺紋的祖母是可怕的，沒有白髮的老者是讓人遺憾的。沒有廢墟的人生太累了，沒有廢墟的大地太擠了，掩蓋廢墟的舉動大偽詐了。
　　還歷史以真實，還生命以過程。
　　——這就是人類的大明智。
　　當然，並非所有的廢墟都值得留存。否則地球將會傷痕斑斑。廢墟是古代派往現代的使節，經過歷史君王的挑剔和篩選。廢墟是祖輩曾經發動過的壯舉，會聚著當時當地的力量和精粹。碎成粉的遺址也不是廢墟，廢墟中應有歷史最強勁的韌帶。廢墟能提供破讀的可能，廢墟散發著讓人留連盤桓的磁力。是的，廢墟是一個磁場，一極古代，一極現代，心靈的羅盤在這裡感應強烈。失去了磁力就失去了廢墟的生命，它很快就會被人們淘汰。
　　並非所有的修繕都屬於荒唐。小心翼翼地清理，不露痕迹地加固，再苦心設計，讓它既保持原貌又便於觀看。這種勞作，是對廢墟的恩惠，全部勞作的終點，是使它更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廢墟，一個人人都願意憑弔的廢墟。修繕，總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損失。把損壞降到最低度，是一切真正的廢墟修繕家的夙願。也並非所有的重建都需要否定。如果連廢墟也沒有了，重建一個來實現現代人吞古納今的宏志，那又何妨。但是，那只是現代建築家的古典風格，沿用一個古名，出於幽默。黃鶴樓重建了，可以裝電梯；阿房宮若重建，可以作賓館；滕王閣若重建，可以辟商場。這與歷史，干係不大。如果既有廢墟，又要重建，那麼，我建議，千萬保留廢墟，傍鄰重建。在廢墟上開推土機，讓人心痛。
　　不管是修繕還是重建，對廢墟來說，要義在於保存。圓明園廢墟是北京城最有歷史感的文化遺跡之一，如果把它完全剷平，造一座嶄新的圓明園，多麼得不償失。大清王朝不見了，熊熊火光不見了，民族的郁忿不見了，歷史的感悟不見了，抹去了昨夜的故事，去收拾前夜的殘夢。但是，收拾來的又不是前夜殘夢，只是今日的遊戲。
　　中國曆來缺少廢墟文化。廢墟二字，在中文中讓人心驚肉跳。
　　或者是冬烘氣十足地懷古，或者是實用主義地趨時。懷古者只想以古代今，趨時者只想以今滅古。結果，兩相殺伐，兩敗懼傷，既斫傷了歷史，又砍折了現代。鮮血淋淋，傷痕纍纍，偌大一個民族，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在中國人心中留下一些空隙吧！讓古代留幾個腳印在現代，讓現代心平氣和地逼視著古代。廢墟不值得羞愧，廢墟不必要遮蓋，我們太擅長遮蓋。
　　中國歷史充滿了悲劇，但中國人怕看真正的悲劇。最終都有一個大團圓，以博得情緒的安慰，心理的滿足。唯有屈原不想大團圓，杜甫不想大團圓，曹雪芹不想大團圓，孔尚任不想大團圓，魯迅不想大團圓，白先勇不想大團圓。他們保存了廢墟，凈化了悲劇，於是也就出現了一種真正深沉的文學。
　　沒有悲劇就沒有悲壯，沒有悲壯就沒有崇高。雪峰是偉大的，因為滿坡掩埋著登山者的遺體；大海是偉大的，因為處處漂浮著船楫的殘骸；登月是偉大的，因為有「挑戰者號」的隕落；人生是偉大的，因為有白髮，有訣別，有無可奈何的失落。古希臘傍海而居，無數嚮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間前仆後繼，於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臘悲劇。
　　誠懇坦然地承認奮鬥后的失敗，成功后的失落，我們只會更沉著。中國人若要變得大氣，不能再把所有的廢墟驅逐。
　　廢墟的留存，是現代人文明的象徵。
　　廢墟，輝映著現代人的自信。
　　廢墟不會阻遏街市，妨礙前進。現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歷史的第幾級台階。他不會妄想自己腳下是一個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樂於看看身前身後的所有台階。
　　是現代的歷史哲學點化了廢墟，而歷史哲學也需要尋找素材。只有在現代的喧囂中，廢墟的寧靜才有力度；只有在現代人的沉思中，廢墟才能上升為寓言。
　　因此，古代的廢墟，實在是一種現代構建。
　　現代，不僅僅是一截時間。現代是寬容，現代是氣度，現代是遼闊，現代是浩瀚。
　　我們，挾帶著廢墟走向現代。

早年為了學寫古詩，曾買過一部線裝本的《詩韻合壁》，一函共6冊，字體很小，內容很多。除了供查詩韻外，它還把各種物象、各種情景、各種心緒分門別類，纂集歷代相關詩句，成了一部頗為齊全的詩歌詞典。過去文人要應急寫詩時，查一直，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製出幾首來。但是毫無疑問，這樣寫出來的詩都是不值一讀的。只有在不帶寫詩任務時隨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國詩化語詞的多方彙集，才有一點意思。
　　翻來翻去，眼下出現了「夜雨」這一名目，那裡的詩大多可讀。既然是夜間，各種色相都隱退了，一切色彩斑斕的辭彙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間十分逼仄，任何壯舉豪情都鋪展不開，詩句就不能不走向樸實，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隱著名的《夜雨寄北》堪稱其中典範。
　　光聽著窗外夜色中時緊時疏的雨聲，便滿心都會貯足了詩。要說美，也沒有什麼美，屋外的路泥濘難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渾身濕透。但正是在這種情境下，你會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囂一時澆滅，天上人間只剩下了被雨聲統一的寧定，被雨聲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歸位，死心塌地地在雨簾包圍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總是特別專註，特別遙遠。
　　夜雨款款地剝奪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這種畏怯又與某種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對小天地中一脈溫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與家人圍爐閑談，幾乎都不會拌嘴；在夜雨中專心攻讀，身心會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會思念到立即尋筆寫信；在夜雨中挑燈作文，文字也會變得滋潤蘊藉。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對富而立。黯淡的燈光照著密密的雨腳，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熱氣呵成一片迷霧。你能看見的東西很少，卻似乎又能看得很遠。風不大，輕輕一陣立即轉換成漸瀝雨聲，轉換成河中更密的漣漪，轉換成路上更稠的泥濘。此時此刻，天她間再也沒有什麼會幹擾這放任自由的風聲雨聲。你用溫熱的手指劃去窗上的霧氣，看見了窗子外層無數晶瑩的雨滴。新的霧氣又騰上來了，你還是用手指去划，划著划著，終於劃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夜雨是行旅的大敵。
　　倒不是因為夜間行路艱難，也不是因為沒有帶著雨鞋和傘。夜雨會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會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遠、孤苦的處境，顧影自憐，構成萬里豪情的羈絆。
　　不是急流險灘，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無數旅行者頓生反悔，半途而歸。我不知道法顯、玄奘、鄭和、鑒真、徐霞客他們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們最強的意志，是衝出了夜雨的包圍。
　　如我無用之輩，常常會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鄉村旅店裡，把地圖拿出來細細查看。目光在已經走過的千里之間來回，痴想著其間在夜幕雨帳籠罩下的無數江河和高山。這樣的夜晚，我常常失眠。為了把這種沒出息的惰怠心緒驅趕，我總會在夜雨中邀幾個不相識的旅人長時間閑談。
　　但是，真正讓心緒復歸的，完全不是這種談話，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後的清晨，鋪天蓋地奔瀉著一種興奮劑，讓人幾乎把昨夜忘卻；又不能完全忘卻，留下一點影子，陰陰涼涼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悵。
　　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尋探。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澆媳過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撫過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過一觸即發的爭鬥，夜雨曾破滅過兇險的陰謀。當然，夜雨也所折過壯闊的宏圖、勇敢的進發、火燙的情懷。
　　不知道歷史學家有沒有查過，有多少烏雲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步伐。將軍舒眉了，謀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靜了，俠客止步了，戰鼓停息了，駿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斷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錨了，酒氣消退了，狂歡消解了，呼吸勻停了，心律平緩了。
　　不知道傳記學家有沒有查過，一個個雨夜，扭轉了多少傑出人物的生命旅程。人生許多關節點的出現常常由於偶然。種種選擇發端於一顆柔弱的心，這顆心不能不受到突發性情景的執意安排。一場雨，既然可以使一位軍事家轉勝為敗，那麼，它也能使一個非軍事的人生計劃改弦易轍。無數偶然中隱伏著必然，換言之，堂皇的必然中遍布著偶然。人生長途延伸到一個偶然性的境遇，預定的走向也常常會扭轉。因此，哪怕是夜，哪怕是雨，也默默地在歷史中佔據著地位。
　　如果人生和歷史都是拔離了瑣碎事物的構建，那麼它們也就不屬於現實世界。
　　於是人們每時每刻遇到的一切，都可能包孕著恢宏的蘊涵。詩人的眼光，正在於把兩者鉤連。夜雨中，人生和歷史都在蹣跚。
　　漸漸，我對夜雨的詩意，有了一點新的思考。
　　記得幾年前我在廬山上旅行的時候，常常能在荒嶺草徑邊看到一座座坍弛在屋基，從屋基的用料看，絕不是山民的居舍，而應該是精雅別墅的所在。不知是哪些富有的雅士詩興突發，要在這兒離群索居，獨享自然。然而，他們終於沒有住久，我想多半是因為無法消受荒山夜雨時可怖的氛圍。但毫無疑問，此間的詩意卻是焉與倫比的充沛。
　　去年我遇到一位美國教授，閑談間竟也提到了夜雨。教授說，他也深深迷戀著這種詩意，所以特意在城郊的山頂造了一間考究的白木房子，只要有夜雨襲來，他就立即駕車上山。
　　他邀請我到他的白木房子里住幾天，我至今未去，但完全能想象，我以前對夜雨的感悟與他領受的大為逆反。狼狽的苦旅不見了，荒寂的恐怖不見了，只是在緊張生活的空閑，讀一首詩，親撫一下自然，一切是那樣的輕鬆和瀟灑。
　　在這裡，我們顯然遇到了一個美學上的麻煩。某種感人的震撼和深厚的詩意似乎註定要與艱難相伴隨，當現代交通工具和營造手段使夜雨完全失去了苦澀味，其間的詩意也就走向浮薄。我至今還無法適應在中國傳統的山水畫中加上火車、汽車和高壓電線，儘管我對這種文明本身毫無推拒之意。去一趟四川恨不得能買到當天的飛機票，但家裡掛的卻要一幅描盡山道奇險、步履維艱的「蜀山行旅圖」。在燈光燦爛的現代都市街道上駕車遇雨，實在是談不上多少詩意的，只有一次在國外一個海濱，天色已晚，瓢潑大雨就像把我們的車摔進了大瀑布的中心，替我駕車的女士完全認不得路了，一路慌亂地在水簾和夜幕間轉悠，事後倒覺得有了點詩意，原因也許正是碰到了自然所給予的艱難。
　　人類在與自然周旋的漫漫長途中，有時自然的暴力會把人完全吞沒，如地震，如海嘯，如泥石流，一時還很難從這些事端中提取出美。人至少要在有可能與自然對峙的時候才會釀造美，在這種對峙中，有時人明確無誤地戰勝了自然，例如汽車、電燈、柏油路的出現，產生了一種鬆快愉悅的美；有時人與自然較量得十分吃力，兩相憋勁，勢均力敵，那就會產生峻厲、莊嚴、扣人心弦的悲劇美。由於這種美襯託了人類嚴峻的生存狀態，考驗了人類終極性的生命力，因此顯得格外動人心魄。人類的生活方式可以日新月異，但這種終極性的體驗卻有永久價值。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吧，歷史上一切真正懂藝術的人總會著迷於這種美學形態，而希臘悲劇乃至種種原始藝術總是成為人類不衰的審美熱點。過於整飭、圓熟的審美格局反射了人對自然的戰勝狀態和凌駕狀態，可以讓人產生一種方便感和舒坦感，卻無法對應出一種生命考驗。為此，歐洲啟蒙主義的大師們不贊成法國古典主義的大一統，不贊成把人類的社會生活和藝術生活都處理成凡爾賽宮規整無比的園林一般。他們呼喚危崖、怒海、莽林，呼喚與之相對應的生命狀態。這便是他們心中的詩意，狄德羅甚至直捷地說，人類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詩意。難道是他們在抵拒現代嗎？不，他們是啟蒙者，分明啟蒙出了一個活生生的現代。現代，本不是一種文質彬彬的搭建，而是人類的一種原始創造力的自然發展。
　　因此，再現代的人也願意一再地在「蜀山行旅圖」中把延綿千年的生命力重溫一遍，願意一再地品味苦澀的夜雨，然後踩著泥濘走向未來。
　　前不久聽到有人對那些以黃土文化為背景的藝術作品提出批評，認為它們寫得過土過野。這些批評家不願意看到人類行旅上的永久性泥濘，只希望獲得一點兒成果性的安慰。無論在生命意識還是在審美意識上，他們都是弱者，狄德羅所說的詩意他們無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