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知道點

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　　　　　
　　——《漢書·董仲舒傳》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漢書·東方朔傳》
　　「蘇武留胡節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飲雪，飢吞氈，牧羊北海邊。心存漢社稷，旌落猶未還，歷盡難中難，心似鐵石堅。夜坐塞上時聽笳聲，入耳心痛酸。轉眼北風吹，群雁漢關飛，白髮娘望兒歸，紅妝守空帷，三更同入夢，兩地誰夢睡。任海枯石爛，大節總不虧。寧教匈奴驚心破膽，拱服漢德威。」這首《胡笳十八拍》，多數人在小時候都曾經學唱過，它傳頌了蘇武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高貴品質。這個故事最早見於東漢大史學家班固的《漢書·蘇武傳》。
　　班固（公元32年—93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東漢著名歷史學家和文學家。班家是詩書繼世的書香門第。班固的父親班彪，博學多才，因見《史記》紀事只到漢武帝太初年間，所以採集舊事，寫成《史記後傳》65篇。在家父的影響下，班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16歲進入洛陽太學，系統學習儒家經典，並開始致力於漢史的研究。班彪去世后，班固回鄉守喪，承繼父志，在《史記後傳》的基礎上編撰《漢書》。後來有人上書朝廷，惡意中傷，告他私改國史，班固因此被明帝捕入京兆獄。其弟班超聞訊，急忙趕赴宮廷，替他辯白。這時地方官也將書稿送到，明帝看后，非常讚賞班固的才華，不但沒有加罪，反而任命他為蘭台令史。不久，又遷升郎官，典校秘書，奉詔修書。在景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漢書》的編寫工作基本完成，但有些篇章還在繼續補充和修訂中。和帝永和四年（92年），班固因受竇憲一案的株連，先被免官，隨後又遭仇家捕系，死於洛陽獄中，時年61歲。
　　《漢書》在古代享有很高的聲譽，是「四史」之一，但一般認為它在許多方面都難以同《史記》相提並論。班固修《漢書》實際上是奉旨進行，並且班固本人具有強烈的正統儒家思想，文風也較為「醇正」，他對《史記》的評價是：「其論術學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所以，在《漢書》中很難看到司馬遷那種深刻的批判意識。但班固仍不失為一個嚴肅而有才華的歷史學家，《漢書》中有不少出色的人物傳記。如《李廣蘇建傳》、《張禹傳》、《霍光傳》、《王莽傳》、《外戚傳》等，都是公認的名篇。《漢書》的語言風格有駢儷化的傾向，代表了漢代散文由散趨駢，由俗趨雅的趨勢。范曄說：「遷文直而事露，固文贍而事詳。」（《後漢書·班固傳》）它詳贍嚴密，工整凝鍊，傾向於用排偶，喜歡用古字，重視藻飾，崇尚典雅。
　　《李廣蘇建傳》感情色彩較濃，感人至深，堪與《史記》的名篇媲美。其中描寫蘇武被流放牧羊的一節，寫得可歌可泣，飽含深情，蘇武持節不輟、大義凜然的節氣撲面而來。
　　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嚙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
　　其中還寫了投降匈奴的李陵（李陵當初領兵5千敵匈奴8萬騎兵，矢盡援絕的情況下不得已投降匈奴，而漢武帝卻將其家滿門抄斬，定其為叛國罪，這樣李陵再也無法像蘇武那樣歸漢了）以老友身份來看蘇武，告訴蘇武他的兩個弟弟因為侍奉天子不周而相繼自殺、其妻改嫁、其子女下落不明，想以此來說降蘇武，但是蘇武毫無所動，說：「武夫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亡所恨。」聽來讓人肅然起敬。當蘇武「苦忍十九年」終可歸漢時，李陵來為他送行，此節寫得異常精彩。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今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催，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絕。
　　這一節儘管是用對照的手法進一步突出了蘇武崇高的品格精神，但是也揭示出降將李陵的悲慘命運和投降匈奴后的複雜心情，人物描寫鮮活真實，讀來讓人嗟嘆不已。
　　班固同時也是一個著名的賦作家，以《兩都賦》最為有名，它通過西都賓和東都主人的論辯，展開了對西都景象和東都氣象的描述，探討了返都長安和定都洛陽的重大政治問題。在體制和手法上《兩都賦》模仿司馬相如的《子虛》和《上林》，但也有一定的開拓性，比如在賦作中引入了對政治問題的探討，增寬了視野，不僅描寫天子遊獵，而且描寫了兩都的日常生活。

漢得一人焉足以振恥，至今亦鮮有能逮者。
　　——章太炎評論王充
　　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
　　　　　　　　　　　　　　　　——王充
　　有人認為人死以後會化為鬼，鬼具有一定的魔力，對鬼有所衝撞輕者會倒霉敗運，重者導致家破人亡。我國東漢前期思想界就充滿了類似的荒誕迷信，比西漢後期更為嚴重；當時不但有經術家專談天人感應、陰陽災異、鬼神吉凶，而且由於光武帝的倡導，專門偽造神秘預言的圖讖之學也特別風行。中國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幾乎完全被窒息了。這時候一個叫做王充的思想家勇敢地站出來，反抗這種思潮主流。他很風趣地說，從古到今，死者億萬，大大超過了現在活著的人，如果人死為鬼，那麼，道路之上豈不一步一鬼嗎？王充認為人是由陰陽之氣構成的，「陰氣主為骨肉，陽氣主為精神」，「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體」，二者不可分離。他精闢地指出：「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也就是說，精神不能離開人的形體而存在，世間根本不存在死人的靈魂。至於說有人聲稱見到了鬼，其實是人的恐懼心理造成的，這樣的聲音在當時無疑振聾發聵。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家境寒素，為人耿介，思想尖銳。他只短時期做過郡縣的屬吏，又與上司同儕不合，於是專心於著述。由於王充沒有進入朝廷的機會，又生活於遠離京師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獨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種，最重要也是惟一流傳至今的，是《論衡》85篇。
　　《論衡》寫作於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10餘年間。當時正是章帝年間，皇帝親臨白虎觀，大會經師，欽定經義，並命班固把會議的內容編纂成《白虎通義》，鄭重其事地把一套讖緯迷信和天人感應的學說制定為「國憲」，也就是宗教化的國家意識形態。《論衡》恰恰是站在比較接近原始儒學的古文經學立場上，激烈地批判官方這種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經學。《論衡》中，《變虛》、《異虛》、《福虛》、《禍虛》、《寒溫》、《變動》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與人類社會相互感應的思想，這正是當時官方學說的核心；《死偽》、《紀妖》、《訂鬼》、《難歲》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論證方法，主要是羅列大量的生活常識進行層層推進的邏輯推理，以發揚理性，擊破妖妄無據的迷信。舉一個批判「人有所恨則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蓄谷，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偽》）
　　王充的論述，就是這樣簡樸而明快。他的文章風格，也是平易流暢，毫無修飾。
　　王充堅持反對儒者「好信師而是古」的風氣。儒者「以為賢聖所言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王充認為這是「奇怪之語」、「虛妄之文」得以流行的原因。因此他在與錯誤思想的論戰中，非常強調效驗的力量，說：「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又說：「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他認為，凡事都要講根據。不管說得多麼動聽，如果缺乏事實根據，就難以令人相信。
　　《論衡》中有許多地方談到作者對文章的看法，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評價文章的出發點，是傳統儒學的經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標準，主要是學術論文的標準。所以他強調文章要有勸善懲惡的實用性，要有真實可信的內容，語言要同口語一致而明白易曉，否定誇張、虛構、想象，反對模擬。從學術論文來說，這樣要求大致上不錯；但當他拿這種標準來衡量文學作品時，有些地方還說得通，不少地方又顯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話傳說、民間「短書小說」的價值，對辭賦也多有苛責。如批評司馬相如、揚雄「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定賢》）。然而辭賦本來不是用來「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的東西，又豈能以此來否定它呢？
　　嚴格說來，《論衡》在中國思想史上，並不是一部深刻的論著；它的文章雖有平易流暢之長，卻顯然是缺乏文採的；它的文學批評，由於不能把學術論文和文學作品加以區別對待，也有不利於文學發展的地方。那麼，在文學史上，它究竟有何意義呢？
　　首先應該說，東漢王朝那種妖妄荒誕的統治學說，並不需要深刻的哲學思辨來對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氣，是清楚明白、具有說服力的批判，是尖銳而堅決的抗爭。《論衡》正是這樣適時的著作。沒有理性精神的復甦，沒有對官方學說的懷疑和唾棄，正處於衰微的文學是很難找到出路的，《論衡》又正是起到了喚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僅預示了思想史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同樣也預示了文學史上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獨處室兮無依。思佳人兮傷情傷悲。彼君子兮來何遲。日既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
　　——司馬相如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
　　　　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
　　　　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
　　　　交情通意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
　　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當年司馬相如一曲《鳳求凰》打動了才女卓文君的心，「文君夜亡奔相如」，演出了一幕傳唱千古的私奔佳話。這兩首詩據說就是《鳳求凰》的歌辭。
　　司馬相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17年），字長卿，四川成都人，幼時喜好讀書、舞劍，因為仰慕趙國名相藺相如的行止，所以就更名相如。相如精通楚辭，善於寫辭作賦，漢景帝年間任武騎常侍，但因為景帝不喜歡詞賦，所以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華，常常稱病，被景帝免職。以後他和枚乘一起游於梁孝王門下，在那裡作了著名的《子虛賦》，梁孝王死後歸於成都。
　　相如家裡很窮，無法養活自己，他的一個好友王吉在臨邛當縣令，知道相如困厄，就邀請他去做客。當時臨邛有好多富人，有個卓王孫家資巨萬，他的女兒就是卓文君，才貌雙絕，新寡在家。卓王孫仰慕相如風采，就設宴邀請相如和王吉。席間王吉稱譽相如不僅精於詞賦，而且琴藝絕佳，於是就彈起了這曲《鳳求凰》，意欲挑逗文君。當時文君頗為相如才情所動，「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后相如又通過侍女向文君大獻殷勤，文君遂夜奔相如，與他一同回到了成都。
　　但是相如家貧如洗，怎麼能養活得起嬌妻呢？文君將情況告訴父親，希望得到資助，但是卓王孫卻認為女兒的行為有辱家門，和她斷絕了父女關係。文君乃富家女子，過不了這窮日子，所以從去了成都后就沒有高興過；她想讓相如和她回臨邛，向兄弟姐妹們借貸一點也足以度日。相如答應了，但是回到臨邛后卻把僅有的家產變賣了，在街上租了個門面賣酒，自己穿著酒保的衣服跑堂不說，還讓卓文君坐櫃當爐（溫酒），這就又有了「文君當爐」的美談。此舉將卓王孫羞得連門都不敢出了，最後給了相如100萬錢和100個僕人，夫妻雙雙回到成都，置田買房，成了富人。後來武帝即位，讀了《子虛賦》相當讚賞，遂將相如召回長安。
　　司馬相如是西漢的詞賦名家，史有「西漢文章兩司馬」（另一司馬為司馬遷）之稱。《漢書·藝文志》中記載他的著作有29篇，但大多失傳，今僅存《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二世賦》6篇，其中《長門賦》、《美人賦》兩篇的真偽還存在爭議。《子虛賦》和《上林賦》是其代表作，在這兩篇賦中，典型的漢代大賦的體製得到確立。
　　這兩篇賦的內容前後相連，都是在一個虛構的故事中以問答體的形式展開的。賦中假設楚國使者子虛出使齊國，在齊王面前大肆吹噓楚國雲夢澤廣袤、豐饒和楚王到雲夢澤遊獵的盛況，烏有先生不服，批評子虛說：「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接著說齊國「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中，曾不蒂芥」，又誇耀了一番齊地的風景。聽完倆人的誇耀，在旁邊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大笑其無知，根本不知道齊楚之外還有更為寬廣的世界。接著他搬出了天上的上林苑，描繪了那裡的壯麗景象和天子遊獵的盛舉，鋪陳出一個總攬天地萬物，吞吐世界的去處。表明了諸侯在天子的威風和氣概之下根本不足與論。
　　這兩篇賦寫得極為鋪張揚厲，用了4千餘字，以寫天子遊獵為中心，將山海河澤、宮殿苑囿、林木鳥獸、土地物產、音樂歌舞、服飾器物、騎射酒宴等等內容包羅在內，展現了社會昌盛、經濟繁榮的漢武盛世，展示了中華民族海納百川的博大胸襟，也展示了中華民族進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后傲視天下自豪。也只有這種鋪張揚厲的大賦才能體現出那個時代蓬勃向上的生氣，讓人感受到嘆為觀止的大漢氣象。
　　《子虛》和《上林》在語言方面表現出高度的修辭藝術。它們將辭賦注重修辭的特點推向了極致。司馬相如在這兩篇賦中，收羅了許多脫離日常生活的陌生孤僻卻極為工整的辭彙，逐字逐句精心選擇，完全清除了在楚辭中殘留的簡單用語。在形式上重點已不是六字句的重複了，數量最多的是四字句，同時和三字句、七字句交錯使用，顯示出一種成熟時期整齊複雜的文學美感。
　　其他幾篇賦也各有特色，《哀二世賦》藉助描寫旅途風景，傷今懷古，開了紀行賦的先河。《大人賦》通過描寫幻想的自然景色，上承楚辭傳統，下開遊仙文學之先河。《長門賦》細膩地描寫了陳皇后被幽禁長門宮的孤獨與悲哀，成為後世宮怨文學的先河。司馬相如在辭賦方面的傑出才能，不愧為「西漢文章兩司馬」的稱號。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曹操 《龜雖壽》
　　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毫，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
　　 ——劉勰 《文心雕龍·時序》
　　公元196年，曹操將漢獻帝劉協接到許昌，改元建安，開始了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統一過程，同時也拉開了中國文學史新的篇章，在這個時代，「三曹」和「建安七子」並世而出，確立了「建安風骨」之詩歌範式。「曹操古直悲涼，曹丕便娟婉約，曹植文採氣骨兼備。」（袁行霈《中國文學史》）三曹的詩賦創作，使從《古詩十九首》開始的由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轉化得以完成。不僅五言詩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七言詩和律詩也開始登上文學舞台。
　　建安時代是一個動蕩不安的時代，連年的戰亂使生產力受到了極大破壞，有志之士憂國憂民，深切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災難，因此鑄就建安文學關心民眾疾苦，展示建功立業的抱負，及慷慨悲涼、生機勃發的藝術風格。建安文人和《古詩十九首》時代的文人有很大不同，儘管都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都曾發出過生命無常、人生多艱的感嘆，但他們沒有內斂，而是外求，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試圖以建立蓋世功績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續。如曹操看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便渴望天下太平；曹植更是希望「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等等。這與三曹同時是經世濟民的大政治家不無關係。
　　建安文學的另一個特點是從以前樂府的敘事詩轉化為更多表達詩人個體性格、情感的抒情詩。這同建安時期的思想解放是分不開的。動亂的社會現實摧毀了儒家思想，尤其是僵化的漢代經學的一尊地位，代之而起的是各種思想的蓬勃發展。在人人皆可困厄而死的社會環境中，儒家所宣揚的仁義忠孝廉恥等等觀念失去了社會基礎，戰亂年代最易奉行實用主義的政策，所以有了曹操的「唯才是舉」。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和價值觀上的改變，表現在文學中，就是文人敢於直接表達內心的思想感情，表達對社會、對人生的真實理解。
　　「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以其顯赫的政治勢力和傑出的文學創作，居於建安文學的領袖地位。
　　曹操一生戎馬，「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卷，橫槊賦詩」（劉履《詩選補註》卷二）。其詩作成就最高的是幾篇直抒胸襟的四言詩，首推《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這首詩是曹操在赤壁之戰前在連環大船上大宴群臣時即興而就的，全詩從感嘆時光易逝、人生短暫寫起，接著過渡到對賓客賢才的渴慕，希望能得到他們的幫助，最後歸結為自己實現天下一統的雄心壯志，建功立業的渴望和信心。生命易逝才越顯彌足珍貴；為了使生命不逝就要追求不朽的功業，以使有限的生命獲得崇高的價值。全詩從「人生幾何」發唱，以「天下歸心」收結，洋溢著奮發進取、積極向上的精神和悲涼慷慨、深沉雄壯的情調，這就是建安風骨的最好詮釋。
　　曹丕沒有其父蒼涼雄渾的霸氣，但是在抒寫相思之情時別有新意，以委婉細緻見長，七言詩《燕歌行》最為著名。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此詩成功地描寫了一位婦女在不眠的秋夜思念淹留他鄉丈夫的情態，情思委曲，深婉感人。《燕歌行》是我國現存的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詩，對後世詩的發展影響很大。
　　曹植在政治上不成熟，在政治鬥爭中敗給了兄長曹丕，但是他的文學成就在三人中是最大的，他的《七步詩》可謂是人口能誦：「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是在曹操死後他遭到兄長百般刁難的情況下當場作出的。少年時曹植隨父出征，也曾有縱橫沙場的雄心壯志，《白馬篇》可為證：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虜騎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
　　詩中刻畫了一個武功高強，可望為國效力的少年勇士，「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一番報國激情和壯烈情懷溢於言表。但是曹植空有一腔抱負，卻無法施展，自武帝曹操死後，曹丕對其嚴加迫害，最終使他鬱鬱而終。所以從曹丕即位一分為二是曹植詩作的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盡得建安風骨，后一階段因鴻志受挫，詩作中多有懷才不遇的苦悶和無辜蒙冤的悲憤，如《贈白馬王彪》，詩中描摹出一幅蕭瑟凄涼的圖畫。在《美女賦》中已經沒有了早期醇正宏大的氣勢，而是轉而注重文字上的雕琢，引導了漢魏質樸文風向南北朝華艷文風的過渡。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
　　——劉勰 《文心雕龍·明詩》
　　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頗多感慨之辭，厥旨淵放，歸趣難求。
　　——鍾嶸 《詩品》
　　古時山陽（在今河南省焦作）是一個風光秀美的地方，白鹿山中竹林掩映、溪流潺潺、鳥啼鶯鳴、四季如畫，令人流連忘返。在魏正始末年（249年）到嘉平四年（252年）年間，曾有7位名士會聚此地，他們在此飲酒做詩、談玄論道，遠離塵囂，忘情于山水之間。這七位世稱「竹林七賢」，即：阮籍、嵇康、山濤、向秀、王戎、阮咸、劉伶。
　　這7位何以會聚於此呢？這要從正始時代說起了。正始是魏廢帝曹芳的年號，文學史上有「正始文學」之稱，包括從正始元年（240年）到西晉立國（265年）的文學創作。這一時期，儒學經過沉悶的漢代經學之後，陷入了全面的危機中，玄學開始盛行。玄學以《周易》、《老子》、《莊子》為其思想基礎，重點討論的是名教與自然的關係問題，其中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正始玄學」主張名教與自然的和諧統一，而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玄學」則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觀點，就是要用「自然」來對抗「名教」。
　　在這一時期中，社會的政治生活是極為殘酷的。正始十年，司馬懿父子趁皇帝曹芳掃陵之機發動兵變，成功后大肆誅殺曹氏集團，使得「天下名士去其半」。後來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政，他們大量殺戮異己分子，在嘉平六年、正元二年、甘露三年又分別殺掉了夏侯玄、毋丘儉和諸葛誕，造成極為恐怖的政治氣氛。同時司馬父子為了掩飾自己的殘酷，為了控制人們的行為，為了給篡權做準備，極力提倡儒家的禮法。在如此政治環境之下，人們的性命都懸於刀口之上，他們只能消極避世，再也不敢或不願涉足時政了。
　　社會的激烈動蕩和思想潮流的變化，改變了文學的走向。同處亂世，漢末的「古詩十九首」要人們及時行樂，享受稍縱即逝的人生；建安文學則慷慨雄壯，激勵人們通過建立豐功偉績來延續自己短暫的人生，在有限的時間裡創造最大的價值。這兩者都發出了人生短暫的感傷，但是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都找到了不同的解決路徑。但是正始文學卻強調人生與社會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社會的存在就是對人性的壓迫，所以他們強烈地抨擊儒學名教，但是他們也無法找到出路。由於社會政治環境危機四伏，所以正始文人們很少直接涉及現實生活，多是轉向抒寫個人憂憤或者對整個人類社會和歷史的哲理性進行思考。
　　在「竹林七賢」中，文學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二人，此外向秀的《思舊賦》和《難養生論》，劉伶的《酒德頌》也比較有名。
　　阮籍，字嗣宗，陳留人，少時就博覽群書，對《老子》和《莊子》尤為喜愛，所以崇尚自然；他對曹魏末年的政治腐敗深感不滿，對名教道德禮俗更為不屑，史載他會「青白眼」，對禮俗之士就以白眼視之，對同道之人才以青眼相看。他的代表作《大人先生傳》是一篇賦作，表達了他對玄學的思考和對禮教的批判。作者塑造了一個超然物外、與天地同生、與道合一的偶像，表達了他超越名教追求自由的理想。文中以世俗的口吻讚美「君子」，實際上是描繪了「君子」的迂腐虛偽，又通過「大人」對「君子」的批駁，抨擊了禮法的虛偽性。其中有一段：「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能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飢者吃人，自以為無窮食也。……汝君子之處宇內，亦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表現了作者精湛的諷刺藝術。
　　阮籍為人曠放不羈，任情自適，整日以酒為友，昏昏沉沉，但在消極避世下面掩藏的是他在黑暗的社會政治中無法施展的才華和雄心，在乖張的行為背面藏著的是無法宣洩的對社會對人生不滿的苦悶心情。他一生作82首《詠懷詩》，突出地表現了詩人心中的孤獨和苦悶。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詩人心生煩惱，夜不能寐，想起身彈琴排遣一下，看到的卻是月色如水，寒風拂衣，孤鴻悲鳴，宿鳥驚飛，這一片蕭索冷漠的氣象，反而使人更加傷心。沒有任何希望、沒有任何慰藉，只能夠無可奈何地獨自傷神，這就是我們的憂鬱詩人。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是天生奇才，可以無師自通。由於他少年喪父，少有人對他進行管教，所以形成了倨傲狂放的性格。他和阮籍一樣對社會現實充滿了不滿，可是採取的方式卻迥然不同；阮籍只是一味地消極避禍，但是言語非常謹慎，嵇康則公開對抗，直言不諱，出言不遜。後來阮籍為保全自己不得已入仕為官，而嵇康卻毫不妥協，終究招來殺身之禍。《晉書》中記載了他行刑那一天的情形：嵇康看看日頭，覺得時間還早，就和監斬官要了一張琴，神態自若地彈了一曲《廣陵散》，並說道：「從前袁孝尼要向我學這曲《廣陵散》，我沒有教他，可嘆《廣陵散》就此絕傳了！」以此嵇康超邁的性格可見一斑。
　　嵇康的詩歌中四言詩成就最高，代表作有《憂憤詩》和《贈兄秀才入軍》。前者是他在獄中寫就的，回憶了他40多年的人生經歷和自己思想性格的形成過程，抒發了身在獄中的悲憤，最後表達出自己不改初衷，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本性。《贈兄秀才入軍》是他送自己的兄長從軍時寫的組詩，共有18首，其中寫事抒情，或激越或深幽，第14篇最受人們喜歡：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膽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嵇康散文的代表作是《與山巨源絕交書》。山巨源就是山濤，阮籍入仕后他也去做官了，並且在升遷之後還推薦嵇康來頂替自己原來的職位。所以嵇康就作此書，表達自己決不屈節妥協的態度，更多的是藉此抒發自己憤世嫉俗的情懷以及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政治見解。
　　阮籍、嵇康的遭遇展示的是整個時代的悲哀。經過兩漢經學的禁錮后，歷史喚起了個性的覺醒，人們以極大的熱情去追求完美、自由、真實的人生，然而嚴酷的社會現實使這種追求化為泡影。人們發現了真實的人，但是卻發現人在茫茫天地間竟備受奴役、毫無寄託，於是在文人心中產生了無法撫慰、無法排遣的孤獨感。

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民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
　　——魯迅
　　「巧匠幹將莫邪鑄成雄雌二劍后被楚王殺死，其子赤為父報仇，山中遇俠客以求幫助，並將己頭予客，客持頭往見楚王。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於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飄出湯中，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落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此文為一篇古代志怪小說，它出自於干寶的《搜神記》。它描寫了一個普通人反抗暴政的悲壯故事。他通過傳說的方式，表達了人們對統治者的兇狠和殘暴的批判，謳歌了敢於向統治者復仇的行為。
　　志怪小說是我國古代短篇小說的一種，主要描寫的是鬼神怪的故事。它繼承了上古時期的神話傳說，古代的《山海經》中許多故事，已具有了志怪小說的雛形。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戰亂頻頻，社會的政治、經濟和道德體系崩潰。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普通百姓，無不陷入人生無常、社會動蕩的痛苦、窘迫境地。由於人們對社會道德的失望、災難的恐懼和對幸福生活的嚮往，於是佛道思想得以興起和傳播。這就為志怪小說的發展和興盛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適宜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魏晉以後散文創作風氣的渾厚，更進一步促進小說的創作。因此，志怪小說就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小說創作的主流。在此時期，志怪小說可考者多達八九十種，但成就最高的則數干寶的《搜神記》。
　　干寶，字令升，河南人，東晉文學家。他少年時，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學識淵博。其父、祖父分別任縣承和三國時吳國武將軍、都亭侯。東晉元帝司馬睿（公元317年—322年）即位后，封干寶為著作郎，領修國史。干寶后做過山陰縣令和始安太守。后因平杜韜有功，賜爵關內侯。經中書監王導推薦，被調回朝里。先後任過司徒右長史，散騎常侍等職。他生平著作很多，有《周易宗塗》4卷，《春秋左氏義外傳》15卷，《周官注》12卷和《晉記》，被時人稱為「良史」。但這些著作多已散失。僅存影響最大的《搜神記》。
　　據《搜神自序》中講，干寶創作的目的是「發神道之不誣」，即為鬼神迷信提供思想證明，宣傳迷信思想。但由於干寶敘述故事來源廣泛，和作者嚴謹的撰寫態度。使其作品具有強烈的社會現實性，已非單純的鬼怪故事。而成為一部極富有積極思想意義的作品。
　　第一、描寫反抗統治者和制度的行動和人物，來體現我國古代人民反抗封建統治的精神。幾千年封建制度，就是人民的悲劇時代，作品中描寫了諸多悲劇人物，大都是一些普通百姓。《幹將莫邪》中俠客獻身刺楚王，一方面表達了人們在封建制度下的悲苦生活，另一方面也表達出人們對統治者的反抗。另外，當統治者用大量鬼故事、宣傳鬼的魔力以恐嚇人民的時候，在民間也產生了一些相對的不怕鬼、不信鬼的英雄人物。這些故事進一步反映出勞動人民反抗封建剝削制度的決心。
　　第二、作品描述了人們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精神和富有自我犧牲精神的英雄人物形象。在古代，人類無法認識自然界的無窮變化和強大威力，以天真的想象來解釋自然力，幻想天地萬物都是由神在控制和支配。同時在自己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創造了許多英雄。《二華之山》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擎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利河流。今觀手跡於華岳上，指掌之形具在。腳跡在首陽山下，至今猶存。」這個美麗的神話故事，反映了古代人們反抗自然、征服自然的堅強意志。《李寄》作品描繪了一個為民除害的少年女英雄形象，是勞動人民機智勇敢，戰勝邪惡的英雄化身。她為保全百姓的生命，決心以一人之力除去危害人們的毒蛇，表現了自我犧牲精神和堅強勇敢的英雄氣概。這一女英雄形象的塑造，表明了人們對封建社會婦女地位低的不滿。對那個時代重男輕女的制度無疑是一個挑戰。
　　第三、反映了青年男女嚮往自由追求幸福美滿的愛情生活的鬥爭精神。關於愛情，《搜神記》里也有感人肺腑的作品。其中《紫玉》的故事，記述了吳王夫差的小女紫玉與韓重相戀，可是吳王拒絕了韓家的求婚，因此，紫玉愁悶而死。后韓重來紫玉墳前痛哭，她就以魂和韓重相見，並結為夫婦。其中紫玉從生到死，從死到生，真情流注，生死如一的精神體現出人們威武不屈的堅強意志。這些文章，充分揭露了摧殘青年美好愛情的勢力，表達出人們對自由愛情生活的嚮往。
　　此外，《搜神記》在藝術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一、它的許多作品篇幅短小，簡潔明快，但敘事內容完整、曲折。文字有豐富的表現力，這在同期小說中是十分罕見的。二、許多篇章用了多種手段提高了故事描述的藝術性，在氣氛的渲染、場景的描述和設置懸念方面開創了藝術小說的先河。三、對人物的塑造十分生動，有時用內心的情緒波動來表現人物，有時用環境和場面來突出人物，從而使所描述的對象愈加生動形象，神態鮮明。
　　《搜神記》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有許多小說和戲曲都直接取材於它。而志怪小說也以其為傳統延續下來，至蒲松齡的《聊齋志異》達到高峰。

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乎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詞，所以能爾。
　　——《彥周詩話》
　　陶公高於老、庄，在不廢人事人理，不離人情，只是志趣高遠，能超然於境遇形骸之上耳。
　　——方宗誠《陶詩真詮》
　　魏晉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急劇變遷的時代，當時的文人競尚浮誕，馳騁玄理，專事清淡。這種風氣在文學上表現為文學內容空泛，形式主義傾向嚴重。然而，在這樣一個文學的貧困時代里，有一位詩人如同奇葩獨放，以其鮮明的色彩和新穎的風格，一洗往日積垢，為文壇注入了新的血液，這位詩人就是陶淵明。
　　陶淵明，名潛，字元亮，自幼生活在潯陽柴桑一個風景秀麗的山村。在大自然的奇山異水之間，陶淵明勤讀詩書，為後來的文學創作打下了基礎。陶淵明30歲開始步入仕途，但他對官場上的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的現象深惡痛絕，曾幾次仕而歸，歸而仕，最後在擔任彭澤令的時候，因為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而解綬去職。從此，他告別仕途，走入山水田野之間，開始了「不以躬耕為恥」的幽居生活。隱居生活使陶淵明的精神得到徹底的解放，他每日彈琴讀書以消憂，著文賦詩以明志，時常與鄉里鄰居聚集一堂，相互切磋。這樣的生活使陶淵明對山水田園、風土民情有了真切的體會，他吟誦出一首首清新雋秀的山水田園詩，開創了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個重要流派。南朝鐘嶸稱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
　　陶淵明的詩歌從題材和內容上大體可以分為三類：田園詩、詠懷詩、哲理詩。田園詩約30首左右，數量雖少，卻是中國田園詩的奠基石。詩人把景、情、理三者巧妙結合起來，描繪了優美清新的田野風光和樸實單純的人際關係。一般人認為枯燥平淡的耕讀生活，在他的筆下顯得充實美好、搖曳多姿。《桃花源詩》（並序）是陶淵明的代表作品。梁啟超曾說：「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序》正是浪漫派小說的鼻祖，那首詩自然也是浪漫派的絕好韻文。」（《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桃花源詩》描寫的是一個沒有君主，沒有剝削，自耕自食，自由平等的理想世界，是陶淵明探索人類美好未來的結晶。詩序《桃花源記》的思想和藝術成就超過了正文《桃花源詩》，是中國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作為一個生逢亂世、懷才不遇的文人，陶淵明的出仕與歸隱、希望和失望、痛苦和歡樂，都真實地反映在他的詠懷詩里。他的田園詩讓人們看到一個平淡沖和的隱士風采，他的詠懷詩則讓人看到陶淵明「金剛怒目」式的一面。陶淵明少時即有熱情奔放的性格和「胸中吐萬丈長虹」的壯志。「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這樣的詩句里跳躍著一個風華正茂的書生的身影。儘管經歷了仕而歸、歸而仕的痛苦，晚年的陶淵明仍然無法熄滅心中對現實生活的熱情之火，他寫下了30多首「火氣」十足的詩篇，如《詠荊軻》、《讀山海經》組詩（十三首）等，詩人俯仰宇宙，上下古今，表現出豪氣凌雲的氣魄。朱熹稱：「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
　　陶淵明還在哲理詩上作了大膽的嘗試。魏晉時期「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壟斷詩壇，但流傳下來的卻寥寥無幾。陶淵明的哲理詩卻以濃郁的情趣與深刻的哲理而大放異彩。陶詩的哲理往往從現實中領悟出來，好像在與讀者促膝談心，沁人心脾，警策動人。
　　陶淵明的辭賦與散文在魏晉時期也是首屈一指的。流傳至今的《歸去來兮辭》和《桃花源記》都是擲地作金石聲的千古絕唱。陶淵明繼承了漢代辭賦結構恢弘、氣勢磅礴與魏晉辭賦短小精悍、纖麗嚴密的優點，走上清新自然、樸素平淡的道路。《歸去來兮辭》開篇從決計歸田敘起，接著寫啟程舟行，抵家見聞，扶策涉園，農事西疇，結以永不復仕之旨。環環相扣，剪裁取捨，恰到好處。宋代散文大師歐陽修稱魏晉無文章，只此一篇。陶淵明的散文無論敘事抒情，都以意盡而後快，行文如行雲流水，造語精到之至，如大匠運斤，不見斧鑿之痕，對後代散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了千古不衰的《桃花源記》以外，寄託作者個人理想的抒情散文《五柳先生傳》也是人們至今吟誦不絕的篇章。
　　魏晉兩代的文學以華麗的駢文著稱，陶淵明平淡自然的詩文在當時並不被視為佳品。直到南朝蕭統搜集陶淵明的詩歌、辭賦、散文，為之編集作序，陶淵明的詩名才漸漸興起。至唐宋時名聲大震，推崇他的文人很多，李白、杜甫、白居易都非常欣賞陶淵明的才華。宋代文人對陶淵明的推崇更是無以復加。蘇軾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與蘇轍詩》）愛國詩人陸遊也曾夜讀陶詩，樂以忘食。朱熹更是視陶淵明為古今第一流高士。可以說，陶淵明的詩歌，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都遠遠超過與他同時代的很多詩人，唯其如此，才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以至直到今天。
　　陶淵明的作品，在國外也有廣泛的流傳。朝鮮文學家許筠、樸厚享深受陶淵明田園詩的影響，寫了許多與陶詩風格頗近的詩文（《中朝文學的傳統友誼》，載《文藝報》）。公元8世紀左右，陶淵明的作品流傳到日本，日本著名詩集《萬葉集》里有些作品就深受陶詩的影響。正如大矢根文次郎所說：「長期以來，陶淵明的作品在日本一直有著重大的影響。日本各個時期的藝術家都極為推崇陶淵明清高、貞潔的人格，十分愛好他的作品，在藝術上接受過陶淵明的熏陶，從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陶淵明作為一個典型的東方詩人，他的作品在日本有著強大的生命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雲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
　　此中人語雲，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志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志，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后遂無問津者。

記言則玄遠冷雋，記行則高簡瑰奇。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讀其寓言，晉人面目氣韻，恍然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
　　《世說新語》是南北朝時劉宋宗室、臨川王劉義慶主持撰寫的一部筆記小說，它主要記載兩漢魏晉時代一些人物的軼聞瑣事。這種「瑣言」體小說，創始於西漢劉向，而盛行於魏晉，西晉郭頒撰《魏晉世語》、東晉袁宏撰《名士傳》、裴啟撰《語林》、郭澄之撰《郭子》，然而這些書皆已散佚。劉義慶《世說新語》是集其大成者，且全書完整地保存下來，因此非常珍貴。
　　劉義慶，彭城（今江蘇徐州）人，襲封臨川王，曾任南兗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宋書》本傳說他「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本人才學不高，但是喜歡「招聚文學之士」，因此，《世說新語》可能是他主持，由他的門客們集體撰寫的。原書8卷（《隋書·經籍志》著錄），劉孝標註本作10卷，今傳本皆為3卷，系經宋人晏殊等刪並。劉孝標註《世說新語》不僅在思想史、文化史、文學史上有重要意義，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獻學價值，是歷代學子文人案頭必備之書。
　　今本《世說新語》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36個門類，主要是記漢末、魏晉以來300年間士大夫們的言談軼事，重點記東晉這100年間的人事。《世說新語》主要的思想價值在於通過對漢末至東晉年間士大夫們言談軼事的紀實性描寫，記錄漢魏兩晉士人心態的發展歷程，反映玄學思潮的勃興。透過這個窗口，人們可以察知漢末至魏晉這300年間社會政治、思想道德觀念、風俗人情演變的實際情況。
　　《世說新語》全面記錄了士人個性意識覺醒的過程及其種種表現。這個覺醒過程肇始於東漢末年的名士。當時的名士是在儒學正統思想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士人。他們本是對漢朝忠心耿耿，只因對朝廷不滿，敢於議論朝政，結果受到宦官勢力的打擊和迫害。迫害雖促使他們與大一統政權疏離，另一方面，卻提高了他們在士人中的聲望，他們成了眾人崇拜的名士，更加意氣風發，指斥朝廷，品評人物，成了輿論的中心。
　　魏晉時代士人的心態受社會政治狀況和玄學思想兩方面的影響，在漢末個性解放的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魏晉社會狀況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戰亂頻繁，人命如草芥，人們開始反思人的生命存在的價值，敏感的士人更是如此，於是感嘆人生無常、生命短促成了時代的主旋律。二、魏晉兩朝政治的黑暗腐敗更甚於東漢末年。魏晉兩朝的君主本來得國不正，篡弒奪位本身與傳統觀念是對立的，因此他們自身都是名教的叛逆者。當名士們也效法統治者縱情任性、曠達放羈，而危及他們的統治時，他們又借名教的名義把士人殺掉。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士人們由東漢末年的清議轉為清談，又由清談轉為談玄。他們不再談政治，而是談「易」，談「志」，談「庄」（即所謂「三玄」），其核心內容即是順應自然。理性已經崩塌，名教成了虛偽，人性便顯露出來。於是追求個性自由發展，注重自我，注重感情，狂簡曠達，縱性任情，追求享樂成了士人的理想和目標。玄學即是這種社會思潮的理論升華。
　　東漢末年到東晉這300年間，國家動蕩不安，戰亂頻繁，是中國社會最黑暗，老百姓生活最痛苦的時期，痛苦需要解脫，於是道教產生了，佛教也於此時傳入中國。隨著中央政權的崩潰，儒學的統治地位也結束了，道家、名家、法家等各家的思想重新活躍起來。士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他們通過對現實、人生的反思，建立起一種融道家、儒家、名家、佛家為一體的新的思想體系——玄學。「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等意。《世說新語·文學》記載了樂廣談玄的事例，樂廣用辯「至」的名的方法，來析「至」的理。除了名理之外，玄學還涉及到有無、本末、體用、才性、言意，以至養生、聲無哀樂等諸多命題，所有這些問題，實質上都是現實生活中名教與自然發生劇烈矛盾衝突的產物。「玄」學思潮的出現，乃是漢末以來士人心態轉向自我的產物，是對於個性覺醒和由這覺醒而引發的種種問題的理論闡釋。」（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
　　魏晉時代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表現在各方面：因為宇宙的無窮，而感嘆人生短暫、無常是一種表現；因人生短暫，而縱慾、而及時行樂也是一種表現；曠達、輕脫也是一種表現。魏晉人士對自我人性的發現是前所未有的。在《世說新語》中，我們看到了人性的諸般展露，從高尚的「德行」，到卑鄙的情慾，如「假譎」、「汰侈」、「讒險」、「儉嗇」等等。它告訴人們人性有善有惡，有好有壞，人的個性和感情世界豐富無比。在《世說新語》里，人們還第一次發現了自身的人體美：
　　裴令公有俊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容止》）
　　人們不僅發現了自身的美，同時也發現了自然山水的美：
　　顧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岩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言語》）
　　魏晉時代又是人的審美意識大發展和文學自覺意識形成的時代。
　　《世說新語》因為展開對人的個性的全面描寫而在中國小說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開創了「志人」這一文言小說流派，還以玄遠雋永的敘事語言、生動傳神的白描手法為《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等白話長篇小說提供了藝術經驗。《世說新語》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座寶庫。

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
　　——劉勰「六觀說」
　　魯迅先生曾這樣評價劉勰的《文心雕龍》，他說：「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導流，為世楷式。」可見《文心》一書不僅在中華民族數千年文學發展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既便在世界文學寶庫里也堪稱瑰寶，熠熠生輝。
　　劉勰，字彥和。原籍東莞莒縣（今山東莒縣），大約生於劉宋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卒於梁武帝普通二年（公元521年）前後，歷經宋、齊、梁三朝。所著《文心雕龍》成書於齊。
　　劉勰生於一個沒落的貴族家庭，20歲出頭就到定林寺依「沙門僧佑」生活，一是家境貧寒，更重要的是由於當時佛儒思想的影響。當時的社會是一個佛儒盛行並且合爐共冶傾向很普遍的時代，這種社會風氣和現象對劉勰的人生觀和文學理論、文學思想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響，他的終生不婚娶也與信奉佛儒有很直接的關係。
　　儘管劉勰家道沒落，他還是從小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到定林寺后，一住就是10多年。當時，定林寺是很有名的大佛寺，僧佑是很有名的和尚，劉勰在他搜集整理和研究《三藏經》、《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等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劉勰自幼「篤志好學」，加上在寺中研讀佛經，使他「博通經論」，還「長於佛理」。
　　魏晉時期，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專著，文藝領域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為劉勰文學批評專著的寫作，提供了必要的準備條件。30歲后，他動筆撰寫《文心雕龍》， 耗費5年多時間，到37歲時終於完成了這部巨著。當時沈約在文壇上聲望很高，劉勰想請沈約給予鑒定，卻無緣得見，他只好背上書稿，假扮成賣書郎，在沈約家的大門外等候。一天，沈約入朝議事，劉勰趁他上車時走上前去，把書稿呈上。沈約看罷全書，大加讚賞，認為「深得文理」，並將書稿放在案頭，以便隨時翻閱。從此，劉勰和《文心雕龍》才逐漸被世人所知。
　　《文心雕龍》即是在總結前人創作和理論成果、概括歷代各種文學現象的基礎上寫成的。劉勰認為，前人文學理論零星片面，極欠完整，未能建立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他立志要寫一部「彌綸群言」、博大精深的文學理論專著，以探討為文之用心。
　　《文心雕龍》全書約37000餘字，共50篇。各篇獨立成文，內容上又緊密相聯。分上、下兩編，上編論述文學的基本原則和各種文體的源流演變，下編為創作論、批評論和統攝全書的序。就篇目的編排及其內容看，大致可分為如下幾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原道》、《徵聖》、《宗經》3篇，開宗明義地闡述了劉勰的世界觀及其文學理論的基本思想，乃是總綱。
　　第二部分專論文體，從《明詩》到《書記》共20篇，涉及三十幾種文體，包括韻文、散文以及雜文等。對每種文體，劉勰都從源流演變、定義與實質、代表作家與作品、基本特徵和寫作要領四方面進行分析研究。
　　第三部分是關於文學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創作理論，也是《文心雕龍》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包括從《神思》到《總術》共19篇，研究文學創作的構思、風格、內容和形式的關係，以及創作過程和表現手法的各種問題。
　　第四部分為《時序》和《物色》篇，闡明文學創作和現實生活的密切關係，提出了「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和「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等著名論斷。
　　第五部分是文學批評論，包括《才略》、《知音》、《程器》3篇，分別從作家、作品及文學批評理論等方面，作了較為集中的論述。
　　第六部分即最後一篇《序志》，是全書的序論，說明了寫作動機與目的。
　　《文心雕龍》系統總結了我國歷代文學理論研究的成果，建立了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它以儒家思想為出發點，確立了文學的基本原則：認為「道」是文學的本源，「聖人」是文人學習的楷模，「經書」是文章的典範。把作家創作個性的形成歸結為「才」、「氣」、「學」、「習」四個方面。《文心雕龍》還系統論述了文學的形式和內容、繼承和革新的關係，又在探索研究文學創作構思的過程中，強調指出了藝術思維活動要具體形象這一基本特徵，並初步提出了藝術創作中的形象思維問題；對文學的藝術本質及其特徵有較自覺的認識，開研究文學的形象思維的先河。
　　《文心雕龍》作為中國5世紀末一部傑出的文學理論巨著，第一次建立了中國式的文學理論體系，全面分析了文學理論的基本問題，對齊代以前文學批評理論進行了一次大型總結，也對齊代以前文學思潮和文學創作實踐經驗進行了一次系統探討。它不僅較全面地總結了前人的文學創作經驗及文學理論的研究成果，而且廣泛探討了文章載體、寫作方法和藝術技巧等問題，嚴謹地評價了一些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前人所未道及的許多新觀點、新思想、新見解，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內容，並對中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龍》論述的問題這麼多，涉及面這麼廣，但彼此間卻緊密相聯，形成嚴密的理論體系。清人章學誠在《文史通義·詩話》中評價《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魯迅先生認為：「篇章既富，評騭遂生，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里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模。」將《文心雕龍》與《詩學》相提並論，極力推舉，可見它對文學理論發展史影響之巨大和深遠

同一件東西司馬遷當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鍾嶸卻認為是活人的止痛藥和安神葯。
　　——錢鍾書
　　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儉，獨擅眾美，斯文在斯。
　　——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
　　《文選》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負責組織編纂的一部詩文選集，故又稱《昭明文選》。《文選》首尾可觀，殊成佳作。辭典文艷，既溫且稚。典而不野，麗而不淫，約而不儉，可謂卓爾不群。這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集，在文學史上地位重要、影響深遠。
　　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南蘭陵（今江蘇常州）人，是梁武帝的兒子。天監元年（502年）立為皇太子，未及即位便卒，死後謚昭明，故世稱昭明太子。他聰明非凡，記憶超群，尤愛文學，喜歡接納文人，一起「討論篇籍」、「商榷古今」。他的東宮聚書三萬卷，名重一時，成為江南文學中心，蕭統著述甚豐，很多都已散佚。幸運的是，他負責組織編纂的《文選》30卷，沒有因為時代的推移而淹沒，而以強大的生命力而流傳下來，成為後代的範本和難得的研究資料。
　　《文選》選錄先秦到梁800年間的詩文752篇，其中分為賦、詩、騷、詔、冊等37類，大致可以概括為詩歌、辭賦、雜文三大類，計詩歌434首，辭賦99篇，雜文219篇。所選作家除無名氏外，共129人，前代的許多優秀作家的作品都被選入，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可以稱為「先士茂制，諷高歷賞」的，多數皆有定論且為當時文人所重。
　　任何「文選」都體現了編選者的選文標準和原則。蕭統認為，衡量文學作品的根本標準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事」不僅指創作活動這件「事」，更主要的是指構成創作的題材和事物。在蕭統看來，構成創作題材的事物是有意義的對象，必須經過作者的選擇提煉並升華出意義。但是僅僅有這一點是不夠的，文學作品之所以不同於其他文字，是因為它必須通過藝術的構思，以華美漂亮的文詞來顯示「事」的意義。《文選》的選錄標準反映了當時文學潮流的一般趨向和文風的時尚，也讓人看到藝術文學和應用文學走向各自獨立的現實，泛「文學」的概念開始分化，文學自身的獨立性自覺性開始顯現出來。
　　依照這種標準，《文選》不收經、史、子三部類的文章；雖史書中也收有少量的論贊，那是因為它們「綜輯辭采」，「錯比文華」，具有文采，而大量選入的是辭、賦、詩，其中楚辭、漢賦、尤其是六朝潘岳、陸機、謝靈運、顏延之等人的作品占的比例最大，十分鮮明地突出了《文選》主要作為藝術文學選集的特色。
　　無論在文學史還是文學古籍的校刊整理方面，《文選》都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首先，它影響著文學家在文學界的地位。雖然《文選》對所選文學家未加評價，但在對象的選擇方面，就表明了編選者的態度，這對後世之褒貶具有導向作用。其次，對文學觀念的發展，對文學特性的認識，具有重要影響。魏晉以來，文史哲不分家的現象開始改變，文學的獨立性為大家所重視。《文選》之所以重要，在於它以大量的實證例子，揭示出了藝術性文學的本質特徵，從內容表達、形式表現等方面，提供了藝術文學的範本。自《文選》問世以來，人們在創作上不僅以它為模特加以效仿，而且還開闢了「文選學」這一研究的專門領域，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一斑。
　　再次，《文選》成書於南朝梁代，當時編選者所見到的文本，與今日留存的文本，許多都有差異，而且不少文本至今已經亡佚了，所以《文選》所保存的古代作家的作品原始文本，對古籍整理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外，《文選》受到各個時代文人學者的重視，成為士子的必讀書，具有文章學教科書的作用。以現代觀點來看，《文選》是把藝術標準放在第一位，尤其重視形式美，不十分注重思想內容的意義。然而過去的文人學士，主要是藉此學習做文章的方法，在辭藻、典故運用等基本功方面得到教益，即從藝術形式和藝術表現入手，找到進入文學殿堂的門徑。
　　從今天的觀點看，《文選》仍存在一些問題。第一，由於它強調典雅華麗、引古征事，過度看中形式的美文特徵，一些清新素樸之作便不入法眼，那些思想內容豐富、極有生活情趣的作品也被忽視了，南朝自然清麗的民歌一首不見，這也顯示了編選者的貴族偏見。第二，分類過於瑣細繁雜，並有不當之處。瑣碎的分類，固然可以使讀者了解文章體裁在六朝時的發展狀況，但過於瑣細，反而不利於文體的發展，以及對於文體的整體把握。第三，由於編選者特定的審美標準，為了適合自己的口味，不惜刪改割裂古詩文原貌，這樣不僅有損原作的形式原貌，而且也增加了理解作者本意的難度，甚至會造成內容意義的誤釋。第四，有些收入的文章，由於考證不嚴，整理不精，誤將其他人的文字當做作者之文的錯誤屢有發生。儘管如此，《文選》並不因為編選中的問題而失去燦爛的光輝。
　　《文選》的價值可從「文選學」的形成見出。所謂「文選學」，就是以《文選》的研究和註釋為主體的一項專門學問。早在唐代，就有兩個著名的《文選》注本，即李善的注本和五臣注本。前者將《文選》分為60卷，引用書籍達1689種，註釋探幽發微，準確注出了詞語典故的來源及意義，對於理解作品的內容、了解作品背景都有極大幫助。五臣注本是指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5人合作的《文選》注，成書於718年。五臣注本疏漏不少，整體水平不是很高，但是也有其價值，有些註釋也表現出比李善註明白易懂的長處。
　　總之，《文選》作為第一部留存下來的文學作品選本，以其新穎的文學眼光和明確的藝術標準樹規立範，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不可低估，時至今日，它體現出的文學觀念，尤其是對文學特徵的認識，對我們仍有啟迪作用。

南北朝是我國古代民歌興盛的時期。由於地域和文化的差異，在內容和風格上南朝和北朝的民歌也呈現出很明顯的不同之處：南朝民歌內容較狹窄，多側重於愛情方面，比較活潑，纏綿；北朝民歌反映了更為廣闊的現實生活，對游牧生活，戰爭，人民生活以及愛情婚姻等都有一定的描寫，它體裁多樣，自由且靈活，體制更豐富多變，總體風格古樸悲涼、粗獷豪邁。其中最為傑出的為《敕勒歌》和《木蘭詩》兩首。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敕勒歌
　　這是一首隻有27個字的北朝民歌，包含了極大的藝術感染力。靜山、平川、蒼天、茫野，加上清風掠過時所現之牛羊，動靜結合，描述出北國草原的富饒和壯麗。同時也抒發出北國人民對養育他們的土地、對游牧生活的熱愛之情。
　　另一首《木蘭詩》同樣出自於北朝，它是我國古代文學園地里的一支奇葩，是千百年來膾炙人口的傑作。它通過描述一女子替父從軍的故事，塑造出一位千古傳頌的巾幗英雄。它全篇可分為四個部分：
　　一、即開頭至「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詩歌先用織機聲引出木蘭的嘆息聲，引起讀者的好奇：木蘭為何嘆息？后引出可汗點兵，家中無男兒，父親年邁的現實情況和決定替父從軍。運用東、西、南、北排比，表現出戰爭的迫近和出征前的忙碌。最後用了「旦辭……不聞……但聞」來寫路程的遙遠和木蘭對家鄉和父母的惜別之情。主要描寫了木蘭的焦慮、思考、準備和出征。其中對兒女情懷的述寫表達木蘭對父母之孝，軍書急迫，而替父從軍表達對國家的熱愛，塑造了木蘭的善良。
　　二、「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十分簡潔的筆墨，描寫了木蘭10年的征戰和凱旋歸來的情景。用戰爭的可怕和殘酷反襯出一個堅強而勇敢的花木蘭。
　　三、從「歸來見天子……，不知木蘭是女郎」，寫木蘭辭官和與家人團聚的喜悅之情。木蘭完成使命，並且立下戰功，面對天子的賞賜而不為所動，只求回家與家人團聚。這進一步證明了木蘭替父從軍，為國效力，並不是為功名利祿。進一步刻劃了木蘭的正直和淳樸。木蘭還家，「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描繪了家人的快樂的興奮。木蘭恢復女兒面目，同伴的驚詫以及表達出的對這位女中豪傑的讚歎，一切都讓人感覺喜悅輕鬆。
　　四、即最後的「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在文章的結尾之處，作者用了一個巧妙的比喻，寫出了對木蘭從軍12年，但未被發現女兒身的讚頌，表現出木蘭的謹慎和機敏。
　　該詩用敘事的手法，描述了一個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首先木蘭是一位純真樸實的少女，另一方面又是一位躍馬疆場而不為功名所動的英雄。在她身上體現了中華民族勞動者的勤勞、善良、深明大義的精神，而且她的形象不僅在於善良和勇敢，同時是智者和理性的體現，再現了中國傳統文化儒道哲學中的高度的人生智慧，表現了中華民族剛柔相濟，能屈能伸，出入有道，進退自如的人生觀，從而對中國文化的精神做出了極好的詮釋。
　　《木蘭詩》不僅思想意義深刻，同時也取得了很高的藝術成就。一、它作為一首敘事詩，詳略得當。為突出木蘭的形象，作者選取了長達10年的背景，並對這豐富的材料，作了細緻的剪裁。著重於木蘭從軍、離家、辭官、還家四部分，使全文具有濃郁的生活氣息；但對軍旅生活相當簡略，敘事粗細恰到好處，從而把一個十分感人而鮮活的巾幗英雄形象塑造的完美得當。二、敘事與抒情相結合。作者沒有刻意描述木蘭怎麼英勇，如何堅強，而是多了一些「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的思念之情，來表現爹娘與女兒間的深情。敘事與抒情交叉進行，真正做到了融情於事。三、《木蘭詩》用詞豐富多彩，極富韻律。詩中古樸自然的口語和精妙絕倫的律句相結合，既有五言，又包含雜句，並且使用了多種修辭手法和表達方式，有比喻，如「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有誇張，如「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有對偶，如「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有排比等。這些手法的運用，增強了詩歌的表現力和生動性。另外作品的韻律有民間歌謠的特點，以平聲韻為主，不避重字，幾句換一韻，使人讀起來朗朗上口、流暢和諧，極富音樂之美。
　　木蘭代父從軍的故事流傳久遠，影響十分廣泛。后被改為多種戲曲形式，久唱不衰。它不僅代表詩歌藝術的水平，更主要的是塑造了木蘭這個人物形象，她已經不只單純地代表一個代父從軍的英雄，而是一個為了追求男女平等和尋求女性解放的人物的典型。《木蘭詩》代表著古代詩歌藝術的最高水平，它無論在內容上還是藝術手法上，都對我國詩歌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它對後世文學和後世民族精神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唧唧復唧唧    木蘭當戶織
不聞機杼聲    唯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    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    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    可汗大點兵
軍書十二卷    卷卷有爺名
阿爺無大兒    木蘭無長兄
願為市鞍馬    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    西市買鞍韉
南市買轡頭    北市買長鞭
朝辭爺孃去    暮宿黃河邊
不聞爺孃喚女聲
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
旦辭黃河去    暮至黑山頭
不聞爺孃喚女聲
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    關山渡若飛
朔氣傳金柝    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死    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    天子坐明堂
策勳十二轉    賞賜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    木蘭不用尚書郎
願借明駝千里足    送兒還故鄉

爺孃聞女來    出郭相扶將
阿姐聞妹來    當戶理紅妝
阿弟聞姐來    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    坐我西閣床
脫我戰時袍    著我舊時裳
當窗理雲鬢    對鏡貼花黃
出門見夥伴    夥伴皆驚惶
同行十二年    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腳撲朔    雌兔眼迷離
兩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僧肇三十歲就死了，否則他的影響會更大。
　　——馮友蘭
　　家喻戶曉的《西遊記》中，觀世音受如來之命化身為一名老和尚來東土大唐尋找取經人。「取經」，取的是什麼樣的經呢？觀世音在和身為名僧的唐僧講經辯論的時候，指斥唐僧所傳之「經」，為小乘佛經，只可度己難以度人；西天如來佛祖處，有九九八十一卷大乘佛經，可普救天下眾生。那麼何為大乘佛經呢？
　　公元5世紀，在中國的佛教大乘一宗大師是鳩摩羅什。鳩摩羅什是印度人，出生的國家在今新疆省內。他於401年到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在此定居，直到413年逝世。在這13年中，他將許多佛經譯為漢文。此後，小乘、大乘的經文都陸續被翻譯過來，但是只有大乘在中國的佛學中獲得永久的地位。鳩摩羅什教了許多弟子，其中有些人很出名，很有影響。其中最出色的就是僧肇，大乘佛學的水平在僧肇那裡達到巔峰。
　　僧肇（公元384年—414年），京兆（今西安附近）人。他先研究老莊，後來成為鳩摩羅什弟子。他領會了魏晉玄學的存在本質論，學會了鳩摩羅什傳譯的龍樹系中觀空宗的哲學思辨，並且又「不落兩邊」、「不離兩邊」，將二者加以融匯貫通，創建了帶有中國特色的一整套佛教哲學體系，從而把中國佛教哲學理論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他寫了幾篇論文，後人輯成一集，稱為《肇論》。
　　《肇論》的第一論題為《物不遷論》。佛家講「三法印」。首印「諸行無常」，無常即遷流不息之意。今講不遷，正是針對小乘執著無常而不懂其真義者而言。論中有云：「必求靜於諸動」，「不釋動以求靜」；又雲「靜而常往」，「往而常靜」。均主張動靜一如。往即不往之意。他根據龍樹的「不去不來」的理論，以破斥小乘有部執三世恆有的主張。其中「夫人之所謂動者、以昔物不至今，故曰動而非靜。我之所謂靜者，亦以昔物不至今，放曰靜而非動。動而非靜，以其不來；靜而非動，以其不去。求向物於向，於向未嘗無；責向物於今，於今未嘗有。……是謂昔物自在昔，不從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從昔以至今。……果不俱因，因因而果。因因而果，因不昔滅；果不俱因，因不來今。不滅不來，則不遷之致明矣。」這是在討論世界的運動問題。它認為事物的流轉變化是假象，其本質是不動的，過去的事物只存在於過去，現在的事物只存在於現在，「故曰靜而非動」。「不遷」就是不動。它只肯定事物變化的間斷性而否定其連續性。萬物每刻都在變化。在任何特定的時刻存在的任何事物，實際上是這個時刻的新事物，與過去存在的這個事物，不是同一個事物。《物不遷論》中還說：「梵志出家，白首而歸，鄰人見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梵志每時每刻存在著。此刻的梵志不是從過去來的梵志；過去的梵志，不是從現在回到過去的梵志。從每物每時變化來看，我們說有動而無靜；從每物此時尚在來看，我們說有靜而無動。僧肇的理論，具體化了第二層次的二諦。在這個層次上，說萬物是有是靜，說萬物是無是動，都是俗諦。說萬物非有非無，非動非靜，是真諦。
　　《肇論》第二論是《不真空論》。「不真」指「假名」。萬物以假名盾來是不真，執著假名構畫出來的諸法自性當然是空。所謂「不真空」，就是「不真」即「空」。當時三家講般若都以無解空，而對於「無」和現象之「有」的關係，解釋各有不同。《不真空論》將「有」與「無」兩方相統一，而批評三家的說法。認為有是有其事象，無是無其自性。自性並非事物本身所固有，而是假名所具有的。因此，假象之相非無，但所執自性為空，這就叫做「不真空」。另外，小乘講空，是「析色明空」，以事物帳本有微積成，經過分析，才見其為空無，這叫「待宰割」以求空。說不真即空，就是講萬物原來是空，不待分析。其中 「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有，有其所以不無。有其所以不有，故雖有而非有；有其所以不無、故雖無而非無。……所以然者，夫有若真有，有自常有，豈待緣而後有哉？譬彼真無，無自常無，豈待緣而後無也？若有不能自有，待緣而後有者，故知有非真有。……萬物若無，則不應起，起則非無。……欲言其有，有非真生；欲言其無，事象既形。象形不即無。非真非實有。然則不真空義，顯於茲矣。」（見《大藏經》卷四十五）這是在討論世界的存在問題，其主要論點是說一切人和事物都生滅無常，緣會則生，緣了則滅，所以都是虛幻的不真實的。
　　後世的三論宗人很推尊僧肇，常常把他和鳩摩羅什並稱，有「什、肇山門」之語，吉藏在所著《大乘玄論》卷中將他提高到三論宗實際創始人的地位。直至明末，智旭在《閱藏知津·中土論》中，列《肇論》為第一，認為僧肇學說最契原經精神。

人生好比樹上開的花，遇到風花瓣便會隨風飄落，自然就會有的越過窗戶落在席墊之上，有的則翻過籬牆羅入糞穢之中。
　　——范縝
　　中國古代南北朝時期，正值佛教盛行。佛教認為，人的富貴貧賤都是命中注定的， 是前世積善行惡的因果報應；偏偏有一個叫范縝的提倡「無佛」。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今河南泌陽西北）人，曾先後在齊、梁兩朝做官，是當時著名的思想家，無神論者。有一次，竟陵王蕭子良問范縝：「您不相信因果報應，可是人為什麼會有富貴貧賤的不同呢？」范縝回答說：「人生好比樹上開的花，遇到風花瓣便會隨風飄落，自然就會有的越過窗戶落在席墊之上，有的則翻過籬牆羅入糞穢之中。落在席墊上的人，就如殿下您，羅入糞穢之中的人就是我呀。人的貴賤際遇雖然各不相同，但哪裡有什麼因果。」范縝的回答使竟陵王在眾多賓客面前無言以對。後來，竟陵王又特意召集了許多僧人與范縝辯論，仍不能使范縝屈服。
　　范縝平時穿著樸素，性格樸實直爽，勇敢而不畏權貴，常有不同於世俗的獨立見解。他的主要思想保存在他的著作《神滅論》中。
　　《神滅論》的基本思想主要體現在「形神相即」、「形質神用」。
　　首先在形神關係問題上，范縝抓住了「即」與「異」的對立。「異」是指「分離」，佛教徒講「形神相異」、「形神非一」，稱人的靈魂可以脫離形體而獨立存在，人死以後形亡而「神遊」，精神（魂魄）跑到佛國或依附於別的形體，靈魂、精神就成為三世輪迴的主體、因果報應的對象。所以強調形神分離，是佛教徒論證「神不滅」的主要根據。對此，范縝提出「形神相即」，他說：「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即」，義謂「接近」，哲學上則有「結合」、「涵蘊」、「滲透」等含意。「形神相即」，就強調了精神與形體不可分離，所謂「形神不二」，形神「名殊而體一」，把形神看成同一實體的兩個方面，同時范縝又斷言「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肯定了精神必依附於形體而存在，隨形體滅亡而滅亡，較徹底地克服形神平行、形神二元的缺陷，堅持了唯物主義的形神一元論。
　　其次，范縝提出「形質神用」的命題，用統一的觀點說明形神一元論，進一步深化了對形神關係的考察。范縝認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肯定了形體是物質性的實體，神是由形體派生的作用，以為神之作用是依存於物質性的形體才能發揮。他還用刀刃與鋒利的關係闡發「形質神用」的命題。認為神用之對於形質，猶如鋒利之對於刀刃；鋒利依附於刀刃而存在，兩者異名而體一；同樣，神用離不開行質，精神只能依存於形體，而形亡必然神滅。
　　再次，范縝以「浮屠害政，桑門蠢俗」，揭露當朝宣揚神不滅的危害，闡明自己闡釋神滅的目的和良苦用心。由於統治者對神不滅的提倡和宣傳，導致「浮屠害政，桑門蠢俗，風霧驚起，馳盪不體，吾哀其弊、思拯其溺」。神不滅思想及其傳播，不僅給當時封建倫理道德帶來極大的危害——「舍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瓶缽，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而且也會給國家造成嚴重的政治危機——「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磐於惰游，貨禪於土木」。范縝認為通過神滅論的宣傳，和對神不滅論的批判，可以使「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為己，可以為人，可以匡國，可以霸君」。這無疑是范鎮站在世俗地主階級的立場，鞏固當朝的統治，醫治當權的門閥士族的愚昧。
　　在這部閃光的著作里，范縝一針見血地擊中了佛教的要害。他的論點一傳出，舉國嘩然，駁斥范縝的人誰也駁不倒他。據記載，在齊武帝永明七年范鎮在當朝宰相肖子良的賓客宴會上，就信佛問題與肖子良本人及眾賓客辯論，駁得眾賓及肖子良啞口無言。蕭衍看到硬的壓不住范縝，於是打算收買他。蕭衍派王融悄悄地對范縝說：「憑你的美才，何愁當不上中書郎呢？可你偏偏發表這樣怪僻的議論，太可惜了！應趕快放棄它。」范縝禁不住哈哈大笑說：「假使我范縝是賣論求官的人，早就做上尚書令、尚書僕射這樣的大官了，何止一個小小的中書郎呢？」
　　千年前的一部《神滅論》，讓我們看到了人類智慧的光輝和堅持真理不為名利所誘的偉大人格。

盧、駱、王、楊，號稱「四傑」。詞旨華靡，固沿陳、隋之遺，骨氣翩翩，意象老境，超然勝之，五言遂為律家正始。內子安稍近樂府，楊、盧尚宗漢魏，賓王長歌，雖極浮靡，亦有微瑕，而綴錦貫珠，滔滔洪遠，故是千秋絕藝。
　　——明代王世貞《藝苑危言》
　　初唐四傑都是少年有為且才華橫溢。駱賓王7歲即能詠鵝為詩，被稱為「神童」。楊炯年10歲即應童子舉，翌年待制弘文館。王勃16歲時，被太常伯劉祥道稱為神童而表薦於上，對策高第，拜為朝散郎。盧照鄰20歲即為鄧王府典簽，「王府書記，一以委之。王有書十二車，照鄰總披覽，略能記憶」。但是在仕途上，他們又都是坎坷不遇的。由於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心中充滿了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鬱積著不甘居人之下的雄傑之氣，因此當官也只是卑微的小官 ，最終的結局都很悲慘。
　　或者正是這種坎坷的經歷和不幸的命運，使得他們在唐初的文學創作上不為世俗所左右，能獨樹一幟。當時的大臣上官儀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一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在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佔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傑」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著其餘三人也都起來響應，一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他們力圖衝破齊梁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台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著健康的道路發展。他們的創作洗滌六朝之錦麗，突破宮廷詩的束縛。聞一多說：「正如宮體詩在盧駱由宮廷移到市井，五律到王楊的時代由台閣移至江山塞漠。」
　　四傑當中，王勃居首位，他的詩感情細膩，風格清麗，似嫌柔弱，但又不缺雄豪曠達，如那首被人千古傳誦的送別之詩《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以真切情感歌頌深厚友誼的同時，又向世人展示了他寬闊的胸襟。首句即見出氣象壯大：高聳嵯峨的城闕被雄壯開闊的三秦之地所拱衛。藉助於「風煙」的渲染，更顯示出離別的惆悵和傷感。次句「與君離別意」，形成彼此的親近感，「同是宦遊人」，則是為著形成對友人規勸的情感基礎，是為著安慰其「離別意」。第三聯，詩意突然出現升華，「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何等之襟懷和氣派！這便為尾聯，規勸友人：「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打下了雄厚的思想和情感基礎。全詩文字質樸、意境開闊，具有一種充實壯健之美。另外，王勃的文章以《滕王閣序》最為著名。《滕王閣序》一文，敘述洪都之人傑地靈，描繪登上滕王閣所見之壯景，自敘身世，抒寫仕途失意之悲哀，其中對滕王閣周圍景緻的描繪，尤為人稱道，作者將山景、水景、市景、鄉景、遠景、近景、動景、靜景盡收筆下，互相配合，互相映襯，顯示出優美開闊之意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聯，成為千古絕唱。
　　楊炯的詩風是剛健而又精闢凝鍊的。在他的詩歌里，洋溢著昂揚慷慨之氣，「壯而不虛，剛而能潤」。其中《從軍行》最為有名，字裡行間洋溢著他從軍報國的熱情和渴望：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風闕，鐵綺燒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骨聲。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詩人心情振奮，表現出生逢盛世大展鴻圖的豪情壯志，詩里充滿了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而在寫法上，則直抒胸臆，有一股雄直勁遒之氣，這已開盛唐雄渾詩風的先聲。楊炯也有一些詩篇，極富俊逸抒情。它在悠然的情思中表現出一種天然的詩的情韻。如「相思明月夜，迢遞白雲天」，「行人斷消息，春恨幾徘徊？」，「美人今何在？靈芝徒有芳」，「山空夜猿嘯，征客淚沾裳」，寫得空靈飄灑，含不盡之意如在言外，韻致天然詩味無窮，絕似盛唐詩歌。因此，他在唐詩的繼往開來中，其功之卓絕，實在足以彪炳千秋的。
　　盧照鄰擅長七言歌詩體，較為出名的是《長安古意》。此詩借古喻今，描繪了初唐時期長安上層社會的生活面貌。詩人把筆鋒從宮廷引入市井，出現了萬民狂歡的情景。長安人流如潮，以致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詎相識，然而在歌海舞潮之中，都有生死相戀的執著。雙方剖明心跡：「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這種愛情形式和表述，熱烈、真摯、大膽，如聞一多所說，比起「病態」的宮體詩來，「氣魄」不可倫比。詩中還寫了御史、廷尉等執法人員邀結一些紈絝子弟宿娼尋樂，違法犯禁的醜惡行徑，也寫了豪門將相相互傾軋，對統治階級進行了深刻批判。行文對仗精巧，句法蟬聯，以賦為詩。
　　駱賓王擅長五律和七言歌行體。詩風剛健雄渾，氣魄非凡。他的《帝京篇》和盧照鄰的《長安古意》被稱為姊妹篇，兩篇內容相似，共映生輝。另外駱賓王在參與反武的起義中寫下了一篇《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使他名聲大振。武則天讀完這篇罵她的檄文，竟然感嘆是宰相的失誤，而使這樣的賢才流落在外。這篇檄文開首便痛陳列數武則天的罪行劣跡，寫得痛快淋漓，猶有義憤貫流其中。然後，極力讚美徐敬業起兵之聲勢和正義性，氣勢充暢，一瀉千里。最後對朝中諸人曉以情理，以「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結束，有雄睨一切的氣概和橫掃千軍的力量。它的內容的真實性和可靠性程度容當商榷，但它創造了以氣勢、文採為載體去表現政治內容的範例。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勃)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
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無為在岐路，兒女共沾巾。

從軍行（唐·楊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不作一書生。

長安古意  (盧照鄰)

長安大道連狹斜，青牛白馬七香車。
玉輦縱橫過主第，金鞭絡繹向侯家。
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
百尺遊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
游蜂戲蝶千門側，碧樹銀台萬種色。
復道交窗作合歡，雙闕連甍垂鳳翼。
梁家畫閣中天起，漢帝金莖雲外直。
樓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逢不相識？
借問吹簫向紫煙，曾經學舞度芳年。
得成比目何辭死，願作鴛鴦不羨仙。
比目鴛鴦真可羨，雙去雙來君不見？
生僧帳額綉孤鸞，好取門簾帖雙燕。
雙燕雙飛繞畫梁，羅帷翠被鬱金香。
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月上鴉黃。
鴉黃粉白車中出，含嬌含態情非一。
妖童寶馬鐵連錢，娼婦盤龍金屈膝。
御史府中烏夜啼，延尉門前雀欲棲。
隱隱朱城臨玉道，遙遙翠色沒金堤。
挾彈飛鷹杜陵北，探丸借客渭橋西。
俱邀俠客芙蓉劍，共宿娼家桃李蹊。
娼家日暮紫羅裙，清歌一囀口氛氳。
北堂夜夜人如月，南陌朝朝騎似雲。
南陌北堂連北里，五劇三條控三市。
弱柳青槐拂地垂，佳氣紅塵暗天起。
漢代金吾千騎來，翡翠屠蘇鸚鵡杯。
羅襦寶帶為君解，燕歌趙舞為君開。
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
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
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虯紫燕坐春風。
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
節物風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須臾改。
昔時金階白玉堂，即今惟見青松在。
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
獨有南山桂花發，飛來飛去襲人裾。

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 (駱賓王)

　偽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 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 偏能惑主。踐元後於翚翟，陷吾君於聚。加 以虺蜴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神人之所共嫉， 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 重任。鳴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藜帝 后，識夏庭之遽衰。


　　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帝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 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 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


　　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群，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 匡複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沖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嶽崩頹，叱吒則風雲變色。 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


　　公等或居漢地，或協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 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勛， 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 后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孟詩勝人處，每無意求工，而清超越俗，正復出人意表。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
　　淡得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
　　——聞一多《唐詩雜論》
　　孟浩然，襄陽人，他的一生可以說比較簡單平淡，他生活的時代是開元盛世，他的大半生都在隱居和漫遊中度過，和山水鳥蟲結下了緣分。然而卻不能說他的心境詩中沖淡平和只在山水，他的經歷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孟浩然的隱逸有前期和後期之分：前期的隱逸可以說是為步人仕途做準備的，帶有強烈功利目的的隱逸；後期則是追求人格理想、完善其道德追求的真心歸隱。他前期三十多年是在努力為科舉，為入仕做準備。唐代是以詞章取士的。他自強不息，苦學了幾十年，自認是「詞賦頗亦工」了，然後才「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以求明達，抱負很大。然而現實生活常常是出人意料的，他居然名落孫山。
　　然而這次考試對孟浩然的打擊還不算太大，而令他入仕的夢想破滅的是因為惹怒了唐玄宗。一次王維邀請孟浩然來府上做客，兩人高談闊論時，忽然外傳「皇上駕到」。孟浩然不及躲避，只好藏匿於床下。等皇上進來后，王維不願隱瞞，稟報皇上說：「詩人孟浩然在此，因嫌身份卑賤，未敢拜見陛下！」唐玄宗是個愛才之人，聽后，立即召見。孟浩然連忙出來見過玄宗。三人說了一會兒詩文，玄宗問孟浩然是否有新作。於是孟浩然就誦讀了一首向皇上表明入仕心跡的詩。誰知其中「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一聯，竟惹怒了玄宗，玄宗責問到：「你不積極求仕，倒反過來誣說我棄你！」
　　自此，孟浩然對入仕心灰意冷了。此後，孟浩然就四處漫遊，足跡遍布山林江海，成為人們心目中的「隱士」、「高人」。連什麼人都不放在眼裡的「詩仙」李白，也對孟浩然青眼有加，佩服得五體投地，在《贈孟浩然》中說：「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侍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孟浩然的山水詩清雅中透露著豪放。《唐音癸鑒》中寫道：「孟浩然詩祖建安，宗淵明，沖淡中有壯逸之氣。」孟浩然的詩清幽雅淡而又不失雄渾開闊，最能體現這個特點的莫過於《望洞庭湖呈張垂相》這首詩了：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樣，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美魚情。前四句「起得洋洋稱題，而氣概橫絕」，極力渲染洞庭湖秋高氣爽、寥廓無邊的清遠氣氛：八月秋汛，湖水為滿；天水相接，混而為一；水氣蒸發，霧氣籠罩；湖波洶湧，似乎搖動著岳陽城。氣象萬千，喻示著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盛唐景象。緊接著孟浩然把這種氣氛推向高潮，窮形雲蒸霞蔚的荊楚大地，盡相巍然屹立於洞庭湖畔的天下名樓，從中見壯闊不平之氣。孟詩的豪放與那些豪放派的詩究竟不同，它寓豪放於平淡之中，或在雄闊壯麗中顯出一派淡泊蕭散的氣韻。頸聯和尾聯藉此壯闊之氣抒己之磊落不平之情，委婉地向張丞相傾訴衷腸，抒發了自己因無官位而不阿內功舒展抱負的淡淡幽怨，表露求仕之心。《瀛奎律髓》中記載到：「予登岳陽樓，此詩書左序門壁間，右書杜詩，後人自不敢復題也。」可見這首詩的功力是多麼的深，這首詩的地位是如何的高，影響如何的大。
　　孟浩然的田園詩把田園情趣作為他隱逸生活的調劑，藉以展示其高雅情懷、隱居清寂、登臨清興和靜夜相思。如《過故人庄》，這是孟浩然田園詩的代表作，歷代說孟詩者必提：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在這首「淡的看不見詩了」的詩里，首聯寫作者前往赴約：老朋友燉好了雞，蒸熟了黃米飯，邀請我去他家做客。10個字平平實實，明白如話，淡中有味。這兩句雖是寫眼前之事，卻暗用了一個典故。其中「雞黍」，出典於《論語·微子》：「丈人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論語註疏》云：「此丈人必賢人而隱者也。」頷聯兩句是寫赴約途中所見的村莊外景，這兩句詩取景簡練而富有特徵，「綠樹」、「村邊」、「青山」、「郭外」，寥寥幾筆，便把田園風光作了傳神的勾畫。突現了環境的幽靜與和諧。頸聯兩句寫進村以後與主人進餐之事。「面場圃」與「話桑麻」，事不驚人，語不奇警。「話桑麻」出於陶淵明《歸園田居》：「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詩中的「故人」、「田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故人」、「田家」，而是歸隱或隱居意義的「故人」、「田家」。在這裡它展現了一幅樸素動人的農家生活畫卷，泥土的清香透過紙背，醇厚的鄉情撲面而來。尾聯兩句是寫詩人的告別之辭，表達了「我愛陶家趣，林園無俗情」的感受。
　　這首小詩寫的事情雖然平常，卻成功地表現了農家樸素純真的人情和美麗恬靜的田園風光，表達了詩人對農家生活的由衷讚美與農民朋友的真摯友誼，給人以美好的藝術享受。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蘇軾
　　詞秀調雅，意新理愜。在林成珠，著壁成繪。一句一字，皆出常境。
　　——殷璠《河嶽英靈集》
　　王維，字摩詰，詩畫雙絕。祖籍太原祁（今山西祁縣），其父遷家蒲州（在今山西永濟），遂為蒲人。才華橫溢的王維，15歲便遠離家鄉，在長安和東都洛陽為仕途而奔走。他不但擅長詩歌，而且音樂、繪畫也十分精通，這使他能夠很方便地登上仕途。相傳，王維到長安昭國坊庾敬休家中做客時，看見牆上掛著一副《按樂圖》，上面畫著眾多伶人正在奏樂。王維細看一會兒，便笑著說：「這副畫上的樂工，正演奏到《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當下，有好奇的人真招來樂工演奏檢驗，結果與王維所說一致，樂工的手指起落，指法毫無差錯。這樣一來，王維受到當時上層社會達官貴人的歡迎。另外，據《丹青記》記載，王維為歧王李范畫了一副《巨石圖》，猶如真的巨石一樣。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巨石不翼而飛。過了六七十年後，高麗使者把此圖歸還大唐。唐憲宗見王維的畫如此神奇，於是將此圖藏於宮中，並在地上灑烏雞狗血以鎮壓，怕《巨石圖》再次飛走。這個故事當然不會是真事，但王維繪畫技巧之高卻是實情。由於王維詩畫並稱，因此，王維在作詩時，不自覺地將構圖、色彩、明暗等繪畫技巧融入詩中，使詩具有畫意。
　　王維得九公主的推薦，在府試中順利通過，獲得頭名，進而一舉中進士，步入仕途。然而官場中的種種糜爛腐敗的現象，使他感到非常沮喪。在王維中年以後他一方面對當時的官場感到厭倦和擔心，但另一方面卻又戀棧懷祿，不能決然離去。於是隨俗浮沉，長期過著半官半隱的生活。他原信奉佛教，此時隨著思想日趨消極，其佛教信仰也日益發展。他青年時曾居住山林，中年以後一度居於終南山，后又得宋之問藍田輞川別業，遂與好友裴迪優遊其中，賦詩相酬為樂。
　　也是由於他的生活經歷與心境的變化，後人稱道的往往是他的山水田園詩。他信奉禪理，後半生徘徊於仕隱之間。他以優雅閑逸的情致描寫了閑靜舒適的田園生活和美麗可愛的山水。他的田園詩描繪的是閑靜的意境；山水詩描繪的是幽靜的意境。並且王維的詩中有畫法、畫意、畫風，他以畫家的隻眼匠心來構建詩篇，達到了「詩中有畫」的佳境。劉士麟在《文致》中說：「晃補之雲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余謂右丞精於畫，故詩態轉工。」所說的就是王維的詩、畫有相得益彰之妙。總覽王維的詩可以看到他在繼承陶淵明、謝靈運傳統的基礎上，最大特點是以畫法入詩，創造出或凄麗清幽、或磅礴恢宏的意境，充滿富於理趣的詩情畫意之美。如《漢江臨泛》就充分展示了王維的繪畫技巧：楚寒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開篇兩句，詩人就描繪出漢江雄渾壯闊的幕景，泛舟江上，縱目遠眺，浩瀚的漢江之水入荊江與長江九派匯聚合流，波瀾壯闊，氣勢恢弘。任水一氣流走，劈空飛去，直至宇宙盡處，時空之外。就人的視覺而言，水流愈遠，則人的視角愈小，對象也就愈小，漢水的形藐也愈來愈消失，明暗的差別也愈來愈減弱，成為一片虛無的空白。水流天地外，撲入視野的，當是一片大氣，一片空白，可謂於無極之中見流之渺遠，於飛動之中現水之浩瀚，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詩人將目不可及的景色寫入詩中，收茫茫平原於紙端，納浩蕩江水於畫邊，為整個畫面渲染氣氛。接著，詩人以山光水色作為畫面的遠景：漢江滔滔遠去，好像一直流到天邊，兩岸重重青山，煙霧迷朦，時隱時現，若隱若無。詩人又以極淡之墨，描繪了一副意境優美的山水畫。
　　就繪畫藝術來看，國畫山水，常於畫筆難到之外，留下空白，促人想象。王維此詩，則於詩筆難盡之處，拓開空間，任人馳聘。它運用了中國古典繪畫的散點透視法，並不關心漢水在空中的精確位置，採用的是展現宏觀視野的模糊透視法則，使讀者能以流動的目光馳聘於天地之間，既不受焦點的約束，也不受地平線的限制，從而構成了「象外之象」的更大心理空間。
　　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具有那種含蓄蘊藉，意在筆外的美學風範。詩人抒發的感情以「含蓄」、「曲意」見長，很多詩作都屬於平淡而有點韻之列。劉熙載曾在《藝概》中說：「山之精神寫不出，以煙霞寫之；春之精神寫不出，以草樹寫之。故無氣象，則精神亦無所寓矣。」王維詩中寫靜也是如此，靜之精神寫不出，借動態寫之。他頗善於把動與靜巧妙結合起來，構成妙境，益增靜穆之感。山川景物中的幽靜意境，在王維疏朗淡泊的氣氛營造中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如《鳥鳴澗》：「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山月當頭，春野空曠，亭亭桂樹，徐徐落花，月驚山鳥，音回空谷，多麼寧靜而幽美的境界！詩人著意去捕捉「花落」、「月出」、「鳥鳴」等一些春夜中僅有的短暫而細微的動態，將春澗月夜靜謐的實在感烘托出來，在安詳而又生動的靜與動的對立統一中，突出春山月夜的靜美。

紅豆 (王維)

紅豆生南國，
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採擷，
此物最相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