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歷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面的歷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當然啦，在"文革"期間，在內蒙地區搞內人黨確實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這類"左"的危害，可能給他的印象太深。於是就要糾正，就要撥亂反正，而其他的問題就都不放在腦子裡，結果就出了問題。後來在西藏問題的座談會上，他也多次強調反"右"。說明接受了教訓。

    2 批《苦戀》和反對錯誤思想傾向

    當時，在文藝界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出現了一些歪曲歷史和現實、醜化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被拍成了電影《太陽和人》，準備在全國上映。《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這件事招來了不小的風波，國內外有些人借題發揮，歪曲批評真相。國內一些人不但不批《苦戀》，反而熱衷於批軍報的文章，寫信給《苦戀》的作者表示同情和支持。周揚和作協、文聯的人對批《苦戀》也不滿。後來，經過做工作和說服教育，作協才算寫了批《苦戀》的文章。

    鄧小平對《苦戀》很不滿意，他親自看了電影，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他在1981年7月17日找中央宣傳部門的領導同志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小平同志說："六中全會以前，總政提出了批評《苦戀》的問題。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驚。有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有的學生反映：黨組織在學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講話就把它吹了。學校黨委注意了這件事，但是沒有採取措施。倒是一個女學生給校黨委寫了一一封信，批評了我們思想戰線上軟弱無力的現象。"還說："那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講話以後，有一部分學生說，這樣下去要亡國的。他和我們是站在對立的立場。《太陽和人》就是根據劇本《苦戀》拍攝的電影，我看了一下，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裡去了呢？有人說這部電影藝術水平比較高，但是正因為這樣，它的毒害也就會更大。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胡德平特別吹捧這個電影，胡耀邦也支持這個電影。於是產生這樣一個問題：以往是批「左」為主，現在以什麼為主，反「左」還是反右？這是實際工作中提出的問題。鄧小平同意黃克誠的意見：不要搞什麼公式，有"左"批"左"，有右批右，都要實事求是。

    鄧小平同志要我把他7月17日這一篇談話的記錄加以整理，我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調整，內容沒有增減。又給胡喬木改了一遍。這篇講話標題是《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活》，收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里了。

    3 向中央反映一個重大理論問題

    我們在社科院時，經濟所、哲學所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在過渡時期完了以後，還沒有進到社會主義，原來搞三大改造搞急了，現在看來要補新民主主義的課。在1982年以前，看到，王惠德兩次講話，把現實的社會主義中國和《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社會主義相比。認為我們現在還沒有進到《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社會主義，中國現在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就中國的現實生活而言，搞社會主義革命搞早了，強凋只有在生產社會化的經濟基礎上，才有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大工廠，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而對於一個農民國家來說，就更談不上社會主義了，槍杆子里可以出政權，但槍杆子里出不了社會主義制度；生產力水平沒有達到能夠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應從這種角度來考慮過渡時期的問題。王惠德非常尖銳地提出：從建國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資本主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應該使其進一步發展。從我們取得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那一天起，就進人了過渡時期，實踐檢驗表明，一度想把資本主義消滅，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好處。他提出的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這個問題直至今天仍然存在，其基本的調子就是：拿《哥達綱領批判》的框架來衡量現實的中國社會主義，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他們用這種理論來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直至1980年的這一段的歷史進程。這種論調沒有考慮到社會主義社會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出走的蘇紹智也是這樣一個觀點。到現在，在這個問題上，有些人的說法和論調就更厲害了。

    研究室把這個情況報告了書記處，書記處回答說：這個問題值得重視、值得研究，也需要有分量的文章來對此做出回答。這個問題，便是在今天的現實生活里，也值得思考。

    4 成立農村發展研究組

    恢復高考以後，一批下鄉知識青年考上了大學，在北京的人不少，在學習期間，他們還互相聯繫。其間，調回來的陳一咨，起了一定的紐帶作用。他和這批人比較熟，平常也有來往。他向我反映，從農村回來的這些青年，大學畢業以後還想做農村工作，為農民服務。因此便考慮，在這些人先後畢業之後，可以把他們聚集起來，成立一個組織，繼續調研農村工作問題。後來搞了個文件，要成立一個農村發展研究組，放在社科院農業經濟所，書記處研究室和這個組發生一定的聯繫，給他們一些調研上的方便，同時對他們搞的調研材料及時收集、整理並上報。這個決定提交給書記處討論，原來是想把儘可能多的人收集到這個組裡。討論時趙紫陽提出：國務院的各個部門也應該吸收這樣一些人，這些部門能有這樣的新鮮血液是有好處的，對於他們來講，能夠參加一些部門工作，可使接觸面更寬一些。這是書記處的一個議題，後來形成了一個決定，即書記處1982年2月25日決定。我和這個研究組在1981年春節有一個專門的談話，這個談話在現在來看仍然站得住。

    這個研究組的看法，和當時全黨對農村工作的意見，都是講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但後來只是調研包產到戶、家庭承包這一種形式，其他形式涉及得很少。另外一個，還強調了包產到戶是在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的，不能只講包產到戶，不講土地公有。杜潤生後來加了個"主要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這一條是個基礎。開始時，農民想回過去搞單幹，搞過的地方，實際證明也搞不通，又回過來搞土地公有。這一條在搞包產到戶的幾年裡可是重要啊，沒把土地公有搞掉。如果那股風把土地公有搞掉了，現在是什麼樣子，就很難說了。實際上，農民在搞的過程中也發現土地分了搞不下去，還得回到上地公有。在農村發展研究組存在的期間，在這個問題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趙紫陽、萬里、杜潤生都很重視這個組的調研。後來這個組發生了分化。

    5 對婦聯工作的一個建議

    宋任窮同志要我幫他管管婦聯的工作。我提了個建議：婦聯應把兒童的工作作為自己的一件重要工作管起來。從小孩出生起，一直管到小學畢業。在這個範圍里的兒童各方面工作都應納人婦聯工作。我還就此講了一番道理，社會生產中，有物質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再生產，培養後代就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我還介紹了一點訪問日本得到的認識。日本的孩子教育搞得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母親一生了孩子就回到家裡。雖然這些母親很多都是高等學校畢業的，但她們也不願丟下孩子到社會上去工作。這樣，一個高等學校畢業的母親，知道怎麼管孩子，對兒童成長起了很好的作用。兒童的教育，不僅要有社會的、學校的教育，也要有家庭的教育，而這主要靠母親。我對此講了一篇道理，我現在覺得還是站得住的：

    6 在全國省、市、自治區辦公廳主任會議上講文件處理和行政後勤工作

    中央辦公廳召開了全國省、市、自治區辦公廳主任會議，我作為中辦副主任，講了兩次話。一次講如何幫助中央處理文件，一次講行政後勤工作的意義，糾正了一個不正確的觀點：行政後勤工作是伺候人的，因此被人看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講：按我們社會主義的原則是相互伺候，搞行政後勤工作的人伺候非行政工作的人員，這些人反過來也伺候搞行政工作的人員。為人民服務不是單方面的，不是一部分人為人民服務，另一部分人不為人民服務，而是我為你們服務，你們也為我服務。同時，我也講了後勤工作的社會意義，以及要逐步把後勤工作社會化。並同當時開始知道的第三產業作了比較，說這個工作是很有前途的；搞後勤工作、第三產業的人日益增多，當時日本的從業人員中這部分人已佔到50％還多。

    7 協助經委建立職工教育委員會

    當時和國家經委袁寶華那裡的工作聯繫比較密切，經多次商量，認為企業管理工作要加強，就要加強職工的在職教育，這要成為開發職工智力的重要環節。所以經委建立了一個職工教育委員會，我負責起草了一個職工教育的決定，並就這個問題在職工教育委員會上講了一篇話。

    8 代中央起草關於學大慶的文件

    文件主要講：學大慶起了好作用，中間雖然有點毛病，這些毛病糾正了就好。不能因此否定大慶的好經驗。這個文件對大慶起到了保護和愛護的作用。所以，後來我到大慶去，大慶人說：鄧力群與大慶有緣啊。《論總綱》表揚、宣傳了我們；粉碎「四人幫」后，大慶受到一些人的非議，又替我們大慶人說話。以後，還有第三次，即「渤海事件」，我也為他們說了話。那次把他們的部長都撤了，康世恩也辭職了。在書記處的會議上，喬木特別激動，說：出了這樣的大事情，不能容忍。語氣很厲害。後來調查清楚了，問題主要不是出在管理上，而是海流和冰把平台撞倒了。在當時的會議上，還不知道是自然災害，我說：出了這樣的事，領導上應該承擔責任，接受教訓，但不能由此否定大慶油田的經驗，還是應該發揚好經驗。陳慕華在會上說：我們常常自己否定自己，這次可要接受類似的教訓。後來大慶人講，鄧力群三次保我們。因此，鄧力群在大慶的名譽較好。

    9 做樹立革命人生觀報告

    在「五四」六十二周年的紀念會上，我做了一篇要樹立革命人生觀的報告，針對當時青年的思想，回答了一些問題。在當時起的作用還不錯，現在看當時提出的問題也還站得住。

    10 解決中青年待遇問題

    這是陳雲同志批轉的一件事。他提出：解放后參加工作的人，到1981年時，工資收人還只有七、八十元，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特別困難，要把這些人的待遇提高兩級，達到一百元。他說：只靠評職稱解決不了中青年的待遇，因為評上職稱的人終究是少數人，評不上、輪不上的人終究是多數，而這些人都是我們工作上的骨幹，他們工作和家庭的負擔太重，國家和政府應該關心他們，解決他們的困難。我們便和勞動部門、宣傳部門的人合作，把陳雲同志提出的這件事辦了。這件事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時增加二、三十元，能解決好大的問題啊。

    11 書記處研究室的工作

    中央書記處成立於1980年，約在6、7月問，把中辦研究室和國務院研究室合起來，成立了書記處研究室。我是主任，王玉清、梅行、林澗青是副主任。從《紅旗》挑選出來的一大批幹部，包括直到現在起重要作用的一批人，如王夢奎、滕文生、衛建林、盧之超、有林、蔣振雲、張雲聲等。估計了一下，從《紅旗》出來擔任副部級以上職務的有十幾個人。當然，也還有從其他部門來的人。彭真同志曾對有林講，鄧力群培養了一批人。平心而論，在幾十年工作中，我是一直注意培養幹部的。

    當時，書記處研究室主要有四項工作。

    一是承擔中央交辦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替中央領導同志起草報告，包括中央隨時交辦的任務，大體上在那時中央和國務院的文件多數是由書記處研究室負責組織起草，也吸收一些別的部門的人參加。國務院的文件，我們一直負責到1983年，不僅趙紫陽1981年的"就職演說"，1982年、198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是我們起草的。1984年以後就由他們自己去搞了。當時的工作量不小，有的工作延續的時間很長。

    二是除了軍事、外交以外，系統地調查、研究、搜集、整理有關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方面的情況。

    三是辦了四個刊物：一個是向上的，叫《情況簡報》，即經過調研，認為有哪些情況需向上反映，就把材料搜集起來搞成「簡報」，鉛印發出。向下的有三個，一個是《情況通報》，中央領導或有關重要部門領導的講話或專題報告不是公開發表的，也沒有登正式文件，整理好后，需要向下通氣的，一般發到省市自治區、中央部委一級，這對上下通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各地區各部門的普遍歡迎；還有一個刊物是《調查與研究》，是我們研究室在調研基礎上寫成論文，對材料進行整理，也發表一點自己的見解；還有一個是《經濟問題研究資料》。前兩個由理論組負責，后一個由經濟組負責。《經濟問題研究資料》是就經濟領域各方面的問題，整理材料，發表意見。

    第四個任務是：在調研和學習中央指示的基礎上，接觸一點理論問題，寫一點理論文章。即把調研和學習馬列理論結合起來，考慮一點理論問題。像前面提到王惠德所提出的觀點，我們就寫了一篇不同觀點的文章，當時還起了一點作用。

    書記處研究室作為中央的一個機關和中央的助手，在當時的確做了不少事。

    1981年9月間，胡耀邦找各個部委談話，其中他找到煤炭部談話，談到《情況通報》(實際上不是《情況通報》，而是《情況簡報》)。這裡面登了一個陝西省委書記王任重對包產到戶有點保留，對集體化、合作化要堅持的意見。胡耀邦對這事很不高興，由此引發了他的一通議論。他說：研究室里的《情況通報》採用蔣介石的辦法，是以數量壓質量，文化人就喜歡搞這一套。我看了他的這段話，就專門給他寫了一封信，現在還留著。這封信坦率地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見，他收到此信后，就叫他的秘書鄭必堅來見我，說：他(胡)看到了這封信，認為此信肝膽相照，有意見就說，這很好。這封信，我也沒有給研究室的同志看，提也沒提。胡後來為了安撫研究室，就找了我們研究室的三十幾個同志開了一次座談會，對研究室的工作給予肯定，同時也提了一些希望。到1981年底，胡耀邦同志和研究室的關係基本還是正常的。

一九八二年紀事

一 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

    1982年2月開始，在全國範圍里搞起了"五講四美"的文明禮貌活動。當時我沒有參加這個事。我聽說：當時黃克誠對其中用的話語有不同意見，黃說："心靈美"是基督教的語言，我們何必搞這套東西呢？但後來這項活動還是搞起來了。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和公安部等聯合發出《關於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通知》，1982年2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了中宣部《關於深入開展"五講四美"活動的報告》，並且提出，從1982年3月起，每年3月為"全民文明禮貌月"。應該說，在城市裡面提倡一點文明禮貌，總還是有好處的。在十二大之後，喬木感到"五講四美"提法有缺點，就補充了一個"三熱愛"(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的內容，把十二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結合進去了。從此以後，稱之為"五講四美三熱愛"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活動。3月30日成立了一個機構"中央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委員會"，萬里是主任，鄧力群、黃玉昆是副主任。


二 吳江造謠誣陷鄧力群收容造反派

    1 吳江的誣告信

    1982年6月末，我讀到習仲勛6月26日批"請王震、喬木、力群、野蘋同志一閱"的吳江6月22日致胡耀邦、習仲勛的信。9月中，又讀到吳江9月7日給胡耀邦、宋任窮的信。吳江在信中檢舉、揭發書記處研究室鄧力群收容了批造反派。吳指名道姓地講，這個人是小野心家，那個人是危險投機分子。

    這裡所謂的造反派，就是在《紅旗》造鄧(力群)、胡(繩)、范(若愚)的反的人，運動開始時當然也燒了一些編委。其中盧之超原來是吳江的研究生，可以說是吳的得意門生，盧是經吳介紹來《紅旗》的。"文革"一來，盧之超認為有幾件事吳江做得不對，貼了大字報。事情不大，但上綱高了，由此結了仇。從這事看，吳江這個老師的心胸也未免太狹窄了。當時，陳伯達控制著《紅旗》的運動，先整鄧、胡、范，后抬王、關、戚。後來王、關、戚垮台了，又把張凜抬出來。後來又不知因為什麼事，又把張凜這一茬人搞下去了。最後，陳把一個女校對抬出來，成立了勤務組。①陳和此人關係不正常，在《紅旗》盡人皆知，有好幾次都被人看到過。張雲聲、盧之超這些人就在下面議論：《紅旗》再沒有人，也不應把這樣的人抬出來。以這位女士為首的勤務組便整他們，直到把他們下放到幹校。整他們的根據就是：反對她就是反對陳伯達，反對陳伯達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張、盧這些入被整得可苦了。這時吳江被軍代表吸收到專案組，負責鄧力群的專案以及上述那些所謂"小集團"的專案，那時批鄧、胡、范已經過去了，主要是批小集團。先稱之為"5•16"，后叫"小集團"，再後來就叫"反革命小集團"。小集團越搞越大，到後來搞了三、四十人；幹校一共不到一百人，結果小集團卻佔了近一半。專案組的人，一開會，就提供這個人、那個人的所謂黑材料，使大家對專案組又氣又恨。

    等到九屆二中全會把陳伯達揪出來，《紅旗》就亂了套，軍宣隊、工宣隊都慌了，搞「小集團」的人(包括吳江)也慌了。這時，由於陳伯達是我的對頭，陳一垮台，我也有了一點發言權了。我說：吳江、陳茂儀這些編委可以"解放"。那時陳伯達在台上，吳江等人要維護無產階級司令部，只能跟陳伯達；所以對這些人跟隨陳伯達應該給予諒解：由於我說了這些話，吳江、陳茂儀這些人先"解放"了。同時，我還說，是不是他們認為運動初期是陳伯達把他們"解放"了，所以他們對陳伯達有感恩圖報的意思。在這點上，他們是否也有值得檢查的地方。這句話把吳江他們得罪了。吳江和關鋒都是有仇必報的人，你得罪他一點，他就永世不忘。

    在「文革」結束以後，我把盧之超、衛建林這些比較努力、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陸續吸收進來，先是在財貿小組，后是到研究室。從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也吸收了一些人。以後機構一合併，這些人都到了書記處研究室了。

    2 我澄清事實的回信

    事實就是這樣，我感到我有責任說明真相，澄清事實。為被吳江不顧事實一再向中央指控的這批中青年同志說話。於是我草擬了一封回信，把這些情況加以說明——所謂的造反派、野心家、投機分子是怎麼回事，張雲聲是怎樣一個人、盧之超是怎樣一個人，都做了說明。其中吳江的信中還點名說到滕文生。滕文生在「文革」時幫關鋒做了一些事，主要是看人民來信、內部材料，看了以後選送給"文革小組"看。就是這麼些事。

    我草擬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吳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給耀邦、仲勛同志和九月七日給耀邦、任窮同志信遵囑閱過。

    吳江同志曾長期在我領導下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又一道在五七幹校、吳"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審查，自然不會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他及其他原紅旗雜誌中層領導幹部工作中的錯誤，我當時都承擔了責任。關於我所了解的吳江同志的情況和我對吳江同志的看法，過去向耀邦同志談過，去年中組部向我調查時也談過，如他有一定理論修養，能寫文章，但和同志團結不大好，不宜擔任很高的領導職務，等等。我仍堅持這些看法，但似應再做若干補充才更周全。

    一九六九年夏到幹校，機關運動中的專案組改稱材料組，人員也有所變化。比如吳信中點名的許多同志，非但不能再參加材料組工作，自己反而成了審查對象，運動初期受審查的同志，有的卻參加了材料組工作。吳江同志就曾以材料組工作人員身份和我談話、核對材料，但對不符合實際的材料仍允許我申辯，這是我至今猶記不忘的。

    吳稱「在幹校時遇到的唯一的一樁是非問題，就是參加批判『小集團』」。吳信所開名單中特意註明「現在書記處研究室」的幾位，以及未上名單而目前同樣在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吳江同志與他們之間同樣心存芥蒂的幾位，相當一些就曾以「小集團」一案受過吳江同志的批判。這都是原在紅旗工作的一般幹部、中青年同志。一九六七年《紅旗》十二期社論經陳伯達修改而陳矢口否認，特別是一九六八年陳伯達公開支持一個叫×××的女人(原紅旗校對)出面領導紅旗的工作，在廣大幹部中引起嚴重不滿。陳利用×××和軍宣隊整這些同志，罪名是"反對陳伯達同志"、"反對和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製造了"反革命小集團"的冤案。因我在交代少奇同志《修養》一書重新發表過程中如實地涉及到陳，陳說鄧專案是"黑專案"，原專案組成員無一得脫(包括吳信點名的徐道河同志、塗先珍同志)。在吳江等同志的批判中，"鄧力群專案"被指責為"小集團"的"思想基礎"，我也成了"小集團的精神領袖"。除像我這樣因"走資派"問題和其他因歷史問題一直在受審查的同志外，此案涉及幹校學員半數左右。參加批判"小集團"的同志多屬被迫，但吳江同志和原紅旗另外幾位中層領導幹部確實很積極。陳伯達倒台後，此案已顯然無法維持。包括吳江同志在內的一些同志阻撓平反，反說陳伯達是"小集團"的後台，批判者是上了"小集團"的當。幾經周折，才由軍宣隊勉強作過一個"這是陳伯達的罪行"的結論。這的確是紅旗雜誌五七幹校的一樁"是非問題"。在陳伯達一系列罪行日益暴露之後，許多一般幹部、中青年同志起而懷疑陳伯達、表示不滿，吳江同志這樣一些擔負過領導職務、長期受黨的教育的老黨員，非但沒有和他們共同戰鬥，卻和×××一道整他們，而且長期不承認錯誤，實在令人失望。我在幹校無非是種地、餵豬，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只要有發言權，在這樣的是非問題面前當然不能沉默。我為此對吳江同志當時的政治表現提出過批評，即吳信中所稱鄧力群"批判批判者"。至於我的批評沒有被接受，那就是另外的問題了。

    「小集團」一案已成歷史，本來可以不再重新翻騰。此案涉及的中青年同志，均系「文化大革命」前到紅旗工作的。其中有的系根據中央批准由各地推薦調進，有的系從大學畢業生中選來。其中有的曾是吳江同志的下級。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些「文化大革命」初期說過錯話、辦過錯事，但覺悟較早，綜觀十年，表現是好的。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時普遍進步更快。其後積極參加反對「四人幫」的鬥爭，批判「兩個凡是」，堅決擁護和努力宣傳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近年來參加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和中央領導同志報告的起草工作，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年富力強，有相當的專業知識和寫作能力。幾年來，至少現在書記處研究室的幾位，棄前嫌而專註於工作，並未計較吳江同志整過他們的往事。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他們無愧於黨的教育，是經得起考驗的。一個老黨員、老幹部，理應光明磊落，出於公心，為這些中青年同志的進步感到高興，理應熱情地和善意地對他們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理應實事求是地在中央同志面前對他們做出正確評價。但吳江同志卻一再給中央同志寫信，繼續指責這些自己整過的同志「寫過一些壞文章」(像一九六七年十二期《紅旗》社論這樣的文章，罪責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陳伯達，這是已成定論的事，不知吳信為什麼還要歸罪於一般幹部)、有"小野心"(不清楚吳信根據什麼使用這種帶有嚴重政治性質的術語)，進而認為這些同志"過分集中於中央身邊，不一定恰當"。即在吳江同志敘述問題的範圍內，有些也不合乎事實。如吳點名滕文生、賈春峰同志"分別任王力、關鋒的秘書"，就屬子虛烏有。吳自稱他在"公平地說"。坦率地說，從吳江同志對待這些中青年同志的態度中，實在看不出公平何在。

    一九七○年廬山會議以前，紅旗及幹校的運動一直由陳伯達控制。陳自一九六四年底開始就不斷向一些同志說我的壞話，"文化大革命"初又說我系劉少奇派來向他奪權。一些同志不了解情況，批判中說過頭話，我從未計較。我和吳江同志相識、共事的時間不算短。作為共產黨員，作為比較老的和比較負責的幹部，吳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現在向中央寫信、和中央同志談或當面批評我，無論是否事實，無論是否過頭，我都認為是可以的。向中央反映其他同志、包括中青年同志、包括自己下級的錯誤亦無不可。但是正因為是共產黨員，正因為是比較老的比較負責的共產黨員，就更應嚴格尊重事實，何況有些事情真理並不在吳江同志一邊。吳信在中央同志面前點了一系列同志的名，而這些同志尚無在中央同志面前與吳江同志平等地說明情況和為自己申辯的機會，這於了解事實全貌不利，不知能否有補救辦法。喬木同志建議由中組部召集，再找一二有關同志將此事談清楚，我是同意的。

    我對自己這封信中提供的情況負責。如看法有錯誤，請中央同志並請吳江同志指正。

    這封信稿寫成后，感到給中央領導同志說明情況，不必這樣具體，故又加以精簡。正式的複信於9月18日發出，全文如下――

耀邦、王震、任窮、喬木、仲勛、啟立、野蘋同志：

    看了吳江同志九月七日給耀邦、任窮同志的信，謹作如下說明。

    1、據我所知，吳江同志確實不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只是1969年6月下幹校以後參加了軍代表主持的材料組的一部分工作。他曾和其他材料組同志同我談過一次話，核對我的一些材料，態度不算壞，對不符合事實的材料，曾經允許我申辯。去年中組部向我調查吳江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時，我曾向他們如實講過上述情況。也有個別同志向我問起吳是不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我也如實向他們講過上述情況。

    2、紅旗雜誌"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同別的單位不同的特點主要是，作為總編輯的陳伯達，親自發動和組織全社幹部向鄧力群、胡繩、范若愚造反。他自1964年下半年起就分批和一些同志談話，說了我不少壞話。本來是他動員我去紅旗工作、我不願意，他又請求少奇同志讓我去紅旗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竟說是劉少奇讓我去紅旗向他奪權的。隨著運動的發展，各種各樣帽子都加在了我的頭上。他的地位和活動，使紅旗的幹部很難了解事實真相。在批判鬥爭我的時候，不少幹部說過一些過頭話，我也從未有過任何計較。

    信中說到，現在書記處研究室的幾個同志參加了當時的專案工作。當時，除林傑、周英外，其他同志都沒有列我進行追逼。如徐道河同志，還在一定場合負責地為我說明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事實，這在當時的空氣下，應該說是很不容易的。

    3、吳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信中說，"文化大革命"初"寫過一些壞文章"，"個別的也有小野心"的同志，中間不少在書記處研究室，認為"過分集中使用於中央身邊，不一定恰當，對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喬木同志看了這段后批了幾句話，說"這種提法至少不利於團結"。我曾要求，與耀邦同志談談吳江同志信中提到的一些問題，因為忙，一直到現在也沒有談。我再次要求，在耀邦同志不太忙的時候，抽空和我談一次。在我看到的關江同志的這兩封信中，他對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一句誠實的自我批評也沒作，卻對一批中青年同志一再進行不顧事實的指控。我覺得有責任向組織上把我知道的真實情況講清楚。組織部門還可向被指控的本人及了解情況的同志調查。

            鄧力群

            1982年9月18日

    我的回信送給了胡耀邦。胡耀邦還不錯，也沒再追查。他說：吳江的檢舉信和鄧力群的說明都存檔。

三 吳江在《十年的路》中造的謠言

    1 關於王震當黨校校長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中央黨校校長原來是華國鋒，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第二副校長是胡耀邦。到了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華的主席和汪的政治局委員都免了，黨校實際上是胡耀邦在兼著，日常工作是馮文彬在管。胡曾經想讓宋任窮辭掉組織部長的職務，到黨校去當校長，胡自己從黨校解脫出來。宋任窮不願意去黨校，報告了陳雲。陳雲也不贊成。這個情況，我是最近聽朱佳木講了才知道的。後來在一次書記處的會議上，胡耀邦說：黨校的事，我不想再兼了，是否找個同志去當黨校校長。他提出的這件事，事先並沒有列入議程，是其他議程完了以後才提出的，這時沒人吭聲。我忽然想起，此時一些老同志退了下來，如聶帥、蔡大姐，王震辭去了政治局委員，沒什麼事，中顧委當時還沒成立。胡一提這事，我隨口就說：讓王震當黨校校長不挺好嘛。胡耀邦馬上說：挺好、挺好，大家有什麼意見？結果大家都沒意見，我的提議就通過了。這件事，一直到王老去世，我都沒和王老說過，只有參加過會議的人知道。這是我提議的。王老去世之後，我才和他的秘書李慎明說過此事。所以王老不知道是誰提名的。吳江在他的《十年的路》第138頁講："書記處決定王震任命的當晚，鄧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長談數小時。"這是造謠，根本沒有那麼回事。

    2 關於立案審查三個人

    王老到了黨校以後，立案審查三個人：阮銘、孫長江和吳江。吳江那本書上說，是王震要審查他們三人。其實是鄧小平指名要審查這三個人。這也是最近朱佳木告訴我的。既不是我，也不是陳雲，也不是王震點名，而是鄧小平點名讓王震對這二人進行審查。鄧為什麼要審查這三人，搞不清楚。在審查中間，有這麼一說：吳江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組織部和黨校來找我調查此事，我都否認了。我說：吳江只是軍代表負責的專案組中的一個成員，不是專案組組長。在審查過程中，有一部分專案涉及到鄧力群，這是事實。

    這裡就涉及到陳云為什麼會生氣一事。在黨校《理論動態》上發表了一篇和馮文彬商討的文章。這篇文章被陳雲的秘書王玉清發現之後，送給陳。陳看了就質問胡耀邦，為什麼要發表這篇東西。胡耀邦說不知道此事。吳江所說的文章和當時王玉清或者是朱佳木在《理論動態》上看到的文章不是一回事。那篇文章說：有的人平常不說話，小病大養，韜光養晦，一見機會來了，就要說這個那個，指手畫腳、提出很重要的意見。這篇文章被王玉清他們一看到之後，就引起警惕，認為這是不是在影射我們的陳老爺子啊？他們把文章送給陳雲，陳也感覺到確實有點像在影射自己，這樣就引起了注意。執筆寫這篇文章的是阮銘。

    按照吳江《十年的路》中所寫則是：王震到黨校事先有醞釀，通過之後鄧力群又去徹夜長談，做出計劃，然後整他們三個人。兩個開除黨籍，一個另行分配工作。吳江因此而離開黨校。當時黨校和組織部找我調查，我還為吳江說了好話：這個人有缺點，但做理論和文字工作，確實還是用功的。

    後來，朱佳木跟我說，1982年9月的一天(23日)，王震同志去中南海見陳雲同志，談話中講到吳江、阮銘不斷寫信、寫文章罵鄧力群同志，而力群同志卻總是為吳江說好話時，陳雲同志說：鄧力群是個正派人。喬木同志、力群同志是經過考驗的。我們還是要靠他們，不能靠吳江、阮銘那些人。11月9日，陳雲同志還在一個材料上批示：「吳江同志是風派人物，不能重用。」


四 農村問題的調查研究

    1 雲南不同社會形態的生產責任制

    1982年春節之後，我去了雲南，約一個月。那時安平生同志是雲南省委書記，先是他親自陪我轉了昆明以西、以南的大半個雲南，從昆明到玉溪，然後是西雙版納的首府景宏，看了原始森林、亞熱帶植物園；然後往西-走，看了瑞麗。又北上到了騰衝，這是艾思奇的老家，這裡育-個在農村來說是相當好的圖書館：然後到了大理，回到昆明。開了幾個座談會。雲南確實是個好地方，其中有二十幾個少數民族，比新疆還多。在少數民族中間，經濟發展水平很不一樣，有的地方還保留著原始公社--母系氏族社會，有的是奴隸社會(農奴社會)，有的是封建、半封建社會。經過解放以後的改造，到現在也都實行了生產責任制。但由於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生產責任制的形式也不一樣。由此，我產生了一個想法，和安平生同志商量后，把不同社會形態的責任制各選一至兩個點，把以前的情況搞清楚，把以後發生的新變化每年調查一次，類似於費孝通的幾訪江村。每年搞一次，如果長期堅持下來，可成為研究社會發展很重要的資料。他們還同書記處研究室取得了聯繫，很可惜沒有堅持下來，我們也去了人，搞了有兩年吧。後來因為沒有經費，也就沒有能再搞下去。

    順便說一句，從雲南回來，我還幫助雲南省解決大規模開採磷礦所遇到的困難，使這件事列入國家計劃。

    2 土地公有制和生產責任制

    我從雲南回來以後，這時農村發展研究組已經成立有一年了。我找他們談了一次，也介紹了雲南的情況。那時他們滁縣的調查已寫出來了，在《經濟研究資料》上登了，趙紫陽和萬里都很重視，而且還介紹中央其他同志看這份東西。我記得在聽他們彙報和談話中間，他們還講到這麼一個事情：在包產到戶中，有些地方的農民想分田、恢復單幹，也有的地方確實分了，結果呢，問題更多。經過反覆，農民認識到：經過合作化實行了土地公有制，再把公有制的土地分到每家每戶，農民覺得不行，越搞越複雜；結果還是維持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包產到戶。我們研究室的林子力、吳象，他們也到貴州等幾個省做過調查，回來也反映過這類情況。這是一個比較普遍的事。在包產到戶中間，有人想回到老路上，分田單幹，搞了一陣子沒搞好，也就放棄了。可以說，在全國，經過包產到戶沒有瓦解土地公有制，而是堅持了土地公有制。這件事的意義很重要。農民經過自己的嘗試、經過反覆，證明還是維持土地公有制好，主要生產資料也還是堅持公有制的好。

    在這個問題上，原來鄧子恢的意思，我也是現在才搞清楚。鄧老的「包產到戶」是簡稱，實際上他是主張在「五統一」基礎上，對田間管理實行包產到戶。他的「包產到戶」有兩個前提：一是「五統一」、合作化，一是只限于田間管理。當時毛主席說，鄧予恢說的所謂包產到戶是經營管理的辦法，是騙人的，是變相單幹。也可能鄧老就沒給主席講清楚；也可能講清楚以後，毛主席把「五統一」、「田間管理」去掉了，只剩下了包產到戶。實際上，「五統一」前提下的「田間管理」「包產到戶」，確實比初級社前進了一大步。因為初級社還有土地分紅，牲口、生產資料也分紅，只是集體勞動部分實行按勞分配。鄧老的「五統一」、「田問管理」都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進行的。所以，這已經把土地私有制變成了土地公有，因此，比初級社前進了一大步。但其與高級社的不同之處在於，勞動的方式變了——集體勞動，所謂大呼隆。現在退回到「包產到戶」，即每家每戶自己干，其中包括生產過程中的一些家庭投入，改變集體勞動為以家庭勞動為主。這也適合當時中國以手工、畜力勞動為主的生產力水平。後來的實踐也證明，這種家庭勞動的效果比那個大呼隆、大鍋飯要好。

    那種集體勞動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乾壞一個樣，所以要改變這樣一種方法。陳雲同志曾講過，其意義不亞於三大改造。從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這一點講，在實行包產到戶后，每家每戶都普遍出現了剩餘勞動力，這證明了他的估計是對的。他說：三大改造是去掉剝削，生產責任制也是去掉「剝削」。這就是說，干壞的、干少的、不幹的人佔用另一部分人——於多、干好的人的勞動價值。

    3 生產責任制應有多種形式

    現在回頭來看那幾年，說是生產責任制是多種形式，但推廣的結果主要是一種形式--家庭聯產承包制。搞得好，有"五統一"、田間管理、雙層經營；搞得不好，五統一沒有，雙層經營更沒有了，實際上是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半私有制。而對於當時堅持集體經濟的好典型，如劉庄、華西、竇店等，不在我們的視野之內，當時也沒去也沒提。在那股風潮底下，這些單位能夠堅持下來，可不簡單啊。那一年我去劉庄，問他們：人家都散了，都搞包產到戶了，而你們堅持下來，靠什麼？他們說：散的原因，一是上面胡折騰，二是下面沒有好班子。我們這裡不同，得到上面的一點支持，另外我們的班子好。我們黨的風氣就是一股勁、一股風太厲害，到現在還是這樣。不過這也難怪，由於文化水平低、理論水平普遍較低，頭腦清醒的沒有幾個，能不跟風的也就少了。



五 堅持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原理

    1981年底，我在企業管理協會幹部輪訓班裡講了一次課，題目是《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必須堅持》(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一卷)。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強調要搞好農業，強調要重視輕工業、多生產消費品，因此在思想、理論界就產生了一種偏向，認為過去優先發展重工業搞錯了。當時廖季立就提出一種主張說，今後我們的工業應是輕型工業結構。薛暮橋也寫文章說，第一個五年計劃優先發展重工業，重點搞重工業建設，現在看來搞錯了。我的講課就是針對這類意見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那個時候輪訓班正好在學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是普遍規律。資本主義是這樣，社會主義也還是這樣，當然優先增長要有兩大部類的平衡，而陳雲的四大平衡的理論是馬克思兩大部類平衡的具體化。我當時講的這篇話，中心是不能因為重視農業和輕工業，而否定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原理。這篇話講完之後，對企業管理界更好地學習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的摘編起了好作用。

    這件事應該感謝有林。他有較好的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礎。我那篇講話有個記錄，大概幾千字。有林覺得重要，他把那篇講話擴充成為一個小冊子，分三期(1982年3、4月)在《紅旗》上發表。後來企業管理協會還專門出了小冊子。這個講話能夠寫成這樣一個規模，確實應感謝有林的幫助。

六 駁斥否認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謬論

    1982年2、3月問，我從雲南回來，就遇上北京地區召開的一次理論工作座談會。現了各種各樣的意見，最活躍的是王若水，還有其他幾個人。會上發了一份材料，叫《理論研究參考資料》，搜集了當時理論界關於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社會性質，即我們究竟處於何種歷史階段的各種各樣的議論。在這個材料的中間，一個是搜集了我在團中央的講話，說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是中華民族的光榮。我肯定了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前面我提到，關於王惠德否認我國處於社會主義階段的觀點，我們曾給書記處寫了個報告，當時書記處研究室指定段若非寫篇文章，回答王惠德所提出的問題。段用了很大的功夫，寫出了一篇文章，文章寫得不錯。他的文章說：儘管我們進入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屬於幼年時期，同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相比，還是低級的，不完全、不純粹的，但終究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幼年時期。會上的那個材料搜集了我和段兩人所講的摘要，放在中間。前面引用郭羅基的話，說我們是老牛破車式的社會主義，還有一個南京的人說我們是農業社會主義，這些東西放在那個材料的打頭部分。然後是我們兩人的觀點，最後是反對我們兩人觀點的各種各樣的意見。當時大家的議論是：前堵后追，圍攻鄧力群和段若非。

    我看了這個材料后，就把王惠德、李洪林找來，說：你們在搞這個材料時，為什麼不說一句：「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我們社會的性質有了回答、有了結論，為什麼提都不提一句呢？他們說：忘了。這完全是詭辯，實際上完全是有意這樣乾的。這樣就促使我要講一篇話，這就是我在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上講話的背景。講話的題目就是《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對有關的問題和謬論進行了回答。這篇講話引起了我的老師--李維漢(在延安當過黨校校長)的注意和重視，特意給我寫了封信說：聽說你有一篇發言，我想看看。我派人給送去了。他看得很認真，說很高興看到這麼一篇文章。還提了很多意見。對講話中引用"鐵的紀律"提意見說：在我們的歷史經驗中，"鐵的紀律"是指一種不好的、過頭的做法，是否改掉。後來這篇講話整理出來了，是否在全國發表了，我不知道，反正在北京一發，全國也就知道了。當時反映還不錯，總算有人出來，對那些謬論，正式發表一些我們應該、也能夠發表的一些意見。王任重看了這個講話，也很稱讚，好像讓宣傳部登在了他們的刊物上，這個記不準了。


七 就任中宣部長

    1982年4月份，通知我到中央宣傳部當部長。中間是怎麼醞釀的，我不清楚。可能是胡耀邦提出的。為什麼要換人呢？在我之前，是王任重當宣傳部長，王以前是胡耀邦。王當了一、兩年吧，開頭身體還好，還能夠管事，後來發低燒，怎麼治也治不好，到處作檢查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在後來的大約一年時間裡，宣傳部的事情他就沒管。在我去之前，宣傳部內部有一種普遍的議論，即"四三左右"之爭。所謂"四三"是指：一個是三中全會解放思想；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既批"左"也批右，主要是批右。一部分人就講：現在解放思想還不夠，還是堅持三中全會的原則；另一部分人就講，已經有這麼厲害的右傾，應該及時講話，鞏固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即三中全會和四項原則的爭論，三中全會是批"左"，四項原則主要是批右。在我去之前，宣傳部還沒有一篇文章來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人民日報》勉強寫了一篇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實際上軟弱無力。而相反的，李洪林連續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大講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堅持什麼樣的人民民主專政，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唱反調，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搞成百家爭鳴的對象。後來有人批評他，他又補了一篇：堅持什麼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後來李洪林還出了一本小冊子。胡喬木很敏銳，看得透徹，他說：你說堅持什麼樣的四項原則，就這個問題寫文章，實際上你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否定四項原則，把四項原則作為一個爭論的問題，你堅持你的，我堅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這時周揚已是宣傳部的顧問了。在《歷史決議》通過以後，中央開了一個思想工作的座談會，鄧小平有個會前的談話，胡耀邦有個發言，喬木有個發言，周揚也有個發言。聽了周揚的發言后，地方上的同志普遍有個意見：關於思想問題的意見，北京就不統一，那我們回去后就很難辦了。

    王任重當部長時，曾想讓王若水去宣傳部理論局當局長，兼副部長。他徵求我的意見，我說：王若水這個人靠不住。儘管這個人書讀了不少，文章也寫得不錯，但從這個人參加理論務虛會，集中攻擊毛澤東，而且把這樣的文章送到香港去發表，登載，可以看出這個人的為人。我當時用了這樣的話來評價：這個人有異己性。王任重接受了我的意見。但總要有個人來管理論啊，我向他推薦了王惠德當副部長。結果王惠德到了宣傳部搞出了那麼個東西，即前面提到的否定中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關於過渡階段問題的理論，後來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個《理論研究參考資料》。實際上，宣傳部的理論局和王惠德等幾個人搞在一起，成為「四三」「左右」之爭中的主要對立面。這恐怕是一個不能不承認的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胡耀邦感到，讓宣傳部思想這麼混亂下去不行；王任重的身體一下子又好不起來，總得有人去主持經常工作。可能出於這樣一個考慮，所以在我出席了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發表了上述那篇講話后，4月就接到了讓我去宣傳部的通知。我當時調了郁文來當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他是建國初期我在新疆的老搭檔(當時分局的宣傳部長是我，郁文是副部長)，原有的副部長都沒變，有個廖井丹後來和我合作得很好，還有賀敬之、王惠德，以後教育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歸宣傳部管，又增加了個曾德林。顧問還是周揚。除了王惠德以外，我們正副部長之間合作得很好。我上任后，還是老辦法，找宣傳部的各個單位聽彙報、了解情況，都輪了一遍；少的半天、一天，多的兩天。八九個單位用了一個多星期。在這個基礎上，4月13口召開了一個部務會議的擴大會議，我講了一篇話，重點是講中宣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這篇講話是有針對性的、旗幟鮮明的。我首先講：在中宣部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想到我們是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的任務就是宣傳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無論發文件、講話、寫文章，以及開展有關的業務活動，都必須牢記這一點。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你能夠這樣做，才能在中央宣傳部工作，否則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這篇東西雖然講的是紀律問題，實際上講的是政治問題。部里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沒有做決定的問題，提出來討論時，或者制定方針、政策之前，都可充分發表意見，高度發揚民主，什麼意見都可以講，可以反覆講，可以爭、可以吵；一旦做了決定，就必須執行。如仍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在行動上--發言或寫文章，必須執行部里的和中央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要互相監督，首先大家要監督部長――鄧力群，是否遵守了決定。同時還講到，顧問也要接受監督。②

    這個報告約有二、三千字，現在看來，還是有聲有色的、很有分寸的。既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又使反對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關於"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的講話整理出來之後，在整個部的範圍里討論，要大家提修改、補充意見，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見；各個單位都進行了討論，並提出修改意見，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補充修改並通過，形成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同時還有一些其他的部務工作計劃和安排，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鎮住了。

    然後就是進行各個局的機構調整和人事配備。到了年齡的退下去，對他們的工作、生活也作了一些安排；把中青年幹部提上來。在這期間，對理論局進行了調整，免了李洪林的副局長職務。理夫也是我介紹給胡耀邦的，他也和王惠德、李洪林搞在一起，但理夫暫時還留著。這時喬木出了個主意，說可從書記處研究室調幾個人到宣傳部。後來把盧之超調來當理論局局長、賈春峰當副局長。來了之後，兩個人就分化了，賈春峰和王惠德等人搞到一塊去了，弄得盧之超後來很難辦事。


八 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及其實踐

    1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召開的十次會議

    按照胡耀邦的意見：黨中央各部要安排指導各部門的工作，一年最多開兩次會議就行了，宣傳部的工作不同，一年至少要開十幾次會，甚至要開幾十次會。各個領域的思想問題很多，一個問題就可以開一次會。據此，我布置了下半年的八次全國性會議。實際開會不止八次——

    8月17日，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有各省市的宣傳部長和北京有關部門參加。

    10月13目，宣傳部同社科院、國家教委合作開了一個全國社會科學的規劃會議。

    10月22日，中宣部與教委、經委的職工教育委員會討論職工的文化補課。

    10月27日一11月5日，中宣部同書記處研究室、農村政策研究室合作召開了全國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11月1日一8日，與有關部門(教育、文化......)合作召開了整個文教系統的幹部管理工作會議。

    11月13日，召開了全國新聞出版處處長的會議，布置準備召開全國出版工作會議。

    11月23日，同中組部一起在山東濟南開了一個黨員教育工作會議。

    12月17日，開了全國高校圖書館長的會議。

    年底共青團換屆，參加了共青團代表大會，我作了一個題為《中國青年的道路：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報告(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

    2 五次重要會議講話

    計算起來，從8月17日--12月28日，同有關部門合作、或參加有關部門召開的會議，包括青年團的會議(因為青年團的思想工作也歸中宣部管)，共有十次。其中重要的會議有五次(見上文中文字下劃線的會議)。我在這五次會議上的講話同喬木的意見是一致的。喬木在準備十二大的報告時，曾在一次會議上做了一個發言，題目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我在這五次會議上，分別從不同的工作角度，宣傳、解釋和發揮了如何進行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和教育。例如，8月17日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是十二大召開前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這時十二大報告的基本輪廓和稿子有了，為了在十二大召開以後，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及中央各部門學習、宣傳十二大的方針、政策、路線，召開了這次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會上，我講的主要內容是：十二大的報告是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分析當時的歷史情況，制定有關的方針、政策的。這實際上把十二大報告的要點，與全國宣傳部長通了氣。在會上還請人做了有關問題的發言。如請國家計委房維中同志講十二大以後我國經濟工作的發展規劃(考慮了什麼問題，提出了什麼要求，如何實現，等等)。還請了其他一些同志講話。我在這次會上有一篇講話，其中重點是解釋毛主席根據中國現實情況所說的話：共產主義制度是要在將來才能實現的，這是我們的最高理想，不管經過多少艱難困苦，我們都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實現共產主義制度；但這是將來的事，眼前就是要經過歷史的進程，一步一步地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分析每一階段的形勢，制定每一一階段的任務，然後一步步地往前走。不論任務有何不同，但都是在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指導下，了解情況，制定政策；既為當前的利益而奮鬥，同時又要體現將來的利益。

    在農村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我講的是：我們現行的政策是按勞分配，但我們共產黨員以及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廣大的職工中，已經有不少人走在時代的前面，他們自覺自願地進行不計定額、不計報酬的勞動。這就叫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對此我們應該加以提倡。這個同現行政策——按勞分配，既有區別，又有一致之處。

    我講得比較好的是黨員教育工作會議上的發言，題目是《新時期要做好黨員教育工作》(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還有在全國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青年的道路：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我用歷史的經驗和歷史人物說明：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要愛國就要用共產主義思想做指導。始終堅持愛國主義，就必然成為共產主義的同情者，以至於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我列舉了魯迅、郭沫若、宋慶齡、何香凝的經歷。一共講了十條，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下，到今天仍然站得住：但令人奇怪的是：我的這篇講話被團中央放在《中國青年報》的報屁股上，用很小的字分好幾天才登完。這表明了一種態度。那時團中央的書記是王兆國，祝詞是胡啟立做的。他們專門約我去講話，我講了差不多半天，當時會場上的反映還挺好。為什麼他們會用這樣一種冷淡的態度來對待？這是他們的態度，還是胡耀邦的態度，搞不清楚。與後來的事情聯繫起來，很可能這是胡耀邦採取的淡化處理的方式。到1986年，胡耀邦就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的"共產主義思想"抹掉了。

    3 提倡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學風

    我在上述幾次會會議上講的第二個重點是改進學風。提倡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風氣。在宣傳部里反覆講，在很多次會上也反覆講。《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上的講話》(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我介紹了陳雲同志的作法，在每次做決策之前，要用90％的時間做調查研究，在調查的基礎上有10％的時問做決策就行了。我也介紹了張聞天的經歷：在遵義會議上，他從政治上轉過來了；但思想作風的轉變是到延安整風以後，特別是他出去晉西北、陝北調查回來以後，寫了《出發歸來記》標誌著他的學風才真正轉到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路線上來。

    在這個期間，我針對社科院存在的問題，講了一次話：《增強黨性，改進學風》。語言、提法都比較尖銳。這個講話我看到現在也還站得住。增強黨性主要是講在政治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我說：到這個時候，我們社科院有的人在發言和寫文章時，還相當放肆；中央的決定反覆重申，他就根本不放在心裡。在學習問題上，我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工作有很多進步，特別是農村工作，面目一新，創造了很多新經驗。我們組織了社科院的同志到農村去了解情況，進行調查，去作調查的黨政人員多。研究人員很少。我認為，這些人還習慣於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不重視從生活中學習。

九 在中央黨校作學習十二大精神的報告

    十二大開完會以後，我在黨校講了一次，題目是：《開創新局面的黨代表大會》。從三個方面對鄧小平同志的開幕詞和十二大報告的體會。

    現在重新看了一下，其中第二部分：《走自己的道路》，沒講出什麼新的道理。第三部分：《關於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四項最重要的保證》，也可以說是照本宣科。比較有點意思的是第一部分：《關於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問題》。這部分中的道理也還是那些，有什麼新意也很難說，但解釋得比較好，把我們的經驗和外國的經驗結合進去了。

    比方說，我用毛主席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中關於從勝利和失敗的比較中認識革命規律的論述，用斯大林在討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回答別人提問時關於"規律"的解釋，來說叫"對規律的認識要有正面的經驗，也要有反面的經驗"；用通過建國三十多年的歷史人們才逐步認識應該學習陳雲觀察經濟現象、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說明"認識規律的，開始總是少數人，然後才有較多的人，再后才有絕大多數人"。我還說明，"我們黨是一個戰鬥的黨、行動的黨。我們黨對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應該體現為制定和領導人民群眾實現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像我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一樣，也要有個過程，也不可能一開始就很正確、很完善。而是逐步正確、逐步完善。"有了「大躍進「的挫折，毛澤東同志才講出一篇道理，指出，無論在革命方面和建設方面，我們黨都要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這樣才能教育幹部和群眾，統一他們的認識，工作才好做。我通過歷史經驗的分析、比較、總結，令人信服地指出，十二大的總路線和具體方針、政策、辦法，是在認識社會主義建設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制定的，是基本上符合我國當前的客觀實際的，所以，說十二大將引導建設走向勝利，這個判斷是站得住的。

    回想起來，1982年的事情不少，有些至今還令人欣慰，有些卻讓人想到某些人的"不善"的居心，令人不悅。

    註釋：

    ①勤務組是「文革」初期機關、單位黨組織癱瘓后成立的臨時權力機構。

    ②鄧力群：《宣傳部的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問題》。《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2頁至第26頁。

一九八三年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和兩件突發的事情

一 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

    1983年1月至8月底，主要分兩個部分來講，一是三個部門的四個會議，二是兩件突發的事情。中間插一個文物工作。

    1 全國出版工作會議

    第一個會，是1月初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會議：

    在出版工作會上，1月8日，我有一篇講話《把宣傳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結合起來》。(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這個題目就是我講話的中心。出版工作要服從這個要求，各種出版物要體現熱愛社會主義精神和共產主義思想。不但社會科學的著作要努力這樣做，就是自然科學的著作也可以從這方面來組稿、出書。例如，李約瑟就寫了七大卷講中國人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發明創造的書，用大量的事實說明中國人民在世界科學史上的貢獻。這件事引起了出版社的重視。

    出版工作會議之後，我在幾個會上都反覆講了這個意思。其中在廣電部和記協聯合召開的一次全國性會議上，我提出了：如何通過廣播電視進行愛國主義宣傳教育，並提出了九條建議：第一，反映祖國新貌、建設成就、英雄人物、先進事迹。第二，廣播電視中僅有《祖國各地》還不夠，應該與旅遊部門介紹中國三千多個旅遊點的"旅遊詞典"項目聯合起來，各省、市、自治區可以分片包干，在若干年內，把三千多個旅遊點，一個點拍一部電視片。第三，表現歷史事件、歷史人物。與歷史教科書不同，我們的電視及電影、戲劇、小說等，應該著重從人物出發，圍繞人物展開與他聯繫的歷史事件。第四，從古代到現代，大詩人、大作家、大畫家、大音樂家、大戲劇家、大表演藝術家、大書法家等，他們的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代表著作，他們的愛國主義事迹，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宣傳。第五，從古到今傑出的科學家、學者、思想家，為了祖國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的形成和發展，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創造和積累，做出的巨大貢獻，應該讓人民知道，對人民進行教育。第六，歷代文物的介紹。我們的文物數量之多、工藝之精美，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可以選擇在歷史上起過重大作用的、有世界影響的文物，拍成電視進行宣傳。第七，各個民族、各個地區的各具特色的工藝美術品，以及歌舞戲曲、著名演員、舞蹈家、表演藝術家的介紹。第八，建議對55個少數民族的歷史、現狀、解放前後比較，對每個民族美好的文化、特產，優良的傳統、道德品質等，把它們搜集起來，拍成片，每個民族至二步一部。第九，國外愛國者的事迹、著作。魯迅、茅盾等人曾做過這方面的工作。現在應該繼續搞，並且加以豐富、擴大。廣東電視台有一個《名著與名畫》，這樣的形式很好。

    不久，中國歷史學會首次學術年會暨中國史學界第三次代表大會(會長周谷城)，讓我去講話。4月11日，我在講話中發出呼籲："請求大家從不同的方面，採取不同的方法，向我們的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特別是史學工作者，"不但有責任而且有更好的條件進行這方面的工作。""我國史學界本身就有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通過歷史研究、教學和寫作等方式向人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史學界的同志能夠發揮獨特的、重大的作用。"①

    在此之前，我曾要書記處研究室搞一個愛國主義教育的文件，一直寫不成熟。在我這三次講話之後，特別是我對各方面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讓他們以此為基礎修改那個《關於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幾點意見》的文件，經過修改後的文件應該說比較好。7月2日，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名義發出這個文件，在報紙上也公開發表了。《意見》指出，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我國各族人民愛國主義的主要內容，就是鄧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三大任務，即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目前社會條件下，振興中華，就是要切實完成這三大任務。《意見》提出做好十個方面的宣傳。就是我上面提的9條建議的內容。這工作引起了有關方面的重視，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關於這個問題，後來我還在不同的會上多次發表這個意見。在高校、北京電視台、高教思想工作先進人物會議上都各講了一次。由此接觸和結識了李燕傑這樣一批人。應該說，這些人有一定的演講水平，也有內容，方向一直也不錯。開始時，他們人還較少，現在他們的全國教育藝術研究會約有六、七百人了。在這13年中間(1983--1996年)，我和他們這個團體聯繫比較密切，大家關係都不錯，在倒霉時，他們也和我患難與共、命運相通，成為海內外一個有影響的團體。李燕傑的書在台灣出版了，郭海燕也去香港呆了半年，他們幾次去澳門演講，效果都挺好。這些人多數是好的，有少數人表現不太好。

    在全國出版工作會上，通過了一個由書記處研究室、宣傳部和文化部共同起草的國務院關於出版工作的決定，最後報請國務院和中央通過，後來也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從1983年起直至宋木文不當出版總署署長、於友先接任時，宋木文講這個文件直到他下來時，一直起作用，管了十幾年，直到九十年代也還管用。

    2 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第二個會，是1月7日至22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這個重要會議是中宣傳、中組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國家經委等7個單位聯合召開的。這是建國以來首次舉行的全國思想政治工作會議。18日，成立了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因為鑒於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工人起來造反把當時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給推翻了。當時，陳雲同志講了句很有名的話：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執政了，經濟工作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當時宣傳部的文件體現了這個精神。到了1983年，大家覺得波蘭的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共產黨執政以後搞不好的話，工人階級會造反，把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搞掉。我們現在還沒出現這個情況，但搞不好，也會出現同樣的問題，所以大家湊在一起，認為應把這個問題抓一下，即幫助各級黨委和行政部門共同做好這件工作。

    參加這個研究會的人員中，除了任現職做思想政治工作的黨政幹部(如黨委、學校、工青婦的領導)之外，還廣泛吸收退下來的、熱心於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同志也來參加這個研究會，共同負責這樣一個工作。當時有一個說法：現在的黨委、工會、企業領導處於第一線，我們這個研究會的多數同志處於第二線。第一線要應付經常性工作；第二線的人就要超脫一些，時間也充裕一些，從現實出發研究一點比較帶根本性的重要問題。向那些任現職的同志提出建議或從研究會的角度幫助他們做些工作，第一線和第二線互相配合。還有一種說法，稱之為熱線和冷線，即冷熱結合，使我們對職工的工作做得好些，其中也研究一些我們黨和工人階級的關係問題。那時正起草工會法。7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國營企業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綱要(試行)》。

    搞工會工作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印象，即在三大改造之前，私人資本主義企業里的工會工作發揮得好，真正起了監督的作用；三大改造以後，工會工作起的作用顯然比以前降低了。工會的同志在參加國際活動中也有這個印象：好像中國企業里的工會作用還不如蘇聯的大；甚至在有些人去了西德之後。袁寶華他們的印象：西德工會在企業的地位和作用實際上比我們工會在企業里的地位、作用更大、更重要；西德企業里的監事會有三分之一是工人代表，在企業決策中，工人的發言權很大。以我們的私營企業來說，在三大改造之前，實際上是工會說了算；在三大改造之後，很多工會的幹部都成了公方的代表了，因為公私合營了。同樣一個人，在三大改造之前，可以代表工人管理資本家、監督資本家守法、執行三大改造任務；在此之後，他們就覺得我就是公方代表，可以代表一切了。而工會裡面的人也都是他們提拔起來的。這樣，他就很自然地不把工會的作用放在眼裡。至於國有企業，在根據地時就沒有解決，就是一個黨委、一個廠長。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之前，在東北時期是學蘇聯，搞的是廠長「一長負責制」。後來，毛主席堅持主張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此後，實際上黨委說了算，有些地方是黨委書記個人說了算。原來是廠長個人說了算，後來是黨委書記說了算。在1980年曾經要實行廠長負責制，我們搞了一些試點，普遍地都不贊成，還是認為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個問題一直到今天仍未解決。在企業里，說起來工人是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搞得好一點的企業，職工代表大會確實起了好的作用，搞得不好的地方，職代會、工會是個陪襯。

    因此，在企業職工思想政治研究會成立之後，還專門做了調查，如：工人階級狀況，企業中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調查應該說搞得還好，但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研究會中的人，都覺得能參加這個工作，盡自己一份力，很高興，很願意。但到後來，把原來由7個單位聯合組織的這個群眾團體，實際上變成了宣傳部底下的一個局級單位了。其他的單位都沒份了，發言權也沒有了；現在名義上還有，實際上的工作就比以前差多了。

    廠長負責制，黨委領導為核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三句話在文件里都有，話也到處講；實際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句話是陪襯。黨委領導和廠長，有的地方合作得還好，多數地方都不理想。在趙紫陽時期，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廠長說了算，用他話說就是：一個槽里拴不住兩個叫驢。趙紫陽明白地反對「三個加強」、「三個積極性」的提法，他說：我就是要加強一個(廠長)、削弱兩個(黨委、職代會和工會)。後來，在有些地方實行廠長兼黨委書記，配個專職副書記。在1989年，趙還提出要改造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改造的結果就是，黨委成為企業或工廠的附屬品。

    1989年政治風波之後，批評了一下趙的說法，企業政治思想工作稍有振作，但時間不長。所以說，共產黨當政以後依靠工人階級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即共產黨幫助工人階級，使之成為真正的領導階級，發揮其應有的領導作用--國家、企業主人的作用，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少數企業搞得比較好，多數企業都做得不好。現在也很難說，應從哪個方面入手來解決此問題。最近幾年，我也沒再兼顧這方面的事了。會議我也不參加了，也不好發表什麼意見了。

    3 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會議

    第三個會，布置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會議。

    當時喬木提出，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可編輯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為此，給上面寫了個報告，經書記處研究同意，然後召集各部委的黨政部門開會布置。書記處同意之後，負責組織布置工作的是中宣部。自此之後，開始出版《當代中國》叢書。這個工作一直到現在，總算延續下來。到1997年上半年，大概出到150卷。這裡面包括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後來還增加了一個《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後來還搞了一個《地方簡史》叢書。人物傳已出了八大元帥和《張聞天傳》，《王稼祥傳》不久可以出來，最近中央又批准出版《彭真傳》、《王震傳》、《胡喬木傳》、《馬文瑞傳》......。人物傳已出的九種發行量不錯，影響也很好。《當代中國》叢書，在搜集、整理、核實材料、保證材料的準確性、重要材料不遺漏這方面的要求，各卷都基本上做到了。在此基礎上，寫得、編得比較好的，恐怕不能說是多數。比較起來，軍隊那十卷，下的功夫比較大，寫得也比較好。因此，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四十幾年，各部委的有關材料總算做了一個初步的整理。在積累材料方面，應該說完成了一個大工程。這是我主編的各種書里的第一部，如算上"人物傳"，就有兩部大型叢書，後來還有中國美術全集、中國美術分類大全等。這對於中外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提供了確實可靠的材料，這個作用是明顯的、也是好的。

    4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

    這個會議在1983年1月、7月先後召開了兩次。

    第一次是1983年1月，會前搞了一個1983年宣傳工作要點，有三個：一是學習、貫徹、宣傳十二大精神；二是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大造改革的輿論，大造尊重知識分子的輿論；三是為1983年下半年開始整黨做準備工作。

    (1)公安工作不能沒有敵情觀念

    這裡有一件事，要說一下。企業政治思想工作會議請胡耀邦講話，題目是：《四化建設與改革問題》。中心是講改革。我聽了他的報告，對他的報告提綱作了一些修改。在他的講話中，說到各方面都要改革，經濟體制要改、政治體制也要改，其他各方面都要改革。在講到政治方面的改革時。他講政法、公安工作也要改革。具體怎麼說，我記不住了，但他的要點我記得很清楚，即政法和公安工作要適合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他這段講話給我的印象是將來的公安工作只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沒有解決敵我矛盾的問題；現在的公安工作不適應，需要改革只是表現在這個方面。我給他提出意見，也對他的稿子進行了修改，我說：不能沒有敵情觀念啊，事實上不能否認還存在敵我矛盾、公安工作者的腦子裡，議程中沒有敵我矛盾，那這個公安工作究竟是怎麼回事呢？稿子改後退給胡耀邦，我沒有存底。後來喬木從上海開會回來碰到我，說：稿子問題很多，你改得太少。他說他提了很多修改意見，也退給了胡耀邦。喬木修改的稿子是不是給我看了，我記不得了。因此，胡耀邦的這個稿子就沒有下發。現在如果再來看他那個東西，裡面的思路怎麼樣，我看很成問題。

    (2) 中共中央黨校正規化教育之爭

    從這一年開始，職工要進行文化補課、短期輪訓最低要補到初中程度吧；各級幹部也要進行正規輪訓，而且強調正規化教育，中央黨校也進行正規輪訓。這時王老在黨校，后又調去了蔣南翔。一年內要達到什麼水平，進行正規化教育要達到什麼要求等等，都提出來了。後來，王老不當校長了，高揚去了，批評正規化教育，他根本不知道這是當時黨中央的要求。為此，蔣南翔與高揚發生了很激烈的爭論。

    (3) 關於《共產主義的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

    在1983年1月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大家讓我就宣傳十二大發表一點意見。好像在會議之前，就開始醞釀，在這次會上，我就把一些想法歸納起來，講了點意見，題目是：《共產主義的實踐活動和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就現行政策列舉了十幾個問題，每項政策如何體現共產主義精神，怎樣按共產主義思想體系來制定和執行政策，講了一遍，後來整理出來，發給各省市，徵求意見；準備作為研究提綱，發給有關單位，主要是宣傳部門、文教衛生部門來進行研究。這是一月會上的事。

    (4) 我對《鄧選》的評價

    1983年7月17日，召開第二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議題有兩個：一是討論、研究上次會上發的提綱，經過討論、修改，作為一個研究提綱，在這次會上定稿、正式通過，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進行研究。我記得好像在報紙上也發表了。後來，我們宣傳部分別約了一些水平高一點的人，分頭寫了一些文章，出了一本書，約三十多萬字。二是學習、討論《鄧小平文選》(這時《鄧選》已正式出版)。

    我在這個會上做了一篇發言。當時，《鄧選》出來以後，中央發了個通知，要全黨學習；而且通知里講，學《鄧選》作為全國整黨的思想準備。我這篇講話把中外和黨內外對《鄧選》出版后的反映，概括成四句話：一，《鄧選》是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國大綱，這是日本人的語言；二，《鄧選》是制定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論基礎，這是黨內的話；三，《鄧選》是實現四化建設各項任務的正確指針，這是我去西北，他們那裡在學《鄧選》時提出來的；四，《鄧選》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是我自己加的。不論是別人講的還是外國人講的，我覺得這四句話歸在一起，表明了我對《鄧選》的評價。這是當時的評價。這四句話實際上是說，鄧小平是新時期的代表人物，《鄧小平文選》是新時期最重要的著作。我的評價是否站得住？總之，這四句話表明了我對他的一個態度吧。應該講，這是出自我的真心，講這個話時，我心裡沒有懷疑，沒有猶豫。今天來看，究竟是否講對了，我看，應該說基本站得住。

    現在不都在講鄧小平理論的科學體系嗎，究竟是以第二卷作為代表，還是把第三卷都包括在內。當時《鄧選》出來之後，由我經手還搞了一本《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收了22篇文章，其中包括提出反對精神污染的那篇講話，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那篇講話《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這本書1987年又出了增訂本，增加了1984年12月以來的論述22篇，全書共44篇。我對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精神作了兩次傳達，傳達的內容收入了我的文集第二卷。《鄧選》第二卷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兩本書的編輯是我經手的。後來的第三卷，我和喬木都沒有經手。

    (5)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我在第二次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是我在宣傳部講話的重要部分，後來正式收進《鄧力群文集》第二卷，用的題目是《試談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裡面一開頭講了上述那四句話，然後接著講："《鄧小平文選》反映了我們黨和國家在1975～1982年這關鍵性的八年中走過的道路，內容涉及國際國內，涉及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非常廣泛，非常豐富。總結起來說，《鄧小平文選》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奮鬥的目標。"

    《鄧選》和學習的通知發下去以後，部委和地方紛紛進行學習、討論，有各種各樣的提法和發揮。四川省委搞了一個宣傳學習的提綱，從理論上研究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哪些方面發展了毛澤東思想；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李琦介紹他們在學習《鄧選》時，列舉了《鄧選》中的十個內容。我這次講話和四川、李琦的都不同。我從政治、經濟、文化三個方面討論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這三個方面來講鄧小平關於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所提出的問題，所制定的政策，和實際生活里存在的問題。我最近又看了這篇文章，感覺還有點意思。講主要內容或主要特點把理論和實踐聯繫得比較密切，對實際生活里發生、出現的問題進行闡述，顯得生動活潑。可以說，比較淺顯地作出了理論說明，夾敘夾議，用家常話、日常用語來淺說理論，不是那麼乾巴、枯燥，在當時生活裡頭和理論原則裡頭的問題，都談到了。這就使我想起，江澤民在「八九風波」以後，好像是建國40周年紀念會上，講了一次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問題。他也是從政治、經濟、文化方面談有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與我的講話相隔好幾年了，是大家集體創作的，講得比較規範。我講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和廣泛的統一戰線，他那裡是講多黨合作，互相監督；文化方面他講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這裡沒講到。

    (6) 第一次區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

    我在講話中提出區別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可以包含國有為主導，公有為主體，非公有制的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但講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不能把個體、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而包含進來。可以說，在這裡我結合當時社會實際生活的進展，第一次把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或國家)這兩個概念區別開來。


二 考察文物工作及其他

    開完這個會後，就為即將召開的全國文物會議做準備。為接觸一下一些省級文物工作的情況，看看存在些什麼問題，我出去考察、調查了四十幾天。這四十幾天實際也不單是看了文物工作情況。

    7月27日我離開北京，先是去承德。在承德參觀了避暑山莊、外八廟；又到圍場去了一下。接著到山西大同，先看煤礦，又看了雲崗石窟。然後到雁北，了解農村情況和生產責任制在那裡的實施情況。記得日本投降以後，我從延安出發，在晉西北轉了好幾個縣，那時儘管是解放區，但人民生活仍非常貧困。這次去看了，情況就完全兩樣了。后又到呼和浩特，參觀了昭君墓，了解了一些牧區情況。

    在呼和浩特，正好碰上華北6省市在這兒開新聞工作會議。我在這次會上講了一篇話，講的是《堅持新聞工作的黨性原則》(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批評了胡績偉的所謂人民性。他認為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黨中央就要服從全國黨代表大會；全國黨代表大會就應服從全體黨員；全體黨員就要服從全國人民。這樣把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為我們黨和國家處理一切重大問題的唯一原則，可以代替一切的原則。按照這個邏輯，就要求一切重大問題都要經過全民投票表決。另一個王若水，與他的觀點相仿，認為黨性來自於人民性，因此，人民性高於黨性。在講話中我都作了分析批評。

    離開呼和浩特後到包頭，去成吉思汗墓看了一下，還看了包頭的軍工企業和其他工廠。然後到河套，又到銀川，看了西夏留下的幾個墓、遺跡(幾個塔)，看了一個山。又到中衛縣，看治沙。又到劉家峽水電站去看了。然後去甘肅，在蘭州碰上他們正在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和學術討論會。我在會上講了話、題目是：《知識分子的成長和在新時期的光榮職責》(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到敦煌，士酒泉，然後又從蘭州去青海，參觀了文成公主進藏路線，經日月山，去炳靈寺、塔爾寺，到龍羊峽，這時水電站已截流了。然後又回到甘肅，經天水后，看了麥積山石窟；然後去陝西西周遺址--岐山，到咸陽，在西安參觀了一些文物點，其中包括玄奘譯經的大雁塔，然後去延安，這是我解放后第一次回延安。然後又回到西安，去三門峽，到臨汾、運城、平遙、太原，看了晉祠。一路上看了這些文物點，對文物的收藏、挖掘等事情有些感性知識，為後來的文物工作會議做了點準備。知道了文物工作中有哪些事情，是含什麼狀況。

    這次共花四十來天，有些收穫。第一，接觸了文物工作中的問題；第二，了解各地區學《鄧選》情況；第三，在延安、西安提出要繼承和發揚延安精神。以往提此，只重視艱苦奮鬥，後來彭真講延安精神主要有兩條：一是實事求是，二是艱苦奮鬥。我覺得把實事求是加進來很好。第四，一路上接觸了不少在艱苦條件下做出了很好的成績、很重要的貢獻的知識分子，表揚並提倡發揚他們這種精神，這集中表現在我在敦煌吐魯番學會會議上的講話中，後來在《紅旗》發表了。第五，提出西北地區交通不便，經濟落後，在這樣條件下，要重視廣播事業的發展。第六，提出要重視師範教育，那時是搞好小學6年義務教育(後來是9年義務教育)，全國三個指標：入學率90％，鞏固率60％，合格率30％，西北情況很差，合格率只有20％，這裡的關鍵是師資水平太低，小學畢業教小學，初中畢業教初中。我提出：普及6年、9年這當然對，但重點應把師資搞好。現有師資要培訓，新的師資要正規培養，有了合格的師資，普及才能合格。沒有師資，勉強上學，但畢業以後不合格，也沒有用，這就等於硬性推廣和普及，老百姓也不幹，長期下去也堅持不住。後來就這個問題以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認真抓好師範教育是普及教育的關鍵》。我在幾個地方都講這個問題。應該說，這個問題提得比較好，合乎實際啊。

    9月6日回到北京，9月7日鄧小平同志找我談話，說：二中全會就要召開了，準備在二中全會上講一篇話。要我們替他整理，他似乎很有準備，提出了一個講話要點：一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二是組織上的鞏固要力求純潔，把"四人幫"幫派體系的幹部，清除出黨。這在後面再細說。

三 兩件突發的事情

    1 經濟決策程序的變化

    按時間順序，先講第一件，經濟工作里的問題和經濟決策程序的重大變化。

    (1) 3月17日上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策

    在1983年3月問，開了一次政治局的擴大會議，專門談經濟工作的問題。我列席了會議。會上發言的主要是趙紫陽和陳雲同志，先念、小平和耀邦也講了話。發言雖然沒有點名，但大家一聽就明白了，是批評胡耀邦的。

    在這個會議之前，胡耀邦一直在找各個部委談話。在十二大報告準備的過程中，胡就在找各部委談話；十二大之後，他仍在這樣做。他的中心意思就是要搞高速度，他批評喬木、趙紫陽以效益壓速度。鼓吹加速增長，要在第一個十年裡提前翻番，免得為後人留下包袱。他還指名道姓地講：我們這些人要多干一點，就可以為啟立他們上來創造條件，使他們的包袱輕一點，好輕裝上陣。他這樣一講，對國務院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在十二大以後，差不多一年時間裡，國務院的計劃做了向下的調整，要「保四爭五」。胡對這個速度不滿意。那時，生產責任制在農村普遍地推行了，確實農業情況一年比一年好，糧食產量和農產品產量都比計劃規定的指標超過將近一倍。到了1983年，胡耀邦講：現在發愁，糧食消費不了餘下的怎麼辦。他還做出了非常樂觀的估計：將來中國很可能成為糧食出口大國。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也有點坐不住了。1982年"保四爭五"，超額增加很多，工農業總產值增長突破7％；1983年"保四爭五"，實際結果也超出不少。鄧小平找國家計委的人談，說，"保四爭五"超過很多，超過部分會不會形成積壓、派不上用場，造成浪費。當然，這是他的一種擔心。鼓吹高速度的主要是胡耀邦。

    當時，國務院的計劃剛剛頒布實施，胡就找各部委談話，講什麼有水快流，到處發動農民開礦山。這樣就使趙紫陽、姚依林很為難，宋平他們也很難，姚、宋還給鄧小平和政治局常委寫了信。本來是想少數幾個人談，鄧、陳、先念，加上胡耀邦和趙、喬木、姚，對胡在小範圍里做些批評。鄧小平說：做些批評可以，他也願意聽。但又表示擔心：批評了胡耀邦，他如果表示不幹了，怎麼辦。結果就沒讓胡參加，只有趙、姚、喬木到鄧小平那裡談。陳雲不知因為什麼事，沒參加。事先幾人相約，由趙向鄧主談。但趙很鬼，到了鄧那裡，他縮在後面，把喬木推在前面，自己扮演幫腔角色。胡喬木發言時說，胡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有所動搖。小平同志認為這樣說過頭了。對胡喬木不高興。幾個人向鄧彙報之後，決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3月17日上午開會，第一個是趙講，講歷史的經驗是：每次都是這樣，幾年順利發展，就坐不住了，頭腦發熱，高指標，浮誇，折騰，搞不下去了，再調整。他還列舉了解放以後的幾次這樣的過程，說明1980年以後，經過調整，1981年情況好了。1982年、1983年更好，於是現在有的同志頭腦發熱，又想折騰一次，沒點胡耀邦的名，但很明顯，聽得出來，是說胡耀邦的(我有一個專門的記錄)。趙講了四個問題。接著陳雲同志講了十條意見，然後是先念同志講，然後是耀邦講，最後是小平同志講。這個會議確定了一條，即以後的經濟工作經書記處、政治局討論后，就交給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付諸實施和指揮，或者由財經小組提出意見，經過政治局、書記處做出決定，交由財經小組組織實施。後來陳雲講，這次會議的最大收穫，是明確了經濟工作決策的程序，主導權由書記處轉到了中央財經小組，換言之，就是由胡的手裡轉到了趙的手裡，幫了趙的忙。會議結束之後，喬木和陳雲商量，把會議記錄、發言整理出來，然後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會議，進行傳達和討論。在這個事情上，可能有點疏忽，陳雲同意之後，喬木沒有向鄧小平請示、報告。鄧小平知道了此事之後，說：這個會不要開，已經整理的東西，全部封存存檔。

    (2) 政治局擴大會議后發生的事情

    3月17日上午開的政治局擴大會，恰好當天下午，我到新華社的分社社長會上講話。我沒有請示，就做了傳達。一開頭，我講：你們這個會，我本來早就要來參加，因為臨時發生了一件事，遇到一點麻煩，把日程推遲了一兩天。那件事辦完了，正在發愁，來這裡講什麼。恰好上午開了政治局擴大會，我就把會議的情況一五一十地進行了傳達。當時記性好，因此可以說把上午的會議原原本本地全部傳達了。會後，胡耀邦不知聽什麼人給他傳話，說鄧力群在會上傳達了一些話，很多話都是很好的，但有一句話，說中央最近出了一點麻煩。胡耀邦當天晚上就向鄧小平做了報告。

    3月18日上午，小平同志就把我找去了，我還以為是為了周揚的事。我說：我最近惹了點麻煩，剛處理完，正在給中央寫報告做彙報。鄧小平同志說：還有比這更嚴重的事，聽說你在新華社講了一篇話，說中央最近出了一點問題。我說：我沒有這樣講，我說的是：出了點麻煩，指的是周揚講了一篇話。小平同志說：胡喬木最近講了一篇話，其中有一個說法：耀邦對社會主義信念發生了動搖，這個話就講重、講過了嘛。我說：喬木的這個話，我確實沒聽到過。但中央出了點問題這個話，我沒講過。我說：我的講話有錄音，上面有我的原話。這次傳達，沒向中央請示，這點是我不對。但那句話我沒說過。後來，請新華社根據錄音把我的講話從頭到尾整理出來，把我的原話劃出來，一看就是指周揚的事。另外，我寫道：我沒有說過最近中央出了點問題。我把上述東西送給了胡耀邦，他是否給小平同志送，我就不清楚了。上述兩件東西，現在我還留著。後來我還在《紅旗》的聯絡員會上，扼要地講了一點精神，比新華社講得少多了。

    (3) 胡趙爭論

    1983年之前，鄧、陳之間一直合作得很好。由這件事可以看出來，到了1983年，胡、趙爭論，以及鄧、陳分歧，開始顯露出來。到整黨時，胡又採用了另外一個辦法，在書記處的會上，要各部委一個一個地彙報整黨情況，但實際上是彙報經濟工作的情況。他後來講，經過這個彙報和整黨，要端正中央各部的業務指導思想，還是那套高速度的道理。所以說，胡、趙的矛盾一直到1986年。在1986年做精神文明的決定時，他倆聯合起來一致對付我，不知是什麼道理。在1986年以前，在整黨過程中、在反對精神污染的過程中，趙對我還是比較關照的。這主要是因為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他不能不跟、不能不維護。後來到了1985年，又出現了一次跳躍性的增長，新的折騰又來了，一直搞到後來的"闖關"。這算是一件事。

    2 周揚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引出的事情

    第二件突發的事情，發生在意識形態領域，就是周揚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會上講人道主義和異化引出的一連串影響巨大而深遠的事情。這對於我來講，也是突然的。這件事放到下一篇《反對精神污染的前前後後》中去講。

    註釋：

    ①鄧力群：《一個呼籲，一個請求》。《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頁。

反對精神污染的前前後後


一 我和胡喬木對周揚講人道主義和異化的反應

    這一段從1983年9、10月以後至1985年3、4月以前，經過三個年份約一年半時間，事情最多，頭緒也多、矛盾也多。現在分成十七個段落來敘述此事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

    1 對周揚三月七日講話的反應

    1983年3月18日是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3月7目，周揚在全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作了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講話。紀念會是在中央黨校開的。周揚說他身體不好，只念了一個開頭。後邊的內容是由播音員讀的。講話稿由《人民日報》排出清樣稿，在會上發給了一些人。

    我當時正住醫院檢查身體。我是為聽他講話特意從醫院出來的。聽著聽著，就覺得有問題，特別是關於異化問題。按周揚的說法，社會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都會異化，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我覺得，他的這種說法與過去黨的一貫說法不一樣。我們歷來講，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隊伍，由於受到資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黨員幹部中會發生腐化變質的現象。異化問題我過去沒有接觸過。現在周揚講，社會主義本身要發生異化，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經濟、思想上都走向自己的反面。這與過去長期的說法不一樣。當時，我沒有立即斷定周揚的說法是錯誤的，只認為是新說法，有疑問：這種新說法對不對？能不能站得住？另一個是人道主義問題。我聽周揚講人道主義時，感覺他的語言和赫魯曉夫的語言、提法差不多，這種講法也有問題。

    周揚講過以後，一些學者、專家當時就表示對他的講話有意見。賀敬之聽了也有意見，但不敢出來講話，因為周揚是他的老領導。

    當天上午，胡喬木有別的事沒有到會。他收到了周揚講話的清樣稿，還沒有來得及看。周揚給胡喬木送這個稿子時有個便條：「喬木同志：送上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學術會上講稿，請你詳加閱改退下。我病初愈，過些時當來看您。敬禮。周揚，三月七日。」

    下午，我就打電話告訴喬木，說上午去黨校聽了周揚的報告，覺得有些觀點和提法需要斟酌，希望喬木同志看看周揚的講話稿。同時把對周揚講話有不同意見的情況及準備讓有不同意見的人(如黃楠森等三四個人)也在會上講一講的意見反映上去。

    沒有想到，第二天，3月8日，《人民日報》沒有用新華社發的新聞稿，獨家發表了周揚講話的詳細報導，並預告"全文本報另行發表"。

    2 是否全文發表周揚講話

    我要秦川請示胡喬木

    3月8日下午，我在醫院裡，秦川給我來電話，說周揚的講話很好，他們要全文發表，而且已預告讀者，全文將在《人民日報》另發，周揚也已定稿，問我怎麼樣。我說：我聽了周揚的報告以後，感到有些問題，但沒有把握。周揚的講話是否全文發，怎麼發，你們請示喬木，他同意發則發，否則不能發。接了秦川電話之後，我立即打電話給喬木。他說，周揚的稿子已經看了，感到問題不少，不是刪幾句就可以改好的，不宜在《人民日報》發表。他和我商量，決定延長會期，休會兩天後繼續開。喬木還說，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揚的意見，可以請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在大會上發言。把這個會開成學術討論會。這樣有各種意見、各種聲音。否則國內外會把周揚的講話誤解為代表黨中央的意見。事實上，他的講話內容，會前大家不知道。他的觀點，沒有報告中央並得到同意。

    3月8日下午，我從醫院回到中宣部，和其他同志一起布置這個會。

    3 胡喬木要周揚修改後在《哲學研究》上發表

    3月10日，胡喬木找了幾個人，有郁文、賀敬之、工若水、夏衍，一起到周揚家，談他對周揚講話的意見。這次談話郁文有記錄。喬木同他們談了一個上午，對周揚十分尊重和客氣，語氣特別緩和。

    胡喬木說：「周揚同志的文章，講得比較周到，但有些問題還沒有鮮明地講出來，或者還講得不夠圓滿，倘若就這個樣子拿出去，可能產生一些誤會。文章中有些話是不可取的。」「我是贊成人道主義的。但是我看到周揚同志的文章，抽象化的議論比較多，離開了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沒有「社會主義」這個限制詞，「就可能混同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在人道主義問題上，一直有各種各樣的糊塗思想」。「我們提出人道主義究竟是講什麼東西，應給中國、外國一個明確的概念。」

    胡喬木在講了歷史上有各種人道主義、關於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以及「不經過階級鬥爭解決不了人道主義提出的問題」等以後，說：「我們宣傳人道主義時，沒有講清這方面的道理。將人道主義宣傳變成摘引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觀點，來同人道主義聯繫，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的整個觀點，如階級鬥爭、剩餘價值、歷史唯物主義、社會主義等等，都聯繫起來。」「單講人道主義，不加社會主義，便會同歷史唯物主義發生矛盾」。「所以人道主義本身實際上有種種不同的立場。」「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如果我們不這樣看，這樣宣傳，那麼對於有鬥爭歷史的和有黨性的黨員，就會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好像我們鬥爭了幾十年，都不是人道主義，反而成了反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是長期的過程，不可能今天實現了社會主義，一下子在各方面都實現了合乎人性的生活。這和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一樣，首先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他還分析和批評了與此相聯繫的文學方面的一些現象以及現代派的種種表現。但是這次沒有談「異化」問題。談話中間他還尖銳地批評了王若水的觀點。最後他很客氣地對周說：「周揚同志你年高德劭，年老體弱，是否可以『宜將剩勇追窮寇』，將文章未涉及的地方或未說清楚的地方，索性說清楚一些，然後再出單行本。」「周揚同志在文藝界是很有影響的。周揚同志的文章發表出來也會影響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揚同志能夠將論點搞得更完整一點，修改好了，正式發表。」臨別時他還十分鄭重地對周揚說：「今天的意見不是我個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別提出要我用他的名義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發表。」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他不贊成在報紙上大張旗鼓地宣傳所謂的人道主義。他建議文章修改後作為學術文章，在《哲學研究》上發表，展開討論。

    關於異化，喬木回來以後，又專門查了馬克思關於異化的前期和後期的提法，並打電話給郁文，又打電話給周揚，指出馬克思早期和晚期關於異化問題的說法是不一樣的。把它不加區別地應用到社會主義是不妥當的。

    4 《人民日報》擅自發表周揚講話全文

    3月15日，中宣部召開部務會議，談周揚講話的問題。通知周揚參加這個會，可是他不來。所以會議中間，我打電話給他，說：周揚同志，你的那篇講話，喬木同志提了意見，希望你自己進行修改，然後在《哲學研究》上發表。你改好了沒有？周揚當時口氣很硬，說：講都講了，我就不準備改了。我說：這樣一來，就不是我們兩個之間商量的問題了，這就需要集體討論。你是我們宣傳部的顧問，中宣部的部長、副部長要開個會，討論你的文章發表與否，在哪裡發表。他的口氣還很硬：你們開會，我不來。態度很傲慢。我感覺他有點欺負人，就說：周揚同志，你是老同志啊，長期做領導工作，對這樣的事情，你處理過很多。需要討論，你又不來。你用這樣的態度對待我，到哪裡我都要講對你的不同意見。這麼一說，周揚不得不表示明天來參加會議。沒想到。在我們通電話時，秦川就在他旁邊(這是後來知道的)。結果第二天，《人民日報》就把周揚的講話全文發表了。對此，不好說一定是周揚讓秦川發的，但是秦川知道了要討論此事，就搶先發表，這是肯定的。

二 處理《人民日報》擅自發表周揚講話全文的經過

    1 我要王若水、秦川寫檢查

    3月16日，我看到了《人民日報》發表的周揚3月7日講話的全文。

    我打電話給秦川：你和我說要全文發表周揚的講活，要我表態，我說讓你請示胡喬木，你請示了沒：秦川說：沒有。我說：現在就不是一般的不同意見的問題，而是嚴重違反組織紀律的問題，必須寫出檢查。

    電話中，秦川把責任推給王若水，說這件事是王若水管的，講話全文也是他讓發的。接著我就給王若水打電話，王若水採取推諉的辦法，說：胡喬木講的意見中沒有表示對周揚的講話有根本的不同意見啊，只是講了這個要補充、那個要補充，我也沒有聽他說過要修改以後才能發表啊。我說：這樣一來，學術問題就變成一個組織紀律的問題了。王若水承認那個消息和摘要都是他讓發的。秦川沒參加喬木那次談話，但王若水是參加的。王若水對秦川講，喬木沒有說不讓發表。我同樣向他指出，這是違反組織紀律的問題，！必須寫出檢查。他們兩人很快都把檢查送來了。

    2 胡喬木建議中宣部向中央報告

    3月16日，喬木打電話給我說，對《人民日報》刊登周揚講話全文的事不能馬虎，建議中宣部向中央報告情況。這樣，找了賀敬之、李彥、盧之超三人，在我的主持下，起草了上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題目是《中宣部關於<人民日報>不聽招呼全文發衷周揚同志長篇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寫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錯誤，並且認為文章公開發表和其中有關異化問題的內容，主要責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議撤銷王若水副總編輯職務；秦川也有錯誤，應做一次檢討；周揚是中顧委委員，請中顧委找周揚同志談話，幫助他做出適當的自我批評，在中顧委會上表示一下態度。草稿寫好后，經過中宣部部務會議討論、修改，3月20日把報告和秦川、王若水的檢查，以及胡喬木3月10日同周揚的談話記錄(這份記錄是郁文、賀敬之、黎虹三人核對整理的)，一同報送中央書記處。

    在書記處會議上，我把那天和周揚通電話的情況(他說了什麼，我說了什麼)也講了。習仲勛出來打圓場，說：要周揚在什麼會上表示一點態度，沒必要吧。胡耀邦講，你們寫的報告，涉及具體事，要與本人核對。今天我們不做結論，先把報告給本人看，該改的、該更正的搞好。

    3月26日，中宣部召開部務會議，內容是核對事實。參加者有胡喬木、鄧力群、郁文、賀敬之、周揚、秦川、王若水等。會上胡喬木對周揚說：我本來跟你說過，作為學術文章，修改好后在《哲學研究》上發表。我也是代表耀邦同志同你談話的。周揚說，你說你代表耀邦這個話，我沒有聽你講過。周還說，你這個人講話，從來都是今天一個說法，明天又是另一個說法，我不知道究竟信哪個。在這之前，周揚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講我們的報告中哪些他認為不是事實，並強調他沒有聽到胡喬木說代表耀邦同志與他談話的這句話。王若水說：我只聽胡喬木對人道主義發表這樣那樣的意見，沒說修改以後在《哲學研究》上發表。這時郁文出來說話：我的記錄上這些話都是有的。3月10日在周揚家的談話，郁文有記錄，可以證明喬木確實講了這句話。

    我問王若水：你在理論務虛會上批評毛主席的文章和講話，怎麼一下子就傳到香港去了。王若水說，不是他而是別人送出去的，還有送到台灣去的，都不全。我就對他說：共產黨員在黨內、國內發表意見，按照組織程序，什麼意見都可以講，但拿到香港去發表，性質就不同了。他就推託，是別人送的，還把他的東西歪曲了。

    開會把事實核對清楚以後，我們又把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作了一點修改。4月20日，把這個報告，連同喬木3月10日同周揚的談話記錄，周揚給胡喬木、鄧力群並胡耀邦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信和檢查，再次報送上去。以後就沒有了消息。有點"留中不發"的味道。究竟胡耀邦發了這個報告沒有，把這個報告送給常委看了沒有，我都不知道。後來，根據在鄧小平那裡談到的問題來看，好像這個報告送給鄧看過。報紙上發表的周揚的講話，我也沒有特意送給鄧、陳去看。

    後來，胡耀邦和我講，學術問題，何必搞得那麼緊張，各說各的都可以嘛。我就說：周揚那篇東西不是簡單的學術問題，按他說，黨要變質，黨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權也是如此，經濟、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馬克思主義講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照搬過來，這不倫不類嘛，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胡耀邦一直堅持這是個學術問題，不要搞得那麼緊張，事情幾個月沒有下文。我也只好把它擱在那裡。你不管，我也只好不再管了。到7月份，我就外出調查考察文物工作去了。

    3 編七種研究材料

    但這方面的具體工作也不是沒有做。在核對送中央書記處的報告和材料之前，因為喬木說要把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作為學術問題進行討論。我就把與中宣部有關的單位中央編譯局、人民出版社等部門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在中宣部開了一次會議。要求分工編七種材料，每種一本或兩本，把能夠收集到的材料盡量編進去。材料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於異化問題的論述；社會主義國家關於異化問題討論的文章；社會主義國家中持不同政見者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中國已經發表的關於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的文章；等等，作為進一步討論人道主義、異化問題的參考材料。

    當時，我確實認為這個問題是可以討論、應該討論的。王若水後來說，鄧力群1983年3月下旬說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要討論研究，現在變了。鄧力群是變了，在聽了鄧小平關於異化問題的談話后，我的認識提高了，對王若水的錯誤思想的認識也清楚了。

    在4月20日中宣部報告送上去以後，薄一波同志寫給我一封信，說周揚托他給鄧小平送了18條馬克思關於異化的語錄。薄一波在信中沒有說他給鄧小平送語錄的時間。但可以確定，是在4月20日中宣部的報告送上去以後。這在下面再細說。

   

三 鄧小平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前面說過，7月初，我去外地考察。先去了華北地區的承德、張家口、包頭、大同，後來又去了西北，到了陝西、甘肅、青海、寧夏，主要是做關於文物方面的調查研究工作。到了1983年8月，我還在外地，鄧小平找喬木談了一次話。

    鄧小平說，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覺得文藝界的問題複雜，思想界的問題嚴重，人們的思想很亂，所以他準備在二中全會上講講這些問題，並出了個題目：《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責任》，胡喬木說這個題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寬一點，講黨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務。鄧小平同意這個意見，並讓喬木幫助搜集材料，準備稿子。喬木從鄧那兒回來后，就找了幾個同志談，說有這麼個事，並且談了他對如何起草鄧小平講話的想法。

    9月6日，我從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鄧小平通知我去他那裡，要談二中全會講話稿的事。我就把幫喬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龔育之、鄭惠、盧之超一起找去了。

    鄧小平問：讓喬木準備一個關於思想工作的講話稿，準備得怎麼樣了？

    我說：我剛從外地回來，不知道情況。他們幾個人剛從杭州喬木那裡來，由他們彙報。

    龔育之等就把喬木設想的幾個題目和稿子字數，向鄧小平作了彙報。

    鄧聽了之後說：這樣講，問題太多，不需要、也不可能講這麼多問題。他贊成由書記處起草一個加強思想工作的決議來講這些內容，他這個講話的範圍要小一些。內容太多了，對當前主要問題的針對性就不夠，就很平淡了。這些內容都可以涉及，但是不要分得這麼細。

    他說，原來就是想講不要搞污染。所有的靈魂工程師，包括理論工作者在內，演員也是，不要搞污染。

    他說，在文代會上講了污染問題。靈魂工程師不要對社會風氣、對青年思想搞污染。現在好多是搞污染。

    他說，我準備了，也想了，就講兩個問題：一是整黨不能走過場；一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然後他講，我們記錄。從小平同志的談話看，他是胸有成竹的。假如周揚是5月給他送馬克思的18條語錄，到這次談話時已有四個多月了，他準備、思考得很成熟了。

    從鄧小平那裡回來后，我們把鄧小平的談話整理了一個記錄稿。先送給鄧小平。他看得很認真，還在清樣稿上改了兩個字。清樣稿上這麼寫：我們是把實行開放政策當作促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的步驟，目的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鄧小平把記錄稿上的「步驟」改為"補充」。這在檔案中有記錄。談話記錄稿經鄧小平修改後，我把這個稿子送胡耀邦，並在9月12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鄧小平9月7日關於整黨和不要搞精神污染等問題的談話。

    因為胡喬木仍在外地，我就在北京組織人，根據鄧小平的談話精神，搞了一個鄧小平講話的整理稿。在整理的過程中，我們還把稿子送給在杭州的胡喬木看。胡喬木根據鄧小平的談話對稿子修改後，傳到北京。我們又在北京徵求了各方面的意見。其中王鶴壽提意見說，現在造成思想戰線混亂的原因之一，是黨內自由主義思想太厲害。後來，我們在鄧小平的講話中加上了這個意見。9月20日，鄧小平特地找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和組織部幾個人談話，著重講的是整黨不要走過場，附帶提了一下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


四 鄧小平在異化問題上的高明見解

    9月30日，我們把講話稿送給鄧小平。他看過以後，當天就把我們找去，談了兩點意見：第一，整理稿子看了，太長，砍掉三分之一；第二，自由主義這個問題話太多，有一兩句就可以了。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講了一篇話。他說：

    早已收到周揚同志為他文章辯護的信和附上的馬克思講異化的18條論述。周揚同志送來的馬克思講異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話，都是講的資本主義社會，講勞動創造的成果反過來變成壓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話，都在這個範圍之內，都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關於異化，馬克思是如何說的，要搞個材料。印發給大家。這是個生疏的名詞，絕大多數同志不了解異化是什麼。也是個學習嘛。讓大家接觸一下這個問題，有必要。

    周揚同志講毛主席1964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呵？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繫說到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呵？

    得組織點文章。

    也怪，怎麼搬出這些東西來了。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信心。不是說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嗎？共產主義被看成是個渺茫的東西，可望不可及的東西了。既然社會主義自身要異化，還到什麼共產主義呢？在第一階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裡去？社會主義異化到哪裡去？異化到資本主義？異化到封建主義？總不是說社會主義異化到共產主義嘛！當然，也說了社會主義自身有克服異化的力量。

    需要寫有分量的文章駁這個東西。

    這些觀點，說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太重了。可以說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對馬克思主義沒有信心。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講話。

    這是一種論斷。這個論斷沒錯。

    搬了些古老的東西加以歪曲，這是嚇唬人嘛。所以，讀點馬克思的書很重要。利用這個機會學習學習嘛。

    外國各方面對異化的議論，整理成一個材料，發給全會(不寫周揚那些)。

    周揚同志送來的材料，我一看，馬克思在什麼範圍內講這個，清清楚楚。這個材料幫不了周揚的忙。

    鄧小平這篇話講得非常好，非常重要。這一篇話使我、使喬木都有了一個提高。聽了這次談話，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大大地提高了。有了這篇談話，才能有我在二中全會西南組批評王若水錯誤的長篇發言。胡喬木看了這次談話，他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文章才可能寫得這樣好。王若水講，後來問題發展得這麼嚴重，是胡喬木送了材料。實際上，胡喬木沒有送材料，是周揚送了18條語錄，才使鄧小平在異化問題上發表了這麼高明的意見。


五 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講話前後

    1O月初，根據鄧小平的談話，我們又對講話稿進行了反覆修改，並送在外地的胡喬木修改、整理。後來又送中央領導審閱，徵求意見。最後定稿報送鄧小平。10月1O日鄧小平批準定稿。

    鄧小平9月的兩次談話和他的講話稿，書記處正式印發了。耀邦都看了，他都說同意，既沒有補充，也沒有提出不同意見。

    在鄧小平二中全會講話出來之後，秦川就散布說：鄧小平之所以要講這麼個話，主要是因為鄧力群和胡喬木給鄧小平寫了信，送了材料。後來又有人造謠說：講話是鄧力群塞給鄧小平的。這類謠言的根子還是從秦川的上述說法來的。

    接著，就開十二屆二中全會了。

    1O月12日，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講話，著重講整黨不能走過場和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針對黨內存在思想不純、作風不純、組織不純的嚴重問題，指出：必須下定決心，用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來進行這次整黨，通過搞好這次整黨，把黨建設成為有戰鬥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

    針對理論界、文藝界存在的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現象，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於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數，問題是對這少數人的錯誤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評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極渙散、離心離德的情緒，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助長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思想泛濫，助長一部分人當中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思潮。

    還指出：在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也確實出現了一些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的情況。有一些同志熱衷於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有些同志至今對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文藝界的一些人熱心於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的東西。「一切向錢看」的歪風，在文藝界也傳播開來了。因此，必須大力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對於造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必須採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一抓到底。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

    最後強調：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克服軟弱渙散的狀態已經成為全黨的一個迫切的任務。

    二中全會作出一個關於整黨的決定草案，鄧小平講了上述那篇話。陳雲同志也講了話。講話印發給大家，讓大家(包括書記處的同志)提修改意見。我的印象是：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沒有提出不同意見。

    在二中全會之前，即9月30日之後，鄧小平曾讓我們準備點材料，他說：異化是個怪名詞。要開會了，要把這個名詞的材料搜集、整理一下，好讓大家知道一下，接觸一下這個問題。同時，思想工作裡頭有些什麼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傾向，也搜集一點材料。這樣，當時書記處研究室就請與思想工作有關的單位，就他們本單位的一些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言論，搜集整理了幾十份材料。我們經過挑選，整理出二十份左右，提供給二中全會參考。在二中全會之後，我們又從中選了十幾份，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參考。

六 我在二中全會上批評王若水的發言及其他

    我在二中全會小組會上，做了一個長篇發言，主要是批評王若水的一系列觀點，同時也對周揚那篇文章中一些錯誤觀點提了點意見。發言整理出來以後，用簡報印發給到會的同志。這個發言，後來王若水看到了。1985年，王寫了一篇很長的辯護文章。無非是說，這個、那個問題上我曲解了他的意思，他的原意不是如我所說的那樣。其實，我的發言大量引證他的講話原文，每段引完了，我只是點了一下，說明這段話是個什麼意思。王若水就逐段逐條進行反駁，為自己辯解。概括地講，我說他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他說他自己還是馬克思主義。現在來看，問題就清楚了。1993年，他在香港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第一個標題就是："從追求到幻滅"。說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幻滅了。這樣，他自己為自己做了結論。實際上他也確實走到了這一地步。王若水當時的那篇辯護文章有的部門印發了。我知道的有國家計委印發了，作為他們幹部學習的參考材料。

現在，把我在1983年10月12日十二屆二中全會西南組的發言，全文抄錄在下面，供有興趣的同志研究。

    鄧力群同志在西南組的發言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一、我完全擁護小平同志、陳雲同志的講話。

    思想戰線的問題是很重要的。小平同志提出了我們的任務，又批評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作為參加思想戰線領導工作的一員，小平同志批評的軟弱渙散的問題，也包括我在內。這裡有能力問題，有工作方法問題，也有責任心問題。

    遠的不講，從十一屆六中全會以來，比較多地注意了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的正面宣傳、解釋、論證，對「左」的、右的錯誤思想，不是說沒有不同意見，不是沒有進行過批評，但是，總的來說，沒有根據問題的性質以及這些問題所造成的影響，在不同範圍內組織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開展對錯誤思想的批評。也組織了一些文章，在報刊上對錯誤觀點進行批評，但是數量少，有份量的、有說服力的更少。說實在話，理論界也罷，文藝界也罷，很多錯誤觀點來自北京，發生在中宣部眼皮底下。我們沒有管好，是有責任的。當然，有些事情不是不想管，也不是沒有管，不過真要解決問題，也的確不容易。

    黨中央早就指出，思想戰線的一個重大任務，是組織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通過這個隊伍來維護、宣傳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研究、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同各種錯誤傾向展開爭論，必要的時候進行思想鬥爭。我雖然認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得很不夠。在我們從事理論工作的同志中間，全國各地區各部門有很多的馬克思主義者，自動地對一些錯誤觀點進行了批評。但是，中宣部的組織工作做得很不夠，所以現在的狀況基本上還是小平同志講的，馬克思主義者各自分散作戰，沒有形成隊伍，沒有形成陣勢。

    二、小平同志說，異化是一個怪名詞，很多同志很生疏，有必要編寫一些參閱材料，請到會同志看一看。已經印發一部分，以後還準備陸續選編。

    三、今天的發言，著重介紹一些國內這幾年關於異化問題的材料，也說一點個人的看法，供同志們參考。

    馬克思所說的異化，指的是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佔有生產資料，勞動者喪失生產資料，從事雇傭勞動，全部產品為資本家佔有，這樣就形成一種狀況，勞動者生產的勞動產品成為對自己的異己的、敵對的力量，反過來統治勞動者。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異化或異化勞動。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指出資產階級必然培養出自己的掘墓人，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代替。馬克思在論述社會主義社會的時候，沒有使用過異化概念。

    目前國內講異化最多的是王若水同志。王若水同志講，「照馬克思的意思，一到共產主義，異化就沒有了。……在這一點上，我大膽地講一句，馬恩還沒有完全擺脫空想的成份」。他又說，「原來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好像一切異化的根源都是私有制，好像只要社會一旦掌握生產資料，異化就消滅了。……現在看起來，廢除私有制，消滅剝削，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是不等於這個問題解決了以後，社會上一切問題都沒有了，人就完全進入自由王國。不！還會有異化，因為人們還可能對社會發展的規律不完全認識，還有盲目性，還會產生一些問題，因此還會陷入某種不自由的狀態。"

    多年來，王若水同志不是作為一個學術問題、理論問題來討論異化的，而是尖銳地針對現實問題發表自己的主張，闡述自己的見解的。他說：「十幾年了，國外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和討論情況如何，我了解不夠，但我越來越深切地感到，這個問題的研究不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很重要的，而且對社會主義國家也是有現實意義的。」又說：「這個問題也是社會主義實踐提出來的，現在有它的新的意義」。

    王若水同志也不只是談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異化殘餘還存在，這種異化後果還有待於消除，他主要是談社會主義的異化，認為社會主義實踐提出了異化問題。他說：「社會主義應該是消滅異化，但它究竟是不是已經消滅了異化，沒有了異化呢？我想我們應當承認，實踐證明還是有異化，不僅有思想上的異化，而且有政治上的異化，甚至經濟上的異化。"這就是說社會主義的各個領域都存在異化。

    關於所謂思想上的異化。他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的概念，認為修正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異化，教條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異化。他特別反覆批評個人崇拜，而且把個人崇拜同宗教迷信完全等同起來。他說：「個人迷信，現代迷信，是思想上的異化。教條主義是異化，教條主義發展到頂點。就成了個人迷信，本來領袖是人民當中產生的，是人民撫育的。……離開人民這塊土地，領袖就沒有什麼力量，不會有什麼作為了。領袖和群眾的關係應當是這樣嘛！宣傳個人迷信的結果，領袖脫離了人民。倒過來了，好像人民的一切都要依靠領袖，這不是跟上帝一樣了嗎？......一旦個人迷信造成以後，你要破掉它，就得付出代價，慘重的代價。異化了，不由自己支配。"王若水同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有個長篇發言，集中批毛澤東同志。他說，他懷疑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還反覆舉例，從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的個人關係來說明"文化大革命"。聽了以後，給人這麼個深刻的印象：毛澤東同志個人品質很壞。港台報紙基本上把發言內容全文登載了，還說是「批毛第一炮」，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發言」。對毛澤東同志個人崇拜的這類批評，他在多次講演、文章里都有。最近他還寫文章批評毛澤東同志的一個提法。毛澤東同志說，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意思很清楚，無非說因為窮，就要干，就要革命，來改變這個窮。王若水同志在文中質問「怎麼說貧困是好事"，說"那種認為共產主義覺悟和文化知識水平沒有什麼關係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是從毛澤東同志那段話里根本看不出這些意思來嘛。反正是一有機會，就找到毛澤東一句話兩句話，一個論點兩個論點，用這樣的語言那樣的語言，用這樣的形式那樣的形式，挖苦一通，批判一通。

    關於所謂政治上的異化。他經常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說的，要防止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成社會主人，用這個來論證所謂政府的異化、黨的異化。他說，政府的權力是人民給的，目的是要為人民服務，「但這個權力一旦給出去以後，就有這種危險：可能有一部分人把這種權力不為人民服務，而為自己服務，結果由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老爺，轉過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這好比母親辛辛苦苦生了個兒子，指望他長大以後養老，結果成了逆子。政府變成了老爺，不受人民控制了，變成了異己的力量，這就是異化，政治上的異化。」從一部分人引申到整個政府，都異化了。

    講到黨，他說，我們一直認為修正主義是主要危險，現在還要反修防修，但是，在他看來，「我們的主要危險還是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老爺」，「本來是受壓迫的黨，變成了執政黨，黨的地位起了變化，就可能有脫離群眾、脫離人民的危險，可能異化。本來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工具，人民的公僕，但後來脫離人民，變成貴族老爺，不是工人階級啦！成了與工人階級對立的異己的勢力。......只是要求不再出林彪、'四人幫'，這個要求太低了。問題應該換一個提法，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如何防止社會的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這個提法就廣泛多了。"接著說，"各級領導都有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現在還沒有解決。"

    說政府也異化，黨也異化，或者叫權力異化，政治異化，這很值得注意。有些非法組織，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分析，沿用這個提法，講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同特殊官僚階級的矛盾，因此煽動進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照王若水同志那樣講下去，很難避免不得出和非法組織相同的結論。

    關於所謂經濟上的異化。他在一九八○年的一篇文章中說："前不久報紙上批評的昔陽縣的'西水東調'工程，不就是一種經濟上的異化現象嗎？搞了四、五年，投工近五百萬個，耗資幾千萬，結果不但得不到好處，還成了一個包袱。自己辛辛苦苦造一個大包袱給自己背，這不是異化嗎？再比如雲南森林的大火，毀林開荒，類似的問題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里也講到。過去把森林燒掉，要它的荒地，從近期的效果看是有利的。因為自己有一塊地，可以種地了。但是大家都這麼搞，長遠的後果，人要吃它的苦頭。因為破壞了生態的平衡，破壞了森林，氣候條件又改變，最後這個地區成了一個不毛之地，這是自然對人類的報復，人就倒過來吃苦，這就叫異化。""象工業污染也是例子。搞個化肥廠，搞個什麼廠，這也是好的啊！結果，它產生了污染，倒過來危害了人。這也是一種異化。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們的需要，這應該是很清楚吧！然而社會主義社會也可以出現這種現象，片面地去追求高速度，片面地發展重工業。高速度之所以好，是因為它能高速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才是好的嘛！犧牲人民的生活水平去追求高速度：去追求重工業，為重工業而重工業，為高速度而高速度，結果人的幹勁越大，就越是大吃苦頭。勞動的結果不是對人民有利，反而使人民吃虧，這也是異化。由於這種唯意志論，不認識客觀經濟規律，還帶著很大的盲目性，因此經濟上也會異化。"各種經濟工作中的缺點，都被叫做異化，叫做異己力量。

    從上面思想、政治、經濟所謂異化的這些道理來看，王若水同志完全離開馬克思關於勞動異化的本意，任意廣泛地解釋異化的含義，把異化任意解釋成為包括矛盾、一分為二、對立面的轉化、否定之否定、思維和存在的各種哲學範疇的、玄而又玄的東西。他還打過一個比方，「一個母親生了個兒子，她很心疼，很愛，辛辛苦苦地把他培養大，教育大。可是這個兒子慢慢長大后，成了一個逆子，不僅不受母親管，倒過來管他的母親，欺侮或者虐待母親。兒子不認他的媽，把母親當外人甚至敵人。母親也覺得兒子不象她的兒子，成了家庭裡面的異己分子。這個過程用哲學的語言來講，就是異化。異化，就是異己化。」總之，在王若水同志看來，事事、時時、處處都在異化，什麼東西都在異化，沒完沒了地異化。這正象西方資產階級學者一貫宣傳的那樣，異化是包羅萬象的。

    四、王若水同志在談論異化的同時又經常談論人道主義，有時和異化聯繫在一起談，有時專門談。

    他在《為人道主義辯護》中分析了歷史上的各種人道主義，然後講，各種人道主義有「共同的原則，這個共同的原則簡單地說就是人的價值」，「各種人道主義對人的價值的理解可以有很大的區別，但只要它們都重視人的價值，那麼這種區別就是一種人道主義和另一種人道主義的區別，而不是人道主義和非人道主義、反人道主義的區別」。他還說，「馬克思主義應該如何評價人道主義呢？從積極方面說。人道主義肯定人的地位，人的價值，人的尊嚴，人的幸福。從消極方面說，人道主義反對兩個東西，一是神道主義，如中世紀的宗教；一是獸道主義，如對工人的殘酷剝削，還有法西斯。這些內容，我想是包含在人道主義之中的。至於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抹殺人的階級性，反對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那當然是馬克思主義要反對的。我們用'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這樣的概念，就可以表達出同歷史上的人道主義的區別和聯繫"。"總之，人道主義反對神道主義和獸道主義這兩點，都是與克服人的異化聯繫在一起的。全盤否定人道主義，就可能異化到'神道主義''獸道主義'去，這種現象不是在十年浩劫中發生了嗎？我們不是既產生了'造神運動'，又產生了法西斯的滅絕人性的獸行嗎？"他又說，"我們現在也可以說，'人道主義'一詞無非是指建立在強調人的價值這一原則上的各種思想體系和思想傾向；我們不應該把一般的人道主義和它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特殊形式混為一談。在當時條件下，馬克思不用'人道主義'這個詞是可以理解的；而現在我們就不必這樣拘泥了。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全部歸結為人道主義，但是馬克思主義是包含了人道主義的。"他認為，"人道主義"這個名詞，"表明它和歷史上的人道主義的繼承關係"，"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形容詞，"表明它和其他人道主義的區別。"他說：馬克思不是否認人道主義而是把人道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這樣一講，國內跟著出了很多文章，也出了很多文藝作品，用各種形式來講所謂人道主義，反對所謂非人道主義。其中舉的例子很多，比如夫妻兩地分居是不人道的；動員知識分子到邊疆去工作是不人道的；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更是不人道的；等等。不少的青年人受到蠱惑。大學生統一分配，服從祖國建設需要，也被說成不尊重人的價值，也叫做不人道。這種所謂人道主義的宣傳，當然不是批評資本主義違反人道主義，而是批評社會主義事事都違反人道主義。對人道主義觀念進行這樣的闡述，已經引出了很不好的社會效果。

    王若水同志把自己的人道主義觀點加以引申說"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他論證自己的提法的時候，引證了很多馬克思、恩格斯的話，但結果卻走到另外的方面。我這裡只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馬克思說「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馬克思這裡用了「人類」，但說的是「社會化的人類」。因此才進而研究生產力、生產關係、上層建築。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生產關係。不同的生產關係，人的地位也不同。馬克思自己就說過：「至於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就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從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中來研究階級以及各階級間的關係，確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這樣才有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正是把這種有科學內容的、有規定性的社會化的人類，作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王若水同志引了這段話，但是在闡述自己觀點的時候，卻抽掉馬克思給予"人類"一詞的科學內容和規定性，講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人。

    第二個例子，他還引了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演說：「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因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為基礎，人們的國家制度、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這是恩格斯解釋唯物史觀的一段很有名的話。這裡有「人們」兩個字，恩格斯賦予這兩個字一系列的科學內容和規定性。王若水同志把這些也抽掉了，也用來證明他所謂的「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

    他從馬克思、恩格斯那裡引證的很多很多。他引證馬、恩的話，倒不能說斷章取義，但是卻把馬、恩研究經濟關係、政治關係和各種社會關係的科學的內容、具體的規定、確切的含義抽掉，進行高度抽象，只剩下一個"人"，一個所謂大寫的"人"。

    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和活的靈魂，是對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研究任何一個社會問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王若水同志的方法，是同這種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相違背的。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道：「我們不否認一般的原則，但是我們要求對具體運用這些原則的條件進行特別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一般的含義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純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認識具體事物的一個階段，因為我們永遠不會完全認識具體事物。一般概念、規律等等的無限總和才提供完全的具體事物。」「辯證法是活生生的、各方面的(方面的數目永遠增加著的)認識，其中包含著無數的各式各樣觀察現實、接近現實的成分"。"對立面(個別跟一般相對立)是同一的：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繫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地列入一般之中等等。""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體現著特殊、個體、個別東西的豐富性(特殊的和個別的東西的全部豐富性！)的這種普遍！！"這裡說得很清楚，科學地揭示和把握的一般，只是認識具體事物的一個階段。對列寧這裡分析的認識事物的方法來說，王若水同志所採取的方法，可以說是逆行的，是一種倒退。

    毛澤東同志說：「就人類認識運動的次序來說，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一般的事物。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等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為指導，繼續地向著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指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至變成枯槁的僵死的東西。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複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對毛澤東同志這裡分析的認識事物的科學方法來說，王若水同志所採取的方法，也可以說是逆行的，是一種倒退。

    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確實很重視對人的問題的研究，但都不是研究抽象的人，都不是離開一定的社會聯繫來研究人。王若水的方法不是這樣。他不是通過具體來認識一般，再由一般上升到具體。馬克思主義說的人是具有特定的社會歷史內容的人，王若水同志卻使「人」成為一個空洞的抽象，並且得出結論說：「總之，人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歸宿點。我們不應該簡單地否定人道主義這個口號和概念。」他把人變成空洞的抽象的概念，把異化變成空洞的抽象的概念，然後對這類概念進行任意的演繹，去解釋各種各樣的問題。

    王若水同志說異化、人道主義，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帶有根本性質的觀點。這就是：一方面把他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作為各種各樣的人道主義的一種，或者如他所說的，是人道主義發展的什麼新階段，總歸不過是人道主義中的一個派別。另一方面，他又主張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有各種派別。他說，有一次他到一個國家訪問，那個國家有人對他說；「你們中國人學馬克思主義是從俄國人那裡學的，毛主席也這麼說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當時我們認為這樣就是對的。近十幾年來，使我們認識到，僅僅從俄國人那裡學，就有問題，就有片面性。因為馬克思去世后，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各國都在發展。當然，首先主要是列寧把它發展了，但是否別的國家就一點都沒發展？我們過去忽略了這個問題，總有個正統觀念。馬恩列斯毛是正統，其它都是異端，是修正主義。只能馬、恩、列、斯、毛一條線下來，有點象中國過去說的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每一個大聖人去世后。另外一個就繼承他。一代一代傳，繼承下來。只有這些人講的話才權威、正統。到孟軻死後，就斷了。'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馬恩列斯毛，毛主席去世了，再也沒有那樣一個權威了，好象道統也斷了。近幾十年，馬克思主義在其他國家也有發展。從某種觀點來說，也可以說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學派。周揚同志說為什麼馬克思主義只能有一家不能有好幾家呢？可以有好幾家的。我們過去的毛病就是把一個學派看成唯一的真理，不承認其它學派，只承認一家。這就產生了教條主義。過去只支持一家。其它的都排斥，視為異端。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一個學派，當然，是最偉大的、影響最大的一個學派。但也只是一個學派。"

    王若水同志把馬恩列斯毛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予孟子相提並論，顯然是荒謬的。這裡說到「唯一的真理」。從宇宙觀，世界觀來說，馬克思主義當然是「唯一的真理」，這不僅是因為它是人類知識積累的總匯，而且是因為它開闢不斷認識和掌握真理的道路。列寧就說，唯物史觀是「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觀」。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也說：「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我們黨一向主張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本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同志也反覆重申這個原則。我們黨一向批評脫離本國實際照搬馬克思的結論或列寧的結論。真正把二者結合了，結合好了，就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各國的馬列主義者，都可以而且應該發展馬列主義。但是不能由此否認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毛澤東同志有一個形象的說法，馬列主義是主幹，其它都是枝葉。沒有主幹，就沒有枝葉。枝葉茂盛，離不開主幹，同時主幹也會越來越壯大。這裡還涉及到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關係問題。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說：「絕對真理是由發展中的相對真理的總和構成的；相對真理是不依賴於人類而存在的客體的相對正確的反映；這些反映日趨正確；每一個科學真理儘管有相對性，其中都含有絕對真理的成分」。說相對真理不等於絕對真理。當然是對的。可是認為人們經過相對真理不能接近絕對真理，就不對了。說絕對真理的長河是無窮盡的，這也是對的。可是否認在相對真理中包含絕對真理的成分，就不對了。

    總之，在王若水同志看來，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只是人道主義各家中的一家，馬克思主義內部也有好多家。這樣講，實際是為各種錯誤思想、非無產階級思想、非馬克思主義思想、資產階級和各種剝削階級思想敞開大門，使它們都能在我們國內、黨內合法存在，自由泛濫，動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國家生活中的指導地位，使黨內不能有統一的思想，可以你說你的、我說我的。這是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提供理論根據。

    王若水同志確實有一套自己的思想體系。在許多重大的政治問題、思想問題、理論問題上，他認為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和他的思想體系符合的，就保持一致，不符合的就不保持一致。

按照時間順序，向同志們介紹一些事實。

    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春，王若水同志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幾次發言，說「毛澤東思想也包含某些錯誤」，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無法說它不屬於毛澤東思想」，實際上他後來一直堅持這樣的看法。

    一九七九年六月開五屆人大二次會議。會議的報告稿子，中央政治局委託喬木同志主持起草。報告起草過程中討論了多次，王若水同志也參加了。有一次我在場，他說，我們黨的民主集中制有幾條，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接著尖銳地發問：那麼中央服從誰呢？答案是什麼，他這次沒有明說。按照他的邏輯，就是黨中央服從全國黨代表大會；全國黨代表大會又服從誰呢？服從全體黨員；全體黨員在全體人民中也是少數，又該服從誰呢？得服從全體人民。這樣，重大問題的解決，就只得經過全民投票表決。這樣一種思路的概括性的表述，就是小平同志這次批評的黨性來自於人民性。

    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召開了，汪東興同志的代表資格，經資格委員會審查，提交大會通過了。他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也由大會通過了。在進行這兩項表決的時候，王若水同志沒投反對票。可是大會作出決定以後，王若水同志，還有幾位同志，在北京市代表團會議上提意見，而且正式寫提案，要撤消汪東興同志的代表資格，撒消汪東興同志的主席團成員資格。中央常委為此專門開會，並且委託小平同志召開代表中間的黨員會議，講了一次話。小平同志說：發表點議論，可以諒解，作為提案，那是違反三中全會的精神的。因為三中全會確定政治局成員「只出不進」，汪東興同志還留在政治局。小平同志又說，有人說我既然是個代表，我就有代表權。但是，要問他一下，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呀！你想當共產黨員，就要執行黨的決定，就要執行黨對這次會議的方針。小平同志的批評是很嚴厲的、很中肯的。王若水同志經常講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也講要站在人民一邊。從這種行動看，他並不尊重多數，連孫中山的「民權初步」部違反了。他實際上是把少數人的意見當成人民的意見，這樣來改正他所謂「黨的錯誤」。

    理論工作務虛會結束時，小平同志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同年八月，王若水同志在上海師大作報告，說「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前提條件，就會妨礙人們去自由地探討真理。」他說：「我不太同意說四項堅持是思想解放的前提。四項基本原則不是先驗的東西，不是從娘肚子里出來就有了。都有個認識過程，從不認識到認識，從不承認到承認，從不理解到理解，讓人去探索，允許人去討論，甚至也允許人去懷疑。有人主張，在兩個『凡是』的條件下，進行思想解放，那樣，張三有個前提條件，李四有個前提條件，條件就多了，哪個前提條件正確呢？還得考查一番。要堅持四項原則，還得讓人家提問題，討論問題。兩個'凡是'的觀點是錯誤的，是不允許人家提問題的。"

    中央重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因為幾十年來社會主義的實踐已經反覆證明了四項基本原則的正確性，是有充分的歷史根據的，又是有明確的現實性和針對性的。王若水同志把四項原則和「兩個凡是」相提並論是很錯誤的。他明明知道四項基本原則是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講的，可是他在講話中間卻那麼輕佻地說什麼「張三有個前提條件，李四有個前提條件」。一個共產黨員，對黨中央採取這樣的態度，難道是能夠容忍的嗎？王若水同志還說，"你說，四項基本原則是正確的，總要講出個道道來，要堅持四項原則，就要讓人首先解放思想。沒有思想解放，就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接著說："堅持社會主義呢？什麼是社會主義呢？'四人幫'也講社會主義，叫窮社會主義，外國也有社會主義，柬埔寨說他是社會主義，越南說他是社會主義，南斯拉夫也是社會主義，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有好的，有不好的，哪個是真社會主義呢？哪個是假社會主義呢？你堅持的是哪個社會主義呢？"大家可以看到，這真是一種面對面地進行質問的口氣啊。就在這前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幾篇文章，題目就是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堅持什麼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王若水同志是主管理論宣傳的《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這些文章，和他的觀點是合拍的。王若水同志自己也在一九八○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說："不能講要在四個堅持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倒是應該反過來說，只有堅持解放思想，才能堅持社會主義。你說是要堅持社會主義，你堅持的是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張三一個說法，李四一個說法，要解決這個問題，要讓大家探討。要探討就要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怎麼發展社會主義理論？不發展社會主義理論怎麼堅持社會主義？"還說："在這一些年中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沒有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因而可不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國際範圍內，已經落後於實際情況了？"

    一九八○年，讓他參加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的起草工作。起草過程延續得比較長，反覆修改、討論。一直到決議通過之前，王若水同志一再堅持，要在黨的指導思想中間取消列寧主義；更要取消毛澤東思想。他明確地提出："從現在起，就逐漸用'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這個概念來代替'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當時有這種主張的，當然不只是他一個人。決議通過以後，他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並且在不同場合繼續批評毛澤東思想。他不是主張馬克思主義內部要允許各種學派嗎？即使照他的邏輯，毛澤東思想至少總應該是一個"學派"，但是，他就非要取消毛澤東思想不可。

    一九八二年春，中央、國務院作出關於打擊經濟領域嚴重犯罪活動的決定，全國開展了這場鬥爭。決定明確指出：「打擊經濟領域中的嚴重犯罪活動，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階級鬥爭在經濟領域內的重要表現。」在四月間召開的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上，王若水同志講：「對打擊貪污受賄、走私販私等犯罪活動，不要公開宣傳這是階級鬥爭」，「封建社會裡頭也有貪官、清官，美國也禁止走私，這算什麼階級鬥爭？"

    還有一些重要問題上的錯誤，都同王若水同志有關。如民主和集中，說民主的實質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再講集中是多此一舉，是概念的混亂。《人民日報》理論版曾經發表《民主的權威》，排斥黨的領導的權威。一九八二年四月，《人民日報》發表王若水同志的《文藝•政治•人民》，認為自由和紀律的提法不好，主張改為自由和責任，因為「紀律是外加的，而責任是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一九八○年九月，王若水同志分別在《文匯報》和《上海文學》發表所謂文藝異化問題的文章，提出"文藝也會異化。文藝應該對現實生活中的異化(如官僚主義、個人迷信、特權等)提出批評和抗議，而不應該肯定和讚美異化」。近幾年來文藝上的很多問題，都同這種觀點有關。北京一個主張"寧可創作為一千人所理解的陽春白雪，也不願為八億的下里巴人去創作」的作家，還進一步發揮王若水同志這個觀點，在《電影創作》上發表文章，稱讚在文學中「對於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異化問題的嚴肅思考」，要求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異化」作為文學的「重大主題」。

    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這些年來，王若水同志一貫是堅持反「左」的。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撥亂反正，糾正「左」傾錯誤，今天和以後，還要繼續防止和克服「左」的錯誤。王若水同志在一些文章中、一些會議上批評「左」有些是批得對的；有些就不對，把正確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當作「左」來批評、來反對了。很少看到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主張。

    王若水同志用自己的、思想體系來對待各種問題；贊成什麼，反對什麼，態度是鮮明的。他在文章、講話中是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的，一直堅持不願改變的。『儘管中央領導同志反覆對他進行批評，進行勸告，他還是不願改變。他讀書很用功，生活作風樸素。他有些文章的內容還是可取的。最近，他在《文匯報》發表文章，批評小說《晚霞消失的時候》宣傳宗教，總的說是好的。但是也要說一句，這同他的思想體系並不矛盾，因為他是一直反對宗教迷信的。

    五、今年三月七日，周揚同志在全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作了《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講話。講話第四部分，題目是「馬克思主義和人道主義的關係」。王若水同志說，這部分是由他「修改和補充的」。周揚同志認可這件事情，同時跟我說過，他覺得王若水同志的一些文章、一些觀點有點偏，所以在王若水同志修改和補充后又作了一些修改。

    這個部分的內容，和王若水同志關於異化、人道主義的文章，基本方面是相同的。也有些差異。主要是兩個地方。第一，周揚同志說，"社會主義的異化，同資本主義的異化是根本不同的。其次，我們也是完全能夠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來克服異化的。異化的根源並不在社會主義制度，而在我們的體制上和其他方面的問題。"他的意思是，社會主義有異化，依靠社會主義制度可以克服異化，社會主義不斷異化，不斷克服異化。有人講，社會主義的異化同資本主義不同，是非對抗性的。但是周揚、王若水同志沒有講這個話。周揚同志文中所說的異化，"就是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面，然後這個對立面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或支配主體本身"。第二，周揚同志明確地把克服異化和改革密切聯繫起來，認為"掌握馬克思主義關於異化的思想，對於推動和指導當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義。"小平同志講話已經提出："這樣講，不但不可能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和解決當前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也不可能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和進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為技術進步、社會進步而需要不斷進行的改革。"他說各種改革是克服異化。隨便舉個例子：領導班子的調整，一批老幹部下來，一批中青年幹部上去，究竟誰異化了，誰克服異化的？說退下來的老幹部異化了，新上來的中青年幹部是在克服異化的，能夠這樣解釋嗎？

    周揚同志這個講話，除第四部分有同王若水同志基本相同的觀點以外，其他三個部分，也存在一些我認為很不妥當的提法。

    比如第一部分，說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學說，這是對的，但是接著說：「它在一定時期和一定場合，也出現過停滯、倒退、甚至變質。從最初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成立，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可以找到不少說明這種情況的歷史事實。我國由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所造成的十年內亂，就是其中一個突出的例證。」這樣一個說法，同六中全會決議就很不一致。特別是講到馬克思主義「變質」，人們就要問，馬克思主義變質了，你們有什麼理由堅信馬克思主義？其後果和影響，就是動搖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念。列寧同第二國際的鬥爭非常尖銳。列寧批評第二國際，批評考茨基這些人，從來沒有說過馬克思主義變質，而是講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被他們閹割了，篡改了，最多是說這些人背叛了馬克思主義。

    第二部分說我們黨建黨以前，以至於建黨以後，長時間「缺少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準備」，除舉一些歷史時期的例證證明這個觀點，也講到直到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確立，中國黨在理論上成熟起來。還講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在劃分實踐觀點和實用主義的區別上還沒有給予充分的注意。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同時又必須劃清實踐觀點和實用主義的界線，以防止實用主義所起的以紫奪朱混淆是非的作用。"這裡說的不是黨內有一些同志或者一些幹部，而是講我們黨有的同志看了周揚同志的講話以後，說他口氣太大，是在教訓黨。

    第三部分講認識論問題，說把認識分成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兩個階段，「這是把問題簡單化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文中說：「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這是馬克思的一句名言，講唯物論和唯心論的區別。這裡雖然沒有明確劃分認識過程中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兩個階段，但是包含了這樣一個認識過程。這就是平常我們講的，通過五官感知客觀的存在，反映到頭腦里，經過頭腦的思維，不僅認識了表面的東西，而且認識了實質的東西。當然這不是一次完成的，是多次完成的。列寧更明確，《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講到認識論的時候，也是集中講人的認識經過兩個階段，講從存在到認識，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認識路線。周揚同志用康德關於認識的感性、知性、理性三個範疇來批評列寧，批評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最低限度是過於輕率。這不是前進，而是後退。問過他，這段是怎麼寫出來的。他說是上海的王元化同志起草的，他還問過王元化，這樣寫行嗎？王元化說行，就留下來了丹揚同志講話中的這些問題，都是重大的理論問題、思想問題和現實問題，是同馬克想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看法不一致的。當然不能認為馬恩列斯毛和黨中央沒說過的話，就不允許周揚同志說，我們不能採取這個態度。但是作為一個老黨員，作為一個領導幹部，提出這樣重大的問題，總應該向中央報告一下，說我有些意見同馬克思講的不一樣，同列寧講的不一樣，同毛澤東同志講的不一樣，同黨中央講的也不一樣，請中央審查一下，可以不可以這樣講。他沒這樣處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講到："對於關係到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和全局的重大政治性的理論和政策問題，有不同看法，可以在黨內適當場合進行討論。但是，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在報刊上進行討論，應由中央決定。黨的報刊必須無條件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政治觀點。對於中央已經作出決定的這種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論和政策問題，黨員如有意見，可以經過一定的組織程序提出，但是絕對不允許在報刊、廣播的公開宣傳中發表同中央的決定相反的言論；也不得在群眾中散布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相反的意見。這是黨的紀律。"《準則》是經過中央紀委反覆討論，聽取了很多同志的意見，制定和通過的。當時周揚同志還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常委也參加了討論，參加了表決。但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他沒有按《準則》辦事。自己參加制定的紀律，自己不遵守，只要別人遵守；黨內能夠，這樣嗎？所以，周揚同志這篇講話，不僅理論上很不妥當，組織紀律上也有錯誤。

    六、今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不聽招呼，全文發表了周揚同志這篇講話。

    王若水同志說，周揚同志三月七日講話前，已經表示把稿子交給《人民日報》。七日講話，八日《人民日報》除報道會議消息外，還刊登了周揚同志講話的摘要，主要是人道主義這部分。這是王若水同志的主張和定的稿。這天頭版頭條消息中預告「全文本報將另行發表」。發表這個預告，事先沒同中央書記處、中宣部打招呼。八日下午，秦川同志打電話問我，說《人民日報》想全文發表周揚同志講話，我的意見怎麼樣。我說了當時聽周揚同志講話的幾點印象，大體上是前邊說的那些。我同他講，雖然有這些印象，但對這篇文章提的那些論點我沒有把握，是不是全文發表，要他向喬木同志請示。也是八日下午，喬木同志給我打電話，說講話問題不少，不是加幾句話減幾句話能夠改好的，講話不宜於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我們商量，全文在《哲學研究》發表，周文和其他不同意見的發言都詳細摘要，作為學術問題上不同意見的爭論，陸續在報刊發表。

    三月十日上午，喬木同志到周揚同志家裡，同周揚、夏衍、王若水、郁文、賀敬之等五位同志進行長時間的談話，對周揚同志講話提出批評。根據談話記錄，有十一個地方批評了他的講話。喬木同志說，不僅他個人，而且同耀邦同志商量了，耀邦同志也委託他轉告周揚同志講話修改以後再發表。後來王若水同志也說，喬木同志那天是說了修改以後再發表。一談話后，喬木同志又專門打電話給周揚同志，說講話中關於異化問題的說法不妥當。十五日上午，我打電話給周揚同志，和他商量：兩種觀點(因為當時有的同志不同意他的觀點，也在會上發表意見)的文章都詳細摘要，在報上發表，周文修改後在《哲學研究》發表，問他什麼時候可以改好。他說已經講了，不想改了，並且提出不同意喬木同志和我的意見，要全文在《人民日報》發表。我說，既然不能商量取得一致意見，只好開會，請他參加，大家討論，共同決定。他最後表示同意。但是沒有想到，第二天《人民日報》就全文發表了。

    十六日上午，我打電話問秦川同志，全文發表周揚同志講話，是不是請示了喬木同志。因為事先我叮囑他，要請示喬木同志。他說沒有。我又打電話問王若水同志，說我雖然沒同你講，但你是參加了喬木同志那天談話的，也聽到了喬木同志關於修改以後再發表的意見，為什麼在編委會討論發表這篇文章的時候，不把喬木同志修改以後再發表的意見提出來。他承認他確實沒有轉告喬木同志的意見。我說，這樣一來，現在的問題已經是組織紀律問題了。

    在這個問題上，秦川同志有重要責任，已作檢查，王若水同志負有主要責任。王若水同志的錯誤是嚴重的。從參加周揚同志講話的修改到《人民日報》不聽招呼全文發表這篇講話，整個過程都證明，王若水同志是通過周揚同志講話的發表，來擴大他關於異化、人道主義觀點的影響。

    主要是向同志們介紹了一些情況。我個人談的意見，如有不妥，懇請同志們批評。


七 我對二中全會和《鄧小平文選》的宣傳

    二中全會結束之後，1983年10月21日至26日，中央召開了黨外人士座談會。在這個會上，彭真、鄧大姐、胡耀邦都講了話，主要是宣傳、介紹二中全會的精神。中央當時決定把鄧小平、陳雲的講話轉發黨內學習、討論。由我起草、喬木修改的《中共中央關於轉發鄧小平、陳雲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的通知》，送給胡耀邦和書記處。10月2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原則通過了這個《通知》。鄧、陳講話附在這個通知後面。22日，喬木把修改後的《通知》稿送胡耀邦審批。胡耀邦當天批示：啟立同志：我看可以了，請排成清樣送各專職書記看看。如沒有什麼不同意見，請喬木同志過目一下即可印發下去，爭取25日以前發出。同一天，胡啟立批：按耀邦同志批示印清樣送各書記並請喬木同志過目后發。當天中辦秘書局將清樣稿分送胡耀邦、習仲勛、薄一波、方毅、余秋里、宋任窮、姚依林、鄧力群、胡啟立、谷牧、郝建秀。他們都沒提出意見。24日胡喬木批：照此印發。這樣，中共中央辦公廳把《通知》即中發[1983]36號文件發下去了。

    《通知》中說：鄧小平同志、陳雲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的重要講話作為整黨決定附件發到縣團級，根據先黨員高級幹部后黨員一般幹部、先黨內后黨外(均限一定範圍)的步驟，進行學習傳達。要著重通過學習討論，達到統一黨內各部門對精神污染嚴重危害的思想認識。要把文件學好，然後再做對照檢查，不要忙於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文件只是在黨內印發，沒有公開發表。後來，我重看了當時起草的通知，發覺其中有個缺點：各省市。自治區、各部委也是這樣一個步驟，即學習先黨內、后黨外，至於往下傳達，由他們自己決定。結果有些省市自己還沒學好，就急急忙忙往下傳達了。沒按照先學后查，真正搞懂了，然後再逐步展開的辦法去做。

    當時，我正忙於《鄧小平文選》(1957--1982)的宣傳、學習工作。這本文選收人了鄧小平在此期間的重要講話、談話，是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1983年3月編完的，7月1日出版發行。文選出版以後，喬木起草了一個學習、宣傳《鄧小平文選》的通知。7月12日中共中央把通知發給全黨，13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通知》強調，學習《鄧小平文選》，是即將開始的全面整黨的重要思想準備，各級黨委要加強對學習的領導。同時，喬木還要求《人民日報》宣傳《鄧小平文選》的思想，並列了八九個題目，讓他們組織文章宣傳。但胡績偉、王若水、秦川等人表面積極落實，8月12日寫信給喬木，說喬木出的題目他們已經落實到理論部、評論部等部門。實際上他們並沒有真正落實。

    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後，喬木讓我抓《鄧小平文選》的宣傳、學習工作。這時胡績偉、王若水已經不當《人民日報》的正、副總編輯了，由李庄當總編輯，秦川當社長。李庄的態度比較好。從10月10日開始，《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宣傳《鄧小平文選》的評論員文章和其他文章。《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的題目是我出的。大概是最後一篇，題目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此文出來之後，恰好胡耀邦訪問日本歸來，秦川就把這篇文章給了胡，並說：這麼一篇短文，就有20多處用鄧小平的名字，這還不是宣傳個人嘛。胡耀邦把秦川的這個話聽進去了，胡耀邦說：我們還是要宣傳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決定，還是要執行過去中央專門發的少宣傳個人的文件。

    胡績偉、秦川都是西北來的，他們是習仲勛手下的幹部。當時，他們經常到習那裡去嘀咕這個、那個。到了整黨時，秦川就說：好在有個習仲勛同志，要不然，我們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就靠他，我們才撐過了難關


八 胡啟立催促加強反對精神污染的宣傳

    就在中央36號文件即將印發時，胡啟立不耐煩了。10月22日，給喬木和我來了一封信。信中說："小平同志講精神污染問題已一個多月了。在二中全會正式講話也過去十天了。在這期間，人民日報還沒有一篇言論(包括社論、評論、今日談等)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整個報紙宣傳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也給人以氣勢不足、分量不夠的感覺。

    「今天廣播了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報紙批評大有可為》，指出為了推動全面整黨，報紙要開展批評，發揮輿論威力，爭取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其中，主要批評了社會上不正之風及違法亂紀行為，但對整黨中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如：不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不良傾向；對精神污染問題；黨領導上的渙散軟弱問題等等都沒有提。這樣來引導報紙批評的方向，似同二中全會的精神不完全符合。

    「建議中宣部召集報紙、新華社、電台、電視台負責同志談談當前指導方針問題，並加強對社論、評論等重要言論的指導和審查……」。

    10月22日當天，胡喬木即在胡啟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辦、快辦。因為當時我正忙於組織宣傳《鄧小平文選》的文章，於是我讓郁文主持！召開了有宣傳、文教部門領導參加的會議，迅速落實二中全會精神，報道消息，發表評論和文章。會後，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通過廣播電視系統，"催各省、市、自治區表態：表示對二中全會決議和、鄧、陳講話的意見和態度。催得相當緊。有那麼幾天，每天都有三、四個省表態。當時確有些像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時的那種氣勢，誰不表態誰就落後了。這就使得有些省不滿意了，如遼寧省委就說：我們現在還沒學好呢，為什麼急急忙忙地讓我們表態呢？表示不同意這樣做。這樣一來么，確實有一點緊張氣氛，加上下面的傳達也沒有按照通知的精神去做，這就形成了對清除精神污染的各種不同的理解；要講擴大清除範圍也確實有點這樣的苗頭。在這個期間，蘇州還開了一個農村精神文明的座談會。在會上有人提出：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報》還寫了一篇評論員的文章，題目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也要清除精神污染》。


九 周揚的自我批評

    就在出現一些緊張氣氛的時候，11月6日《人民日報》登出了周揚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這個以自我批評的形式承認錯誤的談話是怎麼來的呢？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后，周揚在全會的分組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在我看來，周揚能有幾句自我批評的話就可以了，這件事也就過去了。我在中宣部的一次會上，通報了周揚作的自我批評。我表示：一向對周揚同志很尊重。他寫了那篇文章后，我們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現在他作自我批評了，這個問題就算解決了，我還會像以前一樣，把他當作兄長、同志加以尊重。

    我沒想到的是，鄧小平在二中全會的簡報上看到了周揚的自我批評以後，很快就把我和喬木找了去。鄧小平對我們說，周揚寫了一兩萬字的文章登在報紙上，就這麼幾句話能交代過去嗎？不行。周揚應該公開作書面的自我批評，登在報紙上。於是，胡喬木和我把鄧小平的意見傳達給了周揚。周揚聽了鄧小平的意見后很緊張，他知道不作檢查是不行的，但採取的辦法卻是拖。胡喬木對周揚很關心，希望他再作一點檢查，早點過關，幾次打電話去問。後來，還是喬木出的主意，建議周揚用答記者問的形式作自我批評，發表在報紙上。新華社記者寫出稿件后，周揚還不甘心，在稿子的末尾加了幾句話，還要堅持自己的觀點。這個稿子拿到中央書記處去討論。胡耀邦看后說：又作自我批評，又堅持自己的觀點，這怎麼叫檢查？他主張把周揚的保留意見刪掉。

    至此，由於鄧小平的堅持，從3月開始的這場爭論告一段落。

十 我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要掌握政策界限

    1 在文化、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由於當時「報紙上整黨的消息發得少一點，清除精神污染的文章、消息發得稍微多一點，於是就有各種議論。有的嫌不過癮、不帶勁，甚至想採用過去搞政治運動那一套。有的又顧慮很多，擔心1957年反右又來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又來了。一些外國記者，有的是好意，有的未必是好意，道聽途說，引申誇張，甚至無中生有，說我們這次整黨、清除精神污染，勢必像過去那樣又要搞政治運動"。這是我在1983年11月28日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全國廣播電視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的。會上我還講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條意見：1、整黨、清除精神污染的目的；2、劃清國內國外的界限，劃清有益有害的界限；3、清除精神污染的消息、報道、評論，要在鄧小平同志講的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的範圍里做文章；4、正確處理黨內外關係；5、什麼叫黃色，什麼叫淫穢物品；6、關於藝術表演；7、同宗教問題有關的一些政策界限；8、要使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更加豐富多彩；9、實事求是地、滿腔熱情地宣傳我們的建設成就，表揚人民中的好人好事；10、這次整黨、清除精神污染，絕不要重犯過去"左"的或右的錯誤。

    這個講話稿整理出來以後，12月8日，送給鄧小平，請他審閱指示。同時也送給了胡耀邦。12月13日，鄧小平讓他的秘書王瑞林把講話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說："小平同志說，這篇講話是好的。關於僱工問題，後來小平同志又對我說，我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過，聽其自然，看兩年再說。"后一句話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談僱工問題。

    我在11月28日的講話中，關於僱工問題是這樣說的："農村經濟政策，像僱工，黨員僱工，社隊企業承包，都出現了新情況，都有不同意見在討論。要繼續執行中央的方針，對那些不同意見的問題，要再看一看。所謂看，就是要做深入、細緻、全面的調查研究，把情況搞清楚。去年年底，今年年初，我們在報紙上、新聞裡頭發表了一些不謹慎的東西，證明效果不好。後來發現，寫文章的同志自己對情況也不清楚，馬列主義的理論準備也不夠。要進行調查研究，積累、整理、分析材料，在內部展開不同意見的充分討論，對這樣的討論不要壓制。但是，調查材料，不同意見，一律不在公開報刊發表。"這段話的目的是不再公開討論和公開宣傳報道僱工問題。

    2 在兩次座談會上的講話

    二中全會以後，我在宣教部門做了兩次傳達，給理論工作的同志也做了兩次傳達，在企業政治思想工作座談會上講了一次話，題目是《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掌握清除精神污染的政策界限》(1983年12月7日)。主要意思是說：在工人裡面，對反對精神污染問題，只是做正面宣傳，正面教育，不要去批判、反對或清除精神污染。還召開了一次文藝評論工作者的座談會，我在會上談了如何開展對西方文藝作品和學術著作的評論工作的問題(1984年2月11日)。談了四點意見：一、思想戰線工作取得了重要進展；二、對西方學術著作、文藝作品展開評論，是一項緊迫的工作；三、做出規劃，有步驟地前進；四、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評論西方學術著作和文藝作品。

    上述我的這些講話、傳達，總的精神是：寧可慢些，不要過分。這就是我當時的總的指導思想，一定要接受"文革"的教訓，不能重複"文革"的錯誤；不能先放手發動，然後再來規定政策，在學習、批評過程中，都要注意掌握政策。

    3 在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

    二中全會以後，我和喬木在書記處會議上第一次就講了：這次反對精神污染，一是要和刑事犯罪區別開來，刑事犯罪按刑法論處，反對精神污染是作為一個思想問題來解決；另外一條界限是，對批評、反對搞清理精神污染的人，一定要同敵我矛盾區分開來。黨內同志思想認識上的錯誤，理論觀點上的錯誤，即使是嚴重錯誤，也是屬於黨員中、人民中的思想問題，這是同志內部、人民內部的問題。這兩條界限，在學習、討論中，在報刊宣傳中，一定要嚴格地劃清。一些敵對分子、非法組織有意把水攪渾，也用精神污染的辦法來進行反革命煽動。特別詳細地講了：政治問題不都是敵我問題。政治問題有兩類，一類是敵我之間的政治問題，另一類是人民內部的政治問題。反對或清理精神污染，不能把那些犯了錯誤的同志都當成敵我矛盾來處理，應該看成是人民內部的不同意見。因此，在方法上就是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允許不同意見的爭論；對犯錯誤的人，要給他們時間，要做工作，也要等待。我在鄧小平同志那裡談話時還講到：要準備有若干人在這次會議(指二中全會)上不通，以後長時期里也不通。

    那時候，我也和記者談過幾次，精神都是這樣一個意思。當然，我當時有個想法，我想在劃清政策界限后，就能使工作正常地進行下去。胡耀邦同志沒經書記處會議討論，沒向胡喬木、鄧力群打招呼，更沒有報告鄧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國叫停了。這個事就沒繼續下去，就是後來所說的只搞了28天，究竟這28天從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鄧大姐講話，先念講話，趙紫陽作了政府報告以後，這個事就基本結束了。

十一 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出現不同意見

    這個時候我和喬木都感覺到，在清除精神污染問題上，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出現了不同意見。可以看得出來，胡耀邦對鄧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是消極地加以應付。我對此採取的做法是：儘可能消除鄧小平和胡耀之問的不一致之處，使胡耀邦和鄧小平一致起來。

    鄧小平把我的講話稿退回來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新華社社長穆青、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談話。吳冷西把談話的記錄稿拿來給我看。我把胡耀邦談話中與鄧小平、陳雲講話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刪去了。實際上我是幫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實觀點，在稿子中看不出來錯誤的觀點了。

    刪改以後，我就把胡耀邦談話的清樣稿送還給他，在稿子上面寫了一段話：「這是吳冷西同志交給我的筆記，經我修改，送你審閱。鄭必堅同志做了一些修改後退我，照印的。另附兩個材料。一是秦川同志在人民日報傳達你的講話的記錄稿，一是人民日報編委擴大會討論這個傳達時的會議記錄。送上供參閱妥存。」經過我修改的胡耀邦談話，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傳動態》發表了。下面摘錄其中一些內容："清除精神污染還要繼續搞下去，但要防止兩種干擾。一種是'左'的思想干擾，一種是封建思想的干擾。這兩種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擴大化。因此，要注意八個問題：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的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裝異服'一詞。第二，歌曲方面，我們提倡有革命內容的歌曲，提倡昂揚向上的歌曲。對不是淫穢的，不是色情的，沒有害處的抒情歌曲及輕音樂，不要禁止。第三，文學方面，所有世界公認的名著不能封閉。......即使有點色情描寫也不要緊。我們要禁止的是專門描寫性生活的作品。、第四，電影、戲劇、舞蹈、曲藝、雜技等，凡是中央沒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濫禁亂砍。第五，節假日中，應允許青年人跳集體舞、少數民族舞。第六，對繪畫、雕塑，不能禁止表現人體美的作品。第七，要在初中、高中開設生理衛生課，講生理衛生知識。第八，是從正面提出加強兩個文明建設。"秦川看了這個修改稿后，就到處散布說他還有自己的版本。

    這時，胡喬木從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的這個談話給他看了。他說：你改得遠遠不夠。胡喬木把胡耀邦談話中與鄧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劃了杠杠。現照抄如下：

    二、關於清除精神污染問題

    清除精神污染，前一段搞得急了點，走了點樣。小平同志講話提的是思想戰線，其中又主要是理論文藝。後來，發了36號文件，實際上把矛頭指向社會、指向人民。小平同志講，思想戰線不能放毒。後來，喬木、力群同志感到有些問題，打了幾次招呼，開始講政策界限，提醒得對，這不是糾偏，也不能說走了彎路，只能說中間拐了個彎。

    ……看來，搞理論的人不一定能搞政治，理論家不一定都是政治家。

    清除精神污染，為什麼會走樣？萬里同志講，主要是「左」的和封建的思想的干涉。根本原因是太無知。

    三、關於統一思想的問題

    統一思想無非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對社會主義有無信心。……二是敢不敢改革和創新。十二大提出開創新局面，現在這聲音很淡薄。清除精神污染、整黨、打擊刑事犯罪分子，到底主要目標是為了什麼？都是為了實現四化。

    思想統一主要是上面兩個問題，人道主義、異化，統一不了沒有什麼了不起。經濟是最主要的。

    五、關於宣傳問題

    1、宣傳黨中央，主要抓三條：中央的集體領導；集體領導中的核心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起核心作用的是小平、陳雲同志；中央的第一線是書記處。不要孤立宣傳小平同志，這樣並不利。小平同志是中央集體領導的核心，但小平、陳雲同志，還有我胡耀邦不在了，地球照樣轉。小平同志的旗幟是我先舉的，但這樣宣傳，小平同志也不會贊成。我們再不要搞什麼題詞了。

    2、......你們要把改革宣傳好。人道主義、異化再發兩三篇就行了。

    4、小平同志講話發表之後，不一定發很多文章。報紙主要用新聞事實說話。

    5、人民日報理論文章我不愛看，報紙和刊物要有分工。小平同志批評理論工作最大的毛病是理論脫離實際。長的文章可以放在《紅旗》上。

    六、關於胡績偉、王若水同志

    ……有人說他(指胡績偉)和中央完全不一致，我看不能說他和中央不一致。

    七、外邊有些謠傳，請人民日報同志注意。

    從胡耀邦談話記錄中喬木划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對於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有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頗不一致。


十二 胡喬木《關於人道重義和異化問題》的發表和鄧小平對此文的好評

    1984年元旦，鄧大姐發表了新年祝詞。這個祝詞是我們為鄧大姐起草的。這是對小平所持態度的一個肯定和支持，同時也是對分歧的另一方意見的一個批評。1984年春節時，先念同志講話，其內容和鄧大姐的祝詞一致。胡喬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文章也就在這時發表。

    喬木的文章《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在1983年12月中旬寫好了。1984年1月3日，他應邀在中央黨校發表演講。1月7日把文章送鄧小平，並隨文章送去一封信，把有關情況作了彙報。喬木信中寫道："全稿三萬多字，長了一些。但因涉及的問題至今還沒有一篇比較有分量的文章加以解答：黨內外都有這樣的要求，所以很難用短篇來講清。文章是集體創作，四易其稿，費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採取的是參加討論的形式，態度力求和緩。已分送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請審閱。黨校要求在該校所出《理論月刊》公開發表。究竟要不要發表，在黨內發表或黨外發表，並請中央決定。"

    鄧小平看了喬木的文章，很滿意，說這篇文章是對前一段反對精神污染工作的總結。1月11日作了以下批示："喬木同志：這篇文章寫得好，可在人民日報發表或轉載。由教育部規定，大專院校必讀。文藝、理論界可組織自由參加性質的座談，允許辯論，不打棍子。」


十三 胡耀邦對"清除」的提法提出異議

    1984年1月24日，胡喬木的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鄧小平的批示也傳達下去了。理論界進行了討論，在大學生中也開展了教育活動。但事情沒有完。主要原因是胡耀邦的態度沒有變化。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從飛機場到市區錦江飯店的途中，他與陪同的人談到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時說，我曾經和幾個同志議論過關於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是不是合適。小平同志講話中，講了十一個字：思想戰線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確的，也是有嚴格政策界限的。後來我們在決議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恐怕不夠合適。當然，這不是追究哪個人的責任，我們都是舉過手的。精神污染就像個人主義、唯心主義一樣，是無法清除的。所以，這個提法理論上站不住，實際上也辦不到。這點意見請你轉告國棟同志，請他們也研究一下，推敲一下。

    當時陪同胡耀邦的是阮崇武，他於1985年9月接替劉復之任公安部部長。阮從上海回來后搞了個材料，而且強調，這個記錄稿是回來追憶的，可能不準確，但意思是不會錯的。阮崇武強調"意思是不會錯"是對的。因為很快胡耀邦又講了同樣意思的話。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莊同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鍾沛璋談話時說：小平同志說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這個命題是正確的，但做法有問題。有些省委書記就對此有意見，說清除精神污染從一開頭做法就不對，報紙上鋪天蓋地。36號文件是我同意簽發的。現在看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種精神污染，就不能說清除。接著，胡又說：唯心主義能夠清除嗎？個人主義能夠清除嗎？還是反對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較妥當。

    胡喬木看到胡耀邦這個談話材料以後，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的由來。我請人查的結果是：

    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用的是「清理」。

    鄧力群起草、胡喬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號文件中央《通知》中無"清除"字樣，有"清理"字樣。

    1983年10月12日鄧力群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發言、10月18日在宣傳文教單位傳達二中全會精神會議上的講話，均沒有"清除"的提法。

    1983年1O月21－26日，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人民日報》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陸續發表有關報道，題為《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胡耀邦同志在會上講話》。據報道，彭真同志、鄧穎超同志講話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報道還說，"胡耀邦同志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許多黨外同志在座談會上就整黨和清除精神污染兩個方面提出中肯意見和建議"。胡耀邦講話是在1O月26日。

    1O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成立大會和全國黨校第四次科學社會主義教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震的這個講話。

    11月1日鄧力群在宣傳文教單位領導幹部會議上講話中，有"清除"的提法。

    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污染須清除生活要美化》。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見寫的，《人民日報》也轉載了。

    12月12日，胡耀邦的講話題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後，特別是以後，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談話中，許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樣。


十四 胡耀邦與鄧小平的意見相反

    1984年2月20日胡喬木把我們查的結果，送胡耀邦、趙紫陽閱。他們都圈閱了。按理說，查清了，也圈閱了，這件事該結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的談話中依然故我。胡耀邦說，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主要是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指我們的同志在宣傳、廣播和文藝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後來在宣傳中走了樣，出現了擴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現在我們已經不用這個提法了，而是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與此同時，鄧小平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在胡耀邦會見日本訪華團之前半個多月，即2月28日，鄧小平同薄一波有一個談話。當談到胡喬木1月3日的文章時，薄一波說，國內外反映很好。鄧小平講，反映不一，有些人還在準備反駁。鄧小平說，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來鎮住了，把文藝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氣勢壓下去了。又說，人道主義、異化問題一時間鬧得很厲害，我說過，他們實際上是搞自由化，現在這樣就可以了。我講到，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是長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侵蝕也將會是長期的，因此反對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將是長期的。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喬木和我談話。在談到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時指出：過去一段時問。精神污染搞得很厲害。我說過，那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二中全會後，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風剎住了。起碼現在沒有發現有什麼人再搞二中全會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鬥爭，是長期鬥爭，要做長期的工作。


十五 在回答"美國之音」記者關於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上的分歧

    事情實際上並沒有完。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訪華團的談話后，就在文藝界廣為傳播。"美國之音"的記者嗅到了氣味。4月12日，「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溫尼•科里(Wayne Co-rey)在電話中向外交部新聞司提問"中國的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是否還在進行？"外交部新聞司就根據胡耀邦對日本訪華團講話的精神，起草了一個答覆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錯了，以後不再搞了。外交部還算慎重，他們把答覆稿列印出來送中宣部，問對這個答覆稿有什麼意見。我看了這個稿子后，認為這個答覆與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精神、與鄧小平的講話、與我們過去所講的，都不一樣；喬木也認為這個稿子發出去后，會使黨外和海外的人感覺到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就讓中宣部按照中央的精神重新起草了一個答覆稿："前階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績，我們予以充分肯定。今後還要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這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4月17日稿。我在4月2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並姬鵬飛同志和外交部函中是這這樣寫的："我國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過程中，一向十分重視同時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因此，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和發展對外文化交流的時候，也不能不注意區別各種事物對我國人民是否有利。精神污染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只是有時放肆些，有時收斂些。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這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確的，並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時間內，在一些地方發生了一些違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經中央同志多次劃清界限，這一問題早已不存在。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今後仍將實事求是地繼續進行。因精神污染這一現象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不可能清除凈盡，所以今後將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28日，趙紫陽批示贊成我們的修改稿，要求"按中宣部4月17日建議新聞司的口徑回答"。胡耀邦同意趙的意見，請啟立同志辦。啟立通知中央辦公廳速交外交部。

十六 《政府工作報告》對反對精神污染的肯定

    趙紫陽關於外交部答覆問題的批示，實際上是維護了鄧小平的意見。5月15日趙紫陽在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他在報告中對1983年反對精神污染講了一段話，對清除精神污染總的給予肯定。他說："去年舉行的六屆人大二次會議曾指出思想文化領域要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隨後，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和六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又進一步著重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思想文化領域"為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許多工作，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剎住了前一時期極少數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風，依法查禁了淫穢書刊"。在反對精神污染中，由於"對某些政策界限講得不夠清楚，以至有些地方和單位一度出現過某些不恰當的作法"，但一經發現，"就及時予以糾正。群眾要求美化精神生活是完全正當的"，決不允許把它同"精神污染混淆起來。實踐證明，嚴肅而又正確地反對精神污染，對於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和發揚純樸、奮發向上的社會風尚具有積極作用，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們國家一項長期的根本任務"。本來，喬木認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不講這個問題，但趙紫陽自己特意講了這段話。這樣，反對精神污染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十七 事情並未終結

    真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關於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並沒有到此終結。以後還不時掀起波瀾。

    1 胡耀邦個別傳達鄧小平的兩句話

    1984年8月22日是鄧小平的80壽辰。我到北戴河參加祝壽活動后，在那裡住了幾天。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個別談話中跟我說：鄧小平最近講了兩句話，我沒敢在會議上傳達，是個別通知，今天跟你個別說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譽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決議三年不作。後來外面把第二句話傳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

    2 胡耀邦把問題提得相當尖銳

    此後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國作家協會四大召開前，肯定反對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對精神污染，互相鬥爭、彼此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來越佔優勢，反對精神污染的力量越來越受到壓制，而且受壓制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這期間正在籌備召開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一天，賀敬之跟我講，關於作協會議的準備情況要向總書記報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關於人事安排和召開座談會討論作協四大報告的意見與打算，同胡耀邦講了。胡表示同意賀敬之的意見。我向胡耀邦彙報之後，賀敬之他們就在京西賓館開了一個三四十人參加的座談會。丁玲、馮牧、劉紹棠、趙尋等人參加了。開會時，這些同志講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議論紛紛。丁玲發表了一篇很好的講話，表示她對文藝界現狀感到擔憂。會上，趙尋(中國戲劇家協會主席)有點楞頭楞腦地說，他看到了夏衍到處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的談話，感到總書記對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總書記不與中央保持一致，我們的工作怎麼能做得好呢？後來馮牧把這些內容通過他的渠道報告了習仲勛，習仲勛又報告給胡耀邦、胡啟立、喬石。這樣一來，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賓館的座談會結束不久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習仲勛：，可能還有喬石，並特意把賀敬之也叫來了。這次會議我參加了。會議開始后氣氛很緊張。胡耀邦把問題提得相當尖銳。當然，他沒有直接提到趙尋的發言。接著習仲勛發言說，在京西賓館的座談會上，居然有人出來反對總書記，說總書記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們還講，這是一次黑會，沒報告中央書記處領導，是無組織無紀律。這給賀敬之的壓力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我發言說：耀邦同志，他們要開這個會，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報告過嗎？你不是同意了嗎？怎麼能說沒有向中央書記處領導報告呢？我這樣一講，會議的氣氛緩解了，胡啟立又出來打圓場。這樣，事情算是過去了。

    3 胡耀邦等提出"三個失誤"、「兩個不提」、「一個無效」

    1984年12月20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對將要召開的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和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準備在大會上作的報告進行討論。這次會議既不通知胡喬木參加，也不通知鄧力群參加。

    胡耀邦在會議講話中有一段專門談關於精神污染問題。他說：小平同志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正確的。後來，由於我們自己的失誤，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擴大化，把範圍擴大到社會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聲勢。後來我們發現了就較早剎了車。這個問題以後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這裡，胡耀邦提出了反對精神污染的「三個失誤」。

    會上，張光年彙報作協四大的籌備工作，當說到報告中沒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時，胡耀邦插話說，可以不提。萬里接著說，自由化的問題說不清楚，以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影響。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萬里又加上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要提」，結果就有了「兩個不提」。

    接著，討論作協的選舉問題。本來，按照書記處的決定，作協大會的準備，除了講話、報告之外，最重要最複雜的一個問題就是人選的確定問題。為此做了八、九個月的工作。是以宣傳部為主、吸收作協和文聯的有關同志搞的。上、下調查、訪問，訪問了單位、黨委，還有個人。所採用的這個辦法，實際上與全國婦聯、全國工會是一致的。到了這個時候，人選名單還沒提出，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應該說，提出人選名單的準備工作做得比較細緻的。可是，當會議討論到人事問題時，夏衍問：原來準備的作協人事方案怎麼樣啊？是指令性計劃，還是指導性計劃？胡耀邦說：人事管理要區別兩種情況：一是有黨委直接領導的部門，二是群眾團體和民主黨派。對於後者，我們的黨組織根本不要去干涉。對人民團體和科學研究所的黨的工作要管。但文聯作協要選什麼人，根本不必去干涉，即使沒有選好：讓作家們自己負責……「我們不要干預。作家們覺得要有多少副主席，就選多少，不要干預。人事名單如果是黨的部門定的，要撤掉。既不是指令性，也不是指導性，是無效性。胡耀邦在這裡又提出了一個「無效性」。

4 作協四大開糟了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著「三個失誤、兩個不提、一個無效」這三句話的指導思想，開了一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結果會議開得一塌糊塗。會議選舉的結果是，巴金當選為作協的主席，他是老作家，黨內沒有什麼更多的意見。劉賓雁當選為第一副主席，成了排在巴金後面的中國作家協會領導。

    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隊作家，參加了這個大會。回去以後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會的情況。先念同志後來對我說：這個會實際上是一個反黨的會。結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闖了禍了。而夏衍卻說：這次作協代表會議，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

    作協四大混亂情況影響到文藝界其他一系列會議。1985年4月18日中國劇協第四次會員大會在北京舉行。當時我出席了開幕式，還講了話。習仲勛、宋任窮、喬石也出席了。在開會過程中，吳祖光說，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由於吳祖光等在會上大鬧，弄得趙尋干不下去了。劇協的會沒開好。

    作協四大開糟了，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沒有想到會搞成這個樣子，於是趕緊來糾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了一個《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發言。在這個發言中，他強調"黨的新聞事業是黨的喉舌"，"提創作自由，並不等於說報刊和出版社的編輯部對於作家的不論什麼樣的作品都必須加以發表和出版"。他還說：我們黨對新聞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我認為就是要有鮮明的正確立場，要有鮮明的階級性和黨性，要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在講到反對精神污染問題時，他還不願意放棄他的觀點。他說："'精神污染'這個詞一般人比較生疏，可能在國內外引起這樣那樣的誤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樣就更是如此，並且在事實上也辦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這個名詞。但是這決不是說，反對精神污染的原則有什麼錯誤；更不是說對於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剝削階級腐朽沒落思想的侵蝕，我們可以不抵制，不反對。"這個講話經過胡喬木的修改，在《紅旗》雜誌1985年第8期上發表了。喬木把胡耀邦講話中的意思改成：以後少提、甚至於以後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後來鄧小平知道了。1985年，準備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文件時，鄧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講話，就不願找胡喬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鄧小平沒講胡耀邦，他說：胡喬木講反對精神污染搞錯了，以後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個講話(指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將來編我的《文選》，我要原樣不改地收進我的《文選》裡面去。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學生鬧事問題時再次強調了這個話："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人我的論文集。"

    胡耀邦實際上不同意鄧小平的講話，但他總是說鄧小平講話的題目是好的，是我們在執行中走了樣。同時，在中央書記處內部用各種方法整鄧力群。我過去說過，雷公打豆腐，專撿軟的打。他不敢直接不贊成鄧小平，而認為鄧力群可以整。

    84、85年的事情，後面再展開講。

    5 我對胡耀邦一篇講話不滿意

    1985年1月25日，宣傳部開全國宣傳部長會議，請胡耀邦去講話，題目為《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這個題目倒沒什麼，但離開了當時的主題，當時的一個主題是：學習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研究改進宣傳工作。在胡的講話里講了一大段過去以階級鬥爭為綱，剝削階級消滅了、不存在了，還以階級鬥爭為綱，造成的影響如何如何，影響一直延續到現在。接著，胡耀邦說了這樣一句話：說一句不太恰當的話，公安政法部門和宣教部門，還有一個階級鬥爭的幽靈在遊盪，這種狀況可不能低估。在那次宣傳部會上，我這個人也太不會應付了，胡耀邦講完后，我什麼都沒說，就說了一句：散會。會後，宣傳部裡面有幾個反對派，理夫、王惠德等幾人在一起嘀咕：鄧力群對胡耀邦不尊重，胡耀邦做了重要講話，鄧力群什麼話也沒說，就宣布散會了。就這點而言，我確實處理得不太恰當，不會應付。因為當時聽了他的講話，心裡確實不太高興。在類似的另一個會上，我準備了一個提綱，在會前，送給了胡耀邦，胡耀邦說：不看了。退了回來。

    6 對反對精神污染，胡耀邦一有機會就批

    對於精神污染這件事，胡耀邦一直記在心裡。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黨員幹部會上，胡耀邦在講話中，又提到精神污染問題，說：反對精神污染，我們讓小平同志到現在還背著黑鍋。他的意思是我們給小平同志搞的。他還說：在二中全會上，颳起了一股批評周揚的風。"文革"中周揚被整得那麼苦，現在發表了一篇講話，在二中全會上被批得這麼厲害。讓個別同志找他談談，就行了嘛。我在前面已經說過，要周揚公開作自我批評是鄧小平要求的。胡喬木想辦法，在1984年春天，以新華社記者採訪的形式，周揚做了個自我批評，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這件事情已經過去一年多，他又把它提出來。所以說，在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上，胡耀邦一有機會，就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以至於到這個時候，還氣憤地替周揚打抱不平。

一九八四年的日常工作和矛盾

一 思想政治工作三件事

    一九八四年除了前述有關反對精神污染這件事之外，日常工作也做了不少。簡要敘述於下。

    1 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論述及遇到的障礙

    在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做了幾件事。我寫了一篇《從對「三個面向」的理解談起》。①這裡面也遇到了困難。本來書記處同意，對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進行調查以後，起草一個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決定。為此，教委做了很多工作，經過好幾次討論，也準備了一個方案，即文件的起草方案。可是，到1984年4月提交書記處討論的時候，胡耀邦和萬里卻突然提出：現在高校不是什麼思想政治工作的問題，而是改革的問題。事先他們也不通氣，在會上突然提出來，弄得我和教委的同志一點準備都沒有。原來準備的都不算數了，而是提出一個高校的改革問題。究竟如何改，我們固然沒什麼準備，他們也沒提出什麼成熟的意見。

    我寫的這篇「三個面向」的文章，是根據我當時的理解，結合高校師生的情況，作了一個估計和設想。共講了六個問題：一、對鄧小平同志最近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初步理解；二、對目前在校的大學生應該怎麼樣估計；三、對教師隊伍，包括黨政思想工作人員隊伍的分析；四、高等學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五、思想政治工作隊伍的建設；六、高等學校領導體制的改革，最重要的是三條：實行校長負責制；建立和健全教職員工代表大會制；黨委應該擺脫行政事務，集中精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現在重看這篇文章，覺得對當時的情況的確講了一點自己想講的意見，還是有點價值的。

    2 學習三明經驗，推動城市精神文明建設

    在職工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我抓了兩個會議。一個是在福建三明召開的，1984年4月就開始做準備。福建三明是一個小城市，城市精神文明工作做得比較好，是一個典型。6月18日，中央"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委員會在這個市召開了城市精神文明建設工作會議。我在會上有篇講話，題目是《兩個文明一起抓，兩個建設一起上》。②講話中還總結了一下三明的經驗。主要是：一、要從實際情況出發，充分考慮本地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科學地、客觀地估計本地經濟、文化發展的可能性和趨勢，總結已經取得的成功經驗，在這樣的基礎上制定城市建設的規劃，包括近期規劃和遠期規劃。二、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一起抓，這是我們經過成功與不成功的比較之後，得出的二個共同的認識。三、舊城市的改造，新城市的建設，做規劃的時候，用人、用錢的時候，都要把綠化放在重要的位置。此外，講聽了三明市的經驗我提的兩點意見。一點是，衛生保健工作本來做得好，但是介紹經驗的時候，怎麼樣做工作，做了一些什麼工作，起了什麼好作用，講得很少。另外一點，今後設想中沒有說到兒童少年工作。他們已經有相當規模的少年宮。建議三明的同志更加強調為兒童少年多做事，做好事。從那以後，在城市裡面學習三明的經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起了很好的作用。

    3 在東北三次講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新問題

    1984年7月在延邊開了一個城市改革的宣傳工作會議。那時，書記處研究室和宣傳部一部分同志，從僱工問題的研究開始接觸和研究多種經濟成份的問題，起草了一個經濟體制和多種經濟成份的研究提綱。當時這個東西沒拿出去，也沒下發。最近我重新看了一下，應該說，這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之後，對經濟體制改革和多種經濟成份有關問題第一個進行比較系統研究形成的材料，講了一些比較好的意見。我在延邊、哈爾濱各講了一次，後來在吉林又講了一次。主要內容是：一、城市經濟改革，給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很多新問題。經過這次會議，我們自己，並且要通過我們的工作來影響周圍的同志，共同來增強信心，提高本領，把全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推進到新水平。，二、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已經深入基層、深人人心。我們要靠這條思想路線取得城市經濟改革和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勝利。三、在堅持國營經濟主導地位的前提下，不僅發展集體經濟，而且支持、指導和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的發展，積極引進外資，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一定會越來越壯大。四、全面準確地理解、執行和宣傳"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

    以後回來，又整理了一點東西。前前後後，在這一年裡有關這個問題(包括反映情況)及如何改進這方面的宣傳，做了一些調查，大概寫了五六篇東西(包括反映情況)：《經濟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研究宣傳提綱》(1984年6月25日)、《研究經濟關係，掌握思想動向，宣傳黨的政策》(1984年6月29日)、《在城市經濟改革思想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7月31日)、《宣傳部門需要研究城市經濟體制改革》(8月9日)、《向中央書記處報告農村經濟的幾個問題》(1O月1O日)。現在都收在我的文集第二卷里。


二 研究僱工問題

    1 鄧小平說：僱工問題看兩年再說

    關於僱工問題，1983年，鄧小平說：要看個兩年，如果出了問題，下個命令取消就行了。鄧還說：農業上歸根到底還是要搞集體經濟和社會主義。這樣的意思，小平同志說過多次，王瑞林還給我寫過條子。前面我已提到了。

    2 陳雲說的幾段話

    1982年12月16日，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張雲聲不贊成發展以僱工經營為特徵的私人企業，寫了一篇《到處出現僱工剝削引起的思考》供領導同志參考。萬里看了很不高興。我送給了陳雲同志。陳雲同志看了以後說，黨內有不同意見，是黨興旺發達的標誌。如果黨內鴉雀無聲，黨就處於危險的狀態。

    1982年12月31日，陳雲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1983年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時發言說：「我過去說過，不怕人家講錯話，就怕人家不說話。講錯話不要緊，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見，黨組織應該允許，這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好現象。」這段話講得很好。現在陳雲的這個講話稿還保存著。

    同時，陳雲就農村僱工限額問題說：「過去國務院規定最多不超過7個，現在實際上多了一些。究竟限不限，限幾個合適，還要看一看。但對這類問題，報紙上不要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幾年農村變化很大，許多問題既不要干涉，也不要在報上大吹，看一段時間以後再說比較穩妥。"

    3 對僱工問題的調查受到胡耀邦、萬里的指責

    當時，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分兩個組下去調查，一個去西北，一個到南方。回來后寫了調查報告，徵求意見。對這個調查報告，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內部就有爭論。林子力、吳象等人不贊成這個調查報告的討論稿，把稿子送到萬里那裡。萬里看后大發脾氣，罵了一通。當時寫調查報告的梅行、有林等受到兩方面的反對，一方面是萬里說調查材料是「左」；另方面是研究室內部也有人表示不贊成。我說：對於僱工問題，中央決定看兩、三年，這就是說要了解情況嘛，要做調查研究嘛，況且這個稿子本來就是提出來徵求意見的，讓大家擺事實、講不同意見。在書記處會議上，我說僱工要分清有沒有剝削，多少僱工算是小業主，多少算是私營企業的僱工。胡耀邦則說，這是從概念出發。我想，這真是奇怪的邏輯，帶著問題到實際中去做調查研究，怎麼會變成了從概念出發了呢？當時，我們曾設想召開省、市、自治區研究室主任會議，討論對僱工問題進行調查研究，因此曾編髮了一個簡報。簡報送到胡耀邦那裡，他看了大發脾氣，說：這樣做會使下邊的人感到中央的政策變了。當時，我對他的這種說法表示很難理解，我認為，進行調查研究正是為了了解中央政策的實施情況嘛。

    4 我的意見和研究

    我也提了意見說，不要在報紙上公開宣傳。1983年11月：，書記處討論僱工問題和一號文件，規定僱工問題不公開宣傳。上面已經說了，到1984年7月在延邊召開城市改革宣傳工作會議，我在會上的講話，基礎就是書記處研究室和宣傳部一部分同志，從僱工問題開始接觸和研究多種經濟成份問題，起草的那個經濟體制和多種經濟成份研究提綱。

    當然，那時僱工、私營經濟、對外合資才剛剛開頭。雖然提出了公有製為主體，這些都是補充，但其消極方面的東西沒有充分暴露。所以這個研究還是肯定，在公有製為主體的前提之下，多種經濟成份要允許發展，對公有制給予補充。實際上上述研究是維護這個政策的。但不知什麼原因，引起了胡耀邦的反感。他沒直接和我講，卻到總工會去追查，問延邊開會究竟談了什麼問題？開這種會議有無必要？而且要王兆國調閱我在延邊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究竟是什麼意思？結果胡耀邦把這些東西拿去以後，沒找到任何毛病，因為我的講話實際上是為多種經濟成份說好話的。


三 我與胡耀邦同志關於文物工作的分歧

    1983年我到山西、西北走了一趟，接觸到一些文物方面的問題，為開文物工作會議做一點準備。

    這裡又要說到胡耀邦。因為那時文物保護法剛頒布，在實際工作中究竟如何貫徹？搞文物工作的同志不只一次地向他彙報、送材料，提出召開一次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他也同意了。那麼就按照預定程序開會了。一開會時，人家講文物工作的重點是首先要保護。他馬上就講，我不同意你們的看法，文物工作的第一位工作是利用，利用要放在第一位。我一聽到這話，就感到奇怪，原來聽文物工作的人員講，和他談得好好的，怎麼到了會上突然調子就變了。有的人在會上甚至還提出以文物養文物，這樣一來就要準備賣文物了。在會上懂得一點文物、了解一點文物的人要算谷牧。我當時希望他出來說公道話。但谷牧他們看到這種情況，覺得不便於出來說話，沒吭聲。這時，我只好出來說：利用當然要利用，但不保護好，怎麼利用；利用一次，下二次就沒法利用了。但這說不說得通胡耀邦呢？這樣就觸發我講了一次文物工作要處理好的幾種關係。

    1984年10月31日，我在這次會議上講了題為《正確處理文物保護和其他工作的關係》。我講了十二個方面的關係：一、文物保護和文物維修。二、文物的保護和文物的使用或者叫利用。三、文物保護和地下文物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四、文物保護和城鄉建設。五、佔用的古迹、名勝(包括古建築)保護問題。六、文物保護和宗教寺院。七、文物保護和園林管理、建設。八、文物保護同旅遊。九、文物保護和文物市場、文物出口，以及防止和打擊文物盜竊和走私活動。十、文物保護和文物事業的經營。十一、文物管理工作中，中央和地方分權或者職責劃分問題。十二、文物保護和涉外關係。講話最後說："我們應該採取積極又慎重的方針，眼界要更寬一點，思想要更解放一點。不是孤立地談文物保護，不是單純的守攤子思想。在各項事業的發展中，擺正文物保護工作的位置，處理好各種關係，建設事業能夠更好地發展，文物也能更好地得到保護。""這是個前提，文物不保護，還有什麼經營？""另一方面，也不能夠因為文物珍貴，就採取消極保護的辦法，不論什麼東西，誰也不許動，誰也不許看，誰也不許知道，這也不利於文物保護。」 ③

    在這之前，即當年的5月6日，我在全國文物工作會議上就講過類似的意見。我講的題目是《保護•研究•利用--對文物、博物館工作的幾點意見》。我在講話中，我介紹了夏鼐同志說的話。因為郭沫若同志主張挖武則天墓，以便早點揭開歷史上的一些奧秘，解答二些疑難問題。夏鼐同志說，你這個發掘的願望很好，可是要考慮到我們現在對發掘出來的東西，還缺乏保護的辦法，就算髮掘出來很多好東西，沒有把握用科學方法保護，可能受到很大的損失，這個損失很難彌補：與其這樣，不如繼續讓它留在地下，我們自己看不到；讓我們的子孫有把握挖掘的時候看到，也是可以的。郭老一聽，這個道理比他那個道理對，就撤銷了自己的意見。我們要學習他們兩人的態度。

   

四 組織編輯出版《中國美術全集》、《中國美術分類大全》

    由文物工作的討論，引發了我要編輯美術全集和分類全集。我在1984年4月提出這個問題。在《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出版會議上講過兩次話。4月14日我在講話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中華民族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之一。由於各種原因，這些文化遺產過去沒能讓全國人民全面了解。現在編輯、出版《中國美術全集》，是美術界多年的願望。這件工作開始了，應該努力做好。""用畫冊來進行形象教育，不但培養美術工作者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培養各方面的人才都要進行這樣的教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應有多方面的、豐富的內容。我國歷史上豐富多彩的美術作品就是其中一項。對學生進行教育：除了概念的東西，還要有形象的東西。" ⑤1994年美術全集60卷出來了，分類全集也做了規劃、定了型。

    這個工作得到了有關部門的支持，其中包括計委撥了一點錢。房維中講得很好，他說：這類書冊的出版，等於開了很多的博物館。幾千年的文物，取自各地，把其中最好的選出來，編成60卷尊一個地方或圖書館買一套，看了以後，就知道全國文物的情況。所以計委表示支持，經費上也給予幫助。

    如果胡耀邦不批評我們，我還可能想不到辦這個事，也是壞事變成好事。在一些問題上有爭論，倒引出了一個美術全集和一個分類全集。由此也可看出我這個人的性格。分類全集出完，那是前無古人了，實際美術全集就已經是前無古人了。分類全集要出400多卷，最好的東西都收進去了。在出版局來說，就成為他們的重點書籍。這件工作總算是堅持下來了。後來在1986年我與鄧小平同志說：我要退下來了，以後還有幾件事情要做下去，其中就有美術全集和分類全集。這件事在鄧小平那裡是備了案的。

   
五 組織編撰出版《當代中國》叢書

    另一件編書方面的大工程，便是組織編撰出版《當代中國》叢書。

    《當代中國》叢書於1984年開始出版。前面已經提到過，這件事是1982年5月胡喬木在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倡議的。提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各條戰線的歷史經驗做出有科學價值的總結，編寫若干專著。為落實這一倡議，11月，中宣部向中央呈送了一份《關於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報告》，陳述編書的指導思想、目的意義、規劃和組織領導。就在這個月，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這個報告，批示由中宣部轉發黨政軍各部門和人民團體，並組織實施。我，還有馬洪、武衡擔任叢書編委會主編，正式開展工作。1984年9月，《當代中國的氣象事業》、《當代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首先出版。到1990年末，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74卷。成立當代中國出版社以後，轉由當代中國出版社繼續出版。一直堅持下來，堅持了10多年，1998年出到了150卷。這套叢書是跨越國家"六五"、"七五"、"八五"、"九五"計劃的重點出版項目，動員了10萬人歷經15年精心編寫的一套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史。也是出版總署的重點書籍之一，是撐門面的書籍。出了美術全集，又出了《當代中國》叢書，從這兩件事上來看，也反映了鄧力群這個人有股牛脾氣。儘管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但還是憋著一股勁，干點能夠干、也應該乾的事。

   

六 適應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改進宣傳工作

    這年年底，開了個宣傳工作會議，討論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我在會上講了一篇話，題目是：《學習中央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研究改進宣傳工作》(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講話中提出了幾個供研究參考的問題：1、這個《決定》同黨中央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確定的一些重大方針、政治原則、思想原則的關係。2、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是什麼。3、公有制經濟同其他經濟成份的關係。4、改革的目的是發展社會生產力。5、正確對待改革中出現的各種思想認識問題。還講到今後進行各項經濟體制改革時要處理好幾種關係：一、服從大局、顧全大局。二、改革工作要與整黨密切結合。三、理論工作者要密切聯繫實際，實際工作者要重視理論。並且提出"宣傳戰線同志的思想工作同經濟建設形勢的發展不相適應的狀況要改變為相適應"。為此要抓住三件事："研究經濟關係，掌握思想動向，宣傳黨的政策"。最後談了一下怎樣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的問題。

七 我與胡耀邦同志的磕磕碰碰

    1 調王忍之去《人民日報》擱淺

    在這一年裡，研究室出現了各種矛盾。在1983年3月發生僱工問題的爭論，在書記處會議上，我說要調查研究，胡耀邦就說這是從概念出發。後來說要召開各省市研究室主任的會議，胡耀邦又說：這個會一開就給下面一個印象，中央關於僱工的政策變了。

    到了1984年1月，胡績偉不當《人民日報》總編，王若水也不當副總編了，就要調人進去。我找秦川談話，與他商量意見，那時想把王忍之調去當副總編，另外還從社科院和其他單位調人，其中包括調沙健孫去理論部等。同秦川當面說得好好的，秦川還說，這次收穫很大，但一轉身他就到組織部去了，找到李銳，向他說了一通。接著，李銳就與內蒙周惠通了消息。周惠就打電話給萬里，說：在一次會上，他與王忍之都參加了(王那時在計委吧，記不準了)，在一起開會，王忍之在那次會上發表了反對僱工的意見。周還和萬里說：讓這樣的人去《人民日報》當副總編，我們不放心。這些事情我事先都不知道，等到我把原來商量好的名單提交書記處討論時，萬里就說：周惠來電話了，說王忍之反對僱工。讓這樣的人當《人民日報》副總編，他們不放心。李銳在這個問題上沒說話，但從另一方面說話，他說：我這個人還算搞過新聞工作，這個工作可不簡單，王忍之以前也沒搞過新聞工作，一下到《人民日報》，工作很難接得上。這樣，原來的調人方案就擱淺了。後來，我問王忍之：你是反對僱工嗎？王說：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我在會上只講過，包產到戶以後，很多戶都有剩餘勞力、剩餘時間，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專業戶、重點戶積累了資金，有錢；因此這兩個東西合在一起，出現僱工這種現象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說明這種情況。

    後來，我專門把會議記錄找來，從記錄上看，王忍之確實沒有反對僱工。這樣，我就給胡耀邦寫了封信，說明實際情況。王忍之並沒有反對僱工，當然王也沒表示堅決贊成僱工。我還把那個記錄原件附在信后，還建議組織專門的同志對此事進行調查，弄清真相。我的信是寫給書記處和常委的，王鶴壽說了句公道話，他說：王忍之這個同志，我知道是個不錯的同志，不必專門組織調查了吧。但是，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的事就擱下來了。

    到了1984年4月21日，那時鄧小平同志說要做一個思想工作的決議，喬木組織了幾個人在玉泉山搞方案，準備材料。一直不怎麼成熟。後來喬木去了杭州。其他幾個人在向書記處做彙報時，會上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沒做結論，讓我去杭州向喬木通報書記處討論的意見。我星期六啟程去了杭州。

    2 為陳伯達寫的材料，胡耀邦對我責難

    我到杭州以後，在下個星期一上午的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拿出一份陳伯達寫的材料，說：陳伯達擺出一付教師爺的架勢，引用列寧的話來教訓我們，這樣的事情是鄧力群乾的，鄧力群不能這樣干，今天他不在，等他回來以後，要和他談這個事。喬石出來說：王力出來以後，表現瘋狂啊！

    為什麼會出現陳伯達寫材料的事呢？這裡需要回溯一下。處理"四人幫"問題的時候，王力、關鋒免於刑事處分，從拘留所放出來后回家了。陳伯達是保外就醫，也回了家。一天，胡耀邦來到我的辦公室，對我說：這幾個人出來了。他們以前是做文字工作、作研究工作和寫理論文章的，出來以後，還可讓他們繼續做點研究工作，寫點文章。你去和他們聯繫一下。胡耀邦這樣安排是好意，我當時就問胡，以什麼名義去和這幾個人聯繫？胡耀邦說，代表中央。這樣，我就找王力談了。王力這個人不安分，給我惹了一些麻煩，先不去說他了。至於陳伯達，我就想到"文革"中他這個人不負責任，推卸責任，最使我討厭的是，他那時每次去紅旗機關，都要問鄧力群死了沒有。因此我對他很反感。所以就找了他原來的兩個秘書王保春、王文耀，讓他們去與陳聯繫，轉達中央對他的這個意見，說明他出來后還可以做研究工作，為黨做點事。後來，陳伯達陸陸續續地寫了些東西，有些東西屬於小品，有些東西還有些看法。其中幾份，我還交給了周揚，讓周想辦法處理一下。有一份講對佛教的一種理解，我覺得有點意思，後來化名送給遼寧出版了。大約是1984年春天，陳伯達送來一份根據報紙材料寫的東西。那個時候，對重點戶、專業戶進行貸款資助，陳把這些材料彙集起來，然後說：根據列寧的主張，對合作化將給予財政上的支持，而我們現在不支持合作化，而是支持個體戶。陳伯達認為這違背了列寧的教導。以往陳伯達送來的東西，都在小範圍里給幾位同志看看，都沒說話；而這份東西我沒看，當時我正幫鄧小平同志準備二中全會的材料，也照樣送給有關人看，胡耀邦看了后就發了火。我想，可能胡耀邦看陳伯達寫的材料時，認為與自己的意見不一致，看不下去，生氣了，就忘記了這原本是他布置的工作。

    那次會議，書記處研究室蘇沛列席旁聽。我那時在杭州，他就來電話說：胡耀邦發了脾氣。喬木也為這事為我抱不平，他說：看來胡耀邦要整你，要搞掉你。喬木好像要為這事寫信，那時陳雲也在杭州，薄一波也在。這時正好《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根據胡耀邦的意見寫的關於富民政策的文章。喬木對這個富民政策也不滿意，想就這個問題給胡耀邦寫個意見。原來喬木想三個人聯名(他、我和陳雲)寫，陳雲同志在黨內有經驗，說：這個形式不好，好像我們三個在外地的人，聯合起來給中央提意見。這樣就沒有聯名寫信。喬木是想為我說話，我說，你不必這樣做，我自己會寫信的。

    我從杭州回來后，就寫了封信給常委，其中把這些事的原委都講了。我還把胡耀邦當時委託我去做事的原話都附在信後面，使常委都知道這事。胡耀邦看了信后說：是不是在書記處的會議上議論一下這個事情。陳雲看了信后，作了如下批示：鄧力群在這件事上沒有責任，以後對象江青、王力這樣一些人，再也不要做工作了。

    3 我的對照檢查和一次談心會

    這時，宣傳部和書記處研究室的整黨工作已到了對照檢查階段。我代表書記處研究室室務委員會做了一次對照檢查，我個人也做了一次對照檢查。在此前後，在宣傳部，我代表部委做了一次，個人也做了一次，先後共做了四次對照檢查。據整黨指導委員會的同志講，書記處的成員在整黨裡頭個人做對照檢查的只有鄧力群一個，更不要說政治局的成員了。我當時是認真對待這個事的，檢查得好不好、深不深姑且不說，但態度還是很認真的。大概在1984年10月間(具體時間記不準了)，有一天，習仲勛、萬里、胡啟立、喬石說要和我開一次談心會。好像是習主持，喬石說了什麼，我記不得了。萬里說：你這個人，前幾年我對你的印象不錯；這幾年，我越來越感覺你不對勁，看來，你沒有衝破"左"的思想框框。這是尖端的話。胡啟立則現身說法，說自己吃虧吃了好幾次，對於那些當面說好話的人，不能相信，不是那麼回事。勸你對那些當面說好話的人，也提高一點警惕。這是一個談心會，最後我表示：你們這些意見，我會好好考慮，既沒表示同意，也沒表示反對。這種小範圍的談心會在書記裡面大概也只有這麼一次。

4 書記處研究室內部的矛盾

    這裡面有很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進入對照檢查階段之後，書記處研究室內部發生爭論、發生分歧。表現出來的是：梅行管的經濟組，有林當組長；林澗青管的理論組，組長是林子力。開始時因為一些小的事情，發生爭論；慢慢地爭論得越來越厲害，其中尖銳化的就是僱工問題。突然有一天，理論組有一個書面的發言(支部書記朱述先)，我收到這個發言后，就問朱述先，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支部的意見？他說：這是代表我們支部的。後來又問林子力，他說這是他們的共同意見。這個書面發言提出四個問題：一是深圳特區問題，二是僱工問題，三是精神污染問題，四是對於張雲聲的個人問題。總的結論是：書記處研究室在政治上和中央不保持一致。實際上，在此前此後，理論組的一些人就在陸陸續續向習仲勛反映研究室內部的情況，其中包括對我的意見。收到這個東西以後，我做了認真的準備，對這四個問題的前因後果，做了一個擺事實、講道理的長篇發言。事先準備了一個提綱，然後再講，講完后又整理成一個挺厚的文字材料。

    在這個時候，林澗青有時候說有病，有時候說他參與中指委工作脫不開身，因此不來研究室露面。到了1984年底，他自己寫了封信，公開出面支持那個書面意見，其中說：你(鄧力群)公然接受人家對你的歌功頌德和當面吹捧。另外一個叫王愈明的，就在小組裡面針對我發言，他說：耀邦同志在與各個部委的談話中間多次強調端正業務指導思想；室領導的業務指導思想不端正，要端正業務指導思想。實際上這是胡耀邦把整黨的主題換了，整黨是四句話：統一思想、整頓作風、純潔組織、加強紀律。統一思想是要在四項原則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基礎上來統一，要防止和制止"左"的、右的傾向，這是統一思想的含義。胡耀邦開始還講這個，到後來講著講著，統一思想就成了端正業務指導思想。這又和趙紫陽發生了矛盾，成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經濟工作的決定和決策權歸了財經領導小組。整黨一來，胡耀邦用整黨的名義，一個部、一個部地談、聽彙報，實際上是要按照胡耀邦自己的辦法來搞經濟工作、來搞整黨。實際上，上述活動得到了習仲勛的支持和胡耀邦的默認。王愈明還要他所在黨小組的其他同志以小組的名義往上報，其他人說：你個人有意見，你個人講，你要以我們黨小組的名義往上報，我們不同意。

    這樣一來，林澗青、林子力、吳象和理論組的同志經常嘀咕這個、那個。一直搞到1985年2月16日，習仲勛召集會議，把研究室的梅行、王玉清、林澗青和其他室務委員、顧問林子力、吳象、張雲聲等人找去開會。在開會之前，習專門和我講：在這以前，只聽了林子力他們的意見，只聽了這一方的意見，這次會是要聽聽另一方的意見，他們沒講，給他們一個機會。這個另一方，是指梅行、王玉清和張雲聲。他說，你就不要參加了吧？我說：好啊。結果一開會，習就講了一通，根本沒讓王玉清和梅行他們發言，這個講話記錄還留著。然後，胡啟立也講了，講完以後，問：你們有什麼意見？王玉清講了幾句，林澗青就和他吵了起來。王說，讓我講，三個鐘頭也不夠。林說，讓我講，五個鐘頭也不夠。這樣，習只好說：行了，行了，到此為止。其中決定的一條是，整黨不是要整改么，研究室整改問題、組織機構和人員的問題一概不動。這就剝奪了鄧力群整改的權力。

    這事有點什麼因由呢？原來理論組辦了個《調查研究》，經濟組辦了個《經濟研究資料》。在整黨過程中，吵著吵著，理論組利用自己辦的刊物來批評梅行他們的意見。我發現了，認為這樣不好，決定梅行他們辦的刊物停辦，理論組的刊物不歸他們辦，由室里來辦。這引起了他們的不滿意，就反映到習這些人那裡去了。這樣，內部的調整_和內部的工作分工變動都一概凍結了。，這裡要順便講到宣傳部。本來部里的司局幹部是由部門任命的，報組織部只是備案。這個期間；組織部特別給宣傳部發了個通知，說：你們的司局級幹部不要變動，要變動就得得到組織部的同意。這個時候大概是喬石當組織部長。

    後來，習等人召開會議的講話整理出來了。我原來不知道他們會講些什麼，現在一看到這些話，我說：你們講是講了，這個東西是不是往下發？如果往下發，我就有話可講啊。讓大家都知道。很多事情，你們的這種講法，我不同意，那就不行啊，你們的話讓大家都知道，我的話也得讓大家都知道。這時，胡啟立只好說，這個東西不往下發。實際上，他們做的這些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默許。

    5 胡耀邦三次批評書記處研究室

    1986年1月16日，胡耀邦批了一個報告，說書記處研究室用書記處的名義向有關單位要大米，這件事情不能允許。他這段批語印在中辦系統的整黨通報里。這個事我原來根本不知道。梅行看了以後，就寫了一個說明：我們是用書記處研究室的名義，向軍隊里有關單位採購了一些大米，是按照他們的價錢付的，信是我(梅)批的，沒有用書記處的名義要。梅行要求把他的信，在中辦通報上登出來，結果胡對此置之不理。

    過了一些日子，胡耀邦又批了一個檢舉信，說書記處研究室到湖南什麼地方壓低價格採購桔子。這些事都是梅行他們管。後來，梅行說：採購桔子確有其事，但我們是按當地出售的價格付的錢，沒有有意去壓低價格。有人告訴我，那個寫信的人是奉命檢舉。這些事說明，胡耀邦對書記處研究室的活動盯得可緊了。

    1月16日，胡耀邦看到東北一個省和中南一個省的簡報，上面說蘇沛向省委研究室的人介紹書記處研究室的經驗，張德成也和哪個省介紹類似經驗。胡耀邦看到這兩個簡報后，又來了一個批示，大意是：這樣瞎吹一通，吹研究室如何了不起，做了這個、那個，後果不堪設想，要捅出亂子。這時，我不在機關，梅行他們看了胡的批示，就和蘇、張兩人談，讓兩人寫材料，兩人都寫了。他們說：他們自己當時講的和簡報上說的有些出入，其中講到三中全會以來的文件彙編，書記處研究室參與的、幫助搞的、多少有點關係的分成幾類，合起來佔多少百分比。而反映情況給人的印象是，這些東西都是書記處研究室搞的。反正，研究室的一舉一動都在耀邦同志的監視之下，弄得我和研究室同志很緊張，感到無所措手足。

    所以，實際上到了1986年年底，即使胡耀邦同志不出問題，他也非解散研究室不可。總起來說，我和胡耀邦同志的關係，在1980年以前，合作得很好，1981年以後，就出現這個事、那個事，磕磕碰碰，特別是進入整黨以後，在胡的印象里，書記處研究室成了他的一個麻煩和心病。

    6 "一室兩制"

    而研究室內部呢，後來人家說，是「一室兩制」，林澗青、林子力這些人是一套辦法，其他人又是一套辦法。梅行這個同志也有毛病，說話不謹慎，脾氣也大。比如，他發表一些意見，反對農民經商，對包產到戶初期工作的評價有片面性。這些說法確實被人抓住了一些辮子。後來，研究室的矛盾越來越多了，研究室也確實難以為繼了。所以，後來趙紫陽要解散研究室，我當時也覺得解散了也好。實際上，解散了以後，好處很大。其中之一，我們的幹部制度官本位色彩甚濃。我曾一度設想一部分當「長」，一部分當「員」，但實際上當了「員」以後，他還想當「長」。室委會原來都是老一點的人，想提點年輕的、比較有發展前途的，都很難提上來。當了「員」以後，有些人應該提上來當室委，也不行，老傢伙不贊成、通不過，要比資格。所以趙紫陽把研究室解散了，對我倒是一個解脫。而解散之後，這些人到了各個單位之後，都顯出了他們的本事，得到了重用。到了「八九風波」時，原來書記處研究室的工作骨幹，沒有一個參加那類活動，態度端正、擁護中央。

    註釋：

    ①鄧力群：《從對「三個面向」的理解談起》。《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25頁。

    ②鄧力群：《兩個文明一起抓，兩個建設一起上》。《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42頁。

    ③鄧力群：《正確處理文物保護和其他工作的關係》。《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550頁。

    ④鄧力群：《保護•研究•利用——對文物、博物館工作的幾點意見》。《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12頁。

    ⑤鄧力群：《關於編輯(中國美術全集)、(中國美術分類大全)的意見》。《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409頁。

一九八五年要事回憶


一 黨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轉手

    1 胡耀邦親自組織起草的兩個文件

    1984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接著，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胡耀邦同志組織鄭必堅、龔育之、林澗青、林子力及其他一些人起草的，也吸收了于光遠的意見，當然也做過調查。自始至終，沒讓胡喬木參加。我只參加一般討論，提提意見而已。

    鄧小平對這個文件評價很高。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他說；這個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大發明、一大創造。

    制定《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在實行改革方面，趙紫陽主要強調了兩條，一條叫「利改稅」，改變統收統支的政策，使企業在交稅後還有一部分利潤。當時這樣做主要是解決兩個「大鍋飯」的問題：既解決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鈑」，又解決工人吃企業的「大鍋飯」。在這一點上，趙紫陽採取的措施不能說全不對。另外一條叫「撥改貸」，除了360多億國家撥款外，基本建設都用貸款來辦。這個措施不好說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撥改貸"搞得太寬、太濫，因而有人提出，對國家的重大基本建設項目，國家撥款的方式還應多採取一些。我看對趙紫陽強調的這兩條，恐怕應該有所分析。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還提出了「放權讓利」的十條措施，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對，現在都研究得不夠。總之，對「利改稅」、「撥改貸」和「放權讓利」的十條措施，哪些措施正確，哪些不正確，還有待研究。

    這兩個文件的起草工作是胡耀邦抓的，趙紫陽與他是合作的。

    在文件的起草過程中有些傳言，說鄧力群這個人是反對發展商品經濟的。趙紫陽有一次問我，說：你還堅持你1979年的觀點嗎？我說：我一直堅持，沒有放棄啊。這就證明了趙紫陽也知道這種傳說。聽到此話，我就把1979年我講商品經濟的小冊子找出來，①專門送給了胡耀邦。我和他當面說：現在有人說我一向反對商品經濟，這兒有一本小冊子，是我1979年講的。胡耀邦收到我送的小冊子，從頭到尾認真地看了，有圈有點，還劃了橫杠、豎杠。他看了以後，還轉給胡啟立看了。這個小冊子起碼產生了這樣一種作用，即表明鄧力群不是一向反對商品經濟的。

    2 全國黨代會文件的起草

    接下來，準備開全國黨代表會議。黨代會韻文件起草工作也是胡耀邦親自抓的，文件起草班子的成員還是鄭必堅、龔育之、林澗青等人。按胡耀邦原來的安排，胡的報告，小平、陳雲、先念同志的發言都由這個班子起草，只有趙紫陽講經濟工作的報告，由趙自己找人起草。

    鄧小平的發言稿起草出來以後，鄧一看就不滿意。陳雲同志說：我的發言一向不讓別人起草，我自己起草。先念同志看了給他起草的發言稿，也不滿意，他自己找人修改了。

    3 陳雲在黨代會上講重要意見

    這裡要特別說一下，在黨代會上，陳雲同志的講話很好。短短一個發言，講了很多重要的意見，如：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社會主義的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乾的是社會主義；等等。文字不多，但內容非常好。這是陳雲自己起草的，我們都沒參與。這是一篇很重要的講話。

    4 鄧小平發言稿起草情況

    這裡主要講一講鄧小平同志發言稿的起草情況。

    大約在1985年9月上旬，鄧看了起草小組擬的初稿，不滿意，就把我找去了。我好像是約了林澗青一起去的。

    （1）鄧小平平批評胡喬木、誇獎趙紫陽

    見面后，鄧小平同志一開口就說：你們知道嗎，胡喬木講反對精神污染搞錯了，以後不要提了。

    我們沒有吭聲。接著，他非常嚴肅地說：我不收回我的那個講話(指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將來編我的《文選》，我要原樣不改地收進我的《文選》裡面去。

    鄧小平說的胡喬木講反對精神污染搞錯了，可能是指喬木幫助胡耀邦修改《關於黨的新聞工作》講話稿的事情。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書記處會議上作了《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講話中有一段話專門說到"精神污染"的問題。胡耀邦說："的確，黨中央也曾考慮，'精神污染'這個名詞一般人比較生疏，可能在國內外引起這樣那樣的誤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樣就更是如此，並且在事實上也辦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這個名詞。但是這決不是說，反對精神污染的原則有什麼錯誤；更不是說對於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剝削階級腐朽沒落思想的侵蝕，我們可以不抵制，不反對。"嘿'胡耀邦對這次講話很重視，是他請喬木幫助修改還是喬木主動幫助修改的，我不知道。涉及"精神污染"這段話，喬木改了沒有，改了什麼，我也不清楚。

    接著，鄧小平同志說：趙紫陽在人代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講了四項原則，講得不錯，態度鮮明。

    鄧對此比較高興，對趙誇獎了幾句。

    (2)鄧小平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新認識

    接著，鄧小平同志說：這個稿子(指起草小組擬的初稿)不能用。關於四項原則，我有點新的意思，今天找你們來談，你們就按這個意思加以修改整理。這個意思是：四項原則是黨中央決定內外政策的基礎，各種政策既來源於四項原則，又有利於四項原則；如果不講四項原則，糾"左"就會糾到社會主義，糾到馬克思主義。

    四項基本原則是制定各項內外政策的基礎，是鄧和我們談話中的新認識、新概括。這段話確實講得好！

    小平同志說完后，我要林澗青把談話記錄整理一下，如實地向胡耀邦報告。(3)胡喬木的加工和我做的工作我們把小平同志的講話稿起草出來之後，我有意識地幫了喬木一下，想緩和鄧和他之間的關係。我沒有告訴喬木鄧對他有意見。我向鄧提出想請喬木幫助看一看講話稿，鄧小平沒有吭聲。胡喬木很積極，他加了一個內容，即理論學習的重要性，喬木把這個內落作了很好的表述，這一段話加得好。

    在整理了鄧的講話之後，我與王忍之合作，寫了一篇《四項基本原則是各項政策的基礎》的評論員文章，1985年10月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除了鄧小平講話中的那些重要思想之外，對四項基本原則有進一步的認識和闡述。以後只要有機會，我就宣傳這個思想。在宣傳和理論工作者裡面，我多次講鄧小平的這個觀點。當時，多數人還沒有感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4)對鄧小平思想發展的一點看法

    現在有人說，鄧小平的思想滑坡，或者說思想轉變，從1984年就開始了。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根據我與他的接觸，不好這麼講。至於他的威望，1984年確實是達到頂峰了，"小平你好"嘛。我所接觸到的鄧小平自己表達出來的思想，好像不能說在1984年就變了。因為在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與辛巴威政府總理穆加貝有一次談話，當時穆加貝懷疑中國搞"非毛化"。鄧小平說："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四項基本原則。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 ③

    接下來，就是1986年夏季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奇怪的是這個《決議》得到了鄧的支持。究竟是什麼原因，我也不清楚。

    5 簡要的評論

    起草文件本來是胡喬木的專職，但從1985年黨代會以後他就受到冷落。在鄧小平那裡表現出來的，就是不滿意胡喬木跟著胡耀邦講反對精神染污不要再提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其他情況、原因，使得小平冷落喬木，我搞不清楚。

    黨中央文件的起草由誰來負責，1985年是一個轉折。先是轉到胡耀邦手裡，後來又轉到趙紫陽手裡。這不是一個好兆頭。以後的事情，也證明了這一點。

    胡喬木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弱點，但他經手的中央文件，基本內容和主要精神是站得住的。毛主席在世的時候，文件主要由毛主席定奪。從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時間，由喬木經手的文件，除了個別地方和個別問題外，基本上是站得住的。



二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一些活動

    當時，儘管我被夾在中間，處境很困難。但我沒有被這些苦惱和問題壓倒，還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里做了一些事情，表達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在今天來看，能夠選進《鄧力群文集》的文章，也還不少。這裡，把當年做的比較重要的事情約略說一說。

    1 支持走正路的電影工作者

    胡耀邦《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應該說這是一篇好的講話，重中了黨對新聞工作的基本方針。可以看出來，胡耀邦感覺到文藝界不按黨的原則辦事，惹了很多麻煩。這以後，政治空氣確實有所轉變。在這種情況下，恰好遇到這樣一件事。那時，北影廠和電影局進口了一批帶有黃色鏡頭的影片，在內部放映時，看的人很多，包括一些兒童，造成了惡劣的影響。鄧大姐為此寫了一封信，措辭懇切，也非常嚴厲，叫做"救救孩子"。這封信引起了胡耀邦和其他同志的重視。有了這封信之後，3月20日，北京電影製片廠17個同志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對電影界現狀的憂慮，以及他們對電影工作的一些想法。此信經我轉給胡耀邦同志，得到了胡的支持，來信印發政治局和書記處各同志了。後來，我與朱穆之還同這十幾個同志開了一次座談會，對在北京從事電影工作、走正路的人給了一點幫助，表示了一點支持。當然，這些人中也有投機分子，但多數人是好的。

    2 到川黔鄂三省調查

    4月23口至6月8日，我到四川、貴州、湖北三省調查研究。在四川走訪了十個地市、二十一個縣。在貴州走訪了四個地市、七個縣。在湖北走訪了兩個地市。在四川的時間長些，川東、川南、川西、川北都走到了。在成都主持了《當代中國》叢書地方卷的編寫工作座談會。我提出：編寫好地方卷，是各個省、市、自治區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做的科學報告，是解決理論聯繫實際的中心環節，各級領導部門要認真做好領導工作。在成都和貴陽聽取了宣教部門的彙報。我出去只聽宣教部門的彙報，省委書記和省長要彙報，我一般不聽，只是和他們個別談談，交換一下意見。我通常和他們說：這些事是胡耀邦、趙紫陽同志的事，我只管部門工作，只聽部門同志的彙報。

    5月6日，聽完四川省宣教部門同志的彙報以後，我講了一篇話，強調了三個問題：一是艱苦奮鬥、勤儉建國；二是研究商品經濟；三是如何看待自由的問題。這是針對作協的一些人無條件、無限制地談創作自由、新聞自由的。

    這是1985年上半年我在比較大的範圍內的一次講話。現在看，問題談得有深有淺，在當時總算表示了一種不同的調子和看法。這篇講話已收入《鄧力群文集》。

    在貴州的時候，我初次接觸了朱厚澤。他是貴州的省委書記。這個人在反右時受到過打擊，但沒有因此消沉，而是讀了很多書。當時對他的印象不錯。後來提名朱當中宣部長，我投了他一票。

    3 鄧小平的兩次重要講話和我的傳達宣傳

    3月7日，鄧小平就科技體制改革的問題發表講話。念完稿子以後，鄧大姐請小平同志即席發言。他又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國際問題，一個是國內思想工作的問題。這個講話讓科委整理時，整理者刪掉了一些他們不喜歡的話。我就把原始記錄找來，把他們刪掉的那些話又加進去了。小平同志在講話中重新強調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講話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重申他過去的觀點，認為"一切向錢看"是錯誤的。他說："現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紀律的表現，比如說，一切向錢看。」④他還說："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徵收所得稅。」⑤小平同志的這個意見對於避免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有重大的指導意義。陳雲同志看了鄧小平的講話以後說，我們講問題，就要像小平同志那樣鮮明。

    這樣，胡耀邦、鄧小平分別在2月、3月講話以後，雖然各種說法、議論都有，我還在受圍攻，但氣氛已經有所好轉。恰好這時，鄧小平又一次發表講話。5月20日，鄧小平會見原台灣大學教授陳鼓應，講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定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國家拿的這一部分，也是為了人民，搞點國防，更大部分是用來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和科學，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颳起來。全國人大一九八○年專門做了決議，廢除憲法中肯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條款，這個條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寫進憲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每人總想搞這個'四大'。中國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再不能那樣幹了。""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總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⑥

    鄧小平的講話是作為統戰部的內部文件整理的，在書記處沒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後，認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黨校的一個會議上宣讀了。我傳達以後，胡耀邦在黨校期間的一個秘書，說要組織幾個人寫文章，公開批評鄧力群。黨校也有人聽了我的傳達，知道我宣讀的是鄧小平的講話，回去和他一講，他們準備寫批評文章的班子就只好撤銷了。

    這時，正好召開全國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會議上我除了照念稿子以外，我還說：鄧小平同志最近有一篇談話，我給大家宣讀一下。把這個談話也傳達了。

    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后又開了一個宣傳部長的座談會，6月19日，我也講了一篇話，著重宣傳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

    7月，我把鄧小平的這個談話和其他幾個重要講話，合起來編成了二個小冊子。給薄老看了，薄老也贊成。小冊子後來公開出版了，叫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

    4 請胡德平轉告鄧朴方慎言慎行

    6月或者7月，我記不太清楚是哪一次會議了，在會議的講話中間，我說了一句話，我說：過去一年裡，我的日子很難過。"我的日子很難過"這句話傳到了胡耀邦那裡。那時我們家住在萬壽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專門到我們家裡來。他倒是很客氣，說：鄧叔叔啊，我們聽說你在一個會議上講了一句話，中央一位很負責的同志，認為這句話講得不好。

    我當時和他談了一段話，其中講了我之所以說在這一年裡的日子很難過，因為包括鄧朴方講，反對精神污染的講話是鄧力群強加給他父親的。還有劉有光的兒子也這麼講。我說：這個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說了。

    我說：我是9月6日從外地回來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個多月。9月7日鄧小平找我去談話。鄧小平同志說了很多，很有準備。我當時什麼意見都沒講。事後把鄧小平和我談話的內容作了整理，交給了書記處。之後是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真相是這麼回事嘛！

    我把兩套有關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這期間的有關講話，給了胡德平，請他轉送一套給鄧朴方。我對他說：你把這些材料看完之後，會明白事情的全部過程和真相。我還請他轉告鄧朴方：對中央的事情，不要亂說話。作為他這樣的高幹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後應該慎言慎行。這幾句話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轉告了鄧朴方。如果轉告了，那就一定會得罪鄧朴方的。

    同時，我還對胡德平講：那個時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為自由鳴炮》，鄧朴方在《三月風》雜誌上發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義的文章。我認為這些都不妥當。

    這是到目前為止，我與胡德平的最後一次見面。

    5 建議提高中青年表演藝術家待遇

    8月，我和文化部合作，為有突出成就、有影響的中青年表演藝術工作者提高待遇的問題給書記處提出了建議。他們提高待遇以後的最高工資可達160元，低一點的工資也可達到120元，大致相當於正局長的待遇。這些同志主要在北京，約有80人。我們還建議，依此辦法，對全國有突出成就、有影響的中青年表演藝術工作者提高工資待遇。這算為這些中青年表演藝術家說了一句話、辦了一件實事。

6 辭去中宣部部長以後

    大概從四川、貴州回來之後，我正式向胡耀邦、胡啟立提出自己不想當宣傳部長了。他們也樂得我不當，故而答應得非常爽快，說積極物色人選。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先是宋任窮提了一個名單，選了幾個對象，偏重於朱厚澤。胡啟立又專門到貴州去做了一些調查。回來后就確定了，由朱厚澤接任中宣部長。

    這個事情沒有完全確定之前，還有一個小插曲。那時幹部要實行年輕化，老的要退下來，中青年要提上去。本來中組部的規定是各部委的司局級幹部由各部委自己任免，只報中組部備案，不需要中組部審批。可是中組部唯獨對中宣部下了一個通知，要求中宣部司局級幹部的調整——老的退下來、新的任命要報中組部批准后才能實行。這個決定很明顯了，是胡耀邦要控制中宣部的人事權，這是習仲勛、喬石替胡耀邦出面做的。

    不當部長這個事情定了以後，我就和部里各司局的同志說：新部長要來了，來了之後首先要了解情況，你們各個司局好好準備一下，把這幾年的工作回顧一下，把以後的打算也想一想。按理說，新部長上任之後，總要找大家談談的。因此，大家都做了認真的準備。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任命朱厚澤為中宣部長。任命后不久，朱厚澤報到了。我當時在北戴河，就請他到北戴河來。我與他談了一個下午。主要談了宣傳部總的情況，以及今後工作的一些設想。他來北戴河沒幾天，我就要回北京。本來我和他約好一起坐車回北京。但他說啟立給他打了招呼，讓多住幾天。胡耀邦和胡啟立還要找他專門談一談。這樣，我就先回來了。又過了三天，朱也從北戴河返回了。

    原來我和他講過，各個司局已做好了彙報的準備，希望你能和他們一個一個地談談，並且大體定了個時間表。但朱回北京后，採取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做法，哪個司局也不找，就找了理論局。當時理論局的局長是盧之超，但朱又不找局長彙報，卻找副局長理夫、賈春峰談了話。盧之超和賈春峰雖然都是由書記處研究室調到中宣部的，但賈和盧的意見不一致，關係也不太好。朱還找了理論局其他一些人，由此和王惠德接上了頭。

    因此，我說胡耀邦和胡啟立給了朱厚澤一個路線圖，即到宣傳部之後，先找誰，后找誰。不找誰。這種做法實在無助於了解全面情況。

    由此，王惠德、理夫和賈春峰這些人得到了一個靠山。本來，王惠德在整黨期間說自己有病，一直住在醫院裡。我那時也照顧他，得病的人嘛；會議可以不參加，學習也可以自由一些。整黨結束了，王也從醫院出來了，但說病還沒好，還要繼續休息。可自從朱厚澤找到他以後，他就特別積極起來了。

    也就在這種氣氛下，王惠德這些人就組織對胡喬木和鄧力群有意見的人，不同程度、不同層次上傾向搞自由化的人、向我和胡喬木發難。表面上看這件事很突然，但其由來和背景就是上邊所說的。王惠德作為主管理論宣傳的副部長召開了兩個座談會，一個是中、老年的理論工作者座談會，一個是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把王若水、馮蘭瑞、廖蓋隆這些我和胡喬木的反對派吸收進來，當然；參加座談會的也有一些態度比較端正的同志。

    在會上發言最多、調子最高的是王、馮、廖。廖的尖銳語言是：胡喬木和鄧力群從改革開放開始就一直反對改革開放。王若水對我們批評他的觀點進行了系統發言，說我們批評他的觀點怎麼錯了，他的觀點如何正確，為他自己的錯誤進行辯護。

    王若水不僅在中、老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也把王若水請去作了一次系統發言，發言的矛頭還是針對我和胡喬木的。而也就是在這一年，王若水給胡喬木寫了一封長信，為自己所受的批評逐條進行申辯。看得出來，這是有意安排的。

    兩個座談會的發言記錄送給我們時，那些尖銳的語言都被刪去了，發言時沖著胡喬木和鄧力群來的那些人的名字都沒有寫上。我收到以後，請宣傳部把原來發言的話全部補齊了，是誰講的都寫上名字。我覺得這樣對發言的同志負責，也便於我以後和他們交換意見。

    王若水逐條駁我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對他的批評。我當時批評他的作法是先引他的一段文字或講話，然後說這是什麼意思。他為此進行辯護，說他的意思與我指出的意思相反，無非是要證明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反駁讓我考慮，在個別細節上，我也有批評得不準確的地方。

    不了解情況的人，聽了王若水的講話，看了他的申辯書，可能產生這樣的印象：王若水是正確的，鄧力群對他的批評處處都是歪曲的；王若水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批評他的人則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當時，王若水的發言稿散布得有多寬，我不清楚，我現在也還留著。如果說當時他還糊弄了一些人，到了今天，王的真面目就昭然若揭了。1993年，他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有了這篇東西，他以前的那些辯護就不攻自破、不駁自倒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第一個標題就是"從追求到幻滅"，他自己說對馬克思主義幻滅了一這不是把自己的面目暴露無遺了嗎。由此我想到，毛主席曾分析共產黨裡面有沒有同路人的問題，的確是對的。王若水就是同路人的一個典型代表。胡績偉、李銳這一類人，也都是如此。胡績偉自己都不否認這一點。他說參加革命就是為了民主，他自己一直堅持民主革命時期的觀點，因此對社會主義革命就格格不入，一直到今天他還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對黨的看法也還是從這個思想基礎出發的。他本想用這種辯解來證明自己有理，但適得其反，恰恰清楚地暴露了他自己是黨的同路人。

    說這些人參加革命就是投機，不好完全這麼說。民主革命的要求推動他們參加革命，革命越深人與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就越來越衝突，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對。用這種世界觀來判斷和觀察一切，以至走到現在這個地步，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從現在的情況看，當年毛主席講黨內有同路人的意見的確是有先見之明的。

    7 落實鄧小平幹部要學習理論的要求

    (1)王惠德與我們的分歧

    鄧小平同志在黨代會上講了幹部要學習理論，意思是鄧小平提出的，文字則是喬木落實和發揮的。本來，我和喬木都想，既然鄧小平講了要學習理論，那麼就應該準備學習理論的書籍和材料。正在這個時候，河北省宣傳部的一個幹部寫了一封信，提了一個建議：學理論不必要學馬恩列的著作，也不用學習毛澤東的書，只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就可以了。

    王惠德是我推薦給王任重的。那時王任重當中宣部長，要找一個管理論的，我推薦了王惠德。王去了以後，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包括真理標準的討論，從來都不吭聲。他是中宣部理論局的局長，還在中央編譯局工作過，有同志認為他從來只是讀書本，從來不談理論要聯繫實際。要說教條的話，這倒有點像教條主義了，但他的教條也沒幾條。

    河北的信一下子被王惠德等人抓住了。他們堅持說：學習理論就是要按照河北省那個幹部提出的建議辦，只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就是理論；因此，幹部學習也要按照這個意見來重新安排。

    喬木同志看到這封信，也表示了意見。他說：這封信不夠的地方有兩點。一點，不能夠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有的政策都說成是理論，應該有所區分。基本的方針、政策，實踐檢驗證明正確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有一些具體的政策，同提高為理論形態的東西，還不是一回事。另外一點，不同意說只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其他就不要學了。

    在這種情況下，由喬木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我、朱厚澤、王惠德和理論局的一些人都參加了，討論幹部的理論學習問題，重點先解決在職幹部的學習。在職幹部的理論學習，本來早就有布置，當時估計還要一、兩年才能完成。王惠德這些人提出：學理論就是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文件，原來的計劃是否就算了，儘管還沒完成，也就停止了吧，現在來重新布置。經過討論，沒有完全採納他們的意見，確定原來的計劃不要停止，學完為止；新的計劃還要再研究和商量。

    喬木在會上講了一篇話，中心意思是：學習理論很重要，學習理論不要簡單化。他講到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和政策，不能說都是理論。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包括中央領導同志講的一些很重要的話，應該算做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應該當做理論來學；但有些具體的政策和規定不能都當做理論來學，應該加以分析。

    (2)胡喬木認為鄧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視理論學習

    喬木還對歷史進行了回顧。大意是：相比之下，毛主席不太重視學習理論，儘管過去在延安規定過「幹部必讀」，要求讀多少本書，但後來忙於打仗，就停止了；解放以後，又重新出「幹部必讀地；以後又指定學習30本書，但實際上沒有認真地讀。

    喬木的意思是說：相比之下，鄧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視理論學習。

    喬木還附帶講到了對「實事求是」的解釋，大意是說毛主席對「實事求是」作了他自己的解釋，從辯證唯物論認識論的高度賦予了深刻的新涵義。「實事求是」本來是漢朝人的用語，其原意是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喬木認為，這個概念過於強調從實際出發，本身是不重視理論的，就是從實際本身找些道理出來，如此而已。

    喬木的講話，給人的印象是有點貶低漢朝人提出的「實事求是」這個認識，與毛主席的解釋距離比較大。會上就決定在成都召開一個在職幹部理論學習的座談會，定了兩條方針：原來在職幹部理論學習的計劃不動，將其學完；學完了以後，究竟怎麼學、學什麼，廣泛聽聽大家的意見。

    在這個座談會上，經過王惠德、理夫這些人的活動，就冒出了不少對喬木、對中宣部的意見，其中突出的一句話，是說胡喬木反對「實事求是」。

    (3)鄧小平問我胡喬木是否反對"實事求是"

    這個話也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里，鄧有一次問我：喬木是反對「實事求是」嗎？我就把喬木的原意和講話經過原原本本地講了。我說：喬木不是這個意思，毛主席對這句話的解釋和引申，喬木還是肯定的；喬木只是講漢朝人最早用這個話是什麼意思，說與毛主席後來的引申並不那麼一致；喬木對漢朝人提出的"實事求是"的意義估計得不夠高，甚至於有所非議，我認為這不能說胡喬木反對"實事求是"。

    (4)我組織編了四本書

    在這期間，我和喬木考慮，鄧小平同志在黨代會上提出了要學習理論，即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究竟應該學習哪些著作呢？經過反覆商量，確定了根據現實生活需要的原則，編幾本馬列著作選讀。這個原則定了以後，我組織了北京的高等院校、編譯局和有關單位，分頭負責。大體是1985年8月後，把隊伍組織起來了。原來計劃要編三本：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後來想到有必要編一本書，專門論述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這樣就成了四本書。

    落實小平同志關於幹部理論學習的要求，也是1985年做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們學慣用的馬、恩、列、斯選集都是蘇聯版的，這次我們編的四本書是根據中國的情況，把馬、恩、列、斯對我們特別適用的一些著作選輯在一起。政治經濟學就把《資本論》三卷中的精華部分都編進去了，馬、恩等論科學技術的內容也編進去了。現在來看，這一套書是切合中國實際的。

    這四本書，從1985年11月開始組織編輯，中間有些反覆，到1986年8月，各卷都有了一個編輯方案，然後就把編輯四本書的主要負責同志集中到玉泉山，大家一起看這四本書，不僅看自己的，也看別人的。這樣做的目的，既能使缺陷得以彌補，又能使內容互相銜接，既是一個整體，又各自有分工，內容更科學了。

    在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這個人的性格。王惠德這些入得到了朱厚澤的支持，提出馬列主義的理論可以不學了。他們出來說只要學三中全會以來的東西。我和喬木不同意這樣做。我們認為：三中全會以來的一系列文件、著作要讀，但馬列的書也要讀，不能不讀。認定了這一條以後，我不管你刮的風浪有多大，反對的辦法有多少。當時，閑言碎語、挑剔的話多了，但我硬是要把這件事情搞起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只要認定了黨的工作需要，我就堅韌倔強地做下去，你說你的，我干我的，直至干成。

    這樣，最後費了一個月的功夫，總算把初稿調整好了。之後，發給大家徵求意見，同時還有些技術性的工作，如註釋、排版、校對等等。

    真正出書大概是1986年底，當時耀邦已經要下去、趙紫陽要上來了。實際上，這套書只作為教材發給了中央黨校的學員，只有一兩期的學員學習了。"八九政治風波"后，這套書又再版了。據說發行得還可以，但也是一陣風。這套書沒有真正地利用起來。8月23日，在玉泉山統稿快結束時，我講了一篇話，除了講這四本書的調整問題以外，順便也澄清了幾件事。在8月之前的一件事是"馬丁事件"。理夫這些人，包括于光遠，利用這個事情攻擊喬木，我把事情的原委說清楚了。

    還有就是把學理論還是學政策以及所謂喬木反對「實事求是」的情況也說清楚了。我說：「胡喬木同志用歷史來說明學習理論的重要。他指出：我們學習理論沒有堅持下來，多次停頓。他還講了理論問題不要簡單化。他舉了個例子，例如『實事求是』，單這四個字，孤立起來，無產階級可以接受，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胡喬木同志談這個意見時，有位同志還接了個話，說資本家才最講實事求是，做生意要了解行情、把握行情，否則他就要破產。『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是古人說過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創造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引用『實事求是』這句話，用馬克思主義加以科學的說明，改造為有科學內容的命題。『實事求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鄧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也作過闡述，歸納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們講'實事求是'，有我們的特定含義，就是講認識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這個意義上，正如小平同志說的，'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喬木同志講得很清楚，意思是不能把具有豐富科學內容的'實事求是'簡單化了，不能把理論問題簡單化了。簡單化了就離開了毛澤東同志的本意，可以成為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的東西了。"⑦

    當時還有一件事情，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有一個同志叫秦柳方，他選了幾篇他認為是經濟研究領域中有自由化觀點的文章，送給了喬木、我、胡繩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3月1日，喬木批給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朱厚澤看。3月3日，趙看後有幾句批語："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這就表露出了在思想領域裡反自由化，趙是積極的；而在經濟領域裡批自由化，他就不贊成，以至於後來保護《世界經濟導報》。

    這是趙紫陽表露出來的一個意見，但這種思想究竟是來自趙的，還是來自鄧小平的，當時我沒想到這與鄧有關係。到了「八九政治風波」以後，趙像是有苦難言，流露出這麼一個意思，即對有些問題的主張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來源於上面的壓力。那麼，1986年批示秦柳方的信，究竟是他自己的觀點，還是來自於別人的影響，也可能在1986年還是趙自己的觀點，而到後來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從1992年南巡談話看出，鄧的這種思想表現得更清楚了。

    8 一項極不正常的任命被收回

    1985年9月25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書記處成員局部調整后的第一次會議，胡耀邦同志在說到要給中青年同志壓擔子時，突然提出：力群是不是就不當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了，讓王兆國同志兼任。遇到困難問題可以找力群同志談談。

    我在會上談了其他問題后說：王兆國同志兼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問題，耀邦同志事先沒有跟我商量。在這次會上提出來也好。

    我當時還是想積極配合的，所以接著又說：我同意耀邦同志意見，做如下補充：現任正副主任一起下，現任副主任，林澗青同志、梅行同志退下。不是離休退休，都還可以做工作。如果他們二位不一起退下來，王兆國同志的工作很難做。至於副主任提什麼人，幹部調整，機構調整，我準備以後同啟立、兆國同志商量。

    接著我這個話，胡耀邦卻說：「我是提個意見。」出席會議的其他同志，對這個問題都沒有表態。

    當天，我給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信，主要說明我對林澗青、梅行退下來的意見。同時，我還表示：「書記處研究室領導是否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鄧力群的思想體系是否'左'？從中央讓我當宣傳部長以後，我的講話、文章，經手的文件和材料，還全部保存著。如果中央需要審查，請隨時通知，我將把材料送上。其中包括關於清除精神污染問題的九次講話。"⑧

    1985年9月29日下午，我忽然接到28日中央下發的一個文件：《關於鄧力群、王兆國同志兼任職務變動的通知》。《通知》說："九月二十五日，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書記分工時確定：鄧力群同志不再兼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職務，繼續協助胡喬木同志負責思想政治和宣傳戰線的工作；由王兆國同志兼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

    這個《通知》發出后不到半個小時，突然又宣布收回。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是陳雲同志看到了這個文件后，立即制止了。顯然，變動職務的事，沒和當事人談，也沒有徵求其他常委的意見，是極不正常的。

    9 到義大利休養

    10月12日至25日，我和羅立韻去義大利休養。這是羅立韻第一次和我出去。休養好像是胡啟立有意安排的。在黨代會以後，政治氣氛有所好轉，胡啟立有意安排我出去休息一下，帶有一種安慰性質吧。別的意思也許還有，我就搞不清楚了。在義大利休息時，我把它的著名城市、著名建築統統看了一遍。每到一地，我把畫冊也都收集了，這是我在外國旅行時最高興的一件事。

    從義大利回來，寫了一個報告，沒有多少意思。

    10 在兩個思想政治工作會上講話

    11月下旬，我去了"二汽"，在十堰市開了一個企業思想教育工作的座談會。25日，我講了一篇話，宣傳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各項政策的基礎的思想。在"二汽"調查時，我還發現他們與其他企業不同，有一點創造吧，別的地方是黨委做思想政治工作，「二汽」不僅是黨委在做，他們還要求廠長也做。黨委和廠長同時做了政治思想工作以後，成效很明顯。這個經驗對我們有啟發，我們肯定了這個經驗。「二汽」的廠長是陳清泰。

    12月，又在上海開了一個企業政治思想工作的年會，在會上我除了講十堰會議上講的重要問題以外，又講了"兩個文明"一起抓，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應該經常研究，還講了社會主義社會裡的分配問題，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的關係問題，企業的領導制度，幹部的以身作則和批評自由化等問題。

    召開這兩個會，貫徹了鄧小平的講話精神，總結了好的經驗，對思想政治工作起了好作用。在兩個會上，我都作了長篇講話，講話都收在《鄧力群文集》裡面了。可以說，儘管我還受到圍攻和壓制，但自己還是爭取講了一些想說的話，批評了當時的錯誤思潮

三 研究多種經濟成份

    黨的十二大提出，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要居於主導地位，很長時期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並存。在黨中央工作期間，我始終注意對多種經濟成份的觀察和分析。收進《鄧力群文集》里的文章有七、八篇，沒收進去的還有幾篇，包括一些調查報告，加起來約有十幾篇。我這個人在黨的上層機關工作多年，但不大喜歡所謂「官場周旋」，更不願意揣摩逢迎，而是比較關注實踐，關注群眾的創造。既要處理大量的日常工作，還要跟蹤研究這種宏觀的問題，對我來說，雖然忙，卻是相得益彰的。

    對外開放、對內搞活，實際上就是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並不只是一個地域觀念。這的確是一個新問題，既要允許，更要研究，只強調一個「放」字，放了以後會帶來什麼問題，自己不注意研究，也不允許別人研究，而是任其泛濫，未必是妥當的辦法。

    不同所有制發展起來，會對公有制、國有企業造成什麼威脅，開始時還看不清，愈往後就愈成為一個問題了。我想：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被改造了，到了1979年，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起來。從我們的政策和鄧小平的意思來看，是要使它們成為社會主義的補充。因此，在政策上給予放寬，在財政上予以支持。開始時，它們樂得、願意當補充。可當其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國有企業發生矛盾了。它們就不安於現狀了。它們就要與公有制、國有企業分庭抗禮、平起平坐。最後，它們要從每個領域擠掉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補充地位變為主體地位。在許多領域中，到二十世紀末，個體和私營經濟，加上港、澳、台和外國資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擠掉，由它們佔據優勢。

    在港、澳、台實行「一國兩制」，對這些地方的資本主義，我們的政策是保留，但他們並不就此滿足。他們的要求是，港、澳、台的資本主義，你必須保留；在大陸，他們也要搞一份，先是補充，然後平起平坐；再往後就一個一個領域裡爭取主體地位。海外和國外的資本都是如此。

    和過去的國民黨統治不同了，現在我們是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與外國資本是平等互惠。外國資本為了進入我們的市場，也接受平等互惠的條件。但搞著搞著，他們就要佔領我們的市場，擠掉我們的公有制和國有企業。

    這些外國資本和大陸的私營企業以及港、澳、台來到大陸的資本主義企業還不一樣，外國資本是要把整個中國變成他們的附庸。在這一點上，大陸的民族資本、港澳台的民族資本與國外的資本有矛盾。看來，趨勢是這種鬥爭愈來愈明顯、尖銳。

    多種經濟成份剛發展的時候，對我們的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確實起了好作用，我們應該允許和扶持。但同時也應該防止其不利方面的發揮和膨脹，對其有所限制。鄧小平同志也講過這一類的話，即對內搞活有限制的問題，也有限制什麼，如何限制等問題。話是都說到了，但到今天，在實施和執行中，哪些應該限制，限制什麼，還沒提上議事日程。

    我是支持改革開放、支持發展多種經濟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問題是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廖蓋隆說我一開始就反對改革開放，這完全不顧事實。只要把我歷次的文章、講話拿出來，有大量的文字可以回擊他的歪曲。但是也應該承認，儘管我提出了這些問題，也進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為有些問題剛露出苗頭，有些問題還沒有暴露，所以，不以為自己的研究解決了多大的問題。我只是提出了問題，比那種只是強調一個「放」字，既不做調查，更提不出問題，連一點防禦都不做的領導人多做了一些。

    一年就這樣過去了。從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反映，感覺1985年是個"春天"。但風浪起伏，並不平靜啊！對我而言，在這一年裡，要說掙扎也可以，要說壓不倒也可以。我是在為黨工作，因此無所畏懼。你想壓倒我，辦不到；你想封住我的嘴，也封不住。一有機會我就講一些自己想說的話。但也由此產生了一番感慨，宣傳工作難做啊！

    註釋：

    ①鄧力群：《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第118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頁至第224頁。

    ②胡耀邦：《關於黨的新聞工作》。《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639頁。

    ③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37頁。

    ④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11頁至第112頁。

    ⑤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I1_頁。

    ⑥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23頁至第124頁。

    ⑦鄧力群：《同(馬列著作選讀)書稿部分編輯人員的談話》。《鄧力群文集》第3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3頁至104頁。

    ⑧1984年9月25日，鄧力群致耀邦、小平、紫陽、先念、陳雲同志的信，手稿複印件。

不尋常的一九八六年

一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思想混亂

    1986年春天，胡啟立到上海搞調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談會上多次講話，主張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形成"民主、和諧、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氣氛。這以後，朱厚澤提出在意識形態領域要提倡寬鬆、寬容、融洽、和諧。朱厚澤還發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見，其中尖端的語言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他們認為，在思想戰線跟這種、那種錯誤思想做鬥爭，批評這個人、那個人，造成了一種緊張局勢，於是提出寬鬆、寬容、寬厚的所謂"三寬"方針。在後來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講：幾任宣傳部長的名譽都不好。這時趙對胡講：你當宣傳部長時的名譽還不錯嘛。胡耀邦說：也一樣不好。

    原來我對朱厚澤寄予希望，胡耀邦他們也是如此，以為他的名譽會比我們好一點，沒想到更糟糕了。

    當時，上海的市委書記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大文化戰略的討論會。與此同時，武漢也組織了類似的討論會。在這些會議的討論中，由於「三寬」方針，導致鼓勵各種錯誤意見發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為根據，宣揚這一方針在社會主義時期，在我們現在、今後的文化和思想建設中也同樣適用。他們提出各個學派、各種觀點，古代的、現代的，西方的、東方的，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應該和平競爭、百家爭鳴。

    這樣一來，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論就紛紛出籠了，亂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幾個人，外地以方勵之、王若望和張賢亮、溫元凱為代表；北京則是王若水這些人。張賢亮給溫元凱的信，全文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他說：「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在馬、恩逝世以後，只有列寧一個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過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們不能遷就由於極左思潮造成的恐懼心理和感情傾向。關於種種強加於資本主義頭上的『污衊不實之詞』，現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以『平反』的了。給資本主義『平反』，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制改革中的種種實際問題。" ①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論。

    那時，方勵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講話，可是時興得很啊！當時就有人尖銳地提出：一個共產黨員這樣講話，行嗎？而胡耀邦對此採取寬容的態度，本來是要由組織出面找方勵之談話的，但後來好像也沒有談。

   

二 一九八六年做的幾件事情

    不當宣傳部長了，胡耀邦高興；對我是一個解脫，我也高興，兩方面都高興。這樣，我自己想做什麼事情，就比較自由了；不想做什麼事，我也可以不管了，爭得了這個自由和主動。在1986年這一年裡，我經手的重要事情也還不少。

    1 組織電影《迷人的樂隊》座談會

    1月11日，組織了一個座談會，討論王好為、李晨聲拍的電影《迷人的樂隊》。這個電影反映的是實行包產到戶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後，農村生活的新變化。在當時的電影界，表現這種現實題材的電影，只有兩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們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為拍的《迷人的樂隊》。

    這個座談會邀請了對此事熱心的人和一些部門的領導，薄老、喬末、啟立還有中宣部朱厚澤、廣電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志都出席了。座談會開得還不錯，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種風氣吧。同時，對電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評。座談會之後，電影界有些人為此感到高興，有的人則在挑毛病。

    胡耀邦對此事冷淡，但他也沒有批評。

    2 在電子部講保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

    1985年，我對多種經濟成份這個問題講了好幾次。1986年1月21日，李鐵映請我到電子部去講了一次。主要講四個問題：當前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的調查研究問題；消費品分配問題；關於多種經濟成份及其相互關係問題；對企業管理的一點意見。講話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經決定了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同時也確定了每個時期要注意各種經濟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實施及其後的檢查，都要注意這個合理配置。所謂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終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其他的經濟成份只能是補充的地位，要經常注意這個問題。

    當時，大家對十二大報告和決議的了解，只想到各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個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及部門的領導，也都不注意這個合理配置的問題。我的這次講話，著重提醒注意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要保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使其它性質的商品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質的商品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

    3 肯定《光明日報》宣傳知識分子中先進人物的做法和經驗

    4月5日，在《光明日報》國內部記者座談會上，我講了一篇話。此前，《光明日報》根據我的意見陸陸續續報道了知識分子中間先進人物的事迹。在這次座談會上，我肯定了《光明日報》的做法和經驗，同時希望他們以後更好地注意這個問題，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傳和介紹知識分子中先進人物的報道。

    就宣傳和介紹先進的知識分子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時間裡，《光明日報》做得最好。有的時候，幾乎隔一天就宣傳一個先進人物。

    4 希望中國翻譯工作者發揚革命傳統

    4月，中國翻譯工作者學會召開了一個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去講話。26日，我去講了話，主要講了歷史上馬列主義和革命文學的翻譯者對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做出了突出貢獻的。我也回顧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經歷：首先是看翻譯的小說和革命小說，包括被壓迫民族起來爭取民族解放的文藝作品。這樣自己的思想才逐漸左傾。然後才讀一點馬列主義的初級讀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國現在搞翻譯的同志要把這個優良傳統繼承下來。

    當時還醞釀了一個意見，就是如何把翻譯工作組織得更好，力爭在幾年之內把世界的學術名著(包括資本主義社會裡產生的)和文學名著，都翻譯過來。為了把這個工作組織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一個編譯館。書記處都同意開展這項工作了，但後來由於社科院不積極，一直沒有實現。

    5 要求外事工作者是愛國主義者、共產主義者

    對外聯絡部、外事小組、文化部聯合起來，在幾個大學里舉辦了一個對外聯絡工作的專業訓練班。到1986年，第一期學生學過兩年以後畢業了，共有百把人。這些人到中南海西樓開了一個會，國家教委的彭佩雲、中央對外宣傳小組的朱穆之在會上對這些畢業生表示祝賀，對他們今後分到國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講了一篇話，對他們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這是一篇熱情的講話。講話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應該是百分之百的愛國主義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這還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為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互相結合的，在這個基礎上，應該使自己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

    6 在安徽調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搞調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還參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揚先進人物、學習先進經驗的會議。

    (1)傳達小平同志的兩段話

    在安徽調查的過程中，6月21日，我與徐樂義和牛小梅同志談了話。這是一次重要的談話，其中說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志的兩次談話。1月17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他說："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講四個堅持，不能不講專政，這個專政可以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有力地對付那些破壞建設的人和事。」 ②4月4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鄧小平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確定了一些新的方針和政策，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他說："十億人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十億人的中國堅持和平政策，做到這兩條，我們的路就走對了，就可能對人類有比較大的貢獻。」③

    我認為這兩段話非常重要，講的是國際、國內長期性、全局性的問題，是任何地區、任何崗位的同志都必須遵循的。

    (2)談對"三寬"的意見

    我還講了對「三寬」的意見，這也是我第一次講對「三寬」的看法。這時，胡啟立和朱厚澤講「三寬」的話已經幾個月了。我主要是講了這樣一個意思：首先，我們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準繩。「寬鬆」也好，「雙百」方針也好，都必須以「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其次，既然強調寬鬆，就應該對大家都寬鬆，不能只對一方面寬鬆，而對另一方面就限制得很厲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寬鬆，反對自由化的人也應該有寬鬆。而朱厚澤這些人的寬鬆，是讓搞自由化的人無所顧忌，而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自由化的人，則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並不寬鬆啊！

    (3)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這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離開安徽后，中宣部理論局去了兩個人，任務是到安徽去調查鄧力群的言論。受誰之命，我不清楚。黨內的政治生活到了這樣的程度，真是令人驚訝。

    7 在江西調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調查，走了七個地市、十四個縣，老區和新區都看了一下，幫助地方的同志解決了幾個問題。

    (1)支持修建井岡山水電站

    修井岡山水電站，幾經反覆和周折，最後總算幫他們實現了此事。水電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兩年，水電站總算修好了，井岡山的生活和工業用電及長期經濟發展的用電問題都解決了。

    (2)請鄧小平批示資助瑞金中學

    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學辦得不錯，但學校的教室、教員和學生的宿舍破爛不堪。缺200萬元維修費。這個中學的校址和鄧小平有歷史上的聯繫，是鄧創辦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的地方。在學校裡面還有-個祠堂，是賀龍、郭沫若等同志入黨宣誓的地方。我回來之後，9月8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請小平同志批一下，計委同意資助一點錢。9月10日，鄧小平批准了報告，還給瑞金一中題寫了校名。宋平同志那裡也撥了錢。前後撥了兩筆，把校舍和職工宿舍修得比較完善了。

    (3)提出黨委領導、廠長指揮都要以依靠、調動職工積極性為基礎

    在江西萍鄉，找了幾個搞得比較好的企業的廠長、黨委書記、工會幹部，開了個企業管理的座談會，他們介紹了一些經驗。後來，又在湖南嶽陽與長嶺煉油廠的同志就這個問題交換了意見，長嶺煉油廠的工作做得特別好。其間，企業管理協會在青島召開了企業管理工作會議，我沒去，只提了一點意見。

    在這幾次交換意見中，歸納起來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們的企業管理工作是三句話，黨委集體領導，廠長行政指揮，職工民主監督。但哪種形式能使這三者的關係真正協調起來，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我提出了這樣一個看法：黨委集體領導就是說不能由書記一人說了算，要集體討論和做出決定，而黨委的領導集體要想團結一致，又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聯繫全體職工；廠長負責制是要解決企業管理無人負責的問題，但廠長的行政指揮也不能是廠長一個人說了算，也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全體職工，廠長的行政指揮要有力量，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調動起全體職工的積極性。因此，黨委領導和廠長的行政指揮，都要以依靠、調動全體職工的積極性為基礎，兩者的基礎是共同的。

    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也沒有徹底解決。搞得好的，如大慶等先進企業，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多數企業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8 在湖南調查談幹部理論學習

    10月和11月，兩次到湖南。第一次是1O月11日至28日，第二次是11月6日至27日。第二次去還到了湘西，參加賀龍同志銅像的揭幕儀式。在湖南走訪了六個地市州、十個縣市。

    我在岳陽與長嶺煉油廠黨委同志開座談會時，向他們提出了幹部學習理論的問題，第一次說了我和喬木共同準備的幹部學習理論的一系列書，馬列關於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個發展的理論共四本著作選讀；然後是毛澤東著作選讀，和劉、周、朱、鄧、陳的著作選讀。這樣，體現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就與馬列著作串起來了。這些著作選讀的總標題叫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然後再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

    9 為軍隊政治工作決定加寫一個綱

    12月，中央軍委要起草《關於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總政邵華澤受楊尚昆、余秋里的委託，讓我幫他們把文件搞得好一點。稿子修改了很多次，最後形成的文件是這樣的，即首先必須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實現國家三大任務中的歷史責任是什麼，這樣，軍隊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從各個方面來保證官兵能夠履行自己的職責--軍人的天職。為這個新增加的內容寫了約一千字。加上這樣一段話以後，就為這個《決定》以至整個軍隊的政治工作確立了一個綱。這一段加得和寫得都比較好，楊尚昆、余秋里都表示同意。

三 圍繞《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的爭論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以下簡稱《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初稿已經起草出來了。當時把7月25日的稿子發到下面來徵求意見。8月5日，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幾個同志對徵求意見稿提了一個書面的修改意見。等到《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的稿子改出來后，胡啟立在北戴河連續打來幾次電話，要我去參加討論。開始兩次，我表示：我在北京要主持馬列著作選讀的討論和定稿，不想去了。但胡啟立第三次又打來電話，非要我去不可。這樣，我只好去了。

    1 我在北戴河會上的長篇發言

    8月8日，我去了北戴河。我帶了一部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有關精神文明問題的材料，認真一對照，就發現在不少問題上，《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的稿子比原來的提法後退了。

    8月9日，我做了一個發言，講了一個多小時，下面就是這次發言的記錄全文。

    送審稿發給我以後，正好啟立同志回到北京。我跟他講，準備在研究室找幾個同志認真地研究討論這個稿子，負責地提出修改意見。他說很好，確實需要找幾個同志好好地研究討論。

    小平同志看了送審的第一稿，說了三句話：架子不行；太長太空，要壓縮到八千字以內；紀律問題、法制問題要增加分量。這同原先在北京時聽到的不一樣。最早聽到說，行了。後來聽說，要壓縮到八千字。送審二稿送去以後，小平同志說，可以作為討論的稿子，讓大家多提意見。他還對幾位同志講，你們有不同意見，在討論的時候提出來。所以，不是像原來傳的，只是「行了」這麼兩個字。

    我想講幾點意見。

    第一，同意說送審二稿可以作為一個供討論的好稿子，一個有修改基礎的好稿子。根據大家的意見再進行修改，以後再聽取大家的意見。反覆修改幾次，可以成為一個好文件。時間很緊迫了，另起爐灶，推倒重來，要誤事。

    第二，秋里同志發言，指出現在的稿子有四五段寫得很好，表達了黨中央十二大以來講這些問題的精神，表達了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講這些問題的意思，實際上就是小平同志和其他常委同志講的話。我同意秋里同志這個意見，還要補充的是，稿子里不只是這四、五條，可以舉出十幾條來，表達了十二大、黨代會以及這一時期中央領導同志有關精神文明建設的意見。從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起草的同志在用心地體現十二大、黨代會這一時期中央領導同志關於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的意見。

    第三，在前兩條的前提下，我講三個不夠。一個，認真學習、研究、領會、體現十二大、黨代會前後中央領導同志有關精神文明建設問題講話的精神不夠。第二個，十二大、黨代會以後，精神文明建設有了很多新經驗，也提出了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文件總結新經驗、注意解決新問題不夠。第三個，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大政方針定下來了，是正確的，可是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很多具體的政策、措施來不及規定，因此，經濟體制改革的各項問題，方針、政策還沒有配套，由於經驗不足，也不可能完全配套，這樣，就留下了很多空子可以被人來鑽。耀邦同志也講，黨內出現了新的不正之風。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熟悉。確實有不少人在我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串鑽空子，搞歪門邪道的事。這是一個經驗教訓。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文件是個重要文件，起草和修改這個文件，我們要接受這個教訓。不可能把所有的空子都堵住，但是在重大的問題上要儘可能想周到一些，不留下空子。而現在這個稿子，我看注意這個問題不夠。

    我們在北京討論第一次迭審稿，有個共同的感覺，就是體現十二大、黨代會前後中央領導同志有關精神文明建設問題講話精神不夠。我主要是從這方面提一些意見。

    主要是根據記憶，十二大講了什麼，黨代會講了什麼，這期間中央領導同志講了什麼，把這些對照起來，感覺到送審稿體現得不夠。八日上午到北戴河，我在火車上把帶的文件讀了一遍，原來感覺到不夠的還是不夠。一些有關的文件沒帶全。如十二屆二中全會文件、經濟體制改革決定、陳雲同志在三中全會上的書面發言、小平同志和穆加貝的談話，先念同志在春節聯歡會上的講話等等；都沒帶。實際上，這些都與這次精神文明決定有密切關係。沒帶的沒辦法了，帶了的，一篇一篇看，看了兩遍，同時對照送審稿，大概劃了二、三十條，都沒在這個文件上體現，而且都是重要的問題。由於時間的關係，不能把所有覺得需要體現的問題都在這裡說出來，我只舉十幾條。

    文件有這麼一句話：「全會強調指出，在經濟建設走上軌道和全面改革逐步深入的今天，有必要著重地提出和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任務，進一步明確黨在新時期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這裡一句不提十二大報告中精神文明建設部分，一句不提黨代會進一步討論了精神文明建設問題，還有中央領導同志講到這些問題。十二大的報告是集中全黨的智慧，在耀邦同志的主持下，在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指導下，起草同志做了很大的努力，寫成了一個很好的報告。其中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部分，我看理論的闡述，指導方針的確定，都講得很好，講得很明確。我們常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個發展。這個部分，就是重要的理論發展。今天的實踐仍然證明它是正確的。去年(1985年)的黨代會，對精神文明建設的意義、指導方針，又做了進一步的闡述、討論、規定。現在搞一個中央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準確地說，應該是進一步貫徹執行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需要解決一些新的問題，做一些新的規定，而不是像現在這樣講，好像過去根本沒有講過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沒有講過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到這一次才提出來。這樣的提法不合乎事實。只要把這個意思講清楚了，題目不改是可以的。但是，導言裡頭應該說清楚，是根據十二大、根據黨代會、根據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精神來寫這個決定。我們需要有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根本不提十二大、黨代會已經確定、明確了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好像完全是提出個新問題，那什麼叫穩定性？有什麼好處？

    十二大報告精神文明建設部分里有這樣的提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過去在講到社會主義特徵的時候，人們往往強調剝削制度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公有，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權。人們還強調，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終結果，也是它的特徵。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足以完全包括社會主義的特徵。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徵，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十二大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大體可以分為文化建設和思想建設，「一切文化建設當然也要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之下發展」。送審稿沒有體現這樣的思想，而是用什麼「革命精神和科學精神的統一」一類提法來代替了。十二大對思想建設的主要內容概括得很好。現在的概括不如那個。十二大還指出：「我們不僅要努力提高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精神境界，而且要在全社會建立和發展體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新型社會關係。」精神文明建設問題提出來以後，究竟應該擺在一個什麼位置？一九八四年在三明市開會，參加會議的同志都講，我們一些省的領導同志、一些部門的領導同志一講話就是只講物質文明，不講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問題提不到黨委議事日程上，提不到部委的議事日程上，因此他們希望我講幾句硬話。我重讀了十二大報告裡面關於精神文明建設問題這部分，注意到其中這麼一段話："我們決不容許任何方面的政策和工作妨礙以至破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今後，黨中央和各級黨委檢查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一個單位的工作，除了檢查物質文明建設的情況以外，一定要檢查精神文明建設的情況。"我說要講硬話，我看沒有比這個更硬的話了。你們回去如果遇到哪個領導同志不重視精神文明建設，就請他們讀十二大報告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部分，特別是這段話。像這樣的思想，在這次送審稿中，也沒有體現出來。

    小平同志十二屆二中全會的講話，文件沒帶在身邊，不引證了。小平同志當時講理論界、思想界思想混亂非常嚴重，現在理論界、思想界思想很活躍，但混亂情況比那個時候也更嚴重了。小平同志對當時各種錯誤思想的分析和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對處理當時各種錯誤思想的政策界限、指導方針、具體規定也是完全正確的。小平同志還說，現在有些錯誤觀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公然向馬克思主義挑戰，對此，「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有人公開在文章里批評這一句話。有的公開把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和雙百方針對立起來。這是對黨的雙百方針的嚴重誤解和曲解。現在決議講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對這些錯誤思想進行充分說理的、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是必要的。在思想理論方面的「左」的錯誤觀點，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批判和糾正。但是，像小平同志說的，首先要認識改變思想戰線領導軟弱渙散狀況的迫切必要性。這次討論，有的同志提出，文件有片面性，只提了要反「左」。當然也可以不必講「左」是主要的還是右是主要的，因為這個文件是長期管用的。但是，總不能只反一個方面的錯誤，不反另一個方面的錯誤。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講經濟問題的，還講了越是搞活經濟、搞活企業，就越要注意抵制資本主義思想的侵蝕，越要注意克服那種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腐敗現象等等。

    陳雲同志在十二屆三中全會有個書面發言，講到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說：「『競爭中可能出現某些消極現象和違法行為』，這句話在文件里提一下很必要。什麼是消極現象？例如，大吃大喝，送很貴重的禮品，以及其他種種為謀取小公和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利益的不正當手段'，這些就是消極現象。有的地方總結'經驗'，叫做'二菜一湯，生意跑光；四菜一湯，生意平常；六菜一湯，生意興旺；八菜一湯，獨霸一方'。據說，現在八菜一湯也不大靈光了。還有的廠子，選兩個二十多歲的漂亮姑娘當外勤人員，跑材料，推銷產品，男外勤人員辦不到的事，她們能辦到。對這些現象，不必大驚小怪。因為，一方面許多企業的產品要自銷出去；另一方面絕大多數的社隊企業的原材料沒有列入國家計劃，沒有指標，需要自己去找。這兩方面合在一起，必然會出現這些現象，這是不奇怪的。但也要看到，如果我們不注意這個問題，不進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這些現象就有可能泛濫成災，敗壞我們的黨風和社會風氣。因此，我們在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必須抓精神文明建設，兩個文明一起抓。只要我們的頭腦是清醒的，看到這些現象，並加強精神文明的建設，這些消極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既要有高度的物質文明，也要有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我們永遠要堅持的奮鬥方向。"

    十二大以後，黨代會之前，小平同志幾次講「四有」，後來出了本小冊子，裡頭涉及到很多重要問題。例如，「我們採取的所有開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現在有人擔心中國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這個擔心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我們不能拿空話而是要拿事實來解除他們的這個憂慮，並且回答那些希望我們變成資本主義的人。我們的報刊、電視和所有的宣傳工作都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這些人的腦子裡是有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別教育我們的下一代下兩代，一定要樹立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一定不能讓我們的青少年作資本主義腐朽思想的俘虜，那絕對不行。""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自由化的思想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台灣的統一問題，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什麼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

    陳雲同志在全國黨風工作經驗交流會上講話以後，很多同志說，陳雲同志短短的一篇話，十六次講社會主義。他說：「我們乾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一點，非常重要。在黨中央領導下，我們國家現在進行的經濟建設，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也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任何一個共產黨員，每時每刻都必須牢記，我們是搞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不是搞別的現代化；我們進行的事業，是社會主義事業。」他反覆強調，要兩個文明一起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關鍵是搞好執政黨的黨風，提高共產黨員的黨性覺悟，堅定地保持共產主義的純潔性，同一切違反共產主義理想的錯誤言行進行堅決鬥爭。

    去年(1985年)八月二十八日，小平同志會見穆加貝時說："'四個堅持'，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四項基本原則。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鬥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就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我們撥亂反正，就是要在堅持'四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生產力。"穆加貝聽了小平同志談話以後說，過去外國人宣傳中國在搞"非毛化"，八一年來訪時，小平同志同他談了，特剮是有了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他理解了，認為問題得到了澄清了。他說，"我們知道你們仍在堅持毛澤東思想，而不是搞'非毛化'。從那次訪華到現在有四年了，我們很滿意地看到你們在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革命。"

    去年(1985年)的黨代會上，耀邦同志的開幕詞講了個很重要的思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些年，我們黨中央的政治生活，是嚴格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進行的，是很正常的。關於民主集中制問題，陳雲同志講了："歷史經驗證明，實行民主集中制，做起來很不容易。""希望新進各級領導班子的中青年幹部，要注意學會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辦事。"重大問題的決定必須經過集體的充分討論，"要照黨章辦事，不能一個人說了算。""七五"計劃的建議，最後也講了一個題目：堅持"兩個文明"一起抓。建議說："我們一定要堅決做到：一、任何時候都要堅定地、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和抵制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和其它腐朽思想的侵蝕，反對和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二、進一步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對於一切嚴重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分子，必須繩之以法，對於一切嚴重敗壞社會風氣的醜惡現象，必須予以制止和取締；三、切實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在全體人民中堅持不懈地深入進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教育。"小平同志非常稱讚，說旗幟鮮明，講得很好。小平同志講話中說，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撥亂反正。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這麼重要的思想，在送審稿里都沒有得到體現。文件在講到文化建設的時候，寫的幾條都重要，可是小平同志在黨代會發言中講到：「思想文化教育衛生部門，都要以社會效益為一切活動的唯一準則，它們所屬的企業也要以社會效益為最高準則。」這個思想文件就沒有體現。小平同志還回答了一個問題：中青年幹部接班，是接什麼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堅持革命鬥爭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小平同志又說："究竟什麼是我們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呢？這裡包括獨立自主、民主法制、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等內外政策，這些政策我們是不會改變的。而所有這些政策的基礎，就是四項基本原則，對此我們更是不會改變，不會動搖的。不然的話，我們的社會就將是二個亂的社會，就談不上安定團結，什麼建設改革、振興中華，都將成為空話。"陳雲同志講全黨要重視黨風問題，一是各級黨組織要重視。二是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重視，要身體力行，做出榜樣。三是老黨員、老幹部要重視。"在以身作則，關心黨風、黨紀，發揮監督作用上，沒有退居二線和離休、退休的問題。只要是黨員，活著就永遠處在第一線。""希望所有黨的最高領導人員，在教育好子女的問題上，給全黨帶好頭。決不允許他們依仗親屬關係，謀權謀利，成為特殊人物。"陳雲同志還講了要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維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門的權威。這些思想在文件中都沒有。

    送審稿寫了一段理論問題，許多同志認為寫得好，我也認為寫得好。文件講，對馬克思主義沒有認真的學習和基本的了解，就談不上堅持，更談不上發展。因此，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可是，從上下文看，強調的主要是中青年同志學習馬克思主義，這與小平同志講話精神就不一致了。小平同志重新提出學習理論是有針對性的。中青年同志當然要學習馬克思主義。這些同志在大學里學習過，有文憑，有專業知識，但是，系統地讀了馬克思主義著作的人不是沒有，但是少，沒有幾個。這些同志需要學，不學習就會像小平同志講的，有迷失方向的危險。在宣傳部當部長的時候，我建議辦了三期宣傳幹部訓練班，一期新聞幹部訓練班，還有一期調了五、六個宣傳部長來進修。這些同志一來到黨校，普遍的說法是，忙得不得了，讓我們抽出五、六個月來學習，時間太長了，得不償失，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可以得到鍛煉，來到這裡，關起門來讀書，能得到什麼？可是等學習班結束，絕大多數同志覺得學習很有必要，很有好處，都普遍嫌時間短了，希望延長時間。用他們的話來講：學了以後才知道不足，學了以後才知道學習的好處。青年人當然要學馬克思主義，我們這些人就不需要學習？

    今年(1986年)一月十七日，小平同志講抓精神文明建設，抓黨風、社會風氣好轉，提出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最後一段。"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講四個堅持，不能不講專政，這個專政可以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有力地對付那些破壞建設的人和事。"還有人指出：現在搞改革、開放、搞活，成績是明顯的，大家都承認的，我們要堅持下去。問題是一定要注意，在這個過程中間，不要使我們的價值觀念發生變化，不要使我們的社會成為不是我們所希望的樣子。這個意見和小平同志剛才那段話的意思是一樣的。先念同志在黨代會上的講話，也有很多新意。

    小平同志在接見南斯拉夫共和國主席時說，檢驗我們成功不成功主要是兩條標準：國內堅持社會主義，國際堅持和平，反對霸權主義。如果我們十億人的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世界是個災難，是把歷史拉向後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億人的中國，不堅持和平，不反對霸權主義，或者隨著經濟的發展自己搞霸權主義，那對世界也是一個災難，歷史也是一個倒退。我們自己判斷自己路走得對還是不對，標準就是，是不是堅持社會主義，是不是堅持和平。

    重溫了一些文件。這是我說的第一個不夠。當然不是要把所有這些東西都抄到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稿子上去，原文照搬，不是這個意思。但是我覺得，應該按照這些精神修改送審稿，使這些精神能夠體現到文件裡頭。第二個不夠是，聯繫實際不夠，特別是聯繫新情況、新經驗、新問題不夠。

十二大以後，特別是黨代會以後，廣大幹部和群眾執行十二大、黨代會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確實創造了很多新經驗，發生了很多新情況，也提出了很多新問題。如老山英模團的報告，在全國引起了強烈反映，起了很好的作用。秋里同志用了幾句話，成了名言：讓有理想的人講理想，有紀律的人講紀律，有自我犧牲精神的人講自我犧牲精神。在英模報告團的影響下，許多地區、部門，以至於許多單位，都組織了自己的先進人物講演團，像紡織部的講演團、遼寧受災地區的講演團等。他們的報告，對青年人的教育，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青年人有兩句話：用同齡人教育同齡人，同齡人要向同齡人學習。我們要堅持革命傳統教育，堅持經常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應該承認，用他們自己人中的先進人物、先進事迹教育自己，這樣一種自我教育，確實是個新經驗。這種先進經驗在送審稿中一句都沒提。還有，八三年，由林澗青同志主持，對企業職工的思想教育進行了系統調查，起草了一個《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綱要》，其中指出：文化補課、技術補課的同時，要向青年職工進行系統的政治教育。有的地區、有的單位搞得很好。全國很多城市、很多地區發展起來一個振興中華讀書評書活動，現在人數已達到二、三千萬人之多，規模擴大了，學習內容深入了。有些地區，有些單位，結合科技攻關，結合合理化建議，結合眼前的現實生活問題進行討論，學習自然科學，學習社會科學，效果很好。前兩天有個消息，說前幾年文藝作品銷售量大，這一年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書籍銷售量上升。這也反映了讀書評書活動的深入、提高。大學生里確有人盲目崇拜西方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由於生活的教育，自願地追求真理，要從馬列著作中找答案。特別是清華大學，他們搞現代史教育、黨史教育很成功。很多大學生自願組織各種各樣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學習小組。讀書後，很多人要求加入共產黨。當然不只是一個清華j好些學校都有這些情況。這都是新經驗；需要總結，需要重視。十二大、特別是黨代會以後，出現了很多雙文明單位、雙文明地區、雙文明城市。農村還有雙文明戶、城市雙文明職工的活動。三明會議起了很好的作用。安徽省七個城市，每年評比一次。江西省也是十幾個城市認真建設雙文明城市。四川省是十七個城市，每年評比一次。這次我到安徽、江西，看了很多雙文明企業、雙文明商店、雙文明學校、雙文明街道、雙文明生產隊。江西有個樂平煤礦，他們說，過去煤炭部有個規定，挖煤的只准挖煤，不準搞別的，如果搞別的，就叫不務正業。他們組織家屬，組織待業青年，發展多種多樣的工副業生產、服務行業，有些產品能夠出口了。結果，不但使全礦物質文明建設前進了，同時，精神文明建設也前進了。黨員和非黨員的關係、幹部和群眾的關係，大為改善了。還有蚌埠，過去說是一個"大垃圾堆"，黨代會以後，市委親自動手，從"四有"教育入手，不僅有了一種文明、衛生、禮貌的新面貌，更重要的是改進了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吉林、天津、河北、山東不少地方，城鄉都搞雙文明戶活動。還有從軍民共建開始的各種各樣的"共建"活動，像警民共建、工農共建，等等6這都是新經驗。理論工作者脫離實際這個問題需要解決。這幾年也出現了新的氣象。首先是天津市委、市政府，組織幾百個理論工作者，給他們出題目，進行調查，然後，在調查的基礎上，提出建議，供製定政策參考。上海、遼寧、安徽、四川、福建等地，也有搞得好的經驗。關於整頓黨風黨紀，抓大案要案很有成績。與此同時，按照小平、陳雲同志一再講的，幹部要以身作則，有的行業、部門、地區、單位領導班子、幹部應當遵守什麼、不準什麼，也分別做出了規定，而且帶動黨員去做。這都是新事物、新經驗，送審稿都沒反映出來。講問題，小平、陳雲同志都講了，思想政治工作隊伍必須加強，不能削弱。後來，喬木同志起草通知，在後面打了個括弧，說不是增加編製。結果輿論嘩然，說小平、陳雲同志說隊伍要加強，很高興，可是看了括弧里的話，又涼了。這裡確實有個問題，我們思想政治工作部門，包括基層黨委，一提到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隊伍，想到的就是加人。因此，究竟怎麼樣選拔適合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黨性強的人，加入到思想政治工作隊伍中來，現有思想政治工作隊伍里有培養前途的，怎麼樣進行培養，的確是個問題。確實有一個新力量、新血液的補充、提高問題。這些人從哪裡來，怎樣使他們具備思想工作者必要的素質，這些問題沒解決，起碼是認識上沒解決。更重要的是，講到思想政治工作隊伍要加強，好象只是眼界放在脫產的、專職的人身上。我在上海講過，我們要把視野擴大。如各種勞模，他們是很好的思想工作者，還有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也是很好的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這些年來出現了一批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全國知名的有朱伯儒、劉吉、曲嘯、李燕傑。實際上每個地區、每個部門都有。學校里有些很好的老師，教書育人。他們非常熟悉學生的思想變化，可以有針對性地對他們進行幫助，而且學生同這些教師關係很好，什麼話都願意同他談。這些好的東西文件里也沒有反映出來。文件里有一點我非常同意，我覺得很好，就是實行廠長負責制以後，基層黨組織的任務就是抓精神文明建設。最近，四個條例下去以後，有的基層黨委又一次灰溜溜的。這些同志沒有認識到，明確了黨委著重抓精神文明建設，要做的事情多得不得了。這個問題提出來了，但還沒有解決。至於認識上、思想上的問題，我提兩條：一個，發展商品經濟一定要嚴格遵守等價交換的原則，可是不能把這個原則套用到、或者搬用到黨內政治生活、國家政治生活中來。國家政治生活、黨內政治生活有它自己的原則。這不能混淆，不能互相代替。一波同志講了，後來啟立同志也講了，彭真同志也講了，不能搞自然經濟，我們要發展商品經濟，界限中最重要的一條是發展商品經濟不是為個人撈腰包、發財。這個問題需要進二步研究。還有一個問題，思想政治工作結合經濟工作一起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經濟工作裡面去，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注意解決群眾的實際思想認識問題。但是怎樣真正解決兩張皮的問題？我有個初步的意見。可不可以從這方面進行研究。馬克思說過：科學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的科學表述。毛主席講過：我們共產黨要領導工人階級、勞動人民為自己的利益而奮鬥。根據這個最根本的原理，我們在每個時期、每個地區，就應該了解當時的經濟情況，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照顧各種不同利益人們的相互關係，照顧到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制定出合理調整部門與部門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人們與人們之間，以至於這個部門內部這部分人與那個部分人之間的關係的政策。研究的時候，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要參加。制定了以後就按照這種政策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工人、農民中間宣傳，一定有一部分人成為先進分子，他接受了、跟上來了，也有人有不同意見，覺得不解渴，從局部和自己身邊的事情來看，不大滿意。就要根據他的問題，根據總的政策，進行說服、教育、引導。搞絕對化、一刀切，也沒關係，提醒他改過來就行了。這個問題我也是剛想到，不過思想政治工作要想同經濟工作結合好，這個問題不研究、不解決、不認識，"兩張皮"的問題還是很難解決。總而言之，我們這個文件總要接觸一下新鮮經驗，總要解決一下人們現在希望中央能夠幫助解決的問題。對這些問題一句話不講，不好。

    第三個不夠。最近一年多來，自由結合地討論、研究問題，相當多。參加這種自由討論的人各種各樣。有「文化大革命」中搞極左，現在搞右，由西單民主牆、「北京之春」、八○年競選影響下湧現出來的人。也還有受各種思潮影響的人。還有拿中國人在外國人面前說自己接觸什麼什麼，然後又從外國人那裡撈點什麼東西，回到國內來嚇唬中國人的人。我就知道有那麼一、兩個人就是兩邊做買賣，做政治買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文件要考慮，不被這些人抓住某一點，來作為他們的工具。現在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我知道很清楚的幾個人，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重要文件、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一次也沒有做過認真的宣傳，一篇有說服力的宣傳文章也沒有，可是現在聽說他們起勁地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東西是理論，只能學這種理論，好像其它的理論、其它的書都不要讀了。更奇怪的是，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東西是理論，可是沒有一個人講十二大、黨代會對精神文明的論述是重要的理論發展、是重要的指導方針。這不奇怪嗎？一向積極宣傳、以至於參加中央文稿整理、起草的同志，現在卻被說成僵化、保守、反對改革、從來不宣傳改革，甚至被說成攻擊改革。還出現一種情況，討論會也好，寫文章也好，發消息也好，盡量用模稜兩可的語言，你可以這樣解釋，也可以那樣解釋。前兩天，《人民日報》發了一篇文藝方面的消息，題目有現代意識反映現代生活的字樣。報道裡頭沒有看到一個人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理論是現代意識。你既然講是新的發展、是重大發展，可是說"現代意識"又沒有它的份、沒有它的位置。現代生活，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生活，也沒人講。耀邦同志二月八日的講話、四月十一日的講話以及多次講話，希望作家反映我們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新生活，報導沒有一個字提到。《人民日報》發表何匡的一篇文章，說還是概括為社會主義的實踐好。這個同志我是很了解的。請同志們對照十二大報告中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那個部分，就可看出何匡同志是不贊成十二大的闡述的。當然。一個黨員、一個幹部不贊成黨的文件、黨的決定是可以的。但你可以把這種不同意見送給中央。轉給起草小組。可是不這樣，而是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我認為這種做法不正常。我覺得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要與十二大、黨代會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在重大的問題上，不能夠留下空子。如果經過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東西，十二大的、黨代會的、中央領導同志的原則的提法，這次文件裡頭不寫了，或者改變成一個相反的意見，堅決照著十二大、黨代會精神執行的同志就會提出問題：我過去是按這個精神做的，怎麼現在不提了，是不是我執行錯了？是不是又犯了錯誤了？另外一方面，歷來就不太贊成十二大、黨代會的人，一看，是啊，都沒寫嘛，我本來就不贊成，證明我正確了。當然，我再說一遍，不是說把十二大以來重要的東西一段段地抄上。語言要鮮明，主張什麼、不贊成什麼，要寫得非常鮮明。不能寫很多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的含糊東西。我認為在改這個文件的時候，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要非常認真地斟酌。我說的這三個不夠，究竟對不對，請大家批評。建議起草的同志在聽了大家的意見之後，不要急急忙忙地著手修改，要抽出一部分時間，認真地學習、研究、領會十二大、黨代會以及中央的精神，然後來斟酌怎麼改，使這些精神能夠很好地體現到文件中來。不希望把這些重要文件、重要講話撇在一邊，急急忙忙地改這個、改那個。如果這樣的話，很可能改不好。要真正研究體現十二大、黨代會以來的精神，是不容易的。要體現精神，又不要照搬文字，不容易。所以，不要著急，從容一點好。


    2 送審稿比十二大報告倒退很多

    我的發言主要講了送審的稿子有「三個不夠」，作為黨內生活而言，在制定文件的過程中，提點這個、那個意見，應該是很正常的。但是，我的發言卻引起了胡耀邦很大的反感，在會場上我就看出來了。

    發言提意見，我還是很委婉的，實際上文件存在的問題不是精神文明建設提得夠不夠的問題，而是倒退的問題。比十二大通過的政治報告倒退了，比十二大后開展的「五講四美三熱愛」的活動倒退了，與三明會議形成的精神、經驗相比也是倒退的，可以說是比原有的理論和實踐都倒退了。

    十二大報告中講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重要表現。過去在講到社會主義特徵的時候，人們往往強調剝削制度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公有，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以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權。人們還強調，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作為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終結果，也是它的特徵。這些無疑都是正確的，但是還不足以完全包括社會主義的特徵。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徵，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沒有這種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④在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稿中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這句話刪去了，而我則主張保留。

    在北戴河討論時，看出來胡喬木的意見很多。但他在公開場合講話很少。他只講了在工作中要反對「一切向錢看」的觀點。胡耀邦不同意喬木的這個意見，說反對「一切向錢看"，那我們的經濟工作就沒法做了。喬木私下跟我說，這個文件比十二大報告倒退很多啊！

    3 趙紫陽轉而支持胡耀邦

    在《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起草過程中，還看出了一個新苗頭，過去在搞清除精神污染時，趙是維護鄧的，他和胡是不一致的，趙根據鄧的意見要改正胡與鄧不一致之處，也就是說趙和胡有這樣一種不同吧。而這次趙和胡是互相支持的，這種互相支持是怎麼回事，究竟是他們的思想觀點一致，還是受到其他方面的影響，到現在我也搞不清楚。但他們二人這次聯合起來對付鄧力群，則是非常明顯的。趙支持胡，而胡也感覺到了趙的鼎力相助，因此對付我就更加起勁。

    4 致信各常委分送書面修改意見

    經過北戴河的討論之後，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同志又改出了一個稿子。對這個稿子，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同志又認真地閱讀和加以對照，同前幾稿比較，我們感覺這一稿確實有了進步。我們又就這一稿提了一些意見，如這裡、那裡應加句什麼，補充一個什麼意思。我們又搞出了一個書面修改意見。

    9月7日，我把這個書面修改意見分送常委，一人一份。在送出書面修改意見時，我還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

    精神文明決定8月16日的稿子，書記處研究室幾個同志和我一道，仔細閱讀，認真討論，多方比較，共同認為比8月3日的稿子改得好多了，同時也覺得，對於十二大、黨代會、中央常委講話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精神，還是體現得不夠。我們力求從這方面做些修改、補充。改稿送上供參考。作協四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和會後，有些人講沒有前提、沒有限制的創作自由，在文藝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亂。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聞工作講話后，混亂情況有所克服。今年以來，不講前提，不講界限，只講寬鬆、寬容、寬厚，出來了不少東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經了解主要情況。去年王若望說要全面引進資本主義一套，還是在講台上講，當場有人反駁。今年張賢亮講得更明確，說："我們要給資本主義'平反'，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體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藝報》8月23日公開發表。現在有些人要求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合法存在。其實，這些東西在我們報刊上已經發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評的文章很難發表，很難合法存在。我們報刊、出版社的一些編輯，喜歡登前一類文章，不喜歡登后一類文章。看來，精神文明決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亂、提高認識、統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十二大、黨代會關於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本來很鮮明的，如果這次模糊起來，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正確的重要原則和論斷，如果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後果，我想將是嚴重的。希望針對當前思想界的情況，總結幾年來貫徹執行十二大、黨代會方針進行精神文明建設的經驗，完整地準確地把十二大、黨代會的精神體現出來，使決定改得好上加好。⑤

    我的信和書面修改意見，還送了列席常委會的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同志。我還送了王忍之和何東昌等人。


    5 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的批示

    書面修改意見送出后，9月9日，鄧小平在我們送的稿子上批了一句話，說："在十一頁，我刪去一處。」⑥9月10日，陳雲在我們送的稿子上批示："我同意這個修改後稿子。"同一天，李先念也有表示，他批示說："啟立同志並告耀邦同志：我身體不大好，關於精神文明決議(徵求意見稿)，斷斷續續看完了。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原稿最重要的問題是把「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特徵，就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那句話刪掉了。在8月16日的徵求意見稿上寫成"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我們提出了書面意見后，在9月17日的稿子上則改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徵"。後來我也沒對照，我們的哪些意見被吸收了，哪些沒被吸收，反正是"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提法沒有堅持，而改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

6 鄧小平與我的一次重要談話

    (1)9月18日鄧小平談話實錄

    9月18日的上午，鄧小平同志找我去談話。現在的釘子就剩下鄧力群了，別人拔不動，就讓鄧小平來拔這個釘子吧。當時就是這麼一種情形。

    我一直記著這次談話。1989年在煙台休息時，回憶那幾年的情況，我把談話內容仔細地談了一次，由趙少坪做了記錄。好一陣子，東找西找，一直沒找著這個記錄稿。這次在清理1986年的材料時，把這個記錄稿找到了，我高興得不得了。

    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談話。談話的內容既與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有關，又遠遠超出討論文件本身。將來如果能有時機，把這個談話記錄公布出來，那可說是一個歷史的大案。下面就是鄧小平同志與我談話的記錄。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時，鄧小平把鄧力群找去。一進門坐下。

    鄧小平：新的稿子發下來了，你看了沒有？

    鄧力群：看了三遍。

    鄧小平：還有什麼意見？

    鄧力群：還有四條意見。

    第一條，稿中「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精神文明建設這樣一個提法可以，但是最好還是維持過去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叫「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如果一定要改，也可以叫「以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為指導」，這和毛主席《新民主主義論》、十二大決議、小平同志多次講話的提法，都銜接起來了。像這樣的帶根本意義的提法，最好不改，否則可能引起各種各樣的誤解。

    鄧小平：(鄧小平翻出精神文明決定稿，翻到關於道德的一節，其中講到共產黨員應有共產主義理想、共產主義道德；指給鄧力群)這不是講了共產主義嗎？

    鄧力群：這是講共產黨員的理想和道德。十二大是講整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當然你也說過了，馬克思主義另外一個名詞就叫共產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講，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也可以理解成為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最好講得鮮明一點。

    鄧小平：有一個地方講就行了。

    鄧力群：我的第二條意見是，講文化建設的部分，重申了一些過去的方針；但有一些重要的方針沒有表述，應當把近幾年在實踐中證明是正確的我們黨的方針，適當表述一下，這樣更準確。第三條意見是，文件中提出道德有各種層次，這是必要的；但各個層次之間的關係，終歸應在共產主義思想指導下，最好表達得清楚一點。第四條意見，……

    鄧小平：文件第11頁你的修改意見幾句話，(指的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中國也有約百年的歷史，在某種條件下也並非絕對沒有捲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志所再三警告過的。)是誰提的？

    鄧力群：喬木同志提的。

    鄧小平：我圈掉了。

    鄧力群：我同意喬木同志的意見，也認為有那種可能。

    鄧小平：你們的那個書面意見，一條一條分開看，每一條都是好的，但是匯總起來就給人一個印象：黨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方針、政策改變了。

    鄧力群：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覺，新的決定同原來的政策銜接得不好，有些重要問題、重要經驗、重要方針，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現在不提了。如果發出去就會引起人家的懷疑：過去對的東西現在為什麼不堅持了？我們的整個修改意見，就是為了維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不是改變過去的方針，而是堅持過去的方針。

    鄧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鄧力群：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書面意見中的每一條意見，都不是我個人發明的，都來自中央過去的決定，包括你的講話。實踐證明這些是正確的，這次文件稿中沒有體現。

    鄧小平：關於城鄉僱工問題，我說過多少次，看幾年再說，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見。

    鄧力群：這不符合實際。關於僱工問題，從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見是，在我國目前的經濟水平下面，發展一點資本主義沒有什麼可怕，問題是頭腦要清楚，因此多次主張僱工超過國務院規定的，可以允許存在，但是報刊不要公開宣傳，不要公開報道。因為中國的情況複雜，各地方的情況又不一樣，需要在全國範圍之內，對僱工問題做詳細的、周密的、系統的調查研究。就是在規定人數以內的，各地也不一樣，也需要調查研究。經過調查研究，再看看僱工有沒有剝削，在什麼情況底下不叫剝削，什麼情況底下可以叫剝削。剝削的情況也不一樣，有小業主的剝削，也有資本家的剝削。把這些情況搞清楚了，我們才能分別制定適合情況的正確政策。

    鄧小平：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的書面意見除分送常委以外，還分送了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幾位同志)

    鄧力群：根據中央的要求，這個稿子現在在全黨好幾千人的範圍裡面討論，北京的各機關也都在討論。參加或者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同志，有的希望知道我對這個稿子有什麼意見。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常委以外，我還分送了幾個同志。這樣提出意見的方式，我覺得在黨內是應當允許的。

    鄧小平：你和胡喬木不要擴大我和陳雲同志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鄧力群：小平同志，你們兩位之間在有些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我看出來了。我一向採取的態度和辦法，不是擴大分歧，而是縮小分歧或者迴避分歧。陳雲同志的主張，我宣傳過，這是事實，也不止一次；你的主張，我宣傳過。我可以向你報告，宣傳你的主張比宣傳陳雲同志的主張多得多，多好多倍。我自己的講話、自己的文章，我批閱的文件，件件都在，如果需要審查，可以全部拿來，看看究竟是宣傳你的主張多，還是宣傳陳雲同志的主張多。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不講話可不可以？

    鄧小平：當然也可以。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

    台灣現在講，一國兩制，他們集中起來就是要我們放棄四項基本原則，要我們在憲法裡頭去掉四項基本原則。

    我問一下你對一些人的觀察。胡啟立怎麼樣？

    鄧力群：政治上沒有把握，不穩當。在耀邦同志面前不敢講不同意見。至於王兆國……

    鄧小平：王兆國不必提了。李鵬怎麼樣？

    鄧力群：這幾年參加書記處會議，就這麼點接觸。從他的歷史來看，留過蘇，在蘇聯那種教育制度下，受過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教育，專業學得好。回國以後從基層干起，是一步步地上來的。據我看，他管工業是有經驗的。在書記處政治生活中間，給我的印象，他能夠提出一些不同意見。

    鄧小平：喬石怎麼樣？

    鄧力群：他沒有搞政法工作以前，我的印象，在書記處會上的表態，基本上是隨聲附和。到了政法小組工作以後，有一點變化。可能是因為政法工作比較複雜，不能不謹慎。

    鄧小平：這就是進步啊。

    鄧力群：是。

    鄧小平：談談對耀邦同志和趙紫陽的看法。

    鄧力群：和耀邦同志共事多年，同趙紫陽比，他學習是用功的，讀馬列的書，讀中國的古代文學，都很用功。這方面趙紫陽同志不如他。據我觀察，也聽到別的同志說，趙紫陽讀馬列的書很少。在書記處的會上，對於不同意見，耀邦同志還能夠讓人家講出來。你講完了，開完會，他自己還是干他自己的。如果在會上對趙紫陽提出不同意見，他是聽不下去的；一定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把你駁倒，強詞奪理，盛氣凌人，非把你壓倒不可。他的意見碰到釘子以後，行不通了，他也會說，原來我沒聽你的意見，現在證明你的意見對。耀邦同志最大的特點，心思用在怎麼讓他的講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激動起來。贏得掌聲愈多，他愈高興。他的精力主要用在這方面，而沒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見符合實際。

    鄧小平：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鄧力群：趙紫陽同志做經濟工作，從基層搞起，縣、地、省到中央，有經驗，對經濟工作中的問題比較敏感，也有辦法。我最擔心兩件事。一是我聽起草1985年政府工作報告的同志講，趙說馬克思主義是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他那個東西對我們不管用(1986年5月5日，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編的理論工作簡報刊登了趙紫陽談話)。二是他搞經濟工作，熱衷於移植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這兩條對於高級幹部來說，都是大毛病。像趙這樣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這樣的毛病，實在讓人擔憂。

    鄧力群：(先前我曾經向中央同志幾次提出，希望退下來。這次在小平同志面前，我再次提出這個要求。)我這一輩子當助手，十二大以後，進入中央領導核心。這幾年的經驗證明，我作為領導集體的一個成員不合格。很多事情弄得很煩人，我已經產生了一種倦政情緒。

    鄧小平：倦政？

    鄧力群：我不願意卷在這裡頭，已經提出過四五次了，誠心誠意，不想再幹了。退下來后不會偷懶，需要我繼續做的還有幾件事情，一個是《當代中國》叢書，一個是《中國美術全集》，要負責到底，全部出齊為止。我還擔任了中國企業管理協會的顧問，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顧問。這兩個顧問，要我顧就顧，不要我顧就不顧了。

    鄧小平：(談話結束時，鄧力群再次說到退下來的事)以後再說，以後再說。

    這次我和鄧小平談話，持續了一個多小時。談話時言辭之尖銳，在我一生中是從來沒有過的。同時，也必須說明我和鄧談話時氣氛並不緊張，心平氣和。我走的時候，鄧還起來把我送到門口。這就是政治家的涵養啊！但是很明顯，這次談話給鄧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後來告訴我，在一個少數人參加的會上，鄧小平說：鄧力群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

    鄧小平與我談話時，當著面是說：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與王震他們談話時是說：要把我們往「左」的方面拉。所以，在這次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過程中，胡、趙的一致，很明顯是得到鄧的支持。⑦

    (2)對鄧小平，我做到了三點

    協助鄧小平工作，是我一生中最為重要的經歷，也是近年來我反覆思索的問題。仔細推敲和審視我的所作所為，我是問心無愧的。我做到了以下三點：第一，我確實是欽佩他，他有很大的長處；第二，協助他工作，我確實是積極的；第三，在困難或順利時協助他起草文件、講話，無論他是否高興，我都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贊成的就贊成，反對的就反對，至於說出我的意見以後，有的他採納，有的他不採納，我既不計較，也不背包袱

    7 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爭論和《決議》的通過

    (1)概況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原則通過了。

    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在後面。9月28日上午，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提交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時，一下子冒出來個陸定一。陸提出要去掉"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萬里出來響應，會上有一小部分人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會議的，在爭論中間他的插話，最能夠代表他的內心思想了。鄧小平即席講話，堅持要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說：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楊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窮、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這樣，全會通過了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

    會議上有爭論，爭論得非常熱烈，而且爭論的時間也不短，這是我所參加的中央會議中空前絕後的一次。

    (2)爭論經過

    開會後，先由工作人員宣讀《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宣讀後，胡耀邦同志問：同志們還有什麼意見沒有？請發表。

    陸定一說，我對這個《決議》很贊成，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我已經在起草這個《決議》的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在第14頁第12行，這裡有一句話，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1956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的時候，蘇聯方面就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

    這時，胡耀邦插了一句話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劉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陸定一否認這個說法，堅持是蘇聯提出的，並說少奇同志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沒有給"資產階級自曲化"做什麼定義。

    陸定一接著又說，1966年5月中央有一個《通知》撤銷所謂"二月提綱"，說這個"二月提綱"是彭真同志一個人搞的，是背著康生搞的，是背著其他人搞的，這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就是放，就是只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1967年，《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大文章，反對我的，說我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現在覺得，這次文件上如果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別的我都贊成。

    耀邦同志重複了定一同志的意見，講「文化大革命」中間，「四人幫」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帽子，打擊我們黨裡面的許多好同志。他又說，「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概念，是1959年劉少奇同志在一篇文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中第一次使用的。少奇同志原話是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後來其他同志也用過。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重新用了這個詞，小平同志講的比較多。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問題上，我們黨內確實曾經一度出現過有某些同志濫用這個帽子。所以，後來小平同志講，"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講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是這個範圍。現在請同志們考慮一下，這個詞究竟用不用？保留下來有什麼好處沒有？我沒有肯定的意見。現在我們國家裡確實有一些人想走資本主義道路，是少數。思想上模模糊糊的，有這樣那樣錯誤主張的，那就更多一些。把思想上有毛病有錯誤的，同根本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等量齊觀，不妥當。定一同志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我們黨內民主，活躍一下有好處嘛。請同志們考慮一下。

    萬里同志接著發言，說只要是科學技術發展了，社會主義也不能搞自由化，資本主義也不能搞自由化。這個自由化，加到資本主義社會也不對，加到社會主義社會也不對，所以我主張取消。

    然後，楊尚昆、余秋里主張保留。薄一波說，會前，定一同志就勸過他以後不要用這個詞。他考慮，寫這一句話，和定一同志講的涵義並不完全相同。他又說，他還代表宋任窮，都主張維持文件原來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