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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走出《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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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督教與國家興衰
大衛·艾克曼在《耶穌在北京》一開篇就向讀者介紹了這樣一個故事,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年青學者,在向18位美國基督徒遊客作演講時說:「有件事我們很想搞清楚,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西方在全世界這麼成功、如此獨特超群呢?我們從歷史、政治、經濟及文化等方面作過研究。起初,我們以為是你們有比我們更厲害的大炮;後來,我們以為是你們有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再後來,我們鑽研你們的經濟體系;但最近二十年來,我們終於認識到,你們文化的核心是你們的宗教--基督教,這才是西方強大的真正原因。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基督教倫理基礎使資本主義的出現成為可能,然後又成功地轉化為民主政治。對此我們毫無懷疑。」 2
這種觀點竟出自一位中國學術權威機構的學者,當然讓美國客人跌破眼鏡。那麼,這種觀點究竟符不符合歷史事實呢?
事實是,中國人早在太平天國年代就曾經嘗試用基督教救國,結果失敗了。孫中山先生早年就讀的大多數學校是西式的教會學校,並在未成人之前就成為了一名基督徒,後來又曾求學、生活於美國和英國,可算是對西方社會及基督教有深切認識的先行者,但他在發動中國民主革命之後,公開提倡並為之奮鬥終身的卻是三民主義,而並不是基督教。
歷史上,在沒有基督教或基督教影響微乎其微的中國,卻在世界上獨領風騷至少達一千多年,其間的漢唐盛世,更是空前繁榮和強大。世界體系學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G.弗蘭克(Andre G. Frank)教授在《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一書中指出:「在公元1800年以前，亞洲在世界經濟中佔據支配地位，而中國又在其中佔有『中心』的位置。」3雖然經濟不能代表一切,但至少是衡量一個社會綜合勢力的一個重要指標。
而另一方面,基督教在歷史上帶給西方的並不都是福音。基督教於公元380被正式確定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可在此之後僅15年,帝國就走向了分裂。在大唐鼎盛時期,西方卻處於教會統治的「黑暗時期」。羅素曾經指出:「到公元1000年左右,西歐已衰落到了極點。」 4接著發生的長達兩個世紀的十字軍東征(公元1095-1291年),不僅給地中海以東地區造成災難和浩劫,而且也給西歐人民自身帶來了極其沉重的創傷和苦難,最悲慘的莫過於那上當受害的幾萬兒童十字軍。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史蒂文·南西曼(Steven Runciman)爵士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一書的結尾這樣總結道:「崇高的理想被野蠻與貪婪所踐踏……聖戰只不過是以上帝的名義而發動的長期的不寬容行為,是對聖靈犯下的滔天大罪。」 5
自新教從天主教分裂出來后,二者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和激化,同時又與世俗統治集團間的權力鬥爭糾纏在一起,終於在公元1562年引發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一系列宗教戰爭。雖然是以法蘭西內戰為主,但在英國、西班牙、荷蘭及土耳其之間及其內部也發生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戰爭。緊接著,在經過了20年相對太平的日子后,或者說在各種矛盾像暗流一樣再積蓄了20年後,歐洲終於又爆發了更為慘烈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整個歐洲大地戰火連天、屍橫遍野,災荒瘟疫流行,如同人間地獄一般。雖然引起戰爭的原因很多,包括許多政治和經濟的因素,但最大起因是新興的宗教改革勢力繼續向基督教傳統勢力發起的挑戰。
後來西方之所以能夠超越中國,原因當然很多,但主要是得益於科學理念、人文思想的復甦和傳播以及商業城邦的興起。始於14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對教會統治的中世紀文化和思想發起了衝擊,新興資產階級和人文主義者認為,古希臘文化是文明的典範,而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化則是文明的倒退,比如文藝復興運動的先驅、義大利著名詩人但丁就在其代表作《神曲》中以含蓄的手法批判和揭露了教會的腐敗和黑暗。中國人雖率先發明了指南針並擁有龐大無敵的遠洋船隊,但由於專制保守的皇帝所下的一紙禁海令,就從此在充滿希望的大洋上失去了身影,而歐洲人卻在地球是球體的理論指引下發現了新大陸,並首先完成了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環球航行,從而站在了前所未有的戰略制高點上。
有學者認為,是新教倫理促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甚至導致了工業革命。他們的主要論據是德國經濟學家和社會歷史學家韋伯(Max Weber)的理論。然而，他們其實是片面地理解了韋伯的理論。韋伯並不是一個宗教決定論者,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指出:「我們絲毫不想支持這樣一種愚蠢和教條的理論:即認為,資本主義精神只能作為宗教改革運動特別影響的結果而產生;甚至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系只能產生於宗教改革運動。而在宗教改革運動出現很早以前,資本主義商業組織的一些非常確定的和重要的形式就已經存在了,這個事實本身足以駁斥上述論調。相反,我們只是想確認,在資本主義精神質的形成及在全球量的擴展過程中,宗教力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了作用。」 6
工業革命之前的西方和從前的中國一樣,都是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基督教和儒教都是在這種經濟基礎上產生並為之服務的,因此在東西方傳統價值體系中都不鼓勵經商某利,商人及手工業者的社會地位都很低下。那麼為什麼資本主義工商業後來能在歐洲漫漫成長壯大,而在中國卻沒有呢?許多學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歐洲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權力相對比較分散,使得獨立的商業城市和公民社會較容易形成和發展,而中國無所不在的大一統政治體制卻嚴重阻礙了這種發展。然而，假設在其它因素和條件都不變的情況下(這種假設當然不成立,這裡只是為了便於說明問題),如果歐洲人當時信仰的是儒教而不是基督教,那麼為了順應新興資產階級的發展而進行的改革就會更順利,因為儒教是積極入世的和理性的,這與新興資產階級的追求是一致的,而傳統的基督教卻是消極出世的和非理性的。學術界普遍認為,新教倫理中有兩條對資本主義後來的發展貢獻最大:一是,它反對把傳統的僧侶禁慾主義生活方式視為理想,而倡導勞動是人的「天職」,認為賺錢和贏利不但是正當的,而且是為了榮耀上帝;二是,它鼓勵勤勞、節儉和誠信。但很難想象宗教改革的先驅們怎麼能從《聖經》(特別是新約)中引申出這些倫理觀。眾所周知,早期的基督徒大多數是窮人,提倡「越窮越光榮」、「視金錢如糞土」之類的教訓在福音書中比比皆是。比如在馬太6：26中，耶穌就這樣教導門徒：「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里，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它。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他還經常宣傳,審判日很快就會到來,只有那些為了信仰而撇下親人、房屋和田地的人才可獲得赦免。耶穌「死」后,彼得領導的教會甚至號召信徒們把自已的家產全數獻給教會,大家在一起過著無產階級人民公社式的生活。由此可見,新教上述類似「勤勞致富」的倫理觀是與新約中的原始教義完全不一致的。
有人說,是清教徒的節儉精神讓英國的資產階級獲得了原始資本積累。這既不符合常識,也不符合歷史。世上哪有幾個靠省吃儉用發大財的?歷史上,歐洲的資本主義原始資本積累,主要是通過「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對殖民地的掠奪、生產方式的變革、金融和貿易的發展以及對私有財產的法律保護等等來實現的。與其說提倡勤勞和節儉是為了積累財富,不如說是資本家們為了榨取更多的利潤而需要造就大批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無產者。至於為什麼是英國而不是其它國家率先實現工業革命,其中有許多特殊原因及偶然因素，比如，英國是個島國,許多新教徒為了躲避宗教迫害及戰爭從歐洲大陸各地逃到英國,從而為英國帶去了大量資金、技術和貿易信息,另外英國出產優質羊毛,圈地運動推行得比較早和徹底,並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等有利條件。長期以來，清教倫理對資本主義在英國的興起與發展所產生的影響被過份誇大，其實清教當時在英國只不過是個受壓制的小教派而已。
又有學者以哥白尼、開普勒、伽利略及牛頓等上百名大科學家都是基督徒為例來證明,西方的科學發達是得益於基督教。其實,這是從事物的表面現象出發而得出的本末倒置的結論。大量歷史文獻顯示,啟發和幫助哥白尼、開普勒等獲得偉大發現的,是大量被重新發現的古希臘的哲學和科學著作,這應該感謝文藝復興。比如,最早提出「日心說」的其實是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 7基督教經過一千幾百年的發展,西方已沒有多少人不是基督徒了,所以當時的科學家們都是基督徒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正是一些離經叛道的科學家的發現,才讓後人敢於進一步懷疑《聖經》的權威,從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新發現。
歷史上,天主教利用宗教裁判所對異己進行殘酷迫害,這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如眾所知,布魯諾因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說」而被活活燒死,伽利略因支持「日心說」死在軟禁之中。而當時新教在壓制異己方面與天主教是一致的,比如馬丁·路德在反對哥白尼時曾這樣說:「這個笨蛋想顛覆整個天文科學,但《聖經》告訴我們,約書亞曾命令太陽站住,而不是地球。」加爾文(Calvin)則先引述詩篇93:1中的話:「世界就堅定,不得動搖」(指地球不會運動),然後傲慢地質問:「誰膽敢將哥白尼的權威置於聖靈之上?」8下一節我們還將討論長期以來基督教各派是如何壓制進化論的。
還有不少人把西方發達的民主制度也歸功於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而事實上,基督教在現實教會的組織中以及在未來天國的理想中處處反映的都是等級觀念。天主教教會發展到16世紀時已專制腐敗到極點,因此才引發了宗教改革運動。眾所周知,西方的民主制度是起源於古希臘與奴隸制並存的城邦民主制,後來發展出英國的君主立憲民主制,再發展到美國的「三權分立」代議民主制,其間經歷了許多不斷完善的複雜過程,與基督教信仰沒有必然聯繫。西方社會如今已越來越世俗化了,但他們的民主制度並沒有因此而倒退。印度的主要人口信奉有種姓等級觀念的印度教,他們同樣可以建立民主制度;而信奉「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伊斯蘭國家,卻反而沒有幾個是推行民主的。我們中國人其實也有「上天最公平」等觀念,而且儒家的「民貴君輕」思想還曾對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先驅們產生過深刻的影響,當時中國的科舉官僚制度也比西方的貴族世襲制度更公平,後來卻因為閉關鎖國、傲慢自大而錯過了向西方學習及自我更新的大好時機。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基督教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具體情況。
美國最初主要是由那些逃避宗教迫害的英國清教徒建立的,後來又有大批愛爾蘭及義大利的天主教教徒移民到美國,所以美國是一個以基督徒為主要人口的國家。但美國的開國元勛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潘恩和亞當斯等,就像當時歐洲的許多社會精英一樣,都已從對人格神的崇拜上升到對自然神的信仰,他們在《獨立宣言》中提到的上帝就是自然神。為了保護信仰自由,他們沒有定基督教為國教,而是在憲法中確立了政府、司法與宗教的獨立,為個人追求最大自由發展的美國夢提供了制度保障。美國後來的成功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比如,維護國家統一和解放黑奴的南北戰爭,西部大開發,激勵和保護創造發明的完善體系,引進歐洲先進的教育思想和體制等等。當然,一些世俗化和理性化了的清教道德觀也對美國的發展起了很大促進作用，但就像前面分析過的，它們並不是基督教獨有的，甚至是與傳統的基督教精神相矛盾的。另外在美國,受教育程度越高,信仰人格化神的人所佔比率就越低。比如,《自然》雜誌在1998年向517名美國科學院院士發出問卷調查,結果在收到的大約60%的回信中,只有約7%的人信人格化的神。9目前,美國較為發達的州，即沿海的那些藍色洲，信教人數的比率都相對較低,而中部那些宗教氣氛濃厚的紅色洲都相對比較落後。
隨著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西歐的世俗化趨勢正方興未艾,而且信徒們也日益變得開明、自由。在法國、瑞典和荷蘭的一些地區,只有不到10%的人經常去教堂。相反,在東歐和俄羅斯,基督教卻發展較快,部分原因是由於填補共產主義失落後的信仰真空,更主要是因為有宗教成長的好土壤--那就是社會動蕩、變革所帶來的生活不保與失望。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同屬東亞儒家文明圈,如今都已是發達或准發達的國家或地區,而菲律賓、南美洲及非洲許多基督教國家至今仍在為擺脫貧困而奮鬥。現今世界的政治、經濟重心已在逐步從西方向東方漂移,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已成不可阻擋之勢,這顯然也與基督教關係不大。而在中國大陸的現實是,基督教發展較快的地區大多數集中在貧窮落後的農村。
分析國家興衰的各種因素極為錯綜複雜,是超出本書範圍的宏大敘述。我在此只是列出一些明顯違反事實的觀念誤區。有位樸實的農民說得好,兔子比烏龜跑得快是因為有四條飛毛腿,而不是那兩隻大耳朵。
拿破崙曾把舊中國比作沉睡的東方巨獅,其實西方又何嘗不像一頭巨獅,雖然早已蘇醒,雄視闊步,卻仍苦於無法掙脫套在脖子上的沉重鎖鏈。而讓西方巨獅哭笑不得的是,竟有人羨慕他掛著一條神聖而高貴的項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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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2. Aikman, David. 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3. 5-6.
3. Frank, Andre Gunder Reorient：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5.
4. Russell, Bertrand.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45. 398.
5. Runciman, Steve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480.
6. Webber,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91.
7. Russell, Bertrand. Religion and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
8. 同[7], 23頁。
9. Larson, Edward J. & Witham, Larry. 「Leading Scientists still reject God.」 Nature. 23 Jan. 1998: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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