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時代晚期的基督教作者，像奧利金（Origen）、哲羅姆、約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和奧古斯丁，都是在一個高度禁慾主義的宗教環境中解釋聖經文本的涵義的。通過這些評註，他們創造了一種嶄新的「禁慾化的經文」，同時也是一種禁慾化版本的基督教。在經文中我們可以找到禁慾主義生活方式的例子，比如說施洗約翰、耶穌、十二使徒和聖保羅，還有路加所描述的原始基督教社區中的生活（徒4:32）。《死海文書》則向我們展示了古代猶太人的艾賽尼教派（Essenes）的苦修，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準備一場聖戰。所以，哲羅姆這樣的修行者其實完全不是禁慾主義的創始人了（雖然很多評論認為他就是）。而且，像聖安東尼（公元251－356年）的沙漠苦修，也是延續前幾個世紀的基督教社區或原始教派的苦修傳統而已。在早期基督教的文本和實踐之中，對於禁慾主義的宗教生活的強調，看來是非常明顯的。其他禁慾主義的基督教徒，還比如說是聖方濟各亞西西（Francis of Assisi，詳見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對於現代的讀者來說，早期修道院中的禁慾主義，也許大部分像是只有性慾的禁絕。但是，拋棄性慾只是禁慾主義的戒律的一個方面而已。古代的修士和修女們有著其他與拋棄性慾相等份量的需要考慮的品質，它們是：自負、憐憫、辨別力、耐心、評判他人、禱告、殷勤、施捨。對於早期的基督徒而言，貪食是一種比性更為原罪性的問題，所以減少食物攝取痛癢是禁慾主義的一個側面。舉個例子來說，十分系統的《言論集》（Apophthegmata）有二十個以上不同主題的章節，但是只有一個章節是講性慾的。（詳見：Elizabeth A. Clark, Reading Renunciation: Asceticism and Scripture in Early Christianity, Princeton: 1999）
4. 天主教禁慾主義與新教禁慾主義的區別
天主教和新教的禁慾主義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的禁慾主義是出世的，而後者的則是入世的。這種對比在它們各自的隱喻中可以看出來。中世紀禁慾主義暗示了一種對神聖進行冥想的「財產」；宗教改革時期的禁慾主義則代表了一種虔敬的「行動」。天主教禁慾者將自身看作是一個神聖的「花瓶」，而新教禁慾者則將自身看作是一個神聖的「工具」。天主教徒將世俗世界中的行動視為對某人的拯救的威脅，因此轉而投入冥想。新教徒則在掌握、控制世俗世界中找到了一種安定感，從而將冥想視為一種自我阻礙。外向的虔信的和積極的生活，蝕去了上述內向的經驗。新教徒被迫去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來完成上帝賦予的目標。這種以行動為導向的做法，迫使每個個體持續不斷地去找出該完成的任務，然後去謹慎地、系統地完成。這就是一種「義務的禁慾主義」（asceticism of duty）。在這種方法之中，世俗的禁慾主義給一位新教的普通信徒強加一種規範，恰似天主教僧侶所實行的那樣。盧梭就認為加爾文教徒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僧侶」。
這種嚴厲的規範和對慾望的壓制是有其回報的，如果我們考慮清教徒與上帝之間的契約的話。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為此構建了「精神重商主義」這樣的術語，換句話說就是，如此多的順從將會換來同樣優厚的回報。於是，加爾文主義者就進入了一個「道德記賬」的系統，上面的記錄是無法抹去的。而在最後結賬之前，貸方和借方必須要互相收支平衡。（詳見：J. T. 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Oxford: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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