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國猶太」生財之道：可怕的溫州人

　　難題擺到董朝才面前，他明確表態，不能把個人合夥企業當傳統意義上的集體企業處理。法院立即宣告兩個合夥經營者無罪——這一判決實際上承認了新興股份合作經濟的合法地位！


　　董朝才還有一個功勞。1988年9月18日，經過董朝才再三爭取，中央批准成立「溫州經濟實驗區」。中心任務是「探索一條主要依靠群眾自身力量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新路」。有了這柄「尚方寶劍」，表明溫州改革什麼都可以「試一試」：效果好就推廣，效果不好就規範……換句話說，溫州「自費改革」第一次受到了肯定。1990年1月，任期未滿的董朝才被調離他用。雖然有點意外，卻也在預料之中。董朝才上任之始就說過，為了真正為溫州辦一些實事，他隨時準備豁出去。他說：「我把官帽子放在辦公桌上。」是的，一個真正的改革家是絕不會被任何形式的利誘和威脅的「帽子」壓倒的。


　　離開溫州的頭一天晚上，外面下著大雨，董朝才和原溫州服裝商會會長劉松福撐著一把破傘來到鞋革小商品市場。已經是夜裡10點多鐘了，市場依然燈火輝煌人聲鼎沸。董朝才動情地說：「老百姓兜里的錢多了一點，心裡也踏實了。要是中國到處都有這樣的市場，該多好呀！」


　　兩個紅頭文件頂牛


　　蕭規曹隨，也需勇氣。


　　繼董朝才之後，一位面目慈祥的「保姆」不聲不響地擔負起哺育「溫州模式」這個襁褓中嬰兒的重任。他就是抗戰時英勇犧牲的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的兒子劉錫榮，地道的溫州人。


　　在堅持溫州改革方面，劉錫榮不肯張揚，行事低調。他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是最講平等性和法治化」在溫州越來越明顯。既然資本自身具有協調社會經濟公平公開公正走向的神秘力量，那麼政府就應該順應這種力量。


　　隨後，劉錫榮的一個「被迫之舉」開創了中國民航建設的新的一頁。劉錫榮在任上建成了中國首家集資機場，同時又「被迫」發明了現在已在全國機場增收的「機場建設費」。


　　地處浙南偏僻一隅、只有「死（水）路一條」的溫州要想經濟持續騰飛，必須有一座現代化的機場。這早已是溫州幾屆領導班子的共識。但在國家計劃內短期並無修建溫州機場的方案。劉錫榮決定，除了溫州及浙江省財政拿出一部分資金外，機場建設資金缺口採取向民間集資的方式籌款！


　　精明的溫州人立刻從中嗅出商機，大量的民間遊資很快進入機場建設，而劉錫榮則給政府定下規矩：３年不蓋宿舍樓，５年不買小轎車。


　　1990年7月4日，全國第一個以地方集資為主的溫州機場建成並舉行了首航儀式。


　　本來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大好事，但劉錫榮卻頭痛起來。按國家相關法規政策，機場要交由中國民航總局經營管理，而民航總局是不會用錢來「買」這個主要用民間資本建成的溫州機場的。他們只消按政策「收過去」就行了。


　　劉錫榮急了！溫州政府和溫州民間花了那麼多錢建這個機場，還給所有民間投資者作了承諾。可現在怎麼就被「無端」地拿走了呢！地方政府又怎麼向投資者交代呢？


　　好吧，你有你的政策，我有我的理由。劉錫榮被逼上了梁山。他想，人民機場人民建，使用者就應該付錢。否則誰還敢投資來建機場？！於是，市政府下文，「機場建設費」應運而生。


　　溫州此舉一出，全國各地群起效仿。民航總局卻認為「機場建設費」屬於亂收費，專門下紅頭文件予以制止。於是，在溫州機場出現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奇特景觀：一張蓋著國家民航總局大印的紅頭文件貼在售票窗口旁，內容為《關於禁止收取機場建設費的通告》；而另一張蓋有溫州市人民政府大印的紅頭文件則並排貼在旁邊，內容為《關於收取機場建設費的通告》。


　　兩個紅頭文件頂上了牛。劉錫榮決定北上找民航總局領導談判。


　　據說，在北京，劉錫榮據理力爭，從溫州機場增收機場建設費說到亟待改革的中國民航，從中國民航的連年虧損說到民航制約經濟發展的利害關係。

　　這次談判的最後結果是什麼，一般人不知道。不過，不到半年，民航總局很快重新下發了一個紅頭文件，宣布正式在全國各機場收取「機場建設費」，用於新機場的滾動開發建設。


　　溫州人的「金錢槓桿平衡市場」理論再次獲勝。


　　慧眼識「路」


　　溫州的官方比大陸其他城市的官方，顯得有點「異端」；到了溫州的民間，那「異端」就更邪門了！「只要有利益，溫州人就會去做。」這還不是最要緊的。最叫人目瞪口呆的是，當大家還不能確定哪兒有利益時，溫州人的目光早就入地三尺或飄升天上，識破了商機，瞅准了金子所在，然後「銜枚疾行」，悄然而至，一夜之間把一切搞定！


　　當改革開放的鐘聲剛剛敲響時，不甘寂寞的溫州人就從「自古水路一條」的溫州跋山涉水來到上海闖灘。以後，山海環抱的溫州地區便久久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上海是個廣闊的天地，溫州人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溫州每一個鄉鎮幾乎都辟出了「直達上海班車」的候車站。104國道上，晝夜賓士著大車、小車甚至拖拉機，一群群一批批溫州人奔向上海。


　　1991年10月，上海浦東開發區的相當一部分土地還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正在很有耐心地等待著政策的不斷出台。


　　在比田間機耕路強不了多少的楊高路上，兩個操著上海人誰也聽不懂的溫州方言的中年漢子，像勘探隊員一樣正在從最南端的楊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橋張望畫畫寫寫，用了整整５天。


　　隨後，他們悄悄回到溫州。


　　緊接著，一次大規模的集資行為在溫州龍港農民中間開始了——「根據我們在上海浦東得到的信息和現場調查，浦東開發缺少一條貫通南北的幹道，楊高路的拓寬改造是勢所必然的，因此，將來的楊高路必將繁華無疑，我們要搶在改造前租下一批店面房屋……」說這番話的，就是前往浦東刺探商情的陳氏兩兄弟中的老二。在此以前，他曾有過在深圳深南東路搶先一步租下店面發大財的輝煌。


　　第二天一早，陳氏兩兄弟提著一個髒兮兮的蛇皮袋——裡面裝有65萬人民幣巨款——匆匆坐上了開往上海的長途汽車。當然，他們沒忘記在家鄉帶上一本不知什麼名稱的集體企業營業執照副本。因為溫州人誰都知道，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大上海，誰都害怕與個體、私營經濟打交道。


　　塵土飛揚的楊高路上，提著蛇皮袋的陳氏兩兄弟叩開了一個又一個單位的大門。令上海人詫異的是，他們所看中的都不是沿馬路的門面，在浦東嚴橋鄉陳氏兄弟看中的竟是離楊高路有30米之遙的一間倉庫。


　　自然，有上海人竊笑這兩個人不開竅。可是，陳氏兄弟心裡清楚得很，你們上海人才不開竅呢！根據他們掌握的信息，楊高路要麼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車道、8車道無疑。到那個時候，再看誰笑誰？


　　到1991年11月底，陳氏兄弟的65萬元投資全部落實了。儘管他們的上海合作夥伴有村辦企業、市屬企業、部隊大院之分，但是聯營協議的主要內容是一致的——


　　上海方以地皮為投入，溫州方出資改造成活動房式店面，由溫州方經營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變。


　　事物的發展果然以得了個大頭的溫州人的意願為轉移：1992年春節，鄧小平同志在楊高路留下足跡；緊接著，耗資8億多元的楊高路改造工程被列為上海頭號工程。


　　1992年12月7日，楊高路竣工儀式前夜，陳氏兩兄弟在他們上海的居所樂呵呵地說：「65萬元投資共營造了活動店面109間，現已出租98間。還有11間不是租不出去，而是我們不捨得租，因為行情還在看漲。目前每間租金年均8000元，65萬元投資已經收回了。你算算，一共經營5年，我們能賺多少？信息真是金錢啊！」


　　該輪到上海人目瞪口呆了。


　　一個「第一」和一個「比喻」


　　上海建橋學院董事長周星增，深具遠見卓識，他的一個「第一」和一個「比喻」，在溫州人和不少上海人中廣為流傳。

　　他的那個「第一」，是投資3億元在浦東創辦上海建橋學院。這是上海第一所由外地人投資興建的民辦大學。他的一個「比喻」，是關於上海人與溫州人的比較：溫州人的生存能力更強，無論在何種惡劣的環境下，都像一棵野草一樣，自己會找到陽光和雨露；而上海的環境和條件太好了，上海人更像溫室里的花朵，美麗但不夠堅強。


　　1999年10月25日由周星增牽頭，幾位朋友一起，聯合溫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共同出資興辦上海建橋學院。2000年9月第一批1352名學生入學。在這第一年招生中，建橋學院創造了上海民辦高校招生史上的好幾個「之最」：報名人數最多；招生人數最多；招生範圍最廣；收費最高。


　　2001年4月，經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徐匡迪市長簽字，建橋學院又破格列入國家計劃內招生序列，成為上海市第四所列入計劃內招生並有獨立頒發大學文憑資格的民辦大學。


　　「滿天星斗總該有一顆是歸我的吧？」


　　自稱為「西進淘金者」的季中良在溫州名氣不算大，但在蘭州甚至在大西北可是響噹噹的「服裝大王」。其麾下的中美合資蘭州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年產中高檔西服2011萬套，銷售額幾個億。


　　十多年前，季中良可沒想到自己會這麼風光。


　　「每天拖著疲憊的雙腳背著月亮回家，口袋裡是嘩嘩作響的硬幣。」季中良回憶說，「滿天都是星斗，我想，總該有一顆是歸我的吧？」


　　1986年，季中良借了700塊錢，跑到市區妙果寺小商品市場當起了攤主，這是許多溫州人都容易想到也容易進入的「致富啟蒙教室」。他東奔西走，四處採購服裝。為了看守貨物，也為了省幾個旅店錢，時常露宿車站、碼頭，遭蚊蟲叮咬，被地痞敲詐。


　　後來，腰包鼓了一些，季中良辦起了自己的永達紡織品公司。為了尋找好面料，他的目光盯上了中國最大的精毛紡企業蘭州第三毛紡廠。1992年，作為大型國有企業的蘭州三毛服裝分廠由於連年經營不善，累計虧損200多萬元，走投無路。領導們想起了與企業有幾年業務往來的溫州私營業主季中良。結果，季中良承包經營不到一年，這家效益不好的國有企業在這個「下崗工人」的手中翻了身：扭虧200萬元，贏利100萬元。這一「季中良現象」甚至引起了國務院落實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調查組的濃厚興趣。


　　1993年5月，蘭州大灘開發區鞭炮齊鳴。季中良出資1000萬元，與美國田仁股份投資公司共同創辦的當時整個西北地區規模最大的西服企業——中良西服有限公司，在這裡破土動工。


　　掙大學生的錢


　　溫州商人堅信，沒人的地方，水草最豐美，回報最豐厚。


　　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這是文化教育領域撥亂反正的標誌性事件。溫州蒼南縣的金鄉人另有盤算：全國上百所大學招收新生，每所學校少則數百，多則成千上萬，一下子需要多少校徽啊，這裡面又該有多少利潤！


　　臨近開學，大學校長們的辦公室門口幾乎都出現了同樣的場面：一個乃至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金鄉人魚貫而入，胸前勳章般掛滿了待價而沽的各式校徽。


　　據說，當年金鄉一個鎮的校徽銷售額就達100多萬元，佔了全國總量的50％。


　　香港回歸、江澤民訪美……大膽的溫州人都視為商機，他們甚至把訂製紀念章的業務信直接寄到了中央辦公廳和外交部。


　　柯林頓也是溫州人的「盤中餐」


　　2000年7月，國內幾大著名網站的首頁上紛紛亮出了一條頗具轟動性的新聞：


　　中國溫州某企業向白宮發出一封電子郵件，開價200萬美元邀請柯林頓總統在卸任后擔任該公司的形象大使。有消息說，美國主流媒體也迅速轉發了這一新聞。畢竟，大選在即，政治炮彈十分稀缺。這裡提及的某企業正是剛剛組建的以西服為主導產品的溫州法派服飾有限公司。


　　以下是電子郵件的全文：


　　尊敬的柯林頓總統：


　　我們是用真誠和敬意給您寫信。這封信凝聚了數千名法派員工的心愿和夢想。

　　我們給您寫信，就是希望您卸任后做我們的形象代言人。我們公司的情況在此信中就不一一贅述。總之，「法派」企業是一個生機勃勃，不斷向世界靠攏的中國服飾企業。


　　而您——一定對中國這個東方國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吧。前些年您到過中國的西安、桂林，我們的一位員工曾親眼目睹過您的風采。更多的時候，我們是通過媒體關注您。


　　我們「法派」是把最精緻的服飾奉獻給熱愛生活、追求卓越的人們。而您的氣質、風度及豐富的人生內涵不正是我們尋找的最佳選擇嗎？


　　我們欲高薪聘請您擔任法派的形象代言人，我們是極其真誠地對您發出邀請。望我們的願望能實現。


　　再一次對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法派服飾有限公司


　　2000年5月25日


　　幾乎所有的同行都認為，即使用腳趾頭想想也可以斷定這純屬炒作，是一個「國際玩笑」。


　　此後，沉寂了大半年，許多人差不多已經淡忘這個「國際玩笑」。


　　然而，2001年3月，法派公司意外地接到了美國前第一夫人希拉里的電子郵件，明確表示已是自由身的夫君柯林頓願意認真考慮「法派」的邀請，並期待與公司方面就此事進一步洽談面議。柯林頓真的會為溫州服裝吆喝嗎？


　　法派公司的有關負責人表示出謹慎的樂觀：


　　「為什麼不呢？柯林頓缺錢，為了萊溫斯基的官司，前總統共欠下1100萬美元的律師費，至今還有500萬沒買單。想當年，『偉哥』正式上市時，柯林頓曾半開玩笑說自己要給『偉哥』做廣告。法派是沒有輝瑞（偉哥生產商）錢多，但總比藍色小藥丸多點品位吧？」


　　這就是溫州人。沒有什麼他們不敢想的，沒有什麼他們做不到的。且不管柯林頓最終是否成行，至少他已經成為法派西服的一道「新聞大餐」。


　　下崗是「轉崗」


　　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來自溫州的一則新聞引起了人們的普遍注意：溫州國有及城鎮集體企業職工下崗再就業難題不難，輕輕鬆鬆。


　　這可能嗎？全國下崗職工有上千萬，哪兒的地方官不是火燒眉毛？


　　溫州市工商局的負責人證實了這則新聞的可靠性：「我們一直為難以貫徹執行國家和省里對下崗職工的諸多優惠政策而憂慮，原因是找不到下崗職工，幾乎沒有人來打聽或申請享受這些優惠政策。」


　　接著，這位負責人補充說：「在溫州現在沒有下崗一說，都說轉崗。下崗就是沒有工作了，而在溫州只要你想工作，就會有工作。這個工作幹不了，就去干另外的工作。所以說是轉崗。」


　　是不是溫州下崗職工為數寥寥？答案是否定的。雖然當地國有經濟歷來羸弱，但加上個頭不大、數量不少的城鎮集體企業，下崗職工也相當可觀。據溫州失業保險機構1996年對全市國有、城鎮集體企業抽樣調查，下崗職工總數約10萬人，下崗比例高出同期全國平均水平16個百分點。


　　那麼，10萬下崗職工究竟到哪裡去了？原國家勞動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的專家們前往溫州實地考察后恍然大悟：民營經濟、老百姓經濟的繁榮，使溫州市提供的現有就業崗位至少超過200萬個，這使全國各地包括相同規模的經濟發達地區望塵莫及。


　　從廁所里掏出黃金的人


　　王麟權的創業史，為我們真正理解這200萬個就業崗位的來龍去脈作出了再清晰不過的註解。


　　幾年前，這位壯實的漢子悄悄辭別了已被兼并的南山陶瓷廠。在家待久了，的確有點煩。一天，衛生坐便器堵了，排泄物怎麼也下不去，急得他亂捅一氣。


　　突然，王麟權來了靈感。他一頭扎進了自己的小屋。多少個日夜之後，只有初中文化的王麟權竟然研製成功了專門用於廁所除垢、下水道疏通的化學製劑「潔廁精」與「塞通」。這屬國內首創，還獲得了技術專利。由於他家住在水心新村杏2棟406室，王麟權為自己的產品申報的商標也就叫「406」。


　　向妻子借了幾萬元私房錢，招了6名打工仔，一家像模像樣的生產「潔廁精」和「塞通」的公司就算開張了。這些產品千家萬戶都離不了，卻又很少有廠家關注，銷路自然不成問題，還經常來不及生產。

全文發完了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