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818民國那些大文人

明論
　　
　　蔡元培說：「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
　　
　　蔡氏在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提出以美學代替宗教，第一個倡導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蔡元培在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表的演講中說：「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佔優勝。但文言是否絕對的被排斥，尚是一個問題。照我的觀察，將來應用文，一定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為五四新文化運動護法的蔡元培說：「道德之精神在於思想自由。」
　　
　　蔡元培對留學的同學說：不要失去「我」性，作為中國人的個性，不要被同化。
　　
　　蔡元培給北大畢業生的贈言是：各勉曰新志，共證歲寒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蔡元培滿懷信心地說：「現在世界大戰正的結束，協約國佔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注意都消滅了，必用光明注意來代替他。」
　　
　　蔡先生說：「自五四運動以來，不過十五年，但是我國歷史，現代環境，督促我人，不得不奔軼絕塵的猛進，吾人自期，至少應以十年的工作，抵歐洲的百年。」他接著希望「在第二個十年和第三個十年時，有中國的拉飛爾和中國的莎士比亞應運而生」。
　　
　　1918年11月16日，民國七年蔡元培51歲時，「一戰」剛結束,在天安門前組織集會慶祝,發表題為《勞工神聖》的演講，鮮明提出要「認識勞工的價值」，並喊出了「勞工神聖」的口號。

逸事
　　
　　蔡元培的第一位啟蒙老師姓周，最初所讀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三本小書，然後再讀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在讀這些傳統教材時，這位周老夫子強調熟讀背誦，而不作講解。少年蔡元培對所讀的內容似懂非懂，但讀得遍數多了，居然也能背出來。
　　
　　11歲那年，蔡元培的父親去世了，此後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無力購書，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的讀書與求學。先是他的六叔銘恩銘恩是清末的廩生，每月國家都會發給一定的銀子和糧食補助。將自己的所有藏書向他開放，使他讀到了《史記》、《漢書》、《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等書。在叔父的指導下，蔡元培較早地由啟蒙進入到了研究經史之學的天地。
　　
　　13歲時，蔡元培拜經學名宿王子庄為師，學八股文及宋儒之學。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終生不仕，卻以精研八股文聞名遐邇。王子庄的教學方法有別於一般的塾師，蔡元培文章中有什麼不對之處，王子庄並不馬上就改，而是當面指出錯在哪裡，叫學生回去自改。正是在王子庄的這種啟髮式的教導下，蔡元培學問大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怪八股」風格。以後他就是憑藉這一手「怪八股」，在科場青雲直上的。
　　
　　蔡元培上學時，老師要求嚴格，那時所作的八股文，有不對的地方，老師並不就改，往往指出錯誤後由自己改正。學校做不完，回家晚飯後在燈下再構思。此時，蔡母常常陪著，也不去睡。蔡元培講：有一次，母親覺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開展了，叫我索性睡了。第二天黎明叫起，此時竟一揮而就。從此，終身覺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親養成的。
　　
　　18歲之後，蔡元培開始給別人當塾師，也就是做家教，一邊教書，一邊自學。這時，他看書越來越雜，也不再練習八股文，而是開始了自由閱讀。
　　
　　蔡先生早年寫過許多才華橫溢、見解精闢的文章，與當時四平八穩、言之無物的科舉八股，適成強烈的對照。蔡元培寫過一篇怪文，一開頭就引用禮記里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交卷時間到時，他就把這篇文章呈繳給考官。蔡先生就在這場鄉試里中了舉人。
　　
　　蔡元培從小接受的是舊式文人的教育。光緒年間，他先中了舉人，後點了翰林。中舉的這一年，他奉父母之命迎娶了從未謀面的王昭女士為妻。然而，這樣一位受舊式教育的文人卻倡導民主和平等。他從「我」做起，以「我」為例，改革社會風氣，衝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權，打破中國傳統在婚姻問題上對婦女的束縛，之後的兩次婚姻及兩次徵婚啟事正是他這種思想的體現。
　　
　　蔡元培主持紹興府學堂時，師生逐漸分化為新舊兩派，常發生爭辯，每在午餐晚餐時最為集中。蓋學堂餐廳放多張方桌，每桌教員一位，學生六位，凡不與學生同桌的教員同坐中間圓桌，隨意爭論也。
　　
　　1912年1月4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對公眾徵求可能的國歌，後來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國歌，由沈恩孚作詞、沈彭年譜曲的國歌擬稿，歌名《五旗共和歌》。

蔡元培潛心學問，對吃飯一事卻十分隨便。他的夫人說他：「稀飯也吃，乾飯也吃，焦飯也吃。」
　　
　　蔡元培赴德國萊比錫遊學，因聽李石曾談及食肉有害，正好他又讀了列夫•托爾斯泰著作中關於打獵的慘狀描寫，於是宣布此後不再食肉，還勸告朋友壽孝天說：「蔬食有三義：一衛生；二戒殺；三節用。」並表明自己蔬食就是因為戒殺。
　　
　　一次，蔡元培和學生開座談會，問在場的學生們：「一加一等於幾？」在座的學生們個個百思不得其解，以為蔡元培此問有什麼高深的學問，於是都不敢貿然回答。過了很久才由一個學生鼓足勇氣說：「先生，一加一等於二。」蔡元培當即大笑說「對嘛。一加一就等於二。你們這樣崇拜甚至迷信偶像，竟然連真理都不要了。」
　　
　　1924年初，蔡元培在法國里昂北京飯店宴請法國中法大學董事長歐樂，歐樂見席上放有筷子和湯勺，說：「你們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蔡答：「早在3000年前，我們祖先也用刀叉；不過，我們中國人是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覺得刀叉皆是可以殺人的兇器，吃飯時用它太不文雅。所以從商周時期就改用『匕』(就是刀)和箸(就是筷子)，以『匕』割肉，用『箸』夾菜。後來，由於烹飪技術改進了，用筷子了。」歐樂說：「真是的，難怪你們中國人這樣愛好和平。」
　　
　　蔡元培通常就餐是喝酒不吃飯的，據程滄波回憶，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時，他們一起就餐，蔡先生是不吃飯的，在飯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壺紹興酒，大概是六兩。蔡先生一個人獨酌，他們陪他吃飯。蔡先生酒吃完，接著吃幾塊烤麵包。
　　
　　蔡元培近古稀之年曾和同鄉周作人茶字韻的打油詩三首，其中一首特別有風趣，題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壽韻》，詩云：新年兒女便當家，不讓沙彌袈了裟。（原註：紹興小孩子留髮一圈而剃其中邊者，謂之沙彌。）鬼臉遮顏徒嚇狗，龍燈畫足似添蛇。六么輪擲思贏豆，數語蟬聯號績麻。（紹興小孩子選炒蠶豆六枚，於一面去殼少許，謂之黃，其完好一面謂之黑，二人以上輪擲之，黃多者贏，亦仍以豆為籌馬。以成語首字與其他未字相同者聯句，如甲說「大學之道」，乙接說「道不遠人」，丙接說「人之初」等，謂之績麻。）樂事追懷非苦話，容吾一樣吃甜茶。（紹興有「吃甜茶，講苦話」之語。）
　　
　　蔡元培是位不苟言笑的學者，不過他在興到之時，也十分風趣。有一年， 他為小兒子做「湯餅會」，座中有位從海外剛歸來的北大校友，笑著問他， 「我出國的時候，曾經叨擾先生的喜酒，今天回來，又逢先生做湯餅會，可 算口福不小。只是不明白，先生年事很高，卻時有弄璋之喜，不知是何道理？」 蔡元培滿面春風，不慌不忙地答道：「這沒有什麼，無非是研究得法罷了。」此言一出，登時哄堂大笑。
　　
　　每值五四，北大同學會必會盛宴同學，並奉蔡元培為上賓。年年如此，蔡頗疲憊，一次戲語鄰座曰：「吾輩此日真成吃『五四』飯矣！」
　　
　　羅家倫還給蔡元培校長寫信，請求和蔡先生的女兒訂婚。蔡先生複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無權包辦。況小女未至婚齡，你之所求未免過分。這件事在北大傳為笑談。
　　
　　北大開教授會時，會場較亂，各人紛紛發言，蔡元培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周作人說，這就是辜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現在裡邊。「五四」運動時，教授們在一起應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說了好多話，對挽留沒有異議。辜鴻銘卻說出他自己的特別理由：「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蔡元培的字寫的恨潦草。錢玄同問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說：「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為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的緣故吧!」
　　
　　1927年，北伐軍何應欽部克複福建，蔡元培、馬敘倫代表浙江人民歡迎早日進浙。何設宴招待，並介紹俄國顧問蔡列班諾夫相見。顧問當即送上其中國式名片：「蔡列班諾夫」。蔡元培見了笑道：「原來是本家。」
　　
　　
　　蔡元培赴德，參觀罐頭公司，有制牛肉罐頭，見一群牛入機器后，支解塊分，最後推出而即製成罐頭，乃以殘忍，自是不再食牛肉，終身吃素。

聯語
　　
　　蔡元培一生所作聯語甚多，大多平易渾成，不用僻典，切人貼事。楊昌濟先生生前在北大教倫理學，與蔡私交甚篤，1920年楊逝世，蔡挽以聯云：「言有物，行有倫，論人格可稱君子；學不厭，誨不倦，惜本校失此良師。」
　　
　　蔡元培於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與湖南湘陰范源濂（1876—1927）共事。范逝世，蔡挽以聯云：「教育專家，猶憶十六年前推誠共事；科學先進，豈惟數百社友痛惜斯人。」按：范氏曾任1915年成立於美國的中國科學社董事，做了大量普及科學的工作。該社所辦《科學》、《科學畫報》、《科學季刊》，在學界影響甚大，故下聯及之。
　　
　　蔡元培挽魯迅聯云：「著述最謹嚴，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蔡掌北大時，曾聘魯迅講中國小說史與文藝理論。又魯迅曾說：「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全聯寥寥數語，從學術著眼，提綱挈領，以簡馭繁，針對性極強，可見作者膽識
　　
　　蔡元培又挽新詩人徐志摩云：「談論是詩，舉動是詩，畢生行徑都是詩，詩的意味滲透了，隨遇自有樂土；乘船可死，驅車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於飛機偶然耳，不必視為畏途。」
　　
　　蔡元培又挽孫中山先生聯云：「是中國自由神，三民五權，推翻歷史數千年專制之局；願吾儕后死者，齊心協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為古越藏書樓親書對聯一副：「吾越多才由續學，斯樓不朽盡在藏。」懸於書樓之門廳。
　　
　　蔡元培以為陶冷月畫融會貫通中西，據《孟子》：「子謂韶盡美又盡善也，謂武盡美以未盡善也」，撰寫一聯贈陶：「盡美盡善武韶異，此心此理東西同。」

婚姻
　　
　　蔡元培一生有過三次婚姻。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說完全是奉父母之命(嚴格來說是母親之命)、媒妁之言的舊式婚姻。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是由母親為他選擇，蔡元培在婚禮之前甚至從來沒有和王昭見過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王昭。王昭有潔癖，而且花錢極節省，但蔡元培卻生性豪放、不拘小節，他更有大男子主義，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對他無條件服從，兩人婚後經常發生口角。在最初的幾年裡，蔡元培似乎難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別提愛她了，婚姻的契約只讓他義務性地呆在妻子身邊，當一個所謂的丈夫。 就這樣一晃過了7個年頭，直到王昭為他陸續生下了兩個兒子，他們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覺。王昭是舊社會的婦女，在蔡元培面前，總要謙虛地稱他為「老爺」。為此，參與百日維新的蔡元培還嗔怪她：「你以後可不要再叫什麼『老爺』，也不要再稱什麼『奴家』了，聽了多彆扭呀？」而王昭總是溫順地說：「唉，奴家都叫慣了，總是改不過來呢。」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開始重新思考女權的定義，他寫出了《夫妻公約》，重新調整與妻子王昭的關係，這對結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復感情的裂痕。蔡元培與王昭維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還告訴好友：「伉儷之愛，視新婚有加焉。」
　　
　　1894年11月13日，長子阿根出生。在王昭夫人坐月子期間，蔡元培留在紹興家中悉心照顧。滿月後，蔡元培返京。三個月後，王昭夫人攜子乘輪船行程五天到天津，蔡元培趕到天津迎接。王昭夫人初到北京，對天寒地凍的北方氣候一時「水土」不服，阿根體弱也時有不適。好在蔡元培早為夫人和兒子僱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僕承擔家務，蔡元培有時亦在工余時間陪阿根到醫院就診。1898年3月30日，次子無忌在北京繩匠衚衕出生，家庭更添喜色。
　　
　　中日甲午戰爭后，蔡元培目睹清政府腐敗無能，加上康有為、梁啟超變法失敗，遂毅然棄職攜眷出京返回紹興，走「教育救國」之路。然而，不知何故，王昭夫人回鄉半年多來經常低燒不退，每日午飯後便喜睡，口渴，飲水后即嘔吐。一天，蔡元培正在浙江嘉興商辦會館、義塾時，得到王昭夫人病重的口信，顧不得吃中飯，餓著肚子便趕路急回紹興，請醫生看病、配藥。煎了葯，王昭夫人僅能喝兩三口葯湯而已，多喝便嘔吐，仍整天嗜睡。1900年6月5日，蔡元培派三弟去請醫生，他自己在房門外不時看看王昭夫人是否醒來。傍晚時分，醫生尚未請來，蔡元培叫無忌的奶媽進房間去問問王夫人喝不喝開水？奶媽進房后，呼之術應，伸手至鼻已無氣息，驚呼：「不好了！不好了！」蔡元培急忙來到床邊，撫脈，脈微動。醫生趕到時，脈亦停止，已無回天之術。
　　
　　王昭夫人病逝，年僅35歲。蔡元培忍著悲痛，為王昭夫人寫了祭文與輓聯，沉痛悼念，稱頌她有「超俗之識與勁直之氣」，讚揚她淡於名利，歷盡妻子、母親之責，不以丈夫中進士、點翰林為喜，不為丈夫辭官回鄉而怨。王昭夫人生前曾問：「人死後之幽靈當居何處？」蔡元培在輓聯中寫道：「有子二人，真靈魂所宅耳。」
　　
　　
　　王昭去世的時候蔡元培剛滿33歲，在江浙一帶的知識界已經頗有名氣了，來他家裡提親的人踏破了門檻。蔡元培面對紛至沓來的媒人，磨濃墨、鋪素箋，揮毫寫下了一張徵婚啟事貼在書房的牆壁上。他提出了五個條件：第一是不纏足的女性；第二是識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麼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見不合可以離婚。消息傳開來，媒人們頓時一個個退避三舍。

接婚姻
　　
　　也許是姻緣天定，蔡元培在杭州辦學的時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筆畫，線條秀麗、題字極有功底。他一打聽，作者是江西名士黃爾軒的女兒黃世振，又名仲玉。黃仲玉出身書香門第，不但沒有纏足，而且識字又精通書畫、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擇偶標準，於是他請朋友從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舉辦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禮。這次婚禮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紅幛綴成「孔子」二字，代替懸掛三星畫軸的傳統,賓朋以開演說會的形式代替鬧洞房。演說內容為評論男女平等的見解：有的引經證史，說明男女平等的理論；有的認為就學行而言難以平等，並舉例：「倘若黃夫人的學行高出於蔡先生，則蔡先生當以師禮待黃夫人；反之，若黃夫人的學行不及蔡先生，則蔡先生當以弟子視之，何從平等呢？」於是，蔡元培折衷兩端，說道：「就學行言，固然有先睛之分；就人格言，總是平等的。」大家鼓掌贊同，最後盡興而散。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開始了4年海外留學的生活。在德4年，他編著了《中國倫理學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義思想，轉變成為尋求婦女平等權利的鬥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黃仲玉可謂對此作用不小。萊比錫大學的蘭普來西教授，是史學界的革新者，創設的文明史與世界史研究所有很多學生。蔡元培極其憧憬蘭普萊西，還稱讚蘭氏講史，最注重美術，尤其造型美術，如雕刻、圖畫等。蔡元培攜黃仲玉夫人一起拜訪蘭普來西教授，贈以景泰藍茶杯二具，並由黃夫人贈送一幅親繪的《歲寒三友圖》，圖內松、竹、梅「三友」工筆細緻精到，布局新穎別緻。蘭氏見到此畫激動萬分，讚不絕口。
　　
　　1920年9月，教育部復准蔡元培赴歐美考察教育及學術研究等事務，由蔣夢麟代理校長職務。此時，黃仲玉夫人腹部經常脹痛，經醫生診療，時好時差。蔡元培一考慮赴歐美考察需時半年以上，對黃夫人身體狀況很不放心。黃仲玉一面請醫生診治，一面整理行裝，力促蔡元培按期成行。1920年11月24日，蔡元培率北京教育團自上海吳淞口登法船高爾地埃號赴法。第五天，蔡元培在船行途中發電蔣夢麟，詢問夫人病情，複電告知小愈，蔡元培認為這是寬慰話，總是放心不下。船行三十餘日，12月27日抵達法國。蔡元培致電李石曾，詢問夫人病情。久不得復。1921年1月9日自巴黎至日內瓦，在旅館得蔣夢麟電，知夫人黃仲玉已於當月2日病逝，時年45歲。
　　
　　蔡元培懷著萬分悲痛心情，作《祭亡妻黃仲玉》一文，稱頌黃夫人「善書、善畫、善為美術之天才」，「孝於親，睦於弟妹，慈於子女」，「常克勤克儉，以養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習慣」；「愛我以德，無微不至」。同時，蔡元培為告慰黃仲玉夫人，允諾：「汝所愛者，威廉也。柏齡也……我回國以後，必躬自撫養，使得受完全教育，為世界上有價值之人物，有所貢獻於世界，以為汝母教之紀念。」《悼亡妻黃仲玉》字字血淚、情真意切，後來被收入了中學課本，成為抒情散文的典範。北京大學等學校、團體舉行了隆重的「蔡黃仲玉夫人追悼會」。蔡元培無法回國參加，強抑悲痛之心情繼續完成歷時9個月的考察任務。
　　
　　
　　在蔡元培54歲時，時任北大校長的他決定續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條件：一、具備相當的文化素質；二、年齡略大；三、熟諳英文，能成為研究助手。由摯友徐仲可先生及夫人何墨君為介紹人，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與周峻（養浩）女士在蘇州留園舉行結婚典禮。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來在上海成立的愛國女校的一名學生，這名學生對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種敬佩與熱愛的情感，她一直到33歲還沒有結婚。當時蔡元培和周峻兩人年齡相差有24歲。
　　
　　婚禮按照蘇州地區民俗風情辦得簡樸、隆重、熱烈。身穿西裝的蔡元培在婚禮上即席演說，說明徵婚條件：一、我年已五十七，且系三娶，所欲娶者為寡婦，或離婚之婦，或持獨身主義而非極端者，惟年齡須在三十歲以上；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則未嘗學好，故願娶一位長於英文的女子；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為妻；四、我嗜好美術，尤願與研究美術者為偶；五、我既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即將去比利時或瑞士繼續求學，有志願留學歐洲的女子，有所歡迎。再是，希望是原有相應認識者。恰巧，周峻（養浩）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愛國女校畢業，曾改名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學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術，油畫作品有相當水平，有志遊學。介紹人徐仲可先生認為周峻是一位「才、學、識三者具備之閨秀也」。
　　
　　這次的婚禮完全是現代文明式的，當時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賓館迎接周峻，之後兩人一起到蘇州留園拍攝了結婚照片。當時的蔡元培西裝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紗。蔡元培偕夫人新婚不到半月，7月20日攜次子無忌、長女威廉、三子柏齡、內侄黃紀霆及黃紀興在上海黃浦碼頭乘波楚斯號船赴歐洲考察。故蔡元培與周峻夫人是在赴歐遊船上度過新婚蜜月的，正如蔡元培後來為周夫人46歲生日所作賀詩中寫到的：「遂於蜜月里，海上聽濤聲」，別有情趣。期間，北洋政府授權，蔡元培偕夫人遊說英倫，力促英國退出「庚款」，卓有成效。
　　
　　蔡元培與周夫人都喜吟詩，時常聯句、唱和，生日必互贈賀詩，表達愛慕之情。如賀夫人周養浩50歲生日七律一首：「蛩驅相依十六年，耐勞嗜學尚依然，島居每恨圖書少，春至欣看花鳥妍。兒女承歡憑意匠，親朋話舊詡心田,一樽介壽山陰酒，萬壑千岩在眼前。」夫人周養浩擅長油畫，曾為蔡先生描摹全身，『惟妙惟肖，確系神來之筆。蔡元培十分喜愛，專為此題詩：「我相遷流每剎那，隨人寫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周夫人亦有和作，其中有「天荒地老總不磨」一句，表達自己的心愿。

育子
　　
　　蔡元培子女甚多，但他對每個子女都鍾愛備至，悉心培養，但又主張因才施教，自由發展，故多成才，為國家和社會作出了貢獻。蔡元培的一位朋友曾說，現在做官的人，多讓子弟學法律；政治，將來能做官；而蔡元培先生卻讓子女學農、學工。
　　
　　王昭夫人所生之子蔡無忌，留學法國學習農學與畜牧獸醫學。回國后在中央大學等處任教，認為中國的農業問題最重要。他不僅講農學，還從事與此相關的畜牧獸醫工作。蔡元培在香港得知無忌患十二指腸病，就在香港購買進口葯，託人帶給無忌。建國后，蔡無忌任對外貿易部商品檢驗總局副局長、顧問，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曾任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於1980年4日病逝，享年82歲。
　　
　　黃仲玉所生長女威廉，自幼喜繪畫，有美術天才，曾兩次隨父母赴歐洲，受到西方藝術的熏陶。1923年先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美術學校學習，後進法國里昂美術學校學油畫。1927年冬回國，次年任國立西湖藝術院油畫系教授。威廉與留法學生林文錚結婚。1939年5月5日，威廉在昆明因產後患猩紅熱逝世。年僅35歲。周夫人得此噩耗，飲泣數夜，恐蔡先生過於傷心而瞞著。後來，蔡元培從昆明寄來的報紙上看到蔡威廉女士遺作展『覽特刊，方知愛女已不在人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擊，寫了哀長女威廉之文，以寄託無盡的哀思。
　　
　　黃仲玉所生之子柏齡先在比利時學習機械工程，後去法國研究磁學，取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因與一位法國科學家、一位美國科學家共同首次發現反鐵磁性現象，獲法國國家科學院的銀質獎章。蔡元培在香港時，因長時間沒有收到柏齡的信，曾托中國駐法大使館探詢，並托好友李石曾先生訪尋。柏齡長期僑居法國，娶法籍女子為妻，但始終保持中國國籍。1950年以後，蔡柏齡擔任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的回旋加速器的磁體設計工作。周恩來總理曾多次爭取他回國而未能成功。蔡柏齡退休后曾幾次回國，參加國慶觀禮和各種紀念活動，於1993年1月在法國巴黎病逝，享年87歲。
　　
　　蔡元培與周峻夫人育有一女二男，都出生在上海，長女睟盎，二子為懷新，三子為英多。蔡元培對子女取名都含有深意。長女出生時，住家對門有一所法國天主教會辦的名為若安•達克的學校。若安•達克通譯貞德，是法國的民族女英雄，因起兵抗擊英國侵略者，遭火焚而英勇犧牲。蔡元培取《孟子》中「脺然見於面，盎於背」一句中的「脺盎」兩字，與「若安」諧音，希望長女向女英雄學習。懷新的名字取自陶淵明的詩句「良苗亦懷新」之義。英多的名字出自《世說新語》中「其人磊砢而英多」。
　　
　　蔡元培是一位溫文爾雅的長輩，對年幼的子女如同親密朋友。1935年去南京開會，蔡元培在一封家書中寫道；「你們每人送我一張畫，我很寶貴。我祝你們活潑長進，與盎兒所畫之朝日及鮮花一樣；祝你們動靜均宜，與新兒所畫之飛機與建築一樣；祝你們康健英挺，與多兒所畫之馬一樣。」蔡元培深信美育能陶冶人的高尚情操，培養優良品德，對子女喜好必定鼓勵。蔡睟盎自小喜愛音樂，蔡元培夫婦就讓她到一位俄羅斯女教師家學習鋼琴；當時家裡沒有鋼琴，平時就到丁燮林先生家去練琴。到香港后，周峻夫人以50港元買了一架舊鋼琴。懷新有書畫專長，蔡元培就叫懷新臨魏碑習字。英多喜愛繪畫，尤愛畫馬，曾按陸遊一句「細雨騎驢人劍門」的詩意畫了一幅畫，蔡元培非常讚賞，還拿著他的畫給劉海粟先生看，問他：「你看我的小兒子是否有點才氣？」1937年，蔡元培到南京開會買回三本精美的紀念冊，並分別題詞寄予希望。給睟盎的題詞是；「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給懷新的題詞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給英多的題詞是：「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永蟄
　　
　　抗日戰爭爆發后不久，上海淪陷，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中央研究院也遷往內地。蔡元培因不願隨蔣介石去重慶，改從上海赴香港，準備轉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務。但是到達香港之前，蔡元培剛剛得了一場傷寒病。已經近70歲的老人，面對前面的長途跋涉，十分擔心能否安全到達昆明。無奈之下，只好先滯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養浩攜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龍柯士甸道156號租房居住。蔡元培在港期間，除了讀書閱報之外，絕無其他消遣。由於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門。香港住宅，又很狹窄，三四個房間，便成為他日常活動的小天地。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應宋慶齡邀請，同港督羅富國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衛中國同盟」及「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於聖約翰大禮堂舉行的美術展覽會並發表演說。這是蔡元培在港期間唯一的一次公開演講，其意本為公開話別，離港前往昆明或重慶，奈何因身體荏弱不堪，未能成行。
　　
　　1940年早春，73歲的蔡元培遭逢愛女蔡威廉死於難產的致命一擊。蔡威廉這位留洋歸國的藝術家，自和林文錚結婚後，一直致力於國立藝專的藝術教學工作，滿腹才華和理想尚未來得及施展和實現，就在昆明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慘，在咽下最後一口氣之前還用手在牆上反覆疾書「國難，家難……」其撕心裂肺之狀令天地為之動容。白髮人送走了黑髮人，而白髮人也將循著女兒的背影飄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後到浴室去時，在浴室門邊，忽然感到一陣頭暈，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鮮血。於是趕緊找來商務印書館的一位特約醫師朱惠康，朱醫生看過後未找出病源。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第二天上午，朱醫生過來複診，認為可能是胃潰瘍，因為家裡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議送到養和醫院去診治。到了養和醫院，朱醫師又診斷可能是急性胃潰瘍，於是通過文學家許地山找來港大醫學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為蔡元培診治，並施手術。
　　
　　由於輸血設備都在香港大學，蔡元培又被轉移到香港大學。輸血的過程中，蔡已經陷入昏迷狀態。輸完之後，他的手足開始緩緩活動，有時兩片嘴唇微微翕動，像要開口說話。
　　
　　此後，蔡元培回到養和醫院，已是午夜以後。約至四點多鐘，蔡元培的呼吸開始顯得很費力。六時左右，口中噓氣已經極為微弱。養和醫院院長李樹芬和寇克博士雖然先後來到，但到七點左右，兩位醫師都認為救治無望。九時過後，蔡元培噓出了最後一口微弱的氣息。這位教育家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73歲。
　　
　　蔡元培先後做過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等高官，然而卻一貧如洗、家徒四壁，連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也沒有。先生一生位居高官，卻始終清廉如水，死後無一間屋，無一寸土，醫院藥費千餘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費用，都是由商務印書館的人代籌的。
　　
　　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來唁電，並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靈柩出殯，由北大學生護送，香港各學校及商號下半旗誌哀，執紼者五千餘人，學校及社團萬餘人參加公祭，極盡榮哀。蔡元培靈柩初厝東華義莊待運回浙江紹興故里安葬，但因戰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長眠於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葉恭綽書寫。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遺言僅為兩句話：「科學救國，美育救國」。
　　16日，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特撥付5000元作為喪葬費用。24日上午，國民黨各界在重慶舉行公祭，蔣介石參加；下午又舉行追悼大會。同日，全國各省市均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
　　
　　1947年5月9日，國民政府發布國葬令舉行蔡元培的國葬。
　　
　　蔡元培病逝，全中國不分政治派別，均表深切哀悼。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說：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教育部北大在誄詞中有「當中西文化交接之際，先生應運而生，集中西文化於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學足以當之！其才足以擇之！嗚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師歟？」
　　
　　周恩來送輓聯：「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毛澤東特發唁電：「學界泰斗，人世楷模」，同時發動延安各界舉行追悼大會，發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與紀念。
　　
　　蔡元培靈柩初移厝於東華義莊七號殯房，以待運回故鄉浙江紹興安葬，因戰事迭起，炮火連綿，未能成行，遂移葬於香港華人永遠墳場。這位「五四元老」、「中國新文化運動之父」、「學界泰斗」，就此長眠於香江之岸。

仰止
　　
　　蔡元培在少年時期，已名動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稱讚：「年少通經，文極古藻，雋才也。」
　　
　　劉曉鋼先生在實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說：「到蔡元培的《論國文之趨勢》、《國文之將來》，便正式把文章分為實用文和美術文(即藝術文)兩大類，開始創立獨立的實用文理論了。」
　　
　　傅斯年：大凡中國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應用上，是先假定一個人有罪，除非證明其無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無罪，除非證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無不如此。他先假定一個人是善人，除非事實證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鄉，他「從小時候就聽人說蔡元培是一個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個翰林，可是同時又是亂黨。家裡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當然看了也是不懂，但總之是不守八股的規矩，後來聽說他的講經是遵守所謂公羊家法的，這是他的古怪行徑的起頭。他主張說是共產公妻，這話確是駭人聽聞，但是事實卻正是相反，因為他的為人也正是與錢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謹不過的人。他發起進德會，主張不嫖，不賭，不娶妾，進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煙，不飲酒，最高等則不作議員，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風氣。他是從佛老出來，經過科學影響的無政府共產，又因讀了俞理初的書，主張男女平等，反對守節，那麼這種謠言之來，也不是全無根據的了。可是事實呢，他到老不殖財，沒有艷聞，可謂知識階級里少有人物。我們引用老輩批評他的話，做一個例子。這是我的受業師，在三味書屋教我讀《中庸》的壽洙鄰先生，他以九十歲的高齡，於去年逝世了；壽師母分給我幾本他的遺書，其中有一冊是《蔡孑民言行錄》，書面上有壽先生的題字云：『孑民學問道德之純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誠如莊子所謂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杜威評論蔡元培：「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對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汪原放說：蔡元培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之唯一人物也。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馮友蘭評價蔡元培：一介寒儒，書生本色。
　　
　　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后，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來領導的《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懷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論，指出：「北大是中國革命運動史上、中國新文化運動史上，無法抹去的一個名詞。然而，北大之使人懷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懷念分不開的。蔡先生的主辦北大，其作風，其成就，確是叫人不容易忘懷的，確是對於中國的革命事業有很大的貢獻的。」
　　
　　北大師生至今仍深情追還著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說他「對人接物，一個是尊重他人的人格，決不願意以自己的語言和行動使人感到一點不快和不便。一個是承認他人的理性，以為天下事無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處理」。
　　
　　林語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說：「蔡先生就是蔡先生。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著無限的愛戴及尊敬，也似乎說天下沒有第二個蔡先生。別人儘管可有長短處，但是對於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沒有什麼可說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說：「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認識人，使用人，維護人。用人得當，各盡其才，使每個人都能發出自己的熱和光，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說過：「影響魯迅生活頗深的人，應該推數蔡元培先生吧。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中國文化教育界的貢獻十分宏大，而他對魯迅先生始終是刮目相看的。魯迅的進教育部乃至進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於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魯迅的疾歿，蔡先生是盡了他沒世不渝的友誼的。」
　　
　　蔣夢麟評論道：「先生日常性情溫和，如冬日之可愛，無疾言厲色。處事接物，恬淡從容，無論遇大觀推刃或引車賣漿之流，態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則剛強之性立見，發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無舉刺之中庸。」
　　任鴻雋說：「在公義一方面，蔡先生卻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絲毫不退、莫不假借的鬥士。」
　　
　　林語堂認為蔡元培「軟中帶硬，外圓內方」。
　　
　　曹建稱蔡元培「骨子裡卻洋溢著剛勁不撓的氣概」。
　　
　　陳西瀅評價蔡元培是「當代最有風骨」的「大丈夫」。
　　
　　蔣夢麟《試為蔡先生寫一筆簡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於孔孟之教，一本於忠恕兩字。知忠，不與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養成寬宏大度。」
　　
　　黃炎培則以「有所不為，無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師蔡元培：「蓋有所不為，吾師之律己也；無所不容者，吾師之教人也。有所不為，其正也；無所不容，其大也。」
　　
　　辜鴻銘對羅家倫說：「現在中國僅有的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現在還革命。我呢？自從跟張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現在還保皇。」
　　
　　馮友蘭說：我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聽過蔡元培的講話，也沒有看見他和哪個學生有私人接觸。他所以得到學生們的愛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學家們講究「氣象」，譬如說周敦頤的氣象如「光風霽月」。又如程頤為程顥寫的《行狀》，說程顥「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這幾句話，對於蔡元培完全適用。這絕不是誇張。我在第一次進到北大校長室的時候，覺得滿屋子都是這種氣象。
　　
　　羅家倫讚譽蔡元培說：「千百年後，先生的人格修養，還是人類嚮往的境界。」
　　
　　北大哲學系教授韓水法在《世上已無蔡元培》中感嘆：無論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尋而覓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簡單地想以蔡元培來論事的，都面對著一個不乏諷刺意味的事實：時至今天，就中國大學的改革和發展來說，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無蔡元培！

二十、蘇曼殊
　　
　　蘇曼殊（1884-1918年），原名戩，字子谷，學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經，法號曼殊，筆名印禪、蘇湜。近代作家、詩人、翻譯家，廣東香山（今廣東中山）人。
　　
　　關鍵詞：
　　愛國、革命、才情、身世、情僧、遁世、不戒、
　　佛理、饕餮、性情、瘋癲、情誼、逸事、凋零、評說

愛國
　　
　　清末國運衰弱，洋人用「支那」一詞來作為對中華的蔑稱，蘇曼殊對此大為氣惱。一個偶然的機會，熟諳印度古籍的蘇曼殊從史詩《摩訶婆羅多》中發現，古時印度語中的「支那」一詞，源於古印度人對商朝華夏人民「智巧」的稱讚。這個發現讓蘇曼殊欣慰不已，四處寫信告訴他的朋友、包括外國朋友，要讓大家都知道「支那」原來是代表了漢人的優越。
　　
　　1915年，蘇曼殊在東京遭遇「黑虱白虱」事件，一個日本人從頭髮中摸出一隻虱子，指責是從蘇曼殊身上跳過去的，在當時的日本人眼中，中國人都是落後和骯髒的。對敏感的蘇曼殊而言，這種羞辱更增添了蘇曼殊作為弱國之民的痛心和感傷，也強化了中日混血的蘇曼殊對東瀛日本的敵意。
　　
　　蘇曼殊雖是中日混血，卻惡日本人如寇讎，在日僑居數年，不肯說日語，寧可不厭其煩地尋找翻譯。生病也不去醫院，因為不想說日語。
　　
　　1900年，八國聯軍的鐵蹄踏入中國，辛丑條約，庚子賠款，使早已疲憊不堪的中華民族更加苦不堪言，大同學校遠在東洋，卻高度關注著國內局勢，師生每日下課，必呼16字口號始散：「國恥未雪，民生多艱，每飯不忘，勖哉小子！」在這種環境熏染下，蘇曼殊的愛國憂民之情亦愈益濃厚。
　　
　　面對國家危難，山河破碎，蘇曼殊說：「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當今之荊柯。」
　　
　　辛亥革命爆發時，蘇曼殊在爪哇聞訊極為興奮，急欲回國，他寫給柳亞子、馬君武的信說：「邇者振大漢之天聲，想兩公都在劍影光中抵掌而談；不慧遠適異國，惟有神馳左右耳。」

革命
　　
　　蘇曼殊曾畫過《撲滿圖》扇面一頁贈包笑天。撲滿是泥制的貯錢罐，丟入銅錢只進不出，只有等積滿后撲碎了它才可取出。這幅圖卻是一語雙關，撲滿者，撲滅滿清也，寓藏著蘇曼殊強烈的反滿情緒。
　　
　　1902年，蘇曼殊進入早稻田大學中國留學生部。中國留日學生關心國家危亡，創辦刊物，編譯出版書籍，意氣風發，激揚文字，以喚起民眾、報國雪恥為己任。早稻田大學更是反清革命志士雲集之地，蘇曼殊在這裡結識了馮自由，聽過陳獨秀的演講。經馮自由介紹，他加入了陳獨秀、蔣百里等醞釀成立的愛國組織青年會。該會「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
　　
　　1903年春，由橫濱僑商保送，蘇曼殊從早稻田大學高等預科轉學至成城軍校。為了革命的需要，他學習陸軍，立志做一個殺敵的軍人，與蔡鍔為先後校友。
　　
　　1903年，蘇曼殊報名參加了反對沙俄侵佔我國東北的「據俄義勇隊」、軍國民教育會，與廖仲愷等組織留日學生每天清晨秘密集會，到大森練習射擊。
　　
　　「拒俄義勇隊」后迫於清政府的壓力，更名為「軍國民教育會」。這個會規定，成員必須每月義務捐款四角，蘇曼殊生活拮据，可每次都捐一到兩圓。
　　
　　1903年9月，蘇曼殊再次踏上故鄉的土地，臨行前，他作詩贈別恩師湯覺頓：「蹈海魯連不帝秦，茫茫煙水著浮身。國民孤憤英雄淚，灑上鮫綃贈故人。海天龍戰血玄黃，披髮長歌覽大荒。易水蕭蕭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學成后回國，蘇曼殊在上海擔任由章士釗等人創辦的《國民日報》的翻譯，為聲援章太炎、鄒容，反對清廷查封《蘇報》做了大量工作。不久即於惠州出家為僧。
　　
　　生逢艱難時世，蘇曼殊決意將國家興亡負於自己的肩膀。在成城軍校，他天天舞刀弄槍，胡服騎射。適逢東北受強虜踐踏，他遂毅然加入抗俄義勇隊，立誓要血戰沙場，馬革裹屍還。然而志士歸國失路，勇士報效無門。清王朝太黑暗，太腐朽了，天柱將傾，四維欲絕，猶自酣沉於夢寐。蘇曼殊熱血未冷，他在孫中山與黃興的麾下以筆為旗，以筆為槍，向黑暗勢力發起強有力的挑戰，恨不得一腳踹翻清王朝，一拳打倒袁世凱。雖是出家人，卻以天下為懷，以蒼生為念，以救國為職志，萬死不顧一身，因此他成為名聞遐邇的「革命和尚」和「兵火頭陀」。蘇曼殊視軀殼為蔑有，極富犧牲精神，見義即赴，無算計，無保留，孫中山贊他「率真」。
　　
　　保皇派首領康有為騙取華僑捐款逃到香港后，蘇曼殊找到《中國日報》的主編陳少白，向他泣訴：「康有為欺世盜名，假公濟私，聚斂錢財，污辱同志，凡有血氣，當殲除之！」並要向他借一支手槍，陳少白也說康有為該殺，但是因怕累及《中國日報》而未將手槍借給他，蘇曼殊失望而去。
　　
　　蘇曼殊積極投身於反清革命鬥爭，在《慘世界》中，他痛斥「孔學是狗屁不如的奴隸教訓」，「皇帝是搶奪別人國家的獨夫民賊」。魯迅稱之為是「血的蒸汽醒過來的聲音」。

接革命
　　
　　1907年，蘇曼殊赴日組織亞洲和親會，公然反抗帝國主義，后與魯迅等人合辦雜誌《新生》，但未成功，此後遠赴爪哇。辛亥革命后歸國，對現實悲觀失望。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竊取了勝利果實，並暗殺了宋教仁，從而引發了李烈鈞等人發動的「二次革命」。蘇曼殊又積極參加反袁鬥爭。
　　
　　1913年7月21日，蘇曼殊以個人名義在《民立報》上發表了詞鋒凌厲的《釋曼殊代十方法侶宣言》，完全撕下了嗜血惡魔袁世凱的畫皮。其詞為：「……自民國創造，獨夫袁氏作孽作惡，迄今一年。擅操屠刀，殺人如草；幽薊冤鬼，無帝可訴。諸生平等，殺人者抵；人伐未申，天殛不逭。況辱國失地，蒙邊夷亡；四維不張，奸回充斥。上窮碧落，下極黃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真安在耶？獨夫禍心愈固，天道益晦；雷霆之威，震震斯發。普國以內，同起伐罪之師。衲等雖託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今直告爾：甘為元兇，不恤兵連禍極，塗炭生靈；即衲等雖以言善習靜為懷，亦將起而褫爾之魂！爾諦聽之！」這篇宣言更像是檄文，正是它為蘇曼殊贏得了「革命和尚」的美譽。
　　
　　蘇曼殊對袁世凱竊奪政權持反對態度。章太炎對袁世凱抱有幻想，在辛亥革命後退出同盟會，另組共和黨，並被騙到北京。曼殊對章太炎黃子孫因此亦有微詞。曼殊在答蕭公書中說：「此次過滬，與太炎未嘗相遇。此公興緻不淺，知不慧進言之未至，故未造訪，聞已北上矣。」
　　
　　「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袖被迫再次逃亡國外，國民黨黨員四散。曼殊亦於1913年底東渡，在日本腸病連綿，經濟亦陷於困境。國民黨機關刊物《民國》於1914年5月創刊於東京，鼓吹反袁，實行「三次革命」。曼殊在該刊發表《天涯紅淚記》小說，重刊《燕子龕隨筆》。他經常與孫中山、蕭萱、居正、田桐、楊庶堪、邵元沖、鄧家彥、戴傳賢等革命黨人相往還。他曾經住在居正家中。
　　
　　1916年孫中山派居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嗣後居正赴山東發動反袁起義，率部攻佔濰縣、鄒平、臨淄等十餘縣。曼殊聽說居正到山東討袁，非常高興，急忙到青島去看望居正，盤桓數天，游勞山之後返滬，住在環龍路44號孫中山的住宅中。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小說《碎簪記》。
　　
　　蘇曼殊還是一位畫僧。他的畫格調不凡，意境深邃。他曾做《寫憶翁詩意圖》，配詩「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無主月自圓」，其亡國之痛溢於紙面。曼殊作畫，不僅為抒寫懷抱，還想以此為反清革命作出更多貢獻。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東京辦《民報》遇上經費困難，曼殊主動提出賣畫籌錢以解困。
　　
　　據曼殊自述，他在日本翻譯《哀希臘》前後，妒時憤世，「唯好嘯傲山林」，嘗於月夜泛舟湖上，「歌拜侖《哀希臘》之篇。歌已哭，哭復歌，抗音與湖水相應。」
　　
　　蘇曼殊為陳獨秀的《國民日報》撰稿，將雨果的《悲慘世界》譯為《慘社會》。奇就奇在他不願受原著束縛，從第七回的後半回到十三回的前半回，他索性另起爐灶，自己塑造了一個革命俠士明男德，大罵皇帝是「獨夫民賊」，「孔學是狗屁不如的奴隸教訓」，公然蔑視「上帝」、「神佛」、「道德」、「禮義」、「天地」、「聖人」。
　　
　　蘇曼殊也醉心於宣傳無政府主義的救國思想，贊同暗殺活動。他主張無政府主義，土地、財產歸窮苦的民眾享有，對極力倡導無政府主義的美國女傑郭耳縵尤為推崇，特別翻譯了她的傳記。
　　
　　蘇曼殊的筆鋒無比銳利，而且飽含激情，因此頗具感染力和批判力。他討厭廣州人對英國人的態度，故雜文《嗚呼廣東人》開篇：「吾悲來而血滿襟，吾幾握管而不能下矣！吾聞之：外國人與外省人說，中國不亡則已，一亡必亡於廣東人手。」
　　
　　蘇曼殊在《民報》副刊「天討」的美術版上發表了《獵狐圖》、《撲滿圖》、《太平天國翼王夜嘯圖》等畫作，無不喻意深刻，彷彿一支支響箭，徑直射向昏庸無道的清王朝的腦門和胸膛，可謂箭箭中的，無一虛發。

才情
　　
　　1898年，年僅15歲的蘇曼殊不堪忍受族人歧視，隨表兄奔赴日本橫濱。當時橫濱的華僑教育事業頗為發達，維新運動領袖康有為的弟子徐勤、湯覺頓等在此創辦了大同學校，曼殊即入此校就讀。
　　
　　在日本求學時，章太炎讓蘇曼殊好好學詩，他立即「失蹤」。朋友遍尋不見，後來才知道他躲在陋室多日不出，寫就詩作多篇，令章太炎也刮目其毅力才情。
　　
　　當時蘇曼殊就已顯露出繪畫與文學天才，有時作畫贈友，筆法挺秀，見者莫不稱奇；學校缺美術教員，便由他兼教美術課，梁啟超及各教員所編教科書，插圖也大多出自他手。
　　
　　蘇曼殊一生能詩擅畫，通曉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種文字，可謂多才多藝，在詩歌、小說等多種領域皆取得了成就，後人將其著作編成《曼殊全集》。
　　
　　蘇曼殊翻譯了《拜倫詩選》和法國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在當時譯壇上引起了轟動。
　　
　　1909年，精通梵文的印度人密屍邏到東京，章太炎聘他為講師，組織十個人一起學習梵文，學費大家分攤。但是密屍邏不懂中文，授課有困難，章太炎請蘇曼殊擔任翻譯。那時每次上課要翻譯兩個半小時，而蘇曼殊正在患病，醫生勸他每次只限翻譯一個小時，但是找不到代替的人，蘇曼殊只好抱病堅持到學習班結束（因經費困難而結束），不久魯迅就回國了。
　　
　　蘇曼殊自己也從事小說的創作，從1912年起他陸續創作而成的小說有《斷鴻零雁記》、《絳紗記》、《焚劍記》、《碎簪記》、《非夢記》等6種，另有《天涯紅淚記》僅寫成兩章，未完。這些作品都以愛情為題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追求與社會阻撓間的矛盾衝突，作品多以悲劇結尾，有濃重的感傷色彩。蘇曼殊注重對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揭示，實際是其內心痛苦掙扎的真實寫照。行文清新流暢，文辭婉麗，情節曲折動人，對後來流行的鴛鴦蝴蝶派小說產生了較大影響。
　　
　　蘇曼殊以自己與菊子的初戀為題材創作了情愛小說《斷鴻零雁記》，感慨幽冥永隔的愛戀之苦，也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淚濕襟衫。
　　
　　蘇曼殊在日本從事反清活動時，時常為故國河山破碎而感傷。他在《憶西湖》中這樣寫道：「春雨樓頭尺八蕭，何時歸春浙江潮?芒鞋破缽無人識，踏過梅花第幾橋?」
　　
　　僅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蘇曼殊就學會了別人數十年才能弄懂的梵文，還編撰了一部迄今無人出其右的《梵文典》，在《天義報》上發表，陳獨秀也曾以熙州仲子的名義為之題詩。事前，陳氏還向曼殊提供英文書，包括Max Muller撰著的A Sanskrit Grammar For Beginner（《梵文語法入門》）等三種。曼殊得此三種參考文獻，順利完成《梵文典》之寫作，由此也可看出曼殊於梵文的興趣與造詣。
　　
　　蘇曼殊天資聰慧，但幼時未能認真學習漢語，故初到上海時，其漢文水平實在不甚高明。至於音韻、平仄尤其一竅不通，但他卻立意要學作古詩，於是開始由陳獨秀承擔起教授蘇曼殊作詩的責任。據陳獨秀和章士釗後來回憶，20歲時的蘇曼殊，寫字還時常缺筆少划，文法上也存在諸多缺陷，然而，稍加點撥之後，他的文筆就判若兩人，沒過兩年，竟然「出語殊妙」、渾然天成了。
　　
　　初，蘇曼殊習作由陳獨秀改正，而後陳亦無能為力，繼由章士釗教正，但章也只是敷衍而已，大多還是靠蘇曼殊自己。蘇曼殊既讀又寫，詩句、詩意漸至佳境。柳亞子嘗言：「曼殊的文學才能，不是死讀書讀出來的，全靠他的天才。」
　　
　　蘇曼殊編過《漢英辭典》、《粵英辭典》、《泰西群芳譜》等書。
　　
　　蘇曼殊云：凡諸學術，義精則用愈微。
　　
　　蘇曼殊曰：優人作劇，盪破民財，小說增緣，助發淫事。夫音樂隳心，離則愈苦。淫詞導欲，滋益纏綿，佛法割斷貪痴，流溢慈惠，求樂則彼暫而此永，據德則此有而彼無。
　　
　　蘇曼殊年少時就表現出繪畫天分，蘇紹賢在《先叔蘇曼殊之少年時代》中寫道：年甫五歲（應為六歲），先祖母黃氏及玉章祖舅攜歸廣東。在舟中時，曾向人索鉛筆及紙，繪一大舟，人取視之，則儼然已所乘之汽船也。眾以為異。其於四、五歲間，所繪各物，無一不肖，於繪畫天才，蓋具有夙根雲。
　　
　　《太平洋報•文藝消息》曾登載：曼殊於前日東渡省母，臨行，畫紈扇十餘柄，分贈朋儕，留作紀念。曼殊之畫，高寡淡秀，不似食人間煙火者。顧平生頗矜重，不輕為人作，宜得之者珍重視之也。
　　
　　鄭桐蓀在《致柳無忌函》回憶說：他（蘇曼殊）的畫亦丰神絕世，惜不多。彼亦不肯畫，視徵畫為一苦事。我們同離安慶那一天，易白沙強嬲其作畫，彼曾畫了小幅四五張，落筆極迅速，數十分鐘即畢一幅。
　　
　　克士在《四極漫談》記敘蘇曼殊繪畫之事：友人某與曼殊素稱莫逆。一日，曼殊至其家，其子方八九歲，嬉皮頑臉，求曼殊為畫圖畫，取草紙一張，鋪敷桌面，復以大筆濡染墨汁而至，其勢似客非畫不可。曼殊乃為之濡墨筆，畫《葡萄》一幅，枝藤夭嬌，垂實累累，墨氣滿紙，淋漓酣暢，以視吳昌碩作品，殆有過之。

身世
　　
　　蘇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名叫若子，是他父親蘇傑生的第四房妻河合仙的妹妹。蘇家是廣東的巨族，蘇傑生長年在日本橫濱經商。蘇傑生與若子私通，生下蘇曼殊。三個月後，若子就離開了，後來，她嫁給了一名軍人。蘇曼殊由河合仙撫養。當時蘇傑生在日本還有一個妾陳氏，陳氏把河合仙氏和曼殊看作眼中釘。童年的蘇曼殊沒有感到多少家庭的溫情，他在倍受冷漠的環境中一天天長大。
　　
　　5歲之前，蘇曼殊是在日本跟養母河合仙生活的。6歲那年，由於蘇傑生經營虧本，便帶著蘇曼殊回到廣東香山縣瀝溪村老家，與嫡母黃氏、大陳氏共同生活。
　　
　　蘇曼殊7歲開始在家鄉接受啟蒙教育，塾師為同村的蘇若泉，同窗尚有長兄煦亭、三堂兄維翰、長妹惠齡等人。此時的蘇曼殊性格孤僻，極少與人言語，但一旦與人發生爭執則滔滔不絕，一直駁到對方無可置喙。
　　
　　1895年，蘇傑生欲重整旗鼓，赴上海經商。13歲那年蘇曼殊赴上海與父親一起生活，他也從此與故鄉永訣。
　　
　　1903年9月，蘇曼殊從日本返國前，曾寫過一份偽遺書寄表兄林紫垣，表明其與家庭斷交的決心，同時表示自己的反清志向。1904年3月，蘇傑生沉痾纏身，奄奄待斃，他托同鄉往香港尋蘇曼殊，規勸其回鄉，希望臨終前與兒子見上一面。但蘇曼殊借口囊中無錢拒絕回鄉。3月15日，蘇傑生去世，曼殊拒絕奔喪，而是擇道直奔上海。陳少白誤會他天性涼薄，力勸他隨父回鄉。曼殊就不告而別，忽然失蹤了。再出現時，已經是淄衣芒鞋。
　　
　　蘇曼殊十二歲那年，蘇傑生去上海經商，留曼殊在家鄉讀私塾。養母河合仙氏從日本給他寄來的錢全被陳氏吞沒。不久，曼殊大病一場，病中的曼殊被扔在柴房裡氣息奄奄而無人過問。後來，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來。這一經歷給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擊，以至他小小年紀竟然看破紅塵，而去廣州長壽寺由贊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後受具足戒，並嗣受禪宗曹洞宗衣缽。
　　
　　關於蘇曼殊的生母，許多人認為是河合仙。據陳獨秀說，河合仙就是蘇曼殊的生母。旅居日本時，他曾見過河合仙。母子二人面貌酷似，言談舉止間皆流露出母子間的親昵與溫情。陳還說，河合仙后又同日本人結婚，此事則更鮮為人知。也有傳言，蘇曼殊為其父所雇的一個橫濱下女所生，此女產後不到三個月便離家出走，將蘇曼殊托河合仙撫養。但后經柳亞子、柳無忌父子考證，蘇曼殊的生母為河合若，此說目前也為通說。

情僧
　　
　　蘇曼殊嘗言「終身為情所累」，而「情慾奔流，利如馳電，正憂放恣，何懼禁遮？」
　　
　　蘇曼殊13歲時曾在上海從西班牙人羅弼•庄湘博士學習英文。這原本是蘇傑生的意圖，希望蘇曼殊學成英文後能繼承家業做洋生意。庄湘有一女（雪鴻）與蘇曼殊年齡相仿，兩小無猜，雪鴻曾屬意曼殊，庄湘也欲以女兒許配曼殊。但這樁涉外婚姻終於未果。
　　
　　1909年，蘇曼殊在往南洋的船上，再次巧遇準備回西班牙定居的羅弼父女。雪鴻對蘇曼殊仍有愛意，但是蘇曼殊婉拒，這讓雪鴻的心裡非常地難受。在到新加坡的前一天，雪鴻特意給蘇曼殊送來一束曼佗羅花，又奉上一冊自己一直珍藏著的《拜倫詩集》，她在這本詩集的扉頁中夾著一張自己的照片，照片的反面，深情地寫著「曼殊惠存」四個字。曼殊也深為感動，在雪鴻詩集的扉頁上寫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詩：「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吊拜倫。詞客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為招魂。」臨別時三人皆潸然淚下。
　　
　　此後蘇曼殊在給友人的信中坦露自己愛慕雪鴻的心跡：「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即贈我西詩數冊。每於榔風椰雨之際，挑燈披卷，且思羅子，不能忘弭也。」
　　
　　十五歲那年，蘇曼殊隨表兄去日本橫濱求學，當他去養母河合仙氏老家時，與一位日本少女菊子（一曰靜子，但據柳亞子考證，靜子為蘇曼殊的表姐，而這位殉情的日本姑娘並非靜子；也有一些作品誠良子；這裡姑且叫做菊子）一見鍾情。然而，他們的戀情卻遭到蘇家的強烈反對。蘇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這事後，斥責蘇曼殊敗壞了蘇家名聲，並問罪於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當眾痛打了菊子，結果當天夜裡菊子投海而死。失戀的痛苦，菊子的命運，令蘇曼殊深感心灰意冷，萬念俱灰。回到廣州后，他便去蒲澗寺出了家。從此，開始了他風雨飄泊的一生。
　　
　　但是，亦有研究者從蘇曼殊的自傳體小說《斷鴻零雁記》中考證認為，菊子的死其實是因為蘇曼殊不願與菊子結婚，導致菊子蹈海。
　　
　　1905年秋，蘇曼殊應聘到南京陸軍小學任教。他與秦淮河校書金鳳交往甚密，情深意篤。然而，曼殊同校書的情愛只局限於精神上的，當金風絕望於同曼殊的結合后，被迫離曼殊而去。金鳳曾出素絹，向曼殊索畫，畫尚未成，人卻他鄉，為此曼殊十分傷感，常為感情上這份不能了卻的債務而愁悶不樂。
　　
　　1908年，患病的曼殊到日本探望養母，同時在東京養病，某日，他和朋友出去解悶，來到妓館，曼殊聽到有人彈奏古箏，曲調悠揚悲戚，觸動曼殊滿腹愁腸。這位彈箏人就是日本藝妓百助楓子（一說蘇曼殊送是在東京的一場小型音樂會上認識了彈箏女百助）。因相似的遭遇，兩人一見如故。曼殊為她寫下大量詩篇，其中包括十首書寫身世的《本事詩》。
　　
　　劉三等友人收到蘇曼殊寄來的百助小像，得知蘇曼殊與百助相愛之事後，紛紛寫信勸阻。蘇曼殊不以為意，回復道：「不愛英雄愛美人。」但最後蘇曼殊與百助還是分道揚鑣。許多研究者認為，蘇曼殊不幸的童年，獨特的人生經歷，造就了他矛盾的性格，他在紅塵中翻滾，卻忘不了自己是個僧人。所以有了那首著名的：「鳥舍凌波肌似雪，親持紅葉索題詩。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分手時，曼殊再贈百助詩：「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錫歸來悔晤卿。我本負人今已矣，任他人作樂中箏。」
　　
　　1909年8月，曼殊從日本回上海，同船的有好友陳獨秀和鄧以蟄諸人，曼殊說起自己的日本女友，而朋友們有意逗弄曼殊，假裝不信此事。曼殊在情急中走進艙內，捧出種種女子的髮飾給大家看，而後全部拋進海中，轉身痛哭。後來，陳獨秀還寫詩記之，詩曰：「身隨番舶朝朝遠，魂附東舟夕夕還。收拾閑情沉逝水，惱人新月故彎彎。」
　　蘇曼殊離開日本后，仍然會想起百助，他曾寫《寄調箏人三首》贈予百助，訴說相思：「偷嘗天女唇中露，幾度臨風試淚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無那正黃昏。」

接情僧
　　
　　蘇曼殊喜愛而又頗多往來的青樓女子有桐花館、素貞、花雪南等數人，她們在曼殊的周圍組成一個特殊的女性世界，任憑曼殊翱翔其間。桐花館亭亭玉立，如初日芙蓉，偶爾亦仿效歐洲女子，花冠革履，宛然西方美人。曼殊詡為「驚才絕艷」，特別鍾愛。
　　
　　素貞是當時上海的著名校書，曼殊同她亦多交往。他行篋中有素貞照片多幅，時常將其掛於四壁，默默欣賞。
　　
　　然而在眾多的女子中，對曼殊的生活、情感以及創作發生過較多影響的則是花雪南。花雪南為人持重，生性婉慧，無佻冶之習。據說當時女英雄秋謹十分賞識花雪南，曾贈她七絕兩首，以「雪南可人」四字嵌入名首。曼殊很欣賞花雪南。而花雪南亦傾戀於曼殊，情意纏綿，未嘗稍衰。花雪南性柔曼、寡言語，因而曼殊及其友人戲呼之為「溫暾水」，意即暖而不熱。她待人不冷不熱，落落大方，兼姿容美麗，氣質清高，因而贏得曼殊的傾愛。然而，曼殊與花雪南照例不能終其事。
　　
　　據說蘇曼殊對花雪南說：「愛情者，靈魂之空氣也。靈魂得愛情而永在，無異軀體恃空氣而生存。吾人竟日紜紜，實皆游泳於情海之中。或謂情海即禍水，稍涉即溺，是誤認孽海為情海之言耳。惟物極則反，世態皆然。譬如登山，及峰為極，越峰則降矣。性慾，愛情之極也。吾等互愛而不及亂，庶能永守此情，雖遠隔關山，其情不渝。亂則熱情銳減，即使晤對一室，亦難保無終凶也。我不欲圖肉體之快樂，而傷精神之愛也。故如是，願卿與我共守之。」
　　
　　據說為了逃避愛情，蘇曼殊發願要去佛的故鄉印度一飲恆河之水。可是途經錫蘭，因為對華裔女子佩珊情不自禁，自感六根不凈，愧對佛祖，結果半途而廢悄然回國。
　　
　　有一個傳說謂蘇曼殊吃花酒之前必先誦經一通，柳亞子專門撰文力斥其妄。
　　
　　蘇曼殊在長沙任教職時攢下不少錢，腰纏甚富，任意揮霍。他到上海后，常常出入「江南春」、「海國春」、「一家春」等名餐館、妓院，叫局吃花酒。秦毓鎏《曼殊之少年時代》中稱，他此次在上海「每宴必致多客，一人所識無多，必托友人輾轉相邀。問其故，則曰：『客少，不歡也。』客至則開宴，宴畢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謝，人皆訝之。」
　　
　　蘇曼殊登報聲稱專為年輕女性作畫，其他慨不接待，親朋好友，各宜自尊。有求畫女子，不必送潤筆費用，也不須其它禮物，只要玉照若干等等公開索取美人玉照。
　　
　　蘇曼殊出入青樓，閱人無數，卻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門戒規。同游者說：「曼殊出入酒肆花樓，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過湊湊熱鬧而已。」
　　
　　蘇曼殊頻上青樓，出入妓家，好作瓊花之宴。在上海時曾昵一妓，寢於斯，食於斯，衣服雜用之物，咸置其處，幾視其家如同已室。與其共衾共枕，更不待言，而終不動性慾。妓以為異，問其故，曼殊正容曰：精神之愛也。柳亞子曾代為解釋：「釋衲以來，絕口婚宦事，晚居上海。好逐狹邪游。奼女盈前，弗一破其禪定也。」
　　
　　平時里，蘇曼殊依紅偎翠、大喝花酒、攜妓出遊更是習以為常，甚至有一次，他遇到一位重達400斤、肥碩無比的美國女人，也要肆意調笑，問她是否願意跟自己匹配成雙。
　　
　　《太平洋報》同人孤芳在《憶弘一法師》（載《弘一大師永懷錄》）一文中說：在太平洋報社裡有兩位出色的畫家，一個是當時已作了和尚的蘇曼殊，再一個就是未來的和尚李叔同。這兩位畫家的為人與畫風各有特色，也十分令人感慨。蘇曼殊畫山水，其取才多古寺閑僧或荒江孤舟，頗具一種蕭瑟孤僻的意味，這與他當時那種「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極不相符。而李叔同呢？他性格清淡、穩重，但所繪之作，用筆雄健遒勁，也與其性情不符。《太平洋報》編輯多為南社同人，他們在編輯之餘，經常出入於歌廊酒肆之間，「或使酒罵座，或題詩品伎，不脫東林復社公子哥兒的習氣」。蘇曼殊雖早已出家，卻也混跡其中，唯李叔同孤高自恃，絕不參與。
　　
　　與蘇曼殊有過恩怨糾葛的女子有雪鴻、靜子、佩珊、金鳳、百助楓子、張娟娟、花雪南等數人。他渴望真愛，卻又逃避激情。他割斷了靈與肉之間最熱切的呼應，使之各為其主，終於導致二者反戈相擊。同為天涯淪落人，曼殊對眾校書從無褻玩之意，他為她們賦詩，為她們作畫，為她們排遣身世沉淪的傷感。
　　
　　河合仙極力撮合曼殊與表姐靜子成婚。曼殊此時已遁入空門，沙彌十戒中有一條「不娶不淫」。他作繭自縛，便惟有揮劍斬情絲。他留給靜子的訣別信值得一讀：
　　靜姊妝次：
　　嗚呼，吾與吾姊終古永訣矣！余實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與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義干雲，吾非木石，雲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離胎，遭世有難言之恫，又胡忍以飄搖危苦之軀，擾吾姊此生哀樂耶？今茲手持寒錫，作遠頭陀矣。塵塵剎剎，會面無因；伏維吾姊，貸我殘生，夫復何雲？倏忽離家，未克另稟阿姨、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並婉勸二老切勿悲念頑兒身世，以時強飯加衣，即所以憐兒也。
　　幼弟三郎含淚頂禮
　　
　　蘇曼殊在海外乃至病重時，還念念不忘說上海的那一群可人的年輕女子。913年12月中旬，蘇曼殊因暴食致疾，纏綿病榻，百無聊賴，在東京寫信給國內的至交劉三，堪稱絕妙好詞：「芳草天涯，行人似夢，寒梅花下，新月如煙。未識海上劉三，肯為我善護群花否耶？」

遁世
　　
　　四歲時，蘇曼殊隨河合仙暫住東京。他天資穎秀，才華早露，「伏地繪獅子頻伸狀，栩栩欲活」。那年，一位過路的相士偶然見到雙眸朗若流星的曼殊，忍不住駐足感嘆道：「是兒高抗，當逃禪，否則，非壽征也。」
　　
　　蘇曼珠第一次出家是在1895年。隨著蘇家家道中落，父親漂泊不定，生母遠在日本，他孤苦零丁，體弱多病，備受族人歧視與虐待。蘇傑生帶著大陳氏和她所生的三個女兒一起去上海，開發相機業務，想重振家業。感覺如同被拋棄的蘇曼殊，在家的處境更加惡劣，在精神世界和物質生活的雙重打擊下，他終於頂不住了，大病一場。當時蘇曼殊12歲，大病月余，掌家的嬸子認為他已經病入膏肓，乾脆將他置於柴房，讓曼殊自生自滅。嫡母黃氏和當家的大陳氏竟置其於柴房等死。幸嫂子相憐照料才得以康復。
　　蘇曼殊覺得這個家庭是呆不下去的了，於是，蘇曼殊就隨化緣和尚贊初法師到廣州六榕寺出家，為「驅烏沙彌」。
　　在六榕寺里，蘇曼殊遵守教規，表現良好，但因為年紀幼小，經不起誘惑，偷捉了一隻鴿子來吃，犯了大戒，被逐出寺院。
　　
　　蘇曼殊此次出家的時間不長，但影響不小，據其侄子蘇紹賢後來回憶，「先叔……初入大同學校，常於暇繪僧像，學念經，以為樂。所著之衣，所剃之頭，一舉一動，酷類僧人，同學咸呼之曰『蘇和尚』。」
　　
　　蘇曼殊第二次出家為1898年，主要原因是戀愛受挫，導火線為菊子殉情。到日本后，蘇曼殊在日本大同學校讀書，學習優良，初顯繪畫才能。16歲時與養母回故居逗子櫻山村。在那裡與日本女子菊子相識並相戀。兩人詩書往來，幽會談情，幸福溫暖無比。后因叔父干擾，兩情拆散，尤其菊子竟殉情而死。蘇曼殊不堪打擊，再次出家，回國到廣州白雲山蒲澗寺當了「門徒僧」。為表誠意與決心，他以「自刎」要挾主持為其剃度，並「閉關」三月，潛心修行。然而，畢竟「『山齋飯罷渾無事，滿缽擎來盡落花』。此境不足為外人道矣。」
　　
　　有位來自草堂寺的遊方僧常見曼殊眉目之間堆砌愁慘之色，便問道：「披剃以來，奚為多憂生之嘆耶？」曼殊的回答是：「今雖出家，以情求道，是以憂耳。」好個「以情求道」，這不是緣木求魚嗎？他在蒲澗寺沒待多久，便悄然離去，返回日本橫濱。
　　
　　1903年，蘇曼殊在廣東惠州第三度削髮為僧，法名博經，世稱曼殊上人。主要是社會原因，導火線為「《蘇報》案判」。時蘇曼殊在章士釗、陳獨秀創辦的《國民日日報》，做事。當他意氣風發，力圖報效國家民族時，報紙竟因內訌而停刊。失望之餘他投奔香港《中國日報》陳少白，謀職未果。時當「蘇報」案最終判決傳來：章太炎、鄒容二人「永遠監禁」。苦悶中的蘇曼殊遭受到的打擊尤重，心灰意冷，便前往廣東番禺縣雷峰寺（一說為海雲寺）落髮為僧，具足三壇大戒，皈依了主張「我心即佛」的曹洞宗。本意要「掃葉焚香、送我流年」，然終又奈不住青燈古佛、芒鞋破缽之苦，狼狽地回到《中國日報》社。以後則以「和尚」自居，過起半僧半俗的生活。
　　但這一次，他仍然不堪修行之苦，竊取已故師兄博經的度牒（僧人的身份證明和戶口）后，即飄然回港。
　　
　　陸丹林在《記曼殊出家及欲槍擊康有為事》一文中寫道：「曼殊以馮自由之介，抵港即居於此，性情孤介，足不出戶，食宿之餘，鮮與人語。」「忽告陳先生，謂決意出家為僧，欲往省城受戒。陳察其素性堅僻，無可挽留，乃送數十金，以資其行。去數月，復回，則居然僧衣僧履，罩以薄棉藍布長坎肩。詢其情況，自言：出門后，茫無所知，既而囊金欲盡，相識者薦往惠州某廟落髮。廟為破廟，主持其一老僧，即其師也。」
　　
　　1904年，由朋友資助，蘇曼殊以玄奘、法顯為榜樣，萬里投荒，去泰國曼谷朝聖，在玉佛寺拜喬悉摩長老為師研習梵文。然後他又獨身前往錫蘭（斯里蘭卡）菩提寺駐錫，開筵講經，很受歡迎。初夏時，他途經越南回國，以當地烙疤的方式再度受戒，在手臂上烙了九個香洞。此次蘇曼殊南遊泰國、緬甸、印度、越南等國考察佛教聖地，劉三稱其為「白馬投荒第二人」。回國后，蘇曼殊本打算離群索居，茅庵偕隱，但終又為社會鬥爭形勢所鼓舞而回到現實中。
　　
　　蘇曼殊應金陵刻經處楊仁山老居士的聘請，到「只洹精舍」任教。只洹精舍是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僧學堂，楊仁山講《楞嚴經》，李曉敦教漢文，曼殊教英文，諦閑法師任監學。以後復興佛教的太虛、仁山、智光、開悟、惠敏等法師，都是當時的學生，但是學堂功課太重，一學期未教完他就病倒了。他在《燕子龕隨筆》中，記載他在精舍卧病的事：「十一月十七日病卧只洹精舍，仁山老檀越為余言秦淮馬湘蘭證果事甚詳。近人但優作裙帶中語，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
　　
　　蘇曼殊童年不幸，「每一念及，傷心無極矣。」及至後來，社會的黑暗，事業的挫折，世態的炎涼，愛情的折磨等莫不讓曼殊覺得世界的險惡、艱苦，以至於「曼殊不願棲身於此五濁惡世也。」
　　
　　柳亞子與蘇曼殊一道遊河，蘇曼殊睹物生情，出一謎語：在娘家綠髮婆娑，自歸郎手，青少黃多；歷盡了多少風波，經受了多少折磨，休提起，提起珠淚灑江河。謎底為何？竹篙也。蘇曼殊以此自喻，人生之苦難滄桑溢於言外。
　　
　　1907年秋，蘇曼殊與章太炎欲結伴西遊，赴印度朝聖，深造佛學，終因資金短缺而未果。蘇曼殊在其筆記小說《嶺海幽光錄》中表彰明清換代之際抗節不撓、視死如歸的義僧祖心，曾借題發揮：「嗟夫！聖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諸禪；忠臣孝子無多，大義失而求諸僧；春秋已亡，褒貶失而求諸詩。以禪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詩為春秋，史之不幸也……」他在致劉三的信中有這樣的句子：「濁世昌披，非速引去，有嘔血死耳。」這大概也是蘇曼殊為什麼要出嫁的原因。
　　
　　南懷瑾嘗雲，曼殊實不曾出家，只於廣州某寺院得一亡僧之度牒，遂以出家人自處，始終徘徊僧俗之間。

不戒
　　
　　佛教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流派眾多、戒律亦雜，但有五條最根本的要求，即「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慾、不妄言、不飲酒。蘇曼殊一生竟五戒犯四。
　　
　　蘇曼殊第一次出家即犯殺生大戒，他抓住一隻鴿子，躲到院后做五香鴿子肉吃。因而被「肅眾」逐出寺門。他似乎還不以為然，曾向人講起此次被逐情況，並作為素材寫進小說中。后他參加「拒俄義勇隊」、「華興會」等革命組織，舞槍弄棒，並多次參與武裝起義、暗殺的策劃工作。在《女傑郭耳縵》、《慘世界》等作品中他歌頌崇尚暴力革命（暗殺）的理想英雄，甚至在第三次出家后不久，還欲槍殺康有為。至於吃肉，乃蘇曼殊的家常便飯。朋友們都知他喜食「牛肉」、「雞鴨」。在《燕子龕隨筆》中，他記載自己和革命家趙聲的交往，每次趙聲必命士兵攜壺購板鴨黃酒，趙「豪於飲」，他則「雄於食」。正如陳果夫後來在回憶中所講，大家都「知道他是個怪和尚，也是個酒肉和尚」。
　　
　　蘇曼殊屢犯偷盜戒。1903年《國民日日報》停刊后，蘇曼殊欲投奔香港陳少白。無奈陳獨秀、章士釗等朋友留他，自己又沒路費，於是他用了個「調虎離山」之計，支開朋友，偷了章士釗三十元錢捲鋪蓋遠走香港。
　　
　　第二次出家后，蘇曼殊偷師兄的度牒和錢。對此蘇曼殊曾向陳少白詳細講述過：「出門（指離開《中國日報》出家）后，茫無所之。既而囊金欲盡，相識者薦往惠州某廟落髮。……惟地方貧瘠，所得每每不足果腹。曼殊知不可留，一日乘師他往，遂竊取已故師兄之度牒，及其僅存之銀洋二角以逃，當行至省城，乘輪船抵香港，銀洋二角，僅足以充船費。」（註：柳亞子：《蘇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253頁。）「已故師兄」即與他同時受戒的僧人博經，蘇偷了他的度牒，后在長沙使用的大紅名片即署「博經」二字。在其《〈焚文典〉自序》等文落款中亦有「博經」字樣。蘇曼殊沒有度牒，故偷了已經去世的師兄的度牒，當作自己的度牒。從此曼殊便以師兄的法號博經自命。
　　
　　1908年，蘇曼殊尚在佛學院（南京祗垣精舍）任課時，陳巢南由汕頭回上海，衣被甚薄。蘇曼殊自己沒有被子，所以不論厚薄，就把陳的被子攜之而去。
　　
　　蘇曼殊則出入青樓，浪跡女肆，大吃「花酒」。自長沙起義流產後始冶遊北里，后竟一發不可收，並留下「袈裟點點疑櫻瓣，半是脂痕半淚痕」、「偷嘗天女唇中露，幾度臨風拭淚痕」等情詩。
　　
　　有人統計其殘賬，發現用於「青樓楚館」的開支多達1877元，而當時女僕月工資僅1元。陳陶遺曾在青樓大聲批評蘇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應戒欲，你怎麼能夠這樣動凡心呢？」
　　
　　酒對蘇曼殊來說是常事。楊珩《嶽麓答大師》有詩曰「無官似鶴閑偏少，飲酒如鯨醉不多」。

佛理
　　
　　世人多認為蘇曼殊是酒肉和尚，甚至有人懷疑曼殊出家的真實性。實則曼殊刻苦學習梵文，對於佛學有較深的研究。他曾想效法唐玄奘親自到印度去取經，寫了一部《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地名今釋及旅程圖》。他的佛學思想，主要闡述於《答瑪德利庄湘處士書》、《儆告十方佛弟子啟》及《告宰官白衣啟》等文中。在與與章太炎合著兩篇著名的文告《告宰官白衣啟》和《敬告十方佛弟子啟》，他竭力宣講佛教的「風教」作用。
　　
　　蘇曼殊認為佛教衰微的原因不在外界，而在佛教內部。有的寺廟建在城市之中，或靠近城市，僧侶難免感染市儈俗氣，「不事奢摩靜慮，而惟終日安居；不聞說法講經，而務為人禮懺。」他認為振興佛教之道，在於弘揚正法，糾正歪風。
　　
　　蘇曼殊主張宣揚佛學真理，反對以誦經念佛而謀利。他對於藉道場以糊口之俗僧，痛斥不遺餘力。他說：「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后，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應赴之說，古未之聞」。他還說，和尚「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
　　
　　蘇曼殊反對佛教徒趨炎附勢，攀援顯貴，跪拜皇帝、俗官。他批判護法需賴王者之說：「詭雲護法須賴人王，相彼染心，實為利己，既無益於正教，而適為人鄙夷。」
　　
　　蘇曼殊主張寺院住持實行民主選舉，反對衣缽相傳。他說：「然自六祖滅后，已無傳付衣食住行缽之事。若計內證，則得法者或如竹需要竿蔗，豈必局在一人？若計俗情，則衣缽所留，爭端即起，懸絲戒著在禪書。然則法藏所歸，宜令學徒公選。必若聞修有缺，未妨兼請他僧（惟不可令宰官居士與聞選事，以所選必深於世法者故），何取密示傳承，致生諍訟，營求嗣法，不護譏嫝？若爾者，與俗士應舉求官何異？而得稱為上人哉！」
　　
　　蘇曼殊主張設立佛教學堂，宣揚佛理，培育人才。他說：「且法之興廢，視乎人材，枉法求存，雖存猶滅。」他對楊仁山在南京創辦祇洹精舍佛教學堂推崇稱頌備至。
　　
　　蘇曼殊認為「佛門戒范雖有多途，今者對治之方，宜斷三事：一者禮懺；二者付法；三者趨炎。第一斷者，無販法名；第二斷者，無諍訟名；第三斷者，無猥鄙名。能行斯義，庶我薄伽梵教，無泯將來。」
　　
　　蘇曼殊曾倡導佛教改革，文公直說曼殊若「天假以年，俾得行其志，而實現其主張，則曼殊必能成佛教中之馬丁•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