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818民國那些大文人

抉擇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直逼武漢三鎮。遠在廣州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以文學院長之位邀吳宓到任，並告知他的好友陳寅恪已應聘到校，他沒有應允。國民黨教育部部長杭立武親自出面動員吳宓這位部聘教授到台灣大學，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與台大校長傅斯年這位新潮文人、學者，素來觀念不同，且討厭這位胡適學生的黨派成見太深。女兒們以親情呼喚他回清華去，他也拒絕了。最後他謝絕友人要他去美國、香港和台灣講學的勸告，決定留在大陸。他說：「生為中國人、死在中國土。」
　　
　　 在不願回清華也不願到廣州或台北的同時，重慶相輝學院院長許逢熙來函，請吳宓到那裡任教。面對剪不斷、理更亂的頭緒，吳宓已有了出家為僧的念頭。同時，他也想到在成都主持東方文教學院的《學衡》雜誌作者、在南京時的好友王恩洋，想到那裡研修佛教，然後慢慢地出家為僧。於是，吳宓在1949年4月底，溯水而行，乘飛機到了重慶，任相輝學院外語教授，同時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學院文學教授。
　　
　　 1950年４月，私立的相輝學院、勉仁學院在被相繼撤消、合併之後，吳宓被調到在重慶磁器口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學院。９月，該學院又併入在北碚新建的西南師範學院。吳宓成了歷史系教授，隨後調整到中文系。

晚景
　　
　　 吳宓原以為去四川「作劍南人」可以安度「餘生」。事實上，吳宓在西南師範學院二十八年，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嚴酷慘烈：他多次挨批受整，兩次被剝奪授課的權利；在「文革」中更是受盡百般凌辱和摧殘。
　　
　　 1968年6中旬，西師兩派武鬥再起，本已回校的八三一人員又再次撤離。6月18日下午，趕走了八三一的春雷造反兵團，為表現自己掌握了「鬥爭的大方向」，召開批鬥「走資派」、原黨委書記張永青的大會，吳宓日記記載：包括他在內的「各類有罪之教職員（皆曾為張永青所尊禮、寵用、包庇者）共十六名，分列兩側，陪斗（同受鬥爭）。」在大會上，吳宓不斷挨打，學生們用竹條、樹枝或扔小石子打他，在被押進會場時，「旁人則以竹條打擊頭肩背不休（此時最痛）」，在台前低頭請罪聽候大會批判發言中，「坐第一排之女生又頻頻以竹條打擊宓等之頭頂」。批鬥會結束后，吳宓狼狽不堪地回到家中，「以所歷簡告唐昌敏。視表，正夕5時。所歷共只3—5兩小時，而在台前曲躬俯立，則覺其長且久也！又按，宓自1904冬夜，為祖母痛打一次之後，一生未受鞭笞如今日者矣！」吳宓身邊沒有親人，他的痛苦，他的怨憤，都只能向家務女工唐昌敏傾訴。次日：「唐昌敏以葯敷宓傷處（左肩胛骨之下尖，膚色紅腫，未破）。」
　　
　　 6月21日，吳宓再次在批鬥會上被打傷。當天大雨，學生還將他手上拿的遮雨草帽奪走扔掉。回家后，吳宓將情況告訴了唐昌敏：「唐昌敏導某鄰童入大禮堂，尋取宓之草帽，未得。」「唐昌敏買白酒三兩（二角四分）來，以酒浸葯（藥名紅油克膏，治跌打損傷），為宓一再用棉巾拭洗傷處。」
　　
　　 1969年3月6日，吳宓與其他「牛鬼蛇神」教師一起被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強令集中到西師李園，過「集體管制生活」，強迫進行「罪行交待」和揭發批判（其間，唐昌敏仍經常來為吳宓取送換洗衣服，送煮好的雞蛋和代他領取的糧票之類）。至4月24日，吳宓等人又被強行遷往梁平（西師分校）集中進行所謂「鬥批改」。
　　
　　 5月9日，在梁平分校召開的中文系第二次批鬥吳宓大會上，兩個將吳宓「揪」著押進會場的學生惡意將他推倒，致使他腿骨跌斷，在極為痛苦的情況下仍被迫跪坐地上接受「鬥爭凡歷三小時」，大會結束，吳宓被架回住處時「已成半死」。此後，吳宓「全身疼痛，在昏瞀之中，似兩日未飲、未食，亦未大小便。」在如此狀況下，他仍被強迫寫交待材料，接受批判。
　　
　　 直到6月21日，吳宓才隨全體人員回到北碚，乘卡車（坐行李包上）於清晨7時出發，晚8時抵達西師校內，「得人扶掖，且背負至家」。
　　
　　 吳宓1969年11月30日所寫《上西師中文系群眾工作組報告》中寫道：「宓現在七十六歲垂暮之年，腿傷如此，不能站立，不能行步，即在室內爬行，偶一卧起轉動，腿關節亦痛不可忍。故只有安居在此文化村二舍203室中，又需要女工唐昌敏服侍。」
　　
　　 11月28日，西師中文系師生又召開了批判鬥爭吳宓大會。此後吳宓又被多次抄家。「十二月四日，又十三日，兩次抓宓到網球場和大操場，和其他的牛鬼蛇神受陪斗。兩次均給宓（因傷腿）以極大之肉體痛苦。」
　　
　　 吳宓回校后這段時間的日記被工宣隊、專政隊抄走後「丟失」。好在有這些交待材料和報告，總算還保存下來一點對當時情況的記載，使我們得以看到吳宓「幸得女工唐昌敏忠勤服侍」和唐昌敏是在何種情況下進行服侍的可貴記錄。
　　
　　 1970年3月31日和4月1日，在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革委會的主持下，西南師範學院兩次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和革命家屬大會鬥爭「反共老手、現行反革命分子」吳宓，所謂「現行反革命」，是指吳宓在日記中記載的一些對「文化大革命」表示不滿的言論。這些日記都已被抄走作為「罪證」。兩次大會都由「革命群眾」提出要求將吳宓送交公安局「依法懲辦」。
　　
　　 《吳宓的最後歲月》一文敘述了其中一些細節：吳宓被關入黑房，晝夜審訊鬥爭，黑房外有紅衛兵把守。吳宓關在黑暗水房久了，全身臟癢難受，只好向把守的紅衛兵請求洗個澡。紅小將回答說：你這個老反革命想洗澡，這容易，我來侍候你。一會兒另一個紅小將提一桶涼水來，兩人合手合腳扒光他的衣服，把他從床上拉下來，站在泥水地上，高的一個拎著吳宓胳膊，另一個揮動刷大字報的毛刷，把涼水用搪瓷盆澆在吳宓身上，然後用刷打吳宓。那是寒冬的初春季節，涼水凍入心扉，吳宓渾身發抖，接著毛刷在他身上亂刷，直到吳宓跪下磕頭求饒哭叫，紅小將才將整桶涼水從頭淋下來，說是為他「提壺灌頂」。吳宓哭著說紅小將整他，紅小將說這不是整，要整就要把他的耳朵、鼻子一樣樣割下來。他們問吳宓是不是想挨整，吳宓只好磕頭求饒，並向紅小將致謝，這才保住了耳鼻。
　　
　　 有一次吳宓躺在床上想絕食求死，紅小將罵他，「絕食是向造反派、向文化大革命、向偉大領袖毛主席猖狂反撲……」於是，叫來幾個男女紅衛兵，把吳宓按在床上，朝他鼻子里通往食道處塞一根膠管，然後灌入一大碗廚房丟棄的潲水，裡面飯菜混合，把他的胃填得鼓脹、穢臭不堪，熏得他腦酸淚流、痛苦難當。紅小將告訴他，這叫做「鼻飼」。經過四天「鼻飼」，吳宓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直到他同意自己掏錢去買飯菜吃，紅衛兵們才停止了這種慘無人道的「鼻飼」……
　　
　　 走筆至此，惟有一聲哀嘆，兩行清淚！

吳須曼在《回憶先兄吳宓教授》記錄過吳宓那段時間的經歷：
　　
　　 由於生活不能自理，只好請一個保姆，而他（吳宓）當時只有三十元生活費，拿什麼付保姆費，同事之間，人各自危，誰還敢自討罪責幫他，我只好在生活中節約，每月補助他二十元。殘酷的迫害和摧殘，使他的身體每況愈下。
　　
　　 1974年春天，我去重慶西南師院探望，兄妹相見泣不成聲。見他連最低的生活水平都達不到，衣服只有兩三套，被褥單薄，布證、棉花票一樣也沒有，惟一的財產就是布滿書架和箱桌的中外書籍。一件藍布面的棉襖，上面縫補有三十六處，可見年月之久，令人傷情。我回到涇陽后，即刻趕製了棉衣、棉褲、被子和毛衣寄往學院。
　　
　　 1975年夏天，我又去西南師院，他腿有殘疾行走不便，一隻眼睛患白內障而失明，生活更加困難，我決定勸他隨我回家，但他堅持不同意，告訴我他保存的二十六本《吳宓詩集》不到半月曾被人「偷走」。尤其令人氣憤的是，「十年動亂」中有人拿了他的書，知道他恢復工資后，送還一兩本書就索費幾十元，依這樣的特高價收回一部分不能成套的書，每月工資即付一空。補發工資后，除還一部分外債和周濟了幾個困難的學生外，大部分就是花在贖回被人拿去的書上。殘酷鬥爭，無情折磨，使他的神經近乎失去了控制。這些人就是掌握了他愛書如命的特點，才這樣詐騙他。甚至他手上的一塊價值幾百元的進口表，也被重慶鋼廠兩個無賴用一隻僅值六元錢的小鬧鐘「換」去。他動輒被騙走數十元乃至百餘元。

悲劇
　　
　　 1977年吳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讓其胞妹吳須曼領回陝西老家。
　　
　　 在之前，吳宓原本就答應要回陝西，但是有人捉弄他說：「你吳宓是大教授，回原籍后，地痞流氓晚上破門而入，要你拿出錢來，沒有的話，就要殺你。」於是無論妹妹吳須曼如何勸說，他都不願意回老家，直到他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吳須曼去接吳宓時，他唯一的錢就是枕頭下的七分硬幣，只好預支工資購買車票，行李卻很簡單--一個舊木箱，除幾件衣服外，就是幾包日記和殘缺不全的一些文稿。
　　
　　 吳宓回到老家，暫住在麵粉廠吳須曼的宿舍里。之後租了一間民房住下來，吳宓每次吃飯時總要問：「還要請示嗎？」吳須曼告訴他說：「『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了，都不請示了。」
　　
　　 經過一段時間調養，吳宓病情好轉，被人扶著可以下床在院子活動。精神狀態好時，他憑藉對往事的猶新記憶，向妹妹和小外甥女講自己兒時的往事，講留學美國的和歐遊的感受。在往日美好的回憶中，尋求風燭殘年時的心靈上的安慰。
　　
　　 1977年是中國恢復高考的第一年，在吳宓的影響和鼓勵下，他的小外甥女立志要考上大學。於是吳宓便以僅有的那份精力為小外甥女補課。小外甥女的外語早已因學校停課鬧革命而荒廢了。縣上有的學校也一時沒有恢復外語課。吳宓在精神好時，還常常誦讀幾句英文詩歌。說到高考，自然要談起外語。一天，他妹妹在他誦讀英文時，說縣上有的學校如今還沒有恢復開英文課。
　　
　　 吳宓很著急，又很關切地問：「那是為什麼？」妹妹告訴他說：「因為沒有外語老師。」聽罷，吳宓有些激動：「他們為什麼不來請我，我還可以講課……
　　
　　 1978年元月14日，吳宓忽然食量大減，第二天只能進幾口妹妹喂的牛奶。隨即吳宓被送往附近的中國人民解放軍513醫院進行搶救。彌留之際，吳宓仍無法驅散在西南師院那段瘋狂歲月里被殘酷折磨時留下的陰影。他試圖作最後驅散的努力，他掙扎著疾聲振呼：「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飯吃，我是吳宓教授！」如今有水喝，有飯吃了，他卻抹不掉那痛苦的記憶。
　　
　　 17日凌晨三時，吳宓的心停止了跳動。由於醫院沒有太平間，麵粉廠的領導同意將吳宓的遺體暫時停放在他妹妹的宿舍里。隨後廠領導派人、派車將吳宓的遺體送往西安三兆火化。
　　
　　 1981年1月17日，吳宓的骨灰，由吳須曼送至安吳堡，葬在白雪籠罩的嵯峨山下。

評說
　　
　　 溫源寧這樣評說吳宓：「一個孤軍奮戰的悲劇人物，然而，更可悲者，則是吳先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個性。他自認是一名熱誠的人文主義者和古典主義者，但他的氣質卻是徹頭徹尾的浪漫主義者。他的純真和誠懇，任何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惟獨他自己卻看不到。」
　　
　　 吳先生是一個奇特的人，在他身上表現出不少矛盾，季羨林曾對他作如此評價：「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裡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樣，所以奇特；別人寫白話文，寫新詩，他偏寫古文，寫舊詩，所以奇特。他反對白話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話寫成的《紅樓夢》，所以矛盾。他看似嚴肅、古板，但又頗有一些戀愛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學生來往，但又凜然、儼然，所以矛盾。」
　　
　　 趙瑞蕻在《我是吳宓教授，給我開燈》文中說：「西南聯大外文系裡有五位老師給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吳宓、葉公超、柳無忌、吳達元和燕卜蓀這五位先生。其中吳宓先生可說是最有意思、最可愛、最可敬、最生動、最富於感染力和潛移默化力量，也是內心最充滿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吳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裡面卻是個浪漫派；他有時是阿波羅式的，有時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時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時卻是堂吉珂德型的；或者是兩種類型、兩種風格的有機結合。」
　　
　　 易社強評價吳宓：「在他鑽研的各個領域，吳宓都不愧是個博學的怪才，而學識淵博、性情怪僻是文科教授的顯著特色。他集思想的多樣性與人類的感性於一身，展現了聯大的最大特色。」
　　
　　 葉兆言說：「吳宓不是一個豪爽的人，且毫無幽默感，但他卻是大度、真誠的君子。」

十六、陳寅恪
　　
　　 中國只有一個陳寅恪，中國再沒有陳寅恪！——民國文林
　　
　　 說到博學，如果陳寅恪自認第二，大概沒有人敢稱第一。他遊學歐美，沒有拿一個學位，卻被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並稱清華四大導師；他號稱教授的教授，大師中的大師，被中外學人一致推崇；狂狷如劉文典，對他「十二萬分的敬佩」；霸氣如傅斯年，對他尊崇有加；斯大林向毛澤東談及他，英國女王訪華專門去拜訪他；他潔身自好，虛懷若谷，潛心治學，提攜後進；晚年他眼盲、臏足，但依舊一心向學，只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博學
　　
　　 陳寅恪留學海外時，就以博學著稱。羅家倫回憶：「朋友中寅恪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亞西亞研究，又供他參考運用的有十六七種語言文字，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19世紀20年代初，許多中國留學生在歐遊學，當時在柏林有陳寅恪、傅斯年、羅家倫、毛子水、何思源、金岳霖、姚從吾、段錫朋、周炳琳、宗白華、曾慕韓、徐志摩等。他們經常往來，訪談遊玩，時常一起把酒言歡，高談闊論。俞大維醉心德國歌劇，常用竹筷頻作指揮音樂狀；陳寅恪則能講到國家將來政治問題，對教育、民生等大綱細節一一涉及。如民主如何使其適合中國國情現狀，教育須從普遍徵兵制來訓練鄉愚大眾，民生須盡量開發邊地與建設新工業，等等。諸生聞聽，大感分析透徹，鞭辟入裡，對陳氏也更加刮目相看。
　　
　　 陳寅恪每次給學生上課前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如果這句話是出自別人之口，可能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吹牛，但是出自陳寅恪之口，卻從來沒有人懷疑他的話的真實性。
　　
　　 陳寅恪有豐富的西學素養，過去人們盛傳，陳懂十幾種甚至二十幾種中外文字，並非誇張之詞。從他留學的筆記看，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法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來文，東土爾其文等十六種文字，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季羨林先生用了「泛濫無涯」四個字來形容。但是，陳寅恪一生對自己的品學極為謙虛慎重，從未炫耀於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種語言文字，直到去世后都未有定論，世間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楚，即使他的師友、家屬與弟子也莫不如此。
　　
　　 陳寅恪的弟子、北京大學任教的王永興言陳寅恪「具備了閱讀藏、蒙、滿、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十三種文字的閱讀能力。」
　　
　　 陳寅恪的侄子陳封雄曾說：「寅恪叔到底學了多少種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說來，他能讀懂14種文字，能說四五國語言，能聽懂七八種語言，是大致不差的。這些成績基本上是他在36歲以前取得的。」
　　
　　 「文革」中被紅衛兵抄走的陳寅恪當年在國外學習時期的一批珍貴資料，在陳寅恪去世后陸續歸還，其中就有當年的學習筆記若干冊。透過那早已發黃的粗劣紙張和紙張上密密麻麻的記載，可以得知筆記主人在學術征途上歷盡的艱難困苦與豐碩收穫。曾留學德國十年，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在廣州一次會上說：「陳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學德國時寫了許多學習筆記，現存六十四本之多，門類繁多，計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類。從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學鑽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門學科的文獻目錄，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這些目錄是十分齊備的。」季羨林同時講道，東方古代語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較語言學方法，即用一種文字之佛教經本與其譯本相比照，進而探究不同語言之規律與變化。陳寅恪之語言學習與文獻閱讀是相關聯的。例如學梵文，寅恪就專聽過梵文金剛經研究課程。正是有了如此淵博的學識，他才敢於在大師如林的清華園開講「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之研究」兩門大課。
　　
　　 陳封雄回憶說：「寅恪叔學習外國文字的驚人能力並不是由於他有異於常人的頭腦，而是憑他堅忍不拔的求知毅力。例如，1919年他在哈佛大學時開始學習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維同時也選修這門課，但是學了半年便畏難而退了（這是俞大維親口對我說的），先叔卻一直繼續學了二十多年，當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仍經常到東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國教授鋼和泰求教。我幼時見過他在書房內朗誦梵文經典拓片。使我親聆了『梵音』，並問他在念什麼咒語，引起他大笑。」
　　
　　 有一次，陳寅恪隨便翻了一下陳封雄中學所用的世界史教科書，此書是根據當時美國出版的教科書編譯的，圖文並茂，而圖片尤為精緻。其中一張圖片的註釋是「刻有巴比倫文的出土碑碣」。陳寅恪見到后立即來了精神，待仔細一看搖頭道：「這不是巴比倫文，是突厥文，寫書的人用錯了圖片。」對於此次指出的錯誤，陳封雄多少年後還能清晰地憶起這位六叔當時那哭笑不得的表情。
　　
　　 陳寅恪自1926年留學回國后，就任清華大學研究院教授，是當時清華「四大導師」之一。之後，成為清華大學唯一的中文系「合聘教授」，在師生中享有「蓋世奇才」、「教授的教授」、「太老師」等稱譽。在清華校園裡，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難問題，都向他請教，而且能一定得到他滿意的答覆。大家稱他為「活字典」、「活辭書」。他講課時，研究院主任吳宓教授是風雨無阻，堂堂必到的聽課者；其他如朱自清等水準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聽他講學。
　　
　　 陳寅恪在清華被稱為教授的教授，當時歷史系教授姚從吾先生說：「陳寅恪先生為教授，則我們只能當一名小助教而已。」
　　
　　到清華的第二學年，陳寅恪主講「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與「梵文—金剛經之研究」兩門。指導學生專題研究的學科為：一、年曆學（中國古代閏朔日月食之類），二、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比較研究，三、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之研究，四、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紇文及中亞細亞文諸文字譯本與中文譯本之比較研究），五、蒙古、滿洲之書籍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

20世紀20年代陳寅恪在清華大學國學院指導研究生，並在北京大學兼課，同時對佛教典籍和邊疆史進行研究、著述。在清華大學開設滿蒙語文和歷史、佛教研究等課程。他講課時、或引用多種語言，佐任歷史；或引詩舉史，從《連宮洞》到《琵琶行》、《長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處，又無不準確，伴隨而來的闡發更是精當，令人嘆服！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聘請他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該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國語漢學教授，在當時是一種很高的榮譽。
　　
　　 1933年，陳寅恪的弟子陳哲三到日本，一次飯間遇到日本史學界大名鼎鼎的學者白鳥庫吉，剛見面時白鳥對他十分傲慢無禮，后得知他是陳寅恪的弟子，便執禮甚恭，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原來白鳥研究中亞問題，遇到困難，寫信請教奧國學者，複信說向柏林大學某教授請教，而柏林的複信說應請教陳寅恪教授，當時錢稻孫度春假來日，正住隔房，他說可以代為求教陳教授，錢的春假未完，陳教授的複信已到，而問題也解決了。他說如無陳教授的幫助，可能至死不解。
　　
　　 蘇聯學者在蒙古發掘了三件突劂碑文，但都看不懂，更不能理解。後來，陳寅恪以突劂文對譯解釋，各國學者都毫無異詞，同聲嘆服。
　　
　　 唐德宗與吐蕃的《唐蕃會盟碑》，許多著名學者如德國的沙畹、伯希和等，都難以解決，又是陳寅恪作了確切的翻譯，才使得國際學者感到滿意。
　　
　　 《蒙古源流》是明朝萬曆年間內蒙古薩囊徹辰所著，其中夾雜不少神話傳說，與元代蒙漢文史書多有不同，往往讓人們困惑不解。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陳寅恪發表了4篇論文，探明了《蒙古源流》一書的本來面貌，使人們對原來困惑不解的難題，得以了解通釋，對後來的蒙史研究產生重大影響。
　　
　　 陳寅恪從事敦煌文獻研究並把它納入到世界學術領域中，得到各國學術界的認可。為了引導國內學者重視研究北京圖書館收藏的敦煌殘卷，他在閱讀後，就有關摩民教經、唐代史文、佛教主義等9個方面，著文列舉其價值，為從事敦煌文獻研究者開闊了視野，為我國敦煌學研究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開創了先河。
　　
　　 抗戰勝利后，陳寅恪赴英國治療眼疾，並應邀在牛津大學講授東方學和漢學，歐洲各大學校的學者雲集牛津，以親聆他講學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數人外，大多不能聽懂。因為陳寅恪在演講中廣泛徵引各種文獻，使用10餘種中亞古語，一般學者聽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金岳霖回憶陳寅恪：有一天我到他那裡去，有一個學生來找他，問一個材料。他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餘的材料。」寅恪先生記憶力之強，確實少見。
　　
　　 中印戰爭結束后，中共密擬以麥克馬洪線為準談判邊界問題，但當時卻無人知曉，毛澤東思考一晚上想到了陳寅恪。當時陳寅恪已被打倒，早已雙目失明，但他憑藉記憶曆數每段每句當在某書某頁，從而向政府提供了珍貴的歷史證據，保證了我國在談判中佔了主動，保證了我國在那次談判中不失領土。
　　
　　 陳寅恪於1923年在柏林求學期間，寫給其妹的一封書信。信中云：
　　我前見中國報紙告白，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券價約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價亦更貴。不知何處能代我籌借一筆款，為購此書。因我現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類書百種而已……我今學藏文甚有興趣，因藏文與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與希臘、拉丁及英、俄、德、法文等之同屬一系。以此之故，音韻訓詁上，大有發明。因藏文數千年已用梵音字母拼寫，其變遷源流，較中文為明顯。如以西洋語言科學之法，為中藏文比較之學，則成效當較乾嘉諸老，更上一層。然此非我所注意也。我所注意者有二：一歷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關係不待言。一佛教，大乘經典，印度極少，新疆出土者亦零碎。及小乘律之類，與佛教史有關者多。中國所譯，又頗難解。我偶取金剛經對勘一過，其註解自晉唐起至俞曲園止，其間數十百家，誤解不知其數。我以為除印度西域外國人外，中國人則晉朝唐朝和尚能通梵文，當能得正確之解，其餘多是望文生義，不足道也。隋智者大師天台宗之祖師，其解悉檀二字，錯得可笑（見《法華玄義》）。好在台宗乃儒家五經正義二疏之體，說佛經，與禪宗之自成一派，與印度無關者相同，亦不要緊也。（禪宗自謂由迦葉傳心，系據護法因緣傳。現此書已證明為偽造，達摩之說我甚疑之。）舊藏文即一時不能得，中國大藏，吾頗不欲失此機會，惟無可如何耳。又蒙古滿洲迴文書，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滿蒙回藏文書，價廉者，請大哥五哥代我收購，久后恐益難得矣……
　　 這封書信被當時主持《學衡》雜誌的吳宓得知，於這年八月的第二十期以《與妹書》為題刊載，梁啟超就是通過《學衡》看到了這封信，並為陳寅恪之博學傾倒。一年之後，梁啟超向曹雲祥力薦陳寅恪，陳得以到清華執教。

尊崇
　　
　　 陳寅恪號稱大師中的大師，教授的教授，幾乎所有同時代的文人和學人都對這位大師極其尊崇。
　　
　　 抗戰爆發后，陳寅恪一家南下香港，途經廣西梧州市。當時廣西大學就設在這裡，李運華校長原是清華教授，得知陳寅恪一家來到此地，親自到車站迎接，熱情招待一家人吃飯。因不能在此過多停留，晚間，李校長與夫人一道踏著沿江燈火，親送陳家老小登上內河輪船，茫茫夜色中，輪船沿江而下。
　　
　　 傅斯年到昆明，住在陳寅恪樓下。當時日機對昆明轟炸正酣，為了躲避轟炸，傅斯年命人在樓前挖了一個大土坑，上蓋木板以作防空洞之用。住在三樓的陳寅恪為此專門作過一副帶有調侃意味的對聯：「見機而作，入土為安。」每次警報一鳴，眾人皆爭先恐後向防空洞奔跑，以儘快「入土為安」。這個時候，身體虛弱的陳寅恪不但右眼失明，左眼也已患疾，視力模糊，行動極其不便。陳寅恪本人有睡早覺和午覺的習慣，傅斯年怕陳寅恪聽不到警報，或聽到警報因視力不濟遭遇危險，每當警報響起，眾人大呼小叫地紛紛向樓下衝去，傅斯年卻逆流而上，搖晃著肥胖的身軀，不顧自己極其嚴重的高血壓和心臟病，喘著粗氣，大汗淋漓地向樓上急奔，待跑到三樓把陳寅恪小心翼翼地攙扶下來，送進防空洞。號稱「大炮」，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的傅斯年，竟對陳寅恪如此敬重呵護，一時在昆明學界傳為佳話。
　　
　　 在西南聯大后，當年名震一時的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就剩下陳寅恪一個人了,因此被劉文典譽為「國粹」。劉文典對陳寅恪卻極為尊崇，不敢有半點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學問不及陳氏之萬一，並多次向他的學生們云：自己對陳氏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萬分的敬佩」。
　　
　　 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時，一日，日機空襲，警報響起，聯大的教授和學生四下散開躲避。劉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且目力衰竭，於是便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著陳往城外跑去。他強撐著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們攙著陳先走。這時，只見他平素藐視的新文學作家沈從文也在人流中，便顧不得自己氣喘如牛，轉身呵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你替誰跑？」據說劉文典還給身邊的教授估薪水，陳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塊，沈從文最低，連四毛錢都不值。
　　
　　 馮友蘭早年留學哈佛時，就仰慕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時，當時已任聯大文學院院長馮友蘭已是位大哲學家，在清華也稱得上是上乘人物。但每回上《中國哲學史》課時，馮總是恭敬地跟著陳先生從教員休息室里出來，一邊走一邊聽陳講話，直至教室門口，才打個大躬，然後分開。
　　
　　 陳寅恪做學問用功極苦，以致眼睛受損，不得不祝願治療。學生們自動組成看護隊，輪班伺候，替陳師母分憂。陳寅恪感動之餘，對梅貽寶校長說：「未料你們教會學校，倒還師道尤存。」梅貽寶後來說：「能請動陳公來成都燕京大學，是一傑作，而能得陳公這樣一語評鑒，更是我從事教育五十年的最高獎飾。」
　　
　　 陳寅恪回到北京，住在清華園。季羨林知道老師回來后，立即去拜見。當時從北京城到清華頗費周折，宛如一次短途履行。沿途幾十里路全是農田，秋天青紗帳起，還真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但是季羨林不以為意。季羨林知道陳寅恪最喜歡當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國神甫親手釀造的柵欄紅葡萄酒，就到現在的市委黨校所在地、當年神甫們的靜修院的地下室中去買過幾次柵欄紅葡萄酒，又長途跋涉送到清華園，送到陳先生手中，心裡頗覺安慰。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時，本打算前往英國治療眼疾並講學的陳寅恪尚滯留香港，形勢危急，生死不明。重慶國府於12月18日派出的最後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大員和學界名流。然而，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率領幾十名保鏢竟然阻止他人登機，卻把自己的僕人、洋狗、馬桶、香料和床板等通通運上飛機！陳濟棠、何香凝、許崇智、茅盾、郭沫若、陳寅恪等人均被攔截不能登機。時人得知此事時后輿論一片嘩然，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殺『飛狗院長』孔祥熙以謝天下」。幸得歷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營救，「九死一生」的陳寅恪一家人最終安抵桂林，逃過此劫。
　　
　　 1941年陳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時，嶺南大學教授冼玉清託人給他們四十元「軍票」小小資助，陳婉拒了。後來陳寅恪到廣州后，陳家大到與學校的對話，小至女兒婚事，冼玉清都十分關心。這給晚年的陳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節，唐篔曾手書陳寅恪撰的春聯贈冼玉清：春風桃李紅爭放，仙館琅玕碧換新。
　　

陳寅恪的助手黃萱是印尼華僑首富黃奕住之女、周壽愷教授的夫人。1952年，一個偶然機會，黃萱應中山大學之聘任陳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陳寅恪晚年的著述融入了黃萱大量的心血。《論再生緣》、《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等都是由黃萱記錄、整理的。陳寅恪與其合作十分愉快，對其工作十分滿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際專事附記鳴謝。她在陳寅恪身邊工作了十四年。因愛人工作調動，黃萱一度欲辭職。陳寅恪說：「你的工作幹得不錯，你去了，我要再找一個適當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黃萱被感動了，就又留了下來。直至1966年被迫離開。
　　
　　 陳寅恪以身後著作相托的學生蔣天樞，到廣州看望老師時，每天與老師晤談，筆錄。有一天，蔣天樞去，陳寅恪忘記讓坐，蔣氏就一直站在一旁說話，不敢坐，而陳寅恪目盲，竟不知。
　　
　　 解放后不久，周恩來總理專門派人看望他，轉達黨和國家對他的關懷。他的腿跌傷以後，周總理曾親自過問醫院的治療方案。陶鑄一直給他大陸知識分子難以奢望的待遇。陶鑄任中南局書記期間，對陳寅恪的治學和工作極為關心。「因他目盲腿殘」，特專派三名護士照顧他的生活。由於陳寅恪殘存的視力只能微弱地辨別白色，故在他院子里特意修一條白色甬道，使這位老人在工余散步時不致跌倒。陳轉任中大教授后，他的工資待遇在在中大以及全國的教授之中都是最高的。陳毅，周揚，胡喬木等對他都十分尊重，到廣州時都專門前去拜訪，並同他探討文史學術問題!
　　
　　 陳寅恪當過學部委員。對於學部委員的選舉，張稼夫說：「在這個工作中，矛盾最尖銳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歷史學家陳寅恪，他是這個學科的權威人士，不選進學部委員會不行，他下邊一班人也會有意見。若選他進學部委員會，他卻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馬克思主義。我們只好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選上』。這樣，陳寅恪就進了哲學社會科學的學部委員會。」1949年，毛澤東訪蘇，令毛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問起陳寅恪的行蹤，原來是他的著作《中國革命問題》中引用了陳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澤東答應回國后再查找，後來查知是在廣州的中山大學，便囑咐廣東當局要好好優待。英國女王訪華，專門提及陳寅恪，還專門去拜訪陳。周恩來對陳寅恪也一直照顧有加，解放后不久，專門派人看望他，轉達對他的關懷。
　　
　　 1962年胡喬木過訪，由陶鑄陪同，「以學生見老師的心態走到陳寅恪的跟前」（20世紀30年代胡喬木在清華大學歷史系就讀）。「陳寅恪頻頻發問，胡喬木盡量委婉地解釋」。諸如談到國家近年經濟形勢時，陳寅恪發問：「為何出現那麼多的失誤？」胡喬木笑答：「就好比在一個客廳里將沙發、台椅不斷地搬來搬去，目的是想找一個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產生搬來搬去的失誤，就好比是經歷一場地震一樣。」當陳寅恪問及他的著作為何遲遲不能出版時，「胡喬木以八個字回答陳寅恪的八個字發問：陳曰『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答『出版有期，蓋棺尚遠』」。因胡喬木、陶鑄的過訪，陳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過談，因有所感，遂再次東坡前韻》，中有兩句值得玩味：「南國有情花處處，東風無恙月年年。」
　　
　　 陶鑄對陳寅恪呵護備至：關照中山大學將當年「中右」的陳寅恪「脫帽加冕」；為方便陳寅恪的散步，安排人在他家門前修了一條白色水泥路；陳病重時為其配三個半護士；為了陳寅恪能欣賞戲曲，他指示中山大學為其弄一台好收音機，當時學校不認真辦，陶鑄很生氣，說「學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電唱兩用機給陳寅恪。陶鑄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統計出1966年6月到12月間，遠在北京的陶鑄先後三十八次用電話對廣東省委作「遙控指示」，其中數次指示：「對陳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狀不變。」
　　
　　 文革開始后，雖然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陶鑄特指示廣東省委善待寅恪，然而紅衛兵置之不理，反而逼寅恪交待與陶鑄的關係，想藉此整跨陶鑄。當時陳已經「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紅衛兵就佔據了陳宅對面的辦公樓，整天用高音喇叭往陳宅呼喝口號，而且還凍結了寅恪夫婦的工資。更可恨的是，他們還用武力趕走了陳的助手黃萱及和陶鑄派給陳的三名護士，在屋內遍貼大字報，搶掠物品撕毀文稿，如寅恪自傳《寒柳堂紀夢》，一時家徒四壁。陳不屈服，他們想到抬他去禮堂批鬥，陳夫人阻攔被打成重傷。劉節時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時，每年春節都要去老師陳寅恪家裡叩頭行禮。在「文革」初起時，學生要鬥爭陳寅恪，劉節攔住，大呼：「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萬別斗他！」劉節於是自願代寅恪受批鬥。紅衛兵問劉有什麼感想，劉答道：「能替恩師受批鬥，是我一生的光榮。」不久陶鑄被批鬥，紅衛兵問他為什麼庇護寅恪，陶正色回答：「你們如果有陳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樣對待你們。」
　　
　　 文革開始后，眾人皆批陳寅恪，但季羨林不願違心出手，落井下石，雖經再三動員，曉以大義，他仍效金人三緘其口。季羨林晚年回憶：「我不願意厚著麵皮，充當事後的諸葛亮，我當時的認識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畢竟沒有行動。現在時過境遷，在四十年之後，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了。」

治學
　　
　　 陳寅恪初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1919年8月18日《吳宓日記》載：「哈佛中國學生，讀書最多者，當推陳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維，兩君讀書多，而購書亦多。到此不及半載，而新購之書籍，已充櫥盈笥，得數百卷。陳君及梅（南按：即梅光迪）君，皆屢勸宓購書。」
　　
　　 陳寅恪常說「讀書必先識字」。陳寅恪幼年即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都曾下過一番苦功。陳寅恪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就成為其經常誦讀之書。據陳氏弟子蔣天樞說，陳寅恪在國外時，曾攜有兩部《經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續經解》直到陳氏去世后尚存於遺物中。另據俞大維透露，陳寅恪對於史書讀得格外用力，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中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天文志》等，即使德文原版的天文學也是他經常誦讀的史書之一。
　　
　　 陳寅恪認為「讀書先識字」，要研究歷史學特別是東方學，必須要懂得東方的文字，包括歷史上存在過，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歷史的源流和本真。因而他在德國留學期間對各種古代文字與考證下了極大的工夫。
　　
　　 陳寅恪後來談到他學會多種外語的經驗，只強調一個「誠」字。到清華執教時，雖然已經名滿天下，可他並不滿足。就在他任清華導師后，仍然堅持跟人學西夏文和蒙古文，每個星期進城學兩天，向鋼和泰學梵文。
　　
　　 陳寅恪在1920年代倡導，為人治學當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遊學歐美第一流學府，卻不拿半個學位。對於留學生中那些僅僅是為了得學位、謀職位，以留洋給自己鍍金的人，陳寅恪是極為不屑的。他說：從前讀書人學八股，是為了功名富貴；如今留學生又一窩蜂地學工程技術，雖所學不同，然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則一。鄙夷之情，溢於言表」。他的侄兒陳封雄曾問他：「您在國外留學十幾年，為什麼沒有得個博士學位？」陳寅恪回答道：「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後來，陳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維（陳寅恪表弟、同學兼妹夫）提起此事，俞說：「他（寅恪）的想法是對的，所以是大學問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學位，但我的學問不如他。」
　　
　　 關於陳寅恪的學位問題，他的受業弟子陳哲三是這樣解釋的：「因先生讀書不在取得文憑或學位，知某大學有可以學習者，則往學焉，學成則又他往。故未得一張文憑。」另有一種說法是，陳寅恪曾得到一個學士學位。還有一種說法，是他的侄兒陳封懷在《回憶錄》中提出來的，稱陳寅恪曾得過三個學士學位：「在那時，我們叔侄二人經常談論歐洲，特別是對英、德、法語言文字學術，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這三個國家得了三個學士學位。」
　　
　　 陳封雄回憶說，陳寅恪在遊學歐洲期間兩次回國，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雜覽經史古籍，對史學感到濃厚興趣。他不但背誦了《十三經》，而且每字必求甚解，這也就奠定了他一生精考細推的治學方法。」
　　
　　 抗戰時期，在繁忙的教學中，陳寅恪仍致力於學術研究，先後出版了《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兩部著作，對隋唐史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闢了新的途徑。
　　
　　 民國時期，中國學術史上有一件著名的大事，就是8000麻袋15萬斤清宮內閣大庫檔案的發現。1912年，國民政府在孔廟成立了「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原清廷學部所藏檔案與試卷全部歸入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暫存於敬一亭中，總數約8000麻袋（據王國維說是9000麻袋）。1921年，該博物館籌備處一位旗人處長夥同幾人，將8000麻袋、總重量為「十五萬斤」的明清檔案，當做廢紙賣給了北京同懋增紙店，換得銀元4000。幸得羅振玉偶然發現了一些流入市面的檔案材料，找到同懋增紙店。當時同懋增紙店已經把檔案當做廢紙轉賣出了約計1000麻袋，其餘部分被老闆差人運到了定興與唐山兩地的紙廠，準備化成紙漿製造「還魂錢」。羅振玉最後不惜傾家蕩產以1.3萬元的高價將剩餘的檔案全部購回，並分藏在北京和天津兩地。此後，因羅振玉購買檔案已罄盡全部財力，再無力承擔整理重任，將7000麻袋檔案以1.6萬元的價格轉讓給了大收藏家，將另一小部分出售給北大國學研究所，另一小部分被偽滿洲國購得，1936年又移交給了奉天圖書館。后李盛鐸也因財力不濟，準備出手。陳寅恪得知后，希望當時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能將這批檔案買下，胡適也支持陳的建議。經過陳、胡二人的努力，傅斯年向中研院院長蔡元培申請撥款，此後，經陳寅恪與李宗侗共同出面幾次與李盛鐸協商周旋，總算將這批珍貴文獻買下。1929年8月，在陳寅恪等人的積極努力下，這批珍貴檔案運往北平北海靜心齋，合計約6萬公斤，其中2.5萬公斤破爛不堪。
　　
　　 1946年10月，陳寅恪夫人及小女美延重返闊別九年的清華園，時的陳寅恪已雙目失明，但他決心靜下來好好做一番學問，並把自己的書齋取名為「不見為凈之室」。

1953年，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覆》里，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
　　
　　 鄭天挺說：「陳寅恪為教授之教授，其授課多有學者、教授聽講。陳講元白詩，第一課是《長恨歌》，首先講的是楊玉環是否以處女入宮。時有著名話劇導演賀孟斧客居成都，久聞陳大名，想去聽課，聽說第一課講處女問題，以為無聊，而罷聽課之念，實不知陳以次帶出唐朝婚禮制度，實極重要的事情。」
　　
　　 陳寅恪曾講授元白詩證史課程，以詩證史。中山大學一名叫劉隆凱的學生，也曾聽過陳寅恪的「元白詩證史」一課，他根據自己的課堂記錄，把陳寅恪所講的內容整理出來，於是世人得見陳寅恪「以詩證史」的研究方法。如陳寅恪曾考證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年齡。詩中寫道：「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陳寅恪以此為據進行考證：「古代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已是男女婚娶的最後年齡了。過了這個界限，便是老大了。像崔鶯鶯，貞元十六年才十七歲，以後結婚也在二十歲之前；韋氏，在貞元十八年結婚時正是二十歲，若再不出閣，也就難了，她比崔氏大一歲。」詩中又云：「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陳寅恪說：「看來，唐代女子與人應酬是在十三歲。杜牧《贈別》：婷婷裊裊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卷上珠簾總不如-秋娘，是貞元十五年白氏中進士時長安最負盛名的倡女。白氏淪落江州，感念昔日之游，乃取於詩中。有人以為是杜牧詩里的杜秋娘，謬極。假定琵琶女貞元十五年是十三歲，那麼，到元和十一年，她在潯陽江頭應該是三十歲了。她嫁商人不會太久——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茶商在長安領了專賣券，同時娶了琵琶女，再到產地買茶，蜜月里就離開了新婦。可以說，元和十年，琵琶女二十九歲時，弟走從軍，不久，阿姨又死了；再過年余，她三十歲時才嫁，真可謂——老大——了。」陳寅恪還以此考證出這個三十歲才嫁的琵琶女是西胡種，與商人是同居關係，不是正式結髮夫妻，等等。
　　
　　 文革中，一批曾聽過陳寅恪元白詩證史課程的中山大學歷史系學生，開始撰文向這位昔日的導師發難。其中一文也提到了關於「琵琶女」年齡地考證，文中說道：「陳本人從來不學習馬列主義，也不相信馬列思想，而是以資產階級厚古薄今的治學態度，對封建階級的史書古籍作了一些繁瑣考證。他對一些鄙瑣不堪的小事體和舊社會的達官貴人，王妃妓女特別感興趣，如楊貴妃身體是胖是瘦，體重幾何，入宮以前是不是處女，等等。他還特別考證出『楊貴妃和安祿山之間究竟發生過關係沒有，以及皇帝穿的龍袍是刺著五個爪的龍，大臣穿的蟒袍是刺著四個爪的龍等』。他還厚古薄今地講一些陳詞濫調，搞一些無聊的考證，如講《鶯鶯傳》時，鶯鶯是『如何把淡妝短眉變為濃妝細眉』；講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時，居然考證出了那個在船頭猶抱琵琶半遮面的商人婦，祖籍何處，什麼人種，什麼年月、什麼歲數入的妓院，在長安屬第幾流妓女，何時退居二線，何時嫁與做何生意的商人，屬於二房還是三房，是婦人還是妾身，等等。」從此文可以看出陳寅恪先生的博學和為學態度。
　　
　　 陳寅恪原攻比較語言學，通曉多種文學，為他從漢文以外搜羅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較大的方便，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繫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並在這個基礎上，注意對史實的綜合分析，從許多事物的聯繫中考證出關鍵所在，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求得歷史面目的真相。他這種精密考證方法，其成就超過乾隆嘉慶時期的學者，發展了我國的歷史考據學。
　　
　　 對藏學、突劂學研究，陳寅恪從不輕下斷語，總以嚴謹的科學態度進行判別，不違駁事實。他是一位史識與史德統一的典範。他嚴謹處理「讚美」與「求真」的關係，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至今仍然具有深遠的教育意義。
　　
　　 陳寅恪雙目失明之後，仍能鍥而不捨，窮十年歲月，寫出《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這樣的巨著。其毅力與精神，極富傳奇色彩。而《別傳》的寫作緣起，又起因於抗戰時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錢宅紅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極富浪漫色彩。
　　
　　 陳寅恪的助手黃萱曾感慨地說：「寅師以失明的晚年，不憚辛苦、經之營之，鈞稽沉隱，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別傳》）。其堅毅之精神，真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氣概」。
　　
　　 晚年的陳寅恪「體弱、多病、目盲、臏足」的，隨著政治高壓的加強，發表、出版自由都喪失了，還有時時刻刻紅衛兵的迫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難以想象，他把《隋唐制度淵源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外的舊文，編為《寒柳堂集》、《金明館叢稿》，並寫有85萬字巨著《柳如是別傳》，最後撰《寒柳堂記夢》。
　　

純儒
　　
　　 中國近現代文壇，能當「純儒」兩字的只有陳寅恪。陳先生一生只知治學，不願為官，不關心政治，不參與黨派之爭；陳先生提攜後進，但結黨而不營私，從不搞門第之爭；陳先生學貫中西，但始終以國學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學西學只為更好地研究國學；陳先生一生以傳道授業為已任，眼盲、臏足，仍堅持上課，進行研究。
　　
　　 陳寅恪夫人唐篔，是大清最後一任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台灣人悲憤之下，籌劃成立台灣共和國，擬奉唐景崧為總統，參與此事的人中也有陳寅恪的族人。此事卒未成功。
　　
　　 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中，與陳寅恪最能談得來且引為知己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寅恪七載同學的俞大維在晚年回憶時曾這樣說過：「到了中、晚年，對他（陳寅恪）早年的觀念稍有修正。主要原因，是受了兩位大學者的影響。一是瑞典漢學大家高本漢先生。高氏對古文入聲字的說法與假借字的用法，給他極大的影響。二是海寧王國維先生。王氏對寅恪先生的影響，是相得益彰的。對於殷墟文字，他受王氏的影響；對梵文及西域文字，則王氏也受他的影響。當時王國維居住在清華西院，陳寅恪經常到王氏住處論古話舊，說到傷心動情處相對而泣，幾不能語。當王國維自沉后，陳氏的輓詩「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即指此段情誼。王國維遺體入殮之時，清華師生去給王遺體三鞠躬以敬禮。陳寅恪與眾不同，他身著袍子馬褂，跪在地下磕頭，並三叩頭。
　　
　　 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后，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恪守孔孟之道，他在國學院時，其學生到上海陳家去謁見其父散原先生，散原老人與一幫學生談話，均坐，獨陳寅恪站在一旁，並堅持到談話完畢。
　　
　　 季羨林回憶：有時候，在校內林蔭道上，在熙往攘來的學生人流中，有時會見到陳師去上課，身著長袍，樸素無華，肘下夾著一個布包，裡面裝滿了講課時用的書籍和資料。不認識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廠某一個書店的到清華來送書的老闆，絕不會知道，他就是名揚海內外的大學者。他同當時清華留洋歸來的大多數西裝革履、發光鑒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這一方面，他也給我留下了畢生難忘的印象，令我受益無窮。
　　
　　 陳寅恪留學十六載，依舊鄉音未改，裝扮如故，與大多數歸國留學生如羅家倫等輩一派西裝革履大相徑庭。陳寅恪夏秋總是一身長衫布履，冬春則棉袍加馬褂。數九寒冬，就在脖間纏一條五尺圍巾，頭戴厚絨帽，褲腳扎一根布帶，僅從外觀上很難令人想到此人乃學貫中西的大師。

說起了俞大維，就附一則俞大維兒子俞揚和的逸事。
　　
　　 俞揚和是俞大維在德國留學時和德國女人生的兒子。金髮碧眼的混血小子俞揚和長大成人後，隨著抗戰爆發，先是考入國民黨空軍軍官學校第十六期學員班受訓，20歲時赴美國鹿克戰鬥機飛行學校接受高級飛行訓練，后回國參加中美聯合飛行大隊對日作戰。戰鬥基地在湖南醴陵，俞揚和的英文尚好，給隊友們的相互溝通帶來很大方便。抗戰後期，俞揚和在參加空戰30多次后被敵機擊落，跳傘受傷，為醴陵地區游擊隊抓獲。游擊隊員一看俞揚和那黃髮碧眼的相貌，以為是日本人顧用的外國飛行員，當即捆綁起來欲大刑伺候。俞揚和一看眼前的陣勢，知道大事不好，靈機一動，與對方講起湖南話來，說自己是被日軍擊落的國軍飛行員，並大喊冤枉。游擊隊員聞聽此言，似信非信，大眼瞪小眼地不知如何是好。俞揚和進一步解釋說：「難道有會講湖南話的日本人，或其他外國鬼子嗎？」待對方弄清真實身份，趕忙將其鬆綁，裝入籮筐，抬到山外醫院治療。可惜揚和的傷殘已不能繼續服役，傷愈后不得不離開空軍，轉到民航任駕駛員。
　　
　　 1948年底，俞揚和與不會說中文的華僑妻子離婚後獨自赴美定居，未久又續娶一房太太。十年後與正在美國讀書的蔣經國之女蔣孝章在華盛頓邂逅並一見鍾情。1960年5月，離婚後的俞揚和與比自己小20歲的蔣孝章在美國一個小教堂秘密舉行婚禮，次年生有一子。俞大維按照俞家的輩分為孫子取名俞祖聲。儘管結婚之前，二人婚事在蔣家引起過軒然大波和世人的猜測議論，但俞祖聲的誕生，不僅得到祖父母的歡心，也得到外祖父蔣經國、曾外祖父蔣介石的寵愛。台北中正紀念堂的牆上懸掛著一幅大照片，蔣介石端坐當中，懷裡抱著的嬰兒便是俞祖聲。

石泉的《甲午戰爭前後的中國政局》，是在導師陳寅恪的指導下開題的，這是陳寅恪唯一一次指導學生作中國近代史學位論文，在很多細節上對石泉有發矇解惑之力。但陳同時對石泉說：「我可以指導你，其實我對晚清歷史還是熟悉的，不過我不能做這方面的研究。認真做，就必然會動感情，這樣一來，看問題就不客觀了。」
　　
　　 對於古代詩詞，陳寅恪最佩服陶杜，雖好李白及李義山詩，但不認為是上品。除宋代詞人外，他對於清代詞人經常提及龔自珍、朱祖謀及王國維三大家。
　　
　　 解放前夕，陳寅恪到廣州，拒絕了國民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要他去台灣、香港的邀聘，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院系調整，嶺南大學合併於中山大學。遂移教於中山大學。
　　
　　 晚年失明臏足的陳寅恪在寫《柳如是別傳》時，曾提及少年時在南昌住居期間，一日偶隨父親三立夜逛書肆，購得尚有錢牧齋（謙益）序文之《吳梅村集》，寅恪讀之竟至入迷，經年不忘。後來陳氏對文學興趣大增，並致力於錢謙益與柳如是關係的研究，與少年偶遇的一幕有很大關係。
　　
　　 陳寅恪晚年治《柳如是別傳》，視柳為千秋知己，尤其愛柳的《金明館詠寒柳詞》，遂為書齋命名「金明館」和「寒柳堂」。
　　
　　 陳寅恪晚年因撰寫《柳如是別傳》，頗受不少學人譏諷。陳對吳宓說：「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籍已察出當時夷夏之防與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素存焉，絕非清閑風流之行事也。」
　　
　　 20世紀50年代，陳寅恪對自己的學生汪箋說：「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的帶到科學院。碑文你要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也不會湮沒。」
　　
　　 1953年，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函請陳寅恪任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第二所長。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對科學院的答覆》里，提出就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並說：「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公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於中山大學。

風采
　　
　　 陳寅恪的外貌也很有個性，「寅恪先生身材瘦削，並且也不高大。加上具有神採的雙目和高聳的鼻子，的確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據說，當年還真有人把他當成了甘地。
　　
　　 陳寅恪留給學生的印象，大都是他在課堂授課時的形象。學生許世瑛回憶：「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師不喜歡穿大衣，他總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時候還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馬褂，講課時講得興奮而感到有些燥熱，先脫去皮馬褂，有時候更脫去皮袍子，等到下課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
　　
　　 陳寅恪上課帶的裝資料的包，都是布包為主。而且很有意味的是，凡是與佛教有關的資料，他都一律用黃色的包裝著。羅香林回憶說：「陳師每次上課，必攜帶要引用的書籍多種，以黃布包裹，拿到課室，放在講台。遇須引證的重要文句，亦必寫在黑板。陳師夏秋季常穿藍布長衫，冬春季常穿長袍馬褂。來校，常夾黃布書包，進入課室，就提出要講的專題，逐層闡釋，講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閉目而談，至下課鈴響，還在講解不停，真是誨語諄諄，從無倦容。」
　　
　　 勞榦在《憶陳寅恪先生》寫道：「此時方在初春，余寒未盡。陳寅恪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馬褂，攜著一大包書，用橙黃的包袱包著。清瘦的面龐夾著神情奕奕的目光，給人一個清晰的聯想，想到這位蓋世的奇才。」
　　
　　 學生許世瑛也有這樣的記載：「他講授佛經文學、禪宗文學的時候，一定用一塊黃布包了許多那堂課所要用的參考書，而講其他課程，則用黑布包了那些參考書，他很吃力的把那些書抱進教室，絕對不假手助教替他抱進來。下課時，同學們想替他抱進教員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講課講到要引證的時候，他就打開帶來的參考書把資料抄在黑板上，寫滿一黑板，擦掉后再寫。」
　　

傳道
　　
　　 在清華園內的課堂上，陳寅恪一上課即提出所講之專題，然後逐層展開，每至入神之處，便閉目而談，滔滔不絕，有時下課鈴響起，依然沉浸在學海之中盡情地講解。每堂課均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於平常人人所見的史籍中發現新見解，以示後學。對於西洋學者之卓見，亦逐次引證。有時引用外文語種眾多，學生不易弄懂辯明，陳寅恪便在黑板上把引證材料一一寫出，讀其音，叩其義，堂下弟子方知何為梵文，何為俄文等語言文字。因陳每次講課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闡發，故學生聽得津津有味，陳寅恪的名聲越來越大，一些大學教授與外校師生也專程前來聽講。
　　
　　 據陳寅恪的受業弟子藍孟博對陳哲三說：「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他所會業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扎兒文也懂。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了解。吳宓、朱自清都常來聽講。他的書房中各國各類書都有，處處是書，我們進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說：（陳寅恪）「平日講書，字字是精金美玉，聽講之際，自恨自己語文修養太差，不配當他的學生。每到他家，身上總帶幾本小冊子，傭人送上茶果，有時先生也教我們喝葡萄酒，我們便問其來歷，他於是把葡萄原產何處，原名什麼，最早出現何處，何時又傳到何處，一變成為何名，如此這般，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跡，看它傳播之路徑。這些話我們都記在小冊子里。」
　　
　　 周一良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即談到，30年代就讀燕京研究院時，聽同學盛讚陳寅恪先生魏晉隋唐史學方面的造詣，遂旁聽陳先生課而感受深刻：「……陳先生講課之所以使我們這些外校的學生特別傾服，應有其原因……陳先生談問題總講出個道理來，亦即不僅細緻周密的考證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講出其『所以然』，聽起來就有深度，說服力更強。」「陳先生善於因小見大，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方面雖沒有寫出像《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那樣綜觀全局、建立框架的論著，但除經濟方面而外許多重要方面的大問題都接觸到了」。
　　
　　 姜亮夫在清華時曾寫了一篇批評容庚的文章，發表在《燕京學報》上，容庚把這篇文章送給陳寅恪看。陳寅恪對姜亮夫說：「你花這麼大的精力批評別人，為什麼不把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姜亮夫聽了，大受震動，從此不太願意寫批評文章了。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敦聘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院職稱。陳寅恪因不習慣昆明高原氣候，時常生病，又心思與旅居香港的家人團聚，決定於夏天離開聯大赴英國講學。吳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餞別，時值端陽，吳宓贈詩曰：國殤哀郢已千年，內美修能等棄捐。澤畔行吟猶楚地，雲中飛禍盡胡天。朱顏明燭依依淚，亂世衰身渺渺緣。遼海傳經非左計，蟄居愁與俗周旋。
　　
　　 在西南聯大時，陳寅恪住在靛花巷青園學舍。每到上課，陳寅恪步行一里多路到學校。陳寅恪仍像在清華園一樣，每次上課都是用一塊花布或黑布，包著一大包書向教室匆匆走來，至時滿頭是汗，但從不遲到。有同學不忍見一隻眼睛已盲的老師如此辛苦勞累，主動提議前去迎接，並幫助拿書，陳寅恪不允。一位學生回憶說：「陳先生上課一絲不苟，多數時候先抄了滿滿兩黑板資料，然後再閉上眼睛講。他講課總是進入自我營造的學術語境或歷史語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乾二淨。某日，第一隻腳甫踏入門，距離黑板尚遠，陳師即開始講述，謂上次講的……隨即走近桌旁，放置包書之包袱，就座於面對黑板、背朝學生之扶手椅上。講述久之，似發覺座位方向不對，始站起身搬轉坐椅，而做微笑狀。有時瞑目閉眼而談，滔滔不絕。」
　　
　　 抗戰勝利后，陳寅恪再次應聘去牛津大學任教，並順便到倫敦治療眼睛，經英醫診治開刀，不僅無效，目疾反而加劇，最後下了雙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診斷書。寅恪懷著失望的心情，辭去聘約，於是1949年返回祖國，任教於清華園，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陳寅恪講課時總是端坐而講，所論者皆關宏旨，絕無游詞；態度嚴肅，從不嘩眾取寵；認真負責，極少曠課，有人聽他講課四年，從未見過他請過假。講課雖多平鋪直敘，但聽課者並不感到枯燥。
　　
　　 陳寅恪講學還注意自然啟發，著重新的發現。對學生只指導研究，從不點名，從無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學校的規章舉行，沒有不及格的。他常說:問答式的筆試，不是觀察學生學問的最好辦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學生寫短篇論文代替大考。但陳寅恪又強調：做論文要有新的資料或者新的見解，如果資料和見解都沒有什麼可取，則做論文也沒有什麼益處。
　　

季羨林寫《回憶陳寅恪先生》寫道：我旁聽了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參考書用的是《六祖壇經》，我曾到城裡一個大廟裡去買過此書。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先把必要的材料寫在黑板上，然後再根據材料進行解釋、考證、分析、綜合，對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別注意。他的分析細入毫髮，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然而一本實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他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讀他的文章，聽他的課，簡直是一種享受，無法比擬的享受。……寅恪師這種學風，影響了我的一生。
　　
　　 陳寅恪在清華授課時，不但清華的教授如朱自清、吳宓、劉文典與各系學生經常前來聽課，遠在城內的北大學生和年輕教員，也成群結隊，走出古城，穿越西直門，跑到離城幾十里的西北郊外清華園「偷聽」陳寅恪講課。據聽過陳氏課的學生回憶，若從北平城內到清華園，宛如一次短途旅行，頗費一番周折。沿途幾十里全是一片接一片的農田，秋天青紗帳起，尚有綠林人士攔路搶劫，甚至不惜鋌而走險，殺人越貨。前往聽課的師生曾幾次遇到過攔路劫財的強盜，多虧每次都靠人多勢眾，手裡又各自拎著木棍鐵器等防身傢伙，對方不敢輕舉妄動。即使如此，北大師生也願冒險出城，親自聆聽陳寅恪上課時那如同天幕傳來的梵音絕唱。相對城內北大的偏遠，近在燕京大學的學生與教員，則得天時地利之便，一溜小跑即可到達清華講堂，先是喘著粗氣，接下來屏息靜氣，美美地享受一頓免費大餐。人云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但在陳寅恪這裡卻是例外。
　　
　　 在清華，陳寅恪是名教授。除了本校歷史和中文系的學生聽講外，還有校外旁聽生，「慕名而來，滿載而歸」。當時在燕京讀書的周一良回憶道：「我從燕京到清華旁聽（實際是偷聽，因為不需辦任何手續）陳先生的課，感到與以往所聽的中外歷史課大不相同，猶如目前猛放異彩，佩服不已。那時一起去聽課的，有在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遜、俞大綱（都已經逝世）。我們這幾個青年都很喜歡京劇，下課以後，常常討論說：真過癮！好像又聽了一場楊小樓的拿手戲！」羅香林也回憶道：「陳師對學生的愛護，真是無微不至，不但在學術上的個別引導，使學生個個都走向專門研究，能漸漸有新的發現的境地，就是對學生的日常生活，乃至於畢業后的就業情形，也非常關心。」
　　
　　 1946年，陳寅恪從歐洲回到清華，此時他雙目已盲。歷史系主任雷海宗勸他休養一段時間，他不聽，並要求在中文系也開一門課。雷海宗的助手王永興勸他：「一門課已經夠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繫上課了？」他嚴肅地說：「我拿國家的薪水，怎能不幹活？」送走雷海宗，陳寅恪立即吩咐當時在場的弟子王永興，通知在歷史系、中文系各開一門課，立即行動，不得有誤。雷海宗不忍見到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來回奔波，於是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讓學生到陳宅上課，陳寅恪應允。許多年之後，王永興對陳寅恪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憶道：「使我感動的是他那樸實而堅定的語言，他沒有說過作為一個教師應該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話，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許多話高明得多。今天，我作為一個教師，雖學識淺陋，但仍要每學期開兩門課，是因為每每想起老師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對於上課的過程，王永興曾回憶道：「當時上課是在寅恪先生家裡，一般有二三十個學生，上課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寫史料，然後，坐在一把藤椅上，問我寫了些什麼材料，我一一和他說。沒有材料，他是從來不講課的。兩黑板的材料講完了，我於是再寫。講課之後，他常常問我這樣講，學生能接受嗎？他常要我徵求學生們的意見，然後再修改講課稿。陳先生講課精湛，深入淺出，引人入勝，而在這背後的，是他備課的辛勤。他年年開課，年年都是這樣備課講課。」
　　
　　 陳寅恪在講授歷史研究的心得時，常說：「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據史籍或其他資料以證明史實，認識史實，對該史實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這就是史學與史識的表現。」他的學生曾經回憶道：「陳師在講歷史研究時，常說：凡前人對歷史發展所留傳下來的記載或追述，我們如果要證明它為『有』，則比較容易，因為只要能夠發現一二種別的記錄，以作旁證，就可以證明它為『有』了；如果要證明它為『無』，則委實不易，千萬要小心從事。因為如你只查了一二種有關的文籍而不見其『有』，那是還不能說定了，因為資料是很難齊全的，現有的文籍雖全查過了，安知尚有地下未發現或將發現的資料仍可證明其非『無』呢？」

提攜
　　
　　 陳寅恪對學生很是愛護，對後輩極其關心，他從不要求回報，這些學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後才知道老師當年對他的提攜。
　　
　　 季羨林在晚年回憶中，說陳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的好好先生，對人寬容，又樂於助人。當年清華一碩士生考試，吳宓為一個微小問題否決了這位學生的及格，陳寅恪覺得不公，為這個學生據理力爭。
　　
　　 陳寅恪在提攜後進方面讓季羨林感觸最深。他說他本研究西洋文學，后改專攻梵文、巴利文故紙堆，是受在清華旁聽陳寅恪「佛經翻譯文學」的影響。1945年，季羨林留德已經十年，正準備回國，聽說陳寅恪在倫敦治療目疾，便寫信向他彙報學習情況。陳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學業，一聽說季的指導老師瓦爾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學，且季的師祖便是自己的導師，他馬上復長函鼓勵季羨林，並熱情把他推薦給胡適，致使季羨林一帆風順地到北大當了教授。後來陳寅恪讀了季羨林的論文《浮屠與佛》大加讚賞，推薦給《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使季羨林「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季羨林晚年追憶陳寅恪時深情地說：「如果沒有他的影響的話，我不會走上現在走的這一條治學道路，也同樣來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台灣的老門生勞榦，早年畢業后即在中研院史語所工作。到台後，仍在「史語所」供職。傅斯年逝世以後，他參加傅斯年遺稿整理工作。一個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書中看到陳寅恪給傅斯年的復函：「對我加以鄭重推薦，這件事陳先生從未曾直接或間接表示過的，使我萬分感動。」勞榦從心底里佩服陳寅恪。
　　
　　 羅爾綱回憶他與陳寅恪的見面，抗戰爆發后，陳寅恪南下途徑長沙。在「聖經學院遼闊的廣場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無聊地觀望。」陳寅恪當時也在廣場。羅爾綱說：在我旁邊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這是陳寅恪！這是陳寅恪！」我還沒有見過陳先生的風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這是沒有禮貌的，便停止了。過了兩個月，社會科學研究所派我回廣西接洽遷桂林，住在環湖酒店。這是個寒冬之夜，約在7時半，聽有人叩房門。開了門，原來是陳寅恪先生！陳寅恪先生光臨我這個小小的助理研究員的住所，真是天外飛來的喜訊！我恭迎陳先生進來坐定。他說夜到旅館訪友，見住客牌知我住在這裡，就來看望，不訪朋友了。陳先生一坐下來，就說看過我許多考證，接著一篇篇加以評論。他一直坐到11時，旅館要關門，服務員來通知，我送他出旅館門口，他才依依不捨告別。這件事，距今57年，卻如在眼前。我深感榮幸，也極感驚奇。陳先生是研究教導隋唐史和撰著文學考證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國和他距離那麼遠，我又不是他的學生，他為什麼這樣關心我的著作呢？我今天回想起來，使我豁然感到陳寅恪先生胸懷曠達，潤物無邊。……我一生最著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後10年對《水滸傳》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羅貫中《水滸傳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華社的報道，中央電視台的廣播，我想如果陳先生能見到，那該多好啊！
　　
　　 1990年清華大學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出版「紀念文集」，王永興在查閱清華校史檔案中，發現1947年陳寅恪致校長梅貽琦的信，信中意為希望解決王永興的住房問題，其言辭懇切，語意感人：「思維再三，非將房屋問題解決不可」，否則「弟於心亦深覺不安」，又雲「詳情悉有內子面陳」。為了成全弟子，陳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說項。王永興拜讀四十多年前這封信，「大夢初醒，悲感萬分」。因為這件事陳寅恪與夫人都從來未向王永興說過。王永興特作《種花留與後來人》頌揚先生仁者之懷的厚德。

附：八卦文人的長壽
　　
　　 呵呵，最近感覺越寫越重了，還是繼續回歸八卦吧。一直喜歡梁冬說的一句話：我一直認為光是純粹八卦的太輕，純粹的嚴肅太重，在八卦之中有一點嚴肅，在嚴肅之中有一點八卦，才是真正合乎人性。好吧，繼續八卦。
　　
　　 從民國一直到70年代，按說是文人多舛的時代，許多文人死於暗殺，如史量才、聞一多；死於捕殺，如王實味、柔石；死於自絕，如梁巨川；死於國難，如陳散原；死於飢謹，如朱自清；死於浩劫，如
　　舉不勝舉，但是文人的平均年齡依然是大大高於其他社會群體的，高齡的非常多。試從名文人中舉幾個例子，強烈歡迎大家補充（以下年齡按傳統記虛歲）：
　　
　　 章克標108歲，陳翰笙108歲，蘇雪林103歲，毛彥文105歲，蘇局仙110歲，巴金101歲，冰心100歲，馬寅初100歲（其一妻106歲）、陳立夫102歲，晏濟元1901年出生健在，100歲以下90歲以上太多就不列了。
　　 需要提的是目前世界上最長壽的人才113歲。這是否說明讀書有利健康，至少有利壽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