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知道點

王安石的性格很特殊。他勤奮好學，勤于思考。終日目不停轉，視物如射，意行直前，熱心濟世，卻不夠圓滑，無法和任何人相處。他不修邊幅，因而遠近聞名。蘇洵在一篇文章中說他「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說他「囚首麥面而談詩書」。不知道王安石是否喜歡這樣的「盛名」，不過我們不難相信，一個專心思想的人往往忽略自己的外表。
　　據說他從來不換外袍。有一次，幾個朋友陪他上廟裡的澡堂。他洗澡的時候，朋友們偷偷留下一件乾淨的袍子，看他會不會發現衣服換過了。王安石穿著袍子走出浴室，完全沒有發覺朋友的舉動。反正他穿上了一件袍子就行了。
　　還有一次，朋友們對王安石的夫人說，她丈夫喜歡吃兔肉絲。他夫人大吃一驚，說：「他從來不注意飯菜，怎麼會突然喜歡吃兔肉絲呢？你們是怎麼知道的？」朋友說：「因為飯桌上的一盤兔肉絲全被他吃光了，而別的菜他連動也不去動。」夫人問：「那盤肉放在哪兒？」朋友說：「就在他面前。」夫人明白了，對朋友說：「我告訴你們，你們明天把別的菜放在他面前，看看有什麼結果。」
　　第二天，朋友們把菜換了位置，兔肉絲離他遠遠的，然後看他吃。王安石開始夾面前的菜，根本不知道桌上有兔肉。
　　王安石擔任揚州太守的幕僚時，通宵用功讀書。當時韓琦任太守，後來升至宰相。王安石常開夜車，在椅子上打盹。韓琦看到他這個樣子，以為他縱情女色，便告誡他說：「年輕人，我勸你利用少年時光多讀書。」王安石獃獃站著，沒有解釋，臨別時告訴朋友們說，韓琦不欣賞他。後來，王安石的文名一天天升高，韓琦才改變對他的看法，收他做門人，但王安石還是很氣憤。王安石在京師得高位那時，也正是韓琦罷相的時候。王安石每天勤寫日記，記滿70大本。他在日記中說：「韓琦貌美，餘一無可道。」

在批判宋明理學是非標準論的基礎上，王廷相提出「無稽之言勿信」，提醒人們不要相信那些沒有經過實踐驗證的空談。他還以自己的實際考察、實際經驗作為是非標準，對一些傳統觀點提出批評。
　　在王廷相生活的時代，社會上流行一種說法，說春天的雪花是五瓣的，不像冬天的雪花是六瓣的，由於這是前代儒者的話，大家都深信不疑。但王廷相通過實際考察，卻發現這個說法是錯誤的，他說：「人們都說春天的雪花是五瓣的。我是北方人，每遇到春天下雪時，都用衣袖接住雪花查看，發現春天的雪花和冬天的雪花一樣都是六瓣的。但大家都把前代儒者的話當作真理，以訛傳訛，錯了很久。」
　　儒家經典《詩經·小雅》上有句詩：「螟蛉有子，蜾贏負之。」螟蛉指桑葉上的小青蟲，蜾贏俗名叫土蜂。朱熹在《詩經集傳》中解釋說：「土蜂取來青蟲的幼子放到樹洞中，七天之後，青蟲的幼子就變化成為蜾贏的幼子了。」由於朱熹的權威，大家都對這個解釋深信不疑。但王廷相卻不以為然，他記載了自己實地考察的結果：「我在鄉里居住時，年年取土蜂的巢穴觀察，發現土蜂每做好一個巢穴，就先生下一個幼子在裡面，然後捉一些桑葉上的青蟲和草地上的花蜘蛛來填滿巢穴，幾天後，土蜂的幼子出生了，先後吃掉那些青蟲和花蜘蛛，長成一個蛹，幾日後又從蛹蛻變為土峰。年年考察，年年如此。可見包括大儒朱熹在內的前人往往不認真觀物，以訛傳訛，他們這些沒有經過實際驗證的無稽之言實在不可信。」原來，不是青蟲的幼子變成了土蜂，而是土蜂的幼子把青蟲的幼子當食物吃掉了，這是動物的生存智慧，包括大儒朱熹在內的前人不加考察，結果上了土蜂的當。

明思宗即位時，黃宗羲才19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華。一日，他懷著滿腔仇恨，帶著鐵錐進京為父訴冤。
　　他的父親名叫黃尊素，是明熹宗時的御史，也是東林黨的著名人物。由於他剛直不阿，與楊漣等人彈劾魏忠賢閹黨，因此死於獄中。
　　黃宗羲來到朝廷，便立即上書，請求誅殺閹黨曹欽程和李實。當時，刑部大堂里，正在審訊魏忠賢的同黨許顯純和翟應元。見到仇人，黃宗羲怒火併發，在公堂對質時，他突然從袖中拔出一把鐵錐，狠狠地向許顯純擲去。許顯純當場被擊倒在地，遍體皆血。他狼狽大叫：「我是孝定皇后的外甥，應當赦免。」黃宗羲大聲斥責說：「你同魏忠賢這些閹宦小人糾合一起，使國家忠良盡死其手，險些使國家覆滅，應當以謀逆論罪。即使是皇族親王高煦，也不能免誅，何況你不過是個外親，為什麼不可以一律治罪？」接著，他又毆擊崔應元，拔下他的鬍鬚，好拿回去祭於父親的靈牌前。緊接著，他又追殺當年害死他父親的兩個獄卒葉咨和顏文仲。
　　黃宗羲的復仇，使閹黨李實非常慌張畏怯，他一面為自己辯護，一面暗中送三千兩銀子給黃宗羲，企圖封住黃宗羲的嘴。可是黃宗羲不為利誘，立即上奏朝廷說：「李實至今仍公然行賄，難道他的辯護還可信嗎？」於是，他在對簿時又用鐵錐擊斃李實。這種疾惡如仇的氣概，使京師為之震動。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清朝初年著名儒者顧炎武的社會主張，意思是說，民族的存亡，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當時明朝已經滅亡，隨後是清朝建立。顧炎武認為，明朝滅亡，僅僅是換了一個皇帝，原來的生活方式和以儒學為思想指導的統治方式並沒有改變，這叫亡國；但是清朝的統治，不僅要換一個皇帝，而且要改變原來的生活方式，甚至要改變以仁義為核心的政治統治，這叫做亡天下。因此，顧炎武說的天下，實際上主要是指漢民族和漢民族原來的生活方式。然而由於顧炎武把天下和國家分開，號召人們不必為某個皇室的興亡而戰鬥，而要為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戰鬥，這在中國社會思想上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顧炎武的思想後來被概括為這八個字，對於鼓舞中國人為自己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戰鬥，具有強烈的號召力。在中國近代史上，曾經多次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曾經不止一次地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問題，每當這種時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就激勵中國人民奮起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是顧炎武的一句名言。正是在這種愛國思想的指導下，他一生奮發攻讀，「自少至老手不釋書」。他從10歲起就跟祖父讀《資治通鑒》。《資治通鑒》是司馬光編的一部歷史巨著，共355卷，很少有人能從頭到尾讀完。顧炎武卻給自己規定了每天必須讀完的卷數，不但要讀到能夠背誦，而且要把這幾卷書一字不漏地抄寫一遍。三年以後，他讀完了《資治通鑒》，不但讀懂全部意思，還把全書抄寫一遍，一部書變成了兩部。
　　當時，一般讀書人都非常熱衷於應考做官。但是，顧炎武卻把應考做官看得無足輕重，一味努力鑽研有實用價值的學問。他發憤讀書，四處奔走，搜羅一切關於農田、水利、交通、礦產等方面的書籍，一本一本地仔細閱讀，自己認為重要的地方，就反覆朗讀10遍、20遍，一直到能背誦為止。
　　每年春秋兩季，他按照預定的計劃，溫習半年來讀過的書籍。溫習時，他面前放一本書，請別人拿另一本書在旁邊朗讀，自己則閉目靜坐，默默地背誦。如果發現別人朗讀的和自己背誦的有不同，就趕快翻書查對。他規定每天用這種方法溫習200頁，溫習不完決不休息。
　　就這樣，他勤奮地讀了20多年書，到45歲時，已經讀完了各州、各府、各縣的地方志和朝廷大臣的奏疏文集共12000卷，又讀了21史和各朝的實錄，總數達到了好幾萬卷。在他的家鄉，再也找不到他未讀過的書。其後，他立志遊歷天下，遍讀天下所有的書籍。遊歷前，他的朋友萬壽祺、歸庄等21人，特地為他寫了一篇徵求天下書籍的啟事，請求凡是藏有書籍的人家，盡量借書給顧炎武閱讀。
　　由於他勤學勤問勤實踐，因此積累了豐富的知識。後來，他把這些知識和實地考察研究的成果，寫成《東京考古錄》和《昌平山水記》等書。他在天文、歷算、歷史、地理、音韻、金石、考古等方面都有較深的造詣和較高的成就，成為當時最有名望的大學者。

鄭板橋是清代中期的著名畫家，「揚州八怪」之一，尤其擅長畫竹。他曾經在文章中細緻描述了自己的一次畫竹體驗：「在一個秋高氣爽的早晨，旅舍閑居無事，起來看屋前竹林，只見雲煙、日光、露氣在竹子的枝葉間浮動，非常好看，勾起了作畫的興緻。於是磨墨鋪紙，把這自然的美景置於尺幅之中。但在作畫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眼睛中看到的竹子跟自己胸中所想的竹子並不一樣，而自己手中畫出來的竹子又和自己胸中所想的竹子不一樣，畫出來的竹子有自己都沒有想到的特別的趣味。」
　　鄭板橋所說的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大致相當於我們哲學上所說的客觀事物、主觀意識、語言符號，其中的手中之竹與胸中之竹的關係相當於我們這裡所說的言、意關係。鄭板橋在作畫實踐中感受到胸中之竹不是手中之竹，就是說言、意之間不是像歐陽建所說的那樣是「言盡意」，而是言不盡意，或是意不盡言。所謂言不盡意，是說我們用來表達思想的語言有其自身的獨立性，有時候，用來達意的語言，其蘊涵的意義會超過我們心中所思。

鄭板橋的養生術也是很引人注目的修身方式。
　　鄭板橋不僅是著名書畫家、詩人，還是著名的清官，他愛護百姓，最後為了百姓而罷官回鄉，從此以書畫安度晚年。
　　鄭板橋的長壽秘訣在於他的養生之術，他的詩、書、畫藝術精湛，號稱三絕。由於他在創作過程中能把詩、書、畫三者巧妙結合，獨創一格，從而達到了一種全新的藝術境界。這使他精神上有所寄託，豁達而開朗。
　　鄭板橋一生坎坷，但他始終能以樂觀的心情對待。他做官時，因為在災荒之年為災民請求賑濟觸犯了上司，結果被罷官。但是他並沒有憂鬱沮喪，也不為官場失意而鬱悶不樂，而是騎著毛驢悠然回到故鄉，專註於詩、書、畫，安然幸福地過著老年生活。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鄭板橋養生長壽之法。鄭板橋一生為人處事，始終不求名利，不計得失。他寫過兩條著名的字幅，就是流傳至今的「難得糊塗」和「吃虧是福」，這兩條字幅含有深刻的哲理，憑藉著這種達觀大度的心態，鄭板橋不但長壽，而且留下了萬世美名。

王夫之對天文、曆法、數學、地理學都有研究，尤其精通經學、史學、哲學和佛學，在學術上有很大成就。
　　他一生最仰慕的是東晉的劉琨和北宋的張載。在政治上，他以力圖挽救危局而壯志未酬的劉琨自勉，在學術思想上則以唯物主義哲學家張載為依歸，並有重大突破。他總結和發展了我國傳統的唯物主義，提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的命題，進而推論自然界、社會一切事物都是以物質變化為基礎的有規律的運動，還留下許多重要的哲學著作，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唯物主義的集大成者。
　　雖然他的著作內容非常豐富，但他在晚年著書「紙筆多假之故人門生，書成因以授之」，書成后多半隨手贈人，不留底稿，完全依靠鄉民保藏下來，因此他生前沒有多大聲望，死後幾十年也默默無聞。王夫之常為自己沒有取得劉琨、張載那樣的成就而深為遺憾。他病危時，自知不起，便為自己寫了墓誌銘：「抱劉越石之弧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於茲丘，固銜恤以永世。」

邵雍，北宋哲學家。其代表學問為「象數之學」，他的學說是陰陽家、道家、儒家思想的綜合。
　　邵雍初到洛陽時，生活比較困苦，所住的房屋，蓬草繞牆，不蔽風雨。邵雍每天親自打柴燒飯，恭敬地侍奉父母。雖然日子過得清貧，但他感到非常歡怡快樂。
　　當時，洛陽是中原名城，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前任宰相富弼、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都住在那裡。據說這些人都尊重邵雍，經常和他一起出遊，還在洛陽（一說在共城蘇門山百泉上）為他買了一處「七千餘步平流水」的大宅園和一些田地，地契是司馬光的戶名，園契是富弼的戶名，庄契是王拱宸的戶名。於是，邵雍便日出而耕作，日落而歸家，所得僅僅能維持自己的生活。邵雍稱他的宅園為「安樂窩」，還給自己起了個號，叫做「安樂先生」，在那裡過著「隱居」的生活。
　　邵雍身體不好，怕冷怕熱。每逢春秋時節，他駕著黃牛小車到處遊覽。一個人駕車，想去哪就去哪，隨心所欲。邵雍和司馬光情同手足，親若兄弟，而且他們待人和氣熱情，與人交談，經常讚揚別人的優點，而很少指責別人；有來向他們請教的，他們都一一給予解答，從不勉強教人，無論貴賤老幼，他們都誠心接待。因此，士人都佩服他倆的教化。邵雍每次駕車出遊，士大夫們聽慣了他車子的聲音，都爭相迎候；小孩子和奴僕們也高興地奔走相告說：「我家先生到來了！」好事的人還摹仿邵雍住房的樣式蓋起房子，名曰「行窩」，以待候邵雍前來住宿。有時，邵雍到某些士大夫家，其家婦、姑、妯娌、婢妾發生爭執，很久不能解決，他們就一個個到邵雍面前申述，邵雍便逐一分別處理，做到皆大歡喜。於是邵雍連飲數日，以後再游一家。那些士人經過洛陽，即便不去公府，也一定是去拜訪邵雍。一時間，洛陽人才濟濟，忠厚之風聞名天下。
　　邵雍有首《後園即事》的詩，真切地反映了他的「尋樂」思想，詩中寫道：
　　太平身老復何憂，景愛家園自在游，
　　幾樹綠楊陰作合，數聲幽鳥語方林。
　　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
　　借問主人何似樂，答雲殊不異封侯。

李贄在麻城時，住在龍湖寺芝佛院中。
　　在那裡幽居，李贄的思想是苦惱而矛盾的，他對世事有火熱心腸，卻過著隱居生活；他住在僧院，讀經談佛，卻供奉孔子；他自稱和尚，但酒肉皆入。其實，他既不信孔，也不信佛，這樣做不過是表示「玩世不恭」罷了。閑著無事時，他就在芝佛院著書講學，「儒釋從之者，幾千萬人」（沈瓚《近事叢殘》），以至「一境如狂」（顧炎武《日知錄》）。李贄喜歡引見求學者，不論誰請教他，提出什麼疑難問題，他都耐心儘力解答，因此，他的聲名和影響遍及麻城和黃安之間。有時，也有一些名門婦女來聽講就學。有人說：「女人見識短淺，不能學道呀！」李贄立即說：「講人有男女性別之分，可以；講見識有男女之分，哪行？講見識有長有短，可以；但講男子見識都長，女子見識都短，可以嗎？況且那些為學法而來的女子，甚至比男子還強啊！」他愈說愈激昂，使大家都很驚訝。李贄說的「男子不如」者，是指梅國楨（曾任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的女兒譫然，她寡而信佛，歸依李贄，李贄把她比作男子，為她著《觀音問》等書。
　　由於李贄主張學道不分男女，因此，麻、黃間的士大夫們大嘩，流言蜚語鋪天蓋地，他們攻擊李贄，詆毀他「左道（偏道）惑眾」，想驅逐他。李贄對此卻付之輕蔑一笑，說：「我左道嗎？那給加冠好啦！」於是，他穿起舊日的官服，以示反抗。

為了打擊那些借孔子為幌子欺世盜名的偽學者、假道學，李贄對所謂聖人孔子作了深刻的批判。他針對朱熹鼓吹的「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故意編選了一個故事來進行嘲諷。他說，有個尊儒的道學者，穿著高底大鞋，長袖闊帶，戴著三綱五常的桂冠，披著「人倫」的外衣，拾起一兩張紙墨，私下用嘴唇吻了幾下，自稱是孔子的門徒。
　　有一次，他遇到劉諧。劉諧是個聰明人，見這個儒者的怪模樣，便笑他說：「哦！你這樣大概不知道我是仲尼的哥哥吧！」這位儒者勃然大怒，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你是什麼人，竟敢做仲尼的哥哥！」
　　劉諧幽默地說：「難怪伏羲氏那時，仲尼還沒出世，人們整天要點著蠟燭走路。」那位尊儒者聽了沉默好久，說不出話來。

關於格物致知的概念，最早是在《禮記·大學》中提出來的。到宋明時代，它被提到了認識論的高度爭論不休。如何格物和致知，哲學家們對此作了各種不同的解釋。
　　顏元有個癖好，喜歡同他情投意合的師友弟子討論學業，「勸善規過」，同弟子們定期約會辯學論業，砥礪德行，態度嚴肅，一絲不苟。他有個弟子，名叫李植秀，對格物致知很感興趣，便向老師請教這個概念的確切含義。
　　顏元解釋說：「『知』是沒有形體的，就如『看』本身沒有形體一樣。『知』以有形狀、有顏色的東西作為形體，因此，人的眼睛雖然能看東西，但如果不是看黑的白的東西，眼睛也沒有用；人心雖然靈驗，但若不思考問題，這種靈驗也無法實施。現在那些談致知的人，不過是讀書、講問、思辨罷了，他們都不知道能使自己致知的都不在這裡。打個比方說，想要懂得禮節，光讀幾百遍禮節，研究和詢問幾十次，思辨幾十層，還是無法真正獲知。但是，如果親自去跪拜周旋，捧過玉酒杯，親接禮物，經過自己動手一番，就知道禮節是怎樣的。又比如，想學會音樂，不管你學過多少遍樂譜，講學思辨多少層，終究不能學會。但只要你親自彈琴鼓瑟，口歌身舞，就能逐步懂得樂理。因此我認為，物，是三物（指六德、六行、六藝三種事）的物；格，就是手格猛獸的格，犯手捶打搓弄之意。」這裡，顏元解釋的「格物」，就是以身習行的意思，包含有變革現實意義。
　　李植秀又問：「不首先明白禮節，怎麼去實行呢？」
　　顏元答道：「你看看孔子吧，他為什麼不先教人學文而先要人孝悌謹信泛愛呢？為什麼不先教人性道一貫而要人先學『三物』呢？像蘿蔔之類的蔬菜，即使是上智的人和老農，起初也不知這是可吃的東西；即使能從其形狀、顏色推斷它是可以吃的，也不知道蘿蔔的味道，必須親口試一下才知道。所以說，必須『手格其物而後知至』。」

龔自珍是清末思想家、文學家。其時，龔自珍深感自己所處的時代在衰退。衰世從治世來，還沒有亂，所以表面上似治世，但它正在醞釀著大亂，很快要變為亂世。衰世極可怕，皇帝是庸主，無力、無志、無明、無才，一切政事都會拘守著祖傳的「不可破之例」。大臣是庸臣，他們對皇帝只會「朝見長跪，夕見長跪」，對自己，只會玩車馬，備服飾，練言詞，作律詩。他們專門熬資格，保祿位，顧兒孫，毫不知為政的大體。地方官，靠刑名師爺辦事，而刑名師爺從上到下結成一張大網，他們「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行政大權都操在他們手裡，讀書人，只會作八股文，搞點考據，除了「援古以刺今」以外，別無所能；除了中舉做官以外，別無所事。工商、兵將也碌碌無能。這真是一個「萬馬齊喑」的時代，怎麼辦？只能變法。最好是朝廷自己來變，但清朝是不會自行改革的，希望寄託於「山中之民」，總有一天，「山中之民有大聲音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龔自珍相信，打破這種死氣沉沉的局面的時候，就要到來。因此，他寫下了飽含革命思想的、氣勢磅礴的四句短詩：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龔自珍晚年在江蘇丹陽雲陽書院、杭州紫陽書院講學，但還非常關心國家命運。鴉片戰爭爆發的第二年（1841年），他對東南沿海的防務十分關注，親自給江蘇巡撫梁章鉅寫信，準備跟他面議抗英大計。誰料事未竟，他便不幸逝世，終未遂願。

魏源生於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即公元1794年，卒於咸豐七年，即1857年。原名遠達，字默深，湖南韶陽縣金灘人。父親魏邦魯，做過主簿之類的小官，在魏源10歲時，家鄉發生了嚴重的災荒，當時父親正在江蘇，無法接濟他們，家庭生活極為艱苦，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魏源還是堅持看書學習，而且喜歡看歷史書。這使他伯父很不高興，因為這不是科舉制度要考的內容，但魏源仍然偷著讀。
　　魏源一生在功名場上不很得意，因為他看不起儒家的繁瑣文風，而且他的思想又與傳統的那些文人官僚不同，所以，參加科舉考試在29歲時中了舉人後，考進士一直落榜，到了51歲時，才中了三榜的第十九名進士。有一次，考官嫌他考卷上的字跡潦草，取消了他的殿試資格。可見魏源的個性是他一直不能中舉的主要原因。
　　不過，魏源還有真才實學的。有一位考進士第一的御史叫陳沆的，就很喜歡魏源身上那種朝氣，還將自己的文章拿給魏源看，向魏源請教。雖然當時魏源還沒有中進士，自己則是地位很高的人，但陳沆還是頂住壓力和魏源交往。
　　魏源在51歲正式中進士之後，到揚州、高郵等地做過知縣和知州，在此之前，他主要是做幕僚和為尋求救國之路而寫作。他在認識龔自珍之後，結為好友，當時叫做「執友」。他們都對當時那種陳腐的文風不滿，不想做儒家思想的書蟲，而是放開思路去研究「經世致用」的真學問，即「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積極尋求改革圖強之路。
　　他的一生親眼目睹了近代中國的劇烈變革，而且他也參與其中，為救國富國而傾注了滿腔熱情，「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是他提出的著名思想。
　　魏源在32歲時，江蘇布政使賀長齡請他編《皇朝經世文編》，一年之後魏源就完成了，共有一百二十卷，包括了政治經濟等方面。因為搜集了很多的社會經濟資料，而且以經世致用為指導思想，所以，編成之後影響極大，在19世紀末受到許多人的讚賞，凡是關心國事的官員幾乎人人都有這本書。
　　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中，魏源的注意力從對內改革轉移到了抵抗外敵入侵方面，他還從揚州趕到浙江前線，直接參與抗敵，但後來，林則徐被腐敗政府撤職，充軍新疆，而琦善之類的賣國賊卻被重用。魏源親自趕到鎮江為路過的林則徐送行。
　　在戰場無法報效國家的魏源先後寫下了《聖武記》和《海國圖志》。《聖武記》早在1829年就開始準備，到1842年正式完成，書中以清朝初年的武功來鼓勵民眾，激勵眾人發奮圖強，保家衛國。
　　在1853年，太平天國攻陷南京后，魏源也和曾國藩一樣在地方籌辦團練，準備鎮壓太平天國。後來被人誣陷延誤情報傳送，被免職。第二年，恢復職務后不久，他就以「世亂多故，無心仕宦」為由，辭職回鄉，最後住在杭州的寺廟裡研究佛教，不見任何客人，64歲時死在那裡，葬在杭州。

魏源主張「經世致用」的哲學思想。魏源主張通過改革圖強的思想明顯是繼承了法家的傳統，認為世界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在鴉片戰爭中，他積極分析戰爭形勢，認為強弱雙方的力量是可以轉化的，並提出了改變敵強我弱的具體戰略戰術，即將敵人放進來打，使英軍的軍艦和大炮失去效用，發揮我們補給充足以及地形熟悉的優勢，有了這些因素，加上正確的指揮與配合，我們用落後一些的槍炮也能夠打敗英軍。
　　魏源認為「行」是知識的真正來源，而不是死的書本，不「行」就得不到有用的知識。他對此有個很形象的比喻：「披（即閱讀）五嶽之圖以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談滄溟之廣以為知海，不如估客（指海外貿易商人）之一瞥；疏（即註釋）八珍之譜（名貴菜譜）以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品嘗）」。由此可見，魏源重視實際的調查研究。在他得知英國人在新加坡設立英華書院，請華人教漢語漢文時，就對中國沒一人做類似了解外國的事備感憂慮，於是他開始編《海國圖志》。
　　這本書集中體現了魏源「經世致用」的思想。
　　它的基礎是林則徐主持編寫的《四洲志》。人們知道他編書的消息后紛紛出手相助，有的人複製有關地圖給他，還有的人將在台灣俘虜的英軍所畫英國地圖寄給他用。魏源在朋友的鼓勵下，僅僅半年就完成了五十卷的《海國圖志》，後來又花四年時間精心擴充到六十卷，到1852年，編成一百卷。這本書是近代第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的介紹世界各國國情的著作。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地理、文化等各方面，而且在書中魏源還重點介紹了自己抵抗侵略、民族自強的重要思想。後來這本書傳到日本，備受重視，成為日本近代抵抗西方殖民者的重要參考資料。
　　清朝統治者曾經被西方列強的武器嚇破了膽，但魏源則認識得很清楚，他主張創辦軍事工業，學習列強的製造新式武器技術，最終制服、戰勝列強，這就是著名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魏源也不是唯武器論者，他更重視人的作用，沒有人去指揮，有了好武器也等於沒有，這就預言了以後甲午戰爭的結局。在《海國圖志·籌海篇三》的結尾，魏源發自內心地疾呼：「在得人而已！在得人而已！」

中國近代，由於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曾出現過三次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第一次思潮的出現，就是太平天國的農業社會主義空想——《天朝田畝制度》。
　　洪秀全為了在人間建立一個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國」，於1853年冬，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天朝田畝制度》的中心內容是，要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廢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給天下農民耕種，以實現「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會。這個天國理想的宏圖，是他立國的綱領性文件。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它第一次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太平天國《天朝田畝制度》的出現，不僅標誌著農民戰爭發展的歷史高峰，而且是近代中國農民階級摸索救國救民道路的一次偉大嘗試。
　　《天朝田畝制度》以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為中心，它涉及到經濟、政治、軍事、文教和社會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它把土地分為九等，好壞平均搭配。然後以戶為單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歲以上分全份，15歲以下分半份。
　　它還繪製了一幅新型社會的藍圖，這就是以25家為基層單位，稱為「兩」。兩個「兩」，設「兩司馬」主持。每5家設「伍長」一人。每家出1人當兵為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
　　《天朝田畝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著千百萬農民群眾，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鬥爭。這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民群眾的經濟政治要求。這樣一來，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發揮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有的地區出現了「穀物豐收」、「農安物阜」的繁榮景象。
　　但是，要在個體勞動、分散經營、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廢除私有制，並絕對平均分配所有財物，這是一種空想。
　　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由於它終究是一次沒有先進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在堅持長達18年的鬥爭之後，終於被中外反動派聯合絞殺了。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宏圖——《天朝田畝制度》，由於受時代和階級的限制，儘管它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喊出了農民對土地的渴望之聲，但它只能成為一種烏托邦的空想。

康有為是近代變法維新運動的領袖。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德國強佔山東膠州灣，帝國主義一步步瓜分中國的形勢愈來愈嚴重，民族危機迫在眉睫。
　　康有為曾多次上書給光緒皇帝，希望實行變法，挽救國家危亡，但上書被清廷大臣扣壓，未能到達光緒皇帝手裡。康有為發憤著述、講學、宣傳變法思想，還積極進行活動，聯絡同黨，結成「粵學會」、「知恥會」等組織，為變法救國大造聲勢。在這種風氣影響下，北京和全國的學會、學堂、報館紛紛成立，維新變法進入高潮。此時，康有為第五次上書給光緒皇帝，請求趕快實行變法。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光緒皇帝令大臣李鴻章、翁同和、榮祿、廖壽恆等在部恆衙門召見康有為。隨後，康有為奉命進呈《統籌全局折》，進一步指出，迫於當前形勢，中國非變法不可，「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見《戊戌變法》第二冊）同時，懇請光緒皇帝參照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大誓群臣，以定國是」，立即著手變法。
　　這年4月23日，光緒皇帝頒發「定國是詔」，宣示中外，實行變法。接著，光緒皇帝接見康有為，表示了「今日誠非變法不可」的決心。康有為侃侃而談，陳述了變法的必要性、內容和步驟。光緒皇帝予以首肯，即命他「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后又提拔內閣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內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4人為軍機章京。康有為的奏摺通過他們上呈光緒皇帝。此後一百天中，康有為上了30多道奏議，提出了一條在不改變現行帝制條件下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但實際上能推行的僅僅是定國是（一句空話）、禁纏足（僅為勸告）、振興農業、各省設商務局、辦鐵路、設郵政、改軍制、廢八股、變科舉、開學校、設報館。這些被稱為「百日維新」。

1898年6月，譚嗣同被薦舉入朝，受到光緒皇帝的召見，被破格提拔為四品軍機章京（相當于軍機大臣的助理），與楊名、林旭、劉光第共同參議新政，當時此4人號稱為「軍機四卿」。他們被光緒皇帝作為與康有為聯繫的中介者。一腔熱血的譚嗣同缺乏對維新運動現實性的認識，天真地幻想依靠皇帝下幾道詔令來改變國家的面貌。可是，他上任還不到十天，頑固派鎮壓維新派的陰謀就顯露了。7月29日光緒皇帝召見楊銳，在贈賜衣服中夾帶密詔說：「我的皇位很危險，命康有為與四卿及同志迅速設法救助。」
　　譚嗣同、康有為無計可施，奉詔痛哭。當時，維新派想改變手中無兵權的局勢，便想爭取新軍將領袁世凱。於是，光緒皇帝兩次接見袁世凱，並提升他為侍郎。譚嗣同按他的「仁學」即「愛的哲學」去推想：「袁世凱剛剛受恩於皇上，愛戴皇上之心必定會有吧！」不想他被袁世凱出賣，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在牆上題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心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張儉、杜根都是漢朝人，因反對太后而遭受不幸。譚嗣同把自己比作他們，面對死亡，還是橫刀向天大笑，只希望自己的同志像昆崙山那樣屹立。
　　13日，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於北京菜市口。臨刑時，監斬官令譚嗣同向北謝恩，譚嗣同睜目叱責：「有什麼恩值得謝！」並高聲吟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慷慨就義，當時他才34歲。
　　他視死如歸的精神值得後人敬佩。可惜的是他自己提倡殖民地的「愛的哲學」（「仁學」），沒能感動袁世凱和慈禧，卻用自己的流血犧牲否定了自己「愛的哲學」。

1853年，嚴復出生於一個鄉醫之家。他14歲時考入洋務派創辦的福州船政學堂，學習英語和數、理、化、地質、天文、航海等科學技術知識。畢業后，他在軍艦上實習，到過新加坡、日本等地。近代的科學技術知識和遠航生活，大大開闊了嚴復的眼界，為他接受西方社會政治學說打下了基礎。1877年嚴復被派赴英國格林尼次海軍大學學習。在英國的兩年間，他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初步形成。結業回國后，嚴復先在福州船政學堂任教，一年後調任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后升任總辦。這時嚴復年僅38歲，可謂宦途得志。但是，他對所謂「洋務運動」並不感興趣，更厭惡充斥於官場的腐敗習氣。他常常向人們痛切陳言：再這樣下去，用不了30年，中國就會被列強吞滅殆盡。
　　中日戰爭爆發后，民族危機越來越嚴重，嚴復深感有必要向全國人士敲響警鐘。在天津的《直報》上，他接連發表了許多立論深刻、行文犀利的政論文章，無情地抨擊了封建頑固派的謬論，批駁了洋務派的妄想，全面提出了他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主張，為醞釀中的康梁變法提供了強有力的思想武器。
　　然而使嚴復最負盛名的，還是他所譯著的《天演論》一書。該書出版后，轟動一時，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嚴復所以要譯這本書，目的是要用進化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基本原理，摧毀頑固派和洋務派的保守思想，進一步提醒人們注意亡國滅種的危險。他認為，如同自然界的一切都在競爭一樣，種族與種族之間也是一個大競爭的局面。中國為救亡圖存起見，除卻「與天爭勝」、發憤自強以外，別無他法。這一觀點在當時的思想界具有積極的啟蒙作用。

1919年胡適發表了《新思潮的意義》，文中提出了評新文化運動的一種新態度——評判的態度，並具體論述其基本要求：（1）對於習俗相傳下來的制度風俗，要問：這種制度現在還有存在的價值嗎？（2）對於古代遺傳下來的聖賢教訓，要問：這句話在今日還是不錯嗎？（3）對於社會上糊塗公認的行為與信仰，都要問：大家公認的，就不會錯了嗎？人家這樣做，我也該這樣做嗎？難道沒有別樣做法比這樣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嗎？ 　　正是有了這一態度，胡適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時就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出發點和比較清醒、客觀的認識，尤其是對「國故」較為熟悉，他的主張也就比較能為人們所接受：「在消極一方面是反對盲從，是反對調和；在積極一方面，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的功夫。」那麼怎麼來整理國故呢？胡適還提出了一套科學的方法。在《新思潮的意義》中他分其為四步：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是尋出每種學術思想發出的前後因果；第三步是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弄明白古人的意義；第四步是綜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還他一個本來真面目，各家都還他一個真價值。」後來，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胡適又歸納方法為三條：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這些方法歸結起來就是十個字：「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便為現代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作為方法論的思維模式，一時間「整理國故」成了一批知識分子迷狂的追求，這自然有利有弊。胡適本人在這方面是身體力行，功績卓著，尤其是他對古典文學的考證和《白話文學史》的寫作，對於鞏固新文學的成果，特別是對白話為當今文學之正宗的觀點，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明。他用現代科學、史學、文學的觀念和方法，使《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聊齋志異》、《儒林外史》、《鏡花緣》等大批古典文學名著，經他之手而再生。對《紅樓夢》的研究，推倒了過去索隱派的穿鑿附會，開一代「新紅學」之風。總之，「整理國故」的理論主張和具體實踐，實際上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重構，並奠定了現代學術的基礎。他和大批學者最初的整理工作，清算了學術領域中的封建主義的東西，尤其是衝垮了舊學中的封建家法、師說，開闢了學術的新天地，也使胡適成為對中國現代學術界影響最大的人物之一。

[ 本帖最後由 NYLASH 於 2007-12-22 13:46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