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818民國那些大文人

十五、吳宓
　　
　　 吳宓是錢鍾書的老師，據說錢鍾書曾罵他笨，他一笑了之；他一生苦戀毛彥文，不惜與髮妻仳離，卻最終孤苦一人；他自號怡紅公子，認為一牛肉館名起名「瀟湘館」褻瀆林妹妹，而前去砸館；他認為愧對朋友吳吉芳，在吳去世后，他照顧朋友遺屬，幾十年如一日；他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鼻祖，被人評價為「博、雅、惠、通」；他與陳寅恪的一世情誼為世人所稱頌；他晚景凄涼，躺在床上喊：「我是吳宓教授，我要喝水！」。
　　

風采
　　
　　 溫源寧這樣描寫老師吳宓：「吳先生的面孔堪稱得天獨厚：奇絕得有如一幅漫畫。他的腦袋形似一枚炸彈，且使人覺得行將爆發一般。瘦削的面龐，有些蒼白、憔悴；鬍鬚時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臉之勢，但每天清晨總是被規規矩矩地剃得乾乾淨淨。粗獷的面部，顴骨高聳，兩頰深陷，一雙眼睛好似燒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這一切又都安放在一個加倍地過長的脖頸上。他的身軀幹瘦，像根鋼條那樣健壯，堅硬得難以伸縮。」
　　
　　 課堂上的吳宓教授，常穿一襲灰布長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拄手杖，戴一頂土棉紗睡帽就走上講台。打扮雖然古板，講的卻是純英文詩歌。而且開講時，筆記或紙片看都不看一眼，所有內容均脫口而出，講到得意時，還要拿起手杖，隨著詩的節律，一輕一重地敲著地面。
　　
　　 吳宓是一個詩人氣質很濃的人，在清華上課時，主講英國浪漫詩人和希臘羅馬古典文學，他的學生回憶：「雨僧先生講課時也洋溢著熱情，有時眉飛色舞。」
　　
　　 在西南聯大時，雖然生活貧困，但吳宓卻始終保持著紳士風度，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個人衣著，一個是對女士的態度。當時朱自清身著雲南當地趕馬人穿的氈披風，可吳宓始終西裝革履，很注意儀錶。劉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中寫道：「記得在西南聯大，無論在長沙、南嶽還是蒙自、昆明，吳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臉上的絡腮鬍颳得光光的。」

傳道
　　
　　 1926年吳宓回國，即受聘在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並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整理及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
　　
　　 一九二五年，清華學堂改為國立清華大學。同年二月，吳宓被聘為清華外文系教授，吳宓當時住在清華工字廳的「藤影荷聲之館」。曹雲祥校長請吳負責清華研究院國學門的籌備工作，按照哈佛模式制訂學生培養計劃。吳宓在清華期間被後人稱道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替清華國學院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四個國內一流的學者，也就是世人公認的清華四大導師。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後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
　　
　　 吳宓是一位熱心的老師，對學生的請求幾乎有求必應。他在聯大開設的「歐洲文學史」是一門很重要的基礎課，他還教英國文學史、希臘羅馬文學選讀、歐洲名著選讀、中西詩之比較、文學與人生等課。
　　
　　 吳宓生活上風流韻事頻出，學術上嚴謹，授課一絲不苟。在南嶽時，教授宿舍緊張，於是合併，吳宓、沈有鼎、聞一多、錢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錢穆看來，三人平日孤僻，不愛交遊。每天晚上，聞一多自燃一燈放在座位上，默默讀《詩經》《楚辭》，每有新見解和新發現，就撰寫成篇。吳宓則為明日上課抄寫筆記寫綱要，逐條寫，又合併，有增加，寫好后，用紅筆加以勾勒。吳宓嚴謹備課給錢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次日，吳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備課所寫條目，反覆誦讀。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
　　
　　 錢穆記錄了吳宓的認真：當時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長桌。入夜雨僧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提要，逐條書之，有合併，有增加，寫成則於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僧在清華教書，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課，其嚴謹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寫各條，反覆循誦，俟諸人盡起，始重返室中。余與雨僧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
　　
　　 講課的工夫來自備課的工夫。其實，吳宓教授從走上講台那一天開始，備課認真就很有名。去清華之前，吳宓教授曾在南京東南大學任教三年，講授《歐洲文學史》等課程，一時聲譽鵲起。
　　
　　 吳宓先生記憶驚人，許多文學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脫口而出，毫無差錯。吳先生還為翟孟生的《歐洲文學簡史》作了許多補充，並修訂了某些謬誤的地方。他每次上課總帶著這本厚書，裡面夾了很多寫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紙條，或者把紙條貼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課鈴聲一響，他就走進來了，非常準時。有時，同學未到齊，他早已捧著一包書站在教室門口。他開始講課時，總是笑眯眯的，先看看同學，有時也點點名。上課主要用英語，有時也說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
　　
　　 據說，吳宓不僅能用多種語言背誦許多西方文學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亞的劇本都能全部背誦下來，反映出其學術根底深厚和學習上的刻苦。
　　
　　 吳宓的陝西同鄉、弟子李賦寧也有類似的回憶：「先生寫漢字，從不寫簡筆字，字體總是正楷，端莊方正，一絲不苟。這種嚴謹的學風熏陶了我，使我終生受益匪淺。先生講課內容充實，條理清楚，從無一句廢話。先生對教學極端認真負責，每堂課必早到教室十分鐘，擦好黑板，做好上課的準備。先生上課從不缺課，也從不早退。先生每問必答，熱情、嚴肅對待學生的問題，耐心解答，循循善誘，啟發學生自己解答問題。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更是細心、認真，圈點學生寫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並寫出具體的評語，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不斷進步。」
　　
　　 每天早上七點半，《歐洲文學史》教授吳宓準時來到教室，開始在黑板上書寫。很快，講義抄了滿滿一黑板，詳細寫著參考書、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學生上前偷看，發現他所寫的，竟全憑記憶。吳宓給學生們留下的印象是「認真、負責、一絲不苟」，「上課像划船的奴隸那樣賣勁」。這些學生中，許多人後來大名鼎鼎：錢鍾書、曹禺、呂叔湘、李賦寧……
　　
　　 學生茅於美回憶老師吳宓：「……先生不善料理家務瑣事。但他給我們修改文章時，總常用毛筆蘸紅墨水書寫，字跡工整。塗改一字，必塗很四方滿格，免被誤認。他那種治學的嚴謹與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一九二三年，《清華周刊》有文章專述「東南大學學風之美，師飽學而盡職，生好讀而勤業」。其中述及吳宓授課：預先寫大綱於黑板，待到開講，則不看書本、筆記，滔滔不絕，井井有條。文章最後大發感慨曰：「吳先生亦是清華畢業游美同學，而母校未能羅致其來此，寧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課能夠做到「預先寫大綱於黑板，待到開講，則不看書本、筆記，滔滔不絕，井井有條」，可以想見其備課時曾經下過多少工夫。
　　
　　 吳宓被形容為「像一座鐘，講課勤勤懇懇」。他給學生批改作業，字跡工整，寫下的外文字母及數字，筆畫粗細，好像印刷的一樣整齊。一次，有個青年教師不小心把上課用的教科書丟了，吳宓要求他上課前必須找到。當晚，宿舍熄燈睡覺，吳先生前來敲門，高聲問：「教科書找到沒有？」這名不耐煩的教師只好騙他：「找到了，吳先生，請放心吧。」這才過關。
　　
　　 溫源寧《吳宓先生》則說：「作為老師，除了缺乏感染力之處，吳先生可說是十全十美。他嚴守時刻，像一座鐘，講課勤勤懇懇，像個苦力。別人有所引證，總是打開書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麼長，老是背誦。無論講解什麼問題，他跟練兵中士一樣，講得有條有理，第一點這樣，第二點那樣。枯燥，容或有之，但絕非不得要領。有些老師無所不談，卻不發任何議論，吳先生則直抒己見，言之有物：也可能說錯了，然而，至少並非虛誇。他概不模稜兩可，總是斬釘截鐵。換句話說，他不怕直言對自己有什麼牽累。在事實根據方面，尤其是見於各種百科全書和參考書的事實，他是無可指摘的，只在解釋和鑒賞的問題上你還可以跟他爭論。」
　　
　　 在1943年的日記中，吳宓曾痛批西南聯大的老師們「不務正業」，服役於各種社會機關，「惟多得金錢之為務」，講課卻潦草敷衍，不接見學生，不審閱作業，甚至連評閱新生考卷都不到場。而極講究「師道自尊」的吳宓本人，就連學生考試的時候，也要親自陪在一旁，親手準備糕點、茶水送給學生。
　　
　　 劉兆吉《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提及一件發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師丟了上課用的教科書，問吳宓先生是否有此書想借用一下，沒想到引起了吳先生的嚴厲批評：『教師怎能丟失textbook(教科書)呢！一定要找到，上課前必須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燈睡覺了，聽到后樓敲門聲，聽到吳先生高聲問：『textbook找到沒有？』也聽到不耐煩的回答聲：『找到了！吳先生，請放心吧，我已經睡了，就不開門了。』聽到吳先生說：『那就好，教師不能丟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丟！』後來聽那位青年教師說，『其實當時並未找到，怕得罪吳先生再發神經，撒了個謊』。現在想來，這件小事反映了吳先生對教育事業的認真負責，而且終生不渝。」
　　
　　 吳宓精通多種外國語，學貫中西，又沒有一般教授的學究味，所以在西南聯大時很受學生歡迎。一時興起，他還會在課堂上朗誦自己的詩作，甚至他寫給毛彥文的情詩，課堂氣氛是相當活潑輕鬆的。他的上課風格也很特別，很有些歐美之風，「先生講課從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談性質的，只指定些參考書，要我們自己閱讀，提出看法，並多寫讀書報告。課上先生有時講些文人軼事，風趣橫生，使我們忍俊不禁。」
　　
　　 1977年，因飽受折磨而身體虛弱的吳宓回到陝西老家，聽說一些中學因為沒有外語老師而不開英語課，便急切地問：「他們為什麼不請我啊？我還可以講課。」
　　
　　 1956年，吳宓將多年珍藏的1000餘冊西文圖書（其中有不少是早已絕版的珍本）全部捐贈給西南師範大學圖書館。

真誠
　　
　　 吳宓教授在清華講《中西詩比較》，寫過一個教學說明：「本學程選取中西文古今詩及論詩之文若干篇，誦讀講論，比較參證。教師將以其平昔讀詩作詩所得之經驗及方法，貢獻於學生。且教師採取及融貫之功夫，區區一得，亦願述說，共資討論，以期造成真確之理想及精美之賞鑒，而解決文學人生切要之問題。本學程不究詩學歷史，不事文學考據，惟望每一學生皆好讀詩，又喜作詩，終成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在武漢大學，吳宓擔任為外文系系主任之職，吳宓為系裡工作付出了太多心血：他給學生設計比較完備的課程，聘請和介紹許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來系任教和講課，並且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許多外國文學書籍建立起外文系圖書館。但當時學生們大都參加到「反內戰、反飢餓、爭民主」的學生運動中去，無心於學業。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吳宓寫了一則日記：「下午二─四時，外文系圖書館開館，宓往指導。乃學生來者只二三人，殊乃懊喪。使宓痛感今日學生不好學，與宓之每事徒自熱心，空費精力也。」
　　
　　 吳宓曾在文學院布告欄里貼過一個紙條，他用毛筆工工整整地寫道：「今日宓來授課，教室內空無一人。珞珈山風景優美，正是諸君大好求知時期，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為憾……」。這裡，吳宓對學生不好學痛心之極。
　　
　　 吳宓的日記也記載了學生不願意上他的課的原因：「晨八─九點上《文學批評》課。徐本炫、劉萬寅二生來見，嫌宓所講太淺近，又嫌宓不讀中國新文學作品……宓滋不懌。蓋宓在武大？覺未能盡我之所長，發揮正常作育英才。而諸生懶惰不好讀書，愚暗凡庸，反譏宓為不合時宜，益令宓無所戀於武大矣。」

勵志
　　
　　 1914年4月6日春，在清華水木間，學子吳宓和湯用彤在這個春夜，討論著國亡時自己的選擇這樣一個嚴肅而又沉重的話題。「國亡時，我輩將如何？」湯用彤發問。吳宓回答：「上則殺身成仁，轟轟烈烈為節義而死。下則削髮為僧，遁於空門或山林，以詩味禪理了此一生。」湯用彤則表示，國亡之後，作為學人不必一死了卻，因為有兩件事可以作為選擇。從小處說，是效匹夫之勇，以武力反抗，以圖恢復。從大處講，發揮學人的內在精神力量，潛心於學問，並以絕大的魄力，用我國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創造出一種極有勢力的新宗教或新學說，使中國在形式上雖亡，而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和靈魂不滅，且長存於宇宙。這將是中華民族不幸后的大幸。這番話使吳宓感到自己的修養還不夠，因為作為學人，浩然之勇氣不是一日可養成的，更不是臨危一死可以表達的。
　　
　　 21歲的吳宓感到忽忽年華，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學問與德行尚無所成，因此他更覺義務與責任心的重要，對自己的要求也更嚴。面對大的社會心理和重私忘公、輕視道義觀念，他在讀了《佛說無量壽經》后，表示自己「誠能犧牲一己，以利群眾，則恝然直前，無復顧慮」。他甚至認為自己在佛經中找到了「以養成深厚高遠之人格」的道理。
　　
　　 吳宓的英文教師告訴吳宓：「沒有什麼像猶豫如此有力地摧毀人的道德力量。」這使他更加明確地認識到了人生道德、名譽、志業的敗壞，不是毀於一時，而是壞於逐漸消磨，棄德而不修，舍道而不行，萎靡從俗，久則無以自拔。因此，吳宓更加勤勉，在讀書時注意內省，尤其注重自己的道德理想主義信念的確立和完善。此後，自勉、自勵、內省、反思，使得他一生都不脫日記這訴說和發泄對象相伴。

治學
　　
　　 留美十年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的研究下過相當的功夫，有過不少論著。
　　
　　 1921年，吳宓獲得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是白壁德（IrvingBabbitt）「新人文主義」的堅定擁護者。1922年，作為《學衡》雜誌的創辦人和主編，他用文言文寫作，批判白話文。
　　
　　 吳宓在東南大學與梅光迪、柳詒徵一起主編於1922年創辦《學衡》雜誌。1922年《學衡》創刊，吳宓任總編輯。其宗旨是：「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1928年改為雙月刊，到1933年停刊，共出七十九期。雖是同人發起的刊物，但後來卻基本上成了吳宓一個人的事，所以吳宓自稱：「謂『《學衡》雜誌竟成為宓個人之事業』者，亦非誣也。」《學衡》於新舊文化取徑獨異，持論固有深獲西歐北美之說，未嘗盡去先儒舊義，故分庭抗議，別成一派。這一時期吳宓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采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
　　
　　 吳宓到東南大學后，任東南大學外文系教授，講授西方文學和世界文學。他也是第一個把「比較文學」概念介紹到國內的人，首開比較文學研究之先河，因此吳宓被視為研究中西比較文學的先驅者。
　　
　　 劉文典上課，吳宓坐在後排聽，講到得意處便問吳：「雨僧兄以為何如？」吳宓恭敬起立而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1926年吳宓回國，即受聘在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並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整理及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
　　
　　 鑒於吳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聘他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與陳寅恪（歷史）、湯用彤（哲學）同時獲得「部聘教授」殊榮，后又被聘為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這是對吳宓學術成就的一種肯定。
　　
　　 1936年外語系紀雲秀的畢業論文為外國小說《痴情的愛》的譯文，吳先生的批語如下：「此劇中Christine以一貧女而戀愛一登徒子，自無幸果。劇中主角Christine痴於情，Mizi富虛榮心，Theodore與Fritz雖同為紈絝子弟，但Theodore較Fritz富於理智，態度冷靜。此劇場面緊張，趣味生動。譯筆甚能表達劇中之情態，對話流利。」批語用毛筆小楷書寫，雋秀工整，鈐有朱文「吳宓」方印。同年同系石淑宜的論文，同樣是外國小說《但尼斯哈加蒂之妻》的譯文，吳宓用硃筆批閱，有眉批，也有夾批，字跡細密清秀，多就所感而批，完全從性情中來，倒是與陳寅恪的引經據典大相徑庭。
　　
　　 在西南聯大外文系，吳宓主要講授世界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古代希臘、羅馬文學史、新人文主義、文學與人生、翻譯課、中西詩之比較等。吳宓同時還給研究生上課，主要課程有：雪萊研究、西方文學批評、比較文學等。

名字
　　
　　 他本名吳玉衡，乳名禿子。「玉衡」取自《書經》「陳璇璣之玉衡」之義，是北斗七星之一。1901年，祖母決定為孫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強體質。於是，請玉衡的姑丈，詩人陳伯瀾另取新名。這是吳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節日之中，醉眼矇矓的姑丈在一張破紙片上寫出「陀曼」二字，吳玉衡也就變成了吳陀曼。
　　
　　 吳宓之名是吳宓在1910年報考清華學校時自己所取。當時他隨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冊某頁，閉目確指，得一「宓」字，意為安靜。1912年春，清華學校因清廷倒台，民國改制而暫時休學，時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的北方「鄉下人」吳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學所譏笑，他們趁吳陀曼課間外出，便在黑板上寫下頗具諷刺意味的「糊塗men」。待吳陀曼進門，教室里揚起一陣笑聲。他莫名其妙地環視四周，方發現在同學們的笑聲里，是把「吳陀曼」與黑板上「糊塗men」連在一起。於是，他決定以後在發表言論的場合，用「吳宓」，而不用「吳陀曼」。
　　
　　 在遭到同學們的嘲弄之後，４月１５日下午的國文考試課上，教員龐先生忽然要為「吳陀曼」改名。龐先生問，「陀曼」二字是否出自「曼陀羅」？他回答，是。龐先生說「曼陀羅」語出佛典，是名詞譯音，指的是「紅蓮花」。「曼陀」二字萬不可前後倒置。說罷，龐先生在試卷上把「吳陀曼」改成了「吳曼陀」。課堂上，吳陀曼點頭稱是。但他心裡嘀咕，這是祖母之命，姑丈所言，且得到全家人的同意，弟妹都以「曼」字排行，自己怎敢輕易改動？所以，那個名為「吳宓」的詩人、教授，在以後的歲月里，不論走到哪裡，總是對人說起，他原名「吳陀曼」。
　　
　　 到哈佛大學讀書期間，吳宓結識了陳寅恪，陳研習梵文，當面向吳宓指出，「曼陀羅華」（Ｍａｎｄａｒａ）本是梵文名詞譯音，「曼陀」二字正如「威廉」、「亨利」，決不可顛倒為「廉威」、「利亨」。所以「陀曼」一名實在不通。
　　
　　 吳宓的字「雨僧」多認為出自蔣捷的詞《虞美人•聽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一句。

性情
　　
　　 馮友蘭說：「雨僧（吳宓）一生，一大貢獻是負責籌備建立清華國學研究院，並難得地把王、梁、陳、趙四個人都請到清華任導師，他本可以自任院長的，但只承認是『執行秘書』。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很難得的！」
　　
　　 吳宓字雨僧，早年就讀北京清華留學預備學校，有一個擅寫詩的好朋友吳芳吉，在一次學潮中兩人雙雙被開除。事後，校長宣布凡寫悔過書的人，均可以恢復學籍，畢業后留學美國。結果吳宓寫了悔過書，念完了中學，如期出國深造，前途輝煌；而吳芳吉則因為拒絕悔過，回鄉當教師，清苦了一輩子。此事讓吳宓愧對友人，悔憾一生。吳芳吉早年去世，吳宓主動承擔起了照顧吳芳吉遺屬的責任，幾十年如一日。
　　
　　 吳宓對五四運動的不以為然，他的日記多次提及新文化運動，但每次說及，沒有別的，就是一個罵字，說新文學是「亂國文學」，「土匪文學」（1919年12月30日），說白話文學是「倒行逆施，貽毒召亂」（1920年2月12日），說「白話文學」、「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糞穢瘡痂」。
　　
　　 組建清華國學院時，吳宓去請王國維。在登門之前，吳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計定了周密的對付辦法。到了王國維住所后，吳宓進得廳堂，二話沒說，「撲通」一聲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禮，然後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當場答應下來。據《吳宓日記》載：「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
　　
　　 1925年10月22日，吳宓初任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滿之際，受邀為清華普通科學生作「文學研究法」的講演。令他萬沒想到的是，演講完畢，卻被張彭春藉機當場諷刺戲弄了一頓。為此，吳覺得自己「空疏虛浮，毫無預備，殊自愧慚。張仲述結束之詞，頗含譏訕之意。宓深自悲苦。緣宓近兼理事務，大妨讀書作文，學問日荒，實為大憂。即無外界之刺激，亦決當努力用功為學。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有一次，吳宓在一家旅館約見毛彥文，兩人談得投機，不覺窗外暴雨大作，天至深夜，外面交通工具已斷，吳宓便提議毛彥文上床休息。吳先生對毛彥文說：「我反對《西廂記》的張生，我贊成《紅樓夢》的寶玉，賈寶玉從不對林妹妹動手動腳。」當夜，吳宓與毛彥文果然同睡在一張床上。吳宓以「非禮勿動」的君子風度，把毛彥文照料得體貼入微，並把這件事鄭重地寫入「吳宓日記」。
　　
　　 吳宓是一位頗有儒家風範的學者，儘管他有一顆為情所困的內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舊式的長袍和夾克。他走路時總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堅持走直而窄的路，絕不抄近路橫穿草坪。下午三點的約會，他會在兩點五十齣現，但禮節意識不允許他在三點整之前敲門。
　　
　　 七七事變后，吳宓在日記中寫道：「當今國家大變，我亦軟弱無力，不克振奮，不能為文天祥、顧亭林，且亦無力為吳梅村。蓋才性志氣已全漓滅矣!此為我最傷心而不可救藥之事。」七七事變再次誘發了他久違了的「殺身情結」——戰爭破壞，玉石俱焚……但有自殺，別無他途。吳宓和陳寅恪探討局勢，寫詩抒發心中的憤懣。「北都又失好山河，隔歲吟酬涕淚多」，「志事亭林難學步，梅村才薄奈余何?」
　　
　　 1944年，吳宓即將離開昆明的時候，幾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吳宓帶著弟子們上街下館子。先生要來菜單子，對照牆上懸掛的菜譜，親手在點菜單子上寫上菜名和單價，一筆一劃，工工整整，認真地計算總數，把錢數算好，和自己口袋裡的錢數相符、不超，這才交給堂倌下廚。
　　
　　 在南嶽時，教授宿舍緊張，吳宓、沈有鼎、聞一多、錢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錢穆看來，三人平日孤僻，不愛交遊。每天晚上，聞一多自燃一燈放在座位上，默默讀《詩經》《楚辭》，每有新見解和新發現，就撰寫成篇。吳宓則為明日上課抄寫筆記寫綱要，逐條寫，又合併，有增加，寫好后，用紅筆加以勾勒。吳宓嚴謹備課給錢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沈有鼎看到他們勤奮用功，則喃喃自語，「如此良夜，盡可閑談，各自埋頭，所為何來」。吳宓聽此言，加以申斥，「汝喜閑談，不妨去別室去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礙人。沈有鼎只得默然。（吳宓日記中有幾處記錄，看得出，吳宓不喜歡沈有鼎，有時反感，因其不講衛生，且自私）。吳宓又規定宿舍作息紀律，限十時息燈，勿得逾時，妨他人之睡眠。次日，吳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備課所寫條目，反覆誦讀。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錢穆和吳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為人之後，慨嘆：「余與雨僧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非日常相處，則亦不易知也。」

吳宓多情，處處對女士設身處地著想，照顧非常細緻。遇有車馬疾馳而來，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橫著一攔，讓女士走在街道裡邊，自己卻紳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邊不動。等車馬走過才繼續行走。他這種行動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紀的騎士行徑。
　　
　　 吳宓點名，點到「金麗珠」這個名字，情不自禁地說：「這個名字多美。」全班大笑。
　　
　　 吳宓與髮妻陳心一的感情危機出現后，很快招致周圍朋友的反對。陳寅恪認為吳宓因墜入與毛彥文的情網之中，盲目而無理性，應當嚴持道德，懸崖勒馬。湯用彤也勸吳宓三思而後行。周光午認為如果吳宓離婚另娶，「將為新女性派人所盡情譏侮；知友如湯、柳、呂、吳諸公皆將失望而絕交」。諸師友皆從維護傳統道德的角度去規勸吳宓，浦江清見吳宓倍受情感的折磨，甚至想出一個「萬全之策」，讓吳宓與毛彥文先後赴美，在美為友或同居均可，每月寄生活費給陳心一，久居美國不歸。吳宓對這一建議斷然否定，認為：「宓之事業及志願，如以戀愛而犧牲，則此愛將無價值，宓在中國，有其職志，未可擅離，以此與離婚較，則離婚所損為較小矣。」吳宓所說的「事業」包括《學衡》，自然也包括《大公報•文學副刊》，吳宓是想愛情與事業二者兼得的。權衡再三，吳宓最終選擇了離婚。《離婚聲明》登在了《大公報》和《新聞報》上。
　　
　　 1967年5月9日，吳宓在「勞改隊」勞動中，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書物， 74歲的吳宓「不勝傷心憤恨」，決定冒險「偷書」。1967年6月，西師兩派發生大規模武鬥衝突，重新統治了學校的春雷造反兵團無暇再緊盯著吳宓這類「牛鬼蛇神」了。就在這樣的形勢下，9月27日，機會來了。吳宓在當天日記中記載：「下午陰、風、寒。3—5：30學習；仍在中文系資料室。……教師閱覽室門偶開。入內察視，紅衛兵所抄去宓之書物，均在，然多破損。宓乘間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記一小冊。」 初次得手，顯然增強了吳宓的勇氣。10月7日，他再次「偷書」： 「上午7：30—11：30中文繫上班……取回宓1951日記及畢業文憑（英文）三張。」「下午3—5中文繫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學錄》一冊。」 吳宓一發而不可收。兩天後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書」，沒想到，這次卻差點被人發現，但幸好有驚無險。他在當晚日記中記載：「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閱覽室取回《吳宓詩集》一部，以贈與凌道新。宓仍插懸於衣內之胸前，但當眾寫大字報時，宓俯身左偏，《詩集》忽墮於地上。——幸無人注意。」 此後的11月2日，12月7日、25日、27日，吳宓又「偷」了一些書回來。從吳宓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吳宓不但冒險「偷」書，還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給其他同事去閱讀，甚至「贈予」或託人「帶交」尚在「勞改隊」中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閱讀。這在當時若被發現，肯定是要遭到嚴厲批判的。然而，吳宓根本就沒有考慮這些。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邁的吳宓對「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反抗。
　　
　　 在文革「批林批孔」運動中，吳宓堅決捍衛孔子的歷史地位。他說，「沒有孔子，中國還在混沌之中」，「寧願殺頭，也不批孔」。結果他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給自己帶來了滅頂之災……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六一」慘案發生后，從來不過問政治的吳宓，此時也按捺不住了。他從人道主義出發，嚴詞譴責國民黨對學生的暴行；當聽到被抓的師生中有外文系的教授和學生時，更有著切膚之痛；便毫不猶豫、自告奮勇地去找他的陝西同鄉、武漢行轅負責人孫蔚如等人說理，要求無條件地釋放被捕師生。由於國內外強大輿論的壓力，也由於吳宓等人的努力，武漢當局終於釋放了所有的被捕師生。外文系教授繆朗山被捕出獄后決定去香港，吳宓幫他買好機票，冒著白色恐怖的危險，親自送他去機場，並在機場等候，直到知道繆氏已安全到達目的地后，才返回珞珈山。
　　
　　 吳宓1967年12月7日的日記中記載了一件事情：「由系辦公室收到騶掛號寄來書一包，層層封固，賀君代宓用刀（甚費力）開啟之。包內並非《語錄》英譯本而是北京精印之塑料薄膜燙金字紅封面《毛澤東選集》一部，四冊（小本，橫排）——宓本不需此而擅代訂購；幸劉又辛君願購去，即付宓書價二元，清。書內附騶與宏勛十二月三日稟，又附其』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紀念章』一枚，供宓佩帶者——宓向不佩帶，留存印章盒中。」「回舍后，宓以騶夫婦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所以求媚悅宓之辦法，徒增宓之怫鬱，於是甚怒……」「騶」即吳宓老友、已故著名詩人吳芳吉之女吳漢騶，「宏勛」即其夫楊宏勛。吳宓托他們買英譯本《毛主席語錄》，只是為了在這樣的時局裡繼續研讀英文用，而他們「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卻「擅代訂購」了《毛澤東選集》四捲袖珍合訂本，還給他寄來「宓向不佩帶」的「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紀念章」。
　　
　　 吳宓有寫日記的習慣和毅力，其日記行文優美，議論獨到，與好論政治時勢的胡適日記大為不同，內中充滿了真性情和對世事的深邃見解。其珍貴的史料價值與引人入勝的「好看」程度，在學術界備受推崇。吳宓在日記中極為坦誠，從不隱瞞自己所做所想。

癖怪
　　
　　 有人愛馬，有人愛狗，有人愛貓，吳宓獨愛騾。
　　
　　 1942年夏，吳宓開始為騾作詩。1950年1月至2月中旬，他作《憫騾詩》，稱之為《騾史》，其中四首，是專為他所愛的騾而作，名為《某騾（黑而牝，最美）之自傳》。
　　
　　 1899年6歲時已經開始。這一年，他感到自己已經有了一個奇特的習慣和癖性：喜歡他家的騾子。他家養有兩匹駕車、拉碾磨的騾子，一牝一牡。紅色的騾小姐，性情溫順，青栗色的騾小伙兒，性情剛勁。同時還有一匹供乘騎的馬。這時，吳宓開始與家中的騾馬戲狎，注意其性動作。他幼年時的男女性知識，多得之於騾馬。這時，他曾忽發奇想，欲變身為騾。他和家中的仆童到碾磨房中，扮作騾子。他俯伏在地，讓仆童拿來騾子駕車時用的鞍勒羈銜，給他披掛在身。當騾項圈（夾脖子）掛到肩上時，太大的項圈，可使他全身從中通過。
　　
　　 190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吳宓乘姨母家純黑色騾小姐駕的車赴西安，中途停歇一夜。這次西安之行，黑色的騾小姐給吳宓留下了難忘的思念和憐憫。他說：「此騾亦美女子身，今日為載送我來此，行如是之速，路如是之遠，乃不賞其功勞，不速給飲食、休息，而痛施鞭打，騾誠冤且苦矣！我未能救護、撫慰，對騾實慚感交並。我中夜醒，不知騾在彼店亦能安息否？不受一群客騾之欺凌、褻擾否？……過後，宓恆念及此騾。直到１９５０年陽曆二月初，始為此騾賦成一律，如下：『冬晝已完百里程，河坡上下更牽擎。街衢歷歷行無盡，燈火家家痛此生。行緩立遭鞭背急，身疲未覺壓肩輕。嬌娥強忍千行淚，旅店中宵自灑傾。』」
　　
　　 騾一般不能生殖。1908年的某一天，已經懂事的吳宓問仲旗公：「騾何以不能傳種？」回答：「因生殖器不完全。」多年以後，吳宓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了另一種解說：由於牡騾的精液過冷。
　　
　　 吳宓從此對騾小姐的生活關懷備至，觀察入微。他每次出行時駕車的騾小姐的顏色和性情，到晚年他都能記起，途中騾小姐的遭遇，他更是記憶猶新。連騾小姐遺尿的姿勢、角度、時間、頻數（冬夏之別）、地點，以及身在鬧市、稠人之中，畏人窺看的含羞程度，吳宓都觀察得十分清楚，並用文字記錄下來。
　　
　　 吳宓在文中記錄了他是如何「撫摩騾之臀股，心殊愛之」 ，以及左手擎起騾小姐的尾巴，詳細窺看其陰部的情節。同時，在吳宓的記憶中，他對家鄉的騾小姐的讚詞是「美」、「甚美」、「極美」。以至他到北京清華學校讀書時，還感到北京駕車的騾子，皆身行丑怪，尾骨不聳，臀部肌肉不豐滿，毛色不美，遠不及他家鄉的騾小姐可愛。
　　
　　 1950年2月吳宓為自己17歲（1910年初）那年相遇的黑色騾小姐寫的「美騾傳記」。他對這位「美騾之動作及情態」印象很深，感覺「甚美」。他的五首七律的其中兩首，內容分別是寫這位正值妙齡的騾小姐的大小便。只是他把這原本臟丑的動作和糞便，詩化為自然的篇章：「已過長衢土轍安，汗流身熱胃腸干。漸摶玉液成濃塊，更煉金丹作巨丸。節節竹環蛇出洞，高高金座珠堆盤。頻看尾舉連排泄，妙齡食量可驚嘆。出城駢列暫盤桓，肅立風從尿始湍。蹲股不勝羞欲掩，開關乍見射成瀾。微聞薌澤無聲響，累皺紅巾畏客看。軀體松舒諸事辦，長途奮進敢辭殫。」

師生
　　
　　 吳宓與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私交很深，當年吳宓曾讓錢鍾書在清華旁聽一年，還親自輔導他外語。吳對錢鍾書十分欣賞，專門寫詩稱讚錢的才華：「才情學識誰兼具？新舊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謀有補賴天工。源深顧（亭林）趙（甌北）傳家業，氣勝蘇（東坡）黃（山谷）振國風。悲劇終場吾事了，交期兩世許心同。」
　　
　　 1929年，錢鍾書以英文滿分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為吳宓教授的得意門生。他上課從不記筆記，總是邊聽課邊看閑書或作圖畫、練書法，但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個學年還得到清華超等的破紀錄成績。吳宓對這個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課後，「謙恭」地問：「Mr．Qian的意見怎麼樣？」錢鍾書總是先揚后抑，不屑一顧。吳宓也不氣惱，只是頷首唯唯。
　　
　　 1933年，錢鍾書即將從清華外文系畢業，校長馮友蘭親自告訴他，將破格錄取他留校繼續攻讀西洋文學研究碩士學位。錢鍾書卻一口拒絕，並狂妄地說：「整個清華，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也有說這段話是在西南聯大時所說，但據錢鍾書夫人楊絳說，錢鍾書不曾說過此話，吳宓日記中亦無記載，成為文壇一疑案。）不久，「長舌」的周榆瑞將這話告訴吳宓。吳宓一笑，平靜地說：Mr．Qian的狂，並非孔雀亮屏般的個體炫耀，只是文人骨子裡的一種高尚的傲慢。這沒啥。
　　
　　 溫源寧寫過一篇《吳宓先生：一個學者、君子》的文章，林語堂將此文譯成中文，刊在他主辦的雜誌《人間世》半月刊上。隨後，溫源寧將此文收入他的《不夠知己》一書。林語堂、溫源寧先後約請錢鍾書為此書寫作中文、英文書評。
　　
　　 1937年，當時留學歐洲的錢鍾書為溫源寧寫了一篇《吳宓先生及其詩》的書評，發表在國內某知名大報上，書評中刻薄地調侃恩師和毛彥文，使吳宓的「羅曼蒂克愛情」，成為一時笑柄。
　　
　　 錢鍾書還將這篇書評寄給吳宓，並附了封信。信中說寄上書評，以免老師責怒。吳宓看了書評后大為惱火，在日記中寫道：「該文內容，對宓備致譏詆，極尖酸刻薄之至。」「謂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師人文道德學說之毒，致束縛拘牽，左右不知所可。」更讓吳宓怒不可遏的是書評中還「譏詆宓愛彥之往事，指彥為super-annuated Coquette」(年華已逝的賣弄風情的女子)。看到自己心愛的女子被這樣形容，真讓吳宓傷心到了極點。他感嘆道：「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吳宓在日記中徑直寫道：「錢鍾書君，功成名就，得意歡樂，而如此對宓，猶復謬托恭敬，自稱讚揚宓之優點，實使宓尤深痛憤。」明確表示這個得意門生傷透了他的心。
　　
　　 其實，錢鍾書寫的這篇書評內容遠不止吳宓日記中所引的這些內容，他這樣描述老師：「吳宓從來就是一位喜歡不惜筆墨、吐盡肝腸的自傳體作家。他不斷地鞭撻自己，當眾洗臟衣服，對讀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顆血淋淋的心。然而，觀眾未必領他的情，大都報之以譏笑。所以，他實際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最終，他只是一個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錯位』的悲劇英雄。在他的內心世界中，兩個自我彷彿黑夜中的敵手，衝撞著，撕扯著。……
　　 文章繼續寫道:沒有哪個正常人能像他那樣擁有兩顆心靈，儘管一位正常人也會出於實用目的而良心不安，但精神上不會有衝突。他的心靈似乎處在原始渾沌的狀態，以致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異--又濕又粘的泥餅是不會被缺乏智慧的燈火烤乾的，與其說他的心靈沒有開化，倒不如說沒有個性。但吳宓先生的心靈似乎又處在一種缺乏秩序的混亂狀態--每一種差異在他腦海里都成為對立。他不能享受道德與植物般平靜的樂趣，而這些是自然賜予傻瓜、笨伯與孩子的禮物。他總是孤注一擲地製造愛，因為他失去了天堂，沒有一個夏娃來分擔他的痛苦、減輕他的負擔。隱藏於他心理衝突之後的是一種新、舊之間的文化衝突。他不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他無疑是當代最複雜的一個人物，他通過寫詩來尋求解脫……」
　　
　　 此事引起了吳宓心中的嫉恨。這事的反響到了清華欲請錢鍾書回校任教時，試圖大度包容徒兒的吳宓一時沒想開，才出了一口悶氣--投了反對票。在1937年６月下旬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變動時，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於６月28日以「將來聘錢鍾書為外國語文系主任」一事徵詢吳宓的意見，吳宓立即避而不談。但他在日記中卻表明了自己的意見：「宓竊思王退陳升，對宓個人尚無大害。惟錢之來，則不啻為胡適派、即新月新文學派，在清華，佔取外國語文系。結果，宓必遭排斥。此則可痛可憂之甚者。」事後，吳宓發現自己在此事中的作法不妥，於是又想方設法試圖挽回，讓聯大聘錢鍾書，但為時已晚。
　　
　　 但吳宓最終他還是寬宥了學生的冒犯。據楊絳說，1938年錢鍾書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聯大拜訪恩師吳宓。吳宓喜上眉梢，毫無芥蒂，拉著得意門生談解學問、下棋聊天、遊山玩水。錢鍾書深感自己的年少輕狂，紅著臉，就那篇文章向老師賠罪。吳先生茫然，隨即大笑著說：「我早已忘了。」
　　
　　 但錢鍾書此後依然拿老師的事情作為談資。《吳宓日記》1939年7月2日，吳宓曾向錢鍾書述及自己同前妻陳心一的「冤苦」關係，「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鍾書竟以此對眾述說，以為談柄！」
　　
　　 從吳宓日記來看，吳宓後來寬宥了自己的學生，依舊將錢鍾書看作自己的得意門生，與錢鍾書一起散步，訪友，宴會。在錢鍾書到西南聯大任教一事中，吳宓起了極大的作用。
　　
　　 1940年春，錢鍾書學成回國，清華大學想聘請他，卻遭到時任外文系主任陳福田、葉公超的竭力反對。吳宓知道此事後憤憤不平，斥之為「皆妄婦之道也」。他奔走呼籲，不得其果，更為慨然「終憾人之度量不廣，各存學校之町畦，不重人才」。 另據《吳宓日記》記載，吳宓曾和陳寅恪說到此事，陳的意見是「不可強合，合反不如離」。
　　
　　 後來，陳福田請吳宓吃飯，吳宓特意叫上好友陳寅恪做說客，力主聘請錢鍾書，為清華的西洋文學研究所增加光彩。經過幾番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對，但卒通過。」吳宓很是欣慰。只是，任教兩年後，錢鍾書和諸公不睦，辭職他就。吳宓又是極力挽留，但錢鍾書去意堅決。
　　
　　 原因大概是錢鍾書學成歸國時，吳宓與清華說好，擬聘請他為清華外文系教授，清華當時也基本同意了。可錢鍾書到聯大時，學校卻只肯聘為副教授，年輕氣盛的錢鍾書自然很是不快，對陳福田和清華更是不滿，甚至怪罪吳宓，併發泄到小說《圍城》中。吳宓對清華的變卦自然很是不悅，只好勸錢去了湖南蘭田師範學校做教授。這件事加深了吳宓與陳福田的矛盾，吳宓最終離開清華去了燕京大學，他在清華的生活從此也畫上了句號。
　　
　　 其實吳宓對錢鍾書很是賞識。他和馮友蘭將錢請到聯大。到聯大后，錢鍾書為高年級的學生開設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和現代小說作為選修課。據王佐良的回憶，錢鍾書第一天上課時，葉公超親自至教室介紹錢鍾書，說錢是他的學生，得意之狀，喜形於色。吳宓借閱了李賦寧記錄的這兩門課程的筆記，對錢鍾書授課非常佩服。
　　
　　 不少論者認為，錢鍾書在西南聯大隻教了短短一學年，因和同事關係緊張，不辭而別。錢鍾書為什麼離開西南聯大，現在有許多說法。其中有代表性說法是錢鍾書在聯大罵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據說他曾有此言：「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據學者李洪岩考證，《圍城》中詩人曹元朗的原型是葉公超。所以，當若干年後有人向葉公超問起錢鍾書在聯大的情況時，葉公超竟回答說他不記得錢鍾書曾在那裡教過書。
　　
　　 錢鍾書離去后，吳宓借學生李賦寧的筆記來讀。這是錢鍾書講課的筆記。內容有兩門課：一是《當代小說》，一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吳宓在《吳宓日記》里寫道：「9月28日讀了一天，29日又讀一午。先完《當代小說》，甚佩！9月30日讀另一種，亦佳！10月14日讀完，甚佩服……深惋鍾書改就師範學院之教職。」
　　
　　 1944年秋，吳宓離開求學執教三十年的清華大學，與系主任陳福田之間的矛盾是他離開的原因之一，據說這多少與錢鍾書有關。
　　
　　 《吳宓日記》出版前，編者想請已八十多歲的錢鍾書為之作序。錢氏為此寫了一封信給編者，請其將此信附入日記中。此時錢氏才在日記里見到，幾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吳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說，「弄筆取快，不意使先師傷心如此，罪不可逭，真當焚筆硯矣」。他還說，將此文附入書里，「俾見老物尚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頭白門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標於頭牆之外乎！」

激戀
　　
　　 對於吳宓，陳寅恪看得頗為透徹，說他本性浪漫，不過為舊禮教道德所「拘系」，感情不得舒發，積久而瀕於破裂，因此「猶壺水受熱而沸騰，揭蓋以出汽，比之任壺炸裂，殊為勝過」。
　　
　　 從吳宓的日記看，自他早年開始，每逢遇到女人，必然評頭品足。他表示過愛心的女人有燕京大學的華僑女學生陳仰賢，有歐陽採薇，黎憲初，張敬（張清常之姐，名清徽），在法國遇到的美國女學生H，代號為K的清華女生，當然最重要的就是毛彥文。他曾經幻想在他不離婚情況之下仿效大舜的娥皇女英以及安公子的何玉鳳和張金鳳的故事，當時就被陳寅恪先生一口否決。
　　
　　 清華大學女畢業生K，頻頻出現在三十年代的日記中，吳宓常常和她約會，一起吃飯、遊覽，魚雁傳書之餘，頻頻電話傳情達意，其親密程度和情誼遠遠超出師生的範圍，儼然一對戀人，吳宓比K年長十幾歲，這成為他們結婚的難以逾越的鴻溝。再比如1937年7月7日日記中提到的絳珠。絳珠原名朱崇慶，天津人，侍寡母，居北京，家甚貧寒。恆喜艷裝，著紅衣，遂自字曰絳珠。1935年秋，絳珠從吳宓授課。抗戰爆發之前，吳宓和這兩位女性過從甚密。
　　
　　 然而，影響吳宓一生至深的女子，卻是毛彥文，這要先從吳宓與髮妻陳心一的婚姻說起。
　　
　　 1918年11月，留學哈佛的吳宓接到清華同學陳烈勛的來信，欲將自己的妹妹陳心一介紹給吳宓。信中說陳心一畢業於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師範學校完全科，現年24歲，為浙江定海縣一位小學教員，心氣很高，擇婿特別苛嚴。陳烈勛在信中明確指出，其妹多次聽他談及吳宓，后又閱讀過《益智雜誌》、《清華周刊》中吳宓的詩文，尤其是看到《清華周刊》上吳宓的照片，萌發愛慕之情，願嫁吳宓，侍奉終身。吳宓立即回信認可，旋即收拾好行裝趕回了國內。
　　
　　 1921年8月，吳宓匆匆趕往杭州，相晤陳心一。此時，影響吳宓一生的女子——毛彥文翩然出場。毛彥文本與陳心一是好友，她當時正要去北京求學，臨行前來與閨中密友告別，不想與吳宓不期而遇。除卻毛陳二女本是同學這層關係外，毛彥文的未婚夫朱君毅還是吳宓清華讀書時的同桌好友。朱君毅長毛彥文4歲，為姑表兄妹，自幼青梅竹馬，感情甚篤，二人私訂終身。毛彥文9歲時，其父將她許配給了方姓朋友之子。毛彥文浙江女子師範學校畢業時，方家催逼完婚。就在方家迎親的大轎抬至毛家大門之際，毛彥文從後門勇敢地逃離。方家退婚後，毛彥文與朱君毅正式訂婚。吳宓為朱君毅的同桌好友，當時朱君毅每次讀完表妹的情書後，都會讓吳宓過目。吳宓對毛彥文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敬佩不已，久而久之便暗生情愫，礙於同學之誼，只能深深隱藏在了心底。
　　
　　 吳宓收到陳烈勛的信時，曾委託朱君毅，讓毛彥文打探陳心一的情況。毛考察后回通道：「倘吳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賢內助，陳女士似很適當，如果想娶善交際、會英語的時髦女子，則應另行選擇。」此次不期而遇，毛彥文的活潑雅趣，大方得體，一副新派淑女風範，讓本就對與毛彥文懷有好感的吳宓心中暗生出一絲落寞，懊惱毛彥文名花有主，且是摯友之未婚妻。
　　
　　 吳宓與陳心一一見如故，並在陳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吳宓心中殊為快活。第二天，二人再度早游西湖，其樂融融。吳宓在日記中這樣記述道：是日之游，較昨日之游尤樂。家國身世友朋之事，隨意所傾，無所不談……此日之清福，為十餘年來所未數得者矣。13天以後，吳宓和陳心一正式完婚。
　　
　　 不久，朱君毅突然變卦，他以近親結婚有害下一代為由提出與毛彥文解除婚約。苦等6年、逃婚只為下嫁表哥的毛彥文萬般無奈之下，只得轉而求助吳宓夫婦。吳宓極力說和無濟於事，朱、毛終致解除婚約。
　　
　　 然而吳宓卻在朱、毛二人分道揚鑣後向毛彥文表白了自己的愛意。毛彥文斷然拒絕。吳宓幾乎在每次信中，都會不厭其煩地贅述自己從某年某月起，自朱君毅處讀到她的信而漸漸萌生愛意，這令毛彥文大為反感，何況她與吳宓的結髮之妻陳心一原本就是要好的朋友和同學。
　　
　　 吳宓為毛彥文所拒后，並不甘心。在經歷了離婚與不離婚的掙扎和徘徊之後，最終，與結婚7年，並育有三個女兒的陳心一不忍吳宓情感上的叛逆，最終仳離。吳宓此舉遭到「學衡派」同仁一致譴責，吳父更是公開指斥他，「無情無禮無法無天，以維持舊禮教者而倒行逆施。」
　　
　　 1929年，為了籌集一筆可觀的離婚費用，吳宓八方求援，還向好友、白屋詩人吳芳吉索債。吳芳吉認為吳宓以追求真愛為由，冷酷無情地遺棄陳心一和三個年幼的女兒，純屬不負責任的胡來，他勸解無效，便故意拖欠債款不還，就為這件事，一向重友誼如泰山的吳宓竟差點與吳芳吉翻臉絕交。其後，吳宓作出振振有詞的表白：「余之離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無情意之悲傷，此惟余自知之。彼在當時痛詆余離婚（使余極端痛苦，幾於殞身）及事後屢勸余複合者，皆未知余者也。余嘗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戀愛亦人格之表現。餘力主真誠，極惡虛偽，自能負責，不恤人言。……」
　　
　　 吳宓自己對這段失敗的婚姻曾這樣總結道：「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為異國仙姝（美國格布士女士），而愛之最深且久者，則為海倫。故妻陳心一，忠厚誠樸，人所共譽，然宓於婚前婚後，均不能愛之。余之離婚，只有道德之缺憾，而無情意之悲傷，此惟余自知之。彼當時詆余離婚，及事後勸余複合者，皆未知余者也。」
　　
　　 對於吳宓的離婚，毛彥文說：「吳腦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這個女子要像他一樣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學造詣，能與他唱和詩詞，還要善於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間周旋，能在他們當中談古說今，這些都不是陳女士所專長，所以他們的婚姻終於破裂。」
　　
　　 離婚後，吳宓並未真正與夫人分離，只是一居西郊，一居城內，每月領到薪水后，親自回家把生活費交與夫人，然後立即回校。姚文青中《摯友吳宓先生軼事》寫道：「宓於故妻陳心一女士，德性夙所欽佩，但敬而不愛，終致離婚，然至今仍書信往還。夫婦之誼雖絕，良友之情故在也。」毛彥文也有類似的回憶：「吳君是一位文人學者，心地善良，為人拘謹，有正義感，有濃厚的書生氣質而兼有幾分浪漫氣息。他離婚後對於前妻仍備加關切，不僅擔負她及他女兒的生活費及教育費，傳聞有時還去探望陳女士，他決不是一個薄情者……」

毛彥文由默默不見經傳的人物立時成為了「三人間的中心人物」，她心中叫苦不迭，但面對吳宓的求愛，仍是不願就範。吳宓毫不氣餒，對毛彥文的追逐愈演愈烈，以至於在30年代的上海灘，他們的故事成了小報津津樂道的話題。
　　
　　 吳宓的鍥而不捨最終打動了美人芳心。但吳宓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人，保守與浪漫，新派和舊派居然會對立地存在著。當二人談婚論嫁時，吳宓卻生出了一絲隱憂，既想和毛彥文結婚，又擔心婚後會不和諧，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情，讓吳宓彷徨不已，患得患失。
　　
　　 1931年3月，吳宓赴巴黎進行學術交流。他拍電報到美國，措辭強硬地令毛彥文放棄學業，迅速趕往歐洲，與之完婚，否則各自分手。有人等說，他動輒向毛彥文發出最後通牒，用語十分惡毒。與此同時，據傳說他還寫信回國，向一位叫賢的女人示愛，同時又與一位金髮女郎打得火熱。
　　
　　 毛彥文來了巴黎。 吳宓又不想結婚了，改為訂婚。滿腔熱情而來的毛彥文大為狼狽，她哭著說：「你總該為我想想，我一個30多歲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難道我們出發點即是錯誤?」
　　
　　 吳宓不為所動，冷靜地說：「人時常受時空限制，心情改變，未有自主，無可如何。」對此，吳宓在日記中這樣記述：是晚彥雖哭泣，毫不足以動我心，徒使宓對彥憎厭，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吳宓在此期間，卻對小報上炒得沸沸揚揚的魯迅、許廣平之戀陡生艷羨，他說：「許廣平夫人，乃一能幹而細心之女子，善窺魯迅之喜怒哀樂，而應付如式，即使魯迅喜悅，亦甘受指揮。云云。嗚呼，宓之所需何以異此?而宓之實際更勝過魯迅多多，乃一生曾無美滿之遇合，安得女子為許廣平哉?念此悲傷。」
　　
　　 這次巴黎論婚作罷后，吳宓與毛彥文從歐洲歸來。毛彥文留在上海，一直在等待吳宓迎娶。1933年8月，吳宓又一次南下，目的是去杭州向盧葆華女士求愛，如不成，再去上海，和毛繼續討論是否結婚。友人勸他別老玩愛情遊戲，此次南下必須弄個老婆回來。結果吳宓又是兩頭落空，此時的毛彥文覺得他太花心，說她準備做老姑娘，儘力教書積錢，領養個小女孩，「歸家與女孩玩笑對話，又善為打扮，推小車步行公園中，以為樂」。天真的吳宓大約覺得毛反正是跑不了的，依舊熱衷於自己的多角戀愛。33歲的毛彥文一氣之下，嫁給了66歲的熊希齡。毛與熊結婚時曾邀請吳宓參加婚禮，吳宓以編詩話為由謝絕了，賦詩道：「漸能至理窺人天，離合悲歡各有緣。侍女吹笙引鳳去，花開花落自年年。」
　　
　　 自己心愛的人另嫁對吳宓是個沉重打擊，但有「情痴詩僧」之稱的吳宓卻把濃烈的情感化為詩篇，大寫《懺情詩》，一連寫了38首。這些懺情詩發表后，有人嘲笑他是自作自受，更讓人議論的是他還把這些詩拿到課堂上講給學生聽，成為學生的笑料。錢鍾書在寫給吳學昭的信中也提到此事：「先師為人誠愨，胸無城府，常以其言情篇什中本事，為同學箋釋之。眾口流傳，以為談助。」但作為老師得意弟子，錢鍾書也寫了首詩送給失戀的老師：「有盡浮生猶自苦，無情酸淚倩誰償。」
　　
　　 熊希齡病逝后，吳宓在震驚之餘為自己深愛的毛彥文悲痛。「萬感紛集，終宵不能成寐。」吳宓在枕上寫詩一首，有「懺情已醒浮生夢」之句。吳宓點小燈，寫下這首詩，然後再寢。思感纏綿，一夜無眠，東方破曉。「此空前大劫之國難1937遂於此終，覺地老天荒，一切都盡。彥嫁未滿三載，得此結局！人生如小說戲劇，真到結尾收場時矣！」吳宓又開始追求毛彥文，毛彥文面對這個世事無常的重大變故，心如磐石。吳宓與毛彥文的愛情馬拉松隨著毛彥文的悄然去台，而走到了終點。
　　
　　 吳宓對毛彥文的愛，痴情，熱烈，執著，綿長，痛苦而絕望，好比宗教般的情感，持續了一生。吳與毛彥文的戀情，他從不迴避，甚至在課堂上與學生公開談論，並寫進自己的詩中。吳宓的《詩集》中題下不少未注姓名的情詩，都是為毛彥文而寫的。吳宓曾在詩中寫道：「吳宓苦戀毛彥文，三洲人士共知聞。離婚不畏聖賢譏，金錢名譽何足雲。」
　　
　　 毛彥文是吳宓心中永遠的永久的痛，他經常與賀麟、浦江清等人談他心中的遺憾與矛盾。1943年8月20日，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吳宓於昆明寫下一首五言長詩《五十自壽》，對毛彥文的感情一如既往：平生愛海倫，臨老亦眷戀。世里音書絕，夢中神影現。憐伊多苦悲，孀居成獨善。孤舟泛黃流，群魔舞赤縣。歡會今無時，未死思一面。吾情永付君，堅誠石莫轉。相抱痛哭別，安心歸佛殿。即此命亦慳，空有淚如霰。
　　
　　 吳宓對毛彥文的愛是一種柏拉圖的愛情。《吳宓日記》1936年8月1日中，吳宓對自己地愛情進行了反省，他說：「蓋中國一般人，其視愛皆為肉體之滿足及爭奪之技術，不知宓則以宗教之情感而言愛。……真正之愛者，皆情智超卓，道行高尚，上帝之寵兒，而人類之俊傑也。愛乃極純潔、仁厚、明智、真誠之行事，故宓不但愛彥（指毛彥文）犧牲一切，終身不能擺脫，且視此為我一生道德最高、情感最真、奮鬥最力、興趣最濃之表現。他人視為可恥可笑之錯誤行為，我則自視為可歌可泣之光榮歷史，回思恆有餘味，而詩文之出產亦豐。我生若無此一段，則我生更平淡，而更鬱郁愁煩，早喪其生矣。今年老情衰，並此而不能再，故益不勝其繫戀也。」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吳宓請西南師範大學美術系的一位老師根據相片畫了一幅毛彥文的肖像，懸掛在牆壁上，日日相對，夜夜相守。
　　
　　 然而，六十年代末，毛彥文遵從胡適先生的勸導，曾撰成《往事》一書，在這本自傳體回憶錄中，她給吳宓露臉出鏡的機會很有限，就連那件大事——1931年她與吳宓一道從歐洲回國——也隻字未提。看來，她不僅不愛吳宓教授，而且還有些反感他。
　　
　　 毛彥文在《往事》一書中僅用千餘字的篇幅回憶了吳宓與陳心一由合而離的經過，也談到了自己為什麼拒絕吳宓求婚的因由：「自海倫（毛彥文）與朱（君毅）解除婚約后，她想盡方法，避免與朱有關的事或人接觸，這是心理上一種無法解脫的情緒。吳為朱之至友，如何能令海倫接受他的追求？尤其令海倫不能忍受的，是吳幾乎每次致海倫信中都要敘述自某年起，從朱處讀到她的信及漸萌幻想等等，這不是更令海倫發生反感嗎？」
　　
　　 1999年，台島內掀起一股「吳宓熱」。據去過台灣而且有幸拜訪了毛彥文女士的沈衛威先生撰文介紹，當他重提當年吳宓對她的深情厚愛時，已是102歲高齡的毛彥文女士語氣平淡地表示：「他是單方面的，是書獃子。」再問下去，她便連說「無聊，無聊」。倘使吳宓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解放后，已近暮年的吳宓又迎來了一場驚世駭俗的婚戀。
　　
　　 1953年6月，吳宓與原重慶大學法律系畢業生、20多歲的鄒蘭芳結為夫妻。
　　
　　 鄒蘭芳出生於地主家庭，她走出大山溝到重慶求學並最終完成學業，完全依靠兩位供職原國民黨川軍的哥哥救助。解放后，兩位兄長因參與武裝叛亂，被共產黨鎮壓，留下了幾個無人照顧的遺孤。鄒蘭芳不泯兄長情，只得接過哺養遺孤的重擔。但由於她出身不好，而且患有嚴重的肺結核，處境可謂艱難。當她看到了吳宓在《新華日報》上的「思想檢討」文章后，決定立刻抓住吳宓。
　　
　　 於是，她先是熱情洋溢地主動寫信給吳宓，聲稱自己佩服其道德文章，虔誠地崇拜他。吳宓戴著老花鏡，將來信讀得滾瓜爛熟，然後書生氣十足地回了信。隨即，鄒蘭芳登門求教，並以學生身份為老師縫洗漿補，終於使吳宓迅即迎娶了她。吳宓這時是二級教授，有不菲的工資，再則，他還是高級統戰對象，政治待遇遠遠優於他人。這可能也是鄒蘭芳嫁她的原因。
　　
　　 談到這次婚姻，吳宓曾對好友姚文青說：「非宓負初衷（他曾發誓：為愛毛彥文，終身不復娶），實此女強我，不得已而為之。以此女學識，則英文不懂，中文不通；以論容貌，不過如此。」
　　
　　 婚後，吳宓卻叫苦不迭。師生戀已令他抬不起頭，加之鄒蘭芳是一個病秧子，終日浸泡於藥物中不能解脫。事後吳宓曾對朋友說，這哪是黃昏戀的愛情，實是在為蘭芳治病，在養蘭芳一家九口人。
　　
　　 三年後，鄒蘭芳因肺病不治，香消玉殞。吳宓還是很傷心的，飯桌上必多擺一副碗筷，不讓亡妻鄒蘭芳在冥界當餒鬼，他飯前必做默禱。更奇的是，吳宓看電影，也必買兩張票，空出身邊的座位，意中猶有亡妻相伴。
　　
　　 但吳宓從此背上了一個還不清的情債，他用他工資的大半接濟養育鄒蘭芳的幾個侄兒、侄女。這種接濟和養育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吳宓不能自顧時才中斷。鄒蘭芳其中的一個侄兒，在她去世后，長期以照料吳宓為由，和吳宓住在一起。每天遊手好閒，好吃好喝，並沒有給吳宓以實際生活上的照顧，惹得一位正直的教授實在看不慣了，冒著有得罪吳宓的可能，勸他辭掉這個食客。「文革」開始后，這個「食客」才自己走掉。
　　
　　 所以，才有當時西南師院的一個青年教師義憤填膺、咬牙切齒的說法：這十幾年，一個不幹正事的二級教授的工資大都讓一個大地主的女兒和幾個國民黨反動軍官的龜兒子花了。
　　
　　
　　 毛彥文說：「吳君是一位文人學者，心地善良，為人拘謹，有正義感，有濃厚的書生氣質兼有幾分浪漫氣息，他離婚後對於前妻仍倍加關切，不僅負擔她及他們女兒的生活費及教育費，傳聞有時還去探望陳女士。他絕不是一個薄情者……」
　　
　　 江勇振所說：「吳宓談戀愛，光說不練是意淫，像吳宓，只在日記、書信里演練他對女性的愛；又練又說，像徐志摩，是浸淫，是真戀愛；光練不說，像胡適，是真淫。」

少年
　　
　　 吳宓幼年喪母，故由其祖母做主，將3歲的吳宓出為其叔父吳建常（稱仲旗公）的繼嗣。1987年，仲旗公在陝西鄉試中被錄為副貢生。少年得志，彎弓騎射，西出陽關，千里走單，欲在邊塞建功立業。辛亥前後，仲旗公曾官至陝甘都督的參謀長兼秘書長、涼州副都統，辭官后賦閑滬上。仲旗公的學問、修養、道德、行誼為吳宓所敬佩。其無時、無地不在野花爛漫處受女人的愛戴，連壯年在滬涉足花柳場中，名妓爭相求寵、致情的風流行為，也為吳宓所稱道。吳宓惟獨對他沒有「早以女子之心理及戀愛之技術」傳授給自己，致使自己在情場追逐中多年失誤，一錯再錯而抱怨。
　　
　　 仲旗公遠在西北邊關求功名，吳宓的實際生活還是由父親芷敬公及續弦雷孺人照料。祖母怕吳宓受後母虐待，便將小吳宓至於特殊保護之中。1905年冬，吳宓被送往三原縣北城，師從涇陽王麟編讀書。祖母楊太淑人不待見吳宓的繼母，以婆媳矛盾和伴孫兒讀書為由，於1906年初移住三原，直到第二年６月病逝。
　　
　　 祖母12年的照料、保護，12年的溺愛，使原本失去母愛的吳宓得到了一個特殊的天地，這對他來說並不是一份有益的賜予，直到晚年他在自編年譜中追憶童年的這段往事，就祖母對自己的影響，仍有以下反芻：「（1）溺愛，縱容過甚。不但使全家人皆不服，且養成了宓之許多不良的性行、習慣。（2）宓一生感情，衝動甚強。往往以一時之感情所激，固執私見，孤行己意，不辨是非，不計利害（后乃悔悟）。又自己勤奮勞苦，而不知如何尋歡求樂，無逸豫之情，少怡悅之意。即是：能工作，不能休息。能緊張，不能縱逸。對人，則太多計較與責難--以上皆類似（楊太淑人）之個性，由不自覺（無意）的摹仿而來者。」

逸事
　　
　　 吳宓在國外時，因受陳寅恪影響，好購書。據說當時頭腦衝動，也為了與陳寅恪、俞大維爭勝，吳宓不惜血本花費60美金（時官費生每月100美金），把擺在書店連當地人都不敢問津的《莎士比亞全集》各家註釋彙編本共19巨冊買回去，拂去上面的塵埃，一路喘著粗氣扛回宿舍，放於床頭當做鎮室之寶。吳宓歸國之時，費心儘力將這套書運回國內，日後多年未用。隨著抗日戰爭爆發，吳宓搬遷數次，為攜帶此書歷盡千山萬水，既費力又費錢，同時又無合適的存放之地，竟成為一件勞心耗力的累贅。1947年，吳宓再也不堪此書的重負，忍痛甩賣，售與清華1925級畢業生孫大雨，才去了一個累贅和一樁心事。
　　
　　 吳宓有一組《空軒十二首》，他在授「中西詩之比較」課時，分發給學生，據說，每首影射一位女子---吳宓酷愛《紅樓夢》，這種寫法，令人想起「金陵十二釵詩謎」。錢鍾書在評論其師吳宓的詩集時，一語道破：吳詩中「太多自己」，簡直像作者的履歷表，甚至「偶而當眾外揚家醜」。
　　
　　 1937年7月7日，吳宓日記中記載，是日為香山慈幼園的第三次回家節，熊希齡、毛彥文夫婦留在青島未返回北平，吳宓看到報紙上的新聞，熊希齡在青島患病不能回平參加回家節，而吳宓不認為熊希齡患病是真，武斷地認為熊希齡「安居逸樂，憚於跋涉，懶於應酬」，以生病為託詞，並認定熊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聽從毛彥文的主張。
　　
　　 1937年11月10日，吳宓坐船去青島，船上人非常擁擠，到處是逃難的人群，船艙中幾乎沒有立足之地，幸好有床位。滿目都是擁擠的人群和雜亂的行李，有一個廣東的商人攜帶生螃蟹一簍，不知什麼原因，螃蟹從簍子中爬了出來，有一隻爬到吳宓的床上，吳宓大吃一驚，忙起身抓螃蟹，經過一通折騰，他終夜無眠。
　　
　　 在西南聯大時，聞一多還作了一首詩：惟有哲學最詭恢：金公眼罩鄭公杯，吟詩馬二評紅袖，占卜冗三用紙枚。該詩是嘲笑哲學系的教授們。因為哲學系的金岳霖眼睛怕光，經常戴著一副眼罩。鄭昕喜歡喝酒。第二句是指他兩人說的。詩中第三句是指馮友蘭，馬二代指其姓。當時，吳宓南行時有一首詩，其中有「相攜紅袖非春意」之句，馮友蘭認為不很得體，第三句就此而言。第四句指沈（冗三）有鼎，他正在研究周易占卦的方法，用紙枚代替蓍草。
　　
　　 馮友蘭認為吳宓的「相攜紅袖非春意」（「相攜紅袖非春意」句，吳宓自注曰：「至於弭出京（北平）南下，赴津，與（絳珠）相約乃同火車系用作『掩護』。」）之句不得體。當時馮友蘭和聞一多所住的教授宿舍樓前有一棵臘梅，臘梅正開，站在樓上的欄桿旁邊，恰好與臘梅相齊。有一天，聞一多又與馮友蘭說起吳宓的那句「紅袖」詩，聞一多隨口說出一句詩：每飯不忘「紅袖」句，馮友蘭靈機一動，隨口接了一句：憑欄惟見臘梅花。
　　
　　 吳宓終其一生反對白話。有意味的是1928年他南行訪問毛彥文時，卻應毛彥文之請為她主編的《每周婦女》撰寫過白話論文一篇，題目為《文學與女性》，署名王志雄。
　　
　　 吳宓苦追毛彥文，有一次在報紙上發表了他的愛情詩，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朋友們覺得不對頭，要金岳霖去勸勸他。金對吳說：「你的詩如何我們不懂，但是，內容是你的愛情，並且涉及毛彥文，這就不是公開發表的事情。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應該在報紙上宣傳的。我們天天早晨上廁所，可是，我們並不為此而宣傳。」吳很生氣：「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金岳霖說：我並沒有說它是上廁所，我說的是私事不應該宣傳。」
　　
　　 1938年初，由於昆明的校舍緊張，文、法學院設於蒙自縣城外舊法國領事館等地，此處花木繁盛，綠蔭濃茂，稱為蒙自分校。5月4日分校開學。吳宓在蒙自，同南嶽臨大時一樣，仍授《西洋文學史》、《歐洲名著選讀》和《西方古代文學》三門課，每周八小時，吳宓有課時，和塗君共住教師宿舍347室。這個宿舍是供教授講課休息、備課之用。吳宓和聯大同事還合租一「紅樓」，作為居家之所。「紅樓」是吳宓偕湯用彤、容肇祖、賀麟、沈有鼎、錢穆、姚從吾諸位先生租賃的校外以東的一幢西式樓房，吳宓稱謂「天南精舍」。從《吳宓日記》中可以看到「天南精舍」的一些情形。「其時在校外之東，法國醫院旁，有西式二層樓房一所，紅頂，黃壁，在一有圍牆的菜園中。並多花木，繽紛斑斕，景色甚美。此房俗稱紅樓，原系法國人造。今歸李氏經管並享有。李氏兄弟，為蒙自大族。」入住「天南精舍」的聯大教授推舉吳宓為社長，浦江清為經理。他們雇請傭人買菜、做飯、挑水、送信。吳宓制定了規章，房租照室分擔，有每月五元、六元、七元三種房，伙食和雜費由全體入住的社員平攤。每人每月大概共需要十二三元。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回憶這段難忘的生活時說：「余等七人各分居一室，三餐始集合，群推雨生為總指揮。三餐前，雨生挨室叩門叫喚，不得遲到。及結隊避空襲，連續經旬，一切由雨生髮號施令，儼如在軍遇敵，眾莫敢違。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吳宓和眾教授剛入住之時，宴請蒙自分校的教授和職員來此客廳茶聚。煎咖啡，辦中西糕點待客。吳宓和湯用彤曾宴請房東，十幾天後，房東帶著孩子送肉和蔬菜，房東的孩子和客人的孩子一起嬉戲，歡聲笑語，其樂融融。故吳宓作詩有「閑共兒童笑語嘩」之句。

天南精舍在法國醫院旁邊，柳州中央航校遷移而來，即設在醫院內。當時日軍空襲，航空學校成為重要目標。天南精舍沈有鼎能占易，在他房間的桌子上，充滿著《易經》八卦符號的紙片。一天晚上，大家請他試占，得節之九二，翻書一查，竟是「不出門庭凶」五字，於是，眾人決定第二天早餐后即出門，擇野外林石勝處，或坐或卧，拿出所攜之書閱讀。當時，錢穆正在撰寫《國史大綱》，為了保護書稿，他每天早晨攜書稿出去，至下午4時后始歸。
　　
　　 吳宓在聯大時，交遊廣泛。軍人有關麟征、杜聿明、黃維、宋希濂、張耀明等，還有雲南財政金融首腦繆雲台，「裝飾摩登而別緻」的著名女士司高玉柱，等等，吳宓與他們也都有或深或淺的交往。吳宓在昆明時期交往的上層軍政人員，關麟征是主要的一個。當時關麟征是抗日將領，和吳宓都是陝西人，有鄉誼，交往自然多一點。兩人交往多是閑談，但有時也有求辦的事，諸如請關介紹搭乘軍車或託運衣物，辦通行證，諸如此類的事情。吳宓離開昆明赴成都前，關先後兩次贈金共兩萬元，「宓略辭而後受之」（1944年9月1日）。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吳當然也不是白拿。半年前，吳當了一次槍手，「代關將軍作賀中央憲兵十三團龍團長夫人三十壽詩云：『妙譽英才伉儷堅，天真揮灑對嬋娟。簫新劍氣沖牛斗，三十功名奏捷先。』」隨後，吳又代第九集團軍兵站分監葛某「撰關麟征將軍太翁壽詩云：『一鄉欽德望，廿載侍戎機。教子成名將，摧胡屢合圍。天應賜壽考，人共說神威。忠孝心如鏡，終難萬古霏。』」事實上，吳宓對關麟征在骨子裡是瞧不起的，且對他腹誹。他在日記中寫道：「關將軍糾合昆明畫家，強其作畫140幅，以遍贈在文山訓練中國軍官之美國軍官140人。且各另畫一幅，以贈關將軍。（當場發紙）噫嘻，職之不修，軍不能戰，見譏于美人，而徒以私情交歡。且慷他人之慨，勒命畫家獻納，未免貪且暴。將軍過矣！」
　　
　　 吳宓為了生活中的小事煩惱，葉公超借了他的錢，卻忘了還。《吳宓日記》1938年2月25日說：「公超陪宓至交通銀行，以國幣三十五元，換得港幣三十二元，公超借去宓港幣十元$10H．K．（始終未還）。」
　　
　　 1949年以後，吳宓在西南師院任教，是二級教授，月薪272.5元，在校內可謂「高薪階層」。又一位女教師編織了一雙毛線襪子送給吳宓，吳給了那位女教師100元。有人對吳宓說：「一雙襪子值多少錢？你給的太多了。」吳宓回答：「多乎哉？不多也。我把襪子的成本費、勞務費，還有無價的感情都算在裡面的，我給她的不算多。」又一次，中文系一位教師向吳宓借了五元錢，說明一周歸還。一周過去了，卻沒有來還。吳宓找上門去，向他討還了欠款。那位教師很不高興，逢人就說：「吳宓是個小氣鬼，借他五元錢還好意思上門來討。」吳宓向人解釋：「我不是為了五元錢，我是在幫他提高道德修養。」
　　
　　 在西南聯大時，因為日機經常空襲，給聯大師生的居住環境造成了不少麻煩，給他們居住增加了不適感。《吳宓日記》有不少記述宿舍受震后的情景，茲摘錄如下，以見一斑：「夜中，風。宓所居樓室，窗既洞開，屋頂炸破處風入。壁板墜，壁紙亦吹落。彌覺寒甚。（1940年10月23日）
　　
　　 舍中同人皆外出，宓即掃去窗上之積土，悄然安寢。寓舍僅齋頂震破數方，檐角略損，玻窗震碎。及宓歸，飛落之瓦石塵土已掃除凈盡矣。（1941年1月29日）
　　
　　 4：00抵舍，則本舍僅蕭蘧小室屋頂洞穿方寸之孔。一鐵片落床上。宓室中塵土薄覆，窗紙震破而已！（1941年4月29日）
　　
　　 我這間屋子雖不漏雨，那邊F.T.（指聯大外文系教授陳福田）和岱孫的房裡，已經大漏特漏，雨水一直滴流到下麵皮名舉的房裡，濕了一大塊地。……你看，我們這窗子是開敞的，對面板壁上轟炸震破的寬縫，用厚紙糊著的，紙又都吹破了。我的床正迎著窗口進來的過堂風，所以昨夜我受了寒。今晚，陳省身先生已經用他的行李包把窗口嚴密的堵起來，現在風雨一點都不能侵入。（1941年5月28日）」

紅樓
　　
　　 吳宓推動了西南聯大的《紅樓夢》熱。據余斌考證，1940年至1942年間，聯大出現了一次《紅樓夢》熱，這股熱潮大概由陳銓的一次演講引起的，吳宓和劉文典推波助瀾，使之升級。
　　
　　 1940年4月11日晚，陳銓大西門內文林堂演講《叔本華與紅樓夢》，反應熱烈。這次演講吳宓幫助張羅，他在日記中記下講演之盛況：「聽者極眾，充塞門戶。其盛夙所未有也。」一個月後，「以研究《石頭記》為職志」的「石社」成立，核心人物黃維等歡宴於同仁街曲園，行紅樓夢酒令，吳宓應邀參加。吳宓是「石社」的重要成員。這個社團夜間在南食堂舉辦的活動生氣勃勃，異趣橫生，話題常常不知不覺從品評《石頭記》轉到各自閱讀的詩文及個人戀愛故事。
　　
　　 在汪曾祺的記憶中，吳宓先生講「紅樓夢研究」，經常有後來的女生沒有椅子坐，他看到后，馬上就去旁邊的教室搬來椅子，等學生都坐好，才開始講課。吳先生此舉，也引來一些有騎士風度的男生追隨學習。
　　
　　 吳宓有曲折的戀愛情史，他經常把自己比作《紅樓夢》中的賈寶玉。顧毓琇有「千古多情吳雨僧」句，吳宓字雨僧，讓人想起蔣捷的《虞美人•聽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事實上，吳宓一生的苦戀和痴情，也的確如這半闋詞所寫，「悲歡離合總無情」。有同事取笑他是「情僧」。吳宓並不因此惱怒。
　　
　　 在西南聯大時，吳宓以講《紅樓夢》聞名，甚至有學生贈他一個「妙玉」的綽號，他含笑回答：「不敢當，不敢當，不敢當。」
　　
　　 吳宓有紅樓癖，自比「怡紅公子」。在西南聯大時，聯大新校舍對面有一家湖南人開的館子，名曰「瀟湘館」。吳宓見后大怒，認為褻瀆了林妹妹，竟去砸館，並勒令其改名。豈知湖南人也是牛脾氣，堅持不改，雙方爭執不下，後來由中間人出面調解，將「瀟湘館」改作「瀟湘」才了事。
　　
　　 吳宓如痴如醉地喜歡《紅樓夢》，認為此書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書，並且稱自己為紫鵑，理由是紫鵑對林黛玉的愛護最純粹。吳宓曾在《武漢日報》發表過《論紫鵑》一文，對紫鵑忠誠、善良、執著的品格褒揚備至。文章的尾句是：「欲知宓者，請視紫鵑。」在吳宓看來，林黛玉是中國女性中最美好的人物，能夠像紫鵑那樣無限忠誠和深情地服侍和維護黛玉，是自己的最高理想。
　　
　　 這個故事的另一種版本是這樣：有一天，吳宓發現有個飯館，上面寫「瀟湘館」，他一進去，裡面都是喝酒划拳的，就說，叫老闆來一下。老闆說，先生有何指教？吳宓就說，你看這樣行不行？我給你一些錢，你把這個名字改了，別叫瀟湘館。老闆說怎麼了，「林妹妹會難受的」，吳宓回答。因為林妹妹的瀟湘館是有幽幽篁竹，適宜吟詩的地方，怎麼能划拳？
　　
　　 1942年，劉文典在聯大講《紅樓夢》兩次，吳宓都去捧場。一次，「聽典講《紅樓夢》並答學生問。時大雨如注，擊屋頂錫鐵如雷聲。」另一次：「聽典露天講《紅樓夢》。見瓊在眾中。宓偕雪梅歸途。」瓊是聯大生物系助教張爾瓊，有一段時間她在昆華中學教書，與吳宓關係時冷時熱，若即若離。雪梅即貴州女詩人盧雪梅，多次婚戀失敗後轉向吳宓。吳宓陪她聽劉文典講演《紅樓夢》，卻心猿意馬，張望人群中的張小姐。
　　
　　 吳宓寫過一篇文章，名為《紅樓夢評贊》，有一部分將太虛幻境與但丁的《神曲》中地獄、煉獄和天國相比較，引導人從幻滅和痛苦中解脫。他在一種文化與別的文化之間來回穿梭，跨越好幾個世紀，還經常朗誦同一主題的英詩和唐詩，讓本科學生驚嘆不已。那天晚上，「聽者填塞室內外」，在回答學生的提問時，「因暢述一己之感慨，及戀愛婚姻之意見，冀以愛情之理想灌輸於諸生。而詞意姿態未免狂放，有失檢束，不異飲酒至醉雲」。
　　
　　 又有一次吳宓上《文學與人生》課，不知不覺講到《紅樓夢》，將自己的情史作為「反面教材」，講自己「訂婚、結婚及早年認識彥（毛彥文）之往事。聽者擁塞。」下課後，吳宓細思量，覺得對學生敘生平，不妥當，很後悔。
　　
　　 1942年暑假，吳宓為聯大學生講《紅樓夢》共七次。第一次，毛子水教授也來聽講。在此期間，吳宓應昆明廣播電台邀請，播講《紅樓夢之文學價值》，並獲得不菲報酬。可以想見，吳宓講演《紅樓夢》，成為聯大和昆明的公眾人物，這情形，大概和如今在央視《百家講壇》講紅樓夢的劉心武類似。
　　
　　 吳宓研究《紅樓夢》，既不同於索隱派，也不同於考據派，而是把《紅樓夢》作為文學作品研究，用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紅樓夢》，更著重於對人物的剖析。吳宓寫過很多文章，對賈寶玉、林黛玉、紫鵑、王熙鳳等人物進行深入分析。例如，他把盧梭的所謂「二我」之說，也即心理學上所謂「雙重人格」應用在賈寶玉身上，認為甄、賈二位「寶玉」都有著曹雪芹的影子。這樣的解釋在今天當然已經不再新鮮，但在當時還是「獨具慧眼」，令人耳目一新的。

素友
　　
　　 關於吳宓、陳寅恪二先生的友情，實在是中國學界的一段佳話。
　　
　　 吳宓和陳寅恪相識於美國，吳宓留學美國時，和陳寅恪、湯用彤並稱為「哈佛三傑」。作為三傑之一的吳宓，則對陳寅恪的學問人品推崇備至，贊為人中之龍，相識不久即以師長待之。
　　
　　 1919年3月2日，正在哈佛攻讀碩士學位的吳氏受中國學生會之請，作《紅樓夢新談》演講，剛進哈佛大學一個月的陳寅恪在俞大維的陪同下前往就聽，見吳宓搖頭晃腦沉醉其中，對《紅樓夢》中人物景象，隱語暗線，轉承起合，皆說得有聲有色，頭頭是道，便對吳宓的才學留下了深刻印象併流露出欽佩之情，很快作《紅樓夢新談》一首相贈，詩曰：等是閻浮夢裡身，夢中談夢倍酸辛。青天碧海能留命，赤縣黃車（自註：虞初號黃車使者）更有人。世外文章歸自媚，燈前啼笑已成塵。春宵絮語知何意，付與勞生一愴神。
　　
　　 吳宓初得陳寅恪詩文，驚喜交加，認為在異國他鄉的飄零歲月，不僅得到了一位難得的知音，同時得到了一位亦師亦友的貼心好兄弟。這位似師如兄的朋友很可能伴隨自己一生，並作為道德學問之楷模，像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昭示著前方那漫長的人生之路。吳宓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新得此友，殊自得也。
　　
　　 在與陳寅恪的交往中，吳宓為陳的博學所折服。吳宓發現文學、歷史、政治無所不知，甚至連巴黎妓女如何賣淫都知道，十分佩服，對陳的國學功底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後來在其《空軒詩話》中這樣寫道：「始宓於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今時閱十五六載，行歷三洲，廣交當世之士，吾仍堅持此言，且喜眾之同於吾言。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即於詩一道，歷年所以啟迪予者良多，不能悉記。」從各種資料看，吳宓當是第一個向國人大力推介陳寅恪的人，他甚至還將陳寅恪閑談的內容和一些日記散頁寄回國內供人欣賞，由於這些淵源，後來兩人維持了終生的友誼。
　　
　　 得益於陳寅恪的鼓勵與幫助，吳宓所學專業日漸精進，在「紅學」研究中深得神韻，終於成為開宗立派、獨領風騷的一代宗師。為此，吳宓深為感激，並多次提及此事。許多年後，對於陳寅恪的學問人品，吳宓仍不無感慨地說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區之Mt.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後宓恆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其歷年在中國文學、史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
　　
　　 陳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張大購、多購、全購書籍。受其影響，吳宓毫不猶豫地購買了英國劍橋出版的《劍橋近世史》十餘巨冊，后又續購《劍橋中古史》約十巨冊，使成完璧。
　　
　　 1944年吳宓先生離開了風景如畫的昆明，經過貴陽來到遵義的浙江大學，會見他的哈佛同窗竺可楨、梅光迪。10月13日，吳宓先生從遵義出發去重慶，和茅以升、潘伯鷹會面后，馬不停蹄地趕到成都的燕京大學，去見他亦師亦友、寤寐思之的陳寅恪，為了能夠和陳寅恪先生做同事而留在燕京大學任教。
　　
　　 吳宓離開昆明，梅貽琦曾設宴為他和同樣要離開西南聯大的陳夢家夫婦餞行。這晚出席的還有莫泮芹夫婦、馮友蘭夫婦，王力夫婦、聞一多、吳宓、吳晗。陳夢家和趙蘿蕤要去美國留學。吳宓休年假，要赴四川成都，因為好友陳寅恪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學，吳宓去成都度年假，是想和陳寅恪朝夕相處。這天晚上陰沉沉的，要下雨的樣子，客人散去時，梅貽琦慶幸沒有落雨，不然，他心有不安。
　　
　　 1961年，陳寅恪辭別專門來探望自己的吳宓，為賦詩曰：「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丸瀾。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死離別看。」其後果不復見。
　　
　　 到了山窮水盡的1971年，被摔斷腿、被批鬥到幾近心理崩潰的吳宓先生冒著重大的政治壓力，給中山大學「革委會」寫信，詢問中山大學最大的「反動學術權威」陳寅恪的下落，信中說：「此間宓及陳寅恪先生之朋友、學生多人，對陳先生十分關懷、繫念，急欲知其確切消息，並欲與其夫人唐稚瑩女士通信，詳詢一切。」這封信在那個年代當然是沉入大海，讓吳宓先生枉耗牽掛。吳宓先生根本不知道，陳寅恪夫婦早在兩年前悲憤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