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知道點

朱熹是婺源縣城人，我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學集大成者。字元晦，號晦庵、晦翁，別號紫陽，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相傳他的父親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說：「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恐是後人附會，朱熹學成大儒則是事實。建陽近鄰有個南劍州，是道學最初在南方的傳播中心，朱松十分熱衷道學，與當地道學家交往甚密。這種環境對朱熹的一生有著深刻的影響。
　　朱熹受教於父，聰明過人。4歲時其父指天說：「這是天。」朱熹則問：「天上有何物？」其父大驚。他勤于思考，學習長進，八歲便能讀懂《孝經》，在書題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
　　紹興十八年，朱熹中進士，任泉州同安（今屬福建）主簿，聚徒講學，後來罷官。孝宗即位的時候，朱熹上書反對議和。隆興元年，他被召見。朝廷雖然多次委任他各種官職，但因與執政者政見不合，他都沒有上任。
　　淳熙五年，史浩再度為相，推薦朱熹知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當時，他拜訪了白鹿洞書院遺址，奏請修復舊觀，訂立學規，從事講學。淳熙八年，浙東大飢，朱熹被任命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次年，因屢次上疏彈劾台州太守唐仲友違法擾民，唐仲友為宰相王淮姻親，朱熹的奏章被扣壓，因憤而辭歸。淳熙十四年，周必大為相，任朱熹提點江西刑獄。次年，升兵部郎官，他以自己有足疾請求辭官。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任為江東轉運副使，又稱自己有病要辭官，后改任漳州（今屬福建）知州。紹熙二年辭歸建陽，後來又任湖南安撫使，修復嶽麓書院，擴建學堂，廣納四方遊學之士。寧宗慶元元年，為煥章閣待制、侍講，因得罪韓佗胄而罷。次年，監察御史史繼祖劾其偽學欺人，革職罷官，歸建陽講學著述而終。
　　朱熹研究領域很廣，在哲學、經學、教育、音韻、文學、地理、考古、自然科學等方面都有偉大貢獻，其思想體系在中國思想史上是以「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著稱：與程顥、程頤等共創的理學史稱「程朱理學」，為繼孔子之後在中國思想界影響七八百年之久的正統官方哲學，遠涉海外，影響世界；重視教育，創辦書院，所撰《白鹿洞書院揭示》對後代教育事業影響深遠；著述巨豐，其中《四書集注》58卷是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聖典」；常以「新安朱熹」署名著述，講學於徽州，從其弟子者眾，「朱子之學」也就構成了「新安理學」的開山之學，並進而構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內核。

這個成語家喻戶曉，基本意思是說：考察事物，獲得知識。這個也是《大學》一書所提出的儒者求學八階段的初始兩個階段。儒者求學的目的，是為了治理國家，使天下太平。但儒學認為，要能治理好國家，首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把自己的家治理好。而要能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把家治理好，首先又要使態度端正而誠懇。什麼叫態度端正？誠懇地要做什麼？方向無疑是最重要的。為了辨別是非，首先要考察事物，獲得知識。這就是「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到了宋代，被朱熹提到了特別崇高的位置。朱熹認為，《大學》一書缺了對格物致知進行解釋的一章，他補上了這一章。朱熹增補的內容是：要獲得知識，必須考察事物，以求認識事物的理。任何事物都有理，任何人都有一定的知識。求學者應該把心中已知的理作為基礎，進一步努力，以求達到認識的頂點。經過長期努力，會達到這樣一個境界，好像突然之間明白了一切，這就是認識的頂點。
　　朱熹所說的事物，包括自然界的事物，但主要是社會事物，包括讀書和待人接物。比如考察如何孝順父母，如何忠誠於君主等等。陸九淵和王守仁認為，心既然是理的凝聚，心也就是理，因此，要認識理，不必去考察外界事物。王守仁甚至認為，我心中固有良知，把這良知推廣到事物，就是格物。
　　一些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儒者，為了給自然科學爭取應有的社會地位，把自然科學稱為格物學或格致學，認為他們所做的工作，也是儒學中的一個分支。西方自然科學大量傳入中國的初期，仍然被稱為「格致學」，即「格物致知之學」。

朱熹平生喜住山水佳處，數遷其居，又愛游山訪古。他的足跡遍於閩、浙、贛、湘之名山、古剎和書院，更多的是往來於福建。
　　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朱熹辭去了江東路提點刑獄的官職，退居到福建武夷山。武夷山上，風景秀麗宜人；絕壁萬仞，山石林立；竹木蒼翠，鳥雀翔集；溪流奔瀉，日滿西川。附近有當年老子講學的道院，真是「出門戀仙境，仰首雲峰蒼；躊躇野水際，頓將塵慮忘」。這正是遊學的好地方。
　　朱熹領著弟子們鋤掉荒草，開出幾畝土地，用畚箕和鐵鍬運來竹瓦，建成了武夷精舍。它坐落在五曲大隱屏之南。大隱屏即接筍峰，其壁石刻，峰巒峭削，竹木掩映。朱熹有詩這樣描述：「一水屢縈迴，蒼然大隱屏，林端聳孤標。」精舍有仁智堂、隱求齋、止宿寮、觀善齋、寒棲館、晚對亮、茶灶等12個部分組成。朱熹居住於此，除自己研究學問外，主要是聚徒講學，有「紫陽夫子講習武夷」之稱。他們在那裡講書學習，彈琴歌唱，飲酒賦詩，師生之間盡享山水詩書之樂。
　　每當閑暇之時，朱熹偕同弟子們遊歷山水，飽嘗南國的秀麗風光。他們手捧詩書，吟誦著《詩經》和《楚辭》中的章句；有時則舉杯作樂，嘯詠助興。每次出遊，他們都要在外面住上幾天，盡覽自然風光，常常留連忘返，朱熹為此深有感慨地說：「我現今住在這裡，果然享盡山水之樂啊！」

朱熹辦書院講學，很有點名氣。當時有個名叫蔡元定的年輕人，博學強記，精通術數，聽說朱熹才氣過人，因此幾度慕名而來，想拜朱熹為老師。朱熹為了考考他的學問，便向他提了很多問題，不料他卻回答得圓滿自如，毫無差錯。原來，蔡元定生來就很聰明，8歲會作詩，每天能記幾千字。元定的父親讀過很多書，常教給他很多不同流派的著作理論。廣博的知識使元定分析問題尤其精細深微。
　　朱熹見到這位富有才華的學生，心裡暗自驚喜，連忙召入家裡，對坐傾談，還客氣地說：「你是我的老友，不應當排在弟子之列。」此後，他們經常一起對榻談論各種經黃的深奧含義，有時甚至一直談到深夜，蔡元定在朱熹的教誨下，知識也日益深廣，成為朱熹的得意門生，每當各地有人來求學，朱熹都讓他們先跟蔡元定學習，由蔡元定來審核他們。
　　元定對於書本無所不讀，對於事物無所不究，對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通。古書奇辭奧義，別人無法通曉，他一過目就能解釋。後來，朱熹疏釋《四書》、《易詩傳》與《通鑒綱目》，都先與元定反覆商討擬訂。朱熹對人說：「造化微妙，只有深通事理的人才能認識。我和元定談論，真是感到不能滿足啊！」

陸九淵，字子靜，號存齋，南宋金溪縣人。理學家、教育家， 曾講學於象山（今貴溪縣南），人稱「象山先生」。
　　陸九淵於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中進士，歷任靖安縣主簿、崇安縣主簿、台州崇道觀主管、荊門軍知軍等職。他為官清廉、不喜空談、務求實幹，認為任賢、使能、賞功、罰罪是醫國「四君子湯」。他治理荊門政績顯著，丞相周必大稱讚說，荊門之政是陸九淵事事躬行的結果。
　　陸九淵在哲學上，提出「心即理」的命題，斷言天理、人理、 物理只在吾心中，心是惟一實在，「宇宙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認為心即理是永恆不變的，「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這就把心和理、心和封建倫理綱常等同起來。
　　1176年，陸九淵在鉛山鵝湖寺與朱熹對認識論的問題展開了一場辯論，史稱「鵝湖之會」，進一步闡發了他「尊德性」和「發明本心」的「心即理」的先驗論。他的學說，經明代王守仁繼承，發揚成為宋明理學的一個重要派別，影響極大。
　　陸九淵還熱心於講學授徒，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每天講席， 學者輻輳，戶外履滿，耆老扶杖觀聽」，弟子遍佈於江西、浙江兩地。他在長期的講學實踐中，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教育思想理論。
　　他認為教育對人的發展具有存心、養心、求放心和去蒙蔽、明天理的作用。他主張學以致用，其目的是培養出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人才，以挽救南宋王朝衰敗的命運。在教育內容上，他把封建倫理綱常和一般知識技能技巧，歸納為道、藝兩大部分，主張以道為主，以藝為輔，認為只有通過對道的深入體會，才能達到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的目的。因此，要求人們在「心」上做功夫，以發現人心中的良知良能，體認封建倫理綱常。後人將他所著所講編為《象山全集》，共36卷。

鵝湖之會是歷史上一次著名的辯論，在朱熹和陸九淵之間展開，因發生在鵝湖書院，故得名。
　　鵝湖書院，位於江西廣信府鉛山縣境內。自東晉以來，歷經唐、宋、明等朝，都聚居過許多學者，曾經是一個著名的文化中心。
　　鵝湖書院為大義寺的附屬寺左，即仁壽寺左，為「四賢祠」。祠為當時的信州刺史楊汝礪所建，這是鵝湖書院之始。以後屢有修舉，明代宸濠之亂，兵燹之餘，鵝湖書院的學舍全部毀壞。清康熙二十二年，地方官潘士瑞曾予修繕。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令尹施德大加修建，當時李光地所作《重修鵝湖書院記》說：「書院之建，實為國家學校，相為表裡，李渤高士爾。朱子猶倦倦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重修，江有故理學地，必有游於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賢者。」鵝湖書院很少有官方的支持得以重修，昔日的輝煌已不復再現，以致成為歷史的陳跡。
　　在鵝湖書院後面的四賢祠內，設有朱、呂、二陸四個牌位，又有一個題著「頓漸同歸」字樣的匾額，這和書院前排建築中所懸「道學之宗」的御匾，正遙遙相對，由此可見宋代朱陸鵝湖之會的盛況。抗日戰爭期間，鵝湖書院成為東南訓練團的駐紮營地。
　　鵝湖書院之所以譽滿江南，乃至聞名全國，主要是因為宋代著名理學家朱熹、陸九淵等曾在這裡講過學，進行過學術辯論的緣故。
　　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呂祖謙因鑒於朱熹、陸九淵兩派學說論點不同，常引起爭論，故而發起約會，邀請朱、陸兩家集會於鵝湖寺。當時，朱熹和陸九淵、陸九齡兄弟皆應邀赴約。在這裡，發生了朱、陸兩派學說的第一次面對面的激烈爭論。爭論的焦點是關於認識論的問題。朱烹主張「泛觀博覽，而後為之約」；陸九淵則主張「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這就是朱、陸兩派的分歧點。朱熹認為陸學太簡易；陸九淵則認為朱學太支離。這次爭論，就是哲學史上著名的「鵝湖之會」。爭論的實質，都是為了互爭正宗教主地位。但是，這次「鵝湖之會」並沒有解決他們兩派學說之間的分歧，故以後還有更加激烈的關於世界觀問題的爭論。儘管如此，「鵝湖之會」對當時學術界卻有很大的影響；鵝湖書院之所以能幾百年來永留勝跡，譽滿江南，正與朱、陸諸子的「鵝湖之會」有關。

這就是中國哲學上著名的「尊德性，道問學」。意思是說，君子尊崇天賦的道德本性，把向別人請教學問、增進知識作為培養德性的道路。《中庸》認為，聖人之道是偉大的，它浩浩蕩蕩使萬物生長發育，充滿了天地。它非常繁榮昌盛，有300條原則、3000條規定，需要合適的人選才能夠使它推行。所以說，假如不是具有最高品德的人，道就不會凝聚在他的身上。所以君子要尊崇天賦的道德本性，把增進學問作為培養德性的道路。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讓聖人之道能夠凝聚在自己身上。
　　因此，尊德性和道問學的目的都是培養人的高尚品德，後來成為兩條不同的治學道路。宋代陸九淵把尊德性放在首要位置，認為應把心中天賦的道德本性樹立起來，提出「先立乎其大者」；朱熹強調道問學，所以主張考察事物，以獲得知識。朱熹認為，考察事物、獲取知識，載於《大學》，是上古聖人的遺訓，也是儒者求學的開端。只有先考察事物，然後才能獲得知識。獲得了知識，才能明辨是非，正確認識天理，按仁義的要求去做。陸九淵認為，天理就在人的心中，心就是天理。天理是個整體，不是可以分割成小塊，讓人一點一點得到的東西。要懂就完全懂，要不懂就完全不懂。朱熹讓人從考察事物出發，只能得到一些支離破碎的知識，並不能懂得天理。這樣做，只能敗壞聖人之道。
　　陸九淵和朱熹關於尊德性和道問學的分歧，是兩條求學道路的分歧。

明代江西南城，有一少年名叫羅汝芳，他生於儒學世家，由母親授讀儒書。稍長，喜讀明代理學大家的《讀書錄》。
　　18歲時，羅汝芳按照自己理解的孟子「不動心」之說，閉關臨田寺，置水與鏡於几案之上，默坐澄心，修鍊道德，不想久之生病，心火上升。既然病由書起，亦當由書除。羅父便把王陽明的《傳習錄》傳授給他，羅汝芳遂按書中所言去做，心火漸除。26歲時，入省城參加鄉試，偶過僧寺，見榜文稱有「急救心火」者，以為有名醫，結果訪得陽明後學顏均在寺中講學。聽其所講，以為甚契己心，驚嘆「此真能救我心火」，從此，拜顏均為師。
　　顏均系陽明後學，陽明初學朱熹的道學，後來經過幾次徹悟，轉向陸九淵的心學。因陸九淵一再稱自己的學說是「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所以，羅汝芳從顏均處接受心學，受孟子的影響也自然較大。孟子有一句話：「大人者，不失其赤誠子之心。」這句話對羅汝芳有很大的啟發。他把「赤子之心」作為人的道德的根據。「天初生我，只是個赤子。赤子之心，渾然天理」。在他看來，聖賢之學，本之赤子之心以為根源，征之庶人之心以為日用。人的道德就能像「赤子之心」一樣，不學而能，渾然天成，不假藻飾。

陸九淵自幼喜歡刨根問底，冥思苦想。他在三四歲時，看到天地廣闊，怎麼走也走不到邊，心裡非常蹺蹊，於是便問他父親：「爸爸，為什麼天地那麼大，走到哪裡才能窮盡呀？」他父親答不上來，只好搖頭苦笑。陸九淵得不到答案，決不罷休，整天苦苦地思索。
　　童年時代，陸九淵表現出不同一般小孩的氣質，行動舉止也不同凡響。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很佩服他。那時，他已經讀了許多古書，尤其是孔孟的學說和二程的著作。他讀書不是過目能誦就算，而是通過對照類比，深思當中的微言大意。有一回，他念完書後對人說：「怎麼伊川先生（即程頤）的話同孔子、孟子的話不一致呢？我看他們的言論多半有不正確的地方。」他讀了《論語》，就覺得孔子的話顯得支離破碎，還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後來，他依然每天堅持閱讀古書，並且有很大的長進。有一次，他讀到「宇宙」二字時，別人跟他解釋說：「四方上下就叫做『宇』，古往今來就叫做『宙』。」咀嚼著別人的話，他的腦海里突然冒出一種思想來：「宇宙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宇宙的事！」陸九淵的這個思想在後來得到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他「他學」的思想體系。

知行合一是明朝思想家王陽明提出來的。王陽明出身於官僚家庭，父親王華曾任禮部左侍郎。1499年，王陽明中了進士，先後任刑部、兵部主事。1506年由於與大宦官劉瑾（因殘害忠良，最後被陵遲處死）結怨，貶到了貴州。1510年升為知縣，到1516年又升任右僉都御史，最後做到了右副都御史。晚年聚眾講學，在世時著作就被弟子們刊刻印行。
　　王陽明的思想中典型的是知行合一。他首先強調人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意識的，即他說的「致良知」，但如何使人的主體與客體聯繫起來呢？王陽明主張「求理於吾心」，即「知行合一」。他用主體包容了客體，將客體的獨立性、自然性和物質性否定了。對於「行」他解釋道：「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功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辯矣」。假如一個人不按仁義禮智信原則去行，那麼，他就是未知。因為心中的良知他沒有得到，也就是他沒有認真思索。假如他認真思索，得到了良知，或者說他知道自己應該對父母行孝，對君主盡忠，那麼他就一定會行孝盡忠。如果他不行孝，不盡忠，就說明他沒有得到良知，也就是沒有知。
　　所以，王陽明的「行」範圍很廣，包括了學、問、思、辨，這在《中庸》里是「知」的四個側面，在王陽明這裡合一了，因為他模糊了兩者的界限。
　　王陽明進一步提出，人的「一念發動處即是行」，實際上是取消了真正的「行」。所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即王船山）批評他「銷行以歸知」。
　　王陽明這樣用意念代替「行」也有合理的方面，他要人們樹立一種信念，在剛開始意念活動時俱依照「善」的原則去做，將不善和惡消滅在剛剛萌發的時候，這也叫「知行合一」。所以，對「知行合一」應該全面理解，這樣才能正確評價。
　　另外，王陽明的教育思想中還有許多值得學習借鑒的地方：第一，立志、勤學、改過、責善。「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衡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改過」是指自己，「責善」是勸別人改過，這裡面還包括了「諫師之道」，即向老師進諫，指出錯誤。第二是獨立的治學精神和能力。第三是循序漸進與因材施教。第四是強調身體力行。這些教育思想對今天的青年人學習仍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陸九淵認為，人心雖然不過方寸之大，但心中之理髮散開來卻能充塞於整個宇宙，故萬物萬理，無非也就是心中之理。由於理和心都可以看做是天地的本性，故人與天之間也就溝通了起來。
　　陸九淵在明朝中期遇到了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知音，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守仁。一般人都以為天是無所不包的，天者無外也。可心學一派卻認為天不過就是對心的一種描述而已，王守仁說：「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心即天」之可能，是建立在王守仁的心本論哲學基礎上的。
　　與陸九淵一樣，王守仁也特彆強調理不外於人心。他認為，外心而求理，什麼也得不著。沿著這一思路，他進一步提出了「心外無物」的命題。據《傳心錄下》記載，一天，王守仁與朋友到某地遊玩，朋友指著山岩中的一株花樹問王守仁說：「你講天下沒有心外之物，像山岩上的這株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與我們的心有什麼相干？」王守仁回答道：「你沒有看到這株花樹時，它與你的心同樣處於一種寂然不動的狀態；而當你看到這株花樹時，花樹進入了你的視野，花的顏色形狀等等便與你的心發生感通，在心頭顯現。所以說它不在你的心外。」
　　這則小故事理解起來並不容易。不過，如與前面所說的貫通起來，就可以發現，王守仁的邏輯思路是：心中之理與宇宙萬物之理相通、相同，是一個東西。因而，明白了心中之理，也就明白了宇宙萬物之理。明白了宇宙萬物之理就在我的心中，也就等於明白了萬物不在我的心外。前面講的那個故事，王守仁沒有說「你沒有看到花樹時，花樹是不存在的」，而是說，「你沒有看到花樹時，它與你的心同樣處於一種寂然不動的狀態」。「寂然不動」，意指沒有感應，而沒有感應，不等於事物不存在。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以從下面的對話中得到啟示：
　　王守仁問朋友說：「請你說說，什麼是天地的心？」朋友回答道：「聽說人是天地的心」。王守仁問：「人心指的是什麼？」朋友回答說：「只是一個靈明。」王守仁感嘆道：「可知道充塞天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是受物我差異的迷惑，把人心和天地之心給自行隔斷了。其實我的靈明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離開了我的靈明，天地鬼神萬物也就都沒有了。」朋友追問：「天地鬼神萬物，在我們沒有出生以前就存在在那裡了，怎麼說沒有了我的靈明，就沒有存在了呢？」王守仁回答說：「你看那死了的人，他的精靈游散了，對他而言，天地萬物又在什麼地方呢？」
　　在這段對話中，王守仁指出死人沒有了靈明，「他的」天地萬物自然也就不再存在，這與客觀天地的真實存在不是同一個概念。即每一個人心中都活動著一個他自己的天地萬物。同樣，當一個外在的事物沒有進入我們的心靈視感之前，它也只能與我們的心靈同處於一種寂然不動的狀態。假如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所謂的天地，只能是存在於我們心中的天地，此心之外，沒有「天地」可言。

王守仁本來篤信朱熹的「格物致知」學說，但經過使他刻骨銘心的格竹子之理實踐的失敗，開始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在記載他最重要的哲學思想的《傳習錄》中，王守仁敘述了自己早先格竹子之理這件事：「大家都說要遵循朱熹的格物致知學說，但能夠身體力行的並不多，我年輕時候，曾經實實在在地做過。有一年，我跟我的朋友一起討論通過格物致知來做聖賢，決定先從自家花園亭子前面的竹子格起。我的朋友對著竹子想窮盡其中的理，結果用盡心思，不但理沒格到，反倒勞累成疾。於是我自己接著去格竹子，堅持了七天，結果同樣是理沒有格出來，自己反生了一場大病。當時還以為自己和朋友沒有做聖人的能力，現在想起來，朱熹的格物致知，從認識的對象、認識的方法、認識的目的上說都搞錯了。」
　　王守仁通過對格竹子之理失敗的經驗的總結，認為在朱熹的「格物致知」論中，認識的對象是自然的事物，認識的方法是外在的觀察，認識的目的是增進知識。王守仁對朱熹的這種「格物致知」論非常不滿，提出了自己的「致良知」學說。所謂「致良知」，就是說認識的對象應該是自己的心靈，認識的方法應該是向內的自我體驗，並將自己的體驗即心中的天理推廣到外部事物之中。當然，對作為認識的最終目的即提高道德修養和精神境界來說，它們之間沒有原則性的區別。
　　同時，如果我們將朱熹與王守仁的觀點加以對照分析，就會發現王守仁對朱熹思想的理解是從他自己的意圖出發，並不等於就是朱熹的原意。事實上，從認識對象上講，朱熹自己就講過「炊沙豈能成飯」，並不贊成泛泛觀察自然事物；從認識方法上講，朱熹是格物、致知並提，外在觀察、內在推理並重，並不是只向外格物；從認識目的上講，朱熹是增進知識、提高境界並重，並且希望用增進知識來幫助提高境界，並不是只注重增進知識。

道學的天理，就其實質而言是中國古代宗法等級社會的宗法倫理道德，把它作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標準，就是用它來制約、衡量現實社會中形形色色人們的思想、行為，讓人們通過對天理的正確認識，在與他人、社會、天地萬物的關係之中正確地定位，履行自己做人的本分，自覺遵守綱常名教的規定，做忠臣、孝子、社會的良民。
　　心學的代表人物是南宋的陸九淵和明代的王守仁。心學家們對道學家把天理作為是非標準是認同的，但他們又進一步指出，所謂天理其實並不是外在的客觀必然，它就存在於現實的人心之中，天理也只有在人心之中才能夠真正呈現。人的本心、良心就是天理，也就是是非的標準，照著自己的良心去做，自然就是合理的。據《陸九淵年譜》記載：陸九淵去看望正在富陽縣當主簿的弟子楊簡，楊簡剛處理完一樁訴訟案，就向陸九淵請教什麼是本心。陸九淵說，剛才你斷案時，聽完了雙方的訟詞之後，就知道誰是誰非了，你依據的是什麼呢，還不就是你的良心嗎！王守仁也說：「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傳習錄》下）人的思想、行為的是非對錯，不需要拿外在的規範、法則去衡量，人的良心自然會知道。
　　道學講天理，心學講良心，這兩種是非標準主要都是針對人類的道德意識、道德行為而言的，同純粹的科學認知意義上的是非標準不一樣，這是中國傳統是非標準論的特色所在。就天理、良心二者相比較，天理論側重他律，良心論強調自律，兩者相輔相成，在中國近古社會影響極其深遠。但把天理、良心作為是非標準也有弊病。就天理而言，它本來是對自然規律、人倫關係的抽象，一旦被理學家們尊奉為神聖不可改變的教條后，就容易走向僵化，成為人們生活中的桎梏。而良心論者把應然的至善的良心等同於實然的人心，這就等於把道德理想主義的大廈建立在人類千差萬別的情感慾望的地基上，很容易走向自然主義、非道德主義和無是無非論。

一天，王守仁的學生王艮出遊歸來。王守仁問道：「你出遊看見了些什麼？」王艮回答說：「見滿街都是聖人。」王守仁說：「你看滿街是聖人，滿街人倒也看你是聖人呢！」
　　又一天，王守仁的另一個學生出遊回來，興沖沖地對王守仁說：「先生，今日我看見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王守仁問是什麼事，學生回答說：「見滿街都是聖人。」王守仁說：「這不過是常事，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原來，兩位弟子對老師的真傳心領神會，只是程度深淺不同。1525年左右，王守仁曾寫過一首詩，其中一句是：「各個人心有仲尼。」在王守仁看來，每個人的心中都有孔子，所謂「人胸中各個有聖人」，這是先天的。他在講課中常向學生灌輸這種思想。
　　「聖人」，是封建統治階級理想中最高的人性典範，只有孔子、孟子等少數幾個人才能有這樣的稱號。王守仁及其弟子為什麼說滿街都是聖人呢？因為他們在人性論問題上與孔子「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不同，他們認為下愚是可以改變的，「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聖人」之心和「愚夫愚婦」之心是一樣的，人性皆善。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樣的說教，比孔子和董仲舒等人的說法更有欺騙性。

明朝嘉靖六年（1527年），王守仁已經56歲，奉命出征廣西恩田。他的得意弟子錢緒山（又名德洪）、王龍溪（又名汝中）趕來餞行。倆人同住舟中，相與論學，因意見不一，要求老師王守仁裁決。王守仁欣然答應。隨後他們移席天泉橋，於是哲學史上一場有名的論辯開始了。
　　錢緒山說：「無善無惡是心之本，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錢緒山說得眉飛色舞，口沫橫飛，自以為深得老師真傳，一定會使龍溪就範。
　　王龍溪也知這是老師的觀點，可是，他不以為然，還是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反駁說：「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的心，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王龍溪認為，心、意、知、物是一回事，若心無善惡，則意、知、物當中亦無所謂善惡。所以他不主張去做「格物致知」的功夫。
　　王守仁此時已經重病在身，他大概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於是不得不徹底開導這兩位執迷不悟的幼稚弟子一番，他最後裁決說：
　　「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裡接人，原有此兩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后，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這裡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列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
　　王守仁吐露了他的真言：什麼這個理，那個理，能夠把更多的人引入「道」，多「拯救」幾個靈魂，多欺騙一些「群眾」的，便是最完善的「理」。理學的「善」和「美」的標準就是這個，其訣竅也在這裡。王守仁的兩個弟子不知其中的奧妙，所以爭論不休。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中進士，並開始在朝廷工部里見習。第二年，朝廷任命他當刑部主事，這只是掌管法律和刑獄事務的小官。幹了幾年，他便託病回到浙江，在陽明洞蓋了幾間房子，刻苦攻讀，修身養性。後來他又重上官場，任兵部主事。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明武宗朱厚照即位。當時，宦官劉瑾專權，隸捕了南京20多名官員下獄。王守仁因上書朝廷，激怒了劉瑾，也受到牽連，被捕入獄，還身受杖打四十下。不久，他被貶官到貴州龍場驛（修文具境內）當驛丞，這是負責傳送公文的差使。
　　儘管王守仁已經被貶官，但劉瑾還不想放過他。在他離京前，劉瑾派了幾名刺客跟在他後面。到了錢塘江，刺客們已經追了上來，準備大打出手。王守仁走投無路，只好假裝投江自殺，以迷惑刺客，而暗地裡卻搭上商船，進發舟山。剛好遇了風暴，他在船上熬了好幾天才到達福建海。後來，他在一首詩中記下了這段艱險的經歷：「險夷原不滯胸中，僅異浮雲過大重。夜靜海濤雲萬里，月明飛錫下天見。」
　　在貴州的萬山叢中，他整整待了三年，百難務嘗，但是他沒有放棄對程朱理學的研究，終日靜坐，體驗天理，以實現自己的夙願。
　　一天夜裡，更深人靜。人們都熟睡了，他卻徹夜不眠，坐在桌前久久冥思。想著想著，他突然激動地大喊大笑起來。人們以為發生了什麼事，都趕來看望詢問。只見他喜形於色，慢條斯理地說：「朱熹提出『格物窮理』，說是萬事萬物都由『理』派生出來，因此，在外界事物中，都存在著天理。我曾經格過物，窮過理，對著竹子格了七天，結果什麼理也沒有窮出來。現在我才發現，朱熹說的那一套是錯誤的。原來，這個『理』就在心中。只要從自己心裡去尋找，就可以悟出當聖賢的道理。」人們聽了他的解釋，看他那股孜孜不倦的憨勁都笑了。
　　王守仁對自己苦心經營的這套理論非常欣賞，於是，他一面在龍場山洞著書立說，一面開始籌建龍岡書院，準備招收弟子，宣傳與推廣自己的理論。後來，這套理論被稱為「心學」。

在王守仁拚命鼓吹「心學」的時候，有一位與王守仁同時代的唯物主義哲學家針鋒相對地反對心學。他就是羅欽順，多次與王守仁直接進行辯論。
　　王守仁宣揚：「天地萬物是心演化而來的，隨著心的變化而變化。」羅欽順反駁說：「假若說天地萬物的變化是由於我心的變化，把滋生萬物都歸在我的心，這是不懂得天地與心的區別呵！」
　　早在1514年，王守仁和羅欽順倆人都在南京，彼此朝夕相見，少不了爭論。1519年，羅欽順讀了王守仁的《傳習錄》，不同意王守仁的觀點。1520年，王守仁從南昌去贛州途中，路過江西泰和，又與羅欽順發生一場激烈的爭論。直到王守仁1529年死前，這場爭辯還在繼續。
　　這次在泰和見面，王守仁將《大學》古本與《朱子晚年定論》兩書送給羅欽順。羅欽順讀了這兩本書，便立即寫信給王守仁，展開辯論。在信中，羅欽順從自然觀、認識論等方面提出與王守仁不同的看法，認為物就是物，人也是物的一種；萬物都是陰陽兩種對立的勢力——「乾坤」的產物。同時，他還指出了王守仁顛倒朱熹著作年代的錯誤。
　　王守仁接信后，匆匆發舟離開泰和。在船上，他給羅欽順寫了一封回信，不得不承認在編輯《朱子晚年定論》時對作品年代早晚沒有做考究的功夫，羞羞答答地認了錯，但他馬上又拉回面子，為自己的錯誤辯解，還說：「雖不必盡出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在其他一系列問題上，王守仁仍然堅持自己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

陳亮（1143—1194年）南宋政治家、哲學家、詞人，才氣超群。他一生主張富國強兵，反對忍辱賣國，在國家危亡之秋，力主抗金，並在此基礎上形成他的功利之學。
　　他的曾祖父死於抗金。為了復仇，他研究歷史、兵法，考究了漢唐以來用兵的成敗得失，寫下了《酌古論》，要以這作為抗金的借鑒，「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郡守周葵讀了《酌古論》后，對陳亮十分賞識，另眼相看，把他作為上客，並鼓勵說：「日後你必然會成為國家的人才啊！」
　　等到周葵任監察御史時，每次商討問題，一定派人去拜請陳亮。陳亮因此有機會結交當時一些英雄豪傑。周葵還授給陳亮《中庸》和《大學》兩本書，說：「你精讀它，就可以通曉生命之說了。」從此，陳亮決心儘力於國家。
　　隆興初年，宋王朝決定同金人妥協，簽訂和約。主和派都贊成，認為這樣可以得到「休養生息」。只有陳亮堅決反對。因而他向宋孝宗上書，寫下了《中興五論》，明確抗金的主張，要經營荊襄作為抗金根據地，以控制中原並提出「節浮費，斥虛文、嚴政條、懲奸吏」等政治措施，以圖國家中興。可是，朝廷對此卻置之不理。他環視錢墉這個帝王所在的地方，喟然慨嘆道：「看來此京城要被水淹灌啦！因為它的地下與西湖水相通啊！」
　　淳熙五年，宋孝宗已經在位17年，陳亮又上書給孝宗，分析了當時的局勢，要求扭轉對金人妥協求和的局面，提出收復失地的計劃，指責秦檜「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孝宗看了陳亮的奏章，震動很大，準備在朝堂公布以激勵群臣，便用北宋隱士种放召入京，授左司諫的事迹，召他上殿，準備提拔和任用他。可是，左右大臣沒有人知道陳亮是誰，只有曾覿知道。曾覿將要接見陳亮。陳亮以此為恥，越牆而逃。曾覿因陳亮不往見，心裡很不高興。大臣們都討厭陳亮的直言不諱，就一起詆毀他。因此，都堂（尚書省總辦公處）奉命去陳亮住處審察一番。宰相拿著聖旨來臨，問陳亮想說什麼，陳亮說：「還有什麼可說？無非又被貶斥！」結果正合宰相之意。
　　後來陳亮因多次被捕入獄，心中更加憤憤不平。他被釋放歸家后，更加立志讀書，學識也十分廣博。陳亮曾說過：「下功夫研究義理的精微，辨析古今的異同。」他以「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大無畏氣概，反對朱熹的道學。
　　高宗死時，金人派遣使者前來弔喪，書簡言辭傲慢。陳亮親自到金陵京口考察了地形，再上書給孝宗皇帝。他分析了當時的實際情況，指出古今「書冊不足憑」，激勵孝宗恢復中原。上書後，陳亮反被封建統治者誣為「狂怪」，但陳亮的抗戰思想始終如一。他晚年賦詩道：「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表達了他飽滿的愛國主義熱情。

這句話出自北宋著名儒者范仲淹所作的《岳陽樓記》。該文記載巴陵太守在洞庭湖畔修建了岳陽樓（在今湖南嶽陽市），是觀看洞庭湖景色的好去處。作者由此想到，那些到樓上觀看湖光山色的人們一定會有許多感想。當天氣晴朗，景色美好時，他們會興緻勃勃，得意洋洋；假如天氣惡劣，景色凄涼，可能又會感傷萬千，哀嘆命運的不公。在作者看來，這些人的喜怒哀樂，都不過由於個人的命運、山水的景色而引起的，因而是不足稱道的。
　　作者說，他曾經研究了古代仁人的心，發現和上面這些人是不一樣的。他們居於朝廷重要的位置時，會為人民的生活而憂心；當他們受到處罰，甚至是錯誤處罰，離開朝廷，處於邊遠地區的時候，會為國家的安危、君主的命運而憂心。這樣的人，做官時憂愁，不做官時也憂愁，那麼，他們還有沒有快樂的時候呢？作者說，有的，他們在天下人將有憂愁之前，就在為天下的命運憂愁；在天下人都享受到歡樂之後，才去分享天下的歡樂。作者表示，自己所嚮往的，就是這樣的人。這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范仲淹的思想，後來又被簡要概括為「憂國憂民」。其實這是儒學的一貫傳統；它要求一個儒者把維護國家、君主的安全當做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不考慮自己的得失甚至生死。

北宋學者王安石在他的文章《傷仲永》中描述了一個神童不學而變平庸的故事：
　　北宋時期，江西金溪這個地方出了個神童叫方仲永。方仲永出生於世代種地的農民家庭，父母都不識字，家裡也沒有什麼與讀書、寫文章相關的東西。但方仲永天賦極好，很小的時候就喜歡讀書寫字，5歲時就用父親從鄰居那裡借來的紙和筆寫了一首詩，詩的內容是關於孝敬父母、和睦宗族的，整個村子里的人都被他的天才驚呆了；秀才們看了這首詩，也禁不住嘖嘖稱奇。打這以後，方仲永作詩一發不可收拾，只要別人說出題目來，他立刻能夠寫出合轍壓韻的詩來，並且文采也不錯。出了這樣一個會寫詩的神童，當地的人都很好奇，大家經常給方仲永的父親送去錢財，請小神童當場寫詩。可是，方仲永的父親把他當作搖錢樹，帶著他成天表演寫詩，不讓他接受教育。所以，到了十二三歲的時候，方仲永還能寫詩，但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了。等到方仲永長大成人，已經完全混同於常人，沒有任何才氣可言了。一個超常的天才就這樣默默無聞地消失了。神童為什麼變平庸，一句話，後天不學習而已。
　　王安石記述這個故事之後十分感慨，在他看來，我們人類天賦的智力水平雖然有差別，但卻僅僅是一個起點，一個人最終是聰明還是愚蠢，主要還是由後天的學習來決定。像方仲永這樣的天才的出現是極其偶然、少見的，可是，就是這樣的天才，由於不注重後天的學習，也變成了一個庸人。由此看來，如果我們普通人不好好學習，在後天的生活實踐中激發出自己潛在的能力，那就更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