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天涯）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818民國那些大文人

悲憫
　　
　　 聞一多說：同情心發達到極點，判激來得強，發動也來得強，也許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得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遊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
　　
　　 在西南聯大時，聞一多看見有國民黨的軍隊拉壯丁。當時哪些壯丁被繩子拴著成一串兒在路上走，當時的百姓本來就瘦弱，有人走著走著就倒下死了。聞一多看見有個軍官打士兵，他就上去勸架，結果那個軍官大罵他通。他回來氣得要命，夫人就說，你何必呢，聞一多說：「不是你的兒子你不心疼！」事後聞先生對學生說，他看了這個就像心裡受刑一樣難受，他說：一個人最要緊的是同情心，他看了這個就說，為什麼離杜甫寫《石壕吏》一千多年以後，我們現在情況比杜甫那個時候還慘呢？
　　

風度
　　
　　 聞一多是一位浪漫的詩人，他會把講課變成一個充滿詩意的過程。所以他把上午的課換到了晚上。七點多鐘，電燈已經亮了，聞一多穿著深色長衫，抱著幾年來鑽研所得的大疊大疊的手稿抄本，昂然走進教室。學生們起立致敬又坐下之後，聞一多也坐下了；但並不馬上開講，卻慢條斯理地掏出紙煙匣，打開來對著學生和藹地一笑：哪位吸？學生們笑了，自然不會有誰真的接受這紳士風味的禮讓。於是，聞一多自己點了一支，長長的吐出一口煙霧后，用非常舒緩的聲腔念道：「痛――飲――酒――，熟讀――離騷――，方得為真――名――士！」
　　
　　 聞一多的學生聞山回憶聞一多：他那個男中音，我有在一篇文章裡邊寫到，他像那個中提琴那個男低音，非常好。
　　
　　 聞一多有泰山崩於前不色變的氣質。1937年，聞一多主持侄女的婚禮，日軍突來空襲，以致停電，眾人驚惶躲避。聞一多在黑暗中高聲宣布：「結婚乃人生大事，豈能因敵人搗亂就中止舉行！希望大家保持鎮定！」婚禮於是繼續舉行。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學生舉行大遊行時，忽見下起雨來，有些學生正要散開。聞一多卻走上高台，大聲說道：「武王伐紂誓師時也下了大雨，武王說這是『天洗兵』，是上天給我們洗兵器，今天，我們也是『天洗兵』。」於是遊行照常舉行。
　　
　　 1944年，西南聯大國文學會舉辦「五四」文藝晚會。晚會最後，主席羅常培宣布：「今天唱壓軸戲的是楊金甫先生，楊先生將赴美國講學。」楊金甫講完后，聞一多徑自上台說：「今天唱壓軸戲的，不是楊先生，而是我！我研究中國文學二十年，目的就是摧毀這座封建的精神堡壘！」

自省
　　
　　 聞一多評價自己：我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但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時並不是可恥的，尤其是在一個啟蒙的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感情的衝動，才能發出力量。所以有人怕他們矯枉過正，我卻覺得更要矯枉過正，因為矯枉過正才顯得有力量。
　　
　　 聞一多在20世紀40年代曾說過：「我的性格喜歡走極端，我對一切舊的東西都反對，希望最好一點也不要留。」

言論
　　
　　 聞一多說：「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以內。」
　　
　　 清華雖然是按美國方式辦起的學校，但在當時的學生中，也不完全認同它的一切。梁實秋就說過，因為清華是庚款學校，總覺得有一些國恥的意味。聞一多在離開清華前發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是《美國化的清華》，在這篇文章中，聞一多對清華的批評相當尖刻，他說：我這意見講出來，恐怕有點駭人，也有點得罪人。但是這種思想在我腦筋里醞釀了好久。到現在我將離開清華，十年的母校，假若我要有點臨別的贈言，我只有這幾句話可經對他講。我說：清華太美國化了！清華不應該美國化，因為所謂美國文化者實不值得我們去領受！美國文化到底是什麼？據我個人觀察清華所代表的一點美國文化所得來的結果是：籠統地講，物質主義；零碎地數，經濟、實驗、平庸、膚淺、虛榮、浮躁、奢華——物質的昌盛，個人的發達……或者清華不能代表美國，清華里的美國人是不是真正的美國人，我不知道。不過清華里的事事物物（我又拿我那十年的經驗的招牌來講話），我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敢於說我講的關於清華的話，是沒有錯的。
　　
　　 在清華讀書時聞一多說批評要鼓勵善良，因為「批評不專是揭短。同學之間，過固然要規，善也要勸」。他還說：「批評是方法，建設是目的；我們因為要建設，便不得不先批評。」
　　
　　 《對於雙十祝典的感想》一文中，聞一多還曾這樣談到節日各種藝術活動的感染力：「這時最險惡虛偽的心也能閃出慈柔誠懇的光耀；這時什麼沉憂煩慮都匿形遁跡了；這時人類中男女、長幼、富貴貧賤各種界限，同各種禮教的約束都無形消滅了……」

臧丕
　　
　　 青年時代的聞一多並沒有從政治上去評價胡適，他只是在有關新詩的研究中常常提起胡適寫的兩篇文章，一篇是《我為什麼要做新詩？》，另一篇是《談新詩》。從他的這兩篇文章中，可以看到，聞一多對胡適在新詩上的認識是很不以為然的。青年時代，聞一多在他的許多文章中凡提到胡適，多數都很輕蔑。在《〈冬夜〉評論》中他就說過：「胡適之先生自序再版《嘗試集》因為他的詩由詞曲的音節進而為純粹的『自由詩』的音節，很自鳴得意。其實這是很可笑的事。舊詞曲的音節並不全是詞曲自身的章節。」在《莪默伽亞謨之絕句》中，他說：「胡適教授蘇曼殊大師都譯過一點拜倫，但那都是些舊體的文字。」他在給吳景超和梁實秋的一封信中還說過：「感謝實秋報告我中國詩壇底情況。我看了那，幾乎氣得話都說不出。『始作俑者』的胡適先生啊！你在創作界作俑還沒有作夠嗎？又要在批評界作俑？唉！左道日昌，吾曹沒有立足之地了！」聞一多在給其父母的一封信中還有過這樣的話：「北京胡適之主持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時事新報》附張《文學旬刊》上都有反對的言論。這我並不奇怪，因這正是我們所攻擊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們來贊成我們呢？總之假如全國人都反對我，只要郭沫若贊成我，我就心滿意足了。」
　　
　　 不過，1944年，聞一多在昆明的一次會議上，對於當時遠在美國的胡適還是說了很公道的話，他向大家建議：「利用楊振聲先生渡美之便，讓我們用今天晚會的名義，向於碩果僅存的新文藝引導者胡適之先生轉致敬意，並報道今晚的盛況。」
　　
　　 青年時代，聞一多對魯迅並不十分好感，他在給梁實秋的一封信中曾提到過一些「非我輩接近之人物」，其中第一個就是魯迅。
　　
　　 聞一多說起魯迅：「我跟魯迅先生從未見過面，不過記得有一次，是許世英組閣的時候，我們教育界到財政部去索薪，當時我也去了，談話中間記得林語堂先生說話最多，我是一向不喜歡說話的，所以一句也沒有說，可是我注意到另外一個長鬍須的人也不說話，不但不說話，並且睡覺。事後問起來，才知道那位就是魯迅。」

五四
　　
　　 「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聞一多正好20歲。「五四」運動的中心在北京大學，清華沒有直接捲入。清華學校在郊區，那天又正好是一個星期天，晚上有進城的同學返回學校，講了白天城裡學生的愛國熱情。聞一多聽了很受感動，當時，他在清華學生會當文書，於是便連夜抄了岳飛的《滿江紅》。25年後，聞一多在《『五四』歷史座談》中說出了這件事，人們才得以知道真相。他說：「我想起那時候的一件獃事，也是表示我文人的積習竟有這樣深；『五四』的消息傳到了清華，五五早起，清華的食堂門口出現了一張岳飛的《滿江紅》，就是我在夜裡偷偷地貼去的。」聞一多說這件事時，正是他在昆明西南聯大對現實最看不慣的時候。是時，聞一多對他當年的行為已有了新認識。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他前後思想的變化。梁實秋也有這樣的看法。他說：「至於在牆上寫岳飛的《滿江紅》，則不是什麼有特殊意義的事。」
　　
　　 「五四」運動，在聞一多的心中是一個了不起的偉大運動，他是容不得有人對「五四」運動說三道四的。他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中曾說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聞一多是「五四」運動的直接參加者，他還擔任了清華學生代表團的書記。聞一多後來在給他父母的一封信中曾說到過當年清華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的情形，他對於學生的愛國熱情評價很高，尤其對清華學生的表現，更是非常肯定。他這樣說：「清華做事，有秩序，有精神，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習練使然也。」

眷戀
　　
　　 聞一多在美國只呆了3年，按清華公派留學生的規定，公費是5年，還可以留學兩年，如果中斷一年，亦可復學，同樣享受公費。但他卻沒有待到5年，由此也可以判斷聞一多對美國的態度。梁實秋說過：「一多是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到美國去的，他不是不喜歡美國，他是更喜歡中國。」聞一多在出國前夕，曾和梁實秋幾次商量，想放棄游美的機會。梁實秋則勸他乘風破浪、一擴眼界，他才終於成行。也許是聞一多過於傾心於他的詩人生活和在中國所能感受到的東方藝術的妙處，他在美國並不安心。在給梁實秋的一封信中，他曾說過：「我想再在美住一年就回家。實秋！你不是打算在美國只住二、三年嗎？我希望你也早早回國幫我做點實的事業。跑到這半球來，除了為中國多加一名留學生，我們實在得不著什麼好處，中國也得不著什麼好處。」
　　
　　 聞一多是一個極敏感的人，看到中國人在外國受人歧視便憤不可遏。他在科羅拉多大學時，有一次學校里有一個學生辦的周報上刊載了一首詩，是一個美國學生寫的。詩中說中國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獅身謎一般的怪物，整天板著臉，面無表情，不知心裡想的是什麼。當時，聞一多和梁實秋看了很是不滿。多年之後，梁實秋回憶道：「在外國人眼裡，中國人顯著神秘，這是實情。可能大多數美國學生都有這樣的看法。這首詩寫的並不怎麼好，可是沒有侮辱的意味，頂多是挑釁。一多和我都覺得義不容辭應該接受這一挑釁。」於是他們每人寫了一首詩，並同時發表在下一期刊物上，算是為中國人出了一口氣。梁實秋認為聞一多的民族主義情緒，與他在美國所受到的歧視有很大關係。梁實秋說：「當地人士都對我們很好，但是友好的氣氛當中有時不是沒羼著一種令人難堪的『施恩的態度』。洗衣為業的華僑所受的待遇給一多以極大的刺激。他對外國人的優越態度之反抗，是在這種情形下培植起來的。」
　　
　　 聞一多最後畢業於美國科羅拉多大學，但沒有得到學位。聞一多在將畢業時又受到了一次刺激。當時畢業學生行畢業禮時，照例是畢業生一男一女排成一雙一雙的縱隊走向講台領取畢業文憑。那一年，中國學生畢業的只有6人，美國女生沒有一個人願意和中國男生成雙作對地排在一起，於是校方只好安排他們6個黑髮黑眼黃臉的中國學生自行排成三對站在隊列前端。梁實秋說：「我們心裡的滋味當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憤慨的是一多。雖然他不在畢業之列，但是他看到了這個難堪的場面，他的受了傷的心又加上一處創傷。詩人的感受是特別靈敏的，他受不得一點委屈。零星的刺激終有一天會讓他爆發起來。」
　　
　　 清華畢業的陳長桐，曾在科羅拉多大學銀行系讀書，有一次，他到理髮館理髮，老闆歧視黃種人，竟不肯為他理髮。陳長桐一氣之下，延請律師告了理髮館，結果法院判決理髮館敗訴，從此再也不敢藉故刁難他了。梁實秋曾聽聞一多講起過這件事。梁實秋回憶說，聞一多到了科羅拉多大學之後，就和他談起過有關陳長桐在這裡遭遇過的故事，說的時候還臉紅脖子粗的悲憤激動。
　　
　　 聞一多在回國前曾對梁實秋說：「歸期大概以上沅的歸期為轉移，至遲不過六月。棲身之所仍然沒有把握，這倒是大可憂慮的事。不過回家是定了的。只要回家，便是如郭、郁諸人在上海打流也可以。君子固貧非病，越窮越浪漫。」梁實秋後來分析聞一多急於回國的原因時認為，聞一多是一個喜愛家庭的人，那時他已成家並且做了父親。聞一多對美國的認識有他民族情感方面的因素，這是他選擇早日離開美國的主要原因，但也與他的具體處境相關。他那時已經是有了家累的人。他對梁實秋說過：「世上最美妙的音樂享受莫過於在午間醒來靜聽妻室兒女在自己身旁之輕輕的停勻的鼾息聲。」許多朋友都認為，聞一多的性格不適於長期羈旅，梁實秋就認為：「當年孤身投在紐約人海之中，他如何受得了。同時他的愛國精神特彆強烈，感覺也特別敏銳，在他看來，美國的環境是難以忍受的。」
　　
　　 1925年5月，聞一多告別了美國，以後再沒有去過。1946年，梅貽琦接到美國加州大學的一封信，說是他們想請一位能講中國文學的人到他們那裡去開課，希望梅貽琦推薦一個人。梅貽琦本想讓聞一多去，聞一多和妻子及自己一些知心的朋友商量后，還是決定不去，因為他認為民主運動很需要人。據馮友蘭在他的回憶錄中說，聞一多要留身於「是非之地」繼續鬥爭下去，這是當時知識分子的正路。

愛國
　　
　　 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把聞一多推入校園運動的潮流。他激清難捺，手書岳飛《滿江紅》，貼於學校飯廳門前，之後，毅然投身於這一偉大鬥爭中，發表演說，創作新詩，成為「五•四」新文藝園中的拓荒者之一。並作為清華學生代表赴上海參加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大會。
　　
　　 1925年，聞一多先生在美國留學期間創作的一首組詩《七子之歌》，共有七首。分別是：《澳門》、《香港》、《台灣》、《威海衛》、《廣州灣》、《九龍》、和《旅順，大連》。
　　
　　 李公朴、聞一多等人在昆明創辦《自由論壇》，抨擊國民黨的弊政，公開喊出：「我們需要什麼？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聞一多又說：「愛國的權利，不容剝奪！」
　　
　　 一次留美清華學生聚會，聞一多問潘光旦：「世界上什麼樣的民族最優秀？」潘光旦說，世界上受壓迫多、境遇困難的民族，如中國人、猶太人，是最聰明的。聞一多說：「那就好！要是你研究的結果，是中華民族應當淘汰滅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槍打死你！」
　　
　　 1937年抗戰開始，他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鬍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聞一多因抗戰而蓄鬚。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聞一多聽到消息后高興得跳了起來，他馬上跑到理髮館，剃掉了留了八年的鬍鬚。
　　
　　 1945年12月1日，國民黨特務製造了鎮壓進步學生的「一二•一」慘案，聞一多聞一多始終站在廣大愛國學生一邊，他滿懷悲憤，撰文揭露真相，挾擊黑暗，呼喚民主，親自為死難烈士出殯。他同廣大進步學生一起，組織了眾多的爭自由、反獨裁、反內戰的活動，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雜文、宣言、通電、抗議書等文稿，言辭激烈，旗幟鮮明，因而被國民黨特務列入暗殺黑名單，懸賞40萬元買其人頭。但聞一多無所畏懼，繼續從事各種進步活動。
　　
　　 「一二•一」慘案后美國加州大學發來的邀請信，聘請聞一多為客座教授，而且說明可以帶家眷一起去，但聞一多再三考慮后，決定不出國。他說在這個苦難的時候我不能離開我的祖國，昆明還有工作要做。
　　
　　 抗戰期間，看到國家糟糕到這步田地，聞一多如坐針氈，他在給學生臧克家的信中寫道：「我只覺得自己是座沒有爆發的火山，火燒得我痛，卻沒有能力炸開那禁錮我的殼，放射出光和熱來。」以1943年為時間標記，聞一多走出書齋，從一個學者變成了一個激情噴發的民主鬥士，在許多公開場合作「獅子吼」。
　　
　　 1945年，聞一多擔任中國民主同盟會委員兼雲南省負責人、昆明《民主周刊》社長。1946年西南聯大開始分批北上，為了工作需要，他堅決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朴慘遭暗殺，聞一多的處境十分危險，但他置生死於度外。7月15日，他義無反顧地前往參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會，面對國民黨特務，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悲憤地表示為了民族「要象李先生一樣，前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的堅定決心。追悼會後，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為李公朴被暗殺事件舉行的記者招待會。當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國民黨特務殺害，時年不滿48周歲。

逸事
　　
　　 聞一多是湖北人，聞家是湖北浠水縣下巴河的大族。據族譜記載，原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一支後裔。聞一多少年時在讀書札記《二月廬漫記》中就寫到了這個傳說；他也曾作過《聞氏先德考》，雖因年代久遠，難以考證。後來在北平住時，聞一多帶著妻子高真去看過文天祥的囚禁地，並給她講述族譜中的記載，他告訴高真：「這就是關文天祥的地方，我們過去就姓這個文，以後改了的。」聞家對子孫的教導較為嚴格。聞一多的父親聞邦本(字固臣)是清末的秀才，他較早接受了新時代潮流的影響， 他能順應歷史潮流，不把兒子們拴在家中守業，而主張送他們出去學習新的文化科學知識，掌握新本領。聞一多的祖父在世時曾親自訂下三條家規：第一，不準抽大煙；第二，不準納妾；第三，不準賭博。
　　
　　 聞一多最初的名字是「亦多」。他在清華學校讀書時，名字只一個「多」字，「一多」是他「五四」運動以後才用的名字。聞一多報考清華的那年，清華只在湖北招4名學生，那年的作文題目是《多聞闕疑》，正好應了聞一多名字的來歷。少年聞一多，讀過不少梁任公（梁啟超）的文章，學得了一些梁任公的文筆，所以，他的作文受到了主考官的讚許，但他的其他功課卻平平，因此只被錄取為備取第一名。
　　
　　 正常情況下，聞一多在清華應該讀8年，但他在進入清華的第二年，因為英文跟不上而留了一級，而後又因鬧學潮再留一級，所以前後一共10年。清華的10年，是聞一多一生中最重要的10年。梁實秋說：「他的同班朋友羅隆基曾開玩笑的自詡說：『九年清華，三趕校長。』清華是八年制，因鬧風潮最後留了一年。一多說：『那算什麼？我在清華前後各留一年，一共十年。』」
　　
　　 在清華的時候，聞一多就給老師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的清華同學浦薛鳳在一篇回憶其清華國文老師趙醉侯的文章中說：「他告訴我說：『我一生教過的學生，不下萬人，但真正讓我得意的門生，只有四人。』趙醉侯老師反覆所指之得意門生四人，乃是我辛酉級（本級畢業留美，應在1922年夏，在畢業前後概稱辛酉級）羅隆基（字努生）聞多（後來改名一多）何浩若（字孟吾）及浦薛鳳（字逖生）。」趙醉侯還寫過這樣一首詩，其中四句是：「清華甲第首推羅，其次雍雍聞浦何，風雨雞鳴交誼切。朝陽鳳翙頌聲和。」和聞一多並稱的這四位同學，後來在美國都學了政治學，只有聞一多一人學了美術，但有趣的是，那三位學了政治學的同學，到20世紀40年代，卻都沒有聞一多激進。
　　
　　 聞一多新婚那天，親友紛紛前來賀喜。好久了，還不見新郎，大家以為他更衣打扮去了。當迎親花轎快到家時，人們才在書房找到他，原來他仍然穿著舊長袍在看書。家裡人說他一看書就「醉」。
　　
　　 九一八事變后，平津學生紛紛南下請願，強佔火車，強迫開往南京。這一浪潮蔓延到青島后，青島大學校方對學生進行了規勸。規勸不成，校方只好「揮淚斬馬謖」，開除了幾個帶頭的學生。誰知風潮更加猛烈，演變為反對校長，校長楊金甫只好辭職。聞一多也是最受攻擊的對象之一，校園中常貼有「驅逐不學無術的聞一多」之類的標語。聞一多還親眼看到過黑板上有這樣的新詩：「聞一多，聞一多，你一個月拿四百多，一堂課五十分鐘，禁得住你呵幾呵？」這是譏諷聞一多上課時喜歡夾雜「呵」、「呵」的聲音。還有一次，聞一多和梁實秋看見黑板上畫了一隻兔子和一隻烏龜，旁邊寫著「聞一多和梁實秋」，聞一多嚴肅地問：「哪一個是我？」梁實秋苦笑著回答：「任你選擇！」
　　
　　 孫大雨以韻譯莎士比亞的《李爾王》而聞名，他對自己的新詩十分自負，對別的詩人則嗤之以鼻，經常在課堂抄一節聞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詩，然後連呼「狗屁」，接下來又抄一節自己的詩，顧盼自得，擊節嘆賞。如此一番宣洩后，方能將情緒導入正軌，重新開始上課。
　　
　　 聞一多教子方法也別出心裁，堪稱一絕。據曾經跟聞一多先生一起到少數民族地區進行採風的馬學良先生回憶：「那時每天記錄完畢以後，回到宿營地，稻草鋪在地上，聞一多先生老叫我同他在一起整理文獻。我們點著蠟燭，整理完才睡覺。他總是支著一隻腳，挑腳上的水泡。挑完了，他把挑下來的腳皮，用一個小袋子裝好。」 從水泡上挑下的腳皮可謂登不得大雅之堂，一般人避之而惟恐不及，可為什麼聞先生卻視之如寶呢？後來，馬學良先生才知道聞一多先生這些腳皮的用處：等到它們集到一定數量的時候，就將其寄給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讓孩子們記住聞先生所受的苦。
　　
　　 聞一多在《八年的回憶與感想》談話中回憶：「在蒙自，吃飯對於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咸，而雲南的鹽淡得可怕，叫廚工每餐飯準備一點鹽，他每每又忘記，我也懶得多麻煩，於是天天只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群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每到吃飯時必大發其敗北主義的理論，指著報紙得意洋洋地說：』我說了要敗，你看吧！現在怎麼樣？』他們人多勢眾，和他們辯論是無用的。這樣，每次吃飯對於我們簡直是活受罪。」
　　
　　 世人皆知毛澤東曾做過圖書管理員，殊不知江青亦然，且也是在大學圖書館。江青原名李雲鶴，因機緣巧合，被友人推薦在梁實秋任館長的青島大學圖書館里工作，並由聞一多安排在中文系旁聽。由於她頗有姿色，身材挺拔，乃被吸收進學校的海鷗劇社，並與劇社社長俞啟威由戀愛而同居。江青在青島參加共產黨，因革命形勢變化去了上海，遂與俞啟威分手。後來，俞啟威改名黃敬，以地下共產黨員的身份，成為北平學生運動領袖，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委書記、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1958年去世。

立場
　　
　　 1944年，昆明文藝界舉行紀念魯迅逝世八周年晚會，聞一多也去參加。聞是「新月派」詩人，曾罵過魯迅，他不僅不避嫌疑來參加，且發表了坦誠的演說。他先向魯迅的畫像深鞠一躬，然後說：「魯迅對！他以前罵我們清高，是對的；他罵我們是京派，當時我們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對的……當時我們如果都有魯迅那種骨頭，哪怕只有一點，中國也不至於這樣！罵過魯迅或者看不起魯迅的人，應該好好想想，我們自命清高，實際上是做了幫閑幫凶，如今把國家弄到這步田地，實在感到痛心！……時間越久，越覺得魯迅偉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國的大學教授，至少我個人，向魯迅先生深深地懺悔！」然後，他指著魯迅畫像旁懸掛的對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說：「有人說魯迅是中國的聖人，就憑這兩句話，他就當之無愧！」
　　
　　 1945年11月5日，晚上六點，梅貽琦應聞一多、聞家駟兄弟以及曾昭掄、吳晗的約請，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楊振聲一起吃飯，大家喝了9斤多酒。飯後，大家談政局以及校局問題頗久，至十二點始散。當時，聞一多、曾昭掄、吳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聞一多、吳晗傾向共產黨，有人把聞一多叫聞一多夫，把吳晗叫吳晗諾夫，把羅隆基叫羅隆斯基。對於聞一多的轉變，馮友蘭不理解，當面問他為何當共產黨的尾巴，聞一多說，甘願做共產黨的尾巴，他曾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
　　
　　 「一二•一」慘案發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慶來昆明，處理聯大師生的罷課事件。在教授會議上，傅斯年和聞一多面對面發生衝突。當傅斯年要求學生限期複課，聞一多反對。據張奚若兩天後對《罷委會通訊》記者講，爭執中「一多與傅常委鬧起來，一多說：『這樣，何不到老蔣面前去三呼萬歲！』這是揭傅斯年的舊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勸解：大家爭執，何必重提以前的舊事。傅氣得大罵：『有特殊黨派的給我滾出去！』」
　　
　　 「一二•一」慘案發生后，聞一多怒訴國民黨這是實行「黑色恐怖」。在座談會上，聞一多再也無法壓抑內心的激憤，當著馮友蘭等教授的面，痛罵蔣介石：「我向青年學習，學會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心裡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比如我現在想說蔣介石是個混賬王八蛋，我就說蔣介石是個混賬王八蛋，他就是個混賬王八蛋！」

詩人
　　
　　 在新詩形式上聞一多既善於吸收西方詩歌音節體式的長處，又注意保留中國古典詩歌的格律的傳統，提出了一套創造新格律詩的理論，主張新詩應具有「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辭藻）」、「建築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
　　
　　 聞一多的新詩曾一度影響了二十年代的詩風。他提倡新詩要有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在論文《詩的格律》中表示，詩人應「戴著腳鐐跳舞」。
　　
　　 聞一多從結婚時起就著手實施「詩化家庭」的計劃，即使在後來物質生活異常困苦的抗戰歲月里，詩化家庭的活動也不曾中斷過。聞一多靠在床上，背後擱個枕頭，他的孩子們坐在旁邊，他像講課一樣一篇一篇講，中間偶爾停頓，讓孩子們說說是什麼意思。聽孩子說完之後，他就再說明這個詞是什麼意思，這一句話是什麼意思。講完之後還要他們背誦，如果背不下來的就罰捶腿。
　　
　　 聞一多見解云：最使屈原成為人民熱愛與崇敬的對象的，是他的行為，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對於當時那在暴風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斃的楚國人民，屈原的《離騷》喚醒了他們的反抗情緒，那麼，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緒提高到爆炸的邊沿，……歷史決定了暴風雨的時代必然要來到，屈原一再的給這時代執行了「催生」的任務，……實質的等於領導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報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國歷史上惟一有充分條件稱為人民詩人的人。
　　
　　 臧克家進入青島大學學習，最初報考的是梁實秋英文系，因為記憶力差，吃不消，想轉興趣讀中文系，而中文系主任則是聞一多先生。當時，在青島大學，學生可以轉院或轉系，那是首任校長楊振聲的一貫主張。但是，想轉到中文系的人不少，都沒有成功。於是，臧克家便去找聞一多先生自報姓名，聞從寫字檯上仰起臉看他一眼，高興的說：「你來吧。」從此，臧克家成為聞一多門下一名「詩的學徒」。從此，臧日夜苦吟，一有自認為值得一看得詩，便跑去向聞一多請教，聞一多總是拿起「紅錫包」香煙，二人一邊吸煙喝茶，一邊談詩，「室內充滿了詩的空氣」。1932年，聞一多回清華大學任教，寫信給臧克家：「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在青島得到你一個人已經夠了。」

為學
　　
　　從到武漢大學開始，聞一多開始致力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他從唐詩開始，繼而上溯，由漢魏六朝詩到《楚辭》、《詩經》，由《莊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話而史前文學，同時對古文字學、音韻學、民俗學也下了驚人的功夫，涉獵之廣，研究之深，成果之豐，郭沫若嘆為「不僅前無古人，恐怕還要後無來者。」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1937年抗戰爆發后，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遷往湖南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他到臨大任教。1938年2月，聞一多參加臨大學生「湘黔滇旅行團」，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華里，採集民謠、民歌，創造出許多描繪祖國壯麗山河風景畫。臨大遷到昆明后改為西南聯合大學，聞一多繼續在聯大任教。抗戰八年中，他留了一把鬍子，發誓不取得抗戰的勝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聞一多的夫人說，聞一多有時候半夜裡頭睡著覺忽然一下子坐起來，夫人醒了忙問「幹什麼幹什麼？」他說我想起來了，我想起來那一個字，那個字應該怎麼考證怎麼考證。
　　
　　 自從來到蒙自后，聞一多就一直埋頭於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除了吃飯上課之外，難得下樓一次」。鄭天挺回憶說：「我和聞先生是鄰屋，聞先生十分用功，除上課外輕易不出門。飯後大家去散步，聞先生總不去，我勸他說何妨一下樓呢，大家笑了起來，於是成了聞先生一個典故，一個雅號---』何妨一下樓主人』，猶之古人不窺園一樣，是形容他的讀書專精。」後來文學院遷回到昆明，羅庸在一次學術講演會上講起這件事，結果「何妨一下樓主人」這個雅號傳遍整個校園。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傳來的槍炮聲打斷了聞一多教書、做學問的愜意生活。北京的局勢一天比一天緊張，聞一多不得不帶著家人撤離故都。這時妻子正好不在身邊，從不打理家務的聞一多對如何搬家不知所措。最後，他只帶了兩本書離開了北京。當時，聞一多在車站上又遇到正要趕回山東臨清的臧克家。臧見聞一多所帶行李非常簡單，想他親的四壁圖書，便問：「聞先生，您帶的東西很少，那些書呢？」聞一多回答說：「國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丟，幾本書算得了什麼！我只隨身帶了點重要的稿件。」
　　

傳道
　　
　　 臧克家報考青島大學，國文試卷出了兩道題：一、你為什麼報考青島大學，二、作一篇雜感。兩題任一個。臧全答了。雜感只寫了三句：「人生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誰把幻光看作幻光，誰便沉入無底的苦海。」數學交了白卷。一個月以後，他意外收到通知書。註冊報到時，清華大學畢業的一位姓庄的職員告訴他：「你的國文卷子得了九十八分，頭一名！聞一多先生看卷子極嚴格，五分十分的很多，得個六十分就不容易了。」臧克家說：「聽了這話，我解決了數學吃『鴨蛋』還被錄取的疑問。同時我想，一定是我那三句『雜感』打動了聞先生的心！」
　　
　　 聞一多講課有兩個癖好。一是將早上的課調到下午黃昏時候上，認為這樣有氣氛，容易講得精彩。二是上課時往往抱著一大疊自己寫的稿本，昂首闊步走進課堂，學生起立致敬坐下后，他也在講台上坐下，然後慢慢掏出一包煙，打開來，對著學生笑一笑，紳士般地問：「哪位吸？」學生一陣笑，當然沒人吸，他自己便點上一支，吸了后才開始上課。他主講的中國古代神話、詩經、楚辭等課，立論新穎，考證嚴密，深受學生歡迎。
　　
　　 學生秦泥回憶老師聞一多：他每次上課的時候學生很多，除了本系的以外，外系的、甚至是外校的都來聽，窗外窗里都站滿了人，除了座位以外。
　　
　　 有時講得興緻盎然，聞一多會把時間延長下去，直到月光灑滿校園的時候，才帶著清涼的露水回到他的新南院住宅。
　　
　　 聞一多先生在西南聯大開設了「詩經」、「楚辭」、「周易」、「爾雅」等近10門課。「詩經」和「唐詩」最受學生歡迎。他講課極為生動，介紹詩歌的時代背景如述自己的親身經歷，介紹詩人生平如講自己熟識朋友的趣事逸聞，分析內容形式又如詩人在談自己的創作體會。
　　
　　 聞一多講唐詩是聯大叫座的課。如果說朱自清沉靜似水，聞一多則熱烈如火。他原來就是詩人，對唐詩的理解，其見解和感受有別於其他學者。聞一多最讚賞五言絕句，認為五言絕句是唐詩中的精品，二十個字就是二十個仙人，容不得一個濫竽充數。汪曾祺說：「能夠像聞一多先生那樣講唐詩的，並世無第二人。因為聞先生既是詩人，又是畫家，而且對西方美術十分了解，因此能將詩與畫聯繫起來講解，給學生開闢了一個新境界。」他講唐詩，不蹈襲前人一語。講晚唐詩和後期印象派的畫一起講，特別講到「點畫派」。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聞一多當為第一人。
　　
　　 1939年5月25日，聞一多講《詩經•採薇》，他說：「『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千古名句，寫出士兵戰時的痛苦，達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講時還摸著抗戰開始時留下的鬍子，流露出無限的感慨。
　　
　　 聞一多講《古代神話與傳說》吸引了工學院的學生，他們穿過昆明城，從拓東路趕來聽，昆中北院大教室里裡外外都是人。他把自己在整張毛邊紙上手繪的伏羲女媧圖釘在黑板上，相當繁瑣的考證，講得有聲有色，非常吸引人。
　　
　　 聞一多西南聯大的學生李凌後來回憶，聞一多講《楚辭》有一個特點，他往往等天黑下來的黃昏，在教室之外，點個香爐，拿個煙斗，然後開始念《楚辭》的名句。《楚辭》很複雜，但句子很優雅。每逢講一些悲痛的詞句時，學過戲劇的聞一多總能朗誦得特別感人。而且因為聞一多每次講課都有新的內容，所以很多人趕著來旁聽，儘管這樣沒有學分。
　　
　　 聞一多特別欣賞初唐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在他的《宮體詩的自贖》一文中，曾把這首詩評價為「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這首詩有濃厚的唯美傾向，卻帶有幾分人生幻滅、虛無頹唐的意味。讓我們看到他作為民主鬥士金剛怒目的另外一面。何兆武認為：「聞先生的思想主潮早年和晚年是一以貫之的，本質上還是個詩人，對美有特別的感受，而且從始到終是一包熱情，一生未曾改變過。」
　　
　　 唐詩中有這樣空靈唯美的詩意，有人生幻滅的虛無感，更重要的是，唐詩中的人間疾苦更能引起聞一多的感觸。聞一多經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學們說起這樣的事情，說完以後就講唐詩，講杜甫的三吏三別。他憤怒地說：「為什麼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國的事還是這樣悲慘，比那時候還不如？」李凌和他們同學還因此有這樣一個作業「給蔣委員長的一封公開信」，令李凌記憶深刻。
　　
　　 聞一多的課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學識淵博，見解獨到，分析精闢；另一方面則是他的人格魅力，疾惡如仇，詩人和鬥士的雙重身份，像磁石一樣吸引著年輕學子。聞一多在思想轉變之前，還有濃厚的名士派頭。他在清華大學講楚辭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方稱名士」。他上課，抽煙。上他的課的學生，也抽。
　　
　　 聞一多有一次給學生上課，他走上講台，先在黑板上寫了一道算術題：2＋5＝？學生們疑惑不解。然而聞先生卻執意要問：2＋5＝？同學們於是回答：「等於7嘛！」聞先生說：「不錯。在數學領域裡2＋5＝7，這是天經地義的顛撲不破的。但是，在藝術領域裡，2＋5＝10000也是可能的。」他拿出一幅題為《萬里馳騁》的圖畫叫學生們欣賞，只見畫面上突出地畫了兩匹奔馬，在這兩匹奔馬後面，又錯落有致、大小不一地畫了五匹馬，這五匹馬後面便是許多影影綽綽的黑點點了。聞先生指著畫說：「從整個畫面的形象看，只有前後七匹馬，然而，凡是看過這幅畫的人，都會感到這裡有萬馬奔騰，這難道不是2＋5＝10000嗎？」
　　
　　 聞一多在聯大中文系講楚辭、古代神話和唐詩三門課。聞上課有一個特點：可以抽煙。老師抽，學生也可以抽，而下面的抽煙的學生。汪曾祺對聞一多教的古代神話課，評價是非常「叫座」，因為聞講這門課「圖文並茂」，他用整張的毛邊紙畫出伏羲、女媧的各種畫像，用按釘釘在黑板上，口講指畫，有聲有色，條理嚴密，文采斐然。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因此，不單是聯大中文系、文學院的學生爭著聽這門課，就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學生也趕來聽。當時工學院與文學院一個在城東，一個在城西，聽聞先生講課，工學院的學生要穿越整整一座昆明城，但是他們也覺得值。
　　
　　 汪曾祺對聞一多講的課印象最深的是唐詩，他不止一次說，能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現世無第二人。因為聞既是詩人又是畫家，而且對西方美術也十分了解，因此能夠將詩與畫聯繫起來講解，給學生開闢了一個新境界。汪說聞講晚唐詩人時，把晚唐詩與西方後期印象派的畫聯繫起來；講李賀，同時還講到印象派里的pointillism(點畫法)，說點畫看起來只是不同顏色的點，這些點似乎不相連屬，但凝視之，則可感到點與點之間的內在聯繫。汪對聞的這門課可以說是「深有體會」，因為他也是對文學和美術都感興趣的一個人。聯大中文系讀書報告不重抄書，而重有無獨創性的見解。有的可以說是怪論。有一個學生交了一篇關於李賀詩歌的閱讀報告（汪曾祺代作）給聞一多，說別人的詩都是在白底子上畫畫，李賀的詩是在黑底子上畫畫，所以顏色特別濃烈，大為聞一多激賞，聞一多評價說：「比汪曾祺寫得還要好!」
　　
　　 有學生為撰寫論文而請教聞一多。聞一多說：「我勸青年朋友們暫且不要談創作，先讀20年書再說。」
　　

從藝
　　
　　 聞一多擅書畫。「七七」事變后，從長沙到昆明全程3300多里，有的教授開始寫日記，而聞一多卻拿起了畫筆，在歷時68天的跋涉中，沿途畫了50多張寫生畫，同時還蓄下了一把鬍鬚。
　　
　　 聞一多先生在寫作大量振聾發聵的新詩之餘，對篆刻藝術也鍾情有加。1927年夏，在致饒孟侃的信中，他以幽默風趣、輕鬆活潑的比喻，表達了自己對篆刻藝術的熱愛之情。信文如下：「繪畫本是我的原配夫人，海外歸來，逡巡兩載，髮妻背世，詩升正室。最近又置了一個妙齡的姬人――篆刻是也。似玉精神，如花面貌，亮能籠擅專房，遂使詩夫人頓興棄扇之悲。」
　　
　　 1944年，聞一多給華羅庚刻印一方，邊款為：「頑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戰前，不值兩角。」

困頓
　　
　　 抗戰爆發后，貨幣貶值，物價飛漲，聞一多一家的生活水平從此一落千丈。無奈之下，他只能賣書。到後來就把自己最心愛而且最必須用的幾本書給賣掉了。聞一多賣書的時候想，我只賣給學校清華圖書館，等到將來我有錢我還能收回來。賣完了之後他對夫人說，教書的賣書，心裡好難過哦。
　　
　　 聞一多學美術出身，早年搞過篆刻，加上對古文字很有研究，朱自清等好友建議他掛牌刻圖章。聞一多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戲稱自己為「手工業勞動者」。 而一家八口的收入，三分之二就靠聞一多刻圖章。吳晗曾說：沒有章子來的時候著急，家裡人吃飯成問題：有章子來的時候也著急，那麼多章子來了一下子刻不出來人家顧客不答應。
　　
　　 昆明接近象牙產區，欣賞和收藏牙章當時頗為盛行。有幾位老朋友知道聞一多擅長篆刻，出了個主意，鼓勵他公開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業餘從事，不致影響教研工作，也可藉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文曰：
　　 秦鉥漢印，攻金切玉之流長；殷契周銘，古文奇字之源遠。是非博雅君子，難率爾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點畫而成趣。
　　 浠水聞一多教授，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於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斲輪老手，積習未除，佔畢餘閒，游心佳凍。惟是溫黁古澤，僅激賞於知交；何當琬琰名章，共榷揚於藝苑。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其學。爰綴短言為引，公定薄潤於後。
　　
　　 聞一多治印的潤資，明碼標出，剛開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託青雲街、正義路幾家筆店收轉。《潤例》貼出后，昆明城為之轟動，來求其刻印者絡繹不絕。
　　
　　 曾有一次，聞一多的兒子聞立鶴不滿父親掛牌治印，怒氣沖沖地責問聞一多這是不是發國難財，聞一多聽了沒有生氣，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說了一句：「立鶴，你這話我將一輩子記著。」
　　
　　　　聞一多通過治印，緩解了家庭的經濟壓力。1946年2月，聞一多在一封家書中這樣寫道：「弟之經濟情況，更不堪問。兩年前時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乃開始在中學兼課，猶復不敷，經友人慫恿，乃掛牌刻圖章以資彌補。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賴此道。」
　　
　　 聞一多一家剛在昆明福壽巷三號住下來，還不到一個月，就遇到了日寇飛機轟炸。據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聞一多之孫聞黎明的文章：1938年9月28日，昆明第一次遭到轟炸。我父親與伯父正在小學讀書，家裡讓保姆去接他們，沒料到一去不回。祖父十分著急，自己也跑去接孩子，到了學校才知道，學校已經組織學生走了。回來的路上，飛機來了，祖父站在屋檐下，結果一片瓦片墜落，以致頭部受傷。為了防空，祖父曾與馮至以及叔祖父聞家駟全家住在一間山洞裡。一次空襲中，一顆炸彈落在洞旁，幸而沒有爆炸。一旦炸彈爆炸，山洞傾塌，難免將人埋在裡面。有這次僥倖逃生的經歷，全家搬到昆明城外，與華羅庚同居一屋。環境非常簡陋。兩家只隔一塊布簾。華羅庚就在這裡寫出了《對數論》。直到1939年8月清華恢復文科研究所，祖父再次帶領家人遷居。
　　
　　 聞黎明文中提到的聞一多華羅庚兩家同居一室是在陳家營時期，兩家共14口人，在一間陰濕的、只有16平方米的偏廂房裡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人均佔有空間不足1.2平方米。聞一多一家住屋子東頭，華羅庚一家住屋子西頭，兩家中間掛一塊碎花布相隔，原想互不打擾，可半夜華羅庚的小兒子尿床，可以一直濕到聞一多家這半邊。雨天到來的時候，兩家孩子一起把臉盆、漱口缸、飯碗、尿罐集中起來，抵擋雨漏。華羅庚先生寫了一首七言小詩，真實描繪了他們在陳家營那段時間的生活狀態：掛布分屋共容膝，豈止兩家共坎坷，布東考古布西算，專業不同心同仇！

殉難
　　
　　 中國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為聞一多同志復遭暗殺緊急聲明中關於聞一多先生的遇難這樣說：七月十五日，本同盟支部假府甬道十四號民主周刊社為李公朴同志之被暗殺事招待新聞記者。會後聞一多同志偕其長公子聞立鶴於五時四十分離民主周刊社，回返西倉坡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職員宿舍，約五分鐘后南行於宿舍門口，即被暗伏之特務暴徒若干包圍狙擊，聞一多同志頭部胸部滿是彈孔，血肉模糊，左腕並被打折，當場殞命；其長公子胸部中三彈，左右腿各中一彈，一腿亦已折斷，生命危殆。李聞兩同志慘案連續發生，相隔不及四日，而聞一多及其長公子之被刺，時間更在白晝，地點則為通衢，兇手達數人之多；並聞事先附近居民，即得暗示關門閉戶，而行刺之後，暴徒復能揚長而去，無警憲追緝，此顯系有組織有計劃的政治暗殺行為，已毫無分辯之餘地。
　　
　　 據聞一多長女聞名回憶，那一段時間昆明的白色恐怖簡直言語無法形容。有一個女特務，她直接來到聞家，穿著一個灰的長袍，菜綠色的臉，長指甲。她拿著一本聖經，利用聖經來威脅聞一多。她說主說的怎麼怎麼的，聞一多你還不改悔，你的「多」字是兩個「夕」字，你再不改悔你命在旦夕了。她還帶來一封恐嚇信，直接闖到聞一多的窗前，在那兒大叫大罵。
　　
　　 7月11日，西南聯大最後一批複員的學生離開了昆明。國民黨特務當晚就殺害了李公朴。被暗殺以後當天晚上聞一多就要去，家裡人叫他不要去，怕晚上出事情。結果第二天五點天還不亮他就去了，去的時候李公僕已經死了，他撫屍慟哭。
　　
　　 7月15日，昆明學聯以治喪委員會的名義在雲大至公堂召開「李公朴遇難經過」報告會，聞一多獲知李公朴夫人張曼筠要作報告的消息，亦要參加大會。聞一多夫人高貞與其他人一再勸阻，他斷然說：「這怎麼行，李先生屍骨未寒，我們做朋友的都不出席，怎麼對得起死者！如果因為反動派的一槍就畏縮不前，以後還有誰願意參加愛國民主運動？李先生明天就要火葬了，這是一個重要的群眾大會，我可以不發言但一定要去。」大家拗不過他只好作罷。
　　
　　 7月15日，在李公朴殉難經過的報告會上，發言的李公朴夫人泣不成聲，混進場內的特務趁機起鬨怪叫。這時，聞一多再也忍不住了，他上前扶起李夫人坐下，怒目注視著起鬨的特務，說道：「特務們，站出來！你們還有幾天了！我們不怕！我們不怕犧牲！」
　　
　　 在大會上，本來再三約定不發言的聞一多，站起后即席作了著名的也是最後的一次講演。聞一多說：我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不準備跨回來了！我們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人站起來！
　　
　　 在聞一多講演的時候，那個女特務也來了，她扔下一封信，說是給聞一多父子的，並說是你們命在旦夕了。
　　
　　 當聞一多在學生的簇擁下，從報告會上回到西倉坡的家時，家人緊緊懸著的心才落回原地。
　　
　　 聞一多長女聞名回憶：他（聞一多）回來以後的第一句話說，你媽媽呢，你看我回來了，放心了吧。完了就把拐杖往門上一掛，就是表現得非常的鎮定。恐嚇信也給他看了，看了以後一揉就扔到紙簍里去了，他照樣干他的。
　　
　　 下午一點，聞一多要到「民主周刊社」參加記者招待會。家人是無法勸阻他的，由長子聞立鶴護送父親出門。往日還算熱鬧的西倉坡，此時變得寂靜無人。
　　
　　 下午五點，聞立鶴到「民主周刊社」的門口去接父親。街上依然行人稀少。民主周刊社離聞一多的家只有200多米，拐過一個丁字型的路口就到了。父子倆拿著一份報紙邊走邊看。離家只有十幾步的距離了，西南聯大宿舍院的大門近在咫尺，父子倆都暗暗的鬆了一口氣。
　　
　　 聞名回憶當時的情形：那時候小孩嘛，我們就為了調節一下自己，放鬆一下自己的心情，我就跑到隔壁去，陳達教授家裡跟他的小孩玩撲克。我母親呢就拿著個毛衣在那大院子里走來走去，其實誰也心不在焉。就是正在這個時候，下午五點鐘的時候，一陣槍響，十幾聲了我們都聽到。一聽到槍響我們都明白了，全都往外跑，我母親她踉踉蹌蹌就跑啊，她身體心臟本來就挺弱的，心臟病。我一邊跑一邊覺得腿就直往下跪。因為明知道是他們，那個時候正好我大哥去接，我母親不放心，讓我大哥去接他去了。果真出門一看，他們父子兩個一橫一豎倒在血泊里。
　　
　　 聞一多頭部中了三槍，胸部、左腕也被擊中。聞一多倒下的時候，年僅47歲……

悼念
　　
　　 1946年7月21日，西南聯大校友會召開一多先生追悼會，朱自清出席並講了話。他一開頭便憤激地說：聞一多先生在昆明慘遭暗殺，激起全國的悲憤。這是民主主義運動的大損失，又是中國學術的大損失。
　　
　　 接著，他詳細地敘說了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巨大貢獻。首先告訴人們，聞一多是中國抗戰前「唯一的愛國新詩人」，「也是創造詩的新格律的人」，「他創造自己的詩的語言，並且創造自己的散文的語言」。又詳盡地介紹聞一多對神話、《楚辭》、《周易》、《詩經》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強調聞一多在學術上的偉大功績，目的就在告訴人們國民黨反動派殘殺了一個多麼有價值的學者，摧殘了中國學術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們對敵人更大的憤恨。最後他悲憤地說：他有著強大的生命力，常跟我們說要活到80歲，現在還不滿48歲，竟慘死在那卑鄙惡毒的槍下！有個學生曾瞻仰他的遺體，見他「遍身血跡，雙手抱頭，全身痙攣」。唉！他是不甘心的，我們也是不甘心的！
　　
　　 朱自清暗下決心，一定要把聞一多的全部遺著整理出版，這是對敵鬥爭的一種方法。他在給學生王瑤寫信說：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憤。其遺稿擬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編成，設法付印。后編成《聞一多全集》四卷。
　　
　　 朱自清曾寫詩歌頌聞一多：你是一團火，照徹了深淵；指示著青年，失望中抓住自我。你是一團火，照明了古代；歌舞和競賽，有力猛如虎。你是一團火，照亮了魔鬼；燒毀了自己！遺燼里爆出個新中國！
　　

婚戀
　　
　　 聞一多的婚姻是由父母包辦。他和夫人高真本是親戚。聞一多稱高真的母親為十姨媽，稱高真的舅舅為九舅，幼時還常到九舅家去玩耍。高真原名高孝貞，在家大排行第七，聞一多稱她七妹。聞一多行十一，高真叫他哥。
　　
　　 高家也是一個大族，高家的先祖在明朝時立有戰功，曾受到皇帝的召見和獎賞。高家的後代一直保存著一面秦朝銅鏡，據說就是當年皇帝賜予的寶物之一。這個家族內，每逢過年都要張燈結綵，掛上祖先的業績以激勵子孫。高真的祖父做過知州、同知等，據說還做過道台。高真的父親高承烈(字敬伯)早年就學於京師法政學堂，曾任廣東饒平縣知縣，綏遠懇務局坐辦，安徽蚌埠船舶事務局局長，安徽高等法院推事等職。他為官清正廉明，辦案時別人送來的金首飾和衣料等，他都退了回去，只留下萬民傘。在官場多年，自己卻一點積蓄沒有。因此，當他四十多歲就不幸患上肺結核，不得不告退時，家境也就隨之敗落了。高承烈常年在外，見識較廣，思想也比較開明。他主張女孩子進學堂，不纏足；還親自出資送胞弟去日本留學。
　　
　　 聞家和高家是門當戶對，但高真的母親最初是不願意將愛女給過去的，她說堂姐嚴厲，怕女兒將來受不了。高承烈喜歡聞一多，在和聞家的交往中，早就看上了這個孩子的聰明才智，回家來總誇獎他，特別是誇他文章和字寫得好。他對外祖母說：「我就是喜愛他！婆婆嘛，管他呢，跟婆婆才多少年？將來還是跟丈夫的時間長！」就這樣，由高承烈夫人的一位表弟——聞一多夫婦的五舅做媒人，兩家定下了這門姨表親。那時聞一多才八九歲，高真比他小四歲。
　　
　　 按照封建習俗，定了親的男女孩子在結婚以前是不能見面的。然而聞一多呵高真卻有過一面之緣。這次見面給他們倆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真曾對女兒聞銘談及此事：「那天，我正在九舅家的堂屋裡，同幾個姐妹圍著桌子玩。忽然進來了一個男孩，舅媽一見，趕快過來拉著我就跑。那孩子就是你爸爸！在舊社會，女孩子過門以前是不讓和未婚夫見面的。我那時只有六、七歲大，哪裡懂得這些？」聞銘問母親，還記得父親那時穿的什麼嗎？她說：「棉袍馬褂，戴一頂瓜皮帽。」過了一會兒，她笑道：「後來結婚時，你爸還和我開玩笑：『你那時為什麼事要跑走啊？』」
　　
　　 1922年，聞一多清華畢業出國前夕，接到了父親要求他寒假返鄉去完婚的信，他極其苦惱。作為一個五四青年，一個激情滿懷、熱情浪漫的詩人，聞一多嚮往的是自由戀愛，憧憬的是那「最高、最真」的情感。他在《評本學年〈周刊〉里的新詩》一文中曾寫道：「嚴格說來，只有男女間戀愛的情感，是最熱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對於父母給自己訂下的這門娃娃親，他一直不願意去想，也沒有時間去多想。於是他拒絕了父親的要求。但聞父擔心兒子出洋後會變心，執意要在行前給他完婚。為了說服兒子，他讓當時同在清華讀書的侄子聞亦傳——聞一多的八哥來開導弟弟。最後聞一多禁不住家人們的苦口婆心，答應了婚事。不過，他提出了三個條件：第一，不祭祖；第二，不行跪拜禮，不叩頭；第三，不鬧新房。對此，聞家做出了妥協，說：三條全可以答應。你不祭祖，我們祭；跪拜禮可以不行，改為鞠躬；對新娘要鬧一下，但不過火。
　　
　　 婚期訂下后，而父親卻為此痛苦不已，夜難成眠。寒假前，他懷著沉重陰鬱的心情回到了家鄉。望天湖旁的聞家大院喜氣洋洋，上上下下一片忙碌，親人們正熱切地等待著他歸來。聞一多卻愈發感到窒悶，滿腔的苦楚只能在詩中傾吐。婚前一周，他寫下了那首滿載愁苦的《十一年一月二日作》：「……本是為滋養些嬉笑的花兒的，如今卻長滿了愁苦的荊棘——他的根已將你的心越捆越緊，越纏越密……」
　　
　　 聞一多本是一個執著的藝術追尋者，「相信藝術能提高、加深、養醇、變美我們的生命的質料」。在現在他也要借藝術「魔力」的作用給自己的生活注入「快樂與同情」，化解愁苦與憂煩。於是，在婚期之前好些天，他開始和十四弟(聞一多的堂弟)聞鈞天一起動手裝飾自己的新房。聞鈞天也是個繪畫迷。兩個年輕的「美術家」在新打的紅漆傢具上精心繪製了金色的圖案。高真曾聽家裡人說，兩人下了好大工夫，房裡的櫥、櫃和新床床架上的圖案，全是他們親手畫的。聞一多在結婚的頭一天晚上，把小侄子們全都叫來，大家在「藝術宮」里，盤腿坐在床上聊天，說說笑笑，興緻勃勃。當晚，就都橫七豎八地在新床上睡了一個通宵。
　　
　　 他準備婚禮的過程里他不肯理髮不肯洗澡不肯接新娘，躲在書房裡給梁實秋寫信：「我此生只肯以詩為妻以畫為子」。 結婚那一天，一早起來他又鑽進書房看書，家裡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給他理了發，洗了澡，換了衣服，但一轉眼他又不見了。當外面鼓樂齊鳴，鞭炮震天，迎新的花轎已抬著新娘回來時，卻到處找不到新郎，原來他又鑽到書房看書了。大家七手八腳，連推帶拉，才把他擁到前廳舉行了婚禮。結完婚，他也像很多人一樣迅速地逃離了令自己沮喪和絕望的婚姻生活，他回到清華大學。
　　
　　 蜜月期間，聞一多對新娘子很冷淡，倒是熱心於詩的研究，最後完成了一篇洋洋兩萬餘字的論文《律詩的研究》。他對婚姻的不滿也並未因結婚而消減。從老家回清華以後，他於1922年5月7日寫信給弟弟家駟，痛說自己的不幸：「大家庭之外，我現在又將有了一個小家庭。我一想起，我便為之切齒髮指!我不肯結婚，逼迫我結婚，不肯養子，逼迫我養子……宋詩人林和靖以梅為妻，以鶴為子，我將以詩為妻，以畫為子……家庭是一把鐵鏈，捆著我的手，捆著我的腳，捆著我的喉嚨，還捆著我的腦筋；我不把他擺脫了，撞碎了，我將永遠沒有自由，永遠沒有生命!……我知道環境已迫得我發狂了；我這一生完了。我只作一個顛顛倒倒的瘋詩人罷了!世界還有什麼留戀的?活一天算一天罷了!……」
　　
　　 聞一多對於這門親事極其不滿，但詩人的怨憤發泄完了，叛逆的情緒宣洩夠了，他還是尊重禮法，服膺傳統，僅以「必須改造他那鄉間的新婚妻子」，作為他不得不維繫這樁非甘心情願婚姻的條件。蜜月過後，高孝貞按習俗回娘家，聞一多於回校途經武昌時，專門寫信給父母，要求讓她早日回來讀書。信中說：「我此次歸娶，純以恐為兩大人增憂。我自揣此舉，誠為一大犧牲。然為我大人犧牲，是我應當並且心愿的。如今我所敢求於兩大人者，只此讓我婦早歸求學一事耳!大人愛子心切，當不致藐視此請也。……如兩大人必固執俗見，我敢冒不孝之名，謂兩大人為麻木不仁也。」在他的懇求下，聞的父母後來送高孝貞進入武昌女子職業學校。1922夏聞一多赴美后，繼續關心妻子的學習情況，寫家信時經常詢問和叮囑，而且從精神上鼓勵妻子要有志氣，努力成為一個有學問有本事的人。在一封家信中，他舉美國著名女詩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為例，說明「女人並不是不能造大學問、大本事，我們美術學院的教員多半是女人。女人並不弱似男人。外國女人是這樣，中國女人何嘗不是這樣呢?」

剛過一個月，1923年1月21日，聞一多在讀了郭沫若的《未央》后，寫信給好友梁實秋說：「不消說得你是比我幸福的，便連沫若，他有安娜夫人，也比我幸福些。……哦!我真不願再講到女人了啊!實秋啊!我只好痛哭!……實秋!情的生活已經完了，不用提了。以後我只想在智的方面求補足。我說我以後在藝術中消磨我的生活。……現在的一多已經燭滅筆枯不堪設想了。」
　　
　　 後來，高真來到北平，她對丈夫的照顧熱情主動，家務之餘和丈夫一起讀讀唐詩，逗逗女兒，生活自有一番樂趣。夫妻恩愛親密，進入了婚後戀愛的佳境。1926年7月，因時局變化，人事糾紛等關係，聞一多離開藝專，攜家眷離開北平回到浠水。此後他在上海、南京、武漢、青島等地任教，和妻子時聚時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華，才過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後，他們長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個兒子(立鶴、立雕、立鵬)和兩個女兒(聞名、聞惠羽)。聞一多當時的薪水不菲，住房寬敞，環境幽美，他決心好好教書和研究學問。每周六晚上常帶上全家去禮堂看電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頤和園，或游北海、故宮和動物園，家庭中充滿了幸福溫馨的氣氛。
　　
　　 盧溝橋事變時，高真回鄉探親，炮聲一響，把他們一家分隔兩地，高真很著急，一封接一封的加急電報，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帶孩子們回武漢。聞一多在北平也焦急萬分，心亂如麻的時候，他拿起筆來，於7月15、16、17日接連給妻子寫信，傾吐在危難時刻對妻子的思念和摯愛：「這時他們都出去了，我一個人在屋裡，靜極了，我在想你，我親愛的妻。我不曉得我是這樣無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樣。我什麼也不能做。前回我罵一個學生為戀愛問題讀書不努力，今 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樣。這幾天憂國憂家，然而心裡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邊。親愛的，我不怕死，只要我倆死在一起。」足見他對妻子的深情。
　　
　　 後來，高真帶著孩子隨聞一多的弟弟聞家駟一家從武漢到昆明，聞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趕緊寫了一封信，寄到貴陽朋友處請代轉給高孝貞，信中說：「……這些時一想到你們，就心驚肉跳，現在總算離開了危險地帶，我心裡稍安一點。但一想到你們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來想去，真對不住你，向來沒有同你出過遠門，這回又給我逃脫了，如何叫你不恨我?過去的事無法挽救，從今以後，我一定要專心事奉你，做你的奴僕。只要你不氣我，我什麼事都願替你做，好不好?」
　　
　　 高真跟隨聞一多歷經苦難。為了躲避日機空襲，聞一多在雲南八年，先後搬家八次。作為主婦的高真，帶著一大群孩子，擔驚受怕，辛苦操勞，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對家庭生活最經常最巨大的威脅還是物價不斷飛漲。聞一多要養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經常在半斷炊的威脅中度日。飯碗里半月不見一點葷腥，糧食不夠，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幫。豆腐被稱為白肉，偶爾吃上一點，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營住時，村：外有一條小河，高真常帶著孩子下河撈點小魚小蝦。後來她還開了點荒地，種上蔬菜。1940年冬天，書籍衣物典賣已盡，聞一多無奈，脫下自己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賣行寄賣，結果自己凍得發了高燒。高真又心疼又著急，流著眼淚讓大兒子連夜從郊外趕進城，把大衣贖了回來。
　　
　　 越是艱難的歲月越見真情，聞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堅牢了。住在郊外的幾年，聞一多一般每周進城到學校上課兩天，頭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來。附近雖有馬車，但為節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來那天，高真早早就把家務安排好，飯菜準備好，然後帶著孩子們到村邊等候。聞一多一出現，孩子們就飛快投入父親的懷抱，你搶書包，我抓手杖，好不高興。聞一多一邊回答孩子們的提問，一邊給妻子講路上所見和城中新聞。晚上，或教孩子們背唐詩，或講屈原的故事，其樂融融。
　　
　　 聞一多沒有什麼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歡喝茶、抽煙。隨著物價暴漲，聞一多決心戒煙，高真知道后，堅決不答應。她對丈夫說：「你一天那麼辛苦勞累，別的沒有什麼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煙這點嗜好。為什麼那麼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難也要把你的煙茶錢省出來。」這席話像一股暖流，聞一多聽了，心裡熱乎乎的。此後，茶雖沒有戒，但降低了檔次；煙則不僅降低檔次，而且改變了品種和形式。聞一多過去抽的是紙煙，為了節省開支，曾試抽用煙葉捲成的捲煙和旱煙，但都因煙性太烈，抽起來嗆嗓子，咳嗽。高真看著心疼，便在農村集市上購買了一些嫩煙葉，噴上酒和糖水，切成煙絲，再滴幾滴香油，耐心地在溫火上略加干炒，製成一種色美味香的煙絲。聞一多把它裝在煙斗里，試抽幾口非常滿意，讚不絕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紹：「這是內人親手為我炮製的，味道相當不錯啊!」
　　
　　 抗戰期間，聞一多從一個著名的詩人、學者，逐步發展成為愛國民主運動奔走呼號的民主鬥士，並於1944年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對此，妻子給了他最大的支持。
　　
　　 為了解決生活上的困難，在朋友們的推動下，聞一多從1944年上半年起，重操鐵筆，掛牌治印。1945年10月，蔣介石發動昆明事變，把原雲南省主席龍雲搞下台，派來自己的爪牙李宗黃。12月1日，李和關麟征、邱清泉等指使幾百個特務、打手進攻西南聯大等校，毆打、殺害要求民主、反對內戰的愛國學生，當場殺死潘琰等四人，打傷數十人。正是這個劊子手李宗黃，附庸風雅，慕聞一多之名，託人送來一枚圖章，並附上豐厚的潤資，請聞一多為他治印，聞一多斷然拒絕。高真也說：「餓死也不要這幾個臭錢!」夫妻都表現出崇高的氣節。
　　
　　 聞一多越來越受青年學生的擁護和愛戴，因而，聞家每天從早到晚都有客人，川流不息。有的請他去講演或寫文章，有的向他請教，有的來和他商量鬥爭的部署。對所有這些客人，高真都熱情接待，特別是對青年同學，就像對自己的子女一樣。很多學生都住進聞家。
　　
　　 由於聞一多的才學和聲望，他在當時昆明的愛國民主運動中起著重大的作用。許多會議和活動由他發起，許多重要文件由他執筆或審定。那時昆明沒有公共汽車，私人沒有電話，通知開會或為文件徵集簽名，都要靠跑腿。有時聞一多跑不過來，高真就來分擔，挨家挨戶跑遍了同志們的家。
　　
　　 1946年3月，聞一多家附近布滿特務，還揚言要花40萬元買聞一多的頭……總之，氣氛十分恐怖。中共地下組織和朋友都勸聞一多早走；學生們請他一道走，以便大家掩護他；美國加州大學還曾以優厚的條件請他去講學，但是他都婉拒了。理由是：我不能離開苦難的人民，昆明還有許多工作等著我做。在作出這些重大決定前，聞一多都和妻子認真商量過。高真深明大義。表示堅決支持。
　　
　　 李公朴被暗殺后，從內線傳來可靠的消息：黑名單里的第二名就是聞一多！但聞一多以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堅持鬥爭。高真擔心到了極點，含著眼淚勸丈夫不要再往外跑了。當她聽到丈夫「事已至此，我不出則諸事停頓，何以對死者」的回答時，又覺得丈夫講得很有道理，再也說不出一句勸阻的話來，只求丈夫多加小心。
　　
　　 7月15日下午，聞一多就在自己家的大門外被特務暗殺。高真奔出大門，撲向丈夫，身上沾滿了丈夫鮮血。她一時想死，但霎時間又醒過來：「不，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孩子們需要我，一多的仇一定要報！」
　　
　　 高真繼承了丈夫的遺志。1947年她帶著孩子們幾經周折回到北平，在組織和朋友們的幫助下，住進什剎海附近的百米斜街。她利用這個比較隱蔽的環境，使自己的家成為中共的一個秘密聯絡點。聞一多的侄子聞黎智當時擔任中共平津地區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他和妻子魏克就以這裡為基地，開展革命工作。高真多方掩護和配合。這裡還成為蔣管區進步青年前往解放區的一個中轉站。掌握這個關係的是吳晗。吳晗常介紹青年住在這裡，一批又一批，有的一住就是十多天。高真對他們都像家人一樣，熱茶熱飯，問寒問暖，直到護送人來接走。1948年3月，高真帶著孩子奔向解放區，被選為華北人民代表。新中國成立后，她先後擔任河北省及全國政協委員，1983年11月病逝，享年81歲。骨灰於1996年11月移入同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聞一多墓中。

有人曾說聞一多喜歡過方令孺。1930年8月，應青島大學校長、好友楊振聲的邀請，聞一多和梁實秋一起去青島大學任教。梁任外文系主任，聞任中文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聞一多到青島后不久，就把妻小送回老家，一人獨居，這一點連好友梁實秋也不理解，不過梁好吃，夫人廚藝絕佳，當然捨不得老婆走。
　　
　　 中文系有位女講師方令孺，教《昭明文選》，又好寫詩，常向聞一多請教。聞一多對她印象很好。當時他們在青島過得很瀟灑。首先由楊振聲提議，每周末聚飲，參加者有聞一多、梁實秋、趙太侔等七位男士。后聞一多提議方令孺加入，湊成酒中八仙之數。據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中回憶，他們酒興甚濃，「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三十斤一壇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後已，薄暮入席，深夜始散。……有一次胡適之先生路過青島，看到我們豁拳豪飲，嚇得把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請求免戰。」
　　
　　 1931年1月，上海《詩刊》發表了聞一多的長詩《奇迹》，徐志摩看了非常興奮，說聞一多是「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他寫信給梁實秋說，此詩是他幫聞一多擠出來的。原來，自從1928年《死水》詩集出版之後，聞一多很久沒有寫詩，好像悄然從詩壇引退。徐志摩很著急，常去信催。現在《奇迹》出來了，他便以為是自己的「神通之效」
　　
　　 梁實秋後來在《談聞一多》中說：「志摩誤會了，以為這首詩是他擠出來的……實際是一多在這個時候在感情上吹起了一點漣漪，情形並不太嚴重，因為在情感剛剛生出一個蓓蕾的時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內心裡當然是有一番折騰，寫出詩來仍然是那樣的迴腸盪氣。」有人推測，這「一點漣漪」，大概是指聞一多與方令孺之間的關係。
　　
　　 《奇迹》一詩，採用了象徵主義的手法，因而詩中的「奇迹「究竟指什麼：是真理還是理想?是美還是愛?曾引起過種種的揣測和聯想。這是一首有48行的長詩。作者描述自己一直在「等著，不管等到多少輪迴以後——」終於，「奇迹」出現了!「我聽見閶閹的戶樞砉然一響，傳來一甩衣裙的絆縩，那便是奇迹——半啟的金扉中，一個戴著圓光的你!」
　　
　　 聞一多和方令孺的來往，引起了一些流言，聞一多也覺察到了。1932年春，他把妻子和孩子接來青島，流言不辟自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