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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要哭，看看幕後的黑手是誰；邪惡帝國-美國
誰是反華暴行的真正的教唆犯？
今年五月以來發生在印尼的迫害華人的暴行的一些零星內幕終於被揭露於世人眼前。我們已經知道：帶頭搶劫、放火和強姦婦女的暴徒是乘著卡車而來、帶著軍人特徵、施暴動作熟練的一夥顯然有組織、有部署的強盜；當騷亂的人群在帶頭搶劫的暴徒的教唆下進入商店搶劫時，商店的卻被鎖了起來，同時燒起了大火，有上千人因無法逃脫而被燒死；騷亂髮生的３０個小時內，軍隊和警察失蹤了，在一些地方，駐守的軍警在暴動前數小時接獲指示撤走，等等。日前，印尼所謂聯合實情調查委員會就五月騷亂傳訊雅加達特區省長和雅加達軍區前司令的記錄被盜。在證詞中，該省長承認騷亂是有組織的、是有人煽動的；前司令則證實，參與騷亂的一些人來自雅加達以外的地方。
一切證據都表明：這場暴亂是一起由印尼軍方插手.縱的、繼承了印尼三十二年來的白色恐怖傳統的國家恐怖主義性質的事件，目的在於把水攪混，轉移公眾注意力，並以動亂作為談判的法碼。很多人的分析都指出：這場暴亂的策劃和印尼政治高層內部的鬥爭密切相關，特別是：蘇哈托的女婿、前特種部隊和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現任參謀與指揮學院院長普拉博沃企圖借製造混亂，給印尼武裝部隊總司令韋蘭托造成難局，同時造成蘇哈托鎮壓民眾反叛的借口。然而，對陰謀的分析也大都止步於此。
另外，我們在西方主流媒體上也看到了一個令人回味的現象：一方面借報道華人受迫害事件，把佔印尼人口3%的六百至七百萬華人作為一個整體渲染為「控制了印尼經濟的70％」的為富不仁的奸商，而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雅加達的窮人在一夜之間都變成了「暴民」，或是一群殘害華人基督徒的伊斯蘭瘋狂信徒，而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條件強加給印尼的西方國家似乎不僅和這場屠殺無關，而且一個亞洲的「科索沃」的誕生，給了西方又一次插手干預、匡扶正義的機會了。
顯然，印尼事件中，還有一些幕後的勢力在起著主導性作用，而被大多數分析和西方主流媒體所完全遺漏。這個事實，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印尼經濟危機以來的局勢發展，以及考察一下印尼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重要位置，就變得十分令人信服了。
印尼是列強爭奪世界的兵家要地，又是南洋諸國中擁有最強大的武裝力量、反共最堅決的國家。在那裡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美國政府，決不能允許它被聚眾街頭的「人民權力」毀於一旦。印尼除了自身所擁有的巨大數量的石油和其他重要資源之外，它還扼守著聯接東亞－太平洋與中東石油產地的海上運輸線，不僅日本所需的中東石油必須通過馬六甲海峽，而且美國的航空母艦分別部署在東亞大陸沿岸的「大新月」地區－－南朝鮮、日本、台灣海域、菲律賓，和中東、波斯灣地區，它們需要在這兩個地區之間經常地、隨時地穿過這條狹窄的運輸線進行調動。美國從六十年代進行越南戰爭以防止東南亞「多米諾骨牌」，支持蘇哈托三十二年的**統治，很大程度上都是出於這個地區的重大戰略地位。這和美國冷戰後「同時打兩個區域戰爭」的全球軍事部署也有重大關係：實際上，現在美國必須同時應付巴爾幹、海灣和東亞三個潛在的熱點，海外兵力不敷使用，尼米茲號需要隨時通過馬六甲海峽對中東或東亞進行機動增援。失去印尼，剛剛贏得的海灣戰爭的大半意義可能會隨之消失，美國的全球戰略將遭到一次致命的打擊。
自從去年十月以來，華盛頓加緊了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印尼經濟進行直接控制的部署。這個部署和美國長期以來豢養的**者蘇哈托和他所建立的家族帝國利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危機使印尼財富的價值遭到大規模的貶值和毀滅。
在這塊蛋糕突然劇縮的經濟基礎上，國際壟斷資本與一國官僚買辦資本之間在相互轉嫁危機損失的過程中發生了因實力地位不同而分臟不均的爭鬥，同時又共同面臨著危機的最終承擔者勞動大眾因貧困化乃至斷絕生計而日益奮起的反抗。於是出現了這樣一種複雜交錯的政治鬥爭局面：華盛頓在對蘇哈托施壓同時，開始在印尼的統治層內（首先在軍隊中）尋找新的、更忠實的代理人，一方面它要儘可能多地接管印尼經濟主權，另一方面又要防止人民的不滿情緒和集體行動導致政治體制的瓦解；蘇哈托在抵制貸款條件以保護家族帝國利益和與美國主子妥協以延續自身統治之間尋找平衡；印尼的殺手們和他們的山姆大叔心中都有數，在緊急狀況下他們有一根屢試不爽的殺手鐧，把燒到他們身上的怒火引向印尼華人這隻替罪羊，國際和印尼的統治階級共同在加緊籌備上演一場將階級矛盾轉化為民族仇殺的慘劇；而經濟危機和結構調整帶給下層人民的痛苦，迫使他們要在自發的、鬆散的經濟鬥爭和目標明確、為階級利益而戰的政治鬥爭之間做出選擇。
這就是印尼五月事件爆發前各種矛盾衝突的大致情形。
蘇哈托可算得上是華盛頓所扶植起來的一大批獨夫民賊中有老資格的。三十二年年來，印尼的右翼軍人政權在美國的訓導和資助下，殺人不眨眼，這已眾所周知。美國記者、社會活動家艾倫·奈爾恩所做的最新調查，揭露了有關蘇哈托的軍事系統的情報治安機關和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五角大樓之間密切勾結的鮮為人知的細節（調查結果發表在《民族》雜誌3月30日、6月8日和15日的三期上）。根據奈爾恩的這三份報告，印尼軍方及其情報機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美國國防部和美國駐印尼大使館保持正式的聯絡關係和經常性的高層接觸。
今年一月，印尼軍方頭目預感到一場動搖統治秩序的風暴將要來臨，向外界散發出警告：「印尼軍隊將毫不猶豫地將任何反政府的人切得粉碎。」在做出這番威脅后的一個星期，美國國防部長柯恩訪問印尼，會見了蘇哈托、普拉博沃和其他軍方首領。印尼官員表示，柯恩的訪問是對印尼軍方實行「控制局面」的計劃亮了綠燈。在柯恩離開印尼六天以後，印尼軍方和情治機構開始了大規模的秘密綁架社會活動家、工會人士的行動。參加綁架行動的包括有經美國訓練的、和美國情報系統有正式聯繫的特別部隊。於是，在今年五月暴亂之前，所有有組織能力、有政治見解的活動家都從街頭消失了。
對印尼軍人面授機宜實行國家恐怖主義的美國主子，對印尼的這架屠殺機器的可靠性並不放心，特別是：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條件壓迫蘇哈托放棄其家族壟斷經濟，蘇哈托屢屢拒絕，並在設立貨幣局等問題上和美國主子爭執起來，還祭起「主權」、「尊嚴」、「憲法」等法寶。忘記了自己奴才走狗的本分，就要遭受主人的懲罰。何況美國也隱約感到：蘇哈托這個手中沾滿血債的**者，被民眾抗議的浪潮所捲走的時刻不會太久了。從今年三月起，五角大樓、白宮和美國國務院就開始秘密醞釀導演一場替換走狗的鬧劇。（"UP IN SMOKE: How the IMF''s rescue plan for Indonesia exploded", in BUSINESS WEEK, June 1, 1998 pp.60-66. Allan Nairn, "Uncle Sam''s Indonesian Killers", in THE NATION, March 30, 1998, P.6）
這個情形不能不讓我們想起將半個世紀之前的另一幕場景：國共內戰進入第三個年頭時，蔣介石在軍事上慘遭失敗、政治上眾叛親離、經濟上迅速崩潰，而替蔣介石出錢出槍的美國對他深感失望，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走狗不走』，美國人在生氣」，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向美國國務院提出建議：勸告「不孚眾望」的「蔣委員長退休」，而讓「較有前途的政治領袖李宗仁」，組成一個「沒有共產党參加的共和政府」。李宗仁則向司徒雷登表示：他期待著美國的「 毫不含糊的支持」。於是有了蔣介石被迫下野、演出和談雙簧的一幕。
和半個世紀前的手法幾乎完全一樣，美國對印尼的「危機管理」對策是：尋找新的傀儡、並且「一根線上拴兩個螞蚱」，使傀儡之間互相牽制，以便將出產於美國工廠的結構調整政策和鎮壓民眾抗議的手法在印尼順利實施。
一個螞蚱，就是蘇哈托的女婿、特種部隊的司令普拉博沃。普拉博沃曾在美國喬治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的美國軍事機構進修，和美國軍界有長期密切的關係。這次負責綁架任務的，就是普拉博沃所直接指揮的部隊，和美國情報系統有密切關係。柯恩在今年一月訪問印尼時，特別讚揚了印尼的特種部隊。據透露，去年在美國的支持下，特種部隊從三千名戰鬥人員擴大到四千名，美國國防部為特種部隊提供二十四項「共同聯合交換與訓練計劃」（JCET）和美軍的直升機。
另一個螞蚱，就是同樣受美國欣賞的印尼武裝部隊總司令韋蘭托，他手下的部隊也參加五角大樓的「共同聯合交換與訓練計劃」。今年三月四日，美國太平洋戰區總司令普魯爾在美國國會作證說，美軍正在密切注視「亞洲的不安定跡象」，其中包括「勞工糾紛」。普魯爾還高度稱讚韋蘭托。五天以後，韋蘭托直接控制的軍方情報機構將九名呼籲提高最低工資的工會活動家逮捕，據透露，他們遭到了拷打；韋蘭托的人馬還搗毀了一些勞工、學生和婦女組織的辦公室。美國利用這兩個印尼軍方頭目之間的矛盾，實行分而治之，並以金蟬脫殼、找替罪羊等方法巧妙地掩蓋美國自己就是一系列國家恐怖主義政策的教唆犯的真面目，這個策略，在五月暴亂、蘇哈托下台之後，就變得更重要了。（有關資料見："IND ONESIA''S POLITICAL ODYSSEY", in THE NATION June/15/98, p.11； Allan Nairn, "Indonesia''s Disappeared", and "Our Men in Jakarta" in THE NATION June/8 pp.4-5 and June/15 pp.12-14.）
五月暴亂事件不是什麼偶然的或印尼所特有的暴力事件，而是整個第三世界發展困境的縮影，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世界各地以同樣殘酷的貸款條件聲稱進行「援助」、實際上對當地國計民生實行毀滅的最新見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根據其「緊縮調整」的正統教義，要求已經處在危機中的受援國削減社會福利開支、生活必需品漲價，這無一例外地是剝奪貧困下層最基本的溫飽權，導致食品騷亂。因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政治上的一手，就是依靠受援國內皮諾切特式的**者的鐵腕政策，壓制民眾，特別是防止人民的抗議行動發展成為推翻本國買辦統治的人民革命。
在華盛頓、東京和柏林的政客與大銀行家們的最大的夢魘，就是憤怒的民眾把矛頭指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美國，將西方對印尼的經濟殖民統治連同蘇哈托一起，葬送在一場人民革命的烈火中。美國《紐約時報周刊》對五月事件這樣憂心忡忡地評論道：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下降，印度尼西亞的精英們現在會面臨著民眾憤怒不可阻撓地增長……印度尼西亞很可能是在一個兩個階段革命的初期，如同俄國革命和伊朗革命那樣。在第一階段，老皇帝倒台了；第二個階段，中間過渡性的政府由於無能而被推翻，被一個更激進的和更持久的政權所取代。沙皇俄國曾是一個很有希望的新興市場，在十月革命前也是美國的朋友。在印度尼西亞，許多人都指控華盛頓支持了蘇哈托幾十年的壓迫人民，這個指控是沒錯的，印度尼西亞很有可能變成美國的世界級的外交與經濟心病。沒有經濟復甦，印尼非常容易陷入混亂，或者轉向一個反西方的激烈態度，容易想象，還會帶著伊斯蘭教的色彩。」（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28,1998, WALTER RUSSELL MEAD, "BOTTOM-FISHING TIME? NOT NECCESSARILY. INDONESIA MAY BE FACING A TWO-STAGE REVOLUTION, WITH THE WORST YET TO COME".）
針對印尼華人的暴行是由印尼軍方.縱指揮的，這是蘇哈托及其軍事暴力工具以國家恐怖主義的方式來應付食品騷亂、解決統治層內部矛盾、同時加強和西方主子的談判的法碼的一個一舉多得的陰謀。
印尼軍方在五月暴亂之前對進步人士的綁架和搜捕，是為了防止食品騷亂髮展成為有組織有綱領的民眾政治鬥爭。在燃料、食品漲價之後民怨沸騰、學生和中產階級也參加抗議行列的時刻，以先發制人的方式挑起種族之間的仇恨，製造種族仇殺，為的是完全同一個目的，即防止民眾憤怒轉化為有意識地為階級利益而戰的集體行動。拿印尼華人開刀具有一石三鳥的效果：這首先使蘇哈托家族這伙竊國大盜從民眾的視線中逃脫，將政治上無權的華人作替罪羊；其次，趁機製造一種輿論，讓人認為華人應對印尼的經濟危機負責，而華人又被描述為和外部勢力勾結、出賣印尼利益的奸商，這樣就能夠駕馭、控制和利用危機以來印尼民眾中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方面防止人民反帝覺悟的蘇醒，一方面加強軍人政權的「凝聚力」，以此作為與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討價還價的法碼；第三，由此引發社會動亂后，再去以血腥手段「恢復秩序」，因此獲得主動，並向國內反對派和國際社會顯示實力。
自從印尼爆發危機以來的一年多中，美國國防部長兩次走訪雅加達，五角大樓高官和行政人員每月至少兩到三次飛抵雅加達，視察「敵情」，美國軍方城市鎮暴行動計劃與太平洋戰區特種行動計劃部門都派出了專家對印尼軍方進行高密度的強化訓練，尤其涉及夜襲、綁架、嚴刑求供的課程教練，並都是在美國國務院的批准下進行的（見奈爾恩的第一個調查報告）。在美國顧問的參謀下，印尼軍方調兵遣將，對首都等重要城市進行了嚴密的重新布防。5月12日軍隊開槍打死示威學生6人，激發了次日雅加達市民要求蘇哈托下台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當時，印尼民主黨的領導人美加華蒂的顧問曾興奮地說：「人民聯合起來了，所有的印尼人都感受到要走同一條路。」但也正是在這時，扭轉鬥爭的大方向、殘害印尼華人的有組織的暴力行動，在國家機器的幕後.縱下開動起來了。在印尼學生傷亡的當夜，美國白宮內燈光徹夜達旦，在緊急召開的戰略討論會上，主人們終於發出了印尼需要「政治改革」、華盛頓將與蘇哈托拉開距離的明確信息。14日美國太平洋戰區總司令普魯爾緊急飛抵雅加達，不見蘇哈托，專門會見韋蘭托和普拉博沃，一反上次柯恩訪問時的堅決表態，突然要求印尼軍隊保持克制。14日晚，無法無天的殘害印尼華人的有組織暴力活動達到最高潮，次日又迅速向全國擴散，並一直延續到6月中旬。此後美國壟斷資本利用控制的國際媒體，開始了上面提到的那個有關「占人口3%的印尼華人控制了70%的印尼經濟」的混淆視聽的宣傳運動。
可以想見，五月暴亂的過程中，華盛頓主持了蘇哈托下台、在雅加達換人的過程，也指揮和干預了印尼軍人系統如何對付民眾示威的具體決策。實際上，砸商店、強姦婦女的暴徒早就在接受訓練，針對華人的暴行早就在密謀策劃當中，和印尼軍方關係如此密切的美國，不可能不知情，知情之下也不可能不予以參謀策劃。假如將來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文件顯示美國參與了印尼軍人的這項恐怖主義罪惡，我們是不會感到奇怪的。許多跨國的、國際的恐怖主義作法，經常是來自中央情報局的教唆。現在被美國所認定的「頭號國際恐怖主義分子」拉登就曾表示，他所學到的最殘忍的手段，都是美國中情局的人教給他的。
五月暴亂前後，西方主流媒體以誤導的方式報道和評論印尼局勢和華人，為印尼軍方的種族煽動作微妙的配合。在這裡，西方媒體將印尼華人說成是和蘇哈托家族沆瀣一氣的「裙帶資本主義」的主犯，大肆渲染所謂「印尼華人控制了印尼經濟的60％乃至80％」，言外之意，印尼華人和印尼本族人的經濟利益衝突就解釋了這一切暴力，因而矛盾是無法解決的，更有甚者，是重複印尼排華勢力的荒唐謊言，說印尼華人是一個莫須有的「大中華經濟」在印尼的代理人（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特別熱衷這一學說）。在妖魔化印尼華人之後，又搖身一變，裝作同情華人被害者的樣子，開始惡毒地妖魔化印尼的窮人和印尼的穆斯林，將雅加達的窮人描繪成一群青面獠牙、滅絕人性的「暴民」，渲染報道一些高喊著「真主偉大」的印尼穆斯林如何殘害華人基督徒。明白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文明衝突論」的拙劣翻版，把印尼人對西方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敵對情緒歪曲醜化成所謂宗教狂熱，以種族、宗教的裂痕來掩蓋階級矛盾和衝突。
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市場在世界各地的擴張滲透，導致了本來就高度不穩定的第三世界國家政府作為公共權力，對社會的組織、統籌和保護功能的極大削弱乃至瀕於瓦解。在這種情況下，被市場「原子化」了的個人，往往只好在宗教與種族的文化遺風中尋覓聯絡起來、保護自己的「出路」，因而出現民族和種族認同的激化。（S. Amin,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1997, chapter 4 "THE RISE OF ETHNICITH:A POLITICAL RESPON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hapter 5 "WHAT THE CONDITIONS FOR RELAUNCHING DEVELOPMENT INTHE SOUTH?".）甚至那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曾經成功地消滅了民族壓迫、解決了民族矛盾、取得了民族團結的國家內，今天在資本主義市場的競爭廝殺中，民族矛盾重新變得尖銳，民族沙文主義猖獗。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第三世界的資產階級嚴重地買辦化，成為帝國主義和國際壟斷資本的忠實代理人。民族沙文主義和買辦化，實際上就是冷戰後「世界新秩序」的同一枚錢幣的兩面。
以上的分析將使我們順理成章地得出有關印尼以及當代廣大的不發達的第三世界國家所面臨的根本矛盾的一個大致結論：這就是人民大眾和帝國主義，特別主要是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主要採取新殖民主義的手法進行滲透的情況下，這個矛盾又往往集中表現、蘊涵在人民大眾和美帝在幕後支持的官僚買辦資本之間的矛盾。經濟危機下的印尼人民、亞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為了從全球性的危機和苦難中解脫出來，唯有明確自己的階級利益，建立廣泛的反帝聯合戰線，把鬥爭的矛頭對準帝國主義國際壟斷資本及其所扶植的官僚買辦資本，才有可能獲得人民大眾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的解放，以及受壓迫民族的民族平等和解放。
認識到這一點，對經受三十二年蘇哈托官僚買辦政權壓迫、又面臨國際壟斷資本全面征服的印尼勞動人民，對深受民族壓迫和種族歧視的印尼華人，對一切關心受壓迫的印尼華人的命運的人士，都非常重要。
毛澤東指出：「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在美國壓迫黑人的，只是白色人種中的反動統治集團。他們絕不能代表白色人種中站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其他開明人士。」（毛澤東《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美帝國主義種族歧視的正義鬥爭的聲明》，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印尼勞動人民為了自己的解放，就必須認識到：壓迫他們的，是印尼統治階級，其中包括佔全部印尼華人中極少一部分華人剝削者，而大多數華人是和印尼勞動人民同樣遭受剝削壓迫的階級兄弟。印尼人民只有正確處理好作為自己同胞的大多數印尼華人所長期遭受到的種族歧視問題，他們自己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印尼華人和他們在全世界的同情者，也必須認識到，印尼華人所遭受的種族壓迫，歸根結底是由於階級壓迫的存在。已故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說過，他有一個夢，那就是世界上不分膚色的窮人們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有組織的多數，自己真正支配自己的命運。國際壟斷資本控制下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導致的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是民族衝突、民族矛盾的策源地，帝國主義及其所扶植的官僚買辦資本是種族仇恨的教唆者。當人們聲援印尼華人的同時，也應當聲援印尼的勞動人民，在他們去印尼大使館抗議時，也應當去另一個大使館抗議，抗議那個替印尼軍人出錢出槍、為屠殺印尼人民出謀劃策的頭號帝國主義國家。
關心印尼反華暴行受害者的人們，正在親眼見證著一場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徐徐降臨的人們，以及一切還在關心著人類如何走出困境、實現全世界各民族的平等和解放的前景的人們，將會思考解決問題的第一步，那就是：第三世界各國人民為了保護民族經濟利益、捍衛民族國家主權、抵抗國際壟斷資本的控制滲透，一切進步力量必須結成廣泛的人民統一戰線，為打倒各國的買辦資產階級而鬥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總結過去的歷史經驗，重新走出一條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為主的集體共同發展的解放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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