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黨史，修了16年

近100萬字的官修《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出版

　　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認為，「一本歷史書管10年20年就不錯了，以後肯定還要不斷修訂。」

　　石仲泉認為，官修歷史，與學術著作不同，重點不在創新，而在統一黨內尤其是高層幹部的認識。

　　「在官修黨史中能夠承認一年內有1000萬的人口減少，已經足夠驚心動魄。這說明並沒有迴避問題。」




2011年1月11日，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以下簡稱黨史《二卷》）正式出版。「16年磨一書」。在萬壽路機關大院的家中，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用「磨」字，向南方周末記者概括了黨史《二卷》長達16年的編寫和修改過程。

　　1995年初，石仲泉從中央文獻研究室調往中央黨史研究室，直至2003年退休，他的主要工作一直是主持編寫這套論述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執政至改革開放的史書。

　　在中共已經走過的三個30年中，這一階段因為犯過一些嚴重錯誤，一直存有很大爭議。由此，中共對這一段歷史如何自我評述，引起各方格外關注。

　　「求最大公約數」

　　「黨內有同志看了，有不同意見」

　　16年間，《黨史》第二卷的書稿反覆修訂，四次送呈現中央領導審閱。有參與編寫的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感慨，16年來這本書修改過程中本身的曲折變化，「可以寫一本書」。

　　事實上，1994年，中央黨史研究室開始集中力量編寫黨史《二卷》，書稿只花了約5年時間就已經完成。早在1998年秋，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繩即審訂了全部黨史《二卷》稿（當時稱《中卷》），準備在1999年出版發行。據了解，當時的版式已經排好。

　　然而，出版被驟然叫停。之後，這本由眾多黨內權威學者花費五年時間編寫而成的書稿，開始了長達10年的修改過程。

　　對於初稿編寫的情況，有知情者回憶，1995年上半年，在此後幾年編寫中起核心作用的黨內權威學者石仲泉和龔育之先後調任中央黨史研究室，該書的編寫速度加快了很多。

　　當時，參加這本書初稿寫作和修改的，共有二十多人，主要是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1949年後中共歷史的專家。由於當時黨史研究室的人手不夠，在初稿寫作階段，還吸收了中共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當代中國研究所、國防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單位的一些專家。

　　據石仲泉介紹，黨史《二卷》是以當時的黨內權威著作《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簡稱《七十年》）為母本進行初稿寫作的。這本書由時任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胡繩主編。黨內理論權威胡喬木曾在《七十年》寫作過程中，提出兩條要求：一是要有論述，不要寫成教科書；二是要回答社會上存在的深層次思想問題。當時的寫作貫徹了胡喬木的思想，將《七十年》的論述作了進一步發揮，或者說，是《七十年》的擴張本。

　　今天面對記者，石仲泉仍不願意提及當年已快出版的書籍被驟然叫停的具體原因，只表示是因為「黨內有同志看了，有不同意見」，需要修改，「求最大公約數」，尋找方方面面都能認同的說法。

　　2003年接任石主持編修工作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張啟華，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最初書稿「錯誤較多、較細，中央審查沒有通過」。為此，組織大家務虛三周，從認識上盡量統一思想，重新修改提綱，對一些重要事件認真核查，對一些重要觀點都進行了認真討論。

　　張啟華提出了「成就寫夠，錯誤寫透，評價公正」的編修原則，在寫錯誤時，「不是要去渲染、發泄，而是要分析犯錯誤的原因、包括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歷史根源、理論根源，以及國際環境的影響」。

　　石仲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成就寫夠，錯誤寫透，評價公正』在龔育之後我主持這項工作時，就是這個思想。問題在於，對此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怎樣叫『成績寫夠』、『錯誤寫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講得多了是不是就是講得過透了？承不承認錯誤，承認多少，不同的人都有差異。」

　　大幅度的修改難以避免。這一改，就是10年。

　　在這10年中，胡繩和龔育之先後去世。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主要領導已經調換了四任。石仲泉和張啟華都已退休，最後的出版工作由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曲青山主持完成。曲青山是原青海省委宣傳部部長，2009年12月調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

　　在這期間，書稿經過了中央四次審查，眾多黨內高級幹部和專家學者多次審讀、反覆修改，與1998年審訂的初稿相比，不少內容進行了較大改動，領域也有所拓寬，字數由70多萬增加到近100萬。石仲泉說，儘管改了這麼多年，有的章節內容有很大變化，但全書的基本框架和布局還是那時打下的基礎。

　　有些章節改動確實很大，有參與初稿起草的學者對記者表示，目前出版的書與自己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所寫作的部分已經被大幅改動，改變了他原來所要表達的意思。

　　以「穩」為主

　　謝春濤認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兩百多頁這麼大篇幅來談「文革」，也是不容易的。

　　一位讀過《二卷》的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這本黨內權威學者歷經16年編修的史書，與現有的眾多黨史讀本相比，並未發現太多的新穎之處，所用分析框架和話語系統相當正統，「整個目錄中，沒有發現一個新詞。」

　　石仲泉認為，作為官修歷史，與學術著作不同，重點不在創新，而在統一黨內尤其是高級幹部的認識。他同時坦承，學者們在寫作初稿時，確實有「出新意」的想法，《七十年》就出了不少新意，而後來的修改則更多地考慮了黨內各方面的意見。

　　對於創新之處，他說，像將新時期的劃分確定為1978年，將1976年到1978年兩年間表述為更有正面意義的「過渡期」等，都是值得關注的。

　　為了在書中更好地體現「積極的主流」與「錯誤的支流」這一主線，編寫者在篇幅上也做了苦心地安排。黨史《二卷》共近百萬字，至1957年的前8年是發展比較好的時期，反映這段歷史的篇幅大約佔全書的40%。反映1957年「左」的指導思想的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篇幅約為30%。寫「文化大革命」10年內亂的篇幅，約為全書的20%。

　　中央黨校黨史部副主任謝春濤當年主要參加了初稿中「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廬山會議反右」兩章的起草。在此之前，他曾就這兩個主題各寫過一本書。

　　他記得，當時主要由胡繩、龔育之和石仲泉負責編寫工作。開始是集體討論，拿出寫作提綱，然後每個人負責一到兩章的寫作，根據提綱寫出草稿，再進行集體討論，修改。

　　龔育之管得很具體，其間講過許多關於黨史修改的想法（現收錄在《龔育之論中共黨史》一書內）。胡繩則主要是把關、定調，比較成熟的稿子才拿給他去看。

　　謝春濤表示，當年編寫時，並不覺得有很大壓力，因為大家對大的問題認識，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位參與編寫的學者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壓力主要在主持工作的領導那兒，既要符合中央的要求，又要符合他們心中的科學性。」而就他了解，在像龔育之這樣的主持者心中，科學性與黨中央是一致的。

　　在謝春濤起草的兩章中，與初稿相比，正式出版的書中，廬山會議一章改得較少，大躍進、人民公社一章則改得多些。

　　大躍進期間的死亡人數，是一個敏感的數據，幾十年來，社會上對此有各種說法。黨史《二卷》中採用的是《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里已經採用過的一個數據。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1960年與1959年相比，中國人口凈減少了1000萬。而在此之前，自1950年後，中國人口每年是增加的。至於三年全國的人口死亡總數是多少，書中沒有作表述。外界有流傳說，該書採用的是三年全國人口共死亡1000萬，事實上是不準確的。

　　謝春濤表示，採用這個數字既考慮了權威性，即是由國家權威部門正式發布的，但又沒有展開來說這個數據，符合「不渲染」的原則。「在官修黨史中能夠承認一年內有1000萬的人口減少，已經足夠驚心動魄。這說明並沒有迴避問題。」

　　謝春濤同時表示，當年寫作時，關於這些問題的爭議還不像現在這麼大。但是也考慮到要反對兩種傾向，一是歷史虛無主義，即徹底否定這段時期黨的工作，二是一些「極左」思想，例如一些人認為「文革」是應該肯定的創舉等。

　　對於「文革」的徹底否定並無懸念。但是，謝春濤認為，在官方修史中，能用兩百多頁的大篇幅來談「文革」，也是不容易的。另外，像對「中蘇論戰」的評價，承認了那時中方在論戰過程中有意氣之處，跟過去相比，已經有突破。

　　他覺得，這套書對於統一黨內高級領導幹部的看法，應該是大有幫助的。

　　「一本歷史書管10年20年就不錯了」

　　1991年的黨史《一卷》出版后，有參與編寫的學者失聲痛哭，感嘆為修史而付出的寶貴年華。

　　石仲泉認為，這本書反映了現階段黨內對這段歷史的認識，「一本歷史書管10年20年就不錯了，以後肯定還要不斷修訂。」

　　他舉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以下簡稱《一卷》）的修訂作為例子，表示黨內認識是在不斷深化的。

　　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布后，中共中央決定編寫新的黨史。

　　當時決定的是編寫兩本，一本寫「新民主主義時期」，一本寫「社會主義時期」。1990年代后，又決定將「社會主義時期」再劃分為「改革開放前」和之後兩個階段，將整個90年的黨史分成30年三個階段各一卷進行編寫。

　　1991年，寫「新民主主義」階段的黨史《一卷》在黨內學術權威胡喬木和胡繩的直接指導下，經過10年寫成出版。這部在黨內具有權威性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就獲得了國家圖書獎。

　　石仲泉記得，在1991年的黨史《一卷》出版后，有參與編寫的學者失聲痛哭，感嘆為修史而付出的寶貴年華，「10年的時間被「文革」所浪費，10年的時間為修史而付出。」

　　2002年，記述1921年至1949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歷史的黨史《一卷》上下冊，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基礎上，重新修訂出版。

　　11年過去后，修訂版中對不少歷史問題進行了新的判斷，例如，首次給了陳獨秀正面評價，認可他是中共的創始人、五四文化運動的旗手，將陳的「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修改為「右傾機會主義」。

　　到了2004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談到任弼時時，說陳在大革命後期犯了「右傾錯誤」。於是，黨史研究室又將陳的錯誤降低為「右傾錯誤」。

　　在修訂本中，對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官方評價也都有所修改。其他的修訂包括對國民黨正面抗戰的更多肯定等。

　　據本報記者了解，中共黨史第三卷（即1978年至今）的編寫工作目前正在進行中。

　　（作者：覃愛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