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語境下的對話

(2011-01-28)
  
　
　　最近，朗朗在奧巴馬招待胡錦濤的宴會上演奏《我的祖國》引起軒然大波，另外，大陸富豪陳游標在台灣發鈔票，也引起爭議。出現這種情況，就是不同語境對話的問題。

　　什麼是語境？通俗說就是語言環境，包括語言因素，也包括非語言因素，如上下文、時間、空間、情景、對象、話語前提等與語詞使用有關的都是語境因素。

　　由於每個人在不同的環境成長，所以，對待同一個事務或對象，不同的人理解和解讀就有很大落差。經典的例證是魯迅先生說《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 所以，一個發言者到一個新環境，自己的語言就可能引起誤解或歧義，傳達出的信息不是本意。

　　那麼，不同語境成長的人，要對話怎麼辦呢？

　　一是需要像《讓子彈飛》里張麻子說的那樣，要「翻譯」一下。不同語言的人要對話，需要翻譯才能理解相互的基本含義，這只是技術層面的指標，但很多語言是無法用技術解決的，比如中國人很容易理解的「陰陽」、「氣」，就很難翻譯，因為涉及到了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深層次問題。

　　再比如，今天的國人和五四前（或者身在現代但思想仍停留在五四前）的國人如果對話「離婚」題目，一方認為離婚是個很正常、很普通的問題，另一方卻認為女人必須三從四德，根本無法達成一致。這是歷史文化的問題。

　　朗朗理解的《我的祖國》只是表達對祖國的熱愛，只是藝術，不涉及政治，而很多思想停留在上世紀的人理解為---這首樂曲代表《上甘嶺》所傳達的雄赳赳、氣昂昂「打敗美國野心狼」，美國一部分人理解為「中國威脅論」的音樂表達…..這是心理層面的問題。

　　陳游標發錢，有的人認為是慈善義舉，大陸人有的認為是顯擺，而台灣人有的認為是顯富的暴發戶心態，有的認為「嗟來之食」傷害了接受者的尊嚴，有的認為是富人的楷模。這也是心理層面的問題。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必須依據一個雙方共同認可的標準來對話。

　　為什麼要標準呢？

　　比如，美國人毫不吝嗇頌揚一個人，把羅丹、斯皮爾伯格等任何取得讓人尊敬的成績的人都可以稱為「偉大」，那怕是個普通的搬運工呢，但中國用這個詞只能給國家領袖中的傑出領袖人物，有兩個例外的劉胡蘭和雷鋒，也是時代和政治的原因。

　　再比如，西方人意識里浸潤的自然科學DNA有標準和邏輯，全球的麥當勞都一個味道，做廚藝放多少鹽、放多少油，都可以量化到克，甚至談戀愛kiss一次要耗費多少大卡熱量都可以測算，所以他們用規範和流水線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也很好統一傳播語言，但中國語境的DNA遺傳卻習慣「大約」、「中庸」，人人都理解「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的道理，人人都感覺得到熬中藥、煮肉用砂鍋和鐵鍋的味道相差萬里，人人都有自己的「仁義禮智信」標準，所以中醫有南派北派，所以江湖有無數山頭派系。

　　所以，如果不同語境的人對話，就必須統一在一個語境的標準下。

　　那麼，採用誰的標準呢？

　　這就要看進入誰的語境，或者誰的實力可以吞併對方。英語通行世界作為標準語言而不是瑪雅人的語言，這就是範例。

　　怎樣使用標準呢？

　　比如，採用IBM 的BLM（Business Leadership Model 商業領導力模型）作為規範，就可以把公司取得工作進展叫「里程碑」，而不是以往理解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工作才敢於稱作里程碑。


　　三是發言者要入鄉隨俗，就是「到什麼山唱什麼歌」，就是用新環境的語言發言而不是自己的語言，也就是用新環境中聽眾能聽懂的語言傳播本意。

　　于丹、易中天的成名，並不是他們比很多優秀的研究大師專業或博學，甚至許多註解是錯誤的或爭議的，而是他們掌握了面對當下語境的「翻譯」技巧，因為這個時代和這個環境下，大眾不需要太高深、太專業的國學和傳統文化知識，而是故事和通俗。

　　通俗是什麼？「通」就是打通、傳達到；「俗」就是吃五穀雜糧的人，就是大眾。

　　通俗是這個時代的現實，這就是嚴肅文學、嚴肅藝術被冷落的根源，儘管很無奈，但發言者要發言就必須妥協，因為，發言者必須面對這個語境。

　　而且，很多大師，講解其專業的藝術、科學、文化時，反而很通俗，也正是因為他們掌握了「深入淺出」的奧妙，所以他們才是大師。

　　比如，指揮大師中的大師卡拉揚，一反音樂會中需要觀眾保持安靜的做法，第一個在

　　現場讓觀眾隨著老約翰·施特勞斯的《拉德茨基》進行曲的節奏集體鼓掌「和聲」。一向嚴肅而高高在上的大師，和大眾的距離一下子變得那麼親近。

　　語境的確是個鴻溝，所以，只有學會「翻譯」才能搭建橋樑。當然，這是《讓子彈飛》中黃四郎說的比喻、比喻、比喻。

　　肖永革

《聯合早報網》

的確，文革思維及文革語言仍對當今社會起很大的影響。

西方人也不是凡事都較真，比如，對「處女生子」就篤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