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秘書們的命運和他們對毛的評價(二)

毛澤東秘書們的命運和他們對毛的評價(二)

自言自語

發表於 2008-12-21 11:22:26   鳳凰文化

陳伯達: 紅極一時的中共「第四號人物」

在毛主席眾多秘書當中，陳伯達是擔任秘書時間最長的一個，前後共達31年。
陳伯達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原名陳尚友，1937年到達延安。一個偶然的機會，陳伯達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那是在延安一次座談會上討論孫中山思想，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說，孫中山的思想屬於小資產階級；另一種意見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於民族資產階級，爭論頗為激烈。就在這個時候陳伯達開始展示他的本領了，由於他說話口音太重，所以他發言時盡量把語速放慢，以便讓大家都聽懂。陳伯達採用了對立的雙方加以統一的方法討論孫中山思想而引起毛主席的注意，他說：「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括民族資產階級思想的兩重性……」，毛主席稱讚「 很恰當地分析了孫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會後毛主席還專門把陳伯達留下來了解了一下他的情況，隨後毛主席又邀他參加接待外賓的宴會。當他得知陳伯達通曉古代哲學，而他正巧也對中國古代哲學饒有興趣時，他們之間便有了共同的話題，越談越投機，竟把美國客人擱在一邊……這一天成了陳伯達一生的轉折點，從此他成為毛主席的秘書。陳伯達成了毛主席的秘書後，毛主席讓他超脫於一般秘書事務，主要從事政治理論研究工作。

陳伯達號稱「理論家」、「中共一支筆」，他手中的筆一直在寫文章：民主革命時期，他寫下了《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評〈中國之命運〉》等，解放后他又寫下了《論毛主席思想》、《斯大林和中國革命》，參與起草了「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關於農業合作化的決議」、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等。
陳伯達善於見風使舵，察言觀色，在「文革」中紅極一時，成為中共「第四號人物」，是中共九屆政治局五位常委之一，同時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的組長。1967年，在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之後，中央文革小組只剩下5個人。在這5個人之中，張春橋、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隊」，康生是江青的「軍師」，陳伯達這個組長處於孤立地位，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尤其他看到自己寫的「九大」政治報告被毛澤東原封不動地送回，不禁失聲痛哭，甚至有過輕生的念頭，遭到江青的挖苦諷刺；經過抉擇，他決定投靠黨內第二號人物林彪，成為林彪的「軍師」。1970年，毛澤東敲山震虎，痛批陳伯達，即所謂「批陳整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外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溫都爾汗。此時因廬山會議正在被審查的陳伯達，立即成了被關注的對象。「四人幫」想趁機將陳伯達置於死地，將他關進了秦城監獄。
對於監獄中有所優待，陳伯達說，我自己以為優待我是因為我在阜平時救過毛主席。1948年春天國民黨飛機轟炸阜平，那天早上我聽到飛機響，趕緊跑到毛主席那裡，他正在猶豫，我說飛機就在頭頂上，要趕快走。他聽我一說，就走了。他繞過一道牆，聽警衛員說我還未走，回頭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趕快離開，剛跑到院子外，炸彈就已經投下來了，正好炸在院子當中，房子玻璃全被彈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險的。這件事本來從沒有對別人說過。 1971年逮捕我，我在監獄門口不肯進去，大聲說過：「我救過毛主席！」開始關我的地方條件很差，大概我說的話傳上去了，幾天後把我轉到一個三層樓上，生活很優待……

陳伯達告訴曾周揚：「我垮台主要是因為和江青發生衝突，在廬山我還和周總理談到過：江青曾幾次想離開主席……」。

周小舟：用自殺為領袖「祝壽」

1912年，周小舟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黃荊平鄉獅龍橋一個地主家庭。1931年8月，周小舟從湖南大學預科班畢業，進入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國文系就讀。 1935年，周小舟進入北方局聯絡部工作，奉命參加南京談判。這時，他正式開始使用周小舟這個名字。周小舟四上南京，唇槍舌劍，在談判桌上表現得英勇機智。談判結束后，他將談判的所有資料全部送交延安，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好評。聰穎伶俐的周小舟深得毛澤東喜愛，黨中央將周小舟調到中央軍委，成了毛澤東的秘書。
1953年，周小舟任湖南省委書記兼副省長、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1956年6月，毛澤東到湖南視察工作，十分滿意湖南的大好形勢。他對周小舟說：「蘇東坡講『駕一葉之扁舟』，那說的是『小舟』，你已經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載幾千萬人的大船了！
周小舟意氣風發地駕著湖南大船走進1957年。對於那場突如其來的反右鬥爭的暴風驟雨，周小舟是缺乏思想準備的。到了9月，省直機關千軍萬馬反擊右派，戰果十分「輝煌」，「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3倍多，黨內右派比7月底增加4倍多」。在他非常熟悉的《湖南日報》編輯部里，竟揪出了一個在全國僅有的特大的 「反黨右派集團」。那些敢于堅持正確辦報方針的全部業務骨幹幾乎一網打盡，都成了右派。

1958年12月，彭德懷回湖南搞調查研究，周小舟陪同他視察湘潭。經過三天的接觸，周小舟發現他倆的許多觀點完全一致，談得十分融洽。彭德懷給當地的幹部規定了八不準：不準搞瞎指揮，不準浮誇，不準說假話，不準搞強迫命令，不準打人，不準罰口糧，不準拆社員房屋，不準毀風景林。

1959年7月，中共「廬山會議」，本來是進一步糾正「左」的錯誤，突擊「大躍進」，可是由於彭德懷的一封信，形勢突變，發動了錯誤地批判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造成嚴重的後果，彭德懷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頭子。而時任湖南省第一書記的周小舟，也因幾句「不合時宜」的發言，深陷政治鬥爭的漩渦，被打入反黨集團——在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鬥爭運動中，終結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湖南的周小舟和周惠，原來都是支持彭德懷的，周惠因講了不少真話在會上受到批評。毛澤東對原來持彭德懷看法的人極力分化瓦解，爭取歸順。為了「挖彭德懷的牆腳」，找周惠到美廬（毛澤東的住處）單獨談話。周惠承認了錯誤，就沒有列入反黨集團。毛澤東也曾想把周小舟拉過來，8月1日，給周小舟寫信，信中說：「 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並且和周小舟談了一個通宵，曉之以利害。毛告訴周，只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著眼淚對毛澤東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我么能批彭總呢？」毛澤東揮手說：「你走吧！」
周小舟站起來誠懇地說：「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書記到湖南去可能對情況不熟悉，我請主席考慮，還是讓周惠回去，他熟悉情況，可以當好新書記的助手。」周小舟將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臨下山時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囑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並請他幫自己照顧妻室兒女。周小舟沒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圍攻，但他還是堅持到底，1962年對右傾主義分子甄別時，中央規定對周小舟不甄別。

1962年4月28日，周小舟離開大瑤，調往廣州，任中國科學院廣州分院副院長，不參加黨組，排最後一名。

1966年，十年動亂開始了，周小舟首當其衝。廣州梅花村他家的門上，貼滿了大字報。接下來是夜以繼日的批鬥。

1966年12月25日，周小舟受完不堪凌辱的批鬥后，造反派又勒令他明天上午8時報到。這一天晚上，周小舟服用了大量安眠藥品。12月26日早上，當人們看到他的時候，周小舟已離開了人間。在毛主席73歲生日的那一天，他老人家曾經的秘書周小舟以死「祝壽」。此時周小舟只有54歲。

李銳：福禍皆因諍言生

毛澤東比李銳大了整整兩輪。既是同一屬相，又都是湖南老鄉。五十年代，李銳在電力工業部主抓水力發電。第一個五年計劃順利完成後，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大躍進」，就在1958年南寧會議上，關於三峽工程的爭議，引起了毛澤東對李銳的關注。
毛澤東要在長江上大展宏圖由來已久。1953年視察長江時他就對上三峽工程表示讚許。1956年成立長江流域規劃辦，實際上三峽工程已在開始實施中。毛澤東做的都是驚天動地的大事，「高峽出平湖」就是一件。當時林一山就催中央趕快上馬，而李銳卻有不同意見。他寫文章秉筆直書，認為三峽工程急於上馬帶有很大的主觀性、片面性和隨意性，不要說七八年修不好，十年內也辦不成。這次二人決定在毛澤東面前辯論。林一山學識豐富，口才出眾，先講了兩個多小時，談古論今，盡述建三峽工程好處多多，遠景美好。李銳簡潔扼要，針鋒相對，列舉國力、技術、國防、移民等諸多問題，發言沒有超過半小時，毛澤東等領導同志認為他思想別有見地，使人大受啟發。最後還是毛澤東拍板說：講了不算數，你倆各寫一篇文章，三天交卷。林、李奉命行文，林一山寫了兩萬字，李銳寫了八千字，文中有一段話特別發人深思：「三峽水電站所有重大技術問題，可以說無一不超過當前世界水平很遠。當然這一點嚇不倒我們，但問題是需要時間……」這場辯論以李銳的意外獲勝結束。

毛澤東看中李銳這支筆，指著李銳說：「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南寧會議散會前，毛澤東要李銳當他的秘書。李銳忙說恐怕不成，水電業務忙得很。毛澤東說是兼職的嘛。事情就這樣定了。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廬山會議召開，李銳以毛秘書的身份參加。當時對「大躍進」、「浮誇風」反對的人也不少，只是不便直說。李銳卻不顧田家英跟他談到毛常「有出爾反爾之事，有時捉摸不定，莫測高深，令人無所措手足，真是很難伺候」的警告，以為毛真喜歡講真話的人，大膽直說，滔滔不絕，結果釀成大禍。尤其在對待彭德懷萬言書問題的表態上，胡喬木發言時沒有提及，田家英沒有發言，陳伯達狠批彭信，而只有李銳表態：「彭總的信把一些意見提出來做對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討論，這種精神是好的……」是導致他被列入「反黨集團」追隨者的一個重要原因。毛澤東是不贊成彭德懷的，而李銳是贊成的，那麼李銳就是不贊成毛澤東。這讓毛澤東感到自己的領導路線受到了挑戰。而況那時的政治氣候，有專斷的毛澤東，有抓人把柄的柯慶施、陳伯達、康生，更有眾多一邊倒，明哲保身的人，那些聲音正確與否並重要。於是毛不再看重李銳，不再信任李銳，任憑他怎麼檢討，都是無益的；於是李銳開始和彭、黃、張、周一起在小組會上受批判。接下去李銳就只好檢討，因為「太不深刻」而沒有通過。後來彭德懷等四人被定為反黨集團，李銳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追隨者」，被開除黨籍，不斷批鬥，直到1967年8月被關入秦城監獄。
1975年是李銳在牢獄中的第八個年頭，他在牢房裡度過了58歲的生日。此前，大牆外面發生了一系列政局變化，鄧小平被重新啟用，中央做出決定，除了與林彪集團有關的審查對象外，對秦城監獄長期關押的高級幹部300多人予以釋放，李銳終於走出監獄高牆，但又被安排重回安徽磨子潭水庫接受「改造」。直到四年後「兩個凡是」被推翻，李銳才被平反昭雪，不久就出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國家能源委副主任。

李銳能夠活下來，而且至今建在，並以自己的經歷秉筆直書，寫過不少歷史著作。其中尤以他晚年寫的《廬山會議真面目》、《毛澤東的晚年悲劇》、《大躍進親歷記》最具價值，三書的內容多是其擔任毛澤東兼職秘書一年多的親歷親聞，既可以稱為「毛澤東晚年研究」，也可說是從「從大躍進到文革」的中國史研究。李銳性格上書生氣很重，有點像田家英。他在給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舉辦的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學術討論會的發言稿中，對毛有過比較全面的評價。摘要如下：

●對毛澤東的評價，在他生前當然是無比崇高。一曲《東方紅》唱遍全國城鄉。林彪更給他上了「四個偉大」的尊號。「文革」十年中對他的崇拜已如宗教聖主。可是，他辭世剛四年，即經全黨四千高層幹部討論后，通過了黨的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儘管《決議》說，「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但總是以黨的決議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嚴重錯誤這一問題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過「我生平做了兩件大事」的遺言，就是擔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關於毛一生功罪，我說過三句話：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我可以補充一句中國古人忌諱之言：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即以暴力奪得革命的勝利，仍以暴力（階級鬥爭）執掌政權是決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問題。毛是決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無所謂。內戰時期的肅反，從打ＡＢ團起，自己殺自己人死了十萬。不總結教訓，延安繼續搞搶救運動，總算提出「一個不殺」的方針。不怕打核大戰，說中國死了幾億，還有幾億。「大躍進」餓死四千萬人。歷次政治運動傷害了幾千萬人，被迫致死幾百萬人。葉劍英說過，「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萬人，整了一億人。這些數字難道不可怕嗎？這些數字意味著什麼，我們弄清楚了嗎？

● 毛青年時代就信奉鬥爭哲學，留下名言：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認為所行只對自己負責。從事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國農民革命傳統中的痞子精神（這種精神貫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發動紅衛兵運動）。……他的文章、風度、談吐，他的博古通今，無所畏懼，確實獨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風。在戰爭年代，在 「三座大山」壓迫之下，他審時度勢，基本做到了實事求是，《新民主主義論》是他的理論高峰。延安整風運動使他成為黨的絕對權威。執掌全國政權之後，「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澤東思想」來征服天下。1950年頒布的「五一節口號」，最後一個「毛主席萬歲」是他自己加上去的。於是天下歸心，君師合一，惟我獨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問題出來之後，更是無所顧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與天地斗的「大躍進」，明知出現了錯誤，但皇帝決不能下「 罪已詔」，還在會議上正式提出：「要一點個人崇拜。」林彪逢迎投好：大講「四個第一」，只讀「老三篇」，身上掛像章，手搖小紅書，「一句頂一萬句」，高呼萬歲、萬萬歲。

●毛澤東……對民主的理解也只認為是一種手段，「要讓人家說話」，不過是恩賜而已。他需要人人都聽命於己，都做馴服工具；可說並不懂得沒有自由就沒有創造，扼殺不同意見必導致思想停滯和僵化。他晚年愛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是對左右和掌權者說的，殊不知正好諷刺了自己：過去受「三座大山 」壓迫時最聰明，一朝君臨天下便愚蠢了。

●他覺得知識分子有點知識，有思考的習慣，難免遇事多嘴多舌，影響號令施行。於是延安整風運動得以發展，從批胡適，反胡風，反右派，反右傾，一直折騰到「 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以至說道：「書讀得愈多愈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於是，青年學生統統趕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風行。終於使得人不成其為人，歷史倒退下去，經濟到達崩潰的邊緣。還記得毛當年說過，「大學還是要辦的」，卻明白宣稱僅僅限於理工大學。其意即在堅船利炮的器物層面得抓緊，研究「兩彈一星」的技術人員還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養人文知識的文科大學了。由此可見，不實行民主法治，權力不受制約，文采武功不亞於歷代雄主明君的毛澤東，讓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種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這相同意義的詞語：個人崇拜即邪教也。

●在蘇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問題之後，毛說過，如果在英美這樣的國家，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英美民主法治的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違憲，政治家都必須遵從選民的意志，也沒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當然不可能發生斯大林式的獨裁暴政。毛對此是有所認識的。可是他擺脫不了「馬克思加秦始皇」這雙重權威，尤認為「列寧、斯大林兩把刀子不能丟」；也就是擺脫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見。他最後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達到他的理想（實為幻想），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個專權執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詡為「馬」加「秦」的，即接受並發展了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且繼承了中國自古專制傳統的毛澤東才能做到。因此，毛澤東的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一生，關係歷史太大，值得我們弄清全部事實，仔細加以研究。

●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要將歷史及其有關人物的事實，尤其是長期不為人知的事實，一一清理出來，公之於世。從而使後代人徹底清醒過來，接受教訓，以史為鑒，更理性地前進。我們要學習司馬遷的春秋史筆，決不要再遮遮掩掩過日子。
另外還有一段是李銳2003年03月01日接受《21世紀環球報道》記者採訪時說的：

●在我們這個有幾千年封建專制傳統的國家，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做法，搞個人崇拜，專制獨裁，是不容易徹底清除的。在西方，"個人崇拜"(PERSONAL CULT)同"邪教"是一個同義詞。"文革"那一套，難道不就是邪教嗎？早請示晚彙報，跳忠字舞，搖小紅書，真是邪透了。……毛澤東的陰影現在仍然籠罩著我們。我們必須把毛澤東搞清楚。這樣才心中有數，以後就不會再重複錯誤。……要講信仰，只能信仰科學，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個個人及其學說。信仰屬於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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