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著艱難的經濟轉型

作者：Michael Pettis
發表時間：2010年8月25日
譯者：Fuge
校對：@xiaomi2020

中國增長模式是亞洲增長模式的加強版，它與其它的「奇迹」增長期（包括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巴西）的發展戰略有一些相同的基本特點。在形成巨大增長的同時，它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嚴重的經濟失衡。中國似乎早已跨過了拐點，也許正在處於調整為不同的增長模式這一艱難轉變的邊緣。

中國增長模式的核心是家庭收入對製造業和投資的補貼。在一些情況下，比如說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巴西，家庭收入成本是很明顯的——巴西政府對國民收入課以重稅，然後投資到製造業和基礎建設之中。亞洲的區別是依靠不那麼明顯的機制來達到這個目標。

亞洲模式使用三個主要的機制來確保國民為投資買單。第一，工資的增長水平被限制在遠低於工人生產力的增長水平之下，迫使工人補貼老闆；第二，匯率被低估。通過提高進口成本，同時在可售商品領域補貼製造企業，減少了工資的真實價值。第三，也是最強有力的機制，就是金融抑制。在這些國家，大多數存款都變成了銀行儲蓄，而銀行又被貨幣管理機構控制。貨幣監管機構可以決定信貸投放、貸款風險讓整個社會承擔、設定借款和儲蓄利率。

極低的借款和儲蓄利率創造出一個強大的機制，這個機制用家庭存款來促進增長，大筆地補貼了資金成本。中國的情況是，通過把家庭存款轉移給銀行，借款者再從銀行以被壓低的利率獲得貸款的形式實現了每年5% -10%的驚人GDP增長率。資本的低成本也解釋了看似矛盾的中國資本密集型，而非勞動密集型的增長——人工也許很便宜，但是資本幾乎是免費的。

這個巨大成功模式導致了相當多由投資驅動的增長，創造了就業機會，即使家庭存款被大規模轉移，但是家庭收入仍然激增。過去10年，在中國以每年10%-12%的穩定增長率發展的時候，中國人的家庭收入，還有家庭消費，也以每年8%-9%的速度在增長。

但是這個模式至少有兩大羈絆。在初期，當投資規模比較低，轉移的家庭財富投資在了產能和基礎設施上的時候，也許在經濟上還算有效。但是當補貼投資延續得越 久，資金成本就變得越低，也就越有可能投資在浪費型的項目中，而信貸風險卻轉嫁給了全社會。從某一點上來說，資金使用人是在破壞財富，而非創造財富。但是，只要從家庭收入中轉移的資金超過了被浪費的投資產生的損失，賬面上就仍然有利潤。

第二，迫使家庭補貼增長的政策，有可能產生消費增長趕不上生產增長的情況——家庭收入增長的一個重大功能就是家庭消費的增長。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大量而且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來吸收過剩產能。

這就是中國在過去10年發生的事情。而且只要世界上其它國家——主要是美國和有貿易逆差的歐洲國家——能繼續吸收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中國國內市場可以消費的產能在不斷下降也就無關緊要了。

但是，在2007年，中國的貿易順差佔全球GDP的份額創造了100年內（也許是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而其它國家發現自己已經無力吸收更多的貿易順差。更糟糕的是，全球金融危機極大地削弱了其它國家哪怕只是維持目前貿易逆差的能力和意願。

中國已經被這兩大羈絆勒住了——資本也許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被浪費，而其它國家發現，要消化中國的過剩產能已經越來越困難。儘管中國過去創造了輝煌的成就，但是現在它亟須拋棄這一發展模式。

中國越早做出改變，轉變的痛苦就會越輕——但是無論如何，這個過程將是艱難的。中國必須提高工人工資和利息，並使貨幣升值，但是如果這個過程走得太快，那些 嚴重依賴補貼的企業和項目受到的資金壓力會相當沉重。結果是，當中國在海外的競爭力衰退，失業率就會增加，這也會導致消費下滑。如果中國調整得慢了，那它 就需要其它國家來適應這種緩慢調整的步伐，但是，世界上其它國家，最主要是美國和歐洲，是否會允許他們的貿易逆差緩慢下降？這尚不清楚。

進行過這種調整的歷史先例並不是那麼鼓舞人心，而中國要採取的措施得讓前人都相形見絀。不管願不願意，中國必須改變自己的增長模式。在許多年中，它進行調整的速度都將會影響到全球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