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

轉自http://club.koubei.com/thread_105_9130_1.html
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

　　獻給所有獻身學術事業的學士

　　[提要]到底應該如何定性中國的學術腐敗呢？應該說，這是一場規模空前、史無前例、世界罕見的社會腐敗。說它是規模空前的，是因為在中國的學術界，在幾乎所有的單位，所有的領域，所有的層次，人們都很難找到一塊"凈土"：腐敗現象在隨時隨地地發生，人們已經對這些現象習以為常了。一位記者在調查顧冠群抄襲案時，就對學術界"內部一些人士見慣不驚的態度"感到吃驚。(馬莉英：東大校長捲入剽竊風波續：有關人士接受專訪)。說中國的學術腐敗是史無前例的，世界罕見的，是因為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縱觀人類歷史，如此全方位、大規模、深層次的學術腐敗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除了現在的中國。

　　一、前言

　　學術腐敗是九十年代之後風靡中國大陸的一種社會現象，它是繼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之後的另一個大規模、深層次的社會腐敗。學術腐敗的具體表現就是，學術界人士，上至院士、博導，下至研究生、大學生，抄襲剽竊成風，巧取豪奪成性，弄虛做假為常，欺世盜名為榮。

　　不僅如此，學術腐敗已經從學者的個體行為發展成集體、集團行為，並且有制度化、合理化的趨勢。比如，大學普遍向高官明贈暗送高等學位，學術界頭面人物公開地、明目張胆地欺騙政府、輿論和社會，學術機構對學術腐敗現象不僅熟視無睹，任其泛濫，甚至包庇縱容，等等。

　　不過，在中國，對學術腐敗現象的討論和揭露目前主要停留在互聯網上。在社會上，中國的一般民眾對學術腐敗現象幾乎一無所知，或不甚關心。在大學，在科研機構，儘管人們承認學術腐敗的存在，但對它的嚴重程度卻看法截然不同。在中國的常規媒體上，討論學術腐敗問題的文章和報道充其量也就是零星的，表面的。而中國的政府部門至今未對學術腐敗問題表明自己的態度，或者採取什麼具體措施來進行整治。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中國的民眾不是對腐敗分子深惡痛絕嗎？揭露腐敗現象不是新聞媒體的職責嗎？制止、懲治腐敗行為不是政府的義務嗎？為什麼在學術界，腐敗勢力會這麼猖狂，這麼無所顧忌？這其中的奧妙就在於"學術"兩個字。有了它們作為擋箭牌，學術界的人士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布，這是我們學術圈內的事情，外人搞不明白，問題得由我們自己來解決。他們還會告訴你，這種事情，國外也有，所以發生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驚小怪。

　　誠然，學術腐敗可以說古已有之，並且不分中外。也就是說，學術界從來就不缺乏敗類。但是，腐敗能夠達到象今天中國學術界這個規模，這個程度，卻可以說是前無古人，旁無鄰舍。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證明這一點。

　　也許有人會問，即使證明了，又有什麼用呢？答曰：用處有三。

　　第一，中國政府目前正在實行"科教興國"戰略，也就是說，中國政府把國家的興亡寄托在了中國學術界的身上，寄托在了中國的知識分子身上。2002年，中國的科學技術研究開發經費佔國民經濟總值的1%以上，超過一千億元人民幣，居世界第三位。再加上接近國民經濟總值4%的教育經費有很大一部分進入了高等教育界，中國的學術界近年來真可以說是富得流油。

　　但是，伴隨著國家資金的大量湧入，中國的學術界卻出現了幾大令人不解的現象：博士越來越多，教授越來越多，院士越來越多，可是中國的整體科技水平反倒越來越低下。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2001年初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研究院發表的2000年度"國際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的國民素質、科學技術和國際競爭力在世界的排名連續下滑：國民素質由1998年的第24位滑至第29位，科學技術由第13位滑至第28位，國際競爭力由第24位降至第31位。(冀文海：我國高等教育持續滑坡，8成大學生對高校教育不滿)。2002年，中國經濟的成長競爭力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38位。到了2003年，中國的排名降到了第44位，排在波蘭之前，南非和斯洛伐克之後。(WorldEconomicForum.2003.TheGlobalCompetitivenessReport2003-2004)。這到底是什麼原因？中國的"科教興國"戰略能否落空？其實，早在2001年，就有人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驚呼"學術腐敗將毀滅科教興國的夢想"。(佚名：學術腐敗將毀滅科教興國的夢想)。揭露學術腐敗，就是要讓中國政府和人民早日從夢想中驚醒。

　　第二，社會是由各個階層的人民組成的一個機體，而知識分子可以說是這個機體的頭腦和良心。學術腐敗就象是一個人的大腦長了惡性腫瘤，它對社會的破壞力最大。

　　有句話說，"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臟不能臟文化"，意思就是教育和文化是一個社會的最後精神堡壘，它們的崩潰，標誌著整個社會的墮落。揭露學術腐敗，就是要發動全社會，包括政府，把這個毒瘤切除，還這個社會一份清白。

　　第三，中國的學者講究"為天地立心"。既然中國目前的學術腐敗是史無前例的、世界僅見的社會現象，任何一個正直的學者都有義務來搜集、整理有關資料，並且做出分析和批判。

　　美國前總統胡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就曾派人到戰火中的歐洲全力收集戰爭資料，最終在斯坦福大學建成美國的第一個"思想庫"─胡佛研究院。同樣，搜集整理中國學術腐敗的資料，就是要給後人留下歷史證據，並且使那些無恥之徒心存一絲恐懼：他們可以在現世撈取名利，但他們將會在後世遺臭萬年。

　　暴露中國學術界的黑暗，並不是在給中國抹黑，恰恰相反，這是在向全世界證明，中國的學術界中，還有誠實的學者。也就是說，除了"為天地立心"之外，知識分子還應該為自己立德，表明自己能夠不同流合污。

二 應該如何評價中國的學術腐敗
　　
　　在2003年底到互聯網上用GOOGLE檢索 「學術腐敗」 四個字，總共有17200個中文網頁含有這個詞條，其中87%是簡體中文網頁，說明它們絕大多數與中國大陸有關。這個數字(17200)是「政治腐敗」 的1.6倍(10700網頁)，「官僚腐敗」 的5.9倍(2900網頁)，「經濟腐敗」 的9.1倍(1890網頁)。這些數字當然不能說明中國的學術腐敗比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更嚴重，危害更大，但至少能夠說明它的普遍程度，它的影響。
　　
　　那麼，中國的學術腐敗到底有多麼嚴重呢？應該說，中國的學術界本身對此就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估計。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學術腐敗現象非常普遍，危害十分嚴重；另一種觀點則一邊不得不承認學術腐敗的存在，一邊卻又大聲呼籲「不要誇大『學術腐敗』」，「學術腐敗」不能與「吏治腐敗」、「司法腐敗」相提並論。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就在2002年3月舉行的九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說：「學術腐敗問題，實質上是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風氣在大學校園、科研機關的反映」。他還說：「學術界、科學界本是社會公認的一方凈土，社會公眾對這方凈土的純凈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在社會轉型期，這方凈土上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因此備受社會公眾關注，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誇大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無疑不利於學術界、科學界的健康發展。」(奚彬、翟偉：人大代表呼籲：不要誇大「學術腐敗」)。換句話說就是，這些人認為，學術腐敗是時代的產物，學術界是被社會污染了，並且污染的程度被誇大了。這個觀點剛一露面就到了質疑。有人問道：學術腐敗為什麼不能與其它腐敗相提並論，難道腐敗還有三六九等？(田畔：評《不要誇大「學術腐敗」》——兼與李浩諸教授商榷)。有人指出，學術腐敗與吏治腐敗、經濟腐敗在本質上是一樣的，而其危害則比后兩者更大。(鄒輝：學術腐敗能否與經濟腐敗相提並論?)。
　　
　　也許是感到自己「不要誇大學術腐敗」的呼籲沒有得到足夠的回應，2003年初，這些「低估派」又由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的「科技工作者道德與權益工作委員會」出面，再次向社會呼籲：「中國對學術界存在的不良現象，可按國際通行的說法，稱之為學術界的不端行為或不良行為比較恰當」。(孫自法：科協呼籲改稱「學術腐敗」為學術不端或不良行為)。有趣的是，在這個呼籲中，他們重彈「學術界、科學界本是社會公認的一方凈土」老調，只不過把「在社會轉型期」改成了「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其要點還是在說，學術界「這方凈土」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出了「一些問題」，不值得大驚小怪。與一年前不同，中國科協的這個呼籲在輿論界激起極為強烈的反響，絕大多數人對這個觀點給予嚴厲批判。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用『不端行為或不良行為』來描寫形容這樣的腐敗，就如同把一股翻江倒海的惡潮形容為一滴污水、把一陣搖天撼地的狂風詮釋成一縷濁氣。……中國學術腐敗的嚴重性不僅沒有被誇大，恰恰相反，是被大大地低估了。」(亦明：是學術腐敗，是學術邪惡，是學術犯罪，而不是別的)。這篇文章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和贊同。(亦明：中國的人民網和北大的三角地)。
　　
　　可以說，對學術腐敗嚴重程度的不同估計本身就反映了學術腐敗的嚴重程度。因為對於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學術界來說，信譽是第一位的。信譽不存，學術就沒有一點價值。所以一名學者最重要的品德就是潔身自好、對虛假和腐敗有疾惡如仇的態度，也就是眼睛里容不下沙子。對腐敗現象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正是學術腐敗日趨嚴重的一大癥狀。不僅如此。這些人還進一步指責別人揭露腐敗，並且和社會輿論討價還價，計斤較兩，爭論學術腐敗的程度到底是被誇大了還是被低估了，這說明他們已經喪失了廉恥心、羞恥感。
　　
　　實際上，就在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在全國人大呼籲「不要誇大『學術腐敗』」的幾個月前，南京大學就有16名學者向學術界提出倡議，要以德治學，抵制腐敗。(朱慶、蘭亞明：南京大學16位中青年學者倡議「以德治學」)。他們當然不是在無的放矢地空喊。據揭露，學術腐敗在南京大學十分嚴重。一名南大教授抄襲他人被舉報，但學校硬是怕追究下去會影響學校論文的產量而把此事壓了下去。(萬偉：南京大學的學術腐敗)。近有傳聞，因抄襲剽竊而聞名天下的北大教授王銘銘有可能到南大落戶。(張雲坡、天正：南京大學引進「剽竊教授」引起風波)。最近一項針對包括南京大學等七所江蘇高校大學生的調查表明，近六成的大學生曾經在考試中作弊。(袁建陽：南京大學生誠信調查:一成常作弊 逾五成作過弊)。還有就是，南京大學在全國炒得火熱的「全球招聘」教授一事，最後卻「走樣」成了「低調圖變」，這裡面的原因，學術腐敗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耙糞者：南京大學「低調圖變」背後的「難言之隱」)。腐敗到這種程度，還需要誇大嗎？
　　
　　遺憾的是，雖然這些「低估派」在聲勢上佔下風，但他們手中握有實權，在學術界佔有很高的地位。而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或「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得到的。就自身利益而言，他們當然不會「高估」學術腐敗的嚴重性。豈止是不會「高估」。實際上，我們至今很少看到現任大學校長、科技部高級官員、中國科學院正副院長等公開談論、抨擊學術腐敗。恰恰相反，在學術腐敗的重災區，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以及中國科學院學部、中國工程院，他們的領導幾乎從來就不提學術腐敗。在北大校長許智宏親自擔任站長的北大BBS，一些批判學術腐敗的文章反覆被刪。(亦明：中國的人民網和北大的三角地)。在清華大學，由於一名教授履歷作假被揭，全校開展了一場學術道德運動。但令人奇怪的是，這個運動是秘密進行的。(佚名：清華秘密開展學術道德運動)。為什麼干正事、干好事還要偷偷摸摸的呢？因為這正事和好事是他們被迫乾的，而他們害怕社會知道學術界的骯髒。
　　
　　目前，反學術腐敗的輿論陣地主要有三個，一是由海外學者方舟子主持的《新語絲》網站(www.xys.org)，一是由北京師範大學副教授楊玉聖主持的《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再一個就是由上海師範大學教授何雲峰建立的《好漢網》(www.heyunfeng.com)。(林蔚：上海師大教授叫板校園剽竊抄襲風)。由於種種原因，《新語絲》網站的影響要大得多。但是，《新語絲》網站被國內屏蔽，而中國科學院的院長曾親自批示要封殺方舟子。[「科學時報更有院里的批示(遠離這隻狗，Lu院長說讓他該做什麼做什麼，別整天瞎咬)」]。方舟子原定在2003年初給中國科學院研究生講授科學道德課，但最後被不明不白地取消。[方舟子：反科學文化人和讀者評論方舟子指控《探索與爭鳴》誹謗（二）]。而楊玉聖「被權威報復，被幫閑忌恨，學術批評文章被斥為不具學術性，該評到手的職稱遲遲不見」，至今仍舊評不上教授。(沙林：學術腐敗形形色色--倒底是誰玷污了象牙塔；李彥春：楊玉聖：大刀向學術界的欺世盜名者砍去)。《好漢網》的命運也好不到哪裡：門庭冷落不說，還遭到了黑客的襲擊。(王小星：沒迎來用戶卻招來黑客 首家反剽竊網站遭冷落)。從這些決非個別的現象可以看出，儘管表面看來，反學術腐敗勢力似乎在打一場目標零散的游擊戰，他們面臨的卻是實力強大的正規軍，而這個正規軍卻在向他們放黑槍。
　　
　　可以毫不含糊地說，在中國學術界的所有角落，任何領域，都可以找到、都可以發現學術腐敗現象。實際上，在很多領域，學術腐敗現象根本就不用去找，它會象茅廁里的熏天臭氣一樣撲鼻而來。有人說，在中國的學術界，你如果想要生存下去的話，你就必須拿出80%的精力放在人際關係上(佚名：學術腐敗將毀滅科教興國的夢想)。這「人際關係」到底是什麼東西，還需要多說嗎？更為惡劣的是，中國學術界的頭面人物已經猖狂到了在光天化日之下，紅嘴白牙地欺騙、愚弄政府和人民，其膽大妄為，其肆無忌憚，簡直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他們憑什麼？因為他們身後就是一個整體腐敗的學術界。他們當仁不讓地成為了腐敗勢力的代言人。
　　

三 學術腐敗的三個層次
　　
　　一提起學術腐敗，很多人馬上把它與抄襲剽竊劃上了等號。確實，在中國的學術界，抄襲剽竊風氣之盛，已經到了讓人目不暇接的地步，以至中國的大地上出現了一個新的職業：槍手。(安文聯：關注全國第一例「槍手」討還學位案——「槍手」的訴訟)。但實際上，抄襲剽竊只是學術腐敗現象中的一小部分，論危害性，它們也只是癬疥之患。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抄襲剽竊只是學術敗類中的笨賊、蠢賊、懶賊乾的一些偷雞摸狗的勾當，揭發容易，證明不難，因此想要解決，需要的只是決心。換句話說，雖然中國學術界的抄襲剽竊勢頭鋪天蓋地，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卻極為簡單，也是國際通行的：一旦舉報屬實，把案犯踢出學術界。既然如此，為什麼中國學術界的抄襲剽竊之風卻愈演愈烈呢？那是因為存在更深層次的腐敗。
　　
　　確切地說，中國的學術腐敗不是單純的「學術方面的腐敗」，而應該定義為「學術界的系統腐敗」，它至少包括以下幾個層面：一，學術行為的腐敗：這是個人行為，主要表現就是學者在從事學術工作時不遵守科學道德，或利用自己的學術地位從事不道德、甚至非法的牟利活動；二，學術權力的腐敗：這是集團行為，主要表現就是在學術界，權力運用的實質就是瓜分、掠奪學術資源，也就是進行對自己有利的利益再分配；三，學術原則的腐敗：這是學術界系統的整體行為，主要表現就是學術界的頭面人物打著「學術」的幌子，與貪官為伍，與奸商勾結，把攫取利益的黑手伸向政府和社會。
　　
　　應該說，學術腐敗三個層次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的先驅就是個體的學術行為腐敗。學術行為腐敗都有哪些表現呢？《學術批評網》主持人楊玉聖先生總結說，它包括低水平重複、粗製濫造、泡沫學術、假冒偽劣、抄襲剽竊五大部分。(李彥春：楊玉聖：大刀向學術界的欺世盜名者砍去)。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則總結出七類：1．偽造學歷、工作經歷、論文等；2．抹煞別人成果，自我吹噓；3．偽造成果，纂改數據；4．剽竊；5．「搭車」署名；6．為商業廣告做不符實際的宣傳；7．一稿兩投。 (張靜：「科技界真理鬥士「鄒承魯：科學界有七種不道德行為)。需要指出的是，楊玉聖先生總結的現象主要出現在社會科學界，而鄒承魯先生指出的學術腐敗類別則集中出現於近年的自然科學界。實際上，學術腐敗的類型遠不止於這些。無論如何，從他們二人的歸納可以看出，即使在個體行為層面，中國的學術腐敗也絕不僅僅是抄襲剽竊。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中國的學術界還沒有糟成這個樣子。那時候，抄襲剽竊者很少，一經發現，當事人立即名聲掃地，不僅別人看不起，連自己也覺得抬不起頭。另外，除了抄襲剽竊，當時中國的大地上幾乎還不存在那麼多由楊玉聖和鄒承魯總結出的腐敗花樣。那麼，為什麼到了今天，學術小偷能夠登堂入室，無所畏懼？為什麼學術腐敗的形式能夠花樣翻新？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學術腐敗出現了第二個層次：學術權力的腐敗。實際上，個體的、簡單的腐敗行為能夠泛濫成災本身說明的恰恰是集體的、系統的腐敗機制的存在。學術權力腐敗的表象就是學者把自己手中的權力當成謀取私利、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具體地說，學術權力腐敗的內容主要包括：利用權力包庇、掩蓋個體的學術腐敗和把學術職位當成官場職位。
　　
　　很明顯，學術權力腐敗的危害性遠較學術行為腐敗的危害性要大。問題是，為什麼學術權力腐敗能夠在中國的學術界大行其道呢？我認為，最主要、最深刻的根源就是學術原則的腐敗。什麼是學術原則？學術原則就是對真理的強烈追求和信仰。宗白華先生曾說，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學者的態度，最敬仰的是歐洲中古學者的精神，前者是「絕對服從真理，猛烈的犧牲成見」，後者是「寧願犧牲生命，不願犧牲真理」(沙林：學術腐敗形形色色--倒底是誰玷污了象牙塔)。放棄對真理的追求，是學術界最大、最深、最根本的腐敗。而實際上，中國的學術界幾乎什麼都搞，就是不搞學術。
　　
　　實際上，學術原則腐敗是學術權力腐敗的肥沃土壤，而學術權力腐敗又是個體學術腐敗行為的保護傘。因此，把學術腐敗與抄襲剽竊划等號，是一些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因為抄襲剽竊是中國學術界中最為普遍的腐敗現象，普遍到想否認都否認不了的程度。而同時，抄襲剽竊又是國外「學術犯罪」的最基本形式。外國人幹得，中國人干不得？因此，讓學術腐敗等於抄襲剽竊，他們就可以用皮毛之疾掩蓋心腹之患，他們就可以為學術腐敗正名，改稱為「學術界的不端行為或不良行為」。他們還可以永遠地用「學術」這塊招牌來遮擋外人對學術腐敗投來的好奇目光，他們就可以永遠地腐敗下去。
　　
　　四 從小偷到強盜：個體學術行為腐敗的日益惡化
　　
　　儘管學術行為腐敗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最普遍的是抄襲剽竊，它也是國際學術界所面臨的共同問題。不過，抄襲剽竊現象在中國學術界和國外學術界有很大的不同：在國外，它純粹是個體的、孤立的行為，而一經發現，學術界同仇敵愾，人人得以誅之，案犯的學術生涯幾乎註定終止；但在中國，抄襲剽竊是極為普遍的現象，院士、校長抄，博導、專家抄，博士生抄，碩士生抄，如今已經普及到了本科生，甚至下延到了高考生。(劉萬永：教育部嚴令剎住考場腐敗 高考考生將簽誠信協議)。西南民族大學教授肖雪慧就將中國的學術界比喻為「剽竊者的天堂」。(肖雪慧：中國，剽竊者的天堂)。不僅如此，在中國，絕大多數被抓獲的抄襲剽竊者不但自己拒不認錯，其同僚和手下的人還會為他們鳴冤叫屈、說項求情。結果，這些學術盜賊「除個別倒霉蛋外，大都官照舊當，職稱照提，教授照做，博導照當。」(楊玉聖語)。
　　
　　事實上，那幾個倒霉蛋(北京大學的王銘銘、復旦大學的申小龍、合肥工業大學的楊敬安等人)與外國的同類相比，哪裡是倒霉，簡直可以說是幸運得到了家：他們不僅沒有被踢出學術界，而且仍舊是原單位的教授，並且仍舊十分風光。王銘銘僅被撤去了幾個行政職務，目前仍舊是北大的名牌教授、博導，還差一點兒被評選為北大2003年「十佳教師」(朱修栐：我談王銘銘是否應當評選本次的北大「十佳教師」)；申小龍只是被複旦大學給予「停止一年申報博士生導師資格的處分」，目前已經享有復旦大學教授「應有的權利和義務」(見復旦大學《文科科研簡報》第19期)；而楊敬安則僅僅被開除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籍。(佚名：警鐘長鳴 ——直面高等院校中的職務犯罪)。說他們是倒霉蛋，那是相對於擁有院士頭銜、佔據校長職位的中國學術竊賊而言的。2003年，東南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顧冠群涉嫌抄襲，證據確鑿，但他不僅校長院士照當，教育部、中國工程院對他可以說是關懷備至，連點名批評都不肯做。其它如楊雄里、母國光院士，沈士團校長，抄襲剽竊的鐵案早已鑄就，可他們幾乎都沒有受到絲毫的觸動。
　　
　　從本質上說，抄襲剽竊就是偷別人的東西。在這個世界上，小偷們最怕的是什麼呢？是光天化日。偷東西而不怕光天化日，叫做強盜。中國的學術界有強盜嗎？當然有。上海大學原法學院院長潘國和半路出家進入法學界，在短短的10年間，著述總量達到一千萬字以上，「抵得上一個師出名門，用力甚勤的天才的一世成就」。而在此期間，他還擔任三個學院的院長職務。雖然潘院長自稱「非常勤奮」，「每天熬夜到晚上兩點左右」，但人們還是發現他的論著多數抄自同行。可奇怪的是，那些被剽的同行們竟然沒有誰敢於舉報，有的人還不知好歹地說「我願意」。究其原因，無非是「潘在法學院根基很深」。(沙林：學術腐敗形形色色--倒底是誰玷污了象牙塔)。
　　
　　無獨有偶。山東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中國科學院院士蔣民華賴以起家的「成果」幾乎全部是從同行手中搶奪來的。根據山東大學教授於錫玲的檢舉材料，蔣民華剽竊他人研究成果的手段就是利用自己的職權在獎勵申請表中的負責人欄目中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中科院學部委員候選人推薦書》中，羅列了蔣民華的五項科研成果，但這五項成果全部是他人的工作。(於錫玲：學術巨騙——中國科學院院士蔣民華)。於錫玲的指控經《外灘畫報》記者調查，幾乎都有旁證支持，而這個被稱為巨騙的院士除了矢口否認之外，再也拿不出什麼過硬的東西來為自己辯護。實際上，據蔣院士自己說，「一年來，我沒有（就此）說過一個字，我不予置理。」(許凱：蔣民華院士「剽竊」事件調查)。被人指著鼻子罵娘，卻能夠一聲不響，如果他不是有超凡脫俗的涵養，那就是在承認自己該罵。
　　
　　所以說，中國學術界與國外學術界有本質上的不同：在國外，存在著零星的小偷；在國內，流行著大量的強盜。縱觀中外歷史，小偷們是永遠也成不了什麼氣候的。前面說過，抄襲剽竊只是中國學術界的皮毛之疾，癬疥之患，也就是這個意思。但是，小偷一旦發展成汪洋大盜，並且勢力強大到足以與「官軍」(正義)對壘的程度，事情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的轉化。耗子成精了！小偷造反了！皮毛上的癬疥發展成了侵入膏肓的病魔。
　　

五 從掩蓋腐敗到參與腐敗：學術權力腐敗面面觀
　　
　　為什麼在中國的學術界小偷能夠猖獗，強盜能夠盛行？其原因和中國歷史上歷次大腐敗爆發一樣，不外是權奸當道。實際上，在中國目前的學術界，權力幾乎變成了私有財產，掌權者利用權力攫取私利已經到了無所顧忌的程度。這就是學術權力腐敗。學術權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學術界內的行政權力，一是所謂「學術權威」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前面提到，學術權力腐敗是集團行為，它的實質就是利用手中的權力來瓜分、掠奪學術資源。換一句話說就是，在中國的學術界，權力等於權利，有力才能有利。這個利，既可以是當權者的個人之利，也可以是這個權力寡頭的整體之利，還可以是學術界團伙之利。
　　
　　學術權力腐敗有哪些表現形式呢？至少有以下兩種：
　　
　　1 學術行為腐敗的保護傘
　　
　　2003年1月8日，《新語絲》網站發表了一篇揭發東南大學校長顧冠群院士涉嫌剽竊的文章。揭發文章問世之後不到24小時，東南大學就匆忙地完成了「細緻的調查」，並且公布了「真相」。(東南大學：關於「東南大學校長剽竊外國同行成果」的真相的說明)。「真相」是什麼呢？剽竊「完全是李仕鋒的個人行為」。同是在這短短的24小時之內，顧冠群的學生李仕鋒寫出了公開檢討，而且還專門向顧冠群教授致歉。顧冠群校長則指示學校「要採取切實措施，進一步加強對學生的學術道德教育，嚴厲查處學風不正的行為。」東南大學則召開了「中層幹部緊急會議」，下發《關於重申進一步加強學風建設的緊急通知》，「要求各院系狠抓落實，確保學術研究的嚴肅性與規範性。」(引文同上)
　　
　　好一個緊鑼密鼓。好一個雷厲風行。如果事情到此為止，人們也許會以為東南大學真的是一塊「凈土」，李仕鋒剽竊案只是一個偶然事件，這個事件引發的「巨大反響」真如南京大學蔣校長所說，是「誇大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學在東大」嘛！可緊接著，涉及顧冠群剽竊的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文章被先後揭露了出來。此時的東南大學是什麼反應？據《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報道：1月22日，東南大學副校長左惟對記者宣稱，顧冠群對這四篇有問題的文章全都不知情。記者問左惟：「你們如何斷定顧冠群院士不知情？」左惟答道：「李仕峰承認的，之後又寫了第二份檢查。」由於發表文章需要交納「版面費」，而這個費用需要導師簽名才能夠報銷，所以記者要求查看報銷單據，以確證顧冠群不知情，但這個要求被學校拒絕了。記者要求會見李仕鋒，學校則答曰已經把他「送回老家了」，連他的電話和地址都不告訴記者。記者與東南大學其它博士生交談，發現他們都很緊張，因為他們都被「關照」過，「正在關頭上，不能出差錯」。(翟明磊、李虎軍：東大校長捲入剽竊風波)。2月份，《南京現代快報》記者繼續就這一事件採訪被顧校長稱為對整個事件「都知道」的左惟副校長。可他卻既不知道當初究竟是誰在事發后24小時之內進行了「細緻的調查」，又宣稱對此事「不需要調查」。(馬莉英：東大校長捲入剽竊風波續：有關人士接受專訪)。很明顯，為了應付這個剽竊事件，東南大學的整個官僚機器都動員了起來，其使命只有一個：保護顧冠群。如果顧冠群不是校長，不是院士，東南大學會這麼做嗎？
　　
　　東南大學並不是孤立的。其它如中國科學院包庇弄虛作假的洪國藩院士、山東大學包庇巧取豪奪他人成果的蔣民華院士、浙江大學包庇自我剽竊的褚健教授，事例可以說不勝枚舉。洪國藩的水稻基因組物理全圖案被我稱為學術界的遠華案，因為它涉及的金額巨大，牽連的人物通天，造成的社會影響極壞。其它包庇學術腐敗的行為一般是由下面的人或者「單位」出力，來包庇頭面人物的腐敗，而這個案子卻頗為奇怪：中國學術界的頭面人物、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院士不惜當眾說謊來為「小小的」洪國藩保駕。[亦明：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二)：欺世盜名的院士]。這個黑幕的後面到底隱藏著什麼交易？可以想象，當這塊黑幕被扯下之後，露出的東西定將震動整個學術界。
　　
　　山東大學教授蔣民華強盜他人科技成果案雖然發生在九十年代以前，但對這個大案的包庇卻發生在21世紀的今天。就在於錫玲教授把她的揭發材料在互聯網上公開之後不久，山東大學黨委做出了《關於向蔣民華院士學習的決定》，算是「對這件事的正面回復，目的是為了堵住一些人的謠言，也是學校的最終回復」。(許凱：蔣民華院士「剽竊」事件調查)。於錫玲教授的檢舉材料如此翔實，並且有前屆學校當局組織的調查結果為佐證，可目前的山東大學領導似乎根本就不屑於搞清楚事實真相，他們出於本能地保護既得利益者，這既是蔣民華，也是他們自己。於是山東大學就通過這個一紙「決定」側面地答覆了揭發人：讓你告，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不信胳膊還能擰過大腿！
　　
　　也許有人會說，褚健既不是院士，也不是校長，浙大為什麼要包庇他？這其中也許有隱蔽的原因，但表面的原因也不少。褚健教授雖然年輕(今年四十歲剛出頭)，但他在浙大有這麼一大堆頭銜：共產黨員，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江學者獎勵計劃」首批特聘教授，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除此之外，他還是浙大中控公司總裁、先進控制研究所所長、工業控制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和工業自動化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去年，他開完全國人大，返回杭州，不是住在家裡，而是下榻杭州著名的四星級酒店之江飯店，他在浙大中控公司的手下要「手捧鮮花抵達之江飯店，代表浙大中控全體員工迎接褚鍵總裁凱旋歸來」。(田穎穎：全國人大代表褚健總裁回杭談感受)。這麼瀟洒的教授，在當權者的眼中，比一般的院士還要重要，出了點兒腐敗，能不保嗎？[亦明：流氓教授與騙子學生(二)]。
　　
　　所以說，有權力集團給他們罩著，這些大腕兒們腐敗起來當然是有恃無恐。有大腕兒們做榜樣，中國的學術行為腐敗自然會一浪高過一浪。
　　
　　2 學術界：權力角逐場
　　
　　中國的學者自古以來就有「清高」的傳統：即使是對名利看得很重，但至少在表面上也要顯得對它們的淡漠。可如今的中國學術界，「清高」早就無影無蹤、蕩然無存了，對名利的追逐完全可以用「赤裸裸」來形容。而他們追逐名利的捷徑就是瘋狂地攫取權力。
　　
　　在目前的中國學術界，對權力的崇拜和嚮往可以說是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學者當上教授、博導並不算功成名就，因為他們只能管管自己的學生，權力不夠大。只有在當上了處長、院長、校長，事業才算步入了輝煌。有一名「211」學校的博導，手裡拿著出國進修的機會遲遲不敢動身。問之，則答曰：怕發生「政變」。問者不解，經他人指點，原來這個博導是某個學院的第四副院長，怕在出國期間，失去這個得來不易的位置。筆者曾親眼看見一位副校長(當然也是一位博導)是如何「晉見」該校黨委書記的：直挺著腰板，用半個屁股坐在沙發沿兒上，另半個屁股是懸空的。那姿勢，活現出一位太監被皇帝賜坐，想坐不敢坐但又不得不坐的奴才心態。一個學者，活得卻是如此猥瑣，他能搞出什麼樣的學問呢？「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沒有了人格尊嚴的人，連匹夫都算不上，還能算是學者嗎？
　　
　　當然，攫取權力是手段，獲得名利才是目的。在中國的學術界，名利的分配原則完全按照生物界的叢林規律：弱肉強食。只不過這個強弱不是學術能力的強弱和學術成就的高低，而是權力的大小。所謂「小錢大評，中錢小評，大錢不評」就是科研資金分配現狀的真實寫照。「小錢大評」和「中錢小評」為的是掩人耳目，以利於那些當權派大搞「大錢不評」。為了幾萬、十幾萬元的科研經費，多數學者要焚膏繼晷地寫申請，並且要托門子，找關係。而那些幾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元的科技資源，只需要學術界的大腕兒們閉門商量商量就能夠瓜分完畢。這就是所謂的自己立項、自己招標、自己評標、自己中標、自己決算、自己驗收。(老田：中國的高等知識精英到底有多腐敗?)。在工商界，這是犯罪；在中國的學術界，這卻是常規。
　　
　　其實，不僅是科研資金由權力來分配，在中國的學術界，各類名目繁多的評獎、晉級、漲工資、分獎金，無不由權力來決定。前面提到的那個「學術巨騙」蔣民華，那個「用權力寫作」的潘國和，都是把學術權力運用到了極至的典範。看看中國學術界的評獎內幕：「筆者有幸多次擔任所謂評委，對評獎內幕略知一二，首先評上較高等級獎項的一般都是這些專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們的熟人、朋友、同學或自己的學生、老師、上級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殘羹剩飯。這些評委的評獎方法不是認真閱讀原著，也沒有時間去閱讀堆積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據作者本人所填內容胡亂打分。這種方法評出的成果多為平庸之作，少有創新之作，還有許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評獎結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聖旨」，增加工資，擴大房子，安排孩子……」。(沙林：學術腐敗形形色色--倒底是誰玷污了象牙塔)。在中國的學術界，立法、司法、行政可以說是三權合一了。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
　　
　　對權力的崇拜造成了中國學術界的另一個特色：學霸、學閥橫行。學霸、學閥主要是兩類人：一類就是中國的院士，他們雖然自己很少干學術工作，但他們有著「副部長」的級別，是國家認定的學術權威，因此他們可以頤指氣使，飛揚跋扈，一副暴發戶的嘴臉。據揭露，武漢一所大學曾邀請一個年逾古稀的院士評審一個科研項目，可這個院士竟然要求對方同時支付一個「韶齡少婦」的往返機票。這一對老男少婦在從事學術活動中同吃同住，毫不顧忌。(老田：中國的高等知識精英到底有多腐敗?)。由此可見中國的學霸們已經猖狂到了何等地步。去年非典期間，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學家在世界上首次將非典的真正元兇━冠狀病毒━與非典聯繫在了一起，他們的發現比香港科學家要早了幾周。可是，由於中國的一位院士已經提出了非典的病原菌是衣原體，所以這些非典病毒的發現者根本就不敢把自己的發現公諸於世。(Enserink, 2003)。我曾評論道：「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學家應該是軍人，如果不是這些軍人科學家的膽子太小，那一定是中國的院士淫威太盛！」(亦明：面對非典，中國的科學家是打了勝仗還是打了敗仗？)。中國科學家的工作失誤是非典在中國大流行的主要原因，而學霸學閥的橫行霸道是導致中國科學家工作失誤的主要因素。
　　
　　另一類學霸和學閥是各個學術單位的主要領導，如研究所的所長、學院的院長，等等。這些人手中握有實權，並且有繼續向上爬的野心，所以他們干起事情來，特別地心狠手辣。諸如提拔親信，強佔公款，欺上瞞下，巧取豪奪，幾乎無所不用其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國科學院山西煤炭化學研究所。這個只有600餘人的研究所，公車就有100輛，所長、副所長的年薪都達幾十萬元人民幣之譜，需要分幾個戶頭入賬。國家在過去幾年內給他們下撥了上億元的科研投資，但全所只在國際重要期刊上發表了六篇論文，其它如產業化項目一個都沒有，相當於每篇論文的造價是兩千萬人民幣。即使是這樣，它的一個研究室主任還恬不知恥地叫嚷：「沒有什麼項目幹不成，只要再給我兩個億。」(天地人：中國科學院的冰山一角)。這哪裡是學者在說話，簡直就是街頭無賴在敲詐勒索！其實，就象那篇文章的標題所說，山西煤炭化學研究所的情況只是中國科學院的冰山一角。如果不信，就問問中國科學院各個研究所的所長，誰敢拍胸脯說自己沒有搞過腐敗？不搞腐敗，他們爬不上去。不搞腐敗，他們也混不下去。
　　
　　學霸、學閥的橫行肆虐，在中國的學術界造成了這麼一種氛圍：想要在學術界混下去，並且混得好，就必須要努力爭取撈個一官半職。學術，在中國的學術界根本就沒有位置。

六 菜教授、水博士、爛校長：學術原則腐敗大揭密
　　
　　在中國的學術界，小偷強盜遍地，學閥學霸橫行：這一切，哪裡有一絲一毫「象牙塔」的身影？哪裡有一點一滴「凈土」的氣象？這還是學術界嗎？不，它不是。因為中國的學術界根本就不是在搞學術，他們早就放棄了學術原則。這就是學術原則腐敗。前面提到，學術原則腐敗的實質就是學術界整個系統放棄了對真理的追求，而變成利用「學術」的名義來追逐名利。
　　
　　根據什麼這麼說呢？
　　
　　1 教授的貶值和院士的升值說明了什麼？
　　
　　學術界包括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機構，其組成人員包括在這些機構擔任教育或研究工作的所有成員。在中國，學術界內的等級之多，世界罕見。除了按照國際慣例在大學中有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這四個主要級別之外，中國的教授還按評上的年頭分為「88年以前」和「88年以後」的兩群，前者享受高幹待遇，得了病可以住單間，而後者則是一群大路貨，得病住大病房。(佚名：中美教授談學術腐敗訪談實錄)。目前中國的大學又獨出心裁地在教授這個級別中增加了校聘教授、院聘教授、特聘教授，以及「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這麼些個級別。除此之外，還有「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教授、「長江學者」教授等等名堂。近年來，由於「985工程」的實施，「若干所大學」用國家專款給教授漲工資，於是又有了「一崗、二崗、三崗」教授。即使這樣，也還是滿足不了中國學術界對等級制度的熱愛。隨著「院士」人數的劇增，中國的學術界又猛然多出了一個「最高權威」階層。所以說，中國的教授實際是分為三六九等的。
　　
　　教授等級的增多說明中國的「教授」頭銜大幅度貶值。確實，在中國的大學，教授人數之多已經到了泛濫成災的程度。據說一個大學校長的司機竟被評為副教授，而一個大學的膳食科長都不稀罕當教授，而要當博導。(佚名：中國「教授滿街走」)。在中國的大學里，任何人，只要稍微有點手段，並且靠夠了一定的年頭，就可以得到教授的頭銜。「大學教授太多太濫」，這是全國政協委員、華東理工大學教授張鑒祖做出的結論。(陳娉舒：基礎研究評價體系應與國際接軌 大學教授評審制度應與國際接軌)。就目前而言，中國大學教授整體學術水平之低劣，不論是與世界各國橫向比較，還是與中國百餘年學術史的縱向比較，都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這一點，只要看看中國學術界最高權威，院士，就一清二楚了。(亦明：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
　　
　　中國的教授到底有多「菜」？沒有真才實學的商人吳征，能夠輕而易舉地成為北大清華的客座教授。其它如北大的「門修斯」教授、「阿米諾酸」教授更是盡人皆知。[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一)：評北大「向著世界一流大學迅跑」]。再看看清華大學的「妖魔化教授」李希光(http://xys.org/dajia/lixiguang.html)、「十面博士」董關鵬副教授(http://xys.org/dajia/dongguanpeng.html)，其它學校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國，你只要稍微有點兒名氣，只要你自己有膽兒，不論你的學問高低，你都可以當上教授。這不，一名普通的相聲演員，竟然被四所大學爭先恐後地聘為教授，並且是不同專業的教授。(佚名：牛群當教授網上網下遭圍攻)。
　　
　　不過，菜教授本身並不完全是教授貶值的原因。中國教授貶值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中國的學術界內部自我調整機制失控，最後為了瓜分利益，把手伸向政府、伸向社會，因為國家給教授以一定的待遇。不以學術水平為依據，而以利益分配為取向進行學術職稱的評定，是中國學術界腐敗的第一表徵。這一表徵目前已經在博導、院士的選舉、評定中暴露無遺，因為每年的增選，都是個人利益、單位利益、集團利益的重新劃分。
　　
　　與教授的貶值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院士的身價在過去的十年間的大幅度升值。為了能夠當上院士，院士侯選人及其所在單位不惜花費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人民幣來搞宣傳(「包裝」)，搞公關(行賄)，使院士選舉變成了院士選戰。(佚名：兩院院士選舉爭論不斷 選舉為何退化成「選戰」)。儘管院士人數以每兩年超過百餘人的數字遞增，但這些名額似乎永遠也滿足不了中國學術界的胃口。
　　
　　選舉為什麼成了選戰？中國有句古話，叫做「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當上中國的院士是既有名，又得利。因為院士是國家認定的最高學術權威，他們享受副部長級別的待遇，他們還能夠爭取、控制大筆的科研經費。看看那亂鬨哄的選戰場面，人們不禁會聯想到民國年間曹錕的總統賄選以及近年間台灣層出不窮的政界賄選醜聞。其實，中國院士目前的選舉與賄選在性質上幾乎毫無區別。誰能被選上，看的不是他的學術水平，而是看「單位實力、推薦力度、本人背景——比如哪個學校畢業的、學部里校友和同事多不多、競爭者的實力強不強。」(佚名：兩院院士選舉爭論不斷 選舉為何退化成「選戰」)。什麼叫單位實力和推薦力度呢？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就透露說，「現在都是由單位出面幫助候選人送材料、『打招呼』甚至送錢送禮」。(引文同上)。另據揭露，某大學為了某教授能夠評上院士，「過年期間由學校開出一輛蒙著帆布的大卡車，停放在校駐北京辦事處。據說車上共計有20餘萬物資用來送人。」(教授：體驗高校的教育腐敗)。清華大學的一位院士對院士的「選舉」有這樣的心得：「評選院士這個東西, 得有人抬舉, 關鍵的自己還要識抬舉, 二者缺一不可。」(佚名：原來中國科學院也是藏污納穢之地)。
　　
　　實際上，院士升值與教授貶值的原因是一樣的：學術界內部自我調整機制失控，然後人為地製造了這麼多「學術權威」，以便讓政府和人民給予他們以優厚的待遇，同時把掌管中國學術界的大權控制在了自己的手中。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院士就等於學閥和學霸。
　　
　　2 水博士泛濫成災說明了什麼？
　　
　　在過去的十年間，中國的學術界不僅僅是教授多了，院士多了，而且擁有博士學位的人也多了。博士多到了什麼程度？據說目前在讀博士生人數已經達到12萬人，僅次於美國和德國，穩居世界第三。按教育部的規劃，到2010年，中國每年將有5萬人獲得博士學位，成為世界第一。中國的學位制度從七十年代末剛剛起步，八十年代初開始授予博士學位。1983年，北京大學專門請了一百多位專家給數學系研究生張築生一個人搞博士論文答辯，才使他獲得北大授予的第一個博士學位。(孫獻韜、楊連成：張築生　了不起的教授)。曾幾何時，中國的博士教育幾乎可以與牧童放羊相媲美。一個博導同時指導幾十名、上百名博士研究生的例子已經算不上是新聞了。據說某大學的一次博士論文答辯會，一位博導的八名弟子同時上陣，一舉拿下了八個博士學位。難怪這被稱為中國的「博士大躍進」。(大雷：學者質疑當今中國「博士大躍進」)。博士大躍進的直接後果就是博士水準急劇下降，以致這些新科博士被稱為「水博士」、「土鱉博士」，並且全線貶值。(兆豐：高等教育之怪狀--研究生可能遭遇「集體貶值」)。
　　
　　博士泛濫與學術腐敗有關係嗎？當然有。首先，學校建立博士點，以及教授升博導，這裡面的貓膩多著呢。為了開設、增加博士點，中國的大學可以說是使盡了全身的解數，可以說是不吝巨資，可以說什麼事情都肯干，但就是不幹正事：他們連開會都要在黑夜裡進行。(王克安：是「學術腐敗」還是「不良行為」呢？)。現在，申請博士點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所謂的「公關」。 「公關」 是幹什麼？它包括把其它單位的名人，如院士、博導等等，拉到自己的旗下，然後圍繞著他們來組織材料，提出申請。申請送出去之後，再派人到評審人那裡去「打點打點」。據說每個博士點的公關費已經達到了幾十萬元人民幣之譜。那些被拉到旗下的名人們並非真的調轉了工作單位，實際上只是在新單位掛個名，簡稱為「掛」。一旦一所學校有了第一個博士點，它就可以利用同樣的方法爭取第二個、第三個，只不過「公關」難度越來越小而已。據揭露，湘潭大學早在1998年就提出了「只要能申請到博士點，不惜財力」的口號。到了2003年，他們又提出了「要不惜一切手段，今年的博士點要保５個爭取８個」 的奮鬥目標。果然，這個被自己的學生評價為「連碩士都培養不好」 的大學，現在已經有了九個博士點了。好一個「不惜財力」！好一個「不惜一切手段」 ！簡直就是一副賭徒的架勢。
　　
　　除了把名人「掛」 到自己的學校來爭取博士點之外，中國博士教育的另一個特色就是所謂的「靠」。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那些沒有博士點的院、系，他們可以依靠本校(甚至其它學校)的「相關」博士點來評定博士生導師、招收博士研究生。這個「相關」的學問可大了，他們幾乎能夠把學術界任何學科都給相關進去。也就是說，在中國的大學，沒有博士點照樣可以培養博士。聽起來奇怪嗎？可中國的學術界人士對此早已經見慣不怪了。
　　
　　也許有人對學校下那麼大的氣力爭取博士點不太理解。那麼我就簡單地解釋解釋。首先，博士點的多少，是中國大學排名的重要指標，而學校排名的高低，既是學校領導的政績，又決定學校的經濟利益(考生的多少，學費的高低，等等)。其次，學校每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都可以得到很大的收入，包括政府撥發的人頭費和學生交納的學費。政府的人頭費雖然不多，但是相當於白得的。除了這筆錢，國家還給每個研究生生活補貼。有的學校還可以從這上面揩點油水。(亦明：東南大學：不許盤剝研究生)。第三，博士生是維持博導存在的基礎。筆者就親耳聆聽過一位博導炫耀自己是如何搞學問的：每當聽到一個新的信息(新技術，新苗頭，新趨勢)，不管自己懂不懂，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研究領域，他都立即命令手下的研究生去查閱文獻，然後著手申請課題。雖然成功率不高，但東方不亮西方亮，靠廣種薄收，靠人際關係，每年搞個幾十萬元人民幣還是綽綽有餘的。所以說，沒有這些研究生，那些博導們就不知道如何做學問了。大學拚命爭取博士點的另一個原因就是，博士研究生是目前中國最廉價的勞動力。豈止是廉價，很多人還要自掏腰包來給自己的導師(通稱「老闆」)打工。據一所大學科研處的工作人員說，「學校鼓勵導師拉項目，至於導師培不培養學生的問題，只能學生與導師協調，學校概不過問。」(逸文：導師是「老闆」嗎——看研究生給導師「打工」)。所以說，在大力提倡「產學研」的中國學術界，博士生是學術產業這個血汗工廠的包身工。沒有這些廉價勞力，中國的大學怎麼能夠發展自己的「高技術」產業？
　　
　　看到這裡，中國的博士泛濫成災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博士點是學校花錢買來的，博導稱號是教授們拚老命爭來的，這是既得利益。不多招博士生，對不起學校，對不起自己。而博導的學術水平比博士生還要低，也就難怪中國的水博士的數量如同洪水泛濫了。中國的博士到底有多麼「水」？北京科技大學冶金系的一個博士研究生在七天之內完成博士論文，可以說是世界之最。(子江：北京科技大學哪裡算什麼著名大學？)。一個只有高中學歷的槍手，一個月內就能夠「搞定」一篇博士論文，而這篇論文卻能夠在答辯時一次通過。(佚名：博士論文頂級「槍手「僅高中學歷 一字開價至少一元)。這樣的博士，在中國近年的博士大躍進中，可以說如雨後的蘑菇，層出不窮。
　　
　　上面說到的博士雖然「水」，但卻是真正的中國博士，可以簡稱為「真的真博士」。除了這些真的真博士之外，在中國的學術界內還有「真的假博士」和「假的真博士」。所謂真的假博士，就是那個博士學位來自野雞大學，實際上是花錢買來的學位。比如北大和清華的客座教授吳征就是從美國一個小青年創辦的巴靈頓大學得到了這種學位。吳征教授不僅是真的假博士，他還是假的真博士：他沒有在復旦大學上過課，也沒有通過復旦大學的學位答辯，但卻拿到了復旦大學真正的博士學位證書。奇怪嗎？感到奇怪的人一定會被中國的學者笑話：too simple，too naive！
　　
　　吳博士雖然沒有花力氣讀書，但卻肯定是花了不少的金錢。在中國，能夠搞到學位的除了金錢，還有權力。有人統計，根據報紙上公布的省部級領導幹部的簡歷，他們之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擁有博士學位。(陳魯民：到底要培養多少「水」博士)。這些博士是怎麼來的，中國的大學應該最明白。(鄒德學：水泊梁山新聞多 李逵考研)。學位，這個被國際學術界視為學術尊嚴的標誌，卻被中國的學術界當成了可以交換的商品，「位」還在，「學」卻沒有了。中國的學位何不改名為錢位、官位？
　　
　　官學勾結，學商為奸，是中國水博士泛濫成災的另一個原因。

3 學術權力的擴張：招生黑幕大曝光
　　
　　瓜分學術界內部的利益，對某些人來說，既可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也可能是感到滿足不了自己的貪慾。於是他們開始把手中的特權向學術界以外擴展。學術界手中有什麼特權？第一，他們有招收學生的特權。第二，他們有授予學位的特權。在這個重視知識、重視學位、喜好攀比、講究「面子」的國度，這個兩大特權被中國的學術界運用得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國學術界使用授予學位特權的招數五花八門，什麼專升本、本升碩，什麼函授碩士生，什麼在職博士生，其本質，與販賣學位毫無二致。(檀傳寶：談「學術腐敗」與「學術賄賂」)。最近有消息說，北京大學哲學系的一個研究生班錄取了一名只有初中學歷的青年，並且接連催促對方交納兩萬多元的學費。(許金晶：初中畢業生交錢就能上北大研究生引發激烈爭論)。所以說，在目前的中國，只要有實權，什麼樣的學位都能夠得到；只要肯交錢，什麼樣的學位都可以買到。
　　
　　中國學術界利用招收學生的特權來搞腐敗，到目前為止，被揭露的主要有兩起。第一個是上海交通大學，第二個是海南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的招生黑幕之所以被揭開，相當有戲劇性。當時，上海交大的網路發生了故障，不能與外界連接，學生們就在校內網路遊逛，結果巧遇該校教務處的一份文件。通過上交大的BBS系統，中國人民總算見識了中國知識分子掌權之後的醜惡一面。這份文件實際就是一個關係圖，上面列有這麼幾個欄目：考生姓名、生源、分數、加分、專業情況、委託人、擬解決意見。在這些欄目下面，還分有校領導接收、中學校長推薦、2001年外地生源機動指標討論材料等幾個類別。整個文件涉及百餘名考生，高考分數最高的為632分，最低的只有426分。如果看一看「委託人」一欄，裡面有「電力局紀委書記李永鳴之女」、「中醫大黨委書記張建中侄」、「盛校長之侄」、「教育部、王大中，吳建平之子」、「上海教育超市總經理王星之子」、「清華大學副校長余壽之」、「西南交大蔣校長之子」、「電子科技大學唐小我之子」、「教育部人事司管培俊司長」等等。在「擬解決意見」欄中，有「保證專業」、「120%」、「錄取」等幾類。總而言之，上海交大校長、副校長共七人，其中六人寫了條子；黨委書記、副書記四人，有兩人寫了條子，外加一個紀委書記。除了這些內蠹，參與這個招生黑幕的還有來自交大之外的四名院士。(江迅：高考開後門？交大起風波)。
　　
　　搞交易，都是有來有往的。中醫大黨委書記、盛校長、清華大學校長王大中、清華大學副校長余壽之、西南交大蔣校長、電子科技大學唐小我用什麼來回報上海交大的盛情呢？傻子都能猜得著！
　　
　　大學招生到底黑到了什麼程度？沒有繪畫基礎的人竟然能夠在海南大學藝術學院美術系高考專業課中得到第一、第二名的成績。在學校組織的突擊測驗中，「2名學生測試的最高分是30多分，最低分為7分。成績差得離譜。」這還是他們在這所大學學習了一年之後得到的成績。海南大學在隨後隨機抽查了美術系2002級一百多名學生中的43名。在120張考卷中，有一半不及格，創作測驗的最低分是2分。這2分是怎麼得來的呢？因為這名學生在紙上畫了幾根線條。
　　
　　海南大學同一屆美術系的學生中有這麼多畫盲能夠被錄取，當然不可能是個別考生作弊的結果。據揭露，海南大學藝術學院「從1999年到2002年每年美術系的招生均由包括學院一名主要領導在內的兩三個人主持，招生範圍圈定在山東、河南、江西和湖南幾省，從出題、考試(監考)到打分、錄取都由他們全包。」難怪一名河南學生坦白說：「那邊老師收了他的錢，擔保他一定能夠考上海南大學。」除了藝術學院，海南大學音樂學院有的學生考進鋼琴專業不會彈鋼琴，有人到了大學四年級還不認識五線譜，畢業生沒有幾個搞本專業。(喬華、胡辛：離譜的藝術類招生——海南大學藝術學院招生「黑幕」揭秘)。
　　
　　其實，與研究生招生相比，高考招生還算是比較公正的。研究生招生有保送推研、代培擴招等多種名堂，而每個名堂下面都有各自的骯髒勾當。不久前，武漢大學的「推研」黑幕被揭：該校新聞與傳播學院三個專業學習成績前三名的學生，在「推研」時竟然全部落到前三名之外。(姚海鷹：武大2004推研黑幕)。原因？不用到黑幕後面看也能估摸個八九不離十。其實，就是在通過正常考試這個途徑來招收研究生，中國大學做得也不乾不淨：由於專業課考題由招生的教授來出，而考卷也是由他來判，再加上所謂的「複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一個教授想招誰，誰就能夠考上；如果他不想招誰，即使是累死，考上的希望也不大。這在中國的大學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有位博導就恬不知恥地這麼炫耀：他招的研究生，或者是局級幹部，或者是美女。去年秋天，台灣女名人璩美鳳投考復旦大學產業經濟學博士研究生，她考了三門課程，其中兩門不及格，三門課的平均分數不到48分，但照樣被複旦大學錄取。(心木：專業課33璩美鳳被複旦破格錄取)。這個勾當雖然骯髒，但卻可能只骯髒了一半：復旦大學只是在錄取時作了弊，在評卷時大概還是乾淨的。真難為了這所中國第三高校！
　　
　　在揭露腐敗現象的文章中，很多人願意使用「冰山一角」來形容被揭露案件與尚未被揭發案件之間量的關係。其實，冰山的水下部分與水上部分的比例是8比1左右，但這個比例根本就不適用於中國的學術腐敗。到底這個比例是多少，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但用「九牛一毛」也許不是過分的誇張。
　　
　　4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鼓噪
　　
　　從1998年起，中國政府開始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工程，叫做「985工程」。雖然從政治的角度看，這個工程沒有太大的不妥，但從教育學的角度來審視，「985工程」是非常盲目和無知的，它與中國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躍進」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從未有過由中央政府出面、如此大規模地打造「世界一流大學」的先例。美國沒有，英國沒有，德國也沒有。其次，僅靠金錢不能夠造就世界一流大學，這已經是國際高等教育界的共識。上世紀七十年代，日本政府刻意要在筑波科學城建立一所世界一流大學，於是把前東京教育大學改造成了筑波大學。三十年過去了，筑波大學不僅不是什麼世界一流大學，即使在日本，它也與私立的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國立的京都大學、東京大學不在一個檔次。第三，目前世界公認的一流大學幾乎都是自己成長起來的，而推動他們成長的動力有兩個，一是堅持學術原則，二是擁有充沛的資金。中國的大學放棄學術原則在先，要靠金錢進入一流大學行列，無異於緣木求魚之舉。
　　
　　既然「985工程」是政府行為，它與學術腐敗有什麼關係呢？當然有。前面提到，「985工程」與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大躍進」非常相似。大躍進的實質就是無知加狂妄，這已經被歷史充分地證明了。而在當時，中國的一些學術領袖就曾為那場無知的運動提供「理論依據」，搖旗吶喊，推波助瀾。[亦明：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一)：喪失了社會良心的院士]。而就在「985工程」開始后的幾年間，中國學術界的頭面人物，也就是北大清華的校長書記們，罔顧歷史事實和現實條件，先後提出了北大清華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的「時間表」。這麼愚昧的行為，卻能夠在中國毫無掩飾地粉墨登場，是中國的學術水平太低嗎？當然不是。是他們欺人太甚！沒看到嗎？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就在自己的學術論文中就公開歪曲、捏造事實，鼓動政府出資建設一流大學。(亦明：閔維方是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嗎？)。表面上看，他們這麼做的原因可能是出於無知或者如有些人所猜測的那樣，是為了應付政府的需要，但其實質就是放棄學術良心，欺騙政府和社會，以達到獲得政府大筆撥款的目的。開列進入一流大學行列時間表，在性質上與在大躍進年代提出「畝產萬斤」理論是一樣的。歷史的悲劇正在重新上演。
　　
　　一個大學難道能夠靠撒謊和欺騙進入世界一流行列？除非這個行列的成員全部是騙子！
　　
　　其實，參與「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鼓噪，僅僅暴露出了中國大學校長們貪婪淺薄的一個側面。去年夏天，一則「北大才子長安街頭賣肉」的消息成為酷暑中的熱門新聞，可北大校長卻不冷不熱地放出了「北大學生賣肉完全正常」的論調，要北大的學生甘當普通勞動者。一邊是口口聲聲創建世界一流大學，一邊卻要自己的學生甘當普通勞動者，誰能夠搞得清這位校長是在用什麼邏輯來思維呢？(亦明：北大才子賣肉與北大校長賣人)。有位北大學生說，(「北大學生賣肉完全正常」)這樣的話全國人民誰都可以說，就是北大校長不能說。可惜的是，這位北大校長連這麼點兒見識都沒有。
　　
　　中國的大學校長「爛」到了什麼程度？看一看參與上海交大招生黑幕的上海交大校長、西南交大校長、清華大學校長、電子科技大學校長(見上文)，看一看自家院內臭氣熏天卻對公眾呼籲不要誇大學術腐敗的南京大學校長(見上文)，看一看抄襲剽竊的東南大學校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長(方舟子：「北航」斯德誼、樂強、沈士團、李景文被IEEE確認抄襲並處置)，看一看公開嫖娼的合肥工業大學副校長(hf555：「政治腐敗」必然孕育出「學術腐敗」)，再看一看參與經濟犯罪的延安大學校長(佚名：從羞羞答答到雁過拔毛延安大學原校長受賄「成長」記)、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院長(原春琳、劉萬永：代表委員呼籲 遏制高校經濟腐敗)、同濟大學副校長(曾祥生：同濟大學原副校長吳世明受賄 一審被判刑十年)、首都經貿大學副校長(程婕：首都經貿大學原副校長姜忠波受賄被判刑11年)、成都大學副校長(張學勇：搞貪污竟怪「會計懶」)、成都理工大學副校長(劉德華、劉艷：貪污學生「點招費」 原成都理工大副校長被捕)，這些人，他們的所作所為，構成了中國高等教育現狀的一幅特殊「清明上河圖」。
　　
　　如此大規模的大學校長腐敗，不僅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在世界歷史上也絕無僅有。想要靠這幫人來領導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就算是黨中央國務院把全中國的所有財富都給了他們，他們也還會嫌錢少，他們也還是建不成。
　　

5 學術良心大拍賣
　　
　　由於學者的追求目標和信仰對象是真理，因此，他們被稱為「社會的良心」。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討論過中國知識分子喪失了社會良心這個問題。[亦明：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一)：喪失了社會良心的院士]。所謂社會良心，就是一個人對社會的責任感和道義感。比如說，面對烏煙瘴氣的社會腐敗現象，一個學者如果能夠保持沉默，不提出批評，這就說明他沒有社會良心。應該說，一個人具備了社會良心說明他已經達到了很高的道德水準。所以，用這個水準來要求中國目前的知識分子，甚至院士，實在是有些難為他們。但是，要求一個學者具備學術良心，這卻是一點也不過分。因為按照定義，沒有學術良心的人，就算不上是學者。換一句話說，一個人具有社會良心，屬於愛做好人好事，好打抱不平，好「管閑事」；而具有學術良心，則好象作為兒女要具有孝心一樣，是他們的本分。
　　
　　什麼是良心呢？根據何懷宏先生的定義，「良心是人們一種內在的有關正邪、善惡的理性判斷和評價能力，是正當與善的知覺，義務與好惡的情感，控制與抉擇的意志，持久的習慣和信念在個人意識中的綜合統一。」(何懷宏：《良心論──傳統良知的社會轉化》)。簡單點兒說，所謂「良心」就是一個人內心「正確的」價值判斷及其外在表現。光有內心的判斷而沒有行動，不能夠稱得上「有良心」。而「學術良心」，根據我的理解，至少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它是學者根據自己的學術專長而做出的價值判斷；第二，它是學者根據自己的判斷而採取的行動。
　　
　　應該說，從事學術腐敗就是學者喪失了學術良心的表現。不過，對於那些腐敗分子來說，他們的所作所為介於犯罪和道德敗壞之間，良心統統沒有了，還談什麼學術良心。這些人雖然身還沒有敗，但名卻早已經裂了，他們除了在有生之年享受點兒榮華富貴之外，在死後，是註定要被打入另冊的。所以，這裡要討論的，不是這些顯性的學術腐敗，而是那些隱性的，打著「學術」招牌的腐敗。
　　
　　2003年，一個頗有「創造性」的出版社策劃了一個「美國著名電影公司花百萬美元買貝拉小說版權」的彌天大謊。而這個大謊之所以能夠撒的那麼完滿，那麼驚天動地，卻是因為有一大批學者捧臭腳。這些學者並不是一些滿街走的菜教授，而是中國權威學府的權威人士：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白燁；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一川；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孟繁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曉明；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頤武；清華大學外語系教授、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兼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寧；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教授葉舒憲。據透露，這部「末流言情小說」(曹長青語)竟然被這些權威們吹捧為「全球化語境中的摩登寫作」、「21世紀的新的中國開始嘗試給予世界新的形象」、「她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悲傷，進到一個關心整個人類命運的崇高境界」、「她是獨樹一幟的，因而也是無可替代的」。(童大煥：學者們也被「策劃」了？——評「百萬美元買貝拉小說版權」大騙局)。難道是這些學者吃錯了葯？抑或是喝昏了頭？都不是。實際上，這些學者的領隊白燁研究員既參與了貝拉小說的策劃和出版，然後又蒙著學者的面具來吹捧她。這就象是那些販賣核酸營養品的人，一邊買假藥，一邊以專家的身份來宣傳這個假藥多麼有效。這些學者哪裡是什麼喪失了學術良心，他們是把學術良心給賣了：他們一手賣商品，一手賣良心。
　　
　　也是在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一位名叫周瑞金的博士生導師突然間名聲大噪，其原因就是他在評審一位朋友的博士學位論文時，行使了「否決權」。媒體稱他「堅守自己的學術良心，向朋友的博士學位論文說『不』」。(劉萬永：我為什麼行使「否決權」)。本來，評審學位論文就是判定一篇論文的質量，看它是否達到了某個學科通行的水準。所以，在正常情況下，評判的結論只能夠有兩個，即「及格」和「不及格」。可是，目前中國的學術界，敢於對學位論文打出「不及格」分數的論文評審人已經成了珍稀動物，所以一旦被人發現，就成了新聞。具有學術良心的博導成了希罕物，難怪中國的水博士泛濫成災。
　　
　　所以說，在目前的中國學術界，學術良心被賤價拍賣了，而具有學術良心的學者就成了緊俏物質。那麼，根據物以希為貴的市場規律，具有學術良心的學者應該是春風得意了吧？否！周瑞金先生具有學術良心，但他自己說，這個良心讓他把「自己放在火爐上烤了」。這個火爐是什麼？就是中國的學術界！它如同一座焚屍爐，要焚毀所有的血肉和良心！
　　
　　不知道是中國人民的幸運還是不幸，除了周瑞金博導，我們還能夠在中國的兩個最有名的學府，北大和清華，找到他的同類。北大中文系教授錢理群20年來從事魯迅研究，被譽為「北大的良心」。他稱自己「20年來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點，就是『講魯迅』，並且試圖『接著往下說』，以便把民族、家庭與個人的『世紀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錢理群：能寫與不能寫的)。1999年，錢理群在一篇談訪錄中指出，「我覺得一九四九年以來許多大的失誤是比較容易彌補的，但有兩個大的失誤是很難解決的。一個大的失誤就是人口問題……其次就是教育問題。」(孔慶東、摩羅、余傑編選：《審視中學語文教育》)。據說，就是因為這麼一句話，錢先生差點被北大趕出了校門。整個北大「驅錢」事件均是口耳相傳，沒有什麼真憑實據。但北大的學生倒是在網上發起了一個「保衛北大」的活動，不知與錢先生能夠繼續留在北大是否有關。
　　
　　中國學術界戕伐學術良心的真憑實據來自清華大學。2003年3月，清華大學教師秦暉到北大講演「中國農民問題」。主持人在黑板上介紹秦暉是「清華大學教授，博導」，但秦先生到講台後，用黑板擦把「博導」兩個字輕輕地擦掉了。原來，清華大學早在兩三年前就禁止他帶博士研究生了。實際上，秦先生曾被北大拒之門外。1995年，清華大學歷史系聘秦暉為教授。1998年，秦暉與清華大學續簽了三年合同，但到2000年3月，清華大學單方面將合同撕毀，迫使秦暉重簽一份合同，合同有效期是那一年的7月。在那之後，秦先生實際上就算下崗了。據說，秦暉先生目前是清華大學文學院聘請的「院級教授」，其待遇相當於副教授。(志林：學術爭鳴為何屢屢捲入政治漩渦？)。
　　
　　秦暉犯了清華大學的什麼律條，被給予這樣的處分？是他的學問不深，水平不高？秦暉可以說是中國首屈一指的農民問題專家，著作等身。是他道德不端，品行不好？凡是有過與他親身接觸經歷的人，無不為他的誠懇，他的誠實，他的謙虛，他的清貧所感動。一所大學，對一個學者還能有什麼其他要求呢？有。中國的學術界還要求他沒有學術良心。秦暉的主要社會改革主張就是「改革要『公正』，『分家』要公平」。這既惹惱了他所說的「大家長」，也遭到了那些急於瓜分國有資產的精英們的痛恨。這就是秦暉在中國學術界的尷尬處境。
　　
　　在清華，因為堅持學術良心而受到懲罰的並不只是秦暉一個人。清華水利系老教授黃萬里為了中國的水利事業操了一輩子閑心，但卻被清華剝奪了幾十年的教書權利。(亦明：超一流的夢想，不入流的作為：評清華大學計劃在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學)。與秦暉和黃萬里這兩位有良心的教授呈鮮明對照的是清華的另外兩名教授：一個是兩院院士、被中國學術界尊為「泰山北斗」的張光斗，另一個是自以為自己是個人物的清華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李希光。張光斗在五十年代黃河三門峽工程上馬決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怎麼說都不算光彩，與黃萬里先生的堅決反對有天壤之之別。(黃觀鴻：黃萬里生前控告張光斗在黃河與長江問題上謊言惑眾)。可就在去年，張光斗在中央電視台對全國人民說，他曾反對三門峽工程上馬。(張凱華：張光斗抨擊設計錯 渭河災起三門峽)。五十年前靠犧牲學術良心來撈取了半世榮華富貴，到了臨死關頭卻又要把別人的良心硬往自己的肚子里塞，中國的學者怎麼這麼不要臉？與行將就木的張光斗相比，清華的博導李希光則正處壯年。這位一張開嘴巴就讓公眾噴飯的傳播專家，為中國人民做出的最大貢獻就是要求國家立法，不許人民在互聯網上自由傳播自己的思想。(趙凌：「李希光事件」前後)。正是因為他敢於做缺德、不要臉的事，李希光才能夠成為清華園裡的大紅人。
　　
　　在中國的學術界，不能講良心，不論是學術良心，還是社會良心。否則，連飯都吃不上！
　　

6 團結就是力量：組織起來搞腐敗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團結就是力量」。學術腐敗份子們深知此言不虛，於是紛紛成幫結夥地搞起了腐敗。
　　
　　據何祚庥院士揭露，「曾經有幾位院士，聯名向國家打了一份報告，想要國家撥款40億元，發展一個新項目。可是結果發現，報告中的一些基本數據都算錯了，其中一個關鍵技術指標算錯了100倍，產量算錯了60多倍」。(曾偉：科學家要避免誤導公眾政府)。這哪裡是在搞學術，簡直就是在明目張胆地騙錢。這種事情如果發生在工商界，詐騙未遂的案犯也會被判入獄。可是，中國的院士好象穿了刀槍不入的馬甲，騙成了就賺了，騙不成就算了。這個案子至今沒有下文，中國的公眾至今不知道這幾個騙子院士到底是誰，他們受到了什麼樣的制裁。中國從什麼時候起對騙子變得如此地寬容？
　　
　　其實，這個流產的40億元欺詐案還不是數目最大的。在非典肆虐大陸之際，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就拉上了另外21名院士給政府寫公開信，要求政府「構築我國預防醫學創新體系」。可這22人中，有20人的專業與預防醫學毫不沾邊。[亦明：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續)]。誰都知道，在自然科學界，學科已經高度專業化，一個人的學術水平的高低只適用於他自己所在專業，超出他的本專業，他的學識很可能連普通人都不如。這就是所謂的「院士院士，出了他的院，他啥也不是」。這個道理，身為科學院副院長的陳竺院士當然不會不懂。那麼，他為什麼把一幫不懂專業的院士拉到一起來「構築我國預防醫學創新體系」呢？他是在搞人多勢眾，以便趁非典之亂達到竊取、壟斷國家的科研資源的目的。(亦明：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國難當頭，中國的院士卻要趁火打劫，真是喪心病狂到了極點！
　　
　　集團腐敗並不僅限於自然科學界。就在去年，喧囂一時的「貝拉走向世界」案隆重登台，我們看到八名北大清華的教授博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共同參與了這個騙局的策劃。(童大煥：學者們也被「策劃」了？——評「百萬美元買貝拉小說版權」大騙局)。同樣在去年，驚天動地的劉涌死刑案，我們又看到了14名「一流法學家」為罪犯的翻案挖空心思。(蒲紅果：北大教授為劉涌改判叫好 遭到網友「責難」)。(下詳)。
　　
　　是的，干這些缺德的事，他們也心虛，他們也害怕，所以他們要成幫結夥地干，既給自己壯膽，也要威嚇他人。團結就是力量！令人感到恐怖的是，他們總是能夠找到大批可以團結的同類！
　　
　　七 中國目前的學術腐敗是前無古人的
　　
　　按照中國學術界當權派的說法，學術腐敗是「在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風氣在大學校園、科研機關的反映」。也就是說，學術腐敗的污染源來自社會，是這個「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社會把學術界這塊凈土給弄髒了。事情果真是這樣嗎？
　　
　　早在九百多年前，蘇軾就曾說道：「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蘇軾：范增論)。1668年，義大利醫生雷迪(Francesco Redi)證明，肉上的蛆來自肉中的蠅卵。到了19世紀，法國科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更建立了「生源說」，證明發酵來自微生物。也就是說，肉湯中沒有微生物，它是不會自發地變味的。因此，「凈土」說既不符合科學，也根本就沒有事實來佐證。追尋中國學術腐敗的根源，人們的目光不得不再次直視學術界本身：學術界中沒有蛆蟲，沒有細菌，外界怎麼能夠把腐敗「反映」進去？
　　
　　1 「學士」和「術士」
　　
　　學術界是由人組成的，而這些人被統稱為「知識分子」。一般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起源於春秋戰國時代的「士」。而實際上，「士」的起源是商、周時代的醫、巫、史、優。正所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司馬遷：報任安書)。當時，士雖然身為貴族，但卻是貴族中最低等的，列於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後。東周時期，朝綱不振，天下大亂，士的傳統地位喪失，於是逐漸從貴族的隊伍中遊離出來，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也就是利用腦力來謀生的人群。當時的士，可以分為兩大支，一支的主要活動就是著書立說，招生授徒，建立學派，也就是以搞「學問」為主，他們可以算做「學」士。「學」士們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文化最為繁榮的「百家爭鳴」局面。但是，經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再經過漢武帝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學」士很快就消亡了，他們的殘餘成了靠「尋章摘句」維生的「老雕蟲」(李賀：《南園》)。
　　
　　春秋戰國時的另外一些士幹什麼呢？當門客，做說客，搞縱橫捭闔，搞挑撥離間，搞雞鳴狗盜，搞朝秦暮楚，也就是依附於某個大貴族，利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識」來博得主子的信任和寵愛。戰國時的信陵君、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每個人都有門客上千人。這些人，主子得勢，他們奉迎巴結；主子失勢，他們就改換門庭。秦王朝統一中國之後，他們的主子雖然變成了一個，但讀書做官，「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觀念卻越來越根深蒂固。讀書，並不是為了搞學術，而是搏取功名利祿的手段和捷徑。這些人，也就是所謂的「術」士，是兩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也是目前中國學術界人士的正源。由於「術」士很多來自俳優，因此他們的一個「遺傳」特點非常明顯：在主子面前，他們是奴才，是戲子；而主子不在的時候，他們又裝主子。也就是說，他們沒有象西方學者那樣的獨立性。正是因為如此，毛澤東曾非常深刻、非常形象地把中國知識分子比喻為「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2 中國歷史上的學術腐敗
　　
　　其實，「術」士的行徑在最初雖然讓人不齒，但經過長期的進化並且逐漸吸收「學」士們的思想和道德，他們最終還是形成了自己的一套道德準則的。「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也。」(司馬遷：報任安書)。也就是說，「術」士經過修身、施愛，在取予間見道德，在榮辱間顯勇氣，最後揚名立萬，才能夠成為君子。明朝時，有個知識分子，名叫阮大鋮。阮大鋮才華蓋世，所寫傳奇被後人讚譽為「盡善盡美」，「本本出色，腳腳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但同是這個阮大鋮，又是士林中的敗類典型：他投靠閹黨權奸魏忠賢，官至兵部尚書，崇禎皇帝曾將他貶斥。後來他被南明小朝廷起用，立即竭力迫害自己的對手東林黨及其後身復社。清兵南下，他又率先投降。著名戲曲《桃花扇》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貶損阮大鋮，稱頌名士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寧死不與阮大鋮合流。由此可見，士林在當時羨慕的並不僅僅是高官厚祿和才華蓋世。他們還有自己的正義感。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今天中國的學術界專門繼承前輩的糟粕，而擯棄他們的精華呢？
　　
　　從另一方面看，歷史上中國學術界的大規模腐敗莫過於科場舞弊。有清一代，科場案頻頻發生，著名的就有順治十四年的順天鄉試案和江南鄉試案、康熙五十年的江南鄉試案、乾隆十七年的順天鄉試案、咸豐八年的順天鄉試案，等等。而清王朝對科場案的制裁手段也步步升級，在這幾個大案中，共處死了三十多人。清朝康熙五十年，在江南江南貢院舉行的鄉試中，主考官收受賄賂，閱卷人通伙作弊，實際上是把舉人的功名賣了出去。事情泄露后，江南舉子群情激憤，把「貢院」二字改寫成「賣完」，並且把財神爺的泥像抬到了孔子的廟裡。康熙聞訊，立即派員到江南查案。幾經周折，最後撤了兩江總督的職，而參與科場舞弊的案犯一律斬首。咸豐年間，「上召廷臣宣示戊午科場舞弊罪狀，依載垣、端華所擬，主考官大學士柏葰坐家人掉換中卷批條，處斬。同考官浦安坐聽從李鶴齡賄屬，羅鴻繹行賄得中，均處斬。」 (《清史稿·文宗本紀》)。堂堂正一品大學士主考官只是因為調換「中卷批條」、考官因為受賄、考生由於行賄，同時被砍掉了腦袋。是不是太狠了點兒？不過，不這麼整治，科場舞弊之風只能是愈刮愈烈。不論清王朝整肅科場的目的是什麼，其客觀效果卻都是保證了考場的乾淨，考試的公正。
　　
　　反過來看看中國現代的科場舞弊案。參與上海交大和海南大學招生黑幕的要員受到法律制裁了么？沒有。不僅法律的鍘刀沒有落到他們的脖子上，連黨紀和政紀的鞭子都沒有抽到他們的身上。人類歷史前進了二、三百年，中國的文明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3 逆向淘汰，劣勝優敗
　　
　　應該說，在「五四運動」之後的幾十年間，由於留學歐美和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主流，那時的學術界頗有一番欣欣向榮的氣象。儘管也曾有過錢鍾書筆下的三閭大學和方鴻漸之流，但中國近百年來的一些學術大師多數誕生於那個時期，這卻是無法否認的。1949年之後，中國雖然沒有出現幾個學術大師，但學術界人士大多都還能夠秉承前代的衣缽，專心於學術，潔身自愛。可是，為什麼進入九十年代之後，他們突然間從謙謙君子一下子變成了小偷強盜了呢？筆者曾這麼分析：著名學者潘光旦先生曾用四個「S」總結了自己的後半生：Surrender，，Survive, Succumb (投降、屈服、活命、死亡)，而這四個「S」與新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相對應：「投降」發生在「思想改造運動」；「屈服」發生在反右運動；在反右與文革之間，是苟活階段；而經過文革，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絕種了。但實際上，在經過第四個「S」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渣滓中借屍還魂，進入了第五個「S」：Shameless (死不要臉)。[亦明：扯下中國院士的神秘面紗(三)：矇騙政府、愚弄人民的院士]。
　　
　　其實，在第四和第五個S之間，還隔著一個被稱為「科學的春天」的八十年代。為什麼學術腐敗現象「隔代」在九十年代大爆發，並且能夠一直延續到21世紀？由於學術界的主體是人，所以必須從人員的組成和結構這個線索來進行分析。
　　
　　在過去的五十多年間，中國沒有出現學術大師的原因有兩個：第一，在政治統帥一切的環境下，真正的學者不敢搞學術研究；第二，在反右運動中，大批有思想、有才華的學者被趕出了學術界。也就是這兩個原因，造成了中國學術界自五十年代起就由平庸之輩控制的局面。八十年代雖然被稱為「科學的春天」，但也同時是中國學術界最為貧窮的時期，所謂「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拿手術刀的不如操殺豬刀的」種種現象就出現在那段時間。當時，中國的學術界發生了兩次人員大流失：一次是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大批學子到國外留學，一次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年青學者下海和從政。客觀地講，當時能夠留學國外的青年都是學術界中的佼佼者，遠非近年來從新東方語言學校大門走出來的新留學生可比。而那些下海和從政的學術界人士，在智力上也要比留在學術界的同行高出一截。也就是說，八十年代的兩輪篩選實際上等於中國學術界發生了全面的逆向選擇，至少在智力上說是如此。慢慢地，隨著文革前的學者全面退休，中國學術界的實權從平庸之輩的手中轉移到了那些被「篩選」下來的碌碌無為之輩的手中。他們掌權之際，也恰逢「科教興國」戰略實施之時。金錢象潮水般湧入學術界，對於搞不了學術的這些人來說，搞腐敗就成了唯一的選擇。
　　
　　儘管從九十年代末起，當年出國留學的人士開始大批回國，但他們之中的很多人根本就無法進入中國的學術界：茅坑已經被不會拉屎的人佔住了。而在少數能夠進入學術界的留學人士中，卻夾雜著一些騙子和惡棍，如陳曉寧和朱大海。(亦明：中國學術界的海龜與土鱉之爭)。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學術界目前正在進行著八十年代以來的第三次逆向選擇。
　　
　　從思想根源來分析，目前中國的學術界人士，絕大多數是在文革期間受到的中小學教育。也就是說，他們在青少年時代沒有受到什麼正規的教育。這從陳竺等人給中國政府關於「構築我國預防醫學創新體系」的公開信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這些院士連高中畢業生的語文水平都不具備。(亦明：從SARS研究看中國的院士)。如果從「教育是對人的異化」這個角度來說，這未嘗不是好事：沒經過正規教育的人，具有敢想、敢說、敢幹，想象力強，不受道德約束等特點。如果在公正、完善的制度下，他們的才智和膽識很可能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令他們對人類的科學和文化做出一番貢獻。可實際上，中國的學術界當時卻是處於一種真空、無序、甚至紊亂的狀態，學術界的當權派集立法、司法、行政大權於一身，他們利用自己的絕對權力和無邊膽量，造就了中國學術界空前的大腐敗。
　　

　4 勞工神聖？
　　
　　在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之中，有些人從事學術活動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的，就是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張子語錄》)。明朝年間東林學派首領顧憲成曾說：「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明史·列傳第一百十九》)。也就是說，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不論是從事學術研究也好，還是當官也好，其最終目的是要為百姓造福。這，應該看成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遺憾的是，這個優良傳統在今天也失傳了。
　　
　　近年來，雖然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但伴隨而來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最主要的社會問題就是貧富不均，兩極分化。這一現象的出現當然與現行政策有關，但一些經濟學學者在其中推波助瀾的作用卻怎麼估計都不過分。比如，以北大經濟學教授厲以寧為代表的一群人，無視中國有數億在貧困線上掙扎的民眾這個現實，恬不知恥地提出了「小康社會的標誌是有第二套住房」這麼個理論。根據這個理論，衡量中國經濟改革成功與失敗的標準不是有多少中國人民能夠過上衣食無虞、風雨無慮、老有所終、幼有所養的幸福生活，而是要看北大的教授有沒有自己的別墅汽車。對這些人來說，那些一家人靠五元人民幣過年的農民(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那些靠救濟金維持生計的下崗職工，好象都算不上是中國的公民。豈止不算是公民，在主流經濟學家們看來，他們連人都算不上，因為按照厲以寧的說法，「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那些窮得在生存線上掙扎的人，怎麼會是「巨大的財富」呢？是誰的財富？在「經濟學家」網站上，有這麼一條橫幅：「凱恩斯說，政客大抵都是經濟學家的思想的奴隸。因此，治國、平天下這些小事就讓政治家們干去吧，你的任務僅僅是在『經濟學家』網站當好奴隸主。」(見www.jjxj.com.cn)。明白了嗎？連政客都是他們的奴隸，那麼那些農民和下崗工人更不在話下了。奴隸是奴隸主們的財富。奴隸越多，奴隸主越富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人不再是勞動人民了，而是這些混帳經濟學家！
　　
　　就是這幫經濟學家，在中國的新聞媒體上大張旗鼓地提出了「經濟學是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這麼個口號。實際上，世界上除了倫理學，哪門科學是講良心、講道德的呢？講良心、講道德的應該是從事科學研究的人。那麼，這幫傢伙提出這麼個口號，豈不是在說毫無意義的屁話嗎？他們的目的何在呢？說穿了，他們是在用「經濟學是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這個幌子為自己不講道德和不講良心做鋪襯，然後好去明目張胆地干「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壞事。他們都幹了什麼壞事？這夥人乾的最大壞事就是鼓吹「教育產業化」，結果把一個在人類近代歷史上通行的公益事業在中國轉變成了一個吃人的產業。他們乾的其它壞事還包括：鼓吹擴大兩極分化，因為「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厲以寧語)；他們還要瓜分國有資產，搞「新公有制」(厲以寧：「新公有制」是大勢所趨)。據一位某省黨報的主編在酒後透露，在中國，最賺錢的買賣有兩個：一是倒賣國有資產，一是辦報紙──比它們還賺錢的買賣也有，但肯定都是非法的。原來如此。怪不得這些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經濟學家們不願意干「治國、平天下這些小事」，他們要干修身(養肥自己)、齊家(發家致富)這些大事。這些人的精明之處就在於：先把幹壞事合法化，然後再干。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奸賊也沒有他們精明。
　　
　　在現在的中國大地上，「不講良心、不講道德」的教授學者除了那些「主流」經濟學家，還有一些「主流」法律學家。2003年8月15日，瀋陽黑社會頭子劉涌死刑案被遼寧省最高法院改判為死緩。據報道，改判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由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刑法學專家陳興良等十四位「一流法學家」起草的一份《瀋陽劉涌涉黑案專家論證意見書》。消息傳出，輿論大嘩。(蒲紅果：北大教授為劉涌改判叫好 遭到網友「責難」)。最後，中國人民最高法院破天荒地主動介入此案，再次把劉涌定為死罪。問題是，這些法律專家的觀點為什麼與公眾的觀點相差這麼遙遠？據說，陳興良教授認為遼寧最高法院改判劉涌死刑為死緩是為了保障人權，因為「根據有關證據，在劉涌案件中有刑訊逼供的可能。」(引文同上)。這真是天大的笑話。陳教授難道是從月球上來的嗎？刑訊逼供是今天才有的嗎？是只限於劉涌一案媽？孫志剛被警察無辜地活活打死，陳教授怎麼沒有寫什麼意見書呢？你們的的屁股怎麼總是坐在有錢人的炕頭上呢？有人指出，陳興良等人受犯人之託擬定那個「意見書」，是「打著程序公正的旗號，破壞程序正義。」(佚名：劉涌案，中國法學界的恥辱還是光榮？)。真是一語中的。
　　
　　為了替自己的行徑找借口，陳興良還寫了一份近萬字的辯護書，再次高談什麼人權之類的論調，同時還說中國的法官水平比中國的法學教授低下，民憤不能夠代替法律，等等。(陳興良：關於「劉涌案」之刑事司法論壇)。這和那些主流經濟學家的腔調幾乎完全一樣：主流經濟學家要當政客的奴隸主，主流法學家要當法官的太上皇。你們乾脆把這個國家直接接管過去算了，還這麼羞羞答答地幹什麼？其實，這些「主流學者」既不是什麼奴隸主，也不是什麼太上皇。他們是典型的走狗和奴才，他們是春秋戰國時代那些俳優「術」士的直系後代。他們的主人名叫「權貴」。
　　
　　早在80多年前，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就曾喊出過「勞工神聖」的口號：「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絝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不要羨慕那領干餉的顧問諮議！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平安的多了。我們要認清我們的價值。勞工神聖！」(顧頡剛：蔡元培先生與五四運動)。80多年後，就在蔡先生掌過舵的北大，卻出現了這麼多敗類學者。勞工神聖？對這幫人來說，簡直就象是痴人說夢。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的學術界墮落了何止80年！它簡直是跳回了滿清王朝！
　　
　　寫到這裡，我是否可以說，中國目前的學術腐敗是史無前例的？中國學術界的當權派是否還有臉繼續唱什麼「凈土」的高調？
　　
　　八 中國的學術腐敗是世界罕見的
　　
　　(一) 國際學術界真的象中國學術界這麼臟嗎？
　　
　　對中國某些人學術界人士來說，他們搞學術腐敗的最大擋箭牌就是：腐敗現象在國際學術界也存在，所以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外國人能搞，中國人為什麼不能搞？按道理講，這個邏輯本身並沒有什麼錯，錯的是這個邏輯的使用：他們只把這個邏輯用在了腐敗現象上，至於外國人的優點，如潔身自好，如勤奮努力，如奉公守法，以及人家大把大把地拿諾貝爾獎，這些中國人是不會使用這個邏輯的。這樣一來，其結果就是，只要外國人能幹的壞事，中國人都有權利去干，而面對外國人乾的好事，他們卻裝聾作啞，假裝看不見。用老百姓的話說，這就是「不學好」。這也是中國學術界墮落的一個顯著的標誌。
　　
　　問題是，國際學術界真的象中國學術界這麼臟嗎？讓我們來仔細看一看吧。
　　
　　首先，在個體學術行為腐敗層面，鄒承魯先生總結了中國學術界內目前盛行的七類現象，其中只有第三類(偽造成果，纂改數據)和第四類(剽竊)在國外學術界時有發生，其它的，幾乎根本就看不到。比如說，「偽造學歷、工作經歷、論文」這類現象在歐美學術界幾乎就不存在。這倒不一定是他們不想干，而是沒有這麼乾的可行性。在歐美，學術圈子就那麼大，求職的首要條件就是要有2-3人來推薦，而絕大多數歐美人士寫推薦信，都是比較實事求是。僅此一條，那些心懷不軌之徒，即使想偽造學歷也沒有可乘之機。就算有人能夠得逞，一旦事發，也就前功盡棄。兩年前，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的橄欖球主教練喬治·歐列瑞(George O』Leary)跳槽到聖母大學，但由於他的簡歷中虛構的在新罕布希爾大學校隊打球以及在1972年從紐約大學得到碩士學歷的事情被人發現，結果上任僅五天就被迫辭職。在辭職聲明中，這位教練說：「由於多年前的自私無知，我使聖母大學，他的校友和球迷濛受了恥辱。」(Anonymous. O』Leary out at Notre Dame after one week)。實際上，蒙受恥辱的更是他個人。不僅如此，這個有三十多年教齡的名教練還丟掉了工作。一個體育教練偽造學歷就會得到如此的下場，可想而知，在學術界偽造學歷實際等於玩火。
　　
　　中國學術界第二類學術行為腐敗現象是抹煞別人成果，自我吹噓。誰都明白，這類把戲能夠得逞，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那就是，第一，吹牛人的狂妄和無恥，第二，聽眾的無知或愚昧。應該說，在歐美學術界，狂人不少，但無恥之徒不多。而既狂妄又無恥的人則更為稀少。即使是這些既狂妄又無恥的人，他們面對的卻是專業知識非常紮實的學者。吹牛皮，誰買你的賬呢？至於「為商業廣告做不符實際的宣傳」和「一稿兩投」，完全違背一個學者的基本道德，不用誰去規定，絕大多數學者都會自覺抵制。少數無恥之徒，根本就找不到市場。「搭車」署名現象倒是有，但頗為少見。可以說，在歐美學術界，問題最嚴重的腐敗現象(他們叫「學術犯罪」)就是偽造數據和抄襲剽竊。這些，留在下面詳細介紹。
　　
　　其次，再看看集團學術權力腐敗。歐美學術界與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前者為純學術機構，不謀求物質利益。中國的學術界則不然，他既要求名，還要謀利。比如，北大清華都建有自己的公司，而這些公司的主要利潤都來自股票市場和房地產業，而不是來自本校教師的科技研發。[亦明：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三)：北大商人(1)；無恥的嘴臉貪婪的心(四)：北大商人(2)]。上述這個差別造成了一個這樣的效果：歐美學術界將自己的名譽和信譽看得與自己的生命等同，因為他們追求的學術成就就是建立在信譽的基礎之上的。而中國的學術界則不然，雖然名利他都想要，但如果他控制了權力，他就把利放在第一位，什麼名譽，什麼信譽，他都可以犧牲。這就是在中國學術界腐敗分子受到保護的原因。除此之外，在歐美學術界，很少看到學者搶奪行政職位的現象，這是因為，第一，行政權力在那裡幾乎不能夠作為謀取私立的途徑；第二，行政官員的選拔都已經制度化了，象中國學術界那些骯髒陰暗的勾當，在那裡根本就行不通。當然，歐美學術界並不是白壁無瑕。八十年代，哈佛大學醫學院爆發「達西醜聞」，而哈佛大學就涉嫌掩蓋事實真相，它的所作所為受到了同行的猛烈批評。(下詳)。
　　
　　第三，讓我們看看歐美學術界是如何對待學術原則的。前面提到，所謂學術原則就是對真理的強烈追求和信仰。在歐美學術界，他們最崇尚的一個原則就是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什麼是學術自由呢？根據「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AAUP)《1940年學術自由與終身教職的原則聲明》，學術自由就是從事研究和教學的自由。為了保護這個自由，「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AAUP)最終在1940年迫使美國的大學建立了所謂的「終身教職」制度(Tenure System）。(舸昕：漫步美國大學)。
　　
　　實際上，「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就是一個行業工會，而它們搞的這個「終身教職」制度，如果說在六十多年前還有必要的話，到了21世紀的今天則根本就沒有多少存在的理由。因此，這個制度近年來在美國社會受到了極為猛烈的抨擊。因此，如果要在歐美學術界尋找制度上的腐敗，「終身教職」制度首當其衝。(舸昕：漫步美國大學)。但奇怪的是，這個制度卻是中國的大學極力要效仿的。
　　
　　無論如何，學術自由也好，終身教職也好，它們所反映的是大學教授在大學中地位的提高和上升。換句話說，美國的大學由行政當局治校，慢慢地向教授治校轉變，儘管這個轉變還沒有徹底完成。雖然目前尚且無法斷定行政治校與教授治校的優劣，但由從事學術活動的主體來自治，至少聽上去比較合理。當然，教授治校的一個前提就是，他們有自治的能力，並且他們能夠把公眾的利益而不是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國最早由教授自治的大學是托馬斯·傑弗遜創建的弗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但這所學校在教授自治了幾十年之後，也不得不在20世紀初放棄這個傳統。(舸昕：漫步美國大學)。同樣，在20世紀初，由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壓制學術自由，一些大學教授在紐約市建立了「社會研究新學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學校由教授自治。但這個狀態維持了僅兩年，「社會研究新學校」就不得不聘請校長。(舸昕：從哈佛到斯坦福)。
　　
　　現在，美國的大學可以看成是由行政當局與教授共治，教授的「權力」更偏重於學術方面。共治的好處就是能夠互相監督，互相控制，使絕對的權力變成了相對的權力。1954年，美國杜克大學董事會決定要授予美國副總統尼克松榮譽博士學位，可是杜克大學的教授對尼克松在五十年代初參與極右派的反共狂潮記憶猶新，就是不通過這個議案，結果尼克松這個杜克法學院的校友一生都沒有得到這個榮譽學位。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歐美大學很難製造那麼多菜教授，那麼多水博士，更不會出現那麼多爛校長。
　　
　　目前有人主張在中國通過實行教授治校來治理腐敗，其實這隻不過是一廂情願而已。因為即使真的能夠實行教授治校，靠中國目前的這些教授，主要是些學閥和學霸，只能夠把學校越治越糟，而不是越來越好。
　　
　　(二) 國際學術界腐敗案例
　　
　　首先要說明的是，由於中國學術界具有「不學好」的本性，喜好學習外國人乾的壞事，而不努力學習人家好的東西，並且他們傾向於拿國外的髒東西來當成自己的護身符，所以，我原本不想寫這一部分，免得給這幫敗類提供精神食糧。但轉念一想，有比較才有鑒別。把外國人最骯髒的東西亮一亮，再拿它們與中國的髒東西比一比，不就更能說明中國的學術腐敗是世界罕見的么？退一萬步說，即使是中國的腐敗分子真的能夠從國外的糞便中找出幾顆豆子吃，難道他們還能成仙得道不成？於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
　　
　　1 哈佛大學：達西醜聞(主要參考文獻：舸昕：《從哈佛到斯坦福》)
　　
　　約翰·達西(John Roland Darsee)是哈佛大學醫學院一個附屬醫院的博士后研究人員，他的導師尤金·布勞恩瓦爾德(Eugene Braunwald)是哈佛大學教授、也是美國科學院當時心臟科學的唯一院士。在八十年代以前，由布勞恩瓦爾德指導過的130多名研究人員中，已經有40多人在美國的大學里獲得了正教授和系主任的職位，而達西則被布勞恩瓦爾德認為是這一百多人中最優秀的。在1978-1981年間，達西作為主要作者，已經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其中絕大部分是論文摘要)。1981年春，布勞恩瓦爾德為達西爭取到了哈佛醫學院助理教授的職位。
　　
　　就在達西準備上任之際，他的三個同事發現了他偽造試驗數據的證據。哈佛大學馬上收回了給他的聘書，但允許他繼續在布勞恩瓦爾德的實驗室工作。五個月後，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發現達西提供的試驗數據與其他人的數據有極大的出入，達西醜聞這才走出了哈佛大學。最終，達西發表的17篇論文、53篇摘要被撤銷。NIH禁止達西在十年內申請或參加NIH的科研項目。
　　
　　不過，達西醜聞的名氣之大主要還是因為哈佛大學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出現了過失。達西從事的研究項目來自NIH，達西作假是在1981年5月被發現的，可是哈佛大學在NIH發現數據離譜之後，也就是半年之後，才正式通知NIH。在此之後，哈佛大學自己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八名成員中，有五名是哈佛的教授，儘管主任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擔任。這個調查委員會在兩個月內只開了兩次會，沒有與任何檢舉人面談，就在1982年1月下結論說，達西作假僅限於已經發現的那幾例。可是在1982年年底，由NIH組織的調查卻表明，達西的論文幾乎篇篇有假，他的作假歷史可以上溯到他的本科時代。NIH的調查報告直言不諱地批評了哈佛大學處理達西事件不當。
　　
　　哈佛大學很可能是從這個事件中吸取了一些教訓。1988年，哈佛大學教授、暴力心理學權威弗拉茲爾(Shervert Frazier)涉嫌剽竊。哈佛大學果斷地迫使這名教授退休。
　　
　　評論：達西事件是最早受到美國政府全面系統地調查的科學作假案件之一，其影響非常大。美國學術界目前處理此類學術腐敗案的一些習慣規則，如由外界主持調查，就是根據這個案例的最終結果形成的。如果用這個案件與中國科學院的水稻基因組物理全圖案相比較，人們不難發現，中國科學院連最基本的、表面的調查都不肯做，更不用說什麼深入調查了。其實，就個體學術行為腐敗來說，偽造試驗數據是中國學術界最大的禍根，其危害何止是抄襲剽竊的百倍千倍。也就是因為如此，那些當權的根本不敢去查：一旦這個蓋子被揭開，暴露出來的就是一個無底的黑洞。
　　
　　2 麻省理工學院：巴爾第摩事件(主要參考文獻：舸昕：《從哈佛到斯坦福》)
　　
　　巴爾第摩(David Baltimore)是美國生物醫學界的傳奇性人物。他26歲獲得博士學位，36歲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37歲獲得諾貝爾獎，52歲時(1990年)回到母校洛克菲勒大學任校長。在此之前，他一直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可以說，他是世界生物學界的權威，是美國學術界的領袖。但在1991年，巴爾第摩被迫辭去了洛克菲勒大學校長之職，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以「巴爾第摩事件」的主角而聞名國際學術界。
　　
　　那麼，「巴爾第摩事件」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巴爾第摩的一位同事在發表一篇論文時，由於使用了巴爾第摩實驗室的數據，因此也把他的名字署上了。後來有人揭發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有假。此事驚動了美國國會，它的一個委員會並且舉行特別聽證會，要調查這個事件。本來，有問題的那部分內容不是來自巴爾第摩的實驗室，因此這個作假案與巴爾第摩沒有太大的關係。但少年得志的巴爾第摩卻在關鍵時刻發表了一封措辭嚴厲的公開信，說美國「一小部分外界人士要利用這個小小不言、正常的科學爭執作為催化劑，另立新法來管制美國的科學。」這封信惹惱了美國國會和公眾，這個事件也就從此被打上了「巴爾第摩事件」的烙印。
　　
　　整個「巴爾第摩事件」的內容非常繁雜，加州理工學院的歷史教授Daniel J. Kevles曾寫有一本厚達400多頁的專著，名字就叫《巴爾第摩事件》(The Baltimore Case)。長話短說，NIH和國會的調查最後都得出結論說，巴爾第摩的那位同事確實造假，那個人也受到了與達西相似的處分。而巴爾第摩也被迫辭去了洛克菲勒大學校長的職位。不過，在1996年，巴爾第摩的那位同事上訴成功，NIH撤銷了五年前的結論，並取消了對她的制裁。巴爾第摩現在是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
　　
　　評論：學術界是整個社會的一部分，所以理應受到社會，包括政府的制約。「巴爾第摩事件」之所以成為「巴爾第摩事件」，實際就是科學家的自高自大，結果引起了公憤。美國聯邦眾議員丁吉爾在駁斥巴爾第摩的那封公開信時就說，「你說國會不懂科學上的事情，卻要插手科學，可是科學家在要求國會撥款時從來就不曾懷疑國會對你們的要求到底懂不懂。」不過，巴爾第摩自高自大自有他的本錢，而中國學閥學霸的自高自大則是一點本錢都沒有。巴爾第摩最終為他的失誤付出了代價，可中國的院士們卻沒有一人為自己的腐敗行為損失一根毫毛。
　　
　　3 斯坦福大學：「間接費用」醜聞(主要參考文獻：舸昕：《從哈佛到斯坦福》)
　　
　　1990年，就在「巴爾第摩事件」的硝煙在波士頓上空瀰漫之際，在美國的西海岸爆發出了更大的學術醜聞：有「西部的哈佛」之稱的斯坦福大學被聯邦政府的一個會計揭發，說他們利用所謂的「間接費用」欺騙聯邦政府的錢財。據這位會計估計，斯坦福大學在八十年代從聯邦政府多索取了2-4億美元。
　　
　　什麼是「間接費用」呢？「間接費用」是政府在發放科研經費時給予研究者所在單位的費用，用於房屋、水電、文秘等開支。一般來說，美國聯邦政府規定的間接費用率占科研經費的40-60%，超過上限，要簽訂「諒解備忘錄」。在整個八十年代，斯坦福大學與聯邦政府簽訂了90多個這樣的備忘錄，涉及金額二億多美元，而名列第二和第三的加州理工學院和麻省理工學院總共才簽訂了20個「諒解備忘錄」。不僅如此，斯坦福大學拿到聯邦政府報賬的項目包括該校校長卧室的裝修，他的婚禮招待會，斯坦福一家的墓地，甚至一艘豪華遊艇的折舊費。
　　
　　1991年3月，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調查斯坦福大學的這個案件。美國的新聞媒體也一擁而上，連篇累牘地報道此事。最後，斯坦福大學校長辭職，斯坦福大學向聯邦政府退還了100萬元間接費用，外加120萬美元罰款，儘管它拒絕承認自己犯法。
　　
　　評論：斯坦福大學的「間接費用」醜聞是典型的集團腐敗，但斯坦福大學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斯坦福大學後來專門請來公關專家來改善自己在美國社會的形象，外加其他費用，這個醜聞使斯坦福大學「直接損失」了3700萬美元。這個醜聞很自然地使人聯想到中國的北大清華：這兩所大學的校長和黨委書記不惜使用說謊和欺騙的手段，打著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幌子，向中國政府索取巨款。我之所以把北大清華欺詐案放到了學術界系統腐敗這個層次，主要是因為他們代表了中國學術界的整體行為，並且打著「學術」的幌子。而斯坦福大學只代表了自己。其實，北大清華的校長們之所以敢肆無忌憚地搞欺騙，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會為這個欺騙負道義和法律責任。
　　
　　4 貝爾實驗室：舍恩事件(主要參考文獻：Anonymous. Scandal Rocks Scientific Community; Service, R. F. Bell Labs Fires Star Physicist Found Guilty of Forging Data；Service：More of Bell Labs Physicist』s Papers Retracted)
　　
　

　　從2001年起，國際物理學界出現了一顆閃亮的明星，他就是貝爾實驗室的舍恩(Jan Hendrik Schön)。在短短的兩年間，他發表了90餘篇論文，絕大多數是在國際權威雜誌上，如《科學》和《自然》。有一段時間，舍恩每八天就發表一篇論文。他被譽為愛因斯坦第二，被視為諾貝爾獎的當然得主。不過，在2002年的9月，舍恩建立的這座科學大廈頃刻間土崩瓦解，他發表的論文被所刊載的雜誌整批整批地撤銷。僅在11月份，《科學》雜誌就一次撤銷了舍恩的八篇論文。
　　
　　舍恩是德國人，事發時只有32歲。他的倒台，實際是早晚的事情。2002年春天，有人發現舍恩的試驗結果根本就重複不出來，而普林斯頓大學和康乃爾大學的物理學教授分別發現舍恩的三篇互不相關的論文卻含有完全相同的圖表。貝爾實驗室馬上開始了對舍恩的調查。儘管舍恩把原始記錄徹底地銷毀了，調查組還是得出了結論：他的試驗結果多數是偽造的或經過篡改。貝爾實驗室在調查結束后馬上把他解僱，而德國的一個世界著名的研究機構，德國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撤銷了給他的聘書。貝爾實驗室的董事長歐西發表聲明說，我們為這一科學不端行為發生在貝爾實驗室而感到深切地悲痛。在它77年的歷史中，這是第一次。
　　
　　評論：舍恩事件是21世紀以來世界上最大的科學作弊案，受到影響的不僅是他個人，並且包括在世界學術界享有盛譽的貝爾實驗室、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以及《科學》和《自然》雜誌。科學界的權威都能夠被一個「小青年」胡弄得團團轉，可想而知，在科學研究中偽造數據、弄虛作假的危害有多麼嚴重。據說，國內有些大學錢多得花不完，於是懸出以下賞格：在《科學》和《自然》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獎金一百萬人民幣。不知道這個懸賞是在鼓勵學者呢，還是在刺激騙子。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如果能讓中國學術界的騙子在世界上曝光，花個一百萬人民幣，值！
　　
　　5 印度庫曼大學：校長剽竊案(主要參考文獻：Maylie, D. Physics prof』s article found plagiarized; Raj, G. Plagiarism scandal brewing; Pande, S. Academic Scandal Rocks Kumaon University)
　　
　　2002年春天，斯坦福大學物理學教授卡拉什收到了一個匿名電子郵件，郵件的內容是告訴她印度庫曼大學(Kumaon University)的校長拉吉普(Balwant Singh Rajput)剽竊了她199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而與拉吉普一同剽竊的一個學生還要因為這篇剽竊的論文獲得一項國際獎項。卡拉什在最初沒想對此採取什麼行動，但她後來聽說庫曼大學物理系主任被突然解僱，她決定插手。因為她認為這位主任是由於調查這樁剽竊案而丟掉工作的。
　　
　　卡拉什在這年10月起草了一封給印度總統的信件，該信有七名斯坦福大學物理學教授(其中三名是諾貝爾獎得主)簽名。在這封信中，卡拉什寫到：「一代極有天賦的印度物理學家已經得到國際物理學界的廣泛認可，並且為印度物理學帶來了極大的榮譽。如果印度科學的這個崇高的聲譽被少數幾個剽竊者所敗壞，那真是太可惜了。」雖然這封信沒有能夠直接到達印度總統的手中，但通過互聯網路和權威學術刊物的報道，印度總統得知了這個事情，他於是組織了一個調查委員會。經過兩個月的調查，這個委員會認定拉吉普剽竊案成立。2003年2月，拉吉普被印度政府撤了庫曼大學校長的職務。
　　
　　評論：庫曼大學剽竊案與東南大學校長顧冠群剽竊案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主角都是大學校長，操刀剽竊的都是他們的學生，最後兩個大學校長都把責任推給了自己的學生。但這兩個案子的最大不同點是結局：印度的剽竊校長被解僱，而中國的剽竊校長則紋絲不動。中國政府在等什麼呢？難道在等洋人教授寫控告信？難道還需要諾貝爾獎得主的簽名？顧冠群案不處理，中國科學的聲譽，如果還有的話，就一定會敗壞在這些學術小偷的手中。
　　
　　6 遲到的懲罰(主要參考文獻：Starr, D. Revisiting a 1930s Scandal, AACR to Rename a Prize；Hagmann, M. Researcher Rebuked for 20-Year-Old Misdeed.)
　　
　　康乃琉斯·羅茲(Cornelius Rhoads，1898-1959)是美國著名癌症專家。在癌症研究領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個青年科學家大獎，Cornelius P. Rhoads Memorial Award，具有極高的地位。2003年，主持這個獎項的美國癌症研究學會(AACR)決定把康乃琉斯·羅茲的名字從這項有二十多年歷史的大獎中去掉，理由是他不再適於充當青年科學家的楷模。為什麼呢？
　　
　　原來，在2002年，波多黎各大學的一位生物學教授偶然發現了康乃琉斯·羅茲在三十年代寫的一封信。在這封信中，羅茲咒罵波多黎各人是世界上最臟、最懶、最下流、最好偷盜的民族。「這個島嶼需要的不是公共衛生事業，而是滔天的海浪或能夠把這個種族徹底滅絕的災難。」羅茲在這封信中還說，「我已經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來使這個滅絕進程向前推進：我殺了八個人，並且把癌細胞植入了另外幾個人的身體。」雖然美國癌症研究學會組織的調查沒有發現羅茲殺人或轉移癌細胞的證據，但它得出的結論是，這封信本身就足夠把他的名字從這項大獎中剔除。AACR接受了這個建議。
　　
　　1999年，德國馬克思·普朗克學會(The Max Planck Society)主席發出了一項正式「譴責」(censure)，被譴責的對象是著名生物學家、馬克思·普朗克醫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的主任彼得·西伯格(Peter Seeburg)。原來，西伯格在20多年前曾任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參與了人類生長激素基因的克隆。1998年，加利福尼亞大學與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就這項發明專利打起了官司，西伯格在法庭作證時說，他在1978年加入這家公司時，把這個基因的克隆也從加州大學帶了過去。而且，他們後來在Nature上發表論文時，還偽造了這個克隆的來歷。
　　
　　這篇證詞一經公布，馬克思·普朗克學會的主席馬上組織了調查。後來，由於那家生物技術公司向加州大學交納了兩億美元賠款，這個官司在庭外和解，馬克思·普朗克學會的調查才終止。最後的處理決定是針對西伯格坦白的在發表論文時偽造數據，而不是「偷竊」基因克隆，因為在當時，加州大學尚沒有這方面的明確規定。西伯格後來決定把自己從專利賠償中所得的數百萬美元捐獻給慈善機構。
　　
　　評論：從上面這兩個例子來看，國際學術界中，儘管存在一些問題，但由於它的自我調控機制比較好，所以最終總能夠伸張正義，剷除邪惡。也就是說，國際學術界存在一個向好的方向發展的進化機制。這個機制在中國目前的學術界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說，中國學術界是在向壞的方向發展，並且是在加速發展。從另一方面講，羅茲的醜惡面目在他死去四十多年後終於暴露於世，他也受到了相應的懲罰。而中國那些踩著工農大眾的腦袋往上爬的學者是否也能夠被死後鞭屍呢？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九 結論：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
　　
　　行文至此，本該是筆者下結論的時候了。但我倒要先問一問中國學術界的那些人大代表，那些大學校長，以及中國科協的那個什麼委員會：中國的學術腐敗問題到底是被誇大了還是縮小了？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是被社會污染了，還是它正在污染著社會？你們自己說一說，中國的學術界到底有多腐敗？！
　　
　　其實，我根本就沒有企望這些人會良心發現，承認中國學術腐敗的現實。本文所舉的事例，他們早都知道，而且知道得比別人還要多，還要詳細。他們之所以閉著眼睛說瞎話，是因為他們的立場，他們的利益：學術腐敗的嚴重性如果讓政府和社會知道，他們這些人，或者說他們這個「階級」，在這個「社會轉型期」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得到的好處就可能會煙消雲散。所以，即使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他們也要大聲呼籲：不要誇大學術腐敗。也就是說，這些人的立場是和整個社會對立的，他們的利益是和中國公眾相違的。
　　
　　不過，這些學術腐敗「低估派」的呼籲倒是件好事，它至少把學術腐敗問題擺到了檯面上，人們可以自由地討論這個問題。最可惡的是那些悶頭搞學術腐敗的傢伙：任憑你怎麼批，怎麼罵，只要他的職不被撤，只要他可以繼續搞腐敗，他都不在乎。名，我所好也，利，我所好也。名利不可兼得，舍名而取利也。這也就是中國目前學術界的一大特點─「笑貧不笑娼」：不管你的學術水平多麼低劣，不管你的道德修養如何敗壞，只要你有權，只要你能搞到錢，你就是中國學術界人人景仰的大腕兒和大師。
　　
　　那麼，到底應該如何定性中國的學術腐敗呢？應該說，這是一場規模空前、史無前例、世界罕見的社會腐敗。說它是規模空前的，是因為在中國的學術界，在幾乎所有的單位，所有的領域，所有的層次，人們都很難找到一塊「凈土」：腐敗現象在隨時隨地地發生，人們已經對這些現象習以為常了。一位記者在調查顧冠群抄襲案時，就對學術界「內部一些人士見慣不驚的態度」感到吃驚。(馬莉英：東大校長捲入剽竊風波續：有關人士接受專訪)。說中國的學術腐敗是史無前例的，世界罕見的，是因為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世界，縱觀人類歷史，如此全方位、大規模、深層次的學術腐敗從來就沒有發生過，除了現在的中國。
　　
　　大學誕生於十二世紀的歐洲，而現代科學誕生於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在中國，現代學術界，也就是以西方現代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為主要內容的教育、研究領域，最多只有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但在過去的大約十年裡，中國的學者卻把這個代表人類文明的大廈中的「中國館」糟蹋成了污穢遍地、邪惡橫行的權學、錢學交易市場。我不禁要問：他們哪來的這麼大本事？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就找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
　　
　　也許有人會問：是否可能給中國的學術腐敗定定量呢？可以。2002年，就北大王銘銘抄襲事件，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說：「王銘銘抄襲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佚名：代表委員提醒：一流大學建設謹防3大誤區）。2003年，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鄒承魯先生在回答中央電視台記者的問題，「(學術)腐敗到底到什麼樣的程度？普遍到什麼樣的程度，有沒有百分比？」時說：「我想如果在自然科學界的話，有10%也許有。」(中央電視台：鄒承魯：痛擊科學腐敗)。應該說，這個10%的比例只是對腐敗人數的估計，也只是一個估計的下限，因為它僅包括了學術行為腐敗，而沒有包括高層次的學術腐敗。其實，即使是10%，它也意味著中國的院士隊伍中，有上百人是腐敗院士；中國每年上萬的新科博士，有數千是腐敗博士；中國的幾十萬教授大軍中，有幾萬人是腐敗教授；中國每年幾千億元人民幣的科學研究開發和高等教育經費，有數百億元被學術腐敗給吞噬掉了。
　　
　　事實上，學術腐敗分子吞噬的不僅是國家的財富。他們還在腐蝕這個民族的文化基礎，敗壞社會的道德風氣，毀掉中國的「科教興國」之夢。學術腐敗對中國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在破壞一代青年的良知，使這個腐敗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梁勇：莫讓學術腐敗的風氣玷污了孩子；楚舟：「剽教授」後面必有一批「竊學生」)。從這一點來說，學術腐敗的危害性比吏治腐敗和經濟腐敗都要大。實際上，學術腐敗是吏治腐敗、經濟腐敗勢力的宣傳部、後勤部、培訓部，他們為社會上的腐敗勢力造輿論聲勢，給他們提供精神給養，為他們培養後續人材。學術腐敗是中國社會的心腹大患！
　　
　　章太炎曾把社會的腐敗分成兩種，一種是「土崩」，一種是「魚爛」。土崩是從外面開始，一層一層地崩坍，而魚爛則是從裡面開始，一直向外爛。可以說，中國的學術界目前就處在魚爛狀態：它就象一具金縷玉衣包裹著的腐屍，從外面看金碧輝煌，但它散發的臭氣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它腐敗的程度。
　　
　　中國學術界目前的狀況不禁使人聯想到中國科舉制度崩潰的前夕。當時也是士風日下，舉人遍地。翰林回鄉，根本就沒有了往昔的榮耀，富商大賈一改往日對他們的巴結奉承，相反，對他們避之唯恐不及。清朝的末科狀元劉春霖在奪魁之後到各地拜訪高官，俗稱「打秋風」，飽受冷遇。(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歷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這與現今的博士、教授貶值，何其相似！一位清末考生參加中國最後一次科舉考試時的所見所聞是這樣的：頭場拆魁星、二場捉槍手、三場偷號燈。「士子之無行至此，科舉雖欲不廢，不可得也。」(鍾毓龍《科場回憶錄》，轉引自：何懷宏：選舉社會及其終結──秦漢至晚清歷史的一種社會學闡釋)。這又與現在的大學考場多麼相似！
　　
　　歷史很少有偶然的巧合，而今年又恰逢中國廢除科舉制度的一百周年。那麼，菜教授滿街走，水博士到處流，竊學生遍校園的現象，是否預示著中國學術界的腐敗勢力盛極而衰、行將滅亡呢？就在猴年的鐘聲即將敲響之際，傳來了上海「某名牌大學」的九名博士生集體炒導師魷魚的消息。(姜澎：不甘長作編外「僱員」 上海九名博士生怒炒導師)。這新年的鐘聲，是否是中國學術腐敗勢力的喪鐘？

回復 10# 起軒

FLG = SB

不錯的文章，中國的學術界都是被大學閥把持了。

沒有一點公平可言

回復 10# 起軒


    Not a single case cited in the article is dated after 2003. It sounds like  this  is an old article.

Not a single case cited in the article is dated after 2003. It sounds like  this  is an old article.

不足為奇,我的論文發表后,至少幫助了200個博士的博士論文.
助人為樂嗎.

不足為奇,我的論文發表后,至少幫助了200個博士的博士論文.
助人為樂嗎.
lushao 發表於 2010-5-20 12:56

有博士頭銜卻沒有研究能力。。。。。

起軒 發表於 2010-5-24 08:37
有博士頭銜卻沒有研究能力。。。。。

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