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從疫苗事件看中國輿論監督

來源： 國際先驅導報      2010.4.1   

【訪談對象】展江：男，1957年生，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系教授。曾在海軍部隊服役9年，從事記者工作8年，後進入大學任教。

【訪談動機】
    這是一場有關事實真相的交鋒。
    一方，《中國經濟時報》首席記者王克勤，在3月17日發表的《山西疫苗亂象調查》一文中披露：近年來，山西省出現近百名兒童致殘致死現象，而這些兒童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都注射了各種防疫疫苗。
    另一方，山西省衛生廳，在3月18日即調查稱，發病兒童與「高溫暴露」疫苗無關。此後，山西省政府在新聞發布會上進一步保證，該省疫苗監管嚴格，疫苗質量有保障，請廣大人民群眾放心。
    不論真相如何，至少在質疑－回應的交鋒中，人們再次看到了輿論監督的力量。
    這與新聞學者展江及其同事的新近調查研究結果相符：近年來，中國媒體的報道尺度比以往有一定程度的拓寬。這意味著，曾在2004年至2006年間處於低谷的調查性報道有了鬆動和反彈的空間。後者，素被輿論界認為是輿論監督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因此這更意味著，中國輿論監督的向前發展。
    「如果媒體不作為，很可能整個社會都無所作為。」展江說。那麼，現階段的中國輿論監督的力度和水平如何？我們該怎樣看待並理解在當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輿論監督使命？

【訪談語錄】
    ★媒體環境的巨大差別導致了一些本地媒體難有作為，幾乎喪失了監督職能。反言之，本地媒體的監督功能如果發揮，那麼我們可能不會在一些重大事件前措手不及。
    ★地方政府要「捂蓋子」，媒體現在就要「揭蓋子」。在互聯網時代，捂蓋子越來越難。
    ★如果整個社會監督體系主要靠輿論監督，那其實是有些悲哀的。所以要想使得輿論監督更有效，就需要建立全面制度化的監督。

【作者】《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鄧媛 發自北京

「我們具備輿論監督的物質條件」

    《國際先驅導報》：山西疫苗事件讓公眾再次聚焦輿論監督，您如何看待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輿論監督的發展？

    展江：2001年至2002年，電視媒體擔當輿論監督的主力，比如中央電視台的《焦點訪談》、《新聞調查》節目，當然其他媒體如《中國青年報》、《財經》雜誌也有很好的業績，但電視類的輿論監督節目影響力更大，而互聯網還比較弱勢。
    2003年初到2004年9月，調查性報道湧現了很好的作品，甚至出現了批評北京一些不法現象和突發事件的報道。在2002年《北京計程車業壟斷黑幕》后，又出現了比如「龍膽泄肝丸事件」等調查性報道。2004年李長春看望《焦點訪談》欄目組時，更是鼓勵媒體進行輿論監督。2003年全國評選的「八大風雲記者」，有七個是做輿論監督的。說明輿論監督受到鼓勵，受到高層的大力支持。此外，央視《每周質量報道》這一節目的出現讓食品安全問題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議題。
    經過一個低潮期以後，從2007年初至2008年5月，調查性報道開始反彈。因為社會矛盾積累得過多，開始爆發出來。期間比較出色的報道如「山西黑磚窯事件」，得到了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批示。
    而從2008年5月至今，中國的輿論監督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有兩個標誌。一是汶川大地震期間，中國官方對新聞比較開放，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肯定。另一標誌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實施，促進了媒體監督政府。所謂問責、監督形成了制度，儘管目前仍不健全，但《條例》本身就是一大進步。

　　Q：現階段中國輿論監督主要有哪些特點呢？

    A：第一是「摸著石頭過河」，欠缺法制的保障。當然也有進步，比如頒布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迫使涉及政府的信息必須公布。
    第二，中國的媒體強大。現在媒體覆蓋的群體和影響力的廣泛都前所未有，電視有10億受眾，網民3.83億，手機用戶7億多人……這說明媒體對社會是有效覆蓋的，如果完全發揮出媒體的監督作用，那麼輿論監督的力度可想而知。但如果媒體自律做得不好的話，媒體的負向作用也會很明顯的，比如「三鹿奶粉事件」曝光前，有媒體為其剛做過宣傳：「三鹿，1100道檢測關的背後」。後來，東窗事發，有網友就戲謔道，三鹿扇了這家媒體1100個耳光。
    不過單從技術角度來講，我們已經具備了媒體監督社會的物質條件：這就是媒體發達、強大。
    第三，媒體作為和環境不一樣。北京和廣州的媒體在輿論監督方面做得最好，其他地方的媒體表現基本上是差強人意，有的地方甚至做得很差。為什麼表現差？不是媒體不想做，而是地方官僚綁架了媒體。地方官員一方面打壓媒體，一方面利用媒體為其歌功頌德。我認識一些地方媒體的朋友，他們有時抱怨道，監督一個村裡的問題，就會受到市裡省里的干擾。這就說明，媒體環境太差。
    所以，媒體環境的巨大差別導致了一些本地媒體難有作為，幾乎喪失了監督職能。反言之，本地媒體的監督功能如果發揮，那麼我們可能不會在一些重大事件前措手不及。不過，我看到了一些希望，今年「兩會」上上海市委書記、湖南和河南省委書記等都表示歡迎輿論監督。這個轉變是觀念上的還是實質性的，當然需要時間來檢驗。
    第四，就媒體內部而言，已經培養出了一批具有專業技能和專業知識的媒體人才。特別是一批調查性報道記者已經成長起來了。

行政干預過多導致輿論監督無為

    Q：您怎麼評價輿論監督對當下中國的重要性？我們的輿論監督做得夠不夠？

    A：中國離不開輿論監督的根本原因是權力缺乏制衡，而媒體空前強大。媒體目前在溝通社會、監督權力方面必不可少。在特定的情況下，甚至是唯一的途徑。所以要把媒體的監督作為整個社會治理的重要一環。我們要有一個「和諧社會」，和諧是要通過很多監督來實現的。
    目前，中國的輿論監督做得還遠遠不夠。我們現在社會矛盾加劇，很多矛盾都是積累起來的。官民對立、貧富懸殊……如果早點讓輿論介入的話，也不至於發展到這麼嚴重。

　　Q：是什麼原因造成的這種情況？

    A：一個原因是當地的行政干預過多，使得本地輿論監督無所作為，另外輿論監督目前還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其實中央應該表明一個態度，如同2004年李長春做的那樣。長遠來看輿論監督需要法治的保障，但目前來看高層的態度可能在現實中更起作用。

健全的法制保障不可或缺

    Q：動輒靠「中央介入」，需要投入很大的行政資源，有沒有根本性或者說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

    A：在未來很長時間，要改變不經過「中央」的方式，只能在全國的制度變更上做文章。社會應該有一套完整的監督體系，行政的、司法的、立法的、黨內的、黨外的、社會團體的、公民的……。但現在這些監督形式還不健全。這些監督事實上和輿論監督是相輔相成的。輿論監督的效果就是完善法制，通過填補法制的漏洞來解決各種問題。如果整個社會監督體系主要靠輿論監督，那其實是有些悲哀的。所以要想使得輿論監督更有效，就需要建立全面制度化的監督體系。
    當然，現在公眾可以比較明顯地看到，媒體的輿論監督功能發揮出來后，會比較有用。而這個「有用」主要是外地媒體的監督。我也相信，若沒有剛性的制度要求，本地媒體很難發揮輿論監督作用。

    Q：現在不是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來保障嗎?

    A：我覺得現在即使有《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它也需要進行調整和完善。我曾經建議過，有幾個環節需要解決。第一，巡查機制。對地方政府是否主動披露信息，最好是由學者組織起來進行全國巡查，督查政府網站的信息披露，督查它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督查它和媒體的溝通，督查它的常規表現和在歷次突發事件中的表現。
    第二，仲裁機制。如果對信息適合公開與否存在爭議，那麼需要有中立的仲裁機構，我們現在並沒有。
    第三，從長遠來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應該變成《政府信息公開法》，前者的法律位階比較低，不適應時代需要。   
    談到法制，除了《政府信息公開法》，還應該有《新聞法》，明確規定，新聞工作者和媒體有哪些權利，而同樣這部法律也能夠約束媒體和記者的不當行為。如果發現有記者借輿論監督之名去敲詐勒索，那麼就可以依法對其進行問責和懲罰。如此一來，也使輿論監督更有公信力。畢竟，媒體自詡為「正義的化身」，但必須有科學的表達。

網路時代，「捂蓋子」越來越難

    Q：未來成功的媒體監督是否必然離不開網路的力量？傳統媒體與網路兩股力量如何才能更為緊密的合作，從而使得輿論監督更有效？

    A：網路監督和傳統媒體結合起來，這當然是未來輿論監督的發展趨勢。
    我個人認為，傳統媒體和網路在輿論監督方面結合的力度還不錯。現在門戶網站里有一批以前從事傳統媒體的工作人員，只要有條件和制度保障，我相信未來兩者的結合將會越來越緊密。
    當然，靠網路媒體進行深入和持續的新聞調查是不可能的，傳統媒體更重要的是專業的理念和技術，對事實、證據的把握，對評論尺度的拿捏比網路媒體更嚴謹。我認為，未來的調查記者其實應該少寫博客，因為博客很可能讓媒體從業人員從一個報道者變成一個鼓吹者。一個好的報道者不應是一個意見的發表者，記者不宜預設立場去從事採訪調查。近十年來的媒體發展有一個突出的變化，就是在輿論監督的同時，監督性報道在理念上要求秉持公平、公正、客觀、平衡的原則。這一點，應該是記者的共識。
    而對網路媒體而言，現在已有一部正在討論中的法律草案，就是《侵權責任法》，其中第36條規定了網站轉載責任，轉載失實今後可能要負連帶責任。
    Q：溫總理在今年記者招待會上提出「要創造條件讓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您認為我國還可以為媒體監督和網路監督創造哪些條件？

    A：加強法治建設，落實憲法。除了剛才談到的內容，還應該關注憲法第35條和41條。前者賦予公民言論和出版自由，後者賦予公民批評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利。所以尤其關鍵的是《憲法》第41條。公平正義的陽光要照進來，首先法律的陽光要照進來。

　　Q：您對中國輿論監督的未來發展樂觀嗎？

    A：謹慎地樂觀。因為現在由於互聯網的加入，輿論監督的力度更強大了。地方政府要「捂蓋子」，媒體現在就要「揭蓋子」。在互聯網時代，捂蓋子越來越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