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陳德銘部長：中國期待公平自由的貿易環境

來源：央視網 2010年03月08日16:20

　　芮成鋼專訪陳德銘部長：中國期待公平自由的貿易環境

　　芮成鋼：陳德銘部長您好，感謝您在兩會期間接受財經頻道的專訪。首先我們從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8%」這個數字說起，總理也說今年這個8%跟去年的8%不一樣，使我們聯想到去年的8%里三架馬車的配比結構應該也跟今年很不一樣。在投資、出口、消費這三架馬車當中，有兩架馬車其實是在商務部。陳部長，您覺得這8%當中，三架馬車的配比應該是多少？

　　陳德銘：我說個大概念，在去年的8.7%中，投資增長比較快，國內的社會商品零售額完成了16.9%，基本上是最近幾十年來最好的，外貿總進出口是13.9%的負增長，所以從去年的結構中可以看出，外貿對GDP的增長是負的。我預計今年總的情況會有所變化和改善，一是國內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將仍然保持跟去年差不多水平的增長，投資雖然不在我這駕馬車裡，但是我曾經在那個領域工作過，我個人覺得會有所增長，但是按照中央調控的目的可能增幅會比去年略微小一點；二是今年的外貿會有正增長，我們預期能夠增長8%到10%左右。

　　芮成鋼：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強調「複雜」這個詞，今年確實有很多的不確定性，比如歐洲的債務危機會不會在世界上引發新一輪的金融恐慌等問題，在這些不確定性中，您最擔心的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您覺得我們是不是應該管理好自己對外貿出口的期望值？

　　陳德銘：總理反覆強調今年的國際環境和形勢有很多的不穩定和不確定性，在我看來，不穩定、不確定性有幾個方面：一個是歐盟的主權債務問題，歐盟的主權不僅在希臘，也表現在西南歐的其他幾個國家；另外，作為金融危機的海嘯陣員，美國的壞賬也沒有完全消耗掉，它的地產風險和信用卡風險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儲蓄增長、國內消費增長的速度還是很緩慢，而他們的失業率還高達10%左右。但是總體來講，今年的經濟比去年向好是可以肯定的。另外還可能有一些政治因素，比如全球各國的宏觀調控政策何時退出需要有一個協調，這個問題可能會在G20和其他一些國際會議上討論，但是我覺得各國的情況差異很大，形成統一步調是不容易的。第二就是貿易保護主義十分嚴重，在經濟學中，當失業率達到10%時，政治家們可能會失去理智。我希望這種情況不要出現，但是好像始終有這種現象存在，因為本國的賬款對國際自由貿易存在嚴重的保護主義。所以在國際環境里，我最擔心的就是失去理智的貿易保護主義。

　　芮成鋼：總體感覺您對2010年的預期是謹慎樂觀的。

　　陳德銘：是的。

　　芮成鋼：但是如果出現了特別複雜的情況和困難，商務部是不是也有一些應對的預案？

　　陳德銘：我們對各種出現的預案都做了分析。首先，我們要做到信息暢通，隨時對國外近兩百個經商機構所在國的情況及其他一些貿易情況進行分析和評判，對風險高的國家我們要提醒我們的企業。第二，我們希望通過世貿組織賦予我們的權利，對貿易實行救濟措施，如果出現貿易保護主義，正常貿易受到侵害的情況，我們應該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保護企業正當的外貿經營權利，採取必要的措施進行干預和保護。第三，我們國家現有的對外貿所採取的一系列符合世貿組織規則的經濟方法和手段還要繼續，也就是溫總理在報告說的「不輕言退出」。最後一點就是要告誡我們的企業，作為市場競爭的主體，企業要調整結構，轉變方式，在新的國際架構下提高競爭力，開拓市場。

　　芮成鋼：與此同時，我們還要進一步擴大內需，提高消費。

　　陳德銘：對，這一點也很重要。

　　芮成鋼：在擴大消費方面，您覺得我們還有哪些更好的做法？

　　陳德銘：總體來講，今年對經濟的拉動有相當大一部分依靠國內消費。（擴大消費）最根本的方法還是要提升傳統的消費結構，同時培養新的消費，比如信息、旅遊、健康保健、家政等這些消費要逐步地培育，從而提升全國人民消費的結構。為了做好這一點，整個國家大的政策就是繼續增加人民收入，繼續維護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和更加完善的就業服務體系。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商業部門要做的擴大消費工作的第一步是完善現代的商業流通網路，使這個網路高效、便捷而且低耗；第二是在這個網路下開創一些新的消費工具，比如網上購物每年會百分之百地增長，我們在統計中發現，這些新的消費工具使用者90%以上是18到30以上的年輕人；第三就是為了使這個系統更完善，使各種信息服務包括消費者權益保障做得更好，我們要加強對市場秩序和產品質量的監督，對物價要有一個宏觀調控。

　　芮成鋼：今年溫總理的報告中也反覆「兩難」這個詞，比如要平衡長期與近期的關係、國內與國外市場的問題等，作為商務部長，您覺得最困擾您的「兩難」是什麼？

　　陳德銘：我覺得從大的方面講是出口和進口平衡的兩難問題，我們的企業還是有相當大的競爭力，勞動成本決定了我們的中低檔商品在世界上是有一定優勢的，但是如果僅僅有這一塊而沒有進口的促進和平衡，那麼我們的貿易是不夠平衡的，長此以往是難以維持的。所以我覺得在進口和出口的平衡方面會有一個「兩難」，需要採取一些促進進口的政策，增加我們所需要的機電設備、關鍵零部件等重要商品的進口。另外，有些國家對我不完全開放市場，對我實行出口管制，我們要帶出這些先進的發達國家對我國的出口，這也是溫總理報告中明確提出的觀點。另外一個「兩難」就是平衡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的問題，進口多的時候就會影響國內廠商的生產，這就有一個平衡問題。在平衡兩個市場時，進口這一方面的難度會顯得相對大一點。

　　芮成鋼：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時強調，要加快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您覺得在這方面，商務部2010年的思路和規劃大概是什麼？

　　陳德銘：按照總書記講的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調整外貿結構，首要的是調整出口結構。我們把它分為幾個方面：第一，勞動密集型產品還要繼續穩定，因為我國是一個勞動力非常充裕的大國；第二，在先進的機電產品設備、高新技術方面，我們要鼓勵培育和增加出口，事實也證明這些技術和產品在很多國家是有市場的；第三，大的結構調整要將一般的貨物貿易更多地轉向服務貿易，因為我們在貨物貿易上保持順差，但在服務貿易上是逆差，而且還有很多國際市場值得開拓；最後是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這是非常艱巨的任務，我們要從一般的OEM轉向ODM或OBM，就是從簡單的加工轉向帶有設計的、能夠銷售的模式，而這個過程會帶來一些市場的開拓和就業的增加。

　　芮成鋼：這兩天我在採訪兩會的代表、委員們的過程中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對中國勞動力的新判斷：一方面，中國在勞動力問題上供大於求的現象沒有根本地改變，目前出現的民工荒僅僅是局部地區失衡或培訓沒有做到位導致的；另一方面，新一代農民工對於用工的待遇收入等和他們的父輩有很大的差異，吃苦耐勞的精神也有很大的差異，所以有人說廉價勞動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但是也有人說廉價勞動力仍然是中國最大的比較優勢，您會選擇站在哪一邊呢？

　　陳德銘：媒體記者們發明的「民工荒」這個詞很有亮點，很吸引眼球，但是如果從經濟意義上講可能不夠完整，因為現在出現的民工荒現象可能不是一個總量問題而是結構問題，是一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或者年齡結構的問題。中國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勞動力的紅利期，我們的人口還要增加，這是我們未來走自己發展道路的一個特色，如果沒有這個特色，我們很難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轉變方式，調整結構。現在確實出現了局部地區勞動力供求跟不上的問題，我想這大概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就是專業技術培訓沒有跟上去；第二是反映農民工的政策需要落實，讓他們有一個穩定的機會，比如幾年以後跟城市居民享有同樣的待遇條件；第三是表現出沿海一些地區已經不適合繼續搞勞動力過於密集的產業，需要往內地轉移。我做了一些調查，原來幾千上萬工人集中在一個廠里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的紡織品廠，現在因為勞動力不夠，訂單遠遠增加，廠里研究發現這些民工從全國十來個省過來，生活費用很大，所以他們就定幾個村幾個點，把活分配到農村去，以生產隊組織家庭作業的方式就近加工。原來的方法雖然生產成本低，但勞動力本身消耗的成本高了，現在就近轉移，畢竟中國西部的生產成本和生活成本比較低，所以這也促進了產業向中西部轉移。這個現象提醒我們的宏觀決策部門考慮我們的物價、匯率和其他的各種政策，要保持相對穩定，也就是說我們要琢磨一下，勞動力繼續提升的空間有多大。

　　芮成鋼：最後一個問題想請教您，去年我們財經頻道也跟隨您出訪過很多次，我們有一個切身的感受就是似乎目前中國面臨的壓力，比如人民幣升值、中國進口外國產品的壓力越來越大。在這次達沃斯論壇期間，法國總統薩科奇甚至公開反對全球化。似乎很多西方發達國家——中國傳統的出口目的地國，覺得三十年全球化進程的好處大多都被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拿走了，而他們自己的生活水平沒有得到很大的提高，所以我想這也是現在的貿易摩擦這麼多的原因，可能未來的五到十年，中國面臨的這種壓力會越來越大。今年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遠遠大於五年以前，在這方面您的思考是什麼？為了緩解這種壓力，中國是不是需要給予世界更多呢？

　　陳德銘：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也是我們需要長期面對的課題。我個人認為，世界的全球化是不可滅的，因為科學技術在不斷發展，信息越來越發達，但是這個過程會有曲折和反覆。當年推動全球化時，發達國家從他們自身的利益出發，把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了現在這些國家，他們沒想到一些新興國家因此而成長起來，而且這些國家自己也開始進行自主創新，提高產品質量，最後形成了一個適當的競爭情況。當時我覺得這個問題在全球化的進程中會通過各國之間合理的調節和全球治理結構的完善得到解決，而且誰也阻擋不住。

　　現在對中國的這種聲音有一些是經濟因素，也有一些是政治因素，因為我們在全球危機中率先向好發展，而有些國家現在還在高失業率下，他們需要轉嫁國內的政治矛盾，比如選舉的需要，議會的支持，他們總得找出一個原因，就把很多問題一股腦地推到中國和其他幾個新興國家的身上，比如拋出了經濟結構失衡、氣候、匯率等問題。

　　關於匯率的問題，其實總理已經回答了，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所以我想討論跟匯率相關的貿易順差和逆差的問題。國際上說人民幣匯率的低估主要是說我們有較大的順差，其實事實不是這樣的。中國在貨物貿易上是有人民幣的順差，貨物貿易裡面的一般貿易我們是逆差的，主要是在加工貿易上有順差，在服務貿易上我們是逆差的，所以現在只說貨物貿易應該是不完整的。拿貨物貿易來看，2008年的順差是2900多億，2009年在各國採取嚴重保護主義時，我們仍然擴大進口，順差降到了1900億，整整下降了1000多億，今年的一二月份又比2009年同期減少了一半的順差，所以我們的順差很多時候是在減緩的。再看看順差的結構，其中對美國的順差佔70%多，對歐盟的順差佔60%多，而對周邊國家和最不發達的地區比如南美洲，我們是比較大的逆差，也就是說我們幫助了很多發展中國家，我們單邊地對他們採取降到零關稅的做法，讓他們的產品進入中國，所以中國是一個非常負責任的大國。

　　我們的順差中，對美國的順差佔70%，這也就是美國的很多議員、經濟學家最近給我國施壓的一個主要理由。甚至有一些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更是直接地教導美國現在實行更加強硬的保護主義，把中國說成是一個重金主義的國家。其實在貿易跟貨幣跟金本位脫鉤，脫離了金本位以後，這種重商主義已經沒有存在的可能，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堆隨時可能貶值的紙幣。我們現在跟美國的順差應該在一個自由貿易的前提下討論，比如說兩國都可以便利地買到對方的商品，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出現較大的順差，我們商務部願意跟美國的相關政府部門討論如何來縮小這種順差。但是現在我們沒有一個基本的自由貿易的條件，我們每年對美國有幾百億美金商品的需求，但是美國至今還對中國單獨實行出口管制限制，對其他國家都是開放。在這種情況下討論兩國的貿易順差和逆差，考慮匯率高估還是低估的問題，就不存在基本前提，所以我不知道那些議員和經濟學家是真的不知道這個現象還是故意迴避這個問題。但是我想，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很高，採取對中國單一的出口限制措施，對美國人民和美國企業是不公平的，對美國經濟的復甦是不利的，跟奧巴馬總統最近的國情咨文里提出的五年內要出口翻一番成為最大貿易出口國的目標趨向也是相悖的。中國是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巨大的市場，如果美國不讓我們需要的產品到中國來，那它未來的市場在哪兒呢？所以我想這個問題的前提是公平自由的貿易。

　　芮成鋼：謝謝。

但是現在我們沒有一個基本的自由貿易的條件，我們每年對美國有幾百億美金商品的需求，但是美國至今還對中國單獨實行出口管制限制，對其他國家都是開放。在這種情況下討論兩國的貿易順差和逆差，考慮匯率高估還是低估的問題，就不存在基本前提，所以我不知道那些議員和經濟學家是真的不知道這個現象還是故意迴避這個問題。但是我想，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很高，採取對中國單一的出口限制措施，對美國人民和美國企業是不公平的，對美國經濟的復甦是不利的，跟奧巴馬總統最近的國情咨文里提出的五年內要出口翻一番成為最大貿易出口國的目標趨向也是相悖的。
沒有放屁 發表於 2010-3-10 07:11

頂，非常好的辯解。美國趕緊賣給中國航母，抵消貿易逆差。